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三

译我与您蒙受累世的和睦，承继祖先的盟约，感情如同兄弟，情义深厚如同交契；忧患祸害，何尝有哪一件不同担负？我常常想到与您会面来谈论这些心事，击掌而谈这些事情，互相议论对方的短处，各自陈说自己的长处，使心中释然，对利害不再迷惑；可是相隔万里，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凡是关于事变机宜的事情，不能当面相会，多次表达我的真诚本意，希望您明白我的心意；可是您看待这些信件，认为不过是当时公文书檄的礼仪，是邻国大概情形的陈述，只从外表应付，泛泛地阅读，使忠告和确切的议论如同把水泼在石头上。如果这样，那么又何必讲虚浮之辞，劳烦往来答复呢？这实在不是我一向心愿所期待的。如今又派遣使者前去，详尽表达我的浅陋心意；又担心使者措辞失当，不能传达深切的本意，因此再次寄去书信，重新陈述衷情，以代替当面交谈和击掌议论。您如果确实听取这些话，就把它当作朋友劝谏争辩的话；观察我的心意，就把它当作亲戚遭逢急难时的心意。然后把这些话反复思考三遍，把这份心意反复思量三遍，那么是否忠诚，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否采纳，也就可以决定了。先前因为大朝向南征伐，谋求恢复禁疆，两国交战以来，于是结成了嫌隙。我详细观察事势，内心深深忧虑，希望大朝停止用兵，永远实现亲善仁爱的愿望，伸长脖子向南眺望，到现在已经多年了。昨天命令使臣入朝进贡，大朝皇帝果然把这件事宣示出来；如果大朝按照事奉大国的礼节来事奉我，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来讨伐我呢？如果想兴兵争夺我，那么就是把必定取胜作为打算了。况且现在已经点集、调遣大军，仍以秋季为期限；使臣陆昭符上奏请求改在空闲时日，并命敝邑写信重述先前的意思，因此我急忙派遣使者，仓促进献直言。我深知大朝的心意，并不是贪图利益，只是恼怒我们不肯归顺罢了。您并没有不得已的事情，也没有不可改变的谋略，大概只是一时的愤怒而已。观察古代用兵的人，不顾大小强弱的差异而一定要作战的情况有四种：父母、宗庙的仇恨，这是一定要战的；敌人一旦进攻就必不放过我，求和不得，退守也没有道路，作战是死，不作战也是死，于是奋不顾身，这是一定要战的；对方出现了天亡的征兆，而我怀有进取的机会，这是一定要战的。如今您与大朝之间，并没有父母、宗庙之仇；也不是处在乌合之众相争、决定生死的关头；既不像那种进退都不能退让、只能奋不顾身的情势，也不同于乘机进取的时候。没有缘故却坐等承受天下的兵锋，把国家命运决定在一朝之间。既然大朝已经答应通好，您却拒绝而不服从，凡是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人，会这样做吗？称帝称王，彼此并立而各自成为杰出势力，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割让土地来通好，奉献玉帛来事奉别人，也同样是古今常有的事情。盛衰消长，取舍收放，屈伸变化有万端，全在自己罢了，何必胶柱鼓瑟地逞强，轻视祸患而争夺雄长呢？况且您凭借英明的资质，安抚百越的百姓，北面拒守五岭，南面背靠重重海洋，凭借累世的根基，又有施惠于百姓的恩泽，拥有数十万军队，山川在内外作为屏障；这些正是您所以慷慨自负的资本。然而违背天意是不祥的，喜好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上天正在帮助楚国，还不能与之争胜。我恭敬地认为大朝军队强盛、武臣有力量，实在是上天的赞助。登上太行山讨伐上党，士卒没有畏难的神色；截断剑阁而举兵攻取庸蜀，战事没有拖延时日。由此可知大朝的力量难以测量，万里疆土难以保全。十战九胜，仍有一次失败值得忧虑；六条奇谋中五条奏效，那么一次失误又怎么补救？何况人人都认为我国地势险要，家家都认为我国兵力强盛，只是估量了自己这一方面而没有估量对方，只经历过成功而没有经历过失败。为什么呢？天下没有比剑阁更险要的地方，可庸蜀已经灭亡；天下没有比上党更强的兵力，可太行山也没有守住。人情在安坐时思考，觉得沧海也可以渡过；等到风涛突然兴起，船只奔驰而失去控制，与坐着思考时相比，实在大不相同。因此，智者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加以考虑，善于把握时机的人重视预先的见识，在事情容易时谋划困难，处于存续之时不忘记灭亡。所以说：“计算福分若不能达到，考虑祸患却超过了它。”这确实是因为福是人们所喜爱的，心里喜爱它，所以期望往往过高；祸是人们所厌恶的，心里厌恶它，所以思考往往疏忽。因此福分有时在未满足愿望时反而得到修养，祸患却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产生。又有人担心会有夸耀功劳、喜好名声的臣子，提出尊奉君主、强盛国家的建议，一定会说：“决不能议和。五岭险要，山高水深，辎重不能并行，士卒不能列阵；修筑高垒、清空野外来断绝它的粮运，凭借山势和水势，用强弩射击，使他们进攻没有所得，退走没有归处，这是第一点。”又有人说：“对方的长处在于平地作战，如今舍弃他们的长处，进入他们的短处，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能把我怎样，这是第二点。”其次又有人说：“作战胜利，就可以成就霸业；作战不能胜利，就乘坐大船漂浮在沧海上，终究也不做别人的臣下。”这些大概都是游说之士轻率的言论、谋臣纵横捭阖的策略；坐着议论它很容易，按它的意思去实行却很难。为什么呢？如今湘水、荆州以南以及庸蜀一带，全是熟悉山地、习惯险阻的百姓，不调动中原的精兵，已经超过十万人了。何况您与大朝疆界相接，水陆道路相同，几乎可以听见鸡鸣狗叫，哪里还谈得上马牛不能相及呢？一旦沿着边境把各道军队全部调集进攻，就能一同切断粮运，完全守住城池。如果各种险要都能牢固防守，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但只要一尺深的水横流而来，长堤就形同虚设了。其次，大朝又可能使用吴越的军队，从泉州渡海直趋国都，那么不到几天就能到达城下。到那时人心疑惑，军势动摇，岸上和船中都变成敌国，忠臣义士还能有几人？心怀进退得失的人，每走一步都产生疑虑；顾念妻子儿女的人，到处都是。变故难以预测，片刻之间就会有万般变化。不只是暂时违背原来的谋划，实在恐怕连壮志也会丧失。那时也不是乘坐巨船所能达到、漂游沧海所能解决的了。然而这些都是战争中的常事，是兵家预先谋划的事情；即使胜负尚未可知，成败各占一半，只要确实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可以果断决定而无所疑惑。如果没有重大变故却考虑这样做，那实在令人深为痛惜。况且小国事奉大国，本来就是常理。远古的例子不能全部谈到。本朝当杨氏建立吴国时，也曾向庄宗入贡；恭敬地自烈祖开创基业以来，中原有许多前例。事奉大国的礼节因循拖延，来不及实行，以至于两国交战，几乎陷入危殆。

译并不是不想凭借长江的险要、依仗众多的力量，只是后来醒悟到困难便退让，于是修订出境通好的盟约。一位使者，便能使绵延万里的战争停止，顿时平息战祸，使百姓得到恩惠、众人得到和睦。直到今天我们还依赖这一点。自您祖先凭借祖德开创基业以来，也一直同中原通好，以此显扬霸国；愿意遵循祖宗的谋略，重修同中原的友好关系，消除无益的愤怒，放弃不急迫的争斗。懂得国家的存亡，能够判断强弱，屈己忍耐以救济亿万百姓，在谈笑之间安定国家，至高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并没有亏损，宗庙社稷也没有损害。玉帛朝聘的礼物刚一出境，天下的兵祸就已经平息了，难道不是易如反掌、稳固如泰山吗？何必等到扼腕昂首，剖腹流血，然后才算勇敢呢？所以说：“德行轻得像毫毛，却很少有人能够举起它。”我愿意认真思量这件事。又说：“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可以长久。”又说：“沉潜的一面以刚强取胜，高明的一面以柔顺取胜。”这是圣贤的事业，有什么可羞耻而不去做呢？况且大朝皇帝具有当世罕见的英才，光大安居于中原，承受五运而正当正统。审察四方，万国都低首顺服；猃狁在太原，本来不必劳烦大规模征伐。如今南向的车辕要回转，军旗要返还，这件事又应当属于谁呢？况且正要遏止天下的兵锋，等待贵国友好的消息；这样一来，大国的义举也就达到善美了。您的愤怒，也可以平息了。如果您执意不改变，能够有利于宗庙社稷，可以；有利于百姓，可以；有利于天下，可以；有利于自身，也可以。但这四件事没有一件能够得到利益。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抛弃德行、培养怨恨，自行制造仇敌，使赫赫的南国将要成为祸患的根源？如此炎烈的祸势，怎么可以接近呢？即使侥幸取得小胜，也不能保证后患；如果不幸违背本心，大事就会失去。又想起近来淮水、泗水之间交战，边疆多有堡垒。吴越凭借累世的友好，竟首先成为祸乱的根由。只有贵国与我国情分更加亲近，欢好盟约更加深厚。先朝曾感念贵国的情义，内心实在慷慨激动。我承受祖先基业，按情理实在难以辜负恩德，不能自已。因此又派人送去这封信；近来奉到大朝的诏旨，认为您没有通好的心意，一定要发动秋季的战役，于是命令敝邑迅速断绝旧日盟约。虽然友善邻国的心愿在于永远保持和好，但事奉大国的节义，哪里敢固执违抗？恐怕李煜将不能再事奉您了。因此这种恻隐不舍的心意，是我不能忘记的；这片微薄真诚，也正在这里。又想到臣子之情，不过不超过三次进谏。我向您进言，到这里已经三次了。作为臣子，可以逃避；作为儿子，可以哭泣；作为朋友，也只能惆怅而终于绝交了。《答赵元昊书》【范仲淹】正月某日，具位某谨怀诚意，奉书给夏国大王。伏想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志坚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您为同姓，以骨肉亲情相待，封为夏王，使您拥有这片山河，旌旗、车马、服饰比天子降低一等。恩信隆厚，始终如一，齐桓公、晋文公的盛况也不能超过此事。朝聘使者往来如同一家，牛、马、骆驼、羊等物产，金银、缯帛等货物，彼此交易获利，数也数不清。边塞城垣之下，三十多年只有耕作而没有战争，禾黍茂盛如云，铠甲兵器积尘废弃。百姓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各自终享天年，使蕃汉百姓都成为尧舜时代的风俗。这是真宗皇帝至高的教化，也是先大王伟大的功绩。自先大王去世以来，今皇帝悲痛震悼了好几天，叹息着派遣使者前往吊唁，并行赙赠之礼。因为大王继承并守护本国，爵位、命服都崇高隆重，一如先大王。前些时候大王以本国民众众多为理由，推戴自己登上大位，实在不能推辞，按道理却有不妥，于是派使者向天子报告，又派使者归还旌节。朝廷内外无不震惊愤怒，请求把使者收捕，在都市斩首。皇帝下诏说：“并不是不能凭四海之力支撑住他那一方，只是念及先帝在艰难岁月中的本意，也念及夏王忠诚顺服的重大功劳，难道能因为一朝的过失就突然断绝关系吗？于是没有杀他，而是遣送回来。”假如本国各蕃部的首领对大王抗礼，而大王能够这样包容他们吗？回想事情的起因，考察事情的结局，天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大王呢？两年以来，边疆战事纷纷发生，耕作者丢下农具，织作者放下织机，边境一片萧条。难道只是汉人百姓劳苦困弊吗？使作战和守边的人日夜如豺虎般互相吞噬，死者伤者相枕而卧，哭声彼此可闻。仁人因此流泪，智士因此扼腕。天子派我来筹划西部事务，并命令我说：“只征讨而不交战，不杀无辜，这才是王者的军队。你前去，一定要恭敬执行！”我拜手叩首，怎敢不日夜放在心上。到达边境那天，看见各位将帅多在追求小功，不作长远谋略，实在很不符合天子的意旨。我与大王虽然从未正式会面，但从前共同事奉朝廷；对于天子来说，我们如同父母与子女，对于大王来说，我们如同兄弟。哪有对父母尽孝，却想加害兄弟的道理呢？因此不能不替大王略陈一二。

译《左传》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当；说话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 大王世代居住在西部，衣冠服饰和语言全都遵从本国的风俗，为什么唯独在称号上要同中原天子相比拟呢？这样的名分难道正当吗？言语难道能顺当吗？如果民众的愿望不能改变，也还有汉、唐的旧例可循：单于、可汗都是本国最尊贵的称号，方册典籍中记载得很清楚。我料想大王一定会拿契丹来作比较，所以自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实行。况且契丹从石晋朝代起就有援立之功，当时已经称帝。如今大王世代承受天子建国封王的恩典，如果各蕃部中有人叛离朝廷，大王应当做霸主，率领诸侯讨伐他，这样世世代代都有功劳，历代为王也不会断绝。如今却想比拟契丹的称号，究察其中的形势，显然完全不同，只会使万民受到创伤，拒绝朝廷的礼制，伤害天地的仁德。《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作君位。凭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所以天地养育万物，它的道就不会穷尽；圣人养育万民，他的君位就不会倾覆。又有传文说：“国家凭仁德取得天下，也凭仁德守住天下，可以传承百世。”从前唐末，天下动荡不安，群雄咆哮，每日寻求战争，使百姓流血，使天地腥秽，毁灭礼乐，断绝农业。皇天震怒，惩罚他们的不仁，五代的王侯相继覆亡。老子说：“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在天下实现他的志愿。”确实没有说错。后唐显宗向上天祈祷说：“愿早日降生圣人，来拯救天下。”这一年，我太祖皇帝应祈祷而出生，又历经各种艰难考验，朝廷内外都欣喜拥戴；没有使一把刀染血，便从周朝接受禅让。广南、江南、荆湖、西川虽然有九江、万里等险阻，却一举攻下，这难道不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的极致吗？从此罢除诸侯的兵革，五代近八十年的暴乱，使天下没有祸乱的忧患。太宗皇帝圣明而文武兼备，使万邦表率端正；吴越献纳疆土，并使北晋接受捆缚。真宗皇帝奉承天意、体合大道，清静无为，同契丹通好，接受先大王的贡礼。从此四海熙和，如同同处春天。如今皇帝坐朝直到很晚，听从劝谏如水流而下；有人触犯龙威，虽至死也会赦免，所以四海人心仰望他如同仰望父母。这就是所谓凭仁德取得天下、凭仁德守住天下、可以传承百世的朝廷。我料想大王当初提出建议时，有人从中离间，妄说边城没有防备，士卒人心不齐，只要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必然攻下。如今您凭借强健的人马，冲入汉地，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汉地的军民固然有血战而死的人，却没有一座城、没有一位将领愿意归附大王。这正可以看出圣宋的仁德惠及天下，也是国家根本稳固不动摇的证明。与先前那些离间之说，岂不是不同吗？如今天下长久太平，人人安泰，不熟悉战斗，也不精通军纪。刘平之类忠诚勇敢，奋进而不顾人数多少，自己陷入困境；其余各军则有胜有负，杀伤人数都很多。大王的国人一定把俘获刘平当作庆贺之事。从前郑国侵犯蔡国，俘获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说：“小国没有文治，却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后来郑国的祸患果然都如同子产所说。如今边境上的训练逐渐精良，恩威并用来树立军纪，有功必赏，败事必诛。将帅以下都深知纪律，无不想着奋力效命，争相议论进兵。如果不是这样，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如今招讨司统领军队四十万，约定从五路进入边境，已经明确规定军法：活捉投降者奖赏，杀害投降者斩首；俘获精锐强壮者奖赏，伤害老年人、幼童和妇女者斩首。遇到坚城必须作战，遇到险要必须夺取，可以攻取的就攻取，可以筑城的就筑城。即使不能进入贺兰的居所，贵国军民中投降的、死亡的以及失去的东西也会很多；这是大王自己给百姓制造祸患，官军只不过没有获得他们而已。我又想到皇帝主张只征讨而不交战、不杀无辜的讨伐之意，日夜铭记在心。即使统帅出兵，君主的命令也有可以不接受的情况，但怎奈刀锋交战必然会造成大量互相杀伤呢？而且蕃兵战死并不是因为有罪，只是忠于大王罢了；汉兵战死也不是因为有罪，只是忠于天子罢了。使这些忠孝之人的肝脑涂地，积累他们的怨魂，成为妖怪灾祸，大王难道可以忽视吗？朝廷认为王者的统治没有内外之分，所有有生命的百姓都是赤子，哪里有什么蕃汉的界限呢？哪里有什么胜负之说呢？我同招讨太尉夏公、经略密学韩公曾经商议此事，认为不如向大王通报问询，筹划决定，以重视人的生命。这样做的美好利益很多。大王如果能够以爱护百姓为心，降低身份向朝廷行礼，恢复王爵，继承先大王的志向，天下谁不称赞您的贤明呢？这是第一点。若民众的愿望确实不能改变，三次谦让仍不能推辞，那么前面所说的汉、唐旧例，如单于、可汗的称号，也还可以在本国的语言中考察采用，既便利，又不失其尊大，这是第二点。这样称臣进贡于上国，保存内外的体制，不招致天下的愤怒，不加速天下的兵祸，使蕃、汉边民重新看见安康快乐，不再有死伤相枕、哭声相闻的惨状，这是第三点。又因为大王国府的用度有时不足，朝廷每年必定会有丰厚的物帛赏赐来资助大王，这是第四点。从来入贡的使者只称蕃吏的职名，以避开中朝的尊号。按照汉代的制度，诸侯王的相都由朝廷正式任命；又有吴越王钱氏奉承制命补授官职的旧例。功劳高的人接受朝廷的任命，也足以提高大王的体面，这是第五点。昨天有边臣上奏，请求招致蕃部首领，我也已经请求停止此事。大王应当告诉各蕃部首领，不必离开父母之邦，只要回心归向中朝，那么太平的快乐，远近都可以共同享有，这是第六点。国家拥有四海之广，难道会没有遗落的人才吗？有些人在大王的国中，朝廷不杀害他们的家属，仍使他们安全如故。他们应当好好事奉君主，以报答国士知遇之恩；只要同心归顺，自然不会失去富贵，宗族之人还会得到更加优厚的抚恤，这是第七点。又有马、牛、骆驼、羊等物产，金银、缯帛等货物，彼此交易，各得其所，这是第八点。大王若听从，君臣上下都能共享这些美好利益，百姓的灾患差不多就能平息了；如果不听从，君臣上下都失去这些美好利益，百姓的灾患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我今天所说的话，不只是有利于大王，也是为了奉行君主和亲人的教诲，拯救百姓的灾患，合乎天地的仁德罢了。只请大王选择吧！不再赘述。某再拜。《上时臣议制举书》【范仲淹】

译天圣八年五月某日，具位某再拜上书给昭文相公阁下。前些时候我恭敬地承蒙圣恩优厚赏赐，调任盖钧。到任之时，没有一件事不是获得安排；回头反省自己的疏略拙劣，又惊又惧。何况这里是唐虞的旧域，风俗淳朴俭约，讼案没有积压，驿亭很少有过往客人；这样安闲俯仰，拿什么来报效国家呢？然而我曾试着思考此事，似乎还有些可以补益之处，怎敢不冒犯陈说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事情，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比劝导学习更重要；劝学的关键，没有比尊崇经书更重要。尊崇经书，道理就宏大；道理宏大，才干就广大；才干广大，功业就伟大。圣人制定法度的言论，保存在《书》中；安危变化的关键，保存在《易》中；考察得失的鉴戒，保存在《诗》中；辨明是非的准则，保存在《春秋》中；天下的制度，保存在《礼》中；万物的情理，保存在《乐》中。所以俊秀明达的人进入六经，就能服膺法度之言，察知安危的关键，陈述得失的鉴戒，分析是非的区别，阐明天下的制度，穷尽万物的情理；让这样的人辅佐完成王道，还需要求取什么呢？至于考察诸子、浏览群史，是为了观察异同、验证成败，并不是要从那里求取大道。有的人能够整理那些书，却不能深入理解它们的旨意，即使心地朴实愚厚，也不能同他一起走向大道。然而，他如果能够顾念礼义，执守规矩，难道不仍然胜过那些学习不合正道却博杂的人吗？如今学校教育不振，师道长期缺失，求学的人不以经籍为根本，从政的人很少谈论教化，所以文章柔弱靡丽，风俗巧诈虚伪，选拔任用人才时，常常忧虑人才难得。我听说前代的盛衰同文章的消长相互关联；观察虞、夏的淳厚，就可以看见帝王正道；观察南朝的华丽，就可以知道国风衰败。只有圣人以质朴和文饰相互补救，变化才无穷无尽。前代末世不能自救，于是后来的时代兴起而挽救它。因此文章日益浅薄，是君子的忧患；风俗日益败坏，则成为后来者的资鉴。如今朝廷考虑挽救这些弊病，重新兴复制科，不只是振兴举荐被埋没的人才、询问政治得失，也要借此劝导天下学习、培养天下人才，这正是使小的恢复为大的、使浅薄归于厚重的时候。斯文的大变革，就在这一举。只是担心朝廷命题考试时，认为被举荐的人都能熟悉经籍的大义、知道王道和霸道的纲要，于是反而把这些内容排除不问；或者询问一些不急迫的事务，夹杂并采用非圣人之书，辨析二十八将的功勋，陈述七十二贤的德行，像这一类问题，有什么补益呢？这大概是想窥伺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扰乱他们平常所学习的内容，不把教育作为目的，却把淘汰或留用作为功劳。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衡量，恐怕不是朝廷劝学育才的办法。为什么呢？国家劝学育才，必定是要培养能够供国家使用、辅佐我朝风教的人。假使被考试者都明白经籍的旨意，又熟悉帝王的治国方法，所问十件能够答对十件，这也正是朝廷教育的根本用意。何况文章有精粗，义理有优劣，在公开考试之下，得失仍然很多，又何必忧虑淘汰和录取困难呢？如今如果专门窥伺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扰乱他们平常的学习，那么天下贤俊就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将广泛学习非圣之书，旁门钻研异端，圣人的门径再也不能启发人才。到了后来的考试，偏差越来越远，这样设置制科，足以误导许多士人的心，却不足以挽救斯文的弊病。恭敬地想，前代圣人的文章和道理，光明显赫，正是天下的神器；得到它的就昌盛，失去它的就灭亡。后世圣人开设学校、设置科等，率领贤俊趋向那里，使他们各尽其心力，成就各自的器用，目的在于共同治理天下。所以《尚书》说：“大家都有同一德行。”说的就是这个。希望相府为此举办这一科，倘若能把这些意见公开告诉两制官员，那么命题考试时，先考六经，其次考正史，再兼及方略，最后用时务来补充，使天下贤俊一致修习经世济民的事业，以教化为心，趋向圣人之门，成就辅佐君王的才器。十多年之间，奇异杰出的人才和贤能士人，必定会整齐庄敬地汇聚在王庭了。还担心俊杰不能充实、风俗教化不能兴盛吗？挽救文章的弊病，是从相公您开始的。到那时，应当会有吉甫一类的人歌颂君主的德行，把我朝宰相的功劳刻在金石上，流传于天地之间。四海幸甚，千载幸甚。冒犯台阁的威严，实在无法承受这种僭越，惶恐战栗至极。某再拜。《与王介甫书》【司马光】

译我平日居家无事，不敢登两府的门，因此很久不能通过掌管传达的人通报姓名。春日渐暖，伏想您政务之余从容有暇，台候万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我没有才能，不足以辱没介甫而充当朋友。然而自从接受您的接待以来，已经十多年，屡次同朝为官，也不能说没有一天的交情。虽然惭愧自己见闻不广，至于正直、诚信、宽厚，我不敢不努力；至于便佞逢迎，我本来就不敢这样做。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苟同，小人苟同而不和谐。”君子的处世之道，在出仕、退处、说话、沉默等方面，怎么能够完全相同呢？但他们的志向都是想修养自身、实行大道，辅佐社会、养育百姓，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过去我同介甫议论朝廷事务，多次意见相违，不知道介甫是否察觉；但我对您的敬仰向慕之心，从来没有改变。我深切看到，介甫独自背负天下盛名三十多年，才高而学富，难以出仕而容易退处；远近之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您的，都说介甫如果不出仕也就罢了，一旦出仕，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百姓都将蒙受您的恩泽。天子因此把介甫从本来不可能起用的处境中起用，召入参与大政，难道不是想满足众人对介甫的期望吗？如今介甫从政刚满一年，士大夫无论在朝廷任职的还是从四方来的，没有不非议介甫的，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下至民间百姓、小吏和差役，也都切切怨叹，人人把过错归给介甫，不知介甫也曾听到这些话并知道其中的缘故吗？我深深想到，门下的士人正天天称赞您的盛德、赞颂您的功业，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非议传达给您。不是门下士人的人都说：“他现在正得到君主的信任而专掌政权，不要去触犯他以招致祸患，不如坐着等他，不过两三年，他自己就会失败。”像这样的人，不仅不忠于介甫，也不忠于朝廷。如果介甫果真相信这种心意，推行下去，到了两三年后，朝廷的祸患已经深重了，怎么还能够挽救呢？像我却不是这样。我忝列交游中的末席，不敢苟且躲避谴责和怒气，不替介甫把这些事一一陈说。如今天下人憎恨介甫最厉害的，甚至设置毁谤，无所不用；唯独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介甫本来是大贤人，过失只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古圣贤治理国家，不过是使百官各自称职，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养育百姓，不过是减轻租税，少收赋敛，免除拖欠的债务。介甫认为这些都是腐儒的老生常谈，不值得思考，于是想做古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财利不交给三司管理，而自行经营，又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召集能写文章的人和通晓财利的人，让他们讲求财利。孔子说：“君子通晓的是义，小人通晓的是利。”樊须请求学习耕种，孔子还鄙视他，认为他不懂礼义诚信，何况去讲求商贾末利呢？假使那些人真是君子，就本来不应谈利；假使他们真是小人，就只会虐待百姓，以满足君上的欲望，又怎么可以听从呢？由此可知，条例司本来就不应设置；设置之后，又在其中破格任用人员，往往使他们骤然获得高官美职。那些谈利的人全都挽起袖子、环视四周，夸耀贩卖自己的才智，争相求进，各自斗弄智巧，来改变祖宗的旧法。大体说来，他们得到的利益不能弥补所造成的伤害，所得的东西不能抵偿所失去的东西，只是想另出新意，借此为自己求取功名罢了。这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又设置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等使者四十多人，让他们到各地推行新法。先发放青苗钱，接着想让每家每户交出助役钱，又想进一步搜求农田水利方面的事务。派去执行新法的人虽然都是选拔出的才俊，其中也有轻浮狂躁的人，凌辱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民和商人失去产业，所以诽谤议论沸腾，道路上充满怨叹。追究事情的根源，全都是由此造成的。

译《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只是由于王宫和国君的居室。” 伊尹担任阿衡时，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合适的安置，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孔子说：“君子要求自己。”介甫也应当自己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可以一味责怪天下人。侵夺官吏的职权会扰乱政治，介甫却反而把它当作治国方法而首先施行。贷钱取息，是鄙俗之事，介甫却反而把它当作王政而竭力推行。徭役自古以来都由百姓承担，介甫却反而想收取百姓的钱来雇佣市场上的劳工替代他们。这三件事，普通人都知道不可以做，介甫却独自认为可以做；这并不是介甫的智慧不如普通人，只是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而忽略了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罢了。皇极之道施用于天地、人世，片刻也不能离开。因此孔子说：“大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有智慧的人超过了它，愚昧的人又达不到它。大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又达不到它。”介甫的智慧和贤能超过了常道，但等到发生过失时，就同样陷入了不及常道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中的圣人，没有超过周公和孔子的；然而周公、孔子也从来不是没有过失，也从来不是没有老师。介甫即使是大贤，比起周公、孔子来，仍然有差距。如今却只凭自己的见解，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别人的议论若与自己相合，就称赞它；若与自己不合，就厌恶它。这样一来，方正之士凭什么能够进用，谄媚之士凭什么能够疏远呢？方正之士日益疏远，谄媚之士日益亲近，却希望万事都能适宜、好的名声传遍四方，实在困难。能够听取劝谏、采纳善言，不只是人君的美德，对人臣来说也是如此。从前郑国人到乡校议论执政者的好坏，有人对郑子产说要毁掉乡校，子产说：“他们所赞成的，我就实行；他们所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薳子冯任楚国令尹时，有八个受宠于他的门客，都没有俸禄却拥有许多马。申叔豫用子南、观起的事情使他警惧，薳子害怕了，辞退了这八个人，此后楚王才安定下来。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舎，喜欢直言劝谏，每天都有记载，月月都有成效，年年都有功效。周舎死后，赵简子临朝叹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珍贵。各位大夫上朝，我只听到唯唯诺诺，听不到周舎那样的直言，我因此忧虑。”子路听到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很高兴。鄼文终侯任汉相时，有史官记录他的过失。诸葛孔明任蜀相时，发布教令对属下说：“反复争论而得到正确意见，就像丢弃破鞋而得到珠玉。” 然而人的心意若不能完全表露，只有熏约宰参书七年，事情有未能做到的，至于反复十次。诸葛孔明曾亲自核对文书簿册，主簿杨颙劝谏说：“治理政事是有体制的，上下不能互相侵越。请让我给明公打个比方：如今有个人，让奴仆负责耕种，让婢女掌管炊事，让鸡负责报晓，让狗负责防盗，各项家业都没有荒废，所求的都能满足。忽然有一天，什么事情都想亲自去做，不再交给别人，结果身体疲惫、精神困顿，最终一件事也做不成，难道是他的才智还不如奴婢鸡犬吗？这是失去了做家主的法则。”孔明向他道谢。杨颙死后，孔明哭泣了三天。吕定公有个亲近的人叫徐原，才华和志向都很高，吕定公推荐提拔他做到侍御史。徐原性情忠诚刚烈，喜欢直言；吕定公有时处理政事有得有失，徐原总是劝谏争辩。又有人把徐原议论吕定公的话告诉了吕定公，吕定公叹息说：“这正是我看重德渊的原因。”徐原死后，吕定公极其悲痛地哭着说：“德渊是我吕岱的益友，如今不幸去世，我还从哪里听到自己的过失呢？”这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功成名立，都是因为乐于听取直言劝谏，不避讳自己的过失。至于其他那些骄傲自用、不接受忠谏而灭亡的人，多得数不清。介甫熟悉前代的记载，本来不用等我司马光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些了。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诗经》说：“砍斧柄啊砍斧柄，取法并不在远处。”意思是：把自己希望上级怎样对待自己的心意，用来对待下属；把自己希望下属怎样服事自己的心意，用来服事上级，不必到远处去寻求。介甫一向刚直，每次在君主面前议论事情，都像在私室里同朋友争辩一样，丝毫不降低自己的言辞和神色，即使面对斧钺鼎镬也毫不在意。可是等到宾客和属官来拜见议事时，凡是迎合他的心意、顺从得像流水一样的人，他就亲近礼遇；若有人只是稍有不同意见，含蓄地说新法有不便之处，介甫便勃然大怒，有时辱骂使他受辱，有时向上奏告把他驱逐，甚至不等他说完。明主如此宽容，而介甫拒绝劝谏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缺少“恕”吗？从前王子雍对上级办事方正，却喜欢对下级谄媚；唉，介甫不幸也接近这种人了吗？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分自信。过去我曾同介甫交游，各种书没有不读的，但特别喜欢孟子和老子的言论。如今得到君主、取得职位而推行自己的主张，理应先推行自己所赞美的，不能先推行自己所不赞美的。孟子说：“只要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又说：“做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忧愁劳苦，终年辛勤劳作，不能用来奉养父母，还要借债来增加负担；这样做，哪里像百姓的父母呢？” 如今介甫执政，首先制定条例，大力讲求财利，又命令薛向在江淮实行均输法，想把商贾的利润全部夺走；又分派使者把青苗钱散发到天下，收取利息，使人人忧愁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难道是孟子的志愿吗？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能任意作为。强行作为就会失败，强行把持就会失去。”又说：“我无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我不生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没有欲望，百姓自然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如今介甫执政，把祖宗的旧法全部更改，原先在前的放到后面，原先在上的降到下面，原先在右的移到左边，已经完成的毁掉，已经舍弃的又取回来，勤勉不休，白天耗尽精力，夜里还继续，不能停息，使上自朝廷，下至田野，内从京师，外及四海，士人、官吏、士兵、农民、工匠、商人、僧人、道士，没有一个人能够沿袭旧制、安守常规，纷纷扰扰，没有人能安居，这难道是老子的志向吗？介甫从小读书直到白头执政，为什么竟然完全抛弃自己所学，而听从今世浅薄之人的谋划呢？古代国家有大事，要同卿士商议，也要同庶民商议。

译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止，也有兴起，都要从你们众人那里谋划；众人的意见相同，就继续考察。”《诗经》说：“古代先民有话，应该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孔子说：“在上位的人采用民众的意见，下面就能承受上天的恩施；在上位的人不采用民众的意见，下面就不能承受上天的恩施。”自古以来，建立功业、成就事业，从没有只想违背众人而能够成功的。假使《诗经》《尚书》和孔子的话都不可信，那也就罢了；如果还可信，怎么能全都抛弃而不顾呢？如今介甫只相信几个人的话，却抛弃先圣之道，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想借此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不也是很困难吗？近来藩镇大臣有人说散发青苗钱不便，天子把他的意见拿给执政者看，介甫却立即愤愤不平，称病在家。司马光奉诏起草答复，看见士民正这样不安，而介甫竟想辞去职位离开，这大概不是明主提拔任用他的本意。因此我直截了当地叙述此事，用道义责备介甫，请他早日出来办事，改掉对百姓不便的新法，以造福天下。我的文辞虽然朴拙，但没有一件事不是事实。介甫不明白我的苦心，受到责备后上书为自己辩解，以至于天子亲自写诏书向他表示歉意，又让吕学士再三说明意思，然后他才出来办事，这确实是事实。然而他本应立即改正以前法令中的错误，以安慰士民，报答天子的盛德。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更加愤怒，推行得更加急迫。李正言说青苗钱不便，便责问他并要求说明；吕司封传话说，祥符知县没有散发青苗钱，弹劾上奏请求核查。看介甫的意思，必定想同天下人奋力争斗，和他们决一胜负，再也不顾道义和事理的是非、百姓的忧乐以及国家的安危。我实在认为介甫不该这样。我近来承蒙圣恩，受到过分听信，想让我兼任枢府副职；我深深想到，身居高位不能没有功绩，受到大恩不能不报答，所以冒昧重申去年的意见，提出当前的紧急事务，请求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皇上把介甫看作心腹，没有肯低头听从。想到皇上亲近看重介甫，朝廷内外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行动、停止、取舍，都只听信介甫的话。介甫说可以罢免，天下人都蒙受他的恩泽；说不可以罢免，天下人都蒙受他的祸害。如今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全都系于介甫的一句话。介甫怎么忍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不顾这些呢？人谁能没有过错？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过错发生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他，这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呢？介甫如果真能向皇上进一句话，请求罢去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那么国家太平的事业就都能恢复原状，而介甫改过从善的美德也会比以前更加光大。这对介甫有什么亏损，为什么竟坚决不改变呢？我今天所说的，正好违背介甫的心意，明知不会合他的意，但我和介甫虽然志趣不同，大体方向却相同。介甫正想取得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使天下百姓得到恩泽；我正想辞去职位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挽救天下百姓；这就是所谓和谐相处而不盲目相同。因此我冒昧陈述自己的心志，以便向介甫表明，来完成益友的道义。舍弃还是采纳它，就在介甫自己了。《诗经》说：“周遍地询问谋划。”介甫得到我的信，如果没有把它丢弃，希望同忠信之士商议它是否可行，不要拿给谄媚之人看；他们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正确。那些谄媚之人想依附介甫，借着改法作为进身之阶，一旦机构被罢，他们就像鱼儿失去水一样；这正是他们牵制介甫、使他不能走正道的原因。介甫为什么要顺从这些人的欲望，却不思考国家的大计呢？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 那些忠信之士，在介甫当权时，或许显得同他不合而令人厌恶；等到介甫失势之后，他们一定会逐渐发挥作用。谄媚之士，在介甫当权时确实能给他顺心适意的快感；一旦失势，一定会出卖介甫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介甫将选择哪一类人呢？国武子喜欢把话说尽而招致别人过错，最终不得善终。我常常责怪自己像他，却不能改正。即使如此，对于善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我才敢冒昧直说而不疑惧。因为我借故推辞恩命，还没有获准，加上膝部生疮，不能出门，不能亲自到您身边陈说，只好写信陈述，心中更加恐惧。介甫可以接受并听取，也可以治我的罪并绝交；可以辱骂我，也可以向皇上进言把我驱逐，无论怎样都可以。我只等待您的处置罢了。《与范景仁论乐书》【司马光】

译承蒙您把房生的赤法相示：房生曾得到古本《汉书》，书中说，度量起源于黄锺的长度，以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粒的起点为基准，累积一千二百粒秬黍所占的长度，黄锺长度的九十分之一为一分。如今的文本误脱了“起积一千二百黍”八个字，所以自前代以来，都是累积黍粒来制作尺。竖着放，尺就太长；横着放，尺又太短。如今的新尺横放，容不下一千一百粒黍，因此把空径增大了四厘六毫，所以乐声太高。房生又曾得到开元年间的笛子，和方向比较，太常乐低五律，教坊乐低三律，这都是儒者误把一粒黍当作一分造成的，方法并不正确。不如把一千二百粒黍装满管内，随着管的长短截取，把它作为黄锺九寸之管；把长度分为九十分，每一份为一分，再取三分来测定空径的数值，这样律就准确了。景仁近来极力称道这种说法，认为先儒用心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可以纠正历代积累的错误，消除一世的疑惑。我私下思考，仍有几条不明白，冒昧写信陈述，请景仁指教。景仁说：房生家所藏《汉书》不同于今本。司马光按：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求尺，流传已经很久了。房生得到的书不知道流传于哪个时代，而这种相承的错误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经历的大儒非常多，竟然没有人觉察。况且书中既然说“累积一千二百粒黍所占的长度”，为什么还要再说“一粒黍的起点”？这四个字将放在哪里使用？刘子骏、班孟坚的书不应该这样冗长。再说房生想把黍粒填满管内，然后求出管的长度，怎么能说是“累积一千二百粒黍所占的长度”呢？孔子说“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新尺就应当是一丈二尺，难道不是为了附会他的说法而反而违背了本意吗？景仁说：度量衡都产生于律。如今先累积黍粒制作尺，然后制定律，岂不是反过来由度产生律，与古人的意思不相合吗？司马光说：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律，究竟是什么呢？假使古代的律还存在，收敛其声音就能知道声音，测量它的长度就能知道度，审察它的容量就能知道量，比较它的轻重就能知道权衡。如今古律已经亡失了，不借助黍粒就无法考见度，不借助度就无法考见律。律不由度和黍粒产生，又将从哪里产生呢？度量衡是用来辅助律、保存法度的。古人所谓制造四种器物，是让它们互相参照校验；即使三种亡失，只要有一种保存下来，其余三种也就可以推求出来。又说后世器物有的毁坏亡失，所以把它记载在书中，制成具体器物。黍粒是自然之物，有恒常而不会改变的特点，所以把法度寄托在它上面。如今四种器物都亡失了，不取法于黍粒，还能取法于什么呢？凡是物体的尺度，其长短叫作度；其容量多少叫作量；其轻重叫作权衡。然而量有虚实，衡有高低，都容易产生差错而难以精确地相等；不如根据度来求律更为审慎。房生如今想先取能容一龠的器物作为黄锺之律，这样就是由量产生律。量和度都不是律，舍弃前者而采用后者，究竟选择哪一个呢？景仁说：“古律法空径三分，周长九分。如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厘六毫，这四厘六毫是从哪里来的？”司马光说：“所谓直径三分、周长九分，是数学家概括的说法，大意应当是按密率计算：直径七分，周长二十二分。古代计算时担心把空积的微小差额算得过于繁琐，因此上下取整，所说的三分只是概数罢了。四厘六毫不到半分，所以舍弃不计。律管极小，而黍粒呈圆形，放在其中，难道不会有承托和空隙之处，却硬要苛求丝毫不差吗？” 景仁说：“房生把一千二百粒黍填实在管内，作为九寸，再取其中三分作为空径，这是自然相符的证据。”司马光按语说：“量法规定，方尺所能容纳的容量为一斛；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校验，正好相合。如果按照房生所说，度法改变了而量法仍旧不变，那么一斛的东西怎么能装满方尺的容量呢？”景仁说：“量和权衡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法，为什么度法唯独只用一粒黍？”司马光按语说：“黄锺所产生的事物共有五种法则：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量和衡根据的是容量与重量，不能不用一千二百粒黍。至于度法，只用一粒黍作为一分，不必使用其余数量。若数和声，则没有用到黍粒；度在哪里呢？必定要以一千二百为确定的比例。”景仁说：“房生说如今乐声太高，太常的黄锺正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房生所谓仲吕，究竟是后夔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又怎么知道如今太常乐太高，而不是过去的太常乐太低呢？笛子、方响以及里巷之乐，都是庸工制作，哪里能够完全得到律吕的正确标准？却想拿它们来作为法式、考定雅乐，岂不是困难吗？” 这些都是我最为困惑的地方。君子的议论，不固执己见，也不偏私，只遵从正确的道理。景仁如果能够解释清楚，使这些问题明白无疑，我难道不恭敬地接受道理吗？难道我是想徒然作这些琐碎的争辩吗？不再详述。司马光再拜陈说。《与范景仁书》【司马光】

译《诗经》说：“古代先民有话，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意思是君主不因言者身份鄙贱而废弃善言；又说：“心中怀着爱意，哪里会不说出来呢？”意思是人臣不因自己疏远而忘记忠诚和爱护；又说：“那个美好的女子，拿什么送给她呢？”意思是贤者在位时，乐于向下位者说明善道；又说：“拿什么来抚恤我？我将把它收下。”意思是贤者得到忠信之言，没有不接受的。司马光究竟是什么人？明主把我当作臣子，景仁把我当作朋友。明主正侧身急切地寻求劝谏，而景仁又是以议论政事为职责的官员，我难道可以默默不言吗？我听说古代士人传达贤者的劝谏，大概是因为士人身份卑微，不能亲自通达君主，所以借助贤卿士大夫来传递。我从前不知道自己既卑微又愚拙，冒昧把关系宗庙社稷的深远谋划冒险上达朝廷，确实知道自己地位低微而言论高远、才智浅小而谋划宏大，触犯禁忌必死无疑；死亡是人所不能避免的。如果忠于国家而死，死得光荣。因此我剖心沥胆，亲手写信封缄进上，希望能够送达御座之前，明主或许全部听取采纳，按照圣意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那样我退下来接受鼎镬之刑，也像蒙受黼黻一样，这是我的本心。然而从夏天到秋天，装在囊中的奏书上呈了三次，都渺无回应，仿佛把沙砾投入大海，没人知道它们究竟到了哪里。如今明主迫切求谏，诏书明白地颁行天下，而我所说的又不是琐碎而不急迫的事务。假如有幸能够得到圣上听闻，那么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就应当采纳实行；不是正确的，就应当明白治我的罪，怎么会直接弃置，竟连是谁说的都不问呢？这一定是因为我的话经历千里之远、通过九重宫门之深，或被抛弃，或被遗漏，未能上达。古人有上奏疏后焚烧稿本的，大概是因为意见已经实行，不愿夺取君主的美名，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上奏而不能通达，又自行焚毁稿本，那同没有进言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半夜起坐，眼泪沾湿衣襟，私下想到当今朝廷中负责劝谏的人，既忠于国家、敢于议论大事，又长期周旋朝廷，知道我一向心意的，只有景仁罢了。我的话如果不借景仁来通达圣上，还能指望谁呢？况且景仁是天子的耳目之臣，得到我的话后传给明主，天下人本来就无法窥见其中情形。因此我才敢把所上奏疏的稿本拿来献给您，希望景仁察看我的陈说；如果确实合于义理、符合当前事务，那么希望您在进见时替明主说明此事的重要性，应当赶紧留意，不应因循轻忽而忘掉祖宗光明美好的事业；并请求取阅我所上的三道奏疏，略加省察，知道其中有可取之处。可以舍弃、可以怜悯、可以治罪，请裁定其中一种，明确赐予答复，不要使我这个孤独疏远的臣子徒然怀着愤懑，默默无言而无处申诉。从前樊哙劝汉高祖留在秦宫，奉春君请求迁都长安，起初都没有被听取；留侯进言后，汉高祖当天就采纳了，大概是因为留侯一向受到君主信任和重视，所以他的意见容易被接受。如今我在千里之外任官，只是边州的下级官吏；景仁却早晚出入紫闼，登上降下丹陛。天子所要责成、关乎治乱安危的事情，不在我，而都在景仁。我虽然进言，终究不能对国家有所补益，只能做到这里罢了。至于恳切反复地陈说，以感动醒悟明主，成就圣明时代无穷的美好功业，就只在景仁是否留心了。这样做实在是天下的幸运，不只是我的幸运。《答刘蒙书》【司马光】

译从前张伯松对陈孟公说：“人各有自己的性情，长处短处自有分别。你想成为我，也做不到；如果我效法你，也会失败。”马文渊告诫他的兄长之子，希望他效法龙伯高的周密谨慎、谦逊俭朴，不希望他效法杜季良替别人忧愁、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司马光愚钝无能，哪里足以仰望古人的万分之一？然而我私下所仰慕的是伯松、伯高，不敢做孟公、季良那样的事。况且我幼年刚能说话时，就诵读儒家书籍，学习谨慎自持；长大做官后，就读法律条令，遵守规矩，拘谨地做一个鄙陋琐细的人，谨慎地处身于庸俗之中，不被雄俊奇伟的人放在眼里。这样已经很久了，没想到去年您从大河以北远道而来，浩浩荡荡游历京师，带着价值千镒的珍宝，想寻找良工大商来出售，竟有幸来到我的陋巷，于是使我得以偷偷读到您的文章，看到您的志向高远、抱负宏大；谈古代，内容浩博而深微；论当今，明白切实而精当，我实在不能不口头称善、内心折服。这就像穷人的孩子，整天围着珍玩欣赏叹息，传播称赞，却始终拿不出一文钱，若问它价值高低，终究也只是毫无用处罢了。如今您忽然因为父母没有钱奉养，兄长没有钱安葬，弟妹、嫂侄没有钱救济，便骑马写信，渡过千里之遥的黄河，指望我作为归宿，并且说：“把一个婢女卖掉的五十万钱给您，足以周济这些事情。” 您这样厚重地期待我，却这样深深地不了解我，难道我能不惊骇而又疑惑吗？如今豪杰之士，内则充满朝廷，外则分布郡县，力量有余而且值得人仰望的，不在少数。您不取用他们，却独自回头来托付给我这个不肖之人，难道不是因为对我的期待太厚了吗？我虽然勉强寄身于侍从之臣中，每月俸禄还不到数万，烧桂木煮玉石般艰难度日，初一十五的生活都不能连续维持；住在京师已经十年，囊中旧物也已耗尽，哪里能取出五十万来帮助随从吃粗粮呢？君子虽然乐于施舍，也必定要自己有余裕后才能帮助别人；即使有余裕，也应当先亲近的人后疏远的人，先旧交后新交。我侍奉您刚满一年，见面不过四五次，您却突然要我拿五十万奉给您，其余亲戚故旧多得数不清，我将拿什么来对待他们呢？我在家吃饭都不敢常有肉，穿衣不敢全用丝帛，哪里敢用五十万买一个婢女？您却忽然拿这件事责备我，难道不是太不了解我了吗？我总要看清地面才敢走路，看看脚下才敢站立，您一旦把我当作陈孟公、杜季良那样的人，我难道能不惊骇吗？您穿着儒服，谈论孔子、颜回的道理，喝粥饮水，也足以使父母尽情欢乐；一箪饭、一瓢水，也足以使自身获得快乐。您却惶惶不安地因为贫困向别人乞求，难道我能不疑惑吗？您又拿韩退之所做的事来责备我；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哪里敢奢望成为韩退之？韩退之能够写文章，他的文章受到天下人珍视，当时王公大人的庙碑墓碣，没有不请他撰写的，所以得到丰厚的酬谢，随即又把它们分给亲戚旧友；这就是他能够行义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哪里敢奢望成为退之？我自束发以来，虽然能够做到不妄为，实际上却不敢从别人那里任意取一丝一毫的钱财，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取得财物清廉，那么施给别人也必然吝惜，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若既要求取得时清廉，又责备施舍时丰厚，这两种行为确实很难兼得。您又想让我从别人那里取得钱财，这尤其是最大的不可以。微生高向邻人讨酰来应付别人的请求，孔子认为这是不直率的，何况自己不能施舍，却向别人征敛来作为自己的恩惠，难道不是有害于恕道吗？您的要求既然无法承当，我还费词解释，这使我的罪过更加深重。您所称道的韩退之也说过：“文章不足以阐发您的事业，钱财不足以填补您身边的急需，满载而去，空着口袋回来。”您只要体谅这一点就够了。《游嵩山寄梅殿丞》【谢绛】

译近日有使者从东方来，交给我诏书以及御祝封香，派遣使者到嵩岳致祭。太常发来文书，按规定应当使用两名读祝、捧币的官员，府中便让欧阳永叔、杨子聪分别代理。恰逢尹师鲁、王几道从缑氏来到，于是想起早先曾约梅圣俞同游太室中峰。圣俞在仲春时已经前往，却被人间事务困扰，没有闲暇成行。如今正好有机会，另外几个人也可以作山水游伴。赶忙同他们商议，大家都喜形于色，不用再告诫便立即出发。十二日白天漏刻还未尽十刻时，我们出了建春门，住在十八里河。第二天经过缑氏，观看《游嵩》诗碑；碑很大，字还没有镌刻。登上缑岭，寻找子晋祠，登轘辕道，进入登封，从北门出来，在庙中斋戒。这天晚上睡下后，刚起身，官吏已从五更前来，有司请我们穿朝服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拜谒新修的宫殿，拜见真宗的御容，稍稍走近山麓，到达峻极中院，才改换冠服，舍弃车辆和随从，跟随的人不过十多个，轻装继续前进。当时秋高气爽而日色阴暗，天气还不很冷，晚开的花和幽僻的草遮蔽着石壁，正值人的精神清健强壮之时，又有朋友簪缨相聚、谈笑宴饮的乐趣，登高走险，意气豪迈而心志坚定。遇到大磐石和大树，必定让上下的人休息，斟酒饮茶，傲然自得很久。道路稍微平坦，就乘腰舆前行；山路高峻险绝，就穿着草鞋前进。探看玉女窗、捣衣石，石头确实奇异，窗却已经不存在了。曲折前行到八仙坛，在三醉石休息，四处观看，题写的墨迹已经不再存在。考察三处居所所作的赋，名声也超过了实际。午后太阳西斜时才抵达峻极上院。师鲁身体最为丰腴，最先到达；永叔年纪最轻，却最疲惫。于是洗漱进食，从容间登上封禅坛，向下俯视群峰，才发现先前仰望、认为没有翅膀便无法到达的山峰，全都不过是小土丘。城邑中的房屋楼观以及众多人物，看上去就像蚁穴土堆。武后的封祀碑原来还在，自称大周；当时的名士都把姓名题在碑阴，却没有料想到后代会讥笑他们不合典制。碑上空白无字的地方，看见圣俞的记文，乐理国以下四人同游的题刻尤其精美。我认为古代帝王在这里祭祀天神、记载功德，当时尊崇赞美极为隆盛，后世君子不必废弃或毁坏它。又寻找韩文公所说的石室，于是全部登到东峰顶。这天晚上住在峰顶，正逢月望前后，天空没有一丝云翳，万里景物尽收眼底。子聪怀疑月亮离我们稍近了，使人浩然忘却尘世的忧虑。我们在清冷的露水下盘桓站立，只觉得寒气直透骨发，瘦弱的身体将要承受不住。于是正好就近住宿，张起蜡烛，准备丰盛的饭菜和酒醴。五个人一起敞开头巾、解开衣带，围坐在一起尽情饮酒，赋诗谈道，间或开些玩笑，却完全忘记了身体的劳累和利欲的萌动是什么东西。半夜稍稍上床休息，第二天寻找归路，步行并不觉得劳苦。从前听说鼯鼠的本领已经穷尽，只能下去而不能上来，难道我们也接近这种情形吗？中午到达中院，县里的长官前来迎接，我们的举止更加谨慎。申时出登封西门，取道颍阳，住宿在金占。十六日早晨出发，骑在马上纵目远望，太室山仍在身后。道路转向西南时，便只能看见少室山。若要观赏少室山的美景，不经过这条路，就不能尽览。各县人说它是冠子山，正好符合它的形状。走了七十里，从颍阳北门出来，探访石堂山和紫云洞，这里就是邢和璞著书的地方。起初山路极为陡峭，要攀着藤萝向上走七八里；上面忽然有一个大洞，荫蔽数亩，泉水从中流出。这里长久被道士占作店舍，炊烟熏燎，又把洞内涂抹粉饰。已经告诫县令，稍微在旁边修建草屋，让他们迁出去。这里山峰形势高险绝异，大体上彼此相对，像是巧匠制作出来的。又有峭壁上仿佛写着“神清之洞”四字，字体笔法确实精妙。大概在薛老峰的北面。各位都怀疑古老的苔藓自然形成了文字，又猜想是造化之神挥笔写成的，没有办法考究它的本末。停留了几十刻，正赶上要下雨，便离开了；仍然冒着夜色走了二十五里，住宿在吕氏店。马上大概已经疲倦厌烦了，于是师鲁讲怪异故事，永叔和子聪唱俚俗曲调，几道吹洞箫，往往使人笑得前仰后合，哪里还知道道路的长短呢？十七日住在鼓婆镇，随后沿着伊水登上香山，上下山后才在八节滩上饮酒。从峻极中院出发到这里，总共在墙壁、石头、树木之间题名了十四处。大体上从东门向正东再向南走，从长夏门进入，绕菘轘一周四百里，可以说把最优美的景色都看尽了；只是始终觉得没有尽兴，是因为圣俞没有同行。如今既然已经回到府中，恐怕接连就会有尘世事务侵扰，所以赶紧写下这些奉告您，希望可以代替一晚的交谈。《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二十四 （明）贺复征编 ○书二十 《答司马君实论乐书》【宋范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