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五

译内翰执事：苏洵是一个贫困居家的平民，常常私下叹息，认为天下人不可能全都贤能，也不可能全都不肖，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必定会分离，分离也必定会再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于治理天下，范公在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您和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奔走上下，在用兵之地竭力。当时天下的人，不论有毫毛、头发、丝缕、米粒般大小的才能，都纷纷奋起，聚合成为一体；而我苏洵自量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在其中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心性，希望自己的道将要成就，便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道还没有成就，范公西去，富公北调，您与余公、蔡公分散到四方，尹公也失势，奔逐于小官职位。我当时在京师，亲眼看见这些事，忽忽然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一离去，即使我的道成就了，也不再足以作为荣耀。后来又转念思考，想到从前众君子入朝，起初一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也一定有小人从中离间。如今这个世道若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心，使自己的道大有成就而等待时机，有什么妨害呢？我退居十年，虽不敢说自己的道已经成就，但胸中浩浩荡荡，仿佛和从前不同了；而余公恰好也在南方取得成功，您和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做了宰相，形势将要重新聚合为一体。我既欢喜又自我庆贺，认为自己的道已经略有成就，果然将有机会把它发挥出来。随后又回头思量，从前我所仰慕、爱悦而不能见到的，大概有六个人；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但六个人中已经有范公、尹公二人去世，于是又为此潸然流泪而悲伤。唉，这两个人再也见不到了；但我所依靠来安慰这颗心的还有四个人，于是又用这话自我排解。想到只剩四个人，又急切地想见他们一面，以表达心中想说的话。然而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边塞之士不能立即用言语通到他的面前；余公、蔡公又在万里之外，唯独您在朝廷之中，官位也不算太高，可以呼唤攀援托请，把话让您听到；可是我又被饥寒、衰老的疾病长期困住，不能亲自到您的门庭。像我这样仰慕、思望、喜爱这些人，十年不能相见，而其中范公、尹公二人已经死去，那么剩下四个人中，难道有谁因为形势所限，不能立即用言语相通吗？怎么可以因为不能亲自前往，就马上停止呢？您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我苏洵对它的了解尤其深，超过天下其他人。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言语简约而意思完备，不说险峻刻露、斩截凌厉的话，但它的锋芒却不可触犯。韩愈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样，浑厚浩荡、流转不息；其中鱼鼋蛟龙和种种怪物令人惶惑，却又抑制遮蔽，不让自己完全显露；人们望见它深沉的光辉、苍茫的色泽，也自然畏惧退避，不敢逼近直视。您的文章，迂回从容而周详完备，往复百折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而没有间断；气势尽了、言语极了，急切地说尽言语、论尽道理，却又宽舒闲易，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种文章都明确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深沉而悠长，光彩油然而幽深，俯仰揖让之间，带有您的神态；陆贽的文章，遣词用意切近恰当，具有您的实际。至于您的才华，又有自己超过常人的地方。大概您的文章，不是孟子的文章，也不是韩子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喜爱称道别人的善处而又不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足以当得起这种赞美。不明白的人，却以为称赞别人是为了求得别人喜欢自己。用称誉别人来求得别人喜欢自己，这种事我苏洵也不做。我之所以称道您的光明盛大之德而不知停止，也只是想让您知道我了解您。虽然如此，您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即使没有见过您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欧阳子这样的人。然而我不幸陷落在草野泥涂之中，而我求知道理的心也只是接近、粗略有所成就，若想徒手奉上一封短笺，把自己托付给您，将使您从哪里了解我？又从哪里相信我呢？我少年时不学习，直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读书，开始同士君子交游；年纪已经很晚了，又没有专心刻苦、勉励品行，以古人为期望，只看见和自己同列的人都不如自己，便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后来困顿更加严重，才取来古人的文章阅读，开始觉得他们说话、用意和自己大不相同。时常回头审视自己，又觉得自己的才力似乎还没有止步于此。于是把从前所作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论语》《孟子》、韩子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正地独坐，整天阅读，如此已有七八年。刚开始时，进入其中便惶恐不安；广泛观察它们之外的文章，又惊骇震动。等到时间久了，读得越来越精，胸中豁然开朗，觉得那些人的言语本来就应当如此；但仍不敢自己写出言语。时间又久了，胸中的话日益增多，不能自我控制，便试着写出来。写完以后再三阅读，浑厚充沛，觉得它们来得很容易。然而仍不敢认为这样就是正确的。近来所作《洪范论》《史论》共七篇，请您看看怎么样？唉，我这样琐细地自我陈说，不明白的人又将以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别人知道自己。只希望您思量我十年来的苦心，知道这些并非偶然，然后加以察看。上文丞相书【苏洵】

译昭文相公执事：天下的事情，在开始时加以控制；开始时不能控制，就要在尚未形成时控制。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始，便没有后来的忧患。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挽救它，那么开始时并不是没有谋划；如果在开始时失误，到了最后才设法挽救，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遗漏而不受影响。所以古人控制事情的开始，有在百年以前就为之安排的。大概周公营建东周，是为数百年后等待周平王东迁。然而等到他收取天下士人、分辨他们贤能与不肖时，却未曾在开始时就把标准推到极限。他曾在诸侯中举用人才，在太学考察他们，在射宫引见他们，又用弓箭考验他们，准备得如此周全。然而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和周公的弟弟，生来与他们相处，熟悉知道他们性情所好所恶；与那些安置在太学、在射宫学习的人相比，本应了解得更详细。然而他们不肖的实际情况，最终没有在这时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任诸侯、代理监国，面对大事而不能自己决定，然后才败露，显现出他们不肖的才能。况且张弓射箭时一次不失仪态，不肖之人有时也能做到，圣人难道认为这样就足以完全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吗？大概只是要借此树立名目来收取天下士人，然后再观察他们面对事情时的表现，淘汰其中不肖者。所以说：开始时不能控制，就要在事情尚未形成时控制。这里有个人在沙中寻找金子，把沙金收集起来再扬去沙土；只有扬沙扬得精细，才是在扬沙中求取金子，而在收集时便不加选择；否则，金子和沙砾都不会被记录下来罢了。因此想求得天下所有贤能俊杰，不如放宽开始时的选择；想要求天下官员都以实际成绩受考核，不如把最后的考察做得精细。如今天下的官员，从相府直到一县的丞、尉，数目实在多得不可胜数；然而总数已经确定，其余官员充斥官籍，大臣便建议减少任子、削减进士名额，以求使天下便利。我私下观察古代的制度，开始时宽略，最后精考，使贤能者容易进用、不肖者容易被检举。容易被检举便容易退黜，容易进用便贤能者众多。贤能者多被进用而不肖者容易退黜，还忧虑官员冗滥什么呢？如今却在开始时设置艰难，我私下恐怕贤能者难以进用，而不肖者反而没有区别。现在掌握天下士大夫进退权力的，朝廷内是御史，朝廷外是转运使；而士大夫中品行清白、没有过失、可以任为官吏的，实际上没有多少。相公为什么不推想一下呢？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个月，便查办了两个官吏；吴中复离职以后，官吏因罪被免职的，竟有多年没有一个。不过，这只是我苏洵所见的情况；天下这么大，其他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国家法令十分严厉，我从蜀地来，看见凡是做官经商的人都不纳税；除非追捕、征调、发役，平常都可以役使天子的百姓，因此知道天下犯法的官吏非常多。顺着他们犯法这一点加以罢黜，十年以后，将会出现分配职务而人员不足的情况；这项权力在御史、转运使，而御史、转运使的权力实际上在相公手中，只是很容易施行罢了。如今四方士人聚集在京师，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不谈这件事；但都不肯向上面说一句话，实在是认为这样近于为自己谋私。苏洵是西蜀人，正没有被当世任用，幸好又不再把科举放在心上，所以能够在其中放言而不必嫌疑。恭惟相公慨然具有忧虑天下的心，征伐四国来安定天子，毅然立于朝廷以威势控制天下；声名显著，功业成就，文治武功并用。这样，您一生所期望的功业之重、富贵之极，都已经享有，再没有什么不足。只是如果能够得到天下众多士人，与他们一起享受这种成就，便可以再次振作您的志向。因此我就把这些话告诉您的左右，请相公裁断。上富丞相书【苏洵】

译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京驱逐宰相，选用旧臣，认为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们，使他们处在相府，与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当时阁下的职位，实际列在第三位。那时候，天下人都高兴庆贺，以为阁下只是不做宰相，所以默默居于这里。如今正值困顿而重新起用，起用后又恰好重新做了宰相，而且又正逢这个时候，难道不做一番事业吗？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望如此深厚！不做一番事业，又凭什么满足我们的期望？所以大家都说：“以后颁布命令若有不同于往日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富公所为。”人们早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望来望去却没有看见，不免忧愁疑惑。唉，之所以没有听到消息，一定是因为距离太远。即使进一步传到京师，也没有听到什么。不敢因此怀疑，仍然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又一直这样不变，都说您是贤人。”有人说：“他心中其实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天下人还没有见到。”然而仍然不能不忧虑。大概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又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与这样的人共事，都站立于朝廷；只要使我知道他们的为人，知道他们都是善人，然后才没有忧虑。况且一个人的身子，想独揽天下的事情，即使受到当世信任，同列之人只要一句话怀疑他，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政事由别人主持而不害怕，事情不是自己办成而不嫉妒，这两点只有善人能够做到；即使如此，仍想取得他们的内心支持。至于普通人，政事出自别人便害怕会损害自己，事情不是自己办成便嫉妒它的成功，因此会产生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前面，有的人站在我后面，却都怀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因此君子在这些人之间进退，不应使他们对我产生不平。周公站在明堂听取天下政事，召公因此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大事疑惑，召公还不能相信周公这样的心。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定自身，又把事情告知成王。所以凡是安定自身，就是为了安定周朝。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这两方面都怀有不平之心，认为周王的天下，周公将要最终夺取它。周公诛杀了他们心中不能明说的不平，把可以明说的告诉召公，使他的不平之心得到调和。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能明说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他们的内心的。天下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他们的上面，将要有所作为，若能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呢？只是不能忍受区区小小的愤怒，因而造成不平的裂痕，就会损害大事。所以君子忍耐小的愤怒，包容小的过错，杜绝不平之心，然后面对大事，大家才会听从命令。况且我个人的小愤怒，不足以改变我的大事，因此宁可稍稍包容，使其间没有细小的嫌隙。古代君子与贤者共同居处、一起享乐，所以对他们的责求也很周详。不幸与不肖者偶然共事，却不谋划大事而只治理细节，就会远离事情的实际，对当世没有益处。所以天下无事时，才可以争论这些；否则就不可以。从前诸吕掌权时，陈平忧惧，想不出计策。陆贾进去拜见，说服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他的计策，最终得到绛侯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木强刚直的人，若不是陈平招致他，又是谁呢？所以贤者能够使不贤者发挥作用，不是因为不贤者能够使贤者发挥作用。从前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任宰相，只因他身边有小人，既不能诛除，又不能同他们消除忿恨，所以最终被斥退。到了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在一年之内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治理好，失误在过于急切、不能忍受小的忿恨，因而群小人也急忙把他驱逐出去。一旦离去，便再没有被任用，直到终身。恭惟阁下凭借世所罕有的才能，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深谋远虑，必定有所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道有志向，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恭敬地希望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上韩枢密书【苏洵】

译太尉执事：苏洵著书没有别的长处，至于谈论军事，议论古代形势，竟自比于贾谊所献的《权书》。虽然古人已经过去，但他们成败的迹象，假如能够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可。昨天因请求拜见，求您允许我进献末议，太尉答应了。我谨慎撰写这番意见，语言质朴直白，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议论，也没有极高而难以实行的主张。太尉只取其中大纲，不必责求细枝末节。古代并不是用兵决胜很难，而是养兵不用令人可怕。水在山中激荡，放入大海；挖开它使它成为沟渠，堵塞它使它成为池沼，这些天下人都能做到。疏导长江黄河，使水流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波，蓄积成太湖，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没有安定、盗贼没有消灭，才有地方施展他们不义的心，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实践他们杀人的事情。这个时候，勇敢的人没有多余的力量，聪明的人没有多余的谋略，机巧的人没有多余的技能；所以不义之心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来对付不仁之徒，杀人的事情施加在该杀的人身上。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而不解散，勇敢的人有余力，便想着用来作乱；聪明的人有余谋，便想着用来作奸；机巧的人有余技，便想着用来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大概虎豹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大叫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螫咬，就会啃噬草木来施放毒性。这种道理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起，秦、楚两地的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结伙起来，争相响应的数不胜数。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时，高祖也已经老了。这个时候，他分封诸将为王，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然而韩信、黥布之类相继起兵的有七国。高祖死在战甲之中，也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局面。祸乱接连延续到吕氏之祸，到孝文帝以后才安定。这是为什么兴起容易而收拾困难呢？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像决口的河流，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它崩溃四散，在数百里之间奔放，却只能拱手而不能挽救。唉！若没有圣人，凭什么善后呢？太祖、太宗亲自披挂甲胄，跋涉险阻，来斩除四方的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却在一天之内卷起铠甲、停止战争。传到第四代而天下没有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的土地不分给诸将，韩信、黥布之类便没有机会萌发反叛之心。虽然天下没有变乱，但兵器长期不用，不义之心积蓄起来而无处发泄，他们饱食安闲，便想向良民逞强。看他们平居无事时，出言怨恨来邀功于上；一旦有急事，就是得到千金，也不能使他们效力。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我苏洵确实亲眼见过。凡郡县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得到钱数百万，用作酒食馈饷的费用。舂筑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城墙就随即坍坏；这样过了几年才安定。事情办完，官吏互相庆贺，役卒互相夸耀，好像战胜凯旋等待赏赐一样。近来我在京师田间小路游走，那些人往往成群私语，没有什么忌讳；听当地人说，刚到春天时尤其不忍听。现在大概已经五六月了。恰逢京师忧虑大水，锄、耰、畚、筑等工具排列在两岸水边，县官每天花费千万，传呼慰劳询问的声音数十里不断；他们却仍然瞪眼斜视、像狼一样回顾，没有人肯出力效命。内有京师所听到的情况，外有西川亲眼见到的情况，天下的形势如今究竟怎样呢？统御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御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养尊处优，树立恩德、收取名声，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喜乐。所以这种方法不可以用来统御军队。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尽力而不求名声，拼死出力保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只系于一个人，自己不掺杂其中。所以统御军队是人臣的事情，不可以使天子劳累。如今所忧虑的，是大臣喜好名声而害怕诽谤。喜好名声，便多树立私恩；害怕诽谤，便不能坚决执法，因此天下军队骄横放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府，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得到他们的欢心，而太尉恰好接替了他。那位狄公只知道统御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才干。古代军队在外时，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时，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是为了作战；爱天子，是为了守卫。狄公把统御外部军队的心思施用于内部，太尉又不反过来改变这种做法，凭什么治理呢？有人认为，军队骄纵已久而无法治理，一旦用法令约束，恐怕会因此发生变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了他；将要到任的那天，张用济被斩于辕门，三军都股栗战栗。凭临淮侯那样强悍的人，来代替汾阳王那样宽厚的长者，三军将士便会肃然如同赤子离开慈母的怀抱，站在严师身旁，哪里还敢发生什么乱子？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虽然严厉，赤子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虽然严酷，天下人也不敢因此责怪君主。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天子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所以天下人都盼望他让人活下来。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却说：“这是天子杀的。”所以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的人多了，天下人也没有办法把怨恨归到天子身上。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伏望太尉思考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不要贪图一时的名声；竭尽大公无私之心，不要顾虑三军过多的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凝聚他们的心，太尉施加威严武力来振作他们的怠惰。他们想到天子的深厚仁德，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君臣之间的体制顺畅，敬畏与爱戴的道理也就确立了。除了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给上田枢密的信【苏洵】

译上天把这些给予我，难道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而瞽瞍也不能从舜那里夺走天下。它发自内心，出于言语，表现在事情上，确实不可改变。圣人不能把天下传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夺走天下；由此可见，上天把天下给予我，并不是偶然的。上天之所以把这些给予我，一定是有意任用我。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也不把它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实际上却是我自己把它搁置了。这叫作弃天。上天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求得我的幸运，我却把自己说得卑小以求被任用；至于上天把这些给予我究竟是为什么，而我却这样对待它，这叫作亵天。上天抛弃上天，是我的罪过；亵渎上天，也是我的罪过。不抛弃上天、不亵渎上天，但别人不任用我，这是别人不任用我的罪过，叫作逆天。这样说来，弃天、亵天，责任在我；逆天，责任在别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符合上天把这些给予我的心意，并求得免受天下后世的讥讽；责任在别人，我哪里管得了呢？我求免除自身的责任还来不及，哪里有空替别人忧虑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死在道路上却不感到疲倦，不怨恨、不惭愧、不沮丧，本来就是知道责任所在啊。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一类人，不足以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要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如果我的心力没有竭尽，我担心天下后世便没有办法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而他们也将有借口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孔子、孟轲在地下的眼睛就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如此。能够这样生，能够这样死，能够这样处于贫贱，也能够这样处于富贵；升腾便成为天，沉降便成为深渊，流动便成为河川，停留便成为高山；这些都不干预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完成了。我非常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好自身，忍受不了饥寒困穷，便向别人号哭。唉！假使我确实死于饥寒困穷，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一定会有归属。若他们不自行承担自身的责任而忧虑，我却把那责任取来加到自己身上，岂不是过分了吗？如今苏洵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然而对于自己的内心，也有一点不敢过分轻视的地方。为什么呢？天下的求学者，谁不想一步就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等到不能成功时，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即使是千金之家的子弟，也可以变贫；普通人也可以变富；人不是上天所给予的，即使凭借使人贫穷、使人富有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天子的宰相能够使人活、使人死，这也不是上天所给予的。即使凭借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如今苏洵用力学习圣人贤人的学说，也已经很久了。我的言语和文章，虽然不知道究竟能不能用于当今、流传后世，却只是奇怪自己得到它们并不费力。当我在心里苦思时，好像有人启发我；在心里得到它、写到纸上时，好像有人在帮助我。难道其中没有一句接近道的话吗？千金之家的子弟、天子的宰相，求之而不可得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我的内心能够自负；或者上天也确实把某种东西给予了我吧。从前在益州拜见您时，当时的文章浅薄狭窄，令人可笑；饥寒困穷扰乱了我的心志，声律和记诵的学问又跟着破坏了文章的体格，实在不值得观看。几年来退居山野，自以为永远被弃置，与世俗日益疏远，才得以把全部力量尽情用在文章上。诗人的婉转，骚人的清峻深沉，孟轲、韩愈的温厚醇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明切实，投入到所要表现的方向，无不随心如意。我曾试着认为，董生得到圣人的经义，他的缺点是流于迂阔；鼌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他的缺点是流于欺诈。有了这两个人的才华却不流于偏失的，大概只有贾生吧？可惜在今天的世上，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写了两篇策论，题为《审势》《审敌》；又写了十篇文章，题为《权书》。苏洵有一顷山田，若不是荒年便可以不挨饿；努力耕种、节省用度，也足以终老。不肖的自身不值得珍惜，但上天所给予我的东西，我不忍抛弃，也不敢亵渎。您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士人的任用与否，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所以我冒昧把所谓两篇策论、《权书》十篇献上。平生所写的文章，路远不能多送；有《洪范论》《史论》十篇，最近已经献给翰林学士欧阳公。您与他朝夕相处，一同议论天下大事，那么这些文章或许也有机会呈到您面前。至于言论能不能被采用，以及我的自身是否值得珍贵，都是您的事情，也是您的责任，与苏洵有什么关系呢？给王长安的信【苏洵】判府左丞阁下：天下太平无事，天子极为尊贵，公卿极为显贵，士人极为卑贱。从士人往上倒数到天子，积累的差距极其深厚，要发生变化也极其困难。因此天子的尊贵达到了不可指说的地步，而士人的卑贱甚至到了可以随意杀戮的地步。唉！只看见安定而看不见危险，不过如此罢了。卫懿公之死，并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因为他用鹤辞退了人们，使他们不肯参战。当他还没有失败时，天下士人都盼望成为他的鹤，却不可得；等到他失败后，他想把千乘之国与一个普通人共同拥有，也不可得。人们如果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天子的尊贵就可以在上面战战兢兢，士人的卑贱也可以在下面放开志意，又怎么敢只谈权势呢？所以士人的贵贱，权势在天子；天子的存亡，权力在士人。世道衰败、道义沦丧，天下士人学习道理却不明白，守持道义又不坚定，于是开始把决定天子存亡的权力降低下来，迁就于一个普通人的贵贱之势，天下人的迷惑实在太深了！拿价值千金的玉璧去换一只瓦罐，距离它被举起扔进沟里还能有多远呢？古代的君子，他们的道义彼此相通，他们的同道互相任用；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被这里任用，天下士人就会相继离开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要使在上位的人产生失去天下士人的忧虑，然后才会有害怕失去一个士人的恐惧。如今的君子，庆幸自己的同道不被任用，以便苟且容身；所以他们开始时轻率地任用士人，最终也轻率地抛弃士人。唉！这样做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当今世上，没有贤能的公卿，就不能振兴前代的事业；没有贤能的士人，也不能奋发完成后来的事业。苏洵从蜀地来，明天将到长安，拜见贤公后便东行。伏望您读一读我的书，考察我的内心，斟酌决定对我的礼遇，那就是万幸！万幸！《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七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三 应制举上两制书【宋苏轼】

译苏轼听说，古代有贵贱的界限，也有圣贤的区别；这两者各自有其优势，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只讲究贵贱的界限，就不知道圣贤境界的高尚；只实行圣贤的区别，就不知道贵贱等级的差别。从前子思、孟轲这一类人，不去拜见诸侯而在野外耕作；乡里的小吏只要在他们门前一呼唤，他们就提起衣裳跟随而去。至于齐、鲁两国拥有千乘的君主，带着礼币、手持贽礼，借助门人希望以弟子之礼结交，却闭门不接纳。这并不只是故意做出奇异的样子，而是要说明圣贤的区别，不能把它混同于贵贱的界限。所以，他们提衣跟随小吏，君子不认为这是畏惧；他们闭门拒绝诸侯，君子也不认为这是傲慢。为什么呢？因为各自的分际已经确定了。士人的贤能与不肖，本来确实有区别。子思、孟轲，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达到他们的程度；然而贵贱的界限、圣贤的区别，这两者总不能不知道。世道衰败，不能深刻明白这两者而交错实行，施用时又不得其当，所以两方面的道理都丧失了。如今苏轼早晨还出生在草野尘土之中，晚上便同州县小吏为伍；他的官爵势力显然不足以同世人相比。而诸位公卿的尊贵，甚至可以同君主揖让周旋而无所阻隔；大车驷马停到门前，苏轼却徘徊不敢进去。苏轼如果没有公事却动辄到庭院中来，要求以宾客的礼节拜见您身边的官员，本来就已经在贵贱的界限上获罪了。即便如此，当世君子不因我愚昧浅陋而不让我参加制举的末席，朝廷也不因我疏远卑贱而不让我上奏狂放的议论；苏轼也就忘记自己的不肖，认为这是两汉君主孜孜不倦寻求人才、亲自降低声色言辞来询问政事的情形。我的才华虽然不足以接近圣贤的境界，但学习他们的道、研究他们的言论，便是我所守持的分际。因此我孤独地前来，抬头不知道明公的尊贵，低头也不知道自身的卑贱，不经人介绍，不等待辞让，径直谈论当世的事情而不加委婉，是因为认为贵贱的界限不应施用于此事。我听说，治理事情不如治理人，治理人不如治理法，治理法不如治理时势；时势是国家存亡的原因，也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周朝衰落时，当时的人无不苟且偷安而不能立身，周朝即使想使他们振作起来也办不到，所以周朝灭亡。秦朝衰落时，当时的人无不贪图利益而没有仁德，秦朝即使想使他们仁厚也办不到，所以秦朝灭亡。西汉衰落时，当时的人无不柔弱怯懦而谨慎畏惧，所以君臣互相蒙蔽，终于走向危亡。东汉衰落时，当时的人无不矫饰偏激、奋发逞强，所以贤者与不肖者不能相容，终于导致动乱。时势难道是它自己造成的吗？实在是王公大人造成的。苏轼将要论说当时的弊病，认为其权力在诸位公卿。诸位公卿所喜爱的，天下没有不喜爱的；诸位公卿所厌恶的，天下没有不厌恶的。因此苏轼冒昧把当今的两种忧患告诉您：第一，使用法令过于严密而不寻求实情；第二，喜好名声过于高盛而不切合实际。这两点，是时势最大的忧患。什么叫使用法令过于严密而不寻求实情？从前天下尚未平定，法令还没有确立，人们便各自按照私意行事；仁厚的人施展仁厚，勇敢的人发挥勇力，君子小人无不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不受规矩束缚，所以容易建立功劳，也容易造成混乱。等到天下得到治理，天下人无不趋向法令，不敢按私意行事，只知道遵守法律；因此即使是贤者所做的事，也总要合乎法律才停止，不敢在法律之外另作安排。人如果胜过法，法就成为空洞的器物；法如果胜过人，人就成为徒具其位的备用者。人和法并行而不互相压倒，天下才会安定。如今从一命之官以上直到宰相，都以奉行法令、遵守命令来称道自己的职守，拱手把一切交给法律，说：“我哪里能够自由行事呢？” 法令既然大行其道，所以人就成了徒具其位的备用者。事情成功、失败，天下太平、混乱，天下人都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法令造成的。”法令的弊病，难道不是也太严重了吗？从前汉高祖时，留侯任太子少傅，位次在叔孙通之后；周昌也由御史大夫出任诸侯国的相。天下有缓急时，功臣即使被贬职也不怨恨，这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君臣之间的权力并不是凭法令彼此抗拒。如今天下之所以任凭法令行事，是什么原因呢？任凭法令产生于自我怀疑，自我怀疑产生于私心过多。只有天下人无私，才能在法律之外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对自己的信任清楚明白。唐永泰年间，奸臣执政，政事靠贿赂办成；德宗发愤而任用常衮，常衮一概依照法令办事，四方上奏请求没有能够获准的。然而天下闭塞，贤愚不分，君子并不认为他有能力。崔佑甫任宰相，不到一年便任用了八百多名官吏，其中很多是他的亲旧，有人因此讥讽他；崔佑甫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亲戚和旧交，又怎么能了解他们？只要看任用得怎样罢了。”君子认为这是善于运用法令。如今世人普遍浮泛，没有人深思远虑，都是任凭法令行事的过错。什么叫喜好名声过高而不切合实际？从前圣人为天下治理国家，使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彼此补益。不能专一就不能专精，不能专精就不能成就自己。尧舜时代，伯夷、后夔、稷、契这一类人，也不过是各自专长于一门技艺、办理一种职务，以尽其才能。到了子孙后代世代守持自己的事业而不改行，夔不敢自认为懂得礼，稷也不敢自负能掌管播种。到了三代时期，也都是各自贡献自己的才干、安于自己的专长，不互相侵犯越位。凡是书籍传记所记载的，除圣人以外，都止于专长一门技艺、办理一种职务，所以他们的技艺未尝不精，职务未尝不称职。后世所希望却不能达到的境界，原因就在这里。往下到汉代，君子各自致力于自己的长处来互相辅助，所以史书所记，武帝、宣帝时期，从公孙、魏、邴以下，都不过凭一种才能闻名于当世。人各有才能，才能各有大小；才能大的人安于自己的大才而不忽视小处，才能小的人乐于自己的小才而不羡慕大才，因此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而不丧失长处。到了后世，在上位者失去了这种道理，天下士人都有了奢侈的志向，以只凭一门技艺自称为耻辱，想要穷尽天下所有的本领，因此丧失自己的长处，终于变得没有用处。

译如今的士大夫，实际上正是被这个问题困扰。做官的人无不谈论王道、讲述礼乐，都想恢复三代、追踪尧舜，最终却无法实行，世间事务也因此不能办成。求学的人无不谈论天人关系、推究性命之理，最终却无法穷究，世间教化也因此不能彰明。自我期许过高而用心过于宽泛；过高就没有实际用处，过于宽泛就不能建立功劳。因此贤人君子遍布天下，事情却不能建立。听他们的言论，夸大宏伟而令人喜爱；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却空泛漫无边际而不切实。所有这些，都是喜好名声过深的过错。只有古代的圣贤，建立功业、兴利除患，甚至百工小民的事情，也都有值得观赏之处，不像当今世代这样因循苟且、粗疏冒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难道就是这两点吗？伏望明公才略宏伟，度量宽厚，学术广博，声名光耀，冠绝一时而振动百世。百世所仰望并希望得到匡正的事情，只要您心有所向，天下人便会奔走追随。所以，您那忧虑时局、忧念世事的心，或许会从这番话中有所取用。苏轼对此还有更深的话，却不敢说了。不宣。苏轼再拜。给富丞相的信【苏轼】苏轼听说，向人进言，一定要那个人有可以进入的空隙，进言才能容易实行。战国时的诸侯贪求天下士人，游说者便利用他们的贪求来劝说；危急国家的君主畏惧天下士人，游说者便利用他们的畏惧来劝说。因此进言容易实行。古人一次进言便能契合，甚至在片刻交谈之间取得公卿宰相的职位，也无不始于战国诸侯或危急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有可以进入的空隙。处在今天的时代，却想在明公面前进言，找不到空隙还硬要寻求进入，那也可以说是天下最愚蠢无知的人了。土地纵横万里，却受制于一个姓氏；拥有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享尽天下的财富，已经不可能再有增加了。而明公担任宰相，四方夷族不起事，兵器铠甲没有动用，这说明明公不贪图所得，也不害怕失去。正当西戎强盛时，契丹乘机越过并占据我国北方；中原之大，西戎不怕，却害怕明公的一句话，这说明明公的勇气冠绝天下。明公居于山东，却使河朔的流民倾倒归附，父亲抛下儿子，丈夫抛下妻子，自行归附明公的有一百多万人。明公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天天抚慰他们。这一百万人从沟壑之中出来，免除了乌鸢豺狼的祸患；活着能够奉养父母、祭祀祖先，死后能够让子孙为自己安葬祭祀，不失去原有的常道，这说明明公的仁德延及百世。勇气冠绝天下，仁德延及百世，士人活在世上，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如今处在极其完足的地位，这说明明公对天下的功名已经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了。五帝、三代的事迹，诸子百家的书，没有不全部读过的；礼乐刑政的大小，兵农财赋的盛衰，四海之内地理位置的远近，山川形势的险易，土地物产所适宜的东西，没有不全部知道的；当世的贤人君子以及奸诈虚伪、阴险狡猾之徒，没有不彻底考察的。至于偏僻的学问、细小的术数，以及那些模糊恍惚、难以知晓的东西，也都能猎取其中的精华，咀嚼其中的英华，泛览其流而涉猎其源。即使自以为是当世的辩才，也不能拿明公所不知道的事情来傲视他；这说明明公对天下博学之士已经没有什么畏惧了。名义上是天下的贤人，尊贵地位又是天子的宰相，不贪图所得，不害怕失去，不羡慕功名，也不畏惧博学，这样看来，明公果然没有可以进入的空隙了，天下士人果然不能进言了。苏轼听说，楚国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了，还每天向国内进言告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官长、老师，只要在朝任职，就不要以为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不让我参与朝政。’ ”晚上还以交相告诫自勉，我仍认为不够，于是作诗来自我警戒。诗说：“仪容举止恭敬谨慎，都是道德的边缘。”卫武公处在极其完足的地位，却自己认为还不够，所以他死后，谥号称为睿圣武公。唉！明公难道会因为自己已经极其完足，就没有空隙来拒绝天下士人吗？那么进言的士人又何必一定要找到空隙才进入呢？如果不是这样，苏轼将诵说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请明公试着看看。天下小人奔走聚集到大人门下而为其所用，是什么原因呢？大人得到完整的才能，小人得到片面的才能。大人得到完整的才能，所以能够兼容并蓄而独自掌控；小人得到片面的才能，因此聚集起来，寻求在大人门下互相结合。古代圣人，正是聚集天下各种片面的才能，分别收取它们的作用；因为不是有所偏长，人们就不会聚集起来。所以不能拿完整的标准去责求片面的才能。只是因为完整的才能不可能有很多人具备，所以天下有偏长的人都来求取完整。如今若拿完整的标准责求片面的人，那些人如果能够完整，也不过会成为我的人罢了，又有什么可求取的呢？从前孔子廉洁却不以异于众人的行为自矜，勇敢却不以超过常人的操守自负，孝顺却不徇私偏袒亲属，忠诚却不冒犯君主。这些都是孔子的完整之处。原宪廉洁而至于贫穷，公良孺勇敢而至于争斗，曾子孝顺而徇私于亲属，子路忠诚而冒犯君主。这些都是这几个人的偏长之处。孔子具备完整的德性而收纳天下人的偏长，所以才这样巍然高大。至于明公，也可以说是天下的全才。廉洁而天下不认为是拘谨，正直而天下不认为是攻讦，刚健而不成为强横，敦厚而不成为软弱。这是明公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也是天下人不能要求明公人人具备的。明公居于完整之中，天下人效法各自的偏长，有谁能说不可以呢？过去士大夫都喜欢做卓异的行为，世人也以狡猾强悍的才干为贵。自从明公执政，朝廷之中习惯于遵循中道，务求依照规矩办事。士人中那些矫饰自己、勉力行事以求异于众人的人，众人一定共同嘲笑他们。卓异的行为并不是最高的德行，却能得到世俗的取用；狡悍的才干并不是真正的才能，却能用于天下。这正是古代具备完整德性的人坐在那里便能收取功效的原因。如今天下那些行为卓异、才干狡悍的人，全都不敢来到明公门下，害怕因为自身不纯而获罪于门下。苏轼不肖，私下认为天下尚未大治，军队尚未振兴，财用尚未丰足，天下对明公有所期待却尚未得到满足，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从前范公收纳天下士人，不考察他们平素的品行，只要可以任用，没有不让他们都在自己门下的；即使是狂放、偏执、没有操守的人，也在范公门下自我效力；范公还亲自表现出奇异特立的操守来震慑他们。范公取人的做法是对的，他自身的做法却不对。伏望明公以天下的全才自居，去掉自己的短处而承袭长处，以便取得无穷的功业。苏轼是西南的一个普通人，为求得斗升之禄而来到京师。翰林欧阳公不了解我的不肖，让我参加制举的末席，并使我发表狂放的议论；因此我便冒昧向您进言，认为明公一定能够容纳我。所进献的策论共五十篇，因贫穷不能全部抄写，只送上其中一半，请您观览其大意，就是万幸。

译给曾丞相的信【苏轼】苏轼听说，将要向别人有所求取，如果自己的说辞不诚实，就很难希望彼此契合。世上的奇异特出之士，处身在社会上时，无不做出异于众人的行为；出仕以后，无不说出怪诞诡奇的话。他们比附事物、援引同类，用来摇撼当世；道理不能使人改变，就想用势力劫持他，打算用权术推销自己。古代有一位君子，韩愈，他的说法是：“王公大人不可以一天没有贫贱的士人处在自己门下，替自己推扬声誉，使名声更大、流传更久。虽然彼此的贵贱相差悬殊，但相互需要的迫切程度，不仅仅像左右手一样。”唉！如果真是凭这套说法来求取任用，那么世上君子终身老死而不得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今扣击得越急，回应的人越疑惑；言辞越夸张，实际就一定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如今我竟认为王公大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我。对方退下来考察实际情况，那岂不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吗？从前汉高祖未曾喜欢儒生，却没有失去成为明君；卫青、霍去病未曾荐举士人，却没有失去成为贤能公卿。我将凭我的说法进言，对方将凭对方的说法回应，彼此互相抵拒，便不能取得对方的欢心。所以贵贱之间终究不能契合，道也终究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因为扣击得太急，言辞又太夸张。出售价值千金的玉璧，不把它拿到店铺里，而希望观赏的人堵满门口；观赏者只是叹息，主人却不说话，并不是不能说，而是知道说了也不会增加什么。如今不幸坐在五条道路交会的地方，却还喋喋不休地自以为是稀世珍宝。路过的人不回头，拉住他们的衣襟强迫他们观看，那么他所出售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人如果对天下后世没有心意，又何必求取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士人从他面前经过，只要有能打动他眼目的地方，他就会提起衣裳快步追赶，伸手把他拉取过来。所以凡是惶惶不安、急急忙忙求进取的事情，都不是我的事情。从前我曾听说过明公的风范。您是大臣的子孙，却考取天下最高等第；才华足以超过他人，却自视有所不足，安于小官而以恬淡为乐。当您在太学时，穿着绢衣，吃着干粮，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后来德行显露而无法遮掩，声名高盛而无法压抑，贵为天子的少宰，但自我看待自己并没有比旧日增加丝毫，您的气度器量宏大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正是尤其不能用夸张的言辞急切叩求的人。苏轼不才，从开始求学到现在十五年，认为凡是求学的困难，难在无私；无私之所以困难，难在通晓万物的道理。所以不能通晓万物的道理，即使想做到无私，也不可能。对自己喜欢的就喜欢，对自己厌恶的就厌恶；这样便自以为可以信任自己，其实是迷惑。因此我幽居静处，观察万物的变化，穷尽它们自然的道理，然后在心中作出判断。对于我认为不对的，即使是古人所谓贤人的言论，也有不取用的地方。虽然凭此相信自己，也因此知道自己不会被世俗所喜欢。所以我的言语文章，从来不曾轻易送到公卿宰相的门下。如今，天子选拔敢于直谏的人，而两制官员误听，错误地把我的姓名上报。我私下认为参加这次选拔的人，都是想从我的君主、宰相那里有所求取的人。因此也冒昧献上文章，共十篇，而把这封信列在前面。只请您裁夺取舍，就是万幸。给韩丞相论灾伤手实的信【苏轼】

译史馆相公执事：苏轼到任郡中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民情质朴愚鲁，过往行人稀少，真是适合我这种愚拙之人长期居住的地方。然而灾害损伤之后，百姓已经困苦不堪。我刚进入境内，就看见百姓用蒿草藤蔓包裹蝗虫，把它们埋在道路旁，连绵不断，二百多里都能看到。捕杀蝗虫的数量，据官府所报有将近三万斛。然而官吏都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甚至有人说蝗虫是在替百姓除草。假如蝗虫果真是在替百姓除草，百姓将会祝祷欢迎它们，哪里忍心杀死它们呢？我最近在钱塘，看见飞蝗从西北而来，声音压过浙江的涛声，遮蔽日月，覆盖草木；它们落到哪里，放眼望去便一片萧然。这只是京东蝗灾余波波及淮、浙罢了，而京东却偏偏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这是要欺骗谁呢？郡中已经上奏章详细论述此事了。希望您稍微相信我的话，特别准许酌情减免秋税，或者准许缓缴青苗钱。远方的卑微小臣，腰颈还不足以用来承受斧钺，难道敢把并非灾害的蝗虫上报来欺骗朝廷吗？如果您一定不相信，正要重新反复检验查核，那么饥饿羸弱的百姓就要在沟壑之间寻找食物了。而且百姓不只是受旱灾、蝗灾之苦，方田均税的祸患，行路的人都知道。税赋不均，已经很久了；然而百姓安于旧制，没有地方归结怨恨。如今却采用一概而论的办法，在一个月内完成，把甲户的赋役转给乙户，反而比过去更加不均，百姓的怨恨才开始有了归属。现在又推行手实法，虽然其中条目曲折繁多而不一致，但大体上只是专门鼓励告发罢了。从前治理天下的人厌恶告发造成风俗混乱，所以制定了与己无关的事情不得告发的法令，除非盗窃和强奸，不得捕捉、告发。后来渐渐失去了前人的本意，逐步打开告发之门。而如今的法令，公开悬赏来寻求别人过错的，十件中常有八九件。告发他人的人，没有不是凶恶奸邪、没有良心的人；过去州县共同憎恶他们，想尽办法驱除他们，然后善良百姓才能获得安宁。如今却用厚重的赏赐招引并任用他们，难道是我君主和敦化相公推行王道的本意吗？所有这样做的，都是想用来均摊免役钱罢了。免役法长久实行的利弊，苏轼不敢妄加议论。朝廷如果一定要推行，尚且可以选择简便易行、危害不深的办法。苏轼认为，既然要制定簿籍，就应当立即采用古代五等户籍的办法。只是把第四等、第五等再分为上、中、下三等；过去制定簿籍是为了服役，役事尚未到来时，即使有不恰当之处，百姓也不争辩，等到服役时才申诉，所以旧簿不能采用。如今制定簿籍是为了收钱，百姓知道本户应当出钱，便不容许有大的错误。户等的名次和细目有时还未能完全详尽，但至于等级，大概已经略微掌握了实际情况。苏轼认为这样就够了，只应当先行确定：所需的役钱究竟有多少？预先按最低数额制定标准，摊派给下五等；其余部分由县令、县佐自行估量。三等以上，按百姓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分配给他们。三等以上各户钱物的数量，即使他们的亲戚也不能全部知道；至于财力的厚薄，县令、县佐中稍有才干的人可以凭意度量。假如某县第一等共有若干户，估计他们合起来可以出钱若干，就把他们全部召到公堂，将这个数额交给他们，不按每户分别确定。让百姓自己互相比较选择，依次分配承担，直到数额全部完成为止。第二等便按乡分配：某乡第二等有若干户，估计他们合起来可以出钱若干，召集来按第一等的办法分配。第三等也这样办理。他们聚族而居，彼此相望，贫富互相了解，利害彼此对照，不容许有人单独侥幸。互相推让、互相诘问，不出一两天自然就能确定。如果分割户籍，就均分役钱；如果典卖土地房产，就把所分割的役钱写在契约上，使其子孙与买主各自按名附在旧户之下供官。到了三年重新编造簿籍时，便不再采用旧法，一概按照新的情况办理；这样一来，朝廷又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呢？所谓浮财，根本不可能知道它的数目；所有告发的人也只是凭意猜测罢了。猜中而得到的赏赐没有定数，猜不中最重也不过杖责六十至八十下。小人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近来军器监需要牛皮，也采用告发赏赐的办法。农民失去牛比失去儿子还悲痛，老弱妇女之家上报官府稍微迟缓，便遭到鞭打斥责；又拿数十千钱给游荡无赖之人，所得到的不过是牛皮而已，何至于这样呢？苏轼在钱塘，每当亲自执笔审断犯私盐的人，从来没有不流泪的。自从来到京东，看见官府不卖盐，狱中没有因盐获罪的囚犯，道路上没有被迁徙、发配、流放的百姓，私下里非常庆幸。最近又收到漕司公文，得知如今考察所谓王伯瑜的意见，想改变京东、河北的盐法，暗中设置市易盐务；想到其中利弊，不禁慨然长叹。密州的盐，每年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产盐一百九十余万秤，这还只是一个郡的数目。所谓市易盐务，估计能够把这些盐全部买下吗？如果不能全部买下，百姓肯甘心放弃不煎盐，煎了盐又肯不私下买卖吗？此前两浙百姓因盐获罪的，每年有一万七千人，最终也不能禁止。京东百姓比两浙强悍得多，恐怕不只是每年一万七千人罢了。即使官府能够全部买下，也还必须全部卖出才行；如果不能全部卖掉，存留下来的盐同粪土有什么区别？其中的祸害又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希望您在尚未实行之前加以挽救；如果已经实行了，谁还能使它停止呢？苏轼已经很久不敢议论政事，如今镇守一郡，百姓的利弊情形势必有所接触，又听从京师来的人都说您深切希望拯救百姓、替国家作长久打算和深远谋虑，所以不自量力，再次发表这些狂言。若可行，就请实行；若不可行，就把它搁置；希望不要让别人听见，使我这个孤独衰老、无用废弃之人的行迹，再次得罪于世。冒犯您的威严，内心不胜战栗。给刘侍读的信【苏轼】

译苏轼听说，天下所缺少的并不是才华；才华充满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天下所缺少的并不是才华，而是气。什么叫气？就是说它无法命名，好像有鬼神在暗中辅助人。如今事情的利弊、谋划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办理；能够办理小事，却不能办理大事，这是因为气不足。气一旦发挥作用，事情虽大也觉得万物很小；能够喜爱极其重大的事业而不因此惊慌，容纳极其繁杂的事务而不因此混乱，承担极其艰难的任务而不因此忧虑，享受极大的快乐而不因此放荡，这就是气。它承受于上天，得到于不可知的境界，卓然超出天下众人而居于万物之上。即使没有君长的职位、杀伐夺取和施舍给予的权力，天下人也环绕归向他，这一定是他有所获得。才多却失败，是世人所说的不幸；没有能力却常常成功，是世人所说的天幸。可是君子谈论幸与不幸，不用来判断成败，而用来判断困厄与显达。所以凡是成功的原因，是气；凡是失败的原因，是才。气不能守护才华，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失败呢？世上之所以有很多失败者，都是只知道求取才华，却不知道考察气。至于明公，也一定有所获得。苏轼不敢用空话和曲意的说法来奉承，确实是有所见闻罢了。天下有各自的分际，得到合宜的分际就安定；不是自己的分际却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丝一毫，众人就会群起争夺。天下有无穷的利益，从一命之官以上直到公卿宰相，职位的利益值得喜爱，道路又很平坦，设置科条等待天下人选择取得。然而天下人踮起脚、抬起头群相仰望，却徘徊不敢前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分际有所止限。天下如果有无功而升一级的人，众人就会指责他。升迁的人不能容于下，升迁他的人不能容于上，何况更加严重的情形呢？明公从徒步平民中崛起，手执五寸之笔，书写方尺的简牍，却位列士大夫之上；纵横驰骋、迅速出众，冠压百官而成为表率。还认为这不够，又加授师友之职，把整个秦地交付给您；土地纵横千里，是古代方伯、连帅所不能拥有的。东面阻挡崤山、渑池，北面跨越黄河、渭水，南面依凭巴蜀，西面控制戎狄华夏之地；这是古代秦昭王、商君、白起一类人以身殉职、残害百姓，经过百战才取得的地方。您振臂而取两制的职位，不到十多年，天下却不认为升迁太快；您并没有汗马功劳、治理米盐的才能，却专享富贵的美名，天下也不认为没有道理。您建立功劳、神色严正地发表高论，自认为无人能及，天下却不认为您不谦让；这说明您的气本来就足以使天下人深深服从。天下没有大事便罢了；天下一旦有大事，若不是气概超过常人的人，究竟谁能办成呢？苏轼是远方的鄙陋之人，游学于京师，听闻明公的声望，庆幸您尚未成为公卿宰相，还可以谈诵您的才华气概之盛美，希望能够懂得正确的言论。可惜您将要径直西去，我不能跟随，于是请求向门下请教，以求有幸望见您的风采。不宣。苏轼再拜。黄州呈给文潞公的信【苏轼】苏轼再拜：初夏渐渐炎热，恭敬地想太尉留守执事台前起居万福。听说您凭借先祖的功勋，正位居兵府，礼仪物备、典章册命齐全，位列三公之首。关于周成王曾孙的遭遇，周公始终闭口不言，而《金縢》之书却因这件事自行显现，真是古今罕见的奇事，也是圣朝的光彩。有人从京师来，转交您所赐的书信一通，行草书写得灿然有光，使我这只破甑、敝帚也重新增添了九鼎般的分量。我刚获罪时，仓皇出狱，生死未定，六亲都不能相保。然而我私心所想到的，来不及顾及其他，只是考虑平生所存的名节义理极为重要，不知道我今天所犯的罪，是不是已经被圣贤永远拒绝，不能再做君子了呢？还是虽然罪不可赦，却还可以改正呢？我伏想了五六天直到十天，始终不能决定，于是又勉强厚着脸皮忍受羞耻，修饰鄙陋的言辞，诉说往日的情谊，用来向您试探。没想到很快就承蒙您回信，恩意礼遇更加深厚，难道不是因为您看出我没有别的用心，宽恕我力所不及，也正像圣天子所以宽贷我而不杀我的意思吗？我读信后心情豁然开朗，知道在我这个不肖之身尚未死亡之间，还可以洗涤磨炼自己，重新进入道德的境界，追随申徒嘉，并向子产谢罪。苏轼当初被捕押赴监狱时，有一个儿子稍稍长大，徒步跟随我，其余留在家中守护的全是妇女和幼儿。到了宿州，御史府下发符牒，到我家取文书；州郡官员望风而动，派遣官吏士卒包围船只搜取，老幼几乎吓死。官兵离开后，妇女们愤怒地骂道：“就因为你喜欢著书，书写成了有什么收获，竟把我们吓成这样！”于是把书全都取出来烧掉。等事情平定后，再次寻找整理，只剩下十分之二三了。到了黄州，没有什么可以用心的事，便又深入思考《易经》和《论语》，安静居处，深思不已，仿佛有所获得，于是依据先父的学问写成《易传》九卷，又按自己的理解写成《论语说》五卷。生活困苦、灾难很多，寿命又不可预期，恐怕这些书一旦再次湮没，就不能流传下去，因此想抄写几部留在人间。想到我刚因文字获罪，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凶险衰败、不祥的书，没有人肯收藏；而且若不是一代伟人，也不足以托付给他使之必定流传，最好不过是献给明公您。《易传》文字很多，我还没有力量装订抄写，只送上《论语说》五卷。您退朝后的闲暇时间，姑且读一读；即使认为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看出我在困穷中没有忘记道义，年老了仍然能够学习。苏轼在徐州时，见各郡盗贼成为祸患，考察那些人大多凶狠狭隘、桀骜不驯，又加上饥荒，担心他们的祸患不止于偷窃、抢劫和杀人。我草拟了这件事的概要上报，恰好有诏令让我调任湖州，于是这件事便停止了。家中收藏的书已经大多散失，唯独这部书原来被当作废纸用来糊笼箱，竟没有被烧掉。笼子破了才看见它，我不觉恍惚如同梦中之事，便把它抄录下来。现在把这部书抄本献给您。我被废黜放逐到这里，哪里敢再谈天下大事？只是可惜这件事粗略看来对世间有些益处，既然不再施行，仍想让您知道。这也是我过去的心愿，是尚未完全扫除的尘垢。您读完后，立即把它烧掉就是了。黄州食物便宜，风土也还可以安居；既然不能离开，即使离开也没有归宿，必定会老死在这里。拜见您的日期遥遥无期，面对纸张不胜悲伤，只希望您时时以国家大事为重，保重自己。《答秦太虚书》【苏轼】

译苏轼启：五月末，舍弟来了，收到您的书信，慰问之意十分深厚。我本想当天写信致谢，却拖延到今天。邮递中又承蒙您赐下书信，感激惭愧更加深重。近来正值初寒，起居如何？我寄居在这里，勉强可以度日。只是舍弟刚到筠州，就死了一名女儿；我也失去了一位年老的乳母，悲悼之情还没有消退。又收到乡里的书信，堂兄中舍在九月中去世。身在异乡而且衰病在身，触目都是凄凉感伤，不禁想到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又承蒙您来信说，期间得了不轻的疾病，暂且庆幸如今已经康复。我们这些人渐渐衰老，不能再用少年的生活安排，应当赶快采用道书和方士所说的方法，充分地调养炼养自己。我谪居无事，略微探究了其中一二，已经借得本州岛大庆观的道堂三间。冬至以后，应当进入这间屋子四十九天，才出来。若不是被废黜放逐，怎么能和太虚一同做到这件事呢？将来一旦被仕途事务束缚，想求得四十九天的闲暇，哪里还能够得到？应当趁现在就做，只选择平时所谓简便重要、容易实行的方法，日夜实行，除了睡觉吃饭之外不办理其他事情，满四十九天，根本就立定了。此后即使再次出仕从事人事，事情办完心就能返回，自然不会荒废。这封信到达之日，恐怕已经赶不上冬至了；不过也不一定非要在冬至开始。您寄示的诗文全都超然卓绝，源源不断，已经逼近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您也不必费力来逼迫。太虚不免仍要求取禄位、出仕，正在通过应举来求取；应举能否成功本来不能确定，我私下替您谋划，应该多多著书。像您所寄示的论兵和论盗贼等几篇，如果能写出几十篇这样卓异而确实有用的文章，即使不涉及当前时事也没有关系。不过，写这些书也不能废止应举。这些书写成后，姑且再寄给我看看；一定会有了解您的人，我想您明白这个意思。公择最近经过这里，我们相聚了几天，谈到太虚始终不离口。莘老从未收到您的书信，知道他没有空暇通问。程公辟正等着您为他的儿子履中写哀词，我本来亲自请求为他写，现在难道可以食言吗？只是自从获罪以来，我不再写文章，自我约束得很严。如果再写一篇，便会彻底冲破藩篱，以后仍会滔滔不绝地多说话了。刚到黄州时，俸禄收入已经断绝，家中人口又不少，我很是忧虑。只是极力节俭，每天用度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截成三十块，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完后，再挑取一块，立即把其余藏起来；又用一只大竹筒另行贮存没有用完的钱，留待宾客。这是贾耘老的办法。估计袋中钱还可以支撑一年多，到时候再另作筹划，水到渠成，不必预先忧虑，因此胸中完全没有一件事。我所居住的地方，隔岸就是武昌，山水美妙绝伦。城中有个蜀人王生，往往因为风涛阻隔不能立即回去；王生便能杀鸡煮黍招待我，住上几天也不厌烦。又有个潘生，在樊口开酒店；我划一只小船径直到店里，村酿也自然醇厚浓烈，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一尺多，并不比蜀中差。外县的米每斗二十钱，有水路可以运来；羊肉和北方的一样，猪、牛、獐、鹿多得像土一样，鱼蟹更不用说价钱了。岐亭监酒胡定之，带着一万卷书随行，喜欢借给别人看。黄州的几位曹官，家中都擅长烹饪，喜欢设宴聚会。太虚看看这几件事，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已经完全安顿了吗？想对太虚说的话无穷无尽，只是纸用完了。读到这里，想来可以看见您捋着胡须大笑了。子骏本来就是我所敬畏的人，他的儿子也很可爱，您曾经和他见过面吗？这里有个黄冈少府张舜臣，他的哥哥张尧臣都说和太虚很熟，您的儿子常常承蒙他写信问候。适逢正在为老乳母办理葬事，如今正忙着督办修坟，没有空暇写信致意。年末天气严寒，希望您千万保重。李端叔的一封信，托您代为转达。夜里略微喝了酒，字写得不像样，请不要怪罪，不要怪罪。不宣。苏轼再拜。《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苏轼】苏轼再拜：最近收到秦中的故人来信，报告说进士董传在三月中因病去世。苏轼往年在岐下任官时，开始认识董传，到现在已有七八年，对他的情况很熟悉。他为人不通晓世俗事务，却极其喜爱读书；他的文章清峻超脱，具有出尘的气象。至于诗和《楚辞》，世上能与董传相比的不过几个人。这本来不必等我来说，您自己就知道。然而董传曾经希望您竭力为他谋求一个官职，苏轼私下认为您不是有所吝惜，而是知道董传禀赋太薄，不能胜任官职。今年正月，苏轼经过岐下，董传正在二曲服丧；我派人去问候他的家人，董传却径直到了长安，在传舍见我，叙说自己饥寒穷困的情状，说几次都几乎要死。幸赖您才活了下来，而且您又把我推荐给朝廷。我平生没有妻子，近来有位彭驾部，听说您推荐我，答应把他的妹妹嫁给我。如果服丧期满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又有了妻子，也就不算白白做了一世人，这全是您的恩赐。我既替董传高兴，又私下为他担忧。这两件事是活人的常理，但对董传来说却是非常的福气，恐怕不能实现。如今董传果然死了，悲哉！读书人的穷困薄命，竟到了这样的极点吗？董传的才华器识，本来不适合世俗的实际使用，但譬如象牙、犀角、珍珠、美玉，即使不能解决饥寒，也总不能让它们处在泥涂之中。这就是您最终推荐董传的原因。如今父子二人的尸骨暴露在僧寺之中，寡母和弱弟连谋求口腹都来不及，决定不可能为他下葬。苏轼和他在京师的几位旧友，一同拿钱资助他的家人，但力量微薄，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实在令人怜悯。若您仍然怜惜他，我不敢奢望其他，只估计能够足以安葬董传就够了。陈绎学士将要前往泾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如果您有什么恩赐给他们，苏轼将把众人资助的丧金收集起来，一并交给陈绎，再送到宋迪那里，使安葬之后还有余钱，拿来给他的家人。董传平生所写的文章，应当派人到他家取来；如果取得，当献给您。冒昧打扰执事，心中战栗惶恐。《与李方叔书》【苏轼】

译屡次收到您的来信，因为拖延一直没有写信答复，惶恐不安至今。近日正值秋暑，起居很好吧？您抄示的子骏行状和几首诗，文辞情意整饬从容，比以前更有长进，得到它们极为欣喜安慰。您多次来信责怪我不肯推荐引荐您，读来非常惭愧。然而其中的道理不能不全部说明：君子了解别人，务必要在道义上相互勉励，不应致力于在利禄上相互引荐。您的文章有许多超过常人的地方，例如李氏墓表和子骏行状一类，笔势飞动，有可以追及古代作者的地方。至于您以前寄示的《兵鉴》，我读完全篇，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想来是您内心并没有很深的所得，却在外表上铺张夸饰吗？不然就是我年老多病、神志昏惑，不能理解它的旨趣。按照我的私意，仍希望您积累学问而不懈怠，去掉浮华而成就真实。我深愿您成为遵守礼义的君子，不愿您财富丰厚而德行微薄。如果在仕进退处之间不十分谨慎安静，那么对既定的命运不能增加一丝一毫，对道德却会有丘山般的损失。古代君子之间，贵贱相互成就，先后相互援助，这样的事本来很多。苏轼不敢废弃这种道理；平生所认识的人，心里认为贤能的，便在众人之中称誉他，有时也根据他的话来考察他的实际。实际成就达到之后，名声自然随之而来，名声不能遮掩他的才能，他自然会被世间任用；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不是靠力量求取的。陈履常住在京城一年多，从未到过权贵之家。章子厚想见他一面，最终也没有办到。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推荐他，苏轼也挂名在推荐者之中。恰逢朝廷中有许多人知道陈履常，所以他才得到一个官职。苏轼孤立无援，言语分量轻，从来没有单独推荐过别人。爵禄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宰相尚且不敢保证，难道可以责求于苏轼吗？东汉隐士私下给人定谥号，不合古制；这大概像左丘明成为无官位的臣子，应该获罪于孔门了。孟生贞曜，大概也沿袭了这种流弊，不值得效法，何况是名字相近的人呢？我很不赞同您这些做法。苏轼对于您，如果不是爱护深、期望远，绝不会说到这个地步；您还能体察我的意思吗？近来秦少游有信来，也谈到您近来的文章更加奇特。圣明的君主求取人才唯恐来不及，难道会有终身埋没的道理吗？您只要信守道义，自我守持，应该不会求取而自然得不到。若不深自珍重，恐怕会丧失已有的一切。这些话直切而详尽，面对纸张仍惶恐不安，暂时不能相见，千万保重爱护自己。近来夜里眼睛昏花，不能一一尽述。《答谢举廉书》【苏轼】苏轼启：近来分别不久，屡次承蒙您来问候，详细得知您起居安好，感慰之情十分深厚。苏轼天性刚直简率，学问迂拙，才能低下，因此坐废多年，不敢再列名于士大夫之中。自从从海北回来，见到平生亲友旧交，恍惚如同隔世之人，更何况我和您没有一日的交情，哪里敢求得交往呢？您几次屈驾来访，我们一见如故，实在是我的大幸，超过意料，不敢多说。您所示的书信、诗赋和杂文，我已经熟读，大体上像行云流水，原本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常常在应当行进的地方行进，常常在不得不停下的地方停下，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施行就不能长久流传。”又说：“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言辞如果只停留在表达意思上，看起来似乎不需要文采，这是大错。探求事物的精妙，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能使这种事物明白地存在于心中的人，千万人中也难遇一个，何况还要能使它明白地表现在口头和手笔上呢？这就叫作言辞能够通达。言辞达到能够通达的程度，文章的作用就无穷无尽了。扬雄喜欢写艰深的词句，来文饰浅显平易的道理；如果用正直明白的话说出来，人人都知道，那正是所谓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是这种东西，为什么唯独对辞赋感到后悔呢？终身从事雕虫小技，只是改变了音节，就可以把它称为经书吗？屈原作《离骚经》，大概是《国风》《雅》的一次变化，即使说它可以和日月争辉也行；难道因为它像辞赋，就能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假使贾谊见到孔子，登堂有余；可是扬雄却因为他作赋而鄙视他，把他和司马相如列为同类，扬雄的浅陋竟到了这种程度。类似的事很多，只能对有见识的人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只是因为谈论文章偶然说到这些罢了。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如同精金美玉，市场上有固定的价格，不是人靠口舌能够任意抬高或贬低的。”我这样纷纷多说，难道对您有什么益处吗？惭愧惶恐不已。您所需的惠力法雨堂字，苏轼本来就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成终究不好；又因在船中局促逼仄，难以书写，所以没有按您的要求完成。不过我正要经过临江，将前往游览，或许僧人想有所记录，我当为他们写几句留在院中，以安慰您怀念亲人的心意。现在已经到了峡山寺，略作停留就要离去；相隔更加遥远，希望您千万及时保重自己。不宣。《答李端叔书》【苏轼】

译苏轼早就听说您的名声，又常常在相识的人那里见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大致想见您的为人。平常没有通书问候，怠慢的罪过还可以略去不谈；到了您明显处于忧患服丧之中，也不能用一个字来慰问您。舍弟子由到来，先承蒙您寄给我书信，我又懒惰而没有立即答复，顽钝而废弃礼节，竟到了这种地步。可是您始终没有弃绝我，邮递中再次承蒙您亲笔来信，待遇更加隆厚；读信时脸上发热，汗都流了下来。您的才华高、见识明，不应当轻易称许别人，莫非是听了黄鲁直、秦太虚等人的话，竟真的这样认为吗？我这个不肖之人被人憎恶，偏偏这两人喜欢称誉我，就像有人嗜好昌歜、羊枣一样，很难追问其中的缘故。说这两人是妄言固然不行，于是想把他们的看法推广到众人那里，也更加不行。苏轼少年时读书作文，只是专门为了应举罢了。考中进士以后，贪求不止，又参加制策考试；其实我有什么真正的学问呢？只是那一科名为直言极谏，所以每每纷纷诵说古今，考察议论是非，来应合它的名目罢了。人最可悲的是不能自知，既然凭此取得了名声，便以为自己真有这种能力，因此喋喋不休直到今天，终于因为这个获罪，几乎送命。所谓齐国俘虏凭口舌得到官职，真是可笑。然而世人于是认为苏轼想要树立不同的意见，那就错了。妄自议论利害，插嘴谈论得失，正是制科人的习气，譬如候虫和时鸟，自鸣自止，哪里足以造成什么损益？苏轼常常奇怪当时人对我看得过重，而您又这样称誉我，更加不符合实际。获罪以来，我深深闭塞自己，驾一叶小舟，穿着草鞋，放浪于山水之间，和樵夫渔人混居，往往被醉汉推搡辱骂，便暗自高兴，渐渐不被人认出来。平生亲友没有一人写信提及我，我写信给他们也不答复，只庆幸自己差不多可以免除名声的牵累了。您却又重新推重赞誉我，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树上有瘿瘤，石上有光晕，犀角有通孔，用来取悦于人，这些都是事物的毛病。谪居无事，我默默自我反省，回头看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大多有这些毛病。您所见到的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莫非您只听到了我的声名，却没有考察我的实情，取用我的浮华而遗弃我的实际吗？还是认为这些毛病本身也值得取用呢？这件事若不相见，不能尽情说明。自从获罪以后，我不敢再写文章；这封信虽然算不上文章，但随手写下心中所想，不知不觉写了好几页，也不必给别人看，您一定能够明白我的意思。《答刘沔书》【苏轼】苏轼顿首，致都曹刘君足下：承蒙您寄示书信，并编录拙劣的诗文二十卷。苏轼平生凭借言语文字被世人知晓，也因为这些遭人嫉恨，得失相抵，还不如不写作来得安稳。因此常常想要奋力抛弃笔砚，做一个沉默不言的人；可是长期形成的习气和过去的业障还没有完全除去，也以为这些东西已经随手散去、像乌飞无迹一样了。哪里知道您默默跟在后面，把它们缀辑搜集起来，几乎没有遗漏。读到这些，惭愧得汗流满面，真可以作为多说话的警戒。不过世上收藏苏轼诗文的人很多，大多真伪各半，而且又常被庸俗之人删改，读起来令人不平，但这也不值得奇怪；能够辨识真迹的人少，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种弊病。梁代萧统编《文选》，世人认为精工；依我看来，文章拙劣而鉴识浅陋的人，没有比萧统更甚的。宋玉作《高唐神女赋》，开头略略陈述梦境的缘由，像《子虚赋》中子虚、亡是公相互问答一样，本来都是赋，萧统却称它为叙，这和儿童的见识有什么不同？李陵、苏武在长安赠别的诗中有“江汉”等话，而所谓李陵与苏武的书信，辞句轻薄浅陋，正是齐梁时期小儿拟作的文章，绝不是西汉文字；萧统却没有看出，只有刘子玄知道这一点。范晔作《蔡琰传》，所载的两首诗也不是蔡琰所作。董卓已经死了，蔡琰才流落在外；在董卓作乱时，蔡邕还健在，可那两首诗却说因为董卓作乱而流入胡地，这难道真是蔡琰的话吗？它的笔势分明仿效建安七子，并不是东汉诗。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的诗文也都被庸俗之人扰乱，实在令人长叹。如今您所示的二十卷，没有一篇是伪作，错误也很少；以及您所示的书信，文辞清雅婉约而深奥，颇有作者的气象，可知您在这方面用力已经很久了。我本来穷困，正是因为文字；大概想剖开形体、剥去皮肤而不能做到。然而幼子苏过的文章更加奇特，我在海外孤寂无聊时，苏过偶尔寄来一篇让我欣赏，便会高兴几天，睡觉吃饭都有滋味；由此可知文章如同金玉珠贝，不容易轻易鄙弃。看到您的词学达到这样的程度，又高兴我同年兄龙图有了后继之人，所以勉强写这封回信，匆匆不宣。《答李昭玘书》【苏轼】苏轼启：先前收到王子中兄弟的信，信中说您每次相见谈话，总会提及我，想来您对我情意十分深厚。我当即想写信来表达一点心意，又想到自己正因罪名污点而被废黜放逐，一个平生互不相识的人却这样向着我，这个人一定是因为某种缘故把不肖的我欺骗了您。苏轼之所以获罪，正是因为名声超过实际。年纪大了以后，平日所喜欢、厌恶、忧虑和畏惧的事情都衰减了，唯独害怕名实不符的声名，如同害怕老虎，因此不敢给您写信。如今收到您连续数幅来信，首尾每一句都是我所害怕的，谨再拜辞谢并退避，不敢认为自己当得起。年轻时喜欢文章，虽然自己写得不好，却喜欢诵读别人的佳作；如今老了，这种余习还在。得到您寄示的书信，反复阅读而不知道厌倦；您对我的称道虽然并不符合实际，但看您的笔势俯仰，也足以大略了解您为人的一二，实在幸运。近日正值春和，起居如何？我承蒙庇护，勉强度日。每当想到自己处世困穷，所到之处总遇到墙壁和困境，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遂，唯独对于文人才士却常常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像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这一类人，世人还没有认识他们，苏轼却独自先认识他们。如今您也不嫌弃我，想要和我交游，难道造物主专门想用这件事来厚待我、让我享受这种快乐吗？然而这几个人，凭借自己有余的资质，驰骋于没有边际的知识领域，一定要穷尽自己所能到达的地方才罢休，那么最终又将归宿在哪里呢？只希望明智的人考虑怎样使他们返回正道。鲁直已经丧妻，断绝嗜好，只吃蔬菜、喝清水，这是最勇决的做法。舍弟子由也说，学习道义三十多年，如今才粗略听闻道理；考察他的言行，确实和从前有所不同。唯独我自己仍然惶惶然，没有得到什么。《答黄鲁直书》【苏轼】

译苏轼当初在孙莘老的座上见到您的诗文，惊异而佩服，认为您不是当今世上的普通人。莘老说，知道这个人的人还很少，您可以为他称扬名声。我笑道：“这个人如同精金美玉，不主动接近人而人自然会接近他，即使想逃避名声也不可能，哪里还需要我来称扬呢？”然而从您的文章来推求您的为人，必定是轻视外物而自我珍重的人。当今的君子没有能力任用您。后来我到济南拜访李公择，见到更多您的诗文，对您的为人了解得更加详细，料想您超脱尘世，独立在万物之上，驾驭风气，与造物主同游。不仅当今的君子不能任用您，即使像我这样放浪自弃、与世俗疏远的人，也没有资格和您交友。如今承蒙您来信，文辞写了好几幅，执守礼节十分恭敬，好像面对您所敬畏的人，为什么这样呢？我正想凭此和您交游，却担心不能如愿，哪里想到会从您这里得到这样的书信呢？欣喜惭愧的心情，几乎无法承受。可是自从入夏以来，家人们轮番生病，匆忙拖延到今天，回信很慢，想来您不会太过惊讶。您寄来的古风二首，借物起兴、托物类比，确实得到古诗人的风韵；苏轼却不是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姑且再用您的原韵作诗，聊以一笑。《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苏轼】伏蒙您再次寄示书信，在先父墓表中特别载入《辨奸》一篇。我恭敬地读着，泪流满面，不知说什么才好。私下想先父早年沉没不显，晚年才为人所知。虽然当时的学者知道应当师法尊敬他，但对于他的言语文章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何况他内心中无法形容的地方呢？所谓完全了解他并且相信其确实如此的人，天下只有您一人。虽然这对先父来说似乎是不幸，但能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这正是老子所看重的。《辨奸》刚开始写作时，我和舍弟都曾说过“嘻，其盛矣”的话来进谏；不论别人，只有明公您一见便认为与我们的心意相合。您本来已经在先朝议论过这件事，并把它载入史册。如今即使有人不知道，后世也决不会使它湮没。然而先父的话，如果不是经由您的墓表公布出来，人们未必相信。相信或不相信，哪里值得深为计较？但如果让这个人凭借一点小小的权术欺骗天下，而天下没有人察觉、没有人知道，恐怕后世一定会有“秦国无人”的叹息。这就是墓表所以写作的原因，也是苏轼流泪再拜致谢的原因。黄叔度清淡自守，不显露作为；郭林宗一句话，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他看作颜子。郭林宗对各种人才无论大小都加以选取，认为贤能的不只一人；黄叔度的贤德没有一点显露在外，后世却仍然只是因为郭林宗的推重而相信他。如今您的推重不比郭林宗少，所推重的只有先父一人，而先父的心志行迹大略又可以显现出来，他在后世获得信任是必然的。说得太多也不足以表达谢意，姑且写出一二。《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八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四 《上两制诸公》【宋·苏辙】

译苏辙读书读到诸子百家，看到各种纷繁的异同之辨，以及后世精巧雕琢、拆分剖析的学问，曾经叹息不已，认为圣人的道，就像山海、薮泽深处的宝藏，人进入其中，没有不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的；各自充实饱满，都认为自己已经有余，而不再羡慕外面的东西。现在假如班输、共工一早拿着斧头到丛林中游走，大的树木取来做屋柱，小的做椽子，圆的做车轮，直的做车轴，长的高接云霓，短的遮蔽牛马，大的堆积如丘陵，小的伏藏在丛生的草木中；砍削翻取，都自以为已经穷尽山林的奇异怪物。猎人和渔夫则结网、聚集诱饵，左手拿强弓，右手拿毒箭；在陆地上捕杀象和犀牛，在水中捕捉蛟和鳝；熊、罴、虎、豹的皮毛，鼋、龟、犀、兕的骨角，以及草上飞鸟、地上走兽和昆虫之类，纷纷杂乱地堆在眼前，折断翅膀、扭伤脚足，鳞甲鬣毛疲败不堪；肉登上鼎俎，脂膏润泽砧板几案，皮骨牙齿被剥裂分割，四处铺陈，覆盖在器物上。寻求珠宝的工匠，把隋侯珠、夜光珠以及夹杂瑕疵的玭珠堆叠在一起，满屋都是。寻求金属的工匠，制造出光辉闪耀、铿锵相击的器物，遍布天下的冠冕、佩带和饮食器具上的装饰。这几类人都自以为能够穷尽山海的珍宝，然而山海中的宝藏始终充盈，没有人能看见它们的尽头。从前孔子以及生在他同时代、跟随他游学的人，大约有三千多人。这三千人没有一个不从老师那里有所获得，因此跟随他周游奔走，在宋、鲁之间辗转，在陈、蔡挨饿，困厄到这种地步也没有人离开他，确实是因为他们有所收获。颜渊在孔子面前学习后，出来告诉别人说：“我能够了解它。”子路、子贡、冉有出来后也告诉别人说：“我了解它。”再往下到邽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这几个人是弟子中排名较后的，只是偷见道德的光辉，在议论的末端听到一些，也都以为自己已经在世上有所获得。后来田子方、段干木一类人，讲说得不详尽，便私自把它理解为虚无淡泊之说；吴起、禽滑厘一类人，又在战国时代把它发挥成狂妄放纵之说。孔子的道因此分散四处，后世得到它遗留下来的波流余泽，竟到了这种程度；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一类人，又没有见到孔子的大道，惶惶惑乱，仿佛陷入大泽岸边，荆棘丛生，道路小径全被遮断；想凭自己走到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却不可能，于是胡乱冒险穿过蒺藜，踏着山崖深谷，崎岖迂回，不能自行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也都自以为已经得到自己的所得。苏辙曾经奇怪，古代圣人既然已经知道道理，为什么不直接明白地告诉天下人，而要把它写在六经中。六经的言说都只是隐约显现端绪，并不是用来打破天下人的疑惑，使人一见便醒悟的；所以世上的君子纷纷走到这种地步，不能把握它。现在说《易经》，本来是圣人用来穷尽天下刚柔、喜怒之情以及吉凶得失的关节点，以此教天下人趋利避害；然而世上的解释者，王氏、韩氏竟把它解释成老子的虚无之道，京房、焦贡则解释成阴阳灾异的术数。谈《诗经》的人不谈歌咏勤苦、酒食燕乐之时，极度欢乐和悲伤而不违背道义，却去谈所谓五际、子午卯酉之事。谈《尚书》的人不谈君臣之间的欢悦、应答、叹息和感慨如何深深感动天下，却去议论《鲁誓》《秦誓》不应当作。孔子难道不知道后世会发展到这种极端吗？他的意思是，后来的学习者没有现成依据，可以受到感发而竭尽自己的才力，因此才演说六经，让人自己去探求；大概又想让人深入思考而获得它，所以不明白写出自己的解释，使天下人各自凭借所长去探求。因此说：仁者见到它，便称为仁；智者见到它，便称为智。子贡也说：“对于同一件事，贤能的人认识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认识小的方面。”假使仁者发挥自己的仁，智者发挥自己的智，贤者推明大的方面而不遗漏小的方面，认识小处的人乐于发挥自己的小处来依附于大处，各自根据才能尽力，探求最精微最幽密的境界，那么天下就会有人终身学习这种学说而不厌倦。到了后世，人们不明白圣人的本意，只担心异说太多，学者难以明白，于是拿圣人隐微的言语，用一个人的私意强行解释，而传注训疏的学问在天下横行；从此学习者更加懈怠，圣人的学说也更加不明白。假如现在让天下人由于解释者的异同，能够纵观博览，辨别是非，评论可否，推究精粗，然后达到精微幽密之处，那么讲求它应当更加深入，守护它应当更加坚定。从前苏辙开始学习时，得到一本书便俯身阅读，不寻求传注，只求理解书本身；求而不得，便反复思考，有时整天也看不出头绪，然后才退一步寻求传注。为什么呢？因为担心它太容易进入内心，反而守持不坚固。等到年长以后，便观看百家之书，其中纵横交错、颠倒变化，有可喜的、有可惊的，没有不读的；却茫然无所适从。大概到晚年读了《孟子》，此后再遍观百家，才不至于混乱。然而世上的论说者说：“学者不可以读天下各种杂说；不幸而看见它们，小道异术就会乘隙进入内心。”即使扬雄也这样，说：“我不看不是圣人之道的书。”他们把世上贤人用来修养心性的办法看作保护自己的幼弱子弟，不应让他们走出去置身于繁华纷扰之中；这岂不是极其不加思考吗？古代所谓真正懂得道的人，邪僻的言辞进入而不能动摇他，偏颇的言辞侵犯他而不能欺骗他，爵禄不能使他骄傲，贫贱不能使他感到羞辱。假如让人深居自闭在内室之中，木然颓然，却说自己“知道道”，这就是所谓腐儒。古人说伯夷气量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是君子不做的事。但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自身，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到了孟子，厌恶乡愿败坏风俗，也知道于陵仲子的做法不能成为常道；赞美禹、稷为天下事务急切奔走，也知道颜氏自得其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知道天下诸侯取得土地财富的方式像盗贼，也知道王者不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诛杀；

译知道贤者不能被召来，也知道征召贤者、任用贤者本身是合乎义的。所以士人谈论学习，都说孔子、孟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知道道理罢了。如今苏辙只是山林中的普通人，哪里敢把自己比附于孟子？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广泛观察天下的各种异说，以及三代以来兴亡治乱的关键，并且明白地能够对它们加以辨析，大概是因为我的学问出自孟子，这一点不能抹杀。今年春天，天子将要访求直言之士，而苏辙正好来京师调任官职。舍人杨公不知我不肖，选取我粗鄙的文章五十篇加以推荐，使它们列入诏书征求直言的末尾。伏想执事是当今的伟人，也是朝廷的名卿，天下谁不想见您一面，在您面前施展一点微薄的才能？那五十篇文章中等以下的部分，执事已经看过了，因此我不敢再把它们献上，只姑且叙述我求学的方法，请执事试着观看。《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太尉执事：苏辙从小喜欢写文章，思考得很深，认为文章是气质的外在表现；然而文章不能只靠学习就能写好，气质却可以通过修养而获得。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如今观察他的文章，宽厚弘博，充满天地之间，正与他的气质大小相称。太史公走遍天下，周游四海，浏览名山大川，和燕赵之间的豪杰俊士交游，因此他的文章疏宕开阔，颇有奇异的气势。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起笔来，专门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吗？只是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流露在容貌上，发动于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苏辙今年十九岁了，居家时所交游的不过是邻里乡党之人，所见的不过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游览来扩大自己的胸襟。百家之书虽然没有不读的，但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足以激发自己的志气，恐怕终于会湮没无闻。因此毅然离开家乡，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观的景象，以认识天地的广大。经过秦汉的旧都，任意观看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流，慨然想见古代豪杰。到了京师，仰望天子宫阙的壮丽，看见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足广大，然后才知道天下的宏大壮丽。我见到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明辨的议论，看到他秀美伟岸的容貌，又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然后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凭借才略冠绝天下，是天下人所依赖、因而无忧的人，也是四方夷族所畏惧、因而不敢发动事端的人。入朝时如同周公、召公，出征时如同方叔、召虎；然而我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一个人的学习，如果没有立志追求大的目标，即使学得很多又有什么用？苏辙这次来京师，在山上见到了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在水边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厚，在人中见到了欧阳公，却仍然认为没有见到太尉。所以希望能够瞻仰贤人的光辉，听您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然后才可以把天下的壮观都看遍而没有遗憾。苏辙年轻，还没有通晓熟悉官吏事务；先前来京并不是为了求取斗升之禄，只是偶然得到这个机会，并不是我所喜欢的。不过幸而承蒙允许回乡等待选用，使我可以从容度过几年；将来回去后更加修治文章，并且学习治理政事。太尉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而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上刘长安书》【苏辙】我听说，万物从上天所禀受的资质不同，那么它自处的地位必然高异；地位既然高异，就一定会显得卓然不群，与世俗有所不合。比如猛虎处在深山，迎着风长啸，百兽便震惊恐惧而不敢出来；松柏生在高冈，舒展枝柯、铺布叶子，草木也因此不能滋长。这不是我排斥你，就是你拒绝我；你拒绝我，我也不会抗拒你。所以才智特别高的人便没有朋友，形势与众不同而又相去甚远的人便会失去众人。才智高，是自身的负累；处境特殊，是众人所要抛弃的。过去伯夷、叔齐已经亲自验证过这件事。他们同乡人站在一起，只因乡人的帽子戴得不正，便舍弃他们离去。因为帽子戴得不正，就舍弃而离去，那么天下岂不是没有可以和他共同相处的人了吗？假如天下都没有可以共同相处的人，那么这样的处境难道能够长久吗？假如这种处境不能长久，那么我恐怕也会因此忧患吧？等到忧患之后再回来，也不如平素与他们相处为好。伯夷、叔齐正因为去了而不回来，所以成为天下所抛弃的人。因为伯夷看不起我而抛弃伯夷，这固然是天下人的罪过；可是因为我自认为清白高洁而看不起天下人，伯夷也有过错。古语说：‘最大的辩才好像不会说话，最大的技巧好像很笨拙。’ 为什么呢？是怕天下人凭我的善辩，用辩说来胜过我；凭我的机巧，用机巧来困厄我，所以用笨拙来保养机巧，用木讷来保养辩才。这又不只是为了保全自身，也将借此使天下人不忌恨我，使这种处世之道能够长久。如今天下的士人，我已经大略观察过了：在这方面有所不足的，在另一方面就有所长处；在这方面有所蒙蔽的，在另一方面就有所见解。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我私下听闻您的声望，明敏俊伟、雄辩无敌；而且高尚明亮、刚强果断，士人进到您面前，没有不震栗失措的；退下来仰望您的才华功业之光，没有不退缩自惭的。天下的士人已经完全折服了。但我希望您能稍稍降低身段，使天下人乐于到您面前来而不感到恐惧；我也得以进见您的左右，听到您议论的余音，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上田正言书》【王安石】

译正言执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抵达任所。每次想借西北方向的驿使寄一封信，表达我内心的情意，总因事情耽搁而作罢。东南方向的水陆交通十分繁忙，从汴京来的船车每天有成百上千，因而得以详细询问汴京的事情以及您的近况。其中士大夫谈到您，说您正直地立于朝廷，不偏不倚，十分盛美，十分盛美。但仍有人对您存有疑虑，即使我也是如此。我所学的，是您教导我的；我得以进身，是您奖掖我的。您了解我并不浅薄。既然有所疑问，却不把它告诉您，又凭什么报答您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您坐在殿廊下，应对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振奋直言而毫不避讳，并且说：‘希望陛下施行这些，不要让天下人说制科只是求取进身的一条途径。’那时看您的心意，难道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的那些人，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大概是想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如今您兼任谏官，早晚都在做天子的耳目，天子所做的一切，是非都没有不能说的。想要实行自己的志向，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国家的弊病、百姓的困苦，也实在太多了。您任职也已经很久了。从前所说的弊病，如今有的已经严重得仿佛无法医治；从前所说的困苦，如今有的已经顽固得仿佛无法复苏。却从未听说您提出一条意见来使主上醒悟。为什么从前指斥得那么急切，而如今上疏却这样呢？难道从前发言有利，而如今发言不利吗？难道您也免不了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的人，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人们之所以怀疑您，正因为此。替您辩解的人，有的说您是暗中进言，有的用诡辩来为您开脱，说疏远卑贱的人，怎么能突然了解其中的微妙呢？这话不对。传记中所谓暗中进言，是说他的言语无法被人听到，但他的言论所产生的效果天下都看得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困苦不断增加而没有减轻，哪里谈得上言论的效果呢？又有人替您辩解说：‘大概您已经暗中进言了，只是没有被采用，怎么办呢？’这也不对。臣下侍奉君主，进谏三次而不被听从，就应离去，这是礼法。您在应对策问时，常把这个道理写在文章中。如今进言而不被听从，也应当不止三次了。虽然您心怀忠诚，尚未能自行离去，但孟子不是说过吗：‘负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就应离去。’您为什么不辞去自己的进言责任呢？您不能自行摆脱人们的怀疑，这是必然的。即使是坚强有力的辩说，也不能替您解脱。依我愚见，希望您不要顾惜恩宠和利益，不怕诛责，为天下公开发表正直的言论，使主上醒悟，救治百姓的困苦，治理国家的弊病，一心忠诚勤勉，像应对策问时那样，那么人们的疑惑自然就会判然消解。只希望您考虑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样，希望赐信指教。不再多说。《答韶州张殿丞书》【王安石】我启禀：承蒙您再次赐信，谈到先君在韶州的政绩，为官吏和百姓所称颂，直到今天仍未断绝。我痛心于如今的士大夫不能全都知道这些，又担心史官不能把它记载下来，使先君得以接续前代良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的遗孤，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因此我早晚忧愁悲痛、惭愧自责、疾首痛心而不敢停息。先人在世时，我还年幼，不能完全听闻他施政的事迹；但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余言。先君心中所存的志向，曾想给天下以深厚的恩泽，哪怕一物枯槁，也认为是自身的羞耻。大的志向既然没有机会施行，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其中小的方面。如今连这些小事又将湮没而无人传述，那么我这个不肖遗孤的罪过就太大、罪孽就太深了，还凭什么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恳切悲悯，把先君事迹不能流传作为忧念；若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怎么能想到这件事呢？自三代以来，各国都有史书，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承袭其家业，往往以身死于职守，不辜负自己的志意。大概因为他们所传述的事都可以考证。后来既没有诸侯国的史书，近世以来，如果不是尊贵的爵位和显赫的地位，即使才华奇伟、功业卓绝、道德充沛深厚，不幸不被朝廷称扬，往往也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作史的人又把当时的权贵杂糅其中。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能讲说事情的是非，有时还把忠诚说成邪恶，把不同说成相同；惩罚当前的人却不畏惧，讥讽死后的人也不羞惭，只要满足自己的愤怒和嗜好之心便停止了。何况还暗中借助笔墨来裁断前人的善恶，把怀疑写成似乎可以代替褒扬，把毁谤写成似乎可以附会；死者不能申辩是非，生者也不能评论曲直，奖赏、惩罚、毁誉都不在其中实行。怀着这样的私心，怎么能在幽暗难明之中不欺骗世人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完全相信，像这样，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品德，声名和实际足以取信后世，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全都用文字记载下来，才可以因此永垂不朽。恭敬地想，阁下与先人并没有一日的交情，您所发表的议论也没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如果您愿意把发掘先人的潜在德行作为自己的事务，把所听闻的事情告诉那些能著述而又足以取信于世的人，使他们得以考订编次而流传，那么先君不能列入史官记载，又哪里会有遗憾呢？《答叚缝书》【王安石】

译叚君足下：我在京城时，曾经对您说过曾巩擅长写文章，却没有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后，才同他熟悉并且敬慕他。和他交友，又写文章大略说明他的品行。您来信根据所听到的事情指责曾巩，说他的品行没有一点完美之处，使他在家中亲友那里都惴惴畏惧。您责怪我不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是结党。您的话果真如此吗？曾巩并不是这样。曾巩的文学和议论，在我所交往的人中没有可与他匹敌的。他内心勇于趋向正道，几乎不能用刑罚、祸患、利禄来动摇。他父亲处在困厄之中，他在身边奉养，没有丝毫亏缺；家中的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父亲也非常爱他，曾说：‘我们宗族衰败，所能依靠的就是这个孩子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至于您所听闻的，并不是我所见到的。曾巩在京城时为了避开兄长而另住别处，即使我也认为这是他的过错，您应当严厉批评他。可是他的过错之中也有值得怜惜的地方，只是不能写在信中传播。有些事情表面上确有其迹象，但实际情由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推究实情便加以诛责，那么还有谁不能被诛责呢？曾巩的行为表面上确实如此，但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没有过错。只是我在京城时没有同他深入交往，回到江南后事情又已经过去，不能再责怪他，所以没有用这件事规劝他。曾巩做事果断，较少允许别人提出意见，有时会偏离正道。这件事我在回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后立即惊醒，他本来也有可以教导我的地方。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我家。他惶恐不安地寻求彼此切磋，以免留下悔恨，这一点大致可以看出来。我曾说过，朋友的过失还不可以因此绝交，应当先规劝他。规劝后他听从了就算了，难道一定要写成文字，留下证据，然后才肯罢休吗？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曾巩的行为大体如前面所说，他过去的过错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罢了，难道还不能算贤者吗？天下愚昧的人很多，贤者很少；愚昧的人本来就嫉妒贤者，贤者又自我守持，不肯同愚昧者相合，于是愚昧者更加怨恨他。怀着嫉妒怨恨之心，便没有什么事情不加以诽谤。君子偶然有过错，被听闻的人又把它传播扩大，所以贤者常常有很多诽谤。处在下位而不得志的人尤其如此，因为势力不足以改变世俗，名声和实际又没有施加于民众，愚昧者容易诽谤，诽谤也容易传播。凡是谈论曾巩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就是嫉妒他、怨恨他，或者听闻失实的人。我兄长从未亲自接触曾巩，只是也听信了传闻罢了。您却想引用嫉妒者、怨恨者和听闻失实者的话，悬断贤者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考察。’孟子说：‘全国人都说可以杀掉他，还不可以这样做。’ 要亲眼看见他确实可以杀，然后才杀他。匡章被全国人都认为不孝，孟子却独自以礼相待，认为他是孝子。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是因为他们善于自我守持，不被众人迷惑。如果被众人迷惑，也不过是众人罢了，哪里还在于他们是孔子、孟子呢？请您姑且自重，不要轻率地议论曾巩。《上蔡学士书》【曾巩】庆历四年五月，南丰曾巩恭敬地拜上书给谏院学士执事。朝廷自从更换两府谏官以来，进言论事的人都只是替天下庆贺得到贤才罢了。庆贺确实是应该的，难道不庆贺就不可以吗？我曾经静静思考天下的士人。由天子来推行圣人的道，难道还不如古代圣贤吗？然而古今之所以困难，难道没有不同的原因吗？普通人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便产生怨恨；庸人因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别人，便产生嫉妒。既怨恨又嫉妒，便编造修饰言辞从中作梗。君主不能觉察到这种情形，贤者就一定会被疏远而陷入危险。因此圣贤之道往往不能实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如今主上极其圣明，即使有庸人和邪人，也不会让他们介入其中。然而如今两府谏官所陈述的事情，主上已经完全明白并且相信了吗？还是还没有呢？如果已经完全明白并相信了，还担心他们谋划得不够深，临事时会出现差错；如果还没有完全明白并相信，就应当反复进见陈说，直到主上完全明白并相信，谋划深远，临事不出差错，然后才停止。成就这种美事的人，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古代的制度很好。天子所尊重并听取意见的，是宰相；然而天子接见宰相有固定时间，不能频繁而长久。只有谏官随着宰相入朝奏事，事情奏完后，宰相退回中书省，这大概是常规。至于谏官出入之间的言语行动，彼此连续接触，早晚亲近相处，却没有听说他们应当退下。这样，事情的得失，早晨想到后不必等到晚上就可以进言；晚上想到后也不必等到第二天就可以进言。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极力辩论。反复进见陈说，应该没有比这样更详尽、更切实的了。即使有邪人和庸人，也无法从中离间。因此说，成就这种美事的人，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如今谏官得以进见的机会有了间隔，他们不能早晚侍奉于君主上下，这一点也很明显。禁中能够同处的，不过是妇女罢了；除此之外，就是宦官；再就是庸人和邪人。在幽暗不明的地方、议论政事的时候，难道不容易让他们从中作梗吗？这样看来，我只看见今天两府谏官处境危险，还没有看见国家天下安定。想来执事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就在于让谏官侍臣恢复原有的职守罢了。哪有不履行职责却占据职位的道理呢？唉！自汉代衰乱以来，后世士人的盛况没有比得上唐代的；自唐太宗衰乱以来，后世士人的盛况也没有比得上今天的。唐太宗时代士人兴盛，因而能够成就治理；如今士人兴盛，如果能够推行圣人的道，那么前数百年的弊病没有不能除去的。否则，后数百年的祸患将又会兴起，难道可以不深思吗？我生在远方困厄之地，没有衣食来奉养双亲。如今又将回到乡学，在圣贤当政的时代，不能到京城进一言，所以冒昧把这些话告诉执事，并把所作《通论杂文》一编一同献上。恭敬地想，执事是庄重正直的士人，不拒绝别人的言论，希望您赐予阅览，并稍稍施行其中的意思。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非常古雅，品行也与文章相称。虽然已经取得科名，但如今知道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我珍重，不愿求知于人；然而这样的人，古今并不常有。如今正是时势所急需，即使没有这样常见的人才，也千万不能错过。像安石这样的人，更不可错失。执事如果能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对于天下有所补益；我也把他所作文章一编送到您的左右，希望您能知道我并非妄言。《上欧蔡书》【曾巩】

译我年少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郑公、王珪这类人在唐太宗左右，事情无论大小都加以议论和谏诤；当时邪人、庸人夹杂其间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一类人，太宗又能识别并疏远他们，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不被信任听取的，最终成就了贞观太平，刑罚搁置不用，功业不在成康之世之下。我常常反复欣慕，继而叹息，以为三代君臣之间，不知是否曾有这样周详反复的谋划议论。即使皋陶、禹、稷同唐尧、虞舜上下谋划，记载在书中的，也没有像这样委婉曲折而完备详尽的。我颇以为三代、唐尧、虞舜距离今天太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许还超过它，只是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无从听闻看见；这是无法知道的事，我不敢凭空断定。自汉代以来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来直到五代，它们的史书都很完整，但那些君主都没有像贞观那样谋划决断，所以治理都在贞观之下，这是道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我私下遗憾自己不幸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不能亲眼见到那些事情，歌颂推说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其间进退升降，同他们往返议论。自从年长以来，我喜欢询问当世的事情，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也不少；人人只把苟且、畏惧、谨慎、暗中拱手沉默处世当作常态，从未有一个人看见当世之事，只计算某项谋略不能立即见效，谁肯奋然迎上去替国家考虑并承担下来呢？于是我又认为，过去所欣慕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大概千百年间都无法再赶上。近来天子显赫明断，独自表现出超越万世的见识；更换两府之后，又召用二位公为谏官。我看到他们所条陈的奏议以及四方人所传述的事情，知道二位公在君主左右，为君主论说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大小事情都没有隐瞒，也不计较丝毫得失，不顾忌怨恨、嫉妒、毁谤、辱骂和谗言构陷的祸患。我私下又振奋起来，认为自古以来负有进言责任的人亲自承担职事，不知有没有像这样周详恳切的议论，不知有没有像这样多的议论；即使郑公、王珪，难道又能超过他们吗？如今即使事情不被采用，也足以把它昭示于万世，使邪恶者害怕，使懦弱者有所树立。何况是否被采用还不能确定呢？我原以为数百年、数千年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有的事情，如今有幸遇到并亲眼见到，内心的欢喜震动无法比拟。日夜盼望，即使有封伦、李义府那样的邪人、庸人，皇上也一定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取二位公的意见，使今天的治理超过贞观；这样，小的方面，我可以歌颂推说来满足心愿，大的方面，也可以参与其中，吐露片言半语，把姓名寄托于千万世。这就是我对古人的期望：不辜负他们，并且让后世听闻今天的盛况，怀疑唐尧、虞舜和三代远远不及今天，如同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代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即使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忧有一天有人在暗中议论时散布诽谤，使二位公的主张不能完全施用。所以我先前写信献给二位公，首先就把这件事提出来说，后来果然应验了。二位公先后离开两府，也更改了职位，而怨恨、嫉妒、毁谤、辱骂、谗言构陷的祸患在一天之内一齐发作，种种情状纷纷而来。甚至利用女子的空隙，编造非同寻常的诽谤，想把它加到天下的大贤身上；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不怕天地鬼神注视自己，公然欺骗诬陷，震惊天下人的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如何是好。唉！二位公的不幸，实在也是痛恨忧愁的百姓的不幸。即使如此，君子对于正道，既然从自己身上得到它，就急切地务求向外推行；急切地务求向外推行，是由我决定的事情。务求向外推行之后，能不能成功，则有取决于对方的地方。对于由我决定的事情，姑且竭尽力量，直到做到极点才停止；至于取决于对方的事情，则不能预先保证一定成功。既然有自己的志向，君子却不因为难以必定成功，便停止竭尽力量。所以孔子所游说聘问的诸侯国有七十个，孟子也在梁、齐、滕、邾之间不辞劳苦。作为孔子，游说了六十九国，尚且没有停止。孟子到梁国、齐国这样两个大国求用而不可得，仍然俯身同邾、滕的君主谋划；后来迟迟不舍，才离开昼地。他说：‘齐王或许能够改过，那么一定会召见我；如果任用我，难道不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也都会安定吗？’看他的心意如此，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称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位公本来就是一次未被合用的人，他们心里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见我并任用我，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吧？’在自己所在的方面尽力，而把能否施行交给对方，不因为难以必定成功就停止，没有比现在更大的时机了。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宽恕、聪明明察，求得治理的心从未懈怠；天下归附一统，四方诸侯接受号令，奔走奉行尚且来不及。二位公的言论早晨被皇上采纳，晚上就能传布四海；晚上被采纳，也不会过夜便传布四海。哪里能同游说七十国、在梁、齐、邾、滕之间艰难奔波相比呢？只管等待时机罢了。这不只是我的期望，而是天下人的期望，也是二位公所应该自行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恭谨地写成《忆昨诗》一篇、《雅说》三篇，大略说明自己的心意。后面的两篇以及其他事情，也因此一并抄写寄去。这些都是人们厌烦听闻的事情，本来不应当对二位公说；然而我想启发言论，使天下可以告知的人觉悟，明确知道二位公的志向。其次也让邪人、庸人看见，知道世上有坚定自守的人，不向邪道屈从；又希望能使天子的视听有所启发增益。假使二位公的主张得以施行，那么天下嗷嗷待哺的百姓都将受到恩赐；这也是替天下谋划，并不只是为二位公发言。至于二位公的主张究竟怎样，我曾私下思考，应该重新举行贡举之法，把责任连日交给学使；士人不必等到查考天下的名籍而形成声势，只须以本土户籍等待举行考试，行为悖逆的人就不能借此求进。这是历代思虑所未及的办法，难道不好吗？不要有人不与它共同做好。所以诗中尤其详尽地赞美求学之道，恭敬地希望您赐予省察。《谢杜相公书》【曾巩】

译伏惟当年我在河边遭受祸罚，离家四千里之远，面向南方遥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等天下险阻成为我的阻隔；我以孤独之身，抱着难以预料的疾病，孤零零地在路旁，没有可以攀援的亲属，也没有一位旧识可以托付，更没有高尚的品行足以感动他人，或低下的利势足以动摇世俗。只有先人的医药和丧事中一切紧急之事，我不知道靠什么来办理；又担心沉重的灵柩无法运回。唯独明公在这时忧悯而勤恳地营救、护视，亲自屈驾到河上，使我在先人病重时能够专心依靠您的左右，与您商议医药；到我成为孤儿以后，又没有外事来夺去我的精力，您对我的哀怜以及对我一丝一毫的私事，没有一件不依从我的愿望，使这场最大的丧事终于得以运回南方。您保存我的生命、成全我的恩德，超过常情；您的义举又如此深厚。我私下想，明公辅佐天下的道理，值得吟诵推说，流传万世，并不像浅陋之士只急于求取一时一节的善行。明公位极人臣，年纪又高，天子尚且不敢以政务烦劳您，难道乡里的新学后生、处境危苦之人的细小事情，本应传达到您的视听而蒙受察知吗？然而明公因为顾念先人，给我的恩德竟这样深厚。大概明公虽不能起身把天下政务寄托于自己，却爱护培育天下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失去自己的位置；这种道理出于自然，推行起来也不受个人仕退进退影响，而我独独有幸在这个时候遇到明公。在服丧期间，我不敢用世俗浅薄的心意越过礼法前来致谢；服丧期满后，又只因大恩无法用语言命名，空话不足以陈述，徘徊至今，一封信也没有呈上。但我的惭愧一直生于心中，没有片刻停止。恭敬地希望明公最终赐予明察。明公存心于天下大义而不徇私，那么我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大义罢了。我发誓内心如此，却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寄欧阳舍人书》【曾巩】曾巩叩头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使者回来，承蒙您赐信并送来您所撰写的先祖墓碑铭，我反复阅读吟诵，感动和惭愧一同涌起。墓志铭流传于世，其意义接近史书，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无不记载，而墓志铭，是因为古人有功德、才华品行、志向节义等美好之处，担心后世不知道，所以一定铭刻出来使它显明；有的藏入宗庙，有的保存在墓中，作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有恶行，那么墓志铭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它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墓志铭的文辞之所以撰作，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能够表达尊敬，使善人高兴于自己的善行得到流传，因而更加努力自立；使恶人没有什么可记载，因羞愧而恐惧。至于才识通达的人、正义刚烈守节的人、嘉言善行，也都见于篇章，这足以成为警戒劝勉后世的方式；它如果不接近史书，还能接近什么呢？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人的子孙一心只想褒扬自己的亲人，却不以道理为根本，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致力于刻写墓铭来向后世夸耀。撰写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不作，又因为那是子孙所请求的，于是也答应了。若把他的恶行写出来，又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墓志铭开始变得不真实。后世撰写墓志铭的人，应当考察这个人的实际情况；如果所托付的不是合适的人，所写的就不能公正而合乎事实，也就不足以在世间流行并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到里巷之士，没有人没有墓志铭，但能够流传的却越来越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所托付的人不合适，所写的内容不公正、不合乎事实。既然如此，什么样的人才合适，能够完全做到公正而符合事实呢？不是积蓄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具有道德的人对于恶人，就不会接受请求为他作铭；对于一般人，也能够加以辨别。人的行为，有内心实际善良而表面迹象并非如此的，有内心本来奸邪而外表却善良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据实指明的，有实际功业超过名声的，也有名声过分超过实际的。这就像任用人一样，如果不是积蓄道德的人，哪里能够辨别呢？不被众议迷惑，也不徇私偏听；不迷惑、不徇私，然后才能公正并且符合事实。可是如果文辞写得不好，世上仍然不会流传，因此还要兼有高超的文章才行。所以说：不是积蓄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到。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积蓄道德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代并存，也往往要几十年，或一两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能够流传如此困难，能够遇到他们又如此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文章，正是所谓数百年才有的人。先祖的言行卓异，幸而遇到您，使他的事迹得以按照公正和事实铭刻下来，流传后世，毫无疑问。世上的学者每当读到传记所记载的古人事迹，读到其中令人感动的地方，往往悲痛流泪而不自知。何况是他的子孙呢？何况是我曾巩呢？追怀并仰慕先祖的德行，思考凭什么来使它流传下去，于是知道先生把一次恩赐推及我，又延及我家三代。我应当怎样谋划报答这种感动和恩德呢？又想：像我这样浅薄、迟钝、拙劣的人，先生却加以奖进；先祖困顿蹇滞、穷困不得志而死，先生却使他的德行显扬。那么世上杰出宏伟的豪杰、不世出的奇才，谁不愿意登门求教？潜藏遁世、幽闭不得志的士人，谁不对世道有所期望？善行，谁不愿意去做；恶行，谁不因羞愧而恐惧？做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导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父亲祖父得到荣宠？这几种美好的结果，全都归于先生。已经拜受您的恩赐，又冒昧把其中缘由以及论述世族次序的文章一并进上，难道敢不承受您的教诲而加以详察吗？惭愧得很，不再多说。《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九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五 《与王观复书》【宋黄庭坚】

译蒲元礼来访并带来您的信，情意万分恳切；知道您虽然任官劳苦，却没有一天不勤于笔墨，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呢？如今刚到初夏，已经有暑气，不知您的起居怎样？您寄来的诗都兴寄高远，只是诗句生硬，不能协调音律，有时词气也不如最初构思时；这种毛病也只是因为读书还不够精深广博罢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是至理名言。南阳刘勰曾论说文章的困难，说意象翻腾于空中，容易写得奇特；文辞征取实际，难以写得工巧。这句话也对。沈约、谢朓一类人做儒林宗主时，喜欢写奇特的语句，所以后来的年轻人便形成了这样的文学见解。喜欢写奇特语句，本来就是文章的毛病，只应当以义理为主；义理通达而文辞顺畅，文章自然会出类拔萃。看杜子美到夔州以后的诗，韩退之从潮州回朝以后的文章，都不必繁琐修改而自然合于法度。过去我曾请教东坡先生写文章的方法，东坡说，只要熟读《礼记·檀弓》，就可以得到其中的要领。后来我取《檀弓》上下篇读了几百遍，才知道后世文章不如古人的毛病，简直像仰望日月一样清楚。文章大概从建安以来就喜欢写奇特语句，所以气象衰弱，这个毛病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只有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以及近世的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没有这个毛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您所论说的杜子美诗，还没有完全达到它的旨趣，请再深入思考。至于入蜀、下三峡的年月，从诗中自然可以看出：诗中说‘九钻巴巽火，三蛰楚词雷’，那么他往来两川共九年，在夔府三年，就可以知道了。恐怕还需要修改定稿，才可以刻入碑石。正好我多病而少有安闲，宾客妄自说我已经有确定的归期；日月临门，我疲于应酬接待。蒲元礼前来告别，我匆忙写下这些世俗寒暄礼数；这不是您对我的期望，所以都略去了。《答洪驹父书》【黄庭坚】驹父外甥教授：分别以来已经三年，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你。我闲居时完全不与人事往来，所以不能写信，即使晋城也从未写过信。专程来的人到了，收到你的亲笔信，知道你在任所没有荒废讲学，睡眠饮食都安适强健吗？各位孩子都在成长茂盛，欣慰喜悦无以复加。你寄来的诗，语言和意境老成厚重，我读了几遍仍舍不得放下，继而叹息。再加意读书，古人并不难达到。你所作的文章也都很好，只是还缺少古人的法度。可以更加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的文章。凡是写一篇文章，都必须有宗旨、有趣味，首尾有关键，有开有合。就像四条大河虽然纳入百川，有时汇聚成广阔的水泽，浩荡千里，但归根到底仍须发源于江海。老夫在绍圣以前不知道怎样写文章，拿斧头砍削旧日所作的文章，读起来全都可笑。绍圣以后才知道怎样写文章，只是年老多病、懒惰疲倦，不能下笔。外甥你要努力，替我洗刷羞耻。《骂犬文》虽然雄奇，但不写也可以。东坡的文章天下绝妙，他的短处在于喜欢谩骂，千万不要沿袭他的路数。我非常遗憾不能相见，极想同你详细讨论诗和文章的优点、毛病。临写此信不能尽意，千万勉励自己、珍爱自己，少饮酒为好。你寄来的《释权》一篇，文辞笔势纵横，充分显示出日益更新的功效。还必须研究经书，探究它的源流，这样才可以达到古人的境界。《青琐祭文》的语言意境很工巧，但用字有时不够妥当。自己创造语句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大概后人读书少，所以以为韩愈、杜甫是自己造出这些语句的。古代善于写文章的人，确实能够陶冶万物；即使把古人的陈旧言辞取来写入文章，也像一粒灵丹，能点铁成金。文章是儒者最末等的事情，但探索学习它，也不能不知道其中的曲直，希望你仔细思考。至于把文章推得高峻，要像泰山那样崇高；写得高耸，要像垂天的云；写得雄伟壮盛，要像沧江八月的波涛、海运时能吞舟的大鱼；又不能拘守绳墨，使文章显得俭陋。《上吕诲叔书》【秦观】

译五月某日，进士秦某恭敬地拜上书给知府大资阁下：我听说，天下的功业成就于器量和见识；后世的声名建立于学问和方法。古代的大臣用道义侍奉君主，不能实行就离去，从来没有存心追求功名。然而他们的器量见识、学问方法既博大又精微，功名便巍然卓立，自然随着时代到来；即使想深深闭藏、坚决拒绝，挥手把它赶走，也不可能。过去汉昭帝、汉宣帝时，霍光以宿卫之臣承担汉室的重任，汉室大厦将倾，他逐渐起身扶正，神色不变。这是因为他的器量见识确实超过常人。然而他掌握国家权柄，却不知道消息盈虚的规律，身死之后尸骨尚未冷，宗族便被灭了，这是学问不明的弊病。后来顺帝、桓帝之间，李固以一时名儒的身份位居三公，抵抗奸臣的气焰，夺去他的威势。这是因为他的学问确实有古人的遗风。然而他轻率发言，不能在事情尚未显形时确定大计，等到争辩时只用口舌来申说，书信和谋划终究没有成功，自身也随之丧命，这是器量见识不宏大的弊病。不只是这两个人如此，大体说来，西汉的士人器量见识优于学问，所以多能成功而声名不足；东汉的士人学问优于器量见识，所以多有美名而功业不能成就。君子把器量当作车，把见识当作马，学问和方法就是驾驭它们的工具。西汉的士人，好比环绕坚固之人的车辆，用马具驾驭，驱车通过道路上的险峻斜坡，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然而也有日暮而道路遥远、倒行逆施的人。东汉的士人，好比豆泰氏，手持马鞭、挽着缰绳，转弯圆转合乎圆规，转折方正合乎矩尺；然而车辆破败、马匹羸弱，一转入险阻之中，就已经失败了。我狂妄地曾据此推论历代豪杰之士。又默默观察当今时势，有士大夫告诉我说：‘器量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见识足以达到无穷的远方，学问足以探究天人之间的奥秘，方法足以适应事物的变化，像古代所谓的大臣一样，除了阁下，没有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又说：‘阁下的道，就像元气运行在混沌之中；它发为风雷雨露的形迹，不过是糟粕罢了。’我当时正吃饭，听到这些话，便扔下七根筷子站起来，想立即亲身跟随在您身后服役，求得列入洒扫之人；只是苦于没有介绍，不能自行通达。我私下伏居淮海，怀抱这点愿望，至今已经多年没有满足。近来承蒙天幸，阁下来治理这个州，而我的祖坟所在之邑，正隶属您的治下；因此我就忘却自己的卑贱浅陋，取出不丰厚的文章编录成卷，作为见面礼献给您的属下，又把希望求见的想法写成这封信放在前面。大冶铸造没有舍弃的金属，大陶工制作没有舍弃的泥土，江海不拒绝水流，王侯不遗弃士人。我虽然不能廉洁谨慎、委曲周全，以此在乡里托身立足，但古人用来处置兴衰、选择进退去留的道理，我私下曾经学习过一二。如果阁下不拒绝我，辱承收纳我，请允许我以后继续进献。冒犯您的威严，我俯伏等待命令。不再多说。《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晁补之】昨天苏公以尚书身份奉召入朝，恰好与您二位同在兵部任职。我想两位平日未曾共事，过去未必相合，所以曾向苏公极力说明您二位居家行事、任官处事以及待人接物的情况。苏公本来就不认为补之的介绍有什么过分，等到承蒙您赐信，说两位同僚职掌相连、关系亲近，远远听到这些话，欣喜不已。补之对于苏公来说是门下弟子，已经没有什么可再称赞的了；但他刚正清廉、寡欲少求，奉养自己极其俭朴，却以自身承担官府的责任，嫉恶如仇而爱护民物，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尤其不轻视琐碎事务。他若有无法完全施展的地方，把舍弃官职看得如同丢弃土芥。大体说来，他同两位相近的地方，不止一件。来信还责怪他意气用事、喜好争辩，这一点不是补之所能知道的。除非是圣人，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然而伯夷已经列在圣人之中，孟子尚且认为伯夷气量狭窄。君子若不走这样的道路——孟子所说的君子，必定要像孔子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无可无不可，才算得上君子；否则便会远远离开，仿佛将要受到污染。假如只是嫌他不够圆融，那么凡是能够考虑祸患、忍受羞辱、压制刚强而变得柔顺、眼看着从胯下钻过也能忍受的人，大概都可以免受这种议论了。气量狭窄的人自会排斥别人，而不恭敬的人也会同时获罪、被排斥；伯夷虽如此，却并不妨碍他与圣人并列，这样就可以看出孟子的用心了。西汉的名臣，只有汲黯和郑当时。汲黯喜欢直言进谏，多谈国家大体，但性情傲慢而少礼，常当面斥责别人，不能容忍人的过错，所以士人也不愿依附他。郑当时却性情宽厚仁慈，常常推荐丞史，认为他们比自己贤能；同属下说话，总怕伤害他们，山东一带于是众口一词地称赞他为郑庄。汲黯因傲慢而不得人依附，郑庄因被誉为长者而受人称道，表面看来似乎郑庄胜过汲黯。然而到了淮南王有邪谋这件事上，汉廷的几位大臣都只畏惧汲黯，郑庄却受到迎合逢迎、顺承上意的讥讽，不敢严厉斥责、评判是非。郑庄在这方面难道不反而惭愧于汲黯吗？不过，汲黯的正直不是刻薄，郑当时的和厚也不是谄媚，所以优秀的史官在同样称许、推重贤能时，所举的就是汲黯和郑当时。他们在大体方面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因此补之认为，除非像孔子那样做到无可无不可，否则免不了受到讥讽；君子能够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像这样就可以了。如今德高望重、言行足以成为后进榜样的人，难道不是您二位吗？风俗各异，教化分离，结党同门而侵蚀正道，处处都是这样的人。补之认为，众多贤人在朝廷上和睦相处，那么偏远之地的趋向自然会归于一致，事情也就没有不可办成的。不知两位认为如何？还请再赐教一言，幸甚，幸甚。答李推官书【张耒】

译我到南方以来事情很多，又荒废了读书。昨天送还来信的人回去时，忽然承蒙您惠赐所作的《病暑赋》和杂诗等。您说吟咏文章很难，既有作品可以激发我久已枯竭的思绪，又欣喜于世上的学者近来渐渐追求古人的文章和写作体制，往往已经有所成就。我张耒没有才能，年轻时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同人交游谈论文辞；说这是嗜好倒可以，至于说我能写文章，世上自然另有其人，绝不在我的能力之下。您平日在我这里饮酒谈笑，忘掉了琐碎礼节，却忽然拿来一幅大轴细字，上面题写着官职姓名，像卑贱之人拜见尊贵之人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误以为我懂得文章，错误地以请教者的恭敬来对待我吗？我想把它退回去，却又贪恋喜爱玩赏，势必舍不得；舍弃它虽使我心中难过，却又不能因此自我安慰。不过既然承蒙您如此勤厚相待，我也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隐瞒不说。您的文章可以说是奇特了，抛开文章通常的体制，竭力写得瑰奇险怪，务求让读者读它时仿佛看见数千年前蝌蚪文、鸟迹所记的文字，弦匏乐器的歌辞和钟鼎上的铭文。您所爱好的是这一类文风，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据我所听说，所谓能写文章，难道只是说能够写得奇特吗？善于作文的人本来不能把奇特作为首要标准。文章这种东西，是为了什么而设置的呢？懂得道理的人未必能够说出来，而世上能说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文章能够流传？难道只是因为它能够写成文章吗？因为善于作文，他所说的话更加精巧；因为言辞精巧，道理也更加明白，这就是圣人看重文章的原因。自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辨士的论述，大抵都是要把文章作为寄托道理的工具。所以，道理胜过文辞的人，文章并不刻意求工而自然工巧；道理不足的人，虽巧加粉饰，文章却会处处露出破绽。这就像两个人拿着文书打官司，理直的人提笔便写，不必堆砌繁多辞藻，读起来如同劈竹一般顺畅，曲折反复都自然合乎条理；理曲的人，即使让他向子贡借取辞令，向扬雄请教文字，也像罗列五味却不能调和，吃到嘴里没有一样可口，更何况让人反复玩味呢？所以学习写文章，首先急切需要明白道理。完全不知道怎样写文章的人，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如果懂得文章却不致力于道理，只追求文章的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把水从江、河、淮、海中引流出来，水顺着道路奔流，浩浩荡荡，日夜不止，冲击砥柱山，冲破吕梁山，流入江湖而汇入大海。水舒缓时形成涟漪，鼓荡时形成涛波，受到激发时形成狂风，愤怒时形成雷霆，蛟龙、鱼、鼋在水中喷涌出没，这些都是水的奇异变化。但水最初哪里就是这样呢？顺着水道把它引流出来，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口、向西堵塞，下面满了而上面空虚，日夜激荡着，想要显现出奇异来；可是它所到达的地方，不过是青蛙和水蛭玩耍的地方罢了。江、河、淮、海的水，就是道理通达的文章。不刻意追求奇特，奇特自然会到来。激荡沟渠之水而求取水的奇异，这就是不见道理，却想凭言语句读写成奇文。六经的文章，没有比《易》更奇特的，也没有比《春秋》更简约的。难道它们是把奇特和简约作为追求目标吗？只是形势自然如此罢了。《传》说：“吉人的言辞少。”难道他是厌恶繁多而喜爱简少吗？即使想写得繁多，也做不到。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喜好写奇文的文人不止一个；更严重的，有的故意制造缺句断章，使文意脉络不能贯通，又把古书中罕见难见的训诂搜罗来，穿插铺陈并强行解释；有时得到一个字，却得不到一句话，不明白它的篇章意义，反复咀嚼，最终也一无所得。这是文章最鄙陋的弊病。您的文章虽然不是这样，然而意态绵密拖沓，似乎以奇特为主。所以我预先向您陈说这些，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话质朴浅陋而不加省察。给曾子固龙图的信【张耒】

译我曾经认为，君子的文章不会浮在他的德行之上；文章中刚柔、缓急的气势，繁简、舒疾的节奏，都出自他的真诚。他不隐瞒自己已经知道的，也不强作自己不知道的。譬如楚国人一定说楚地的声调，秦国人一定穿秦地的服装。正因为他的言辞不浮离于内心，所以从他的言辞来探求他，潜藏的德行和隐藏的志趣便无法掩藏。古人说不懂得言辞就无法了解人；而世上迷惑的人只知道言辞与德行是两回事，不能相互贯通，有时相信他的言辞，却怀疑他的行为。唉！这只是知道观察他的行为，却不知道君子的文章本来出自他的德行，和没有德行却只有言辞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张某最初写文章时，最喜欢读《左氏传》和《离骚》。左丘明的文章很美，但他的行事没有流传于后世，已经无法考察。屈平仁厚，不忍只顾自己的生命；他的气度狭窄而志趣高远，所以言辞反复曲折，起初似乎过于繁复，左顾右盼、反复周旋，中间又让人怀疑他迂曲；但因为内心极其真诚悲悯，所以言辞周密而不令人厌倦。考察到他的结局，便知道他的仁厚；他的愤怒是非难而不是怨恨；他的卓异和自我洁身，是为了守洁而不是为了私利；他彷徨、悲伤、叹息，最终却没有人理解他，于是剖析心志、决断思虑，使自己不再显露。这就是屈原的忠心，所以他的文章像明珠美玉，华丽而令人喜爱；又像秋风夜露，凄清骤然而令人感伤；又像神仙烟云，高远得无法舀取。只要根据他的言辞来考察他的事迹，难道会有不相合的地方吗？自三代以来，我最喜欢读太史公和韩退之的文章。司马迁奇异豪迈、慷慨激昂，从年轻时便周游天下，结交豪杰；他的学问长于考订、讨论和寻究前代事迹，又意气用事、敢于直言而遭遇祸患，所以他的文章疏放开阔、明白通达，简朴而纵横驰骋。只是他一生的志向有郁结在心中，所以他的文章末章末句有时流露出感慨激愤，却没有完全宣泄。韩愈的文章像先王的衣冠、郊庙的鼎俎；至于放逸超卓、无法收束时，语言的瑰丽奇巧，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唉！韩退之在唐代大概是不得志的，然而他敢于触犯君主、违逆权臣，面对义理便忘却艰难，刚毅而诚实；他的学问又能在道德分裂衰败之后独自行于正道，继承孔孟的余绪来建立自己的学说，那么韩愈的文章即使想不成为这样，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唐代以来，经历五代的纷乱，宋朝兴起后铲除叛乱、讨伐亡国，到了仁宗朝，天下大定，兵戈不再使用，休养生息，日益走向富强兴盛。那时游处于士大夫之间的人，谈笑安逸享乐，不再有从前那种幽忧不平之气，天下的文章渐渐兴起；庐陵欧阳公开始写作古文，近取法于两汉，远追溯三代，又出于孟轲、韩愈之间，建立一家之言。经过不断积累，文章日益高妙；经过磨炼洗濯，文章日益新颖。此后四方学者姑且以旧习为耻，只求取法古人。欧阳公在这个时候，确实凭借自己的声望和权势，开导引领天下豪杰；世上号称善于作文的人，从欧阳公门下出来的，几乎十人中有九人。执事更是其中的冠首，他的文章和议论同欧阳公不相上下。我询问前辈，他们说，您的文章虽然兴起晚于欧公，却巍然是欧公所敬畏的，欧公忘掉自己的前后次序，谈论文章时也会提到您。我从刚开始读书时，就知道应当读执事的文章；读过以后便思考它，广泛寻求、远方访求，每天都要了解它的变化。唉！像您这样的人，真是穷尽天下文章之奥妙的吗？给唐运判的信【张耒】我听说从前三代时期，公卿大夫对待下属，是多么仁爱忠厚，出于极端真诚，并且能够完全了解下属的心情啊！下属侍奉上级，又是多么平易简直，各自都能献出自己的意见，没有因阻塞而不能通达的忧虑，也不受权势限制。正因为上级能够充分了解下属的心情，所以下属不受权势限制；上级俯身接近下属，下属仰头也能赶上上级，于是尊卑之间情意相通，贵贱之人的志向也能通达。然而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天下急于求得上级任用，是事理当然。公卿大夫已经尊贵了，理应安然自得，不再需要外物；他们却急切地向下属求取人才，只要有一个贤能的人才，便唯恐失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职位有尊卑贵贱的不同，是权势自然造成的；并不是职位不同，彼此就截然分开、互不相关。如今贵者只求自我安逸，一切功名都不去追求也可以；如果有建立功名的心愿，那么贵者的功业要靠贱者的力量，尊者的名声要靠卑者的成就。所以，上级求取下属，就如同下属求取上级。过去周公已经极其尊贵，亲身享有天下的富贵，后世说到急于求贤、礼待士人，总要考察周公。因此他所取得的成效是：百官庶府没有不整治的，制度文理没有不彰明的。周公自身的德行难道是凭一人之力就能没有遗憾吗？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公卿大夫不敢苟且简略、因循守常来便利自己；尊贵者急切地向卑下者求取人才，富贵者急切地不遗漏贫贱之士。上级有极其真诚悲悯的心，不敢忘记疏远的士人，处在下位的士人也就不敢吝惜自己的才智，甚至奋发努力、施展奇才，只怕赶不上要求，这就是原因。三代的政治消亡以后，公卿大夫不再像从前那样真诚地体察天下人的心情，只求谨慎自身、不犯过错，把自己看得极其尊重，忘掉建立功业、办理政事的志向，渐渐铲除感奋激昂的气概，认为不必对卑微下层的人有所作为。下属不过能谈功劳；不幸没有功劳，即使有超越常人的才干，也不会有人听说。斥退他们，不过只论罪过；幸而没有过错，即使是天下琐碎的事务，也不再过问。上下情意阻隔而不能相合，气势闭塞而不能交往；下属畏惧上级是有的，却不是爱戴；下属恭敬上级是有的，却不是忠诚。贵贱志向不同，尊卑不相亲近，三代的风气就荡然无存了，事业功效不能建立，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我曾读西汉史，看到吴公任用贾生，田延年任用尹翁归、暴胜之和隽不疑，私下感叹这三个人还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遵循古代的道义，身居尊位而礼敬贤者，真诚地接纳士人；凭太守的尊贵、使者的高位，亲自同平民和下士交往，尽力发挥每个人的才能，而忘掉下属可能冒犯自己的事情。像前面这三位君子，原本还不值得特别称道，但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了。既然如此，天下贤者那么多，怎么知道没有慨然能够采用古代道义、不沉溺于流俗，有建立功名的志向而忘掉自己一点点尊严的人呢？唉！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人，让他处在天下的富贵地位上呢？假使真有这样的人，天下被遗弃的善行和潜藏的德行，大概就可以兴盛起来了。再次给邵提举的信【张耒】

译从前韩退之曾三次写信给宰相，来展示自己的才能。到了写过一两次仍未被采纳时，又用激烈直率的话奋力劝动他。唉，他的言辞也稍微有些诋毁了。韩退平生向人求取帮助以实现愿望的事情，并不是一次两次。即使是武夫军师，只要有权力和势力能够把他从贫贱中救出，他都一一前往求取。用好听的话引导对方的心，用高亢的言辞打动对方的意志，手拿书信、怀揣名帖，奔走在当权者的门下。直到晚年以后才稍稍得到所求，读他的文章，没有一次不为此感到悲哀。像韩愈这样的文章，本来不是随世沉没、等到自己显达后才被世人看见的，为什么他要如此辛劳地求取别人的知遇呢？至于别人不了解自己，以韩退之的刚强自信，在道义之间自有足以使自己快乐的东西，对世间夸耀之人的言行毫不动心，他本应高远地自我隔绝，同世俗两相忘却，长久离去而不回头。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忍受羞耻、降低志向，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而且像这样劳苦却不感厌倦呢？由此看来，一个人怀着自己的才能，想不依赖外力而使自己被世人发现，实在很难；看待别人是否了解自己，一概不放在心上，也很难。至于有才能却因无人知晓便停止的人，更难做到。像有些才能微薄的人，一旦就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大声呼号，希望有人听见。但有些人的车子在奔驰中毁坏，双脚也因快步奔走而受伤，原本想取得一尺，最后只得到一寸；原本求取一百，最后只希望得到一个。他们起初羞惭自愧，退下来看看古代君子，发现也没有谁能完全免于这种处境。于是人们自己宽恕自己，并等待建立功名的机会；这实在是天下最难的事。如果人人都害怕劳苦、躲避羞辱，不肯稍稍压低自己以求有所成就，那么能够成就事业功名的人或许就少了。给林秀州的信【陈师道】周代的制度规定，士人拜见大夫、卿、公，要用介绍人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言辞来端正名分，用贽礼来表达情意，用仪节来表达敬意。这四项都具备了，才叫礼仪完成。士人之间相见，就像女子出嫁从夫一样，有希望求见的心愿，却没有自行前往的道理，必定要有人介绍引导在前，这样是为了辨别嫌疑、谨慎细微之处。所以说：“用介绍人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名分来举明事情，用言辞来引导名分。”所谓名，是先王用来确定名分的。名分端正，言辞就不会悖乱；名分确定，百姓就不会冒犯。所以说：“用言辞来端正名分。”言辞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名分又不能超过实际情意，因此还要设置贽礼来完成最后的表达，于是有授受之礼。介绍人用来通报姓名，傧相用来传达命令，礼节已经很周到了，但仍要借助他人才能通达。礼仪没有比亲自竭尽诚意更重要的，所以祭祀以洗手为主，婚礼以迎亲为主，宾主相见以贽礼为主。所以说：“用贽礼来表达情意。”诚意发自内心，表现在身体上，显露于容貌神色，因此又有仪节。言辞要三次请示，贽礼要三次献上，三次作揖后登堂，三次拜礼后退出。礼节繁复就显得安舒，过于简略就显得粗野，三次正处在礼的适中状态。所以说：“用仪节来表达敬意。”大概是为了使尊贵者不欺凌卑贱者，下位者不攀援上位者，谨慎守住各自的名分，顺应时命，志向不屈服，身体不受辱，从而成就自己的善行。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是士人自认为贤能，大概也有礼制为他们加以节制。周代制定礼制，它所起的防范作用已经非常周全。到了周代末世，礼制还在而风俗已经改变，尚且有人为了谋求私利而失去自身，何况礼制已经灭亡呢？自从周代礼制灭亡以后，士人知道自我保全的就少了。世上没有君子明白礼制来加以纠正，人们已经相互沿袭而视为常规，史官又把这些事记录下来，所以弊病日积月累而自己却不知道。我陈师道是鄙陋之人，但曾从南丰先生那里有所听闻，不敢不努力。先生对我说：“你见过林秀州吗？”我回答：“没有。”先生说：“去吧。”陈师道承受命令以来，谨借先生的名义前来求见。《诗文》二卷，恭敬地拿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不敢认为自己有才能。我恭敬地弯身等待您的命令，只希望阁下赐予裁察。给席侍郎的信【唐庚】我在学校充任官员已经三年了，在同辈中年纪最大，文辞气质和学问最为浅陋，教养训导的方法也最为疏拙；之所以没有立即辞去，正是依靠主人看重我。如今阁下回朝，早晚将受到重用，成为执政、宰相，成为天下的公卿和师表，这实在是门下小子所愿意听到的。然而我这个孤单任职的小官，突然失去了依靠，心中不能没有一点介怀，日夜思考，寻求报答阁下万分之一的方法。书生出身，没有别的技能，只能把自己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见解献上，请阁下裁择。我刚开始读书时，还不熟悉世事，以为古代圣贤一概都必须建立功业、成就名声。后来涉历世事越深，经历的事情越多，考察讨论前代经史，越发看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才知道古人的本意原来不是这样。船遇到险境才有功，蜡烛在黑夜中才有功，药遇到疾病才有功，桔槔遇到旱灾才有功，戈、弩、剑、戟遇到战斗，冲车、兜鍪遇到战争才有功。凡是事物发挥功用，全都不是出于自身愿意。龙蛇杂处而禹有了功劳，草木堵塞道路而益有了功劳，百姓不能吃到粮食而稷有了功劳，天道秩序和人伦关系颠倒失序而契有了功劳，夷狄、蛮族和盗贼侵犯法纪、扰乱治理而皋陶有了功劳。从这里以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都是因时势需要而建立功业，并不是圣贤的本意。伊陟、臣扈、巫咸辅佐太戊，没有别的奇特功劳，只是把使上帝感动、使王室安定作为功劳。巫贤、甘盘辅佐祖乙、武丁，没有听说建立了什么功业，只是把保全、治理商朝作为功劳。君陈辅佐成王，毕公辅佐康王，不自行建立功业，而是把遵循周公的事业作为功劳。后世只知道有功才算功，却不知道无功也可以算功，距离道已经很远了。至于说圣贤存心追求功名，那是对圣贤的探究太浅了。天下太平日久，纲纪和文书制度纤细完备，没有丝毫未尽、未便之处，一部《周礼》大体已经到处施行，只不过没有姓姬的王室罢了。我私下认为，今天正应当持守遵循现有法度，不宜再增加制度、扩充设置。在官署中高声歌呼的人不要过问，醉后吐在车褥上的人不要驱逐。客人来到，想要陈述意见，就用醇酒招待，不要听取。选用士人，只取能够通晓大体、懂得古代义理的人；即使他们不建立功业，功业也已经包含其中了。我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见解就是这样，不知是否恰当？阁下如果认为正确，回朝见到何丞相时，也请把这个意见告诉他。《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六 祝贺陈丞相【宋·朱熹】

译恭敬地听说诏书已经下达，延请您入朝授官，进而执掌国家政权，凡是受到您陶铸教化的人，谁不欣喜依赖呢？伏惟明公凭借极大的忠诚和壮烈的气节，早已享有天下的声望；您深知政事，赞助辅弼，日夜勤勉，凡是据理争辩、执意坚持的事情，都关系到国家安危。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您往往以自己的去留来争取，即使皇帝没有立即听从，天子对您的信任却更加深厚，天下对您的期望也更加深切。大家凛然不安，只怕您有一天必然离去而无法挽留。明公之所以能从上下得到这样的信任，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如今您晋升而位居天子的宰辅，中外的期望，难道不是都欣喜地说：“陈公从前所说的话，是天下人共同要说的话。争取而没有使它改变，危险还不如离去；如今却成为宰相，这说明天子已经体会到陈公话中的意味，将最终听从它了。”陈公一定会凭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充分陈说，并决定辞谢还是接受任命了。况且天下的事情中，那些重大而紧急的，又不只是这一件。陈公如果果真没有辞谢而留在这个职位上，一定会依次向皇帝陈述，并替皇帝施行；他不会默默接受职位、茫然坐居其位，这是明摆着的。我朱熹虽然极其愚钝，也有这样的看法。然而如今我在下风听候您，已经过了几个月，政令发布、官员黜陟，没有明显不同于从前的地方，那么明公大概不曾把朝廷内外对您的期望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苟且地接受职位罢了。朱熹承蒙您深厚的知遇，私下感到惭愧而又感叹，不知道明公将怎样妥善处理以后的事情。请允许我略尽愚见，供明公选择。我听说古代身居大臣职位的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了解得没有疑惑、承担得绰有余力，便急切地趁着时机勇敢去做；知道有尚未明白之处、力量有所不足，便咨询访问、讲习探求以增进自己的认识，攀援引荐贤能以求得帮助，如同救火、追赶逃亡者一样，更不敢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把君主当作不值得谈论仁义的愚人，对下不敢把百姓当作不值得施行教化的人，对内不敢把士大夫看作不足以共同成就功业的人。一日处在这个职位上，就一日尽力办理这个官职；一日不能胜任这个官职，就不敢一日占据这个职位。有所爱惜而不肯去做，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也是私心。巍然独立于中正之地，不受一丝一毫私情牵累，只知道做自己职责所应当做的事，像这样，志向就足以推行大道，大道就足以救济时局，对大臣的责任也可以无愧了。不知明公谋求妥善处理后事，是否合乎这些道理？是否接近这些道理？或者还有比这些更高明的办法，只是我愚昧而不能知道吗？希望您赶快谋划，或许还来得及，以最终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不要让前些日子的欣喜变成今天的忧闷。此外朱熹还有一个请求。我曾蒙明公赐信，其中说：“前辈做大臣，不过是持守遵循法度，主持公道，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使君主回复到有德的状态，公正地实行赏罚，任用贤能、罢退不肖罢了。如今事情极其艰难，风俗败坏，官吏苟且偷安，强敌当前，边防尚未建立，这怎么能够做成呢？”朱熹愚钝而不肖，对这番话深感疑惑。大概凡是明公认为容易的，都是古人认为困难的；而明公认为困难的，却是古人认为容易的。我反复思考，不能得到解释，原想拿来向您请教，只是一直没有闲暇。如今借着修书道贺的机会，冒昧提出请求。伏惟明公试着反省自己的内心，再依据事理的轻重、本末加以权衡，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难处和易处，并据此用心，那么也就没有难事不能变得容易了。《诗经》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取法的标准并不远。”希望明公留意此事，天下幸甚。给陈侍郎的信【朱熹】

译昨天承蒙您回赐亲笔信，慰问抚藉十分深厚，我拜领之后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又因为请求奉祠一事冒昧地打扰，承蒙您的慈爱，反复为我引荐推重，最终得以实现愿望；您所示的堂帖，我恭敬地接受了，仰承您的恩意眷顾，更加不敢忘记，却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朱熹天性朴拙愚钝，只知道守住自己，偶尔一开口，便像榫卯不合一样处处违逆，终究不能在当世振作自立，只能退守田园，坐等埋入沟壑罢了。如今凭借阁下的力量，得以暗中领取俸禄，来供给粗茶淡饭，这一私人幸运已经很大了。只是从道义名分来看，仍有侥幸冒进的嫌疑；而阁下当初推挽我的本意，仍认为不止于此，这又哪里是朱熹敢于听闻的呢？又承蒙您告知如今的事情，慨然发出“事情真是艰难啊”的感叹；并且听说您任职以来，多次提出关于去留和处置事务的主张，立身处世十分明确。朱熹虽然没有获知其中详情，却由此看出贤人君子立身于人主朝廷，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天下的忧患，也不肯因为有一天居于职位上便荒废自己的职责，大概就是这样。您尚且不鄙弃我这个迂拙疏贱之人，向我说到这些事情，您的用意难道是偶然的吗？朱熹实在不足以奉行您的教诲，但私下不能抑制自己对您的仰慕和服膺，所以忘掉自己不善言辞，试着说几句话。执事也请听听我的话。朱熹曾听说，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端正根本虽然似乎迂缓，却实际上容易用力；挽救末端虽然似乎紧迫，却实际上难以见功。因此古代善于议论政事的人，必定深刻明白本末所在，先端正根本。根本端正以后，末端即使没有治理好，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就拿今天天下的事情来说，对上天意尚未愉悦，饥荒接连发生；对下民力已经耗尽，赋税征敛却正趋急迫；盗贼四起，人心动摇。想要逐一挽救这些弊病，寻求谋划解决的办法，哪里说得尽呢？然而要说这些大患的根本，原本是有所在的。大概议和的主张一经决定，三纲便衰颓、万事便毁坏；独断专行的言论被进献，君主的意志便在上面骄纵；“国是”的说法推行，公论便在下面郁结。这三件事就是大患的根本。然而提出这些说法的人，如果不是乘着君主心术的蒙蔽，也就无从进入。正是因此，朱熹在前一封信中来不及谈论其他事情，而深切希望明公能够纠正君主心术上的错误。因为这三种说法不被破除，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可以施为的道理；而君主的心不端正，这三种说法又哪里有可能被破除呢？不知道阁下前日的议论，是否也曾谈到这些？或者还有比这些更大的问题，只是山野之人没有听到、没有知道呢？阁下如果确实抓住根本来议论，那么天下的事情一举就能归于正道，几乎没有什么难处；而我的去留，也就容易决定了。朱熹私下不能抑制积累的愤懑，请再让我详细说说。阻碍国家恢复大计的，是议和的说法；破坏边疆防御常规的，是议和的说法；对内违背我国百姓忠义之心，对外断绝故国百姓来归求治的希望的，也是议和的说法；只求暂时逃避日夜忧劳，却养成将来安逸享乐之毒的，还是议和的说法。这种祸害本来已经说不尽，议论此事的人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朱熹所说的，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祖宗的仇恨，是万世臣子必定要报、不能忘记的；假如说力量不足以报仇，那么姑且采取自守的计策，积蓄遗憾和怨恨以等待时机，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却反而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向凌辱我们的强敌乞求怜悯；幸而得到对方应允，君臣又互相庆贺，放纵地向天下发布命令，说：“过去那些微薄物品和细小事端，我已经全都舍弃了！” 欣喜得意，再也没有一点忍痛含冤、迫于不得已的说法，来保存天下人的防备之心。唉！还有什么比祖宗陵庙的仇恨更大的事情，却忍心把它当作微薄物品和细小事端而舍弃呢？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恩情，以及天理民伦这些重大的原则，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用来维系民心、作为纲纪政事根本的关键。如今用来开端立极的是这样，发布号令施行政令的也是这样，却想让人心牢固团结在自己这边而不离散，使各种事务从始至终有条理而不紊乱，即使不用智者说明，也足以使人凛然寒心了。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害怕公论沸腾、君主或许醒悟，于是又相互制造独断专行的说法，牵强附会经典训诫，文饰构造奸邪言论，以深深迎合君主的欲望，暗中借此寄托自己的私心。这种说法虽然发端于议和，但它造成的祸害又不止议和这一件事。它大概要严重误导我们的君主，使他傲然自以为圣明，对上不畏惧皇天的谴责告诫，对下不畏惧公论的是非，凭借雷霆般的威势和万钧般的重压，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无人敢于触犯，必定就是由此而来。唉！这难道不是不仁吗？比制造木偶来陪葬的人还要严重。仁人君子难道可以坐视这种情形发生，安然不说一句话来纠正它吗？这件事已经如此了，十天之内，又有人制造出“国是”的说法来回应它。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欺骗上天、蒙蔽世人，包藏险恶之心，又更加严重。皇上既然认可了这份奏章，群公也没有听说有人认为不对。我请求对此加以诘问。所谓“国是”，难道不是指顺应天理、合乎人心、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事情吗？如果确实是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即使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权柄，天下也没有人能够认为它不对，何况还拥有天下的权势呢？正因为它不合乎天下共同认可的是非，却强行要天下承认它正确，所以必定要悬赏来诱导，严刑来督责，然后仅仅足以胁迫士大夫使他们不能各自发言；但天下真正的是非，终究不能被欺骗。不知今天所作所为，同议和相比，果真顺乎天理吗？合乎人心吗？如果确实顺乎天理、合乎人心，本来就是天下共同认可的事情，那么不同意见从哪里产生呢？如果还没有做到，却想主持自己的偏见、满足自己的私心，强行给它命名为“国是”，借助君主的威势来对抗天下众口一词的公论，我恐怕古人所说的“德行贵在专一”，似乎并不是这样；而《诗经》所说“都说我是圣人，谁能辨明乌鸦的雌雄”，不幸也接近这种情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从前熙宁初年，王安石一派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后来章惇、蔡京一派又继承并加以发挥。前后五十多年间，士大夫出来在朝廷上议论，退回家中谈论，只要有一句话不合乎这种说法，就指责他为“邦朋”“邦诬”，并把四凶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大概近世主持“国是”如此严酷、令人凛然不敢触犯，还没有超过近来的；最终却使公论不能施行，渐渐导致大祸，留下的毒害和余波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这难道是因为“国是”没有确定才造成的吗？只是因为他们认定的东西并非天下真正认定的是非，却过分固守它，于是上下相互顺从，直言听不到，最终到了危亡地步还不醒悟。《左传》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况如今的偏差岂止毫厘呢？唉，真是可怕啊！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做法再次严重误导我们的君主，使他重新踏上祸乱灭亡的道路，亲自驾车跟随而去呢？唉，这三种说法成为今天大患的根本，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寻求破除这些说法的方法，并不在别处，只在纠正君主心术的错误罢了。明公不在朝廷便罢了，一旦处在这个职位上，天下的责任就会从四面八方到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与其在末流中颠沛而不知道怎样挽救，哪里比得上急切努力去办理大臣应办的事情，成就使自己和万物都得到成就的功业，一举而两得呢？朱熹闭门求志，已经很久不敢再议论天下的事情了。只是对阁下的话私下有所感触，不能自已，于是又说出这样狂妄的话，不知高明的您认为如何？尚书王公筹划任职的事情已经很久了，正当群邪争逐、正论消亡之际，二位公卿在朝，天下都仰望你们，巍然如同江河中流的砥柱，使人有所依靠而不感到恐惧。不过，时机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事情容易毁坏却难以成功，更希望你们联合谋划、同心协力，及早使皇帝醒悟，来图谋天下大事。这不只是朱熹个人的愿望，实在也是海内生灵的愿望。给留丞相的信【朱熹】朱熹冒昧有些愚诚，仰请陈述于您的听闻。我是孤单卑贱的鄙陋儒生，向来迂阔。中间诸位公卿不了解我不肖，往往错误地有收纳任用我的意思；而朱熹性情笨拙，不能顺从应承，因此多次造成龃龉，后来不能没有遗憾。自戊申年夏天以来，我狼狈出关，闭门居住在空山中，已经不再有涉足当世的念头。没想到相公从未见过我的面目，却在掌握国政之初首先提拔任用我。朱熹以年老懒散、不能胜任繁剧部门为辞，承蒙您又改授命令，改给我郡守的符信。到任一年，有所请求必定得到满足，例如褒赠漳浦高公、减免经总制钱之类，都是从前守臣屡次请求而未能得到的。由此可见，相公对朱熹的了解不能说不深，对漳州士民的爱护也不能说不厚。至于经界一事，却唯独多次上奏而没有答复；到实在不得已时，表面答应了，又多次发表疑虑反复的言论，以满足进谗诬陷之人的口舌。不到一年，最终把这件事罢止。朱熹到这时才开始怀疑，相公了解朱熹，竟不如了解乡里小儿那样深；爱护漳州士民，也不如爱护那些琐碎的姻亲那样深厚。于是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已经慨然自知，决不可能再进入相公的门下了。因此，对于湖南、广西再次任命、再次辞谢，大概不只是为了稍稍伸张自己的心志，也希望暗中替谢临漳解除那千里奔波、失去生计的百姓的困苦；至于相公，我也不敢因此怀恨。如今相公在郊外居住了数月，一旦回来，还来不及办理别的事，又首先把我的姓名奏告于皇上，委任我担负湖南一路的事务。圣主重视相公的话，立即下诏任命；相公又赐下亲笔书札，加以慰问、晓谕和勉励，礼意殷勤丰厚，更胜从前。君主和相公的恩德如此隆厚，即使我的身体羸弱疲惫，不能上路，精神昏乱，不能处理繁剧事务，也应当勉强接受任命，奔走伏事于官署，以报称所受的恩典。但我反复思量自己的私心，终究还是不能忘记前事；又私下想到，相公身居大位，把海内知名人士全都招引来，朝廷中没有一个不聚集在相公门下。如今这件事，虽然相公在郊外发出命令，未能亲自挽回天意，但列位贤者各自竭尽忠诚，进献苦口之言，不遗余力，这就无异于出自相公之口。相公在这件事上所得贤士之多、辅佐君主的成效，也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了。既然如此，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姑且也不要过问，把我置于度外，似乎并不足以损害盛德的万分之一；何况启发、拟定之恩和谦下尊重的美意，相公不是也已经施行了吗？宰相把得到贤士看作功劳，把礼遇士人看作难事；而士人所守持的，却以不丧失自己的操守为贵。如今相公得到贤士、礼遇士人已经做到如此，已是盛美之事。若又能容纳我，使我不丧失自己所守的操行，那么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宝物”，又何必使我转过脸去、玷污操行，成为终身的羞耻呢？或者说，今天的形势，天意虽然似乎暂时回转，但恐怕还没有稳固；祸患的苗头虽然似乎暂时平息，但恐怕还没有消除。事情一旦发生，可能有比漳州经界更大的，而恐怕不会像前日那样容易平定。希望相公深深以前事为戒，使自己的心公正，使自己的忧虑长远，不要让天下那些比我贤能的人，又受到激愤而不肯出于相公门下；这样，我今天的话，还算没有完全失去报答恩德的意义。这一点小小的心意，只是想让相公知道。至于所有省状，如果是公开札文，我就不敢把心中的话全部吐露了。倘蒙相公将它上奏，并及早赐予施行，不要使事情发展到需要再次烦渎的地步，那就是我万分的幸运了。致朱元晦秘书〔陈亮〕

译去年秋天承蒙您答复并教诲，情意周详，足见长者教人不知疲倦的心意。您说我信中有不平之气，那确实是有的。自从棘寺回来，我闭门不与人交往。因为妻弟的缘故，出门几天，便被凶徒纠集数十人想要杀害。性命存亡只在一线之间，向州县报告，官府却漠然不应。我不知道今年究竟是什么运数？事情发生第五天，我头重得不能扶起，眼睛闭着不能睁开。我屏息静思，认定这一死决不可免。背负了一世的诽谤，始终顽强地没有为自己辩解。几次濒死之后，谁来替我说明真相？第二天我突然起身，让小儿准备纸笔，勉强写成一封给长者的信，希望死后有人能够说明我的心意罢了。难道是愿意在您门下自己铺陈是非长短吗？信写成后又躺下，过了二十天，行动起居才恢复如常。丘宗卿也受到一群小人的诽谤中伤，事情似是而非，州府最终把罪归到赵穿身上。我想到自己既然活着，便不再追问了。世路日益狭窄，我又是孤身一人，难怪会辗转陷入荆棘丛中而没有结束的时候。今年不得不聚集二三十名小秀才，以教书作为谋生之路，同时整治一座小园子，多种竹木，建起几处小亭子。后年随众人参加一次省试，也许侥幸取得一个名目来遮蔽自身，然后在园亭之间悠闲度日，等待终老罢了。其他事情只好一概交给有能力的人。闲暇时我将拄杖到武夷山拜访长者，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来，请您加以辨正，留下可供千百年后谈说的文字；这样也差不多不枉此生此死了。我过去同秘书相对而坐的地方，横向接出一间屋子，名叫“燕坐”。向前走十步，正对着柏屋三间，名叫“抱膝”。旁边接种秋香、海棠，四周围以竹子，间杂梅树，前面栽两株桧树、两株柏树，面对一口小池。这地方真可以养老了。叶正则替它作《抱膝吟》二首，君举作一首，词语很工巧，但仍旧说长道短，说人说我，不能完全畅达“抱膝”的意味。同床各自做梦，周公尚且不能使两人同梦，何必一一说到孔明呢？我又不会作诗，使这郁结的心情无从抒发。秘书高雅的情怀和杰出的诗句横空而出，一生替我作两首吟诗：一首是和平之声，一首是悲歌慷慨之声。若我坐在这屋中吟唱来自我适意，也就如同平常面对面交谈一样了。去年的仆人已经另带了五日的粮食，让他在那里等五七天；不妨千万替我写一首，恳切至极。在抱膝屋东侧五七步处建一座杉亭，颇为宽大，名叫“小憩三”。亭子面向池塘，两旁种黄菊，后面栽木樨八株，四株黄色、四株丹色，又在中间栽一株大木樨。离亭约十步，在池塘上建桥屋三间，两面都安置亮窗，名叫“舫斋”。过池塘十四五步，地面就是一口大池，在池上建赤水堂三间，又建“箔水”，正对着大池。池塘约三十亩，池旁还有一口小池，小池旁就是驿路。离驿路一百步，有一株很大而茂盛的古松，应当是七八十年的松树；赤水堂正对着它，名叫“独松堂”。堂后建一间宁廊，中间有一株大李树，两旁是小廊，分别通向舫斋。小廊两旁栽桃树，堂两旁建小斋以供休息，四周种竹。独松堂和赤水堂的木材尚且不足，估计与舫斋都要到秋天才能建成。杉亭旁的池塘形如偃月，西边一头已经建了柏屋，东边一头应当建一间六柱榧亭，名叫“临野”。正西岸上较为幽静，在那里建一座小梓亭，名叫“隐见”。再走四十步，就建小书院十二间，前面又临一池，作为秀才读书的地方。估计三年之内都可以建成。两池东面有田二百亩，都是先祖先人的旧业，曾经归属他人，现在全都买回来耕种；这样即使老死，也还有什么遗憾呢？田地上方有一处小坡，建园二十亩，先建一座面对田地的小亭，名叫“观稼”。以后还可以再建一座小圃，如今只先种竹子，其他的我还没有力量去做。这座小坡正对着我所居住的屋子，屋子东北又有园二十亩，只种蔬菜和桃李罢了。楼台旁边，杨花飘过帘幕之间，燕子飞翔。难道只能把这些看作富贵人家的事业吗？魏公《座右铭》，承蒙您赐教；并非想拿给人看而被人夺去，难道不只是因为精妙的书法为人珍爱，而是像我这样荒唐懒惰的人没有资格得到这种教诲吗？十六个大字我不敢勉强求取，如今因为岳父下葬，想求六个大字来增光墓上。男子不敢越分请求，而妻子心里希望丈夫转达请求；按道理似乎可以允许。愿能得到它，便是我的祈求。我还想求“抱膝燕坐小憩”六个大字，冒昧求请，实在惶恐。奉上纸六幅，恐怕不合意，若不合意，就请在书室中另行书写。美好精妙的心愿虽有千万，却始终未能一见。新年已经过去，恭敬地希望您燕居安适，起居万福。前一封信大略是在安排后事罢了。信末的议论，大概并不是小事，只是略略说起而没有说完，想来应当烦劳您来信加以辨析答复。朋友们多劝我不要过多地烦扰长者；虽然如此，如果在长者面前有所怀抱却不尽情说出，又似乎没有依照情理行事，难道应当这样吗？姑且再说一句。过去三皇五帝与天下共同安享无事，到尧时法度才开始确定，成为万世的法式。禹、启开始把天下作为一家，并由自己承继统治。有扈氏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启大战之后才取胜。汤在南巢放逐桀，建立商；武王讨伐并擒取纣，建立周。武庚借管、蔡之乱，要求恢复旧业。那些曾经同武王共事的人，想修养德行，等待事情自行平定；周公却违背众议，出兵以后才取胜。夏、商、周的制度，确定为三家，虽然彼此沿袭，却并不完全相同。五霸纷争不已，难道没有原因吗？老子、庄子认为天下的混乱没有停止的时候，把罪责归给三王，而尧、舜仅仅得以免罪。假如三皇五帝彼此共同安享无事，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纷争呢？他们的思考并非不周密，但孔子独自认为不是这样。

译三皇的教化已经不能再实行，能够追述的止于尧、舜；三王的礼制，则是古今不能改变、万世应当奉为法则的制度。删去史籍繁杂的文辞，刊削流传中的错误，斟酌事情的轻重，明辨是非的疑似，然后三代的文献才灿然大明，三王的心志和行迹才清楚得不可诬蔑。后世君主只知道尊崇仰慕，学者只知道诵读学习，却不知道孔氏所费的劳苦，大概就是这样。当是非还没有大明的时候，老子、庄子的诚心，怎么能立即废弃不用呢？我深怕儒者看待汉、唐，会免不了像老子、庄子当时看待三代那样。儒者的学说不是可以废弃的，只是汉、唐君主的心志行迹还没有被说明白。因此我曾有一点小小的想法，只是这并不是我的职责。心的作用有不能穷尽之处，却从来不会泯灭；法的文辞有不完备之处，却从来不会废弃。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立为三才，并不是天地总在独自运转、而人反倒有所停息。人若不能立足，天地也不能独自运转；舍弃天地，也就没有凭借来建立道了。所谓不因尧而存在、不因桀而灭亡，并不是说舍弃人而独立成道。若说大道的存亡不是人所能参与的，那么舍弃人也可以成道，释氏的话就没有错误了。假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尧，万世人人都是尧，那么道难道不会在天下光明盛大吗？假使人人都与桀没有区别，那么人伦纲纪无法修明，天地不能成立，而道的废弃也已经很久了。天地若可以勉强支撑到满期而苟延时日，就只是僵硬的一件东西；人心若可以牵强补缀来度日，就只是半死半活的虫子，道又在哪里能够长久不息呢？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尽到人伦，其他人对人伦有所未尽，却不是完全欺骗人而把它说成人伦。只有君王才能完全建立制度，其他人在制度上有所未尽，却不是完全欺骗世人而把它说成制度。欺骗人者，别人常常欺骗他；蒙蔽人者，别人常常蒙蔽他。哪有靠欺骗蒙蔽而能使人长久服从的呢？不失去奔驰的节奏，放箭便像击破坚物一样。君子射箭不一定以射得禽兽为目的，但也不是厌恶射中禽兽。使我的驾车奔驰合乎规矩，并且一发箭就必定命中，这才是君子的射法。难道有握弓持箭谨慎牢固，却甘心空手返回的吗？驾车者按正道驾驭，射箭者只凭手和眼，自以为这样就能行，二者彼此不相配合，终日也一只禽兽射不到。射箭者只凭手眼，自以为能射，而驾车者却任意曲折奔驰来迁就他，那么一天就能射得十只。并不是驾车不正就必然一只也射不到，而是射箭者没有按正道射。用正道驾车，遇到正当的射法，奔驰不失其节奏，放箭便如破竹，无论到哪里会射不中呢？孟子的议论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往往反而被拿来作为迂阔、不切合实际之人的根据。我并不是喜欢汉、唐捕获禽兽多，而是正要论说当时驾车者的罪过。高祖、太宗本来是君子的射法，只是驾车者没有始终合乎正道，所以他们的射法有时偏离、有时合乎正道，但最终归结到禁止暴乱、平息祸乱、爱护百姓、使万物受益，这些都无法掩盖，是因为他们的根本规模宏大而开阔。因此我曾说：“三章之约，不是萧、曹所能教导的；平定天下的乱局，又哪里是刘文靖所能发动的呢？”这就是儒者所说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时的恻隐之心。他们根本的规模开阔，所以心念一发便足以震动一世，不只是像看见小孩将入井时那样微小而难以扩充。至于把地位当作快乐，这种心情还可以考察；如果没有地位，这颗心又从哪里施行仁政呢？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财物，这种心情还可以察知；如果不由一家总摄，人的心又以什么为归宿呢？三代圣人本来就不讳言要把天下作为家业。天下是巨大的事物，根本规模不宏大，怎么担当、开拓得了呢？只是事情变化万端，真心容易被淹没；到了枝节失误、根本显露的时候，那光明清楚的本质终究不能被诬蔑。高祖、太宗以及皇家太祖，大概是天地赖以恒常运行而不停止、人伦赖以接续而不坠落的人。说大道的存亡不是人所能参与的，那就错了。汉、唐的贤君果真一点力量也没有，那么所谓卓然存在、不会泯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道不是依赖人来保存，那么释氏所说的千劫万劫就是真的存在了。这番议论，正在于细微分寸之间比较得失；但心的本体实际上并不是靠零碎拼凑而成的。这正是大圣人独自运转天下的地方，不是小人物和普通学者所能了解的。假使两程还在，也应当正色加以辨明。近来看到秘书给叔昌、子约的信，竟说诸贤死后议论纷起，有一人独力不能支撑的意思。伯恭是明白事理的人，在世时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一点。天地、人合称三才；人活着，只要做一个好人。圣人，是人的最高境界。达到圣人的程度才算成人，所以当初告诫子路时说：“也可以算是成人。”您来信所说的不是达到成人境界的至诚，我认为是对的。称为圣人，是说在人中达到圣的境界；称为大人，是说在人中达到大的境界。刚刚立下一个儒者的名号，本来就不应当有未尽之处。学者所学的是成为人，难道一定要成为儒者吗？子夏、子张、子游都是所谓儒者。学习不能达到极致，所以荀卿有“某氏贱儒”的说法，却不涉及其他人。《论语》一书中，只有告诫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关于其他人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那么我的论断也不是没有根据。管仲有许多地方完全可以商量，他也多次受到儒家的讥笑；但归根到底，他总体上仍是一个真正的人，能够判断天下事情的轻重、有无。所以孔子说：“是个人。”像我这样不肖，在当今儒者中连替人效劳都做不到，更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然而我自己仍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并不是专门遵循管仲、萧何以下的规模。正是想把金、银、铜、铁搅在一起熔炼成一件器物，以适用为主，并不是专门替汉、唐作分别疏解。正是想说明天地永恒运行、人的作用也永远不停止，不能靠勉强支撑和牵强补缀来苟且度日。说话的轻重，也取决于说话的人。秘书德行高重，为一世所尊仰，一句话说出，谁敢非难？凭我这样不肖，即使是孔子亲自传授的话，经过我的口一说出来，弱者会怀疑，强者会斥责。希望秘书平心静气地听，只遵从道理，把天下横竖、高下、清浊、黑白的分别全部洗去，一概归于正道，不要使天地有被遗弃的东西，四时有多余而无用的运行，人心或许可以欺骗，而千四五百年以来的君子也都可以遮蔽。

译因此我曾认为，所谓得到不传之秘的绝学，不过是学者耳目不广、见闻不习惯的说法。人就是这个人，气就是这个气，才就是这个才。譬如金、银、铜、铁，本来就是金、银、铜、铁；冶炼多少，器物就有精粗，难道能在本质之外另换出一种东西，作为举世无双的美器吗？所以浩然之气，就是百炼而成的血气。假使世人争相追求高远，东扶西倒，最终既不切实也不适用，那么诸儒引用它的方式也就错了。我正忙于治理年轻人的事务，连抬头的工夫都没有；而新妇急着替她父亲派人匆忙准备这些，又没有能够详尽说明心中所想，秘书未必肯立即认为正确。再往来三五次，议论就会确定。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希望秘书不要吝惜，尽力铺陈来教诲我；若论说不能彻底，彼此终究会有未尽的心意。君举年纪大了，学习却不停止；正则的学识每天都在超越，不再是从前在建宁相见时的正则了。我品行庸俗，本来不爱好山水，这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游赏的山水，只是在平地上略加点缀一些景致，所谓随分享受春光罢了。徐子才常常来相见，他不但有可用的才能，而且求学之意正专诚，也很想见长者一面，只是要出门并不容易。他本来约定有方便的时候就写一封信，偶然因为我派人太过仓促，来不及再到五十里外取信。我不敢拜受寿之宣教的专状，料想同台内眷属的长幼都一一安宁；过庭时把这封信给他看，也就是我的幸运。新妇和儿女一并拜见，再三问候起居。柑子一庵内有真正的柑子五十枚，是黄岩柑，听说味道很胜过温州的，我也不能分辨。大栗干八斤随信送到，东西轻薄，承蒙您笑纳。石天民本月二十三日赴任，未曾能够相见。他日益贫困，而有力量帮助他的人又没有按情理顾念他，如今姑且能使全家得到温饱。百忙之中向西遥望武夷，仿佛想飞去相见；但祠禄任期届满，又担心秘书再次被牵连出任。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千万请为世道珍重自护，我对这一点小小的祈求实在不能自已。致杨守三〔陆九渊〕 离别之后未见您的容色笑貌，转眼已经过了很久；听到许多见闻和民间歌谣，更加仰慕您的德行。我自从开始了解本地事务以来，已有五十年了，不知换过多少位太守，其中贤能而值得称道的，只有张安国、赵景明、陈时中、钱伯同四人，几乎像早晨的星星一样彼此相望，可以说难得之极。如今您来治理这里，又胜过诸公，百姓是何等幸运！不过近来郡政已经非常不振，积累的弊病和长期的蛀虫，几乎难以驱除；狡猾的官吏和豪强之家互相内外勾结，根深节错，成为百姓的祸害。百姓质朴还是狡黠，势力强还是弱，彼此相差悬殊，本来就不是对等的。吏胥居于府庭，掌管文案，长期留在邦君身边，借事务的闲忙、劳逸，窥测我的喜怒；又根据日月的长短快慢，试探我是否遗忘。他们替事情安排先后缓急，开启闭合，增减损益，以蒙蔽我的聪明，扰乱我的是非判断，来推行自己的计谋。豪强之家拥有巨额财产，党羽深厚，依附左右亲近之人，在事情之外制造端绪，以扰乱事情的根本；又在党羽中寻找旁证，以虚构事实，善于编造条目，使之与吏胥互相符合而形成他们的说法。我作为外乡人，突然听到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一向熟悉当地风俗，而府中又把乡里深处的事情严密遮蔽，使我看不到，街巷里的传言又不让我的耳朵听见，便无法知晓实情。受害的人又淳朴厚道、柔弱无力，大多不能自己申明、通达实情。在听取审断时，想一定查明实情而不受欺骗，这是极其明察的人也难以做到的。我即使查得实情，对方还可能设法牵制，使我的施行受到阻碍。我审断得快，文书就会疏略、事情就会有遗漏，无法堵绝他们的辩词；我追求详尽，事情就会一天天拖延，反而给奸人制造机会。何况是非曲直尚未分明时，常常有人使我心中产生疑惑，使我怀疑自己的见解，扰乱事情的真实情况，而真相也不容易查得。一旦落入他们的计谋，奸恶之人就失去畏惧，善良之人也失去依靠，难道不难吗？善恶的习气，就像阴阳的消长一样，不存在两者同时壮大的道理。一个人身上，善的习气增长、恶的习气消退，就成为贤人；反过来，就成为愚人。一个国家的风俗，善的习气增长、恶的习气消退，就成为治国；反过来，就会混乱。时代之所以有否泰，也就在这里。自开天辟地以来，从羲皇以后，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著名的卿士和贤良大夫共同扶持、培植的，是善；他们所防范、限制、杜绝的，是恶。在上位而明察的人，所明白的也只是这些。火在天下，象征大有卦，正是光明至盛的状态。《象传》说：“君子因此遏止恶行、发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 《左传》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行应当像农夫务必除草一样，把它割除、铲除、堆积清理，斩断它的根本，不让它有机会生长，这样善行才能真正得到伸张。孔子说：“听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没有诉讼吗？”假如孔子生在今天，做今天的官吏，难道会立即使人不再诉讼吗？《易经》有讼卦，争讼由来已久，不能没有争讼，难道只有今天才这样吗？如果在听理诉讼时颠倒是非、倒置善恶，却说自有使人不争讼的方法，那是没有道理的。舜接受尧的禅让时，必定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兠放逐到崇山，把三苖迁徙到三危，把鲧处死在羽山，然后天下才都服从。孔子掌握鲁国政权时，必定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然后沈犹氏才不敢早晨到朝廷饮羊，公镇氏才把妻子休出，镇溃氏才越过国境迁走。鲁国贩卖牛马的人也不敢预先抬高价格。这就是遏止恶行、发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道理是一致的。使人不争讼的方法，应当在听理诉讼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的存心。遏止恶行、发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就是他的存心。后世那些苟且偷安、只为逃避官吏责任，靠钩距手段树立威势的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把这样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使善的习气日益增长、恶的习气日益消退，恶人屈服，善人得以伸张，那么没有争讼就一定可以实现了。承蒙您一向了解我，我便冒昧献上这一点微薄意见，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上书执政〔陆游〕

译某官阁下，文人在天下，任用他，不过是把他作为用世的观瞻、太平的装饰；不用也就算了，并不像掌管兵刑、钱谷的官吏那样，一天也不能缺少。然而治国的人往往还是收取文士，不忍舍弃，难道本来就认为文学不是急务吗？大概天下的事情，只有这件最难；若不是确实喜爱它，耗费二三十年的勤苦，劳心疲力，使牙齿头发衰败，饮食、睡眠、梦境以及悲欢得失，全都寄托在这上面，恐怕还很难说真正入门、真正精通。可是向上不能凭它取得功名，向下不能凭它获得财利，只能把尘旧的书册、蛀蚀的简牍捆起来收藏，幸而世上有人懂得这条道路，叹息称赞其工巧。唉，可以说是迟钝极了！把天下人的辛苦，换成天下最不切实用的东西，等待千万个人中一两个知晓它的人，这就是贤能公卿把人才看作自己责任、所以不忍舍弃他们的原因。我的资质平庸，生来没有别的长处，不幸自幼便迷于文字；对于上古遗文、先秦古书，我昼夜读诵思考，开山破荒，探求圣贤寄托心意的地方。虽然才识浅陋，不能像古人那样迎面洞察、逆向判断，但如果比作农夫辨认豆类和粟类，我大概也算专一而长久了。它们的源流、分别、构思方法、范围格局，自六经、《左氏传》、《离骚》以来，历历分明，都可以一一指出；不攀附、不割裂，不歪曲、不紊乱，正有从奇特中出于古旧的，也有被认为新颖的，横向驰骋、另辟路径，层层出现、间或显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每当考察文章文辞的变化，看到典雅的文章，就整理帽子、肃正衣襟，像面对王公大人；得到怪奇的文章，就脱帽大叫，像鱼龙陈列在面前、枭卢正要决胜一样。间或我又自己笑道：拿这些东西排遣忧愁、舒展悲伤，忘掉贫困疾病，那还可以；拿它去对别人说，怎么能不被人嘲笑甚至辱骂呢？实在没有想到，诸公听到后，有人竟认为还可以；一个书生得到这样的待遇，即使穷困而死，也足以没有遗憾了。然而我仰慕您的风范，却还没有机会一睹您的车履，这份心情仍然有所欠缺，不敢安闲。恭敬地想，明公的道德、风节足以作为一世的表率，在功名富贵到来时不自我夸耀，经历山林隐逸与钟鼎仕宦的差异而不改变，若不是胸中有很大的所得，怎么能够这样呢？文章只是小技，但它与至高的道理同心；其中的关键，只有天下有道的人才能穷尽文章的奥妙。这就是我忘记自己卑贱贫困、希望在您面前有所闻达的原因。上书虞丞相〔陆游〕 我听说，有才能而被任用，有功劳而被记录，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君子说：“这只是管仲辅佐齐国、卫鞅辅佐秦国的办法罢了。”有一个人才能不足以任用，功劳不足以记录，只因为穷困而怜悯他，天下人还会认为这是过错。君子却说：“这是三代的风俗，是周公、孔子的政治。”为什么呢？他有才能，我依靠他的才能，因此把高位给他；他有功劳，我借助他的功劳，因此用厚禄报答他。上面拿俸禄和官位控制下面，下面挟持才能和功劳来要求上面，这不就是市场交易之道吗？所以齐、秦采用这种办法，虽然足以救济一时的急务，却使风俗大坏，君子以称说这种办法为羞。至于三代的风俗、周公孔子的政治，却不是这样。没有才，没有功，只是没有用处罢了。没有用处的人，即使穷困而死上百上千，又对国家有什么损害呢？若从轻视他们的角度看，尚且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君子却深深怜悯他们，看见他们穷困，就像自己把东西推给他们、却不敢安心一样，怜惜、抚慰、爱护他们，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食物，说：“那些有才有功的人，到哪里会得不到际遇？我所急于救助的，难道正是那些没有用处而又穷困的人吗？”这种心就是父母之心。把父母之心推广到天下，没有圣贤谁能做到呢？把这称为三代的风俗、周公孔子的政治，是恰当的。因此王道与霸道的分别，常常在于用心的厚薄，而昧于道理的人不知道。恭敬地想，大丞相道学精深，力量广大，差不多能够以周公孔子的政治恢复三代风俗；其浑厚巍峨，深不可测。平时倚仗功劳、依恃才能，锱铢必较的人，都会自行退让。像我这样的忧虑，是没有才能、没有功劳，流落十年，远隔万里，却始终不敢默默无言，只是说：自身穷困，正是大丞相应当怜悯的。我今年四十八岁，家世在山阴，因为贫困衰弱而到夔地求取俸禄。出行时，旧日的朋友凑集钱财为我送行。硖中俸禄微薄，我家吃饭的人数以百计，距离任期届满不满几个月，行李已经空空，既然不能回去，回去又没有饭吃。一天俸禄中断，就无计可施了。儿子三十岁，女儿二十岁，婚嫁之事还不敢提。我若不算穷人，天下就没有穷人了。伏望您稍稍动心，拿出一个官职给我俸禄，使我勉强能够活下去；这样我就可以置办行装回去，若能再有超出期望的恩典，便可以完成一两件婚嫁之事。这并不是依赖我的才能，也不是借用我的功劳，只是因为我的穷困值得怜悯罢了。这种气象自秦以来，世人都以功利相互抬高，湮没而无人看见已经二千多年，如今才在您的门下重新出现。只希望您坚持这一原则而不动摇，实行它而不疑惑，那么岂只是我一个人的幸运呢？上书辛给事〔陆游〕

译某官阁下，君子有文章，就像日月的光明、金石的声响、江海的波涛、虎豹的文采，必定先有这样的实质，才会有这样的文章。心中所涵养的东西，发出来成为语言；语言所发出的内容，排比组织而成为文章。人的邪正，只要观察他的文章，就全都显露，完全可以判断，再也无法隐藏。小火把不能有日月的光明，瓦釜不能有金石的声响，污浊小水不能有江海的波涛，犬羊不能有虎豹的文采。有人却说庸人能够凭浮华文辞炫耀于世，哪有这样的道理？假使真有这种事，那么能够被炫耀的也只是庸人罢了。我听说前辈凭文章了解人，并不一定要等到巨篇大作、苦心用力的文章。残篇断稿，以及愤怒、讥刺、嬉戏、笑谑之作，凡是用来排遣忧愁、舒展悲伤的文字，都足以用来了解一个人。甚至驿站传递中的题咏，亲戚之间的书信，军旅、官府和仓促之间写的符檄、书判，大多都能洞察这个人的心术和才能，以及他一生的困穷、通达、长寿、夭折，事先判断、逆向推知，丝毫不差；就像对着棋盘指认黑白，又像观察人的面容便看见眼睛横斜、鼻子纵直，不必再思考搜寻才得到，多么奇妙啊！所以善于观察晁错的人，不必等到他在东市被杀，才知道他的刻薄严酷会招致杀身。善于观察平津侯的人，也不必等到淮南王谋反，才知道他的阿谀奉承容易被利用。他当初发布策问、决定科第时，平生的事业已经可以预先看出。贤者所涵养的东西能够感动天地、开启金石；他胸中的奥妙充实洋溢，然后显露于外，气力完备有余，正直宏大而广博，这其中怎么能容纳一丝虚伪呢？我自幼喜爱文章，才华短浅、见识狭近，不足以望见作者的门墙；但我知道文章不能容纳虚伪，因此致力于修养自身、涵养正气。贫贱流落，什么情形都经历过，但自信更加坚定，自守更加牢固，常常以自己的完整德性自我涵养，再把余力表现在文章中。文章越使自己喜爱，就越不合于世俗。若想凭此求得与世俗相合，我就太愚蠢了；而世人于是说我终身不会有合意之处，我也不敢说他们的话就是聪明。恭敬地想，阁下以皋陶的谋议、周公的诰辞、《清庙》《生民》的诗篇启迪君主、作学者的表率；即使乡土不同、地域遥远，百世以后，人们仍将遥望您而尊为师长。我近在您的属部，却不能承受您的教化、仰望您的余光，那就是自己断绝于贤人君子的行列了。不过，我并不是敢以文章工拙来谈论；我的心是邪是正，希望阁下读一读我的文章，便能全部了解。唐人说过：“士人要达到远大的成就，应先看器量见识，然后才看文艺。”若是这样，便不能算真正懂得文章；天下难道会有器量见识卑陋而文辞超然的人吗？我狂妄率直，冒昧冒犯，死后仍有余罪。致县尉论捕盗书〔陆游〕 昨晚听说您因为追捕盗贼而仓促出动。事情虽小，却也有难以处置的地方。这十来个人都犯有重罪，彼此逃入山林，趁黑夜寻找机会进行小规模抢劫。等到官府知道，他们已经分散跳藏，没有固定的营寨、旗鼓可供查找，没有偏将部伍可以筹划攻破，没有粮食可供焚烧，也没有巢穴可以穷追。他们突然聚集，忽然散去，像鬼怪一样。又因为确实只是小盗，官兵估计他们不能造成很大危害，所以长久不能捕获。现在先不说能否防止他们逐渐成为大盗，但无辜百姓时时遭到抢劫，也不能说是小事。他们抢劫时，百姓被捆绑、胁迫，百姓的冤屈与遭遇大盗又有什么不同？今天偶然听一个退伍士卒谈起此事，内容很有可取之处，不敢像庸人那样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职事，默默不向您报告。士卒说，这十来个人虽然出没聚散不定，似乎难以立即捕获，但白天一定要吃饭，夜里一定要休息，得到金帛一定要出售；他们来往抢掠，最近也必须走四五里路，哪里可能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他们呢？大概近来百姓说看见盗贼，官府总猜想他们与盗贼相通，把人捕捉拘禁、鞭打拷问很久而没有结果，才释放；这是官府自己堵塞了耳目。这样对盗贼来说办法很多，对捕盗来说办法却很少了。近一两年来，百姓因这件事受到惩罚和创伤，即使与盗贼擦肩而过，回家也闭口不言，不敢告诉邻里，更何况向官府报告呢？因此官兵的一举一动，盗贼全都先知道；而盗贼即使近在十步以内，官兵始终也不知道。我考虑他的话确实切中事情，也曾私下推测过：环绕三县的弓手、土兵究竟有多少人？追捕十来个盗贼，连续几年都没有捕获，不能不想想其中的原因。四境没有战事，秋天的庄稼像云一样茂盛，谁肯替盗贼供应钱粮呢？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应人人都如此。我们这些儒者应当有大的谋略，希望您胸襟开阔，不要在心中疑虑，不应效法武夫俗吏，只知道墨守旧规。作战后献上敌人的首级，从三代以来一直采用，不能说不是古法。然而近世竟发展到杀害平民来冒充功劳，靖康、建炎年间这种弊病多不胜数，于是开始改制，凯旋时不再献首级，只让将校列报功劳等级罢了。由此，滥杀的祸害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既然三代圣人遗留下来的法制尚且可以改变以便于办事，何况近年庸妄之人制定的办法呢？从今以后，凡有人说看见盗贼，应当一概安慰他并让他回去；如果估量其言并非妄说，或大致有所帮助，就再稍微加以表彰。即使眼前还没有收到成效，但只要使人人都敢说看见盗贼，盗贼的踪迹就会更加暴露，处境更加窘迫，最迟不过几个月就能捕获。请您仔细谋划这件事。秋暑之夜，顺致问候，望您自爱。致魏容斋书〔谢枋得〕

译大元统治天下，百姓和万物都焕然一新。宋室的逃亡臣子，只差一死而已。上天降生人才，他出生有时，死亡也有时。我愿意以死来保全节操，已经很久了，只恨时机还没有到。大元的仁慈像上天一样，不会胡乱杀害忠臣义士。虽然说文天祥被奸民诬告而冤死，后来冤情得到昭雪，奸民也依法处刑。它对待亡国的逃亡臣子，可以说很厚道了。我虽然极其愚昧，难道不知道恩德吗？我之所以宁愿做百姓而不做官，是因为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改嫁两个丈夫；这是天地之间恒常的道理。有伊尹那样的道义，有伊尹那样的志向，那么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至于伯夷、柳下惠，他们自己知道不能成为伊尹，就决不敢学习伊尹。自丙戍年程御史将奉诏宣召我的意思传来，到现在已经是第五次承蒙大元以礼招徕了。上面有尧舜，下面有巢父、许由；上面有成汤，下面有善卷、披衣；上面有周武王，下面有伯夷、叔齐。我之所以效法虞人宁死也不前往，愿意学习伯夷、叔齐宁死也不仕进，正是想让天下万世知道，大元的气量可以与尧舜相比，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相比，并且能够使谢枋得不失臣节，视死如归。如今承蒙大叅相公拘禁周先生于道院，日夜劳烦录事司十多个吏卒，又让坊正、屋主负责监守，难道不是担心我逃走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罢了，不能屈服于不义，何必逃走？大叅相公的忧虑也太辛苦了。先民有句话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却难。如今我承蒙大叅相公用枷锁押送到大都，穿着丧服被拘留；忠齐诸公，请替我问问诸公：容许我谢枋得做大元的闲民，对大元的治国之道有什么损害？杀掉我谢枋得，使我成为为大宋守节而死的人，对大元的治国之道又有什么益处？只怕这样前面误了大宋，后面又误了大元，上帝正在监察，必定会有报应。诸公自己也将没有脸面立于天地之间。我的母亲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经不能除去丧服，只能穿着丧服去见公卿；丧服不能进入君主之门。如果大元有命令，我应当历数并写下江南官吏贪婪残酷、百姓忧愁困苦的情状，写成流传万年的文章，请陛下听取。进退取舍，忠臣不事奉两个君主，刚烈的女子不改嫁两个丈夫；这也是这篇文章中的第二层意思。我自九月十一日离开嘉禾以后，就不再吃烟火食物，如今连一勺水、一枚果子也不入口。只愿赶快死去，同周夷齐、汉龚胜一起名垂青史，也足以使天下后世那些做臣子却不忠的人感到惭愧。如今承蒙颁赐这些物品，可以看出您礼遇士人的深厚心意。我听说，吃别人粮食的人，应当分担别人的忧患；穿别人衣服的人，应当承担别人的劳苦；乘别人车辆的人，应当替别人承担灾难。我既然已经把死看作归宿，料想这一生不能报答您的恩遇，按义理不敢拜受。因此，您的亲笔信和台府馈赠的物品，我全都交还来使，退回使府库。外郎又传达您的旨意说：‘想要问问谢某有什么事情？’我起初也愿意贡献一得之愚，如今却决不敢这样做了。鲁国有个公甫文伯死了，他的母亲敬姜不哭。家老说：‘哪里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母亲？’他的母亲说：‘孔子是圣人，两次被鲁国驱逐，而这个孩子却不能跟随孔子。如今他死了，也没有听说有长者前来吊唁。’家中的人都哭出声来，闺房中还有两人自杀。这个孩子必定对妇人优厚，对长者却刻薄，所以我不哭。君子说：‘这话从母亲口中说出，不妨碍她成为贤母；若从普通妇人嘴里说出，就免不了成为妒妇了。’话虽相同，所处的地位不同，人心也就变了。我按义理是不应出仕的人，如今即使有忠诚的谋划、奇特的计策，人们也一定会把我看成妒妇，恐怕徒然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只希望丞相体谅裁察。拒绝聘用书【谢枋得】夷齐虽然不肯仕于周朝，吃西山的薇菜，也应当知道武王的恩德。四皓虽然不肯仕于汉朝，吃商山的灵芝，也应当知道髙帝的恩德。何况我在大元著名的土地上吃粗粝的藜饭吗？大元赦免我已经多次，我所承受的大元恩德也很深厚了。如果效法鲁仲连投东海而死，那是不可以的。如今我已经成了大元的游民。庄子说：‘叫我作马，我就应声说是马；叫我作牛，我就应声说是牛。’世上的人如果叫我是宋朝逃亡流散的臣子，也可以；叫我是大元懒散游荡的百姓，也可以；叫我是宋朝的顽民，也可以；叫我是大元的隐逸之民，也可以。做车轮，做弹丸，任随变化而往来；变成虫子的前肢、老鼠的肝脏，都听凭上天安排。如果贪恋官爵，因为拘泥于一条原则而昏昧，即使大元仁慈宽恕，上天包容、大地容纳，怜悯我这个孤臣，不忍杀戮我，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元呢？我同太平时代的草木一样，都沾受圣朝的雨露；活着时被称为善士，死后在墓道碑上题作：‘宋处士谢某之墓。’这样即使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岁一样；我感恩戴德，上天实在正在鉴察。司马子长说过：‘人没有不死的，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先民把这道理进一步说成：‘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却难。’您也可以由此察知我的心意了。《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一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七 《给窦先生的信》【元许衡】

译年老多病日益侵扰，归隐的心情十分急切，想要上书请求，却还没有找到门路。近来与您相从，本来实在希望得到您的教诲，没想到您又有推荐我的话，听到后既惭愧不安，又惊又怕。我在旅舍中恳切陈述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再三说明，才承蒙您答应。分别三四天后，又担心有人从中说了别的话，使您不能坚持先前的恩意，因此又絮叨地重申过去恳切祈请不可出仕的意思。我曾经认为，天下古今总是一治一乱；治并非永远是治，乱也并非永远是乱。乱中有治，治中有乱。乱到了极点就转入治，治到了极点就转入乱。乱的终结就是治的开始，治的终结就是乱的开始。治乱相互接替，天道与人事互相胜负。天道占优势，就是质朴压倒文饰；人事占优势，就是文饰侵凌质朴。天道胜而不停，就会转回而达到平衡；达到平衡，文饰便显著，德行也随之施行。所以凡是善恶、得失的应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世人因此称之为治；治并非一天造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人事胜而不停，就会积累到偏颇；偏颇一成，文饰就被埋没而不能施行。所以凡是善恶、得失的迹象，看似错乱，世人因此称之为乱；乱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分开来说，有天道，有人事；追究到底，没有不是天命的。天命所在，就是时机；时机所趋，就是形势。形势不可强为，时机不可违犯；顺应它而处置，那么进退、出仕或退隐、困穷或显达、得到或失去，无不合乎义理。古人所谓聪明睿智，只是能够认识这个道理；所谓神武而不杀，也只是能够体行这个道理。有些人偏要横加自己的意志，想抢在天时之前强行开启局面，违背时势而举事，这就像拔苗助长，或代替大匠砍削木材。拔苗会损害庄稼，代替木匠砍木会伤害自己的手，这难道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办法吗？一个人违背时势或顺应时势的多少，正是他遭遇吉凶、悔恨和羞辱多少的原因。我平生学识拙陋，却把这个道理认作准则，深信并守持它，不敢自行改变。如今先生却偏要用助长的力量，把我推到伤手的境地，这真是相知之人所应做的吗？对清明的朝廷没有益处，只会加重日后的悔恨，难道您不应该考虑交游之情的沉重吗？还是您真的认为我这棵无用的樗树也可以成为可用之材？您爱护我如此深厚，不应当这样。如果说春日池塘，秋风禾黍，夏天将至而蚕老麦收，冬天将寒而粮仓满满相积，门前儿童喧闹，书架上摆满琴书，山色水光相映，诗兴酒兴俱浓，这些事情，凭我拙劣的谋划或许还可以办到。因此，我的心思意向日日都在这些事情上，以此为安，以此为乐；所说的话也是这些，所写的信也是这些。我经历了百般周折，只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生活才算罢休。先生不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反而帮助我走向另一条路，这是不认可我所认可的，却认可我所不认可的。这样可以吗？您将爱护真正变成了伤害，请千万宽恕并体察我的话。我不能把话说得委婉周全，只能惶恐屏息等待您的责罚。《给乌叔备的信》【安熙】熙顿首再拜，恭敬地写信给叔备尊兄侍史：一别七年，哪里能承受得了我的思念仰慕？来人让我得以听到您的近况，姑且因此得到安慰。又听说您春天曾因饮酒而得病，虽然已经痊愈，然而我内心仍不能释然。如今正值新秋，天气还很炎热，恭敬地想到您调养有方，日常起居想必更加康健美好。只是尊兄早年亲近有道之人，志向坚定，努力践行，深受众人期望，不能不更加珍重自己，为此道保全爱惜。愿兄长留意此事，更加谨慎节制，以迎来新的福祉，也慰藉朋友们的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说精要》想来已经完成，《丁亥集》也应当脱稿了，只恨不能陪侍在您左右，亲耳听闻高论。我来到这里，已经将近三年，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因而更加荒疏懒惰；然而仍量力读书，略作课程，潜心体察事理，又在处理事务、接待交往之间体验并警醒自己，也略有成效，只是觉得悔恨过错堆积如山，早晚都在增加恐惧。《四书集义精要》近来因为读《朱子文集》，又校对了一遍，仍有许多疑误，另纸抄录呈上，希望您来信时用一句话说明可否，使我有所凭据。想来这部书刚脱稿时，先生还没有让学生校勘，所以有许多这样的错误；虽然不关系大义，却也不能不订正。近来因为阅读《诗传》，也想取用《朱子文集》和语录中凡是涉及论诗、能够与《集传》互相发明的言论，依照《精要》的例子抄写出来，以便初学者使用，似乎也有益处。我又曾经痛心地看到，读《春秋》的人只知道读《左氏》，却不读经文正本；想要节取《左氏传》中议论和叙事的始末本末，仿照《通鉴纲目》的体例，用小字注在经文下面，按类别相从，各自附在本句之后；凡是左氏浮夸乖戾的话，都删去。秦汉以来大儒先生的言论，以及诸家学说中可取的，也略加节取附在注释后面，希望读《春秋》的人能够借此考察传文，读《左氏》的人也知道还有经文；大旨一概以朱子为根本，并通达张程之学，以求圣人的本意。不知高明认为如何？其他想说的事情很多，彼此相隔千里，渺然无法相见，极其思念从前承蒙相晤的快乐，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伏在纸上伸颈等待您的回信，思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借此机会请您不要吝惜，狠狠加以鞭策，实在是幸甚幸甚。这些事情本来只有王仲安时常能同我见面，他读四书很有心得，我时常同他交谈，也多有警醒和帮助。去年又得到一个王仪伯，二十五六岁，曾跟随董宗道学习四书、《诗》《书》《传》，好学不倦，写文章也很值得一看，每年到中山来一次，常来与我会面交谈。《上耶律中书书》【元好问】

译四月二十二日，门下士太原元好问谨慎斋戒沐浴，献书于中书相公阁下：《易》说：‘上天创制万物处于草创蒙昧之时，君子应当治理国家、经营天下。’我私下想着，阁下辅佐王室，拥有四方，正处于上天创制、天下草昧之时，极力施行君子经纶天下的道术。凡是经营功业、考订制度等事情，其本末先后次第，应当都有成策，这不是门下卑贱之士所敢参与听闻的。唯独有一件事关系到斯文，极其重大，所以不得不向阁下说起。自汉、唐以来，说到贤良的宰相，汉代有萧、曹、丙、魏，唐代有房、杜、姚、宋。这几位固然有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功劳，而当时百官中辅佐、帮助、赞襄、增益他们的人，也不能说不多，传记都在，完全可以考察。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不是一人的力量能够举起；国家造就人才，也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自古以来，士人要在世上有所建树，必定依靠学校教育、父兄传承、师友讲习三者齐备，然后才能有所成就。比如修建明堂、总章，必须得到楩楠豫章等大木，枝节盘曲、材质奇异，是需要万头牛牵引才能运来的木材，预先储蓄起来，几十年间才能准备好以供一旦之用；不像盖几丈高的小屋，欂栌、椳楔、楹、杙、甍、桷等构件，杂然出自榆、柳、槐、柏，可以早晨寻找，晚上就备齐。我私下看到，从南方回到河朔的大夫、士人，在所有圣贤之后，如衍圣孔公，以及过去的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髙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等同时代人物；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贲、临淄李浩、秦人张徽、杨奂、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德辉、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昶、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卿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着、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堂弟思忠。以上这些人，虽然学业和操行参差不齐，总的说来都是上天所生的优秀人才，是可以对世间有所用处的人。一百年以来，教育讲习并非不周到，但所成就的人才没有几个；自从丧乱以来，也不过三四十人罢了。人才生出来很难，培养成就更难。如今他们没有死于战争，也没有死于寒冷饥饿，是造物主提携他们、把他们交给了您。革新的朝廷，难道对此有意吗？难道无意吗？如果确实凭阁下的力量，使他们脱离受指使的屈辱，停止奔走服役的劳苦，聚集起来给予供养，安排他们享受学馆的待遇，不必每个人都具备精美的饭粥，只要足以糊口；布帛和棉絮足以遮蔽身体，也并不需要很大的费用。然而施用于这些人家，已经是使他们由骨变肉、获得复苏了。将来阁下寻求百官之才，随侍左右而任用他们，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全都在这里，难道不能稍稍帮助阁下成就萧、曹、丙、魏、房、杜、姚、宋那样的功业吗？即使不被世间任用，这些人也可以著书立说，可以树立节操，不能默默无闻地同草木一起腐朽。他们用什么来报答阁下始终如一的生成之恩，应当怎样呢？阁下主持我们的道统，我乐于得到贤才并教育他们；一句话的帮助，一次伸手援助的劳苦，对诸位学生来说，您不应吝惜。《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二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八 《答章秀才论诗书》【明宋濂】

译宋濂说：三百篇暂且不谈，姑且从汉代说起。苏子卿、李少卿，不是作者中的杰出人物吗？看二人所作的诗，曲折深婉、凄清哀伤，实际上都以《国风》和楚人的辞赋为宗旨。二人去世以后，继承者极少。到了建安、黄初年间，曹子建父子兴起而振兴诗道，刘公干、王仲宣又竭力从旁辅佐。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又接连出现，诗道于是大盛。然而这些人都以李少卿为老师，在风雅传统中纵横驰骋。此后正声逐渐衰微。到了太康年间，又重新中兴。陆士衡兄弟仿效曹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学习王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取法刘公干。唯独陶元亮天分极高，他早年虽然出自左太冲、张景阳，追究他真正的独得之处，却直接超过建安诗人而更上一层。那种高远的情怀和深远的韵致，几乎像大羹盛在鼎中，不加盐醋调味，却自然保有最美的滋味。元嘉以后，三谢、颜延之、鲍照是其中的代表。三谢也以曹子建为根本，并杂取郭景纯；颜延之承袭陆士衡；谢朓仿效张景阳，但气势骨力深厚，渐渐有西汉诗歌的风貌。其余诗人有的伤于雕琢，缺少雄浑之气，同太康诗人相比，就有差距了。永明以后，情况又更加严重。沈休文拘泥于声韵，王元长局限于狭窄急迫，江文通过分摹拟，阴子坚流于浅近平易，何仲言流于琐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则一概以婉转华丽为宗旨，诗歌的变化达到了极点。然而这些人有的远取法曹子建、刘越石，近取法谢灵运、谢玄晖，同元嘉诗人相比，却又有所不及。唐初承袭陈、隋的弊病，多数推尊徐、庾，因而导致诗风颓靡不振。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兴起，各自以风雅为师。卢升之、王子安想要超过三谢，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也想要赶上江淹、薛道衡，原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无奈他们沉溺于长期形成的习气，始终不能改变旧风，甚至把讲究声律格法当作高明，更加有四声八病的弊端。只有陈伯玉痛切纠正这种弊病，专门取法汉魏，又以郭景纯、陶渊明为友，可以说是卓然不群之士；恢复古风的功劳，在他这里最为显著。开元、天宝年间，杜子美又相继出现，向上迫近风雅传统，向下兼收沈佺期、宋之问，才华压倒苏武、李陵，气势吞并曹植、刘桢，遮盖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也杂有徐陵、庾信的流丽，真正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于是其他各家的作品都被压倒了。与杜子美同时创作的，还有李太白，他宗法《风》《骚》和建安七子，格调极高，变化如神龙一般不可拘束。又有王摩诘，取法陶渊明，虽然运用词语清雅，却柔弱而缺少风骨。韦应物承袭谢灵运，能够在简淡之中寄寓浓厚鲜明的情致；自陶渊明以来，大概只有他一人如此。至于岑参、髙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等人，有的以兴寄高妙自许，取法建安；到了大历年间，钱起、郎士元远远取法沈佺期、宋之问，而苗发、崔峒、卢纶、耿湋、吉中孚、李端等人，也都以陈伯玉为根本，宗法黄初诗风，诗道在这时达到了最盛。韩愈、柳宗元兴起于元和年间，韩愈早年效法建安，晚年自成一家，气势仿佛掀动雷霆、劈开闪电，撑持冲决于天地的边际；柳宗元在陶渊明、谢灵运之间斟酌取舍，措辞俊逸清丽，自韦应物以下，也只有他一人达到这种境界。元稹、白居易近于轻佻俗浅，王建、张籍过于浮艳华丽，但总的说来都同样以古乐府为老师。贾浪仙独自转入幽僻一路，用来矫正元稹、白居易的浮艳；刘梦得步趋杜少陵，但气韵不足；杜牧之深沉浸润于谢灵运，然而句意还很奇特；孟东野暗中承袭沈约、谢朓，却流于艰涩。卢仝又另出新意，却涉及怪异诡奇。至于李长吉、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门夸耀绮丽繁蔓，虽然每个人各有师承，但诗歌的变化又到了极点。同大历诗人相比，尚且有所不及，何况把他们列入开元诗人之中呢？再往后，如朱庆余、项斯、李文山、郑守愚、杜彦之、吴子华等人，就更加驳杂而不值得议论了。宋初承袭晚唐、五代的弊病，天圣以来，晏同叔、钱希圣、刘子仪、杨大年几个人也想设法改革它，只是都师法李义山，完全违背了古雅的风气。到了王元之，以超越当世的豪气，俯身遵守诗歌法度，以白乐天为取法对象；欧阳永叔痛切纠正西昆体，以韩退之为宗主；苏子美、梅圣俞处在二者之间，梅圣俞深思精微，学习孟东野；苏子美笔力纵横卓绝，宗法杜子美，也颇被称为诗道中兴。至于王禹玉承接元稹，盛公量宗法韦应物，石延年效法杜牧，王介甫取法三谢，虽然不能说完全相同，却似乎都曾得到他们的仿佛神韵。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挺然崛起，虽说共同师法李白、杜甫，却竞相以自己的创意争高，于是其他诗作又都被压倒了。从这以后，诗人接连兴起，有的气势波澜丰富而句法格律疏略，有的锤炼精细而情性意趣疏远，大体不出苏轼、黄庭坚两家。看苏门四学士和江西宗派的诗，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陈去非虽然出道较晚，却能通过崔德符归宿于杜少陵，不被流俗改变；到了隆兴、乾道年间，尤延之的清婉，杨廷秀的深刻，范至能的宏丽，陆务观的丰腴，也都各有可观之处。然而最终没有脱离天圣、元祐以来的旧步调，同盛唐相比就更加遥远了。往下到了萧、赵二氏，气势格局荒疏衰颓，声调节奏短促逼迫，诗歌的变化又到了极点。由此看来，诗的格调和力量高低，固然好像随着时代而变迁；但说诗人之间彼此全无师承，可以吗？只是所谓师承，可能有不同。高明的，是学习前人的精神意旨，言辞虽然不像，气象却没有不同；低劣的，是只学习前人的词句，词句虽然相似，追究其中寄托的精神，却本来从未接近。可是只有深通比兴的人，才能察觉其中的区别。即便如此，写诗也应当自成一家，然后才能流传不朽。如果只是画圆依照圆规，画方依照曲尺，始终做别人的臣仆，哪里还能称作诗呢？

译为什么呢？诗是吟咏性情的工具，而所谓风、雅、颂，都出自我们自己的心，只是因为内心受到感触而形成，并不是靠智力能够任意增减的。古人起初虽然有所沿袭，最后仍然自成一家之言，又哪里会拘拘然一定要彼此师法呢？唉，这一点不容易向初学者说明。近来学者大多自高自大，拿起笔还不能写成文章，却动辄轻视前人，把古人看得一文不值，还扬言说：‘曹、刘、李、杜、苏、黄的作品虽然好，却不必师法，我只师法自己的心。’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狂放而没有法度，把飞沙走石般的气势当作豪迈，却再也不知道有纯粹和平、冲和雅正的声音，实在可叹！《上侯城先生第二书》【王绅】先前我不揣量自己的愚昧，动辄把盲人的话献给您，大概是希望执事立言著书，振醒天下耳聋目盲之人；内心情绪激动，不觉说得琐碎冗长。执事认为对吗？就含笑接受它，使它符合我的愿望，也就可以了；认为不对吗？斥责并驱逐我，也不算过分。如今您既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反而赐给我一千多字的答复，似乎有所论辩，更显出执事德行的弘厚：不因我的话说得不好就遗弃我，唯独坚持自己的谦退而不改变，又引导我把话说尽，这哪里是我王绅敢于奢望的呢？然而有些话不能不说完，所以不得不把这个道理说到底。执事因为惩戒扬雄、王通之类的人在没有明白道理之前就著书，认为对世间没有益处，于是想亲自实行颜子、原宪的操行，直到默默无闻、没有一片文字可以流传才罢休；这就像因为憎恶别人患风病而厌恶出门，又因为害怕别人溺水而拒绝游泳，难道不是矫枉过正、太违背实际了吗？况且上天生圣人，难道只是特别厚待他自身吗？也将要让他把有余的东西拿来补足天下的不足。看看尧、舜、禹、皋陶、益的典谟，高宗、汤、武、成、康、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训诰，以及孔子删定、阐述古籍的事业，曾子、子思、孟子继承发扬的事业，大要都在于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正因为如此，圣人虽然不世世出现，而这个道统没有最终灭绝，是因为有这些文章足以作为凭证。如今执事又说，这个道统近世已被大儒剖析、刮磨，全部已经明白，即使著书也不能超越孔孟，所以推辞不做，这更加不可。况且所谓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六经已经全部记载了。孔子不说话本来也可以，却仍然不忘记回答弟子的提问。孔子是大圣人，他的言论广博而无所遗漏，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可是曾子仍然用心于《大学》；子思亲自接受曾子的传授，况且圣人的恩泽还未远去，似乎可以不必再说了，却也仍然勤勉地阐述《中庸》。到了孟子时代，异端虽然兴起，只要举出圣人的学说加以驳斥也就可以了，他却反复阐发《孟子》七篇的言论。到了周元公，道统已经断绝一千几百年，古代文献仍然清楚存在，他也一定凭借心得之妙，用笔写成书来传述其后。像二程、张子、朱子、吕子等人，无不把著书作为自己的事业。其余纷纷著作的人，来不及一一论述。那些圣贤难道不知道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吗？圣贤的境界虽然不可等量而论，却仍然如此小心谨慎，这就是所谓敬畏天命、怜悯人的困穷，是至人的心意。如今执事的言语行为都以贤哲为准则，却偏偏在著书这件事上回避它，这正是我王绅不能明白的地方。况且执事修养自身已经很美好，而士人对执事的期望也极其深厚。正应当睡不安席、吃不下饭，拳拳不忘，日夜谋划来满足人们的期望，哪里还有闲暇安然居处，俯身同我争论取舍呢？希望执事深思，不要忽略这件事。《给苏先生的信》【方孝孺】

译去年收到叔度的信，已经知道执事感念太史潜溪公的德行，想要为他编次遗事使之流传，我内心私下十分欣喜慰藉，继而又感动流泪。不久听说您跟随使者在关中校订文章，不知道什么时候归来？而我卧病山中，没有办法经过栝苍路，想写一封信把想说的话寄达给您，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自古以来，圣贤君子的道德、言行得到天下信任的，如孔子、孟子；身死之后言论仍在的，像他们本来不需要依靠别人传述，然而正因为门人没有设法为他们传下去，后世史官没有凭据相信，往往抄取异闻怪说来补足其事，有时连他们的姓字、寿年真实与否也不知道，读他们的书的人至今还以此为遗憾。其次如扬雄、王通，都是一代大儒，都有论著来发明自己的积蓄，也似乎不待别人传言便能取信于世。然而扬雄因为写《美新》来谄媚王莽，受到世人指责，有人说《美新》并非扬雄所作，大概是后人仿作的。《通书》称隋唐大臣都是他的弟子，有见识的人认为其中多有错误妄说，怀疑不是王通亲手所作。像这样，假使他们的门人有所记述，来记载事实的是非，哪里还会有纷纷的异论呢？只是他们当时以为自己老师的德行文章自然足以流传，因而轻视天下人的作用，所以天下人便有机会拿这些遗失来议论他们。唉！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光明，并不需要凭借人的力量；但它们运行的度数、快慢以及盈亏的规律，仍然必须等待人来记载，然后才能确定。那些认为圣贤君子不需要依靠别人的传述的人，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我们太史公远远宗法孔孟，学问高于扬雄、王通；他著书、立身行事、侍奉君主并推行道义，本来已经在四方昭著，在当时得到信任，流传到蛮夷之国，并被当世缙绅诵读；即使没有人为他阐发，也不妨碍他必定不朽，这已经确定了。只是他晚年遭受流言，一子一孙死于祸患，家被迁徙，本人被放逐，最终死在异乡。倘若没有有道德、善于言说的人替他表明本心，告诉万世，那么暧昧不明的诽谤，人们将会遗憾不已；这不只是忠臣贤者永远受到压抑，也会使圣朝留下不能明辨知人的损失，难道是小事吗？执事有意为他编述遗事，实在是应该的。千年以来，士人受到诬陷、欺骗的有多少呢？远的有司马子长因言语获刑，蔡邕因感慨叹息被杀；近的有程叔子遭受贪污的诽谤，洓水公蒙受奸党之名。其他被险诈小人排挤、被朋党之说污蔑，活着不能向朝廷申诉冤屈，死后不能回葬故里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他们的心迹最终能在后世光明显现，依靠的是有明达之士、正直之人，根据天下公认的是非作出判断，而不被一时流俗的私意迷惑。大事就在史书上辨明他们的诬陷，小事就在墓道、墓碑上表彰他们，以此昭示后世。因此，士人即使走向死亡也不遗憾，即使遭受挫折压抑，反而更加光明，因为后来有人替他们发扬彰显。如今执事居住地同公是同乡，所学同公是同道；对于公，您有师友的情义。公从朝廷退职回家时，对执事寄托的期望十分深厚。况且执事曾经担任太史，以论述撰写文章为己任。对于公的事迹却不加记述，凭什么消除后人的疑惑，纠正流俗的错误，并使公的神灵在地下得到安慰呢？不过，公的内心并不期待别人替自己洗白；他对忠义自信，而且曾经对别人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如同侍奉上天。父亲不能欺骗，上天不能怨恨，只能顺从承受罢了。他每次谈论古人遭受贬谪流放却怨恨诽谤，以及写文章过分愤激的人，都深深鄙薄，认为那是不懂君臣之义。他平素所存的心意就是如此。到了面对大变故、遭遇大祸患时，看着子孙死亡，神色安然，脸上毫不显露悲伤。被流放驱逐到极远之处时，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住在江边，端坐着去世。这样的心，难道会把世俗的荣辱放在意中吗？他对自己内心的信念，可以在幽明之间质问而无愧，可以拿圣贤来考察而不惭愧。对于别人对他的诽谤或赞誉，他好像任由别人把他推高或压低，只安然处之罢了。亲身遭受祸患，尚且没有怨恨责怪；至于事业和品行能否得到昭明，又何必再计较呢？然而我向执事有所请求，想要为公撰写传记，并不是替公谋划，而是为了诵读公的文章、尊崇公的德行，并想完全了解公一生的志向。既然如此，关于这篇文章，怎么可以停止呢？自从公去世以后，天下失去了老师，后生小子自以为高明、议论公的人很多。然而慢慢看去，他们如同一群蚊虫，忽然已经消散，而公仍然自若。我私下也看出他们不自量力，只是徒然在那里喧嚷。人的贤能与不肖本来有定论，文章的高下也是如此。近来写作的人渐渐稀少，在东南地区只有执事和徐教授而已。徐公的文章简洁质朴、典雅厚重，有浑然之气；然而推演丰富、流畅通达，言尽其理而不枯竭的，实在只有执事。过去我曾经同太史公谈论这件事，承蒙他特别认可，前辈三四位公也跟着推许奖掖我。然而七八年来我痛切地自我贬抑，过去那些值得认可的地方全都消失了。如今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已经和相见时大不相同；只希望能够落实到自身，表现在事情上，对圣贤有所补益，并流传万世，这既是我的鄙陋志向，也是太史公昔日对我的期望。执事难道不能给我一些教诲吗？士人的气节一天比一天卑下，学术一天比一天趋于污浊低下。我病废无聊，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这件事了。唯愿执事善于为自己谋划，大力宣扬正学，对上报答国家，对下慰藉相知者的期望。我心中想说的话，没有超过这些的。而当今可以把这些话告诉的人，只有执事。所以最终向您说出这一番话。《答张廷璧书》【方孝孺】

译承蒙您寄来五首诗，又诱导我替您判断可否，您的情意实在深厚。不过，您的诗刻削峻拔而秀美，与世俗风味不同，辞句确实奇特，但也有不妥之处。古人的道，虽然不专门以写诗为主，但他们把道发之于言语，从来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因此雅、颂的辞句，光明显赫如同日月，雄健峻厉如同雷霆，变化莫测如同鬼神，涵容深厚如同天地。诵读他们的诗，看不见外在辞句而只看见其中的道理，不知道言辞本身有什么可喜，却只觉得意味无穷；这种奇特，难道还不大吗？而创作者起初并不是有意追求这样的奇特。他们以充实的礼义为根本，以端正的情性来涵养，诗足以昌盛他们的言语，言语足以表达他们的志向，不过如此罢了。后世作者在毫厘之间比较奇异华丽的辞句，自以为超越了形器之外，其实浅陋浮薄，并不能真正成为奇特。小孩子刻雪来作为供眼睛娱乐的东西，摆在面前时不是不可喜爱；慢慢观察，融化得荡然无存，还有什么可取之处，怎么能称为奇特呢？您的奇特当然不是这一类。然而主旨接近而意味淡薄，缺少和平醇厚的韵味，莫非是内在根基还不够充实，却只在奇丽辞句的末端上下功夫的缘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篇〕 不致力于根本，却想在末节上求取工巧，就像抛弃树根，反而盘绕它的枝条来求美；想让它花叶茂盛、光泽充足，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君子的文章，发自自然，成于无为，不追求工巧奇异而自然达到极美；通达却不放纵，严整却不拘束，质朴却不浅薄，深奥却不晦涩，端正却不闭塞，变化却不诡异，善于辨析却合乎义理，平淡却明白显著，秩然有法度，光彩而不枯槁；文章的奇妙就达到极点了。然而圣贤君子何曾容纳私意在其中呢？内心充盈便自然流露，受到激发便自然发言，不刻意追求却自然得到。您对于这一点本来已经知道了，只是发言立意难免有艰苦涩滞的状态，这是在言辞本身上用力，却不追究言辞从哪里产生，难怪会感到困难。如今天下的学者，疲弱地只学习众人相同的东西，暗中偷窃、明目剽窃，毫无顾忌，却认为能够写诗的人多得数不清；想要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何方，走大路而不失去驾车奔驰的节度，除了您没有谁能先做到，而我却还冒昧有所议论，显然多半是妄言。即便如此，不知道却妄自发言，我确实有过错；但假使妄言偶尔对人有所帮助，难道不是好古之人乐于听到的吗？从前有个贵人的儿子患了蛊病，向医生求药，医生偶然把自己妻子用来毒老鼠的药拿给他。贵人的儿子服下药后又泻了肚子，不久病就完全好了。从医生的角度说，这药实在是荒谬的妄举；但从病人痊愈的角度说，谁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妄举呢？我曾经对风俗日益衰败、机巧盛行、彼此师法谄媚感到奇怪，甚至朋友之间也把奉承取悦当作忠诚。近来收到陈元采的信，其中很有箴规教诲的益处，切中我的弊病，使我高兴得睡不着。《给郑叔度的信》【方孝孺】我听说，古代的人未曾把写文章当作一种学问。唐、虞、夏、商距今遥远，无法考证；然而从《诗》《书》等数十篇中来看，记载四代功德的内容，确实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一样。到了周代，礼制文物极为完备，孔子称道周代的文章，特指它礼乐、典章制度的盛大罢了。所以《雅》《颂》中所陈述的，诰命中所记载的，《易》《礼》中所论述的，巍然高大、深沉渊博、光明显著、舒展通达而端庄宏大，这才叫作文章。难道是有意这样做出来的吗？譬如登上泰山山顶，目光所及极为辽阔：水有长江、大海、淮水、泗水，山有鳬山、峄山、龟山、蒙山，周、秦、齐、鲁、滕、薛、梁、郑、卫、赵、韩、魏等地，人民的多寡、土地的广狭，都已经了然于心，所以说起来不会虚妄，问什么都没有不知道的。泽地中的人登上一两丈高的小丘眺望，所见不过是东边的田间小路、北边的田间小路以及鸡犬牛羊，便动辄逞强卖弄聪明，向别人夸谈，终究不能通达顺畅。为什么呢？是因为所见的高下不同。既然人的见识有通达与不通达之别，文章怎么会不是这样呢？自汉代以来，天下没有不学习写文章的，即使司马相如、扬雄，也算其中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缺乏见识，已经到了极点。屈原的《离骚》，忧虑世事、愤懑悲伤，甚至有呼天、责问日月鬼神的言辞；它的语句长短相间，舒展纵横，抑扬顿挫，开合变化，辩说奇异，错综成章，全都出自极其真挚忠厚、耿介清洁的性情，深得《诗经》作者寄托讽谏的意义。然而他致力于以忠诚的感情表达自己的志向，并不是拘拘束束地执笔凝神苦思而写成的。到了屈原后来的那些人，逐渐失去了老师的本意，流于淫靡；相如和扬雄又仰慕并仿效他们，穷究幽深、极尽遥远，搜罗拼凑艰深的字，积累起来组成句子。其意思不过几十句话，却铺陈成浮夸漫衍、瑰奇怪异的辞藻，多到数千字，用来显示自己的博学。至于寻找其中合乎道的内容，想得到片言只语都不可能，这同泽地中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从此以后，学者们辗转相互袭用仿效，不只辞赋如此，文章也都如此。到了晋、宋以后，文章萎弱浅陋，再也不值得诵读了。人们都把这看作六朝的过错，却哪里知道，实际上是相如一类人首先造成了这场祸患呢？假如不是唐代韩愈洗涤磨砺文章，竭力革除这种弊病，文章几乎就难以谈论了。我年轻时读韩氏的文章，认为他的文辞很高明；但颇为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纯粹合乎圣人之道。他虽然排斥佛教、老子之学超过当时的人，但在用心处世、立身行事方面，有时多有违背法度之处，不能进入颜回、孟子的境界，受到贤者指责，被视作文人；我心里暗自轻视他。从童年起，我就自己发誓加以警戒，认为即使不容易达到孔子学问的堂奥，颜回、孟子的事业也都是我所愿意学习的。一个人只要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遥望他们的居处，哪有不能到达的呢？又因为想知道古人的道，必须认识古人的文字，所以我时常学习章句；凡是有所感触，也间或把它发抒出来。我的本意在于阐明这种道，并不是为了写文章。可是您屈尊称赞我的文章值得一看，这正是我深感恐惧而不敢承当的事。即便如此，您见到它有可取之处便加以称许，这是极其爱护我，并且乐于看到我有所成就、获得声名，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有过错的只是我罢了。我承受先人遗留下来的身体，已经二十二年了；学问虽然还没有达到，却也已经有几年懂得其中滋味了。然而身体不能践行，口中不能把它告诉别人，却只是一味借纸笔写文章，这难道合适吗？您竟然以文章来称许我。我从今以后，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吗？人如果不出生也就罢了，既然出生，却不能使君主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不能使自身达到伊尹、周公的境界，不能宣扬天地的精微，端正人民的纲纪，次之也不能改善一代的风俗，不能把这种道揭示到无穷无尽之处，却只想在文字之间偷偷取得一点名声，受到讥议、蒙受污辱，还被加上文士的称号，难道不是羞辱圣贤、辜负七尺之躯吗？《与王修德书》【作者姓名缺】

译承蒙您寄来古赋和杂诗数篇。赋的寄托深远，具有楚人的音节；诗也萧然超脱，带有出尘的韵味。我反复吟咏了好些日子，喜悦得不能自持。我过去因为安居饱食，对世事没有丝毫益处，却妄自不量，想搜集乡邑的遗闻旧事，编成一部小书：上可以彰显贤士君子的潜在德行，下可以给后人作劝勉，使后生小子有所仰慕而行善，大概只是想承担古代闾师、党正的职务罢了，并不敢妄自窃取褒贬人物的权柄，也不希求它流传后世。古人能够流传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的事迹值得流传，但文辞不能把它们阐发出来，就无法流传；如果文辞与事迹相称，而作者的道德、言行又不足以使世人信服，那么即使流传下来，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即使有卓越宏伟、令人喜爱的功绩，交给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用不为人知的文辞写成，也恐怕最终归于泯灭。何况在耆老旧臣相继沦没之后，听说其姓名的人不知道他的事迹，谈论他的事迹的人又不能考察事实，想要使后世无穷的人相信，难道可以指望吗？因此我曾经向兄长说明其中缘故，而长久没有写成这部书，原因就在这里。对于忠节、孝友、笃实行持的人，我已经分别为他们作了传；其他在文学上有成就或地位显贵的人，如果想把他们拆分为两类，那么他们的事迹虽有隐显不同，但他们的志向、品行、学问和术业本来相差不远。若把做官的人称作仕途显达，也不是尊重他们的办法；若全都称作儒林人物，其中又有以政事著称的人。如今我不敢僭越而加以区别，统称为《先达列传》，只按照时代区分先后，不把是否做官作为高下轻重的标准。我私下认为这样安排，也许可以不失次序，而没有压抑谁、抬高谁、取舍不当的嫌疑。至于治理县邑的大夫，其中有施行惠政、恩及百姓的，如陈长官、胡汲仲，也不能让他们的遗事日渐散失，所以现在为他们另立《良吏篇》来安置。凡是姓名被吏民口头称道的人，也都可以附带记载其中。然而宋代数百年间，贤能的县令、县丞很多，世上却绝少有流传下来的事迹；过去记载风土的人都舍弃而没有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如果为他们作传，使这些人都像洪忠宣那样，因此得到显赫职位、在天下建立声名功绩，那本来就不需要依靠这部书来流传；如果不幸官职只到这里，耗尽自己的心思才智，想求得一点声名流传后世，却又不能实现，难道不可悲吗？前些时候询问的几位公，您不知道是否已经得到他们的事状？只是宋末写文章的人为了矫正陈腐的弊病，喜欢用新奇说法扰乱事实，像您家太常也未能免除这一点。近来我访得太常为郑龙图作墓志铭，连官位也用别的名称来替换，读起来非常不知道他究竟任什么职务、做过什么事情。想到这些，我只能长叹罢了。文章写文章，难道把这类新奇当作好处吗？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说到底，文辞对于求学的人，是最浅近的事情。从道理上说，实在不必追求新奇。只有阐发别人从未说过的道理，才可以叫作新；不是众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才可以叫作奇。比如孔子的《大传》，是圣人以来从未有过的；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文章，是诸子以来从未有过的；周子的《太极通书》、张氏和程氏的《西铭》《易传》，以及朱子的论著，都是经学解释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古代没有过，把它们称为新奇，也许可以。然而圣贤难道是专门追求新奇吗？是他们的道明白、德行盛大，所说的话不得不高尚而美好罢了。所以把道德放在一边而专门追求文辞的，都是圣贤所抛弃的。近来我悔恨年轻时狂妄荒谬，所爱好、所从事的不过是记诵和文辞；而记诵不能广博，文辞又不能工巧，于是仅仅得到其中最鄙陋的部分，因此空洞的言语越来越多，完全没有自己的体会。我想着要把这些完全屏弃，以颜回、曾参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来修治内心。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才觉得自己以前的过错和缺失更加多了。如果不早早觉悟到那是错误，几乎就要老死在瓦缸陶器之中，与蚊虫一起消灭，却不知道天地日月的广大，实在令人深深恐惧。兄长前一封信中有“学问没有头绪”的感叹，可见您求学十分专一。近世浅陋的人，正是因为容易满足而自以为高明。还不能执笔写字，已经斥责颜真卿、柳公权；不知道晋人的书法，还不能遣词造句，已经称苏子瞻为“阿轼”；想要在孔孟的著作中毁弃他的文章，明明没有详细读过《论语》《孟子》等书，十天半月便指责程朱解释经书的错误，纷纷争辩驳斥，也不知道惭愧羞耻。这样的人，难道还知道有天地日月吗？我们应当把他们深深引为戒鉴，寻求古人崇高宏大的境界而趋向它，这就可以了。我想说的话无穷无尽，如果不向兄长倾诉，便无处发抒了。然而不能详尽地说，只略述一二。林嘉猷在这里，安静笃实，令人喜爱；我不希望他专心从事文辞，曾经痛切地同他谈过。凡是在这里的人，也都知道应当趋向何方，只是不知道最终会怎样罢了。近来鲍民瞻来了，他这个人有志于求学，让他暂且读《四书》，以端正根本；知道圣贤所说的要旨，自然就会知道本末。乡里资质纯厚的人并不少，只是不喜欢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同他们交谈。假如能使几十个这样的人错落分布在一个县邑之中，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有杂诗数首，写给嘉猷；诗的风味出自所寄来的茅栗、蹲鸱、黄独一类东西，虽然不足以满足口腹，却或许有一种无味之味。我很久没有执笔，已经不能写成了。写下这些字，姑且博您一笑。《答刘养浩书》【作者姓名缺】自从分别以后，六年没有再写信问候。患难忧苦，还有什么没有遭遇过呢？彼此的形迹几乎已经相忘了。然而在梦中，我没有一次不在萝山脚下、两溪之间同您相会。闲居独处时，追忆往日贤豪云集的盛况，想象他们的仪态、容貌、言语和笑声，仿佛就在眼前。慢慢思量起来，却如风中的花、霜后的叶，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兄长在众人争相求进的时候，虽然好像稍受压抑，但最终正因此保全了自己。人的得失、祸福和相互转化，哪一样不是天意呢？而那些人反倒把喜怒忧乐置于其中，难道不是迷惑吗？孝孺的出处进退，兄长想来已经知道；我近来逐渐明白这个道理，经历得越多，处之越安。每当看到古代的名士，稍微遭受挫折压抑，便悲戚叹息、怨恨哀悼，好像无处容身一样，我深深厌恶他们的无知。韩愈、柳宗元文章虽高明，然而对于这个道理并没有所得，实在令人厌弃。兄长居住在优美之地，义门的士人朋友可以往来相互考究质问，您的学问一定会进步；与那些独居而没有同道朋友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只是孝孺近来渐渐不喜欢写无用的文章；有人来求文章，若不是万不得已，我从来不给他们写。对于有权势的人，尤其不喜欢见面，于是闭门谢绝事务，想写成一两部小书，却苦于疾病，未能成功。年纪越来越大，如果还不寻求古人最终归宿的境界，却仿效女子涂青抹红来欺骗自己，衰老就要到来了，到那时想要到哪里去呢？我患疟疾，又患眼病，写字很困难；想到我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实在无法抑制，所以姑且说上几句。《答许廷慎书》【作者姓名缺】

译过去在京师，从濠上来的人，大多能诵读您的歌诗，我本来已经从中窥见了您胸中的一二分。去年在临海，遇到林左民、张廷璧两位，向他们询问您的言行，知道得更加详细。两人自负为奇才，但一谈到您，便顿时松弛下来而惭愧自愧，认为自己远远比不上您。这样以后，我更加相信自己先前的了解并没有错。近来从王修德那里得到他所抄录的几篇文章和您的手书，很想读一读，恰逢我家中发生变故，没能阅览，只得匆匆离开。再次进入京师，路上走了一千多里，心中始终来回想着这件事。到这里以后，得到您所写的《岁寒事》，是在朋友家中记下来的；读了几行，便大为惊喜。立意和论说卓越鲜明而不苟且，不是流俗之人敢于企望的。您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为什么如此深厚呢？文章世人都认为是小事，然而它最像是上天吝惜给人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施予，丝毫都要计较，不肯多给。得到稍多的人，便好像被它记住了，时时受到催促、逼迫和督责，不让他有片刻的安逸快乐。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个道理，难道其中可贵的东西果真就在这里吗？不然，为什么唯独嫉妒这一点而喜爱那一点呢？像我这样自己估量，百无一能，只因粗略认识几个字，便大受其困扰。在危险、忧虑、战战兢兢的时候，我曾发誓要把自己所能的归还给造物主，甘愿做一个庸人，却又不能做到。您幸而安适，没有什么苦楚，却急急地想要发掘奇异奥秘，来同造物主争胜。然而这样招致忌恨也太厉害了，难道您得到稍微少一些，也是在触犯它所忌讳的事情吗？我虽然为您的文章感到高兴，却私下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打算。即便如此，君子只看合乎道不合乎道，难道还应当计较利害吗？自古以来，奇人伟士如果不在忧患中遭受挫折，就不足以成就他们的学问。典籍所记载的，大半都是不得志者的言辞。可是后世最终使他们光明显赫、崇高伟大，又怎么知道上天一时对他们的嫉妒，不正是造成无穷幸福的原因；而一时对他们的喜爱，不正是要彻底抛弃他们吗？这些话可以说给您听，姑且用来引您发笑，也自我排遣罢了。左民多次称赞王微仲的贤能，只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恰好见到了他的弟弟冕仲，也是高雅之士，应当是我们这些人的优秀人物，十分不凡。我因为侍奉祖母，所以来到这里；其中详情有些难以言说。《与士修书》【作者姓名缺】承蒙您来信郑重相托，要我为诗集作序。您的意思似乎是责怪我拖延，这确实值得责怪。然而对庸常大众，只要有所求，我都不敢拒绝，总是立即给他们；难道对您反而有什么吝惜吗？只是我认为，凡是处于美与丑之间的事物，必须等待别人评论以后才能确定。您的诗，譬如夜光珠能够照车，即使把它弃置在道路上，也知道它是值得珍爱的。如果又有一群人不断地在它旁边喧嚷，指给别人看说这是宝物，岂不是多费口舌吗？这就是我长久没有作序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您的诗本已足以自立，足以取得世人的信任，并不是果真有所吝惜。如今您竟不把至美的诗自居，反而好像还要从无能之人的言语中有所取得，这与前面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即便如此，世上向我求文的人，并不是真正知道这篇文章值得取法，只是被喜欢称誉者的言论迷惑而自己不知道罢了。天下喜欢好文章的人肩并肩，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评论；以文章称许别人的人随处可见，却没有几个人真正善于评论；既善于评论，又能理解别人评论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您虽然不必等待我的文章，我本来还是将要最终为您作序，何况您又诚恳地托付给我呢？我狂妄的言论，现在就要写出来了。您如果确实懂得评论文章，就应当有所答复，不要只责怪我的迟延，而庆幸终于得到这篇文章。《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三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九 《答程伯大论文书》【明·朱夏】

译古今能写文章、善于言说的人，谁不想在百代之上雄踞一方，使声名流传百代之后呢？然而最终怀抱奇异志向，却默默无闻地老死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不是因为才华和见识有所不及，所以不能形成一家之言，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三代以后，卓然形成一家之言的，才十几个人而已；其余都磨灭消散殆尽。这确实说明，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如果不是超群出众，就很难凭文章自立名声。近来承蒙您赐信，大体上还没有达到雄浑深厚、典雅刚健的作品境界，只是致力于写浮薄靡弱、没有终篇力量的文章罢了，这很不可以。我听说古代写文章的人，必定以经典为根本，以道为根基；至于纪、志、表、传、记、序、铭、赞，各有各的体制，不能混淆，而您却没有加以辨别。至于发言遣辞，又何必把剽窃掠取当作工巧呢？如今不以经典为根本，不以道为根基，却杂取百家传记的说法，那么立论不从宏大处着眼，反而从细小处着眼，本来就已经自我降低了，又怎么能够同古人并驾齐驱呢？老苏的文章顿挫曲折，苍劲深沉，峻刻峭拔，几乎不可与之争锋；然而有见识的人仍然有所讥评，实在是因为他的立论驳杂，不能完全合乎圣人之道。如今没有苏公那样的才华，立论又远远低于苏公，那么还指望自己的言论能够成立而不倒吗？古代用兵，军队的会合、分散、进退，出奇制胜，本来神速多变而不可测；至于部伍行阵的法则，却严整有序，不能扰乱。写文章却不遵守体制，就如同用兵而不依军法。古人评论文章，必定先讲体制，然后才讲工巧精致。譬如木匠建造房屋，栋梁椽桷所承担的作用，虽不能有太大的差别；但王公大人的住宅、和尚道士的庐舍、官府的衙署、平民的房屋，它们的制度本来就相差悬殊，不可相提并论。假如记与序没有区别，那么平民的房屋就要同和尚道士的祠庙一样，这可以吗？铸剑却铸得像刀，尚且不可以；砍削车子却使它像船，岂不是更加要被认为迂腐拘泥吗？韩愈写文章，专门致力于去除陈旧的话；如今即使完全不能像韩愈，也应该稍微删削一些。可是您竟把古书中的奇字全部搜罗来，驯服排列、鳞次编集，不就像把天吴、紫凤颠倒穿在短褐上了吗？苏子说，锦绣绮縠是服饰中美好的材料；然而把它们裁成碎片，错杂拼接、缝合起来做衣服，反而还不如粗陋的绨帛。如今先生竟想把群英搜集起来作为华饰，您的爱好确实与作者的见解不同。世上有贫穷的人，看到邻居富有，便日夜钻营偷窃，侥幸得到他的货物、珍宝和财物，就以为自己得计了。有一天巡逻缉捕的人抓住他，他便成为一个疲惫狼狈的盗贼，却到死也不明白。况且您这样辛苦地割裂、缀合、拼凑，文章的气势本来就已经疲弱了，又怎么能像江河那样浑厚浩大，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呢？所以，兰花、苕草和翡翠一类的微小华饰，又哪里能看见鲸鱼跃出水面呢？而且古人写文章，并不是存心要写文章；正如风与水恰好相遇，文章便产生了。因此，风鼓动水便成为波涛，风含蓄水便成为涟漪，风使水收缩便成为细密的波纹，水澄清便像白绢，风激荡水便形成珠玉般的水花。产生文章的不是单独的水，也不是单独的风，而是二者恰好相遇，文章才产生。上天对于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纤细的、丰厚的、红色的、白色的，无不极尽美丽；但造化难道是逐一对每件物品雕琢出来的吗？只是让万物各自成就万物，天下的巧妙就没有能超过它的了。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花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而且还把这种文章当作乐趣。太古时代的音乐和平雅淡，因此风俗淳厚，人心端正；桑间、濮上的音乐淫靡嘈杂、节奏繁促，于是人心和风俗动荡，沉溺其中而不知返回。假如先生参与听闻、主持制作礼乐，将会取法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唯独对文章感到疑惑呢？先生教导人说：如果没有毛嫱、西施那样美好的资质，就不能不借助脂粉的虚饰来遮掩丑陋。这样一来，朽木也可以雕刻，粪土筑的墙也可以粉饰了。无盐的丑陋，天下人都知道；即使她披戴珠玉、拖着罗绮，也不足以欺骗天下人的眼睛。假如天下人全都是瞎子，那还可以怎么办；但天下人怎么可能全都瞎呢？先生恐怕还没有见到真正的本色。先生又说我的《五常论》难道不也像《太玄》吗？《太玄》仿照《易经》写成，然而《易经》出于造化的自然，而《太玄》只是出于个人的智虑，所以不能免除牵强拼合、艰涩勉强的状态。先儒本来已经讥笑它劳苦而笨拙了。因此距离扬雄一千多年后，最终没有真正喜爱它的人。如今先生竟想著书仿效《太玄》，我恐怕它连用来覆盖瓦缸都不够。先生又说我曾经作诗，把诗集命名为《胡卢》；而《鲁论》的《诗序》所说诗的作用，是那样广博，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供人取笑的材料，也稍微贬低了古诗的风教。这也是喜欢怪异的过错。先生最终教导我说：您看我的文章，请用一句话回答我，也许可以让我知道君子的是非判断。宋代末年，文章败坏到了极点；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习惯深入人心，就像黑色不可能变成白色一样。在这个时候，如果不使它返回正道，就不足以追赶古人。先生的内心自以为已经超过了它，可哪里知道自己同它有什么不同呢？先生的文章，起初想要奇异，最终却从笨拙开始；想要华丽，最终却从丑陋开始；想要雄健，最终却从软弱开始。它的风格和论说，没有一样不背离古人，因此也就很难摘取出来谈论了。况且先生既然同我的见解不同，那么我即使说了，对您的内心也没有作用。我想把先生从迷途中挽回过来，所以愿意把自己心中的蕴藏全部吐露出来；取韩愈、孟郊的文章，日夜诵读，觉得自己的见解已经同从前不同了。然后把这些话一并说出，希望有些地方合乎我的见解。我在学问上荒废以来，常常过分懒惰而不用力；但对于作者的风致，私下确实有所见识。因此冒昧地略陈这些说法。《答梁孟敬书》【刘永之】

译我自从退居山谷，极少接触人事，才得以留心经典；但独自求学，见闻浅陋，讲习贯通又没有同伴，于是每日把所作《春秋》本旨序呈给您，希望您能加以警策并予以订正。等到收到您的退还批示，大大超过我的期望。您写了数百字，仿佛对我这个盲昧之人的文章有所取法，又教导我所不及的地方，我谨慎地接受您的赐教。然而我固有的见解还有没有说尽之处，而您明白告知的旨意中也有不能不答复的地方，冒昧地略加陈述，以完成您深厚的赐教。您说：“像有的日期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称爵，有的称人；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是否称王为天王；诸侯是否依次排列；大夫是否登载姓名，这些都因袭史书旧文，并不是圣人的本意所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要旨，以及诸家穿凿附会的说法，朱子驳斥它们，是正确的。您又说：“相信《公羊传》《谷梁传》的过失，寻求褒贬的详义，未免蹈袭先儒的谬误，这是胡康侯的过错。”凡是这些论述，都远远超过老学究和老儒生，完全没有什么可疑的。您又说：“孔子说‘了解我的，只有《春秋》；怪罪我的，也只有《春秋》’。了解它的人，是了解它彰明王道、树立法则；怪罪它的人，是怪罪它揭露乱臣逆贼的行迹。《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正是彰明王法、揭露乱逆，这确实是圣人的本意。” 然而，如果说圣人只是根据鲁国史书的文字，把它记录、传述下来；其中稍有乖谬错误，便加以修订补足，使观看的人有所劝善惩恶，从而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逆因此得到揭露，这还可以。如果说圣人删改增益鲁国史书，以此来彰明王法、揭露乱逆，那就不可以了。圣人难道完全不同于普通人吗？他的德行是圣人，但他不幸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也仍然是普通人的儿子。当时没有明王，谁知道“宗予”？对待孔子的人会说：他处于季氏、孟氏之间，仍然只是普通人的臣子；而他侍奉的君主却是荒淫的君主，君主的卿大夫又是僭越的权臣。他以普通人的臣子身份，站在荒君、僭室的朝廷中，却私自删改本国可信的史书，来彰明王法、揭露乱逆，岂不是不可以吗？如今距离古代虽然遥远，但其中的道理并没有不同。假如现在有一个孔子出生在当今，站在今天的朝廷里，不奉君主的命令，也不依据自己的职守，却拿今天的国史来删改增益、褒贬取舍，并公开给人观看，那么不成为受辱被戮的人，恐怕很少。圣人面对阳货便谨慎应诺，经过宋国时还穿便服隐藏身份，居住在一个国家时不非议它的大夫；他自称“只是述说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难道是因为自己是圣人便傲慢地对待当世吗？大概在那个时候，各国的史书中也无不有史官，他们措辞立言也无不有一定法则。赵穿弑逆，史书却写作“赵盾弑其君”，这就是晋国史官的良善；崔杼弑逆，齐国太史为此死了三人，最终还是写作“崔杼弑其君”，这就是齐国史官的良善。这两个国家各有两位良史，更何况鲁国还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以及秉持礼法的大臣呢？因此，法则严谨，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连缀文辞、比列事实，可以作为训诫，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当时世道的治乱盛衰，可以上接《诗》《书》的遗迹，也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所以圣人有所取法，谨慎地记录并传述它，以寄托自己伤悼周室的志意。明白的人说：“这是不得已罢了。”不明白的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匹夫，却把他的君主暴露给天下后世，使大夫蒙受恶名。”所以说：“了解我的，将在这里；怪罪我的，也将在这里。”这也只是圣人的谦辞罢了。难道是说他改变周代制度，寄托王法，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使面南而王的权力吗？所以我说：“说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记录，传述以后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逆因此得到揭露，这是可以的；说圣人删改增益鲁国史书，以此彰明王法、揭露乱逆，那就不可以。”文辞反复郑重，必定是因为有重大的善恶，这就是先儒的说法。您采用了这种说法，所以说：“首止的会盟、葵丘的会盟，都记载了两次。”这是因为善事重大，所以把它的文辞写得详细。稷地的会盟记作“成就宋国的祸乱”；刘单拥立王猛居于皇地，尹氏立子朝，并且先说王室发生祸乱，这些都重复说明，是因为恶事重大，所以把文辞写得详细。但我曾经考察过，大概是史书对事实的实录，而它记载事实的体例有所不同罢了。其大体有五种：有根据事情是合在一起还是分开来书写的；有重视事情的结果而记载其开端的；有重视事情的开端而记载其结果的；有承接告知史官的辞语而书写的；有不是承接告知之辞，而是听闻得知后书写的。这五种是大体的类别，但都是为了记载事实。有的会盟并且订盟在同一天，会盟和订盟便合为一件事；有的先会盟，隔日才订盟，会盟和订盟便分为两件事。合为一事就一同记载，分为两事就分别记载，本来就是应当如此。首止和葵丘都是夏季会盟、秋季订盟，是分开的两件事，所以各自记载了两次。这就是根据事情的合分来书写的例子。践土之会是美事，但订盟没有另行记载，因为在同一天；平丘之会没有什么美处，但订盟却另行记载，因为在不同的日期。这些都是如实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善事重大而把文辞写得详细。将要记载取得鼎这件事时，在稷地之会先以“成就宋国的祸乱”开头，这是重视结果而记载开端。已经记载“宋国发生灾害，伯姬去世”，到了澶渊之会，却以宋国发生灾害作结，所以这是重视开端而记载结果。会盟本来没有说明缘故，在这两件事中却特意说明，是为了表明所重视的地方。其他如记载“实来”，先说州公；又如曹国一事，记载齐侯攻打北燕，接着又记载同齐国讲和，也都是这一类。子朝之乱，叔鞅从京师回来，史书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所以只说“王室乱”；这是没有承接告知之辞，而是听闻得知后记载的。刘单拥立王猛居于皇地，是有人来告知；敬王居于翟泉，而尹氏立子朝，也是有人来告知；这些就是承接告知之辞而书写的。其他如程子解释体例所说：“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按例记作某人。”这是承接告知之辞的情况。不知道将领和军队的姓名、人数多少，也记作某人，这是听闻得知的情况；这些都是如实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厌恶它而把文辞写得详细。

译说“文辞郑重反复，必定有重大的善恶”，是先儒的过错。再说，事情的名称已经写在简册上，事情的行迹已经昭示于万世，不必把文辞写得郑重，大家也都知道首止之会是美事；不必把词句写得重复，大家也都知道稷地之会是恶事。所以说：“依据鲁国史书来记录，传述以后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逆因此得到揭露。”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其中细微的文辞、隐约的义理，能够随时处置而合宜的地方，却很难知道。”所谓明亮而容易看见的，确实如此；但他说隐微而难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人要把大是大非昭示给万世，反而有隐微难知的义理，这就没有免除前代儒者的过失。杜预说：“言语高远，旨意就深远；文辞简约，义理就隐微。”程子认为他说得对，那么所谓隐微，仍然是这个意思。然而《易经》的卦辞，难道不是圣人制作的吗？《论语》中对答问难，难道不是圣人的言辞吗？为什么前者平易显明，而后者却隐微难以理解？以我的愚见，不敢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便如此，程子解释《春秋》时，有些地方舍弃褒贬、予夺而直接立言，这一点却不是先儒所能达到的。胡康侯的学术本来是端正的，他的议论也辨析清楚而严密；但他的过失，是承袭先儒的说法并把它推得更过分。朱子曾说：“有程子的《易》。”又说：“可以自成一部书。”意思是说，虽然其中讲道理很精细，却不是经书本来的旨意。若说胡氏的《春秋》可以自成一部书，也可以。时代有远近，史书就有详略；史书有详略，辞语就有同异，这很容易明白。比如从鲁文公以前，日食有不记日子的；鲁文公以后，则全都记载日子。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到达地点的只有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到达地点的有六十四次，就是这种情况。您所说的随着时代来观察经文，这确实很好。可是公羊子说：“亲眼所见的时代，辞语不同；亲耳所闻的时代，辞语不同；传闻而来的时代，辞语不同。”何休说：“亲眼所见的时代，对君父的感情尤其深厚，所以多用隐微的言辞；亲耳所闻的时代，思念王父稍微减少，所以忌讳也稍微减少；传闻而来的时代，思念高祖、曾祖又少一些，所以不再忌讳。”这种说法实在浅陋。陈傅良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是一种书法；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是一种书法；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是一种书法。若不说是史书有详略，而说是圣人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记载方式，那么比公羊高明的地方就很少了。” 大体说来，解释《春秋》的人有三种过失：过分尊崇经书，过分笃信传注，不把《春秋》同《诗》《书》一样看待。他们尊崇经书过分，于是说“这是圣人创作的”；他们相信传注太深，于是说“它一定有所承受”；他们把《春秋》看得不同于《诗》《书》，于是说“这些都表现在实际事情中，这是刑法之书”。既然认为是圣人创作，又认为传注有所承受，那么自然会更加详细地寻求解释，更加穿凿附会；既然认为它表现在实际事情中，是刑法之书，那么自然会使言辞更加刻峭，锻炼得更加深密。认为是善事，就强行从文辞中寻找依据，说“这就是圣人给予褒扬，这就是圣人给予褒扬，是圣人的隐微言辞”；或者说“这是圣人改变文辞的写法”。一种说法解释不通，又另造一种说法来护持它；一番论说稍有窒碍，又另造一番论说来粉饰它，使圣人好像后世的执法官，深文周纳、巧言诋毁，完全没有宽厚仁慈的意味，这种过失并不是小事。如今以我的愚见说：它的文字是鲁国史书；它的义理是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希望把史实述写出来而传给后世，于是便同删定《诗》、厘定《书》、赞述《易》一样，都是狂妄僭越之举而加以传述；那么就直接解释它的义理，善的便说“这样做是善”，恶的便说“这样做是恶”，不说什么褒贬、予夺。它的区别和凡例以程子的说法为主，它的纲领和大意以朱子的说法为主；三传则以《左传》为主，并用杜预的说法时时考察其中的谬妄。至于诸家学说，不专主哪一家，取用相合的，舍弃不相合的，如此而已。我私下认为，假使圣人只是依据鲁国史书，那么我的说法本来已经成立；假使圣人是自己创作，也应当根据事实直笔记载，必定不会像先儒所说的那样，那么我的说法也没有什么严重乖违。我自信的就是这些；但仍然认为自己考察得还不周密，讲解得还不贯通，只能暂且宽缓从容地反复思考，给它几年时间以后，才可能完成。您当天序文中的话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而您明白告知我的恳切意见，我又不敢不答复；但言辞无法穷尽，只能姑且说出大略如此。唉！除了您，我还向谁说、又听谁说呢？您超卓的见识、特出的观点，希望还能赐示于我，那就非常幸运了。《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周忱】

译我恭敬地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禁止懒惰游荡，使他们的志向专一；劝勉耕种，使他们厚实根本。懒惰游荡受到禁止，土著百姓就能安定，逃避劳作、追求安逸的人便无处容身；鼓励耕种，农业就会兴盛，抛弃根本、追逐末业的人便不能任意妄为。这样赋税徭役就可以平均，国家的财用也可以充足。假如不是这样，户口就会减少，赋税徭役便无法均平；地利就会削弱，国家的财用也无法供给。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制度，用来维系百姓、均平土地，正是这个道理。近来皇上想到天下百姓中有因饥荒困窘而逃亡迁徙的，多次下达诏旨，设置抚民官，颁布宽免体恤的条例，命令天下郡邑招抚他们。各位颁布政令并奉行实施，能够谨慎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感戴皇上的大恩，扶老携幼，争相返回故乡。唯独苏州、松江的百姓，还有多年逃亡藏匿而没有全部恢复原有户额的，田地至今也还有荒芜的，难道是优待抚恤还没有完全达到吗？凡是招回、恢复产业的百姓，既承蒙免除税粮、恢复徭役，房屋、粮食和日用有所缺乏的，官府便给予赈济；牛具、种子有所缺少的，官府便给予借贷。朝廷的恩德已经极其深厚、极其周全了。这样还不肯恢复产业的人，也一定有他的原因。苏州、松江的逃户，起初都是因为生活艰难窘迫，不得已才逃走；后来见到流寓外地的人比本地居民过得好，于是彼此煽动成风，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再也不思念故乡。四民之中，农民尤其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天下农民本来就劳苦，而苏州、松江的百姓比天下其他地方的农民劳苦加倍；天下农民本来就贫困，而苏州、松江的农民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加贫困。天下百姓通常眷恋乡土，不愿迁徙；苏州、松江的百姓却常常轻视故乡，乐于迁移。天下百姓离开乡土便无处容身，苏州、松江的百姓离开乡土却足以凭借技能谋生。我曾经多方查访其中的弊病，大概有七种。哪七种？一是大户包庇，二是豪强工匠冒名顶替，三是居船漂泊，四是军户囚户牵引，五是屯营隐占，六是邻境藏匿，七是僧道招诱。所谓大户包庇，就是豪强富贵之家，有的用私人债务抵折成年男丁，有的凭威势强夺人家的子弟，有的让他们全家受雇，有的分给房屋寄居；有的赐给他们本家姓氏，称作义子义男，有的改换姓名，充作仆役奴隶。这些人一旦成为豪家的役属，便不再承担粮税差役，甘心依附，不敢有谁提出异议。因此豪门的役属日益增加，而南方田地里的农夫日益减少。所谓豪强工匠冒名顶替，是说苏州、松江的人多聚集在南京、北京两京；乡里逃避粮税差役的人，往往携带家眷依附同去，有的建造房屋，有的开设店铺，冒充义子、义女、女婿，代人领取工匠牌照上工。在南京，应天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北京，顺天府也没有他们的户籍。他们在粉刷的墙上题写监局的名称，在木牌上标称自己是高手所作。一户登记为工匠，却冒充数户的，有这种情况；一人上工，却隐匿数人的，也有这种情况。兵马司不敢追问，左右邻居也不再怀疑。因此豪强工匠的生计日益兴盛，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衰败。所谓居船漂泊，是说苏州、松江本是五湖三泖汇水之乡，海洋、海套水面无边无际，乘船的人没有踪迹可寻。近年以来，又因各处关隘废弛，流移之人携家住在船上，以买卖和办理课税为名，冒领邻境的文引以及河泊所的由帖，往来停泊于南京、北京两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地，以逃脱粮税差役。长子生孙，也不认识乡里，穿暖吃饱，安然无忧。乡里的里甲无处查寻他们的根由，外地的巡司也不再盘问。因此住船人口日益繁衍，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减少。所谓军户囚户牵引，是说苏州、松江奇巧技艺的工匠很多，到了任何地方，屠宰、酿酒、贩卖等事没有不能做的。因此，那些因犯罪而被充军到内外卫所的人，往往诱骗乡里的贫民替他们做事；被编作余丁在各处河岸摆站的人，又招募乡里的小户替他们使唤。在北京做富户的，一家有好几处店铺；在河间等地替人种田的，一个人有好几个子侄供役。比如淮安二卫，苏州充军的人不过几名，如今却填街塞巷，开店做买卖的全成了军人的家属。仪真一驿，苏州摆站的人不过几家，如今接连建屋、造楼居住的，都是囚犯的家属和丁口。官府不追问他们的来历，里胥也不查究他们从何而来。因此军户囚户的生计日益兴盛，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消失。所谓屯营隐占，是说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淞江等所，像棋子一样分布在苏州、松江境内，都是边海的城池。官旗犯罪，按例不调离军伍；他们因此有所倚仗，便特别赐给豪强势力，于是使逃避差役的奸民相互依附。有的进入屯堡替他们播种耕作，有的进入军营供其使唤；有的改换姓名，冒充军伍中的人，有的更改姓氏，假充余丁，把粮税差役的负担遗留给乡里。主管官员常常想要逐一查究，公文屡次下达，卫所却坚决不予答复。充任里甲的人常想追查根由，脚步稍微走到这些人门前，便已经遭到官旗的毒手。因此屯营中藏匿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耗减。所谓邻境藏匿，是说近年主管官员多不得其人，教导没有方法，禁令又废弛，于是使愚昧百姓流转迁徙：住在东乡而藏身于西乡的有之，从那个县逃到这个县藏匿的有之。害怕粮税沉重的，必定投奔没有粮税的乡里；害怕差役繁重的，必定投奔没有差役的地方；有的舍弃贫瘠土地而投向肥沃之地，有的营造新居而抛弃旧业，忽来忽往，没有固定的打算。官府拘捕查办的人因为越过境界而无法行事，乡村负责侦察的人又常常徇情容隐，不予过问。因此邻境的客户日益增多，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减少。所谓僧道招诱，是说天下的寺观没有比苏州、松江更兴盛的，所以苏州、松江的僧道遍布四海。有名望资历的人凭保举成为住持，初次出家的人凭游方而自称挂■〈土答〉；名山大刹各处都有，因此乡里的游惰百姓全都依附他们，替他们服役。

译眉目清秀俊美的，称作行童；年纪强壮的，称作善友。他们假穿缁衣黄冠，伪装持有锡杖钵盂，有的结伴修建斋醮法事，有的沿街化缘求取财物。南京、北京两京以及各处镇市，像这样的人无不是苏州、松江人。一个人做住持而让他们服役的，常常有几十人；一个人出家而让他们帮闲的，常常有三五班。于是僧道的徒侣日益扩大，而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日益减少。这七种情况，只是举出大概；天下各郡县并非都有这种弊病，即使有，也未必像这里这样严重。这些人善于制造巧诈，扰乱户籍版图；在户口上便捏造别的理由而脱漏，在田粮上便借用别人的名义虚假申报。他们懒惰游荡已久，哪里肯再回到田里从事耕作？何况税额不足，层层加派；现存的户口中，颇有些聪明能干的人，见他们能够得计，也想着舍弃田亩、放下农具，仿效他们的做法。只有愚笨无能的人才肯始终从事农业；然而坐受这种弊害，难道会没有想要逃避的心吗？天下的事情，不可以让一个人侥幸免除；如果有一个人侥幸获免，就必定有另一个不幸的人承受这种弊害。苏州、松江这样侥幸逃避的人如此之多，那么不幸而承受其弊害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推知了。这样下去，本地农民必定日减月少，永无止境。我曾经根据太仓一城的户口考察过：洪武年间，现有丁口授田十六亩。洪武二十四年的黄册，原有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如今宣德七年编造册籍，只剩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之后，又只有现存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全是逃亡、绝户和虚报的数目。户口虽然减少了，但原先授给的田地都还在。以七百三十八户，承担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的税粮，想要让他们足额缴纳而不逃走，能够做到吗？我私下恐怕几年之后，现存户也全都离去，渐渐会达到无税可征的地步。这都是因为不禁止游惰，不劝勉耕作，所以奸民得以逃避劳苦而趋向安逸，抛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正如前面所说，实在应当制定法律加以约束控制。抚恤百姓的官员，原本也不容易把他们招抚回来。我凭着愚钝低劣的才能，冒昧承担重要职任，日夜忧劳，却不知道如何处置。恭敬地希望该部各位卿相以及在朝的公卿大臣，详细加以研究，明白奏请，不拘泥于通常条例，针对苏州、松江等府逃移的人户另立一法，以便清理并加以约束。这样或许可以使户口增加，田地开辟，税粮完足。我这番话出于激切之情，不知不觉说得过于琐细了。只希望您详加察看，宽恕我的狂妄，那就万分幸运了。奉寄少傅东里杨先生的书【罗肃】

译少傅兼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东里先生阁下：我听说，探入虎穴的人必定要触犯老虎的怒气；踏入深渊的人必定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是情势和道理所决定的必然，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即使三尺高的孩童尚且知道，何况读过父亲遗书几十行，懂得二三件道理，入朝便在经筵侍讲，出朝便掌管风纪的人呢？然而志士把自身置于沟壑而不顾，是因为他的操守不可改变。所以我虽然极其愚昧浅陋，不能达到古人的志向，但舍生取义，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我虽然曾因进言论事受到斥责，今天仍不能不怀着恳切之心爱护君主的原因。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指着我说：‘这个人是喜欢吹竽鼓瑟、沽名钓誉的吗？还是越出职分而妄加思虑的人呢？如果都不是，那也不过是三次登临光范门求见的那一类人罢了。’唉！这些话哪里足以了解汝敬呢？假如正值太平盛世，风雨按时而来，人民安定，四海宁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何况圣明天子具备尧舜的资质，辅弼大臣又都是皋、夔一类的人物，还何必等待我说什么呢？但是，形势一旦关系到宗庙社稷的重大问题，事情一旦牵涉天下苍生的大事，我也不敢害怕议论者的嘴，而避开踏入深渊、探入虎穴的危险。所以我恭敬沐浴，封缄书信，来表达我的愚诚，万一有不当之处，还请先生加以教诲。我私下听说，太祖高皇帝手提三尺宝剑，没有凭借一寸土地，和群雄分据，在必争的要地立足，辗转奋战二十多年。于是西面攻取伪汉，东面消灭吴越，南面巡行交阯、两广，北面平定中原。然后接受上天的明命，全部拥有四海，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唉！创业的艰难，难道是商汤、周武王所能相比的吗？从此以后，天没有猛烈的风雨，田野里有祥瑞的麦稻，山海显现灵验，各种福祥全都到来，但从未听说高皇帝作为上天的代理来抚养百姓之心有片刻闲暇安逸。到了太宗文皇帝，开始是因内乱，继而经历战争，又遭逢饥荒，风餐露宿，亲自穿戴铠甲。一战便平定幽州、蓟州，再战便使齐、鲁归服，三战便使淮甸清平，四战便诛除奸邪谄谀之徒，使反复不安者安定。然后才大大安定宗社，重建天下，继承并开创中兴的宏大事业，建立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唉！继承帝统的艰难，难道是周宣王、汉光武所能仿佛的吗？从此以后，四方响应，万国安宁，祥麟进献于南郊，龙马产于东海，可以招致的祥瑞全都记录在简册上，但也从未听说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有片刻安逸懈怠。以两位圣人创业并留下帝统，盛大到了这样的程度，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得到、什么欲求不能实现，却仍然兢兢业业，只考虑长远大计，庄严盛美地成就至高的治理。因此六七十年间，风俗淳厚，上下都受到教化；圣明的子孙得以长久享受太平的福祉。可是为什么仁宗昭皇帝继承大宝之位还不到一年，便突然抛弃群臣而去世？四海之人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含着悲哀、抱着痛苦，直到今天仍未止息。像这样，难道是天意吗？是那些奸邪而侥幸进用的人，凭借迂怪的方术，推销金石炼制的药方，以求宠爱、荣华富贵，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然而朝廷不知道治罪，台谏也不加以进言，于是使这些人在当时得志，而皇帝升遐的诏书很快就下达了。我听到诏书，五内惊惧悲痛，精神崩溃，恍惚失措，凄凉愤懑，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悲恸。悲哀如此深重，忠肝义气的激愤也随之完全断绝。穿着丧服，追究这件事的内情，我私下想起去年冬天，我愚昧刚直，上封章应诏进言，言辞涉及不敬；若按正名定罪，死一万次也还嫌轻。然而昭皇帝体谅我的愚昧，怜悯我的孤直，认为我的言论虽不足以采纳听取，但内心实在值得怜惜。于是扩大天地般的宽宏气量，放宽雷霆般的诛罚，宽赦我闲散失职的过错，赐给我清要的职位，使我得以居于言路，接近圣明的光辉，以答扬美好的诏命。皇帝的厚德深仁，如大海包容万物、春天滋养万物。我抚躬自省，想着该从哪里报答？幸而依赖圣天子以圣继圣，恭敬遵守成法，我还希望能够稍微尽献蝼蚁般的诚心，略尽犬马般的报效，以求上不辜负先帝任命我为御史的心意，下不辜负平生的愿望。然而过了数月，仍然闭口缄舌，始终没有说什么。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圣德日益更新，圣化日益广大，深深契合于太祖、太宗创业垂统的心意，又有皋、夔一类的人匡正辅弼，其中就有像先生这样的人。既然由皋、夔一类的人承担职责，就一定有皋、夔一类人的心志；有皋、夔一类的心志，就一定会有尧舜一类的君主。当今之世，除了先生还有谁呢？这就是我不进言的原因，不只是有所不敢，也恐怕被讥为越俎代庖。直到现在，我急切地想把小事上奏进言，却又怕最终犯下在别人尚未信任时便进谏的过错，因此徘徊踌躇，几次封缄书信，几乎要以空函送达。然而内心被激发的愚诚，终究不忍像已经搭在弦上的箭却不发射。六月，我恭敬地看见车驾前往天寿山，亲自拜谒二陵。京城的人无论大小，全都拜手稽首，瞻望叹息，认为圣天子至孝，是要依照殷礼，举行盛大的祭祀，勤勉地寄托孝思。即使我这样愚昧的人，也认为拜谒陵墓的礼仪结束后，不过是发布温和的诏令，命令有关部门赏赐徭役、勤劳办事和工匠，广施恩泽，然后整顿车驾迅速回宫，以便早晚侍奉皇太后，也使士民得到安慰。欢迎圣驾的心情，难道还会有别的事情吗？后来道路上传言喧嚣，说礼仪结束后立即要校猎讲武，又说先导队尚未整备完毕，排列的车辆没有赶上车驾，而天闲苑的龙马已经满路奔驰。像这样，难道是祖宗的心意吗？又传说这时随从护卫的只有额森托噶及其部下数百人，他们放纵豺狼般的贪欲，争夺狐兔般的利益，风驰电掣，忽去忽来，拿着弓箭，放松缰绳驱马追逐，前后都不知道不用箭射而取胜的道理，也不懂追逐左边猎物的恭敬礼仪。他们气势凌人，形势突然暴烈，而其阴险狡诈、狂妄凶狠，更是难以形容。我听到这些话，心惊胆落，半信半疑，但传话的人却异口同声。我认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固然是国家常行的制度，农闲时讲习武事，也确实是太平时代的首要事务。然而从未听说陵墓尚未拜谒完毕，却与投降的人在山谷间比赛打猎。何况额森托噶这个人，言语不通，服饰制度不同，本来就不能把他当作保卫国家、推心置腹的人来托付。又何况他的行动举止不驯服，以弓箭为生计，以杀戮为耕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万一发生意外，即使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况且这种人本来不能用恩义来感化。如果他稍微懂得恩义，就应当亲近自己的族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如今他既然背弃亲族，舍弃故土，又怎么能保证他日后不会背弃我们？况且他来这里，并非出于本心；他留下来，是迫于威势。以这种反复无常、彼此杂处的情形和狡猾的谋略，怎么可以让他忽而亲近、忽而疏远，任意进退呢？

译《左传》说：‘不是我同族的人，他的心思一定不同。’ 这话确实如此，可是仍然这样宠爱异族之人，难道不是圣天子推心置腹，想让他逐渐受到仁义教化吗？然而‘高台近水，居高堂而垂足’的戒惧，以及车马缰辔折断的忧患，对先生来说不能不深思。况且出巡时戒备，入城时清道，难道只是为了表面上的壮观吗？先生是历经四朝的老臣、两位圣帝的首辅，在这件事上如果不进言，还有谁能进言？这正是我所说的关系宗社大势、牵涉天下苍生的大事。我对于驾驭强敌的事情，曾向文皇帝进言，文皇帝认为迂阔；又曾向昭皇帝陈说，昭皇帝认为愚拙。但我自认为并不迂阔，也不愚拙；如果按照这个策略实行，那么朝廷可以得到怀柔远人的道义，远方之人也可以受到招抚归顺的恩惠。怎样怀柔他们？不过是：分散他们的部落，厚加赏赐，把他们迁到更南面的地方，选择便利肥沃的田地安置他们，隶属于卫所，解除他们的铠甲兵器而不让他们担任职事。这样一来，即使突厥强盛、匈奴兴盛、獯鬻强大，也不能放纵豺狼般的暴行了。还会有什么缰辔折断的忧患、临高堂而坐的戒惧呢？我曾认为额森托噶这个人，京师尚且不能安置；如今却宠爱他，让他近身担任扈卫，把他编入号称天下强兵的六师之中，这尚且不可；如今又赐给他弓剑，使他在道路上侍卫圣驾。这就是我急切想同先生谈论此事，却五次到门，最终一次也没能见面的原因。不过，如今朝廷中可以进言的柱石之臣并不只有一人，而且他们都享有超越百官的礼遇，也没有交往应酬的情谊。先生在尊贵方面是我的老师，在亲近方面又是这篇文章所说的骨肉亲人；何况我们以笔墨相交已有多年。因此，凡是忠义之情激发出来的话，只有我能够向先生进言，也只有先生能够把我的话传达给皇上。先生如果不嫌弃我，我又哪里敢闭口不言、有所避忌呢？我知道这些话一旦传达出去，我就犯了死罪；即使这样，与其不说而同草木一起腐朽，哪如说出来即使死去还更好呢？何况圣天子至仁至圣，或许会怜悯我的愚昧刚直而赐我不死呢？这就是我在接受审讯之时，急忙在灯下写成此信陈述在先生面前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昨夜太阴星发生薄蚀，也许上天已经显示征象，用来预先警戒这类事情。否则，为什么变化会如此迅速呢？上天的天象发生这样的变异，人间的事情又有那样的乖违，人人都知道痛惜，难道只有先生不知道吗？从前李文靖公因为天子年富力强，每天把四方水旱灾异上报给皇帝，他的用意大概是想使君主受到警戒，暗中消除君主营造土木、祈祷祭祀的念头。李文靖辅佐教导平庸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身为先生而不这样做吗？何况如今圣明神武的君主正在上位呢？先生的学问贯通古今，先生的德行可与古人相媲美，而先生的俸禄和地位也与此相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言，是不可以的。《传》说：‘伊尹以他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为耻；《诗经》说：“君王的职责有缺失，仲山甫来补救它。”’ 先生是当今的仲山甫，是当今的伊尹；再往上比，实在是当今的皋、夔，又怎么能以古人赶不上自己为借口推辞呢？先生如果不把这封信付之一炬，只要特别加以包容，适时把我的话进奏上去，那么岂只是我的幸运，后世之人还会说：‘仁厚啊，杨少傅竟能如此容纳别人！’‘贤明啊，杨尚书竟能如此忠于君主！’他们还会说：‘汝敬的愚直，竟能如此忠于职守，竟能如此不避祸患！’这样一来，杨氏的忠节不只是光耀后世，我家的声誉也或许不会坠落。如果只是闭口不言、尸位素餐，使后人讥讽说：‘这个人竟然担任这样的职务吗？’那么弘扬教化、辅佐圣明的职责，本来就会辜负先生；汝敬还凭什么担任御史呢？临写此信，琐言絮说，实在恳切至极。此时正值冬天，寒冷尚未缓解，希望先生为时局而自爱，不再详述。答高雪篷书【陈所有】

译雪篷寄来谈咏史事的几篇文章，确实是正确精当的论断。但你说张浚不应当与王安石同传，这只是沿袭旧说的看法。难道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是，覆亡国家的人罪无可赦吗？王安石的毛病在于不明白事务却固执己见，张浚的毛病在于熟悉政务却嫉贤妒能。固执己见的人若用于平常治理，就会侵蚀政务，国家必然削弱；嫉贤妒能的人处在艰难局势中，就会妨害人才，国家必然危险。他们几乎同样危害了我们的子孙和百姓。雪篷大概懂医术吧？医生的本领有两种：保养生命、起死回生而已。保养生命的，主要在护卫元气；起死回生的，主要在驱除邪气。宋熙宁年间，二祖三宗的德泽深厚广博，就像人的父母安然无恙。王安石没有用五谷这类养生之物来调养，反而进献金石燥烈的药剂，使人的四肢痿弱麻痹，消磨损耗元气。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秦桧怀藏毒药，汪伯彦、黄潜善掌握着苦毒，四海之内都寒心。李纲、赵鼎、宗泽、虞允文、曲端、岳鹏举等人，就是起死回生的扁鹊、华佗。张浚是赵氏所宠爱的臣子，知道毒药医生在那里，却不能驱逐身边的良医；又怕良医夺去自己国手的名声。他只是闭门自作聪明，按方下药，其危害比苦药毒酒还快。唉！宋室渡江后的形势，就像人患消渴、劳瘵，奄奄一息，难道还承受得住富平、淮西、符离这三剂药吗？许世子没有亲自尝药，《春秋》便记作弑君，这是严厉追究内心动机。张浚不懂医术，又不迎请医生；嫉妒贤能，不衡量自己的才力；急于求取功名，不顾利害；在认识人性方面昏昧，在拒绝劝谏方面固执；驱逐李纲，排斥赵鼎，嫉恨岳飞，杀害曲端，刚愎自用，引进庸碌谄佞之人，出兵屡遭挫败，更加增加了中国的羞耻，专擅受到两朝宠信，却白白辜负了长城般的重托。有人说渡江后的士大夫把诸葛亮比作张浚；这些人若不是张栻的门人，就是枢密院的旧属，像优孟模仿孙叔敖一样，根本不足以供旁观者一笑。来信又说：当高宗朝时，张栻才二十岁左右，怎么能责备他荐举贤能？我曾考察隆兴元年，张敬夫入朝参与谋划军府事务，符离之战中不劝父亲采用贤人、采纳谋略，最终采用邵宏渊而失败。张敬夫又说：符离军队溃败时，帐下只剩十个人。张栻整夜徘徊，而他的父亲正在熟睡，鼾声如雷。唉！君父已经瘦弱病重到这种地步，难道是臣子从容打鼾酣睡的时候吗？这不过是把江南一块土地当作功名的孤注，奋臂高呼，试着孤注一掷罢了。与那些志向决绝、身死疆场、鞠躬尽瘁的人相比，他们的心胸究竟如何？这样一来，把张浚比作诸葛亮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根据戴仲培的《鼠璞》记载：魏公是黄潜善的门客，胡珵则是李纲的门客。魏公依附黄潜善，孙觌上奏说胡珵删改陈述。张东书竟想让平民掌握大臣进退的权力，几乎造成祸乱，于是以讽刺劝谕狂生为名，图谋动摇国家大政。后来把胡珵编管贬斥；假使建炎年间真的采用张东书的意见，必定不会有渡淮、航海之事。孙觌、黄潜善不值得一提，我只是深深为魏公感到惋惜。仲培是宋代人，这些事情他亲耳听闻，十分熟悉。《鼠璞》所记，应当是可信的史实。根据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术多么险恶可怕！大学问家著述中的臣子气度大小，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张浚嫉贤妒能、刚愎自用，名义上似乎正当，实际上却邪僻；自身虽然勤劳，所行之道却悖逆，宋朝政事不能善终，也就理所当然了。君子不以成败评论人物，只根据是非判定功过。元代儒者揭徯斯极力指斥他的过错，朱文公晚年也深深后悔自己撰写的行状不合事实。大概事情经过久远，议论才会逐渐确定；执事只是因袭通常说法，没有考究旧事，却说张德远胜过王介甫，难道不被董狐讥诮吗？希望你反复查考《宋史》，仔细驳正这一说法。上陈芳洲执政书【朱鉴】近来恭敬接受圣明诏旨。上天保佑下民，替他们立君主，实在是要给四海留下安定。父亲拥有天下，把天下传给儿子，这本来就是为万年基业打算。我私下听说，其中有一件事令人不安。先前至尊蒙尘在外、宗社危急疑惧的时候，如果没有年长的君主，人心便无法安定；这就是周公辅佐成王，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如今却说把长子改封为沂王，这件事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太子的仁爱孝顺，天下臣民都共同知晓；公侯、驸马、伯爵以及在朝的文武臣僚，也都是共同拥立他的。既然已经向天下公布，使所有人都知道，既不能按照正当名分立他为面南而王的君主，难道又可以改变名分重新封他吗？等到至尊的銮驾已经归来，帝位历数已有归属，若论骨肉亲情，就应当退位居于潜邸，以保全兄弟之情；若论尊卑名分，就应当坚决谦让，回到藩国，以尽君臣之义。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反而采取幽闭禁锢的办法？每日膳食既然已经削减珍馐美味，宫墙又何必增加雉堞？用意本是防微杜渐，实际上却违背天理。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论元声书【杨濂】

译承蒙您寄来校正两山先生李公《律吕书》的稿本。按照其中关于黄钟三寸九分的计算：十一月的黄钟到十二月的大吕增加六分；由大吕到正月的太簇增加九分；由太簇到二月的夹钟增加九分；由夹钟到三月的姑洗增加九分；由姑洗到四月的仲吕增加九分；由仲吕到五月的蕤宾增加九分；由蕤宾到六月的林钟减少六分；由林钟到七月的夷则减少九分；由夷则到八月的南吕减少九分；由南吕到九月的无射减少九分；由无射到十月的应钟减少九分；由应钟返回十一月的黄钟减少九分。增加的都以九分为准，减少的也都以九分为准，只有黄钟到大吕、蕤宾到林钟的增减与其他律不同；但实际上各自都有充分的道理。大吕处在五阴盛极之时，一阳开始生长，这时阳气虽进而仍然弱；林钟处在五阳盛极之时，一阴开始生长，这时阳气虽退而仍然强，所以增减只有其他各律的三分之二，本来就是适宜的。律管的长短，完全根本于阴阳升降的气机，所谓律与历具有相同的道理，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您在书序中所说高文的内容——‘黄钟三寸九分，阳气上升便逐渐增加，到蕤宾而达到九寸；阳气返回便逐渐减少，到黄钟仍然是三寸九分’；又说‘三分损一，是从相对配合方面说的；隔八相生，是从宫、徵相正方面说的’；以及所说用喉、腭、舌、齿、唇的声音来验证宫、商、角、徵、羽的音调——这些书中的要领，您全都一一拈出以示人，真可以说是洞悉关键而得到其中的精髓了。如今按照司马迁以黄钟九寸为基准、上下相生而计算增损的方法：黄钟到大吕减少六分多，大吕到太簇减少三分多，太簇到夹钟减少五分多，夹钟到姑洗减少三分多，姑洗到仲吕减少五分多，仲吕到蕤宾减少三分多，蕤宾到林钟减少二分多，林钟到夷则增加四分多，夷则到南吕增加二分多，南吕到无射增加四分多，无射到应钟增加二分多，应钟到黄钟增加四寸三分多。历法家把二十四节气逐气计算，不能有丝毫差错；如果一个节气短二分多，另一个短三分多，再一个短四分多、五分多、六分多，另一个又短四寸三分多，那么大月就超过三十天，小月就不到二十九天，不但无法构成一年，律管用来测候节气也不能使用了。阳气从冬至以后逐渐上升，而律管反而减少，这就会使节气有余而律管不足；阳气从夏至以后逐渐下降，而律管反而增加，这就会使节气不足而律管有余。这不是背道而驰得太厉害了吗？司马迁计算的差错，正在这里；李公《律吕书》的正确之处，也正在这里。至于从前宫、羽次序的错乱，是清浊倒置施用，正是由黄钟的一处差错导致的，其他谬误必然随之而来，不必再说了。我曾见歙县人鲍泰希止著有《天心复要》，用来阐明历法的大概。气朔八十年整齐一次，历法家每年计算二十四节气，在每个时辰的八刻中往来不定。鲍书排列节气交接的时刻，都有确定的刻数；中气交接的时刻，也有确定的刻数。比如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确定在十二时的五刻，年年如此；其余节气确定在哪一刻，也都是这样。朱子说历法有一定的法则，后人不知道，只是在追赶上天运行的度数。既然如此，鲍书难道不是也有一定的法则吗？懂得历法的人掌握了它，就可以据此推算。我曾拿现行历法的节气、朔日相互比较，相差只有五六个时辰，却从古到今一直如此，实际上是万年历。鲍书说郭守敬的方法不正确；郭守敬的方法就是今天所用的历法，我朝仍沿用前代的旧法，从未改动。历法自汉代以来，也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如果确实像李公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律法自汉代以来也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而这两个人竟能独自看出这样的道理，说不是上天授予也不可能。如今圣人在上，必定会有像轩辕命伶伦、放勋命羲和那样的盛大举动，可惜没有人把这两部书献到朝廷，它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我对西山蔡氏的书，曾为它写过律吕计算的例证；对郭守敬的方法，也曾为它编写过计算和举例，但不过是给两家的学说作注脚，最终也只是把铁聚在一起铸成错误。我对李公的书只窥见一斑半点，哪里敢放肆地随便加以议论呢？还希望您能够明察。鲍书一并寄上，先生聪明超过常人，如果有所领会，幸望能够教导我。与李西涯论《历代通鉴纂要》书【谢铎】

译效法古代以求治理好国家，本来就是圣明君主仰望大道而未能亲见的宏大心愿；考察古代、陈述谋略，也是臣下从旁进言、由内启发君主的一贯志向。如今诸位老先生竟把编纂的任务分派给我们这些人，这也是古代大臣任用人才来侍奉君主的道理。我虽然才能低下，岂敢不勉力从事？我私下曾听朱子说：‘古代史书的体例中可以看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春秋》按年代编排，贯通记载，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载，以完整说明事情的始末。大概当时史官已经按年代记事，对于重大的事情，又采集材料另行记载。比如《尧典》《舜典》所记，上下有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有的经历数月，有的经历数年。所以左氏对于《春秋》，既依照经文作传，又另外写成《国语》来记载那些事情，也属于这一类。’我愚昧地认为，如今编纂《纂要》，应当先编年记事，大致仿照《春秋》《左传》的体例；同时又对每件事分别记载，大致仿照《尚书》和《国语》的体例，这样或许可以使统绪端正，事体不遗漏。统绪中没有比创业、守成更大的，事体中没有比知人、立政更重要。读过一遍之后，确实可以了解历代创业的艰难，以及守成的不容易。凡是涉及统绪的地方，谁是正当而可以效法的，谁是不正当而可以警戒的？某位君主因为任用某人、施行某种政令而得到治理，某位君主因为任用某人、施行某种政令而陷入混乱。邪正、治乱之间，应该使人警惕，如同前面有翻覆的车子，又庄严得如同可以仰望的高山。所谓宏大的纲领和重要的义理，足以作为鉴戒，可以有益于皇上的聪明才智、扩大治理教化的，关键就在这里。至于编年史，大概必须以《皇极经世》为体例；统绪的分合，又不能不取法于《纲目》。因为《纲目》记载吕后、王莽新朝的年代，都冠以甲子而分别书写。当时天下的统绪并非没有合于一统，只是叛贼、篡位的后妃和臣子不能与正统相比，所以不得不分开书写。叛贼、篡位者既然不能成为统绪，凡是类似他们的，难道独独可以成为统绪吗？这是《纲目》从未纠正之处，也是今天应当纠正之处。过去有人把亡秦推作闰位，是因为秦以强暴吞并天下，不像汉、唐、宋诸君那样尚且有志于救济百姓。秦既然不能成为正统，那么司马氏、晋、杨氏、隋朝那些篡窃弑逆之事，也不过是新莽一流。又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上承诸君之列，一概给予正统地位呢？这件事虽然已经写在《纲目》中，但义理没有穷尽，参照后世贤人的议论，恐怕也未必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另外，孔子删定《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大概是因为洪荒时代年代久远，无法考察取信；而伏羲、神农、黄帝承受天命、建立准则，开发万物、成就事业，恩泽流传万世，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不能忘记。因此在《易经·系辞下传》中又推衍论述了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圣人经典所记载、孔子曾经说过的。孔子是万代帝王的老师，孔子不说，谁还敢再说呢？如果对于孔子没有说过的事情又强行发议论，想凭此求得治理、凭此陈述谋略，也多半显示出自己的迷惑。我愚昧地认为，今天编纂《纂要》，如果想从三皇五帝开始，大概应当从伏羲、炎帝、黄帝截断起始，这样或许上面不违背《易经》《尚书》的旨意，近处也接近《皇极经世》《稽古录》遗留下来的精神。《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四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 上西涯相公书【明崔铣】

译我私下听说，忠臣即使相隔遥远，也不会使君臣之情受到阻隔；真正尊重老师，即使事情细微，也不会使敬意有所抵触。君臣和师生，是人伦中重大的关系；跌倒了能够扶助他，是忠；爱护他而能够劝谏他，是敬。我崔铣，是赵地的卑微士人，身为侍从而获罪待罚，眼看时局变化，却上不能公开向君主进言，下不能私下向老师禀告，这是天下最大的罪过。只是想到自己才思不敏捷，内心空虚，知道了却不能实行，哪里承受得起听到这些事情呢？因此我忧虑深重而沉醉，思绪激烈而精神错乱，徘徊在您的门墙之间，想进见却屡次退却。恭敬地想，执事您喜爱士人、容纳污秽之才，唯恐有所遗漏；即使只有一寸之才、一尺之美，也从来不抛弃，难道唯独会抛弃我崔铣吗？因此我才敢陈述内心。如今有一个患病羸弱的人，精力耗尽，精神疲惫，只是表面还能见人，却仍不停止贪酒好色。有人告诉他说：‘你的病很危险，长久下去将不能起床。’他一定会斥责对方而不相信；如果让他的父兄子弟哭泣着告诉他，他一定会害怕；如果让国医告诉他，他一定会恍然醒悟而流泪。为什么呢？父兄子弟是至亲，他们的话一定不会欺骗他；国医精通医术，他的话一定可以验证。如今天下的病已经很深了，财赋耗尽而用度更加奢侈，百姓疲惫而劳役没有停止，赏赐频繁却不能劝勉功劳，刑罚太轻而罪行不能受到威慑，命令下达却不遵行，恩惠施行却不能惠及百姓，官吏肆意贪婪而法令废弛，办事只求具备表面形式而实际内容已经丧失。天下十三省中，有八省正在用兵。朔方的军队疲敝懈怠而没有战斗力，公家和私人都已难以供给。如果再有盗贼聚众作乱，拿什么军队去讨伐边疆？假如有敌寇入侵，留下京内的兵马，恐怕边防空虚；派他们出去，又恐怕盗贼势力坐大。朝廷筹划经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过，这些只是眼前已经显见的事情，我罗铣耳朵听不到、嘴巴不敢说的，难道又有百倍之多吗？如今九重宫禁和帷幄之中的事情，只是臣偶然还没有想到罢了。然而，只有您能够把这些告诉皇上。您自从辅佐先皇以来，恩泽流布，声望尊隆。先皇病重时，拉着您的手流泪，把爱子托付给您；您权力重而人心服，这是第一点。您年轻时就秉持清正节操，等到显贵之后更加坚定；您足以成为国家的蓍龟，行事高尚而人们信服，这是第二点。所以论亲戚关系，您如同皇子的父亲；论见识才干，您如同国家的良医。因此说，只有您能够把这些告诉皇上。您辅佐新政，调和各种纷扰，整顿弊政，庚午年入朝陈奏，已经屡次劳苦，但似乎仍未完全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近来听说您上疏，忠诚恳切而且切中时弊；接着又听说您请求皇上亲近农事。古人不是说过：“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不能做到就辞职。”您离职，是对的。然而，也可能并非全然如此吧？侍奉幼主与侍奉成年君主，不能用同一尺度；处在太平时代与纷乱时代，也不能用同样的行事方式，否则功业反会受损。开头做得好，却不能完成结局，仍然等于没有开头。我私下观察您的用意，大概是想以自身的行动给人警戒。劝告人的方法有三种：以诚意长期感化，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用容貌神色感动他，是为了使他有所感受；把利害关系摆出来，是为了使他畏惧并听从。文字奏章往往不能完全表达说话人的心意，听的人也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情实，本来就很难收到成效。我私下希望您有机会请求当面进见，把困难的事情创立起来，把容易的事情贯彻下去；保存善政，使恶政败坏。帝王的治道、祖宗的典章，要内心真诚而外在显现，顺着皇上的明察来疏通他的蒙蔽。皇上英武冠绝一世，只要深信这些道理而改变做法，那么天下就可以逐步治理好了。若能有一两个帷幄之臣，和您共同处理政务，那就更好了。从前有两个客人登船进入船舱，仔细一看，原来是世代仇敌。他们一见面必定要拔刀相斗；船行到江心，风浪使两人惊惧，于是共同设法应对，最终一起渡过了江。这不是因为此前彼此怨恨浅，而是因为后来共同克服困难的力量大。我的志向在于使国家生存，所以我也希望您能善于把这些话告诉皇上。皇上若真诚相待而我能听从，那么也可以有所帮助。我又听说古代君子侍奉君主，自己的才智得不到施展，就委曲应变以求成功；力量不能直接施展，就广泛谋划而终于取得成就。他们把君主看作社稷的主人，我便要像保护盘石一样为他巩固基业，等待君主醒悟，把完整的器物交还给他，这样臣子的职责才没有缺失。否则，等到事情发展到所谓“无可奈何”的地步，即使君主有幸醒悟，又能济什么事呢？我私下认为，您的谋划不能再拖延了。选拔官员，应当看重才能、品行端正、内心诚信；学问深厚而懂得政务，技艺精熟而能够实用，这才是才能完备。即使只具备其中一方面，也应斟酌任用；不要用科举出身限制他的升进，不要让浮夸虚伪混淆真实，不要因粗疏轻率而抛弃正直，不要因小过失而遗漏他的长处，不要因资格不足而延缓任用。让各部推荐监察官，监察官推荐太守，太守、县令各自推荐属官；同时严查贪污，激励知耻守节，严格执行法度，核验虚伪。这样不仅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也可以端正士人的风气。从天子直到士人，没有不需要诤谏之士的。那些忠直而有谋略的人，您应当引来辅佐自己，使他们尽情提出意见，必定不会没有补益。周济天下，首先要取得民心；而民心又取决于财用。长期积蓄可以形成力量，供养过多的冗员就会造成耗费，奢侈则会导致贫困。贾谊说：“一个人生产，却有十个人消费，一定会饥饿；十个人生产，却不能供一个人穿衣，一定会寒冷。”如今内廷的供奉、军队的供给，能够计算清楚吗？南方遭受水灾，北方又因盗贼而荒芜，每年的收入究竟有多少？财用不足，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痛苦就产生；痛苦产生，人心就离散；人心离散，那么凡是可以救人性命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肯做的呢？盗贼是扰乱的开始，扰乱不断蔓延，英雄豪杰便会乘机而起，所以祸乱往往从财用不足开始。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周礼》规定年终计算收入，以核定天子的用度；官员按照工役考核功业，来确定俸禄。如今这些制度都可以实行。根本强固，才能制服枝末；枝叶预先完备，才能应对突然的变化。禁军是根本，重镇是防备。两京禁军的编制中，因内部收受贿赂而出现空缺。将领只按旧例办理，掌管军务的人循例任事，仍然让绮纨子弟领兵。一旦有紧急情况，这些人可以依靠吗？在火烧眉毛、头发都被烤湿的时候，还拘守拱手慢行的仪态，不是正确的办法。秦、晋两镇地势险要，人民勇敢，如今还来得及赶上并预防将来吗？应当选拔将领训练禁军，选择合适的人守卫秦、晋；厚待并结纳民心，精心治理军队和马匹，守住险要，广泛储备物资，使这些地方可以作为凭借。如今议论的人说：“土兵不如边兵。”这是不懂谋划的人。勇气不会自行奋发，训练它就会兴起；技能不会自行增长，学习它就会熟练。太祖平定中原时，用的不过是江上的士卒；太宗北伐时，用的不过是中原士兵。因此，国家安危在于任用什么人，倡导和主持的人决定事情的成败。治理最重要的是顺应时势，法令首先要救治弊病；处在困厄之中，必定要寻求援助。若不能使人从心里信服，哪里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呢？

译从前董阏于担任赵国郡守，经过一条深涧，涧壁陡峭如墙，下面深达百仞。他问道：“像婴儿一样痴狂悖乱的人，以及牛、马、狗、猪，有误入这里的吗？”乡人回答说：“没有。”董阏于说：“假如我的法令也像这条深涧一样，使人不敢触犯，怎么会治理不好呢？”所以，不能把宽弘的治理政策施行于今天。正因为如此，烹杀一个阿大夫，阿谀奉承的人就会远离，惩罚也能起到警戒作用；封赏一个即墨大夫，进谗言的人就会远离，立功的人也会受到鼓励。没有区别而一味宽缓，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我这个愚人哪里足以知道国家大事？只是私下观察天下的形势，若不赶快救治，将来就不可收拾了。恭敬地想着，您身系国家安危，所以我才敢俯伏在您的门下进言。给叔父的信【罗伦】各位叔父、各位兄长，罗伦没有别的嘱托。做祖父、父亲、兄长的，只希望有好的子弟。所谓好的子弟，并不是喜欢田宅、衣服、官爵，能在一时之间向乡里夸耀的人；而是有美好的名节，能与日月争光、与山岳争重、与天地争久，足以安定国家，足以使四方受到教化，足以安顿百姓，足以流传后世的人，如汴宋的欧阳修、南渡时的文丞相就是这样。若只求吃饱穿暖，学习趋炎附势，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所谓的坏子弟，不是好子弟。这种子弟在家中尚未做官时，就足以辱没祖宗、殃及子孙、危害自身和家庭；出仕以后，又足以玷污朝廷、祸害天下、辜负后世，甚至使子孙不敢承认他，如宋代的蔡京、秦桧。这难道是父兄祖宗所希望的吗？想想他们当时的气焰、官爵和富贵，难道只像今天乡里一两个前辈那样吗？可是他们如今在哪里呢？前面所说的好子弟，也在于父兄能够成就他们。一个地方人才兴盛，本来是乡党最值得荣耀的事；但如果不是父兄败坏了他们，就是子弟自己丧失了品行，以至于被天下讥笑、给后世留下笑柄，这是非常可恶的。把这种事载入史书，使后世的明君贤主轻视我们这些人，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我希望叔父们听从这些话，子侄们以此自戒，共同帮助我成就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为治理国家没有不从整顿家庭开始的；家庭不能整齐，却想求国家治理好，没有这个道理。什么叫齐家？不争夺田地，不侵占山林，不崇尚斗争，不肆意逞强，不欺负乡里，不凌辱宗族，不扰乱官府，不崇尚奢侈；弟弟谦让哥哥，侄子谦让叔父，妻子敬重丈夫，奴仆恭敬主人，只要懂得一个“忍”字、一个“让”字，家庭就能整齐了。关键在于子弟读书，兴起礼让之风。若不听我的话，譬如为争一亩田、占一亩宅基地，双方互不相让，或者闹出人命，或者告到官府，或者召集亲戚，损失就非常大。若把这些费用用来购买上述田地等物，所花的钱还要多出几倍。若说宅基地不能买卖，那也是愚蠢的想法。这样做，不过是想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东西罢了。父母爱护子孙，心意是一样的。如今夺走我父母的子孙应得之物，给自己的子孙，实在违背了我们共同父母的心意。父母虽已不在，违背他们的心意，也就是违背天理。怎么知道我们的子孙不会像今天这样争夺呢？凡事大多如此，而这件事尤其切近，所以特意说出来。今后若田地等物有不明白之处，只许自家内部说明白，不许牵连官府。即使我不做官，也尤其应当守住这些话。至于借债之类的事情，百姓十分贫穷，很值得怜悯，自己少用一分，便等于积下一分德。奴仆放纵横行，绝不能纵容他们继续如此。从今以后，若能不让官府县衙因只言片字而被惊动，那才好；否则就会遭到外人的指责议论。这个人想做个好人，却不能治理好家庭，世间哪有这样的好人呢？由此招来祸患，也未可知。我身在这里，国家大事每天都放在心上。范仲淹做秀才时，便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何况今天呢？仕进、退处、得失，有道义也有命运；在我心中，这些已经像孤云野鹤一样，自由洒脱而无所牵系。自古以来，坏事都是那些贪恋官职的人弄得狼狈不堪，使根本不得安定；根本不安，枝叶难道能自行保全吗？一定要警戒，一定要警戒！如果让我凭借微小的官势来整顿家庭，而不是用礼义来劝告你们，那我就成了下等人了。给葛侍御【陈献章】近来廉宪陶公来信，称奉您的命令，把撰写《平后山碑文》的事托付给我，请允许我略说几句。我每次读《宋史》，读到曹彬攻克金陵一事，没有一次不对着书卷整理衣襟而叹息，感叹赵太祖的仁德和曹武惠的不自夸。从出兵到凯旋，士卒都敬畏服从，没有人敢轻率放纵。攻克城池那天，兵刃没有沾血，共取得十九州岛、一百八十县，可以说功劳很大了；可是武惠却把它看得仿佛没有什么。捷报传来，群臣祝贺，太祖哭着说：“天下分裂，百姓遭受祸害，攻城时一定有横遭刀兵的人，实在令人悲哀。”于是命令拿出一万石米赈济抚恤。当时，君主不因得到土地而欢喜，将领不因战胜敌人而自认为有功，上下一心充满好生的仁德，这是自秦汉以来从未见过的。史臣称说，武惠身兼将相，却不因等级威仪而自别；在路上遇到大夫、士人，必定引车避让；对地位低的士人也不直呼其名。唉，他是多么谦逊啊！《易经》说：“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武惠正是这样。如今平定后山的战事，确实是为百姓立了功，诸位难道会把功劳归于自己吗？这些盗贼逼近省城，百姓遭受他们的毒害，到今天已经有好几年了。在此以前，主管官员中本来就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如今平盗的功劳，正好补偿先前抵御外侮不力的过失；在仁人君子的心中，这些功过正应相互抵消。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哪里容许计较彼此、先后呢？在上位者治理百姓，应当与百姓同甘共苦。长期患病的人，不会因为得到一天安稳，就丢弃补养虚弱身体的药剂；饥饿的人，也不会因为吃饱一顿饭，就忘记一年到头的忧患。您不妨考察百姓忧乐的实情而忘掉个人得失，必定能够用赵太祖的仁心来对待百姓，用曹武惠的功业观来处理功劳，那么光明的事业就会更加光明了。答复俞献可知县【魏校】

译大丈夫想使君主得到辅佐、百姓得到恩泽，不做宰相，就没有比做县令、太守更好的了。距离君主最近的职位没有比宰相更近的，距离百姓最近的没有比太守、县令更近的，而县令尤其亲近百姓。百姓的疾苦，没有一件不与县令有关。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享受百世祭祀的，只有太守、县令可以做到。百姓思念县令，情意尤其深厚。不过，三代的封建诸侯，具有君主的职分；两汉的太守、县令，具有长官的职分；如今的郡县官，简直只是仆役的职分。志气雄强的士人对此不屑，称之为雌伏。唉，这是多么轻视民命啊！贤能的人所到之处，即使是生灵涂炭的地方，也能使百姓安睡于席上；小民拥戴他如同拥戴君主和亲人，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上位者本来就会像敬重九鼎大吕一样敬重他，山川也仿佛因此增添光彩。既然如此，能否看重这个官职，确实在于我们自己。远道承蒙您问候，深深感念您不忘旧交的盛情。经书说：“要像保爱初生的婴儿一样，内心诚实地去求取。” 谨以此话致以祝愿。即使是雨露雪霜，也都同样能够滋润万物；然而我希望老朋友能成为温暖万物的阳春。给霍兀厓宗伯的信【孙存】近日承蒙您亲笔来信，说您在与泾野先生共同商讨古今正确的学说时，谆谆教诲我。我是什么人，竟能听闻这样的教导？泾野先生是醇厚到了极点的人，夫子则是刚强不屈的人。以泾野的醇厚和夫子的刚强，在大圣人的境界中陶冶变化，将它们发为议论，施用于事业，必定能清楚洞察善恶的征兆，选择并守持合乎时宜的措施，自然不至于犯贤者、智者的过失，哪里是像我这样愚昧不肖的人所能说上一句话的呢？前些时候因为您门下取舍严格，我只买了婺地的朋友所酿的一坛酒来献上，恰好其中有一坛败坏了，于是使您感叹以名声取人的困难。唉，我难道不也像这样吗？如果以言论献上，怎么知道不是婺地的坏酒呢？不过，这酒最初在兰地上市时，价格很低廉，显然不是把假酒当作真酒来卖；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呢？这是因为途中和它放在一起的东西，其熏蒸之气使它败坏了。唉，士人在家中修养自己，后来到天子的朝廷进献才学，那么对于与自己共同相处的人，难道能不谨慎吗？这酒必定有一坛坏了、一坛没有坏；如今偶然斟取了坏的，便把没有坏的也一同丢弃，难道不是没有完全体察酒的实情吗？如果果真如此，天下被丢弃的东西就多了，而美玉也都会被瑕疵遮蔽了。即使两坛酒都坏了，兰地所产酒的真正滋味却没有坏。以后再取其中味道纯正而未坏的，用它来调和那股恶气，便可以用来祭祀神明、酬答宾客，怎么能因为一次败坏就立即摒弃，不让它再发挥作用呢？即使它正在败坏，也可以重新酿制；否则就另作他用，或制成酸醋，或用来浸洗药物，或用来救济路上中暑口渴的人，总不应甘心把它丢进沟壑。我孙存不幸，实在也类似于这种情况。道的中正，就像酒有纯正的滋味。贤者、智者超过中正，就像酒味浓烈而过于正味；愚昧不肖的人有所不及，就像酒味淡薄而失去正味。《尚书》说：“如果酿造酒醴，你们要依靠曲和糵。糵多了酒就甜，像极力向善的人；曲多了酒就苦，像严厉憎恶邪恶的人。”依我看，夫子像是那种苦酒吧？苦味入口，却有利于治病，只有容量大的人才能承受。泾野先生像是那种甘美的酒吧？有时宴饮而醉在心中，容量小的人也都能接受。如果用泾野的糵和夫子的曲，适当调节增减来酿造，那么甘苦调和，人人都能知道酒的正味了。古人有体察道的言语，也有通晓道的言语；我虽然不能酿酒，却能知道酒的正味。恭敬地希望您舍弃前一天把我当作坏酒的误解，承认如今所买到的是真酒，取来斟饮；这样，酷暑的热气可以抵御，严寒的天气可以温暖，和顺之气也可以招致，无妄之疾便能做到不用药而有喜庆了。至于把它投入江中，可以使三军醉倒；把它赐给食马的人，又可以使暴烈者转化为忠良，这些都只是它其余的作用罢了。给刘德夫的信【王九思】

译九思叩首。德夫足下，我们分别十年，音信阻隔，今天能够收到您的教诲之信，就像听到您当面说话一样，实在幸运，实在幸运。回想过去，我们一同遨游于翰墨之林；我本来资质驽钝，却不自量力地妄想追摹古人的作品，您不认为我狂妄，反而指点迷津、引导正路，对我的教诲非常深厚。后来遭逢时运不顺，丁卯年春天，您南归；过了三年多，我又经历寿春之役；又过一年，罢职归返田里。我当时曾自我思量，认为朱游被废而《易教》兴盛，董子退居而经学训诂更加博大，贾谊忧虑时局，于是《新书》得以兴起；王充退居乡里，于是有了《论衡》。这几个人都不是因为怨恨世道才这样做，而是知道时代难得、人生不能虚度，所以阐明幽微、发抒思虑，振发文采、流传声名于无穷。像我这样却不相同，立德不坚，招来责难，积累毁谤，平庸地与时代相违，算了，算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然而，自从六经以来，像孟子的正大，左氏的醇厚，屈子的豪放，太史公的宏伟华丽，班固的丰厚，庄子的奇异怪诞，《国语》的温润典雅，《战国策》的纵横多变；广泛吸取它们，充实发挥出来，上下纵览千年，以心神游于文章笔墨之间，形成一家之言，那么即使终身吃藜藿、老死岩石之间，也确实能够心甘意悦，不再有所怨恨了。这就是我的根本志向。近来回到家中，苍天降下灾祸，先父去世，礼乐崩坏，文章辞藻被弃置；接着老母长期患病，我这卑贱的身体又多病，迎请医生、调治药物，没有一天空闲。岁月不停留，迅速流逝如流水，五十岁忽然已经到来。于是比较往昔，勇怯、盛衰之间的差距远得像是两个人。感慨少壮时期不可依靠，痛惜学业技艺已经荒废，怜悯平生志向最终违背，害怕美好声名还没有建立；我在半夜徘徊，泪流不止。唉，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就不足以令人敬畏了。”不久我又自我思量，老骥伏在马槽边，志向仍在千里；伏生年老，尚且传授《尚书》；蘧伯玉到了五十岁还在反省过错；卫武公年老了，进德修业仍不改变。像我这样的人，对上既不能在朝廷建立功勋，对下又不能潜心于文苑，老了而且疲倦厌烦，最终填入沟壑，难道还足以和士大夫并列吗？于是勉强振作，苦心努力，像在渑池奋翼前进，以求收取桑榆晚年的功业；这又是我如今的志向。不过，《丽泽》所说相互滋益，贵在勤奋讲习；同心相交的话语，应当像兰花一样芬芳。从前曹植修饰丁仪的文辞，韩愈润色孟郊的文章，我私下仰慕他们，想向您请教。不幸南北相隔千里，彼此如参星、商星一样不能相见；一方飞翔、一方潜藏，途径不同，想要质疑请教也没有办法，只能徒然兴起浩叹罢了！古人说过：“人与人相知，贵在彼此知心。”所以伯牙在锺子期死后毁坏琴，张华向雷焕谈论宝剑。大概志趣相合就容易交谈，志向相反就难以和谐。唉！感情感动人的地方，今人难道与古人不同吗？您听到我的这些话，是否也会因此悲伤呢？然而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令尊遗留下来的诗作，删定了一两篇，请您看看怎么样？其余的以后再陈述。北风如果顺利，愿您不时赐下佳音。我郁郁思念、仰望您的心情，实在深切。九思叩首。答姚元肖吏部【郑善夫】承蒙您来信教诲我才力不足，谆谆教导，正如所说的启发我的聋耳、疏通我的闭塞，疏浚源流并引导它归向正道。我在童年时就喜欢写文章，每当读到前辈所作《上林》等赋，便爱其穷极高远幽微、声调铿锵如金玉相击，振奋地希望窃取它们的余音。后来晚年在毘陵遇到王伯安，与他谈了几天，才在心中决定说：“雕虫篆刻的文章，是壮夫不屑于做的。”于是开始改变想法，搜集群书，探求其中的关键，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连苍蝇和红紫的区别都还没有辨清，深深惭愧辜负了知己的厚意，深深惭愧辜负了知己的厚意。然而您说：“居住山林也有俯仰应酬的牵累，认为您一定要来一趟，本来就是如此。”我家一向贫穷，入仕十多年而不靠家中供养的时间才一年；近来一家八口越来越难以自给。难道我故意要做那些稀奇偏僻、不合人情的事情，孤独地仰慕巢父、许由的高洁吗？只是我的病体一天也不能留在朝廷，能够归去非常快意，起初根本没有考虑归来的时间和形势。按照如今的办事惯例，凡是起用废官，都必须亲自到州县和省司陈述，先后共三处衙门，还要经过四邻里正和医学等处；凡三次复核结案后，才能送达铨曹，再等待几个月，才开始得到一个职位。长期卧床的人想要起身，却使他来的道路如此艰难，这不就是所谓“门中有吃人的狗”吗？如今天下急于求仕进的人并不少，其中许多有才干、能办事的人聚集在京师，抬头握足等待任用，也不能说不多。大臣根据才能任用官员，把他们分布到内外四方，难道会缺少一处蛮夷荒僻之地，把那些沉沦憔悴的士人安置在那里，像唯恐遗漏他们一样吗？沉沦憔悴的士人不能说全都不想做官；做官也不能只看作求取俸禄。把他们置于百官之列，也不能说对各种政务毫无补益，只会白白消耗粮食。我在进退之间正处于两难。过去韩退之三次上书宰相，急切求取仕进，我曾私下鄙视他；但他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甚至有了关于周公的说法，考察这件事，又不能不为他的心情悲伤。如果不是为了俸禄，而是因为忧虑天下，即使孔子、孟子也曾惶惶不安地求取施展。我的确没有才能而且贫穷，因而更加迫切；又很狂妄，所以更加不合时宜。以韩退之那样的贤能，尚且三次上书而得不到答复，聪明人不必等到这时也知道，当时的宰相未必像周公那样贤明。如今皇上身边有周公一样的人，而我却独自守株待兔，显得更加笨拙；即使有忧虑天下的心，远远困顿在万里之外，也不足为怪了。趁着闲暇直抒胸臆说到这里，似乎终于有了要说的话。惶恐，惶恐。北方早降霜，愿您保重睡眠饮食，多加爱护，不再一一陈述。给杨邃庵的信【霍韬】

译您德行深厚、声望隆重，天下人都仰望您。如今起用您辅佐圣明天子，用来慰藉和回应海内百姓盼望获得休养的愿望，哪里有尽头呢？您每天谋划政务、赞助机密，当然不是我这种学识浅陋的人在万里之外所能窥知一二的。然而我每到半夜便兴奋跳跃、庆幸喜悦而不能入睡，大概是因为有幸看见您数十年经世治国的积蓄，一旦能够全部落实于实际政务之中，不像世上的士人只是怀抱卓越才略，却来不及把它们完成为功业；也不像世上的士人只是拥有高位，虽然想奋勉建立功业，才力却达不到。上天大概将把太平事业托付给您，而我祖宗的宏大谋略和旧有典章、用来安定百姓并维系万世的纲纪，恐怕也将被振兴、举用、修复，不再留下遗憾。这就是我兴奋喜跃、私下庆幸的原因。宋朝的士大夫往往拥有虚名，常常有许多浮泛议论；他们还没有被任用时，多数人都期望他们受到重用，等到真正被任用，也不过如此罢了。我曾说，宋儒的学问动辄以三代为老师，但辅佐君主、谋划治理的效果却不如汉唐。汉唐的宰相辅臣虽然未必懂得学问，尚且能够辅佐君主安定中原、制服四夷。宋人却高高拱手空谈，屈服于强国，竭尽百姓的财产来缴纳岁币，苟且延续朝夕的安宁；已经见到履霜却不知戒备，最终覆亡中原才算完。像这样的结果，可以归咎于天命，可以只责怪徽宗、钦宗，但嘉祐、康定直到元祐年间的那些君子，难道能够独自逃避责任吗？所谓足以闻名于当世的豪杰，贵在能够在征兆尚未显现时就预见苗头，提前谋划，以制止数百年后难以测知的忧患。何况事势已经明白显示出必然到来的危险，却仍然昏昧无知，难道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宋朝士大夫的浮泛议论，比战国的纵横争辩更严重；它流传下来的祸害，也比晋代的清谈更猛烈。只是没有闻名当世的大儒出来扫除它；如今的士大夫动辄拾取那些被人吐弃的说法反复咀嚼，这就是士习越来越卑下、政治越来越松弛的原因。我们祖宗的旧章因此日益废弃，百姓日益困苦，财用日益匮乏，大势每天都有不可测的忧患，而当权的君子却没有谁省察忧虑。您遇到了圣明的君主，您的言论没有不被听取的，您的谋划没有不能上达的。时势已经如此，料想您不会轻易错过机会。世人传说三杨入阁，极尽一时功名盛况，却不知道三杨已经破坏了太祖的法度很多。上下安于宴乐，苟且度日，最终留下正统年间的祸乱。从前李林甫死后安禄山才反叛，唐明皇最终鞭打李林甫的尸体，说是他酿成了祸乱。三杨尸骨尚未寒冷，便发生了土木之变。如果按照李林甫所受的刑罚来衡量，难道还可以为三杨辩解吗？如今想要谋求治理，若不痛切清除三杨以来的弊病，恢复祖宗的旧制，就不可能做到。老臣的出仕或退处，承担的是社稷的责任；至于偏处一隅、独自保全名节的小事，是卑官下士所做的事，并不是我所羡慕并以为荣耀的。我的心胸狭窄，又多病，魂梦之中已经不再有燕蓟的念头。只是想到您一定能够仰承并辅佐圣明，所以才敢附上献出我狂妄愚拙的旧日进呈三札录；如果其中有一两点可以采纳，也算是像献芹菜的人一样表达我的诚意。还望您体察宽恕我的狂妄浅陋，那就是我的幸运。给夏公谨的信【霍韬】

译承蒙您赐信教诲，我霍韬谨将心中的疑问请教于您，幸望您最终仍赐教于我。您说：“扰乱朝政，都是从律例这一件事说起，并不是指郊祀大礼。”我则说：皇祖奠定天下的根本、留给万世的大法，没有比郊祀之礼更大的。如果郊祀之礼可以轻易改变扰乱，那么律例也没有不能改变扰乱的，政令纲纪也没有不能改变扰乱的。改变扰乱律例，不过错失一件事罢了，罪责尚且可以判斩；改变扰乱郊祀之礼，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置。这正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又说：分祀、合祀，都是皇祖的制度。如今实行分祀，只是恢复皇祖最初的制度，并不是改变制度。我则说：凡是国家制度，通常以后来确定的为完善。皇祖在前十年实行分祀，后二十年实行合祀；太宗迁都以后，也一概实行合祀，所以合祀才是祖宗确定的制度。如今假称恢复太祖初制来求得免罪，难道不独独违犯太宗的定制吗？太祖又说：“从今以后永远作为确定的礼制。”这句话指的就是合祀。若说是恢复太祖初制，不也是向上诬蔑皇祖吗？皇祖在天之灵，难道也可以这样严重诬蔑吗？戊申年以前，国号是吴；后来改称大明，这才是后来的确定制度。分祀之礼，也是吴元年制定的最初制度。如今实行分祀，说是恢复最初制度，那么国号也恢复最初制度，称作吴，难道可以吗？这又是我霍韬更加疑惑的地方。您说：在南郊设立祭坛，礼制上有根据；至于说在北郊祭祀，礼制中没有这种规定。既然知道礼制中没有，就不应牵强附会。可是您却硬把秦汉荒渎混乱、没有根据的说法附会进来。这是圣明君主有恢复三代礼制的志向，您却误导他，使他实行秦汉的礼制。不知道而附会，属于错误之罪，还可以说；明知不对却仍坚持错误、替它文饰，属于欺骗蒙蔽之罪，就不可说了。我一向相信您不是欺骗蒙蔽的人，这又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说：天官冢宰兼掌宫嫔、内侍的职务，古人确实有深远的考虑。这一点是我所不知道的。请您试着考察周、秦、汉、唐、宋：宫嫔与外臣交往，有不造成祸乱的吗？内臣与士大夫交往，有不造成祸乱的吗？天子的宫寝由卿大夫统领，有不造成祸乱的吗？宋儒的见解只是说，天子一人处在万民之上，防范不能不严。然而这样防禁天子，束缚他的手脚，钳制他的行为，剪除他的近臣，天子固然变得孤立而不敢放纵了。却不知道冢宰放纵横行，又由谁来制约呢？宋儒的议论只知道制约天子，不知道制约冢宰；只知道天子容易在百姓之上放纵，不知道冢宰容易在天子之上放纵。只知道应当防范天子，不知道冢宰也不能不防范；只知道防范天子的恶德，不知道冢宰的恶行一旦形成便不可驾驭；只知道用后世的庸君来防范天子，却不知道应当防范后世的权臣。所以说，宋儒的议论都是梦呓。您的明察竟然没有看出这一点，这又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说：我严重诬蔑《周礼》，关系非同小可。我则说：您错误地使用《周礼》，关系也非同小可。我现在没有时间一一列举，只说一两点，请您虚心考察。比如说“禋祀”是祭祀昊天上帝，那么禋祀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实柴”是祭祀日月星辰，那么实柴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槱燎”是祭祀司中、司命，那么槱燎究竟是什么？禋、柴、槱三者有什么区别？又如说“血祭”是祭祀社稷和五祀，那么血祭究竟是什么？又如说“狸沈”是祭祀山林川泽，那么狸沈究竟是什么？又如说“疈辜”是祭祀四方百物，那么疈辜究竟是什么？疈辜和血祭又有什么区别？这些全都是盲巫之人的话，请您仔细思考。又说：享祭先王就戴衮冕，享祭先公就戴鷩冕。那么，父祖原本是庶人的，祭祀他们时难道都穿庶人的服饰吗？请您仔细思考。又说：雷鼓、雷鼗，指的是皮革制作的乐器；孤竹之管，指的是竹制乐器；云和之琴瑟，指的是丝弦乐器。八音只用了其中三种，缺少五种；十二律只用了其中四种，缺少八种；五声只用了其中四种，缺少一种。难道说制作音乐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请您仔细思考。我认为您读书探究事理，必定不至于像迂腐儒生那样浅薄。此前我的奏疏大略列举了《周礼》错乱的重大关节，您却不深入思考，反而诵说宋儒的梦呓来误导皇上。难道您的明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也被偏见所蒙蔽呢？这又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您说：祖宗并配不合经义；那么北郊为什么可以配享，反而合乎经义呢？北郊的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太宗配享明堂，究竟合乎经义吗？还是也是您自己创立的说法？您最初上疏时说，是要引导君主效法成周；如今却援引秦汉作为根据，又援引叶氏、陈氏作为根据。不知道叶氏、陈氏究竟是否真正得到了《周礼》的本意，还是也只是自己创立的说法？原来您只是诵说宋儒的梦呓，却不知道宋儒的梦呓实际上是王莽教给他们的。如今王莽的学说，传一代而有宇文泰，再传一代而有王安石。然而王安石只会实行泉府这一项制度罢了。泉府之政，就是桑弘羊的均输之政；王安石实行它，终于使元丰、熙宁年间纷乱不堪，却还不如宇文泰。宇文泰担任大冢宰，完全实行《周官》的法度，他的后嗣后来就成为周天王。然而他还不如王莽；王莽推行周官之法，自己做宰衡，后来竟上比舜、禹并登帝位。所以说：“胆敢使用《周礼》的，王莽居首，宇文泰次之，王安石又次之。”您将要以谁为老师呢？如果您谁也不取法，只是仰慕《周礼》而学习宋儒的梦呓，恐怕您的明察不应达到这种地步。这又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先前提出实行亲蚕之礼，是天下的善政；如果只在苑内举行，就是最完善的办法。如今却一定要到北郊去举行，于是皇后出郊，正是由您开启了这个端绪。我们祖宗关于内宫的法度，超越千古，您这一举动却把它破坏了。士大夫的妻女，很少出城郊外，难道您的妻女都出城郊外而不认为奇怪吗？

译男女内外的界限，从您这里就被彻底冲破了。再说如果招募女子抬轿，内郡就会骚动；一个妇女应募，便有一个男子跟随她，耕作和纺织都会荒废。供应一天的劳役，却预先承担一个月的差役，贫民就会告急匮乏。仅仅铺设席殿举行礼仪，费用就将达到数万；如果进一步兴工营建，耗费更不知有多少。养蚕妇女还没有受到劝勉，民间已经萧条了。何况宫嫔出郊，由官军包围守宿；不知道这些官军都是由妇人代理职事，还是也由男子来做？如果说官军都是男子，那么又怎样严格防范内外呢？所以说，您这一举动把祖宗关于内宫的法度全都破坏了。这些都是您没有深入思考的地方。前些天有人责怪您说：“启衅的罪责，必定有人承担。”我说：“您急于引导君主走正道，还没有想到这一点，慢慢自然会有处置办法。”没想到您又提出南郊、北郊的说法；难道将由此再修建东郊、西郊，再由此改建九庙，使天下的疲敝从此达到极点吗？祖宗最大的纪纲法度，就是郊祀、宗庙的礼制；如今却因您而全部更改。听说商、周的贤明君主，也都各自守护祖宗的家法，从未听说舍弃祖宗的法度，另有所仰慕而加以改变。凡是改变礼制、变更音乐制度，必须连玉制礼器和行步的规矩也一同改变，才可以实行；不知道您是否也静下心来思考过这一点？给晋溪王先生的信【霍韬】此前拜读您的教诲，文章正直，气势逼人，我没有一次不钦佩服从。只是遗憾您率直过度，恐怕很难与今天的人相处。如今人大多喜欢逢迎阿附、柔软媚上，久而久之便成为风俗；所以一遇到率直的人，便群起喧笑，说他粗鄙；一遇到恬淡安静的人，便群起喧笑，说他故意标新立异；一遇到豪杰，便群起喧笑，说他的胆略心肠难以测度。这样的人都被排斥而不任用，真正被任用的必定是柔弱圆熟、没有气节、容易驾驭和听命的人。这类人在太平时期，极易显得忠厚可靠；不幸事情突然发生，便投身敌寇朝廷，反过来把兵戈指向内部，都是这种人。如今豪杰隐伏在山林沟壑之中，哪里数得清？然而当权者却没有看见并引荐他们来奔走效力，为什么呢？大概是只想寻找那些与自己互通姓名、见过面的人；如果没有通报姓名、没有见过面，即使是圣贤，他们也不用。即使有人公开推荐，他们还会推托说：“这个人没有通报过姓名，我没有见过面。”豪杰如果一定要等到见面之后才相信并任用，那么真正的豪杰难道能够只凭见面而来吗？当权者之所以常常得不到真正的豪杰，就是这个缘故。豪杰尚且得不到，何况得到真正的圣贤并任用他们呢？人心和世道不像古代，也就不足为怪了。圣上极其眷顾关注老先生，只是当权者难免有世俗的偏见，所以老先生不被世人信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私下认为，老先生是当代一位奇异杰出的人物，如今的人没有谁足以与您并列。先在三边小试身手，也姑且作为征兆。不过，整个陕西是沃野，周朝凭它成就王业，秦朝凭它建立霸业，也是汉、唐三四百年基业所在。对外严整武备，对内劝导农桑，寻求秦汉富饶的旧迹而加以修复，逐渐恢复西周的旧貌。如今这件事，只能依赖老先生此行；关中一向多有豪杰，荐举所及的人，想来不会只求结识本人、通报姓名而已。报效国家，以进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还请您留意，不要稍有忽略。《复吕泾野书》【霍韬】我敬重罗峰，是因为认为他一心忠于朝廷，丝毫没有私心。他主持大礼，不惊恐、不畏惧，纠正了千古以来的谬误，这是第一件事。支持仲圣主张的大孝，这是第一件事。辨明重大案件，救活一家十几条冤屈的人命，击破、遣散蒙蔽君主的奸党，这是第二件事。他在内阁九年，从未容许内臣私下请托，使政务根本清正端正，这是第三件事。十年间没有提拔一个内臣，离职以后却一下子提拔了一万多人，而且革除镇守太监，铲除一百多年来积累的弊病，这是第四件事。吏部、兵部推选文武官员时，他从未用片言只语加以干预。内臣病故，按惯例荫补义子、义侄、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罗峰把这些全部削除罢黜，这是第五件事。执掌风纪的官员都知道警戒收敛，各省、郡的官吏以及在京大小官员都不敢放肆滥为，这是第六件事。革除外戚凭借皇亲而滥受恩典、封为十八位侯伯的做法，这是第七件事。门前没有私下求见的人，风气清正，弊病绝迹，这是第八件事。三次被贬斥而奔归故乡，行李只有一两只衣箱，像寒门儒生和低级官吏一样，这是第九件事。在位时只荐举了一个外甥，而且此人也有才名，并不辱没名声；其余则丝毫没有私党，坦荡平正地度过，所有这些都足以看出他的心迹极其光明，这是第十件事。罗峰有这十种善行，所以我敬重他。罗峰曾多次严厉对待我，极力打击我，都是因为意见不同、受异议激发所致。我也从未有丝毫宽贷，遇到事情便把争执表现在脸上，时间久了，彼此都没有留下怨恨。大概罗峰后来知道我并没有妨碍他晋用贤能的心意，我也知道罗峰只是见识偏狭，终究没有别的意思，所以彼此都没有猜忌，遇到事情便争辩，争辩之后就释然。这就是我同罗峰相处的情形。如今罗峰去世，他身后的忧患如果不是我来承担，又有谁来承担？世上嫉恨罗峰的人，都是出于私意，并没有真正为国的心。乡里人的顽固浅薄，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有我终究会承担这件事。执事不要因流俗而轻视惩罚我就好。【泾野收到信后说：偶然妄发言论，已经知道过错了，谨此感谢教诲。这也可以说是能够接受善意劝告的人了。霍韬再记。】《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五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一 《答顾东桥书》【明·王守仁】

译来信说：“杨朱、墨子的学说冒充仁义，乡愿扰乱忠信，尧舜把君位禅让给子孙，商汤、周武王放逐、讨伐君主，周公、王莽、曹操摄政辅政，统统没有可以验证订正的标准，那么究竟应该听从谁呢？况且对于古今的事变、礼乐名物，从来没有考察了解；如果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立辟雍、制定历法和律吕、起草封禅仪式，又将依据什么来制作和施行呢？”所以《论语》说：“生来就知道的，只是义理罢了。至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一定要等到学习以后，才能验证其实际行事的情形；这才可以说是定论了。” 您所说的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王莽曹操之辩，以及先前关于舜武的议论，大致都可以类推。关于古今事变的疑问，先前谈良知时已经有规矩尺度的比喻，应当也不必再多说了。至于明堂、辟雍等事，似乎还不能不说明；但其中道理很长，姑且就您的话来求得订正，那么您的疑惑也可以稍稍解除。明堂、辟雍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汉代儒生的训诂疏解中也有记载，但在六经、四书里却从未详细涉及。难道吕氏、汉儒的见识，竟比三代的贤人圣人还高吗？齐宣王时，明堂尚且有未被毁坏的；那么幽王、厉王时期，周朝的明堂也都还完好。尧舜住茅屋、登土阶，明堂制度未必完备，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有道之治。幽王、厉王的明堂，本来仍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旧制，却救不了他们的乱政，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要有不忍伤害人的心，施行不忍伤害人的政治，那么即使是茅屋土阶，也本来就是明堂吗？如果怀有幽王、厉王那样的心，施行幽王、厉王那样的政治，那么即使有明堂，也会成为暴政产生的地方吗？汉武帝开始在汉代讲求封禅，唐武后又大肆营造明堂等设施，他们的治乱情况究竟如何呢？” 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都只是取其形状像地形而命名罢了。然而三代的学校，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彰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不是以叫辟雍还是叫泮宫来分高下轻重。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礼有什么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乐有什么用？”制定礼、创作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德性，声音合乎律吕，行为成为尺度，然后才可以谈这些。至于器物、数度这些末节，是乐工所掌管的；祝官、史官所守的旧典，因此曾子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项，至于笾豆等礼器的事务，自有主管官员负责。”尧命令羲氏、和氏，敬慎地顺应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重点在于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舜观察璇玑玉衡，重点在于用它来协调七政。这些都急切地怀着仁爱百姓之心，施行养育百姓的政治；治理历法、明确时令的根本，本来就在这里。羲和所掌握的历数之学，皋陶、契未必能够；禹、稷未必能够；尧舜的智慧也不能认识万物的一切，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够。可是直到今天，人们沿用羲和的方法，世代修订，即便是见识偏狭、才智微小的人，或学问浅陋的星术之士，也能推算星历、占测气候而没有差错，难道这就意味着后世这些见识偏狭、才智微小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贤能吗？” 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这是后世谄媚之人、阿谀之士用来向君主献媚的东西，他们倡导奢侈夸大的做法，以动摇君心、耗费国用。这实在是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是最大的不知羞耻，君子不屑谈论，司马相如也因此被天下后世讥笑。您竟把这种事当作儒者应该学习的内容，难道也没有仔细思考过吗？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生来就知道义理。可是解释《论语》的人说：“生来就知道的，只是义理罢了。”至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一定要等到学习以后，才能验证其实际行事的情形。如果礼乐名物一类的知识确实关系到成就圣人的功夫，而圣人也必须学习以后才能知道，那么圣人就不能称为生而知之了。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言，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一类，那么礼乐名物一类便与成圣的功夫无关。圣人之所以称为生而知之，只专指义理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一类，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只应当学习、了解这个义理；困而知之的人，也只应当在困苦中了解这个义理。如今求学的人学习圣人，对于圣人所能知道的义理，尚且不能通过学习而知道，却反而急切地去追求知道圣人所不能知道的东西，把这当作学问，岂不是失去了自己仰慕圣人的方法吗？” 以上这些话，都是针对您的疑惑，稍微加以分别解释，还没有谈到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道理。如果拔本塞源的道理不能向天下说明，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将一天比一天繁杂、艰难；世人沉沦为禽兽，陷入悖乱，却还自以为是在学习圣人之学。我的学说即使暂时在一时之间明白起来，最终也会像西边的冰刚刚融化、东边的冰却更加坚硬，前面的雾刚刚消散、后面的云又聚集起来；我喋喋不休地忧惧困顿直到死去，最终对于天下也丝毫没有补救。圣人的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他看天下的人，不分内外远近，凡是有血气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和赤子一样亲近，无不希望使他们安全、教养他们，以实现把万物看作一体的心愿。天下人的本心，起初也没有不同于圣人，只是被自我私欲夹杂，被外物欲望蒙蔽，大的反而看成小的，通达的反而闭塞，各人各怀私心，甚至把自己的父子兄弟看得像仇敌。圣人为此忧虑，所以推扩自己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来教化天下，使人人都能克制私欲、除去蒙蔽，恢复本来共同的心体。他教化的大原则，就是尧、舜、禹相互传授时所说的“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真正把握其中”；具体条目，则是舜命契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这五项罢了。唐、虞、三代时期，教化者只以这些为教化内容，学习者也只以这些为学习内容。当时人们没有不同的见解，各家没有不同的习惯；能够安于实行这些的称为圣人，努力实行这些的称为贤人，而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朱，也称为不肖。下至里巷田野，农、工、商、贾这些地位低下的人，无不学习这些，并且只把成就德行作为要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杂乱的见闻、烦琐的记诵、浮靡泛滥的辞章和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只是让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信待朋友，以恢复本来共同的心体。这些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并不需要借助外在事物，那么人又有谁不能做到呢？学校里只以成就德行为事务；至于各人的才能不同，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水土治理和播种栽植，就在其德行成就的基础上，使他们在学校中进一步精通自己的才能。等到根据德行选拔任用时，就让他们终身担任这个职务而不更换。任用他们的人只知道同心同德，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定，只看才能是否相称，而不以职位高低、劳逸多少来分轻重美恶。任职效力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定，只要适合自己的才能，终身处在繁重的事务中也不以为劳苦，安于卑微琐碎的职位也不以为低贱。在那时，天下的人和乐光明，都彼此看作一家人的亲属。才能资质低下的人，便安于农、工、商、贾的身份，各自勤勉从事本业，彼此生产、互相供养，没有希求高位、羡慕外在事物的念头。那些才能特殊、如皋陶、夔、稷、契一样的人，则出来各自发挥才能，就像办理一家人的事务：有的经营衣食，有的沟通有无，有的准备器用，集中谋划、合力做事，只求实现侍奉长辈、养育晚辈的愿望，唯恐负责事务的人稍有懈怠，反而增加自己的负担。所以稷勤于农耕，并不以不懂教化为耻；他把契善于教化看成就是自己善于教化。夔掌管音乐，并不以不通礼仪为耻；他把夷通晓礼仪看成就是自己通晓礼仪。大概因为他们的心学纯正明达，能够成全把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所以精神贯通，志气通达，没有人与己的分别，也没有物与我的隔阂。譬如一个人的身体，眼睛用来看，耳朵用来听，手用来拿，脚用来走，以共同满足一身的需要；眼睛不以没有听觉为耻，耳朵所接触到的事，眼睛必定也会设法察看；脚不以没有拿取功能为耻，手所要探取的东西，脚也必定向前走去。大概是因为元气充足周遍、血脉通畅，所以对于瘙痒、疼痛、呼吸等感受，彼此触动，具有无需言语便能相互领会的妙处。这就是圣人之学达到极其简易的原因。知道它容易，学习它也容易，才智能力容易成就，正因为根本要旨只在于恢复人人共同的心体；至于知识技能，则不在讨论范围内。三代衰落以后，王道熄灭而霸术兴起；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圣学晦暗而邪说横行。教化者不再以这些为教化内容，学习者也不再以这些为学习内容。霸主一派的人窃取先王学说中相近的部分，借助外在形式，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天下人纷纷归附他们。圣人之道于是荒芜堵塞，人们彼此仿效，每天寻求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诈欺骗的谋略、攻伐征战的计策，一味欺天骗人，只求一时的所得，把猎取声名利禄当作手段。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一类的人，多得无法计数。时间一久，争斗劫夺造成的祸患不堪其多，世人沉沦为禽兽，陷入悖乱，连霸术也无法实行了。世上的儒者慨然悲伤，搜求先圣先王的典章法制，在灰烬残余中拾取修补，因为他们的用心本来是善的，也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学已经遥远，霸术的传承积累浸染已深，即使贤能明智的人，也不能不受到习气感染。他们用来讲明、修饰这些学说，想使它们在世上畅行、光大复兴，结果只够增加霸主学说的藩篱，而圣学的门墙终于再也看不见了。于是出现了训诂之学，把传授训诂当作声名；出现了记诵之学，把广闻博记说成博学；出现了辞章之学，又把它夸耀为功业【原文“为鹿”疑有讹误】。这样的学派纷纷杂陈，群起争立于天下，又不知道有多少家。道路万条、路径千条，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向哪里。世上的求学者就像进入百戏场，四面都是喧闹戏谑、跳跃奔逐、炫奇斗巧、献笑争艳的人。他们向前张望、向后顾盼，应接不暇，耳目昏眩，精神恍惚，日夜游荡停留其中，像发狂失心的人一样，自己也不知道学业究竟归向哪里。当时的君主和世代的统治者，也都被这些说法弄得昏乱颠倒，终身从事无用的虚文，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间或有人觉察到这些学说空疏、荒谬、虚妄，支离、牵强、滞涩，卓然奋发，想把它们落实到实际事务中，竭尽所能，最终也不过成为富国强兵、功名利禄以及五霸式的事业罢了。圣人之学日益遥远、日益晦暗，而功利的习气越走越低下。其中虽然有人曾被佛、老学说迷惑，也曾在群儒之间折中取舍，但佛氏学说终究不能战胜功利之心，群儒的议论终究也不能破除功利之见。大概到了今天，功利之毒已经浸透人的心髓，积习养成了性情，差不多有几千年了。人们互相以智慧自夸，以权势倾轧，以争斗相胜，以利益相较高下，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相争。他们出仕做官，主管钱粮的想兼管兵刑，主管典礼乐的又想参与铨选枢纽；在郡县任职，就想着升任藩司、按察司那样的高位；在台谏任职，就希望得到宰执那样的要职。所以不能胜任某项事务，就不能兼任相应官职；不通晓某种学说，就不能求取相应声誉。记诵广博，恰好用来增长傲气；知识众多，恰好用来施行恶行；见闻广博，恰好用来放肆辩说；辞章丰富，恰好用来掩饰虚伪。因此皋陶、夔、稷、契不能兼任的事务，如今刚入学的小生都想通晓其说、探究其术。他们称名借号，未尝不说“我想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但他们真实的心意所在，却是认为不这样做就无法满足自己的私心和欲望。唉！经过这样深的积习浸染，怀有这样的心志，又用这样的学术来讲习，难怪他们听到圣人的教诲便把它看作多余、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们认为良知不够，认为圣人之学没有用处，也就势所必然了。唉！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却想求学，难道不是劳苦而繁难吗？”

译难道不是拘泥停滞而险阻艰难吗？唉，实在危险啊！幸好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终究有不能被泯灭的地方；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因此，他们听到我拔本塞源的议论，一定会悲悯而伤心，忧痛而哀痛，愤然而起，像决堤的江河奔涌而出，有不可阻挡的力量。若不是不待外物便能奋起的豪杰之士，我还能向谁寄托希望呢？《答聂文豹书》【王守仁】春天您远道绕行前来，屈尊拜访，殷切地询问、探讨学问，这份情意怎么承受得起？我原想请两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幽静之地住下，请您挽留十来天，稍微发挥我的浅见，以求得到切磋的益处；但您被俗务牵绊，实在无法做到，分别时极为怅惘，仿佛有所失去。忽然收到您的来信，反复写了一千多字，读后感到十分欣慰。信中推许我过分了，大概也是您热心奖掖的好意；规劝砥砺又真切恳挚，是想把我纳入圣贤的境界，又托付崇一转达您勤恳诚挚的心意。这若不是深厚交情和笃深爱护，怎么能够做到这样？我既感激又惭愧，也害怕自己没有能力承受。即便如此，我又怎么敢不自我鞭策勉励，只是徒然用感激、惭愧和推辞谦让来应付呢？您说思孟、周、程诸位圣贤在千载之后偶然相遇，与其让天下人全都相信，不如真正得到一个人的相信。道本来就在，学问也本来就在；天下人相信它，并不算多，一个人相信它，也不算少。这本来就是君子不被世人认同却不苦闷的心境，哪里是世上那些琐屑浅薄的人所能理解的呢？至于我的心情，其中却有很大的不得已，并不是在盘算别人信不信。人是天地的心，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与我一体的。百姓的困苦和荼毒，哪一样不是像切身疼痛一样发生在我身上呢？不知道自己身体的疼痛，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经思虑就能知道，不经学习就能做到，这就是所谓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中，不分圣人和愚人，是天下古今人人共同具有的。世上的君子只要致力于扩充自己的良知，自然能够公正判断是非，使好恶相同，把别人看作自己，把国家看作家庭，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这样一来，想使天下得不到治理也不可能了。古人看见善行，仿佛是自己做出来的；看见恶行，仿佛是自己陷入其中；看见百姓饥饿、溺水，仿佛是自己饥饿、溺水；看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仿佛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这并不是故意这样做来求取天下人的信任，而是致力于扩充自己的良知，使自己心安罢了。尧、舜、三王所说的圣言，百姓没有不信从的，是因为他们按照良知来说话；他们施行政令，百姓没有不喜悦的，是因为他们按照良知来实行。因此百姓和乐光明，即使杀死他们也不怨恨，给他们利益也不以为恩惠；恩泽施及蛮貊之地，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因为彼此的良知是相同的。唉！圣人治理天下，为什么这样简易啊！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人运用自己的私智彼此倾轧，所以人人各怀私心，偏狭琐碎、怪僻鄙陋的见解，狡猾虚伪、阴险邪恶的手段，多到说不尽。他们表面借用仁义的名义，内里却实行自私自利的实情；用诡辩迎合世俗，用矫饰的行为求取声誉；掩盖别人的善行，窃取过来当作自己的长处；揭发别人的隐私，窃取这种行为当作自己的正直；因愤怒而争胜，却还说这是遵循正义；用险恶手段倾轧别人，却还说这是嫉恶如仇；嫉妒贤能，却还自以为公正；任凭是非、放纵欲望，却还自以为好恶相同。彼此相互欺凌、伤害，甚至在自己一家骨肉亲属之间，也已经不能没有你我胜负的念头、彼此设置藩篱的形态，更何况天下如此广大、百姓万物如此众多，又怎么能够把它们看作一体呢？这样一来，对于各种纷乱的议论接连不断、祸乱无穷相继而来的局面，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实在依靠上天的神明，偶然领悟到良知之学，认为天下一定要经过这条道路才能得到治理；因此每当想到百姓沉陷其中，便悲伤痛心，忘记自己的不肖，想用这个道理来拯救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力所不及。天下人见我这样，便一起非难嘲笑、诋毁斥责我，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发狂失心的人罢了。唉，这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我正为切身的疼痛而急切不安，哪里有空计较别人的嘲笑？假如有人看见自己的父亲、儿子、兄长、弟弟掉进深渊，便呼喊号哭，爬行奔走，赤脚跌撞，攀着悬崖峭壁下去救他；旁边的士人却相互作揖谦让、谈笑自若，认为这个人丢弃礼貌衣冠，竟呼喊跌撞到这种地步，是发狂失心的人。所以在溺水者身旁作揖谈笑却不知道救人的，只有那些与溺水者没有亲戚骨肉感情的过路人才能做到；然而这种人已经被称为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了。至于有父子兄弟之爱的人，本来没有不痛心疾首、狂奔耗尽气力、爬行下去救人的；他们连对方将要陷入溺水之祸都顾不上，又何况顾虑别人讥笑自己发狂失心呢？更何况还要祈求人们相信还是不相信自己呢？唉，如今的人即使称我为发狂失心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人中既然还有发狂的人，我怎么能不是发狂的人呢？既然还有丧失本心的人，我怎么能不是丧失本心的人呢？过去孔子处在当时，有人议论他是在谄媚，有人讥讽他是奸佞，有人诋毁他还不够贤德，有人骂他不懂礼而侮辱他，把他当作东家某某人；还有人嫉妒并阻挠他，有人憎恨他而想杀死他。晨门、荷蒉一类的人，都是当时的贤士，而且还说：“这是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做的人吗？见识浅陋而固执啊！没有人了解自己，那就算了。”即使子路在孔子登堂入室的弟子之列，尚且不能对孔子毫无疑问。那些人的见解不合于孔子所要前往的方向，反而认为孔子迂阔，那么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难道只是十个人中的两三个人吗？可是孔子忙忙碌碌、急切不安，像在道路上寻找失散的孩子，连席子都来不及坐暖，难道只是为了求别人了解、相信自己吗？大概是因为他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切身的痛苦逼迫得太急，即使想停下来，也有某种力量使他不能停止。因此他说：“我不和这些人同道，又和谁同道呢？”

译“想要洁净自身，却扰乱人伦大义，果真这样做吗？那就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了！”唉！如果不是真正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谁能够理解孔子的心呢？至于逃避尘世而不感到烦闷、乐于顺应天命而知晓命运的人，本来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道各自运行也不相互违背。我这样不肖，哪里敢把孔子的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我的内心也已经稍稍知道切身疼痛所在，所以徘徊四顾，想寻求能够帮助我的人，彼此共同讲明道理、除去弊病罢了。如今如果真能得到豪杰和志同道合的人，扶助、匡正、辅翼我，共同向天下阐明良知之学，使天下人都知道扩充自己的良知，彼此安定、互相养育，去除自私自利的蒙蔽，一洗谗毁、嫉妒、争胜、愤怒的习气，使天下达到大同，那么我的狂病本来就会一下子痊愈，最终也免于丧失本心的祸患，岂不是快慰吗？唉，如今真想在天下寻求豪杰和志同道合之士，若不是像我的文蔚这样的人，又能指望谁呢？像文蔚这样的才华和志向，确实足以援救天下的溺者。如今他又已经知道这种能力就在自己身上，不必向外求取。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充实自己，就像决堤的河水注入大海，谁能阻挡呢？文蔚所说的“一人相信它并不算少，又能谦让而把它托付给谁呢？” 会稽一向号称山水胜地，深林长谷，随意行走到处都是；无论寒暑、昏暗还是晴明，没有什么时候不适宜。安居而饱食，尘世喧嚣无法侵扰，良朋从四方聚集，道义每天都有新的进益，这样悠闲自在，天地之间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孔子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从下学做起而达到上通天理。”我和两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正要请从这些话做起，哪里有空闲向外羡慕呢？只是那种切肤之痛还不能漠然置之，所以又说了这些话罢了。咳嗽的疾病和暑热的毒气，使我极懒于写信；贵使远道而来，停留了一个月，临别时拿笔，又不知不觉写满了纸张。大概正因为彼此了解很深，虽然已经说得如此详细，仍觉得还有许多没有尽意。《与陆元静书》【王守仁】未发之中的状态，就是良知。它不分前后、内外，浑然成为一体。有事、无事可以用来说明动静，但良知不因有事、无事而有所区别；寂然、感通可以用来说明动静，但良知也不因寂然、感通而有所区别。所谓动静，是随着所遇的时机而言；心的本体本来不分动静。理本身没有动，动就是欲。遵循理，即使应对万般变化，也不曾真正动摇；顺从欲望，即使心如槁木、只存一个念头，也不曾真正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有事而有所感通，固然可以说是动，但寂然的本体并没有增加。无事而处于寂然，固然可以说是静，但感通的作用并没有减少。动而无所谓动，静而无所谓静，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既然不分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那么至诚不息的疑问也不必再解释了。未发存在于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并没有另有一个未发存在；已发存在于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也并没有另有一个已发存在。这就是从来不是没有动静，却又不能用动静来截然区分。凡是读古人的言语，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其志向，领会大旨；如果一定拘泥于文字意义，就会没有一点剩余可取，难道周朝果真没有遗民吗？周敦颐“静到极点便会发动”的说法，如果不能正确体察，也难免有弊病。大概他的意思是从太极发动而产生阳、静止而产生阴的说法而来。太极生生不息的道理，微妙的作用从不停止，而常存的本体不改变。太极的生生，就是阴阳的生生。在生生不息之中，指出其微妙作用不停息的一面，称为动，称为阳的产生，并不是说先有运动然后才产生阳。在生生不息之中，指出其常存本体不改变的一面，称为静，称为阴的产生，并不是说先有静止然后才产生阴。如果真是静止以后才产生阴、运动以后才产生阳，那么阴阳、动静就截然各自成为一种事物了。阴阳是一气，一气的屈伸就成为阴阳、动静；理是一个理，一个理的隐显就成为动静。春夏可以说是阳、是动，却从来不是没有阴与静；秋冬可以说是阴、是静，却从来不是没有阳与动。春夏有这种不息的作用，秋冬也有这种不息的作用，都可以称为阳、称为动；春夏有这种常存的本体，秋冬也有这种常存的本体，都可以称为阴、称为静。从元、会、运、世、年、月、日、时，一直到刻、秒、忽、微，没有不是这样。所谓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懂得道的人默默体会它，而不是用语言能够穷尽的。如果牵强拘泥于文字句子，拿它们互相比拟仿效，那么所谓“心被《法华经》转动”，就变成了“不是心转动《法华经》”了。《答伦彦式书》【王守仁】往年您的仙舟经过赣地，承蒙您不自满，执守礼节，谦逊地向我请教，古人所说的敏捷而好学，我在彦式您身上看到了。分别以后接连忙碌，没能及时问候，思念得非常殷切。近来令弟经过省城，又承蒙您赐信教诲；您志向于道的坚定、趋向的端正，比从前更加勤勉恳切，我浅薄的见识怎么承受得起，实在惶恐不安。您谈到学习没有静的根基，受到外物感动便容易动心，处理事情常常后悔，这三句话尤其不是近来用功的实际情形。大致说来，这三种说法的问题也是相互因果的：只是学习时另外去寻求静的根基，所以受到外物感动便害怕自己容易动心；害怕自己容易动心，所以处理事情便多有后悔。心本来不分动静；所谓静，是说它的本体，所谓动，是说它的作用。因此君子的学习不间隔于动静：在静时总是清醒觉察，从未真正消失，所以总能应对；在动时总是安定，从未真正显露躁动，所以总能寂然。常常应对，常常寂然，动静都在处理事务，这就叫集义。因为集义，所以能够没有遗憾和悔恨，这就是所谓动也是定，静也是定。心只有一个；静是它的本体，却又另外寻求静的根基，这是扰乱它的本体；动是它的作用，却害怕它容易动，这是废弃它的作用。所以寻求静的心本身就是动，厌恶动的心并不是静；这就叫动仍然是动，静仍然是静。这样一来，迎拒、起伏就会无穷无尽地相互追逐。因此，遵循理叫作静，顺从欲望叫作动。所谓欲望，不一定是声色、财货、利益等外物的诱惑；凡是内心的私意都是欲望。所以遵循理，即使应酬万般变化，也全都是静，这就是濂溪所说的“主静无欲”的意思，也就是所谓集义。顺从欲望，即使斋心静坐、忘掉外物，也仍然是动，这是告子所说的强行克制、助长正念的做法，是把义视为外在之物。《与王纯甫书》【佚名】

译分别以后，有人从武城来，说纯甫刚到家，令尊很不高兴，回家的打算还有许多抵牾之处；我刚听到时很惋惜，过了一会儿又非常高兴。过了很久，又有人从南都来，说纯甫已经到任，上下级之间多有不能相处之处；我刚听到时很惋惜，过了一会儿又非常高兴。我惋惜，是世俗的私情所造成的；我大为高兴，则是因为纯甫应当自己明白其中道理。我怎么能因为对纯甫稍有不能忍受，就不让他动心忍性、扩大自己的成就呢？这就像金子在冶炼炉中，经受烈火，承受钳夹和锤打。在这时候，金子自身非常痛苦；但从旁人看来，正为金子更加精炼而高兴，只怕火力、锤炼还不够。金子出炉以后，自己也会为经受挫折、锻炼而有所成就感到高兴。我平日也常有傲视同辈、轻忽世故的心思，后来虽稍稍知道警戒惩戒自己，也只是在外表上支撑抵挡而已。等到被贬到贵州三年，历尽各种艰难，然后才有所领悟，开始相信孟子所说“生于忧患”的话并没有欺骗我。我曾认为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羡慕本分之外的事：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地位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地位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的处境行事，所以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后世的君子也应当安于自己的地位而学习，不羡慕本分之外的事：处在富贵中，就学习如何处于富贵；处在贫贱、患难中，就学习如何处于贫贱、患难，这样也可以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从前我曾经这样告诉纯甫，纯甫深以为然，不知道近来用功情形究竟怎样。近来和我一起讲学的人，除宗贤以外，又有几个人；每次聚会，总是感叹纯甫的高明。如今又遭到这样的时势磨炼，他的进步和受益不可估量，纯甫应当勉励自己。汪景颜近来也出任大名府的长官，临行来请教，我告诉他要改变气质；平常没有显著表现，只有在遇到利害、经历变故、遭受屈辱时，平时容易愤怒的人到这时能够不愤怒，平时忧惧慌乱、失去措置的人到这时能够不忧惧慌乱，才是真正有所获得，也正是用功的地方。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我用来应对它们的，不超出喜、怒、哀、乐四种情感；这是为学的要旨，治理政事也包含在其中。景颜听后，欣然跃动，像是有所领悟。甘泉近来有信来，说已经在萧山湘湖择地居住，离阳明洞只有几十里，书屋也将要落成，听到这些我高兴极了。如果真能与良友聚会，共同推进这条道义之路，人世间还有什么快乐呢？区区身外的荣辱得失，又哪里值得挂在嘴边呢？《答毛宪副书》【佚名】昨天承蒙您派人来说明祸福利害，又命我努力前往太府请罪道谢。如果不是道义深厚、情意深切，决不会做到这样；我感激到了极点，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但差人到了龙场后，对我加以凌辱，这是差人自己倚仗势力、擅自逞威，并不是太府使他这样做的。龙场各夷人与他争斗，是各夷自己因愤怒不平而起，也不是我指使他们这样做的。既然如此，太府本来没有受到侮辱，我也没有傲慢对待太府，那么究竟犯了什么罪，要突然去请罪道谢呢？跪拜的礼节，也是小官分内常行之礼，不足以认为是侮辱；但没有缘故也不应当行此礼。不应当行而行，和应当行而不行，在取辱这一点上是一样的。被废黜放逐的小臣所守护、准备以死相待的，不过是忠信礼义罢了。如果连这些也抛弃而不守，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关于祸福利害的道理，我也曾经讲求过。君子把忠信看作利益，把礼义看作福分。如果忠信礼义不存在，即使俸禄达到万钟，即使爵位尊贵到侯王的地步，君子仍然认为那是祸患和危害。如果忠信礼义所在，即使剖心碎首，君子也会认为有利而去实行，自己把它看作福分，何况只是流离逃逐这点小事呢？我居住在这里，等于与瘴疠、蛊毒相处，与魑魅魍魉游处，每天都有三次死亡的危险。然而我安然居处，从未让这些事情动摇内心，实在是因为知道死生有命，不会因一朝的祸患而忘记终身所忧虑的道义。太府如果想加害于我，而确实是我有过错招致的，那就不能说没有遗憾；假使我并没有过错，却横遭祸患，那也不过是瘴疠罢了，不过是蛊毒罢了，不过是魑魅魍魉罢了。我难道会因此动摇自己的心吗？执事的教诲，虽然有些地方我不敢接受，但也因此更加知道应当怎样自我勉励，不敢苟且堕落；这样说来，我受到的教益已经很多了，怎敢不叩头致谢呢？《与安宣慰书》【佚名】削减驿站事务，不是罪人所敢参与、过问的。承蒙使君厚爱，因使者到门来问及此事，没想到竟然传达到了您的身边，我惶恐不安。不过既然已经承蒙您询问，又不能默不作声。凡是朝廷制度，都是由祖宗制定的，后世应当遵守，不可以擅自更改。在朝廷中尚且要说这是变乱制度，何况是诸侯呢？即使朝廷不加罪，有司也将依据法律来惩治，使君必定得不到好处。即使侥幸一时免罪，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即便远至二三十年，当权者仍然可以拿典章制度来议论此事的后果。这样一来，使君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使君的先人，从汉、唐以来，经历千几百年，土地和人民从未有所改变；之所以能够长久如此，是因为能够世代遵守天子的礼法，竭尽忠诚和力量，不敢有丝毫违背。因此天子也不能越过礼法，无故加害忠良之臣。否则，使君的土地和人民即使富足强盛，朝廷把它们全部夺取，改为郡县，又有谁会认为这样不可以呢？驿站可以削减，也可以增加；驿站制度可以改动，宣慰司也可以革除。由此说来，这件事恐怕危害很大，使君难道还没有想到吗？您所说的奏报功劳、升任官职的事情，道理也是如此。铲除盗匪、安抚安定良民，也是守土官员的常职。如今却把这些事逐件列举出来求取赏赐，那么朝廷平日给予的恩宠、俸禄和官位，究竟又将拿来做什么呢？参政本来就已经不是旧日设置官职的本意，如今又这样不断求取进用，真是没有止境了，众人一定无法忍受。宣慰是守土的官员，所以原来可以世代拥有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参政却是流动任用的官员。无论东西南北，只听天子的差遣，朝廷发下一纸檄文，委任使君担任一个职务，无论是在闽地还是蜀地，难道敢不奉行吗？如果违抗命令，诛罚马上就会到来。捧着檄文赴任办事之后，绵延千百年的土地和人民，就不再是使君所有了。由此说来，即使是今天的参政，使君恐怕也会嫌辞去得不够快，哪里还可以再做呢？这些都是从利害上说；按照道义衡量，反躬自问，使君自己一定也有不安之处。违背本心、违反道义去做事，众人不会赞同，鬼神也不会嘉许。承蒙询问，不敢不据实正面回答，幸望明察。第二篇

译阿贾、阿札等背叛宋氏，成为地方上的祸患。传闻说是使君指使他们的。这话虽然可能出自嫉妒妇人的口中，然而阿贾等人自己说，使君曾赏给他们毡刀，又送给他们弓弩。即使使君没有那样的心思，不幸却留下了这样的事实痕迹。起初三堂、两司听到这番话，便想把它上报朝廷。后来因为使君平日忠诚诚实，料想未必有这种事，于是半信半疑，姑且命使君讨伐贼人。如果果真出兵剿灭，那么传闻都是虚妄，怎么可以牵连忠良呢？如果使君只是坐看观望、拖延不决，再慢慢商议可否，也还不算晚。所以暂且忍住不议论，是因为对待使君十分宽厚。后来公文接连三次送达，使君才出兵。众议纷纷，原先怀疑的人将要相信了。喧嚣之中，恰好左右有人来献上阿麻的首级，偏师又出兵解了洪边的围困，诸位公卿于是又暂缓议论。如今又过去三个月多了。使君称病回去卧床，各路军队也依次暗中撤回。其中分驻各寨堡的军队，没有听说擒获斩杀贼人来宣扬国威，只听说增加了劫掠，使百姓的怨恨更加深重。众人的情绪越发不平，而使君的百姓却无从知晓内情。如今他们正向人扬言说：宋氏的祸难，应当由宋氏自己平定，和安氏有什么关系？反而为什么要替宋氏出兵来劳役我们安氏？安氏的土地连绵千里，聚集的民众有四十八万，深沟绝险，飞鸟不能越过，猿猴不能攀登。即使使君高坐不动，不替宋氏派出一名士卒，别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话已经渐渐传播开来，不知道三堂、两司是否已经听到了？使君如果真的长期卧病不出，安氏的祸患一定就从这句话开始了。使君与宋氏共同守土，而使君又是其中的长官，地方发生变乱，都是守土官员的罪责。使君难道能把责任单独推给宋氏吗？土地连绵千里，哪里比得上中原的一个大郡？拥有四十八万民众，哪里比得上中原的一个都司？深沟绝险，安氏确实有这些条件；然而像安氏这样的地方，四面环绕着居住的就有上百处。如今播州有杨爱恺，黎地有杨友，酉阳、保靖有彭世麒等人。这话如果传到朝廷，朝廷只要发一纸文书给杨爱等人，让他们各自作战，共同瓜分安氏所有的土地，那么大概朝廷早上下令，晚上安氏就不存在了。深沟绝险又哪里能发挥它的险要作用呢？使君难道能不寒心吗？况且安氏的职位，由四十八支轮流担任。如今使君一家独传了三代，其他各支不敢争夺，是因为有朝廷的命令。假如出现可以乘机而入的裂隙，谁不想起身取代他们呢？那么，把这番话传扬出去、加速安氏祸患到来的人，恐怕是在打渔翁得利的主意；内部的忧患，实在难以预料。使君应当尽快出兵，平定叛乱，堵住众人的谗言，平息多方面的议论，消除正在兴起的变乱，断绝难以预料的祸患，补救过去的过失，以求取得将来的福分。我并不是替别人充当说客，使君幸望仔细思量。寄给杨邃庵的信【作者姓名缺】前些日子曾奉上书信，想来已经呈达。自从明公入朝掌握机密，天下士大夫都欣喜振奋，动容相庆，人人都说太平可以很快实现了。唯独门下这个鄙陋的后生深感忧虑，认为事情仍然非常艰难。扭转困厄、倾覆否运，在当今之时，除了明公，恐怕没有可以寄望的人了。那么明公即使想逃避这一责任，也将有所不能。然而，操纵一万斛大船的舵，并不是一只手；遇到缓急、转折回旋时，哪里能完全如自己的意愿？临事时不能独掌驾船的权力，事情失败却要和别人一同承担翻船的罪责，这就是我所谓的困难。既然不能独掌权力，却要徒然共同承担罪责，那不如预先逃避这个责任。然而对于明公来说，既然已经无法逃避了。既不能逃避，又不能专权，那么不如设法躲避罪责；但对于明公来说，最终也无法躲避。难道天下的事情果真终究什么也做不成吗？只有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才能掌握天下的权力；掌握天下的权力，才能救济天下的祸患。在尚未取得权力时，取得它非常困难；一旦权力归到自己手中，操持它就很容易。一万斛大船的舵，平日里大家争着来操，是因为其中有利可图。一旦风涛颠簸、变故突然发生，众人正惊慌迷乱、震恐丧胆，连救命都来不及，又有谁再来争着掌舵呢？这时挺身而出独自掌握它，众人将依靠这一点而不再恐惧，事情也会因此得到解决。如果这时也跟着委顿退缩，那就必然一起沉沦溺亡。所以说“权力归到自己手中，操持它就很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古代君子洞察人心趋向和背离的变化，掌握时机；观察阴阳消长，乘势而行，因此行动必有成效，吉祥而无往不利。伊尹辅佐商、周，就是这样。汉、唐时期，也有差不多做到这一点的人，虽然他们的学术有所不足，但也足以安定国本、安稳社稷，因此绝不是后世那些苟且偷生、只求免祸的人所能相比的。权力，是天下最大的利害所在。小人窃取它来成就恶行，君子运用它来成就善事。所以君子不可一天离开权力，小人也不可一天拥有权力。想要救济天下的危难却不凭权力去做，就好像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很少有不被割伤的。因此君子取得权力有其方法：以至诚为根本来树立自己的德行，培植善类来增加辅佐，显示出无所不容的气度来安定人心，扩充不与人争竞的胸怀来平和众人的气息，彰明不可被夺的操守来端正人们的趋向，神妙地运用不可测知的机谋来震慑奸邪，表现出必定可以依赖的智慧来收拢众人的希望；坦然处于众人之下，却使众人把他推到上面；退处众人之后，却使众人把他置于前面，因此功劳可以覆盖天下。这样便没有人嫉妒他；他善于使万物获利，却不与万物争利。这些都是明公所能做到的，也是一向积蓄具备的，只在仓促危急之际，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果断奋起掌握权力罢了。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难道是君子能够推辞的吗？既然担负了这个责任，知道天下的祸患终究无法避免，那就亲自承担它而已。亲自承担之后，反而可以免于天下的祸患。小人不知道祸患不能侥幸逃脱，千方百计想脱身，最终只是酿成大祸，自己也仍然不能免祸。所以能够承担祸患的，只有忠诚忧国的君子；小人是做不到的。我受到门下知遇，却不能献上一点愚见来报答，只能献上微薄的意见，恭请明察我的诚心，怜悯我才力所不及之处，幸甚。答方叔贤书【作者姓名缺】

译昨天看邸报，得知西樵、兀崖都有举荐贤人的奏书。这确实是士君子立身朝廷的盛大节操，已经有若干年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我深为叹服。只是被列入姓名的人中，有一两位我还不明白，这恐怕是因为我见识浅陋，不能识人的缘故。然而这件事关系到天下的治乱盛衰，也是君子和小人进退存亡的关键，不能不慎重。这件事譬如养蚕，只要把一条烂蚕混在其中，一筐好蚕就全被它毁坏了。在朝廷荐举贤人，与自己任用人又完全不同。自己任用人，权衡取舍的权力在自己手中，所以即使是有才干的小人，也可以量才使用。若把贤才荐给朝廷，品评一经确定，就像黑白一样分明；其中弃短取长的意思，如果不明白说出，谁还会知道呢？小人的才干难道没有可以使用之处吗？譬如砒霜、硫黄、芒硝，都有攻毒破壅的功效，但若把它们混在参、苓、芪、术之中，拿给养生的人服用，万一使用不精细，很少有不出差错的。我并不是不高兴二公有这样的盛举，正是担心将来反而会受到这件事的牵累，所以不免絮叨几句，希望不要把这当作罪过。思田的事情，贵乡来往的人应当能够详细说明；俗话说“生事，事就会生出来”，这正是这一类情况。如今事情的局面既然已经坏到极点，想要把它当作无事处理，已经做不到了；只求减少一分，地方上也就可以少一分劳扰。我在奏疏中略略陈述了意见，深知这会大大违拂那些喜欢惹事者的心；然而想杀死数千无罪的人，来希望求得个人的功劳，是仁人所不忍心做的。送奏疏的人即将启程，一切还望指教。行舟途中草草写成，没有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千万请鉴察并宽恕。《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六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二 驳何氏论文书【明·李梦阳】某恭敬拜见大复先生：前些日子多次读到您的文章，很怀疑其中有违背先代法则之处，因此写信给您，恭敬地希望您能改弦更张。可是您不肯改弦更张，反而摘取我文章中违背先法的地方来答复我。您的言辞雄辩而放纵，气势高傲而豪迈，意旨昂扬开张而又高峻奇崛。我起初读它，以为您是在同我开玩笑；后来想来，才知道您是在规劝我，而且仍然是在规劝我。规劝别人，并不是说那个人卑下。人们的见解本来就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我的才学不高于您，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可是我有一天不自量力，担心您的文章违背先法，这其中实在没有别的意思。您摘取我的文章说：“您的高处只是古人的影子罢了，低下处已经落入近人的口中了。”又说：“没有看见您自己筑起一座堂奥，突然开出一扇门窗，为什么急着追求不朽呢？”这不是仲默的话，而是诋毁我、奉承仲默的人所说的话。诋毁我的人一定会说：“李某哪里是善于作文的人，不过是能够守住古法，连尺、寸都严格仿效罢了。一定要像仲默那样出入由己，才是舍弃筏子登上彼岸。”这话实际上是在害您。古代的工匠如倕、如班、如堂，各自制作的门窗不同，并不是相同的；但他们制作方形、圆形时，不能舍弃规矩。为什么呢？因为规矩就是法则。我所说的尺尺寸寸地遵守，原本就是法则。假如我偷取古人的意旨，盗用古人的形貌，剪裁古人的辞句来作文，把这叫作古人的影子，当然可以。若是用我的真情实感来叙述今天的事情，只在尺寸上遵守古法，却不袭用古人的辞句，就像班制作圆形、倕制作方形一样；倕所用的木材并不是班所用的木材。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筏子，那只是比喻；就像兔子的蹄、捕鱼的筌一样，舍弃它们是可以的。规矩，是方圆的根本。即使想舍弃它，到哪里去舍弃呢？您试着筑一座堂，开一扇门，撇开规矩却能做到吗？如果撇开规矩也能做到，那就连方圆也可以一起抛弃了。那还谈什么法，谈什

译么规矩呢？所以说这种话的人是在害您；害您，也就是害作文之道。不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害了自己，也害了作文之道，反而拿法则来规劝别人，这就是在攻击您，也可以说是手持武器闯入自己的家门。您又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说法不同，却同样出于至诚；如果只按尺寸仿效古人，那么诗只要有曹、刘、阮、陆就够了，李、杜就不能再登上诗坛。”《诗经》说：“人们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其他方面。”我所说的正是法则相同。尧、舜的治道，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得到平治。您正是拿我所谓按尺寸遵守古法的话来批评我。读您的文章，在法则方面几乎全无所取，难怪您的疑惑无法解除。阿房宫的宏伟，灵光殿的高峻，临春阁、结绮阁的奢丽，杨亭、葛庐的幽静寂寥，未必都是倕和班建造的；但它们建造起来时，大小很少不合规矩，方圆也都合乎法度。为什么呢？因为有必然相同的地方。掌握了必然相同的原则，寂静可以，幽深可以，奢丽也可以，高峻可以，宏大也可以。守住这个原则而不改变，时间久了便会推移变化，顺着材料和形势，自然融会贯通而自己还不知道。于是便有曹、刘、阮、陆、李、杜，那么今天为什么不能有何大复？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变化的关键。所以不是拘泥于法，而是由法而变化；往往不刻意求异，文章却自然各不相同。《易经》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说的就是这个。并不是一定要自己筑起一座堂奥、自己开出一扇门窗，才算得道。因此我曾说，作文就像写字，欧、虞、颜、柳的字形不同却有相同之处，每一笔都不同，如果完全相同就不成其为字了。不同在哪里呢？在肥、瘦、长、短、疏、密。这六项是形势，是字的体态，不是笔法的精微。精微是什么呢？就是合乎内心而以法则为根本。不窥见其中的精微，就不足以写好字；何况文章能够成为文章，尚且不能做到这一点，又怎么能够说明文章之道呢？我替仲默说：写文章有不可改变的法则，辞句虽断而意脉相连，把事物联结起来并加以类比。以这些作为法则，您的疑惑难以解除，而奉承您的人却很容易被动摇。假如我现在写一篇文章，能够使辞句相联、意旨不断，事物彼此关联而又相互摹拟，但内在的情思艰涩局促，语言险怪生硬，声调生疏、节奏拗口，质朴直露而粗浅，简陋显骨，既呆滞又枯槁，那么您会取法它吗？所以辞句断而意脉相连，是文章的体势；联结类比，是文章所写的事；柔和淡远，是思想；含蓄，是意旨；典雅厚重，是义理；高古，是格调；婉转明亮，是声调；沉着、雄丽、清峻、闲雅，是才情的类别。它们发于辞句，而辞句流畅，是文章的气；中和，是气的最高境界。这样以后，再用文采使它华美，用意味使它有滋味，用声韵使它充盈，所以古代善作文的人一挥笔便能兼备众美。然而它的收放、顿挫，仍然处处有法度，正所谓圆规方矩。况且士人的文章，就像医生诊脉，濡、弱、紧、数、迟、缓这些脉象彼此相似，实际却各不相同。从前我用柔淡、沉着、含蓄、典厚等道理来规劝您，想纠正您俊逸明亮的偏处；您却说，必须把闲寂当作柔淡，把浑浊尖刻当作沉着，把艰涩阻塞当作含蓄，把俚俗杂凑当作典厚。这样岂只是误解了这些义理，连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也全都丢失了。您在这里说错了。您难道以为濡脉可以当作弱脉，紧脉可以当作数脉，迟脉可以当作缓脉吗？濡与弱、紧与数、迟与缓不能相互混同，那么闲寂难道独独可以当作柔淡，浑浊尖刻可以当作沉着，艰涩阻塞可以当作含蓄，俚俗杂凑可以当作典厚吗？唉，您在这里说错了。拿这些来评论文章，您在文章方面就已经有病了。大概您只是因为我规劝您时说得过分而没有节制，便放纵自己说出奇崛

译的言论，摘取我文章中不合古法的地方来攻击我，却不知道我的内心并没有别的意思。我自己的文章千疮百孔，哪里敢拿来压过您的文章？假如我妄自把闲寂、浑浊尖刻、艰涩阻塞、俚俗杂凑说成柔淡、沉着、含蓄、典厚，写出昏暗惨淡、像摇鞞击铎一样的文章，您为什么不去追求柔淡、沉着、含蓄、典厚的真正含义，反而急忙以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自我满足呢？这尤其是迷惑得厉害。我才智已经衰退了，只是常常想到您有振兴世道的才能，而我又忝居通家骨肉之列，所以规劝您，希望您达到最高境界；又把道理说到极点，希望您能反省自己，实在不是自以为高明来压过您。传记说：“改换佩玉，也要改换步伐。”您如果确实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相让，愿意再写信来答复我。

译《论史》答王监察书【李梦阳】我曾经思考修史的意义，在于彰明过去、警示后世，把善恶都完整列出；如果既不劝善也不惩恶，就不值得记述。史书的文字贵在简约而完备，简约则读者容易读遍，完备则细枝末节也不遗漏。古代史书没有比《尚书》《春秋》更好的了，孔子删定修订，篇章很少而文字严谨。左氏继承它，辞义精确详尽。司马迁、班固广泛采集材料，却使篇帙简省。以上五部史书，读者限定日期便可以读完，书册可以夹在身边行走，也可以装入箱中搬运。后来的作者，本来就缺少三种长处，却窃取名声、仿效前人的芳范，动辄增删润饰；其义理不以正道为指南，辞句又与古人精粹不同。铺陈叙述繁杂芜乱，事情没有收束断落。范晔的《后汉书》也知道史书不贵繁多，然而削剜精华、铲除材料，在字句之间过分用力，所以语言枯涩，体制晦暗，是把文章删削得过分了。大概他不知道古史文字简约而意旨完备，并不是故意省略辞句才有这种妙处。往下到了三国、南北朝各史，远远不如范晔的《后汉书》，漫无条理，难以阅览。《晋书》本来出自多人之手，体例混杂，俗雅交错纷乱。欧阳修虽然名重一世，《新唐书》却没有增加多少古今识见，偏重古意而废弃新意。《五代史》能够自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古代史书如同绘画，笔墨之中形神都显现出来，读者兴味勃发，仿佛卓然亲眼见到；欧阳修的《五代史》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于宋、元两史，只是依据公文往来，一概抄录誊写，辞义两方面都很差；书册各自超过一百帙，读者从中得不到启发，翻开书卷便想睡觉。得到这些书的人，往往把它们束起来放在高阁上。我认为其他各史还可以暂且如此，晋、宋、元三史却是必须修订的书。如果有学问深厚的大儒，才华可以匹敌班固、司马迁，把《后汉书》以下各史重新删削修订，那确实是万世不可刊削的典范。或者畏惧工程艰难，只取三史加以简约而精炼，也会成为弘扬文章的嘉运、彰显本朝的盛大功勋。我不过是坐井观天、如管中窥豹，但私下已经积蓄了这些意见。幸蒙您询问，便把所想全部说出，恭敬等待大君子的教正。给邃庵先生的信【李梦阳】徐州的使者到来，得知蒲轮车已经北上。您的出仕和退处，是天下人最初关心的事情。您南下时，我曾私下思量：出仕便有利于国家，退处便有利于自身。况且如今正是梦见傅说、卜尹的时代，谁能让您只求以自身获利呢？太平的朝廷中也会有杂乱的人才并进，君子之间也不免有异同。如今想要主持国是，确定纷杂的意见、使不同归于一致，若不是有利于您，又将有利于谁呢？过去您执掌政务时，议论者说您喜欢广泛通达的人才，奖赏能言善辩的人，提拔门下士，优待旧日属吏。因此显贵高位者多是办理事务、精通文书的人，而雅正宽裕、能镇服风俗的人少；爽快办事、追求速成的人得到宣扬，而事先忧虑、能够见微知著的士人受到压抑；委曲求全、随机应变的风气盛行，而坚守节义、至死不改的心志冷落。直到今天，言官还以此批评您，却不知道治理天下必须以正道行事，通过融会贯通来通达圣人的道理，通晓天下人的情态，明白天下的变化，然后才能成就天下蒸蒸日上的局面。太阳有正午也有偏西，时令有初期也有末期。我曾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人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难道是治乱盛衰的消长造成了人才高下吗？还是人才虽然存在却没有任用，任用了却没有充分发挥呢？这些不是后生小子所能知道的，也不是我所适宜说的。仰望您的光辉仪范，如北斗高悬天上；愿您斟酌天地元气，降下霖雨遍及四海，使田野百姓都伏地等待太平。给空同先生论诗的信【何景明】

译恭敬地奉上华美的书信，连续读了好几天。起初茫然若有所失，后来豁然开朗，仿佛有所释怀。您启发我的迷惑、彻底揭开我的蒙蔽，对我的爱护和帮助实在足以激励我奋发成就。空同先生给予我的功德太深厚了。我自己想来，自从与人离析以来，独居少有同类，格调高的人远远听不到，前程又缺少可以遵循的准则，离开正道而失之甚远。因此著述没有规范，进退也失去了步调。空同先生说：“您一定有直言不讳的评论。”空同先生对我哪里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自己所立的志向，怎么可以不向您求证一番？回想过去作诗时，空同先生刻意取法古人的典范，铸造形体如同古代名剑，却只守着尺寸。我则希望在才料上丰富，积累对精神情态的领会，面对景物构思结撰，不仿效外在形迹。《诗经》说：“正因为本来具有，所以才相似。”以自身所有去求得相似，是我的愚见。近来的诗以盛唐为崇尚，宋人表面上像苍老，实际却疏浅粗陋；元人表面上像秀逸峻拔，实际却浅薄庸俗。如今我的诗不能免除元人的习气，而空同近来的作品间或流入宋人的路数。我本来就迟钝拙劣、才力浅薄，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古人之中？空同先生正以雄伟气概俯视数代，创作足以振古烁今的作品，竟然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凡是事物都有未能达到的、达到后反而退步的，以及超过尺度的，这三种都叫作没有达到恰当境界。譬如作诗，我可以说是没有达到；如果空同先生也这样追求，那就是超过了。意象相应，就叫作合；意象相违，就叫作离。因此《乾》《坤》两卦，体现天地的构造，意象已经完备。空同先生丙寅年间的诗是合的，江西以后所作的诗是离的。譬如音乐，众多声响汇聚在一起，条理才贯通；单独演奏一个音而想成章却很难。所以丝竹之声幽微精妙，木革之声猛烈直截。如果只取猛烈直截的声音，完全抛弃幽微精妙的声音，凭什么穷尽最高的妙境、感动感情而美化听觉呢？试取丙寅年所作的诗敲击它的声调，尚且能与金石之声相应；而江西以后所作的诗，辞句艰涩，意旨反而浅近；意旨苦涩，辞句反而平常；色泽淡暗而内部尚有条理，慢慢披阅诵读，听来仿佛摇鞞击铎一般。空同先生贬低清俊响亮，而称许柔淡、沉着、含蓄、典厚，这是诗家最重要的大体原则。然而究其根本，作者构思立意、铺陈辞句时，兼具这些义理，并不需要刻意安排便自然具备。若把闲缓寂寞当作柔淡，把沉重浑浊、尖刻深切当作沉着，把艰涩诘屈、晦暗阻塞当作含蓄，把野俗俚鄙、杂乱堆凑当作典厚，岂只是误解了这些义理，也连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一并丢失了。洪荒时代已经遥远，自有文字契刻以来，人文逐渐开明。孔子是折中诸说的圣人，除此之外诸子都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体察事物、撰述文章各有不同，辞句也各不相同。君子并不把他们硬套成同一模式，只取其中的长处罢了。所以从曹、刘、阮、陆直到李、杜，曲调虽异而功效相同，各自擅长于自己的时代，一并被称为善于言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辞藻有高下，却都能够摹拟事物、表达议论，从而形成各自的变化。如果一定要把他们限定为同一曲调，然后才取法，那么既然已经推尊曹、刘、阮、陆，李、杜就不能再登上诗坛了，又怎么能说他们是千古独步呢？我曾说，诗文有不可改变的法则，就是辞句虽断而意脉相连，联结同类、比拟事物。向上考察古代圣人立言，中间考察秦汉的论说，下至采集魏晋的声诗，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文章在隋代衰弊，韩愈奋力振兴它，然而古文的法则也在韩愈那里消失了；诗歌沉溺于陶渊明、谢灵运的旧习，奋力振兴它，然而古诗的法则也在谢灵运那里消失了。近来空同先生曾称许陆机、谢灵运，我详细考察他们的作品，陆机的诗语言诙谐，体制却不诙谐；谢灵运则体制和语言都诙谐。不能因为语言相似，便把他们一概类比。因此法则相同，语言却不必相同。我观察尧、舜、周公、孔子、子思、孟子的著作，都不是彼此沿袭，而是彼此发明，因此德行日新，道理日益广大；这正是圣圣相传的心法。后世庸俗的儒生专守训诂，执着于一种说法，终身不能理解，反而背离了相传的本意。如今作诗如果不推类极变，开拓前人未曾发明之处，消除模拟的痕迹，以成就神圣的功业；只是叙述已经陈旧的内容，修饰成篇，稍微离开旧的根本便立刻摇摆不稳，就像小孩子倚着东西才能行走，一旦独自快步便跌倒。即使因此成为曹、刘，成为阮、陆，成为李、杜，又对道化有什么帮助呢？佛家有用筏子的比喻，说舍弃筏子才能到达彼岸，到达彼岸之后就应当舍弃筏子。如今空同先生的才华足以名闻当世，志向坚如金石，又有超越时代、超脱流俗的见解。我与您交往以来，有幸看到您的创作和著述，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您的高处还不能超出前人，低处却已经踏入近代人的范围。若要自己创立一座堂室，开出一扇门窗，以此流传不朽，除了空同先生，还有谁能做到呢？《易大传》说：“神妙而明白它，存乎德行；使本性成就并永远保存，道义之门就由此打开。”所以能够贯通古今，统摄众多精妙，超出万事万物。因此虽有百般途径、千般思虑，最终仍归于一致。声音因内在实质而产生，色彩因实质而显得华美；如果内部空虚，便不能借助声音；如果实质充实，也不需要借助外在色彩。假如内部充实、外在实质空虚，却只在声音色彩的末端求取，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北风正顺，反复陈说鄙见，幸甚。给何粹夫的信【何景明】

译景明顿首拜见粹夫先生：前些日子先生给我看了请求归去的奏疏，我私下与子钟商量，认为应当暂且停止。何况正值时局多所忌讳，恐怕有所触犯；而且奏疏递到有关部门也不会被同意，这样的行动没有益处。古人用礼义来决定出仕和退处，出仕不能苟且，退处难道可以轻率吗？请先生裁夺。海内的朋友中受到关注的还有多少呢？三四位君子都已经辞离时局。仲木退隐在高陵，献吉寄居在大梁，德涵长期困顿于岐下，子衡隐伏在海滨；他们怀有忧国伤人的思虑，难道没有“人将亡、国将瘁”的感叹吗？先生却又想因愤恨世俗而遂行长久退隐的心愿，虽然可以理解，恐怕不免受到心胸偏狭的讥评，或许也错失了合乎义理的退处之道。处在世上而经略施行，顺应风气而随时变化，是罕见时代的知遇之事。以常道应对变化，成就易事而忍受艰难，是君子因时施用的道理。如果稍有不合心意，不能忍受其烦劳，便自行弃去，那么天下希望承受君子的恩泽，几乎就没有时候了。我不肖，却有幸听取先生的教诲。先生操守清廉、品行耿介，明德高尚、行为峻洁，即使子罕推却璧玉、幼安挥金、闵叔不食别人遗留的蒜、无已不接受赠送的袍子，又怎么能超过您呢？至于先生瑰奇的议论、精深的见识，周密通晓事理而切中实情，略过章句末节而超越尺寸范围，可以参究深奥、济助事务，洞察长远、阐明幽微，这正是我深深推重的地方。然而这些年来，您坚持自己的议论、穷究事迹，似乎仍只是独自实行一项节操，而没有合乎圣人和通达之士的见识，这是为什么呢？迎合时势、追求功名，世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当作器用；抱守质朴、灭弃文采，只是徒然装饰而没有实际。四者都不是通达圣人之道的做法。通达之士不拘守器用而停滞不用，圣人也不专守质朴而丧失文采。因此簠簋这样的礼器一定要装饰金玉，建造栋梁的工匠也不会雕刻成残败不堪的样子。为什么呢？万物都有不能容纳的方面，而贵重之物又有必须具备的条件。如今先生或许过于敦厚质朴，却太忽略文采，器量很大而别人反而无法任用。只希望先生稍微抑制自己、忍耐一时，顺从卑下的位置以等待时机，从而保存世人的希望，也安慰朋友们的私情。龙蛇屈伸变化的德性和道理，先生平素已经蕴藏在心中。我仗恃您对我的知遇和爱护，冒昧把愚见全部说出，惟愿先生明察。给宁兵备的信【何景明】前些日子看见执事请求退职的奏疏，出仕和退处的大义，本来确实应当如此。朝廷安置执事的做法是好的，执事自己的心愿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地方上的军民又将怎么样呢？我惭愧身处宫门之内，职务只是从事文书史籍，不亲自参与谏诤和政务，只能私下凭口舌议论陈说，在士大夫和朋友之间为执事申辩，那也太微薄了。若再把意见投给不合者，触犯那些必然阻挠的人，也就难怪形势艰难了。天下的事情，一百个人来成就它还嫌不足，一个人毁坏它却绰绰有余。大概如今的人往往不能察见利害的实际，却一定要满足个人的意见，忽略事情所成就的方面，只攻击与自己不同的地方；所以泛泛议论的人散布没有事实根据的诽谤，遭受祸患的人又从下面施加恶毒的攻击。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救助而不被毁坏呢？我所愤慨惋惜的，难道只是为了执事吗？良吏不谄媚上司而求得民众拥护，杰出之士不求在众人那里无所非议，却希望得到伟大明哲而又不拘常规之士的理解，所以他们的节操耿介而又惠及他人，遗留下的志向深远而声名不孤。如今河南的儿童百姓还思念执事，京师的士人中也有把执事看作伟大明哲、不同寻常的人，还有一些人不必等到与执事执手共饮，便已经了解您了。执事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呢？也可以因此自我欣慰了。凭借地位获得荣耀，是人人都乐于趋附的；因事情而承担地位的责任，却是人们必定想躲避的。所以有才能的人在混乱时承担艰难，庸弱无能的人在太平时凭借尊贵地位。如今做官者的心态，没有谁能改变这一点。平日里争夺华贵重要的职位来谋利，一有急难便逃避祸害而少有任事之人；即使身在显要职位，也会弃职而去。即使执事将来得到任用，时局平安无事，也免不了受到言官想要摧折败坏的攻击；如果稍有事情发生，朝廷用权力处理利害、追究责任，那么一旦需要任用，必定会有舍不得离开执事的人。只希望执事坚定志向、安定自身，不要因为一时的舆论便稍稍沮丧改变，这是我深切的希望。过去司马迁奋力抗拒众人的看法，不爱惜自身，以便为李陵申辩；李陵最终败坏了自己的家声，也连累了太史公。李陵确实是国家的杰出之士，却不能勇敢面对一日之死，反而侥幸希望成就不世之功，最终老死在异俗之地，节操没有树立，身死之后志向也没有被世人明白，这是有义之士千百年来的遗恨。执事所树立的高峻节操，不是庸常之人所能企及一二；然而您能为伟大明哲而不同寻常者伸张知己之情，正是我殷切盼望的。惟愿执事认真谋划。给李献吉谈论文的信【徐祯卿】承蒙您赐教，幸甚。不久前已经口头答复，只是仓促之间仍未能把愚见说尽。我年轻时喜爱声诗，对六艺之学略有通晓。观察当时和近世的辞章，几乎全都背离古道。只有汉代相距不远，保存了古代遗风，流传的韵致还没有穷尽；郊庙和闾巷的歌辞，也有许多值得诵读。我认为这样还可以不背叛古道，于是抒发自己性情中的愚见，私下比附于古代作者的义理。如今世人喜欢趋向卑下，大都不相信古道；同他们谈论，他们又不能完全理解，所以我很久不敢传布自己的主张，恐怕被伯牙所讥笑。可是有一天遇到您，您却独独有所取法，这是为什么呢？您又说我长于赋、颂之文。赋、颂确实是文章中的瑰奇华美之作，是我心中所仰慕的。起初我诵读屈原的文章，以为那是诗的变化；然而华丽而不过分，悲哀而不怨恨，大概没有什么可厌恶的。等到诵读司马长卿的文章，华靡壮丽、浩荡无边，不能穷尽其涯际。即使有绝异特出的景观，也不是盛世所应当出现的。扬雄胜过司马长卿，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他却蹈袭前人而以此命名自己的文章，为什么又说屈原有什么乖戾差错？还作赋来反驳屈原，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因此我作反驳之文，以附会屈原原作的意旨，这就是您所看见的。文艺家相互夸耀、嫉妒，是常有的风气。后世的文章，不必等到司马相如、扬雄，世人就喜欢讥笑它们，用来掩护自己的丑陋，好像赵国人抱着和氏璧不肯放下，难道不是更加可笑吗？如今您责备我追求华丽，这正是古代的道理；现在又为什么反而看不起它呢？我愚昧固执，哪里敢自我珍爱，只恐怕不够资格接受您的教诲，损伤您识人的明察，反而使您蒙羞。若反复互相指示，再彼此详细评定，发现有大的瑕疵便立即抵毁删去，难道不比后人讥诋嘲笑更好吗？况且文辞的贵贱，取决于作者本人。雒邑的鼎，诸侯争相争夺，并不是鼎本身特别贵重，而是因为周王室使它尊贵。若只致力于雕琢辞句的华美，却不要求文章的实际内容，恐怕会成为扬雄《太玄》的门徒，给后世留下弊病。楩木、楠木、豫章木材之所以能用于世间，贵在它们的实际材质。我虽然驽钝，却私下曾立志于此：一定以道德内在的真诚为根本，遵循作者的法度，使文章如抽丝结茧、缝制衣服，只求生成有益之物罢了，哪里是蝉鸣般的叫嚣所能左右的呢？我处在这种立场而不疑惑，想来您与我是共同认可的。从前我申送赠章，只等您来答复“无言不酬”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答献吉书【徐祯卿】某恭敬拜见献吉：读到您的复信，知道您平安，又读到您寄来的诗，备尽深情厚意，抒发郁结的胸怀；反复吟咏那微妙的声音，仿佛敲击悲哀的玉石。近日我与羊、何、宣之相聚，没有一个不相对抽泣、感到辛酸悲楚。从前我们和您一同穿着蝉翼般的衣裳，在朝廷和寺署中周旋；美好时节出游，便并排驱马而行；清静的夜晚同寝，便共盖一床被子。原以为欢乐相聚可以长久，哪里想到衰败离散又从何处到来？哪里料到人事不齐，世情难以预料。三年之内，亲友零落，各自寄居一方。面对北风依依不舍，遥望大梁而叹息。房舍相近而人却远隔，我的心情又如何呢？又在离别之后，只收到您答复济上的书信，正要张罗回信时却彼此违背。中间书信问候长期断绝，又再次不知道您的消息。洛中人士是否都平安？您的行动、安静和言谈，想起这些便更加增添劳苦忧思。忽然收到您寄来的深情曲意，顿时豁然开朗，得到安慰。大概就像逃避虚静的人侧耳等待足音，又像季长因看到亲笔手迹而心情畅快。古人的情感，难道与今天不同吗？唉，献吉，您远离我而去，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君子安处常境，困穷也能乐天知命；小人却侥幸求利，拿自身去殉祸。听说您西归，虽然只能吃粗食，却不以为恶；家人也看不出您的愁苦。既然退居原野，您便拄杖行歌，在清渠旁洗耳，在茂密的树荫下晒干头发，以六经作为枕席，以群书漱涤心灵。面对景物便悠然赋诗，临近水流便举杯独饮。这也是通达之士所向往的境界，是活着的人最大的欢乐。衡量我的这种心怀，何必一定要上比三闾大夫屈原，下比殷中军殷浩呢？黄河澄清难以等待，人的寿命又有多长？只希望您勉励自己罢了。来信又以美好的约期相邀，并且重申古人的情谊。具茨山的原野，是黄帝曾经游历的地方；南山、伊阙，是大禹曾经开凿的地方。本来就是乐道之士所栖息、壮士所仰慕的地方。可是我没有得到飞翼的凭借，通往天路也没有缘分。既然错过了驾车前往的欢乐，徒然兴起迷失道路的叹息。长久佩带金玉，以此寄托我的心意。假如神灵感应而有征验，那么延平的宝剑必定会重新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遇上良辰，那么少原的簪子就要永远遗失了。书信不能把心意全部说尽，我内心实在忧闷。恰好借着风中鸿雁，努力互通音问。某再拜。再给献吉的信【徐祯卿】我在摄提格之年仲春向南行进，出了齐鲁的郊外，经过淮、沛的废墟，放眼平原，千里之内一片萧条。当时野鸡在原野鸣叫，麦苗油然茂盛；望着日月运行的辛劳，感受到《东山》诗中所写的叹息。虽然幽深渺远的景象令人伤神，却还不足以振奋我的心情、使我警惕忧虑。后来道路转向东吴，我徘徊于故都，忧惶不安，正像仲尼离开鲁国时一样。于是沿着钱塘江前行，稍稍眺望会稽；以湖山作为外郭，以江海作为护城河。昔日神宫高阙、椒房绮榭的遗迹，有的还在鲁地高高耸立，有的却只隐约存在于丘墟夷平之中。回头眺望周道，不能不因此感叹盛衰。沿路旁引桐江的溪流，逆流曲折而上，来到富春的水边，哪里只是望见遗风而思念那个人，简直可以在这里欣赏美景，终身居住下去了。又向西南行进，渡过縠水，登上常山，越过余干，沿着弋阳前行；在山川溪涧、水洲沙渚之间，水色清澄明澈，水中有参差的水草和红碧相间的岩石，游鱼来回游动，白鸟栖息停留，足以使精神明净、心情愉悦。横渡彭蠡湖，抬头仰望庐山；那里的波涛腾涌奔伏，喷薄而上仿佛冲触日月；山峰则盘曲回旋，陡峭高绝，绵延连接天际。香炉峰、五老峰的形势，瀑布、青峡的景观，尤其卓异奇诡；灵芝异草遍布山谷，金符玉册穷尽幽深玄妙，确实是凌驾赤霄的神仙都城、老氏的玄妙宫殿。又向西逆流而上经过九江，向南眺望整个楚地。这里扼守巴蜀的咽喉，占据吴会的上游，通达五岭的门户，连接雍州、梁州的要地，这就是它的大势。至于以衡阳的山丘镇守，以武当山作为标志，五座山峰森然挺拔，三道门户凌空敞开；云霞绚丽如画，紫气在其中照耀。四时早晚的变化、七曜的运行，往往都与人间不同。这里有黄金建成的殿堂、白玉建成的居所，以琉璃铺地，以檀木、桂木作柱；形制可与天宫相比，气势压倒海岳，是眼睛所少见的景象，幽深曲折，难以言说。又有江汉的波涛、沅湘的流水、洞庭湖、云梦泽，千条万派汇合在一起，同出一源、同归一途；纵横贯穿水脉，交错其中，极目望去浩瀚漫无边际，直到天际、贴近海边。阳春到来，百草芬芳；凉风吹来，蒹葭凋落；猿猴哀鸣，鸿雁成群；鱼龙忽隐忽现，晴暗交替分明。由此可以观察天地的变化，验证时序中万物的荣枯。因此说到水产的丰饶、汇聚的珍贵木材、舟船的便利以及狩猎捕鱼的乐趣，九州之内没有能超过这里的地方。然而这里的民俗困苦贫瘠，崇尚利益而轻视道义；家家没有储粮，人们没有彼此固守、相互扶持的心志；又杂居着山地夷人，轻浮急躁，容易发生变动，并不是能够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国家。这里的山川又包围联系着四方要地，本来就是用兵、聚众争夺的地方。因此向东望见樊口，便仰慕周瑜的雄才；向西回顾岘山，便感念羊叔子的恩惠。再看荆门，便为昭烈帝的功业悲叹；极目眺望中原，便为武穆岳飞的忠诚痛惜。山河还是从前的山河，人物却已经不同了，内心悲伤叹息，凄凉得泪流不止。唉！人的死生是命运，天下的治乱是时势。命运有边际而志向没有边际，时机可以遇到而自身却赶不上。这就是屈原流亡江夏、贾谊在长沙忧伤的原因。所幸豪杰贤能之士能够发愤努力，像磨刀石与砥石相互映照那样留下声名；读书人乐于遵循大道，借助竹帛来彰明志向。活人的事业，也许可以因此获得不朽。我自知没有卓异的才能，也缺少磨砺锋刃般的实用本领。进身不能在天下扬眉吐气，退居又不能在一处山谷中安心。只是任情于江海之间，抗志于天地之外。将要借此搜求奇异、猎取秘要，咀嚼精华、吸纳灵气，于是山川水土便成为蕴藏之物，依照日月光辉来铺陈文章。姑且希望有司马子长的风范，或许接近虞卿的志向。现在才知道，这次出行的预备和这次游览难道是徒然的吗？只是您和我心意相同，却遭逢时运乖违，宏伟的谋划不能实现。只能抱膝坐在空林之中，寄托精神于穷僻无迹之境。即使以放纵戏谑为乐，也本来知道那是大鹏的逍遥。所以姑且叙述其中的大概，权当同您抵掌谈论。眼下还有文书事务在身，不能把要说的话全部写尽。给郭价夫学士论诗的信【王廷相】

译廷相叩首，呈杏东学士先生门下：近来承蒙您把佳作赐给我教诲，我捧读了十天半月，仿佛在言语和意旨之外另有所得。我看见它变化自然，像秋云在天空舒展，忽然形成各种物象，浑然如同天然造化，不烦人工雕刻；又看见它体态质朴而高雅，像贵族公子在翠苑中春游，车盖轩昂，金玉般的本质、玉石般的温润；它的气韵清新绝俗，又像石室中的道人，餐食霞气、咀嚼灵芝，滋味冲淡，精神格外清爽。唉，诗的旨趣和义理可以说全备了！它启发我的情志，给我示范和规范，实在不只是很多。我的才力不肖，却妄自从事这一技艺，也曾经用心研究、积蓄材料，调和修饰篇章，安排旨意以求符合古人的法度，努力奔向大雅之道。偶尔窥见其中一斑，并不敢说与您暗中契合，谨借此向您陈述，祈请您加以裁正教诲。诗贵在意象透彻明亮，不喜欢事实黏滞。古人说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影子，可以用眼睛看见，却难以实际求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经》三百篇中比兴交错出现，意旨在言辞之外；《离骚》借用譬喻来议论，不直接显露本来的情意。东方诸国困于赋税徭役，并不说“上天不怜悯我们”，而说“南方有箕星，却不能用来簸扬；北方有斗星，却不能用来舀取酒浆”，这样上天不怜悯人的意思自然就显现出来了。齐地的婚礼废坏了，并不说“女婿不亲自迎娶”，而说“在门屏那里等候我吗，耳塞用白色的吗，还要用美玉来装饰吗”，这样女婿不亲迎的事实便可以推知。不说“自己的德行修养已经完成”，而说“我已经种了九畹兰草，又种了一百亩蕙草；把留夷和揭车分畦栽种，又杂植杜蘅和芳芷”，这样自己的德行之美不用明说便显著了。不说“我坚守道义”，而说“本来时俗都工于巧伪，违背规矩而任意改作；背弃准绳而追逐邪曲，竞相周旋取容，把它作为准则”，这样自己坚守道义的情怀便鲜明地显露出来了。这些都是包藏根本而显现外在形相，是鸿才的精妙之处，可以比拟哲匠暗中创造的功力。至于杜子美《北征》一篇，韩昌黎《南山》一作，玉川子《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一组诗，铺陈繁复，叙述详尽，堆满事实，言语多有拘滞，情感也出于附会迎合。这是诗人的变体，是诗坛的旁支。浅陋的学者和偏执的文士，志向上没有向贤者交游的愿望，性情上缺少精神见识，见到这种作品便心惊目骇，于是把各种界限混在一起，不能辨别。唉！言语一味征引事实，就会缺少余味；感情直白铺陈，就难以真正打动人。所以要用意象来表现，使人思索并咀嚼它，感受并契合它，这样才深远而有意味。这就是诗的大致原则。然而亲自下手、运斤依法创作，有四件要务；务求真实积累、长期用力，以涵养充实自己，有三件要会。所谓“务”，是说要靠自己的努力；所谓“会”，是说要等待它自然达到。什么叫四务？就是运意、定格、结篇、练句。意，是诗的神气，贵在圆融贯通，忌讳昏暗滞塞；格，是诗的志向，贵在高古，忌讳芜杂混乱；篇，是诗的体质，贵在贯串通达，忌讳支离破碎；句，是诗的肢体，贵在委婉曲折，忌讳直露率易。因此，境界超绝、变化无穷，能够随着模范而刻画形貌，与造化同样精巧，是精通运意的人；构思情感从古始，侵润《国风》而比肩《雅》道，不涉浅近凡俗，是精通定格的人；比类取譬、摄取典故，辞语虽断而意脉相连，像串珠一样连续，是精通结篇的人；机理混融含蓄，言辞少而意旨多，不流于轻佻，是精通练句的人。这四项要务，是艺匠创作的法度。只要有一项不精，就不足以在文坛上展翅高飞、驰骋于古代文苑，最终只能随时代湮没。什么叫三会？就是博学以涵养才华，广泛积蓄以涵养气势，经历世事以涵养道理。才华不充足，就会浅陋狭窄而没有文采；气势不充足，思路就短促而不能连贯；没有经历世事，所讲的道理就会乖舛而违背义理。这三件事，是贯通、包摄四项要务的根本。总而言之，名家大成，没有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但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而是长期用力以后才能得到的。所以说，所谓“会”，就像不曾约定却自然相遇；这是工于作诗的大概原则。譬如医生治病，按三焦、五脏以及风、气、暑、湿等病情分类，药有固定的品类，方有固定的拟定；高明的医生能够遵循并掌握这些，即使没有很大的疗效，也一定不会有大的错误。即便如此，工匠的巧妙也不能脱离规矩；画家的技艺要超过常人，也一定先临摹《风》《骚》和乐府，掌握各种体裁；苏武、李陵、曹植、刘桢等人的作品，辞意各有界域；要擅长文苑中的创作，就必须参究古代最深厚的遗调。使自己的步伐符合它们的尺度，把它们作为我自己创作的准则，直到不能停止。长期纯熟之后，自然会悟入其中，神情从肺腑中显明，灵妙境界贯通于视听；开合起伏、出入变化以及古代名家的精妙模拟，全都归入我的心胸。于是提笔抽取思绪，远古便如同今日，高天与大地也都在掌握之中；凡是具有形象的事物、富有生命的东西，无不综合摄取，成为我的材料。铺陈辞藻、安排意旨时，九代以来的英华、《诗经》三百篇的章句，以及先圣的精神、山川的精气，无不汇合起来，成为我的神助。这并不是从外界直接取得的，而是通过学习变化为我自身所有的。所以能够摆脱外在形模，凌空构思结篇，像春天孕育、天然而成一样，不再袭用旧有的痕迹。至于各家所说的雄浑、冲淡、典雅、沉着、绮丽、含蓄、飘逸、清俊、高古、旷逸等类别，都是由人的资质性情、学力以及爱好崇尚造成的。这就是万条水流都以大海为宗，而声调不同、功效相同。究其根本，虽然手中掌握的缰绳有六条，城门车轨的标准却只有一个。唉！选择善道并广泛推行，是贤者智士的学业；专一遵循大道而成就教化，是圣人的功用。您的作品本来已经洞察其中的微妙，优游深入精奥之境；我却浅陋鄙俗，谨此诚恳地陈述这些意见，或许对于大道教化的妙处，多少能有一点帮助。惟愿您加以教诲。给范以载论乐的信【王廷相】

译承蒙您把校定《两山李氏律吕元声》的意见给我看，并且就声音之道向我这个浅陋之人询问；但我也因此感到惊疑不解。古人制定五音，并不是无缘无故、没有根据的：宫音以喉为本，商音以舌为本，角音以牙舌为本，徵音以舌齿为本，羽音以唇为本。因此凡人呼气发声，无论歌唱还是说话，必定由宫音开始，经过徵音、商音而到羽音、角音。角音是气息平和的声音，是声音的终点。所以宫音开始时浑浊，羽音最为清亮，最后落下收束于角音，清浊达到平衡。这是声气自然形成的妙处，不是人力强行所能造作的。如今说黄钟宫是清越之音，却不知道这种声音究竟出自喉部还是出自唇部？莫非闽人的喉中没有这种声音，所以竟用唇舌发出的不正之音来杜撰并确定它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改变古说究竟依据什么？正因为把宫音说成清音，黄钟管九寸、声音重浊便不相符合，于是才有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唉，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上古钟律的调式很简略，并不求全，所以《周礼》所说的三宫十二律已经足以考察和演奏。如果一定要具备五音的全部调式，就不能不增加十二个子声，为什么呢？因为清声的音分较少。所以古代编钟、编磬设置一架二十四枚，大概就是把正声和子声一同敲击。晋、宋以来，在十二律之外只增加四个清声来补足不足，所以徵调最终仍然不能完成，为什么呢？因为清声的音分较少。为什么会这样？声音的规律是顺行容易，逆行困难。因此浊声役使清声，通常有余；清声役使浊声，通常不足，所以要完备清调，不能没有子律。如今说取声不用半律，就是不用子律了；恐怕徵、羽二调终究不能完成。晋平公想听清角，即使师旷也难以把它敲奏出来。难道子律可以废弃吗？所谓正、变二十四律，就是五音各有五个，这也差不多可以说完备了。若一定按照京房六十调的说法，那么清律极短，声音焦促衰竭，也不能成为调式，虽有其名而没有实际用处。蔡氏没有深入思考，也相信这种说法并加以推衍，何况后来的学者呢？有人说：“十二律轮流互相作为宫音，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也不是京房六十调的意思。凡调都以一律为主，其余各律都依附它而与之和谐，始终出入都不离开作为首律的那一律。所以说“还相为宫”，是说各律都可以作为首律。比如黄钟作为主律，就必须以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声音依次平和。如果掺入其他律，不是依次相承的管，必然会造成清浊相犯，音调也不能和谐。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律主一调，把正律和子律合在一起，便产生二十四调；按五音各五来计算，其中还缺少一个音。即便如此，音乐的调式也足以考察了。所以从周代到汉代，再到唐代、宋代，流传于世的雅乐、俗乐，考察起来大多是宫调最多，商调、角调稍次，徵调、羽调只有宫调的三分之一罢了。这足以看出声音的规律：浊声通常有余，清声通常不足。京房所说的六十调，理论说得虽然漂亮，实际上却没有用处。后来的学者没有察觉，反而加以附会推演，错了。仔细读《两山》的论述，牵强拼凑、附会解释的地方十之有八九。他既不懂五音的清浊，也没有掌握制作音乐的法度。虽然谈的是声音，实际上却没有切中要害。他关于律吕、掌管音乐的官职、乐器以及声音仪态的考证，全都是长乐陈氏《乐书》遗留下来的余论。把它传播到天下，恐怕会损害您的高明见解；不如再加以详细辨析，寻求天下懂音乐的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镇、许衡之类，来订正它，然后刊出给人看才好。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浅陋之人，哪里足以懂得这些。《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七。明代贺复征编。书类第三十三。答李仁夫论转注书【明代杨慎】

译承蒙您屈尊来信询问：假借字是有限的，转注的方法也有限吗？还是所有字都可以转注？我最近撰成《转注古音》一书，对此已经全部说明了。然而远近各地诸位可以观览省察的人，都把它当作寻常韵书来看，没有人像这样反复琢磨、陶冶锻炼，达到洗髓伐毛的程度。您难道有意来启发教诲我吗？我不敢不作答。转注，是六书的发展变化。自从沈约的韵书一出现，作诗的人便据此作为定法，仿佛法家的玉律金科，于是古学就失传了。所以凡是经、传、子、集所见而与今韵不同的字，都称为古音转注。古音只有一种，并不是有两种。韩昌黎常常使用古音，方回、樊汝霖等诸家给它作注时说：“这是古音。”到了宋代吴才老，深入探究它的本源，撰成《韵补》一书。程可久又解释说：“吴才老的说法虽然很多，不过只是四声互用、反切声响通用罢了。”朱子又根据程可久的说法推衍道：“明白这一点，古音虽然不能全部看见，却可以类推。”我认为程可久所谓“互用、通用”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所谓可以类推的说法就值得怀疑了。所有字都有四声，也都有反切声响；如果都可以通用、都可以互相转换，那么字和音就会繁多得不可胜数了。按照古人原来的转注方法，意义可以互相转换的才互相转换，道理可以相通的才相通，并不是所有字都能互转、都能相通。比如“天”字有天、忝、舔、鐡四种读音，这是它的四声；除“他年切”之外，还有“鐡因切”，这是它的反切声响。忝、舔、鐡这三种读音都没有相应的意义，不能转注；“鐡因”的切音同方言相合，所以只能说反切声响可以相通，而四声不能互相转换。“日”字有日、人、忍、任四种读音，这是它的四声；又有“若”“热”两种读音，这是它的切响。读作“若”，因为太阳本来就是若木，所以《毛诗》用它叶韵；读作“热”，因为太阳是阳精，光影炎盛，所以《楚辞》用它叶韵。如今楚地南方的方言仍把“日头”叫作“热头”，这就是证明。四声中的平声、上声、去声都没有相应意义，所以不能互相转换。又如“应”字有应、影、映、役四音，只有平声、去声可以互转，没有上声、入声；“中”字有中、肿、仲、竹四音，也是这样。这类字如果一概类推，就会行不通。《诗经》的叶音，就像《易经》的卦变；六十四卦可以变成九千零四十六卦，但孔子的《彖传》采用卦变意义的，不过是讼卦、随卦以下十多个卦罢了。大概是变化之后有意义才采用，没有意义就不采用。再考察《易经》的《彖》《象》，都押韵，而它们的叶音与《诗经》没有不同。《诗经》所写的十五国，语言各不相同，但叶音并无不同。楚地远在江汉以外数千里，叶音也与《诗经》没有不同。汉人的赋、颂以及《史记》《汉书》的叙传，扬雄《太玄》、焦贡《易林》所取的韵，又何尝不同于《易》《诗》和《楚辞》呢？到了宋代却不是这样。欧阳修、二苏、王介甫都深通音韵，而贤者却越过了限度，自信地认为四声都可以转换，反切音都可以相通。他们推衍出来的枝叶，超出《易》《诗》《楚辞》、赋颂、《太玄》《易林》之外的，不下十之五六。若照他们的说法，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他们的书，穷尽万籁的声音也不够充作他们的韵。所谓博杂而缺少要领，劳苦却没有功效，对古音又有什么意义呢？大体说来，宋人的学问失于主张过分，竟想把古人全部废弃。谈说义理，就说：“汉、唐诸人简直像说梦。”解释文字，就说：“汉代以后没有人懂得文字。”解释经书，完全废弃毛亨、郑玄、服虔、杜预的训释，自称得到了圣人的本心。写诗作文，却不走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的道路，自称是真实表现性情、自然合乎义理。至于音韵方面，也不屑遵循古人成法，竟从自己的喉吻中另创一套。现在略举几例：例如把“园”读作“云”，把“鸭”读作“鹢”，把“贫”读作“便”，把“直”读作“竹”，向古代典籍中寻找，《易》《诗》《楚辞》都没有这种读法；向今天寻找，方言歌谣和俗语也不押这种韵。照这样的类别推演下去，就应当把“呼天”读作“呼鐡”，把“日”命名为“忍”了，这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我撰写《古音略》，宋人的叶音一概不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宋学、王相、古学、休囚、程文之士以及各经学派，都把宋人尊奉得近于圣人，把语录中的话当作根本。一听到有人议论宋人，软弱的便捂住耳朵，强悍的便挽袖挥臂；他们把旁搜远绍看成玩物丧志，把束起书本不读说成专心向内。让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话，难道不会像夏虫不能理解寒冰一样吗？幸亏还有一两个搜求古籍的人，比如您这样的人，这门学问才不至于坠落。您又说想为此书写一篇序，这正显示出您所得的才老之学，也显示出才老的失误。后学哪里敢奢望超过古人，又哪里敢同古人比较得失？只是我私下实在以吴才老的书为病：其中夹杂了许多宋人的作品，对于经典注疏、诸子史书以及杂字，仍然遗漏了很多。明显而容易看出的例子，如《左传》的“鞫”读作“芎”，《毛诗》的“咥”读作“戏”；古音就在这些地方，只是没有押在句末罢了。这好比丝织品还没有裁剪，曲蘖还没有酿成。难道能只把裁剪剩下的布料称为绮丽，却丢下织机和织梭；只把杯勺中剩下的东西称为美酒，却丢下酒瓮和酒坛吗？我所著的书详细考察经典，也就像《资治通鉴》的前编；其中删去宋人的部分，就像《文章正宗》取韩愈、柳宗元以下的作品而不取一样。我的这一点愚见，大概就在这里，也希望使好古的人不要被类推之说迷惑，反而把不相类的东西强行类推。吴才老已经完备收录的内容，我不再重复刊载；偶尔有重复，是因为他的错误读音和误解而改正它，或因为只有孤单的一个证据而加以补充扩展。所以并不是剽窃他的说法、同他雷同。有人说：“您的古音中，‘遽’与‘昭’合韵，曾经采用王岐公的铭诗；既然还有一两个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说不取宋人呢？”我回答说：“‘遽’与‘昭’合韵，源自《楚辞》，所以采用它。”

译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完全不取宋人的材料，而是不取宋人不以古人为师的做法。著书的大体原则就是如此。近来我接到月坞张先生的来信，他屡次称许这部书。我认为近世人只知道尊崇古文而不尊崇古韵，就像清庙祭祀去掉簋、爵而使用杯盘，洞庭奏乐废弃苇籥、块桴而改用琵琶、筝、■〈▯秦〉一样，必定不相称。有时在赋颂中押韵，只凭意念随意转换；小注中写着一个叶字，问他读音和解释，却茫然不能回答。这就是不把古音看作探究深奥、通达远方的深渊，而只把它当作应付穷困、解决急务的仓库。难道不是宋人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吗？张先生高兴地击节称赞，说：“您这番话，只有中溪可以同您面对面交谈，可惜我们之间有山川阻隔，又有云泥之别，什么时候才能点燃明烛、披阅书册，像当年面对点苍山坐在鹤亭中那样呢？”临写此信时我内心忧闷，请您替我写定书序，更希望尽快完成；我翘首等待后续消息，觉得一天就像一年。当时眼睛正有疾患。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杨慎】我仰慕您已经很久了，从永昌张愈光那里听到的关于您的情况尤其详细。癸卯年秋天，愈光北上，我暂时回去，约定一同到渝地拜访您，这是文士贤者的盛会。张先生因病未能成行，我在甲辰年正月清晨经过贵治，最终却同您错过，匆匆忙忙中只留下亲笔信，托马生代为答谢先前的问候，区区心意没有完全表达。没想到童永昌来时，竟蒙您赐下长信，篇幅超过千言。开头极力善意诱导，中间说彼此相知已深，末尾又殷切相约。我虽然年老昏聩，哪里敢忘记报答您的厚意？我天性愚钝固执，禀赋倔强，不能用超过实情的态度来待人，也不靠空话来结交朋友；只是格外敬重您的风范，仰慕您的高尚行迹，确实是有原因的。自古以来，文人大多略显细谨；仰望高明之人，便像在清冷水中洗涤冠缨；他们牵丝而立，绝不依附权势，不带绢帛去求见，也不接近黄瓜。这些都是鄙人所深深听闻并铭刻在心的事。近来霸道的儒者创立新学，削除经书、删刬史籍，驱使儒学归入禅门；由于有人首先倡导，急于鸣鼓呼朋，使它容易传入，于是一时追逐名声、奔走求誉的人便从胸臆中自我叩问，不能拿出惊人的文采来自我推销，便纷纷随从，人数越来越多。蜉蝣竟想撼动大树，还说子游、子夏的学问支离；蚊虫聚集起来竟像雷声，还把舒雄的学问说成小技。豪杰之士陷入其中的实在很多，唯独您始终没有受到污染，特立独行而没有丝毫牵累；这又是鄙人深深听闻并铭刻在心的事。我年轻时多病，长大后也没有奇异才能，但私下有些狂放的议论，与世俗说法不同。我认为诗歌到了杜陵便畅达起来，但诗歌的衰败其实从杜甫开始；经学到了朱子才明白，但经学的拘泥晦涩其实从朱子开始。这并不是杜甫、朱子的罪过，而是观赏瓶中牡丹、担上桃李，盲目仿效他们的人的罪过。凤凰车是从椎轮车发展来的，龙舟是从漂浮的木叶发展来的，高山起源于一筐土，长江起源于细小的水流。如今有些人就像乞丐沾取剩余的香气膏脂，又像盲人和史官诵读古人失传的言论和繁衍的说法，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道术日益荒芜、文章日益低下，正是因此。我不自量力，想要训释经文、讲明章句，寻求朱子以前的六经；想要长久抒发真情，效法杜陵以前的《四始》。这个斐然成文的志向确实坚定不移，但形影日渐衰颓，吴泉昏暗，直到赵荫的遗迹，也不过像愚公力竭、夸父追日一样。自束发以来，我很厌恶追求仕进；幸而在这荒僻戍所寂寞居住，得以休养残躯、弥补过去的过失。本来只希望像千钧强弩一样，一箭射不中目标便罢手，永远辞谢仕途。难道还要仿效枉矢乱飞、妄箭胡乱鸣响吗？所以宁可仿效古人沉湎于饮酒、沉醉于赏玩事物；并且文章有借境生情的，诗也有托物起兴的，如崔延伯每逢临阵就召田僧超。让他为壮士作歌。宋子京修撰史书时，使美貌小吏承担繁重事务，唯独吴元中负责起草。命令远山磨制隃麋墨，这也许是同一种情形吧。我哪里能够执鞭跟随呢？古人也姑且借此消磨壮志，打发余生。至于所谓老年狂颠得几乎要裂开头颅，风景也不能自行洗涤磨砺人的心情，这种情形确实是有的。不理解我的人不可以听到这些话，理解我的人则不能不听到这些话。您尊贵的来信托我忘掉讥讽和忌讳的教诲，我哪里敢当呢？但我借此逃避一丝一毫的世俗负累，这份恩惠实在深厚，我不敢掩饰自己的过错。信末又以显明志向、留名后世来勉励我，这正是叔达汲黯、王无功那样的盛情，我更加不敢承受。壮志如膏油的灯芯将要燃尽，游泰山的魂魄也将要到来。捧读您的好信，深深辜负了您的恩德厚爱。马生不嫌弃后辈，把我置于文翁石室之中。然而我的私心，并不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是因为渝地作为郡治，处在蜀地的中部。士子的资质，希望其中有能够登上君子之堂的人；我又担心他们受到新学流派的枯禅影响，最终将会像盲人摸索土块来寻找道路，只剩下黄茅白苇而已。挽回这股狂澜，责任在于海若，希望使文翁石室的风气改变渝城的境况。浓云普遍覆盖，及时雨滋润万物。马生或许会成为乘韦先行的人吧？谨一并提及。给彭济物的信【康海】

译多年没有见到您的风采，偶然承蒙您来问候，实在欣慰，实在欣慰。然而您又忽然离去，这份情怀该如何排遣？明日遇到德光，谈到您高雅的爱重之意，等等。这确实是同道之间骨肉般的深情，其他人谁肯这样做呢？我感动不已，连日难忘。但私下仍有感到不安的地方，因为您知道我一向深厚，所以不避讳您的呵责，冒昧把心事陈述给您，希望您明察并听取。自从庚午年蒙受诏令以后，我便放纵自己的形体和心志；虽然饮酒不多，却每天同醉醺醺相伴。人世间各种事情，一概置之不理。这不只是乡里人、妻子、儿女和奴仆都知道的事，大概也是因为我素来疏懒，只是偶然被官职羁绊了几年。就像招呼猪臂鹰一样，一旦获得这种内心的快意，实在只是有些别人不知道、唯独自己知道罢了。自从东方多事以来，听说那里的骁勇而傲慢、无所顾忌竟到了那种程度，我有时也会奋然产生挥臂抵抗的念头，随即又自己发笑、自我责骂，认为这个狂妄的奴才还是如此不自量力，于是又饮酒披发，箕踞在山林脚下。这种性情习惯已经形成，受到激发也不会改变；即使三公的尊贵、刀锯加身的耻辱也不能夺去它，何况几石粮食、半幅纸张呢？我从小就放诞无状，性情喜爱古人而非议今人。刚开始做官时，望见先皇帝宽仁大度，便私下认为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功业可以在今日重新出现，于是说话狂放直率，几乎不加修饰。皇帝即位以后，我又看见他英明果断，越发欣喜，也越发自负，认为自己的志向应当在这个时代得到彻底实现。当时交往的士人反复轻率，行为不加检点；我只要认定某事正确，便任意议论讥刺，几乎没有忌惮，每日每月继续如此，几乎招致奇祸，幸而没有被杀，得以回来。然而其中两三个人又把我没有做过的事添补进去，说成我确实做过，使我蒙受耻辱，列入有罪之人的名册，同不肖之人一起被驱逐放逐。上面辱没两朝培养我的恩德，下面连累先人清白耿介的事业；平生微小的志向都抛入污秽之中，内心痛苦而局促，从此不再爱惜自己。闲暇时偶然读到皇甫规避开梁冀的事，又读到蔡邕拒绝郄九锡的书信，便感叹说：他们为什么偏偏不能像这样含垢忍污而成就完美的节操呢？又偶然读《柳宗元传》，其中说：“即使柳宗元与王叔文有所不同，但他亲自同王叔文交往，又接受了他的职任。”一个人自身有规避邪曲的操守，行迹却同柳宗元一样厕身于九锡之间，仁人志士对此应当怎样看呢？如今我所忧虑的，是忽然染上犬马般的疾病，死在山野沟壑之下，不能伸展平生的心愿和本来情怀。至于区区官职之事，并不是我所思虑的。刘瑾掌权时，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来诱惑我。当时拿着数千金去给刘瑾祝寿的人，连升一级都不能得到，而他却偏偏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格外在意；我本来能够谈笑着拒绝他，使这个贪暴凶险的人最终不敢加害于我。这其中的心意和事情，也算雄壮而严重了。当朝大臣大概都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完全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当台谏官议论弹劾之时，出于一时仓促，没有时间加以区别。如今却又过了几年。伊尹辅佐商朝时，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安置，便说这是自己的罪过。我即使算不上贤者，难道还不如商朝的一个普通人吗？大臣们难道忍心把我同孙聪、曹元兴之类混在一起吗？所以鄙人的心志到了这个地步，越发放纵，也越发坚定；披发长啸高歌，直到终身，也不敢后悔。这并不是甘心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人。您的高义说：“古人举荐内亲也不回避，至于当时什么人可举荐、什么人不可举荐，并不是我所知道的。”但我的才能不足而且污秽，也不是您应当举荐的人。观察近臣，应当以他的行为作为根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有见识的人姑且替我说话，那么这件事对您的牵连，难道是小事吗？如今我不适合当世的地方有五条，尤其不适宜出仕做官的地方有两条。我的性情喜欢嫉恶如仇，却不能更加周详；听见别人有恶行，便只是一顿大骂。如今诸位公卿都喜欢表面明白谦逊、暗中讥刺，这是一不可。翰林院虽然都面向君主、侍奉皇帝，但那些勤劳奔走于阁老门下的人，便被认为贤能；我懒散放纵而畏惧外出，一年也不能到他们府上一次，这是二不可。人人都喜欢修饰文章，虚伪地恭敬，假装正直；我却喜欢当面揭发别人的过失，因此没有谁不恼怒。这是三不可。士大夫不致力于修养自身、遵循士人的事业，却只把吟咏诗文当作高尚事业；我看见他们的诗或文章就不能不生气，所以一见面便有所批评，而他们正希望我把这看作美事，我反而用言语责备他们。这是四不可。同我相交亲厚的人来往时，我必定根据他的职务和行事加以劝勉告诫，常常违逆他的爱好；他有时不听，我就拒绝同他断绝往来，因此亲疏之间积下许多怨恨。如果后来又看见他所爱重的事物，又忍不住不告诉他；有时告诉了他，他仍不听，我又同他断绝。这是五不可。我所执守的德行并不广大，不能使别人真正信服；虽然颇为自负，当世议论之士却多加诋毁，使我被列入有罪之人的名册，终身污秽，无法自我洗清。这样一来，平日所树立的志向就被关闭埋没；智慧高在万物之上，名声却陷在九渊之下。我半夜暗自叹息后悔，悔不该轻率效法、仰慕世俗科举，追逐外在名利而造成今天的祸患。如今又不加警惕，竟想任受这种安排，这正是极不适宜出仕的地方。当时一同被贬黜的人，本来确有不幸而受到污蔑的；但其中罪大恶极、羞于让妇女儿童谈论的人，仍有十之八九。他们难道不是希望我出仕，好把我作为先行荐引的凭借吗？而当时的宰执大臣又大多偏爱私人，缺乏辨别。如果想引荐自己的党羽，必定拿我作例子。这就是他们任用我的原因：未必是真正了解我的为人，也未必真正明白我受到了诬陷。这样一来，便是借贤者的身份，作为不肖之人的资本了。古语说：“君子若不是正当的招请就不前往；用不贤之人的招请来招请贤人，怎么可以前往呢？”如今众人虽然把我说成不肖之人，但我没有一天不把自己称作贤德君子。既然我这样自称，而别人却用那种说法来称我，大概就像有人用轻蔑的呼声施舍乞丐，乞丐也不屑接受一样。这里是第二个尤其不宜出仕的原因：明公的意思，只是一时爱护眷念太深，偶然没有详细查究到这些情况。然而话从口中说出，通达于内心；明处有日月为证，暗处有鬼神为证。这一点区区的平素真情，可以一照便全部明白。您如果察觉到这一点，一定会相信这是真心实意，感慨地怜惜我、体谅我。能见到您实在很难，见到之后又匆匆分别，不能请教更多；而且又不能到敝邑迎候您，这实在很辜负您。想来您应该能够宽恕我吧？面对信纸惘然不已。春日和暖，恭敬地希望您保养顺遂，这是我的大幸。给李空同【周祚】

译有的人一见如故，到老仍如新交；又有人说，隔世相逢而彼此感应，面对面却互不相知。唉，这实在足以令人悲伤了！我祚是越地人。越地风俗多出士人，古人称有五千之众，这是勾践遗留下来的风气。如今想求古代那样的士人，却已经不可得了。古人致力于求知谋略，足以兴邦起废；如今的人多染习于诗书，柔顺和缓，只求博取功名、取得卿相之位，拾取青紫印绶而享受肉食美酪。等到拿起他们所攻习的书来读，只见文辞漫长空泛，声音呜咽拖沓，未见有一点像古人。唉，我独自怀着怎样的心情，能够不悲伤吗！生在世上却不能自立，不是勇；安于流俗而不能返回正道，不是智。既不勇又不智，便不能算士。我思量今日之人，谁能够归依呢？我从前游寓幽燕时，有人带着《空同集》来见我，我抱来读了，反复叹息。唉，世上有这样的人，我却不能见到他。我难道算人吗？当时我正在考进士，不能任意放纵自己；过了两年出任东阿县令，又不能任意放纵自己。每每抱着他的书不放，我虽然还赶不上他，将来总应有所作为，以实现我的心愿。居住东阿不到六个月，因父亲去世服丧回到越地。守丧之中更加想见这个人，但按礼制又不能出行。乡里人见祚如此，多方搜购近来名震天下的文章，彼此议论，气度卑下、意趣低俗，只令人悲悼罢了。这样的人果真能追及空同吗？唉，我见不到那个人，如今所能见到的只有这部书罢了。回想起来，我的年纪渐渐已四十四岁了。白日容易西沉，流水一去不返；如果日益衰弱苟且偷安，等着老去，将怎么办呢？我寻求乡里遗留下来的虞翻、赵晔、陆佃、放翁的著述来读，心里仍觉得没有完全契合。登上会稽山，遥想黄河的流水，看浮云向西奔驰、征鸟向东飞翔，又不能不生出思念空同之情，慷慨激动得几乎落泪，而身边的人哪里还会了解我呢？实在因为爱惜光阴不如树立名声，仰慕道德不如勉励自己的行为，追慕古人不如亲近今人，执着于文章不如亲自接受熏陶。这正是王粲依附刘表的诚意、张敏感叹梦见郭泰的心情，是古今共同钦敬之处，也是志士最甘心的事情。辗转思索，无法排遣心情。从前施惠死后，庄子直到寝门才去；钟子期死后，伯牙便终身不再弹琴。天下的士人，难道只有弟子遗憾不能得到老师，老师也未尝不遗憾不能得到弟子吗？楚国的宝玉，只得到卑微士人的珍爱；燕市的璞石，却多被众人视为可耻。人与人之间，究竟是否真能相合、相知呢？《论衡》最终得到蔡子玄推重，经书受到侯巴尊重，难道没有缘故吗？我祚看待世人，觉得很少有人真正有见识；百年之间天地相隔，怎能甘心与蝼蚁一样呢？男子活着不能成名，丈夫死后没有可以称道的事，难道不可悲吗！足下看我，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怀抱这样的愤懑，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走出门去，天地这样广大，来往的人又这样众多。如今作文章的人，有再超过空同的吗？可是我正因身穿丧服，不能轻易奔走。只好托鸿雁传递声音，借北风把话告诉您。还望您宽恕子皮般的狂直，怜悯宁戚般的志向，不吝赐教，我感受您的恩惠将无穷无尽。给吴长史的信【文林】

译我私下认为，足下的才干与众不同，所处的际遇也不应相同。凭着大有作为的才干而恰好遇到小事，就应当屈身把小事做好，本来不曾因为事情小便稍加忽略。邹阳、枚乘做吴王的相国时，仍能保全自身；汲黯以诸侯国相的身份，卧治淮阳。又如贾谊在长沙，董仲舒在江都、胶西，虽然都没有获得治理天下的机会，但天下后世从未因此减损对他们为人的评价。古今都称董、贾有王佐之才，难道会因为他们官职低微，便埋没了他们辅佐帝王的功业吗？关键只在于他们保存和施展了什么。先生德行修养深厚、学问广博，言语合乎正道，行为谨慎检点；通过铨选而非同寻常地出任辅佐君王之职，身系黄绶、腰垂紫绶，恩泽延及先世。朝廷对先生不可谓不重，对您匡正辅佐君王的期望不可谓不深，对您表率僚属、保护安定百姓的希望不可谓不切。您不是邹阳、枚乘那样的草野之臣。贾谊、汲黯被贬到边远地方时，又遇到殿下仁慈明达、宽厚而能听从意见，也不同于董仲舒所遇的两个骄纵君主。先生凭有为之才，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难道会没有这样的心愿吗？只是先生身居清贵而重要的职位，不屑于处理烦琐事务，所以只把辅导君王当作急务，而不把民政看作自己所关涉的事情。朝廷也从未把民政交付给您办理。因此，百姓闭口不敢说话的事情，先生本来不应当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应当过问；不是不过问，而是没有必要过问。丙吉不处理杀人案件，却过问牛喘，是因为他所主管的事务更重要。我只是不能抬高先生的身份，却恳切地把这件事来期望您，是因为想到今日的事情，非先生不能通达。虽然如此，先生所处的是宰相的职位，我所说的却是民政。先生难道认为民政不属于宰相职分之内吗？如果我不告诉先生，本来可以不问；既然告诉了您，您一定不忍置之不理。那些治理百姓的人不把事情上报，是因为他们远离先生的贤能、畏惧先生的威严，欺骗百姓而自弃其德业。处在治理百姓的职位上，尚且有所畏惧、规避而欺瞒上级，祸害百姓，何况先生从未被交付民政呢？我回头看当时那些治理百姓的人不肯上报，眼看百姓死亡，内心暗自羞惭，难道还忍心重蹈他们的覆辙吗？如今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先生了。先生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罢黜我而不听，我将向朝廷请求退休，让贤者有路可行。先生如果认为我的话对，却把它陈述给殿下，殿下认为不对，罢黜而不听；即使再上达朝廷，朝廷仍认为不对，罢黜而不听，那么先生自处的境界一定又高出我一等。古人说过：“有官职责任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责，就应当离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前汉景帝时，田叔任鲁王相，刚到任，听说百姓自己来诉说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人，每人鞭打五十下，又各打十下，怒斥道：“鲁王不是你们的主人吗？怎么敢这样说！”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打开内府的钱，让田叔偿还。田叔说：“大王亲自夺取财物，却让相国来赔偿，这是大王作恶而相国行善。”田叔坚决不肯代偿，于是鲁王才全部偿还。《史记》记载了这件事，后世流传，把它当作美谈。如今殿下爱护百姓、修养德行，实在没有鲁王夺取财物的事情；只是百姓悲苦而无处申诉，困苦却不为人知罢了。先生知道却不报告，并不是殿下不明察；只要告诉殿下，他一定会听从。何况也不必打开王府库藏来赔偿，更不必减少每年的常租，只须禁止侵夺百姓的人，使双方都得到所愿罢了。我生长在乡野，不懂时务，错误地担任县令，惶恐惭愧而手足无措，竟敢发表狂妄之言，就像婴儿还不懂羞耻，一遇到疼痛，便在大宾席前大声哭叫，却不知道自己的容貌多么丑陋。还望您怜悯我的愚诚，不因直率刚愎而怪罪；顾念百姓的困顿，体恤国家的根本，不要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稍稍舒展纳谏的胸襟。请善于解除百姓倒悬般的急难，使博平县一县无论男女老幼，世世代代都刻骨铭心，感念先生不朽的德泽，使仲舒等人不能独享前代的美名，这篇文章就万分幸运了。上书给会同诸公【文林】

译我凭微薄的才干，承蒙提拔，尸居其位而与众人同列，感激与惭愧交集，此外没有什么可以报效。如今恭逢圣天子登九五之位，听谏如流，我勉强陈述十件事情云云，实在是迂腐、疏浅、鄙陋而不合时宜的议论，却错误地蒙受恩赦，又赐令我参与议论。我惶恐不已，于是再次思考。前日进呈时，颇有近于不相信而进谏的嫌疑，言辞也没有说清楚，不足以打动大人君子的听闻。谨选择旧章中的一条，试着为明公详细说明。我说：“太祖、太宗临朝听政的仪式、器仗制度，以及《皇明祖训》等书，希望一定先查考这些，然后再明白决定。如今已经交给明公诸位议论，我怎敢不把这番话说完？按太祖、太宗旧例，凡临朝听政，不在正殿，而只在奉天门；不设置高座，只设置椅子和案几。内阁大臣侍立左右，六科在其次，五府六部又在其次，百官又在其次。通政司拿着所接受的若干奏状，逐一进呈，轮流朗诵。事情容易而又小的，当面交给府部施行；重大而困难的，当面同大臣商议，不能决定的退入内阁，有时召集重臣反复思考讨论，夜里甚至就在内阁安寝。判决鼓状案件，就像召原问官当面审问并讯鞫一样。君臣之间可以相互补益，形成虞廷君臣都俞吁咈的气象，不是汉、唐、宋所能相比的。因此近幸之人不能蒙蔽皇帝，天子的权力也不会下移；百姓的疾苦还可以上达，天下便能够享受太平之福。近些年旧章日渐废弃，大权全都出自司礼监，近在咫尺却天地悬隔，酿成深重痼疾，牢不可解。这样一来，使明公诸位身为立朝大臣，即使想辅佐圣德、整顿朝政、振兴纲纪，不必等有智者也知道其困难了。照我所陈述的，即使明公竭力主张，条分缕析，希望它一定实行，难道容易做到吗？有人认为事情体制重大，最终难以恢复。我认为天下万事无不有大的根本、大的机会。今日之事，只有这一条是最大的根本、最大的机会。根本不树立，机会又失去，那么人才必定无法收拾，政事必定无法施行，奸邪、谗说、欺凌作恶之徒必定无法排斥，司礼监的权力必定无法恢复到《祖训》所规定的样子，尧舜之治也终究不能实现。何况太祖、太宗的仪制和条训，难道有什么不足以效法吗？抛弃这个根本和机会，却像世人所说的那样只说“某官不称职，某政不可施行”，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将来再次受到蒙蔽的祸患，又哪里说得尽呢？仔细想来，形势其实也很容易，因为所谓惊动世俗、创始更新的大事，不过是恢复旧章而已。何况皇上正锐意图治，急于亲自见到大臣却没有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而不竭力谋求，我担心明公诸位站在朝廷之上，难道不会有所辜负吗？何况明公是朝廷敬畏并倚重的人，也是天下拭目仰望拥戴的人，同疏远微贱之臣又不同。恭请明公上为社稷、下为生灵，不因我身份微贱、言辞轻微而委曲成全此事；我再三请求，正是希望一定能感动您，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使危险转化为安定，那么我所说的“理性情”以下几件事，也会有不期然而然地实现的了。天下幸甚。上书给巡抚陈公【田汝成】

译下官没有才干，承乏任职于此地，官吏治理和民间风俗都很粗疏；我略有所闻，私下怀抱忧虑，想献上错误的意见，开口又像迂腐愚昧，不说又辜负智者尚未明察的见识。我口吃而又多病，孤愤的胸怀同谁抒发呢？只想到明公将要离去，因此忘却疏浅谬误而写信议论。下官所忧虑的，不是两三个小吏细微地墨守成规、耽误考核和迟误期限，而是忧虑一方长期积弱的弊病已经成为难以支撑的阻碍罢了。如今治理贵州的人，大都说应当采取羁縻政策，这不是高明而懂得治理体要的长者之言；如今的祸患正是由于此而造成的。羁縻的法令，是先王用来对待夷狄的：不向其国征收贡赋，不让其君参加朝聘；所以他们来时供给粮食，离去时加强边防，把他们看作牛马，只令其不要践踏冲撞而已。至于要荒之服，按时来享、每年进贡的，已经有文告之辞和征伐之典，治理他们已比夷狄更进一步，何况不是要荒之地的呢？贵州虽然极为偏远，领取文书、入纳赋税同内地没有不同，穿青衣、褐衣的使者络绎奔驰，并不是要荒之服，怎么能想用对待夷狄的方法对待它呢？诸葛亮治理蜀地时说得好：“南中反复无常，不振举法令不可治理。” 当时像马忠镇守牂牁、李恢参与军机，都凭威势诛除豪强奸猾，所以直到孔明在世，夜郎始终不敢称叛。近来的事情如马晔、顾晟，也凭杀伐震慑八番，八番百姓为他们立祠颂德，至今不废，并没有因为严厉而仇恨二人，难道不是真正高明、懂得治理体要的长者吗？驾驭驯服的马，只需放松马勒；对付凶悍的騠骇之马，就要加重缰绳并反复勒住。中州百姓，好比驯马；边陲百姓则好比凶悍之马。用松弛的马勒控制凶马，很少有不折断车辕、翻覆车轨的。贵州右边连接巴、岷，左边接连象郡，南面扼住昆明的咽喉来屏蔽湖、襄，四面都是险阻，百夷盘踞；官吏出入若没有兵卫不敢轻易通行。鸟道陡峭曲折，溪谷间毒草茂密，炎热蒸腾、气味恶臭，连寻丈之地都没有，更谈不上驰骋车马；一旦有埋伏杀人、抢劫箱笼的奸徒，呼啸跋扈，不是发一纸公文就能追捕拘拿的。那里又多有缦土，灌以流泉，土地肥沃而树木易长，所以四方流亡无赖之人都来藏身，成为逃亡者的巢穴。担心他们不肯成为土著、共同定居，因此人心容易动摇；放松时像乌鸦聚集，紧急时像麋鹿惊奔，不能靠编定邑里名册、按编伍而追查。宣慰、安抚、长官等司分割土地各自镇守，各自偏私其家族，豪强势力鼎立；幽明两方面的赋税考核都不能上报天府，所以贪婪暴虐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不像中州的官吏那样畏惧法度、谨慎自守。处在这样极其险要的地方，又有容易动乱的百姓，却由没有严明黜陟制度的官员统辖，部院刺史和长官还想一概宽容姑息，希望苟且求安，怎么可能呢？因此，头发结成椎髻的酋长睁眼自恣，加上逃亡的狡黠豪强在其中煽动玩弄，钳制官府；一有查验，便举旗呼喊说“官吏激使我们作乱”。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怎么能长久呢？开国初年戍卒有二十万，如今因死亡等原因只剩十分之一二；剩下的人又只负责挑担、守边巡逻、供应行李往来，不能披甲奔驰、进行冲杀，平日也没有受过训练。指挥使以下的将领，又大多是软弱之人和庸役杂处，根本没有熟悉韬略、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倚仗的人。以这样的将帅和未经训练的士兵，勉强驱使他们作战，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困难。因此一有征讨，必定要征用土兵；我军既然单弱，土兵便更加横行，所以不厚加赏赐就不能使他们出动。幸而凯旋，即便俘获满载道路，也没有人敢追问，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什么了。它积弱的形势，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苏洵说过：“近处的忧患，还不如远处的忧患可怕。”所以先王慎重选择治理远方的官吏；如今藩臬、郡守，正是君主依靠来宣扬威德、安定远方人民的人。他们所推举任用的，大半是因失职而被贬的人，只是凑足名额而已；像下官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被排斥后才量移到此处的。那些人处心积虑，哪里还会有长远的谋划？只计算日子任职，拖延到有人接替，幸而片刻脱离此地罢了。在太平清明的时代，难道会缺少人才而这样使用他们吗？为什么偏偏在一个地方吝惜人才呢？如果认为这是恶劣难治的地方，就不应让不够资格入选的人占据这种盘根错节的职位；如果认为容易治理，那么朝廷谋划已经非常错误，也不是用来收敛外患、安定内地的方法。土官之家大多傲慢、焦躁、淫乱、暴虐，没有廉耻；对他们加以威严，他们才服从，优待他们反而傲慢无礼，甚至侵凌上级。譬如小人，不能仅用慈仁来引导感化。如今法令说：“土官不是徒以上，不得参与提督长官的奉行；即使畏惧条奏，受贿枉法，也只用笞杖处罚而放过。”这样更助长了他们的骄纵玩忽。如今即使不能像对流官那样夺爵削地，难道独不能援用律令，使他们当众受辱、从轻责罚，以消除其桀骜之心吗？放弃这些办法不实行，只是一味姑息因循，就是毁坏法令而施惠于恶人。上面任用的既不是合适的人，下面用来控制驾驭他们的方法又失当，所以法度日渐松弛，威势不能彰显，奸邪公然横行，叛逆接连发生，大体都是被羁縻之说败坏的。因此说：仁者不会废弃法令而施恩；有恩智的人不会遗弃远方而只察看近处；勇者不会被议论牵制而耽误时日。因为废弃法令就会助长奸邪，恩惠也无法普遍施行；遗弃远方就会留下后患，内地也无法安定；被议论牵制就会产生疑虑，事情也无法办成。失去这三点，里胥尚且不能治理五家之市，何况远方容易动乱的百姓呢？贵州的祸患最大，而最令人忧虑的莫过于水西。近来有人作水西之歌说：“贵州这样小小的地方，挥动衣袖便可沾湿；它悖乱轻慢、不守道义，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可以高拱双手采取羁縻政策吗？”至于那些结党相连、势力互相依仗的强雄，西面有芒部，南面有播州，北面有酉阳；这三四个酋帅，无不想彼此吞并杀戮、相互抗衡，厚实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近来安氏拥兵不调，播州不服从节制，芒部、乌蒙相互仇杀而无法调解，酉阳侵扰乌罗，夺取麻兎的土地。

译幸而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还能凭公文使他们服从；如果一方发生兵戈警报，这些人还肯安然低头服从吗？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议论者仍想用羁縻政策来对待他们，这就是下官早晚忧心、竭力劝说而不肯停止的原因。法令应当从开始就整饬，祸患贵在堵塞源头。如今开始已经败坏，源头也已经溃决，若不是卓越明达的人才，便不能要求他善于处理后患。明公立身守节、慷慨有为，是时论所归；如果真能采纳不避忌讳的意见，谋划长久安定的策略，铲除积弱的弊病，折断叛乱的萌芽，即使下官永远滞留炎热边地，十年不能调动，能够用来报答君恩、酬偿壮志，也不算虚度了。恭请明察，我内心实在恳切。给周克道的信【田汝成】我曾说，如今的士子不担心没有讲学的名声，却担心没有努力学习的志向；不担心没有通达的见识，却担心没有沉着下功夫的工夫。如今从事教育的人，大都又沿袭高明广大之谈，却不把切近精微的次序指示给人。刚听到这类说法时，未尝不会心中爽然愉悦；慢慢推究，最终却没有依据，这叫作越级而不顾是否安稳，凌空而不踩踏实地。后学见识浅薄，越走越迷失，整天喧嚷议论，最终沉沦于浮华虚伪，也实在可悲啊！古今见识道体最宏大的人，没有超过孟子的；而称得上善于教人的，也没有超过孔子。孔子说：“用文章广博地培养他，用礼来约束他。”孟子说：“不经思虑便能知道的，是人的良知。”广泛学习文章、用礼约束自己，难道有超出良知之外的吗？圣人不把它们用一句话概括，实在是希望学习者随事体认道理，循序渐进地积累功夫，功业积累、德行崇高，自己达到融会贯通的境地罢了。所以在当时，关于为政的回答，人人说法不同，却都归于治理；关于行仁的言语，也人人说法不同，却都归于礼。甚至两个人同时来问，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一个人多次来问，孔子在不同时候所说也各不相同。譬如良医用药，审察寒热是否适宜，明白治标治本的方法，这样用药而人不能受益的就很少了。所以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讲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同他讲高深的道理。”他对于教诲的谨慎就是如此。如今从事教育的人，大都先讲性命之说，称为根本，不问深浅，上下之人一概用同样的话来教导。研习经书的人只得到依稀的理解，迷惑于想象，于是把随事精细考察看作追逐外物而丧失本心，把虚静反省看作致知而放纵本性。这岂不是使孔子的学说显得过于烦琐，却反而不能像孟子的说法那样简约吗？我曾说，孟子论道得其高明，孔子教人从切近处开始。孟子论道，好比登临泰山，周览八方，丘陵、平原、低湿之地全都俯视在眼下；孔子教化，则从平地引人到山麓，讲到山麓再讲到山腰，讲到山腰再讲到山顶。这样，先前所说的丘陵、平原、低湿之地，也都一览无遗了。如今的学者不屑于循着平地、山麓、山腰的步子前进，却喜欢作周览八方的观想，企望云霄，终究缺乏羽翼，直到老死仍眷恋不舍，最后只能被草莽遮蔽湮没罢了。我曾玩味经传的余绪，概括圣贤的旨趣，认为五经四书归结到极处，便是一个字可以兼摄全部；若条理说明进修的方法，则需要千万句话，而且每一句都有自己的道理。开始时，要开辟许多道路来诱导学习者进入；等到已经到达之后，便会汇聚到同一个根本之中，而从四面八方出入于各种道路。这是根据他们眼前的见识来激发其向往之心，鼓舞其相应的才力，并推动他们达到造诣的极致；每一行动或停止，都要斟酌自己的内心；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都必须用道理衡量。审察义与利的区别，明白取舍的权衡，这才叫用真实的心扩充真实的见识，迈出真实的步子走过真实的道路，希望平素的践履不出差错，从而能够领悟率性之本源。否则，头脑虽然明白，功夫却没有根据，名义上讲身心之学，实际上只是作为口舌的资粮，装饰虚伪、助长奸诈，谈它有什么好处？我自量浅陋，不能作表率，即使想聚集门徒倡导学说，又厌倦于鼓动唇舌；偶尔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他们都默然离去，认为这些只是琐碎之谈，不知根本，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我只勤勉循序地自我修饰，不耐烦多说言辞。譬如方士得到服食的法门，只希望用来保养自己罢了；他深信并爱好辟谷，却不会把它告诉跟从自己的人。哪里敢期望教化能够推行呢？寄给童内方的信【王庭陈】

译我在您门下深深寄托自己的志气，这种契合并不是勉强造成的。赤壁一别之后，忧患接连不断，加上道路阻隔、音问缺少；礼数上本该问候我的同道，难道是我有疏远之心吗？如今得知您暂时离开供奉之职，回乡拜访桑梓，我才敢给您写信，感谢自己疏慢失礼的罪过；又有一腔愤懑的心情，希望向知己倾诉，幸望不要厌恶我多言。去年夏天，顾公因《兴都志》的事情召我，我认为此事体大，应当由馆阁中执笔的大臣、名家才彦来主持衡量义例、树立文章的旗帜。像我这样琐屑而被除名、放诞而荒废学业、衰老将死的人，哪里能参加此事？使者到了门口，我闭门拒绝不让他进来，写信辞谢，颇为哀切恳挚；但顾公不撤回征召的命令，屡次来到，还发文责备郡邑。于是乡里亲友和诸位父兄都说：“东桥这位大人物，从你幼年起就认识你，违背众人的意见推荐你；你即使不愿参与修志，难道不能亲自去拜访一次吗？否则郡邑就会受到责让，过错由你承担，这不是侍奉尊贵者、答谢知己、承受邦国大夫职责的道理。”我不得已答应前往，但仍迟疑盘算。仲秋时书稿将要完成，才可以前去。等到我到达，书稿果然已经起草完毕。我才干远远比不上那两位，哪里敢高谈得失、攻破他们的立说而有所帮助呢？何况我私下的心愿只想像先前所说的那样，庆幸书稿已经完成；顾公却把进呈书稿、表彰显扬的事情交给我，又挑出几件事让我用几句话缀补，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写一个字。我每每对诸位师儒说：“书稿上千万不要署我的名字，我本来没有功劳，哪里敢分取名誉？只求不要给我招来祸患。”这件事亲近的刘子也知道。那部书的□□，不只是圣谕所说的体例不合、事实有差误而已；其中恩泽横溢，轻轻谴责却厚加赏赐，实在像草野残余得到的润泽，也像灰烬中突然燃起的火焰。近来听说东桥又有推荐我的奏疏，却被当道官员参劾驳斥，说我著名贪婪邪恶之类。唉，冤枉啊！东桥果真要把我祸害到这种地步吗？我免于像狂犬一样乱叫，已经很久了；如今突然有了这样的声名，这声音为什么偏偏传到我身上？我自从做官到被废黜以来，积累的过失和污垢，奇诡万状，即使有机智善辩，也不能一一数说；唯独缺少贪污这一项。偏偏好事的宦官为我补齐了，不料在晚年道路上竟遭遇此事，而且仅书中罪过的瑕疵就难以穷尽。如今又追究深远往事，凭空制造新的评议，意在把我重重禁锢，暗中罗织绝无关联的罪名；从根柢处搜括，仍未详尽，便指责我缺少某些东西。这即使是狠心污点美玉，天下人的耳目难道能够涂抹吗？他这样做，难道是因为我想借此关系伸出爪牙，企图抢夺腐鼠吗？唉，错了！如今凡是不甘心被排斥、还想振作起来的人，也自有一套办法。我上不能谨慎修养名声品行，来取得流俗的赞誉；下不能结交权贵，精通钻营请托的手段。听到谈论官府，便像爰居听见钟鼓一样惊骇逃避、不肯进食；有人说我将要再次被任用，我却像听到诅咒辱骂一样，恨不得捂住耳朵。这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把我当作愚蠢的人。一日之中，我躺着的时候多于坐着的时候。每到春夏交替、寒暑转换之际，往往连节气和晦朔都辨认错乱。至于家中事务，一概交给妻子儿女处理。所谓婚嫁已经办完，就像我已经死去，与世俗人情再无关系。血气已经衰弱，心智日渐闭塞，不敢思考那些自己比不上别人的事情。有人把文章的事情交给我，我便整天皱眉，百件事中也不答应一件。又看到近来写文章的人，家中之骥、人中之璧；若想顺应时势改变道路，旧日步法又可能丧失；若低下心来保持旧习，新写的文章又会被轻视。因此我把这些事全都搁置不做。世俗喜欢互通问候，而我独自崇尚神交。至于贵人，我还害怕轻率地启谒；这不是借此抬高身价，而是自绝于长者。我看到如今的刺谒名帖，纸幅宽窄、称谓轻重，都不同于往日。即使是亲友故旧，官阶一天天上升，名帖也要写得更加恭敬；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阅览，否则一定会被随手掷弃。然而这些事情对于在仕途中的人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罢了。我以一个农夫的身份去做仕宦之人的事情，本来就不习惯。如果倚仗从前的名望，却没有增加新的敬意，就会被扔下而不被阅览。因此想写信时常常又停止。难道这是想求取进身吗？这一切都是不愿违背别人方便的方式，也不强迫自己做不能做的事，显示出自己自甘废弃的迹象，扩大那些谗毁言论的凭借，希望能够同无用的散木一样，保全自己的天年。昨天前往承天，回来后打开破旧的箱笼，帽子和鞋子都沾满霉斑，家人粗略替我整理好，勉强让我穿戴。我对着镜子自嘲说：“这真是沐猴而冠了。”片刻之间穿在身上，手脚便疼痛难忍，拘束牵挛不堪。山林之人的性情，哪里能轻易改变？况且世俗喜欢充足地恭敬揖拜、拱手作礼，不辨曲折，一概拜到地上；而我的颈项僵硬，竭力模仿也不能像。每当不符合礼数，便会获罪受责，且不予宽免。想逃避责罚，本性又难以勉强；即使勉强，也不能长久。执事观察我的心迹，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我却因为这件事遭受流言，偶然一想到它，便像鲍鱼在鼻前、鸱枭在耳边，又像魑魅出现在眼前，实在忍受不了，却又无从申辩。怎么办，怎么办！折了翅膀的鸟，是病鹰所窥伺的；折断脚趾的兔子，是跛足之狗所能利用的。我本来就是地位卑下、容易被利用的人，性情柔弱可以被吞食；可是那个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爪牙锋利、搏击威势呢？虽然如此，我的名字已经列在那篇文章末尾，想逃避它的罪责；如果不能得到像执事这样的知己来告诉，又对别人有什么益处？别人不听，只会拿来发笑，成为嫉妒者的口实罢了。答复东桥以及给陈大巡的书稿附在后面，以表明我最初的心愿。上书给宗伯【金继辉】

译朝鲜国派来的陪臣刑曹判书金继辉等，薰沐再拜，谨向大宗伯相公阁下上书。此次我国君主派遣我们前来，并不是为了办理通常的事务，而是因为这件事本有不得不办与可以不办的疑问，所以我们曾同国人商议。那些小人说：“我国祖先蒙受诬蔑和羞辱，历经数代请求昭雪，承受历代圣主的恩典；事情不止办理一次、两次就够了。唯一耽搁的是新《会典》编纂完成、颁行公布还有期限。期限到了，往来使者接连不断，不必专门派使者；如果专使到了而期限还未到，便要拖延年月，不能留下等待。事情还是可以不办。”那些君子说：“冒着被他人牵连的羞辱，怎么样？把弑杀四位君主的恶名强加给我国祖先作为诬陷，怎么样？羞辱和诬陷集中在一起，又载入典训，流传到天下人的耳目中，成为冤屈，怎么样？只是冤屈多次呼号，终究有所减轻；如今考察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新典尚未编成时，已经等待了二百多年；新典恰好将要编成，却急得像早晚都赶不上。我们已经私下听说它将要完成，如果不赶紧专门派使者请求明白公布，却推说“往来使者接连不断”，这还能够忍受吗？何况这件事关系到父子、君臣的大义，在中国不是礼制政令所能不管的事情；听到它便不能漠然置之，为它辨明也不能只做到一半。因此天朝长期以来已经对我国产生关注；即使专使来等待典籍完成，果真要滞留若干年月，也一定不会拘泥旧例而不允许我们。事情哪里只是不得已而已呢？寡君于是拒绝听从小人的意见而采纳君子的意见，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于是缺少使者，便命令我们前来；临行宴赐特别丰厚，甚至亲自解衣推食相待，送行那天又亲自执爵为我们饮酒，面向西方拜受天朝恩赐，一边哭泣一边说：“我的祖先和先父，实在都奉有先朝的恩敕，只希望快些看到新的典籍，能够不再怀有遗憾，突然死去埋入黄泉，眼睛也可以不再昏暗。”寡君得到的圣旨又这样反复叮嘱，难道可以只保证事情最终办成吗？他又说：“你们一定要等事情办完后回来。”我们哭泣辞别说：“事情没有办完，我们就不回来。”小国虽然极其微小，但君主用礼对待臣下，臣下用义侍奉君主，只是不欺骗辜负，把它作为一贯的准则。如今寡君既已把事情办完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也已经答应寡君，怎么容许有两种说法呢？只是担心新典完成之日才是我们事情办完之日，唯恐早晚与最初听说的期限有差异；也不敢因私情迫切而想在其中求速，只害怕不能留下等待罢了。寡君所赐的衣服穿在身上，丝缕织成的命令，足以与衣服一同破旧；寡君所赐的食物留在腹中，终身都足以作为饱食。即使十年更换寒暑，我们也不难留下；唯一难以留下的，是天朝接待远方之人的惯常制度，恐怕不能宽容。这样一来，我们即使只有死路而已；即便想不死，又怎么能不返回呢？我们已经把寡君的咨文交给执事，并奏呈下来，也已经送到有关衙门。恭惟阁下高明仁恕，应当没有不详细察知的。我们本来不敢再作赘述，只是担心执事在考察我们不得不专程来、不得不留下等待的原因时，或许在泛泛而又轻率地覆奏之际有所疏忽，以致万分之一发生缺误。因此不免披露申诉，只是因为专心于此事，不再旁及其他，言辞流于琐屑，不能自已。伏望阁下包容并曲意成全，不要使小国中小人说天朝报仇、君子说天朝不报仇，而我们也能回去向寡君有所交代，那就是千万之幸。《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三十八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四 给华修撰子潜论述修史的信【明·陆粲】收到您的来信，知道您奉明诏将要重新修纂宋、元二史，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陆粲听说，君子说：“班固死后，天下便不再有优秀的史官了。”魏、晋以下，古人的意味渐渐衰微；然而论其文辞鄙俗浅近、琐碎冗长，却没有比宋、元史更严重的。孔子修《春秋》，尚且援引一百二十国的宝书；司马迁作《史记》，既搜集金匮石室中的秘藏，又旁采群籍来成书。因此凡是从事修史，如果不先广泛阅览、博采资料，却能写成一家之言的，从未有过。如今宋、元两代的史书，却只依据当时所谓实录而已；而实录所依据的，又不过是各家行状、碑志之类。行状碑志的文辞，能够完全善美吗？是非善恶，能够完全公允吗？以至于整篇抄入，不再删削【如《元史·赵孟俯传》：“曾祖某，宋某官，国朝赠某官；祖某，赠某官；父某，赠某官。”这只是当时墓志中的话罢了，这一类很多，姑且举一个例子】。又不问那个人究竟怎样，凡是官阶稍高的，便动辄为他立传；其中只是直叙官职迁转，而事迹寥寥，好像一纸履历状。所以这部书的卷帙虽然是前代史书的数倍，文辞却没有一篇能够同陈寿以下诸人争胜。不只是笔力赶不上，也因为记载过于繁琐，难以检点概括。其他错误，更没有时间一一列举。如今一定要痛加扫除，另立体例枢轴；先广泛开放献书的途径，向民间寻求野史、小说、杂传、记载，详细考察它们异同的原因，仿照司马公《通鉴考异》的体例另作一书；等全书体例确定后，再下笔撰写。大体上用正史订正杂书的错误，用杂书补正史的缺漏。凡是人物庸碌不足以立传的、事情琐碎的、奏疏冗长而只有空话没有实质的，都略去，务求繁简适中、是非不错而已。如果只在旧本上改动前后文字，姑且把事情办完，我私下恐怕后人议论今天，仍如今天议论过去，还不如暂且保留旧本为好。然而这两部史书体制宏大，如果不是上面宽容给予年限，不要求速成，而诸位君子身为当事者又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不肯虚度时日，便很难完成。至于文章体式，也应当以平正通达为主，不必像如今作古文的人那样，专门写艰深诡异的文辞，反而使事迹郁结而不能明白，这是最大的忌讳。圣明之主在上，垂心于著述，诸位君子遇到这样非同寻常的奇遇，难道只是接受高官厚禄，借此作为升迁的打算，苟且敷衍塞责罢了吗？兄为何不与文升等二三位志同道合者，把这个意思直率地向朝廷说明，使两部史书的成就能够追及班固、司马迁，成为千百年来的一大快事呢？机会难得而容易失去，我私下郑重地为诸位君子祝愿。陆粲是病废之余，隐居山林，不参与世事，沉默已经很久了。偶然受到触动，便为知己说上这一番话。只希望您不要认为迂腐而俯听，也不要使不相悦的人知道这些话出自我，使我重新获罪。承受您的恩赐已经很多了。给杨用修太史的信【陆粲】

译我自幼年读书时就诵读您的文章，深深向往；成年入仕后，又和您的弟弟用德同年中进士，并一同入馆，每每向他询问您的起居详情，只恨不能亲自侍奉请教。后来我从谏省被贬到都匀期间，在一两位士友家里看到您亲笔书写的滇中诸作，实在十分叹服。归田以来，才得到《转注古音》，略读之后便舍不得放下。我私下认为，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学者都尊信许慎的说法，没有人察觉其中的错误；虽然赵撝谦曾经谈到过，却没有说尽，只有您在千年之后卓然有所见识，独自持有宏伟的论说，编成这部巨著。您所说“弥补夹漈的根本缺陷，医治叔仲所留下的痼疾”，即使说是自我夸许，也确实非常盛大啊！只是其中还有颇多可疑之处。我过于自信，曾想把它们写下来请您质正；但像您这样的前辈，以应世豪杰之才，再加上精深造诣和广博学问，议论所涉及之处前无古人，您的著述哪里是后辈所应置喙的？因此犹豫再三，不敢立即说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想到，此书关系极大，如果细微之处有所遗漏，便会成为千古遗憾。所谓不愿让疑惑的罗网陷害后来的贤哲，本来正是您的盛心。我实在抑制不住想要帮助您的愿望，因此斗胆忘却自己的固陋，最终把意见陈述出来，惟望您明察。这部书既然是为转注而作，就应当依照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以字的偏旁为纲，凡属转声的字都列在本字之下说明，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一看便能全部了解。如今舍弃偏旁而按韵编排，就有难以言说的问题了。一个字如果在每个韵部都出现，未免太烦琐；只在一处说明，又不能曲尽其义。例如后文所说再转、三转，直到八九转的字，现在这部书能够全部说明吗？恐怕会使后来寻求者找不到它的源流，难免留下非议。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一点。说旁音、叶音都是转注的极致，这是至理。旁音姑且不论，至于叶音，吴棫的《韵补》已经具备了；其中如有讹误、缺漏，不妨拈出，或附在后面说明，知道古音遗留下来的情况也就可以了。如今只摘取其中一两条，杂入各韵之中，却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转注，还是叶音？其他没有收入的，难道全都没有可采之处吗？取舍之间一定有其用意，这就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二点。至于东韵中的■〈难，能代隹〉、支韵中的■〈鱼知〉、虞韵中的■〈艹品〉和■〈囗外无内〉这类古文奇字，在各篇中往往可以见到；这类材料恐怕多得难以一一记载，如果确实想扶助衰微、扩大益处，自可搜集编录。另编成一部书，却把它杂列在转注之中，只恐怕不属于同一类。这样同序文所谓“不是徒然炫耀博学、增加卷帙”，其含义岂不是稍有不同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三点。其他援引材料来证明字义的地方，或许千虑一失，还有可以商榷之处；我有时也随着原文作了笺注，另行抄录，以备查阅。敬请时川公替我先行通报，但我仍私下惭愧畏惧，不敢自以为安。深思著述的功劳，创始最难，而后来提出求全责备的意见却容易。何况凭我浅陋寡闻，竟然贸然议论到这些，实在是僭越妄为到了极点。我之所以敢把自己比作季绪，冒犯您家听受琐碎讥议，也只是仰仗您宽宏的气度和高明的见识，相信您不只是能够像丁敬礼那样宽容我。给太宰罗公的信【陆粲】鲁斋出仕元朝是不对的，这是丘文庄公所论定的，大概不能更改。伯生是当时的人，他称誉鲁斋的话，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近来何侍郎粹夫因为同乡的缘故，想替鲁斋开脱，竭力排斥文庄的论说，竟拿孔子到楚国去相比，这又太过分了。楚国和吴、越，不能说是绝域。前代儒者说，它们的先世都有元德和显著功勋，与周王室相通；孔子只是厌恶它们僭越称王，所以把它们视为外夷罢了，哪里能同残灭中原、亵渎扰乱纲常的人相比呢？假使孔子得到楚国任用，一定会革除它僭越的名号，对上尊崇周王室，对下安定百姓；他的施政作为自然会有所不同。孔子难道不想推行道义、拯救百姓吗？但一定先要顾念自己的出处是否正当。假如楚国人篡夺并灭亡周家而拥有天下，即使把一世的人全部坑杀，把儒者的道统全部废弃，孔子也一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屈身去仕楚。至于元朝，父子兄弟大多互不亲爱谦让，正是所谓伦理败坏的时代；而且在它开创之时，屠杀百姓如同割除草菅，后来君臣也大都喜好杀戮。在这些方面，鲁斋何曾救正过一分？即使假定他确实能够救正，那么在出处进退之间，他已经很有愧于君子了。哪里比得上隐居不仕，著书讲学，以彰明这个道统更好呢？贤如龟山，晚年出仕一次，尚且为晦翁所不取，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所以我曾经妄说，何公替鲁斋回护，正如象山作《荆公祠记》，虽然勉强替他分辩，终究还是很费力。给文征明的信【唐寅】

译唐寅敬启：征明君卿，我曾听说，屡次叹息可以抵得上哭泣，沉痛的言语可以譬喻悲哀。所以姜氏在室中哭泣，坚固的城墙便为之崩塌；荆轲在朝廷上议论，壮士便为之拔剑。实在是因为感情所触动，连木石也会动容；事情所激发的力量，活着的人也会不顾一切。过去每每谈到这些，我都废书叹息。没想到如今事情竟集中落到我身上，悲哀啊，悲哀啊，这也是命运吧。我低头自料，死亡随时都会到来，只能束紧口袋、泣血而哭，混同于禽兽之中；而您还把我当作英雄来期望，忘记我的罪累，殷切地教诲督责，竭尽胸中的真情，我却缺然不能报答。这正是司马迁的志向不能达到任安、少卿的心愿，也不能取信于苏季。我年轻时曾厕身屠宰和酿酒之人之间，挥刀击鼓、洗涤血污；后来有幸侍奉您，与您周旋抗衡、往来游乐，都想凭功名使自己闻名于世。不幸多难接连而来，悲乱相继发生，父母妻子接踵而亡，丧车屡次出行。幼儿嗷嗷待哺，加上我跌宕放纵、不受拘束，不问生产，家中有无都付之一笑。我家中鸣琴，坐客常常满堂；同时又能够慷慨许诺，救济周人的急难。我曾自称是布衣中的侠士，私下最敬重鲁仲连先生和朱家二人，因为他们的言论足以抗拒世俗，他们的恩惠足以庇护他人。我愿意带着门下的一名士卒，只是悲悼世间不曾真正遇到这样的士人。污秽日积月累，家门衰败，柴车破旧、绳带短缺，终于连衣衫也破烂不堪。幸而凭借朋友的资助、乡里的声誉以及公卿的吹嘘，扶持将死者使之复生，给枯骨增添血肉，竟以微薄的名声冒居东南众多士人之上。正在这时，缙绅和朋友交相庆贺，都说我纵横驰骋于文笔，掌握谈论的门户，动辄分舌称赞，异口同声地夸奖。墙高而根基低，终于成了祸端。旁边有人侧目而视，我却不知道，仍从容宴饮谈笑，已经身在虎口。庭院中没有繁茂的桑树，反而有贝锦百匹，谗言万丈，飞来的奏章交相叠加。等到天子震怒，下诏召捕，投入诏狱，身上带着三木刑具，狱卒如虎，我抬头撞地，眼泪鼻涕横流。后来昆山焚烧，玉石俱毁，我成了下流之人，成了众恶归集的对象。细丝积累成网，罗织的群狼便吞食人、马和牦牛；只凭“切白玉”三句话，就能使慈母也被说成恶人。于是天下都把我看作不齿于人的士人，仍然张牙舞爪，仿佛要去与仇敌决斗。认识我的和不认识我的，全都指着我唾骂，侮辱也太深了。在李下整理帽子，在瓜田弯腰拾鞋，在甑中取墨；我虽聋盲，也知道自己有罪。当权者怜悯我的穷困，查点旧有章程，责成我充任部邮，想让我积累劳绩来补过，按资历求取俸禄；但我若再做出卑屈逢迎、俯仰变色的姿态，士人便是可以被杀，也不能再受这种侮辱。唉，吾卿！我有幸与您在同一心志上共事，到如今已经十五年了。锦带悬髦，直到今日；我披沥肝胆，明处何曾辜负朋友？暗处何曾畏惧鬼神？如今所经历的，惨毒到了各种地步。容貌已经改变，满脸都是惭愧；衣服烧焦了不能伸展，鞋子裂开了不能穿入。童仆占据案几，夫妻反目成仇。过去有凶猛的狗守门吠咬，如今回头看室内，只有破损残缺的盆盂。除了衣服鞋子，再没有一点多余的财物。西风吹响枯枝，我如同凄凉的羁客。唉，唉，叹息不止，已经无计可施。将来春天拾取桑葚，秋天拾取橡实，剩余的食物还来不及得到，便寄食于佛寺，每天只希望能得到一餐，根本不打算顾及晚上了。唉声叹气啊！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自杀、抱石投水，实在应该自己怨恨自己。只是筋骨柔弱脆薄，不能拉强弓、执锐器。即使召集荆、吴的壮士和持剑的侠客，勉强还可以组成一队，为国家拼死效命，使功劳能够记载下来。如今却只凭区区研磨刻削的才能，想要救济世间吗？又遭逢不幸，原野荒芜，年年失收，灾祸同命运一起到来。承受毁谤，罪大而处罚轻，已经没有比这更值得庆幸的了。我私下考察古人：墨翟被拘禁，才有了薄葬之说；孙子失去双足，于是著成兵法；司马迁受腐刑，写成《史记》百篇；贾谊被流放，文辞卓绝。我不自量力，愿意继承在他们之后，以符合孔子“不因人而废言”的宗旨；也将要汇总旧日见闻，统摄诸家学说，叙述十经，遨游于深奥的道理之中，成一家之言，传给好事之人，寄托于高山。等我死后，如果有人能够甘愿闻鲍鱼的腥味而忘记它的臭味，传诵我的言论、探究我的内心，一定会为我击缶斟酒，打着节拍歌唱，发出呜呜的声音。唉，吾卿，男子汉大丈夫，棺材合上以后事情才算定局；到那时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吧！我平素放纵任侠，德行赶不上别人，想要振作谋划、施展策略，可是掌握成败进退的时机已经坏了。如果不借助笔札来表现自己，还能成就什么呢？譬如蜉蝣，衣裳楚楚，生命虽然不长，却能得到人们怜惜。我若有一天能够保全首领，到地下去见先君子，使世人也知道有一个唐生存在。岁月不长，人的生命如飞霜，我还要到哪里自我结束？难道在尘世中屈身低眉，苟且偷取衣食，让朋友如何看我？让后世如何看唐生？我平日轻视富贵，如同飞絮；如今却落到这种地步，这就是不取信于朋友。寒暑交替，裘衣和葛衣还可以接续；饱了便逍遥自得，饿了就去乞食，难道不是很伟大吗？黄鹄已经高飞，华骝已经奋蹄，我的吾卿难道还会忧虑眷恋残豆、惊吓腐鼠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了，只是我的弟弟柔弱，不能承担门户，身边又没有伯叔，衣食断绝，必然成为流离饿死的人。我平素所结交的人，都负有节义；如果幸而肯拿出狗马吃剩的食物，使唐氏的祭祀不至断绝，那么我这片微小的心愿也就安定快乐了。给李崆峒的信【黄省曾】

译我黄省曾隐居南海，仰慕您的高尚风范，已经很久了。想起自从束发以来，我就喜欢阅览古代典籍，私下把心力寄托在著述的道路上。由于古文之道丧失断绝、相隔遥远，学士大夫都安于习熟浅陋鄙近的文章，盲目沿袭。上等的深奥怪诞、结撰奇诡，下等的纵情发泄、随意吐露。这就是骏马因此空负群伦，而和氏之玉因此难以显贵的原因。可悲啊，可悲啊！不恢复古文，怎么能恢复古道呢？圣明时代恩泽广大流布，人文大为彰显。因此河川的精气、山岳的灵秀、凤凰的光彩、星辰的华采，全都钟聚在先生身上。于是巴人之曲塞满天下，而《白雪》之音孤独高扬；鄙俗的声音遍布全国，而黄钟之乐独自奏响。最勇敢而不动摇，最有智慧而不迷惑。早早掌握灵珠，独自运转于天池之上。主持风雅，深入堂奥。凡是正德以后天下执笔作文的人，都受到您的风气影响，欣然一变；这实在是先生倡导振兴的力量。挽回横流、阻挡倾覆，是何等雄伟啊！就如吴地的徐昌谷，年轻时稍稍学习校勘著述，在海滨作赋；后来脱去布衣进入紫庭，和先生结为金马门之交。每次听到您的品评议论，总要思考到整夜不能入睡。他改变旧有法度，可以说是奋发刻苦、焦心劳神了，终于在文艺界文采斐然、高飞远举。可惜寿命不长，没有看到他达到极致。先生陶铸人才、感发鼓舞并倡导振兴的力量，清楚地展现在耳目所及之处，实在无法一一记载。我黄省曾是河南汝宁人，国初因武官家庭迁居吴地，如今成了吴人。年轻时跟随诸生读书，困顿失意，资质奇薄，没有风云际会的便利，阻隔了攀援进取的道路。然而内心积蓄思虑，已经不是一天了。从前我曾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如果进身不能振耀王庭，评议政治体制，扩展经世济民的事业，阐发圣人的谋略；那么就应当裹粮携杖，遍游五岳，穷尽观览天下，舒展胸襟，选择长林大壑建造庐舍，撰写一家之言，以寄托于不朽。把这些话告诉朋友，有的嘲笑，有的赞赏。白岩先生于是称我为“五岳山人”，作诗为我送行，我将要追踪向平的高尚足迹了。我计划一出发，便溯黄河而上，逼近宋都，登上龙门，俯身拜尘，来向大君子请教。希望彻底探究文章的旨归，这样或许不至于白白老去。但是上面眷恋年老的父母，下面顾念柔弱的儿子，蹉跎停滞、屡受阻挠，年华随着东流之水而去，早年的心愿不能实现，内心郁结烦恼，只能仰天叹息罢了。如今又不说寿命长短，怎么能不担心一旦生命燃尽，那么二十年来内心的景仰和怀抱就只能徒然抱恨于玄台了呢？先生哪里知道！先生哪里知道！谨借程自邑冒昧陈述我的微末心意，并且还有请求质正之处。鄙陋昏昧而又愚拙琐碎，我曾妄自认为，诗歌之道，是上天感动、神明领悟的产物，本于感情的流动，不是由人造作出来的。所以《虞书》明白地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夏书》以嗟叹作为标志。古人构思歌唱，只是直写自己的内心：春天的蕙草、秋天的芙蓉，生动的颜色足以手持把玩，情态各自舒展，不需要刻意雕琢。末世风气衰败，夸耀虫鸟、争论鹤鹿，递相模仿学习。好比图绘丝帛、剪裁锦绣，装饰绘画虽然精心，剪裁虽然勉强，却先显露出旧有的事实；表面根柢越丰富，根本反而越衰败。千花万蕊，也不如一朵花的真实。因而小人或许夸耀，通达之士却不推重。并非创作者难得，难的是鉴赏者哪里懂得？大雁哀鸣而自然合于节拍，黄鹂啼鸣清亮而自然形成篇章。凡是发出的声音，无不合乎律吕的规律。只是世人不能察知，反而全都自然地遵循剽窃和伪饰。古代的道路虽有人践行，而这种道理还没有达到；文艺的精英虽遍布各处，而正确的轨道还没有开辟；秀美的句子虽多，而真正的灵机很少有人领悟。唯独我见到您，天授灵明智慧，无论长篇大作还是短篇小制，摹拟感情、铺写事物，一切都合乎法度。自江西以来，越发精妙而变化无穷，如同玄妙的造化、范铸万物的鸿钧，散布气息，生成种种不同的事物，日日更新而没有止境；而文章的脉理和骨力无不达到极致。那些世间只崇尚风姿容色、流连光景的作家，哪里能够测知您的门墙呢？我家贫贱而居处偏僻，没有途径多得到您的珍贵著作，只能常常在士绅家借来抄录吟诵：洋洋大观的古赋、骚体选文、乐府古诗，汉魏作品以及览眺诸篇，几乎类同康乐；近体诗和歌行，近于少陵、太白；古文的奇气俊逸，不羁激昂，不异于司马子长，又间或近似秦汉名流。唉，盛大啊，盛大啊！从前李白、杜甫号称诗圣，但文章格调还没有充分显扬；柳宗元、韩愈是文章渊薮，但诗道又不够纯粹。难道只是聪明和见识难以兼备吗？时间能有多少，精力本来就有来不及的时候。为什么我公天赋禀性如此完备，而著述又如此丰富呢？前代的工匠可以凌驾，后来的贤哲却难以继承。明朝兴起以来，只有一人而已。您的美名光照四方，哪里还需要江湖上的耕夫渔父来称颂呢？我也借此表明，在云山烟泽之间有人如此爱慕您，只是不知鄙生耳闻所及，先生果真认为这样吗？如今有人号称海内名流，却发表议论说：“文章在隋代衰靡，它的法度在韩退之那里亡失；诗歌沉溺于陶渊明，它的法度在谢灵运那里亡失。”唉，唉！这是什么话呢？隋代本来不足论，至于韩愈、陶渊明和谢灵运，也可以稍稍宽宥他们。唯独谢灵运的文集稍微难以评论，我认为其中登山涉水的文字，结构缜密，情态写得精妙绝伦，如同江中月、山间云，玩味起来余韵无穷，真正接近却无法穷尽。虽然骨气稍逊于建安文学，但所见之物就随即写下，使万象汇聚；后代那些占据文坛的作家，内心没有缺乏的思绪，外界没有遗漏的事物，都是这个人给他们开导的。前人的柴薪被后来者超越，势必本来如此；文章之才没有穷尽，不可以欺罔它。只因为体裁和语言都带有俳谐意味，便加以责难；这种毛病在三百篇中也往往存在。诗歌所关涉的，应当辨别它真实不真实罢了；是否俳谐，又哪里值得计较呢？如果执持这种说法，就是看重外在形貌而略去了精神实质，难道不是留下了错误的评论吗？我黄省曾又哪里知道谁是谁非？只是内心有些不安，怜悯高贤受到诬枉，担心扰乱后来人的视听，所以姑且来请您质正一下。希望我公详细教诲我。给大司徒梁俭庵公的信【刘绘】

译进士刘绘叩头并请死罪。刘绘没有才德，不能恭敬奉行您的德教，以顺从您下达训诫的心意。我担心因为自己的不肖，损伤了您门下的气度。我以进士身份到大司徒处观政。国家的法令认为，新进士大多是出身下邑草莽的臣子，不熟悉典章，所以命令他们观察大臣处理政事，希望将来有所仿效，可以少犯过错；还没有先授予他们具体职务。昨天整日下大雨，我因为仆从和马匹不便，便没有到部衙去。随后有一名健吏拿着名帖来相召，我当时正在和客人交谈，便辞别客人，冒雨淋湿前来拜见。起初我以为一定会得到明确的训示教诲，正应当勇敢接受。没想到您凭案而坐，不予回答，礼貌、声色两方面都十分严厉。我因为各部门官员都在场，不能当面数说，只略作辩论，认为不过是没有来行一揖，还不构成过错。您为什么竟这样动怒？这真是因为打翻一碗羹汤的小过失，竟引发翻海般的怒火；毁坏一片瓦的小过错，却发动了破山般的威势。我私下也认为您这样做不妥。您的怒气更加深重，环视左右，指责我蛮横悍戾、不识大体，公然傲慢，命令曹吏写奏疏弹劾我。于是我才长揖而退出来，同年朋友只是闭目沉思而笑。这些曹吏真是失职了。进士还没有接受职务，究竟旷废了什么职务呢？还没有接受职事便说我败坏了职事，这是什么职事？曹吏只知锥刀小利，不知道自己所主掌的是什么，究竟凭什么意图加罪，搜取什么言辞，议论什么事情，定什么罪名？圣王高居法宫，亲自阅览各位大臣的章奏，看见大司徒的奏囊，一定会想到其中是不是军国大事、边疆大策、内廷大计或象魏发布的大命令。打开一看，却只是弹劾一个没有到场的进士。刘绘担心这件琐细小事竟惊动圣上，那么应当发布什么诏书呢？这本来想要成就进士的才能，却损害了您爱惜士人的德行；明白进士的过错，却连累了您容人的度量。我听说仁者不抛弃任何人，礼制首先在于厚施；我以不肖之身初入仕途，希望您能够成全我，没想到您竟立即弃绝我。我以不肖而狂悖的资质，希望您能够教导我，没想到您竟立即摧折我。所以不教导便发怒，是礼法的暴虐；不宽容便加以责伐，是义理的惨酷。况且只因一言便损伤国家体统的大义，不是忠；轻视一个士人而引起群臣猜疑，不是智。希望您察看这些。昨天听说周司务和同郎吏二三人，都在您面前说我的坏话，说我多言戏谑，俯仰时傲慢，出入不遵循规矩。唉，以我的行为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可是我想，即使我想使自己的志向行为符合各位左右的要求，以免遭受他们的谗毁，也一定无法做到。如果想使自己的志向行为符合各位左右的心意，以博取他们的矜恤，也一定做不到。谚语说：女子入宫就会遭人嫉妒，士人入朝就会遭人忌恨。宫中受嫉妒的，一定是美丽女子；朝廷受忌恨的，一定是奇异之士。刘绘虽然没有什么奇才，但只要受到各位左右的排斥，就一定会成为使人惊骇、回头斥责的人。过去黄次公拒绝郄督邮的谗毁，保全了许丞的名声；龚少卿拒绝功曹的诽谤，得到王生的支持；孟公不顾尚书的约期，司徒马宫却优待他的职位，使他升列侯；庞士元不理会耒阳县的政事，相国孔明却宽宥他的过失，使他登上上将之位。这四个人，难道只是因为疏阔、偷懒、懈怠吗？不过是性情有能有不能，际遇有幸有不幸罢了。因此孔门设置教法，列为四科；班固《汉书》评论人物，分为九等。善人尚且难以进入孔门内室，狂者、狷者也可以成就文章。如果没有宏大的德行，凭什么造就士人呢？您又责备我说：看你的年纪已经超过三十，为什么还这样不懂事？唉，唉！我八九岁时就颇有见识，能够作文，乡里错误地指认为奇才。如今三十一岁了，不能在此时光显扬宏大的事业，为国家办成一件事，反而跟随队伍进入南宫，厕身于刚脱布衣者的末列，我自己也曾惭愧怨恨。我精力疲倦、精神困乏，有时眼睛连红紫都分辨不清，耳朵也听不明白音调和义理，随口应答，健忘得像老年人，却自己不知道原因。只是想到如今圣主登极，天下一统，即使有奇才，又怎么能够自行显露呢？这正是司马相如、扬雄所谓的：仪、秦那样的辩士无处施展辩才，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难以施展勇力。所以像文子年少时就能驾驭铠甲战车，甘罗十二岁凭轼出使而使赵国屈服，张良年少时便报答韩国，仲华十九岁就成为辅佐天命的大臣。古代英明贤哲并不少，假如他们都同时生在这个时代，也不过从事整理衣襟、击鼓治学的事业罢了，哪里能立即奋飞到青云之上呢？我的文章不能猎取上等名次，名声不能横行四海，那么被各位左右轻视并斥退，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也因此心情放荡而困于自我哀伤，常常担心终身毫无建树，自己沉沦于末流。我姑且再筹划此事。我居住在宛、汝之间，当地子弟大多喜好打猎。我到猎户家去，看到一只名鹰尚未出猎时，金色的眼睛凝定，云一般的翅膀下垂，羽毛脱落，悠然如同野鸭，徘徊在系着箭镞的地方，仿佛病得将死。给它吃翠鸟的肉，它也不满足；给它喝鸟梅的汁液，它也不觉得甘美。一旦解开鞴具飞起，乘着疾风上升，振翅翱翔于青天，它的神采俊逸便没有谁能抵挡。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大鹏也要避让，孔雀和鸾鸟也会惊飞，野外没有狐狸兔子的踪迹，树林里缺少燕雀的羽毛。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才力得到释放，精气光彩涌现出来。凭我不肖的资质，假如有幸蒙您收纳并加以教导，我也应当有鸾凤朝阳的志向，难道肯拿一只名鹰来自比吗？如果您始终不加爱护而让它前进，我听说有志之士不违背本心来求取禄位，刚烈之士也不忍受辱而丧失名节。高飞的大雁因为空中受伤，弓弦一响便横穿云幕；神骏的马因空虚而惊，鞭子一打便消失了身影。昆仑山如今在九州之外，五岳之巅，也有无数地方可以让旷达之士寄托精神、安顿足迹。我难道肯始终违背您门下的条约，玷污官印和绶带吗？我这个狂妄愚昧的人恭敬地写下这封通记，信外附有《孤鹤赋》一篇，一并表达我的志意。您阅读文章后是喜是怒，惟望裁察。给张吴县的信【皇甫濂】

译我没有什么才德，隐迹山林沟壑，从来不轻易到官府拜访。昨天从京师回来，仰慕您的美好政绩，便前去通报拜谒；接着又承蒙您屈尊来访，我没有因为闭门自守而失去倾盖相交的欢会。近来听说您的身体违和，卧病在斋舍，吴地百姓背负着干枯的禾苗，没有地方申诉，憔悴困顿，在道路上哀号。您若不勉强起身，拿什么来安慰他们呢？何况今年的旱灾不同于往年，赤魃造成灾害，荧惑星出现异象，红光夜间照耀，热风白天呼号，烈日烤石、熔化金属，忽然已经历时三个月；河水干涸而不流动，井中只有泥，没有鸟兽来饮，七十岁的老人连眼前的东西也看不见。我私下想到，您自从到任以来，削除苛法，施布仁恩，洞察百姓的各种情状，恩泽润及万物，道德教化大为推行，民心确实和洽。灾祥却没有按时出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夏桀暴虐，灾祸延及有商；刘英遭受冤屈，忧患牵连楚国的宰相。上天积累灾害已经很久，百姓的怨恨毒害也已经深重了。然而还幸好灾祸降临在您身上，这是上天没有立即把百姓弃置于死亡之中的缘故。为什么呢？您的德行存在于百姓心中，百姓所拥护的人，上天一定会享受他的祭祀；人们所归附的人，神明一定会听从。您若能勉强起身替百姓祈祷，又有什么感应不能通达、什么请求不能实现呢？大雩之礼，有撰写《神农书》的人已经详细说明了；参照《穀梁传》的论述和董仲舒已经实行过的办法，恐怕没有不应验的。吴地有白龙之神，记载在祀典中。凡是祭祀，守令都必须亲自到它的祠庙，后来竟派代理官员前往，甚至使用吏胥，难道不是太亵渎了吗？王淯南任职时旱灾严重，亲自前往祭祀，看到祠宇倾塌破败，便祷告说：“等雨降下之后，我就修葺它。”他刚转车回来，龙便出现了，进入城郭而大雨滂沱。淯南升迁离任，祠庙仍然像从前一样。人如果不取信于神明，怎么会有感应呢？胡可泉到任时正遇旱灾，便命有司大略仿照神农祈雨之法，制作龙形，建祠呼请；亲自率领吏民步行到坛社祭祀，一时家家设置祭案，摆上水罂和蜥蜴，儿童举旗、点灯、焚香，歌呼之声充满四方，随即应时降雨，跟随车驾而来。如今一个屠宰官都不能裁断，官吏又怎么会对神明虔诚呢？我又听说郡守有忧虑旱灾、为民祈雨的诚意，按照您的意见讨论救灾的政务。我冒昧地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释放囚犯更大的；其次是缓刑，再其次是免除拖欠，再其次是放宽禁令，再其次是劝导富户分财，再其次是防止盗贼。六项都办到，或许才能镇抚百姓。吴地自从南岷公任郡守以来，诉讼文书纷纷积累，双方当事人被拘来，鞭打后关押，过了很久、历经多年也不再审讯；监狱之中锁着的人成群，府治门前戴着刑具的人如同集市，郁结之气不得泄出，疫病蔓延而不止。京房说：“案件归入狱中而不能得到解决，这叫作追究过错。”南岷公虽然离任了，但他的弊政仍然存在，所以说没有什么比释放囚犯更重要。司法官执法不公平，常常迎合上意，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因此真情和伪情不能正常显露。有的人内心明明无罪，却受到上刑；有的人不合道理，却得到平反。近来竟在赤日之下押解囚犯、施行刑罚，即使罪过在不可赦免，也足以触犯上天的和气。传记说：“刑罚妄加，群阴不能附着，于是阳气过盛而形成持续的晴阳天气，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说，缓刑是第二件要务。从前催征赋税没有章法，遗留下来的拖欠和积负已经有十多年；肃斋在郡中遇到荒歉时所停征的税额，全都按亩计算登记，司徒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旦征收，百姓的力量就耗尽了。正遇上这种灾害，早晚都不能供应自己，哪里还有空闲治理汲水灌田的桔槔呢？怨恨诽谤之气从歌谣中发出，正所谓蝉鸣蛙噪、沸汤般嘈杂，虚妄喧哗积成混乱，过失在于做得太过。所以说，免除拖欠是第三件要务。吴人喜欢借贷，富人得利在于收取利息，所以常常借出而不吝惜；穷人得利在于得到周济，所以即使加倍偿还也不觉得困难。挑担子的孩子，得到百钱的资本就可以供给饭食；耕田的农夫，则可以解决三个季节的生活依靠。如果从外府借取钱粮，近来私自催逼债务的罪责重于贪赃，强制偿还的命令严于禁锢。百姓只顾应付一时的法令，却不知道今天他们嗷嗷无所依靠，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传记说：“号令不顺应人心，它的惩罚就是长期晴热。” 这只是其中一件。所以说，放宽禁令是第四件要务。米价飞涨，居间商人囤积粮食牟利，外郡阻止粮食买入以便自我储备。三宝不能流通，货币不能流转，也因此造成旱灾。吴郡八州，囤粮人家的粮食在仓廪中腐烂变红，积金人家的钱币在袋囊中朽坏。若真能以仁爱怀柔他们，以诚信晓示他们，拿出十分之三四的粮食，分给牙侩，在乡里平价出售并收回本钱；向年老者和艾草般老弱的人征集钱财，疏通远近商业往来并归还本金。官吏只负责收取并再归还给原主，使富人的财产不损失一丝一毫，而贫民得到的好处岂止千万。所以说，劝导富户分财是第五件要务。旱灾伤害各种谷物，就会出现盗贼；上下都忧虑，这是最严重的忧患。如今白天就有人鞭打小孩、抢夺他们的食物；傍晚又有人遇到妇女便夺取她们的妆饰，盗贼初起的征兆已经显现。小火星不扑灭，必定烧遍原野；细小水流不堵住，终将形成滔天洪水。这也是有司的责任。所以说，防止盗贼是第六件要务。我没有徐孺子的贤能，能够让陈蕃放下榻来相待；也没有樊英的德行，能够救成都的灾害。我之所以为您反复唠叨，是因为认为您懂得我的话。希望您听到我的话后奋然勉强起身。吴地百姓幸运极了，吴地百姓幸运极了。再给李验封伯华的信【袁袠】

译大鹏和小雀所适应的境地不同，这是大小的情性各有分别；泾水和渭水流向不同，这是清浊的道路各自分明。因此巢父以唐尧的征聘为可耻，严光以汉高祖所授的官职为卑下。为什么呢？各自性情所安，本来就不能强行合并。我对于您，从来没有一天的交往根基，却承蒙您屈尊赐书，殷勤地要把三次战败的孟明视收纳进来，为曹刿洗雪长期的耻辱；又想把我这株朽木、这段枯木推荐到清庙广厦之间，您的用意实在深厚，我怎敢不竭尽愚诚，陈述一下自己的愤懑呢？我出身卑贱，五岁诵读《诗》《书》，九岁熟习辞赋。上至三坟五典，下至稗官野史，也曾涉猎其范围，采撷其中精华。只是家中没有一担粮食，屋里空得像悬挂的磬；既有司马相如那样的病，又加上原思那样的贫困，谋求糊口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学习经义，白天诵读应试的帖括文，晚上阅览古文。吃豆羹喝清水，以竹席和瓢饮自得其乐。幸而得以在有司那里登记姓名，和众多士人接踵而行，自以为能够扶摇直上赤霄，一日千里。编纂言论，就想穷尽天人之间的奥秘；建立功业，就想施展霸王的谋略。高谈阔论，放眼四顾，再也没有什么顾忌。又因为本性疏阔迂拙，加上简慢懒散，穿着宽大的深衣、衣襟低垂，不合当时的服制。虚名没有益处，诽谤和嫉妒横行。因此大学士张公孚敬、桂公蕚都想同我结交，我却完全不与他们往来。远则希望效法长孺轻蔑卫青，近则以李彖疏远国忠为鉴，因此触怒他们、积下怨恨，彼此咬牙切齿、反目成仇。但我傲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即使九死也不后悔。等到武库发生火灾，谗言先传入宫中，我被械系在请室，狱卒和校尉将我捆缚，呼喊声震动大地，遭受数百下拷打。从夏天一直到秋天，黑色的锁链层层缠绕，我坐卧在圆形狱场之上，阴霾蔽日，白昼如同昏暗，看不见日月星辰。生命危如草上的露水，呼天无门。幸而圣上施恩，宽大赦免了我的大罪，把我流放到越地。后来遇到雷雨大赦，才得以回归故乡。闭门谢绝宾客，屏居荒野，四周只有萧然的陋室，和仲蔚相似。薄田一百亩，足以备办稠粥；亲自拿着钱镈耕作，忘记劳作的辛苦。惭愧没有井丹的高洁，却私下仰慕徐穉凭劳动供养自己的生活。桔槔放在门边，蓑衣斗笠置于堂中。在于陵虽然居处简陋，却不向别人求取什么。有空便到水边洗脚，抱着水瓮灌园；在芳草间钓小鲤鱼，在草木丛中射取花纹野鸡。一壶浊酒，昏然喝醉。诵读季伦的《思归引》，推究仲长统《乐志论》的意思。披头散发，箕踞而坐，任从自己的爱好，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从前东方朔说过：“筑土为屋，编蓬为门，在其中弹琴，歌咏先生遗留下来的风范，也就可以快乐而忘却死亡了。” 这话说得真好，我还希求什么呢？唉，士人安往而不能处于贫贱呢？世人不了解我也就罢了，我又怎么能随着时势浮沉，取悦当世，局促得像车辕下的小马驹，拘谨得像裤裆里的虱子呢？给大司马增城湛公的信【袁袠】我听说：根据才能安排官职，是天子的事务；陈述自己的力量、就任职位，是众官的职责。因此《诗经》有《伐檀》讥刺尸位素餐，《易经》有渐卦关于安定渐进的训诫。窃取俸禄、占据职位，即使下级官员也不可以，何况是论说道理、代行君职、统率六军、安定国家的人呢？孔子说：“所谓大臣，是用道义侍奉君主，不能这样做时就辞职。”您是当今的大臣，道德为皇帝所知，声名也为士人所称道。如今正位居司马，掌管旧都，所应当做的，是弘扬文教，整饬军备，在履霜之初消除祸患，像磐石一样巩固皇室的基业。这是您的职责。近来，我的兄长因为上表揭发不肯阿附贵戚，得罪魏公，两次遭受杖打，又被加以弹劾；对方罗织深文巧法，搜取各种罪状。天子震怒，把他交给司法官，祸患将不可测。唉，实在可怕啊！中山王的功勋，即使英布、卫青也不能相比，韩信、彭越也不能比拟。因此活着享受茅土分封，死后把名字写在丹青盟誓中，子子孙孙，连续不断地继承。国家报答功臣的典章，也并不薄。假如能够怀有满盈将溢的恐惧，戒除骄奢的萌芽，看见夕阳西斜便心生畏惧，寻找覆车而知道鉴戒，又怎么会有危险溢出的忧患呢？魏国的元勋之后，却只是一个七品兵马官。以卑贱的官职去抗拒元勋的后代，这同奋起螳臂抵挡车轮、累叠九个鸡蛋承受千钧重物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官职有尊卑，尽忠却相同；俸禄有厚薄，尽职却一样。因此忠臣敢于触犯君主的逆鳞来奉献节操，志士敢于踩着虎尾来接受使命。又怎么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呢？我虽然不肖，但也曾粗略阅览古今大势。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难道能说他们没有功勋吗？梁冀、窦宪被诛杀，实在是由于不能收敛自己。周勃安定汉室，诛杀吕氏之后遭遇变故，名籍被系入缧绁，还叹息狱吏地位尊贵，几乎陷入虎口。霍光拥立昭帝，又立宣帝，成为汉代的伊尹，显扬如大禹般的功业；后来阴谋不轨，最终遭受灭族。这些都是古事的明确验证。到了本朝，英勇如凉国公、功劳如武清侯，一旦稍有反逆的苗头，立即遭到参劾诛夷。能不害怕吗？能不害怕吗？今天的天子明察如日月星辰，威势如雷电。即使宦官和妇寺，也只敢侧身听命；即便功勋、爵位写入国家典章，难道可以不自行保全，而屡屡希求侥幸吗？我袁袠是天子旧日的法官，读书读律，已经很多年了。从未听说京朝官可以亲自加以杖打。禁止将来祸乱的训诫，不能任其渐渐滋长。如果连这件事都不说，还要那位相公有什么用呢？贾谊说过：“士人可以杀死，却不可以侮辱。”京城任职的官员如果触犯法律，必须奉圣旨审问，然后才加刑。这正是用来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心、尊重朝廷体统的。威严显赫的王法，应当像金玉一样坚固不变。那是什么人，竟敢擅自改变法令制度？又听说：猛兽在山中，藜藿就无人采食；明亮的太阳高悬中天，魑魅便退避潜伏。因此，淮南王刘安在汲黯面前停止了谋划，王氏在鲍宣面前收敛了手脚。那些神色严正、敢于直言的人，本来就是权贵们听到名声便畏惧屏息的人。如今威权和恩宠日渐衰落，行事肆无忌惮，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了。我因事势紧急，冒昧陈述此事。伏望您怜悯我的狂妄愚昧，特赐裁处。幸甚！幸甚！《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九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五 《与吕侍御书》【明·王维桢】

译鄙人仰慕沃州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如今竟能见到沃州本人，私下认为您的议论，以及您处理政务、调节宽严的方略，都务实而不浮华，简明而易于施行，能够建立功绩。由此才知道，沃州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大儒，也是文章之道的巨擘。当今学者夸夸其谈却没有实际验证，好比画饼、胶舟，不能用于实际。俗士见他们这样，便指责诋毁他们；世人忌讳谈论学问，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谈论学问就像问路，最可贵的是能够不厌其烦地践行并走到目的地。当今交游之中，像赵大洲这样的人，自我树立得很高，差不多可以接近道了；又如敖子，沉毅深沉而少言，像重重深海、幽深山谷一样，没有珍奇之物不聚集其中。鄙人尤其私下切切敬重他们，只恨自己的天资不像他们，不能赶上敖子。所以敖子实在有宏大的才华和绝伦的技艺，却始终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今人们称敖子为笃厚君子，却不知道他本来也是有才略的士人、翰卿。鄙人在同辈中自称最为低下，但还能仰慕贤哲，希望有所建树。即使已经出仕，也想到世间不能没有有才华的士大夫；然而有才华的士大夫处世不合、屡遭龃龉的，十人中有九人，这其中的缘故实在难以说清。如今鄙人已经回来，敖君、赵君二位又同您时常出入交游；他们所陈述的意见彼此参照，向上符合先王之道，近来又能振救时局的艰难，坐在席间听来令人畅快，走出门去便可以实行。如果只是迎合俗士、曲意求取他们的指点，又怎能得到真正的学问呢？自从圣人去世，道术散见于各部书中；求道却不读书，就像进入黑屋子辨别颜色一样。我年纪已经超过壮年，距离大道却越发迷惘，反省自己不肯学习，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打算退居岩谷之间，搜集查考往代典籍，探究世事，寻求所谓能够取信于古人、振兴当今的方法；即使不能和当时的俊彦比肩，也希望俯仰天地之间时不会感到惭愧罢了。我又私下担心五斗米的生活所迫，重新走上做官的道路，那么这些话就会成为空车，没有实际内容了。唉，白日容易转为黄昏，流逝的水波难以返回；四十岁还没有声名，圣人也不会因此畏惧。沃州想必早已为我忧虑这件事了。幸望珍惜光阴，各自谋求美好的声名，不再一一倾诉我的深情。《答韩苑洛先生书》【王维桢】从洛水向南走，渡过渭水，抵达华山之下。人们说有百里路，但道路经过遥远荒野，骑快马也要走完一整天才能到达所住之处，这哪里只是百里呢？老先生您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屈尊问候我的寒舍，这份感激远超过平常的情分。况且正值冬末严寒，冰河雪路；这种天气，即使住在厅堂帷帐之中，仍会受到寒气侵袭，何况还要外出呢？使者来问候，得知您回到住处平安无恙，我的心这才开始宽慰。承蒙来信教我南行，我暂且停留没有出发，说是因为要等候亲友。只是老先生您身负深重的忧痛，使我也分担了忧国之念。维桢作为国家的典范和法则，对此忧虑也同样深切。如今国家的大计，没有比防御敌人、整治军备更重大的了。只是防备敌人的人多，真正攻击敌人的人少；整治军队的人多，真正懂得用兵的人少。把这两个“多”和两个“少”合在一起，于是敌人无论小规模入侵还是大举进犯，都狂奔而来，毫无顾忌，向南践踏太原，向西掠夺华池，惨毒恶行积累深重，哪里忍心说下去呢？执政大臣如果能谋划国家的大事，就一定会入朝禀告天子，下诏请老先生回来，授予您大司马的尊号，让您担任此职；这样坐等便可看见成功。这不是私下的揣想和谀颂。天下确实广大，人才确实众多，但按人数考察，能与老先生相等的有几个呢？维桢计划在正月下旬出发，只是屡次占卜又屡次改变计划，留恋慈母，心中牵挂而不能割舍；难道离开父母和故国，本来就应当如此吗？我自知见识浅陋，即使列入官班，也绝不会有丝毫补益，只希望最终接受教诲，不至于给乡国留下太大的羞耻。至盼至盼，日后再叙。《答张太谷书》【王维桢】张生回来后把情况全部告诉了我。您爱屋及乌般的眷顾，使我感动不已。北行的事情一再耽搁，离开故乡竟这样艰难！何况肩背又患病，连续几个月还没有痊愈，怎么是好？如今勉强想要出门，想到下个月中旬就要错过约期。吾兄在斗城之阴修养性情，忽然又蓄积起探求真理的志向，由此更加勤勉。行路之人实在赞叹羡慕。承赐《蒙溪翁集》，我读了两遍。此前已经得到《少华翁集》，近来又把两集合起来重读，才知道它们都婉丽秀俊。它们与《太微翁集》各自建立了不同的门径，如果要说能够名扬一世并传之后世的作品，那么三者其实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接续钱郎的步伐，合于阴何的成就了！维桢才性驽钝，少有兼收并蓄和幽微探究的能力。然而私下观察前代作者的作品，大多不是只从形迹上搜求、模拟形象，而必定积累思考达数年之久，既已领会其中的意趣精神，然后才写成文章。本朝作者中，空同老翁可以说是圣手，即使大复也还要退避几舍。大概空同有精神交会、无所不通的功用，也有精纯不杂的体格。读他一篇诗，可以看见一件事的始末；虽然纵横奇正并不拘于一种裁制，但纯粹美好却是相同的。珩、琚、璜、璫形状各不相同，但温润坚实却是相同的。至于倒插、顿挫的写法，自从少陵善于运用以后，只有空同一人真正掌握。学者没有见到他的伟大，便胡乱肆意丑诋，认为空同只是掠取古人的美处来做市场交易，把他比作剽窃者。唉！空同才华丰富，具有神妙的理解力，能够自立为古。假如他和李白、杜甫两位豪杰同时生在一个时代，那么两位豪杰一定会约为空同的兄弟，补足他所未达到的地方，增加他所未能做到的地方。所以官府库藏丢失了金钱，不能因此怀疑他就是陶朱公；良马并足而立，也不能说它们彼此完全相像。空同如果生在李白、杜甫之前，不是成为李白，便会成为杜甫；如果生在李白、杜甫之后，即使出生，仍然必定成为空同。怎么能说他是在掠取李白、杜甫的美处呢？我正匆匆收拾行李，读到文章有所触动，便写下这几句话；只恨不能和您朝夕相处，尽情讨论、考订是非。纸上所说不多，往后再详细陈述。《答许少华书》【王维桢】

译从前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用事物作比喻来表达志意，含蓄而言辞微妙，感情悲伤而旨意沉痛。只是信发出之后没有知音读者，我读了不禁长叹。君子的行为各不相同，但志向各有所寄托：陶渊明寄托于酒，阮籍寄托于琴，嵇康寄托于打铁，王氏沉溺于声乐，谢氏游览山水。人们固然显得放浪形骸、简略礼法了。这几位君子，都是当时所谓的贤者豪杰。他们当初难道不想保持谨慎端正的操守，成为有用于世的人吗？只是时势有不可为之处，于是退而寄托于这些事物。因此，琴、酒、打铁、声乐、山水这六种事物，都是几位君子的寄托，其感情由此显得深远。唯独您在壮年时便树立了高尚的志向，洁白无瑕而不被污染，谨慎修养而不懈怠。那时您自以为能够像曾参那样不杀害慈母，相信萧何、曹参、丙吉、魏相那样的功业可以凭力量取得。这样的志向难道不坚贞牢固吗？不久却遭到苍蝇肆意玷污、黄金遭受销蚀，于是使韩非陷于孤愤，使殷浩对着空中写字，使李广栖身南山，使楚平王流窜泽畔；各种美德都不被记录，只因一项过失便遭放逐，这实在可悲。孔子说：“逃避世事而不被人知，却不因此悔恨，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然说到悔恨，贤人尚且不能免除。于是处境不同，志向便迁移；形势受阻，感情便郁结，所以暂且亲近异物，借此排遣胸怀，以免发出忧生之叹。也像陶渊明的酒、阮籍的琴、嵇康的打铁、王氏的声乐、谢氏的山水一样，都是寄托，只是懂得其中意义的人很少。如今谋划国家事务的人，不致力于彰明志向、怜惜人才、救济时局、解除祸患，反而专门搜寻细小的疤痕，挑剔微不足道的朽坏，于是使完整的璧玉受到怀疑，使合抱的大树遭到排斥，您因此不能奋发施展。我为此长叹，正是这个缘故。强敌屡屡侵害边境，执事者讲习武备、选拔人才，忧虑得极为恳切。然而今天任用一个人，不能立即除掉他；明天又任用一个人，仍然不能立即除掉他，官员频繁更换而功绩毁坏，祸患逐渐加深却没有人挽救，究竟该用什么药呢？任用的人不是人才，人才又没有被任用；被任用的人只会装饰名声，而任用他的人只是听信名声罢了。从前我在朝廷士大夫之间谈论真正的人才，确实有三五人能够剖析疑难、解决纷争；听者却不免认为我是在偏爱同乡，一个个面露惊色而心中不悦，因为受到了谗言的迷惑。我已经五六年没有见到您了，听说您以前曾患过一次病，病愈后便完全谢绝各种牵累和积习，真正恢复到本来的状态，如今容貌头发都光彩焕发，身体很好。我想，也许是上天保佑国家，所以暗中引导您的内心，帮助您调养精气，准备像这样任用您；您在家只住了八个月，部里的文书便催促您回来，使您不能长久卧居山野。因此我不能骑马到曲江岸边和冈地之间，攀接您的容颜，以慰藉往日的情谊，只能姑且写下这番诚挚的话，作为答复您美好的问候。见到太华公，请替我转达；维桢拳拳之心如此。《与杨南涧总制书》【王维桢】丁未年春天，有幸在蒲地拜见您，到现在又过了三年。岁月流逝，而传闻说您的身体精力仍然像从前一样强健，一点也没有衰损。上天保佑，国家才因此仍能安养老成之人，并在需要时任用他们。近来南京兵部尚书职位空缺，有司以您的姓名上奏请求任用，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可以，只好由别人代替。士人舆论认为，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被弃置在草野，所以才显得缺乏。我听到这话，暗自又叹息天下的事务极其繁多，一个人不能样样擅长，必定有所偏长。可是如今的士人，人人都自以为贤，事事都认为自己具备，几乎没有反躬自省、谦让能人的风气。这样一来，老成慎重的人才便被埋没而不被发现，甘愿朽没而默默无闻。近来韩苑洛公辞官归乡，人们惋惜他离去的十人有九个；唯独维桢认为韩公归去是适宜的。人才接受考验，就像宝物等待出售；既然卖不出好价钱，便长期暴露在外面，引起旁观者觊觎，那么就应当把它收入匣中保存。韩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总是掉头离去而不顾，可以说是近来少见的最高明、最勇敢的人了。您居住在山河之间，享受百年闲适的游乐，整天张口欢笑。即使裴公的绿野堂、白居易的香山，其风度气概又有多少能与您相比呢？维桢是华下人，谁知道我对您十分仰慕；我常说，君子如果已经在世上建立功勋声名，那么安然享受到终老也就可以了。《答余文献书》【王维桢】

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共收到您两封美好的书信。亲手读来，信中的意旨和格调，都有超越古人、绝尘而出的气势。如今修习辞章的人充满天下，如果拿他们来同九崖相比，能够使九崖屈居其下的也不过三四人。然而您信中所谈到的我，并不符合我的真实心情。俗话说：了解面貌容易，了解内心困难。确实如此！我是关西人，自古以来，关中所产生的兼具各种才干和最高智慧的人，寥寥可数；至于只擅长一方面的贤人，却多得数不清。所谓兼材之人，同他讲解经书、考究义理，他能广泛引证而归结到简要之处；同他执笔作文，他能写得宏大深邃而幽奥流畅；让他应对世事、施展才用，他安排处置都切中要害，十次尝试十次成功；让他披甲上阵，他有控制驾驭军队的方法，士卒愿意拼死用力抵御外患；同他评定古今人物品第，他能排列高下，足以使死者魂魄惊动、生者精神振奋；同他讨论各地疆域山川险要、风俗变化、政教措施是否适宜，以及天象纬度、风角占候、妖祥灾异的缘故，他样样都能切合实际，没有差错。以上几方面，我不能全部擅长；即使偶尔有一方面有所收获，在关中士人中像我这样的人也多得数不清。兼材的人，就像大将；偏长一能的人，就像偏将。因此大将执掌斧钺，偏将分掌军旗，各自审察自己的长处。古代把高爵位授予兼材之人，以便安置那些只擅长一方面的人。偏能之人也不敢妄自越级求取高爵，因为相信自己所具备的才能。五味各有一种偏好，五色各有一种光彩，各种人才各有适宜的位置，道理是相同的。我私下反省自己，所具备的才能同所承担的职责相距极远。我所承担的是笔札的劳役、辞章的事务。然而这并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事。必须像仓库一样广泛积蓄，像登高一样高远观察，遵守法度如同绘画有规矩，心思圆转如弹丸，才智果断如弩箭，精神变化通达如云烟，禽鸟游鱼的离合、隐现都不可测度，然后才能执笔登坛，使千夫退避。我在词垣任职十六年，始终没有攻入这层境界，也没有寻得这种才能，偶尔写一篇记述山民举竿、野外争斗的文字罢了，那不是大将的法度。所以说，所具备的才能同所承担的职责相背。我若有一种才能有所收获，那就是应对世事、施展才用了。承担职责的人既不是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又不能施展才用，于是只能偷取良驹大庾的名位，同鼫鼠为伍，我对此十分惭愧。施展才用并不是难事，根本在于竭尽自己的心力。那种射石而使箭羽没入石中、挥戈而使光芒回转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奇异之事，而是竭尽心力所产生的功效。我已经老了，头发有一半变白，只有这颗心仍然赤诚。如果有人能够体察我的才干，把我现在的职责换成与才能相称的职位，分布到各个职位上，授予我职权，责成我考核计算，让我凭言论请求试用，按年考察实际成效，那么我虽然确实驽钝低下，也将披沥肝胆、断筋竭力地去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如果这样，我就会惭愧退下，精神安宁，恭敬退避，身体也感到畅快了。然而这种志向又难以对别人说，只能默默局促地终日独处。一天闭门不出，忽然同王生交谈，于是依次谈到了这些事情。我磨破嘴唇来为自己申明，剖开心肠来显露真情。王生认为我说得对，您从王生那里听到了这些话，却唯独不赞同。您纵横辩论、讽刺劝诫，洋洋洒洒说了千百句话，最后归结到劝善止恶。您说：“古代有人终身身处朝廷，却心冷如冰，难道认为我有热衷于仕途的念头吗？这不算是了解我。我从束发读书起，读到孟子关于守志养气的言论，就总是把它作为目标来遵守。后来有幸取得出身，进入金闺，忝列玉府的官班，也从未改变过。如今所惭愧的是，才能不能与所授职位相称，职位也不能衡量才能，所以时时想着请求职务来施展才用，希望能够有一次真正的作为，以报答天子。至于寒暑冷暖，谁会去计较呢？富贵丰厚、豪华奢侈，是灾祸的聚集之处；仗势逼迫、凭威势喝斥，是祸患的门户。我哪里会有这样的心思？本来没有别的心意，却反而招来猜疑和非议。现在我回转心意、恢复本初，守住原来的操守，感谢九崖的劝告。” 《驳乔三石论文书》【王维桢】我所撰写的文章，私下知道自己浅陋；拿来同别人相比，大多只是当面欺谩，所以把它投给您，实在是希望您能够指点迷津、启发昏昧，使它不违背应当达到的方向。可是如今您称许并加给我的东西，有一样并不是我所有的才能，也不符合我最初请求您纠正的意思，与其他当面欺谩我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您自己认为已经替我作了定论，也不能使我信服。为什么呢？如今天下的文人学士，文雅地兴盛起来了；他们模拟史迁文章的作者多得数不清，往往抄袭格调、沿用辞藻，就像临摹画稿、摹写法帖一样，只求有一丝相似、半体相同，便以为奇绝，却从未蜕去旧有的躯壳，自己标立独特的形神。您的信中称许我说：“只取它的旨意，不袭用它的形迹，这是神化的道路。”我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您却胡乱把这话加在我身上呢？文章的体裁有两种，叙述事实和发表议论，各不相混，这大概人人都能说。然而这只是宋人创立的说法；宋代真德秀读古人的文章，列举自己所见，把文章分成两条道路。文章体裁的区别，古代确实有，但本来就有不能分开区别的，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孙弘、郑庄等人的传记，以及《儒林》等序文，这些都是既叙述事实，又阐发其中的意义。从文辞的辨析来看，可以把它看作议论；从事实的完备来看，可以把它看作叙事。文章的变化离合不可一概命名，犹如龙腾虎跃不可用缰绳锁住。文章到了这种境界，即使司马迁的史传也不全都能做到，您却也取法于此，还怎么能轻易对我下评论呢？晋代刘勰谈论文体已经很完备了，其中条目里的“镕裁”，正是说的这种情况。金和锡不调和，就不能铸成器物；事实和辞语不能融会，也不能成为文章，道理是一样的。文章既然如此难以言说，我哪里能够达到呢？近来诵读浏览您的大作数篇，总的说来整饬雅正、完整严密；当初谋划构思、安排布置，一定耗费了很多心力。于是拿它同司马迁的史传比较，司马迁的文章显得疏放质朴而矫健，门径虽然不同，但精要奥妙是相同的。我推究思考司马迁的史传已经多年，却仍然没有彻底领会：有时从根本写到末端，有时把末端提起以接续前面的颠倒次序，有时牵连条目而简要叙说，有时一篇传记叙写数件事情，有时从中间发端，有时从旁边切入；意念到了笔就跟随，思绪有余而语言便停止。凡是这类情况，不能一一列举，我始终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如今看到您的文章也是这样，那么作者自有自己的命意和风格即可，何必一定要同古人相同呢？况且您年轻时就喜爱学习古文辞，到如今还说自己没有学成；而我学习得又最晚，加上性情资质和学识都远不及上等人才，哪里能够有所成就呢？唉，算了吧！起初计划出城，想找机会说上一句话；后来又因游山观赏而耽误了。可是内心反复思量，幸而承蒙您来信指教，姑且写这些话作为答复。自从游山回来，事情便多了起来。世俗事务使我不能再前往相别，倘若您挂念我，请不要吝惜继续来信。《与徐御史书》【王维桢】

译使者把书信和故人赠送寄来的两封信一并送到，我已经全部收到了。此前您奉命出巡，过了好几天我才听说您已经出发，没能到府上送行，回来后当在郊外设法迎接您。瞿君的信说：“客人从南方来，总说您立身处世太过严峻，不愿同人亲近，而且身在那个地方，怎么可以这样呢？”瞿君和我有骨肉般的情谊，竟这样责备我；但我实在不敢如此。只是我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名声，有四个原因：我天性直率鲁莽，遇到别人不能同我相处，又不善于虚浮地亲近奉承，于是便同他疏远，这是第一点；我平生从不颠倒心意、反转舌头，扰乱是非、混淆曲直；见到有人扰乱是非、混淆曲直，就竭力争辩，因为我认为邪恶的言论如果不制止，国家的是非标准就不能确定，这是第二点；各种所作所为如果不是自己甘心愿意的，过去有时也会一时随声附和，但最终总会作出擦拭眉头的样子；古人关于直弦曲钩的告诫，我也曾想到，只是最终不能忍耐，这是第三点；我曾见到贤士大夫便心生羡慕，即使那个人不过如此，我也必定登门请教办事；然而有的去拜访、有的不去拜访，猜疑和怨恨便产生了，这是第四点。这四点都是我的缺点，我自己不能隐瞒。至于说我处身严峻、与万物隔绝，专门做一切峭拔孤高的事情，那是凿坏而居的迂腐士人、割断席子而坐的狭隘客人，我哪里敢同他们相比呢？您同瞿君结为姻亲、缔结交好，瞿君既然已经剖心责备我，想来您一定听说了这些话；我也不能始终默默不言。鄙人是关中人，关中前辈中曾游学翰林的，如武功康公、〔字形残缺〕杜王公，都是异乎常人、特别杰出的人才，却都一出门便遭受挫折，从最初的官职起便没有升迁，最终老死在山林洞穴之中。拿我同二公相比，就像赶着跛驴追逐良马，差距实在太远；我哪里有跻身千里马行列的希望呢？瞿君担心他的座主不能随和处世，害怕牵连到失败的人；至于我，私下考虑却已经很明白了。人生虽然以百岁为期限，但能活到期限的人很少。我今年四十七岁了，光阴如奔马般飞逝，剩下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即使让我改变心意、改变面貌，去追逐世俗之人，我恐怕到老也不懂世事，最终留下扬雄所讥刺的笑柄。何况把横木矫正成车轮、把车底反过来做车盖，最终难道能够做到吗？也不过是守住旧有的样子罢了。而且我本来就想离去，并不是借此托词想逃避尘世。想到老母亲既然不能忍受远游，便回到乡里居住，而我却羁留在这里；我既少有兄弟相伴，又没有子息，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如今却被分成两处，内心怎么承受得了？世上从来没有离弃骨肉、追逐一个官职的荣耀，却还能称作人的道理。所以我常常忧郁悲伤，几乎到了生病的地步，过些时候便要上门拜见，陈述请求，依偎在老母亲身旁，以完成奉养她、让她吃粗粮饮清水的愿望。古人说过：“这并不是彼此相恶，只有一死才会结束。”当时并非没有早早看出问题，只是请求离去最终掉进了陷阱。司马迁说“不是不能把游说的困难说得很详尽，而是不能使自己脱身”，大概正是在讥刺这种人。这确实是万世困厄之士永远的鉴戒啊！如今我在南方住了很久，幸而更加详细地听说您的贤明，我本来应当早晚拜见您，却反而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次，只是因为顾忌形迹、礼数有所不足罢了。心中有许多话如同大海一般，想要前去倾诉，却不能如愿。什么时候才能回车相见呢？远望等待，远望等待。《答姜佥事书》【王维桢】

译自从我进入南方，客人称赞您贤能的，大约有上百人，但当时还没有得到验证。住了不久，海盗来到，各处大城危急，小城陷落，没有一处不得意。然而唯独海盐县完整无损。问海盐能够保全的原因，原来是您在城中运筹帷幄，又有汤参将与您合力奋战，登城拒守。海盗曾三次包围海盐，每次都厚集兵力，层层围困，决心一定攻下，但最终连高墙上的一只隼鸟也没有射中，这就显明了您的智谋、策略和勇力。假如其他城池都能这样，贼军的锋芒必定受挫而逃。海盗见其他城池全都软弱，不敢同他们交战，唯独海盐强硬，因此屡次前来图谋伤害它。奉常郑公是海盐人，把这件事向我说得非常详细，所以我相信从前客人称赞您的话，果然有今天的事实验证，并不是虚妄之言。当初海盗侵犯上海时，上海县令怀抱官印逃走，只把县门关上，城中空无一人。县里人见县令逃亡，立即纷纷奔逃，如云雨消散一般。海盗进入后，按照平素听说的情况，把两家大姓的财物全部抢走才离开，杀伤了几百人。不久县令回来，海盗又来了，县令便再次逃亡。海盗经过县门，见仍然关闭、里面无人，才开始撞门进去，放火焚烧县衙，门楼等处全都空了。上海逃亡的百姓刚刚回来，海盗很快又来，来不及躲避的人全都倒在刀锋之下。尸体堆积得高的像丘陵，低的堵塞溪涧，使溪水也不能流动。等到海盗第三次来到时，城中房屋已经空了，海盗举着空袋子离开。海盗三次到上海，每次都得意而归；等到三次到海盐，却都口干唇燥地退回，这就确实说明您的贤能有力量。太仓遭受创伤，发生在上海之后；太仓人把事情向我说起，尤其令人扼腕。正当贼船停泊在海口时，才不过几艘；他们登岸逼近太仓城的，也不到百人。太仓守臣因敌兵突然到来而恐惧，双腿发抖，不能站稳，只好由人扶着登城。守臣从城墙垛口望见贼军锋芒横行，不一会儿竟三次遗矢，身边的人都笑他。有人把事情报告给他，他只是瞪眼看着，嘴巴紧闭，不能说话。过了一会儿稍稍镇定，便又扑打斥骂、施展威风，用来掩饰自己的鄙陋；既然如此，太仓怎么能不残破呢？如今太仓三关都化为灰烬，太仓的村落全成了罗鄷鬼区，都是当初那位遗矢守臣造成的。有人说遗矢的是甲，有人又说是乙，过久以后应当会有真实的归属。那个时候，假如让您守备太仓，恐怕不只是守住海盐而已，您的智谋策略确实不同凡响。如今海盗滞留海上已经三个多月，各位贤能而有力量的人只能据城守卫，保全城池，不使百姓遭受创伤，却还没有一个人能给海盗以实际打击。不能给海盗以打击，有四个原因。军队平时没有训练，将领又不懂兵法，这是第一；我方的人依附海盗，增加海盗的智谋，壮大海盗的胆量，这是第二；巡视宪臣的权力受到拘束，而边疆距离遥远；权力受拘束，便不在统辖范围内的人不听号令；边疆遥远，危急时便不能互相救援，这是第三；封疆之内的士大夫生长在江南，不熟悉军事谋略，却喜欢夸夸其谈、败坏事情；执掌事务的臣子往往被邪说动摇，又害怕日后的祸患，事情一开始便中途停止，这是第四。这四点，就是海盗敢于侵犯、久留横行而无人遏制的原因。依我看今天的形势，参照敌我双方的情况，海盗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任由它停留，最终毫无办法。至于为将来打算，我有三条策略，至于训练士卒、筹算军粮则不在这三条之内。三条策略是：把巡视改为巡抚，在浙江省中部设立巡抚的府署，同时以巡视作为兼带的官衔，并把福建归其统属。既然正式确定巡抚的名分，藩司、按察司等有司都听从他的调度，军饷、民兵都听从他的管理，远征、近发都听从他按照便利条件区分安排，这是第一条。如今上疏请求设置总兵、参将，这已经是对的，但还没有指出总兵建立军门的地点。我认为应当把总兵设置在闽越接壤的地方、海道的要冲；各位参将分别驻扎在海上，分布如群星罗列，遇事会合如同义气相结。一旦有警，就督促军队开往有敌情的方向，由分驻各处的参将出击，贼军怎么能够登岸？然而如果不是大举破敌、经常调动军队、充分伸张军威，就会军吏不整肃、士卒不奋勇，这是第二条。江南法网松弛得特别厉害，做官的人又大多采用宽缓和柔的方式治理，所以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婴儿喜欢胡闹，家中的大人不严厉呵斥就不会停止，何况驾驭百姓呢？如果确实依照军法诛戮不守规矩的百姓，那么谁还会为夷人通报消息、横渡海洋呢？不枉曲三尺法度，务必铲除贪暴的官吏，百姓便会安定；又有谁愿意甘心抛弃产业、变成夷人的同类呢？这是第三条。至于训练士卒、筹算军粮这两件事，当然是要领；既然设立巡抚，巡抚自然会举荐办理；既然设立总兵，总兵自然会举荐办理。这叫作灌溉根部，枝叶自然受到庇护。如今吴越两地的战卒，都是民间喜欢逞强的子弟。他们在市中醉酒呼喊、挥拳显示力量，一见强敌便捧着脑袋逃窜，根本算不上侠客。驱使他们追逐盗贼，只会恰好损害军队、向四方公开显示怯弱，令天下人拍掌讥笑，并不是好办法。近来听说海盗的军队像鸟群一样忽东忽西，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无法加以控制。总的说来，守城才是对的，下令说：一有警报便立即入城收兵自保，距离近的归城，距离远的屯聚结营，只希望不要再造成重大伤亡罢了。如果想要打击贼军，使它们畏惧而不敢再犯，那就留待以后慢慢商议吧。因而想到我领取公家的俸禄将近二十年了，年年守在笔砚之间，没有取得丝毫功绩。如今国家北面受强敌牵制，南面困于蠢笨的倭寇，我却不能实现请缨报国的志愿，充当手执武器的士卒，只能独自空谈，就像孤儿谈论孝道、跛子议论走路；辩说虽然详尽，终究不是自己真正做到的事情。《答敖祭酒书》【王维桢】

译起初收到您在成均的书信，便立即写信上呈，按现在计算，信一定已经送达。但我所陈述的，主旨只是辨别人才、进用贤良、抑制虚伪，以恢复敦本的风气罢了。这虽然是您的长处和应做的事情，但我仍然这样说，是因为败鼓的皮，仓公也不抛弃；药笼中也应该有可用之物。我居住在南方，只是孤独地生活，来往很少，每天只是思念旧日的朋友。正好收到您的书信，您似乎认为我忘记了孤高的操守，更加务求不可屈服的气节；我并不敢这样。我仍然是从前的我，只是在南方不适宜采取这种态度，南方也不适宜我，所以人们便取我的近似之处，给我取名叫作刚强严厉、守持高节。而且我性情鲁直朴拙，天性已经确定；就像我的相貌身材修长、额头宽阔，昂首扬眉、挺胸阔步，都是造化陶铸而成，不能改变。古代拥有仙术的人，能够蜕换人的骨骼，却不能改变人的面貌。即使是学者，也只能顺着人的性情加以引导，顺着人的相似之处使其成就，不能强行把刚强折成柔弱、把阳刚反转为阴柔。如今您责备我不要过高、不要过低，要选择中间的位置居处，这正是忧乐相关的情谊、骨肉般的痛惜，害怕我受到牵累而倒下，所以才这样期望我。我亲手读信，叹息了三次；您是否也曾听说过乡里妇人模仿西施皱眉的故事呢？从前有位女子叫西施，是乡里容貌姣好的人。有一天西施心口疼痛，于是捧着心口皱眉，旁观的人反而更加认为她美丽。乡里的妇人羡慕她，也捧着心口皱眉；家人见了惊诧地说：“这本来是我家的妇人，怎么忽然变成鬼了？”如今如果让我守住平素的本性，不迎合世俗的喜好，却还自称要改变自己，那就会像变成鬼一样，使家人惊骇。我即使死也不顾这些。古人关于直弦曲钩的告诫，明明白白记载在典籍中，历来都有应验，我已经诵读它很久了。华山的岩洞足以安置我的身体，渭水的清流足以让我洗涤冠缨，我最终就托身在那里，以此终了一生。至于那些身居要职、匡正世道、恢复古代风气的事情，自有各位公卿在做。我凭借这一点得以安枕百年，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希望您努力谋划以报效时局，谨慎珍爱光阴。至恳至恳。《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四十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六 《论文书与鹿门》【明·唐顺之】曾经同文章家谈论文章，即使文章的规矩、布局、奇正、转折，自有专门的师法；至于其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却不是洗涤心源、独立于万物之外、具备贯通古今的眼光的人所不能参与的。现在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心地超然，这就是所谓具备千古眼光的人；即使他从未拿过纸笔，也没有苦心学习写文章，只是直接依据胸中的意趣，信手写出，像写家书一样，虽然有时疏略质朴，却完全没有烟火气、酸腐气和习俗积弊，便是宇宙间一种绝好的文字。另一个人仍然是尘世中的人，虽然专心专意学习写文章，对于所谓文章规矩、布局已经完全掌握，但翻来覆去不过是几句老婆子的舌头话；追究他所谓真正的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却完全没有。这样，文章虽然工整，却不免属于下等格调；这就是文章的本色。就拿诗来作比喻，陶彭泽从未比较声律、雕琢字句，只是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的好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色高。自从有诗以来，比较声病、雕琢字句，用心最苦、立论最严的，没有比沈约更甚的；但他苦耗一生精力，使人读他的诗只看见满篇满卷的束缚局促，始终没有说出一两句好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色低。本色低，文章就不能真正工美，何况不是自己的本色呢？况且两汉以后，文章不如古代，难道是它们在所谓规矩、转折的精细程度上完全不如古人吗？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的本色；至于老庄家有老庄家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的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也都有各自的本色。虽然它们所使用的学术各不相同，甚至杂驳，但无不具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因此老家一定不肯抄袭儒家的学说，纵横家一定不肯借用墨家的言论；各自保持自己的本色而立言，所说的正是自己的本色，所以精光贯注其中，言论便得以流传于世。唐宋以后，文人没有不谈性命、谈治道的，满纸光彩炫目，一切都把自己托付于儒家；然而他们平素并没有那样的涵养积聚，也并不真正具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只是抄袭言说的影子，窃取开头、拼接结尾，好比穷人借富人的衣服，庄稼汉装扮成大商人，极力装模作样，丑态全部显露出来。因此精光空虚，他们的言论最终也很快湮没废弃。这样看来，秦汉以前，即使是老、墨、名、法、杂家等学说，仍然能够流传到今天，诸子的书籍就是这样；唐宋以后，虽然到处都在谈性命、谈治道，却也完全没有流传下来。欧阳永叔所见到的唐代四库书目，后来竟没有一部保存下来，就是这个道理。后世文人如果想把立言作为求得不朽的计策，就可以知道应当把心思用在哪里了。《答李中溪书》【唐顺之】

译况且巡抚、巡按的权力，最重要的就在于举荐和弹劾；百官受到劝勉或惩罚，公道能够畅通还是闭塞，也都取决于此。这些事情同巡抚、巡按的举劾关系最为重大。然而如今世上所谓的举劾，我私下觉得很奇怪。我曾经在郎署中任职，也曾经每天听到邸报。有时有人说：“今天某巡抚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便知道其中的情形。有时有人说：“今天某巡按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也知道其中的情形。为什么呢？他所举荐的人，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藩司、按察司或方面大官；他所弹劾的人，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通判、县丞之类的小官。他所举荐的人，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牵连朋党、结联同伍，不达到几十人不会停止；他所弹劾的人，不用问也知道一定冷冷清清，只有三两个人。这样一来，岂不是贤者全都是大官，不贤者全都是小官吗？岂不是贤者很多，不贤者很少吗？假如贤者全都是大官，又假如贤者很多、不贤者很少，那么政事应当平正，诉讼应当得到公断；贿赂不在上层流行，怨毒不在下层积结，天下就可以安然躺卧而太平无事了。然而实际上却不能这样，那么就是大官不可能全都贤能，贤者也不一定很多，而不贤者也不一定很少。大官不一定全都贤能，贤者不一定很多，不贤者也不一定很少；那么那些举荐大官、弹劾小官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大官足以树立恩德，而小官即使使人怨恨也没有妨害吗？又难道不是因为势力弱的人容易欺凌，而根基牢固的人难以拔除吗？他们举荐和弹劾的人数有多有少，难道不是因为厚厚地经营施恩，薄薄地招致怨恨吗？这样一来，人心凭什么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凭什么不被堵塞呢？不过，固然也有藩司、按察司、方面的大官没有被举荐，或者反而被弹劾的。曾经惊讶地询问这些人，原来他们并不是有能力弹劾藩司、按察司和方面大官，也不是这些人果真不贤，而是有的只是意气倔强，不善于曲意媚事；否则就是受到别人的指使，替别人发泄快意和愤怒。也有通判、县丞之类的小官没有被弹劾，或者反而被举荐的。曾经惊讶地询问这些人，原来并不是有能力举荐通判、县丞之类的小官，也不是这些人果真贤能，而是有的援引关系很多，善于钻营，考绩最有力量；否则就是他的亲属或旧交。如此说来，被弹劾的，即使不是小官，也一定是意气倔强的人或替别人发泄愤怒的人；被举荐的，即使不是大官，也一定是援引关系多、善于钻营的人，或者是亲属和旧交。既然这样，人心又凭什么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凭什么不被堵塞呢？由此说来，担任巡抚、巡按的人，本来不应把能够举荐人、弹劾人当作荣耀，而必须把举荐、弹劾不当看作可怕的事情。如今兄长所管辖的地方中，哪些是方面大官，哪些是州县小官？我实在不知道。贤能的人多还是少？不贤的人多还是少？我也实在不知道。那些喜欢多嘴议论的人，也不过是根据平素对每个人的疑虑来说罢了。然而凭兄长志向刚正、见识明达，秉持正道而憎恶邪曲，必定与一般人不同，必能明示劝善惩恶、彰显公道，又哪里需要我的话呢？不过我这样对兄长说，也不是希望兄长不举荐大官、不弹劾小官，也不是希望兄长所举荐的一定少、所弹劾的一定多。大官果真贤能，有人却故意不举荐，也是私心。贤能者果真很多，有人为了避开收受恩惠的名声，反而故意少举荐；不贤者果真很少，有人为了沽取澄清吏治的声誉，反而故意多弹劾，这也都是私心。即便如此，我私下认为不如精细地举荐、谨慎地弹劾，那么被弹劾的人自然少，而被举荐的人也自然不可能太多。有人说：举荐、弹劾都少，那么善行就会有被隐没而不能彰明的，恶行就会有微小而不能屏除的。这话不对。天下处于中等资质的人很多，而最贤能和最不贤能的人都很少。举荐和弹劾之所以超出常规格式，本来就是为了对待最贤能和最不贤能的人。至于小的善行、小的恶行，本来已有考核评语，又何必担心善行不能彰明、恶行不能屏除呢？答翁东厓总制【唐顺之】

译自从乙未年在京师与您告别以来，十多年间，您的施政作为光明磊落，声望日益崇高。您曾经深谋远虑，为天子建立平定南方、交结夷人的功绩；后来又起而承担北伐玁狁的责任。这是天子把方叔、召虎那样的重任托付给您，而您也能以方叔、召虎自任。三晋接连遭受强敌残破的祸患，是一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往往有非同寻常的祸患，然后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有非同寻常的人才，然后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您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哪里只是暂时扫荡廓清而已，将来数百年作为长城、保障和军阵之地，实际上都要依赖您。我私下听说，古代将领接受任命的那天，就忘记了自己的家；临到击鼓进军时，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这是将帅在边境之外竭忠尽力的道理。军功和爵赏，都在外面决定，不从朝廷中间反复审议。这是朝廷委任将帅的道理。否则，刀锋箭镞交战于原野，决策却出自朝廷；机会在片刻间变化，制胜却要等待九重宫阙决定。这正是自古豪杰之士常常受到牵制、功业难以成就的原因。如今将帅在边境之外竭忠尽力的道理，就在于您能够自信，而天下也因此信任您。不知朝廷委任您的方式，是否也必定与从前任用总制的方式有所不同呢？听说前任总制在边境时，因为请粮一事不合某位阁老的意，不久便离职而去。如果这样，那么他能够专断行事的权力也没有多少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不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而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的，也从来没有不把不受牵制的权力托付给他而能使用非同寻常人才的。即便如此，既然把不受牵制的权力托付给他，如果他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那么责任本来就在他身上。公务只须尽力做好在自己职责以内的事情罢了。从前担任总制的人，朝廷的委任已经那样充分，而他们自己大多顾虑利害，畏缩不前，害怕讥讽和谗言，日夜只把保全功名富贵当作事情，不肯亲身投向天下的患难之中，作出只要有利于国家便不顾生死的打算。因此迟疑拖延岁月，以至于丧失成功，往往还被治罪而离去。他们之所以丧失功业，是因为保全功业的打算太重；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害怕获罪的心思太深。您是豪杰，应当轰轰烈烈地干成一番事业；可以做就前进，不可以做就退去，还顾虑什么呢？我又听说，督府的职责不在于亲自任用，而在于善于用人。况且西北边境本来就有许多深沉多谋、勇猛强悍的人。您应当广泛询问、博采意见，使文武方面的优秀人才都聚集在幕府之下。至于有瑕疵的旧将、守卫墩台的老兵，只要有一项长处，也应让他们各自效力。以群策群力、全部发挥作用为目标，这是开府治事的第一要义。您看如何？您看如何？宣大与三关的地图，冒昧请求您寄一份给我，作为惠赠。从前的边关地图，大多只是一幅彩绘罢了，拿来实际使用，真像画出来的饼。近来见到刘松石公绘制的《陕西诸镇图》，才稍微精密一些。古代筹划边防的人，敌人从哪里进入、我方凭什么制敌，都可以按照地图坐下来筹划，因此守备坚固、作战取胜。人们都说敌人来去如风雨，这也未必完全如此。况且敌人没有一万骑兵不能大举进犯，而骑兵一天也不能没有水草。沙漠少水，能够供一万骑兵饮用、食用的水草之地尤其难得。敌人聚集骑兵南下，必须先侦察到水草便利的地方，然后才能进入。没有水草的地方，敌人也不能靠着饥渴走上千里。因此边城虽然绵延千万里，敌人虽然来去如风雨，但他们进入的地方大致可以预先确定。那些小小的隘口和零星骑兵可以进入的地方，虽无法一一计数，但适合大举进攻的道路，大致不过几条而已。防御敌人常常担心布防过多而兵力分散，如果地图绘制清楚，就可以明确知道敌人哪里会进入、哪里不会进入。知道敌人从哪里进入、从哪里不进入，防备就可以不必过多，兵力也可以不必分散。排列屯兵、修筑堡垒、运输粮食、按兵设伏，就能省去一大半力气。您在广西时，我曾向您索要藤峡图。后来听屠渐山说，您曾寄给我藤峡图，但我竟未能得到拜读，不知道当时您寄给了谁。近来征召材官、射士，远至南方，这件事从名义上说固然很好。但东南人性柔弱，而且素来没有见过敌人，恐怕耗费衣粮，却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不如用这些费用招募当地勇敢豪强的人，那么一个远戍士兵的费用，可以得到两三个土丁。土丁熟悉险要地势，了解敌情，得到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两三个戍兵。韩退之在给柳中丞的信中说：“征集满一万名士兵，不如招募几个人。”这是真实的道理。假使我的浅陋意见能够被采纳，等您破敌成功后，我当把从前所作的雕虫小技，写成铙歌鼓吹曲，以承接《采芑》《江汉》留下的余韵，来彰显我朝天子任用贤能、使人才各尽其能的功效。您愿意答应我吗？与万吏部书【唐顺之】

译千里马混在马厩的马群中，即使还没有在宽阔大道上奔驰，它的精神也会洋溢而出，明显地与众不同，世俗的眼光尚且能够辨认它，不只是孙阳、九方皋才做得到。我非常不成材，常常私下对人才难得的感叹有所感触，时时寻找人才，但同类人大多质朴拘束，受牵制于浅陋、拘守常规的习气，少有磊落不羁、能够承担重大事务的人才。汉人所说羽檄纷纷而来、军书接连不断，即使事情比这更紧急，又有几个人能够承担呢？如今海盗的警报还没有酿成大变乱，但用兵数年，人才大致已经在这些事情中显现出来了。我从前游历南都，有幸见到两溪兄，在诸位士大夫中，他可说是精神洋溢、明显出众。我私下高兴世俗的眼光还颇能辨认人才，也因此慰藉了我平素寻找人才的愿望。退下来后我又向大洲询问，大洲也这样说，所以我们虽然相见的日子很浅，相互仰慕的感情却很深；彼此交谈虽有尽头，相互期待的心意却没有穷尽。我很久想写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因为像我这样被屏弃的人，即使遇到知己，也应该闭口不言。如今反而承蒙您先来信，使我深感安慰。我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愚钝，也不知道世间行路艰难，却妄想有纵横四方的志向。四十岁以前，虽然屡次遭受罢黜禁锢，但对于为国为民的念头，每顿饭都不敢忘记；对于当世事务，也一概不敢停止学习。到了年近五十，衰老和疾病逼迫着我，精气已经耗尽，料想这副残躯按理也活不了多久；而且经历世事渐深，自知迂腐、偏狭、疏远孤僻的性情一定不能与世俗相合，这就是所谓“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了。于是便想逃到世外，以度过余生，从前所学的一切都想丢尽，从前的念头也想全部扫除。平日里独自呆坐，奄奄一息如同坟墓中的人；每当听见别人谈到世事，就塞住耳朵转身逃走，只求躲避祸患而已。又想到击壤老人所说的“当年志气欲横秋”，如今看来实在很可羞惭。形体既已枯槁，心也已经冷灰。前些时候偶然见到您的豪迈气概，又同您交谈，见您诚恳热切地忧虑时局、感慨世事，使我壮心顿然感到激动；我们一起拉弓握槊，姑且欢笑一番，就像磊落刚直的老骨头，长久甘心伏在马槽里，鞭打也不能动，一旦偶然经过骏马的马槽，看见它鬃毛飞扬、步履轻快、腾跃奔驰、汗血淋漓，回头看看自己虽已脚步不稳，却禁不住心里发痒，也踢蹄长嘶，抬头一鸣，以宣泄自己的气力。等退回来归到原来的马槽，又颓然如故，把先前激发出的心情昏昏然全忘了。相马的人认为，马的肉、骨、神三者应当相称；得不到它的肉，还应当得到它的骨；得不到它的骨，还应当得到它的神。若有若无、将显未显，说的就是有神采。像我这样的人，即使骨头还没有完全朽尽，精神却已经全部消磨了。这难道还能再在世上驰骋吗？您还对我有所期待，所以我才敢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大概骏马也只是偶然看到老马鸣叫一声，便以为它还可以同自己并驾奔驰，却不知道它在原来马槽中颓然不动、鞭子也不能驱使的样子。如果将来真想同我一起驰骋，那一定会耽误骏马的事情。所以我不能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来。如今世事多变，摧折车驾、惊骇骏马，比登上太行山的险坡还要厉害。需要千里马，实在十分急迫，而您的才华又已经为世人所知，如同千金的高价骏马，谁能先于您呢？我如果还没有立即老死，将要看见您承担重任、到达远方，经过都市、越过土块，以光耀当世。我姑且在心中啧啧自语，认为从前的期待没有错，也就足以快慰了，足以快慰了。更愿您趁此闲暇，加深修养，增进学问，使胸襟更加广大、能够容纳更多东西；就像千里马虽然天生如此，也还要整饬缰辔，调节和銮，训练车舆和侍卫，每天谨慎、每天练习，用来试验自己蓄积的力量和德行，这样才能成就为骏马。愿您更加留意。将来您调任时，若途经毘陵，我当邀请您到山中静坐一两天；对于我的迂陋见解，还有些想向您请教的地方。譬如老马，虽然已经不能同骏马并驾奔驰，但对于道路的险易、山川的迂回曲折，既然曾经熟悉、也曾略有所闻，仍应当替您说上一两点，未必不能成为您经过都市、越过土块时的一点小小帮助。答王遵岩【唐顺之】

译安友替您来求序，使我能够借托雄文而得以不朽，实在是超过期望的幸事。我过去跟随兄长学习写文章，偶尔有一两处稍有所得，全都是兄长指教的结果。但我的才华既不高，又不能竭尽精力从事此业，因此终于荒废停止。韩子所说的迁移所学而不能尝其肉，大概正是我这种情形；我只觉得兄长奔放超逸、绝尘而去罢了。近来自己查看旧稿，其中支离、违背正道的话，篇篇都有。道理既不恰当，文章也不工整，惭愧得想全部烧掉才痛快。只是因为颇有些被人抄录，实在无可奈何。凭我今天写文章的本领，必须把三四年的精力都排除在外，专心专意做这一件事，自己才认为可以望见古人的境界。如今我自量一定没有这样的闲暇精神来完成它。既然自己知道做不成，难道还想拿做不成的东西来取信于今人、流传给后世吗？那也太愚蠢了。您乡里的洪子因为相信兄长而过分相信我，于是也认为我可以同他讨论这篇文章，便同安友商量刊刻，并请兄长作序。我后来听说这件事，惭愧惊骇。因为我的文章尚未写成，我自己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也不想这一生成为专门靠言语文字为生的人。我常常认为刊刻文字是无廉耻行为中的一种。如果我死后还有闲人做这种业障，那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至于自家的子弟，则必须留下遗嘱，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不希望他们去做这种业障。我闲居时偶尔想到，宇宙之间有一两件人人看惯、却实在可笑的事情：那些屠户、卖酒的小人物，只要活着有一碗饭吃，死后必定会有一篇墓志；那些显达的官员、贵人以及稍稍在科举中取得功名、在世间有些名目的人，死后必定会有一部诗文刻集。仿佛活着不能缺少饭食，死了不能缺少棺椁一样。这件事不只三代以前没有，即使唐、汉以前也绝没有。幸好所谓墓志和诗文集都不会长久不灭；然而已经过去的人灭亡了，现存的还满屋都是。若全都存在于世，即使把大地作为书架，也安放不下。这类文字，假如家家收藏、人人蓄积，都拿出来让龙手段施展一番，那么南山的煤炭、竹木就会全都跌价了。可笑，可笑。我又何必在邓林纷纷杂陈的东西之间再添一根草呢？至于向兄长求序，我和兄长是什么样的朋友？若有所求，我自然会亲自向兄长求取，何必还要等别人来作媒呢？我以为，我的文章如果写成了，就应当请兄长作序；如果没有写成，就不敢拿来连累兄长辨识人的明察。等得到兄长的序文，读了以后反而使我更加惭愧流汗。吴下自古以来文人本来就不少，您却把我说成超过两千年吴下的词人，又接连写信称许我，这既使兄长对所爱好的人徇私，又好像使我同别人争名争先，这不是兄长爱护我的方式。假使兄长今天替我作序，也应当说明兄长和我过去以文章相互切磋，因为才力薄弱、志气衰退，几乎写成却又停止的情形；句句都说真实事情，这样才可以使兄长不被认为虚妄，我也可以不感到惭愧。至于兄长的雄文，千百年自有公论和定价；假如我的文章稍有进步，才敢替兄长作序，如今暂且不愿把羔皮袍子藏在狐裘里。刊刻的事情既已尽力阻止，兄长的序文也就收藏起来，不敢给别人看。与周中丞论项守【唐顺之】我的朋友中有个项乔，他为人温和雅正、纯朴诚实，虽然自处时好像谦逊退让，但他的志向常常想成为古人；虽然外貌朴实粗野，但内心实际上光明坚定；虽然常常卧病、好像不能任事，实际上却勤勉尽职，不肯有一天尸位于自己的官职。我在交游的人中最深知他，也长久受到他切磋砥砺的益处。又自从罗翁主持国政以来，缙绅都聚集依附，永嘉人攀附权势、攫取美官、鼓吹声势的尤其多。项乔与罗翁又有姻亲关系，却独自淡泊自守，不被群体扰乱，甘心处于困厄，不觊觎非分的希望。然而这还只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常态，不足以完全称述项乔，而项乔不肯苟且的品格大体已经可以看见。这不只是像我这样一向同他交游的人知道项乔，士大夫也有许多人知道他。凭我一向承蒙明公知遇，本来可以荐举人才而不算僭越；凭我深知项乔，也本来可以向明公荐举他而不算结党。项乔在您属下任职两三年间，我不敢用一个字在您身边称道他，难道是我过于避嫌，使项乔的名声不能上达，反倒把朋友的过错归到我身上吗？我私下认为，明公精明的鉴识在近世少有，又一向以提拔人才为心，而项乔的为人必定能在任职之处有所建树，那么明公自然会了解项乔，项乔也自然足以得到明公的知遇，又何必借助我来替他作媒呢？昨天得到邸报，看见明公荐举三位郡守，唯独没有项乔，这才茫然惊异。后来又想，我的预料为什么不准确呢？难道是项乔失去了从前的操守吗？或者项乔的廉洁安静适合在郎署任职，却不适合做郡守吗？还是我只看见项乔从前的优点，而明公只看见项乔如今的不足呢？不然，或许有人离间他吗？再不然，明公精明的鉴识照察事物没有遗漏，而项乔日夜在您身边，偏偏不能借到您的余光，难道是他的命运如此吗？人情反复无常，十天半月便可能变样，本来有先隐藏真情、表现善良，后来才败露的；也有起初勉强行善，后来终于改变节操的。我又怎么敢凭四五年前所见，过分相信老朋友呢？即便如此，项乔确实是忠厚诚信、可以信任的人。凭项乔一向勤勉尽职，那么他做郡守时不肯卑鄙苟且，也可以想见；凭项乔一向不肯奔走竞争、觊觎非分的希望，那么他在郡中不肯玷污自己，也可以想见。我又不敢无端过分怀疑老朋友。然而我所信任的，是明公的鉴识。明公贬黜项乔而不荐举，必定有道理。难道项乔果真值得相信的地方少、值得怀疑的地方多吗？难道他果真是前面装饰得好，后来却败坏了吗？不然，为什么他会被明公贬黜呢？明公并不是不爱惜人才，那么难道项乔果真已经败露真相、改变节操了吗？我的心实在无法解释。假使项乔贤能，只是偶然没有被明公了解，那么我本来不敢沉默；假使项乔果真不贤，是他自己招致祸患，也应该向明公请教一次，然后同他绝交。因此我不顾狂妄，才有这些话。答曾石塘总制【唐顺之】

译先前草率写信，未能把心中所想说尽；如今又承蒙您给我看大疏，连同营垒图，其中兵力分合、进退，奇正交替使用，熊虎般的谋略，如同亲自承受面授；士兵和战马腾跃，旗帜鲜明的情状，也如同亲眼看见。古人所谓节制有法的军队，哪里能超过这样？这实在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安静地等待敌人失败，振奋受挫的士气，平定一百多年骚扰的地区；即使不等捷报上报，也已经可以知道结果了。兵家的变化，不能全部说尽；但您疏中所论用间、设伏、夜袭营寨、犄角配合等八九条，大致已经完备。用间使敌人彼此猜疑、互相争斗，是攻打夷人的上策；然而不深知敌情就不能使用反间，不熟悉地形就不能形成犄角之势。至于夜袭敌营，只靠机巧设伏，本来是敌人的长处；况且我军形势既已暴露，敌人也会日夜防备，而他们隐藏真实情况、显示虚假情况，隐藏近处、显示远处，隐藏精壮、显示羸弱，用各种办法迷惑我军，其谋虑也一定很深。这样看来，取得敌情很难。自一百多年以来，我国没有一个人、一匹马进入过敌境，这条道路已经闭塞很久，所以取得地形也很难。如今所谓得到敌情、地形，只是根据一两个投降者、侦察兵的口述；万一实际情况没有完全传达，传达的事情又未必完全真实，那么在听取、相信的时候，稍有一点差错，到了临机交战之时，呼吸之间便关系安危。要把各方面材料反复参验，使它们彼此吻合如一，全靠您的胜算了。即便如此，这还只是攻战方面的说法，还没有涉及经营善后的计划。大体说来，今天的事情，不只是交战一次、驱逐敌人、停止兵刃困难；敌人逃走以后、城堡尚未建立以前，军士长时间露宿野外，分散在二千里空旷的土地上，要使残兵败将完全没有可以窥伺、乘隙突然袭击的机会，也很困难。这又不只是杜绝敌人窥伺、乘隙进攻困难；要在一时之间迁徙二千里范围内的军民，又在一时之间修筑二千里的墙堡，填补二千里土地一百多年来的空虚，使内部境地完全不至于疲敝骚动，也很困难。所以攻战并不难，难的是守卫；守卫之所以难，不是要担心敌人，而是要担心内部。人们说平定吴地之后更要劳心筹划，如今战胜敌人之后也同样更要劳心筹划。守卫的困难，暂且来不及说；至于攻战的困难，我冒昧陈述一些迂远的意见，或许可以供您略微补充取舍胜算。大致说来，千里奔袭敌人，必须隐藏形迹，乘敌不备才行。关于收复河套的议论，至今已经两年了。我方兵力形势已经暴露，而敌方的防备也更加严密；我方的间谍虽然精明，敌方窥伺我方也已经很熟练。我方能够分兵进攻，敌方也能够集中兵力等待。春夏时敌人的战马因为缺草而瘦弱，我方战马在这时本来也不能依靠敌境的草料。敌人的弓在春夏会因胶融而松弛，而春夏多雨潮湿，我方的火药、火器有时也不适合使用。我方依靠火器进攻敌人，但辎重车辆接连行进于深草丛莽之间，也应当防备敌人借机使用火攻。况且按照兵法，没有十倍兵力不包围，没有五倍兵力不进攻。万一敌人自知不能取胜，便联合河套以外的敌人，一起聚集到河套之中，合力抵抗我军，那么他们的骑兵必定将有十多万，而我方六万兵力分成五六路。敌人熟悉当地地利，也窥探我方哪一路险要、哪一路空虚。他们会空置各条道路来迷惑我军，却集中力量在一路迎击我军。这样，他们十万兵力对付我方分散的兵力，凭借自己的险阻攻击我方的空虚之处。假如有一路稍有疏忽，各路听闻后便会动摇，就像宋人进攻燕云、分五路出兵的战役一样，这是值得忧虑的。假如我军出动敌人便逃走，我军退回敌人又跟踪追击，就像吴人用来疲惫楚人的办法一样，这是值得忧虑的。假如敌人把辎重和部落远远撤开，诱使我军深入，就像赵信教给敌人的计策一样，这也是值得忧虑的。大概必须做到：我方知道敌人聚集兵力的地方，而敌人不知道我方出兵的道路；我方能够分散敌方党羽的联合，而敌人不能乘我军分散来进攻；我方经常取得可以据守的要地，利用它扼制敌人占据轻便地形、容易逃走的优势。然而，机巧设伏的计策、兵器凶险和战事危急的忧虑，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远不止这些。宁可过多筹算而谨慎对待，也不能少作筹算而轻忽它。与洪郎中方洲【唐顺之】我曾经谈论文章：稍微不是从自己胸中流出来的，即使好像没有使用别人的一个字、一个句子，也只是别人的字句有所差错，只是别人的差错之处，只是别人的正确之处。如果全都从自己胸中流出来，那么锻炼熔铸的力量就在自己手中，金铁都能熔化；即使使用别人的字句，也仍然是自己的字句，就像《四书》中引用经书、引用诗歌那样。希望兄长暂且把那些讲求义理、要旨的文字放下，等待精神修养完全恢复；把从前听到、见到的一切全都抹去，胸中不留一个字，以等待自己的真实见解显露出来。那时横说竖说都不再有所依傍，也不再有所偏离。您看如何？您是否见过我从前同别人谈论文章工拙在于心源的说法？我每次振笔写作，都像赶着跛驴去耕石田，越写越觉得艰涩，最后又停下不写。想到文债期限已经到了，却没有利息可得，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因此只好猛然强作数篇，虽然略有可意之处，却只是平庸浅薄，因为并非精神真正集中于此。然而我凭着并非平素所长的才能，又处在夜气懒散的时候；您凭着平素所长的才华，又处在清晨精气锐盛的时候，假如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相互大笑；这之后您就会相信，我对自己的认识并没有错。此后还有二十多篇文债，如果能把这些完成，那么四十多岁的业障便会一下子消除。从前禅师不接受隔夜的约定，像我这样的病人今后也再不接受文字方面的约定了。既不自己耕作，又不读书；写文章又不教书；又因疾病不能行庆吊之礼、应酬人事；除了奉养侍奉老亲以及同家中子弟闲谈之外，悄然无事可做。若不称作一个闲散道人，便只能算作一件瘿赘般的废物了。这样也可以算是痛快了！上袁元峰相公书【茅坤】

译近来得到翁给浔阳的信，以及其他一两个知交口头转述的话，知道翁不忘故交，替我推许荐举，竟至于再三。马仆是什么人，竟劳烦翁这样铭记在心、口头称誉呢？难道不是因为周公做宰相，便对九成以上的人都吐哺握发、不忍遗漏吗？近来听到议论我的人列举罪状，说督府因为我一向同他交游友好，便一同受到讥笑，甚至任意恶言诋毁，把细小的毛病也吹大。唉！这可以看出我在清明的朝廷获罪、受到众人攻击，譬如赶着劣马登上陡峭山坡；翁即使想用力拉我向前，但旁边那些推挤我、使我倾跌困顿的人，难道不会左右夹击吗？这也可以说是坎坷阻塞到极点了。然而我本人不足以谈论，唯独想到督府公所遭遇的事情，私下不能不仰天叹息：东南几十个州郡遭受倭奴的祸患，与汉代七国之乱、唐代黄巢之乱相比，也不过如此。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没有一年没有；天子也因此震怒，征召天下的材官宿将前去对付他们，但总是败退，从没听说俘获过他们一支军队、摧毁过他们一阵人马。为什么呢？他们都选择少数精锐来冲破锋线，又渡海作战，人人拼死战斗，所以能够以一当百、以十当千；而我方官军在他们面前与之交战，正如古人所说，是驱赶羊猪投入饿虎之口。当时，倭寇把我们东南几十个郡的男男女女看得如同案上的肉，把各种绫罗、玉帛看得如同外库；东南几十个州郡惶恐不安，家不能保全到第二天，户不能保全到晚上。胡公从御史任上到来，立即承受圣天子的选拔任用，接受玺书，手持武器作战；他所俘获、斩杀的敌人来不及全部计数，第一次在王江泾击败他们，第二次在龛山击败他们，第三次在沈庄击败他们，所消灭的敌方首级不下万数。至于麻叶、陈东、徐海、王直等人，以及海上的枭雄、老奸，都是朝廷过去悬赏重金、许诺通侯爵位来收购其首级的人，胡公却能对内不顾身家祸患，对外不顾流言诽谤，远处在风涛中派遣间谍，近处在身边运用谋略，终于先后把他们擒获捆缚，几十个州郡才安定下来，听不见烽火警报。唉，真是雄伟啊！在他辛勤督战的时候，常常听说他半夜带着干粮、冰水和草鞋，奔走在四面飞来的箭石之间，奋勇而不顾自身安危。最为孤危、最接近万死一生的，是徐海进攻围困桐乡时：他所率的部众分路入侵，南面掠夺慈溪，北面牵制拓林，东面又联合吴淞，江西方面窥伺浦地的敌人不下数万，而且其中最凶悍的是海盗徐海所属。徐海亲自同陈东分守两面围攻桐乡，而原先督府的士卒不过一千人，胡公不得已采取诱敌之策，等待戍兵到来后再攻击他们。当时我还拘泥于文法，害怕损害名义，竭力劝他说：“与其承受朝廷内外的毁谤，招致家破人亡的祸患，不如死守一战，希望有十分之一的胜算。”胡公却瞪大眼睛，靠着坐席，割断帽带奋力喊道：“贼人如果不加以支撑，祸患只会止于一家；如果像他们那样任其发展，就会给国家造成东南数十年无穷的祸患。”又向左顾视一把佩刀说：“万一天不保佑我，我只有用这把刀自尽来报答主上罢了。”唉！当时我和左右的人都为他流泪。不久援兵已经从四面赶到，倭寇最终被杀。胡公大概是发誓以死殉国，所以能够凭孤危的身体，顶住众口非难，在万死之后成就一朝功业。敌人覆灭以后，朝廷才免除了南顾之忧，而诽谤讥刺的大臣接连起来攻击他。幸亏圣天子独自明察，怜悯伤痛此事，曲意赐予保全；如今竟因为有人三次说曾参杀人，便不能不投杼而起。我私下对此极为痛心。假如想要追究胡公的罪过，他饮酒踌躇、豪放自得，大体上是汉代列侯将军、唐代藩镇节度使的作风。他在声色方面的宠爱、冠裳方面的轻慢，是众人无法替他掩护的；然而至于他的杰出才干、宏大谋略、雄心猛智，以及面对敌人、身临危境、扭转失败为成功的作为，也同样是众人无法掩盖的。所以，若用庄重士人的品行来衡量他，世人或许不赞同；若用捍卫国家的功勋来考核他，世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传记说：“马即使有踢人、咬人的毛病，也一定善于奔跑；朝廷之上，怎么忍心因为一点细小的腐朽，就亲手毁掉这样的栋梁之材呢？” 圣明的天子在上面独自明察，贤能的公卿在下面为他调护，一定不会让马援陷入薏苡的疑案，让曹彬遭受箧中书信的诽谤，也不会让狄青因军中危疑的舆情而受到惑乱。令人痛心的是，世道险恶，公论不明：开始时悬出通侯的爵位、万金的赏赐，来激发他舍身赴难的气概；最后却引用他饮酒的过失，用文法来绳治他，以诛罚他平定祸乱、解决危难的功劳。恐怕将来国家有紧急事情、局势危疑时，再没有人敢挺身向前了。从前汉代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尚且没有忘记他敢于作战、深入敌境的辛苦；甘延寿、陈汤假传诏令诛杀郅支单于，刘向尚且称说他们万里扬威的功劳，正是这个道理。我所请求的，并不敢借此把自己附在榜末，也不是为了偏袒私交；只是因为事情关系国家，情义深切于胸臆，不忍不替公议，等待他身后的评价。面对风遥望北方，实在哽咽难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茅坤】

译我私下想，您和我同样出身湖中，先后考中明天子甲乙科。当时我忘了自己的驽劣，推崇依附于兄长；兄长也怜惜我们同声应和，喜欢在缙绅大夫之间替我宣扬，于是我得以同兄长齐名并进。然而我曾诵读兄长的诗，阅读兄长的文章，私下怀疑兄长的官职配不上才华，地位也不相称于见识。兄长也回头看我，时常相互笑骂，屡屡叹息不止。我如今在江海之间掌管县印绶，已经十年了。渔石入朝任吏部尚书，大鹤任文选郎，偶然都是旧相识，我才得以解下县印绶，列名郎署。兄长或许高兴我稍有进步，却也未必不怜惜我进步得太晚。然而我终究不能在朝廷之上安稳待一天，随即被指责呵斥而离去。其中的事机固然是遭逢时局艰难，但暗中构陷、竭力排挤我的，实在是同辈嫉妒、显贵交游结怨所引起。他们开始谋划，不过是想扼住人的喉咙，夺去他的食物；而他们彼此联合散布谗言，竟至于出现耳目心思所不能预料的事情。可悲啊，可悲！我曾读古代《蜀道难》一词，以为这是《诗经》作者讽谏的旨意，含悲咽泣，所以反而没有真正达到这种境地。如今又有什么意思，要赶着车、联结车轴，在其中游走呢？即便如此，我又责怪谁呢？自从受到罪责贬谪以来，我认为进取时不应依附当世的名公巨人来显扬功名，退处时也应当像丘园岩壑中的吟咏者一样，自己刻立一家之言，流传给后世。甚至想要逃走，藏身在五湖烟霞之间，追随自己的爱好。然而有人说，如今既然正受罪责贬谪，不能立即舍弃一切离去，所以暂且在洛博、中山之间随波沉浮、混迹浊世。但我在白天思考、夜晚做梦时，早已逃离人世很久了。我曾想到，自《春秋》以来，那些贤人君子偶然遭受废黜排斥，没有不是就着自己的穷困忧愁写成文章，以在后世显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心灵有所觉知为耻，不愿同腐草一起埋没。然而技艺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精通，学问也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达到极致。为什么呢？《传》中不是说过吗？倕精通制作弓箭，而谈到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必定说后羿；奚仲精通制造车辆，而谈到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必定说造父。大概万物的情状各有其极致，人凭借聪明智慧在其中操持、学习，也各有所接近，必须专一地使它达到极致，然后才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成就自己的名声。因此世人都跟随孔氏非难达巷党人，而我独自认为孔氏这句话正是圣学。如今人们不能学习圣人的道理，却轻率议论达巷党人，都是迷惑的。屈原、宋玉擅长辞赋，李陵、苏武擅长五言诗，司马迁、刘向擅长文章；传记中的人物都各自发挥所长，以绝技流传后世，却终究不能兼擅各门，并不是不想兼擅，而是力量不足。所以李白、杜甫是诗中的圣人，韩愈、欧阳修是文章的宗匠；其中不自量力、摇摆迟疑而想兼进的人，只有魏晋的曹操、刘桢、陆机、陆云，以及唐代元稹、白居易、柳宗元这些人，稍稍有些贪多的心思，然而也都疲惫了。假使柳宗元只凭文章同韩昌黎争雄，那么还未必能分辨谁是刘邦、谁是项羽；假使曹操、刘桢只让他们的诗声在武陵之间放纵，也未必会降为黄初时期的声调。所以说：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我才力缺乏、思路艰涩，是两方面都不能的人。但我曾跟随兄长学习写诗，每次看见兄长谈笑之间吐出金石般的声音，喷吐珠玑般的辞藻；这些年来，大的像王维、孟浩然，小的像刘长卿、韦应物，却偏偏不能在其中睥睨一二，不是得到兄长吐弃的余唾，就是背道而驰、尾琐猥陋。唯独私下探求文章的宗旨，稍稍取得进入堂奥、打开门户的钥匙；而自从被罪责贬黜以来，担心有一天零落在茂草之中，没有人来凭吊我的内心、怜悯我的见识，因此更加发愤写作，向上取法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以及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和同时代依附而兴起的所谓诸家，揣摩他们的宗旨。大体说来，琴瑟、祝、敔，调子各不相同，但其中的音律是一致的。所谓音律，就是我从前所说的“万物的情状各有其极致”。近代以来，学士大夫拿起笔来写文章，不下几十、上百家；其中凭借云气吞吐、虎兽噬攫般的才力，在文坛扬名的，也接踵出现。然而对于所谓“万物的情状各有其极致”，有的人或许还放置一旁，尚未达到。近来我独自同荆川唐司谏反复讨论，才逐渐同我的意思相合。我年轻时喜欢写文章，常说应当像司马子长那样跌宕激射；逐字同他比较，逐句同他推求，一个字、一个句子稍稍不合乎他精细的尺度，就感到惨恻悲凄。唐代以后的人似乎都不足以论述，我唯独奇怪荆川疾声说道：“唐代的韩愈如同汉代的司马迁，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如同唐代的韩愈；不能达到他们各自的极致，又凭什么轻率议论呢？”我听到后产生疑问，疑惑却得不到解答，于是把它积存在心中，慢慢求索，如今已经快三年了。近来才取来百家文章中深刻的作品，反复考察；躺着也吟诵，吃饭也因思索而哽咽，然后慢慢领会了所谓“万物的情状各有其极致”。这才悟到从前所说的司马子长，只是眉、只是发，而唐司谏所说的、我自己所得的，才开始彼此印证，不再有相同与不同之别。如今我没有时间广泛举例，姑且取司马子长最重要的几篇来谈：今人读《游侠篇》，就想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就想流泪；读《庄周鲁仲连传》，就想超脱尘世；读《李广传》，就想立刻拿起武器；读《石建传》，就想弯腰躬身；读《信陵平原君传》，就想喜好贤士。像这样，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各自都得到了所写事物的真实情状，并在心中充分发挥出来。所以这绝不只是区区字句所能激发的。古人曾说：善于作诗的人像会画画，善于作画的人像会作诗。我认为文章也是如此。如今天地之间，山川所以繁茂幽深，鼪鼯所以悲鸣长啸，九州岛所以有声名文物，四方异族所以椎髻披发，以及圣帝明王、忠臣贤士、孝子、被拘的臣子、寡妇、谗人佞幸、幽居之人、处士、僧侣友人和仙人的行为各不相同，礼乐、律历、兵革、封禅、天官、卜筮、农书、稗史等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宴饮歌唱、游观览胜、行旅搜猎、问答释疑、讥刺嘲笑、咏物适情、吊古伤今以及对成败得失的感受各不相同；这些事物都各有其极致，不是凭借耳听眼看就可以在其中混乱增饰的。

译学习的人如果各自都能达到事物的极致，把它同大道相合，并在内心迎合领会，然后发抒出来，那么万物就没有违逆其心的，内心也没有不能理解万物的；就像佛家说法一样，种种形态，越玄妙便越能化育万物。唉，这是多么盛大啊！这就是自庖羲氏画卦以来相传的秘密，也就是所谓旨意深远、辞采文雅、言语曲折而切中事理。若不是专心致志以达到极致的人，实在不能同他谈论这些。近来我写给浔阳的信，也大略谈到文章，和写给兄长的信互相发挥其中的旨意；但我也不敢马上向兄长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手里拿着钱来求酒，不能不先到市场问问价钱罢了。现把这些附在给浔阳的信和所作的几篇文章之后，幸望兄长怜悯并加以裁正教诲，我实在感激，实在感激。《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四十。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四十一。明代贺复征编。书类第三十七。《上郝南峰吏部书》【明代卢柟】。卢柟听说，从前荆轲进入秦国时，有白虹贯日；白起消灭赵国军队时，太白星遮蔽了昴星；邹衍被燕王囚禁时，五月竟然降霜。精诚能够改变天地，奸邪之气能够触犯星辰；这些都是超越常人的作为，造成盛衰的变化，关系到命运的时会，大概不是人人都能推究其缘由、取得征验的。人的德行短暂得像朝生暮死的菌类，形体像蟪蛄，生命如同栽下的枯梧桐，死亡则像倾覆的死灰。然而，先前没有人伸长脖颈、极力号哭，来求得寄托于天地化育之中的机会，以解除负担的疲惫。那么，谁会愿意蹈赴汤火，举手投足之间拯救将死之人呢？卢柟听说，荆楚的连城璧、隋侯的明月珠、于越的湛卢剑、屈产地的啮腾良马，这四样是天下最珍贵的宝物。假如它们出自齐、秦、吴、楚这样的大国，人们必定会缩小道路来迎接，修建华丽的马厩来饲养它们；即使接踵而来、拖曳衣履，也会用千金购买并视为珍宝。若它们在三家小市中显露踪迹，那么昂首睁眼观看的人，才不过百分之二三。为什么呢？俗语说：犀牛角和象牙没有地位，便出自骄矜贵人；破箧、草鞋之类，即使卑下也不过是下等物。声誉和价值是逐渐积累、相互承袭而来的。如今卢柟本是蓬蒿泽畔的枯槁之士，世代都是编户平民，事业不出山野；不穿华美的绮缟，不吃梁肉，门是绳子系成的，器皿是瓦缶，子孙长大也只在里巷中生活，听不到金玉之声。那些以勋业显贵的人，拥着貂貐、乘坐鱼轩，扬眉阔论，把这些看得还不如土偶草芥；这也是士人中最卑贱的一类。你却凭着固陋的资质，效法矫饰世俗的志向，远大地思考、远行求进，想在百世之后立身，却暗自仰慕千万世以前的人。用《诗》《书》装饰小聪明，用礼乐诱发言志，依附处士，违逆权贵，在辞赋中雕琢华丽文字；像拿着玉去求售却无人购买，使我家的经世致用都无从施展。这样一来，上不能伏处岩穴之间，考察泉石遗迹，以加重明主的顾念；其次不能发明经义、应射策，效法进献忠信，以取得绯衣紫绶的荣宠；下不能筹划经商逐利的计策，追逐什一之利，积累千金财富，为宗族增添光宠。于是只好睁眼看着剑戟森然，踮足看着梁父山高耸；在市井都会之间，竟成了一个陷入罗网的人。过去有客人在齐王门下鼓瑟，能够使鬼神上下感动；若悬挂的芋笙音调不合，人们便会捂住耳朵不听。宋国人带着章甫帽到越国去，即使帽服端庄整齐，到了那里却要断发文身，人们也会惊骇跺脚，转身避开，不肯观看。谚语说：众人的言语可以熔化金属，重复的毁谤可以销蚀人的骨头。卢柟背负着违逆世俗的艰难，怀抱着独自承担的罪衅，拿着一撮土去阻挡江河；这样一来，人们即使怜惜狗马的死亡、悲痛狐狸被掩埋，也无不希望卢柟早死。何况污水沟渠还要祭祀鬼神，郑国淫靡的音乐却使师旷厌恶，社树被匠石弃置，燕地的砾石被周人讥笑；夸耀着小洲山崖而面向东方，怎知不会被见识广大的人长久嘲笑、视为鄙陋呢？卢柟的罪过既然这样重大，又恰好遭逢仆役变故，家中更加无所依靠；他们图谋置我于死地，想取得不可估量的贿赂，捏造重罪使我受到法律惩罚。幸赖天地日月使真相得以自明，获得一年缓刑；不料又被天罗遮住翅膀，被周密的罗网缠住皮肤，被绳索反复捆住双脚，连墙角的老鼠也不避讳来咬我的头发胡须。卢柟听到市廛的声音，觉得商贩的歌叹胜过钧天之乐；稍稍解开束缚，置身于略为宽松的地方，便觉得蹒跚弯腰胜过帝王宫廷的美好；走出牢笼，睡在草荐土块上，胜过睡在安适的床榻上；早晨送来藜藿，到午后才进食，也觉得胜过珍贵的肉羹；即使要用棍杖试探后才能进食，也胜过紫■〈〈駞，去马〉马〉的羹汤；赭衣短裤不能遮住小腿，稍能避开干湿，便胜过鲁缟织成的衣物；官吏到来，高兴时便屈膝，发怒时便叩头撞地。即使太史公在蚕室中受尽辱骂，王嘉畏惧法律，李固死于棰楚毒刑，金铁般的刑具使人低头流涎，呼天捶心、流血痛哭，又有什么能超过这种苦难呢？卢柟听说蛟龙失去云雨，便在波涛中翻鳞，最终骨埋泥沙；士人遭遇祸患罗网，便毁损自身、丧失名声，折节屈志以求死。如今卢柟形体受辱、志向低落，永远辞别洙泗之学，成了圣贤所驱逐的客人；照见清圣之人的明鉴，便如同鸱鸢啄食后的残肉。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弃置我呢？然而卢柟含垢忍耻，延续一夜的生命，苟且活在污秽泥土和血泊之中，不能早早自行了断，以致辱没先祖、招致乡里的厌恶，这难道不是因为祸患尚未达到极点，还妄想侥幸求得利益胜过苟生吗？我暗中怀抱着积聚的怨恨，本来就有死不瞑目的打算，所以冒死上书陈说，希望执事怜悯并裁察我的至诚。卢柟听说古人有言：‘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运用死生、取舍不同罢了。为什么呢？孝没有比为父母复仇更大的，世系没有比传给子孙更重要的，士人没有比扩大事业更可贵的。’从前尚子要实行仁勇之事，长驱直入赴难，却不能报伍奢的仇；秦穆公把国家托付给宋殇公，招致亲族党羽的祸患，结怨诸侯，却不能安置子冯；介子推鄙弃污浊的君主，崇尚不受赏赐的节操，焚死在介山，却不能建立管仲那样的功业。因此，事情在此前若已涉及错误谋划，四匹马也不能在事后追回；何况死生关头，是非得失的重大关节呢？卢柟本来已经反复思考、详细议论过了。只希望执事推己及人，认真听取我的申诉。从前卢柟身陷圜土，出狱回到淇门破屋拜谒先人；不久黄池的祸乱发生，黑山的贼寇兴起，他们掘墙毁屋，杀害先人并焚烧房屋。先母头发已经花白，号哭不到一会儿便去世了，难道不是因为哀悼先人、没有首先从窗户逃出的缘故吗？卢柟孤立无援，没有兄弟；长子刚满九岁便死了，次子三岁也夭亡，寡妻孤女孤零零地留在家中。族人争夺利益、擅自改变家产，我暗中担心，恐怕连《柏舟》那样的誓言也无法做到，陈国人的媵妾或许还会加害我们卢家的处女。卢柟听说墨翟舍弃家室去游说诸侯，百里奚卖身到秦国而做了宰相，甯戚则通过喂牛求见齐桓公。这三个人难道是偷取君主的权势富贵，以求在天下取得声誉吗？归根结底，他们各自乘时机发挥才智、施行义举，通达大道、建立功业，以求不朽罢了。卢柟自幼学习章句，长大穿上儒服，诵习并效法周公、孔子的道统，想要附会古人，凭自己的驽钝资质，迈着艰难的步伐、拿着铅刀，粗略地在当世有所建树。然而我这种瓦砾般的材料被璞玉工匠所弃，制科不肯录取，缙绅士大夫也不把我列入同类。我因中风、狂癎，触犯昭宪之网，已经三年不能出来了。既然如此，怎么能突然死去而不赶快向执事左右高声呼救呢？

译由此看来，像举子那样把事情推得狭隘的人，士人的事业就不能宏大；像宋穆那样判断错误的人，世系传承就失去纲绪；像尚子那样操守的人，只顾眼前名声，孝道也不宽广。从前曹沬率领鲁国军队，不能忍受三次战败的耻辱，便在柯之盟上挟持匕首劫迫齐桓公，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以洗雪军队战败的耻辱。如今卢柟想包容曹沬的羞耻，反过来纠正那三个人的见解，然后伏受斧锧之刑，让尸体陈列在藁街上，骤然长逝，稍稍报答造物主的偏爱。执事为什么不能稍加怜惜，扩大足以包容天下的胸襟，忘掉我的出身卑微，超越世俗的厌恶，从水火中救出我，洗雪沉滞之人的冤屈，以成全我愤懑抑郁的志愿？卢柟即使白骨复生，戴着覆盆而重新受到日月光明照耀，这果真是谁的恩赐呢？《上徐少湖翁师救荒书》【杨继盛】。我因为进言获罪，本来应该闭口不谈天下大事。但听到穷苦百姓的惨状，犹如心肺被割，日夜忧虑思考，以至废寝忘食，所以有些事情想沉默也忍不住。先生有能容纳进言的气量，处在能够施行进言的职位上，而我又深受您的知遇，恰好还有可以进言的机会，难道能容忍隐瞒吗？谨陈救济灾荒的愚见，恭请您裁夺。城中饿死的尸体遍满道路，人人惊惶，这似乎不是太平景象。京师百姓各有服役和固定职业，为什么突然到了死亡的地步？而死去的都是从外郡来京师求食的人。大概是因为各地掌管民政的官员没有救荒的办法和意愿，而京师有施舍米饭、减价卖米的好处，所以大家听到风声都来了。主管此事的人又不肯尽心办理，实际得到救济的很少，因此常常冻饿而死。这样一来，京师竟成了沟壑，诱骗外郡百姓来填尸。救荒本来有均平普遍的政令，何必只顾眼前小恩小惠，诱使百姓来到这里送死呢？不如命令各地抚按和有司立即赈济，然后发布告示，说明本地正在赈济的缘故，使他们各自返回家乡；再把原本要施舍的米预先支给二三十日的份额，作为回乡路费，那么穷民既能在家乡享受饱食之乐，京师也不会再有道路上遍地死亡的惨状了。连年丰收，只有今年发生饥饿。一郡的粮食，本来足以供一郡的人食用，只是上面的人安排处理不当罢了。官仓的粮食，可以用来赈济，也可以按价出售；富户的粮食，可以劝导借出，也可以责令减价出售。官仓粮食除非边境有紧急情况不可动用外，其余有的积存数十年将要腐烂，应该暂时变卖，收取钱价，到了秋天再换购新粮，这样似乎对双方都有利。富户有积粮达到千万石的，都坐等高价以图重利，所以米价上涨。应该按照一定价格加以裁抑；又应以礼义奖劝他们借粮，官府发给凭帖，秋天偿还，这样米价自然会逐日降低，穷民也自然会返回故乡。穷民既然没有地方购买粮食，有的只能卖掉产业、出卖劳力来得到钱。如今又把钱分成等级，规定价格，结果钱法混乱，百姓更加困苦。钱币流通，有时早晨贵、晚上贱，有时在这里能用、在那里不能用，仿佛有神灵在驱使，即使市井之人也不知道其中缘故。难道可以用官府法令强行规定吗？如今的办法，应当采取权宜之计，不分等级，不问大小，一律责令折算通行。价格多少任凭百姓方便，官府不得干预，这样钱法可以流通，商人和百姓都会便利。米价一天比一天上涨。如今制定官定价格，似乎是抑制价格的办法；但在京师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因为各铺户的米都是用高价买来的，不像外郡富户可以直接收获自家田里的粮食。现在如果定得很低，他们哪里肯赔本出售？而各地贩米的人一听说价格低，谁肯再来？外地米不肯来，本地米不肯卖，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要定米价，也应等到春天贩米的人多了以后再商议。北方已经荒歉，全靠南方粮米运来；如果河道阻塞，来米就会延迟，恐怕缓不济急。盗贼很多，若有一伙抢掠一船，后来的商人听到消息，谁还肯再来？现在应当下令各河道官员，开河时先让运米船通行；一旦遇到拥塞，就派官夫拖运，像转运官粮一样办理，这样米在正月末就可以运到。又应下令各地地方官严加巡捕，防守护送，使贩米者没有丢失粮食的忧虑，来的商船必然增多。南米来得多了，又何必担心米价不下降呢？盗贼产生于贫困，虽然形势上似乎在所难免，但荒年竟至盗贼兴起，也确实令人忧虑。我听说各地抚按吩咐所属官员，暂且放宽惩治盗贼的法令，他们的用意是害怕发生变乱。因此各官员对于捕获盗贼都姑息宽纵。这个口子一开，做盗贼的人就多了，贫苦百姓日益放肆，富户日益不得安生。百姓成为盗贼，虽然起因是年成不好，却也是上面的人教给他们的。救济荒年本来有长远办法，从没听说过要教百姓做盗贼来救济他们。何况坏的趋势不可助长，百姓不能任意放纵；恐怕一旦撤去堤防，纪纲就会败坏，后果将不可胜言。应当下令各地抚按和有司，遇到盗贼仍依法惩治；禁止盗贼，正是为了制止盗贼，而制止盗贼也正是救济荒年。《答抚台龎惺庵捄侍郎洪朝选书》【支大纶】。

译承蒙您发来檄文调查洪朝选不法款项，命我查访与他相近之处。我询问故老，又向乡里人核实，都没有任何踪迹；而所谓仇家的姓氏也全属乌有虚构，更没有什么可以凭据的。过分承受了您的重托，我反复思考，整日整夜地想，冒昧认为这件事一定不能做，也一定不能成功，请允许我借前人筹谋之法加以说明。那些献计的人大都说：‘分宜当年显贵，最终也因反坐获罪，至今没有后话，何况一个卿贰之官呢？’分宜掌握国政、扰乱政事，朝廷内外都侧目，仆从车马很多，财产狼藉，所以被人暗中杀死而无从申辩。如今洪家不过是中等人家，门庭冷落得可以张罗雀网；他的性情不近声色，身边只有图书史籍，口谈性命之学，也是浊世中显得卓异的人。若说他沉溺女色、依附盗贼受贿，案牍上确实是这样写的，那就应当依靠政府、结交台司，任意诬陷变幻；然而经过炉锤锻炼，竟把方正说成低劣，把黄金说成砾石，只因他反唇相讥，便以大逆之罪指斥他，连莞尔一笑也说成诽谤讪笑。人命极其重大，鬼神也难以欺骗；明法和幽冥的惩罚，善得福、恶得祸，就像火向干燥处聚集、水向潮湿处流动，气类相投，事理和命数终究会相互应验。只不过善恶的轻重有大小，所以祸福会有迟早。世俗之人习惯于只看眼前而不推究始终，只看眉睫而不参究要领，若说一切茫然，只能侥幸于本来不一定发生的事情，那就错了。我听说从前武安侯田蚡因酒后过失杀死灌夫，言辞牵连魏其侯窦婴，不久武安侯患病，呼喊着服罪谢过而死；车胤、吕希时迎合宰相意旨，诬陷统帅胡舜陟，死后不数日，胡舜陟便在白天报仇杀了吕希时；罗汝楫依附秦桧诬陷岳飞，不久罗汝楫暴死，他的儿子罗愿也被人在岳飞祠中打死；王士骊迎合蔡京的旨意杀害一个无辜妇人，王士骊突然死亡，蔡京和蔡攸也都被处死。这些事都记载在史册中，读来令人凛然，怎么可以欺骗天理？即使近来路楷、赵文华阿附分宜，以白莲教罪名杀沈鍊，以失律罪名杀张经，以诽谤罪名杀李默，后来时势变迁，他们本人也伏受杀人之法，而分宜也因谋反被诛；这些都是耳目亲见亲闻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那些愚昧的人却妄说分宜的事情败露只是偶然，如今他还将有无边的希望和破格的荣耀。何必喋喋不休地谈论旧事呢？王如曾同王敦有嫌隙，王敦想杀他却找不到名目，于是暗中把意图授给王棱；王棱便在酒中舞剑刺杀王如，回去向王敦复命。王棱希求荣宠、乞求恩遇，以为杀掉王如就能得到交手之功，王敦却假装惊讶说：‘王如是我的亲戚！’随后杀了王棱以谢罪。奸雄当面背后欺骗人，言行前后矛盾；那些怀有二心的人出死力替奸雄效劳，只是招来祸患、败坏名声罢了，哪里还能指望什么荣耀呢？所以，守持贞操、践行义理，志愿就能实现；即使命运一时不顺，天日终究可以昭明。像前面那几个人，当他们得志时，含污纳垢、借此取笑，苟且偷生；等到舆论定论、祸患丛集、百般丑态一齐暴露时，只能慰问妻儿、说着笨拙的话，面对童仆而羞惭流汗了。那些人当面承受权势者的旨意，竭力随声附和、阿谀奉承；大概是他们心中不依附仁义，眼中不知古今，只追逐金帛而神魂迷乱，争逐朱紫而精神炫惑，像苍蝇追逐臭味，像蜣螂玩弄粪丸，一生昏昏然，只把声名利禄当作凭借，连祸福都不识，哪里还谈得上名节义理？这正是宣尼所感叹的：鄙陋之人不可同他共事君主。浮云容易消散，白驹过隙般的时光容易奔驰；膏粱美食和锦绣衣服最终都要喂给蝼蚁，肌骨毛爪最终都要归于粪土，只有三寸长的简册能够光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之间，千古不磨，为什么还要玷污它呢？又听说有关官司因恼怒推官职事上的倔强，打算把案卷移送外郡以便办完这场狱讼，那就更错了。祖宗设置推官，并不是像近来这样只随巡按承受委托而已。想到百姓不能违法而受刑，所以设置法司来平定天下的刑罚，设置臬司来平定一省的刑罚，设置推官来平定一郡的刑罚。如今的推官已经荒废自己的职守了。台司既把推官看成私人差役，使他奔走以满足自己的喜怒，推官也奔走唯唯诺诺，把自己当作台司的私人，不敢抵触；然而这并不是设置官职的本意。推官亲自面对大廷，接受皇帝的命令，主持一郡刑狱，审问、定罪、宽宥都只以三尺法令为准；即使君主有命令，按义理也应以死相争，哪里是台司可以随意交给别人办理的？哪里是外郡敢擅自执行的？天下还如此广大，万世还如此遥远，天命和民间常理终究会显露，怎么可能把天下人的耳目全都蒙蔽呢？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纪纲，我不敢模棱两可、随声附和，以损伤高雅的教化；只希望最终把它完整办好，不要使纷争不断。《与季朗书》【刘鳯】。

译我和兄长共事最久，彼此的情意没有不熟悉的地方。但我常常疏忽健忘，兄长从前请托我的几件事，我屡次回复后便不再记得。去年在淮北游历时，我一直挂念着此事，何况从此以后前途浩荡，难以预料；半夜想起，惊叹得不能入睡。我们共同勉励的，是文兄才华雄健卓异、铺陈华丽，这不是我所能企及的。至于精研义理、考核探究，我曾经能够向您质疑请教，这些道理一天也不能离开。如今却要远去，这是我私下里惆怅、慨叹、哀惋而不能自适的地方。我想请教的事情，姑且摘取一二来说。经传以及周秦之间的书籍，是说明言辞轨道的东西；至于思想所趋向的地方，古人的法则刚在心中萌动，还没有清楚显现，并不是可以预先思索保存的。譬如水渐渐浸润，因循导流而行，所以只是借助文辞的手稍加综理编次罢了。水坑还没有盈满，怎么能强行决口？思想还没有积蓄，手怎么能替它写成文辞？因此，任意发抒思想，随着手笔奋发而成，才是善文。若事先按照规矩揣摩裁剪，迎合变化、追赴时会，融会联络、构思雕琢，罗列同类而错综安排，那就是文章被泥滞牵绊而不光明。我所以竭力去除陈旧因袭，铲削雕琢，必使文章直达而飞腾，如暴风突起、云气惊骇、雷霆迅疾；同时又含蓄悠远，英气慨然，沉静坚定，从来没有刻意安排而法度自然存在。像庄氏综合文辞，往往没有特定目的，却纵横写下数万言，无不灿烂明洁。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等人，片刻立谈，奇异的辩才、华美的辞藻、刚劲的气势、飘逸的文采，难道是经过思索编织而成的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得到的，所以能够敏捷迅速、仓促应对，随着事机如蜂群般涌出，这正是它们可贵的地方。若是迟缓地研思吟咏，摘取材料、反复考察，那么即使铺陈华丽、典雅峻峭、超越奇诡，也还不足以称为难能可贵，更何况那些松散、幼稚、平淡、散乱、笨拙、软弱的文章，像如今人们所作的，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况且兄长和我竭力开创新体，首先开辟蒙昧蔽塞的局面，哪里有什么可以借助、寄托的呢？假如等待时机，而小人夸夸其谈、毫不惭愧，反倒说我们只是穿缀，又说我们多用典故。不能理解而妄加诋毁，还可以说得过去；说它容易却自己不做，岂不是欺骗得太厉害了吗？既然假定自己能够做到，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这些人姿态奇逸、意气纵放，却偏偏守着那点不值得一笑的旧法，还自以为能够驾驭文章，这是欺骗谁呢？典故是根据事实陈述义理，本来就必然会用到，并不是只凭借典故来求工巧。那些人自己不学习，却嫌文章深奥僻涩，难道一定要像他们那样才算好文章吗？我过去作诗，颇多借助淳父，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小人。我们对他们教导得已经很多了，他们却每每手持戈矛、弯弓相向，实在可鄙。兄长今后希望同我一起把这些话藏在心中，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如今天下有一半人在学习王氏之学，难道是王氏的才华胜过兄长和我吗？只是借助权势地位罢了。兄长近来即将直上青云，在海内传扬学说，不久又会使天下学习魏氏之学。魏氏学说流行之后，和我的主张又有什么不同呢？我私下里愤懑不平，想把胸中的郁结一口气倾吐出来，寄托到无穷之后，所以不惜反复多说。处世求取职位，随时势而屈伸；兄长的笃实周密，似乎也太过了。即使您鉴察到我疏放诞妄，招来责难和嫉妒，这也是事实；事情本来如此，不值得过分忧虑。机变权略、辨识筹划，以及神鬼般幽隐难测的事情，世上哪里有能超出我们这些人的估量呢？然而人不能样样兼得，这也不是忧虑所能解决的。正直地发表议论，神色庄重严厉，敦厚持重、重视声望，不稍作假意顺从；这样的人最终又能做成什么呢？难道只能像蝎子一样螫人吗？得失各有定分，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温和谨慎，反而只是让污浊邪恶恣意轻慢侮辱罢了。幸望不要犯下只以我为鉴的过错；如果事情尚未发生，愿意再作回复，不要有所吝惜。《拟谢交游书》【刘鳯】。

译我听说真诚没有不能感动的，义理本身不会自我怀疑；既然说要把身心托付给人，就不应当再有间隔。然而如今看来，事情竟然大错而并非如此！从前田光伏剑自刎，以成就死士的气概；侯嬴自刎，以成全公子的事业。舍弃身体而死为什么容易，了解人心为什么困难？假如他们的头发没有竖立在帽上、眼眶没有在墙下裂开，难道不是终究会受到燕、魏人的嘲笑吗？如今既以国士相待，又以石交相定，却因为微小利益而相争，因小小嫌隙酿成山丘般的大祸，这使轻生的人含悔，也使谈论交谊的人羞惭。希望您仔细察看。过去夷戎来到鲁国，脱衣而僵卧；纪公擅长技艺，宁可剜肉也流泪。因此华元没有怨恨驾车人，司城子罕也没有怨恨跟随逃亡的人，因为知道不能把自己局限得狭隘，才会发怒。所以希望您不要忘记后门那位不肖之人，而先顾及卫人的微小行为，不要使羊斟、子韦在千载之后仍感到羞惭。我听说樗里疾因商鞅而毁容，公仲朋因某事痛心；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私下也为此悲痛。希望您深思熟虑，不要自己蒙蔽自己。古语说：‘怨恨不在大小，恩惠不在多少，关键只在于施用得当或不得当。’所以越王扶轼而武士奋发自矜，荆君亲自慰劳部下而三军都像披上了棉衣。虫兽形象并不是振作士气的凭借，空洞言辞也没有御寒的功效。越王因此成就霸业、使强大的晋国服从，是因为义理由感愤激发，利益借助温言抚慰而来。所以焦夷水能够截断，蛟龙般的威势却在要离面前意志折损；田开之以力相抗，虎兕般的勇猛却在酒席之间丧命。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有事物击中了他的内心。甘茂离开秦国，途中遇到苏代，结果两个国家都迎接他并任为上卿；公叔痤任将，战胜韩、赵，魏王便赐给吴起二十万亩田地。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意味着有不能忘记的恩惠，功劳意味着有不能独占的事业。两个人确实明白谋略、审察事情，难道会背弃利益而故意谦让吗？所以利益相同的人会争夺，分配功劳的人反而在后；同样美好的人会彼此嫉妒，后来者反而居于上位。从前召忽任用公子无亏以图谋大事，鲍叔牙奉命出走，传信让夷吾复生以保全齐国。这三个人像鼎的三足一样并立，都怀有成就霸王事业的明略，坚信并实行自己的独立道路，所以行为不同却能够互相补益。因此成安君在泜水之上被刺死，孙膑却因魏军败走而名声显赫。他们起初私下互相敬慕，愿意以死相交，后来却因为猜疑嫉妒的痕迹，酿成互相伤害的大祸；即使曾携手同游，也很快败坏。所以东郭顺一句话便使西门豹忘却荣辱，段干木高傲不仕，魏文侯却同他结成素交。这些人难道是因为名位高下、财富厚薄，把它们当作媒介阶梯，才彼此交往于咫尺之间吗？他们胸襟宏大深远，悠然自得，志意诚信而没有边际，哪里会在意那些进谗邪佞的人呢？所以贤者以高洁的行为振作疑惑之士，智者穷究事理而作长远思考。从前伍子胥被伯嚭迷惑，子产也不能保全于邓析之手。处在这两个人之间，彼此不同的不能强行使其相同，危险的也不能苟且免除。为什么呢？因为内心被两端牵制，形势又逼迫到危险的地步。苏秦准备联合六国合纵，召来张仪并激怒他，使他向西进入秦国；甘茂准备在宜阳收取土地，派向寿返回秦国。这样做，是为了使重要人物看重自己的君主；这是借助倾危狡诈的谋虑，趁间隙控制进谗之人的手段，由此搁置构陷争斗之事，牢固地增强君主的意志。最终形势反转，禁制使祸患萌芽消退，灾患也就消除了。因此，智力相当的对手彼此用脸色示意，季札出使时对张仪的做法，正是侮辱并轻视他；交情疏远的人用明确的誓言表示诚信，甘茂对息壤发誓，正是为了不让别人从背后攻击他。如今这两个人如此明白，却反复施行申说的计策，恐怕开放和闭塞的道路，还来不及濡足、解开盘曲之耻，祸患的道理已经如此相连，哪里等到事情临身才可以制止呢？因此君子尊崇大道、把厚重放在后面；黄歇听取意见却不喜悦，瞿氏的宾客申明信义，像兰花一样结交，收聚比德之好，不给自己留下屈辱。为什么呢？因为求益无止境。宁戚大声叹息，成为仲父管仲进言的依据；郑国子产一句话便使然明显露出心意。为什么呢？匡正政事、平定风俗，表面功效虽小而谋划长远，最终都归于济世，不能靠阿谀奉承来相合。至于那些谄佞机巧、凌辱讥讽之人，驾着言辞游说却不能互相了解真情，逢迎推诿，怯懦疑惧一同奔走，只为逞弄机敏的技巧；他们倾覆他人、以气势压制，却自以为有辩才智谋、微妙才华，滑稽而无所顾忌。因此阳虎在鲁国树立党羽，逃亡还未出境，就遭到袭击、追赶和拘捕；董叔依靠范氏求得援助，想借此托身，却被绑在庭院的槐树上。如今结交朋友，如果真能剖开心胸、吐露肺腑，忍受苦口之言，进献逆耳之言，表达诚恳，抒发切直之情，始终对朋友竭尽真心而不吝惜感情，那么即使左伯桃饿死，也能使他不推辞；即使荀伯触刃而死，也能使他不后悔。何况因为一箪饭的小事而变脸，因为一杯酒之间的事情而怒目相向呢？这样看来，虞卿为魏齐舍弃相印，祁奚对叔向不求回报，又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呢？况且我听说，士人的依附不能凭空，名声也不能凭空树立；有些人喋喋不休，把朴玉藏在匣中层层包裹，把鱼目混在照乘之珠中，却都希望别人一见便把它当作珍宝。为什么呢？因为鲛人感到羞耻，周客便逃走了。首山的铜、若耶的锡，之所以成为万世珍宝，是因为经过陶冶、砺磨、锻错，才显出精光。所以士人会因不被知己者了解而屈抑，却会因被知己者了解而伸展；若妄自设想、心存希冀，便会像燕石、珷玞，只给子春招来罪过；若俯身接受熔铸陶范，便会使朽木、腐木也得到风胡子、薛烛那样的名工接踵来赏识。如今里巷中的豪雄、布衣中的杰士，凭借王公的权势，依仗青云直上的势力，仇视景云、叔佗、羽公子等宾客，在纵横游说中为自己扬名；人们仰慕他的声势，又转相倾动。这使恬淡退让之士不能从容高步；即使想劝善忠告，也必将像范雎游说秦王那样折胁断齿，像韩非那样孤愤，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回头视察、改变听闻，革新心意、改变思虑。因此君子盛饰高洁廉正，常常独自远离名誉之外，不被流俗的污秽牵引，以便使自己从泥淖中疏拔出来。所以处在困穷中便互相救济，不必像叔展那样在社坛呼号；遭逢祸患便一再消除怨恨，楚王的剑能够刺及窒皇，许国之人也不终于畏惧威势。解扬在无霣面前以死宣言，居平却回头顾念而庇护私情；范宣早晚向訾祐请教，面对利益仍能推让引退；文子不以职位营私而获得名声，子产相先含垢忍辱，于是疾驰而分担毁谤；桓子离开忧患却不怨恨，反而指着屋柱来平息遗憾。季孙因此说：君子以淡泊成事，小人以甘美相亲而败坏事情。

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想遨游于高远的云气原野，同时包容区域之外的事物，独自打开开阔广大的人生视野。如今那些庸俗而偏爱幼子的见识，沉溺于和颜悦色、侧身献媚的习气，住在同一条里巷却仍傲慢地看待长者，轻视庄重而显出骄色，使贞正耿介之士同柔弱谄佞之人并肩。这就是原宪向端木赐辞谢、方回向魏击纵情发泄，宁愿怨恨世俗而独自遨游的原因。我听说贪恋利益会毁坏信用，损伤品行会危及自身。公孙不向同车的人谋划，军队便被敌人挫败；燕国人对着丘坟哭泣，却用言辞施行诡计；子木在齐国盟约上背信，亲身遭遇危险；驷带没有在重要誓约中守信，后世便认为他有所不及。如今若让忠厚守朴的士人舍弃芬芳高洁的本性，甘心追逐腥臭腐败之物，被权势显贵蒙蔽，受名利道路诱惑掠夺，跌倒爬起、望拜求进，只为争取鼠肝虫臂般微小的收获，自己伏在粪土之下，那么士人也只能剃发、戴巾、作妇人装束逃走罢了。哪里还会有睁眼吐气、强作笑容面对朋友的人呢？《与戚元戎》【李攀龙】。我很赞赏您的话：‘军队虽然稍有增加，但计算日期就可以裁撤的超过它；财物虽然暂时增加，但将来节省下来的会加倍。’您的谋略也太壮伟了！至于您说将官废弃操练技艺而只教空文，把流黄铰造的技巧当作奇货，暗中迎合贵人，远远谋求漠北的事情，这又是多么痛切地指出时弊啊！既然天下都在关注我公，圣明的天子又倚重您，应当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别的办法，便应当做到所谓‘宁可把自己置于能够熔化金属、销蚀骨头的地方，也不枉曲自己的道路来求取欢悦、求取事情成功’，立刻这样做才是。此乃大忠的定论啊！我公既然长期在那里，军队习惯服从之后，自然会要求训练士卒；士卒训练纯熟之后，自然会要求精良武器。何况立志报答君主的人很多，他们是可以依靠的。防秋之事另有议定，已经有成命，这又是我公施展谋略、推行方略的时候。边疆非常幸运，乡里也以此增添荣耀，都在这次举措之中。《报刘都督》【李攀龙】。刘将军的名声传遍天下以来，我希望见到本人，已经十年了，这期间没有一次不私下想着您。拥有百战百胜功劳的人，免不了自我显露才华；而遭受一朝无辜毁谤的人，也免不了常常挫伤志气。即使贤者也难以做到。如今我因摄海之役，您这位执事庄严地屈尊前来，我得以承受您的容色，刚一见面便像相识已久。您主动先施礼，亲自结交而不鄙视我的低微，披露内心情谊，我谨慎地全部承受。您有诸葛孔明集思广益的风范，又以慷慨激昂来实行它。您过分厚意地延请款待，使我在依依不舍地重重告别之后，仍在船中缅怀不已，竟不知已经走到了旅途尽头，恍惚失神，如同您还在眼前，这些就不必说了。我东行离开之后，安然无事，连最细小的东西也没有侵犯；登场大阅时，又看见纪律森严，士气踊跃，技艺精熟真实，能够赴汤蹈火；艨艟船轻便迅捷，投放竹签以记里程，桨和舵都很灵便，转折回旋如飞。炮石四面发射，波涛随之响应；削制云梯，树立檄文，显示疑兵，设置伏兵。所征调的叙泸弁旄之兵，闽粤善于游水的人，三河能挽强弓的骑兵，成队彼此扼腕，只求与敌交战。于是每天杀牛犒劳士卒，而帷幄之中又自有爱护筹划。这样的才能难道可以暴露出来吗？这样的志气难道可以挫伤吗？上天把虎臣托付给您已经很久了，不过还要在仕途成就之后加以激励，使他奋发于必然奋发之处，坚定于必然建立之事罢了。大忠之人能够保全节操，处境越困顿，志气越激厉，而刘将军的名声也越发振响。我哪里能再增添一个字来赞美您呢？如果一定要有所询问，那么摄海之役中，我亲眼见到您的美德就是这样；希望这些话能使狂妄之人相信，也足以作为称述您的依据。至于您极其盛大的德行，这些话又能补益什么呢？《报刘一丈》【宗臣】。相隔数千里，能够时时得到长者赐来一封书信，以慰藉我长久的思念，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哪里还敢再承受您的馈赠呢？那样我这个无能之人又将拿什么来报答呢？信中的情意非常深厚，这足以说明长者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也说明父亲思念长者之深。至于您在信中说上下相互信任、才德与职位相称，用来谈我这个无能之人，我对此尤其感激。才德不相称，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不能取得信任的毛病，更是我的严重问题。况且如今这个世道，所谓取得信任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从早到晚骑马，等候在权贵的门前。守门人拒绝不让进去，便说甜言蜜语、献媚的话，作出妇人的姿态，把金钱藏在袖中私下送给他。守门人即使拿着名帖进去通报，主人却又不立即出来相见；于是只得站在马厩中仆人和马匹之间，恶臭之气沾染衣襟。即使饥寒、酷热等痛苦难以忍受，也不肯离去。到了傍晚，先前收受赠金的人出来告诉客人说：‘相公疲倦了，谢绝会客。’客人请求明天再来，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夜里披衣坐着，听到鸡鸣便起床，洗脸梳头，骑马跑到门前。守门人发怒说：‘你是为谁来的？’客人回答：‘昨天来的客人。’守门人又发怒说：‘你怎么来得这样勤？难道相公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见客吗？’客人心中感到羞耻，只好强忍着同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姑且容我进去吧。’ 进门的人又得到所赠的金钱，便起身进去。又站到先前站过的厩中。幸而主人出来，面向南召见他，他便惊慌地跑到台阶下匍匐着。主人说：“进来。”他便拜了两拜，故意迟迟不起身。起来后，献上所献的祝寿金。主人故意不收，他便坚持请求。主人仍然坚决不收，他又坚持请求。然后主人命令属吏把钱收下，他又拜了两拜，又故意迟迟不起身。起来后，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出来后向守门人作揖说：“官人幸亏照顾我，以后我来时，还望不要阻拦我。”守门人回揖，他便大喜，奔跑着出去。在马上遇到相识的人，便扬鞭说道：“刚才我从相公家来，相公很厚待我，很厚待我！”并且虚构种种情状。即使那个相识的人，心里也畏惧相公厚待他了。相公又渐渐对人说：“某人贤能，某人贤能。”听到的人也暗自盘算着交口称赞他。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上下彼此相合。长者认为我能这样做吗？从前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岁时伏腊送一张名帖以外，我一年到头也不去一次。偶尔取道经过他们门前，也总是捂住耳朵、闭上眼睛，跃马飞驰而过，好像有人在追赶似的。这就是我的偏狭之处。因此我常常不受长官喜欢，而我反而更加不加理会。每每大声说：“人生自有命运，我只守自己的本分罢了。” 长者听了这些，难道不会厌恶我这种迂腐吗？乡园中多有变故，不能不触动客居之人的愁情。至于长者怀抱才华却困顿不得志，又使我悲伤而感慨。上天给予先生的实在很厚，不必说长者自己不愿轻易抛弃这些才华，连上天的意思也不愿长者轻易抛弃它。愿您安心吧！答殷无美书【王世贞】

译昨天承蒙您把君典学士的书信给我看，知道您没有因为我不肖而弃绝我，并且答应春天来海上访问，实在非常感谢您。说到君典新建的居处，真是“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顿时清爽，仿佛从梦中醒来。我记得我代理山东宪使时，故吴中丞峻伯任学宪，曾经在与诸位贤者饮酒时开玩笑说：“我的志愿，是说到峻伯，做官的行踪不一定要在中原，即使云南、四川、福建、广东，也一定要全部走遍，饱览那里的山川风物；最后还一定要坐到尚书省，亲近皇帝的诏书，然后告老还乡。”我说我的小小愿望不至于这样，只愿得到二顷池塘，四周排列种植梧桐、竹子、垂杨、芙蓉之类，池中养几千条鱼；中间建一座小岛，岛上筑三间高阁，阁下左室收藏书籍和金石古文，右室全都贮藏美酒，旁边再有一间小室，备好茶灶和深锅，同时蓄养一些小鲑鱼干、瓜果蔬菜。阁上一张榻、两张几案，读书稍感疲倦，就叫人送酒喝几杯，醉了便暂且休息。岛旁系着两只蜻蜓艇，有来访的好奇之士和善于饮酒吟咏的人，就用一只艇载他们来，另一只艇捕鱼佐酒；不问早晚，饮酒疲倦了就相对倚着几案休息，兴尽便再载他们回去。若有俗客来打扰，即使叫喊一整天，也一概不予应答。这样终身就满足了。峻伯问：“谁可以算作俗客？”我说：“坐在尚书省、亲近皇帝诏书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众人放声大笑，事情就此作罢。峻伯任贵州巡抚期满回京，后来因病去世，最终没能实现愿望。而我幸而有园林、山池之类的地方，但它们处在城市之中，从贵游到农夫野老，都能来亲近我，我不能拒绝他们。没想到君典一来就成了这样，只是听说他将要辞官归隐，恐怕不能完全领会我话中的境界；况且朝廷正殷切地希望任用他，难道能容许他在东山闲坐长啸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二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八 答两广殷总督【明高拱】广东的事情，我先前已经大略说明过意思，想来您已经知道了。如今城池已经收复，剿灭倭寇取得捷报，实在可喜。然而倭寇还可以平定，地方上的盗贼却难以立即消灭。地方盗贼不能消灭，正是倭寇所以到来的原因；而地方之所以盗贼众多，实在是被有司的贪婪残暴逼迫而起，又由有司的蒙蔽纵容养成的。等到势力形成，计策无可施展，便提出招抚的说法，只求苟且应付眼前。于是我们用抚慰来敷衍他们，他们也用抚慰来敷衍我们。他们东边接受招抚，西边却还杀人，这并不是真有抚治的实效，只是白白用官服、金钱、绸缎、羊肉、美酒、宴席和劳军的金鼓来赏宠他们。有些有司和将领，竟然称贼首为“翁”，同他们对坐宴饮、欢笑作宾主，还把侍教生的名帖投给他们。百姓苦到这种地步，盗贼却得到这样的荣耀和利益，这不正是在鼓励做盗贼吗？怎么能责怪百姓不去做盗贼呢？广东各地遍布盗贼，实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幸而有您在那里，必须痛痛快快地杀戮一场，使各山洞、海洋中的盗贼都被消灭，然后抚恤创伤，休养生息，才称得上平定。否则仍然因循旧例，恐怕一天又一天，广东就不再是国家所有了。昨天已经命令兵部复议上奏并发给银两，招募浙江兵前去听您调遣使用；其中如何伸缩进退、调度掌握，都任凭您临机处置，其他人不得再加以阻挠。如果您为皇上整顿这个地方，使它恢复到当年的旧状，这是不世出的功劳。陈奎、刘稳已经都任用于广东了。苏愚等到有副使的缺额时再补任；其他还有应当更换的人，不妨告诉我，我立即替您处理。至于征讨剿灭的事情，尤其必须用对将领，才可以取得成功。广东从大将、偏将、副将以下，究竟谁可以任用？谁应当留下，谁不应当留下、应当调走？谁可以替代谁？谁适合那里而不适合这里？谁适合这里而不适合那里？凡是应当调换的，都可以奏报上去，应当拟定后执行。有将领、有士兵、有粮饷，盗贼平定就有日期了。然而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急切，还有更深的用意。广东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要整顿得恢复旧状，也非常困难。不是您在那里，谁能经营筹划？不是我在这里，谁肯主持推动？所以整顿这个地方，必须就在此时进行。过了这个时机，即使少一个人，事情必定无从成功，广东终究不会有安宁之日。您有雄才大略，完成此事并不困难，时机不会再来，难道可以不放在心上吗？答贵州阮巡抚【高拱】过去您赴贵阳时，关于安国亨的事情，我曾当面把大意告诉您。如今您来信所说的这些，似乎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特意再为您说明。天下的事情，有些必定应当明白地正其罪名；有些罪过未必真实，是臣下应当自行处置，而不可以在君父面前说得过重的。比如中原百姓，竟敢公然称乱，大逆不道，这就是所谓向天子上告，发兵征讨，消灭他们以后才吃早饭。至于民人与夷狄异族，顺逆的道路不同，即使有嫌隙，本来并没有叛逆的事实，那么臣下应当自行处置，不可以在君父面前说得过重。为什么呢？君父是天下的主人，威势在于必定伸张；一旦说是叛逆，就应当扑灭，难道可以只这样罢休吗？可是事情并非事实，却硬把罪名钉在他们身上，又把它说得过重，那么将要怎样处置呢？安氏的内乱，本来是安国亨、安智以及他们族人之间相互仇杀，这只是他们家的事情，并不是侵犯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叛逆呢？可是先前的抚臣却立即把它按叛逆上奏。君父在上，既然听到了叛逆的各种说法，那么法律规定必须施行，哪里容得轻易宽免？安国亨本来没有叛逆的事实，却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只得图求苟全；地方官又不体察实情，终于激成变乱，随后竟又把这当作叛逆的证据，实在可恨。如今看安国亨上本申诉冤屈，哀求恳切，叛逆之人会是这样吗？可是地方官仍不加处置，仍按叛逆论罪，于是朝廷想释放他却没有理由，安国亨想投顺也没有途径，这实在太过分了。况且安智是安国亨的仇人，何况又不是我族之人，却居住在省城之中。人们说只要安智在省城，谗言就会一天比一天厉害，而安国亨的疑虑畏惧也会一天比一天加深。安国亨的疑虑畏惧越深，安智的祸患就越难解脱；这是挑拨他们相斗，增加我们自己的麻烦。所以我认为，安国亨的罪固然不轻，但说他是叛逆却不是这样。安智应当另行安置，而不可以住在省城，关键只在于处置得当。凭朝廷的力量，即使灭掉安氏全族，又有什么困难？但事情并非事实，却白白劳师远征，这不是驾驭夷狄、安定中原的办法。希望您仔细思量。上徐少湖阁老书【赵贞吉】

译我与您分别已经很久，问候也有所缺失，只是因为遵守被贬逐臣的禁令，不敢凭借师生的情谊来往。从前我离开京城时，看见您有怜惜我的神色；后来一别数年，一直承蒙您的吹嘘提携。您对我这株枯朽之材的长久爱护，以及往来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您周旋处理此事，一定要使我回头反省、反复听取教诲，重新回到士大夫的行列，您的怜惜之心才算实现。我对于才能，不过像菅草蒯草一样平庸，却能从您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天下士人如云气蒸腾、声响相应，各自凭才技求取功名；门下之士要得到您一次顾盼，并不容易，而其行止去留、感情亲疏也随之而变，于是言论和声望如云变声移，新的事物不停出现，又怎能保证一次顾盼便长久不忘呢？像我这样处在被放逐远方的处境，保持着长久疏远的关系，却还能感动您最专一的情意，列入长久不忘的人中，实在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古语说：“人总是要寻求旧交。”或者我正是我公过去陶铸、期望成就的旧人，虽然第一次任职便已失败残缺，正因此才特别得到您的钟情吗？不然，为什么我身在远方，您仍不弃置；分别这么久，您仍不忘记，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呢？今年春天唐子应德来白下相会，我同他谈论本朝懂得治学、明白经术的宰相，是从您门下开始的。大概说来，前代并不是没有经纶济世的贤者，但孔孟一脉的学术传绪，能够知道其学说可以举措施行于天下的人，却很少。自宋以来，讲学明道的人都处在末位；而您恰好处在名重当世的时代，资质接近上等智慧，行事崇尚中正，内心明澈如镜，外在机神圆融，庄周所说的有德有才之人，大概就接近您了。把您的学说推行到天下，难道不正在今天吗？把万物汇聚为一身，是圣人的德；把一身分散而施及万物，是圣人的才。才与德都完备，就是道的周全。所以通达大道的人，天不能伤害，地不能杀戮，世俗也不能扰乱。如今各地多有警报，财用常常空虚，天下喧扰不安，我担心突然发生变故，却没有人能够挽救。只有君子认为一定不会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倚仗有道之人处在高位吗？儒者学习大道，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轻视出仕与退处，也轻视名位。名位实在不能轻视。《左传》说：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共同忧虑，是说连圣人忧虑天地的事情尚且不能与之相同，何况同小儒谋议呢？天地尚且不能与圣人共同承担，那么圣人的忧虑就大了。圣人抱持这样的深重忧虑，却没有职位可以寄托，惶惶然将往哪里去呢？所以我知道，上天把高位授予您，正是把深重的忧虑也交给了您。我说懂得治学、明白经术的宰相从您门下开始，正是想以此警醒您，而不是用来谄媚。只希望您稍稍退让自己的宏大美德，使赤舄安稳，使天下人的希望有所寄托，以报答那些希望国家得到治理者的心愿。这本来正是您内心明朗、外表圆融、能够巧妙应对的表现，理应如此。我实在不够资格，却深深知道这一点。我过去承蒙您的师资教益，近来又领受您的援助提拔，想写一封短笺来答谢您的宏大慈爱，却率然说出了一些狂妄散漫的话，于是大大忘了自己疏远卑贱的身份，也仗恃您盛大的德行和宽宏的气度，没有顾忌收敛。与高中玄阁老书【赵贞吉】我回到家中闭门追想过去的过错，感慨地叹息说：“如今这个世上，只有高公能了解我，只有您能保护我，只有您能宽恕我。从前我们聚在一起时，欢乐得像骨肉亲人；一旦彼此分离，就立即成为参星商星那样彼此远隔。这是我的罪过，实在太辜负您的厚德了。然而仔细想来，虽然是人的谋划不够周全，也似乎是天命已经决定了，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同您并肩出入共十个月，从来没有一句话发生隔阂。我虽然不肖，却自以为只有我能够辅佐帮助您。曾经对您说：“《大有》卦所象征的时代，只有不使盛大过分，才可以免除灾咎。”孔子说：“好。处在这种情势中的人，可以说是明辨而有智慧了。哲人懂得事物的先机，知道柔，也知道刚；知道隐微，也知道显著；谦逊处世而从容，上面获得信任，下面得到顺从，自己安稳，天下和国家也就可以保全了。又何必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愿推到极致，然后才觉得痛快呢？”我又曾对您说：“几十年来，臣下结党成风，欺骗蒙蔽君上，贿赂公然流行，纲纪荡然废弛，以致府库空虚，边防废坏溃败，人才和风俗已经极其鄙陋弊坏。您禀受天地间清正淑美之气，刚毅爽朗，文章醇厚，具备从各方面应付敌情的才能，担任皇上宾友、亲近之臣的职务，正应当在此时振作更新这一切，不可推让。” 我虽然平庸低劣，也愿意效法铅刀割物的微薄作用，自列于散宜生、南宫适一类人的行列，等待观看您的功勋事业显赫昌盛。这两句话，我常常说，您也常常听，如今仍然如在耳边。唉！我本想凭这个道理辅佐您使国家安定，难道竟因此获罪了吗？这是命运早已决定的缘故，难道全都是我的不肖之过吗？然而我自从辞职离开您以来，始终不敢因丝毫小事对您怀有怨恨。我的一片诚心，仍然担心您一旦举措稍有过失，社稷将依靠什么呢？所以现在再次陈述以前的话，献给您面前；我的用意诚恳而微小，迂腐得令人可笑，又是如此。韩愈说：“臣下只知一味求同，并非国家的利益。古代君子并不把一切相同都看作可贵。”我曾经考察宋朝宰相韩琦、范仲淹、富弼三位君子在位议政时，从来没有完全一致。韩琦、范仲淹在西部战事上意见大相冲突，富弼议论高邮守备之事也有不同，范公因此逐渐被解除职务；韩琦、富弼在濮王礼制之事上终身不合，富公年老时仍战战兢兢。因此可知，古代君子把不一味附和同意看作正道。我已经老了，将要逃入禅寂来消磨余年。乘驷马、坐高盖的人，忧患非常重大，我又哪里会借此来献媚求取别的希望呢？只是想到您高明、慈爱、宽恕，一定能始终了解我；又只有善人能够接受善言，只有贤者才值得责备，所以我才敢提笔不停，冒犯您的书记官，以便把自己附列于士君子的道义之中。不知您是否真能体察我的心意。能不能呢？答王鉴川【张居正】

译如今议论的人都说，讲和就是示弱，开马市会引起争端；说这种话的人，不仅不忠，实在也非常不明智。所谓和，是指两个敌对方面相互角力，智谋和力量相当，自己估量不足以战胜对方，所以不得已求和，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献纳；那样的和，是由边外势力控制，而不是由中国控制。因此贾谊认为这是倒悬之势，寇准不肯主持这种议论。如今则是对方称臣、纳款、表示顺服并请求册封，控制和议的是中国而不是边外，与汉、宋的事情相比，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它只能叫作互通贡使，不能叫作讲和。至于过去奏请开马市，是官府给马价，和边地交换马匹；那时对方拥兵压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劣马来换取我方数倍的利益，交易还没有完成，便发动抢掠，所以先帝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则是利用他们入贡的机会，官府为他们开设集市，使他们同边民交换有无；只略加约束，不许把中国的财物和禁物私自带出，开市期限有时三天，有时两天便停止，就像辽朝开原的事例一样。马市又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况且这件事有五项好处：敌人既然通贡，巡逻骑兵自然减少，边境不再震动，农民能够完成耕作，这是第一项好处；防守有了空闲，可以修复屯田，蓄养我方士兵和战马的力量，不必年年调兵援助，可以节省行军粮饷数十万、数百万，这是第二项好处；土蛮、吉能常常借助俺酋作为声援，俺酋既已归服，那么两个敌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东面可以制约土蛮，西面可以使吉能归服，这是第三项好处；赵全等人既已被杀，板升众人的人心已经离散，我趁机同他们约定，有愿意回来的必不阻拦；他们既没有诱骗招引的利益，又知道敌人不足以依靠，那么几万民众都可以逐步招抚归来，曹川一带就可以空虚，这是第四项好处；他们父子祖孙之间感情乖离、意见阻隔，彼此通联将要衰弱，征兆已经先显现出来；老酋死后，家族必然分裂，即使不死，也必然发生冒顿、呼韩邪那样的变故，我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实行自己的计策，这是第五项好处。这五项好处，都是古代谋臣策士祈祷祭祀、盼望求得的。可是如今议论的人，只因为边将不能捣毁敌巢，家丁不能追赶马匹，便只计算私家的损失，忘掉国家的利益，于是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替国家审慎筹划。所以我认为，说这种话的人，不仅不忠，实在也非常不明智。至于防备桑土、警戒戒备，这本来就是我们日常的事务，不容一天稍有懈怠，难道会因为对方入贡或不入贡而有所增减吗？如今我们中国，即使亲父子、亲兄弟相互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他们不背约，何况外敌呢？只要在于我方的控制驾驭策略适当罢了，难道能一定担保他们不背叛我们吗？几十年来没有一年不遭抢掠，没有一处不被侵入，难道全都是因为背弃盟约的缘故吗？即使将来背盟所造成的祸患，又哪里会比现在更严重呢？利害的归宿，已经黑白分明，可议论的人还在为此喋喋不休，所以我又认为他们实在非常不明智。刘院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始末，又与您同心，必定能够共同辅佐完成大事。希望您采纳他的意见，以及镇守、兵备以下官员所呈的奏折，凭您的高见一并筹划上报入贡数额、贡期和交易的事宜。我与玄老当向皇上详细说明，请求下旨施行。外面的浮泛议论虽然很多，不值得顾虑。答奉常陆五台【张居正】

译过去您从山中起用，不到一年就升入九卿之列。我日夜伸长脖子盼望您来一次，是因为您一向具有超出世人的见识，能够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艰难的心意，知道我能够前后疏通联系，共同渡过艰难危急。可是读了您前后亲笔写信教导我的话，却发现也没有超出一般人的见解，而且同我孤直的心志大相违背。您前一封信说我处置余懋学、傅应桢太过严厉，恐怕失去士人的人心；后一封信说我营救刘台是盛大德行，甚至引用文潞公的事情来相比。如今海内缙绅写信给我的人，十封中有九封都是这样说。然而他们都是普通人，哪里想到您有超世的见识，也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危难的心意，而您的见解竟也只到这里呢？古代贤圣所遇的时代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同。《易经》说“大过，栋桡”，卦辞说：“刚强超过中道，处在大过的时代，办理大过的事情，不能免于刚强过度的毛病；然而不这样，就不足以扶定倾危、安定国家。栋梁弯曲，根本和末梢都弱了。”伊尹、周公处在大过的时代，办理大过的事情，商、周的事业赖此得以保存；他们虽然刚强，却并没有失去中道。我只是一个竖儒，却拥立十多岁的幼主，站在天下臣民之上；威势和德行尚未建立，人们已经产生了轻慢之心。何况自隆庆以来，议论虽然很多，国家的大政却没有确定，纲纪倒置，名分与实际混淆。自从我掌管政事，才开始宣布大公，彰明大信，修订明白祖宗的法度，开辟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堵塞群小枉曲之人的门户，一切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振兴废弛的政务为职责，天下这才知道有君主。然而嫉恨我的人却倡导异说，想要削弱君主的威权、扰乱朝政，所以不得不重重处置一两个人来安定国家，以统一人心。这就是所谓刚强超过中道、处于大过时代的做法。可是您却认为这样会失去士人之心，错了。我只是想安定国家、安定社稷罢了，哪里值得珍惜怨恨呢？至于文潞公的事情，也不能相提并论。文潞公所侍奉的是已经成年的君主，他的出处去就未必关系到宋室的安危。子方是狂妄的后生，只拿馈赠锦缎一件事来议论前辈；他的过失在于不懂得贤者，所以文潞公能够包容他。我如今所处的是什么时候呢？皇上把艰巨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微小之身。如今权宦、贵戚奉行法令、低头贴耳而不敢放肆；远方异俗进献珍宝、修贡称臣，叩头至地只怕落后，独独是因为我在掌握控制。我的出处去就所关系的事情，难道是浅薄轻微的吗？那些进谗言的人既不畏惧，也不惭愧，专门充当祸乱的阶梯，而且蓄意很深，谋划很狡猾；向上不攻击皇上，旁边不涉及中贵，却独独把刀锋刺向我的身体；又没有什么可以污蔑我的地方，便只说我专权。他们说我专权，是想以此惊动幼主，暗中离间左右近臣，使皇上怀疑我罢了。幸赖天地、宗庙的神灵，默默启发皇上的心意，使皇上更加坚定对我的信任。否则天下的事情，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自从发生这件事，皇上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对那些嫉恨我的人深为痛恨。这大概正如大舜痛恨谗言毁坏善行、孔子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所以除去这种人，是为了安定我，也是为了安定社稷。皇上英明，能够明辨而果断，这完全合乎义理和法度；我之所以恳切地营救他，是想上答圣恩，下明臣节，并不是想借此沽名。可是您却拿文潞公来讽谏我，错了。我一心为了国家、为了士大夫的诚意，自我反省确实真诚专一；我的施行举措有时或许不合流俗，但总的目的，是想成就我为国家、为士大夫尽心的志愿。我曾说：“即使让我做刽子手，我也不离开刑场而求证菩提。”又有一首偈说：“高冈上的老虎正发怒，深林中的蟒蛇正凶狠；世上没有迷路的行人，终究就不会伤害人。” 您精通佛学，难道不知道其中的机理吗？士人因为不被了解自己而屈抑，因为被了解自己而舒展。如今海内缙绅中说这种话的人很多，我都谦逊地辞谢他们。可是对您絮絮不止，是因为您有超世的见解，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艰难的心意。您读礼经典有空闲时，请试着思考一下。倘若日后有缘再会，我还应当对您刮目相看。答周友山【张居正】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惠赐美好的布匹，深深感谢您的雅意。又听说宪司属官已经驻在宁州，因此能够弹压奸邪，抚慰安定善良百姓，实在很好，实在很好。听说圣王杀人是为了制止杀戮，施刑是期望最终没有刑罚，从没有听说放纵释放有罪之人就算作仁慈。假如荀子所说的“不欲”，即使赏赐他也不会偷窃，这是孔子用来针砭弊病的话。当时鲁国失去政权，宠幸贿赂日益显著，所以孔子说这些话来警戒它。如果说只要自己不想做坏事就可以平息盗乱，那是没有道理的。人能够放纵情欲、任意行事，有所欲求而没有得不到的事情，没有超过做盗贼的；而拿着耒、锄头，努力耕田、辛勤劳动，用礼法约束自己，却是世间最艰苦的事情。能够安于最艰苦的事情，无所畏惧而自然不做坏事的，只有夷由、曾参、史鱼那样的人才能做到。难道不应当说我有严刑明法可以制止欲望、禁止奸邪，却只凭“不欲”来率领百姓，使天下人都放弃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去遵从最艰苦的事情，这必须天下人全都成为夷由、曾参、史鱼之后才办得到。舜是不愿意做坏事的君主，皋陶是不愿意做坏事的宰相；蛮夷扰乱中原，盗贼奸邪作乱，仍不能不制定明确的刑法、设置司法官来威慑他们，何况其余的人呢？从前有司不敢捕盗，是因为盗贼被捕以后未必会被处死。不处死，他们就会拿刀刺伤官员，残害自己的仇人，并纠合党徒，所以盗贼越来越多，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却不是这样，英明的天子在上面提纲振纪，执掌政事的人拿着正直的墨绳来弹劾他们，法律既然规定必须施行，奸邪之徒就没有可以赦免的地方。议论的人却不遵循尧舜用来达到治理的办法，偏偏采用懦弱者姑息迁就的说法、衰败末世苟且应付的政治来加以扰乱，这岂不是违背明诏、曲解国法吗？您承担平息盗乱的职责，而您来信所说的内容，又似乎是不肯随俗把俗见当作是非，因此我才敢略陈区区之意，请您明察裁择。答耿楚侗【张居正】

译承蒙您寄来华翰，以及您刊刻的《论简汇编》，反复把奉行德政、安定民生、整饬军政作为急务，从中可以看出您高明而深通治国之体，实在是识时务的人。我记得过去我刚进入政府，想要推行一两件事情，吴旺湖对人说：“我们原以为张公掌权后，应当施行帝王之道；如今看他的议论，不过是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罢了，实在令人失望。”我听到后笑着说：“旺湖过分称赞我了，我哪里能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呢？孔子谈论政事，一开口就说要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舜命令十二州牧，说‘粮食啊，唯有顺应时令’；周公制定政令，说‘能够严查你们的军队’。什么时候不希望国家富裕而且强盛呢？后世学术不明，喜欢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把剽窃仁义称作王道，刚涉及富强便说是霸术，却不知道王道、霸道的区别，义和利的关系在于内心，不在于外在形迹；难道一定要仁义就是王道，富强就是霸道吗？我自从执掌政务以来，除了在机密处详细陈述、培养幼主的德性之外，发布的命令实际不外乎这两件事，如今已经七八年了，而民间愁苦叹息的声音还没有止息，仓促意外发生的变故还可能难以支撑，这哪里谈得上国家富裕而军队强盛呢？如今您不认为我卑陋，而把心力放在这些事情上，实在是百姓的福气。” 只是必须逐项核查事实、考核成效，才可能收到效果；如果只是把它们写进文告而已，实际意图就会变成空洞的文章了。至于议论留任入朝觐见的正官以及澄清淘汰县令的两份奏疏，都属于有关部门复核施行的事情；丈量田地一事，按照人情推想，必定会有人说不方便，只是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人阻挠议论；即使有，也是不敢传到我耳中罢了。假如有利于社稷，即使牺牲生死也要承担，我近来只守住这两句话；即使因此蒙受污辱、招致怨恨，而对国家实在略有帮助，也希望您相信自己，不要害怕浮泛的议论。答吴巡抚【张居正】您从郡守任上起用，凭治理政绩列为优等，二三年便授任中丞，列入九卿，在两浙设立都府，这是皇上特别的恩典。还没有建立功勋来报答知遇，便收起鞋子离去，忠义之士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古人有官职守土，如果不能胜任职守就离开。朝廷把数千里肥沃的土地交给您治理，言出必行，谋划必被采用，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还有什么功劳不能成就？却一定要离开以求洁身自好，难道是朝廷辜负了您吗？有人说：您过去因为举发刺史劳方伯的事情而同他发生嫌隙，如今劳方伯又受到重用，内心不安，所以要离去；这也不是大人的宏大气度。廉颇、蔺相如、寇准、贾谊也曾处于将相之位，势力彼此不能相容，尚且先公后私、忘却仇怨，以成就国家大事。从前您同劳方伯只为细小礼节相争，并不是有旧日怨恨、深仇大恨和不可解的冲突。如今您处在浙江，劳方伯处在福建，土地相隔遥远，各划疆界而治理，又没有同居并列、彼此不能相容的形势。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一撞便各自随风分泊了，有什么可嫌疑的，却一定要彼此回避呢？英明的君主在上，正广泛接受和施行各种政务，依据名分核查实际，以兴起太平之治，希望您勉力而为，不要自己损害自己而使天下的希望落空。您能够得到简拔任用，是我推荐的。我私下担心执掌政事的人不考察忠义的节操，却沉溺于世俗的见解，用来抵挡当时的文法罗网，那么我也将有被牵连治罪的忧患。书信已经陈述，只有请您自己谋划了。答应天巡抚宋阳山【张居正】来信说苏州、松江田赋不均，侵吞欺骗、拖欠等事，读后使人扼腕。您以大智慧、大勇气和诚心任事，正当英明君主开始综合考核之时，如果不趁此机会剔除清理积弊，为国家建立长久的政策，还要等待什么人呢？各种毁谤议论，都不必顾虑。即使我近来的举措，也有人议论我操之过急，但我已经审慎筹划过了。孔子治理政事，首先说使粮食充足；管子作为辅佐霸业的人，也说礼义产生于富足。自嘉靖以来，掌握国政的人凭贿赂办事，官吏剥削百姓的膏脂来讨好权贵；后来执掌国政的人，又一味实行姑息政策，成为拖欠赋税的渊薮，以成全兼并土地的私欲。私家一天比一天富，公室一天比一天贫，国家困乏、百姓穷苦，弊病实在就在这里。我私下认为，贿赂政治的弊病容易治理，姑息政治的弊病难以治理。为什么呢？贿赂政治只要惩治贪官就可以；至于姑息政治，却是倚仗法令为自己谋私，割取上面的利益来肥厚自己。就像您所说的，豪强之家田地达到七万顷，粮食达到二万，却又不按时缴纳。古代大国的公田不过三万亩，如今竟达到古代大国的百倍，土地达到几万顷，国家怎么能不贫穷呢？所以我如今约束自己、崇尚朴素，堵绝贿赂的门路，严厉惩办贪污墨吏，这些正是用来挽救贿赂政治的弊病。查核清理过去的弊病，清偿整理拖欠的赋税，严厉治理侵吞、欺骗、包揽代纳等奸弊，这些正是用来针砭姑息政治的。上面有所损失，下面就有所增益；私人的门路闭塞，公家的权力就强盛。因此惩治贪官，是为了使百姓富足；清理拖欠，是为了使国家富足。官府和百姓都富足，上下都得到益处，这样才能加强巩固根本的谋划，建立安内攘外的策略，倡导节俭的风气，兴起礼义的教化，让英明的天子垂衣拱手而治理。假使仲尼担任宰相，由求、冉有辅佐他，恐怕也不能超过这个办法了。如今议论的人总说，追查得太急，百姓将要逃亡作乱。这些全都是奸人鼓动言论来动摇皇上；可以迷惑愚昧暗昧的人，却不能欺骗明达之士。百姓逃亡并且作乱，都是因为贪官剥削百姓，而上面不加怜恤；豪强兼并土地，使百姓贫困而失去安身之处。如今侵吞、欺骗、隐瞒、占有土地的，是权贵豪强，不是普通百姓；我们的法律所施加的，是奸人，不是良民。清理隐占的土地，就能使小民免除包赔的负担，得以守住本业；惩治贪墨，就能使民间没有剥削扰害，得以安居田里。这样百姓将会为您立尸祭祀，为什么还要逃亡呢？您广泛研读典籍，深入考察古今治乱兴亡的原因，难道曾有官吏清廉、百姓安定、田赋均平却导致动乱的事情吗？所以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奸人鼓动言论来动摇皇上。希望您坚持最初的主意，不要被流言迷惑；将来宰相不要因为顾及私情、容纳私欲而忘记国家的忠诚谋虑，更不要严重到有人拿十万金送进他的家中，就被人牵着鼻子走。如今皇上年幼，我以一人承担天下的重任，即使毁掉家产来使国家获利，即使牺牲性命来求得事情成功，也不可能被区区浮泛议论动摇改变。您只管任凭法律施行，有人敢于阻挠您的法令、伤害办事的大臣，国家的法典明明存在，必定不会宽贷。《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三 （明）贺复征编 ○书三十九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归有光】

译有光拜了两拜，谨向明侯执事致信。我私下听说，明侯因为本县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田地荒芜，居民逃散，拖欠的赋税逐年累积而忧虑。十多年来，在这里任官的人，没有不对此深感忧虑的，却不能替百姓筹划一整年的生计。明侯对此忧伤，向下询问平民。我生长在穷乡僻壤，听到老虎都吓得变色，怎么能默默不说呢？我私下认为，三区虽然隶属于本县，却连接延伸到嘉定以东沿海的地方，号称冈身；田土地势高而隆起，物产贫瘠，不适合种植五谷，多种木棉，当地人专门从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时，制定了通融的法令：三区缴纳官布若干匹，每匹折合米一石；小民可以用这些布上缴税粮，官府不加征扰，百姓得到休息。到了弘治末年，这里号称富庶。正德年间，才开始有人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施行了百年的法令，于是把官布分摊到全县。把三区的布分散到全县，没有见到它的好处，三区却白白承受了它的祸害，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高地的土地，远远比不上低洼地区。低乡的百姓，即使遇到大水，也有捕捞鱼鳖、采摘菱芡的收益，依靠不断采捕可以度日。高乡的百姓一遇到严重干旱，放眼望去只有枯黄的茅草和白色的芦苇罢了。低乡的水退去后，第二年凭借肥沃的土地可以获得加倍的收成；瘠土上的百姓却要艰难百倍。此前巡抚欧阳公和太守王公实行按田地耗损情况征收的办法，只对二保、三保低洼积水的乡地特别议定减轻赋税，却对十一、十二、十三保高地旱区反而增加赋税。以前每亩只缴五升的田地，如今同全县七、八等保的肥沃水田一起均摊三斗三升五合。这大概是一时失于精细，因而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小民终年辛苦劳作，私人收成有时还不到三斗。田地怎么能不荒芜？拖欠的赋税怎么能不累积？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吴淞江是三州太湖泄水的主要通道，也是水流经过的大河；江南北两岸二百五十里之间，有数百条支流引水灌溉。近来水利不加修治，主河道已经淤塞，支流也随之堵塞。然而从长桥以东，上游的水流仍然湍急；到了夏驾口至安亭，经过嘉定、青浦的境内，中间水流却断续如线，因此两县同安亭接界的田地，没有不荒芜的。就三区而言，吴淞江既然堵塞，所以瓦浦、徐公浦也都堵塞了。瓦浦堵塞，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就没有收成；徐公浦堵塞，十三保的田地就没有收成。加上五六年的旱灾，沟渠都积满尘土，百姓哀号着只等死亡罢了。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愚见以为，为执事您筹划此事，第一是恢复官布旧制，请查考本县往年的案卷。官布在三区征收，是某年开始的；分摊到全县，是某年开始的。祖宗制定的成法、文襄留下的旧税，既然一旦可以轻易改变，难道就不能恢复吗？如今的赋役册中，凡是本县的官布都折成白银了。难道就没有想到上供项目规定的是白银，还是官布吗？如果仍然认为应征官布，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恢复旧制呢？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按照当地适宜生产的物品作为贡赋，文襄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但那里无法取得布，只能到安亭购买，转运辗转，折耗严重，公私双方都疲敝。有布的地方不征布，却一定责令交银；没有布的地方不征银，却一定责令交布。责令常州代替三区输纳白银，常州就得到便利；责令三区代替常州输纳布匹，三区就得到利益。这件事只要由执事向巡抚说明，不过是在税额调换之间罢了。第二是恢复旧的税额。牵耗之法是苏州一郡的事，我这个愚见不敢越分谈及，姑且只说今天容易实行的办法。先前王公已经确定耗粮办法：均摊田每亩三斗三升五合，歉薄田每亩二斗二升。后来核算本县歉薄田太多，于三十六万之外又增加余积米数千。王公命有关部门再次核定歉薄田，均摊叹千之米。王公的意思，是想让利益归于下层百姓。有司没有认真奉行，像三区这样的地方始终处在覆盆之下，而留下的余积米也就不知道归于何处了。希望查出前项余积米作为正粮，把三区的税额减到旧额；这样既不用烦劳更改制度，又可以实现王公想实行却没有完成的意图。加税到三斗，百姓拖欠的赋税日益累积，实际上从来没有收到三斗；恢复旧制减至五升，百姓乐意输纳，这五升反而确实能够收到。名义和实际的差别，在这里十分清楚。既减去新的税额，又对逃户和荒田开除其所存粮额，按照开垦荒田的事例招募耕种，几年之间也一定会逐渐得到休养生息。第三是修治水利的办法。吴淞江是三吴水道的咽喉，这里如果不治理，给我百姓造成的祸害就没有止境。以前谈水利的人不懂根本，只图苟且应付眼前，修一条港、一处浦来敷衍责任罢了。若一定要从源头治理到下游，就非开通吴淞江不可。开通吴淞江，那么昆山、嘉定、青浦的田地都可以开垦。议论此事的人不探究根本，因看见沿江种芦苇有利，反而加以谋取其税。自舟直浦、索路港等地，全都被豪强百姓占据。从前只是私自占有，如今又收取税款，这是教他们堵塞江道。上游既然壅塞，下游怎么能不阻塞呢？我这是为了三区的田地，却主张开通吴淞江，似乎近于迂阔；然而恐怕吴淞江不通，几年以后不只是三区，三州的百姓都要受苦。至于开通瓦浦，可以灌溉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开通徐公浦，可以灌溉十三保的田地；这足以作为支撑眼前局面的下策。我听说，古代君子为百姓谋生计，必不肯拘泥于世俗末流的议论，而是凭借敢于作为的志向作出决断。何况这三区只是本县微小的地方，处在明侯您的治理之下，只要得到斗升之水，就可以活命。恭敬地希望实行这三项策略，或许可以使濒临死亡的百姓重新苏醒；您对我百姓的恩德将非常广大。如今旱魃造成灾害，明侯您过去车马能够通行、河边人迹所到的地方，庄稼也只剩下少数；至于腹地，已经不再有青草。近来又经过秋季水灾，往往千亩田地中只剩几茎枯苗，随着水流荡漾罢了。救济灾荒的策略、免除租税的建议，这就像救援溺水和火灾一样，尤其不能拖延。如今三区已经没有富户可以充任差役，粮税和徭役甚至超过中等人家的财产，代赔和赔补的负担，更加不忍心说。请您怜念这些颠沛困苦、无处申诉的百姓，按照弘治年间的先例以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近实行的办法，免除他们南北运库、子马役、解户之类的差役；这也可以稍微缓解眼前的急迫困境。唯愿明侯您留意此事。

译《论御倭书》【归有光】我被弃置在山林之中已经很久，天下的事情本来不是我的身份所适宜谈论的；只是想到自己世代承受国恩，身在江湖，也不敢有一天忘记朝廷。何况如今倭奴违逆天道、凶暴悖逆，实在是我们父兄子弟百年来的仇恨和耻辱。明公您诚恳地降意询问，我这点愚见，怎敢不竭尽所知。恭敬地看到天子哀怜百姓，广布恩德诏令；明公您以国家股肱、耳目重臣的身份接受这项简命，手持玉帛，祭告东海之神，精诚昭著而感通神明，百灵都会效力顺从，那么龟鳖般的小丑也应当知道无处逃遁了。从前裴晋公、李中丞曾接受视察军队的命令，不久元济就被擒获，刘祯也被斩首，终于建立了平定淮蔡、泽潞的功勋。何况我圣朝的威灵远胜有唐万万倍，而明公您对自己的期许，难道会认为自己还在裴、李之下吗？所以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即使地位卑贱如草野之人也不要遗漏。我不敢说空泛的话来冒犯明公的听闻，姑且就今天用兵的形势谈一谈。倭奴入侵至今已经三年，残杀我们的百姓，淫辱我们的妇女，焚烧荡平我们的房屋；有关官员据城自保，军卫却没有人能对付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装备沉重、满载财物，得意地离去，还推诿说没有兵力也可以理解。如今各省军队四面会集，不下十万人，屯聚在边境上；对付这些残余喘息、游魂般的敌人，本来应该一举消灭，早晨消灭后就可以吃饭了，可是直到现在仍相持不下，没有见到一定决战的谋划。老子说：“军队所到之处，荆棘就会生长。”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求果断迅速罢了。孙子说：“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兵器迟钝，锐气受挫，力量耗尽，财物用空，诸侯就会乘其疲敝而起兵。”所以用兵只听说笨拙但求速胜，没有见过巧妙地长期拖延。如今这样，岂不是使军队迟钝了吗？难道是老子所说的果断吗？议论的人说，这股敌寇不宜与之交战，应当坐等使其困敝，这固然是一种说法。然而穷尽天下精兵，把甲士分散在海上，旷日持久而不能决战，那么所谓使敌困敝的，反而是我们自己，这一点不可不察。因此今天的策略，应当只是迅速决战。然而军队有分有合，若只是把众兵集中在一处，却不为他们列阵、驻守要害、广泛布置形势，那么敌人出动时，必定会观察我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向那里奔集；所以应当观察地势要害，预先防备敌军溃散突进。吴越一带濒临大海，可以通行的海口只有几条；既然不能扼守海口，使敌人突入三江五湖之间，可以防守的要害也只有几处；又不能据守这些地方使敌人无法横向溃散，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我认为，敌人在川沙，军队向那里进攻，能保证敌军败退向东而不向西溃散吗？能治理外部而不向内部溃散吗？所以太湖的入口可以驻军，三泖的入口可以驻军，吴淞江中段也可以驻军。我曾经沿江巡视，询问所谓沪渎垒的地方，知道那是古人抵御敌寇留下的遗迹，大致就是这种作用。营垒正在苏州、松江两府之间，敌人一旦到达这里，苏州、松江各县就没有一天不危险。所以修筑营垒，不仅可以阻挡敌人的入路，还可以作为州县的声援。昨天黄冈泾一战取胜，斩首之多，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然而敌人如果再次向东出动，那么敌锋虽然在五湖之上受挫，蛮族的烟尘又会在九峯之间连接起来。由此看来，分兵屯驻怎么可以拖后呢？过去敌人攻打府城，府不救援；攻打县城，州不救援；劫掠村落，县也不救援。府仿佛没有州，州仿佛没有县，县仿佛没有村落，只在一座城中勉强自保，就像与人搏斗时把自己的手脚捆住，断绝同党而孤立无援，这样怎么能够自存呢？幸而现在这些敌人只是在抄掠罢了，假如他们有长驱直入的意图，谁能抵御？这就会唇齿俱亡，首尾横向决裂。即使只把守城当作功劳，把方圆百里的百姓置于不顾，作为百姓父母官，内心怎么能这样做呢？何况京畿千里之地，空荡荡地没有藩篱般的界限，军队失去形势，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凡是王者的军队，从来没有不分别敌人的逆顺、离散其党羽的。如今闽浙的亡命之徒和各岛的夷人，本来就是必须诛杀的。如果我们的百姓被他们抓获，他们便剃去百姓的头发，强迫他们走在前面，作为诱饵引我军上当。我曾听说我军斩首敌寇二百多人，其中真正的敌寇只有一两个，那么临阵之时，难道可以不辨别真假吗？应当明确悬赏条例，公开说明优待和救活百姓的信用。古代用兵，能够使敌人被我所用；如今却把百姓驱赶得为敌人所用，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聚集天下军队，却不建立军政，斩杀和军法不能执行，抢掠也不禁止。前面的人刚刚冲入敌阵，后面的人已经奔逃。这样百姓有一百种逃跑退缩求生的心，却没有一种向前进攻求生的办法。况且所谓营垒、行阵、间谍、兵械，以及分数、形名、虚实、奇正等说法，都是兵家经常讲的，全都放置不讲。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所以今天用兵的关键，在于当机立断、分兵驻屯，以辅助军势；同时还应告诫州县官吏，不应把封闭城门作为上策。逃回来的百姓，不可反而把他们当作奸细，拘禁并诛杀。至于诛杀、赏赐和军令这些大事，如今调来的军队有内地和外地的混杂，应当显示我国的纪律，不能让敌人耻笑。这样作战却不能取胜、不能消灭敌人的情况，是不会有的。然而如今虽然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但经营筹划和安排部署，不经过几十年不能使局势安定。而且敌人本性贪婪残暴，习惯于抢掠的利益，即使受到惩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来。自正统以来，大概将近一百年，到如今才爆发，就像人的疾病，一旦发作，哪里能够立即停止？所以应当考察宣德、正统年间，先前敌人为什么不断侵盗，后来又为什么突然停止不来，这样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永乐年间，广宁伯镇守辽东，在金线岛西北修筑城池；夜间看见东南海岛中有火光，就知道敌寇到来，便拦截攻击，把他们全部擒获斩杀。因此敌人不敢进入境内。原来他们要横渡大海，航行需要十天一个月，没有合适的风候就不能前进，又不能携带很多粮饷。敌人还没有到岸，往往就已经饥饿疲惫。兵法说水战不能背水，迎击敌人不能顺着水流迎击；唯独抵御倭寇应当反过来使用，在水流上游迎击，绝不让他们上岸，这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办法。舍弃这个办法，就会从外海进入内海，由海进入港口，由港口进入城郭，像今天这样成为必然的祸患。

译我认为应当整顿振作祖宗的法制，从广东、福建、浙江、淮地一直到辽东，修治沿海各卫的防务，这样就不必另外调兵。恢复都司备倭的职责，也就不必另行选将。否则依赖客兵，客兵不可能长久驻留。假如撤回他们，敌人将再次到来，如此往返不已，军队就没有休息的时候，百姓也会耗尽。议论的人又说应当开放互市，放宽通番禁令，这是最为悖谬的说法。百年来的倭寇无缘无故到来，究竟是谁招来的？元人有句话说：“古代的圣王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不看重远方的珍奇物品。”如今却往往派遣使者奉朝廷旨意，乘船渡海，和外国互市，这是把远方物品当作利益。远方的人怎么能够被感化呢？永乐年间，曾经派太监郑和到海外一次，但有人已经怀疑这并不符合祖宗严禁的旨意。何况亡命无赖之徒，违背皇上的禁令，不顾私自出境、下海的法律，买通港口寻求交通，勾引外国人，酿成百年祸患。各种纷乱的议论，竟不察究根本，和扬汤止沸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唯有严格做好守备，使雁海、龙堆成为截然分明的内外防线，敌寇就不会产生入侵之心了。我亲身遭受倭寇祸乱，和乡里的父老反复详细商议后写下这些话，其中或许有近于合理的地方，幸望您采纳并实行。呈给王相公【赵用贤】近日读到台中两份奏疏，专门攻击李少卿，同时也牵连击中了子道纯甫，却唯独没有斥责贤您。然而贤您实际上是罪责的首要人物，只是因为稍微远离了他们的视线和耳目，所以仅仅免于唇齿之祸罢了。贤您难道敢因为一次没有挂名在弹劾章奏上，就庆幸而默默低头，任他们这样笼络吗？李少卿从前排斥攻击大奸，实在有社稷之功，也几乎遭遇鼎镬之险。等到如今事情成功之后再议论后果，才觉得容易罢了。倘若有一口巨锅安然倒置在那里，握着锅柄，那么所有只替自己谋求富贵的人都能这样做，这成什么样的朝廷呢？李少卿的过错，在于言语不谨慎，急于显示才能；他所获罪的地方也很轻，哪里至于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污蔑得如此厉害？难道还要替别人作人情吗？如今有人只要指名攻击旧党，便动辄发誓要搜寻隐伏的罪过，刻薄削夺而毫无仁恩，为什么偏偏只攻击李少卿？众人动辄认为这样正中要害、快意于时论，于是群起附和吗？李少卿今天的事情，起因是周元孚的一份奏疏。听说元孚的奏疏发出后，构陷他的人使尽各种手段，奇诡纵横，远非猜测揣度所能达到。人们大概只知道这件事是祸患的开始，却不知道祸患其实在司寇公的一番议论中已经孕育了。司寇公果真像奏疏所说的那样吗？还是不像奏疏所说的那样？先生应当自有确定的衡量，那么李少卿仍然属于可以原谅的一类了。至于吴、沈二位君子，忠言正色，刚正不阿地为国效力；江御史正直方正，勤勉不懈，确实有舍身为国的节操，却都横遭攻击贬谪。旁观者嬉笑，自以为得到这个奇货，这是什么心肠呢？诸位的过失，在于持论太过显露，责备别人太详细，求治太急切，自任太过；拿这些来责备诸位，诸位应当低头接受罪责。如今却只凭暗中的揣度议论此事，将要张大嘴颐指气使，树立党羽，急于猎取进用，终于掌握枢要，尽力剪除自己所厌恶的人，安置自己所喜欢的人；如果不去除私党，是非就不能分别，议论也不能归于一致正确。然而这也是凭暗中的揣度议论他们：他们都背弃公义、死结党羽，感念过去受到的礼遇，必定要向攻击过去那些人的人发泄怒气；表面闭合、暗中排斥，在指使和颐气之间，坐等剽掠之事牵连到他们的踪迹，往往偏袒一方，也不是没有根据。他们以暗中的揣度议论此事，别人也以暗中的揣度议论他们，那么是非和议论从哪里能够不纷纷扰扰呢？这些人总共不过四五个，屈指数来很快就能数尽。何况他们孤立地坚持一己之意，上面没有深厚的援助，下面没有私党支持，也没有深谋巧术来巩固自己，形势上也容易被罢去。他们所凭借的，只是皇上的笃信和深切维护罢了。世上那些侧目而视、群起诽谤这几个人的，都说他们不能安分、不能保持沉默；这固然是他们的罪过，但他们从来没有挟持名望来谋求私利，从来没有凭恃意气而肆意干请托付，从来没有树立门户来招揽权势恩宠；即使有赞成或反对，也总归是正论。即使有相同或不同的意见，也总归是没有私心。如今责备他们不能安常守时，喋喋不休地招来众多责难，却对事情没有补益；从为他们自身谋划的角度说，这确实不可取。过去范希文还是秀才时，便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任小官时上奏的章疏何止几十篇？即使居母丧时，仍然上陈封事。苏子瞻从团练使起身入朝，又正逢司马公执政，他所争论的事情无论多么细小都不遗漏。为什么当时不像今天这样被认为错误，而后世仍然得到正人君子的赞誉呢？那么，诸位或许只是专心报效君主，却不善于为自身谋划吗？这也未可知。况且诸位都有可以依循的资历和声望，又有可以凭据的地位，难道不知道稍微忍耐退让，早晚就会得到尊贵显达吗？即使只想施展自己的积蓄，也难道不知道暂时保持沉默是可以做到的吗？可是他们却反而进行超出本分的争斗，招来立即的灾祸；舍弃必然成功的办法，经营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策略。诸位即使愚钝，也未必会到这种地步。先生请您把根源彻底探究清楚，真相不可能逃过您至公至明的见识。我错误地依仗平日的知遇和爱护，于是敢于尽情放言，不知道避讳。您是责备我还是理解我，都请先生裁量。至于我的气质偏狭，不能融通，先生本来已经深知；而我自己也知道不是可以用来经世的材料，又何必等到世人共同抛弃我以后才知道呢？把这些置之不论也可以。致赵侪鹤【赵用贤】

译近日承蒙兄长赐下教诲，说我应当隐退沉沦以等待时机，不论出仕还是退处，都把一切交给天地的通达与困厄来安排，这非常好。您的教诲我怎敢不掏心接受？只是我说，所谓隐退沉沦，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归宿；如果没有归宿，那便是内心仍然贪恋荣华俸禄，只是假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说法，占据自己的地步而肆意妄为罢了，必定不是圣贤立身处世的真实本意。如今世人一谈到天下的议论涉及利禄和名场，就说姑且委曲周旋，不要过于激烈而招致猜疑；事情一涉及利害关系，便又说必须从容隐忍，这才是成事之道。归根究底，不过是一味回旋周转，暂且摆脱责任罢了。这种习气已经深入人心，往往得利而退。弟弟也不敢把这些全都辩说清楚，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凡是做官的人必定没有一天可以离职；即使有鞠躬尽瘁、挺身犯难的人，也应当把他看成坏事的人。难道一定要依附逢迎、彼此倚仗、委曲忍让、周旋回避，才算能够担当通达困厄的时运，得到大人的任用吗？学术和人心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最为高明的人也会沉溺在这种说法中。弟弟愚昧，不敢相信这种道理，私下认为我们进退行止，必须寻求自己真正能够安顿的地方；想退处，就必须确实忘却爵禄；想出仕，就必须真正能够履行一个职务、尽好一项官责，不辜负朝廷的任命；至于成败、毁誉，全都交给造物，而自己不把喜怒忧乐放在其中，这才是正确的。如果把自己看作极其愚昧、极其迷惑的人，等待造化的安排用尽，稍有失足便跌入近来的顽钝窠臼，这就是弟弟所以能够固守自己浅陋而坚定的诚信、不愿效法世人含混假托“没有什么不可以”说法的原因。弟弟不是敢于违背教诲、自以为是，只是私下认为今天真正有志成为君子的人，必须先谋划好自己最终归宿在哪里，然后才可以任凭时运来决定出仕或退处。这层意思，只有熙亭兄领会得最真切，也只有吾丈能够听到这种说法而不变色动怒。寄给王相公【冯琦】自从阁下离开以后，世上的事情已经发生多少变化了？大体说来，坚持正道容易激烈，贪恋俸禄容易随从。以激烈接续激烈，议论更加慷慨激昂，前后相互冲撞，灾祸也更加惨烈。例如东汉以杜乔接替李固，以陈蕃接替黄琼，就是这样。以随从接续激烈，只顺从君主想做的事，闭口不敢说一句话。君主认为这是忠诚顺从、没有违忤，于是说做臣子的礼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对从前那些激烈的人更加怨恨。比如以孔光接替王嘉，以胡广接替杜乔，就是这样。三年以来，士大夫遇到事情便发表议论，甚至在事情之外提出更多要求。等到雷霆般的打击摧折之后，先前意气激昂的人一变而为闭口不言，再变而为顺从怯懦。闭口不言、顺从怯懦，不过是不说话罢了，形势又将转变而开口。开口便顺应君主的意向，承接权贵的旨意，天地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了。即使像部署处置、坚持己见，也有过分而不近人情的。坚持己见而遭到压制，也将转变为诡诈顺从，再没有替国家守法的人。大概他们的议论和坚持，都认为可以由此取得名声，而有了名声就可以取得官职。等到不断遭受摧折，渐渐形成禁锢。名声不能用来取得官职，名声也就不值得顾惜；不只是闭口结舌的风气形成，甚至还会出现涂抹面孔、袒露形体的事情。从前小臣喜欢攻击大臣，大臣急于自保，所以大臣只担心小臣有言论，小臣只怨恨大臣掌握权力。如今言论和权力两方面都被剥夺，小臣和大臣都受到压制，只能举起酒杯恭敬奉上。朝廷中间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皇上聪明神圣，谁敢违法乱纪？然而上面过于威严，下面过于隔绝，只有独断而没有兼听。五官百司的事务，难道能够每天全都听取、全部阅览吗？左右近臣于是更加暗中上下操纵，施展煽动激发的手段，那么今天的独断，恐怕反而会变成日后的权力旁落。射中靶心的是箭，发射箭的是弓弦，拨动弓弦的是扳机，扣动扳机的是手指。弓弦虽有待发之时，但箭确实从弦上射出。如今众口一词，把一切都归罪于扳机和手指，再不关弓弦和箭的事。官员庄严地坐在大堂上，却说事情的源头全由属吏发动，官员哪里会不愤怒呢？只要发怒，就可以不查事情的真假，不论情节轻重，只让君主与进言的人成为敌对关系罢了。事情可以不询问、不辨明，所以奸人曾经想激起君主的怒气，而进言者恰好触犯了君主最忌讳的地方；这就是受攻击的人越发急切而越受亲近，攻击他们的人越多却越彼此践踏的原因。往年阁部相持，大臣与言官争斗，各种斥逐禁锢的事情，都在疏浚其源流、助长其波澜。如今言官和各部司几乎已经空署了，难道其中竟然完全没有一点意见，只剩下一份奏疏吗？只发一份揭帖来敷衍众人的观看和听闻，这是众人所非难的。众人所摧毁的力量，政坛地位不能庇护，形势也不能不向内廷借取援助；内廷又向外廷借用计策，内外党羽彼此结交，形成将来进一步进用、掌握政事的局面。事情如果不由宰相裁决，即使想打开一个言路，办得到吗？天下从来不缺少异常的事情，忧患在于把异常当作正常。异常发生时，人们还会疑惑、惊骇；等到习惯成自然，把它看作理所当然，然后因循浸染，最终达到混乱。从前中旨任用陪推，人们认为异常；如今却认为正常。从前一个官缺空缺一个多月不补，人们认为异常；如今官职空缺超过一年也认为正常。从前逐退一个言官，群臣便纷纷争论；如今接连有几十人离开京城，也认为正常。从前言官因弹劾别人而被逐，被弹劾的人惶恐不安，上疏极力营救；如今却用危险的言辞激怒皇上，驱逐十多人，还安然接受，把它当作正常。从前朝政有缺失，都责备辅臣，认为辅臣不进言就是没有尽言，进言了又认为不够有力；如今却习惯于依附逢迎、污浊苟且、含混自保，把这当作正常。以前令人惊骇的事，如今都被视为平常而不足为奇，接着又有新的异常发生。我私下恐怕后世又会把今天的事情视为不奇怪，进而出现超出今天的局面，那我实在不敢预料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上下隔绝了，政治根本轻弱了，进言的道路堵塞了，法宫之中只剩下左右近臣；左右近臣也人人自危，毛发悚然，重叠着脚站立。皇上至尊孤立在上，大臣却没有焦虑劳苦、为国家忠诚谋划的人，近来只见到一份这样的奏疏。朝廷设置公卿辅弼，而直言竟然出自一个宦官，这几乎就是鲁连所说的“三晋的大臣还不如邹鲁的仆妾”。总而言之，几年来，先前坚持正道而稍显激烈，如今贪恋俸禄而稍有随从；把今昔放在一起评论，就越发显出后者顺从，越发显出前者违忤，这正是长久以来阁下离去至今未能复出的原因。我进京以来，曾经考虑归隐，从此不再把心思放在时事上，于是形成了三缄其口的状态；姑且替阁下倾吐我所见所闻，也就当作一夜之间的坐谈吧。答吕新吾【冯琦】

译没有给您奉上书信，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知道您是不愿轻易用书信刺探、联络长安的客人罢了。使者到来，我才知道您并没有把我当作普通的长安客人看待，实在是厚爱，实在是厚爱。您荣任行省，显得尊贵庄重了，但众人的期望还没有满足。士大夫都希望您立即出任中丞，而我私下认为行省的地位本来并不比中丞轻。古代外台和行省，都与内廷官署地位相当，地方事务一并由它们裁决；国初也是如此。自从直指出现以后，外台的重要性削弱；中丞出现以后，行省的职权又受到侵夺。比如陕西一省，两司之上有巡抚，有总督，又有经略大臣。我不知道古代行省原本并不比中丞轻，过去的总督就是今天的经略。如今认为地方官不足信任，便借用朝廷官衔来增加权重，久而久之也成了地方官。于是又派出朝廷中更尊贵的人来统辖它，礼节更加繁琐，公文往来更加耗费，而彼此牵制，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事情成功了，大家共同承担；事情失败了，罪责也不会只加在一个人身上。彼此倚仗、彼此推委、彼此观望，因循苟且度日，根源都出在这里。古代凡事都归二千石负责，而刺史纠察不法，事情仍然能够得到治理；如今在二千石、刺史之上增加了好几等官职，事情反而不能治理，这种弊病并不在于设置官职本身。而且，政体本来出自行省外台，直指加以纠察，是因为直指身处事务之外。如今事事都要关白于直指，直指反而身处事务之内，这不符合纠察的本意，行省外台也稍微失去了自己的职责。这种事情沿袭已经很久了，如今即使议论也无从施行，只是姑且和您谈论古今任用官员的体制罢了。来信询问我进德修业的收获以及子嗣的征兆，又过分称许《楚录》而索取近作，我实在惭愧，没有什么可以答复。作为长安的闲散官吏，在供奉职事的余暇正想稍事休息，士大夫却动辄拿这些事来役使我；既然身为世人，不能不说些世人的话，但那并不是我的本意。稿子全都丢弃了，没有保存，而且只恨不得把笔砚也烧掉。读了《风宪约》一书，完全了解其中的情理和法体，凛然有登车揽辔、整饬风纪的志向，这难道一定比内台的地位轻吗？我知道您为什么能够任行省了。拟呈给督府的书信【徐渭】听说敌寇刚来，迷失道路，打算迅速逃出境外；应当派一两个狡猾的人，装作逃亡迁徙的样子，使他们成为敌寇在乡里的向导，故意把路带偏，并预先在险阻关隘埋伏精锐士兵等待，这是上策。如今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昨天到高埠，乘船进入敌寇占据的地方，观察地形并考察人事，已经非常熟悉。众人认为，敌寇从海边经过数百里进入死地，没有积存粮食，有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不知道我军暴露在烈日下，接触炎热之气，吃住都靠污浊的河水和饭食，衣服不能解下，经过六昼夜，船行数日仍不能决战；强壮的人必然生病，弱小的人必然死亡，而且把全部士卒集中在一处，假如其他敌寇到来或相互接应、轮换，怎么能够支撑？由此说来，我军也有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众人又认为，敌寇占据高楼，依靠树林阻挡，既能逃逸又很险固；迁徙的百姓仓促离开，必定会遗留下数十石粮食，使敌寇再坚持几天；这对持久有利，对速战不利。不知道我军进入战斗后也会受树林阻挡，涉过污泥田地，可以前进却难以返回；加上法令一向松弛，强壮的人争相后退，弱小的人被杀死驱逐。由此说来，我军也有利于持久，不利于速战。既然共同承受某种祸害，就一定也共同拥有某种利益。所以，如果不想让我军速战也就罢了；假如想取得速战的利益，我昨天观察到东北两面阻水非常宽，南面虽然稍窄，但三面水陆军队分布已经严密，警戒也很严格，唯独西南水面很窄，可以徒步涉过；两岸树林沿水形成险隘，而且西岸的田地一望无际，出外的水面又非常宽。我军仗恃这些地方而没有防备，敌人占据高处窥视，也就对西面毫不在意。试着在夜间派遣三十名壮士，口衔枚、从头到脚收敛声息，裹着绿色衣服混入草木的颜色，匍匐穿过深苗，渡过窄水，埋伏在西边树林中。再派三十名壮士从南面渡水交战，假装败走而埋伏；从东北两面也各派三十人，擂鼓呐喊，接连推进。敌人如果离开空楼追逐败军而进入楼中，东面的军队横向截断他们的退路，假装败走的人转戈向北，三面夹击，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速战的利益。所以，如果不想持久也就罢了；假如想取得持久的利益，我昨天观察到坟地原野的树木遍布，可以砍下树干搭建架子，取树叶作遮盖；把一千人分成四队，每队中三队休息，一队乘船巡逻。其中巡逻和休息的队伍各自防守四面，吹号约定某一面有警报，某一面就划船出击，不必奔驰向中军报告，以免徒增劳顿和迟缓；并且要清洁食物、清理水源，除去污秽和剩余饵食。我军一千人的名声既已彰显，即使其他敌寇到来，秘密撤退一半兵力前往，也没有什么不可。至于西面空旷遥远，不必派兵防守，也应当遮蔽几十只空船。即使如此，还可以让一两个人乘单船，沿岸隐蔽地上下行动，摇动旗帜、擂动战鼓来迷惑敌人的心志。不到几天，敌人一定饥饿疲惫；等他们偷偷渡水，就让他们在水流中被拦截攻击，也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持久的利益。从前一种情况说，是兵法所谓“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从后一种情况说，是兵法所谓“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这叫作两方面都有利，否则就会两方面都有害。唯愿明公裁断。致顾益卿【王穉登】前任御史中丞、永嘉人王公诤，清正刚强，廉洁正直，如羔羊和素丝般纯洁，如潜藏深壑的蛟龙，风云一到便自然显出非凡气象。前任观察使、督学何公镗，志向高抗于山岩之间，履行正道而敦厚朴素；像白驹一样获得逍遥的仰慕，像黄鹄一样兴起横绝高飞的慨叹。山人、永嘉人康从理，高尚明达而诚实守信，内含贞正、外体现和；早年游历京城，索求五斗米并非他的志愿，晚年栖身田野，种一顷田自得其乐。温州卫指挥刘懋功，胸中经书如武库般丰富，探究儒术，又把《阴符》一类兵书并藏其中；骏马还没有衰老，却常常怀有老马伏枥的感叹；鱼儿已经干枯了，却仍不忘游过河流时的哭泣。永嘉县簿、晋陵人李仕，沾沾自喜的样子像魏其侯，直言敢谏可比赵舍；白地明光之处，穿着袴、背负版筑工具的人同样值得怜惜；邯郸的有才之人，即使妇女和奴仆也同样令人怜爱。这些人有的显达、有的隐逸，志趣各不相同，荣辱贵贱也相差悬殊，却都可以称为清明朝廷的吉士、南国的佳人。把山楂、梨子等不同味道作成果实，都是珍贵的枸杞和漆树；分别栽种、评论材质，各自争奇斗美。确实没有辱没浚邑的旌旗，也没有辱没酒泉的钟鼓。《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四 （明）贺复征编 ○书四十 致王元美先生【明屠隆】

译我头发还未干时，就知道吴会有位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如今犬马之年已经增长。每天亲手捧读您的大作，耳中和梦里都充满您的声名。玄圃终究隔着尘世，想到这位明哲之人，面对风景便惆怅凝结。我屠隆不过是海东的浅陋儒生，行为才能没有什么可比拟之处，只是有一点好古之心。每当读古人的文章，精神便飞驰到古人身边，遗憾不能和那个人同时生活。经过他们的故乡，走过他们的坟墓，考察他们留下的遗迹，有时故物承袭着古人的遗存，有时文辞揭示出人间的奥秘，便顿时大喜，一边翻阅一边惊叹，仿佛看见他们的精神，恍惚在寥廓之外回旋飞翔，又在至高者之前奔驰。这是为什么呢？又如前朝李梦阳先生、近世李攀龙先生，我已经遗憾自己出生太晚，不能献上浅薄技艺，带着弓箭同两位先生一较高下，只能徒然怀抱仰望高山的心情，承受《下泉》诗中那样的忧思。我的才赋本来低下，志向却颇为高远，不能在文坛树立标志，常常希望向大雅之士执弟子礼；并不是说一定志同道合，而是我的性情本来如此。从前然明倾心于国侨，宁越委身于晏子，荀爽为李君驾车，廷尉替王生系袜，君山为子云叹息，中郎向王粲坚持节操；精神所向，即使到了九泉也愿执鞭随从，心神潜合，即使勇士也会为之流泪，实在是因为爱好高雅深厚，追求美好爵禄之情也受到牵引。唉，过去的人已经不可能复生了。没想到我屠隆竟能与元美先生同时生活，而且吴越相距又近，却只是空怀佳人，最终错过美好的会面；黄河清澈难以等待，日月却容易流逝。屠隆辗转于世，头发已经斑白，而先生也将近老年，厌倦游历，准备游览五岳；恐怕一旦生命长久终结，最终辜负平生志愿。假使过去的诸公在黄泉之下笑我和他们同处天地之间，却连眼前也看不见他们，那么仰慕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屠隆束发成为生员以来，就厌弃轻薄的制义，内心爱好古雅；读《广成子》《素问》，便仿佛升入高空而想成仙；阅读《竹书》《元苞》，便仿佛形骸已经离去。近来探访禹穴，抽取秘藏的金书；远望岱宗，深入思索玉简。又在邹鲁喜爱孔孟的仁义，在濠梁仰慕庄子、老子的玄虚，在之罘诵读李斯的古文，在湘汉怀想屈原、贾谊的辞赋，在龙门仰慕太史公的跌宕，在成都喜爱司马相如的华丽辞藻，在大梁艳羡邹阳、枚乘的浮华，在淮南羡慕八公的宏伟功业，在幽蓟喜欢邹衍谈论天道，在青齐惊叹淳于髡的炙毂之辩，在稷下佩服田巴的雄辩，在灵光观赏文考的俊才，在天台推重兴公的逸韵。各种图书秘记、古文奇字，我也曾经在其浩瀚波涛中泛游，收取其中宏大华美的内容，可以说直到老年也不厌倦，专心精研而没有旁骛。我生来贫贱，偏居东海，青山几乎支在屋旁。寒潮逼近门前，水族暗中窥视，鼋鼍彼此哀吊；宾客没有大雅之士，座中少有高论，见识如夏虫，眼界同河伯，却傲然自负，迈大步、睁大眼，自以为天下无双。譬如夜郎王在南方边远之地逞强，扶余国在海中自称雄强，也真可笑了。后来我从幽闭中自我拔出，渐渐窥见玄妙明朗的境界，奋然起身，想出去同海内豪俊谈论文艺；但天罚没有解除，人事又多违逆，刚开始困于诸生身份，后来既受官府职守束缚，严冬踏雪，仓皇渡淮，不低头受簿书之苦，便弯腰奔走于公府，急声低语，卑躬屈膝地奉承那些柔媚的丈夫；工于作妇人之态，百炼之钢化作绕指柔，黑发忽然变成早霜，平生高雅的志向全都丧失，世俗之情反而日深，旧日事业尽皆荒废，醒着睡着都长叹：命运如此不善，活着还有什么用？每当望见吴会方向的云气，亭亭然如车盖升起，心中耿耿有余怀，恨不得立即解下印绶，跟随先生在长洲苑中散步。近世七子声名砰訇，并驾齐驱于芳美的文坛，在中原纵横驰骋，倘若有人遇上他们，人马都会退避，退避数十里。然而我私下认为先生最为高胜；譬如十位雄杰，先生当属秦、楚。先生才华富赡，力量刚健，如雷震动、如风驰骋，包罗千古，吞吐六合，本来就是如此。赤帜往哲，难道只有白眉数子吗？就如李于鳞，雄奇深厚而古雅，并非不能震动一世、为后世标异；诗作姑且不论，他的文章确实奇特。先生推重济南，也到了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并不恰当，先生为什么这样呢？天有扬沙走石的时候，也有和风丽日的时候；地有险峰峭壁，也有平原旷野；江海有浊浪冲天，也有平静如镜的水面；人物有刀枪叱咤，也有俎豆宴饮、安闲欢笑。这是万物本来的情状。假使天只是一味扬沙走石，地只是一味险峰峭壁，江海只是一味浊浪崩云，人物只是一味刀枪叱咤，爱好奇异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人们将会厌倦那些习见之物。文章的大观，奇与正、离与合，瑰丽与典雅，险峻壮烈与温厚平和，什么没有呢？试取先民宏大的制作、伟大的作品来读：书如《盘庚》，礼如《檀弓》，《周礼》如《考工记》，也可说奇古而近于险峻，但不过偶尔如此；那些平旷、明澈、如日月照临大道的作品，本来更多。其他如《穆天子传》、《左传》《国语》、《庄子》《离骚》，秦碑、《吕氏春秋》诸篇，虽说多有魁奇之作，其中平易的也往往不少。只有扬子云喜好奇异，字字艰涩棘手，后世以来，评论者对此又怎么说呢？他一生辛苦经营，以虫鱼自比，出奇制胜、走偏门，终究属于偏师，本来没有听说过只模仿后人而把前贤全部遮蔽的。先生曾说李王孙的奇异，过分了就变得平凡，老到过分了就变得幼稚。唉，难道只有王孙如此吗？于鳞的奇异，驰骋于周、汉之间，本来不是扬子云敢于企望的。然而字字都如此，终究落入好奇的毛病。譬如终南山的悬崖，奇异是奇异，但如果整天都在眼前，人就会厌倦，不如日月的光明。江上的裂石，奇异是奇异，但如果整天都在耳边，人就会厌倦，不如云和箫笛的音乐。假如真像于鳞所标举的那样，凌驾千古，吞没前后，那么《六经》的醇粹、汉代诏诰的温厚、贾长沙的浩荡、司马子长的疏朗、长卿的辞藻、王子渊的才俊、六朝语言的华丽，岂不都要被废弃？既然如此，上天又为什么要有和风丽日呢？所以我私下不自量力地说，于鳞虽奇，却不恰当。先生啊，先生还有什么没有呢？有于鳞，有献吉，又兼有往哲，同时又有自己的元美；广大而多变化，这正是玄妙的极致。读《艺苑巵言》，辨析广博，仿佛涉过太湖、云梦。读《弇州集》，魁伟瑰奇而宏大华丽，和畅雄俊，仿佛泛舟大海。

译又仿佛观看天地的创造。先生作文，包罗《左传》《国语》，吞吐《庄子》《离骚》，出入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鞭策、超过扬雄、班固。作诗则锤炼汉魏，兼取六朝之才，同样工于沈约、宋之问，登上李白、杜甫的诗坛，实在是天府所藏的高华、人文中的宏大、作者中的极盛了，真可谓观止。然而我隆又私下有疑问：在隽永之中，不嫌夹杂；宏闳华丽到了极点，间或出现粗朴浮华。又因为撰著太多，篇章太丰富，宇宙万物，没有不题咏的；古今万种形态，搜罗几乎殆尽，难道不会流于杂乱吗？难道天地的创造本来就是无所不有吗？我私下认为，无所不有，也必然有所没有。放眼群玉山巅，一失足便登上阆风之上，精神眩惑，魂魄摇荡，迷惘得不知该往哪里、在什么时候。提衣登堂，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我隆自知只是小技，不能合于大方之家；区区之心，想要自荐门下，也正如无盐想要被齐王召见一样。然而先生胸襟广大、见识深远，延揽四方豪俊，唯恐有所遗漏，难道可以让门下不知道有东海屠生吗？我是下邑的小吏，本不应随便以一封尺牍相通，也不应随便张口说狂言，只怕获罪受辱。然而我私下想，我平时伏在州郡长吏的车下，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却在先生面前扬眉，这是其中的缘故就可想而知了。谨以我所作的鄙陋言论，请求在门下请教。平生所撰造的文章，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如何，先生认为怎样？如果能为我评定品第，南风有便时，幸望赐给我佳音。答刘子威侍御【屠隆】陆表侄从金昌来，带来先生的书信，洋洋洒洒千言，瑰丽宏肆，笼罩百家，提挈阴阳，抽开关锁，击破神理。世人不可同他说庄重深远的话，我又有什么幸运，竟能从先生那里听到庄重深远的话呢？先生又把美德归于我，说我齐同万物、轻视外物、洞察一切而超然物外，这哪里是我敢当的！不过我也曾私下剖开心灵观察造化，把一切看得很轻。那混沌未分的天地本是一种道理，混同于真实恒常；因形体而有虚妄，因虚妄而有纠结；大地山河依虚妄而建立，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也依虚妄而产生。于是有生灭起伏、得失荣枯、是非人我、怨亲仇恩，这些都是虚妄纠结中最微小的东西。桃虫吃桃，壤虫占土，蛀穿蠹蚀，蚂蚁争夺、蜗牛争斗，蜋虫逞勇、青蛙发怒，蜣螂结网、蜘蛛织网，早晨出生、晚上死亡，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我登上丘墓，旷然远望平野，只见烟色昏黄、日光惨淡，牛羊散放在上面；那里从前大概曾有朱门大宅、歌钟声和粉黛佳人。我来到大海边，望见白浪连山、弥漫天际而看不到岸；从海面下隐约还看见城郭街道，俯仰之间不禁叹息：自天地开辟以来，古人没有一个还在世的。假使古人还有一个在世，我也许还可以有所希望；如今还能希望什么呢？古人自许为豪杰，怀着凌云的气概，施展闪耀的姿态，竭尽智慧和力量，谋划自己的事业，像囊括、席卷一切那样，意气飞扬、志得意满，正要建立万年的策略，享尽无穷的欢乐。可是一天之间死去，像枯叶、断蓬一样；即使取人鱼脂做膏油，用金银殉葬，设置音乐和伎人，在铜台上供养那具白骨，它又哪里知道悲哀呢？我这个愚鬼推究起来，无论玉阶金沟还是茅屋柴门，无论金张家族的豪华还是扬雄的寂寞，无论王、谢两家的鼎盛还是任昉的凋零，无论淮阴侯、王亚夫的死，陆生的显贵，郦食其被烹、晁错被杀，无论东市上袁丝身着朱衣、田蚡营建宅第、灌夫伏法，路粹倾害孔融，绛侯、灌婴进谗，贾孟玖陷害，陆抗、孙秀结仇，潘岳身处其时，人人都口如刀锋、心如辘轳；先发动者称雄，后来者遭祸，得意便快活，失意便悲伤，感叹荣华而轻弃衰败，盈满时欢喜，困顿时惨然沮丧，胜利便扬眉吐气，失败便低头凄凉，转眼之间，全都成为陈迹。东方把意念寄托在浮云上，西方以露水和闪电显示教诲，意义深远啊！唉！粪中的蛆觉得粪便甘美，粪外的人却认为污秽；窗上的苍蝇撞纸，人就认为它愚蠢。蛆啊，蝇啊，本来都不知道自己如此；知道了，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可是人们在百年之内忙忙碌碌，总担心力量用不尽，又总担心机心不深，所经营的究竟有多少呢？当他迷惑时，自己不知道苦；忽然醒悟，便觉得从前种种忧劳焦迫全都可笑。梦中得到珍宝，或者遭受苦难，大概都承受不住那种喜惧；醒来后才斥责说这是梦。正在做梦时，即使有人告诉他这是梦，他也不相信；一觉醒来才知道，梦中的一切都不是实境。人生百年，又和未觉的梦有什么不同呢？那些喋喋不休地分别人我、经营恩怨，想让自己的心意快活、口腹丰足、妻子儿女荣耀的人，正沉醉在梦乡里，即使呼唤他，他又能醒来吗？唉，我已经醒了，又怎能同他们一起做梦呢？我年轻时有大志，慨然想凭文章事业在世上显露自己。文章要看才力，我的才力浅薄，既不能同作者相当；后来出任外官，便动辄舍身忘家，希望勉强建立一点功业。命运却不是这样，竟有外物来败坏它。殷中军、谢太傅，他们起先都是晋室的名士，负有为苍生担当的声望；等到真正出仕，一人功勋垂于竹帛，一人声名埋没在蒿莱之间，两人相差万里。比较长短，两人的才华其实不相上下。谢安承受骄纵衰败的处境，最终建立功名；殷浩正当强盛雄健之时，却终于遭受摧折废弃。世人只看表面，推重谢安而贬低殷浩；其实是命运不同，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姜太公兴起周朝，伯夷采薇；张良辅佐刘邦，商山四皓采芝；元侯绾结印绶，狂奴却垂竿钓鱼；诸葛亮如龙腾跃，庞德公像豹子一样隐居；法和辅佐梁朝，陶弘景避世；乖崖救火，图南栖居真境。大丈夫失时便隐藏，得时便出仕；或如龙，或如蛇，各有自己的时机。人们看见群星从版筑之间升起，昴宿之星在功曹中奋发；应侯原是亡命之徒，平津侯曾经牧猪；晋公出身饥饿的儒生，狄青起初是受黥刑的徒隶，世人都说他们凭才干取得功名，却不知道这里也有命运。古今身具绝世姿态、怀有盖世谋略，却因时运没有根基，直到白头仍困居穷巷的人，难道少吗？神仙境界可以探寻，神异踪迹可以追随，素书可以阅读，丹书可以寻找。所以范蠡不必在五湖称霸越国，赤松子不必封侯，华阳真人不必东都显达，九仙不必位列一品。功名富贵这两样东西，时机来到便可取得；若一定要等到这两样之后才回头，便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机了。我功名事业被那些人败坏，正应当树立抛弃尘世的念头，放手归入烟霞；遇到什么境界就顺势而行，又何必顾虑呢？诸葛亮如卧龙，亭亭然超出万物之上。难道他不是懂得尊重生命之道的人吗？然而为了先主刘备而出山，竭尽精力、鞠躬尽瘁，终于夭折而未尽天年，这就是老父亲为龚生哭泣的原因。假使他没有遭遇三顾之礼，始终卧居隆中，含藏精神、保全光辉，仿佛已经了悟性命、度过世间，有什么困难呢？可是他以那种生活换取了这种生活，通达的人都为他惋惜。如今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幸，那只是普通人的见识。先生玄妙明达而卓绝，所以应当向您道贺，不应当向您吊唁。我天性疏淡，嗜好少，经营也少。然而听说，斩断万物、净除根本，一丝牵挂也不留下，仍然属于牵滞。我百般思虑全都如灰，能够保证连一丝牵挂也没有吗？只要还有一丝牵挂，就不是了悟大道、归于真实的方法。这正是我日夜惭愧忧惧的地方。至于身外的空花泡沫，又哪里有闲暇去计较呢？先生爱护我、教诲我，已经深厚至极，所以我才敢披露内心的话，请有道之人加以指正。您将怎样规劝我？恭敬地等待后来的教命。

译为瞿睿夫讼寃书【屠隆】风、蝉、雨、蚯蚓，得到自己的时令就鸣叫，过了时令，世人便指责它们说不祥。如今我为黄梅人瞿九思申诉冤屈，是我的时令，并不是为了成为不祥之人。我住在东海，九思住在南海，两地相隔，连风马牛都不相及。我平生若不是有服丧关系的亲属，或有以杯酒相交的亲厚朋友，否则若问我这个人的长短黑白，我一概茫然。古代大概有缇萦、朱勃、郭亮、寒朗、刘向这样的人，能够用言辞为蒙受沉冤者昭雪，直到义声震动千古。他们都是在父亲、老师、朋友之间，为至亲至交申说实情；感情深厚所以言辞恳切，关系亲密所以容易开口，这尚且有理由可说。难道我和九思之间也是这样吗？风、蝉、雨、蚯蚓，只是因遇到自己的时令而鸣叫，没有所作为，也没有所求取。如今我谈论瞿九思，同样没有所作为，也没有所求取，所以说这是我的时令。从前舜做帝，禹做司空，咎繇做士师，那个时代审理天下狱讼，便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冤。《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概确实没有这种事，并不是有了这样的事再写成文章。假如万物都沐浴在清明和煦的教化中，却独有一个人怀抱着面向角落的哀叹，那么大圣大贤一定会追问。为什么呢？因为不愿让一个人损伤清明和煦的教化；一个人的事情虽极小，损伤清和之治却极大。如今瞿九思，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罢了；他束发以来便以才名光明正直闻名于江汉之间，一旦被官吏议论，罢免孝廉资格，迁徙到塞外，而且并不是他的罪过，天下人就为他感到冤屈。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在舜、禹、咎繇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个人蒙冤吗？难道不是因为九思才名显著、光明正直，为天下所知吗？我不敢泛泛陈说古今，只拿楚国往事来说。楚怀王时，君王听断不明，谗夫逞口舌，百姓陷入覆盆之冤的或许不少；唯独屈原一事不能昭雪，于是天下和后世都为之冤屈。从前《回风》等作品，千秋之后读起来仍使人凄凉酸心，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屈原的文采绝代无双，却被放逐在江潭，使他怀抱愤懑之气，用雄健、俊逸、深沉、秀拔、峭绝的语言吐露出来；他的门徒中又有宋玉，为他附和增饰宏大的声响，使其震动后世，所以他的冤屈最为显著。然而屈原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生在楚怀王时；假如生在舜、禹、咎繇的时代，就不会有这样的艰难。屈原生在楚王时代，便成为江潭的罪累；若生在舜、禹、咎繇时代，就会成为记载《尚书》、书写典谟的史官。如今圣明当朝，大臣忠良，九州万物欣欣向荣，清明和煦的治理远远超过上古，却仍有像九思这样怀才守洁、蒙受沉冤的人，这是圣明善政中被遮蔽的地方。九思的罪名，大概是因为士民到县衙冲击县令，因而被剥夺衣冠、长期流放塞外。假使九思所获罪的事情确实属实，他就是乱民，罪不可赦；既然天下人都为他喊冤，怎么可能确实如此呢？况且冲击县令，并不是一只手、一只脚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县令是替天子牧养百姓的；若把百姓视为子女，那么县令就是他们的慈母。百姓在任时拥戴，离任时留恋，任职久了便思念，怎么会去冲击他呢？即使一人首先倡乱，百姓也会抵抗他，祸乱从哪里兴起？如果县令无能，暴虐百姓，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全县一起起来仇恨他，难道会只由一个人造成吗？九思所获罪的事，果真只是出于一人冲击县令，像古代朱亥、博浪沙刺客那样吗？果真是一个人独自作恶吗？如果是一个人首先发难，那么九思的罪名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县中发生动乱，那么这个县令也许正是全县共同仇恨的人；全县共同仇恨，却只让一个人独自承担罪责，可以吗？况且百姓所爱戴的，有谁能倾覆？百姓所仇恨的，有谁能庇护？黄梅的事情，我认为实在是县令造成的，必然如此。应当惩治他的无良；至于把鼓动众人、倡导作乱这种模糊不明的罪名加在一个书生身上，又有什么说法呢？我一向听说九思凭才名受到县令礼遇，平生本来没有丝毫相伤之处，怎么会仇恨到这种地步？即使因一杯酒而失欢，也没有深仇，又怎么会竟然鼓动一群不安分的人，以至一人振臂、手持棍棒，众人如云而来呢？九思所获罪名，难道不是因为才名反而成为祸患，如同蛾眉因美丽而招人憎恨吗？这本来是天下共同感到冤屈、圣君贤相一定要审察的事情。我和九思有什么关系呢？我正在海上捕鱼垂钓，不过听说浩荡的江汉之间有一位以奇才自负的少年瞿九思，文章压倒中州，声名传遍南国。不久又听说他无端获罪、被恶意牵连，迁往塞外，只是为民心因他的冤屈而受伤罢了。后来因为参加公车之役，偶然游历长安，听说九思正在敲击登闻鼓，在圣天子丹陛之下上书自诉。他有个儿子叫甲，十三岁，博闻强记，落笔如飞，才华可比他的父亲；他写了数千言的文章，逐一拜访公卿大臣，称说父亲的冤屈，希望继承缇萦的义举。我听说后很赞赏他，便到旅舍拜访，慰劳他们，情意如同平生相交。见到九思本人，温和醇厚而谨慎；他的儿子瞿甲头发才遮住额头，穿着整洁的短衣，令人怜爱；试着让他作文，他倚着马鞍立即写成，确实有先秦两汉文章的声调。我当时慷慨激动，流下几行眼泪，立即想替他写一封书信，投给当代明公大人，把这件事彻底昭白，如同箭已搭在弦上。我又有什么作为，又有什么求取呢？贱臣遭受霜灾，少女感应风雨，一个平民男女的事情也足以关涉天道，何况皇上呢？上天本来不会因为事情微小就遗弃它。何况九思是大楚的美才，包容洞庭、云梦的秀美，采撷靡芜、兰芷的芬芳；向上可以进入石渠阁、东观，向下也不失为牧伯、庶司。如今陛下日夜思求贤哲，以兴盛治理；像九思这样的才士，确实是朝廷急需的人才。假如他无罪却被冤枉，最终听从官吏的议论，让一个文采清美、声誉高洁的人戴着木枷、负着刑具，远远投弃到穷边去喂豺狼，在黄沙白骨的场所悲吟，在酸风烈日之下徘徊，那么他的孤愤之篇将同龙堆、马邑一样永垂不朽。又使十三岁的童子牵着衣服躺在路旁，吐露少年英词秀句，长声吟唱孤儿之歌，让行路的人为之嗟伤，听见看见的人无不扼腕。早早违离严父，必将沦落草野之间，文采消灭而一事无成，这实在不是爱惜人才、培养国脉的办法。我这点愚见，实在是为了人才和国脉，难道仅仅是为了顾念九思一人吗？古语说：相马若因马瘦而错过良马，相士若因人贫而错过贤士。司马子长被下蚕室，也感叹家中没有财物，文章交游无人援救。至于那些大力扶持郭解之流，甚至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却是世间常态，古今都一样。

译当初九思以文章有声望，家中承继先人的旧业，足以备办稀粥；那时交游宾客动辄指着青松、白日起誓，拉着手称为知己。如今一旦无罪而被交付司法，声名受损，家业破败，父子蓬头垢面，穿着囚服仓皇奔走，常常穿着短褐在泥沙中奔走，满面尘土。平日的朋友亲戚都甩手不顾，我对此深感痛惜。我同九思父子一天也没有交情，只是被气义激发，怜悯他们的冤情，冒昧替他们进言；这确实出于我这个不肖之人的朴实诚心，也因为惭愧那些朋友亲戚甩手不顾、凉薄无情的人。伏望明公才德冠绝河岳，德行与造化相等，神明般的智慧照见蔽塞幽暗的屋舍，阳春般的恩泽下及昆虫。县中上下都仰戴，华夏夷狄都称颂。如今九思父子并不只是一个昆虫，他们所含的冤屈也不只局限于一间蔽屋。明公调和四海，万物欣欣，祥和之气流布，却仍使一个人独自面向墙角，明公一定不忍心。只是没有人为明公说这件事罢了；我是海边一个布衣、身系韦带的士人，穿草鞋登朝，疏陋愚拙，不知忌讳，只把胸中所想直吐出来，进献给执事。明公如果确实明察我没有别的用心，俯听草野之言，洗雪诬枉，使九思父子起白骨而复生，那么天下怀才抱义之士，若有不肝脑涂地来归向明公的，就不是正人。只望执事斟酌此事，我惶恐至极，谨请死罪。与余君房论文书【孙矿】昨天史鹤亭先生偶然来谈文章，说：“槐野先生作文，只是这样写而已；沧溟先生则在提笔时，先存有一定要使人不容易理解的意思。”这话很有意味。子威也不免犯这个毛病。平常人没有必要欺骗聪明人，恐怕终究骗不了，为什么还要玩这种伎俩呢？李、王两位先生彼此极其推重，但李极高，王极低，正好完全不同。王氏的根柢原在苏子瞻，只是略加《世说》的意味；不过他的才气很高，后来又涉猎《左传》《史记》等书，稍稍改变调子，所以自认为得到了国家谋略。汪氏同王氏交往不深，这一点确实如此。汪氏的字句确实精工，可以说是一时的绝调；他用古语传达今事，无不浑融贴切。更有些今语不能尽意，而他用古语却能把意思说尽，不能不说精妙。但这只是辞令文章的一家，还不是神来之笔。王氏的风神格调特别雅正，后来有许多地方不可企及。总的说来，汪氏终究要让王氏一筹。汪氏刻《坟雅》，似乎极力取法《檀弓》《考工记》，但他从这两部书得到的东西反而少。如果专门宗法它们，恐怕会失于清瘦，也不是所谓大家的正派。如今当时各位名家先生，与古代作者相比究竟怎样呢？韩愈、柳宗元似乎终究不可企及。王氏确实是一位苏子瞻，因为好高骛远，所以表面上似乎超过了他。然而综观实际，恐怕很难判定高下。汪氏其实是一个刘孝标，只因不能写得卑下，反而让给刘孝标了。昨天承蒙赐教说，把左辅同四位大家相提并论，必定会在地下发生蛮触之争；足下难道还认为左辅有所不足吗？宋人说：“读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才知道韩愈的文章不可企及。”我如今把沧溟、弇州、太函的文章全读过，才更加知道左辅不可企及。诸公的文集即使超过百卷，想找出像左辅几行文字那样的，也仍然找不到。来信说左辅不博、不流动，这确实有这样的地方，但也不至于如此。大体说来，他的最大长处是拙朴；考察前代，柳宗元也不十分流动，欧阳修最不广博。左辅正因为不广博，所以简洁；正因为不流动，所以刚劲。然而像《柳滨序》和两篇《程策》，又何尝不广博？《送石洲》《送凤泉》《寿先伯》诸序，又何尝不流动？兼有各种美德而没有瑕疵，即使古人也难做到。所以精炼的文章不轻佻飘逸，跌宕的文章不沉郁，艰深的文章便涩滞，典实的文章便显得拙朴；即使左丘明、司马迁的格局，也已经明显不同了。如今历下、新都可以说广博，但拿来同司成公李氏相比，仍觉涩滞；

译汪氏还显得琐碎，哪里能专擅流动之誉？娄江最为流动，但只是博于说部罢了。至于文章，难道可以说比华州更广博吗？只有子威可以说既广博又流动；然而综合评论到这里，又大大不如这五位公卿。文章之所以难以评论，就在这里。子威之所以处在次一等的位置，是因为没有神境。即使《燕游记》，也只是偏锋和别样境界。大洲有神境，但修辞功夫还没有达到极致。我虽然独自佩服他，难道能使众人都同意吗？唐代大家有韩、柳二人；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父子共五人，栾城不算在内。我说五位公为大家，只是就我朝而言。韩愈、柳宗元终究不容易企及，我在前面的小启中已经说过。宋代五家确实可以相当。汉代以前的大家，确实又在唐代韩、柳二人之上。不过，能自成一家之言与符合今人的标准，又应当另作一论。足下说北地失于模拟，世人的评论也如此。只是根据我平素熟看的情况说，只有一两篇略有模拟痕迹，其余多是自己撰写的。就是近来我们所收的文章，哪一篇有严重模拟呢？所评论的三公都很确当，只是汪氏的袭取也不让于后来的李氏。有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自己创造的，几乎像把古语集成一样。凤洲的才气确实高，只是如今所能造作的已经完成，才力也已经竭尽。他对李于鳞说过：“再给我十年，我也不能长久地拥有你的境界。” 这确实是自知之言。说他轻视前人、欺凌后人，似乎还是没有料到的过誉。近来有下棋的人，输了几盘仍不服，说：“我只是贪吃棋子罢了。”对方回答：“贪吃就是你的棋品低。”他说：“只是生硬罢了。”对方说：“生硬就是你的棋品低。”他说：“只是太快罢了。”对方说：“太快就是你的棋品低。”他说：“只是轻易了你罢了。”对方说：“轻易就是你的棋品低。”文章也是如此。古人说曾参鲁钝，所以造诣深厚。人才各有偏长，偏长也就有达不到的地方，不能说堂堂正正的人一定胜过吝啬拘谨的人。只是左辅年仅四十九岁，便遭遇岩墙压迫的灾难，没有穷尽他的最高境界，实在可惜。刘庄襄墓志真是一个好题目，不知弇州公为什么写得这样草率？他写《张文忠传》，也不称意。太函同戚将军最为亲厚，却为他的墓铭写得很少。既然如此，两位公卿自己所负的一个攀龙，又在哪里呢？宋代虽有五人，但举世拿来同韩、柳相配的，也只有其中两人。我朝空同当其一，不必说了。另一个应当在两位王氏之中；我一定把这个名额归给槐野，先生一定归给凤洲，但究竟是否如此呢？前人已经过去，后起的人汇集数位公卿的成就，超越而上，必定会有人出现。先生幸勿谦让。昨天偶然读到嘉则的五言律诗，随手作了一些评论，您来信说评论过于苛刻。以足下和箕仲平日推许之盛，突然听到这些话，当然会惊讶其苛刻。只是《丰对楼集》现在收在第二十二卷，从柯君房先生起到张司理为止，共有五十首，其中哪一首值得入选呢？前面的小启中本来已经说过，也只有一两首稍可；但仍是平常语句。如果放在茂秦的诗集中，也不过是下等，哪里当得起两位先生过分的赞许，竟说在于鳞之上呢？记得往日《白雪楼集》刚出版时，我在先宗伯兄的案头见到，读了一两首，觉得非常好；读到数十首，更觉得奇异古雅而高妙，反复吟诵，手都舍不得放下。于是查考作者姓名，题着“于鳞”，我还以为难道是唐人吗？为什么没有列在十二家之中？等细看他赠送给各位先生的诗，才发现全都是当代人。如今竟有这样的诗人，为什么没有听人谈及呢？后来先兄从外面回来，我问他，才知道班孟坚就是班固。我当时只知道沧溟的名是攀龙，却不知道他的字。太函为《弇州集》作序，使我这个原本不知情的人得以听闻；听到之后，正合我心意。我佩服沧溟，是在暗中探求、自己发现的，这才叫真正的知己。

译如今《丰对楼集》得到两位先生反复提点，却仍然不能理解；同案头那部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文集相比，哪里能这样呢？那么它不及于鳞就很明显了。弇州说嘉则的诗是隐逸诗中的第一，也未必如此。按我所见，谢四溟、吴芝川、陈海樵、王百毂这些人，虽然还没有仔细校读，但似乎都不太让于他。如今先生执掌文坛笔政，幸望谨慎许可，不要像太函称许元瑞那样不合情理。我对乐府一派本来研究不深，所以妄自称许嘉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俚俗浅近、轻率直露三种毛病，在乐府中常常都有；嘉则却没有掩盖其中的优点，我妄自猜想他不够恭谨，或许只是得到了柳士师一体的风格。我朝诗歌在成化、弘治以前，大体沿袭宋元的风气，虽然格调低、语言近俗，但写人情世态真率可喜。自从空同倡导盛唐、汉魏之说以后，大历以下的诗歌全被抛弃，天下人纷纷跟从；这确实是正路，无可非议。然而天下的事情，一旦进入正路就困难，做人也是这样。时间久了，觉得束缚难受，于是逃向初唐；后来又推进到六朝，在嘉靖年间最为盛行。但这条路实在狭窄而不宏阔。近来又有人主张舍弃近体诗，只宗法汉魏；然而这样说的人少，实行的人则因为这一路枯淡，而且不能把物情全部说尽。近十多年来，于是又开出一条乱道，近来的某某人都属于这一派。然而这一派也分两支：一支近于李长吉、卢仝，一支近于苏子瞻、黄鲁直；某人接近李、卢，某人接近苏、黄。不过前一人还有可喜之处，因为接近自然；后一人则太矫揉造作。文章流派一到了乱道，就极难返回正途。近来做人也多走这条路，这实在关系到世道，值得长叹，令人慨然！弇州晚年的一些作品，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乱道的端倪。大概气数、人情发展到这里，不能不如此，也并非一两个人的过错。上申阁老书【魏允中】如今天下逐渐变得不可放任发展的事情，大概没有比人情更严重的了。事情有异常和正常，人情有安适和惊骇。天的常态是日月星辰，彗星、日食月食便是异常；人的常态是君臣父子，叛乱盗贼便是异常；中国的常态是礼乐文章，邪曲奸恶便是异常；官场的常态是贤能智慧、忠贞善良，奸邪小人便是异常；政治的常态是刚柔相济、正直无私，偏邪欺诞便是异常。正常就安适，异常就惊骇，人的情感从来没有不是这样。近来我拿一两件事比较，却发现大为反常：春正月发生日食，当月又发生月食；夏五月月食两次；秋八月彗星出现；九月太白星经行天空；三吴发生大水，没有收成年景，儿子杀父亲；蓟镇沿边各郡地震多日，劫掠的盗寇成百上千聚成群，出入城市，索取百姓财物，官吏不能禁止。这些都是耳目不习惯、极为异常可怪的事情，如今人们却已经安然处之。主事赵世卿上疏谈论时政，天子幸而没有严厉责罚他，吏部却贬黜他为长史；御史刘台因言事获罪，天下人悲叹他的忠诚，安福的奸民乘机诬陷上奏；进士南企仲请求回乡终养父母，朝廷准许抚按勘察中外各处上书和各省程录，动辄称颂大臣功德，却不谈及君主。这些都是耳目不习惯、极为异常可怪的事情，如今人们却已经安然处之。安适和惊骇不能同时存在；在这里感到安适，在那里必然感到惊骇。把彗星、日食月食当作安常，就会见到日月星辰而惊骇；把叛乱盗贼当作安常，就会见到君臣父子而惊骇；把鄙陋低俗当作安常，就会见到礼乐文章而惊骇；把奸邪小人当作安常，就会见到贤能智慧、忠贞善良而惊骇；把偏邪欺诞当作安常，就会见到刚柔正直而惊骇。人情发展到把异常当正常、把正常当异常、把安适当惊骇、把惊骇当安适，这种趋势可以任其长大吗，不能任其长大吗？它关系到世道、道理、治乱、得失，究竟是大事还是小事？我私下认为应当趁现在纠正它，还来得及。然而纠正世道的责任，实在在于门下。门下当初考中进士，名列第一；十多年后升任宰相，官位又居第一。如果您今天确实察见天下异常的趋势，堵住人情把异常当安常的渐变，慨然亲身担负这件事，为天下国家谋划，而不是为自己的功名和他人的富贵，那么宰相的事业也无疑将居第一。人情有时是别人引导形成的，而我们不能纠正它；别人引导错了，是过失，不能纠正它，也同样是过失。门下将用什么话来推辞呢？答陈心谷中丞【邹元标】先前我曾献上草野之言，请您指正；退下后又惭愧自己狂妄荒诞。后来想到台下是端正之人，是宽厚有余的人，是容许别人把话说尽的人，必定不会认为我迂腐荒诞。如今承蒙赐来大篇书信，洋洋洒洒，仿佛诱导我把话说尽，还唯恐我说得不尽，使人读后赞叹佩服，哪里能胜过细细体会其中玄妙的旨意呢？台下已经闯入圣学深奥之处，并卓然先立其大本；我先前那些琐屑陈说，同捧土去堵塞黄河有什么区别？不过台下把圣学的目标显示给我，而我还有世俗之学，愿先拿来请教。台下说，圣学的功夫在于不忘不助，关键在于慎独。元标曾经用过不忘不助的功夫。不忘不助在于持守志向、涵养气息；有一天忽然醒悟：暴躁的气固然不对，但一味持守志向也未必完全正确。志就是心的神，神没有固定方位，变化也没有固定形体，并不是每天拘拘然把它执守为自己的所有。所以唯恐它忘却的人，其实不是真忘；若是真忘，便不是因生而存在、也不是因死而忘却，即使说忘了也从未真正忘记。元标也曾经用过慎独的功夫，把独理解为在内心，于是返求于心，徘徊数年，仍然觉得黏滞不畅。近年以来才知道，独并不只在内心；心意知虑固然是独，鸢飞鱼跃也同样是独。戒慎恐惧，是慎；从容涵泳，也是慎。端坐在一室之中，是慎独；即使在兵戈纷扰之中，面对千万人我也要前往，同样是慎独。这样才差不多接近孔门慎独的旨意。不过，我元标在言语上说得很多，哪里比得上台下恭敬诚实、亲身实践更好呢？但元标也不敢不努力。台下所说“见于面色、发于声音”“察言观色”的话，本来就是圣门观察实践、考察吉凶的家法。我先前陈说的，大概是看见如今世风日益流变，忌妒成为风气，乡里的评论不足为凭，官场声望也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行，所以常说士君子如果真有撼动天地的志向，就应当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考察自己；即使一国人非难他也不顾，即使天下人非难他也不顾。大概是对当今时代有所警惕，因此不觉把话说得过于激烈了。希望台下最终裁断。上首辅书【伍袁萃】

译我伍袁萃听说，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进言，大臣贪恋俸禄而不能极力劝谏，这是国家的大患。近来因为三王同时封立的命令，在朝群臣彼此惊愕相顾，共同怀着忧虑，援引经书、据守义理而争辩，上疏的已有几十篇。然而正直的议论仍未伸张，圣心仍难以觉悟；新命虽然暂时搁置，储君之位仍然空虚。我认为这是大臣不能极力进谏的过错。汲黯曾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他们随声附和、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这句话，是执掌大权者的药石，也是朝廷的箴铭。如今公卿辅弼之臣，接受主上的俸禄不能说不丰厚，担任主上的爵位不能说不尊高，承受主上的恩遇不能说不优厚，本应与国家休戚与共，以纠察匡正为职责。然而到了这种关系国家大事、宗社安危、天下治乱的时刻，却不曾听说他们伏在青蒲上哭泣劝谏，叩击玉阶坚持争辩，只是默默容忍，把保住俸禄作为打算，仅仅用一封公疏敷衍塞责罢了。像引炬专称文靖那样的盛事，像补衮希觏仲山那样的忠谏，几乎看不到；他们反而坐视二三个小臣被贬逐而去，脸皮怎么这样厚呢？主上能够改变容色而以礼相待的，是大臣；那么主上倾心听从的，必定也是大臣。身为大臣却不能匡正君心、确定国家根本，又还能指望谁呢？恐怕后世会讥讽说：“既然如此，何必任用那位宰相？”不过，这还只是概括而言。阁下负有天下的厚望，承受明主的特殊宠信；您毅然舍弃亲情前来，是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把亲属放在后面。年过八十的慈母尚且被置于后面，难道您会迎合君主以求恩宠吗？为什么只知道顺从君主的命令叫作顺，而不知道立君主之子为顺；只知道同时封立三王是顺从君意的忠诚，却不知道册立长子才是匡救君主的忠诚？等到迫于公众舆论，才开始把错误归到自己身上。唉，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仓促之间说成错误呢？在顷刻之间安定社稷，在片刻之间平定变故，古代那些成就大业的人，往往就是在仓促之中显出手段，难道阁下却不是这样吗？我听说，大臣处在人主骨肉亲属之间、危疑交集的时候，应当以石碏那样的正直言论为准则；稍有迁就，便会像中立那样留下讥评；应当以李泌那样的委婉言辞为法，稍有迎合，便会像进谀那样受到嘲笑。阁下心里究竟是中立，还是献谀？实际一定不是这样，但您的行迹却已经接近了。现在即使说这是言语上的错误，又有谁会谅解呢？从前汉高祖被戚姬迷惑，群臣不能使他醒悟，最终却因四皓中的一人出现而醒悟；唐高宗要立武氏为后时，满朝大臣都不肯顺从，最后却因李绩的一句话而决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有独自信任的人，关键处又恰好彼此契合。今天的事情，主上不向诸位老臣广泛谋议，却只同阁下谋划；不在朝廷公开说明，却秘密告诉您。大概国家已有明确的依据，非此不能决断嫌疑、安定犹豫。当时阁下若能以正理回答，不去占取险途而选择平易之道，不去占问僭越而占问诚信，那么宗社的大计，一句话就可以定下来了。君臣相遇，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竟然只为了迁就、迎合而错过。可惜啊，可惜！最终，太子之位如前星悬空而失去光耀，主鬯之位空着无人承当；暂时虽停止了让人疑虑的二王并立之嫌，狐裘之赋还可以不征，但始终存在抱子入宫的逼迫，兔子尚未逃走，争夺也还不能说已经没有。阁下处在这种情势下，怎么能够安然无事就算了呢？有人替阁下谋划说：“只有离去罢了。”我却说：“阁下难道可以仅仅离去吗？”去留关系到一身的轻重，而册立太子关系到国家的重事。阁下进京时，把竭力请求面见君主作为第一要务；入阁时，把竭力请求建立储君作为第一要务。我曾经向您陈说过这些，如今却两件都失去了。此前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的人，是阁下；今天天下人痛心疾首、怨恨的人，也是阁下。已经造成错误，还能够挽回，然后才可以向天下谢罪；否则，这项关系宗社的重大计划，就是因为阁下一出来而被毁掉了。即使赶快离去，也仍然有未尽的责任。因此我说：对于诸位老臣，本来就应当冒犯君主的威严极力进谏，以期神器有所归属，不能只用一篇奏疏来塞责；对于阁下，更应当流着眼泪劝导君主，以期大典得以重新举行，不能只以离去作为解脱。恭敬地希望阁下深思国家根本的忧虑，舍身报答君主，以至诚感动他，竭尽力量匡正他；这样或许能使我们的君主醒悟一次，早日建立太子，那么宗社万年无穷的福祉，实在是由阁下成就的。至于能否得到君主专一的信任而挽回天意，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我是孤独、偏远而卑微的士人，入仕已有十七年，其中大半在家闲居；虽与您同乡，却从未请求拜访，只是义愤激发于内心，所以才敢把狂妄浅陋的意见进献。子产对​​子皮说：“您对于郑国，就像栋梁一样。栋梁折断，椽子崩塌，我将被压在下面，岂敢不把话说尽。”我对于阁下也要这样说，只希望阁下据此事实，再加以郑重谋划。致李义河大司空沈懋学 相君不奔赴丧事，本来是朝廷强行挽留，我按道义实在不忍漠然置之。我私下认为，若叩首宫阙苦苦陈情，暂时请求回乡安葬，圣心或许还可以挽回。可是您请求得并不恳切，竟然辞去俸禄、谢绝恩宠。而在七七之期内，您竟然还在丧所议政，相君心里能够安宁吗？朝中的诸位大臣，也能说相君心里安宁吗？何况台省的言官，本来就是负责进言的；有力量进言就应进言，没有力量就从中调停，私下替您劝驾；再不能这样，便含糊地不表示赞成或反对，也差不多可以保全自己。可是他们却想用交相上疏的方式挽留您，这件事我起初听说时，吐唾沫而不肯相信。恰好在明公处看到了那篇奏疏，心中大为惊异：他们把圆滑逢迎当作结交权贵的计策，不顾百代的纲常；把职掌当作求取富贵的资本，不惜承受万世的讥议。为什么见解竟这样错误呢？相君辅佐治理国家的忠诚，众所周知；如果您能回去尽孝，就会永远被称为天地间的完人罢了。您本来已经不想回去，台省诸位又坚决使您不能回去。这对相君来说本来就不是爱护自己；而他们偏要留住您，反而使白璧蒙上瑕疵，这难道也是爱护相君吗？我认为相君回去尽孝绝不可少，而台省的奏疏尤其应该赶快停止。即使诸位想把我碎割而食，这句话也终究不会改变。明公是相君亲近信任的人，也是诸位大臣所敬仰效法的人，务请以忠孝相互扶助，委婉周全地设法处理，公开端正人心，暗中维护国家的大是大非。现在正是这个时候，明公应当赶快谋划。情意迫切而内心惶恐，言语没有条理，死罪，死罪。答费学卿冯梦祯

译您出身名门，是千里马，才情丰富，和我这个老朽有什么关系，您却从千里之外寄来书信，殷勤地多次向我求教。我愚昧浅陋，凭什么能够仰助您的高明呢？假如说到本朝的制举文章，王文恪公最初奠定基础，顾文僖公继承发展，亲自传授衣钵，使这一门学问更加光彩。如今流传的文恪遗稿，伪作占十五六篇之多；在水中辨别乳汁，若非鹅王不能做到。您的程文，已经有超过文僖、后来居上的气象了。嘉靖以来，作者多如云，当以唐中丞为第一。茅鹿门、方中丞的时代，文章学习王摩诘的诗；王摩诘诗歌的高逸秀美，他们固然具有，但方中丞老练、成熟、痛快，仿佛兼有杜陵的长处，凌驾一代，只有这个人而已。不过，只有归田教授时期的几篇稿子足以相称，元卷也很平常。至于商元卷，正德以前的文章，淳厚质朴而未经过文饰。嘉靖年间，许太常精纯温雅，足以称为独步一时，瞿文懿可以继承他。平正之中自有骨力，人们称它为绵里藏针。近代作者寥寥，只有吴因之纵横透彻，堪称文坛飞将；然而文体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除唐中丞外，还有薛方山、诸理斋、薛华整、诸俊逸，都足以称为名家。吴因之之外，陶石篑、汤霍林，也算是后起之秀。汤义仍，我是认识他的。癸未年参加乡试时，黄贞父同我交情很深；义仍华美秀逸，是一时的杰出人物。贞父一向取法于身佛，只是少了些庄严；至于义仍，他同我不是一路，我也不能了解他。近来的文体，大多失于宏放诡奇、浮华靡弱；应把浮华改为充实，把靡弱改为精练，把宏放诡奇改为典雅，希望您努力。近来评阅文章的人，都是刚进仕途的年轻人，看见画龙就高兴，真正的龙进了屋，反而害怕逃走。您若参加考试，只管纵横挥洒，不必刻意求合义理，也不必刻意求合格式；按惯例涂脂抹粉，眉目传情，自然能够得意。否则，拿着瑟去投合喜欢竽的主人，想求得知遇，能办得到吗？请您仔细体会。我对于诗，是入馆以后才开始留心的；可惜从唐诗入手，十年后才知道错了，那时已经晚了。您称赞我的诗清玄淡雅、飘逸，这哪里是我敢当的？本想把往年游洞庭两山的诗录下请教，只因来信催得急，来不及了。新作先题咏《论语》《学庸》《左太冲》《三都》，已经足以光耀世间，哪里还烦劳玄晏作序呢？不过我不敢推辞，总等日后课业完成，再另写一封信交付。请您努力，秋风中多加珍重。《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四十五 （明）贺复征编 书四十一 致舒司寇汤显祖 我们乡里从前并不缺少德行高尚的人，近来却日益趋于怯懦软弱。明公光明强健、气概雄伟，大概将成为后辈所仰望的人。接到您的来信，您劝我趁年力方壮，应当亲近老成之人。如今满朝意气争斗的人很多，幸好年轻人现在可以把这作为戒鉴，不要同他们亲近。受到您的教诲太多了。我私下看到先师有这样的告诫：“壮年在于争斗，衰年在于求取。”大概血气有余，应当用不足来调节；不足又应当用有余来补益，自己调节，自己补充。我也从中看到一个人一生进退的道理。这样以后才可以观察民情。诸位进言的人确实喜欢惹事，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壮年呢？大概年轻人多处于低位，同舆论接近，却远离老成者历经世事的见解。他们互相结党游乐，而同执政者的交往断绝，所以气势锋锐；既不熟悉政务，又不通晓执政者的心情。名位低而时间长，进退还不至于关系太深，有人或许因此自以为得意，议论任意兴起，捕风捉影，借流言助长争斗，这种情况确实有，但还不能据此作定论。然而朝中的老臣大多也不喜欢同有锋芒的年轻官吏交往。舆论既少有所得，他们又进一步同执政者亲近熟悉，接受恩礼、宴饮、谈笑，于是知道了执政者的难处。事情考虑周全，内心多有顾虑牵挂，就像井里打水将要收绳，不再想到水瓶本身已经破损。因此，满朝上下、老少之间，交相指责憎恶，没有比这一两年更严重的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明公说进言的人大多是坏少年，恐怕进言者听见后，也不会承认诸位大臣都是好的老成之人。以我看来，与其彼此攻讦而两败俱伤，不如相互交往而使双方都有成就。年轻人应当登门，往来于诸位老臣任官求学的地方，观察而不要多说，以此使自己的器量深厚，等待他们有所成就。老臣也应当稍稍接近那些喜欢办事的年轻人，消减他们的盛气，使自己得到壮年人的补益，不要被执政者软化，也借此更多了解外界的事情。我私下认为，血气的损益应当相互补足：年轻人借助老成之人，正如老成之人借助年轻人。年轻人的优点在于敢于争斗，老年人的优点在于不争斗，这就是两点。彼此交往并加以运用，就能把两点合为一点。朝廷启用壮年人，正是因为他们有争斗的锐气；而壮年人也应当以不争斗来补助衰年者。朝廷任用衰年者，正是因为他们有所得；衰年者又能以无所争得来补助壮年者，这样以后才知道老年人与壮年人交往，能够彼此成就。只是年轻人的血气尚未安定，老成之人对于他们沉溺女色的交游，本来无从借鉴。如果听说他们又有更亲近的对象，那也应该知道好斗的祸患比好色更猛烈，却不知道贪求名位的讥刺比好斗更深。我说的话似乎颠倒了，但卫公九十多岁时还请求告诫卿士，自称“小子”；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好是坏。谁赠我木桃，我便以木李回报；区区几句话，是感于圣明而报答您的情谊。我知道您不会把它当作戏言，请您抚掌一笑。笑。致吏部司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