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十五

译皇帝说：‘从前大禹勤勉地寻求贤士，恩泽施及四方之外；四极之内，凡是舟车能够到达、人迹能够到达的地方，没有不听到他的命令，以此来辅助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近处的人献出自己的明智，远处的人通达自己的见闻，大家共同努力来辅佐天子，因此大禹能够没有过失，夏朝得以长久兴盛。高皇帝亲自铲除最大的祸害，消除乱局而归于统一，建立英豪为官长，使他们谏诤争辩，辅佐天子弥补缺失，拥护汉朝宗室。依赖上天的神灵和宗庙的福佑，境内得以安定，恩泽施及四夷。如今朕得以掌握天下的正统，继承宗庙的祭祀。朕既没有德行，又不聪明敏锐，不能洞察事理，才智也不能治理天下，这些都是大夫们所清楚知道的。所以朕诏令有关官员、诸侯、三公九卿以及主管郡国的官吏，各自遵循自己的志向，选拔贤良之士：他们要明白国家的大体，通晓人事的始终，并且能够直言极谏；各人都要有人数限额，将用来匡正朕的不足。诸位大夫的品行符合这三条标准，朕十分赞美。因此把大夫们登用到朝廷，亲自告诉他们朕的心意。大夫们应当上陈这三条的要旨，并且长久思考朕的无德、官吏的不公、政令的不畅、百姓的不安这四项缺失，把自己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上可以用来荐祭先帝的宗庙，下可以用来兴起愚民的美好利益，把它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 鼌错回答说：‘臣私下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无不寻求贤才来作为辅佐。因此黄帝得到力牧，成为五帝之首；大禹得到咎繇，成为三王的始祖；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长。如今陛下谈到大禹和高皇帝建立英豪的事，又退而以自己不明智为托辞来求取贤良，这是谦让到了极点。臣私下考察上古流传下来的事迹，像高皇帝建立功业、陛下德行深厚而得到贤能辅佐的事，都已由有关官员阅览，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匮中，经历春秋而流传后世，成为帝王的祖宗，与天地同久。如今臣窋等竟让臣鼌错充任考试之人，实在不符合明诏求贤的本意。臣鼌错出身草野，没有什么见识，冒死进献愚陋的回答说：诏策说‘明白国家的大体’。愚臣私下认为，古代五帝的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臣听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谁能赶得上，因此他们亲自处理政务，处在法宫、明堂之上；一举一动，上与天相配，下顺应大地，中间取得人心，所以众生万物没有不被覆盖的，扎根生长的事物没有不被承载的，光明照耀没有偏私差别。德泽上至飞鸟，下至水虫、草木以及各种生物，全都蒙受恩泽；于是阴阳调和，四时有节，日月光明，风雨按时，膏露降下，五谷成熟，妖孽消灭，邪恶之气止息，百姓不患疫病，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神龙到来，凤凰飞翔，恩泽充满天下，神灵的光辉施及四海。’ 这就是与天地相配、治理国家大体的功业。诏策说：‘通晓人事的始终。’愚臣私下认为，古代三王的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臣听说三王的君臣都贤能，所以共同谋划、互相辅佐，谋求天下安定，无不以人情为根本。人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三王使人民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没有不希望富裕的，三王使人民富足而不困乏；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定的，三王扶持人民而不使他们陷于危险；人情没有不希望安逸的，三王节制使用民力而不使其耗尽。他们制定法令，总是符合人情之后才施行；他们发动民众、役使百姓，也总是以人事为根本然后实行。以推己及人的宽恕来对待别人，对于人情所厌恶的，不强行施加；对于人情所希望的，不加以禁止。因此百姓乐于接受他们的政令，归附他们的德行，仰望他们如同父母，跟随他们如同水流；百姓和睦亲爱，国家安宁，名位没有失坠，恩泽流传到后世。这就是明白人情始终的功业。诏策说：‘直言极谏。’臣私下认为，五霸的臣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臣听说五霸比不上他们的臣子，所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五霸的辅佐者作为臣子，察看自身而不敢欺骗君主，奉行法令而不容许私情，竭尽心力而不敢自夸，遭逢祸患艰难而不躲避死亡，见到贤者而不把自己置于其上，接受俸禄不过其应得的分量，不凭没有才能而占据尊贵显要的职位；自身能够这样做，可以称为方正之士。’ 他们制定法律，不是为了使百姓受苦、伤害众人而设下陷阱，而是用来兴利除害、尊奉君主、安定百姓、平息暴乱。他们施行赏赐，不是无端取用百姓财物、任意赏给别人，而是用来劝勉天下人的忠孝，彰明他们的功劳。所以功劳多的赏赐丰厚，功劳少的赏赐微薄；这样收取百姓的财物来酬报功劳，而百姓并不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赏赐是给予功劳的，心中安定。他们施行刑罚，不是因愤怒而任意诛杀、顺从暴戾的心意，而是用来禁止天下不忠不孝、危害国家的人。所以罪大刑重，罪小刑轻；这样百姓即使伏罪至死也不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罪罚的到来完全是自己招致的。制定法律像这样，可以称为公平正直的官吏。法律有违背民情的地方，就请求修改，不使百姓受伤害；君主施政暴虐，就加以劝止并予以纠正，不使国家受伤害。挽救君主的过失，弥补君主的错误，发扬君主的美德，彰明君主的功业，使君主内无邪僻的行为，外无亏损污秽的名声；侍奉君主能做到这样，可以称为直言极谏之士。这就是五霸能够以德匡正天下、以威力使诸侯端正，功业非常美盛、名声显著光明，天下贤明君主中也有五霸一席之地的原因。五霸自身不如他们的臣子，却能得到直言极谏、弥补自身不足的功劳。如今陛下的人口众多、威武隆盛、德惠深厚，令行禁止的威势远远超过五霸，却赐给愚臣的策问说‘匡正朕的不足’。愚臣哪里足以认识陛下的高明而加以承奉呢？诏策又说‘官吏不公平，政令不畅通，百姓不安宁’。愚臣私下认为，秦朝的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臣听说秦国刚刚兼并天下时，秦主比不上三王，秦臣也比不上三王的辅佐者，可是功业成就并不迟缓，为什么呢？因为地形便利，山川有利，财用充足，百姓以作战为利；它所要兼并的，正是六国。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谋划不能协调，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力，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最为富强。国家富强而邻国混乱，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凭借，因此秦国能够兼并六国，建立天子之位。当时，三王的功业也不能超过它。到了秦朝末途衰败的时候，却任用不肖之人，听信谗言和奸贼；宫室营造过度，嗜欲没有止境，民力耗尽，赋税征敛没有节制；自负奋发而以为自己贤明，群臣恐惧而竞相谄谀；君主骄傲自满、放纵恣肆，不顾祸患，任意赏赐以迎合自己的喜悦，任意诛杀以满足自己的愤怒；法令繁多而惨酷，刑罚暴虐严酷，轻易断绝人的性命，甚至亲自射杀人，使天下寒心，没有人能够安居。

译奸邪的官吏趁着法令混乱，来成就自己的威势；狱官掌管裁断，生杀全由自己任意处置；上下瓦解，各自制定规矩。秦朝刚开始混乱时，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穷低贱的百姓；到了中期，侵害的是富人和官吏之家；到了末期，侵害的则是宗室和大臣。因此亲疏都处于危险之中，内外全都怨恨，百姓离散逃亡，人人都有逃走的念头。陈胜首先倡乱，天下大崩溃，秦朝宗庙断绝、国家灭亡，反而为异姓成就了福业。这就是官吏不公平、政令不畅通、百姓不安宁所造成的祸患。如今陛下配合天地，覆盖滋润万民，断绝秦朝的旧迹，除去秦朝的乱法，亲自抓住根本事务，废除奢靡末务，去掉苛刻、解除烦扰，宽大仁厚、爱护人民，不再使用肉刑，不株连罪人的妻子儿女，不因诽谤而治罪，铸钱者免罪，打通关隘、撤去关塞，不苛虐诸侯，以宾礼对待长老，爱护体恤年少孤儿，给罪人规定刑期，让后宫宫女出嫁，尊崇赏赐孝悌之人，农民不纳租税，明确诏令给军队将帅，爱护士大夫，寻求举荐方正之士，废黜退斥奸邪之人，除去暗中施行、危害百姓的刑罚，诛罚那些使百姓忧劳的人，列侯到京城居住，亲自耕种藉田，节省费用，以百姓为视察对象而不奢侈；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更法令、革除旧弊、使海内安定的事情，数十项大功，都是上古圣王也难以超过的。陛下实行这些治道，纯厚的德行因此更加彰显，天下百姓就有福了。诏策说：‘长久思考朕的无德，’愚臣实在不足以担当这个问题。诏策又说：‘把自己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愚臣私下认为，五帝的贤臣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帝的臣子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五帝便亲自处理政务；三王的君臣都贤能，便共同忧虑政事；五霸比不上他们的臣子，便任用他们、让他们办事。这正是神明不被遗弃、贤圣不被废弃的原因，因此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建立功德。古书传说：‘过去的已经无法赶上，未来的仍然可以等待。能够使自己的时代光明的人，才称得上天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听说，作战不能取胜，就要改变作战的地势；百姓贫穷困苦，就要改变他们的产业。如今凭陛下的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于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已经十六年，但百姓没有更加富裕，盗贼没有减少，边境仍未安定。之所以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处理政务，而只是等待群臣去办。如今执掌政事的大臣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但他们既然不能仰望陛下的清明光辉，就好比五帝的辅佐者。陛下不亲自处理，而等待那些不能仰望清光的臣子，臣私下恐怕这就是神明被遗弃了。一天比一天衰损，一年比一年减少，日月渐渐西斜，盛大的德业来不及遍及天下、传到万世。愚臣不能自行估量身份，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这个愚昧糊涂、出身草野的人冒死进献狂妄的言论，唯愿陛下裁量取舍。贤良第一策【董仲舒】

译制书说：‘朕有幸承受至尊的美德，把它传给无穷的后世，并使恩泽施行没有止境；责任重大，守护的任务也重，因此从早到晚不得安宁。朕长久思考万事的纲领，仍然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广泛延请四方豪杰俊才，由郡国诸侯公正选拔贤良、修身洁行、博学多闻之士，想听取大道的要旨和至高的理论。如今你们大夫卓然成为被举荐者之首，朕十分嘉许。大夫们应当精心思考，朕将垂听而提出问题。朕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改变制度、制作音乐，于是天下和谐融洽，历代君王都遵循这一点。虞舜时代的乐舞，没有比《韶》更盛美的；周代的乐舞，没有比《勺》更盛美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管弦的声音却没有衰微，而大道渐渐残缺，日益衰败，发展到夏桀、商纣那样的行为，王道就彻底败坏了。五百年之间，守持旧法的君主、处在当权位置的士人，想要遵循先王的法度来辅翼他们的时代的人很多，可是仍然不能挽回败局，日渐衰败灭亡，直到后来的君王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持守的操行有时悖谬，因而失去了治道的纲领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能重新挽回，必定要推到极度衰败之后才会停止呢？唉！那些早起晚睡、辛勤不懈、致力于效法上古的人，难道最终又没有补益吗？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的征兆究竟在哪里？灾异的变化又因何而发生？’ 人的性命和本性，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慈，有的鄙陋。朕常听到这些说法，却还没有洞察其中的道理。朕希望教化流行、法令通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变，百姓和谐快乐，政事显明。那么应当怎样修治、怎样整饰，才能使膏露降下，百谷成熟，德泽滋润四海，恩泽到达草木，日月星三光完备，寒暑平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灵助，使德泽洋溢，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众生？大夫们明白先圣的事业，熟悉风俗教化的变化和始终次序，讲论、阐发崇高道义已经很久了。你们应当把这些明白地告诉朕，分别列出条目，不要杂乱，不要合并；从治道中取得答案，谨慎对待答案的出处。如果其中有不正、不直、不忠、不充分之处，因执掌政事而受到曲解，写在奏策中而不要泄露；兴起于朕自身，不要顾虑将来的祸害。大夫们要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董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出有德的言辞，下达明白的诏令，询问天命和人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臣谨按《春秋》，察看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以观察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时，上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示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伤害败亡就到来了。由此可见，天心仁爱君主，希望阻止他的乱政。除非是极度失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它、保全它；事情能否成功，只在于人能不能努力。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知识就会更加明晰；努力实行治道，道德就会日益增长，功业就会大有成就。这些都是可以使国家恢复原状并重新建立成效的事情。《诗》说‘早晚都不懈怠’，《书》说‘努力啊，努力啊’，都说的是勉力而行。道，就是通向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的工具。所以圣王虽然已经去世，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王还没有制作新乐时，就采用先王的乐章中适合当代的，用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实质没有得到，雅乐颂乐就不能形成。因此君王功业成就之后制作音乐，是用来歌颂他的德行。’ 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改变民风容易，教化人心却显著而深刻。所以声音发于和谐，而根本在于人的感情，接触肌肤，藏入骨髓。因此王道虽然渐有残缺，管弦之声却没有衰微。虞舜的时代早已过去很久，但他的音乐颂歌遗留下来的风尚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事混乱、国家危急的君主却很多，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道路也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政事日渐衰败灭亡。周朝的治道衰败于周幽王、周厉王，并不是治道消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思念先王的德行，兴起废弛的政事、弥补残败的弊端，彰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道灿然复兴；诗人赞美它而作诗，上天也保佑它，为它生出贤能的辅佐者，后世称颂直到今天仍未断绝。这是早晚不懈、实行善政所造成的。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来弘扬人。’所以治乱兴废在于自身，并不是天降的命运无法挽回，也不是因为所持守的操行悖谬而失去了治道的纲领。臣听说，上天特别奉戴、使之成为君王的人，一定会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而自然到来的事物，这就是受命的征兆。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像归向父母一样，所以天降祥瑞以回应至诚之心。’ 《书》说：‘白鱼游入周王的船中，有火光降临周王的屋顶，流动而化为乌鸦。’这大概就是受命的征兆。周公说：‘恢复啊，恢复啊。’孔子说：‘德行不会孤立，一定会有邻。’这些都是积善累德的结果。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国势衰微，不能统治管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百姓，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专任刑罚，刑罚施用不当，就产生邪气。邪气在下方积聚，怨恨恶意在上方蓄积；上下不和，阴阳就错乱，妖孽便产生了。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所具有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鄙陋，这是受到陶冶而形成的，不能都纯粹美好。由于治乱有不同的产生原因，所以人的性情也不整齐。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因此尧舜实行德政，百姓就仁慈长寿；桀纣实行暴政，百姓就夭折鄙陋。上面的教化传到下面，下面的人顺从上面的人，就像泥土放在陶轮上，任凭陶工塑造；又像金属放在熔炉中，任凭冶工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归附；发动他们，他们就和谐响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谨按《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出结论在于端正。

译端正之后是王道，王道之后是春。春，是上天所施为的；端正，是君王所施为的。它的意思是：‘上面承接上天的作为，下面用端正来规范自己的作为。’端正，就是王道的开端。既然如此，君王有所作为时，就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开端。天道中最重大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伐，德主生长。因此阳气常常处在盛夏，负责生育、养育和成长；阴气常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而不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出来，向上布施，主持一年的功业；使阴气潜藏在下方，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得不到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生长。最终以阳气完成一年而命名，这是上天的意旨。君王承接天意来处理政事，所以应当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刑罚不能被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被用来完成一年一样。用刑罚治政，不顺合天意，因此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除先王主管德教的官职，而只任用执掌刑法的官吏治理百姓，岂不是专任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先教化就加以诛杀，叫作暴虐。’把暴虐的政事施用于下，却想使德教遍及四海，所以难以成功。臣谨按《春秋》，其中有所谓‘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由此开始的根本；‘元’，是言辞中所说的伟大。把‘一’称为‘元’，是考察伟大的开端，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文字的意义，却反过来从尊贵自身开始。所以作为人君，应当端正自己的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端正，也就没有邪气奸邪能够夹杂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群生和谐，万物繁殖，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蒙受润泽而极其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而都来称臣。各种福瑞之物、能够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自叹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身份卑贱，不能使它们到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拥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士人，可以称为有义的君主。然而天地还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全都是因为教化没有树立，万民没有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如果不用教化筑堤防堵，就不能阻止。’ 因此，教化树立而奸邪都能止息，是因为堤防完好；教化废弃而奸邪一齐出现，刑罚不能完全制止，是因为堤防已经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南而治理天下，无不把教化当作最重要的事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施教；设置庠序，在地方教化；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人们不触犯禁令，是因为教化流行、风俗美好。圣王继承乱世之后，扫除乱世的痕迹，把它们全部除去，重新修明教化并大力兴起。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违背治道而失去天下；秦朝继承其后，不但不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加强对文学的禁制，不许民间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礼义，企图彻底消灭先圣之道，专门实行任意放纵、苟且简略的统治，所以秦立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以乱救乱、使天下百姓遭受巨大败坏的；它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使风俗浅薄邪恶，人民顽劣粗鄙，抵触冒犯而特别强悍，谁能像秦这样败坏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 如今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就像朽木、粪土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法令一出，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欺诈就兴起；这好比用热汤来制止沸腾，抱着柴草去救火，只会更加严重而没有益处。臣私下把它比作琴瑟失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琴弦、重新调整，才可以弹奏。施政而不能实行，严重时也一定要改变并改革教化，才可以治理。应当重新调整却不调整，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调好；应当改革教化却不改革，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把国家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也不能做到。不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改革教化时却不改革。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水边羡慕鱼儿，不如回去结网。’如今临政而希望得到良好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去改革教化。改革教化，就可以善治；善治，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说：‘使人民和善，使贤人和善，接受上天赐予的福禄。’施政而使百姓得到适宜安宁的生活，本来就应当承受上天的福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君王应当修明整饰的。五常修明整饰，所以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灵助，德泽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众生。第二策【董仲舒】

译制书说：‘朕听说虞舜时代，在岩廊之上游息，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却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空闲吃饭，天下也同样得到治理。帝王的治道，难道不是条理相同、贯通一致的吗？为什么有安逸和劳苦的不同呢？大概节俭的君主不制造黑黄旗帜等装饰。到了周朝，设置两座观阙，乘坐大路车，使用朱干玉戚，在庭院中陈列八佾舞，于是颂歌兴起。帝王的治道，难道宗旨不同吗？’有人说：‘美玉不必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不能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不同。殷人使用五刑来督责奸邪，伤害肌肤来惩罚罪恶；周成王、周康王大力遵循这种制度，四十多年间天下没有人触犯，监狱空虚。秦国采用这种办法，死者很多，受刑者接连不断，民力耗尽，真是令人悲哀！唉！朕早晨醒来、天未亮就起身，只想到前代帝王的法则；长久思考怎样奉承至尊、彰明宏大功业，都在于重视农业根本、任用贤能。如今朕亲自耕种藉田，作为农民的表率，劝勉孝悌，尊崇有德之人，使者车马相望，询问民众的勤劳，抚恤孤独之人，竭尽心思、穷尽精力，但功业和美德从未说已经取得。如今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众生很少能够顺遂，百姓尚未得到救助，廉耻混乱，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尚未能辨明真伪。’ 所以朕详细地延请特意起用的士人，希望或许能够有所收获。如今你们这些等待诏命的大夫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世务却未能解决，有的考察上古而与今天不同，有的考察当今却难以施行，难道不是被拘束在文辞和旧说之中，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吗？还是因为你们所遵循的是不同的治术，所听闻的是不同的见解呢？你们都应当把自己的意见详尽地写在篇章中，不要忌讳有关官员，明确说明大旨，切实地加以研讨，以符合朕的心意。董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尧接受天命时，把天下当作忧患来担当，并不把帝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作乱的臣子，努力寻求贤人圣人，因此得到了舜、禹、稷、卨、咎繇。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士分掌职务，教化大为推行，天下和谐融洽，百姓都安定，仁爱、安乐、情谊各得其宜，举止行动符合礼法，从容而合乎中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德才能形成。’说的就是这个。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出，禅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没有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是归附舜。舜知道无法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任用禹为宰相，凭借尧留下的辅佐之臣，继承尧的统业，因此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获得治理。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了，又尽善尽美。’说的就是这个。至于殷纣王，违逆天道，残暴地对待万物，杀戮贤能和有智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却隐居不肯做臣子。守职的官员都奔走逃亡，逃入河海之滨。天下耗损混乱，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离开殷而归附周。周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招用贤人圣人，因此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到朝廷，爱护施恩于百姓，天下便归附了他。” “所以太公从海滨出仕，立即成为三公。在这个时候，纣王仍居上位，尊卑秩序混乱，百姓流散逃亡，所以文王悲痛，想使他们安定下来，因此每天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空闲吃饭。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并以王道统摄万事，其中显现了‘素王’的文德。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条理本来相同，而劳苦与安逸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尽美了，却没有尽善。’说的就是这个。我听说礼制、制度、文采以及黑黄等服饰的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劝勉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说受命之初，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定历法的正朔、变更服色，这是为了顺应天命。这样看来，宫室、旌旗的制度，也都是有法度依据而制定的。所以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俭朴就会固陋；俭朴并不是圣人所定的中正制度。’我听说美玉不用雕琢，是因为质地润泽美好，不需要刻琢；这与达巷党的居民不学习却自然知晓，没什么不同。然而普通的玉石若不雕琢，就不能形成纹彩；君子若不学习，就不能成就德行。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时就让他们入学学习，成年后按才能安排职位，以爵禄供养他们的德行，以刑罚威慑他们的恶行，因此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上级为可耻。” “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暴作乱者；周公制定礼乐，用来使这些事业具有文德。到了成王、康王盛治的时期，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广泛流行的结果，并不只是使人的肌肤免受伤害的功效。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术，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凶狠作为风俗。”秦朝没有用文德教导天下，只追究罪名而不考察实际；行善的人未必能够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空话虚辞，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有背叛上级的思想，制造虚伪，掩饰欺诈，趋逐利益而不知羞耻。秦朝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使百姓流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织的事业，群盗一同兴起。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能止息，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个。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顺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尽量发挥群臣的智慧，穷尽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光明显著，施行到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万里之外的异域，都悦服于德、归附于义，这是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功德还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因为王者之心还没有真正施及他们。” “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把心意加进去罢了。’希望陛下依据所听闻的道理，内心存有真诚，并把它付诸实行，这样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藉田，作为农事的先导；早早醒来，清晨起身，忧劳于万民，思考往古，并努力求取贤才，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至今还没有说已经获得贤才，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磨炼。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有纹彩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设立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聚集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以一郡一国的人数，却找不到能够应答善于书写之人的士人，这说明王道常常中断。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教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核询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之才就应当可以获得了。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所承担的是承接皇上的教化并向下宣扬。因此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意就不能宣达，恩泽就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向下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之徒相互勾结，贫穷者、孤弱者含冤受苦，失去职业，这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灾气充塞，众生少有顺遂，百姓还未得到救济，都是长吏不明达而导致的。”

译“长吏大多出身于郎中、中郎吏以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用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贤能。况且古人所谓功劳，是以任官后称职与否来区分，并不是所谓任职日子长短。因此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脱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这样，有关官员便会竭尽力量和智慧，专心治理职事以求取得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子一长便取得尊贵，任职时间一久便得到官位。因此廉耻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无法辨得真实情况。臣愚以为，应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分别选取所属吏民中的贤者，每年各推荐二人，供给宫廷宿卫，同时也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是贤者就给予奖赏，所推荐的是不肖者就给予惩罚。这样，诸侯、郡守和二千石的属吏都会尽心寻找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若能遍得天下贤人，三王的盛治便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任职年月作为功劳，应当把实际考察贤能作为最高标准；按照才干授予官职，记录德行而确定职位，那么廉耻之人与无廉耻之人就会各走不同道路，贤者与不肖者就会处在不同位置。愿陛下施加恩惠，宽恕臣的罪过，不要被文法牵制，使臣得以切磋研究此事。臣岂敢不竭尽愚见。” 第三策【董仲舒】皇帝制书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今日得到验证。所以朕向你询问天人感应的道理：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夏桀、殷纣，国家逐渐衰微、灭亡，逐渐显明、昌盛的道理。朕虚心准备改正。你精通阴阳生成变化的原因，熟习先圣的道业，可是文章条理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世事务迷惑了吗？条理还没有穷尽，纲纪还没有说完，难道是认为朕不明察，还是听起来像受到眩惑？三王教化所取法的根本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能改变的才是道，这种看法难道另有意义吗？如今你已经说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端绪，还请把它完全探究清楚，哪一种道理应当恢复、反复申明？《诗经》不是说过：‘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察你们，将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你这位大夫一定要充分阐明它。” 董仲舒再次回答说：“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特别留意于承受学业的臣子，又下达明白的策书，来切实探究臣的心意，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先前所陈述的条理没有穷尽，纲纪没有说完，文辞没有完备，区分不够明白，指意不够清楚，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书说：“善于谈论天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今日得到验证。”臣回答说：“我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差别；安排日月风雨使它们调和，运行阴阳寒暑使万物生成。所以圣人取法于天而建立道，也广泛施爱而没有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爱以厚待万物，设立义理、建立礼制以引导万民。春天，是天用来生长万物的；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天，是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行，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降，是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罪恶的。由此说来，天人感应的征验，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推求天道，向下考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今日。因此《春秋》所讥刺的，便有灾害加以应验；《春秋》所憎恶的，便有怪异降临作为反应。” “《春秋》记载国家的过错，也兼记灾异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的行为达到美善或邪恶的极致，就会同天地流通往来，彼此感应。这也是说明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掌管教训的官职，致力于用德行和善政教化百姓；百姓受到充分教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如今这种制度被废弃而不修明，不能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仁义而死守财利，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之内的讼狱以万千计数。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可不采用。因此《春秋》对改变古制的行为加以讥刺。上天的命令叫作天命，天命若没有圣人就不能实行；质朴本真的状态叫作本性，本性若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感，情感若没有法度制度就不能节制。因此，王者对上要谨慎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要努力彰明教化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明这三件事，大根本就建立起来了。人从天那里接受禀赋，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会聚相遇时又有尊老爱幼的施与，光彩鲜明地以文礼相交接，欢悦和乐地以恩爱相亲，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地方。天生五谷供人食用，桑麻供人穿衣，六畜供人养育；人又驾驭牛马，圈养豹、囚禁虎，这就是人得到上天的灵性而比万物尊贵的表现。” “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能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才能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于善行；安于善行，然后才能乐于遵循道理；乐于遵循道理，然后才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策书说：‘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夏桀、殷纣，国家逐渐衰微灭亡，逐渐显明昌盛的道理。’朕虚心准备改正。臣听说，众多小事可以积成大事，积累微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由暗昧达到光明、由微小达到显著的。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并不是一日之间显赫起来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发出，就不能堵塞；行为从自身表现出来，就不能掩藏。言语和行为，是治理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所以不忽视细小之处，终能成就大事；谨慎对待微小之处，最终就会显著。《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小心谨慎。’所以尧战战兢兢，每天实行他的正道；舜勤勉不懈，每天增进他的孝行。善行积累起来，名声就显著；德行彰明起来，自身就尊贵，这就是逐渐显明、逐渐昌盛的道理。善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白昼逐渐增长，人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火逐渐熔化油脂，人却看不见。” “如果不是明白人的情性、观察世俗的流变，又有谁能够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好名声，而夏桀、殷纣值得悲悼和警惧的原因。善恶相互跟随，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响应声音一样。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贼害之臣，贤能有智之士隐伏不出，恶行日益显现，国家日益混乱；他们还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高悬天空，最终却逐渐衰败而彻底崩溃。暴虐悖逆、不行仁义的人，并不是一日之间灭亡，也是逐渐发展到那个地步的。所以桀纣虽然丧失王道，仍然享有国运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理。策书说：‘三王教化所取法的根本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能改变的才是道，这种看法难道另有意义吗？’臣听说，使人快乐却不混乱，反复实行却不使人厌倦的，叫作道。道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出现弊病，是因为偏离了道。先王之道必然有偏颇而不能充分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时昏暗而不能推行，只要举出其中偏颇的地方来补救弊病罢了。三王所取法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救治过度、扶助衰败，是所遭遇的变化使然。所以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天下得到治理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只是改定正朔、变更服色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都遵循尧的道路，何必再改变呢？’因此王者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

译“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所继承的弊病不同，应当分别采用这些原则。孔子说：‘殷承袭夏代的礼制，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代的礼制，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代的，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这说的是历代帝王的施政，都采用这三种原则。夏代承袭虞代，却唯独没有说它减损、增益了什么，是因为两者的道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最大本源出于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承受而共同守护同一道，并没有救治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减损、增益了什么。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所遵循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所遵循的道就要改变。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代的文饰，致力采用夏代的忠厚。陛下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善的道术，怜悯世俗日益浮薄，哀悼王道不能彰明，所以选拔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并加以考问，准备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昧而不肖，只是叙述所听闻的、诵习所学到的，传述老师的话，勉强做到不失其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增减，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仲舒所能胜任的。” “然而臣私下还有一件疑惑：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样都是这个天下。古代能够实现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发布命令也能实行，不设禁令也能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润及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麒麟来游。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究竟在哪些地方错乱，以至于衰败成这样？难道是古代的道有所丧失吗？难道是违背了天的道理吗？试着考察古代，再回归天道，或许可以看出原因。天也有所分别给予：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了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这就是说，已经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靠劳力谋生，不从事末业，这也就是得到大的便不能再取得小利，和天意相同。已经得到大的利益，又要取得小利，天都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总是喧嚣不安、好像不满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处在高位，家庭温暖而享受丰厚俸禄，却凭借富贵所带来的资财和力量，在下层同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因此他们增加奴婢，增多牛羊，扩大田宅，扩充产业，积蓄堆积的财物，专心于此而不停止，因而逼迫百姓，使百姓日益削减、月月贫困，逐渐陷入极度穷困。” “富人奢侈过度，贫人穷困急迫、忧愁痛苦；贫困急迫而忧愁痛苦，上面又不救济，百姓就不愿意活下去。百姓既然不愿活着，尚且不会躲避死亡，又怎么能够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日益增多、奸邪不可胜数的原因。所以接受俸禄的人，只应享用俸禄，不要同百姓争夺行业和利益；这样之后利益才能平均分布，百姓才能家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太古的道理，是天子应当取法制定为制度、大夫应当遵循实行的原则。所以公仪子担任鲁国相时，发现家里有人织帛，便发怒把妻子赶了出去；他在舍中吃饭而吃葵菜，又生气地把葵菜拔掉，说：‘我已经享受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女的利益吗？’古代处在官位上的贤人君子，全都是这样。因此下民敬仰他们的高位而听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品行的感化，便不再贪婪鄙陋。到了周室衰落之时，卿大夫轻视义理而急于逐利，没有了推让的风气，反而有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痛恨并讽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啊，只有岩石高耸。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在仰望你。你喜好义，百姓就趋向仁爱，风俗就会善良；你喜好利，百姓就喜好邪行，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民观察、仿效的对象，也是远方之人从四面八方仰望归附的对象。” “近处的人看见了就仿效，远处的人仰望着就效法，怎么可以处在贤人的职位上，却做庶民所做的事情呢？惶惶不安地追求财利，常常害怕缺乏，这是庶民的心意；惶惶不安地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意。《易经》说：‘背负东西又乘车，招来盗寇。’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庶民的事情，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就实行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担任鲁相时的做法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春秋》推重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师承各有不同，道术各有不同，百家各持一方，指意不一致，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改变，下面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范围、不属于孔子学术的，都应断绝其道，不让它们与正道一同并进；等邪僻的学说消灭止息之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彰明，百姓也就知道应当遵从什么了。” 贤良策对【公孙弘】

译制书说：“我听说上古政治最完善的时候，只是画衣冠上的图案、区别服饰的等级，百姓就不犯法；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繁殖；甘露降下，风雨按时，嘉禾生长，朱草出现；山林不荒秃，湖泽不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沼泽，龟、龙游于池沼；黄河、洛水出现图书，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兄长不会为弟弟哭泣。北方直至渠捜，南方安抚交址；凡船车能够到达、人迹能够到达的地方，以及一切用足行走、用口呼吸的生物，都各得其所。我对此非常赞美。如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诸位大夫研习先圣的学术，明白君臣的道义，讲论通达、见闻广博，在当世享有声誉，我冒昧问诸位大夫：天人之道以什么为本源？吉凶的应验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禹、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其过失由何而来？仁、义、礼、智这四者应当怎样施行？承继统绪、传垂事业，万物和鬼神的变化，以及天命的征兆，国家的废兴究竟如何？天文、地理和人事的纲纪，诸位大夫都已学习，请尽意正直地议论，详细写明你们的回答，记录在篇章中。我将亲自阅览，一点也不会有所隐瞒。” 臣听说上古尧、舜的时候，不看重爵位和赏赐，百姓却勉励行善；不重视刑罚，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亲自以正道率领百姓，百姓便信服他。末世看重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勉励行善；刑罚严酷、惩罚沉重，奸邪却不能止息，这是因为君主自身不正，百姓不信任他。厚赏重刑，还不足以劝善禁非，关键只在于取得百姓的信任罢了。因此，根据才能任用官员，职务分明，政事就能治理；去除无用的言论，事情的真实情况就能显现；不制造无用的器物，赋税征敛就会减少；不侵夺百姓的农时，不妨害百姓的劳力，百姓就会富足。有德的人进用，无德的人退职，朝廷就尊贵；有功的人升迁，无功的人降退，群臣就会谨慎退让。处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能止息；赏赐与贤能相称，臣下就会受到劝勉。这八项，都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所以百姓，给他们事业，他们就不争斗；治理得当，他们就不怨恨；以礼待他们，他们就不暴乱；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以上这些，是统治天下者最急迫的事情。因此，法令不背离义，百姓就会服从而不离散；和谐不背离礼，百姓就会亲近而不暴乱。所以法律所惩罚的，正是义所排斥的；和谐所奖赏的，正是礼所取用的。礼义，是百姓所服从的；赏罚再顺应礼义，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了。所以只画衣冠、区别服饰，百姓便不犯法，是因为这种治理之道一向在实行。” 臣听说，气息相同就会相互趋从，声音相近就会相互应和。如今君主在上面使德行和谐，百姓在下面和睦融合，所以心和谐，气就和谐；气和谐，形体就和谐；形体和谐，声音就和谐；声音和谐，天地的和谐就会相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繁殖，嘉禾生长，朱草出现，山林不荒秃，湖泽不干涸，这就是和谐的极致。所以形体和谐就没有疾病，没有疾病就不会夭折，因此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兄长不会为弟弟哭泣。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相并，那么麒麟、凤凰就会来到，龟、龙就会出现在郊野，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远方的君主无不喜悦于义，奉献玉帛前来朝见，这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宜，礼就是所践履的规范，智就是谋略的根源。使人获得利益、除去祸害，兼爱众人而没有私心，叫作仁；明辨是非，确定可行与不可行，叫作义；进退有一定的尺度，尊卑有明确的分别，叫作礼；能够专断生杀之权，疏通闭塞的道路，权衡轻重的法则，研究得失的道理，使远近各处的实情和虚伪都必定能被君主看见，叫作术。这四项，都是治理的根本、道的作用，全都应当施行，不可废弃。掌握了它们的要领，天下就会安乐，法律虽设立却不必使用；不掌握这些方法，君主就会被蒙蔽于上，官府就会混乱于下。这就是政事的实情，也是承继统绪、传垂事业的根本。” 臣听说，尧遭遇洪水，便派禹治理它，却没有听说禹造成了水灾。至于汤时的旱灾，则是夏桀遗留下来的祸害。桀、纣行恶，受到上天的惩罚；禹、汤积累德行，因而在天下称王。由此看来，天的德行是无私的，亲近并顺从它，和谐就会产生；违逆它，祸害就会发生，这就是天文、地理和人事的纲纪。臣公孙弘愚昧无知，不足以奉答这项重大诏问。”},{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六。明代贺复征编。制策二。回答举荐贤良方正的策问〔汉代申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