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

译. . . 如今勾践又加重了灾祸，无所作为的草野之人，怎么敢忘记君王的大德，却还想着边境上的小小怨恨，再次加重自己对您的罪过？勾践带着两三个家臣，亲自承担重大罪责，在边境叩头请罪。如今君王不察，盛怒之下连接军队，将要残害攻伐越国。越国本来就是向您进贡的属邑，君王不必用鞭子指使它，却辱没您的军士，让他们充当盗寇般的使者来发令。勾践请求订立盟约：送一名嫡长女，执掌簸箕扫帚，作为王公的妾媵；送一名嫡长男，捧着盘和匜，跟随侍御之人；春秋两季的贡品不断送到王府。天王难道会屈尊裁决这些事吗？这也不过是征取诸侯常礼罢了。谨让下臣把话说尽，唯请天王亲自权衡利害、度量是否合宜。” 吴王夫差于是告诉大夫们说：“我将对齐国施行远大的谋划，也就是想攻打齐国。我打算答应越国求和，不违背我的心意。如果越国已经改过，我还要求什么呢？如果它不改，我返回时再整顿军队攻打它。”申胥进谏说：“不可以答应。越国并不是真心忠诚、喜爱吴国，也不是害怕我国甲兵强大。大夫文种勇敢而善于谋略，将要反过来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实现自己的意图。他本来知道君王崇尚威势、喜好争胜，所以故意把言辞说得委婉谦卑，以顺从放纵君王的心意，使您沉溺于诸夏各国的享乐而自取伤害。等到我国甲兵疲敝，百姓离散，日益憔悴，然后再承受我们的残余。越王喜好信用而爱护百姓，四方之民都会归附他，年成按时成熟；等到它一天天强盛，逼近我国，仍然可以作战。小蛇不及时摧毁，等它长成大蛇又能怎么办呢？”吴王说：“大夫为什么把越国看得太强盛？越国哪里足以成为大患？如果没有越国，我又凭什么在春秋两季向军士炫耀武力呢？”于是答应了越国的求和。臣按：三代帝王的军队，始终只遵循仁义而已，从来没有欺诈诡谲的谋略。周室衰微以后，敌国相互吞并，于是舍弃仁义，使用诈谋，以求一时胜利。当吴国攻打越国时，越国想出兵抵抗，大夫文种认为不必交战，不如委婉谦卑地陈述言辞，向吴国求和。所谓求和，就是后世所说的讲和。我们的言辞既卑下又屈服，吴人一定高兴，就会答应我们的求和，那么我们的事情便成功了。于是勾践听从他的意见，派大夫诸稽郢求和。把吴王称为君王、天王，是为了激发吴王骄傲的心；说亲自承担重大罪责、在边境叩头，是为了消除吴王愤怒的心；让自己的女儿执掌簸箕扫帚，让儿子捧盘匜侍奉，用臣妾的礼节自处，把自己说成进贡的属邑，是为了打动吴王欢喜的心。所以即使夫差强悍，一听到这些话，果然认为越国容易对付，便答应了求和。伍子胥的进谏好啊，他说：越国并不是真心忠诚喜爱吴国，也不是害怕我国甲兵强盛；大夫文种勇敢而善于谋略，将要反过来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把言辞说得委婉谦卑，以顺从放纵君王的心意。唉！像伍子胥这样的人，可以说真正了解敌国的情况了。”}], 大概吴国有伍子胥，越国有文种，都是谋臣、智士。只有谋臣能够察知敌人的谋略，只有智士能够了解敌人的智慧。假如夫差听从伍子胥的劝谏，谨慎地做好防备，即使有百个越国，又能把吴国怎么样呢？只是夫差被越国卑下的言辞诱骗，把越国置于防备考虑之外，正要攻伐齐国、会合晋国，在北方争夺霸权。还没过多久，越国就攻入吴国了。卑下言辞能够误导人，竟到了这种地步。此后继承这种遗留的智谋，哪个时代没有呢？就中原而言，如同韩、魏合力攻灭智伯；就夷狄而言，如同冒顿灭掉东胡，都是使用使对方骄傲的策略。所以说：开始时像处女，敌人便打开门户；后来像脱逃的兔子，敌人来不及抵抗。这是兵家秘密的谋略，百试百中。我看女真在海岛崛起，吞并辽人、凌辱我国，大体上都是借“和”这个字作为误导敌人的资本，甚至军队已经登上城墙，还不停地口称议和；这正是靖康年间的事情留下无穷悔恨的原因。女真的先世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如今它的后裔又因此受骗。蒙古方面，我听说蒙古攻取西夏、攻取金国，也都是先派遣议和使者，随后派出侵伐的军队，没有谁不落入这种计谋之中。唉！敌情多诈，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译那样一个突然崛起的强敌，骤然在各国得志，骄横傲慢、放肆无忌，本来就是其真实情态；可是我国小行人到达那里时，他们的国君接见他，神情温和，言语和悦，脸色如同斟酒慰劳他一样。我怎么会得到他们这样的对待呢？回访的使者很快到来，没有索取要求的言辞，反而有恭敬顺从的礼节，又怎么会得到他们这样的对待呢？襄汉地区的使者还没有回来，两淮的王师已经出动，夺取了他们的三座都城，占据了他们的各个郡，他们却从未有过责问的言辞。我们既已出兵，他们本应断绝交往，可王檝来到时却仍然和平常一样。我们既已攻打他们，他们本应对我们愤怒，可东门一战为什么没有报复？[此处“□物”字样有疑误]的警报，他们本应严密保守秘密，却反而公开谈说，不怕我们探知实情。征讨回回时，他们本应隐瞒避讳，却轻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不担心我们乘他们的空隙。这一切又怎么会得到他们这样的对待呢？难道他们是忠心爱护我吗？还是害怕我军兵器强盛吗？他们也有像文种那样的臣子，要把我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吗？这是不能不察知的。先派议和使者，随后派征伐军队，这种做法他们已经对两个国家施行过了，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想对我国施行呢？这尤其不能不防备。甘美的言辞，是把刀锋藏在糖蜜之中；卑下的礼貌，是在大道上设置陷阱；收拢军队远远退去，是猛禽将要扑击的姿态；把土地让给别人而不争夺，是用香饵诱鱼的办法。恭请圣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大臣，共同赶快谋划此事；不要以三代的仁义去期待他们，却用末世的欺诈去揣度他们。应当大力做好防备，使天下处于安定，不要受他们欺骗，以免给千百年留下悔恨，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旧事【真德秀】《资治通鉴·唐德宗纪》记载：当初，安史之乱以后几年间，天下户口十成中亡失了八九成，州县大多被藩镇占据，贡赋不能送入朝廷，府库耗尽；中原多有变故，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各处都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费用无法计算，全都依赖刘晏筹办。刘晏认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会扩大，所以他治理财政总是把养民放在首位。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每月把州县雨雪、丰收歉收的情况报给使司；丰收时就提高价格买入粮食，歉收时就降低价格卖出粮食；有时用粮食交换杂货来供官府使用，等到丰收之处再卖掉。知院官刚发现歉收的苗头，就预先申报到某月应当减免多少，到某月应当救助多少；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上奏实行，及时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来不失时机，不等到他们困顿破产、流亡、饿死以后才赈济。因此百姓能够安定地从事本业，户口日益繁盛。刘晏刚任转运使时，天下登记的户数不过二百万，到他晚年已有三百多万；起初每年收入的财赋不过四百万缗，晚年则达到一千多万缗。我从太学诸生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有德行才会有人才，有人才才会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物，有财物才会有用处。德行是根本，财物是末节。把根本置于外，把末节放在内，便会争夺百姓、施行掠夺；所以财物聚集，百姓就离散，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聚集。”从古到今，从没有人心丧失而财物仍可依靠的，也从没有不体恤百姓却能够使财物丰厚的。圣贤的话，明亮如星辰日月，万世不能改变。刘晏在唐朝，虽然还不足以完全谈论这个道理，但尚且知道养民是理财的根本，财物的出入、收聚和散发也都有方法。年成丰收、谷价低，就会损害农民，所以一定提高价格买入；年成歉收、谷价高，就会损害百姓，所以一定降低价格卖出。灾荒刚出现征兆，就预先赈济抚恤；所用物资虽然有限，救济的人却很多。因此百姓生活安定、安于本业，户口日益繁盛，每年收入的赋税达到原来的数倍。刘晏不过凭一个有司的身份，粗略懂得财用的本末，尚且能取得这样的利益，何况治理天下的人，如果真能通晓《大学》所说的生财之道，一心致力于修德以养民，其功效哪里能计算得尽呢？我看近世所谓善于理财的人，对此多么昏昧啊！百姓已经困苦不堪，科征搜刮却日益兴盛，他们不知道皮将要剥尽，毛又附着在哪里呢？他们制造新奇巧法来笼络愚民，只求侥幸取得加倍的收入，却不知道“早晨四个、晚上三个”这种做法其实毫无益处。孟子说：“我能够替君主聚敛财物，实际上只是使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代所谓的民贼。把刘晏的办法与孟子的话相比较，已经不免成为圣贤的罪人了；而如今的有司，又是刘晏的罪人。只有圣明的君主和忠诚有智慧的大臣，赶快思考根本，改变谋划，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旧事【真德秀】

译《高宗日历》记载：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日，宰执进呈政事。接着皇上说：“太史上奏说，长期阴天，淫雨不停，按占卜这是阴气盛大、下面有阴谋。淫雨，是人怨所造成的。早晚天气稍微寒冷，是天道不顺，寒阴反常失节。我看《晋史·天文志》，详细说到这类征验，恐怕不能失察，以致招来天变。” 我听说灾异是天地对人的警戒。古代先哲明王严肃地自我警省，所以遇到灾异，常认为是人事招来的。后世君主喜欢替自己开脱，所以遇到灾异，常认为只是天命偶然如此。治乱存亡的区别，没有不以此为基础的。恭敬地思考，高宗皇帝勤劳恭俭，继承并开创中兴，忧虑怜悯百姓，努力实行仁政；考察当时的情况，没有看见什么缺失，可是对长期阴雨的变化仍然警惕地自我反省，立即认为是百姓怨恨造成的。圣言伟大，可以说深知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了。我私下观察，春夏以来淫雨过度，都城之内，平民失去职业；京城附近各县，山体崩裂，水势涌出，陷没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仰望陛下，敬畏上天、尊重百姓，无愧于前代圣人，本来应当有特别的祥瑞异象，史书不断记载才是；可是上天谴责告诫却反复而来，竟然同事实相违背，这是为什么呢？我伏地思考，这大概是官吏苛刻急迫、百姓怨恨叹息造成的。朝廷设置官职、任用官吏，都是为了百姓；修改法律、变更命令，也都是为了百姓。可是如今作为地方长官的人，能够宣扬德意、勤勉体恤民间疾苦的，为什么这样少；依仗势力作威作福、倚仗法令削弱百姓的，却为什么这样纷纷出现呢？他们假借推行提举楮币的命令，向普通百姓摊派征收；借着抑制兼并的名义，破坏富裕人家；限期催办比星火还急，争夺利益竟细到锥刀。于是搜刮聚敛兴起，百姓开始怨恨了。不追究告发之事的虚实，却大肆株连；不查明罪犯情节的轻重，却一律拘捕登记；甚至父子含冤，接连投井而死，祖坟有什么罪，也一并没收给县官。于是刑罚杀戮增多，百姓开始怨恨了。上天与人本来同一气息，所以有一个无罪妇人受冤，就会造成赤地千里的灾害；何况百姓像这样哀号，上天难道不会因此震动吗？我希望陛下把昊天极其明察的道理看作不可忽视，把皇祖的训诫看作不可忘记，每天同辅弼大臣讲求宽大广博的政务，赶快下达明确诏令，告诫有司，免除繁重苛细的负担，使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做了，如果灾害仍不消除、嘉祥仍不应验，那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我不胜恳切忧惧。《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 （明）贺复征编 ○说书 徐师曾说：“考察‘说书’这种文体，是儒臣进讲时所用的言辞。君主喜好学习，就阅读经史，儒臣于是进献并讲说其中的意义，这叫作说书。只有苏文忠公文集中有几篇《迩英进读》，而《文鉴》把它们取来作为说书一类。如今的经筵进讲，也有讲章，开头列出训诂，接着陈述大义，最后以规劝讽谏结束。为了让人容易明白，所以篇首大多使用俗语，同这里所收的作品相差非常远。” 问“大夫无遂事”【宋苏轼】答：《春秋》这部书中对“遂”的记载是同一个字，但其中有善有恶。君子只需考察它在当时的实际情况罢了。利害产生于一时，却要在千里之外加以处置。在这种时候不擅自行动，君子认为这是拘泥固执：向上不足以有利于国家，向下不足以有利于百姓，可以先回报命令，然后再请求。在这种时候擅自行动，君子认为这是专断。专断本来应当贬斥，但拘泥固执也同样应当讥刺。所以说，《春秋》记载“遂”虽然只有一个字，其中却有善恶；君子只需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子结把陈国人的妇女送到鄄地作陪嫁，便接着同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陪嫁女子本来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有擅自办理后续事务的行为。”既说大夫没有擅自办理后续事务，为什么这里说“遂”？大夫出了国境，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便可以专断办理。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公羊传》也说：“大夫没有擅自办理后续事务，这里为什么说‘遂’？”因为公子不是执掌政务的人。同样记载一个“遂”字，善恶却相差如此遥远，难道可以不察考实际情况吗？《春秋》是后世用来学习做臣子法则的书。如果说“遂”字不应讥刺，我担心后世做臣子的会流于专断；如果说凡是“遂”字都应讥刺，我又担心后世做臣子的会拘泥固执。所以说，只要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罢了。西汉的法律有矫诏之罪，当时的名臣都引用这一原则作为依据。像汲黯开仓赈济饥民，陈汤发兵诛杀郅支，这类事情可以专断办理；否则便会获罪于《春秋》。谨此回答进讲。汉高祖赦免季布，唐高祖宽宥屈突通，没有降罪于高祖【苏轼】苏轼认为：汉高祖、唐高祖，都是开创基业的贤明君主；季布、屈突通，都是一时的刚烈丈夫。正因为是刚烈丈夫，所以能够以身殉主，至死不改；正因为是贤明君主，所以能够推行至公之心，不因个人怨恨杀害士人。这可以作为万世君臣的法则。狄山论匈奴和亲【苏轼】苏轼谨慎考察：汉代制度中，博士的俸禄等级都只是六百石罢了。然而朝廷有大事，一定让他们同丞相、御史、九卿、列侯一起讨论可否。大概是亲近儒臣、尊重经术，不因为官职低微就废弃他们的言论。所以狄山能够在皇帝面前同张汤争论，这对臣子来说是极难的事，却是君主所希望听到的。应当用温和的脸色接纳他们，用虚心来接受他们的意见，还担心他们不敢说话；何况像汉武帝那样变脸发怒，竟把人置于死地呢？所以张汤掌权，竟使天下盗贼达到一半，汉朝几乎因此动乱。这大概就是从不能容纳狄山开始的。颜真卿守平原以抵抗安禄山【苏轼】苏轼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不分内朝外任、职位轻重，所以即使汉宣帝急于求贤，萧望之很得君主信任，也还要轮番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然后才大加任用。这不只是为了让人才经过历练，也是为了维持四方、内外均衡的形势。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重视内任、轻视外任，当时的公卿名臣不是因获罪受责，便不会出任郡守；即使担任藩镇的将帅，也自认为不如寺监中的属官，因此郡县大多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安禄山叛乱时，河北二十四郡一朝投降贼军，只有颜真卿坚持抵抗，而唐明皇起初竟不认识他。这就是重视内任、轻视外任的弊病，可以作为鉴戒。《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三 （明）贺复征编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