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六百十九

译《夏书》说：“禹治理洪水十三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陆地行走乘车，水上行走乘船，泥地行走踩着毳草，山地行走就架桥，以此划分九州。随着山势开辟道路、疏浚河川，依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疏通九条道路，修治九处湖泽，测量九座山。可是黄河灾害泛滥，危害中原，尤其严重。只有这件事最为紧要，所以治理黄河的河道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流下砥柱山和孟津、洛汭，直到大邳。禹认为黄河发源之处地势高，水流湍急凶猛，难以在平地上疏导，多次造成失败，于是分开两条渠道引导黄河，向北把水引到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分流成九条河，汇合成逆河，流入渤海。九条河川既已疏通，九处湖泽既已排泄，各地都安宁，功绩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此后，荥阳以下引黄河水向东南形成鸿沟，用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并在楚地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会合。西方则开通渠道，连接汉水和云梦一带；东方则沟通鸿沟与江淮之间；在吴地则开渠连接三江五湖；在齐地则沟通淄水、济水之间；在蜀地，蜀郡守李冰凿开离碓，避开沫水的灾害，在成都中间穿凿两条江。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有余水时还用来灌溉■〈氵侵〉，百姓享受它们的利益。” 至于水流经过的地方，往往引水灌溉田地，修建的渠道以万亿计，然而根本无法逐一计数。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河内富足。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兴办战事，想要使它停止，不让它向东攻伐，于是派水工郑国暗中游说秦国，让秦国开凿泾水，从中山以西引到瓠口开渠，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长三百多里，想借此灌溉田地。工程进行到中途被秦国察觉，秦国想杀郑国。郑国说：“起初我确实是来作间谍的，但渠道建成后也是秦国的利益。”秦国认为有道理，最终仍让他完成渠道。渠道修成后，引入淤泥和盐碱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收获一锺。于是关中成为肥沃的原野，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于是把它命名为郑国渠。汉朝兴起三十九年，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于是东郡大规模征发劳役堵塞决口。此后四十多年，到今天子元光年间，黄河又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巨野泽，通到淮水、泗水。于是天子派汲黯、郑当时征发民夫堵塞决口，但刚堵好就又毁坏了。当时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他的食邑在鄃。鄃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向南，鄃就没有水灾，食邑的收成反而很多。田蚡对皇上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造成的，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即使堵住，也未必符合天意，而且观望云气的人也这样认为。”于是天子过了很久没有再办理堵塞黄河的事。这时郑当时任大农，进言说：“过去关东通过漕运把粮食从渭水运上来，大约经过六月才结束。而漕运水道有九百多里，时常有艰难之处。如果引渭水开渠，从长安开始，沿南山脚下到黄河，长三百多里，漕运路线直接平易，估计三个月就可以结束。渠道下游还有一万多顷民田，也可以用来灌溉。这既能减少漕运、节省民夫，又能使关中的土地更加肥沃。”天子认为有道理，命齐人水工徐伯绘制规划，征发数万士卒开凿漕渠，三年后完工，通航用于漕运，非常便利。此后漕运逐渐增多，渠道下游的百姓也颇能用水灌田。后来河东郡守番系说：“粮食从山东运往西方，每年一百多万石，要经过砥柱的险阻，损失毁坏很多，费用也很大。若开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以下的土地；再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以下，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地。这五千顷原本全是黄河岸边的荒地，百姓只在其中割草放牧。如今若灌溉成田，估计可以收粮二百万石以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粮食从渭水运上来，与关中本地的粮食没有区别，这样砥柱以东就可以不再漕运。”天子认为有道理，征发数万士卒开渠造田。过了几年，黄河改道，渠道失去作用，耕田的人无法偿还种粮的本钱。时间一久，河东的渠田废弃，便把它交给越人和少府，使其逐渐获得收入。后来有人上书，想要打通襃斜道并开通漕运，事情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张汤询问情况，于是说：“通往蜀地要走故道，故道多山坡，迂回遥远。如今开通襃斜道，山坡少，路程近四百里；襃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从南阳沿沔水上行进入襃水，襃水断流处到斜水之间有一百多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下行到渭水。这样，汉中的粮食可以运到山东，从沔水运输，比经过砥柱的漕运便利得多。而且襃斜一带木材、竹子和箭杆丰富，可以和巴蜀相比。”天子认为有道理，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郡守，征发数万人修筑襃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便利而且近，但水流湍急、礁石众多，不能漕运。后来庄熊罴说：“临晋百姓愿意开凿洛水，灌溉重泉以东一万多顷原本的盐碱地；如果确实得到水，每亩可以收十石。”于是征发一万多人开渠，从征地引洛水到商颜山下。那里岸边容易崩塌，于是凿井，深的有四十多丈，到处修井，使井下相互连通以输水；水流冲破商颜山，向东到山岭之间十多里，井渠工程从此开始。开渠时挖出了龙骨，所以命名为龙首渠。修建了十多年，渠道颇能通水，但仍没有得到充分的收益。自黄河在瓠子决口后二十多年，每年收成屡屡不足，梁、楚地区尤其严重。天子已经举行封禅、巡行祭祀山川，第二年发生旱灾，举行封禅后雨水很少。于是天子派汲仁、郭昌征发数万士卒，堵塞瓠子的决口。这时天子已经在万里沙举行过祭祀，便从决口处返回，来到黄河决口，向河中沉下白马、玉璧，并命群臣和随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背柴投入决口。当时东流郡焚烧荒草，因此柴薪很少，只好砍取淇园的竹子做堵水的楗。天子来到黄河决口，哀伤工程不能成功，于是作歌说：“瓠子决口了啊，将怎么办？水势浩大明亮啊，乡里全都被冲成河。全都成了河啊，大地不得安宁。治水的功业没有结束之时啊，我的山就要被削平。我的山被削平啊，巨野泽就要泛滥。鱼儿翻腾郁结啊，像在冬日的柏树间。道路延伸而弛散啊，离开了通常的水流。蛟龙纵横驰骋啊，正向远方游去。回到旧日的河道啊，神灵真是充沛。若不举行封禅啊，又怎能知道外方的情况？请替我对河伯说啊，你为什么这样不仁？洪水泛滥不止啊，使我的百姓忧愁。桑树被咬断而漂浮啊，淮水、泗水都涨满了。长久不回归啊，水势才会稍缓。”另一首说：“黄河水浩荡啊，激流潺潺。向北渡过迂曲的水道啊，疏浚水流实在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拔取长长的茭草啊，沉入美玉。河伯已经答应啊，柴薪却接续不上。柴薪接续不上啊，这是卫地人的罪过。烧毁荒草啊，唉，要用什么来抵御洪水？竹林倒塌啊，堵水的楗和石头都成了灾害。宣房宫的决口堵塞了啊，万福就会到来。”于是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在堤上修筑宫殿，命名为宣房宫。又使黄河向北分流，开挖两条渠道，恢复禹时的旧迹，梁、楚一带重新安宁，不再有水灾。从此以后，主持政事的人争相谈论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以及其他河谷的水灌田；关中的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水；东海引巨定水；太山脚下引汶水；都开渠灌溉田地，各有一万多顷。其他劈山开渠、开通道路的小渠多得无法说尽，但最著名的还是宣房渠。太史公说：“我向南登上庐山，观察禹疏导九江的遗迹，于是到达会稽的太湟。登上姑苏山，眺望五湖；向东观察洛汭、大邳，迎着黄河，行经淮、泗、济、漯、洛水的渠道。向西远望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从龙门到朔方。我说：‘水所带来的利益和祸害，实在太重大了！’我随从背柴的人堵塞宣房，悲叹瓠子之歌，于是写成《河渠书》。” 《平准书》【司马迁】汉朝兴起时，接承秦朝衰败的局面，壮年男子从军，老弱转运粮饷，劳作十分繁重，财物匮乏，连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色的马，将相有时还乘牛车，普通百姓没有储藏和遮盖之物。于是因为秦朝的钱币沉重难用，改令百姓铸钱；黄金一斤定为一枚，简化法令、减少禁令，而不守法、追逐利益的百姓囤积多余货物，等待市场物价上涨，物价飞涨，卖米每石达到一万钱，一匹马就值一百金。天下已经平定，高祖于是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又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刚刚安定，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然而市井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做官任吏。朝廷核定官吏俸禄，估量官府用度，向百姓征收；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的收入，从天子直到封君的汤沐邑，都各自作为私人供养，不列入天下的正常经费。通过漕运转送山东粮食，以供给中都官，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到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仍作“半两”，允许百姓自行铸钱。因此吴国诸侯凭借铜山铸钱，富足可与天子相比，后来终于因叛逆获罪。邓通是大夫，因为铸钱而财富超过诸侯，所以吴钱、邓氏钱遍布天下，于是铸钱禁令产生了。匈奴多次侵盗北部边境，驻防戍守的人很多，边地粮食不足以供给食用，于是招募能够把粮食输送或转运到边境的百姓，授予爵位，爵位最高可到大庶长。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修订卖爵令，降低价格来招募百姓；还允许徒刑犯缴粮给县官以免除罪刑。又增加修造苑囿和养马，以扩大使用；宫室、楼观、车舆、马匹也更加增修。到今天子即位数年时，汉朝兴起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百姓人人衣食充足，家家富有；城市和边鄙的粮仓都装满，府库中财物有余，京师的钱财累积到巨万，穿钱的绳子腐朽而无法校数；太仓的粮食一批接一批，充满溢出，堆积在仓外，直到腐败不能食用。普通百姓的街巷中都有马，田间道路之间成群地骑乘；母马被当作珍贵之物，受到排斥而不能聚集；守卫里门的人也能吃精米和肉；做官的人能使长子长孙都做官；居官者甚至把官职作为姓号。因此人人爱惜自身而重视犯法，先实行义行而把耻辱放在后面。在这个时候，”},{ 法网一旦疏弛，百姓便富裕起来；徭役和财货方面骄纵泛滥，有的甚至发展到兼并土地。豪强结党的人凭借武力在乡里专断；宗室拥有封地，公卿大夫以下也争相奢侈，住宅、车舆和服饰僭越上制而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盛极，必然衰落，本来就是这样的变化。从这以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抚东瓯，干预两越事务，江淮之间顿时变得空虚而困于烦费。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凿山修路一千多里，以扩大巴蜀地区；巴蜀百姓因此疲敝。彭吴贾灭朝鲜，设置沧海郡，于是燕、齐之间也纷纷被动员起来。等到王恢在马邑设谋，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部边境，战争接连不断而不能停止，天下苦于劳役，而战事一天天增多。出行的人要携带财物，留居的人要负责输送，内外都因相互供给而骚扰不安，百姓疲困衰敝；由于钻营巧法、行贿送财，资财日渐耗尽，不能自给。缴纳财物的人可以补授官职，拿出货财的人可以免除罪责，选拔任用日益衰败，廉耻之心彼此被冒犯，凭武力取得进用，严刑峻法和繁密命令一同兴起，贪利之臣便从此开始出现。后来汉朝将领每年带领数万骑兵出击胡人；到车骑将军卫青夺取匈奴河南之地、修筑朔方城时，正值汉朝开通西南夷道路，参与施工的有数万人，要在千里之外负担运送粮食，大抵运送十余锺才能到达一石，又把财帛散发给卭、僰，用来招集他们。几年之间道路仍未能畅通，蛮夷便趁机多次攻打官吏；朝廷发兵讨伐他们，巴蜀全部的租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这些费用。于是招募豪强百姓到南夷地区开垦田地，让他们把粮食交给县官，再在都内领取钱财。向东直到沧海郡，人员和徒众的费用与南夷相当；又征发十多万人修筑卫戍朔方的城防，水陆转运十分遥远，山东地区全都承受了这种劳苦，耗费达数十百巨万，府库更加空虚。于是招募百姓，凡能交纳奴婢的，便可以终身免除徭役而任郎官；增加官秩，以及缴纳羊来任郎官的办法，也从此开始。此后四年，汉朝派遣大将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队出击右贤王，斩获首级和俘虏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仍率六位将军再次出兵攻击胡人，斩获首级和俘虏一万九千人；捕获、斩杀敌人的士兵得到黄金二十余万斤的赏赐，数万名俘虏也都受到厚赏，衣食都依靠县官供给。然而汉军中死去的士卒和战马有十多万，兵器铠甲的费用、转运粮饷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于是大农令陈报，府库中的钱财已经耗尽，赋税也已经枯竭，仍然不足以供养作战的士兵。有司对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各不相同，却都能治理天下；禹、汤的法制也不遵循同一道路，却都能称王。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而建立德政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北部边境尚未安定，朕对此十分忧虑。近来大将军攻打匈奴，斩获首级和俘虏一万九千人，却有军队滞留在外，无处取得食物。” 于是议论下令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也允许以财物赎免禁锢、减免罪刑；请求设置赏赐官爵，命名为武功爵，共十七级，总价值三十多万金。凡购买武功爵而取得官首资格的人，经过考核可以补任官吏；先授千夫，如同五大夫；如果犯罪，又可以按爵位减免两等，最高可到乐卿，以彰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级授官，大的封为侯、卿、大夫，小的任郎官、官吏。仕进途径混杂而且门路很多，于是官职被消耗败坏。自从公孙弘依据《春秋》的义理约束臣下，任用汉相张汤，以严峻的法令审理案件，任张汤为廷尉，于是“见知法”产生了，废格、沮诽以及穷究追治的刑狱也施行起来。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罪迹显露，公卿便追寻端绪加以审治，最终因党与关系被判死罪的有数万人。地方长官更加严酷急迫，法令也更加明察。在这时，朝廷招纳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的人，有的甚至做到公卿大夫。公孙弘任汉相后，铺粗布被，饮食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以此为天下表率；然而这对改变风俗没有益处，社会渐渐奔逐于功利。第二年，骠骑将军连续两次出击胡人，斩获四万人。那年秋天，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派出两万辆车迎接他们；到达后，给他们以及有功之人赏赐。

译这一年总共耗费一百多巨万。此前十多年，黄河在观地决口，梁、楚地区已经屡受困苦；沿河郡县修筑堤防，黄河却总是冲决，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后来番系想节省经过砥柱的漕运，开凿汾河渠道用来灌田，参加工程的有数万人。郑当时认为渭水漕渠迂回遥远，便从长安到华阴开凿直渠，参加工程的有数万人。朔方也开渠，参加工程的有数万人。各项工程经过二三年，仍未完成，费用也各自达到一二十个巨万。天子为了攻伐胡人而大力养马，运到长安供养的马有数万匹，负责牵掌马匹的士卒关中不够，于是从邻近郡调发。投降的胡人都由县官供给衣食，县官也无力供给。天子于是减少膳食，解除乘舆四马，拿出御府禁藏的财物来供养他们。第二年，山东遭受水灾，百姓多饥饿贫困。于是天子派使者打开郡国仓库赈济贫民，仍然不够；又招募豪强富人互相借贷，还是不能相救。于是把贫民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共七十多万口，衣食都仰赖县官供给。数年之间借给他们财物、授予产业，派使者分区保护他们，车马冠盖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费用以亿计，无法计算。于是县官府库大为空虚，而富商大贾有的囤积财物、役使贫民，转运货物的车辆有几百辆，囤货居奇、控制市场；封君也都低头仰赖县官供给。冶炼铸造、煮盐所得的财富，有的人积累到万金，却不帮助国家解决急难，百姓更加困苦。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改铸钱币，以供给用度，同时打击浮华浪费和兼并者。当时禁苑中有白鹿，少府中有很多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到这一年已经四十多年。自建元以来，钱币使用减少，县官往往积存很多。各地有铜山可以铸钱，百姓也暗中盗铸，数不胜数。钱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轻，货物越来越少而越来越贵。有关官员说：“古代有皮币，诸侯用来聘问、朝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半两钱法定重量为四铢，奸人有的盗磨钱的内层取出熔化，钱越来越轻薄；而货物贵重，远方使用钱币又烦琐费力，不能节省。于是用方一尺的白鹿皮，边缘用彩色刺绣装饰，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见、聘享时，必须用皮币进献玉璧，然后礼仪才能进行。又用银锡制造白金，认为上天没有比龙更合适的象征，大地没有比马更合适的象征，人没有比龟更合适的象征。所以白金分为三种：第一种重八两，铸成圆形，纹饰是龙，名叫白选，价值三千；第二种重量稍轻，铸成方形，纹饰是马，价值五百；第三种更轻，铸成长方形，纹饰是龟，价值三百。” 命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钱文与重量相符。盗铸各种金属钱币的罪都判死刑，但官吏和百姓盗铸白金的人仍多得不可计数。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桑弘羊凭借计算才能掌管政事，任侍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都因此积累了千金财富，所以郑当时向朝廷推荐他们。弘羊是雒阳商人的儿子，凭心算才能，十三岁便任侍中。因此三人谈论牟利之事，分析得极其精细。法律更加严酷后，许多官吏被罢免；战争频繁，百姓中购买免役、得到五大夫爵位而应征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取消千夫、五大夫的官职资格，愿意任职的人出马，不愿任职的人出钱；所以官吏都被调去上林苑砍伐荆棘、修筑昆明池。第二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大规模出击胡人，斩获首级和俘虏八九万人，赏赐五十万金。汉军死马十多万匹，转运漕粮、车辆、铠甲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财用匮乏，战士颇有得不到俸禄的。有关官员说三铢钱太轻，容易被奸人欺诈，于是请求改令各郡国铸五铢钱，并在钱的外缘加郭，使人不能磨取铜屑熔化。大农上奏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林大海是天地的财富，都应该归少府管辖。” “陛下不要把这些财富私自交给大农，用来帮助征税；希望招募百姓自行供给费用，借助官府器具设置煮盐官，与牢盆、游惰的奇巧之民一起，想要专门管理山海的资源，以取得富余、役使牟利于小民。那些阻挠此事的议论多得听不完。敢于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钳去左脚趾，没收他的器物。郡中不产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便于隶属当地县。让孔仅、东郭咸阳乘坐驿车巡视天下，把盐铁作坊改为官府；把原来盐铁业中富有的人除授为官吏，于是仕进途径更加混杂，官吏中商人越来越多。商人因货币变动而大量囤积货物、追逐利润。于是公卿说郡国多遭灾害，贫民没有产业，应招募他们迁往广大富饶的地方；陛下减少膳食、节省用度，拿出禁钱赈济。百姓承受宽免和借贷赋税，却不都出力耕作南亩；商人越来越多，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过去对轻车和商人缗钱的征算都有等级，请仍按旧例征算。凡商人从事末业、赊贷、买卖囤居货物以及经商获利的，即使没有市籍，也各自申报所拥有的货物，按每缗钱二千征算一钱。凡手工业中收租或铸造的，按每缗钱四千征算一钱。不属于官吏等级的，三老、北边骑士乘轻车征算一钱；商人乘轻车征算二钱；船长五丈以上征算一钱。” 隐瞒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完整的，全部发往边疆戍守一年，并没收其缗钱；有能够告发的人，赏给所没收财物的一半。具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得登记名下的田地以便从事农业；敢于违反命令的，没收田地和奴婢。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话，召见并任命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赏田十顷，并把这件事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起初，卜式是河南人，以耕田和畜牧为业。父母去世后，卜式有一个年少的弟弟，弟弟已经长大，卜式离开家另行分产，只取了一百多只羊，田地、房屋和财物全都给了弟弟。卜式进山牧羊十多年，羊增加到一千多只，又买了田地房屋；他的弟弟却把产业全都败光，卜式就多次重新分给弟弟财产。当时汉朝正在多次派将领攻打匈奴，卜式上书，愿意把家产的一半交给县官，以帮助边疆。天子派使者询问卜式，问他想不想做官。卜式说：“臣年少时就放牧，不熟悉做官，不愿意。”使者又问：“你家莫非有什么冤屈，想要陈述事情吗？”卜式说：“臣平生与人没有争执，我对同乡贫困的人借给他们钱财，对不善的人教导使他们顺从，所居之处的人都听从我，我为什么会被人冤屈？没有什么想说的。”使者说：“如果这样，那么你究竟想要什么，才这样做呢？”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我这个愚人认为贤者应当在边疆为节义而死，有财产的人应当把财物输送给国家；这样匈奴就可以灭亡了。”

译使者把卜式的话全部带回去上报。天子把这件事告诉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的臣子不能用来教化百姓，反而会扰乱法制。希望陛下不要答应他。”于是皇上很久没有答复，卜式过了几年才被罢免。卜式回去重新耕田放牧。一年多以后，恰逢军队多次出征，浑邪王等投降，县官耗费巨大，仓库府藏空虚。第二年，贫民大规模迁徙，都仰赖县官供给，县官无力完全供养。卜式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守，用来供给迁徙的百姓。河南郡把帮助贫民的富人登记上报。天子看见卜式的名字，认出了他，说：“这就是先前想把家产一半交出、帮助边疆的人。”于是赐给卜式四百名外繇，卜式又把这些人全部交还县官。当时富豪都争相隐藏财产，只有卜式尤其想拿出财物帮助支付费用。天子于是认为卜式始终是长者，便尊崇显用他，以此来教化百姓。起初，卜式不愿做郎官，皇上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让你去放牧它们。”卜式于是拜为郎官，穿布衣、着草鞋去牧羊。一年多后，羊长得肥壮并繁殖起来。皇上经过看见他的羊，称赞他。卜式说：“不只是牧羊如此，治理百姓也一样。要按时作息，坏的就立即斥退，不要让它败坏羊群。”皇上认为卜式奇异，任命他为缑氏县令，让他试任，缑氏县治理得很便利。后来升任成皋县令，负责漕运，成绩为最优。皇上认为卜式朴实忠诚，任命他为齐王太傅。孔仅主持天下铸造器物，三年之内被任命为大农，位列九卿。桑弘羊任大农丞，掌管各种会计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开始命令官吏可以交纳粮食补任官职，郎官最高到六百石。自从制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后，赦免官吏和百姓中因盗铸金属钱币而判死罪的数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觉而相互杀害的，数也数不清；因自首而获得赦免的有一百多万人，但还不到犯罪者的一半。天下大概全都在铸造金属钱币了，犯法的人太多，官吏无法全部诛杀，于是从中取利。朝廷派博士褚大、徐偃等分组巡行郡国，举发兼并者以及郡守、国相中违法者。当时御史大夫张汤正显贵掌权，任用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凭借惨酷急迫、刻深严厉而任九卿；直指使夏兰一类的人也开始出现。大农颜异被诛杀。起初，颜异任济南亭长，因为廉洁正直逐渐升到九卿。皇上与张汤制造白鹿皮币后，询问颜异。颜异说：“如今王侯朝贺时所用苍璧价值数千钱，而用来承托玉璧的鹿皮反而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天子听了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嫌隙，等到有人因颜异另外议论此事而告发他，案件便交给张汤审理。颜异与客人谈话，客人说新法下达后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答，只是略微动了动嘴唇。张汤奏称，颜异身为九卿，见到法令不便，不入朝进言却在腹中诽谤，应判死罪。从此以后产生了腹诽之法，公卿大夫多用谄媚奉承来取得皇帝的容纳。天子已经下达征收缗钱的命令，又尊崇卜式，但百姓始终没有拿出财产帮助县官。于是杨可开始大规模告发隐匿缗钱的人。郡国多有奸人铸钱，钱多而轻，公卿请求命令京师的钟官铸造赤侧钱，一枚抵五枚，用来交纳赋税和供官府使用；不是赤侧钱不得流通。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珍视使用。县官依令禁止，也没有作用。一年多后，白金终于废止，不再流通。这一年，张汤死了，但百姓并不思念他。又过了两年，赤侧钱贬值，百姓用巧法使用它，既不便利，于是也废止。于是完全禁止郡国铸钱，专门命令上林苑的三官铸钱。铸钱增多后，下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流通。各郡国以前铸的钱都废止销毁，把铜输送给三官；百姓私铸的钱更加减少。计算铸钱费用，已经不能相抵；只有真正的工匠和大奸人，才盗铸钱币。卜式任齐国相时，杨可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多遭到告发。杜周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人能够反驳，于是分派御史、廷尉正、监等分组前往各郡国，就地审治缗钱案件，所得百姓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大县的田地有数百顷，小县有一百多顷，住宅也大致如此。于是中等以上的商人，大多破产；百姓偷偷享用美食、穿好衣服，不再经营积蓄和产业，而县官因为盐铁、缗钱等收入，用度更加富足。又扩大关塞，设置左右辅。起初，大农掌管盐铁官府，钱帛很多，于是设置水衡，想让它主管盐铁以及杨可告发缗钱的收入。上林苑财物众多，于是命水衡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充实后，又扩大规模。当时，越人想用船与汉军作战，于是大规模修治昆明池，四周排列楼观，修造十多丈高的楼船，上面加设旗帜，十分壮观。天子受到触动，于是修筑栢梁台，高数十丈，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于是把缗钱分给各官府；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自设置农官，往往就近在郡县没收田地并耕种。没收的奴婢，分送各苑饲养狗、马、禽兽，也分给各官府。各官府不断增设新机构，迁入的奴婢越来越多；下游河道漕运粮食达到四百万石，再加上官府自行买粮，才足以供给。所忠说：世家子弟和富人，有的斗鸡、走狗、骑马、射猎、赌博、游戏，扰乱普通百姓。于是征召那些违犯法令、彼此告发的人，数以千计，命名为株送徒；交纳财物的人可以补任郎官，郎官的选用从此衰败。当时山东遭受黄河水灾，年成又不好，数年之间甚至有人相食，受灾地域方圆一二千里。天子怜悯他们，下诏说：江南采用烧荒耕作、引水除草的办法，应让饥民流徙到江淮之间就食；想留在那里的人，派使者带着冠盖接连在道路上保护他们。又从巴蜀运粮赈济他们。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行郡国，向东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帝来到，来不及办妥事务，便自杀。向西越过陇山，陇西郡守因行程来临时仓促准备不及，天子的随从官员没有饭吃，陇西郡守也自杀。于是皇上向北出了萧关，带着数万骑兵到新秦中打猎，以检阅边兵，然后回来。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有亭障，于是诛杀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并命令百姓可以在边县畜牧；官府借给他们母马，三年后归还，连同繁殖的马按十分之一计算，以此免除告发缗钱的征收，用来充实新秦中。得到宝鼎以后，修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论封禅之事；天下各郡国都预先修治道路桥梁，修缮旧宫殿以及应当通行的驰道，各县都整治官府储备、设置供具，等待天子临幸。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扰边境并作乱。于是天子因为山东供给不足而大赦天下；又从南方征发楼船士卒二十多万人攻打南越，征发数万人从三河以西骑兵攻打西羌，又征发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开始设置张掖、酒泉郡；同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设屯田官府，征发六十万边塞士卒屯田戍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六十万人〕

译中原修治道路、运送粮食，远的三千里，近的一千多里，都仰赖大农供给。边兵兵器不足，于是发放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供给他们。车骑所用的马匹缺乏，县官的钱又断绝而且少，买马难以得到，于是制定法令，命令封君以下直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交出母马；天下各亭都养母马，每年考核繁殖的马匹。齐相卜式上书说：“臣听说君主忧虑，臣子就感到羞辱。南越反叛，臣愿意和儿子一起带领齐地会驾船的人前往，为国战死。”天子下诏说：“卜式虽然亲自耕田放牧，却不把它当作牟利的手段，有余财就帮助县官使用。如今天下不幸有急难，卜式奋发表示愿意父子赴死；即使还没有交战，也可以说是义气发自内心。”赐他关内侯爵位、黄金六十斤、田十顷，并布告天下。天下没有人响应；列侯有几百人，也都没有请求随军攻打羌、越。到酎金不足、少府减少黄金时，列侯因酎金不合规定而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任职后，看见郡国多认为县官经营盐铁不便利，铁器粗劣，价格昂贵，有的还强令百姓买卖；船只又有征算，商人减少，货物昂贵，于是借孔仅之言进谏船算之事，皇上因此不高兴。卜式说，汉朝连续用兵三年，诛灭羌人，消灭南越，从番禺以西直到蜀地以南设置初郡十七个，并且按照当地旧俗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往的各郡，都按照土地相邻的情况供给初郡，供给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币帛、物资、驿车、马匹和被服用具；初郡不时发生小规模反叛，杀害官吏，汉朝便发遣南方的官吏和士卒前往讨伐，隔年就有一万多人，费用都仰赖大农供给。大农用均输和盐铁收入帮助赋税，所以能够供养他们；但军队经过的县便把物资作为供给，只是不使母亲贫乏而已，官府不敢说这是擅自征赋。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低官秩，任太子太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主管大农，完全代替孔仅掌管天下盐铁。弘羊认为各官府各自买卖，彼此争夺货物，所以物价飞涨；天下赋税运输有时还抵不上雇车费用，于是请求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郡国，并在各地县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郡国在物价高时，把商人转运贩卖的货物作为赋税交纳，再彼此调拨运输。在京师设置平准官，总受天下各地输送的货物，召集工官制造车辆和各种器物，都由大农供给。大农所属各官把天下货物全部控制起来，贵时卖出，贱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没有机会获取暴利，就会返回本业，万物的价格也不会飞涨，因此平抑天下物价，名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答应了此议。”}], 于是天子向北到达朔方，向东到达泰山，巡行海上，并巡视北部边境后返回。所经过的地方，赏赐所用的帛超过一百余万匹，钱和黄金以数万万计，都是由大农令桑弘羊设法供给的。又请求下令，允许官吏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并允许罪人缴粮赎罪。下令百姓能够向甘泉宫输送粮食的，按等级终身免除徭役，不必申报财产。其他郡国各自向急需之处输送物资，各地农民也都运送粮食，山东漕运每年增加六百万石。一年之内，太仓、甘泉仓都装满了，边境多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通过均输法折合成帛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的物资却充足了。于是桑弘羊被赐予左庶长的爵位，黄金二百斤。这一年发生小旱灾，皇上下令官吏求雨。卜式说：‘朝廷本来只应当收取租税来供给饮食衣服罢了。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在市场店铺里贩卖货物谋利，若把桑弘羊烹杀，上天才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业、工商之间的交易道路一旦畅通，龟甲、贝币、黄金、钱刀和布帛等货币弊端就兴起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远在高辛氏以前就已经如此，无法一一记载了。’所以《书》记述唐、虞之际的事，《诗》叙述殷、周时代的事。天下安宁时，学校长期兴盛，重视农业根本而抑制工商末业，用礼义来防止人们追逐财利。事情发生变故时，情况也会反过来。因此，事物发展到盛极就会衰落，时势到了极点就会转变；一时质朴，一时文饰，这就是事物始终变化的规律。《禹贡》所说的九州，各自按照土地所适宜的物产和人口多少来缴纳贡赋。汤、武继承积弊而改变旧制，使百姓不至于疲倦；各自兢兢业业地谋求治理天下，但后来渐渐衰落。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谋略，运用调节物价轻重的权术，开发山海资源，使诸侯来朝，以小小的齐国显著成就了霸主之名。魏国任用李克，竭尽土地的生产能力而强盛。自此以后，天下在战国时期相互争斗，重视欺诈和武力而轻视仁义，先追求富有而后才讲推让。所以平民中富有的，有的积累到数万万；贫穷的，有的连糟糠也吃不饱。有的国家弱小，尚且能够吞并许多小国而使诸侯臣服；有的弱国却断绝祭祀、国家灭亡。一直到秦国，终于兼并了天下。虞、夏时代的货币，金属分为三等，有黄色的、白色的、赤色的；还有钱币、布帛、刀币，以及龟甲、贝壳。到了秦代，统一全国的货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单位，称为上币；铜钱上铸有‘半两’二字，重量与文字所标相同，称为下币；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作为器物、装饰和珍藏，不作为货币。然而各种货币都随着时代而有轻重，标准并不固定。当时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兴办功业，天下的男子竭力耕作仍不足以供给粮饷，女子纺织仍不足以供给衣服。古代曾经耗尽天下的财物来奉养君上，尚且还认为不够。并没有别的缘故，只是事势相互推动激荡而造成的，哪里值得奇怪呢！《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 （明）贺复征编 书志五 《礼乐志》【汉·班固】

译六经的道理最终相通，而礼乐的作用最为紧要。修养自身的人，片刻忘记礼，暴虐傲慢就会乘隙而入；治理国家的人，一旦失去礼，荒乱就会随之而来。人承受天地阴阳之气，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上天赋予人性情，却不能使人自己节制。圣人能够为这些情感制定节制的方法，却不能将它们完全消除。因此，圣人效法天地而制定礼乐，用来沟通神明、确立人伦、端正情性、节制万事。人的情感中有男女之情和嫉妒之别，所以制定婚姻之礼；有交往以及长幼次序，所以制定乡饮酒之礼；有哀悼死者、思念远人的情感，所以制定丧祭之礼；有尊敬尊长、敬奉君上的心意，所以制定朝觐之礼。哀痛有哭泣、顿足的节度，喜乐有歌唱、舞蹈的仪态。端正的人可以借此充分表达真诚，邪僻的人也可以借此防止过失。所以孔子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办法。’礼和乐并行，合为一体。敬畏之意难以看见，就把它表现在祭祀进献、辞受、登堂降阶、跪拜等礼节上；和亲之情难以形容，就通过诗歌咏唱、钟磬管弦来表现。大体上说，礼是赞美敬意而不涉及财物贿赂，乐是赞美欢悦之情而不放纵声响，这就是礼乐的根本。君王必定依据前代君王的礼制，顺应时势、施行适宜的制度，有所损益，体察民心，逐步制作完善，直到天下太平时才大为完备。周代以夏、商二代为借鉴，礼制文饰尤其完备，每件事都有相应制度，细微之处也都有防范。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项。于是教化普遍融洽，百姓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监狱空虚，持续了四十多年。等到周代衰微，诸侯超越法度，厌恶礼制的约束，已经毁去礼书篇籍；又遭遇秦朝焚书灭学，终于因此陷入混乱而灭亡。汉朝兴起后，拨乱反正，事务繁多得没有空闲，仍然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以端正君臣的地位。高祖喜悦而感叹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制定礼仪法度，但尚未完全完备，叔孙通就去世了，一直延续到文帝时。贾谊认为，汉朝承受秦代败坏的风俗，废弃礼仪，抛弃廉耻，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应当制定制度、兴起礼乐，然后诸侯遵守法度，百姓保持质朴，诉讼和刑狱逐渐减少。于是他草拟了礼仪，天子很赞同，但大臣绛灌等人反对，所以这项建议最终搁置。到武帝即位，起用英俊贤能之士，商议建立明堂，制定礼服，以兴起太平。正好窦太后喜爱黄老学说，不喜欢儒术，这件事又被废止。后来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大事的，他们建立太学在国都施教，设置庠序在地方教化百姓。教化彰明，习俗养成，天下曾经没有一个人被投入监狱。’ 到了周朝末世，统治极其无道，因此失去了天下。秦朝接续其后，又比它更加严重。社会风俗日益浅薄败坏，百姓相互抵触冒犯。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常常想要实现良好治理，却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做到。所谓战胜残暴、停止杀戮，问题在于应当改革教化却没有改革；如果能够改革教化，就可以实现善治，灾害会日益减少，福禄会日益到来。当时皇上正在征讨四方夷狄，锐意于武功，没有时间留意礼制文教之事。到宣帝时，琅邪人王吉任谏大夫，又上疏说：‘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有，公卿幸而遇到这样的时代，却没有提出流传万世的长久策略，没有把圣明君主推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他们所致力的不过是处理文书、判决案件、审理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如今俗吏治理百姓，没有可以世世代代通行的礼仪和法令，只凭个人意旨穿凿附会，临时苟取一切，因此欺诈虚伪开始滋长，刑罚没有止境，质朴日益消失，恩爱日益淡薄。希望与大臣以及儒生一起，阐述旧礼，阐明先王制度，驱使天下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怎么会不如成王、康王时代？人的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时代？’皇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王吉因病离职。到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刘向因此劝说皇上，应当兴建辟雍，设置庠序，陈列礼乐，弘扬雅乐颂歌的声调，盛大展现揖让的仪容，以此教化天下。这样做了还不能治理好天下，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有人说：‘如果不能把礼制全部具备，礼的根本在于养育人；如果礼制有所欠缺，那就是带着过错去养育人。刑罚的过失，有时会导致死亡和伤残。如今的刑法并不是皋陶所制定的法，而有关官吏仍请求制定法律，应该删削的就删削，应该增补的就增补，这是为了挽救当时的事务。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制定；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育人。因为俎豆、管弦之间有小小的不足，便因此完全停止不做，这是舍弃小的不足而造成大的不足，大的不足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只是较轻的手段；如果舍弃重要的教化而急于使用次要的刑法，就是取舍倒置。而且教化是治理天下所依靠的根本，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手段。如今废弃所依靠的根本而只留下辅助的手段，不是达到太平的方法。自京师出现悖逆不顺的子孙，直到陷入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出现，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五常之道。汉朝承受衰败千年的周朝，接续残暴秦朝留下的弊病，百姓长期浸染恶俗，贪婪凶险、心术不正，不教给他们大道而只用刑罚驱使，最终仍然不能改变。’ 所以说：‘用礼乐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当初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儒士的非难，但最终成为汉代儒者的宗业，流传给后代，成为固定的法式。成帝依据刘向的意见，下令公卿商议。正逢刘向病逝，丞相、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考察长安城南的地形，营建标志尚未建成，就遇到成帝驾崩，群臣引用这件事来确定谥号。到王莽任宰衡时，想要向众庶炫耀，于是兴建辟雍，借此篡夺帝位，天下都背叛了他。世祖奉天命即位，中兴汉室，拨乱反正，把京师改建在天下中央。即位三十年后，四方夷狄宾服，百姓家家富足，政治教化清明，于是营建明堂、辟雍。显宗即位，亲自实行这些礼仪，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在辟雍奉养老人三老、五更，威仪已经盛大，实在美好。然而德化还没有完全流行，是因为礼乐尚未完备，群臣没有可以诵说的内容，庠序也还没有设置。孔子说：‘譬如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停下来，是我自己停下来。’如今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一同记录，收藏在掌管司法的官署中，法家又使它不再流传，汉代的典制逐渐湮没而不彰明，百姓和群臣没有人谈论。叔孙通死后，河间献王搜集礼乐古事，逐步增补编纂，达到五百多篇。

译如今的学者不能清楚地了解这些，只是推演士人的礼制以及天子礼仪的义理，而且其中颇多错误和歧异，所以君臣、长幼交往的道理逐渐不明。君王尚未制作新乐时，应当沿用先王的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喜爱这种乐、改变风俗，然后再改制新乐，以彰明功德。《易经》说：‘先王制作乐来崇尚德行，隆重地向上天献祭，以配享祖先。’从前黄帝制作《咸》，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招》，禹制作《夏》，汤制作《濩》，武王制作《武》，周公制作《勺》。《勺》说的是能够继承先祖之道，《武》说的是凭功业平定天下，《濩》说的是拯救百姓，《夏》说的是大力承继尧、舜二帝，《招》说的是继承尧，《大章》说的是彰明功德，《五英》说的是英华茂盛，《六茎》说的是恩泽达到根茎，《咸池》则完备了。夏代以后，这些乐声的流传已经无法听闻；殷代的《颂》还有保存下来的，周代的诗歌已经完备，而乐器的使用和陈设，《周官》中都有记载。掌管乐事的人，从卿大夫、乐师和盲人乐官以下，都选用有道德的人，早晚学习乐业，以教导国子。国子就是卿大夫的子弟，他们都学习歌唱九德，诵读六诗，练习六种舞蹈，掌握五声、八音的和谐。又用这种音乐来赏赐诸侯。诸侯德行盛大、教化尊崇的，他们的威仪足以充满眼目，声音足以打动耳朵，诗歌的言辞足以感动内心。所以听到他们的音乐，德性就会和谐；考察他们的诗歌，志向就会端正；讨论乐律的数度，法度就会建立。因此把这种音乐用于郊祀、宗庙，鬼神就会享用并降临；用于朝廷，群臣就会和谐地站立；用于学宫，万民就会共同听闻。人们无不虚心肃敬，喜悦地承受教化的流传，因此天下普遍受到教化，君上的德行使人受到熏陶，光辉日益更新，人们受到教化而向善，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万物都不遭夭折。天地和顺，吉祥的感应降临，所以《诗》说：‘钟鼓声铿锵，磬和管乐声锵锵，降下丰厚的福气。’

译《尚书》说：‘敲击石磬，抚击石磬，百兽全都随着起舞。’ 鸟兽尚且能够受到感应，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乐是圣人用来感动天地、沟通神明、安定万民、成就人的性情和类别的手段。然而自雅、颂兴起以来，所承袭的衰乱时代的音乐仍然存在，这就是淫荡过度、凶暴傲慢的声音，所以要为它设置禁令。世道衰败，百姓离散，小人压倒君子，人的心志和听觉浅薄，邪声便胜过正声。所以《尚书》叙述殷纣王断绝、抛弃先祖的音乐，制作淫靡之声，用来改变扰乱正声，以取悦妇人；乐官、乐师抱着乐器逃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入河海。音乐本来根植于人的性情，能够浸润肌肤、深入骨髓，即使历经千年，它遗留下的风气和影响仍然不会断绝。到了春秋时，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招乐仍保存着。所以孔子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周道开始衰败，怨刺之诗兴起；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诗歌不能再创作，王官失去职守，雅诗和颂诗相互混杂。孔子加以评论并订定。此时周王室大为败坏，诸侯任意妄为：设置两座观台，乘坐天子的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流建造三归台，在朝廷上使用天子礼制的八佾舞，制度于是败坏，逐渐衰落而不能恢复。桑间、濮上的乐声，以及郑、卫、宋、赵的音乐同时出现，对内导致疾病、损害寿命，对外扰乱政治、伤害百姓；巧诈之人于是加以修饰，用来满足争逐富贵者的耳目，平民借此谋利，各国借此相互窥伺。所以秦穆公失去了由余，戎王也离去了；齐国人送给鲁国女乐，孔子便离开鲁国。到了六国时期，魏文侯最喜欢古乐，但他对子夏说：‘我听古乐就想睡觉，等到听到郑、卫之乐，却一点也不知道疲倦。’子夏辞谢并加以辩说，最终没有被采纳。从此礼乐丧失了。汉朝兴起后，乐官中有制氏，雅乐的声音和音律世代保存在太乐官中，但只能记述钟鼓的铿锵声和舞蹈，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高祖时，叔孙通依照秦代乐人的制度制作宗庙乐。太祝在庙门迎神，演奏《嘉至》，仍然是古代迎神降临的音乐。皇帝进入庙门，演奏《永至》，作为行步的节拍，仍类似古代的《采齐》《肆夏》。献上干肉时，演奏登歌，只由登堂者歌唱，不用管弦扰乱人声，是想让在位者都听见，仍类似古代《清庙》的歌。登歌唱完两遍后，下堂演奏《休成》，赞美神明已经享用祭品。皇帝到东厢就坐饮酒，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已经完成。又有房中祭祀之乐，是高祖的唐山夫人创作的。周代有房中乐，到了秦代称为‘寿人’。大凡音乐，都是以所产生的地方为乐，礼制也不忘记根本。高祖喜爱楚声，所以房中乐也是楚声。孝惠帝二年，派乐府令夏侯宽补备箫管乐器，改名为《安世乐》。高祖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庙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帝庙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是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已经实行武力，以扫除祸乱。《文始》舞本来叫舜的《招》舞，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旧名。《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帝创作的，用来明确向天下表示安定和谐。大概说来，演奏当代君王自己创作的乐，是表明有所制作；演奏先王的乐，是表明有所遵循。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为《昭德》，以尊崇太宗庙；到孝宣帝又采用《昭德》舞，改为《盛德》，以尊崇世宗庙。各位皇帝的宗庙都经常演奏《文始》《四时》《五行》三种舞。高祖六年又创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类似古代的《昭夏》，主管出《武德》舞；《礼容》主管出《文始》《五行》舞。舞蹈进入时没有音乐，是因为将要来到至尊面前，不敢奏乐；舞蹈退出时使用音乐，是说舞蹈没有失去节度，能够随着音乐结束。大体上都沿用了秦代的旧事。当初高祖平定天下后，经过沛县，与旧日朋友和父老一同欢乐，醉酒之后既欢喜又感慨，创作《大风歌》，命令沛县的一百二十名儿童学习并歌唱。到孝惠帝时，以沛宫作为原庙，都让歌童学习吹奏来相互配合，人数常常固定为一百二十人。文帝、景帝之间，礼官只是学习旧业而已。到武帝确定郊祀礼仪，在甘泉祭祀太一，配合天位；在汾阴泽中的方丘祭祀后土。于是设置乐府，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其中有赵、代、秦、楚的歌谣；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次选拔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大略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的调式，创作十九章歌辞。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圜丘举行祭祀，让七十名童男童女一同歌唱，从黄昏祭祀一直到天明；夜间常有像流星一样的神光停留聚集在祭坛，天子从竹宫遥望而拜，侍奉祭祀的百官有数百人，都肃然起敬、心有所感。当时河间献王很有雅乐方面的才能，也认为治理之道没有礼乐就不能成功，于是献上他搜集的雅乐。天子将其交给太乐官，常常保存、学习，按年节准备以备使用，但并不经常演奏。平时使用的音乐和郊祀、宗庙所用的音乐都不是雅正之声，然而诗歌和音乐施行于后代，仍然有所继承和取法。从前殷、周的雅诗、颂诗，上溯到有娀氏、姜原、契、后稷初生、玄王、公刘、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等人的德行，又下及成汤；还歌颂文王、武王受天命，以及武丁、成王、康王、宣王中兴的功业；对于辅佐君王的阿衡、周公、召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等人，凡是君臣男女中有功德的，没有不加以褒扬的。功德确实美好，褒扬的声誉充满天地之间，所以光明的名声显著于当世，遗留下的美誉流传无穷。如今汉朝郊祀、宗庙的诗歌，没有歌咏祖宗的事迹，八音的调式虽然协调，却又不合于钟律；宫内有掖庭材人，宫外有上林乐府，都把郑声施用于朝廷。到成帝时，谒者常山人王禹世代接受河间雅乐，能够说明其中的意义，他的弟子宋昱等上书陈述此事。朝廷交给大夫、博士平当等人考核，平当认为：汉朝承接秦代灭绝道术之后，依靠先帝的圣德，广泛接受、兼听各方意见，修复废弃的官署，建立太学；河间献王聘请、寻求隐逸之士，修整、兴起雅乐，以辅助教化。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认为这种音乐合乎中正雅正之音，应当在太乐中确立；春秋时在学宫举行乡射礼，只是偶尔举行而没有讲习，所以公卿大夫中前往观看听闻的人只能听到铿锵声，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想要借此教化劝谕百姓，却没有途径，因此实行了一百多年，德化直到今天仍未成功。

译如今宋昱等人守持研习孤独的学说，其根本宗旨在于兴起并辅助教化。衰微的学术能否复兴，废弃的制度能否恢复，关键在于人；应当让他们掌管雅乐，以接续断绝的传统，表彰隐微的道理。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河间只是一个小小的藩国，河间献王作为藩臣，因为爱好学习、修习古道，能够保存一些古制，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何况圣明君主拥有广泛施教的资质，修整兴起旧有文献，排斥郑声而接近雅乐，传述古人而不自作，真实可信且爱好古道，借此向海内示范、使后世扬名，实在不是小功劳、小美德。此事交给公卿讨论，他们认为年代久远，难以辨明，议论之后又搁置了。当时郑声尤其盛行，黄门中的著名歌者丙强、景武等人显贵于世；贵戚五侯以及定陵、富平等外戚之家奢淫过度，甚至同君主争夺女乐。哀帝在还是定陶王时就厌恶这种现象，而且本性不喜音乐；即位后下诏说：‘世俗奢侈过度，文饰巧伪，郑、卫之声兴起。奢侈过度，臣下就不谦逊，国家就会贫困；文饰巧伪，趋逐末业、背弃根本的人就会增多；郑、卫之声兴起，淫邪偏僻的教化就会流行。想要使百姓敦厚质朴、家家富足，却仍然浑浊水源而希望水流清澈，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孔子不是说过：“放逐郑声，郑声淫邪”吗？应当罢除乐府官，郊祭音乐以及古代兵法中属于武乐、不是郑卫之乐的，分别列举上奏，改隶其他官署。’ 然而百姓长期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又没有制定雅乐来加以改变，豪强富户和官吏百姓沉溺其中而安然自得，最终风俗逐渐败坏于王莽之时。如今海内重新开始，百姓归于农业根本，户口年年增长，平定刑罚，用贤良之人治理百姓，直到家家富足。人口众多而且富裕之后，就需要用庠序、礼乐来教化了。如今幸而还有前代圣人遗留下来的礼制威仪，确实可以效法仿照并加以补充完备，礼制纲纪也可以因循旧制而保存下来。孔子说：‘殷沿袭夏代的礼制，其中损益之处可以知道；周沿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损益之处可以知道。假如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相隔百世，也可以知道它的礼制。’如今大汉继承周代已经很久，却长期没有建立大礼、完成乐制；这是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这些人所以愤懑而更加叹息的原因。《刑法志》【班固】

译人肖似天地的形貌，怀有五常的本性，聪慧明达、精纯完美，是有生命的万物中最具灵性的。人的爪牙不足以满足嗜好欲望，奔走不足以躲避利害，没有毛羽来抵御寒暑，所以必然要役使万物来供养自己，凭借智慧而不依靠蛮力，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因此，没有仁爱就不能结成群体；不能结群就不能胜过万物；不能胜过万物，供养就不足；群居而供养不足，争夺之心就会产生。上古圣人卓然首先实行敬让、博爱的德行，众人的内心喜悦而跟从他；人们跟从他而形成群体，这就叫作君；众人归附并前往他那里，这就叫作王。《洪范》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王。’圣人取类比来确定名称，把君主称为父母，说明仁爱、德行、谦让是王道的根本。爱必须以敬为辅助才不会败坏，德必须凭威严才能长久树立，所以制定礼来崇尚敬意，设置刑罚来彰明威严。圣人既然亲自彰明聪明睿智的本性，必然通晓天地之心，于是制定礼、创作教化，建立法令、设置刑罚，一举一动都依据民情而效法天地。所以说：‘先王制定礼，是效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刑罚、威势和监狱，类似上天的雷霆、光耀和杀戮；温厚慈爱、恩惠和谐，则效法上天生育滋长万物。《尚书》说：‘上天确立秩序便有礼，上天讨伐有罪之人。’ 所以圣人依据上天所定的秩序制定五礼，依据上天的讨伐设置五刑。大刑使用甲兵，其次使用斧钺，中刑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凿，轻刑使用鞭扑。重刑在原野陈尸示众，轻刑在市朝执行。刑罚的由来很久远了。黄帝曾有涿鹿之战，以平定火灾；颛顼曾有讨伐共工的阵战，以平定水害。唐、虞之际，政治达到极治，尚且流放共工，放逐驩兜，流窜三苗，诛杀鲧，然后天下才服从。夏代有甘扈之誓，殷、周则依靠武力平定天下。天下既已平定，便收藏兵器、停止战争，用文德教化百姓，但仍设置司马官，安排六军之众，依据井田制制定军赋。土地纵横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为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一畿方圆千里。有税有赋，税用来供给粮食，赋用来供给军队。所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配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配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盾牌兵器一应齐备，这叫作乘马之法。一同方圆百里，共有一万井，除去山川、低洼盐碱地、城池、邑居、园囿、道路等三千六百井，核定可以出赋的土地为六千四百井，配有戎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这是卿大夫采邑中较大的。这样的采邑称为百乘之家。一封方圆三百一十六里，共有十万井，核定可以出赋的土地为六万四千井，配有戎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这是诸侯中较大的。这样的国家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的畿地方圆千里，共有一百万井，核定可以出赋的土地为六十四万井，配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戎马、兵车、步卒，盾牌兵器一向齐备。春季整顿军队进行搜田，夏季拔营进行苗田，秋季整治军队进行狝猎，冬季大规模检阅军队进行狩猎，都在农事闲暇时演习军务。五国为一属，属有属长；十国为一连，连有连帅；三十国为一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检阅车辆，卒正每三年检阅步卒，群牧每五年大规模检阅车马步卒。这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充实军队的大略。周道衰微，法度【原文有缺字】直到齐桓公时，任用管仲，国家富强、百姓安宁。齐桓公问管仲推行霸业、使用军队的方法，管仲说：‘君主如果想整顿卒伍、修治铠甲兵器，大国也会跟着整顿，小国也会加强防备，那么您就很难迅速实现志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年〕 于是管仲制定内政而把军令寄寓其中。所以卒伍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把士卒编成什伍，使他们居处相同、共同欢乐，生死同忧，祸福共担。因此夜战时彼此能听见声音，白天作战时彼此能看见，遇到缓急足以相互舍命。教化已经完成后，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尊奉天子，以安定中原诸夏。齐桓公死后，晋文公接续其业，也先安定百姓，制定被庐之法，总领诸侯，轮流做盟主。然而他的礼制已经颇有僭越差错，又随时势苟且迎合，以求迅速建功，所以不能充实王者制度。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以后，霸业逐渐衰落。到鲁成公制定丘甲，鲁哀公采用田赋，搜田狩猎、整治军队、大规模阅兵等事情，都失去了正道。《春秋》记载这些事并加以讥刺，以保存王道。于是军队频繁出动，百姓疲惫困敝，没有临危守节、舍生赴难的义气。孔子为此悲伤，说：‘不教百姓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所以他称赞子路说：‘仲由啊，千乘之国，可以让他治理那里的赋税。’子路也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大国加以军队，接着又遇到饥荒，让我仲由治理它，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礼义方向。’所谓治理赋税和军队，就是用礼义教导百姓。春秋以后，强国消灭弱国、吞并小国，合并成为战国诸国，逐渐增加讲习武事的礼仪，把它当作游戏娱乐，用来彼此夸耀。秦国又把它改名为角抵，先王的礼制就淹没在淫靡的娱乐中。豪杰之士借助形势、顺应时机，制造权谋诈术，彼此倾覆。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都擒敌取胜，把著述流传于篇籍之中。当时合纵、连横相互转变，彼此攻伐，轮流争强。齐湣王凭借技击之士强盛，魏惠王凭借武卒振作，秦昭王凭借锐士取胜。当时世人正争逐功利，游说者把孙武、吴起奉为宗师。只有孙卿明白王道，批评说：‘孙武、吴起那些人，把势力和利益放在首位，崇尚变化和欺诈；这种办法施用于暴乱昏昧、傲慢无道的国家，是因为君臣之间有隔阂，上下离心，政治谋略不善，所以可以用改变和欺诈来对付。仁人处在君位，上下都仰望他，就像子弟护卫父兄，又像手足保护头部和眼睛，谁能够抵挡呢？邻国看望我国，欢喜得像亲戚相见，芬芳得如椒兰；回头看它们自己的君上，却像面对焚烧自己的仇敌。人的感情难道愿意为自己所憎恶的人效力，去攻打自己所爱好的人吗？所以用桀去攻打桀，还有巧拙之分；用桀的诈术欺骗尧，就像把鸡蛋投向石头，哪里会有侥幸成功的道理！’《诗经》说：‘武王举起旌旗，恭敬地握着大斧，气势像烈火一样旺盛，没有谁敢阻挡我们。’

译这说明用仁义安抚百姓的人，天下没有敌手。像齐国的技击之士，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就能得到黄金赏赐，在事情小、敌人脆弱时，尚且可以勉强使用；事情重大、敌人坚强时，军心便涣散离去，这是亡国的军队。魏国的武卒，穿着三属之甲，操持十二石的弩，背负五十支箭，把戈放在箭上，戴头盔、佩宝剑，携带三天的粮食，在中午前疾行一百里。考核合格便免除其户籍赋税，优待其田地住宅。这样一来，国家土地虽然广阔，税收却一定减少，军队的气力几年后就会衰弱，这是危险国家的军队。秦人使百姓生活在狭窄困苦之中，役使百姓又残酷暴烈；用权势劫迫他们，用困苦压制他们，用赏赐诱导他们，用刑罚驱使他们，使百姓想从君上那里求取利益，除了作战便没有别的途径。功劳和赏赐相互增长，斩获五个甲首便把五家降为隶属之家，这是最有法度的军队。所以秦国能够连续四代战胜天下，然而这都是追逐赏赐、践踏利益的军队，不过是庸人徒众以身命换取利益的道路，还没有安定制度、珍惜节制的道理。因此秦国虽然土地广阔、军力强盛，却始终战战兢兢，担心天下一旦联合起来共同压倒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已经进入有范围、有节制的境界了，但仍然没有以仁义为根本的统绪。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正面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不能敌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不摆阵，善于摆阵的人不必交战，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败，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舜整顿百官，皋陶任司法官，命令他处理蛮夷扰乱中原、盗贼奸邪的事，却没有使用刑罚，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而不摆阵。商汤、武王征伐，摆列军队、告诫众人，放逐、擒获桀纣，这是所谓善于摆阵而不必交战。齐桓公向南使强大的楚国臣服，让它向周王室进贡；向北征讨山戎，为燕国开辟道路；扶助亡国、接续断绝的国家，功业成为诸侯霸主之首，这是所谓善于作战而不失败。楚昭王遭遇阖闾攻伐的灾祸，国家灭亡而出奔，父老为他送行。楚王说：‘父老们回去吧，还担心没有君主吗？’父老说：‘有像您这样贤明的君主。’于是共同跟随他，有的奔走到秦国求救，号哭请求援助。秦人怜悯他们，于是为楚国出兵。两国合力，终于击退吴军。昭王返回楚国，这是所谓善于失败而不灭亡。至于秦国凭借四代胜利，依靠山河险阻，任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豺狼之徒，伸张爪牙，像捕猎一样擒取六国，兼并天下，穷尽武力、发挥诈术，士民不归附，原来隶属于秦的士卒反过来成为敌人，像暴风骤起、云集一般共同压迫秦国，这就是最下等的做法。凡是用兵，都是为了保存亡国、接续绝嗣，拯救祸乱、除去灾害。所以伊尹、吕尚那样的将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国家，与商、周一同延续到末世；如果只任用欺诈和武力，以满足贪婪残暴，争夺城池就杀人填满城池，争夺土地就杀人遍满原野，那么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都在生前被诛杀，国家也在后来灭亡。报应发展的趋势，各自按照同类事情到来，道理就是如此。汉朝兴起后，高祖亲自具备神武的才能，施行宽厚仁爱的政策，聚集英雄豪杰来诛灭秦、项；任用萧何、曹参的文才，采纳张良、陈平的谋略，发挥陆贾、郦食其的辩才，采用叔孙通的礼仪，文治武功相互配合，大略都建立起来了。天下平定后，沿袭秦制，在郡国设置材官，京师设置南军、北军驻屯。到武帝平定百越，对内增加七校，对外设置楼船军，都按时讲习，修整武备。到元帝时，依据贡禹的建议，才开始废止角抵，但还没有纠正整治军队、整顿军旅的事情。古人说：‘上天生成人所需的五种才能，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弃其中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够废除兵事呢？鞭扑不能在家中废止，刑罚不能在国家废止，征伐不能在天下停止，只是使用它们有本末，施行它们有逆顺罢了。孔子说：‘工匠想要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文德，是帝王的利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文德施加得深厚，武力所能使人服从的范围就广大；德行施行得广博，威势所能制约的范围就广阔。三代盛时，达到刑罚搁置、兵器收藏的程度，是因为治国根本和末节都有次序，是帝王功业的极致。从前周代的制度，建立三种典刑来惩治诸侯国、诘问四方：第一种是惩治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刑；第二种是惩治平安的国家，使用中等刑典；第三种是惩治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刑典。五刑中，墨刑的罪条五百，劓刑的罪条五百，宫刑的罪条五百，刖刑的罪条五百，死刑的罪条五百。这就是所谓惩治平安国家使用中等刑典。凡杀人者，陈尸于市；受墨刑的人让他守门，受劓刑的人让他守关，受宫刑的人让他守内宫，受刖刑的人让他守园囿，四肢完好而犯罪的人让他守积聚之处；奴隶中的男子收入罪隶，女子收入舂米舂谷之役。凡是有爵位的人、七十岁以上的人和没有换牙的儿童，都不作为奴隶。周道衰落后，周穆王昏乱荒怠，命令甫侯审度时势制定刑法，以诘问四方。墨刑罪条一千，劓刑罪条一千，膑刑罪条五百，宫刑罪条三百，死刑罪条二百，五刑所属罪条共三千，大概比治理平安国家所用的中等刑典五百条多，这就是所谓惩治混乱国家使用重刑典。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能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章〕 子产辅佐郑国，铸造刑书。晋国的叔向非难他说：‘从前先王议论事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处理办法，不预先制定刑法，是害怕百姓产生争斗之心。即使这样仍不能禁止和控制，所以用义理来约束他们，用政治来纠正他们，用礼来推行，用诚信来守护，用仁爱来奉行；制定俸禄和爵位来鼓励他们遵从严正之道，判定刑罚来威慑他们的邪淫；还担心这样仍不够，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用行为来警戒他们，用事务来教导他们，用和谐来役使他们，用敬意来面对他们，用刚强来临治他们，用刚决来断狱。还要寻求圣哲而明察的官吏、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师长，这样百姓才可以任用驱使，而不会产生祸乱。百姓一旦知道有固定刑法，就不会再忌惮君上，反而会生出争斗之心，拿着成文刑书来争辩，并且侥幸钻营以求胜诉，那就无法治理了。夏代有政治混乱，于是制定禹刑；商代有政治混乱，于是制定汤刑；周代有政治混乱，于是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衰世之事。如今您辅佐郑国，制定参差的刑法，铸造刑书，想用它来安定百姓，不也很难吗？《诗经》说：‘以文王为法则，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安定四方。’又说：‘以文王为法则，万国都产生信服。’如果能这样做，还要什么刑法呢？百姓既然知道争端所在，就会舍弃礼而依据刑书；即使像锥刀尖端那样微小的利益，也会争个不休，混乱的案件日益增多，财货贿赂一同流行。到您一生结束时，郑国恐怕要败亡了吧？’

译子产回答说：“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我侨是不成材，不能顾及子孙，我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世道。”这种苟且刻薄的政治，从此更加滋长。孔子对此感到悲痛，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而且归服；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便无所措手足。孟氏任用阳肤为士师，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也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就应当哀怜他们，不要因此高兴。”这种衰败逐渐发展到战国时期，韩国任用申子，秦国采用商鞅的办法，实行连坐法，制定夷灭三族的刑罚，增加肉刑，死刑中有凿颠、抽胁、镬亨等刑罚。到了秦始皇兼并吞灭战国诸国，便毁弃先王的法度，废除礼义方面的官职，专门任用刑罚，亲自执掌文书，白天审断案件，夜里处理文书，按自己的能力裁决政事，每天处理一石文书，而奸邪之事一同滋生，穿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监狱多得像集市，天下人愁苦怨恨，终于溃散反叛秦朝。汉朝兴起，高祖刚进入关中时，约定法令三章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以及盗窃的，依罪判罚。免除削减繁琐苛刻的法令，百姓大为喜悦。后来四方夷族尚未归附，战争也没有停止，三章法不足以防御奸邪。于是相国萧何搜集秦朝的法律，取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部分，制定《律》九章。孝惠帝、髙后时期，百姓刚刚摆脱毒害，人们希望长幼相养、奉养老人。萧何、曹参任相，以无为之治加以充实，顺从百姓的愿望而不去扰乱他们，因此衣食日益丰足，刑罚也少用了。到了孝文帝即位，亲自修习清静无为，劝勉督促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都是过去的功臣，少有文饰而多质朴。孝文帝惩戒厌恶秦朝的政治，议论政事务求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可耻，教化行遍天下，互相告发的风俗逐渐改变。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事业，积蓄年年增加，户口渐渐繁息，风俗淳厚，禁令宽疏。选用张释之为廷尉，对罪行有疑问的案件从宽处理，因此刑罚大为减少。至于审断案件四百件，出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诏令将他押解到长安审讯。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将要被捕时，骂女儿说：生女儿不生男儿，遇到紧急事情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为此悲伤哭泣，于是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任官时，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不能恢复原状，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奏书上达天子，天子怜悯悲伤于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诏告御史。听说有虞氏的时候，只是画出衣冠的不同样式来作为耻辱的象征，百姓却不犯法，那是治理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啊！如今法律有三种肉刑，奸邪却不能停止，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我对此深感惭愧，所以教导之道不纯正，愚民才陷入罪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人有过错，教导还没有施行，刑罚却已经加上；有的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道路可以到达。我对此非常怜悯。刑罚竟至于砍断肢体、刻伤肌肤，使人终身不得恢复，这种刑罚多么痛苦，却又有什么德化可言呢？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应当废除肉刑，另用刑罚代替。并且命令罪人各按罪行轻重，不得逃亡，服刑若干年后可以赦免，详细制定为法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肉刑用来禁止奸邪，由来已久。陛下颁下明诏，怜悯天下百姓中一旦犯过而受刑的人终身不得恢复，也怜悯罪人想改过行善却无路可走，这实在是盛大的德行，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臣等谨慎议定，请制定法律如下：凡应当完刑的，改为完刑，罚作城旦舂；凡应当黥刑的，剃发并戴铁钳，罚作城旦舂；凡应当劓刑的，笞打三百下；凡应当斩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凡应当斩右脚以及杀人、先行自首、官吏因受赇而枉法、看守县官财物却立即盗窃，以及已经判处死罪后又犯应当笞打之罪的，一律弃市。罪人的案件审结后，改为完刑，罚作城旦舂，满三年改作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服刑一年改作隶臣妾；隶臣妾服刑一年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年改作司寇；司寇服刑一年，以及服役如司寇二年的，都免为庶人。逃亡以及犯耐刑以上罪行的，不适用这道命令。按照前令判处城旦舂一年而不是禁锢终身的，依照完刑作城旦舂的年数服满后赦免。臣冒死请求制诏说：可以。后来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造成杀人。斩右脚的又应当处死；斩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应当劓刑的笞打三百下，往往多数因此死亡。景帝元年下诏说：笞打五百下与重罪没有区别，即使侥幸不死，也不能再成为正常人。于是规定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到中六年，又下诏说：受笞打的人有时直到笞刑尚未打完便死去，我非常怜悯他们。将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又说：笞刑是用来教导人的，应当制定刑棰的法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求：刑棰长五尺，根部粗一寸，使用竹子，末端薄半寸，竹节都削平。应当受笞刑的，只笞打臀部，不得中途更换行刑人，一项罪行打完后才能更换。从此受笞刑的人能够保全性命，然而残酷的官吏仍把它当作树立威势的手段。死刑已经太重，而生刑又太轻，百姓容易触犯。到了孝武帝即位，对外追求征伐四夷的功业，对内盛行声色耳目的享乐，征发频繁，百姓贫困耗损，穷困百姓犯法，酷吏严酷审判，奸邪罪行多得无法胜数。于是招用张汤、赵禹等人，分条制定法令，制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律，放宽对故意犯罪的罪责，却加重对纵容罪犯逃脱的惩罚。此后奸猾之徒巧妙利用法律，彼此转相援引，禁令和法网逐渐严密。法律条文总计三百五十九章，死刑条文四百零九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判决的比照案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文书堆满案几和楼阁，掌管的人不能全部看完。因此各郡国承用的法律互有差异，有时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奸吏借机从中取利；想让人活，就附会生议，想陷害人，就援引死罪案例。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之冤屈悲伤。宣帝早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如此，等到登上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至今还存在，那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

译这件事记载在《温舒传》中。宣帝深深怜悯，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使用法律，巧妙地玩弄文辞，法网越来越深，这是我的德行不够。审断案件不恰当，使有罪者产生邪念，使无辜者遭受杀戮，父子悲痛怨恨，我对此非常伤心。现在派廷史和郡国共同审理案件，但他们职位低、俸禄薄，应当设置廷平，秩禄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公平审理，以符合我的心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要求他明察宽恕；任用黄霸等人为廷平。每到季秋以后请求复审案件，当时宣帝常到宣室斋戒居住，亲自裁决案件和刑狱，被称为公平。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圣王设置劝谏争辩的臣子，并不是为了增崇德行、防止逸乐产生；制定法律、彰明刑罚，也不是为了治理已经衰败、挽救即将发生的乱局。如今明主亲自广开听纳之门，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也将自然得到公正。如果要为后世开创基业，不如删削确定法律。法律一经确定，愚民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奸吏也无从玩弄了。如今不端正根本，却设置廷平来治理末节。政令衰败、听政懈怠时，廷平将会专擅权力，成为祸乱的首倡者。宣帝来不及修订法律，到了元帝初即位，才下诏说：法律法令，是用来抑制暴虐、扶助弱者的，目的在于使人难以触犯而容易躲避。如今法律法令繁多而不简约，即使掌管法令文书的人也不能分辨清楚，却想罗织百姓的过失，这难道是刑罚适当的本意吗？应当议论法律法令中可以删除、减轻的部分，分条上奏，只求使万民便利安定而已。到了成帝河平年间，又下诏说：甫刑说：‘五刑所属共有三千条，死刑所属有二百条。’如今死刑条文有一千多条，法律法令繁多，超过一百多万字，奇特的请求和其他比附，每天都在增加。即使明白熟悉法律的人也不知道依据何在，想要把它讲明白告知百姓，不也太难了吗？用这种法律罗织百姓，使无辜者夭折死亡，难道不可悲吗？应当同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熟悉法律法令的人共同议论，减少死刑，删除可以删除、简省的条文，使法令明确易懂，分条上奏。

译《尚书》不是说过吗：‘对于刑罚一定要谨慎啊！’ 应当认真审核这些意见，务必以古代法制为准，我将尽心阅览。有司没有仲山父那样能够阐明政事的人，不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建立明确的制度，成为一代的法典，反而只是搜罗细微之处，罗列几件事情，用来敷衍诏令罢了。因此重大议论没有建立起来，终于延续到今天。议论的人有的说：‘法律虽然屡次改变，但这是庸常之人不能通达，疑惑阻塞治道，是圣贤明智之人一向忧虑的事情。’所以略举汉朝兴起以来，法律法令逐渐确定、合于古法而又便利当今的事例。汉朝兴起之初，虽然有约法三章，法网疏漏得连吞舟之鱼也能漏掉，但死刑中仍有夷灭三族的法令。法令说：‘应当夷灭三族的，先一律施黥刑、劓刑，斩断左右脚，笞打至死，砍下首级，剁碎骨肉。’在市中，对诽谤、辱骂、诅咒的人，还要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为具备五刑。彭越、韩信一类的人，都受过这种诛罚。到了高后元年，才废除夷灭三族罪和妖言令。孝文帝二年，又诏告丞相、太尉、御史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来禁止暴行、保护善人的。如今犯法的人已经定罪，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连坐并被收捕，我非常不赞成。你们议论一下。’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让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连坐并被收捕，是为了使罪犯内心受到牵累，从而更加害怕犯法。’ 收捕亲属的办法，由来已久。臣愚昧的计策认为，照旧实行比较便利。文帝又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朴实；罪罚适当，百姓就服从。况且治理百姓、用善道引导他们，是官吏的职责。既不能引导他们，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他们的罪，这样法律反而伤害百姓，成为暴虐之举。我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你们好好谋划。’陈平、周勃才说：‘陛下幸而施加大恩于天下，使有罪者不再牵连亲属，无罪者不被连坐，这是极大的德行，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臣等谨遵诏令，全部废除收捕亲属和连坐的法律。’此后新垣平谋反，又重新实行夷灭三族的诛罚。由此说来，风俗会改变，人性彼此相近而习俗却相差很远，确实如此。以孝文帝的仁厚、陈平和周勃的智慧，尚且会有这样过度刑罚和错误议论，何况那些沉溺于末流的庸才呢？《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制。五听：一是听取言辞，二是观察神色，三是观察气息，四是听取声音，五是观察眼神。八议：一是议论亲属，二是议论故旧，三是议论贤德，四是议论才能，五是议论功劳，六是议论爵位，七是议论勤劳，八是议论宾客。三刺：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三宥：一是无知，二是过失，三是遗忘。三赦：一是幼弱，二是年老昏眊，三是愚蠢。凡是囚犯：重罪戴手铐、脚镣，中罪戴手铐和脚镣，轻罪只戴手铐。君王的同族戴手铐，有爵位的人戴脚镣，用这些刑具等待审结。髙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说：‘案件有疑问，官吏有时不敢裁决，有罪的人久拖不判，无罪的人长期拘押也不裁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府遇到有疑问的案件，各自向所属的二千石官复审。二千石官应当按照罪名判定后答复；不能裁决的，一律移送廷尉。廷尉也应当判定答复；廷尉不能裁决的，谨慎地把案情全部写成奏章，并援引应当比照的法律上报。’皇帝的恩德如此，官吏仍不能奉行宣扬。因此孝景帝中元五年又下诏说：‘各种疑难案件，即使文辞上可以附合法律，但在人的内心仍不能使人信服的，就应当立即复审。’此后审狱官又回避细微的文法，只求遂行自己的愚见。到后元年又下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的才智有愚有智，官职有高有低。案件有疑问就应复审；有诏令要求复审而已经上报，复审后即使不当，复审的人也不算过失。从此以后，审理案件和施行刑罚更加详慎，接近五听、三宥的本意。后元三年又下诏说：‘年高年长，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以及不应当被牵连逮捕的人，是人们所同情怜悯的。应当把这写入法令：年满八十岁以上、不满八岁，以及孕妇尚未生产，师朱儒应当审讯拘系的，都暂缓拘系。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说：‘我想到那些年老的人，头发脱落、牙齿掉落，血气已经衰弱，也没有暴虐叛逆之心。如今有的人却触犯文法，被拘押在监狱中，不能终其寿命，我对此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凡年满八十岁的人，除诬告、杀人、伤人以外，其他罪行都不要治罪。’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未满七岁，犯盗贼、斗殴、杀人以及犯殊死罪的，上报廷尉听取意见，可以减免死刑，以符合三赦中幼弱、老眊的原则。’这些都是法律法令逐渐确定、接近古法而便利百姓的措施。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了。’这是说圣王承接衰败、拨乱反正而兴起，用德教施加于百姓，使他们改变并受到教化，必须经过一代，仁道才能形成。即使善人还不能进入家门，经过一百年也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是治理国家的步骤。如今汉朝的治道已经极为兴盛，历经二百多年，考察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间，判处殊死罪的，每年大约一千多人；被判耐罪、一直到斩右脚的人，每年超过三千人。古人有句话说：‘满堂的人正在饮酒，如果有一个人在角落里悲伤哭泣，那么满堂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君王对于天下，就好比坐在一堂之上。因此一个人不能得到公平，君王就会在心中感到悲痛。如今各郡国被刑罚处死的人，每年以万计；天下有二千多所监狱，其中冤死的人有多少彼此重叠，狱讼却没有减少一个人。这就是和气尚未融洽的原因。探究狱讼刑罚之所以如此繁多，是因为礼教没有建立，刑法不明确，百姓多贫困，豪杰一味谋求私利，奸邪不能及时查获，狱讼刑罚不公平所造成的。《尚书》说：‘伯夷降下典章，使百姓明白刑罚。’这是说制定礼制来停止刑罚，就像筑堤来防止水溢出一样。如今堤防逐渐崩坏，礼制没有建立，死刑超过制度，生刑又容易触犯，饥寒一同到来，穷困的人便泛滥越轨，豪杰擅自谋取私利，为他们作包庇隐藏之所，奸邪有地方藏身，就习以为常而逐渐扩大，这就是刑罚所以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有罪者的末节。’又说：‘如今审理案件的人，寻找可以杀人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找可以使人活命的理由。与其错杀无辜，宁可放过有罪的人。如今的狱吏上下相互驱使，把刻薄严酷当作明察。’

译审理得深刻严酷的人能够获得功名，公平的人反而常常留下后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疫病，并不是憎恨人而想杀人，而是因为人的死亡对他有利。’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想要陷害人，也正像这样。这五种弊病，就是狱讼刑罚特别多的原因。自建武、永平以来，百姓也刚刚免除兵革之祸，人人都有爱惜生命的愿望，与高祖、惠帝时期相同。而政治上注重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朝廷没有凭威势施福作威的大臣，乡邑中没有豪强侠客。按人口比例计算，判决的案件比成帝、哀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可以说是清明了。然而仍不能符合心意，不能与古代的盛治相比，是因为这些弊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刑罚的根本也没有端正。孙卿论述刑罚，实在说得好。他说：‘世俗发表议论的人认为，治理古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刑，如墨刑、黥刑之类，只穿粗劣的鞋、穿赭色衣服而不加衣缘。这是不对的。难道认为治理古代时人们就没有触犯刑罪吗？哪里只是没有肉刑，连象刑也不需要。若认为有人触犯了罪，只是把刑罚减轻，那就是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施刑。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百姓没有畏惧，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制定刑罚的根本，是为了禁止暴行恶事，并且惩罚已经发生的罪行。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受刑，就是宽纵暴徒、姑息恶人。所以，象刑并不是产生于太平的古代，而是正兴起于当今的乱世。凡是爵位等级、官职、赏赐庆典、刑罚，都应当按照类别彼此相称。一件事情失去相称，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与职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行不相称，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征讨暴行、诛杀悖逆，是治理国家的威势。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原则。没有人知道这一原则从何时传来。因此，政治清明时刑罚就重，政治混乱时刑罚就轻；触犯清明政治下的罪行当然严重，触犯混乱政治下的罪行当然轻微。《尚书》说：‘刑罚随着时代有重有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刑，只是明智的人这样说，是取法天道而制定刑罚。哪里会有只穿粗鞋、穿赭色衣服的象刑呢？孙卿的话既然如此，又根据世俗传说加以论述说：‘禹承接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衰微，所以制定肉刑。汤、武顺应而实行，是因为风俗比唐、虞时浅薄的缘故。’如今汉朝承接衰败的周朝、暴虐的秦朝极端弊病之后，风俗已经比三代浅薄，却施行尧、舜时代的刑罚，这就像用缰绳驾驭顽劣冲撞的马，违背了救治时弊的适宜办法。况且废除肉刑，本来是想保全百姓。如今去掉剃发戴钳这一等级的刑罚，反而转入死刑，用死刑网罗百姓，已经失去了原来宽惠的本意。因此每年死者以万计，正是刑罚过重所造成的。至于钻墙打洞的盗贼、因愤怒而伤人的人、男女淫乱的人、官吏作奸受赃等这类恶行，剃发戴钳的刑罚又不足以惩治。因此受刑的人每年以十万计，百姓既不害怕，也不感到羞耻，这是刑罚过轻造成的。所以世俗中有能力的官吏，公开以杀盗贼来树立威势，专门杀人的反而称职，奉行法律的人却不能治理。混乱名分、损害制度的情况，无法一一列举，因此法网虽然严密，奸邪却不能堵塞；刑罚越多，百姓反而越轻慢。即使经过一代也不能实现仁政，经过一百年也不能战胜残暴，实在是因为礼乐残缺而刑罚不正。难道不应当专心思考清除根源、端正根本的办法，删定法律，编定二百章来对应死刑吗？其余罪行，按照古代应当判生刑而如今触犯便判死刑的，都可以酌情施行肉刑；至于伤人、盗窃、官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等，也都恢复古代刑罚，共制定三千章。诋毁、欺诈以及罗织细微过错的法令，全部删除。这样刑罚就可使人畏惧而禁令容易躲避，官吏不能擅自杀人，法律没有两套标准，轻重与罪行相当，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符合刑罚适中的原则，使天地人的和顺之气融洽。考察古代制度，成就太平和谐的教化；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虽然尚不可达到，但孝文帝审断案件的成效或许可以接近。《诗经》说：‘使人民安适，使百姓安定，接受上天的禄命。’《尚书》说：‘建立功劳，成就事业，就可以长享寿命。’ 意思是说，治理政事而使百姓适宜，功业成就、事业建立，就会接受上天的禄命而长享寿命。这就是所谓一个人得到福庆，万民都依赖他的意思。《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一。（明）贺复征编。○书志六。《地理志》【汉·班固】。

译百姓都具有五常的本性，但他们性情的刚柔、行动的迟速以及声音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水土风气，所以称为“风”。他们的喜爱厌恶、取舍选择、行动或安静没有固定常态，随着君主和上位者的情欲而变化，所以称为“俗”。孔子说：“改变风气、改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意思是圣王在上位，统理人伦，一定要改变根本、改易末节，使天下归于一同、归于中和，然后王道教化才能完成。汉朝承接历代君王衰微之后，国土有所变更，百姓不断迁徙。成帝时，刘向大略叙述各地的区划，丞相张禹让属官颍川朱赣分条记述风俗，仍未能全面详尽，所以把这些材料辑录并加以论述，追究始末，写成此篇。秦地在天官东井、舆鬼的分野。按照《禹贡》，跨越雍州、梁州两州。《诗经》的风诗兼有秦、豳两国。过去后稷受封于斄，公刘居住在豳，太王迁徙，文王建都于酆，武王治理镐京。当地百姓有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喜爱农耕，专心从事根本事业。所以豳诗十分详细地谈到农桑、衣食的根本。那里有鄠、杜的竹林，南山的檀树、柘树，号称陆地上的大海，是九州最肥沃的土地。秦始皇初年，郑国开凿渠道，引泾水灌溉田地，沃野延绵千里，百姓因此富足。汉朝兴起，定都长安，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以及各位功臣的家族迁到长陵。后世又世世代代把二千石官吏、高资财的富人以及豪强兼并之家迁到各陵附近，大概也是为了强干弱枝，不只是为了奉守山陵园寝。因此五方之人杂居，风俗不纯。世家大族喜好礼文，富人以经商牟利，豪杰则喜好游侠、勾结奸邪。靠近南山，接近夏阳，多有险阻，轻佻薄弱，容易成为盗贼，常常是天下最为严重的地方。又因为各郡国汇聚于此，依靠游食的人很多，百姓舍弃农业而趋向末业。列侯贵人车马服饰僭越皇上，百姓也争相仿效，以不能赶上别人为耻。嫁娶尤其崇尚奢侈，丧葬也过度铺张。天水、陇西山多林木，百姓用木板建造房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都逼近戎狄，修习战备，崇尚勇力，以射猎为首要。因此《秦诗》说：‘住在那木板屋中’，又说：‘君王要兴兵，修整我的铠甲兵器，和你一同出行’，以及《车辚》四篇、《小戎》等诗，都说到车马和田猎的事情。汉朝兴起，六郡良家子弟被选入羽林、期门，凭借才力任官，名将大多出自这里。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乱臣；小人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盗贼。’所以这几个郡的民俗质朴粗野，不以做盗贼为耻。自武威以西，原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土地。武帝时开始驱逐他们，设置四郡，以此沟通西域，隔绝南方羌族和匈奴。当地百姓有的因为关东贫困而迁来，有的因为报仇过度，有的因为悖逆无道，连同家属一起被迁徙到这里。风俗颇为不同，土地广大、人口稀少，水草适宜畜牧。因此凉州的牲畜天下最为丰饶。守卫边塞的二千石官治理这里，都把兵马作为要务，官民上下相通酒宴。官吏和百姓彼此亲近，所以当地风俗风调雨顺，粮食价格常常低廉，盗贼较少，这是和气感应的结果，比内郡优良。这是政治宽厚、官吏不苛刻所造成的。巴蜀、广汉本是南方夷地，秦国兼并后把它们设置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灌溉的沃野，山林竹木以及粗粮、果实都很丰富。南面与滇、僰、僮人贸易，西面接近卭、莋，盛产马和旄牛。百姓以稻米和鱼为食。没有凶年灾荒，百姓不以风俗而忧愁困苦，却轻易放纵淫逸，性情柔弱而心胸狭窄。景帝、武帝时期，文翁任蜀郡太守，教百姓读书；法令尚未能使人笃信道德，反而因为喜好文章而互相讥刺，崇尚羡慕权势。后来司马相如游学入仕于京师，诸侯因文章辞赋而闻名于世，乡里都羡慕仿效他的道路。后来又有王褒、严遵、扬雄等人，文章冠绝天下。这是由文翁倡导教化，司马相如成为其榜样。因此孔子说：‘有教无类。’武都一带杂居氐、羌，犍为、牂柯、越巂也都是西南外夷。武帝初年开拓设置郡县，民俗大略与巴蜀相同；武都靠近天水，风俗颇像那里。秦地占天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衡量其财富，却占十分之六。秦国、豳国，吴札观赏音乐时，听到秦歌说：‘这就是夏声。能够发扬夏声，就会强大；强大到了极点，大概是周朝的旧声吧？’ 魏地在觜觿、参的分野。河内本是殷朝旧都，周灭殷后，把王畿之内分为三个国家，这就是《诗经》中邶、庸、卫三国的风诗。邶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庸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用来监视殷民，称为三监。所以《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反叛，周公诛灭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弟弟康叔，号为孟侯，用来辅佐周室。又把邶、庸的百姓迁到雒邑，所以邶、庸、卫三国的诗共同具有同样的风格。’邶诗说：‘在浚水之下’，庸诗说：‘在浚水郊外’，邶诗又说：‘也流入淇河’，‘水势浩荡’，庸诗说：‘送我到淇水上，在那河水中央’，卫诗说：‘看那淇水岸边，河水浩浩荡荡。’所以吴国公子札出使鲁国，观看周乐，听到邶、庸、卫的歌，说：‘美啊，深厚广博！我听说康叔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传到第十六世，懿公无道，被狄人灭掉。齐桓公率诸侯攻打狄人，又把卫国改封到河南曹、楚丘，这就是文公；而河内的殷朝故地改属晋国。康叔的遗风已经衰歇，但纣王的教化遗风还存在，所以当地风俗刚强，多有豪杰，喜欢侵夺而轻视恩义礼节，喜好生事结仇。河东土地平坦，盐铁资源丰富，本是唐尧居住的地方，也是《诗经》中唐、魏两国的风地。当地百姓有先王遗留下来的教化，君子深沉思考，小人俭朴鄙陋。因此唐诗《蟋蟀》《山枢》《葛生》等篇说：‘如今我不快乐，日月正在流逝，很快就要死去了；他人却只顾偷安。百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居处。’这些诗都在思考奢侈与节俭，考虑死亡与生存。吴札听到唐歌说：‘思虑深远啊！这里大概有陶唐氏遗民的风气吧？’魏国也是姬姓之国，在晋国南面的黄河曲处，所以魏诗说：‘那汾水的一曲，把它安置在河水旁边。’吴札听到魏歌说：‘美啊，声势盛大！若能以德行辅佐这种风气，就是明主了。’ 周地在柳、七星、张的分野。过去周公营建雒邑，认为那里处于天下土地的中央，诸侯作为屏障拱卫四方，所以建立京师。到了幽王宠幸褒姒，因而使宗周灭亡，太子平王向东迁居雒邑。起初，雒邑与宗周共同构成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长短相合有千里。到了襄王把河内赐给晋文公，又遭诸侯侵夺，所以分地缩小。周人的弊病是巧诈虚伪、趋逐利益，重财轻义，抬高富人、压低贫人，喜欢经商而不喜欢做官。

译韩地在角、亢、氐的分野。陈、郑两国的风诗与韩处在同一星野。郑国本是高辛氏火正祝融的故地。周宣王的弟弟友任周司徒，在宗周王畿内受封采邑，向史伯询问说：‘王室多灾多难，哪里可以逃避死亡？’史伯说：‘大概在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吧？子爵、男爵之国中，虢、会两国最强大。它们倚仗势力和险要地形，崇尚奢侈，贪婪冒进。您如果把财物和财货寄存在那里，周室一乱、国力衰败，它们一定会背叛您。您凭借成周的军队，奉行正义之辞讨伐罪人，没有不能取胜的。’桓公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向东把财物寄存于虢、会，虢、会接受了这些财物。三年后，幽王败亡，桓公死去；他的儿子武公与平王向东迁徙，最终平定虢、会的土地，右边是雒水，左边是泲水，并以溱水、洧水流域为食邑。土地狭窄而险要，山中居住、到谷中取水，男女频繁聚会，所以风俗淫荡。郑诗说：‘走出那东门，女子多得像云。’又说：‘溱水和洧水，水势正盛；男子和女子正拿着菅草，尽情嬉游欢乐，只有男子和女子，互相戏谑。’这就是当地的风气。吴札听到郑歌说：‘美是美，但细弱得太过分了，百姓不能忍受，这个国家大概会先灭亡吧？’陈国本是太昊的故地，周武王把舜的后代妫满封在陈，称为胡公，又把长女大姬嫁给他。妇人地位尊贵，喜好祭祀，任用史官和巫师，所以风俗崇尚巫鬼。陈诗说：‘敲鼓声咚咚，在宛丘之下；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拿着鹭鸟羽毛。’又说：‘东门的白榆树，宛丘的柞树，子仲家的孩子，在树下婆娑起舞。’这就是当地的风气。吴札听到陈歌说：‘国家失去了君主，怎么能够长久呢？’颍川、南阳本是夏禹的国家，夏人崇尚忠诚，弊病是鄙陋质朴。秦灭韩国后，把天下不守规矩的人迁到南阳，所以风俗夸耀奢侈，崇尚勇力，喜欢经商、捕鱼、打猎，藏匿罪犯，难以控制。宛县西通武关，东面承接江淮，是一方都会。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治理情况都载于史书。召信臣劝百姓务农养蚕，舍弃末业、回归根本，郡中因此富足。颍川是韩国旧都，士人有申子、韩非遗留下来的刻薄残酷风气，崇尚仕宦，喜好法律条文，百姓因贪婪吝啬而争讼分家，这是当地的过失。韩延寿任太守时，先以恭敬谦让作表率，黄霸继任后，教化大为施行，案件有的八年没有重罪囚犯。南阳人喜欢经商，召信臣父亲使他们依靠本业致富；颍川人喜欢争讼分家，黄霸、韩延寿用敦厚君子的德行教化他们。君子的德行对于小人，就像草遇到风一样，这话确实可信。赵地在昴、毕的分野。赵国中山土地贫瘠而人口众多，还保留着沙丘纣王淫乱时期的遗民风气。男子聚在一起游玩，悲歌慷慨，起身便捶击抢掠、挖掘坟墓，制造奸巧之事很多，又玩弄杂物充当倡优；女子弹弦、踮足跳舞，游走媚悦富贵人家，遍布诸侯的后宫。邯郸北通燕国、涿郡，南面有郑、卫，是漳河之间的一个都会。当地土地广大、风俗混杂，大体上性情精悍急切，崇尚气势，轻易做奸邪之事。太原、上党又有很多晋国公族的后代，彼此以诈术和武力倾轧，夸耀功名，报仇超过正当限度，婚嫁和丧葬都奢侈铺张。汉朝兴起后，这里号称难以治理，常选择严厉勇猛的将领，有时以杀伐树立威势；父兄被杀，子弟怨恨愤怒，甚至告发刺史、二千石官，有的还报复杀死仇人的亲属。锺代石北面逼近胡人侵扰，民俗凶悍狠毒，喜欢逞强作奸，不从事农业和商业。自从整个晋国时期以来，就已经忧虑他们剽悍，武灵王又更加激发这种风气，所以冀州各部的盗贼常常比其他州更为严重。定襄、云中、五原本是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迁来的百姓，他们质朴粗野而少有礼文，喜欢射猎。雁门也有同样的风俗。燕地在尾、箕的分野，南面通达齐、赵，勃碣之间是一个都会。起初，太子丹招待供养勇士，不以宫中的美女为重，百姓受此影响形成风俗，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宾客彼此往来，就让妻子陪伴留宿；嫁娶之夜，男女没有分别，反而把这当作荣耀。后来这种风气稍有停止，但始终没有完全改变，百姓愚昧强悍而缺少思虑，轻薄而没有威仪；但也有长处，敢于在别人危急时相助，这是燕太子丹留下的遗风。上谷直到辽东，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多次遭受胡人侵扰，风俗与赵、代相近；有丰富的鱼、盐、枣、栗，北面与乌丸、夫余相接，东面有与真番贸易的利益。玄菟、乐浪是武帝时设置的，都有朝鲜、濊、貉、句骊等蛮夷。殷朝衰落时，箕子离开那里，教导朝鲜百姓礼义，种田、养蚕、织布。乐浪、朝鲜百姓触犯禁令共有八条：相互杀人，当时以命偿命；相互伤害，以谷物赔偿；相互盗窃，男子没入为盗者家奴，女子为婢女；想自行赎出的，每人五十万。即使赎免为平民，风俗仍以此为耻，嫁娶时没有仇怨，因此百姓最终不互相盗窃，门户夜间也不用关闭，妇女贞洁守信，不淫乱邪僻。他们在田间劳动，以笾豆盛放饮食；都邑中颇有仿效官吏和内郡商人的人，往往用杯器进食。郡中起初从辽东选取官吏，官吏看见百姓不关闭门户，也看见来往的商人夜间便行盗窃，风俗渐渐变得浅薄。如今触犯禁令的事情逐渐增多，已经达到六十多条，这种情况多么值得重视啊！这正是仁德贤能的教化所造成的。然而东方夷人的天性柔顺，与三方以外的民族不同，所以孔子为大道不能实行而悲伤，想乘船漂浮到海上，居住在九夷，确实是有原因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国家，听说按时前来朝贡拜见。齐地在虚、危的分野。少昊时代有爽鸠氏，虞、夏时期有季崱，商汤时期有逢公柏陵，殷朝末年有薄姑氏，都曾是诸侯国。到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同作乱，成王灭掉他们，把此地封给师尚父，这就是太公。《诗经》的风诗中有齐国风。临淄名为营丘，所以齐诗说：‘你的营丘啊，遇见我在那高地之间。’又说：‘在着地等我吧。’这也是齐地舒缓的风格。吴札听到齐歌说：‘气势浩大啊，真是大国的风气！大概是太公留下的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估量。’古代有划分土地而不划分百姓的制度。太公认为齐地背山面海，土地盐碱，五谷少而人口少，于是劝导人们发展女工，流通鱼盐的利益，因此人物纷纷汇聚。传到第十五世，齐桓公任用管仲，设置轻重之法使国家富裕，联合诸侯，成就霸业。管仲身为陪臣却取得三归之财，所以当地风俗更加奢侈，织造冰纨、绮绣等纯美华丽的物品，号称冠、带、衣、履闻名天下。起初太公治理齐国，修明道术，尊重贤能智慧的人，奖赏有功者，所以直到今天，当地人大多喜欢经学，夸耀功名，性情舒缓旷达而足智多谋。他们的弊病是夸耀奢侈、结党朋比，言语与行为不相符合，虚伪而不真诚；逼迫他们就离散，放松约束就放纵。

译起初齐桓公的兄长襄公淫乱，姑母、姐姐、妹妹都不出嫁，于是下令国内百姓家中的长女不得出嫁，称为巫儿，让她主持家族祭祀；出嫁的人会给家族带来不利，百姓直到今天仍把这当作风俗。可悲啊！引导百姓的道路，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过去太公刚受封时，周公问用什么治理齐国，太公说：‘举用贤能，尊崇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夺杀害君主的权臣。’后来传到第二十九世，齐国被强臣田和灭掉，田和自立为齐侯；到他的孙子威王时称王，传五代后被秦国灭掉。临淄位于大海和泰山之间，是一个都会，其中具备五种民业。鲁地，是奎、娄二宿的分野。周朝兴起后，以少昊的故墟曲阜为中心，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为鲁侯，使他奉祀周公。鲁地百姓受到圣人教化，所以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大道的境界。”这是说鲁国接近正道。鲁地濒临洙水、泗水，百姓渡水时，年幼的人扶着老人，轮流替老人承担涉水的劳苦。后来风俗日益浅薄，长者也不能自安，年长者与年少者互相推让，所以说：“鲁国的道衰落了，洙水、泗水之间的人们相互争执不休。”孔子忧虑王道将要废弃，于是修订六经，用来阐述唐、虞、三代的道统。弟子中接受学业而通晓其学说的有七十七人，因此鲁地百姓喜好学习，崇尚礼义，重视廉耻。周公开始受封时，太公问：“用什么治理鲁国？”周公说：“尊敬尊贵者，亲近亲爱者。”太公说：“后世会逐渐衰弱了。”所以鲁国自文公以后，俸禄权力离开公室，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季氏驱逐昭公，国势日益衰败微弱，传三十四世后被楚国灭掉。如今距离圣人久远，周公遗留下来的教化逐渐消微，孔氏的学校衰败毁坏。土地狭窄而人口众多，颇有种桑麻的产业，却没有山林湖泽的丰饶；风俗俭省吝啬而爱财，趋向经商，喜好诋毁，多有巧诈虚伪；丧葬祭祀的礼仪形式完备而实际内容很少。不过，他们喜好学习仍然胜过其他地方的风俗。自汉朝兴起以来，鲁地和东海一带多有人做到卿相。宋地，是房、心二宿的分野。周朝把微子封在宋地，这里原是陶唐氏火正阏伯的故墟。济阴、定陶，是《诗经》曹国风诗所写的地区。武王把弟弟叔振铎封在曹地，后来曹国逐渐扩大，取得山阳、陈留等地，传了二十多代，被宋国灭掉。过去尧曾在成阳游憩，舜曾在雷泽捕鱼，汤曾停留在亳地，所以当地百姓还保有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厚重而多君子，喜好农耕，厌恶奢华衣食，以至于能够积蓄财物。宋国从微子传到景公二十多代，灭掉了曹国。灭曹之后五代，宋又被齐、楚、魏三国灭掉，三国分割了宋地：魏国得到梁、陈留，齐国得到济阴、东平，楚国得到沛。因此如今楚国的彭城，本来是宋地。《春秋》经文说：“包围宋国的彭城。”宋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原本是大国，所以仍单独列为一个分野。沛地，是楚地中失职急躁、颛顼之遗风较重的地方；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而山阳人喜欢从事奸盗。卫地，是营室、东壁二宿的分野。卫国原来已经被狄人灭掉，卫文公迁到楚丘；三十多年后，卫成公迁到帝丘，所以《春秋》经文说：“卫国迁到了帝丘。”这就是今天的濮阳。这里原是颛顼的故墟，因此称为帝丘。夏后氏时期，昆吾氏居住在这里。成公以后十多代，卫国受到韩、魏侵逼，旁边的城邑全都丧失，只剩下濮阳。后来秦国灭掉濮阳，设置东郡，又把卫君迁到野王。秦始皇兼并天下后，仍独自保留卫君。到秦二世时，才废黜卫君，使他成为平民。卫国共传四十世、九百年，最后才断绝，所以单独列为一个分野。卫地有桑间、濮上的险阻，男女也常常聚会，声色之乐由此产生，所以世俗称为“郑卫之音”。周朝末年有子路、夏育，百姓仰慕他们，因此当地风俗刚强勇武，崇尚气力。汉朝兴起后，治理此地的二千石官员也往往以杀戮树立威势。宣帝时，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承受圣上的恩宠，崇尚礼义，尊重进谏和争辩；直到今天，东郡还号称善于治理官事，这是韩延寿教化的结果。这里的弊病是颇为奢侈靡费，嫁娶和丧葬都超过限度；而野王人好逞意气、任侠仗义，带有濮上的遗风。楚地，是翼、轸二宿的分野。周成王时，把文王、武王的先师鬻熊的曾孙熊绎封在荆蛮之地，称为楚子，居住在丹阳。十多代以后传到熊达，这就是楚武王，楚国逐渐强盛扩大。又过五代，传到楚严王，他统率诸侯，向周王室展示武力，兼并江、汉之间的地区，并在国内灭掉陈、鲁等国。又过十多代，楚顷襄王向东迁到陈地。楚地有江、汉以及河流、湖泽、山林的丰饶；江南土地广大，有的地方采用烧荒种田、引水除草的耕作方法。百姓以鱼、稻为食，以捕鱼、打猎、砍伐山林为业，瓜果、螺蛤等食物常常充足，所以懒惰苟且地求生，不作积蓄；饮食能够自给，不担忧受冻挨饿，也没有拥有千金的富家。当地人相信巫鬼，重视过度的祭祀。汉中地区淫逸放纵，枝柱与巴蜀风俗相同；汝南一带则都急躁强悍而有气势。江陵是旧日郢都，西面通向巫、巴，东面有云梦的丰饶，也是一个大都会。吴地，是斗宿的分野。太伯最初逃奔荆蛮，荆蛮人归附他，称他为句吴。太伯死后，仲雍即位；传到曾孙周章时，武王已经攻克殷，于是又封周章为吴君；同时封周章的弟弟中在黄河以北，这就是北吴，后世称为虞。传十二代被晋国灭掉。又过两代，荆蛮的吴王寿梦强盛起来，开始称王。他的小儿子季札有贤能才干，兄长们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札推让而不接受。自太伯、寿梦称王以来传到第六代，阖庐任用伍子胥、孙武为将，作战取胜、攻城夺地，在诸侯中树立了霸主的声名。传到夫差时，夫差杀死伍子胥，任用宰嚭，最终被越王句践灭掉。吴、越两国的君主都喜好勇武，所以当地百姓直到今天仍喜欢使用剑，轻视死亡，容易动怒。越国吞并吴国后，传了六代被楚国灭掉；后来秦又攻打楚国，把楚王迁到寿春。传到他的后代时，又被秦国灭掉。寿春、合肥接受南北各地运来的湖皮、革、鲍鱼、木材等物资，也是一个大都会。起初，楚国贤臣屈原被谗言陷害而被放逐，创作《离骚》等赋来自我哀悼。后来有宋玉、唐勒一类人仰慕他并加以述作，都因此显扬名声。汉朝兴起后，高祖把兄长的儿子刘濞封为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乐的士人和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等人，都是在文帝、景帝时期兴起的。淮南王刘安也以寿春为都城，招纳宾客著书；吴地又有严助、朱买臣显贵闻名。汉朝的文辞一同兴盛起来，所以世上流传《楚辞》；它的弊病在于辞藻巧丽而缺少真实。起初，淮南王认为国中有女儿的人家，都会把女儿留待游士并嫁给他们，所以直到今天这里仍多女子而少男子。吴、越原本与楚国接近，几次相互兼并，因此民间风俗大致相同。吴地东面有海盐，章山出铜，又有三江五湖的利益，也是江东的一个大都会。豫章出产黄金，但数量极少；物产虽有，开采所得还不够抵偿费用。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大多早夭。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成二十多个国家，按时前来进献朝见，据说如此。

译越地，是牵牛、婺女二宿的分野。越国君主是禹的后代，据说是帝少康的庶子，被封在会稽；当地人文身断发，以躲避蛟龙的危害。二十多代以后传到句践，他开始称王；采用范蠡、大夫种的计谋，灭掉吴国，渡过淮水，与齐、晋等诸侯会盟，并向周王室进贡。周元王派使者赐予他伯爵的命令，诸侯都来祝贺。又过五代，越国被楚国灭掉，子孙四散，越国君主臣服于楚。又过十代传到闽君摇，他帮助诸侯平定秦国。汉朝兴起后，又封摇为越王。这时，秦朝南海尉赵佗也自行称王，传国到武帝时，越地全部被灭，设置为郡。这里靠近海边，多产犀牛、象、毒冒、珍珠、璧玉、银、铜、水果、布匹等物，是各种物产汇集之地；中原前来经商的人多靠此致富。番禺是其中的一个大都会。从合浦、徐闻向南航行入海，大约可以到达一片大洲，东西南北各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大略把它设置为儋耳、珠厓二郡。当地人都穿布制衣服，像单层被子一样，在中间开孔套过头颈。男子耕田种植禾稻、苎麻，女子养蚕、织布、纺绩；没有马和老虎，百姓拥有五种家畜。山中多有尘麖。兵器有矛、盾、刀、木弓弩、竹箭，有的还用骨头制作箭镞。自从最初设置郡县以来，中原来的官吏士卒多侵凌他们，所以他们大约每隔几年就反叛一次。元帝时，终于废弃了这些郡县。从日南的障塞、徐闻、合浦乘船航行，大约五个月可以到达都元国；再航行大约四个月，可以到达邑卢没国；再航行二十多天，可以到达谌离国；步行十多天，可以到达夫甘都卢国；乘船航行两个多月，可以到达黄支国。当地风俗大致与珠厓相似，地域广大，户口众多，奇异物产很多。自武帝以来，这些国家都来进献朝见。汉朝有译长隶属于黄门，和应募的人一同入海进行贸易，携带黄金、各种丝织品前往，换取明珠、璧玉、流离、奇石和其他奇异物产。所到的国家都供给他们粮食并安排同伴，蛮夷的商船辗转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这样做也有交易获利的好处，但可能被抢劫杀害，又苦于遭遇风浪而淹死，否则也要几年后才能回来。大珍珠直径最大可达二寸以下。平帝元始年间，王莽辅政，想要显示威德，厚重地赠送黄支王，命令他派使者进献活犀牛。从黄支乘船航行大约八个月到皮宗，再航行大约两个月到日南象林界，据说黄支以南有已程不国，汉朝的译使到了这里就返回了。《艺文志》【班固】

译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弟子去世后，大义也发生了偏差。所以《春秋》分成五种传，《诗经》分成四家，《易经》也有数家的传授。战国时期纵横之说兴起，真伪相互争论，诸子百家的言论纷繁错乱。到了秦朝，秦人对此感到忧患，于是焚毁文章典籍，使百姓愚昧。汉朝兴起后，改变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搜集篇籍，广泛开辟献书的渠道。到孝武帝时期，书籍残缺、竹简脱落，礼制破坏，音乐失传。圣上叹息着说：“我对此非常忧虑。”于是制定收藏书籍的政策，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连同诸子百家的传说，一并充实到秘府。到成帝时，因为书籍散失很多，便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又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之书，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列出篇目，概括其主旨，记录下来上奏。适逢刘向去世，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汇总群书，上奏《七略》，其中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现在删取其中的要旨，用来编备篇籍。《易经》说：宓戏氏仰观天上的现象，俯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大地的适宜之处，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到了殷、周交替之际，纣王居于君位，违逆天意、残害万物；文王以诸侯的身份顺应天命、推行正道，天人方面的征兆可以得到验证，于是将《易》的六爻重加编排，写成上、下两篇。孔氏为它撰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所以说：《易》的道理深奥啊！它经历了三位圣人，时代跨越上古、中古、近古三代。到了秦朝焚烧书籍的时候，《易》因为被视为占筮之书，传授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后，田何传授这部书，直到宣帝、元帝时期，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学说列入学官；民间又有费氏、高氏两家的说法。刘向用中古文字写成的《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经文，其中有的脱去了“无咎”“悔亡”等文字，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经相同。《易经》说：“黄河中出现了河图，洛水中出现了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所以书籍的起源已经很久远了；到了孔子，才加以编纂，上自尧帝，下至秦朝，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它们的创作意旨。秦朝焚书、禁止学习，济南人伏生独自把《尚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尚书》有所亡失，搜求得到二十九篇，伏生用它在齐、鲁一带教授学生。到孝宣帝时期，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的学说列入学官。古文《尚书》是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想要扩建自己的宫室，却发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总共几十篇，都是古代文字。共王进入孔子住宅时，听到里面传出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起来，便停止了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他把这些书全部得到，用来考订伏生传下的二十九篇，又多得十六篇。孔安国把它们献上去，却遭逢巫蛊之祸，因此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字写成的经文，校勘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的经书，发现《酒诰》脱了一简，《召诰》脱了两简；原来一简有二十五字的，脱简也正好二十五字，一简有二十二字的，脱简也正好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漏的字有几十个。《尚书》记载的是古代的号令；号令发布给众人时，如果言辞没有完整记录下来，那么听取、接受并执行命令的人就无法明白。古文的读法与《尔雅》相应，所以解释古今不同的语言，便可以通晓其意义。《尚书》说：“诗是表达心志的，歌是吟咏言语的。”因此，哀伤或欢乐的内心受到感发，歌唱吟咏的声音便随之发出；诵读其中的言辞叫作诗，吟咏其中的声音叫作歌。所以古代设有采诗的官职，君王借此观察风俗，了解政治得失，自己考察并加以纠正。孔子专取周代的诗歌，上采殷代，下取鲁国，共三百零五篇。遭逢秦朝之后仍能完整保存，是因为这些诗的讽诵并不只存在于竹简和帛书上。汉朝兴起后，鲁国的申公为《诗》作训诂，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也都为它作传；他们有的取材于《春秋》，有的采自杂说，都不是《诗》的本来意义；不得已而比较，鲁国申公的说法最为接近原义。三家的学说都列入学官。又有毛公一派的学问，自称是子夏传下来的；河间献王喜爱它，但没有能够使它列入学官。《易经》说：“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之间，有礼义关系和应有的秩序；帝王的质朴或文饰，世代之间也有所增减。”到了周代后期，礼制曲折而周密地为各种行为设置防范，并为各种事务制定制度，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项。到了周朝衰微之时，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又厌恶这些典籍妨害自己，便都把相关文书毁掉了；从孔子时代起，礼书就已经不完整。到秦朝时又遭到极大破坏。汉朝兴起后，鲁国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孝宣帝时期，后仓最为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的学说列入学官。古文《礼经》从鲁国淹中以及孔氏旧宅中发现，共有七十篇，文字与今文礼经相似，但多出三十九篇。再加上明堂阴阳家以及王史氏所记载的内容，其中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仍不完备，却比高堂生等人从士礼推演出天子礼制的说法要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把它隆重地献给上帝，用来享祀祖先。”所以从黄帝以下直到夏、商、周三代，音乐各有名称。孔子说：“使上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礼和乐相互配合、同时推行；周朝衰微后，礼乐一同败坏，乐尤其微弱难明。音乐以音律作为节度，又被郑国、卫国的乐声扰乱，因此没有留下可遵循的制度。汉朝兴起后，制氏世代在乐官任职，颇能记述音乐的铿锵声以及击鼓、舞蹈，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战国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爱好古代文化。孝文帝时，得到魏国遗留下来的乐人窦公，窦公献上他的书，原来是《周官·大宗伯》中《大司乐》的篇章。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喜好儒学，和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著作中论述音乐的内容，编成《乐记》，并献上八佾舞；这些内容与制氏所传相差不远。河间献王的内史丞王定传授这套学说，又传给常山王刘禹。刘禹在成帝时期任谒者，多次谈论其中的意义，献上二十四卷《乐记》。刘向校勘书籍时，得到二十三篇《乐记》，与刘禹所传的不同。关于乐的道理于是逐渐更加衰微。古代的君王，世代都有史官；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下来，是为了使言语和行为谨慎，彰明法度。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所记的事情形成《春秋》，所记的言语形成《尚书》，帝王时代没有不是这样的。

译周王室衰微以后，典籍残缺不全，仲尼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于是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讲述；但杞国的礼制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殷代的礼，我能够讲述；但宋国的礼制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够考证了。”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仪制度和文物典章齐备，史官也有成法。因此，孔子与左丘明一起考察鲁国的史记，根据历史事实，顺应人道；因兴盛之事而树立功业，因失败之事而施加惩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数目，凭借朝见和聘问来厘正礼制。对于礼乐中有所褒扬、避讳、贬抑和减损而不便明载于文字的内容，孔子便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以后，各自有不同的说法。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孔子的真实意旨，所以论述事情的本末而作《左传》，说明孔子并不是用空泛的言语解释经书。《春秋》所贬抑、减损的，是当时身居高位、拥有威权势力的大夫以及君臣；这些事情的真实情况都表现在《左传》中。因此孔子把《春秋》的文字隐约写出而不公开宣扬，以此避免当时的祸难。到了后世，口头传说流行起来，所以有《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夹氏的传。四家之中，《公羊传》《谷梁传》列入学官，邹氏没有传授者，夹氏还没有成书。《论语》记载的是孔子回答弟子、当时人，以及弟子们相互交谈并从孔子那里听闻的话。当时弟子各自有所记录；孔子去世以后，门人共同辑录、讨论并编纂这些记录，所以称为《论语》。汉朝兴起后，有齐、鲁两家的说法。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其中只有王阳最负盛名。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成为名家。张禹的学说最后流行于世。《孝经》是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的著作。孝，是上天的常道、土地的义理，也是百姓应奉行的行为。这里举其大义来说，所以称为《孝经》。汉朝兴起后，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此经，各自成为名家。经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墙壁中发现的古文版本有所不同。父母生养子女，是延续生命的最大事情，所以说父母亲自把子女养育在膝下。各家解释中有难以安定的地方，古文字的读法也都不同。《易经》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治理政务，万民因此明察事理。”大概取义于夬卦。夬卦说“在王庭宣扬”，是说把事情宣扬到君王的朝廷上，它的作用最大。古代儿童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中保氏掌管养育国子，教他们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是造字的根本。汉朝兴起后，萧何起草律令，也记载了有关规定：“太史考察学习文字的儿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才可以担任史官；还要用六种字体考核他们，成绩最优者任用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吏和百姓上书，字形有不正确的，就立即举发弹劾。”六种字体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都是用来贯通古今文字，以及摹写印章、书写旗帜符信的。古代制度要求书写必须使用统一文字，不认识的字就空缺下来，向老年人询问。到了衰败的时代，是非没有标准，人们任意使用自己的写法，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缺写文字的时代，如今恐怕已经没有了吧。”这是为文字逐渐失去规范而悲伤。《史籀篇》是周代史官用来教儿童识字的书，字体与孔氏墙壁中的古文不同。《苍颉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毋敬所作。这些书中的文字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颇有不同，就是所谓秦篆。当时才开始创造隶书。隶书起因于官府狱讼事务繁多，只求书写简便省事，施用于徒隶之中。汉朝兴起后，乡里的书法教师把《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在一起，每六十字截取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称《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其中没有重复的字。宣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这些书所用的都是《苍颉篇》中的规范字。《凡将篇》所收的字又颇有增补。到元始年间，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有一百多人，各自让他们在朝廷中记录文字。扬雄取其中有用的文字，作《训纂篇》，接续《苍颉篇》，又改易《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臣又续作扬雄的书，写成十三章，共一百零三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和群书所载的文字大致齐备了。《苍颉篇》中有许多古字，世俗教师失去了它们的读法。宣帝时，征召能够订正古字读音的齐人，张敞跟随他学习；后来传到外孙的儿子杜林，杜林为之作注，所以一并列入。六艺的文章中，《乐》用来调和神明，是仁德的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作用；《礼》用来彰明人的体统，明白显著，所以不需要训释；《书》用来扩大听闻、增长知识的方法；《春秋》用来裁断事情，是诚信的凭证。这五者大概是五常之道，彼此相须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根源，所以说：“如果不能看见《易》，乾坤之道大概就要停止了。”这是说《易》与天地同始终。至于五种学术，世代有所变改，就如同五行轮流发挥作用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章〕 古代求学的人一边耕作一边奉养父母，三年才能通晓一门学艺，只掌握它的大体，玩味经文罢了。因此用时少而积累的德行多，到了三十岁就能确立五经的学问。后世经书和传文已经彼此乖离，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听闻、对疑问暂且存疑的道理，只致力于割裂文义、逃避难题，追求便利的言辞和巧妙的说法；解释五个字的文章，竟达到二三万字。后来的学者更加竞相追逐，于是儿童时就专守一门学艺，直到白头才勉强能够谈论；他们安于自己所学习的内容，诋毁自己没有见过的学问，最终反而自我蒙蔽。这是求学者最大的祸患。现将六艺编次为九种。

译儒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司徒之官，是帮助君主顺应阴阳、彰明教化的。他们在六经中游学，把心思放在仁义之间，以尧、舜为祖述对象，以文王、武王为法则，以孔仲尼为宗师，来尊重他的言论。在各种学说中，道家以儒道最为高明。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有可以验证的事实。”唐、虞时期以及殷、周盛盛之时，孔仲尼的事业已经有实践验证的成效了。然而迷惑的人失去了其中的精微，偏激的人又随着时势任意抑扬，违背、背离道的根本，只求用喧哗众人的方式取得宠爱，后来的学者又沿袭这种做法，因此五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儒学逐渐衰落，这就是偏激儒者的祸患。道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史官；他们历记成败、存亡、祸福以及古今的道理，因而知道把握纲要、执守根本，以清静虚无自我守持，以卑下柔弱自我保持，这就是君主面南而治的办法。它符合尧能够谦让的品德，也符合《易经》所说的谦卦：一谦可以得到四种益处，这就是它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实行它，就想完全抛弃礼学，连仁义也一并舍弃，说只凭清静虚无就可以治理国家。阴阳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羲和之官，敬重并顺应上天，推演日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把时令授予百姓，这是它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实行它，就被禁忌牵制，沉溺于细小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任凭鬼神。法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理官，以赏罚分明来辅助礼制。《易经》说：“先王因此彰明刑罚，整饬法令。”这是它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实行它，就不要教化，抛弃仁爱，专门依靠刑法，却想以此达到治理，以至于残害至亲，损伤恩义，使亲疏厚薄失去常理。名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礼官。古代名分和地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这是它的长处。等到诡辩的人来实行它，就只是一味钩玄析理，最后造成混乱罢了。墨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清庙的守卫。清庙使用茅屋和粗制椽木，因此重视节俭；供养三老五更，因此主张兼爱；选拔士人举行大射礼，因此推崇贤能；宗庙祭祀尊敬父亲，因此尊崇鬼神；顺应四时运行，因此反对宿命；以孝道观察天下，因此主张上下相同，这些都是它的长处。等到蒙蔽的人来实行它，只看见节俭的好处，便因此反对礼制；推行兼爱的意旨，却不知道区别亲疏。纵横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行人的官职。孔子说：“熟诵《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又说：“出使啊，出使啊！”意思是说出使者应当权衡事情、随机制宜，只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使命的措辞。这些是纵横家的长处。等到奸邪的人来实行它，就在上面欺诈诡骗，抛弃诚信。杂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议官，兼采儒家、墨家，合并名家、法家的学说；他们知道治国的体制必须包含这些方面，也看见君王的治理没有什么不能贯通，这是它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实行它，就广泛杂糅而没有归宿。农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农稷之官，播种百谷，劝勉耕作养蚕，以使衣食充足。所以八种政务中，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孔子说：“所应重视的是百姓的粮食。”这是它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实行它，就认为没有什么需要圣王去做的，想让君臣一同耕作，违背君臣上下的秩序。小说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稗官，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创作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以观取的地方；但如果用它来谋求远大目标，恐怕会陷入泥淖，所以君子不去做它。”然而也不应完全抹杀它。乡里小民的见闻所能达到的范围，也应当记录缀辑，使之不被遗忘。如果其中有一句话可以采纳，那也算是樵夫和狂人的议论。诸子十家，其中值得观取的只有九家罢了。它们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武力治理国政之时；各时代的君主喜好不同，所以九家的学说蜂拥而起，各自执持一个方面，推崇自己擅长的内容，凭此到处游说，以求迎合诸侯。这些学说虽然彼此不同甚至偏激，却像水火一样既能相互克制，也能相互生成。仁与义、敬与和，彼此相反却又相互成就。《易经》说：“天下最终归于同一目标，只是道路不同；最终达到同一结果，只是思虑有百种。”如今各家学说都推究自己的长处，穷尽知识和思虑，来阐明自己的旨趣。它们虽然各有蒙蔽和短处，但合并考察其根本归宿，也都是六经的支流和后裔。假使这些人遇到圣明的君王，得到适当折中的任用，都可以成为辅佐君主的栋梁之材。孔子说：“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找。”如今距离圣人已经很久远，道术残缺废弃，已经没有别处可再寻求。那九家学说难道不仍然胜过民间的传闻吗？如果能够修习六艺的道术，同时考察这九家的言论，舍弃它们的短处而取用它们的长处，就可以贯通各方面的谋略了。传文说：“不唱歌而朗诵，叫作赋。登上高处能够作赋，就可以做大夫。”这是说能够因感触外物而创作，才智深厚优美，可以参与谋划政事，所以可以担任列位大夫。古代诸侯、卿、大夫与邻国交往时，用含蓄的言辞相互感发；在行揖让礼的时候，必定引用《诗经》来说明自己的志意，大概借此辨别贤能与不肖，并观察国家的盛衰。所以孔子说：“不学习《诗经》，就没有办法说话。”春秋以后，周王道逐渐败坏，聘问往来和歌咏之事不再在各国实行，学习《诗经》的士人流落在平民之中，于是贤人失意之赋便产生了。大儒孙卿和楚国大臣屈原，遭受谗毁、忧虑国事，都作赋来讽谏，具有古诗哀怜恻隐的意义。后来宋玉、唐勒，汉朝兴起后的枚乘、司马相如，以及后来的扬子云，竞相创作铺张华丽、宏大繁富的辞章，却淹没了讽谕风化的意义。因此扬雄后悔地说：“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则；辞人的赋，华丽而流于过度。”如果孔门弟子采用赋这种文体，那么贾谊已经登堂，司马相如已经入室了。如果不采用它，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还要设置乐府、采集歌谣呢？于是有代地、赵地的歌谣，有秦地、楚地的风歌，它们都是由哀乐感情触发，因事情而兴发，也可以用来观察风俗、了解人情厚薄。

译《诗赋略》分为五种：权谋类，是用正道守卫国家，用奇计用兵，先谋划后作战，同时兼顾地势，包容阴阳，运用技巧的学说。形势类，是像雷霆发动、疾风兴起，后发却先到；分合、背向变化无常，用轻捷迅疾来制服敌人。阴阳类，是顺应时令出兵，推演刑德，随着斗宿所指而进击，借助五行相胜，假托鬼神来作为助力。技巧类，是练习手足，熟悉器械，积累机巧关窍，以建立攻守取胜的条件。兵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司马的职务，是王官所掌管的武备。洪范八政中，第八项是军事。孔子说：“治理国家，要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如果不教导百姓作战，就等于抛弃他们。”这说明了军事的重要性。《易经》说：“古代把弦系在木上制成弓，削尖木头制成箭；弓箭的锋利足以威服天下，它的作用是最高的。”后世又把金属锻造成刀刃，剖割皮革制成铠甲，兵器装备更加完备。到后来汤王、武王奉天命兴起，用军队平定祸乱、救济百姓，以仁义感动他们，以礼让推行教化，《司马法》记载的就是这些遗事。从春秋到战国，出奇制胜、设置埋伏、变化欺诈的用兵方法一齐兴起。汉朝兴起后，张良、韩信整理编次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取其中切要实用的内容，确定为三十五家。诸吕掌握政权时，把这些兵书盗取了。武帝时，军政官杨仆搜集遗失的兵书，记录并上奏兵书目录，仍然没有完备。到孝成帝时，命令任宏评定编次兵书，分为四种。天文家，编排二十八宿，推算五星、日月的运行，用来记录吉凶的征象，是圣明君王用以参与政事的学问。《易经》说：“观察天文，来察知时令的变化。”然而星象之事凶险强悍，不是深沉缜密的人不能通晓。观察日影来谴责人的形迹，即使不是圣明君王也不能使人服从听命。让不能通晓天道的大臣去劝谏不能听从劝谏的君主，这就是双方都遭受祸患的原因。历谱家，编排四时的位置，校正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节气，会合日月五星的时辰，用来考察寒暑变化和万物生杀的实际。所以圣明君王一定要端正历法数术，以确定三统、服色等制度；又用它来探知五星与日月会合的时机，以及凶险灾患和吉庆隆盛的征兆，这些术数都由此产生。这是圣人认识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有才智的人，谁能参与其中呢？道术混乱，是因为祸患出在小人；他们强行想要知道天道，把大的削减成小的，把遥远的缩近为眼前，因此道术被割裂破碎而难以理解。五行，是五常在形体和气化上的表现。《尚书》说：“第一项是五行，第二项是敬用五事。”意思是说进用五事，以顺应五行。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虑之心有所失误，五行的次序就会混乱，五星的变异也会发生；这些都出自律历的数理，分化而成为一类学问。它的法则也以五德终始为起点，推演到极致则无所不至；小数术家因此把它用来判断吉凶，流行于世，逐渐彼此混杂。蓍草和龟甲，是圣人所使用的工具。《尚书》说：“你若遇到大的疑问，就同卜筮商议。”《易经》说：“要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进取的事业，没有比蓍草和龟甲更好的了。”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就向它们询问，并把所得作为接受天命的言语；它们仿佛回应一样，不论远近幽深，都能推知未来的事物。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到了衰败的时代，人们懈怠于斋戒，却屡屡烦劳卜筮，神明便不再回应，所以《易经》认为反复占筮是对神明的亵渎而有所忌讳，《诗经》也讽刺龟卜厌烦而不再告知。杂占家，记录各种事情的征象，观察善恶的征兆。《易经》说：“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各种占法不止一种，而梦占最为重要。”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官职；《诗经》记载梦见熊罴、虺蛇、众鱼、旐旟等梦，明确说明大人的占梦，用来考察吉凶，大概是把卜筮和《春秋》所说的妖异结合起来。又说：“人所忌讳的事情，会因气势炽盛而招致它。”妖异是由人引发的。人失去常道，妖异就会兴起；人自身没有过失，妖异不会自行发生，所以说：“德行胜过不祥，正义压制不善。” 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太戊因此而兴盛；野鸡鸣叫着登上鼎，武丁因此而成为宗主。然而迷惑的人不反省自身，却忌讳妖异的出现，所以《诗经》讽刺说“召来那些故老，询问他们梦占之事”，是哀伤他们舍弃根本而忧虑末节，不能战胜凶祸。形法家，大规模考察九州岛的地势，用来规划城郭、房屋的形制；又考察人和六畜的骨相法度、器物的形状容貌，以求测定它们的声气、贵贱、吉凶，就像律管有长短，各自应验出不同的声音，并不是有鬼神，而是数理自然如此。然而形体与气相互首尾相应，也有只有形体而没有气的，有只有气而没有形体的，这是精微之处的特殊差异。数术家，都是明堂、羲和、史官、卜官等职务的传承。史官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他们的书籍既不能完备保存，即使有书，也没有相应的人才。《易经》说：“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道也不会凭空运行。”春秋时期，鲁国有梓愼，郑国有裨灶，晋国有卜偃，宋国有子韦。六国时期，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夫。汉朝有唐都，才大略能够得到一些粗浅的知识。大概有承接旧书的就容易形成，没有依据就难以形成，所以依据旧书编次数术，分为六种。医经家，探究人的血脉、经络、骨髓以及阴阳表里的关系，用来追溯各种疾病的根本和生死的分界，并使用针、石、汤、火等治疗方法，调配各种药物，使它们相互协调适宜。药物配伍得当，就像磁石吸取铁一样，能够使不同事物相互发挥作用。医术拙劣的人失去医理，把可以治愈的病变得更加严重，把可以生存的人治成死亡。经方家，以草木、金石药物的寒温为根本，衡量疾病的浅深，借助药味的滋补或攻伐，根据气机感应的适宜情况，辨别五苦六辛，调和水火之性，以疏通闭塞、解除结滞，使身体恢复平衡。等到失去适宜的原则时，就会以热助热、以寒增寒，使精气从内部受到损伤，却不能在外表看见，这正是他们独自造成的失误。所以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常还能保持中和。”房中家，研究情性欲望的极致和大道的边际，因此圣明君王制定外在的音乐制度来禁止内在情欲，并为此制定节度和礼文。传文说：“先王制作音乐，是用来节制各种事务的。” 音乐如果有节制，就会使人和平长寿。等到迷惑的人不顾这些原则，便会因此产生疾病而丧失性命。神仙之术，是用来保全生命的本真，并向生命之外追求游遨的；姑且可以借此荡涤意念、平定心情，使人把生死看作同一境域，胸中不再恐惧忧惧。然而有些人专门把它当作事业，于是荒诞欺骗、怪异迂曲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不是圣明君王用来教化人的方法。孔子说：“探究隐秘而实行怪异，后世或许有人会传述它，但我不这样做。”方技家，都是使生命得以生长的工具，也是王官所掌管的一项职守。上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他们大概能够由论治疾病推及治理国家，由诊察病情推知政治。汉朝兴起后有食公，如今他的技术已经昏暗不明，所以考论这些书，把方技分为四种。《文章辨体彚选》第六百二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第六百二十二卷 （明）贺复征编

译○志七 《游名山志》【宋·谢灵运】衣食，是人生赖以生存的东西；山水，是人的性情所适宜的环境。如今人们被赖以生存的事务所拘累，反而堵塞了自己的适性之情罢了。世俗议论多说：欢乐满足本来就在华堂之中，枕着山岩、饮用溪流的人，是没有远大志向，所以才甘守枯槁。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君子有爱惜自身的情怀，也有救济万物的才能。天下横流的弊病，若没有才干便无法治理，所以有时要委屈自己来救济他人。难道名利场竟比清幽旷远之地更好吗？说到天子，鼎湖还有纵马扬鞭的人；谈到太子，嵩山还有断然拒绝控制的人。又如陶朱公高揖而退，越相范蠡如此；留侯张良也愿辞去汉朝太傅之职。由此推论，便可以明白了。《山栖志》【梁·刘峻】鸟住在山上，把巢层层筑在树梢；鱼潜在深渊之下，把洞穴藏在泥沙中。难道它们是喜欢与众不同吗？大概只是天性如此。因此有人轻视白璧而喜欢垂钓，背弃玉鼎般的富贵而求取卿相之位；出处进退纷乱交错，显达隐晦反复更替，就像火焰燃烧、水流奔涌，圆物转动、方物静止一样。这说明身处朝廷与遨游江海，住在蓬户与居于金闺，都各自以其所是为是、以其所爱为乐，哪里值得在其中计较羽毛和疮痍呢？我生长于原野，素来畏惧艰难，心里亲近而又惊惶于云台朱屋，断绝了仰望高车青绶的念头；又沾濡雾露，越发愿意过闲适生活。每当在清溪中洗濯，在椒丘上休息，醒着睡着都长久怀念这种生活。这种志趣由来已久。蚯蚓专心吞食泥土，百姓的欲望任由天性发展。到了头发斑白，我终于能够居住在岩穴中。我的居所是东阳郡的金华山。东阳实为会稽西部。这里盛产竹箭，山川秀丽，湖泽深广茂盛。群峰重重叠起，连接银河、接近云霞；高树遍布，春天青翠、冬天也常绿；回环的溪流映着水光，十仞之下清澈见底；一寸大小的云气聚合，必然化作千里之地的雨水散落。这里确实高峻开阔、清爽干燥，是神灵居住的幽深宅邸。因此帝鸿曾游于此而铸鼎，雨师也寄居于此而乘烟而行。于是山涧留下赤松子的名号，山名又遗有缙云之称。近代江治中江淹从泥滓中奋起，王征士王微超拔于尘俗之外，像龙盘凤栖一般，都聚集在这片土地上。这大概正是碧绿的急流和洁白的石头能够招来幽居之人的缘故吧？金华山，就是古代的马鞍山。它蕴藏灵秀、藏有圣迹，名字列在仙人谱牒中。左元放称赞此山说：“可以免除洪水和兵灾，可以炼成九转神丹。”金华山的主峰有紫岩山，因山色红紫而得名。山势迤逦倾斜，向下连接深潭；山峰高峻隐约，向上遮蔽日月。从山麓登山，越往上越高、越往上越陡，山脊小路狭窄，只能像鱼贯一样上行。路旁有断裂的深涧，开阔空旷，俯视只能看见树梢。焦原一带的石色，并不只是险峻悬绝。走到山的一半，便有广阔的泽地和大河，水边陆地隐约可见。我修建房屋，确实就在这里。三面都是回环的山岭，周围环绕形成景象；房屋前面是乳郭，平野萧条，视线尽头可以远望。东西两边夹着两条山涧，四季都有飞流；泉水清澈，波纹细微，水滴淅沥作响；白浪跳跃、泡沫翻腾，发出轰鸣之声。各条水道相互贯通引流，交错如绮纹。悬瀑从屋檐上倾泻，急流在台阶之间回旋。供给帐幕不需绳索，汲水、洗手、漱口、休息都很方便。瓶盆旁有枫树、栌树、椅树、枥树，此外还有梓树、柏树、桂树、樟树；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不同，品类成千上万。树木结出红色果实，包裹着绿色外皮；有的果实包着白色果蒂，抽出紫色茎干，高高直立。各种草木在清风中摇曳，发出众多声音。枝条垂到屋檐和门户，叶子铺满房屋和窗棂。山谷中央、溪涧岸边，花朵蕊心聚集成列。到了春色将尽、浮萍生长、泉水涌动之时，都梁草含着香气，怀香草送来芬芳；长乐草经霜而不凋，宜男草带着露珠；荷花红艳，映照着水边。苏草的淡色叶子随风飘动，倚着轩窗远望，可以排除忧愁、忘却疾病。山丘弯曲、陵坡回环之处，各种药草长满丛林；地髓草挺起茎干，山筋草抽出节来。金盐比白璧更贵，玉■〈豆攴〉比明珠更珍贵。它们可以养护性命、消除疾病，使人延年益寿、容颜不衰，不必借助崔文的黄散和负局先生的紫丸。群凤飞翔，风中传来雨鸟的鸣声；绿翅红羽，白色冠缨、翠色鬣毛。羽毛整肃，鸣声和谐，它们都驯顺亲近园池，成群来吃食，与鸡鸭为伍。至于■〈孕鸟〉每天等待晨鸣，声音像钟鼓；蚿虫等待天亮的声音，仿佛琴瑟和玄猿。淡雾之中鸟声清脆婉转，飞■〈犭吾〉乘着烟气，吟咏声嘈杂而繁多，嘹亮悦耳，令人心情愉快。这大概就是足以超越管乐和弦乐、胜过笙簧的声音了。住宅东面建起招提寺，背靠山岩，面对深谷；层层楼轩引来景色，幽深的殿宇临着山崖，宽博敞亮而清闲空旷，能够容纳祥气、产生白光。向左看、向右望，这正是仁者、智者居住的地方，所以德高望重的名僧，持锡杖像云一样聚集而来。他们调摄内心，修习七觉支，呵斥五尘，戒香郁然排列，以定水沐浴滋润身心。到了夜里焚烧香炉、早晨听到法鼓时，我便快步整理衣襟，亲自前往顶礼，向通晓道理的哲人请教，敬仰并和习最高的教法。寺院东南有一座道观，亭亭立在山崖旁，向下可以俯视云雨。蕙草装饰的楼阁和菌形的亭榭，隐约映现在林木竹丛之间；高耸的楼观排列着轩廊，在烟雾中玲珑可见。每天都有停止进食的修道者，年年聚集着神仙般的宾客，他们吞食星髓，吸饮流霞，将要穿上云衣霓裳，乘龙驾鹤而去。道观下面有一口石井，耸立在山涧中，雕琢刻削得很像人工建造。飞流冲泻，水势奔涌回荡，发出电击雷吼般的声响，令人惊目骇魂。寺院和道观前面，都种着修长的竹子，竹影清疏，萧瑟有声，覆盖山陵，沿着高阜生长。外面则是成片的良田，田间道路纵横，接通山泉滋润的水液，土地浓郁润泽而肥沃。即使郑国的郑白渠灌溉工程，也不能与这里相比。这里红色谷米流溢，野鸭大雁充足；春天有鳖作美味，碧鸡在冬天可作席，霜鵽的肉味道珍美。粗葛布巾取自山岭，短褐衣服出自园中。■〈艹焓〉蒋草密集生长在池湖旁，菅草和蒯草并列充满原野低湿处。供养生活的物资，日常生存所需的一切，无不使篱落丰实、山崖充足。每年年初年末，农事稍有空闲，浊酒刚刚滤清、醇酒已经酿熟时，田夫野老便提着酒壶一同到来，在林下分坐，以荆枝为席，摆酒饮用。酒喝到兴浓耳热之时，大家多次起舞，喧闹欢笑；高谈仓廪粮食，纵论谷物收成，笑语歌唱，举杯相碰。人生的快乐不过如此，这种欢聚难道还能估量吗？至于养蚕来穿衣，耕作来吃饭，太阳出来就劳作，太阳落山便休息，晚饭有肉便满足；把没有事情看作可贵，不向世俗求取，不与外物抵触，不辨荣辱，也不知道毁誉，浩浩荡荡处在天地之间，心里没有惊惧戒备。难道能和嵇康临刑抚剑、扬雄从天禄阁坠下相比高下吗？《五泄山水志》【明·宋濂】

译五泄山位于婺州、杭州、越州三州交界处，北面距离富春，南面据有勾无，东面连接浦阳；这里的山水最以奇特峻峭著称。齐代谢玄卿曾经进山采药，宋代刁景纯、吴处厚也曾多次游览。由西坑岭进入，经过遇龙桥，向北走二十步，才进入西潭。前面横着一条溪水，水很寒冷，踩上去像冰一样。沿溪向前，经过小潭，旁边有一块突出的嶕石，像大瓮斜斜倒扣着，于是抓住石头攀登，脚一失足就会坠落。又走约二里，地势稍微平坦开阔，奇石从四面俯视，山峰环绕排列，形状各异，纹理盘旋，好像神工鬼斧雕刻而成。山中猴子很多，游人害怕它们，它们常常把石块像雨一样撒下来。再向前走约半里，泉水从石洞中流出，潺潺作响，像琴声，又像笙竽声。泉水向西流，汇成一个小洼，清澈深净，连毫毛都看得清楚；几条鲦鱼自在地游来游去，如同在琉璃瓶中游动。洼地左边有一棵孤立的大树，极其奇特雄伟，倒影落入水中如同图画。再向前走五十步，有大石挡住道路；相传岩石的一角像鹰嘴，忽然有一天夜里雷雨大作，鹰嘴崩落下来，声音传到数十里外。又走三十步，榛树和细竹长成树林，翠色浮动映照，衣袖都被映成碧色；山虫和崖虺前后奔绕，转眼便看不见踪迹。到了这里，气象阴暗幽深，完全不像人间，仿佛登上蓬莱仙山，坐在水晶宫中，烟火气息全都消失了。又从山腰攀着葛藤前进，竹笋壳覆盖地面，堆得很厚，脚一踩便容易跌倒。再走十多步，抵达小潭；小潭上方称为西潭，水流倾泻成白色帘幕，宽约七八尺，缓缓向下流去，水面光滑而没有声音。两旁石崖陡峭耸立，苔藓侵蚀、青藓成晕，时时有水珠成串滴落。年成干旱时，乡民在这里向龙祈祷，水有时会涌出；他们把蜥蜴装入瓶中带回去，常常很灵验。从遇龙桥到这里大约五六里，都是蛇行般盘曲、磬折般曲折的道路，走到尽头时又忽然开阔，其中的胜景很难全部说完。有人说潭上有石河，从石河到三台塔，人迹罕至，情况没人能详细知道。沿原路出来，斜斜向东，经过香炉峰，山峰陡峭挺拔，峰上有一块像香炉的石头，所以叫香炉峰。北面有山峰圆而平秃，叫钵盂峰；有人说它像东瓯的雁荡山，又叫雁荡峰。从雁荡峰向南，耸立着白雪峰；像人站立一样高耸的，叫玉女峰；峻峭挺拔、仿佛要撑住天空的，叫天柱峰。其他各峰像星星相联、肺叶相附，列入名录图籍的，大概有七十二座。又从山崖东面转折，经过略彴桥，奔向三学士院。三学士院是唐代灵默禅师的道场，禅师曾在这里降龙，遗迹至今还在。从院子北面深入山中，再走一百多步到达东潭。潭上的飞瀑约有二十丈高，瀑布猛烈地倒垂下来，撞击山崖孔穴，仿佛有人把万斛白雪从天上掷下，白光闪闪，耀得人睁不开眼。走到潭底，便又能听见逆流而上的声响，声音像滚雷一样；近在咫尺的谈笑声都无法辨认，只听见如同从瓮中传来的声音。当地人说，每当大风呼啸，四面山林都震动得像要折断，黑云压下，昏晓都分辨不清。年成干旱时投龙祈雨，多有应验。由西潭再向北，转而向西溯流而上，沿潭源登响铁岭，越过紫阆山。村民大多住在茅草芦苇之间。那里有数百亩平坦的高地可以耕种，沿着石河旁边前行，又走约一里，地名叫石鼓，脚跺上去会冬冬作响。走过十步到第一潭，潭像一口井，斜看下去一片漆黑，投下一块小石，发出像玉佩相撞一样的清脆声音。再走十多步到第二潭，圆得像锜釜，水面宽、潭底开阔；大水把乱石冲聚在里面，等到装满便又泄出去。潭下石壁高一百多尺，危险得无法落脚，只能从右边悬着藤蔓坠下到第三潭。第三潭极深，用绳子系着东西放下去也看不见底，形状方正而狭长。天将阴时，潭中常有云气升起，令人怀疑有潜龙；人们常因它幽深寂静而感到忧惧。第四潭更没有人敢去，有人用绳索缠住腰，系在巨■〈木戈〉上，俯身到崖边窥看。潭的左右都是枫树，形状大致像第二潭，但面积是它的两倍。旁边有晋代刘龙子的墓。相传刘龙子曾在潭中钓鱼，得到骊珠并吞下，化龙飞去；后人堆石作墓，有人又说是龙子的母亲葬在那里，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辨明。再向下走到第五潭，就是东潭；因为水分成五级，所以把它叫作五泄。唉，造物主把形体赋予山水，竟有这样奇峭的景象吗？《关中三山志》【何景明】

译终南山在西安府南面五十里，东起蓝田县界，西入咸宁县界；石鳌谷因谷水流出，与长安、咸宁二县分界，东西长四十里。《禹贡》说：“终南山高厚广大，延伸到鸟鼠山。”《诗经》说：“终南山有什么？有栎树，有梅树。”毛传注释说：“终南是周地的名山。”《春秋左氏传》说：“荆山、终南山，是九州的险要之地。”杜预注说：“终南山在治平武功县南。”《汉书》说：“太乙山，又叫终南山。”《五经要义》说：“太乙又名终南山，在扶风武功县。”《关中记》说：“终南又名中南，是说它位于天中的南面，处在都城之南。”又说：“终南、太乙方圆三十里以内，都是福地。”《三秦记》说：“太乙山在骊山，向西距离长安二百里，又名地肺山。”《东方朔传》说：“终南山，是天下最大的险阻。山中多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柘以及各种奇异物产。”关于太白山，考《三秦记》说：“太白山在武功县南面，距离长安二百里，不知道有多高。” 俗话说：“武功太白山，距离天有三百里。”《周地图记》说，太白山非常高，山顶常年积雪，没有草木；半山腰的积雪像瀑布一样，便会下大雨，人们常把它作为天气征候。俗语说：“南山瀑布，不是早晨就是晚上。”《水经注》说：“太白山南面连接武功诸山，是其中最秀美杰出的；冬夏都有积雪，远望一片洁白。”吉茂、苏则在战乱时隐居于扶风南面的太白山中。考察太白山、武功山二山在郿县，大概是旧武功县的辖地。如今武功县本地没有这座山。华山，即太华山，如今在华阴县西南。《山海经》说：“华山山系的第一座山叫钱来山，形状像削成的四方之台，高五千仞，宽十里，称为西岳。”向西八十里叫小华山，又向西八十里叫符禺山，又向西六十里叫石脆山，又向西七十里叫英山，又向西五十二里叫竹山，又向西二百里叫浮山，又向西一百五十里叫峙山，又向西一百七十里叫南山，又向西一百八十里叫大峙山，又向西三百二十里叫嶓冢山，又向西三百五十里叫天帝山，向西南三百八十里叫皋涂山，又向西一百八十里叫黄山，又向西二百里叫翠山，又向西二百五十里叫騩山。从钱来山到騩山，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考察华山有三座山峰，中间一峰，东西两峰鼎立，山势盘旋，高峻至极，无法穷尽观览。何景明说：“太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其实是一座山，绵延不断。”太华山在华阴，终南山在长安，太白山在郿县，只是各自按所在地方而有不同的名称罢了。此山的首部枕靠嵩芒，尾部贯通羌蜀，表里环绕秦地关隘，大概说明了这一地域的广大，《三山志》如此记载。《吴越行窝志》【薛章宪】湖南的衡山在洞庭湖之上，那些高耸飞举、挺拔出众的冈峦，共有七十二座山峰。金陵的大江在钟山之下，那些河道曲折、停蓄回旋的水面，共有三十六处陂塘。这些都是古代奇异的景观，大概是山与水彼此映衬、相互成就的缘故，所以历代都极力夸赞，用来向四方炫耀。我常常遗憾自己生长在偏远闭塞之地，动辄相隔数百上千里，只能在心中驰骋想象而已。近来我挥手告别喧嚣烦扰，放情于山丘沟壑，在吴越之间得到两处胜地。在吴地叫聚坞，距离城一舍之远，后面背靠重重屏障，前面面对太湖，可以与杭州、颍州争雄。当地所产杨梅，形状、颜色、味道都特别好，远胜其他地方。倒入筐中拿到市场，人们一看便知道，争相购买，很快卖光，常常可以得到丰厚的财物。湖中有山，计算数量与衡山相等。古人称它们为七十二朵青色芙蓉，因此我在那里建了一座草阁，依着山崖架设，楼阁高出树梢，可以倚靠几案逐一数清，于是命名为七十二峰阁。在越地叫横里，距离城一舍多一点，衡山长六里有余，纵向二十里有余，绵延曲折，陂泽渠塘很多，平坦陆地只占十分之二。居民以种植莲藕和芡实为生，收获所得反而超过种稻麦，价值也比平地庄稼高出一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夏秋交替时，放眼望去全是如织锦绣缎般的景象；人们都划着小船出入其中，敲击船舷、摇动船桨，歌声呼喊彼此应答，竟不觉得自己还处在人间。我筑了三间房屋，用青草盖顶，用泥涂墙，命名为三十六陂馆。陂塘当然不止这些，只是这样命名，是为了记念旧日的交游。每年我有时住在那里教授子弟，有时出门登山，大致各占一半。所谓七十二峰和三十六陂，也就又各分一半。我曾听苏轼说：“山翁不出门，山溪翁常在溪边，不如野翁往来于溪山之间。”我大概可以兼得这三者，于是自称浮休野人，并自我夸耀说：“我幸而生在太平盛世，身体没有疾病，心中没有忧愁，有粮食可以供给日常饮食，有鸡豚可以供奉伏腊祭祀。粗布衣服虽然简陋，姑且可以抵御寒暑；房屋虽然狭小，姑且可以遮蔽风雨。出行没有牵累，停留没有拘束，任性情、顺心意，听任自然、逍遥自得。富贵还是贫贱，长寿还是夭折，都交给造物主，我一点也不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各自请求太仆李公先生题字，悬挂在屋梁上，用来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盛世百姓沐浴恩泽、涵养于至善教化之中，即使是我这样的野人愚民，也能顺应时势、知晓天命，在困顿中获得通达。鸟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游泳，没有一样不是顺遂其生命的。横门上的木头，都题署为“浮休野人家”。如果说我有像登龙断那样的奢侈之心，也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解释的了。《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二十三 （明）贺复征编 ○志八 《永州铁炉步志》【唐·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