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十七

译，说明君主尚未听到的事情。尊重贤者的言论，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视听；视听先行张开，黎民便不会陷入灾害而得以康泰。后代即使有盗臣奸党，最终却不至于忧虑败亡，是因为所制定的纲纪没有断绝。尚书六曹的设置，就像人的六腑一样。耳、目、口、鼻的枢纽系属于头部，手足的作用关联于肘膝，人的血气根脉都由六腑统摄，彼此相合并发出命令，然后才能正常运作。凡是行动和使用失去应有作用的，不是邪乱就是昏眩。人没有不尊重自己的头部，并用脚掌管所走的路、用手指掌管所拿的东西；全身各部分各自勤于发挥作用，头部就能安享尊位而不劳累。头部处在身体之中，就像君主居于上位。百官各安其位，君主就能安享尊位而不劳累，这是明白的。如今尚书六曹表面上官署齐备，内部却实际混乱。如今民俗凋敝讹误，是由于户部的纲纪没有治理。过去户部在开元年间最为清明太平，当时西边有甘凉六府的富饶，东边有两河的赋税，所供养的军队不过四五个节度使，其余收益全都归于齐地百姓。四十年间富庶广大到这种程度；等到有一天，君主倚仗太平日久，便放纵臣下互相逞威骄横，直言的人获罪而死，阿谀逢迎的人却得到进用。转眼之间，皇帝的清道仪仗已经巡行到巴蜀。如今西凉成为胡虏之地，两河成为战场；开元年间整个天下的兵力，尚且抵不上今日几个郡的士卒，而连能穿起衣服的农民也都承担着各种徭役。鞭打和劳役繁重不止，百姓不堪忍受，官府却只顾按册征发而不顾其祸害，施刑也不问轻重；吞并掠夺的人太多，想不使民生凋敝耗损是办不到的。兵部选拔武士也很荒谬。考射箭以百发百中为上等，骑马射箭次之，骑马挥戈又次之；这本是武夫中地位低下者适宜从事的技能，而真正有用的武才百人中没有一个。其余的人几乎都是花钱买通豪强奸人的脱役者，等待冒名混入；那些挥戈纵马嬉戏的人也能取得合格的名次。于是估贩店铺中富人的子弟，哪里能够达到武事所需要的标准？他们只是想借此登记在册，自恃有名而逃避乡里的徭役罢了。至于想使士卒、车辆和货币物资充足，臣还没有见到这种办法。如今两河之间直到幽蓟，连接西边和北边的边疆；靠供应粮饷的士卒，比当地百姓多出十分之九。兵部掌握的权力，连一个校尉都不能真正控制，更何况要把握军政纲纪呢？古代兵与农本是一体：三个时节从事农业，一个时节练习武事，所以春天耕种，夏天栽植，秋天收藏，冬天讲习武艺。臣诚愿使兵部的纲纪根植于古代治道的要领，使兵部的命令施加到将帅大臣身上，那么根本就会长久而日益壮大。为什么古代的士卒和物资反而不能充足呢？如今礼部选取进士，是最为清贵的选拔，却用华丽的言辞、声律合乎格调的诗赋来选择人才；等到他们做官时，却责求他们通晓天下的大道和具备王公大臣应有的重大才器。现在选取人才的标准极其浅陋，却希望他们具备极大的才能，这就像敲击破陋的瓦罐，却希望它能奏出《韶》《濩》那样的乐曲。如今求取仕进的风气更加败坏，竟把阴险欺诈当作朴实，把光明正直看作狂妄，更把武事视为污浊，何况还要兼通学问呢？陛下为什么不命礼部官员督察他们所学的事业，兼考他们各自的才能？这样人材才可以受到教化。只有博大通达的士人才能兼通各种学问。掌握纲领、提举纲维，不是博大通达的士人不能做到。求取博大通达的士人，不竭尽诚意也不能做到。所以殷宗对神灵竭尽诚意，神灵便在梦中感应而使他得到傅说；周文王对贤才竭尽诚意，精诚便通过征兆感应而使他得到太公。陛下如果能够采用殷、周那样的诚意来求取贤才，还忧虑什么任用人才不能到位呢？如今工部的纲纪不能振举，是由于各类工匠没有条理。况且一味追求快捷而滥用工程，就会迅速败坏；迷惑于邪僻奇巧，就会不断改建重作。工程迅速败坏而相继发生，改建重作没有止境，想使财费不至于穷尽、工力不至于耗竭，臣没有见过这种可能。尧的功德与上天覆盖万物相等，却居住在土台阶上，荫蔽于茅草屋檐下，使用土制的簋来盛食物。禹亲自勤劳治理洪水，宫室却很低陋。这两位君主并不是不能达到极其奇巧奢侈的程度，所以能够安于简陋而不感到厌倦；这是想让天下人自然形成俭朴之风，容易遵从。周

译官关于百工职责的记载，载在《六职》一书中，已经十分详尽。后来昏君乱主，没有一个不极尽游观之乐、穷尽奇巧奢侈之娱，任意挥霍罗绮纨绔的华靡。即使种植生产所得的乐利，也不足以满足虞人所需的裁制；即使耗尽田地中农民的劳作，也不足以填补百工的役使；即使竭尽养蚕妇女的辛劳，也不足以供应广泛的绮彩需求。

译秦、隋末世，君主若不这样做，还不足以毁坏宗庙社稷。如今仕宦人家不在乡里登记为农，已经很久了。农夫只怕其他行业不容许自己前往从事，哪里肯顾念田亩而留恋本业呢？伏愿陛下仰慕尧、舜、禹的圣德，敬畏秦、隋因奢侈而败亡的教训，思念汉文帝的节俭。凡是百工所需、与将作、内作、技同等事务有关的，都必须使其统属于工部，以考察制作的规制，使劳役费用造成的怨恨不在下层百姓中产生。这样，便可兼有尧的圣明、禹的睿智、周代的规制和汉代的节俭，只在于陛下选择罢了。这哪里只是为了使士人和农民坚定本业呢？如今吏部补授官吏，每年调选官员一千多人；考试他们用偶对文辞、骈俪语言写成的文章，以二百字作为标准，根据能否写成来决定取舍。即使这些人真的能够做到，又怎么可以据此补授官职？何况其中十九人都是虚伪之人呢？用这种办法来求取真实才能，是不可能得到的。况且昆吾所铸的利剑、莫邪剑的才质，即使巧匠善于使用，也不能雕刻咫尺之木；凶猛的鸟所用的罗网，即使善于掩设，也不能捕捉蚊虫。如果让恢宏博大的士人把心思和言辞裁剪雕琢在这种文章上，那么他们的真正道术又怎么能够显现呢？陛下为什么不命在朝任职的群官，每年各自举荐自己所知的人才，分别以他们的长处加以试验，再按照他们的器能任用呢？不能胜任所荐职位的，治以欺罔皇上的罪；缺少贡举人才的，治以埋没贤才的罪；见闻广博的人，爵位可以越级提升。礼部、吏部按时登记举荐的名册，刑部督察他们是否考察得当。这样一来，人人都会争相爱惜贤才，人人都努力克制自己，还担心什么真伪不能辨别呢？如今朝廷的缺失很多，其中最紧急的是刑部。刑部纲纪不能振举，是由于赏罚不能取信于人。诏命接连下达，旨意却彼此相违，因此有今天施行、明天废止的，有在这里定罪、在那里赦免的，这简直成了轻慢、变易和欺诈的渊薮。想不出现冤枉和歪曲，是不可能的。臣诚愿斥去繁琐苛细，除掉彼此相违的规定，使人人容易遵守而难以触犯。然后任命儒者和贤能之士专门掌管刑部，不明晓这些道理的人，不得担任刑部官员。不要让狡猾奸邪之徒轻视自身性命而看重财货，窃取法律来玩弄私术。这样，刑部才会清明。赏罚取信、刑罚果断，远离罪恶、修养自身的风气就会形成。如今朝廷的病不只是有所缺失，而是将要病重并成为痼疾了。疾病如果只在皮肤，尚且容易治疗；六腑已经错乱，气血运行也不合经脉，身体又成为痼疾，岂不是危险吗？臣请用医家的话来说明国家的疾病，伏望陛下察看。臣听说良医治疗痼疾，要陈列奇特的药方，用猛烈的药饵攻伐，再从体外用针灸引导血脉，使药物与疾病在体内相互攻战。等到痼疾解除、病体痊愈，六腑也已经疲惫，于是竭尽良药，根据体质加以调理；再用有德者的膳食，依照滋味来补养，之后六腑恢复平和，四肢百体端正，内里强健而外表调和。世上那些庸医却不是这样，往往一定要等疾病胜过人体、形体衰弱之后才处理，因此身体不陷入危险的很少。三公、六曹，是国家的六腑；刑罚取信、赏赐果断，是国家的筋络；九州百郡，是国家的四肢；四夷八蛮，是国家的外皮；骄横荒怠、淫乱怪异，是国家的痼疾；嘉谋远算，是国家的奇方；强将劲兵，是国家的针灸；礼乐法度，是国家的德膳和良药。百骸处在外部，六腑排列在内部，彼此借助而成就生命，彼此作用而运行呼吸，本来就是一个身体。等到一个腑失去调理而姑息不攻治，日久便会扩大；攻治却不能除去，日久便成为痼疾；除去之后又不补养，日久便会复发成为难治的恶病。臣认为，天宝年间遗留下来的痼疾，起初只是一个肢体上的问题，却因容忍而逐渐蔓延到全身，几乎危及形体。玄宗、肃宗虽然加以清除，却没有彻底完成；痼疾又蔓延到兴元年间德宗在位时，然而又没有贤良大臣能够进献使内部强健的办法，所以攻治不能成功。先皇只致力于清除而没有致力于补养，如今它又在幽蓟复发，盘踞在国家左右；又有西戎的威胁，停留在内掌的皮肤上，已经从手腕越过手肘，如今到了肩部。怎么知道它是从手掌蔓延到肩部的呢？因为从安西到泾、陇有一万二千里，其中的险关和重重阻隔都被戎人占有，由此可知病势已经蔓延到肩部。那么王畿与戎人相接，界线不到五百里；肩膀距离喉咙如此之近，难道还能远吗？为什么还要姑息而不加清除呢？这些全都是从朝廷的缺失中发生，并使病患向外流传的。至于四方的弊病，没有比山东、陇右的紧急局势更严重的了【缺字】。至于武备不足，臣还要请陛下详细听取臣的说明。圣人把万物当作父母所爱护的子女，必定体察天地运行的功用：以阳气为文教，使它达到极其光明；以阴气为武备，使它充分发挥肃杀威严。阳气充盈时，便收敛而由阴气护卫；阴气充盈时，又返回而由阳气济助，所以二者能够相互调理而不紊乱。五月阳气充盈，使一分阴气处在其中，表明阴气有其正当位置，也使盗乱的阴气不产生。因此圣人依循这一规律设置武备。到了十一月阴气充盈，包藏将要到来的阳气，可以发展壮大而长久。所以外部形成霜雪来严厉约束它，恐怕阳气僭越而过度；内部则密闭温暖来养护它，使它成为文治和光明。因此圣人依循这一规律求取贤才作为辅佐。冰雹、冻、霜、雪，禁止焚烧荒芜之物，这是阴气的作用；所以圣人依循它来端正刑罚。雷和风作为先导，荡除不通畅之处；温暖的阳光随后使万物舒展，这是阳德。所以圣人依循这一规律施行文治和宽宥。因此，圣人的德化虽然以文治为先，但武备不能废弃。前年淮夷被擒，齐、鲁被平定，常山失守，幽蓟归附。臣没有看见制订法令和用兵有一定的方法，议论者却认为兵器可以收藏，于是任用羸弱的将领守卫常山，让迂滞的儒生镇临蓟北；转眼之间，贼人的气势又复发了。伏愿陛下谨慎行动，务使诚意充盈，不要损伤阴气所代表的大势；而且施行教化在于便利百姓，发兵在于先建立形势。百斛重车，即使由百头牛来拉，也不能摇动它的车毂；如果把它放在陡峭的坂道上，要扰动它，所用力气不是计算几头牛就够的；等到轰然移动起来，牛脚的运转又赶不上车轮奔驰了。这就是建立形势的关键。如今幽蓟的兵患，就像病人再次发病；民力空虚却强行践踏，应当专门建立形势来诛讨它。建立形势的紧急之处，在于把威势集中在深、棣，把实力充实在沧、定，然后用赵、魏的军队逼临常山，从四面合围进攻；这样，冀地战马的踪迹就不能指望与燕地的马蹄相合了。再以太原的军队进入蓟丘，易水以东的左臂便不能从旁策应。这就是拘困燕地、囚制冀地的办法。如果擒获或放纵的策略能够在一时之间施行，那就只在于有名将并且善于使用他们；如果威势不能集中在紧要处，力量不能充实在危急处，即使有名将也无从施展。

译陛下看见西边用来制御戎人、北边用来抵御敌人的壁垒，形势盘曲连结、交错相接；兵甲很多，赏赐和慰劳也很丰厚，便认为戎敌害怕这些，因此不敢侵犯边塞。如今刑罚和赏赐不能取信于人，戎人便引兵自行入侵；士卒中徒有虚名、占有军籍的，不止十分之五，日夜飞驰往来，用白璧和银帛交易谋利，只怕田园、陂池不够广大，簪珥、羽钿不够奢侈，深邃房室和华丽门闼不够幽深。不达到这种程度便不满足。这样怨恨和劳苦积累在士卒身上，等到寇贼到来，必定固守壁垒、闭兵不出，没有人敢出击。像近来戎人的兵锋向东进逼，陛下将要依靠谁呢？如今北方敌人扰乱中原，事情已经如同嫁女一般难以挽回；而西戎反复无常的盟约，又哪里值得信任？不可不预先防备。人的性情有勇敢和怯懦，地形有险要和平坦。勇怯可以通过训练来控制：用刑罚约束他，怯懦就会消失；用利益诱导他，怯懦就会消失；用形势珍重他，怯懦就会消失。比如渡过险地，就让善于使用强弩、能够持重坚守的人占据它；到了平地，就让骑术精良、挥戈迅捷而马蹄强健的人兼任进攻。这就是取得地势而使怯懦消失。如今士卒俘获戎人时，所得的马、羊、牛及各种牲畜和衣装宝络，都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所争夺抢掠。这是顾念利益而使怯懦消失。士卒蒙受军纪处分而失去法度的，都处死；这是畏惧刑罚而使怯懦消失。这样使用勇士，力量就会增加百倍。臣曾经在边地任职，也曾同投降的戎人交谈：从瀚海以东，经过神鸟、炖煌、张掖、酒泉，向东到金城、会寜，东南到上邽、清水，共有五十郡、六镇、十五军，都是唐人的子孙，却活着成为戎人的奴婢，从事耕田、放牧和种植；有的聚居在城邑村落之间，有的散处在野地泽国之中。等霜露降临，他们把这当作一年时令，必定向东哭喊遥望，他们感念故国的恩德就是这样深。陛下难道不思念他们吗？臣料想西戎今年冬天应当越过黄河，拒击北方军队；明年必定大举进入灵武，侵犯西城，首先攻击监宥。若能趁此时下诏，使寜、陇、邠、泾以及南梁都集合军队商议军务，只留下老弱谨慎守城，其余少壮和骑兵都带好装备，佩带盐和干粮。命邠、寜、泾原军都从平凉道出兵；让弹筝、邠、寜军向北据守崆峒，守卫萧闗；泾原军向西遮断木硖闗和凤阳军，越过陇地进出上邽，乘势从临洮夺取凤林闗；南梁军沿凤阳道行进，越过黄花，借狄道与陇西会合。得到有利形势便进攻，依靠所缴获的牛羊来供给军需；各自派轻骑进入贺兰，抚慰晓谕那里的遗民，使声威飞传、势力流布，延续【缺字】；向西则旧日土地完全可以收复。这样一来，王畿之内哪里还会有烽火报警的忧虑呢？所以臣说：四方的弊病，没有比山东、陇右更严重的。如今这篇策文题目叫“直言极谏”，那么言论就没有不直截的，直言也不应害怕获罪。如果劝谏没有不竭尽的地方，为什么如今这些话还没有说尽臣意见的十分之一二呢？这是为什么呢？圣上询问所涉及的事情，有的对国家未必有利；臣即使想把它说出来，却又不能解释清楚，便怕办事的大臣不能醒悟。圣上询问没有涉及的，正是臣平日积蓄的见解，其中有的或许有利于国家；臣即使想上奏，又怕因在不合适的地方妄言而获罪。何况是在阴晦寒冷的清晨，在奔驰的阳光照耀之下写成这些条陈奏议；又受文章体例拘束，陈述臣愤懑的诚意，百中还不到一二。难道以后就没有其他日子，陛下再来询问吗？伏惟陛下察看。谨此对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穆质。

译臣答道：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虽然道路不同，但进谏诤谏的原则是一致的；五种劝谏的要旨归宿相同，而直谏的作用最为急迫。如今朝廷听不到直言，已经很久了。伏惟陛下采纳唐尧以师友之礼对待臣下的道理，发表禹、汤罪责自己的言辞，广泛延请敢于直言的臣子，大力寻求政治上的过失。自近古以来，忧劳而思考治理，没有像如今这样达到极点的。况且何必忧虑不能成为尧、舜呢？如果希望陛下的德行与上天一样崇高，希望陛下的声名与上天一样无穷，这正是上天的意旨，也是臣的心愿。不然的话，臣就应当退下去，成为作者七人中的第八个人罢了，谁还会前来呢？制策说：“上古有道的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面对四海；不必治理而人民自行教化，不劳心劳力而事务自行成就，星辰运行有轨，风雨应时顺遂，悠远高妙得难以继承。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夏、商、周三代以来，制度建设日益广泛，辨明文质的区别，彰显利害的方向，用刑罚威慑他们，用礼法引导他们，使风俗敦厚却又日益浅薄，防范人民却使他们更加偷薄。难道淳厚与浇薄必定取决于时代吗？还是圣贤隔代出生，没人振兴他们呢？臣听说三皇用道来教化，五帝用德来教化，所以说：“修养自己来安定百姓，垂衣而治便能教化天下。”上天何曾说过什么呢？帝王又凭什么劳作呢？不过是无为而治罢了，不过是顺遂万物本性罢了。至高的道已经远去，至高的德逐渐衰微，于是三代君主把礼义放在首位，所以有法度的制度、质朴与文饰的变化；他们加高防范的堤岸，崇尚刑罚的威严，不能达到大治，却还可以达到小康。上古的君主和三代的君主，教化之道既然不同，劳逸也自然有别；由此可知，治理的盛衰都由德行造成，成效在于德行有优劣，并不在于时代有浇薄或淳厚。继承三代以后的时代，德化逐渐下降，是可以知道的。制策说：“朕恭敬地承受历代圣王的事业，惭愧地处在亿兆百姓之上，虔诚恭敬而刻苦自励，就像害怕事业坠失；忧虑并办理各种政务，夜晚警惕，早晨即起。”臣听说舜、禹每日戒惧，汤、武每日勤勉，这些都是前代帝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是忧劳勤勉达到了极点。臣私下听说陛下忧劳于大道，勤勉办理各种事务，不论大小，必定亲自过问；没有不关心的，也没有不亲手处理的，勤勉确实到了极点，忧劳也到了极点。然而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耗竭，形体劳累过度就会疲弊。古人说：“人生处在世间，就像白马飞过缝隙一样短暂，何必忽然把自己劳苦到这种程度呢？”况且陛下一次又一次责备自己；如果这样，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还要有关官署做什么？制策说：“惟以长久遵行前代君王的典章谋略为准则，仰慕大禹而崇尚俭朴，效法高宗而求取贤才，兴起夏启的征伐，发动周文王的讨伐，表彰孝悌，举荐直言，奉养老年人，敦促人民从事本业，平均徭役赋税，黜退昏暗者、提升贤明者，振作精神，勤奋不懈。”勤勉也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浮华奢靡没有革除，治理教化没有施行，暴乱也没有受到惩罚，奸邪的冒犯没有停止，五种教化仍然郁滞，七位谏臣还没有达到应有的作用，乡里废弃了尊尚年长者的礼仪，百姓没有安居本土的意愿，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而私人家室更加贫困，廉察官日益增多，官吏之道却更加滥杂。难道是朕不明察吗？还是形势不允许吗？为什么古今所做的事情相同，而得失的结果却不同呢？朕想铲除革新从前的弊端，创立新的规章，使它施用于事务时容易遵从，考察典籍时又有依据，把事情的本末详细陈列出来，将要举行并施行。臣听说，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成就长久的事业，这是没有听说过的。陛下追念前代君王的典章谋略，这是考察古道的做法。然而陛下要以古人为师来治理天下，究竟想做什么呢？是想成为皇，还是想成为帝，还是想成为王？是驱使天下百姓，使他们归于忠诚、归于敬意，还是归于文治？汉文帝以清静为治国根本，近世称说他使刑罚搁置；汉宣帝以刑名法术驾驭臣下，也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没有不先举纲而后使目端正，不先澄清源头而后使水流清澈的。这些道理陛下也已经熟知了。应当重新申明并遵循这些法则和准则，使下层有所趋向。臣听说大禹被称为三王之首，是因为他使宫室低陋、饮食菲薄，使人民富足而自己克制，俭朴达到了极点。这种道理被湮没而无人继承，已经很久了，只有陛下能够师法它并实行它。只要君主的诏命能够恢复，天下就可以受到教化。所谓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也没有人服从。臣听说自古求取贤才，各按类别而来：三皇以臣子为老师，五帝以臣子为朋友，三王把臣子当作臣下。想成为皇，就应当实行尊贤如师的礼节；想成为帝，就应当实行取贤为友的礼节；想成为王，就应当实行任贤为臣的礼节。从前贤明的君王，有因梦中感应而得到傅说的，有因占卜相合而得到渭水之滨的太公的，有亲自载贤者而来、用谦卑言辞和丰厚礼物相待的，有汤王五次到隐士住处邀请、表明贤者可以请来却不能屈服的，有刘备三顾草庐邀请诸葛亮的。这些事情陛下都已经充分听闻了。臣私下看见国家求取贤才的方法，礼部、吏部已经相差很远了。制策选拔是最高一等的科目，但依臣看也不能没有弊病。况且陛下的弓旌没有出动，玄纁之礼深藏不施；没有先行聘问的礼节，却有投递名帖自行求荐的人；没有使用软轮车征聘贤才的礼仪，却有穿着草鞋步行而来的人，他们在京城徘徊，在官署接受考核。又广泛设置繁琐的仪节，妄自制定条文格式，禁令约束几乎与对待盗贼相同，防范贤才的心思超过了防范奸人，使贤才困顿受辱，长久荒废时日。这样看来，仅仅一见天颜、承受一次圣问，臣恐怕皇王的辅佐谋略不能由此而来。如今所得到的，不过是我们这些琐碎浅薄之辈罢了，勉强给他们冠以贤才之名；贤者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臣厚着脸皮忍受羞惭，私下都不禁自笑。这样看来，高宗求贤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如此，这实在是国家最为弊病深重的事务，伏惟陛下加以深思，慎重处理。陛下的文治可以经纬天地，武功可以平定祸乱。我们的武力一旦张扬起来，河边逃亡的寇贼已经可以指日自行消灭；我们的文治一旦修明，淮水沿岸逃亡的丑类也可以不久自行来归。道德冠绝古今，功业上达下及，夏启、周发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陛下表彰孝悌，而孝悌还不能教化百姓，是因为表彰没有得到真实的孝悌之人；举荐直言，而直言还不能上达，是因为举荐没有用对人。奉养老年人的礼制已经废弃很久，没有听说有所恢复；敦促人民从事本业，而失去农业的人很多，很少有人加以劝勉。平均徭役和赋税，怨声却日益产生，是因为贪赃奸邪的官吏还没有清除；黜退昏暗、提升贤明，却使善恶混同，是因为考核官吏的办法还不精密。陛下如果师法崇尚俭朴的遗训，浮华奢靡还怕不能革除吗？前代君王的典章谋略如果一定实行，治理教化还怕不能推行吗？教化推行，暴乱受到惩罚，奸邪的冒犯停止，然后礼义就可以遍及天下，五种教化自然能够宣明。所谓七位谏臣，难道不是《孝经》所说的“天子有七位诤臣”吗？

译如今朝廷设置官职、授予职位，有以谏诤为名的官员，左右前后拾遗补阙的人数很多，不止七人；如果陛下仍有未能达到治理目标的叹息，那过失就应有所归属了。陛下若把奉养老年人的礼仪明确施行于上，乡里就不会废弃尊尚年长者的礼仪；平均徭役的法令若在官吏中实行，百姓就会有安居本土的意愿。安居本土就会乐于从事本业，乐于从业就会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就会振兴农业，农业兴盛就会家家给足，家家给足，赋税就不会减少而人民也不会贫困。官吏之道越来越淫乱，是因为官吏不精明。臣私下看见，吏部考核成绩最优的人，舍弃实际才能，只把资历深看作优先；考验才干的人，又失去根本，只把书判写得好看作上等。再加上查验考核日益繁多，文书牍案繁杂纠缠，昏聩迟钝的人长期滞留，官吏便借机作奸；官吏壅塞于上，权力转移到下，胥吏中地位最低的人竟能擅自掌握官府，所以财货贿赂公开流通，与市场交易没有不同。衡量职务而索取正直之价，仿佛以平准法估价；古代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如今却是为财货选择官职。违背古制、损害当今，弊病就是这样。又有通经的名目、试文的科目，却没有把它们统一归入吏部选拔。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廉察官日益增加，也本来赶不上弊病的发展。如果要铲除从前的弊病，明令当然应当迅速施行；至于创立新规，臣以为却不可行。况且烈祖的宪章没有改变，前代君王的法度灿然完备；德行轻如鸿毛，关键只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罢了，何必一定改制另作，然后才可以成功呢？顺应人的愿望，依循上天的时令，事情就容易推行；实行古代的道理，得到义理的中正，就有依据。制策说：近来阴阳失调，灾异接连兴起，旱灾和蝗灾连年发生，庄稼没有成熟。上天降下灾祸，一定有其原因；凶灾屡次发生，过错究竟在哪里？《传》说：“时令不能得到治理，上天的惩罚总是长期亢旱。”又说尧、汤遭遇水旱，是气数中的常事。这两种说法彼此相反，究竟听从哪一种呢？百姓没有储藏，国家没有粮仓积蓄。朕屡次延请卿士，询问谋略。至于削减冗余的俸禄人员，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既已听到好的意见，也已经付诸实行。然而停废事务所节省下来的部分，其他支出却更加广泛。想把粮食从江边运输过来，路途遥远而不能按期到达；想在关中搜求粮食，却扰民而没有收获。节省军粮，功臣就怀有怨恨；裁减官员，许多士人就无所归依。朕内心浩荡茫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臣听说旱灾和蝗灾，考察《洪范》，可以说是政治不能治理的惩罚。所谓政治不能治理，就是诏令不能取信于人。所谓“言”属于西方金，金失去本性，就会受到木的伤害；水属于东方少阳，古人说阳气上腾，所以形成旱灾。阳气既然亢盛到了极点，气候又喧腾蒸热，于是甲虫一类便成为灾害，螽斯也造成祸患。臣看见近年旱魃造成的灾害已经十分严重，那么《洪范》所说的征验也明白了。莫非是陛下的诏令不能取信于人吗？或者又听说军队作战之后，必定会有凶年。那些掌握兵权的人不以仁义为根本，贪恋残杀，使人民忧愁困苦，怨气积聚在下，因而损伤阴阳的和谐。于是国家先在河北用兵，旱灾和蝗灾随之而来；接着祸及河南，河南也发生旱灾；再接着祸及关中，关中又发生蝗灾。旱灾既然连年发生，蝗灾也逐年相继。莫非是陛下用兵的人没有详察其中的道理吗？臣谨慎考察古代典籍，参照历代事例，关于禳除灾异的奇术和祈祷的方法很多。至于减少饮食、节省费用，视庄稼为珍贵的圭璧，向邪神幻术求取，向佛教徒祈求福佑，让土龙在通衢上抬头，众巫师分开衣袖击鼓起舞，这又只是顺从人的愿望。至于两汉旧有的礼仪，三公应当免职，卜式曾上奏议论，弘羊应当烹杀，这又只是当时的做法。可是这些都不是救治旱灾的根本，也不是去除灾害的道路。至于一个郡、一个县，一个宰官、一个牧守，只要勤勉体恤人民的隐忧，精诚通达神明，有的以自身禳灾，有的用心意祈祷，蝗虫尚且会离开境内，旱灾也不会成为祸害。地方牧守和长官地位卑微，尚且有时能达到这种效果，何况陛下尊为天子、德为圣人呢？神意一动而上天顺从，气机一发而时令改变；至诚所感，哪里会有不通达的呢？臣伏见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的德音：避开正殿而不居住，减少平常的膳食而不享用，议论刑狱而缓处死刑，收埋暴露的尸骨。诏文刚开始书写，灾害之气将要穷尽；诏书刚刚下达，和顺之气便自行产生。因此不到十天，凶恶的首领就被消灭，战争停止，甘雨接连降下，灾异的气氛自行消散。上天监察人间，实在明白而且迅速。既然陛下的德行能够感动上天，上天尚且不会违背，何况鬼神呢？至于尧、汤遭遇灾害以及阴阳运行的气数，那只是先儒说得简略罢了。小臣不敢传播疑说，只谈《洪范》所说的征验，请陛下鉴察【缺字】即可。臣听说尧遭水灾、汤遭旱灾，而国家没有损伤衰弱，是因为积蓄多，预备工作早已具备。如今国家有时不下雨，一年收成不好，和尧、汤相比简直悬殊。人民困苦到了极点，国家也空虚，是因为预备得不早。近来赋税征敛没有止境，怨言日益充满，权宜之下只得用诡诈的办法搜求，早晨下令、晚上就要备办，难道不都是因为军队和粮食吗？如今蒲、同一带劳师出征的军队已经回来，关辅百姓才稍稍得到喘息；若不急于筹办军粮，也不烦扰军需，那么在关中搜求粮食，就会造成更重的扰乱，实在不可。由江边转运粮食虽然遥远，却可以预期；关中军粮可以用仓储来供给。即使节省粮食，仍担心费用很多，那么功臣凭什么会怀有怨恨呢？选择贤才来充实官职，即使裁减官员，仍担心空缺职位很多，那么许多士人又何必忧虑无所归依呢？臣听说，国内政治的治乱，取决于君主所掌握的原则。上面有所掌握，下面就有所遵守。臣私下观察国家的治理，似乎并不是这样：没有可以长久实行的谋划，没有经常储备的制度；施用政令不分本末，举措没有条理纲领，任凭时势运行，遇到紧急情况才临时变化，就像空船碰撞，只想渡过江河；又像乱丝纠结，却希望织成帝王的文诰。因此遇到顺境就福气到来，遇到困厄就祸患发生；遇到荒年就劳苦，遇到丰年就安逸，只坐等天命，不关心人的谋划。圣上的心意浩荡，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挽救，正是由于常道伦理没有得到安排。制策说：“诸位大夫积蓄才器，通晓古今，来副合朕虚心求贤的愿望，整齐地前来列位；请匡正朕的浅陋昏昧，拯救时世的困难灾害。你们应当尽意直书，不要有所隐瞒。”这正是陛下以厚礼对待众位君子的心意。臣卑微，哪里足以担当呢？像臣这样的人，生来只是唐人中像马牛一样的普通人，刚刚到了壮年；道术不能施行，身世不能遂意，鄙陋浅薄，和蝼蚁有什么不同？然而关于《诗》《书》以及天人关系，皇王治理天下的经纬之道，《三坟》《六经》、九流百家，前代君王沿革变化的要点，历代兴王所以成功的原因，臣既曾在心中研习，也颇为在学问上有所准备；虽然还没有穷究，也可以大略说出。至于时政的损益、任用贤才的得失、刑罚有轻有重、百姓有的获利有的受害，臣又或许从耳闻中得到了一些不切实的消息；只是臣身处远方而孤陋，没有人为此先行进言，也没有机会到陛下面前说明罢了。

译皇天后土、宗庙社稷，实在应当知道我的心意。我每每因愤懑而激发诚恳的忧虑，心中激愤，藏于骨髓，想要有所陈述，已经很久了。承蒙陛下施行开天辟地般的恩德，降下如雷雨般的恩施，郑重诏令执掌政事的官员，并广泛延请各郡国，使他们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我有幸如果确实有志向，人们便举荐我；这也是上天降福于大唐，使陛下恩赐于我，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把想说的话上达天听。至于贤良，臣哪里敢当？只是直言极谏，或许还有可取之处。若所说不直、劝谏不尽其情，这是微臣不忠的罪过；也就是辜负陛下虚心听取意见的恩德。倘若像古代那样忌讳言事而动辄诛杀，把诽谤附会于律法，施以脯醢、滥杀和鼎镬之刑，这正是昏主暴君亡国的工具，也是陛下明白知道的。因此臣不再对圣朝有所疑虑了。现在敢竭尽心力，穷尽愚见，直指陈述切要之处：正确的意见就采纳实行，错误的意见就宽容赦免，这就是所谓进言者无罪，而听取言论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谨此回答。才识兼优，明白体用之理的策论【元稹】臣正忧虑近古以来策问之法不能施行，而陛下提到了它，这实在是天下人的福分。微臣难道敢忍住心意而不说吗？况且臣听说，古人用进言来荐纳人才，难道只是徒有虚名吗？原来是要实际任用的。因此，益赞美禹而使军队回师，傅说使武丁复兴王业而作诰命，这些都是采用进言的大概情形。到了汉文帝以不如尧舜为羞，才开始用策问来求士，于是天下郡国都有贤良之士贡入朝廷。应诏而对策的，只有晁错。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出仕，然而最终仍不能选取并施行他的条对，使之惠及天下。采用他的策论却不遗弃其人，是因为他的主张有利于当时；既得其人却弃置其策，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来，只是设置策问取士的科目，却不能实现采用言论的实际意义。到了魏晋，朝令夕改都来不及，又哪里值得谈论他们的策论呢？我大唐历代圣君临御天下，策问天下士人的次数很多。他们往往都光大其名声，厚待其爵禄，然而从未听天下人说：‘某日天子降下某项策问，得到某位士人，施行某项策略，成就某种功业。’这究竟是不知道直言之诏屡次下达，而直言之士没有出来呢？还是不知道直言之士屡次出现，而直言之策没有被采用呢？如今陛下刚刚临御天下，专心致力于切实关系百姓的事务，寻求能够指斥自己的至理之言，要求阐明事理的确切论断，这正是傅说代替君王发言时那种盛大的用意。微臣哪里足以奉行这一使命？然而臣所以上呈的愚见，都是针对弊病陈述方法，以此作为根本，不是罗列一般性的体制议论来修饰文辞。事情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使烦琐也一定进献；言论只要符合道理，即使浅陋也一定记录。本来不足以副合陛下恳切悲悯的诚意，但或许可以尽到微臣献纳和纠正的责任。伏愿陛下把臣的这篇策论交给有关官署，倘若其中有可取之处，就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说：‘可惜啊，汉文帝虽然以策问求士，直到我朝明君出现，才真正能够用策论救济百姓。’这样，臣终身的愿望就实现了。如果言论不适用、策略不合时宜，那么臣就有蒙蔽圣明、欺骗上天的罪过，将被置于典刑之下，陛下本来也不能赦免我。这也是臣心甘情愿的。臣恭敬地读了圣策，才看见陛下忧念礼乐日渐衰微，怜恤百姓困苦深重，要求恢复盛治、救济艰难的方法，斟酌推恩和寄寓政令的适宜做法，这些都是当今最急迫的弊病，微臣岂敢不分别说明并写下来？从前我高祖武皇帝，除去混乱的政事；我太宗文皇帝，收藏兵器，停止干戈，以仁风覆盖天下，以恩泽滋润百姓，收止天下的劳役，使天下人安宁；减省天下的刑罚，使天下人长寿；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使天下的风气和谐；总摄天下众人，使天下众人各得其理。因为恭敬谦让的节操彰明，和谐亲爱的教化得以施行，所以革除三王所因袭的弊端，兼备六代所兴举的礼乐。称说至高道德的人，举文皇帝来比拟尧舜，难道是不同寻常的事吗？确实是有实际内容来辅助它。明皇帝即

译位，实在可以称为中兴。当他任用姚宋、召用贤能时，即使禹、汤、文王、武王时代的风俗也不能超过他。四十年间，刑罚没有施用，人口日益繁殖，四海大为和谐。于是举行升中告禅的仪式，就奉祀泰山并祭祀嵩山、华山；举行东巡西狩的典礼，就以咸阳、镐京为居所，并临朝于洛阳。礼制既已全部施行，事物也随之消耗。天宝以后，征战戍守相继兴起，气势强盛而治理衰微，这是自然的道理。从前靠乳哺养育而拥有的人口，一旦之间被战争消灭了。战争兴起以来，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战争兴起，户数就减少；户数减少，土地就荒芜；土地荒芜，赋税就加重；赋税加重，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逃避劳役和赋税的罪行就增多，于是权宜之法便被采用。如今陛下亲自处理根本事务，首先向群儒询问，忧念礼乐不能兴盛，感叹太平盛世还没有恢复，这实在是天下百姓将要断绝重新恢复完整生活希望的日子。微臣是多么幸运，能够对此作答并申说啊！微臣认为，将要兴盛礼乐，必须先使百姓富足；将要使百姓富足，必须先停止战争。停止战争的方法，臣请用两句话说明。古人所谓销除兵革，并不是说撕裂旗帜、熔毁锋刃而已。大概是上位者彰明诚信，下面就实行忠孝；内在确立恭敬谦让，外部夷狄就会和睦。夷狄和睦，边疆的战争就会停止；恭敬谦让确立，争夺的祸患就会消除。争夺的祸患消除，和谐顺从的心意就会产生；和谐顺从的心意产生，礼乐之道就会兴盛。这就是先王修明政事、收止兵戈、兴盛礼乐、使百姓富足的大概办法。陛下如果一定要责令臣详细探究其方法，臣再请指陈具体事例来说明。人的劳动生产不能充足，即使神农设立教化，天下也不能没有饥饿而死的人。因此，古代不耕农而享受供养的，只有四类：官吏有明察断狱的才能，便供养他们；军队中有临敌作战的勇气，便供养他们；工匠有便利百姓的技艺，便供养他们；商人有流通货物的才智，便供养他们。这四类全都是明察、勇敢、精巧、智慧之人的事情，天下百姓中百不见一二。若不能属于这四类，不耕种就不能得到食物，不织布就不能得到衣服。人的情形是，衣食压迫于内心，劳作就会在外部兴起；所以游手好闲、靠别人供养的人总是少，而致力于根本生产的人总是多，难道是强迫他们的吗？只是前者容易图谋安逸，后者难以达到罢了。如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官吏治理没有考课的明法，士卒废弃了检阅稽核的实务，百货都极尽奢靡奇巧的工艺，各处店铺全都从事兼并。之价加以，依附浮图的人没有离弃华丽、超绝世俗的操守，却有抗拒劳役、逃避刑罚的宠遇；穿戎装的人没有超乘挽强的勇力，却有横行击斗、辱骂官吏的骄横。因此，天下十个人中有九个靠游食为生；只有那些愚笨朴拙、不能自行迁徙谋生的人，才依附于农耕。这又不是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安逸而容易安居，农民劳苦而难以生活。由于懒惰游荡的户口不断增加，耕种养蚕的赋税更加沉重。从前十户共同缴纳还尚且不能供给，如今将近变成几户人家供养一个人的情形了。即使有慈惠的长官、仁慈隐恤的官吏，也还不能使百姓存活；如果用惨酷的刑罚加以打击，他们就会转移而死于沟渠之中。如今考核官吏，以赋税征收没有拖欠为上等。依臣看来，能够满足陛下赋税要求的官吏，实在正是伤害陛下百姓的人。如果这样，那么农桑生产已经如此，懒惰游荡的人又如此众多。耕桑赋税沉重，眷恋本业的心就淡薄；懒惰游荡的户口众多，使富足的道路偏离。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定考课之法，减少冗余供养的人，断绝雕琢文辞等不急迫的技艺，停止商人兼并的营生，清正浮图的行为，严明检阅稽核的法令，减轻农桑劳役，兴起耕战之术，那么懒惰游荡的户口就会全部归业，眷恋本业的心就巩固了。眷恋本业的心巩固，富足的道路就会兴盛，贞观、开元时期的盛况也就恢复了。

译这样一来，过去的过失由前面加以防止，将来的忧患由后面加以戒备，只在于陛下长久地警戒、谨慎罢了。至于主父偃处在七国兼并之后，谋划分裂诸侯而假借推恩；管夷吾处在诸侯争夺之时，先实行诈术和强力，再施行寄寓政令，都是一时的权宜之术。难道可以说它们明白通达，能够与日月一样在圣朝中放光吗？臣虽然卑贱庸陋，尚且不敢在帝王圣明之日陈述王道，何况是权术呢？这是臣最感到羞耻的地方，所以不再详细探究说明。臣恭读圣策，又看见陛下认为，掌握契符则群臣会尽其真情，亲自处理政事则众官不会结党。陛下认为汉文帝崇尚学术却使盛业衰落，光武帝考核官吏职务却不明白通达事理的方法。依臣思考，这些都不对。把政事交给下面而使他们尽情行事，是因为考核功绩的科条废弛，清浊人才的进退泛滥；崇尚儒术却使盛业衰落，是因为章句之学兴盛而经纬天下的道理丧失；考核官吏职务却昧于通达之道，是因为科察之法流行而会计考核的期限过于急迫。臣请逐条陈述。神农削制耒耜，教人耕种锄草，是为了开垦良田、种植嘉谷；然而不能遏止稂莠滋生。遏止它们的方法，只是用镰刀、锄头把它们铲除而已。唐尧开设朝廷，任命百揆，也是为了培育禹、舜，并且培育皋陶；又不能遏止共工、驩兜等人的叛逆。遏止他们的方法，只是放逐、弃置、处死而已。神农没有因为稂莠而废弃耒耜的功用，所以能够保存使用农具的原则；唐尧没有因为四罪之人进用过而夺去舜、禹的任职，所以能够始终实行任用贤能之道。如此看来，陛下所任用的人究竟怎么样罢了，哪里可以说任用贤能一定不可行呢？至于考核功绩的制度废弛，章句之学兴盛，经纬天下的道理衰微，会计考核的期限急迫，都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幸而陛下能够反思汉元帝、光武帝的事情，臣就赶紧把它们一一说完。如今国家所谓兴盛儒术，难道不是因为设有通经、文字之科吗？所谓通经，又不过是覆射几个字、说明字义的才干。至于辨析□章条，所以中第的人每年多达百余；把这样的能力轻视为通经，难道本来就应该如此吗？至于以文章自我应试的人，也不过是雕饰词藻、镂刻句子的才能，搜寻摘取支离破碎文句的学问。假如有人从这些方面出类拔萃，便可以坐等公卿职位，俯身求取郎署官职；树立声望不依靠考绩优劣，接连中科的人晋升很快，多次考取的人官位很高；拱手沉默、因循守旧的人被视为清正，流行法令、莅临官职的人却被视为俗吏。把这叫作儒术，难道竟然如此吗？所谓考核官吏职务，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有按迁次升迁、选拔任用的制度吗？臣私下观察如今准备参加朝廷选拔而不凭借文章文字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施下许多网去捕一只鸟，尚且未必能捕到；何况只张开一只网眼来罗取万类，却希望飞的、跑的、大的、小的全都落入其中，能够做到吗？用这种办法考察群吏，群吏又怎么能够考察清楚呢？如果不能考察清楚，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并断绝他们的私心呢？这就是陛下将要掌握契符来驾驭群臣而叹息，想让群臣尽情办事、自己垂衣而治却又担心治理不好的原因。大概是臣所说的考察官吏的方法不明。陛下如果确实能使礼部以两科求士，凡是通晓《唐礼》《六典》、律令以及国家制度之书的人，直到精通九经、历代吏治而专长其中一门的人，都可以称为学士；其中能够贯通大义、与道理相合的列为上第，口头熟习文章义理的列为次第。那些以诗赋、判、论来展示文章的人，都可以称为文士；其中能够经纬古今、辨明是非的列为上第，文辞藻饰典雅华丽的列为次第。凡是从平民到尚未隶属于朝廷省寺的人，都可以凭这两科求取士位。礼部评定高下，送交吏部，再给予荣宠和俸禄。这样，儒术之道就会兴盛，经纬天下的文章也会繁盛。吏部废除以书判万言取士的制度，设置三种任用人才的方式：第一叫作校能之式。每年由朝廷中地位尊崇的一人，和礼部郎官共同考校天下群吏的治理成绩；名次列在第一至第三的，考定之日依据其功劳事状予以升进。治理州牧、县宰，养育百姓，凭借治理成绩取用的，就实行上等赏赐。这样，迁次升降的道路就明确，升迁迟速的差别也就确定了。第二叫作任贤之式。每年朝廷内部从仆射到各部门的正长，外部直到廉访、节制等官员，各自举荐一名符合朝廷选用标准的人。外部从州牧、郡守，内部直到在朝任职的百执事，各自举荐一名治理郡县的官吏。按照所举荐的人授予职任，再根据考核功绩辨别赏罚。不举荐贤能，是不明察；举荐不贤，是不精审；不精审与不明察，罪过相同。这样，保举任用的法令得以施行，贤能与不肖者的职位就会有区别。第三叫作叙常之式。对于学业不通、才能不属于文章、政绩不能列入优等、品行不为人所知的人，就按照停年考资的资格限制来任用。这样，普遍任用的制度可以长久实行，微小的才能也不会被遗弃。两科建立，群才就会得到任用；三式施行，众官就会各得其当。陛下于是掌握左契来驾驭群臣，总揽枢要来匡正他们，把众官交给他们，如同心目运转四肢一样。难道四肢运转会对心目毫无功效吗？考察群才如同明镜照见形貌美丑，难道美丑的形貌会逃避、隐藏在明镜之前吗？然后陛下开辟四门，使进言的道路畅通；明察四方之目，借天下人的眼睛观察；通达四方之耳，借天下人的耳朵听取。不因他们的言论而私自产生好恶，端坐在朝堂，居于帝位，以冕旒遮蔽自己却连秋毫都必定察见，以黊纩塞住耳朵却连细微声响都必定听到。那么汉元帝时代拘守章句的儒生、光武帝时代督责官吏的权术，又哪里值得向陛下谈论呢？况且臣听说，圣人在上，人民就不会夭折、疫死。像臣这样的人，出生还未成年，就奉戴陛下为君；享受仁慈、长寿、欢乐、安康，原本没有穷尽。为什么还要自我苦劳，伤损肝胆而谈论天下大事呢？臣认为国家战争兴起以来，天下百姓惨痛悲愁，已经五十年了。自陛下即位以后，头发斑白的老人没有不泣血谈说开元时期政事的。臣恐怕这些人来不及看到陛下功业成就、治理安定的教化，便先在黄泉之下含恨而死。这就是臣心中急切忧虑的事情，陛下难道不能怜悯并体察我的心意吗？谨此回答。《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八 （明）贺复征编 制策四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唐·皇甫湜】

译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征召天下士人，亲自在朝廷上策问，寻求贤能、思考治理国家的办法，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臣不知道，陛下这是把策问当作徒有形式的文章呢，还是要借此求取实际功效呢？如果只是徒有形式，那么后世的士大夫读太史氏的书时会说：‘天子这样忧虑人民，这样急于求贤，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以礼相待并向他们询问，这也足以成就名声了。’如果以得到人才为要务，以国家社稷的谋划为心意，就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君王的尊严如同上天，威严如同神明；即使以谦卑的态度询问，先以礼貌相待，接近到膝前交谈，虚心接受意见，仍然担心有所陨越，不能把心中所怀全部说尽，何况让士人坐在殿阶之下，以文字接受考试，弯腰曲背，承接询问后上前应对呢？况且天下的事情，难以用一两句话来疏略举出；臣应当说的，又有些并非臣下所宜听知的，清问没有涉及的内容又郁结而无法发出，只好勉强附在篇章中，考察阅览的人一定会认为多余烦琐，又摒弃而不能上达。陛下为什么吝惜在冕旒之前赐给臣一块容身之地，使臣能够详细陈说呢？有可采纳的就施行，没有用处的就停止，这对圣明又有什么损害呢？然而臣不敢对此有所期望，只谨慎地依据圣策所问，勉强竭尽自己的愚昧见识。倘若陛下怜悯体察臣的志向，宽免臣妄言的罪责，赐给臣当天的时间让臣说完这些意见，那么在陛下光明的照耀之下，能够有机会施展才气，谁不是十分幸运呢？制策说：‘我听说从前贤明的君王，具备上天所赐的圣明资质，处在大安宁的时代，仍然害怕治理不能达到极致；寻求贤能来使他们发挥作用，仍然害怕行动不能合宜；询问谏诤来听闻治道，何况我寡陋昧暗而承受诸多福祉，更思考肩负国家重任的艰难，警惕风波变故的忧患，求贤、咨询谏诤，哪里敢懈怠忽视？至于穷究神妙、认识变化以盛大自己的德行，经纬文武以扩大自己的功业，考察古代而会通治道的极致，贯通教化的根源，明察四方、通达四方，使观察和听闻周遍无遗，这些正是我日夜所立志追求的。诸位大夫将用什么来匡正我、帮助我达到这些目标呢？’这说明陛下忧劳国事到了这样的程度。臣听说尧舜把拥有天下看作自己的负累，而不把帝位当作快乐。臣又听说，百事成功一定在于敬慎，失败一定在于怠慢。如今陛下想到前代君王的警戒而不敢懈怠忽视，思考治理国家的根本而不忘日夜勤勉，求贤并咨询谏诤，使其延及微贱之士，臣由此看见了尧舜的心意。按照天地运行的道理施行政事，顺应阴阳和谐的规律来养育万物，使事情没有不井然有序，行动没有不合乎时宜，这就是穷究神妙、认识变化的盛大德行。用武力制止杀戮、禁止暴乱，那么兵器就应当收止；用文德治理国家、救济时世，那么教化就必定施行。这就是经武纬文的伟大功业。崇尚礼制而彰明道义，喜爱士人而尊重儒学，排斥魏晋以来衰败末流的法度，考察周、汉已经实行过的盛明道理，这就是考察古代、会通治道极致的方法。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招纳谏言而一定实行，屏退亲近习熟者的邪佞，进用周行之中的正直骨鲠之士，这就是明察四方、通达四方的道路。臣又听说，先王之所以不亲自观看却能明察、不亲自听闻却能聪敏，是因为他们把明断是非、辨别邪僻的事务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身边的侍从、仆御只供给正当的服务，必定有懂得法度的人，必定有懂得礼制的人；出入行动足以使他们辨尽真伪，日常相处足以帮助君王听闻和观察。身边的大臣既然如此，又说：让公卿大夫讲论正事，史官记录他们的举措，官员规诫他们的过失，直到百工庶人没有不进谏、没有不批评。济济的文士作为君王的股肱，勇武的将士作为君王的爪牙，这就是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如今宰相进见也有一定次数，侍从之臣都失去了自己的职守，百官入朝请事而退下，法律甚至有议论牵涉皇帝而加以诛罚的条文，臣不知道替陛下出纳言语、充当喉舌的人是谁？替陛下充当爪牙的人是谁？早晚侍奉陛下起居、陪同宴游，与陛下议论臣下是非、赏罚优劣的又是什么人？股肱之臣不能接近，爪牙之臣不足以护卫，这样还能有什么献纳和匡正呢？那些轻佻亵狎、残缺卑陋、偏狭险恶之徒，本来是奴仆的职务，哪里可以让他们掌管王命、握有兵权，对内承担心腹的寄托，对外承担耳目的职责呢？这正是贞正之士、守义之人寒心丧志、含泪愤恨而不能停止的原因。陛下若能恢复周代的旧典，除去汉代末年的祸患，恢复谏官、史官、侍臣的职守，使他们在左右前后每日延请宰辅来讨论义理；凡在朝廷有职位的人都引进来，让他们的神色温和以安定其心意，延长他们应对的时间以使他们尽量说完；意见可采纳的必定施行，触犯禁忌的也不治罪。君王的爪牙之士，应当选择公卿大臣总领并分别治理他们。这样，政事没有什么不能平治，刑罚没有什么不能搁置，人民没有什么不能和睦，财物没有什么不能丰足，蛮夷戎狄没有什么不能使其臣服，吉祥的征兆和美好的祥瑞 也没有什么不能招致，又何必忧虑观察和听闻不能周遍呢？制策说：‘自中代以来，寻求治理之道的人接连出现，他们的心意无不磨炼振作，但成效却难以彰明。无不想恢复朴厚风俗，而浇薄之风常常盛行；无不想遵循节俭，而奢侈之物常常昂贵；无不想远离小人，而巧言谄媚之人常常进用；无不想亲近庄重之士，而忠直之人常常被疏远；无不想勉励人们遵守义理，而廉耻常常不能修养；无不想禁止人们作恶，而抵触冒犯之事常常不止。他们的种种谬误，难道没有根源吗？’臣听说，一天之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这说的是君王。所以人民不服从君上的命令，却服从君上的行为。上古的君王亲自率先走上正轨、树立法度，以宽恕之心推及万物，由真诚而达到明察；因此他们的教化神妙，天下像刀切一般整齐。中代以来就不同了：上位者没有彰明至诚，却想用法令防范人民；忠信不能实行，却想放纵自身而检束万物。虽有磨炼心志的意愿，实际行为却不相符合，这就是有意愿而没有成效的原因。想让人民朴厚，却不先以少私寡欲、无为至诚作表率，所以浇薄之风常常盛行；想让人民节俭，却不以卑宫菲食、沉珠贵谷作表率，所以奢侈之物常常昂贵；

译想远离小人，却喜好悦耳的言辞，所以巧言谄媚之人常常进用；想亲近庄重之士，却厌恶拂逆心意的思虑，所以忠直之人常常被疏远；想勉励人们遵守义理，却让贪污浑浊的人居于官位，所以廉耻常常不能修养；想禁止人们作恶，却使法令不统一，所以抵触冒犯之事常常不停止。谬误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吧？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全部反过来做，成效很快就可以明显显现。制策说：‘近年以来，仍然广施大恩，霜露降落之处，滋润必定一同。涤除瑕秽以引导人心，减省徭役以充实物力，免除田租以厚实农家，修葺国学以振兴儒学风气，督促废弛的职务以补救纲纪，完备众官以使贤俊得以有序任用。希望继承先王的志向，达到太平治理。然而没有听说有人改变行为，输送劳役的人没有减少，农民无法免除艰难的饮食，求学者无法通晓微妙的言论，建功立事的绩效没有记录在众官之中，缺乏人才的叹息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停止。侵害法令的人没有不被清除，但法令仍未修明；切于政事的措施没有不施行，但政事仍未光大。难道是想大幅改变风俗而道路广远、难以成功吗？难道是没有找到门径、事务繁多而屡屡失误吗？我等待听闻美善的言论，希望没有人有所隐讳。’臣认为陛下虽然涤除瑕秽，却没有听说有人改变行为，是因为政事没有从根本上着手。想让人们改变行为，就要率先以德行示范，并且慎重、明确地施行赏罚，这就是涤除瑕秽。因此赏赐应当给予善行，惩罚应当施加于恶行，天下人就会明白，逃避恶行而趋向善行；赏赐应当依据功劳，惩罚应当对应罪过，天下人就会震动警醒，远离罪过而趋向功业。这样人们自然会自行治理，上位者便可以无为而治。这就是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因。赏罚都是报应。赏赐失当，刑罚不相称，还有什么过错比这更严重呢？臣看见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打开权宜之道，施行苟且的政事。台省的官职、王公的爵位，在国中泛滥，在州郡遍布，甚至下及舆台之人。将帅之臣借用绯、紫服色来发号施令，确定官员名额并奏请任用。名位器物被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轻贱，掌握权柄的人却专擅如同爪牙。这就是赏赐人却不能勉励人的原因。州县审判案件，每月以千数计；年年累月，从未听说有一件疑难案件上报朝廷裁决，也从未听说有受冤屈的人到宫阙申诉。难道天下的长官全都像皋陶一样吗？律令格式齐备却不遵守，乡、县、州、府各自制定制度。发怒时就擅自杀人，平常则凭主观臆断。人犯了过错，尚且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能够自行申诉上达，不是很难吗？何况赋役没有常规，衣食又不足，尚且不怕死，哪里能够躲避罪责？这就是惩罚人却不能使人畏惧的原因。赏赐不能勉励人，罪罚不能使人畏惧，想让人改变行为，恐怕很困难。即使涤除他们的瑕秽，也不过是宽惠奸邪、赦免违法罢了，又有什么作用呢？伏愿陛下慎重使用赏赐，赏赐一定符合功劳，那么天下的善行就会受到鼓励；慎重使用刑罚，刑罚一定符合罪过，那么天下的恶行就会受到抑制。选择合适的人而任用他们，僭越滥用就不会发生；使人民富足而教导他们，廉耻之心自然会产生。这样，人们就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污秽需要涤除，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陛下减省徭役，但承担劳役的人还没有减少，是因为小恩惠没有遍及百姓，而有关官署和长官有的阻塞不通、没有承接施行。陛下如果施加恩惠并俯身察看，那么物力哪里还会担心不能丰足，劳役者哪里还会忧虑不能减少呢？陛下免除田租来厚实农家，但百姓仍然艰难度日，是因为生养人口的还少，而消费物资的仍多。商人乘坐坚固车辆、吃着肥美食物，工匠凭借轻巧技艺谋求供养，士兵横行而享受厚禄，僧道无所作为却取得资财。劳苦困顿、终年缺乏，濒临死亡而仍然从事农耕的人，也已经又愚拙又少了。何况两税不均，没有采取变通办法来救治弊病，各种横征暴赋又由长官任意施行吗？如果困抑工商和老、释两教的邪末之流，减轻田野百姓缴纳布帛的租税，禁止横暴的赋敛，减少镇守防卫的兵员，那么耕种的人就会多如云集，积储的粮食就会高如山积。臣请再次为陛下精确说明：使珍奇贵重的货物变得低贱，排斥过度雕琢的奢侈品，那么工商之业自然会止息；贬黜异端之学，使法令不混乱、教化不烦杂，那么老子、释迦一流的人就应当屏退。况且天下之所以忧惧不安，难道不是因为兵事吗？使赋税的来源增加而能够施行免除徭役，难道不是因为商人吗？如今昆夷尚未平定，边防还不能撤去；中原或许还有忧患，镇守防卫也不能罢除。既然如此，若要成就这些兵员的功用，不如减少数量而加以训练。如今将帅中能够胜任并且懂得军事的也很少，他们依仗人多来巩固权位，行贿来结交恩泽，只是因循草率，保持富贵罢了，哪里有空闲按时教训、使士卒熟习自己的职责呢？如今若特别加以申明告诫，使他们进行训练检阅，选取拳勇出众的人才，斥退屠户、酒贩、负贩一类的人，那么十成兵员中就可以裁减五成。兵员多而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人数少而一定精锐呢？近来州府虚报名册，妄求供给，把应给的物资全部侵吞来肥厚私囊。如今如果核实名册与实际，依据文法纠正，那么五行之兵又可以减省两成。人数虚浮，哪里比得上人数少而实际有用呢？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兵力强盛，一方面可以使赋税宽缓。至于江淮州郡，若远离寇患、戍守地区已经清平，除了确实需要承担使令、准备仪注的人，其余一律可以罢除，用节省下来的费用代替征发徭役，减轻拖欠。然后谨慎选择长官，周全地加以安抚，不出四三年，家家给足、人人和睦，那么横暴之事不会发生，赋敛自然均平，最高的治理和太平盛世就会到来，还忧虑什么百姓仍然艰难度日呢？陛下修葺国学来振兴儒学风气，而微妙的道理仍然郁塞，是因为那些求取利禄而得到仕进的人，凭借章句、记诵，而不是凭借义理。若改变这种制度，就可以革除它的弊病。陛下督促废弛的职务来补救纲纪，而建功立事的绩效没有记录在众官中，这是有关官司的罪过。如今职位完备却不履行，法令具备却不施行，谏诤之官满员，却听不到直言；

译弹劾监察之臣充塞道路，却从未直指其事。公卿大夫则侧身迎合，苟且求容，持守俸禄、培植交游，以亲戚关系谋求迁职除授，所掌管的只是领受簿籍罢了；兴利之臣专门以聚敛钱财、计算数目为务；共同治理政事的官吏专门以迎合上级、剥削下民为功。这些已经习以为常，渐渐形成风俗。标新立异、显露棱角的人，悔恨祸患很快就会到来；与世俯仰、混同污泥的人，富贵立刻就能得到。即使陛下如此焦劳、竭尽聪明，到了极致的治理又有什么益处呢？伏请陛下降下明诏，制定统一的法令：凡居于这个官位、治理这些人民、奉行这项法令的人，必须有明确的政绩，然后才允许升迁擢用。考功时的优劣评定，不敢有阿谀朋比；于是掌管刑法的官司中，有才能的人日益进用，不能胜任的人日益退下，而众官建功立事的绩效，将会多到来不及褒扬记录。陛下备置众官来使贤俊有序任用，而缺乏人才的叹息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停止，仍然是因为奉承上意的人升迁太快，处在下位的人受到责刻太深。古代选取人才，选拔十人得到五人，尚且认为很多；曲木、直椽，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如今却不是这样：在礼部被举荐，就说他幽暗、平凡、浅陋而不可取；在吏部选用，就说他声名虚浮而不可任用。擅长文章的人害怕华而不实，敦厚质朴的人又害怕朴拙而缺乏才能；权贵之家认为这依靠的是门路，微贱之人又认为其中幽暗险阻。上面求取人才越急切，下面搜寻人才就越苛刻。士人究竟亏负了有关官署什么，竟然要像这样使他们困顿、压抑、苛刻对待呢？人才像积聚的东西一样被压抑在下位，一旦出现宰相、卿士大夫的职位空缺，求取而不得，便说：‘山岳没有降下神灵，是时代缺乏人才。’于是循环使用已经任用过的人，递相升迁；居于上位的人不知道资格限制，也没有声誉功绩。有时一年三次拜官，有时两年九次升迁，于是位高者竟然能够胜任，便把这种情形看作理所当然。这样，仕进之门总是关闭，天子的官职和天子的权力，只被当权的五六个人轮流占据掌握罢了。凭陛下的明圣，难道不希望国家得到人才吗？凭宰相的公正忠诚，难道不希望人才都能得到任用吗？大概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因循至今罢了。伏愿陛下曲意告诫朝廷、州府，让他们每年各自把所知道的人才举荐给礼部、吏部；在计偕和常选之中访察推选，得到合适的人，就以不按常次的职位待遇他，以非同寻常的恩典对待他；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一定实行考功优劣的惩罚，以惩戒越职滥举。这样，周公、舜帝那样的人就可以安坐而得到，缺乏人才的叹息在圣朝还有什么呢？陛下说侵害法令的没有不除去，但法令仍未修明；切实关系政事的没有不施行，但政事仍未光大。这是因为有关官署和长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即使舍人勤勉从事政务，又有什么益处呢？臣看见赦书的条文周备细密，然而空洞的文辞、虚浮的声势充满视听，而实际功劳和厚重恩惠却没有丝毫施及百姓。圣德没有宣扬，王泽没有流布。即使陛下日夜思考治理，宰相忧劳而奉行职守，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想要使树枝挺直，必须先端正树根。朝廷是树根，州郡是树枝。如今朝廷的号令，有早晨下达、晚上改变的；主管官署的法令，也有昨天废除、今天施行的。伏愿陛下端正纲纪来张开万目，澄清源头来使万流清澈，那么四方就大为幸运了。由此说来，并不是道路广大却难以成功、事务繁多而更加容易失误，实在是奉行诏令、主持事务的官员有罪。制策说：‘周代授田有经常的制度，汉代授田有固定的数额。’ 如今田界彼此相接，其中一半成为豪强人家的产业，流转为佣工而无所依归；大都本来是编户百姓，却被拿来交易，怎么能夺取富有者的财产来补助贫困者呢？如果打算因循旧法，那就是损害多数而使少数受益；斟酌采用中道，方法应当怎样呢？臣听说古代的道理不能改变，古代的法令却不一定要照搬。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之时，井田法并没有亡失，天下却大乱；我太宗、玄宗之时，井田法并没有修复，天下却大治。贞观、开元年间，没有重新授田而田地自然均平，没有登记田产而百姓自然富足，是因为朝廷端正法令并使之施行，一个人的冤屈能够上达，一名官吏的罪过能够被罢除，由此造成的。只要法令得到推行、教化得以成就，田地自然均平，人民自然富足，天下就陶然受到教化了。难道还要等待奸吏逐一办理、事事设制吗？这同贞观、开元并不是不同的时代。法令如果不施行，政事如果有人失职，只是更改制度、扰乱百姓、聚敛怨恨罢了。制策说：‘选取人才只看他的品行，不一定重视文采；任用官吏只看他的才能，不一定拘泥于资历考核。’既然如此，品行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完备考察的，才能不是通过错综复杂的事务就能全面知晓的。不必把文采作为衡量轻重的标准，士人就可以进退得当；不必把资历考核作为唯一的程式标准，官吏就会各有条理。适应变化、纠正偏差，符合良善的规制。如今选取士人以文学、记诵为法，对于平素品行和实际操守却没有门径；而且知道可以凭文学进身的人，往往犯贪赃之罪，这实在是很大的弊病。干元以来，户籍遍布各处，而各地游居寄住的人，不知从哪里来的。伏请敕令天下尚未归籍的士人，一律恢复原籍；愿意留下的，就命令他们登记入籍，设置乡校、县学、州庠，用来教训他们的子弟，长期培养他们的才干和志向。人才从乡里升到县，从县升到州，从州升到礼部。公卿子弟都在京城养育成长的，就让他们一定经过太学，然后才能登进有关官署。这样，他们年幼、壮年、年老时的情况，言语、举止、行为、趋向仕进，都可以被了解。然后再参照才艺，考验器用，确实是选取人才的急务。伏愿陛下裁决。至于以资历考核限制那些只有章句的庸才、凭门荫资历按常规调任的人，应当仍按旧例；而希望得到贤能之士的，则一律实行臣先前所说的谋划，听从有关官署和长官的举荐；该有的赏赐一定施行，这项法令确实如此实行，就可以了。

译制策说：采取什么办法可以使六气运行有序、百种祥瑞到来？施行什么措施可以使众生长寿、让百姓得到仁政？征引前代训诫而实行，依据当代情势而设置，并且使人容易遵从、不烦琐不重叠，从而符合我的心意。臣听说，古代山林薮泽都有按时禁令，凡有所行动而造成危害【《集》本无“害”字】，没有差别。依照《月令》，六气便能有序运行，百祥便能到来；这样，怀有求生愿望的人无不进入仁寿之境。如今舍弃这些而不去办理，杀死胎儿、毁坏鸟卵，伤害仁爱之心，扰乱和气，却使各夷之法【《集》本作“奉胡”】，在正月、五月、九月禁断天下屠宰，以求繁衍物产、祈求福佑，这也实在是欺罔【《集》本作“无谓”】。伏愿陛下举动都遵循《月令》，颁下有训诫意义、可以作为依据的文书，考察合于时令的禁令和当代易于实行的办法，施行不停止，坚持而有恒，那么皇帝的美德就能远播于今日了。谨此答对。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刘蕡】制策说：“我听说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时，深沉寂静而无为，端坐垂拱思考治道；陶冶百姓的心志，使他们安居于简约；使日常事务凝定而不亲自操持；厚待臣民以建立根本，推诚待人以建立中和。因此天人相通，阴阳调和，风俗进入仁寿之境，万物没有灾病。唉！盛大德业所达到的境界，实在遥远得难以企及。夏、商、周三代的贤君，质朴与文饰交替发展，百般虚伪日益兴盛，风俗教化渐渐衰微；自汉代以来，足以证明这种成效的就更少了。朕回顾自己昧于治道，只恭敬地承受祖宗的大业，奉行先王的谋略训诫，不敢懈怠荒废；任用贤能而警惕自励，早起晚睡，哪里敢说能够追踪三代圣王的长远法度，只希望继承祖宗的宏大事业。然而内心有未能通达之处，政行有未能取得信任之处，从宫廷内部到天下外部，缺失的政事因而越来越多；所以百姓不能遵从教化，气运有时闭塞困厄，灾害连年发生，播种耕植错过时令，国家粮仓很少储蓄，缺乏九年之储。吏治弊端很多，没有三年考绩的成效。京师是天下诸夏的根本，应当用来观察治理情形，但豪强奸猾却越过法度；太学是彰明教化的源头，本应期望改变风俗，而学生却荒废学业；各郡本应颁行法令，但触犯禁令的事情有时还未断绝；百工本应遵守法度，但过度的奇巧有时还未衰减。风俗安于现状，教化随风败坏，错误日积月累而成为弊害。至于选择官员以救治政事，听取人的言论，枝叶与根本就难以辨别；” “用法令驾驭臣下，羞耻之心和知所自守的观念就不能显现。至于使财富增加、发布号令，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很少。朕思考用来彻底解决这些谬误乖戾、使天下达到太平的方法。此心广大而沉重，如同涉过深渊薄冰。因此先前诏令有关部门，广泛延请群贤，等待他们启发长久以来的昏昧，希望达到时世和谐。你们诸位大夫通晓古今，明白安民济世之道，来到朝廷接受询问，来满足朕虚心求教的心意，必当针砭君主的过失，辨明政事的弊病，说明纲纪条文混乱的缘由，考察使国家富足、百姓众多的当务之急：施行什么办法才能革除以往的弊病？施加什么恩泽才能惠及天下？怎样修治才能接近古代的太平？遵循什么道路才能使和气充盈？请推究根本，明确写在条陈答策中。至于管仲轻重之权衡，谁能达到合理？严尤平定天下的策略，谁能合于时宜？元凯所重视的考核，什么应当优先？叔子所致力的平定，什么应当先办？请以这些为龟鉴，选择中庸之道，以求广博听闻，朕将亲自阅览。” 答道：“臣实在没有才能，虽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却没有职位而不能实行；虽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而不能传达。臣心怀愤懑郁结，想着总有一天能够发泄。臣常常想在道路上同平民议论，在市场上同商旅谈论，若能把这些意见传达给皇上，使君心一旦醒悟，即使因此获受妖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如今遇到陛下以至高德行继承帝业，以大明之光照临天下，询问过失，访求治国谋略，向朝廷内外颁下制诏，征举能直言极谏的人。臣既然有幸被举荐，专门承受这次大问，怎敢不尽情直言？”“至于上面所忌讳的事情、时下所禁忌的事情、权贵宠臣所忌恨的事情，以及主管官员所能授予和夺取的事情，臣愚昧不能预知。伏愿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朝出现因直言而被杀的人，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臣冒死答对。”“伏读圣策，其中有思慕古代先王的理念，向往清静无为的教化，想要沟通天人与民俗，使阴阳调和而温养万物。由此可见陛下仰慕治道之深。臣认为圣哲君王的治理之道并不遥远，只在于陛下如何达到它罢了。”“伏读圣策，其中说恭敬承受祖宗大业而不敢荒怠，奉行先王谋略训诫而毫不懈怠。由此可见陛下忧劳之深。至于任用贤能、警惕自励，早起晚睡，就应当黜退身边琐屑谄媚的人，进用辅佐君王的重臣。至于追踪三代圣王、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就应当鉴戒前代的兴亡，明察当代的成败。”“内心有未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闭塞，不能向上通达；政行有未能取得信任之处，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壅塞，不能向下遍及。要使百姓受到教化，在于君主修身而率先实行；要使气候和顺，在于顺遂万物本性而加以引导。救济灾害，在于表现出精诚；广泛播种耕植，在于考察百姓的食力。国家粮仓很少储蓄，根本原因在于冗余食禄的人仍然太多；吏治弊端很多，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用不当。豪强奸猾越过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学生荒废学业，是由于学校主管官员废弛；各郡触犯禁令，是由于授予职位没有用对人；百工过度奇巧，是由于制度没有确立。”“伏读圣策有选择官员以救治政事之心，也有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的感叹。由此可见陛下重视教化的根本。况且按照人的品行来进用人才，枝叶和根本哪里还难以辨别？用礼来防范臣下，羞耻和知所自守哪里会不能实行？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就可以罢斥懒惰游荡之人；想到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很少，就应当考察政令是否真正实行。广泛延请群贤，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意见。”“既然来到朝廷接受询问，小臣怎敢吝惜一死？伏读圣策有求贤、规谏过失的话，有审察政事、辨明弊病的心意。由此可见陛下访求治道多么勤勉。若能实现小臣屏除奸邪豪强的志愿，弊病就会革除于从前；” “若能守持陛下安民济世的心意，恩惠就会施布于天下。邪正的道路分明，古代的太平便可接近；礼乐的方略彰明，和气便能充盈。”至于管仲的办法，并不是圣王的权衡之道；严尤所陈述的，也不是最高明的策略。元凯所优先考虑的，不如唐尧虞舜时代的考核功绩；叔子所致力的，不如重华那样使人无所干犯。这些都不是大德之中的中庸之道，不能算是上圣的龟鉴，哪里值得拿来为陛下讲说呢？如果有关系到安危关键、预兆存亡变化的事情，臣请求披露肝胆，为陛下分别说明并反复陈述。臣此前所说圣哲君王的治理之道并不遥远，关键在于陛下慎重思考、努力实行，始终不懈罢了。臣谨按《春秋》说：元，是元气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把“元”加在岁首，把“春”加在“王”字之前，是说明君王应当奉行天道，谨慎对待开始。又举一季来概括终结一年，举一月来概括终结一季；《春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首月，以保存时序，说明君王应当奉行天道，谨慎对待终结。君王一举一动的始终都必须效法上天，因为上天的运行永不停止。陛下既能勤勉于开始，又能谨慎于终结，勉力修治并勤奋实行，那么就可以执掌大纲而处事简约，实行无为而不亲自操持，广泛建立立国根本的大业，崇尚建立中和的盛德了。”

译又怎么会有三代循环往复的弊病，渐渐发展成百般虚伪日益兴盛的局面呢？所以臣说：关键只在于陛下如何达到它。臣此前说，至于任贤自励、早起晚睡，应当黜退身边琐屑谄媚之人，进用股肱大臣，实在是因为陛下忧劳太过。臣听说，不应忧虑却忧虑，国家一定衰败；应当忧虑却不忧虑，国家一定危险。如今陛下不把国家存亡的事情、社稷安危的策略拿来降意询问，臣不知道陛下是认为布衣之士不足以决定大计吗？还是由于万机劳烦，而圣虑有所未能顾及呢？若不是这样，为什么应当忧虑的事情反而不忧虑呢？臣认为陛下最应该先忧虑的，是宫廷内部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危亡，天下将要倾覆，海内将要动乱。这四种情形都是国家已经出现的征兆，所以臣说圣上的思虑应当首先涉及这些。帝业既然艰难地建立起来，就不能轻易守成。从前太祖开创根基，高祖勤勉成就功业，太宗平定并奠定帝业，玄宗继承并发扬光明，到陛下这里已有二百多年了。在这期间，明君圣主相继出现，扰乱也接连发生，却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直之人而能继承发扬祖宗美烈的。哪怕有一天不加思虑，也会颠覆国家重器，成为宗庙的耻辱，遗恨万古。” 臣谨按《春秋》说：君主之道，在于体察元气、居处正道；从前董仲舒大略向汉武帝讲过这些，其中没有讲尽的地方，臣得以为陛下补足并加以论述。凡继承前代旧事，必定有所记载。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开始；最后必定记载终结之处，是为了端正结局。所以做君主的，所发言必定是正言，所履行必定是正道，所居处必定是正位，所亲近必定是正人。臣谨按《春秋》：阍人杀死吴子余祭，却不记作杀其君，《春秋》是讥刺他疏远贤士、亲近受刑之人，已经有不合君道的行为。伏愿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勤劳，体念《春秋》记载继承旧事的诚意；如果要彰明法度的开端，就应当发正言、行正道；如果要杜绝篡夺弑杀的渐变，就应当居正位、亲近正人，远离掌刑的卑贱之人，亲近刚正敢谏的人，使辅佐大臣能够专心履行职责，使各部门官员能够守住职掌。为什么却让五六个轻佻亲近之人总揽天下大政，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威势震慑朝廷，权力倾覆海内，群臣不敢指出他们的罪状，天下不能制止他们的野心，祸患在宫墙之内积聚，奸邪在帷幄之中滋生？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日复生，这就是宫廷内部将要发生变故。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说“正月”，是因为《春秋》认为他的先君未能端正结局，所以后来的君主也不能端正开始，因此说‘定公没有正月’。” 如今忠臣贤士没有得到心腹般的信任，宦官掌握废立君主的权力，使先君不能端正结局，导致陛下不能端正开始。何况皇太子尚未确立，郊祀尚未修治，将相的职权没有归于应有之处，名分应有的秩序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将要危亡的原因。臣谨按《春秋》：王子札杀召伯、毛伯，《春秋》的义理是，两方互相杀害本来不记载，而这里特意记载，是因为重视他擅自专行王命。况且上天授予的在君主，君主所掌握的是命令；掌握命令却失去它，是不合君道；侵夺君主的命令而擅自专行，是不合臣道。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臣谨按《春秋》：晋国赵鞅带着晋阳的军队反叛，进入晋国；《春秋》记载他归来，是因为他能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使君主安定，所以《春秋》赞许他。如今君主的威权衰落，藩镇臣下跋扈；也许有人不能通晓做人臣的大节，却以安定君主为名首先作乱；如果不探究《春秋》的深意，反而以驱逐恶人为正义而出兵，那么刑法政令就不由天子发出，征伐必定从诸侯开始，这就是海内将要动乱的原因。再说樊哙推门而入、流泪陈诉，袁盎挡住车驾直言进谏，京房怀着愤懑而死，窦武不顾自身安危而终结生命，这些陛下都已经明白知道了。” 臣谨按《春秋》：晋国孤射姑杀阳处父，记作襄公杀他，是因为襄公向外泄露了机密。襄公不能坚守君上应当隐秘慎重的戒律，所以处父遭到杀害，《春秋》对此加以非难。上面泄露自己的心意，下面的人就不敢尽情表达；上面泄露事情，下面的人就不敢把话说尽。《左传》有在君前促膝进言、隐秘陈说的文字，《易经》有丧失自身、损害成就的告诫。如今公卿大臣不是不能替陛下陈说，而是担心陛下必定不能采用。陛下既然忽视而不采用，必定会泄露他们的话；臣下既然进言却没有实行，必定会遭受祸害。这恰好足以钳制直臣的嘴，增加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说尽，就会产生丧失自身的恐惧；想把心意说尽，就会有损害成就的忧虑。所以他们徘徊郁结，等待陛下感悟，然后才把辅导进言全部献上。陛下为什么不利用听朝以外的闲暇，时时到便殿，召见当时的贤相和有旧德的老臣，询问持危扶变的谋略，寻求平定倾覆、挽救乱局的办法？堵塞阴邪的道路，屏退轻佻亲狎的臣子，制止侵凌逼迫的心思，恢复清除宦官亲幸的职事，警戒应当警戒的事情，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既然不能在事变发生以前治理，就应当在事变以后治理；既然不能端正开始，就应当端正结局。” 这样就可以恭敬奉行典章谋略，能够承继祖宗大业，最终获得任用贤能的成效，不再有因早晚忧劳而食不下咽的忧虑。臣此前说，至于追踪三代圣王、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应当鉴戒前代的兴亡，明察当时的成败。臣听说尧舜做君主而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举荐人才不失当，所任事业不改变，不侵夺臣下职权。任官只看才能，身边亲近的人只用贤德之士。元凯在下面，即使地位卑微也必定举用；四凶在朝，即使势力强大也必定诛除。考察安危的关键，明辨取舍的道理。到了秦二世、汉元帝和汉成帝，都想把国家治理得像唐尧虞舜，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最终却失败灭亡，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安危的关键，不懂取舍的道理，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良，不疏远谗佞。伏愿陛下察看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在前面以此为法；鉴戒秦汉灭亡的原因，在后面对此警惕。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百官没有贤士。如今纲纪还没有断绝，典章刑法仍然存在，谁不想努力成为君王的臣子，努力使时世达到太平？陛下为什么反而忽视而不用他们呢？又有些人任官不称其才，身边亲近者并非贤人，他们的恶行如四凶，他们的奸诈如赵高，他们的奸邪如恭显，陛下又为什么顾忌而不除去他们呢？”

译国家重器自有归属，天命自有分际，祖宗神灵自有护佑，忠臣自有忠心，陛下还是好好想想这些吧！从前秦朝灭亡，是因为失于强暴；汉朝灭亡，是因为失于软弱。强暴就会使贼臣被杀伤而加害君上，软弱就会使奸臣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臣听说敬宗皇帝没有料想到秦朝灭亡的祸患，没有剪除其萌芽。伏愿陛下深切忧虑汉朝灭亡的祸患，以杜绝它的渐变。这样，祖宗的宏大事业可以继承，三代圣王的长远法度也可以追踪。臣此前所说陛下内心有所未能通达，是下情闭塞而不能向上通达；政行有所未能取得信任，是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向下遍及。况且百姓有陷于水火的苦难，陛下没有途径知道，那么陛下有像抚育子女一样爱民的心，百姓也没有途径相信。臣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却不记载谁攻取它，是说梁国自己灭亡。因为它思虑昏昧、耳目闭塞，上面施行恶政，百姓成为盗贼，大家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实在是自己招致灭亡。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保存百姓。假如百姓不能生存，社稷就不能稳固地保持其重要性；假如社稷不重要，国君就不能保住其尊贵。因此治理天下不能不了解百姓的情况。” 百姓，是陛下的亲生子女。陛下应当让仁慈的人亲自抚育他们，像母亲哺乳一样，像老师教导一样。因此百姓信任上级，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贵戚宠臣，他们分掌各曹各署，补授和罢免低级官吏，召集招致宾客，凭借他们的钱财贿赂，借用他们的气势。大的统领藩镇，小的担任州牧郡守。处在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事，却有贪暴吞食的祸害；处在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行为，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行。因此百姓对于上级，害怕他们如同豺狼，憎恶他们如同仇敌。如今海内困穷，到处流离失所，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者不能生存，老弱病者得不到养护。加上国家权柄专在近臣手中，贪官聚敛财富以巩固宠幸，奸吏借机缘弄权违法。冤痛的声音向上直达九天，向下流传九泉，鬼神怨怒，阴阳失常。宫门相隔万里，百姓不能申诉；士人没有可以归附的教化，百姓没有可以归命的对象；官府混乱，人民贫困，盗贼一同兴起，国家土崩瓦解的形势，祸患就在早晚之间。倘若不幸又因而发生疫病，接着遭遇凶年荒歉，臣恐怕陈胜、吴广不会只在秦朝起兵，赤眉、黄巾也不会只在汉朝起兵。”}], 所以臣才替陛下愤懑地握腕，痛心流血啊。这样一来，百姓有陷于水火的苦难，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有像抚育子女一样爱民的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这就使陛下政行有所未能取得信任、内心有所未能通达，实在是必然的。臣听说从前汉元帝刚即位时，改革制度七十多件事，他的心意十分诚恳，名声也十分美好；然而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弱，奸邪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是因为他不能选择贤明之人任用，失去了掌握权柄的办法。自从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忧劳勤政，屡次向天下颁下施德之诏，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久期待的，大家都暗自庆幸自己重新从死亡中获得了生机。伏愿陛下慎终如始，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如果确实能够把国家权力交还给宰相，把军队权柄交还给将领，去除贪臣聚敛的政务，消除奸吏借机缘作恶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士，只任用正直之人，不听从内宫宠爱和便佞之人的意见；选拔清廉谨慎的官员，选择仁慈惠民的长官，用利益诱导百姓，用和气温养百姓，以孝慈教导百姓，以德义引导百姓；消除耳目闭塞的状况，沟通上下的情意，使万国欢悦安康，百姓得到休养，那么内心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政行就没有什么不能取得信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此前说，要使百姓受到教化，在于君主修身而率先实行。臣听说，以德修养自身，以教化引导他人；修养德行，百姓不用劝说就会自行归附；用教化引导，百姓就会敦厚行事而遵从。因此君子要使政令教化能够实行，必须亲自率先；要使人跟随教化，就必须用正道驾驭他们。如今陛下以自身率先实行，但政令未必能够推行；用正道驾驭百姓，但人们却未能受到教化，难道不是因为确立教化的宗旨还没有完全掌握方法吗？确立教化的方法，在于君主以明察来制定，臣下以忠诚来实行；君主能够知人，是明察；臣下能够匡正时政，是忠诚。知人就会任用贤能、去除邪恶；匡正时政就会巩固根本、守持法度。贤能不被任用，即使重赏也不足以劝善；邪恶不被去除，即使严刑也不足以禁止非为。根本不巩固，百姓就会流离；法度不守持，政令就会离散；想要使教化必定达到、使风俗必定改变，是不可能的。陛下能够斥退奸邪，不偏私身边的人；举荐贤正，不遗弃疏远之士，那么教化就会遍及朝廷。用仁爱百姓来敦厚根本，分掌职务而奉行法度，修养自身并推及他人，从宫廷内部开始而成就于外部，那么教化就会推行于天下。臣此前所说，要使气候和顺，在于顺遂人的本性而加以引导，就是要把百姓带入仁寿之境。要使百姓仁爱长寿，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建立，财物用度就会节省；财物用度节省，赋税征收就会减轻；赋税减轻，百姓就富裕了。教化修明，争夺竞争就会停止；争夺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百姓就会安定。百姓富裕了，仁义就会兴起；百姓安定了，长寿高龄就会到来。仁义之心感动于下，和平之气应合于上，所以灾害不会发生，吉祥不断降临，四方安定，万物都能顺遂生长。臣此前所说救治灾旱，在于表达精诚。臣谨按《春秋》：僖公二年之中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意；文公三年之中一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心。因此僖公表现出精诚，旱灾没有伤害万物；文公没有怜悯体恤之心，旱灾便形成灾害。陛下如果确实有体恤百姓之心，就不会发生形成灾害的变故。臣此前所说广泛播种耕植，在于考察百姓的食力。臣谨按《春秋》：做君主的，必须按时考察百姓所勤劳的事情；百姓勤于劳力，工程营造就会减少；百姓勤于财利，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勤于食物，百事就会荒废。如今财、食和人力都被过度征用。愿陛下停止那些使百姓劳苦的百事，扩大春、夏、秋三时的农务，那么播种耕植就不会错过时令了。

译臣此前所说国家粮仓很少储蓄，根本原因在于冗余食禄的人仍然太多。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春秋》讥刺鲁国没有九年之蓄，以致一年歉收百姓便饥饿。臣希望斥退游荡懒惰的人，使他们专心耕作谋食；节省不急需的费用，以供养百姓，那么粮仓储蓄就不会缺乏。臣此前所说吏治弊端很多，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用不当，是因为国家选取人才不能尽用其才，任用人却不能明确考察其成效。如今陛下任用人才，只求名声而得不到实际，所以人们争相求进，只务求末节而不务求根本。臣希望核定考核官员的办法，确定选拔任用的制度，那么多头杂乱的吏治就会停止。臣此前所说豪强奸猾越过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也就是官府禁令不统一。臣谨按《春秋》：齐桓公会盟诸侯不记日期，而葵丘之盟特意记载日期，是赞美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率先奉行王朝官府的法度，所以《春秋》详细记载。官职，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法度，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度应当统一，官职应当端正名分。如今又分设外官、中官的员额，建立南司、北司的机构；有人在南司触犯禁令，便逃亡到北司；有人在外廷依法定罪，便在内廷破坏法律。法令从多个部门发出，人们便无所适从。这又是由于军队和农业的形势不同，以致内外法律不同。臣听说古代依照井田制度制定军赋，避开农事繁忙时节整修武备；计算封域之内兵车和士卒的数目，命将者列于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道，可以保卫治理国家，遏制祸乱。到太宗皇帝开始建立国家典制时，也设置府兵、台省军卫，使文臣武将共同掌管；平时就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便放下农具拿起兵器，这是用来修复古制，并不废弃旧有制度。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了解兵籍，只是奉行朝请；六军不了解军务，只是供养勋阶。军队的威仪舍弃在中官掌握的政务中，军队的法令附属于内臣的职权。有人一戴上武官帽，就把文官视为仇敌；一踏入军门，就把农夫视为草芥。他们的谋略不足以剪除凶逆，欺诈却足以操纵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扰乡里，拘系藩臣，冒犯宰辅，毁坏王法，扰乱朝廷纲纪。他们张扬武人的威势，对上用来控制君父，假借天子的命令；对下用来驾驭英豪，怀有藏匿奸邪、窥伺事变的心思，却没有奉持符节、为国死难的道义。这难道是先王文经武纬的宗旨吗？” 臣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使兵农的功用均衡，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内外的法令，恢复军卫的职能，整治各官署的官员。近处崇尚贞观的制度，远处恢复成周的法制。从京畿开始施行，推广到万国；从天子开始实行，通达诸侯，这样就可以制止豪强奸猾的强横，不再有越过法度的祸患。臣此前所说学生荒废学业，是由于学校主管官员废弛，大概是因为国家看重官禄而轻视才能，把身份放在前面而把品行放在后面，所以各级官员缺少通晓经术的学问，诸生没有修业的心志。臣此前所说各郡触犯禁令，是由于授任不合适的人。臣认为刺史的任职，关系到治理和动乱的根本，关系到朝廷的法制。权力可以压制豪强奸猾，恩德可以惠及孤寡，威势可以抵御奸贼，政令可以改变风俗。他们的将校中有曾经经历战阵的以及功臣子弟，可以分别酌情给予酬赏；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才术，就不应当任用为这种官员，那么各郡触犯禁令的祸患就能断绝。臣此前所说百工过度奇巧，是由于制度没有确定。臣请求按照官位、禄秩来规定器物、车辆和服饰，禁止百姓把金银、珠玉、锦绣、雕刻刺绣等物收藏在私人家中，那么就不会有扰乱人心的奇巧之物了。臣此前所说辨别枝叶与根本，是通过考察言论来询问实际行为。臣此前所说用刑罚使人知耻自守，是通过以德引导、用礼整齐。臣此前所说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可以罢斥懒惰游荡之人，前面已经说过了。臣此前所说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很少，关键在于考察它是否实行。臣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布，臣下奉行而实行；如果有所损害上面的意旨，罪责在所难赦。如今陛下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很少，难道不是执行这些政令的人有所蒙蔽欺骗吗？臣此前所说广泛延请群贤，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意见；既然来到朝廷接受询问，小臣便不敢吝惜一死。臣听说晁错替汉朝谋划削弱诸侯的策略，并不是不知道祸患将要到来；忠臣的心志，壮士的气节，只要有利于社稷，死了也没有悔恨。如今臣不是不知道言语一发出祸患就会随之而来，计策一实行自身就会被戮辱，只是因为痛惜社稷的危难，哀怜百姓的困苦，难道忍心姑息时下的忌讳，私自窃取陛下一时的宠命吗？从前关龙逢死后使殷朝振作，比干死后使周朝兴起，韩非死后使汉代得以兴盛，陈蕃死后使魏国得以振兴。如今臣来到这里，有关部门或许不敢推荐臣的言论，陛下又没有办法察知臣的心意，退下之后必定会遭到权臣杀害。臣有幸能够在地下跟随这四个人交游，本来就是臣的愿望。只是我不知道，杀死臣的人，在臣死之后又将由谁来向陛下启奏这些事情呢？” 至于君主政事的过失、教化的弊病、革除从前的弊端，臣已经说过了。至于把恩惠流布天下、修治近古的治理之道、达到和平境界，只在于陛下实行罢了。然而上面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臣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怎敢不逐条回答？即使以臣的愚见，也认为还没有触及教化的大端、圣王的要道。伏愿陛下事奉天地以教导百姓，恭敬奉祀宗庙以教导百姓尽孝，奉养老年人以教导百姓尊长，抚养百姓以教导百姓慈爱，幼年时调和元气以温养万物，传播大和之气以使百姓仁爱长寿；这样就可以逍遥无为，垂衣拱手而使教化成功。至于思考陶冶万物的道理，就在于选择宰相并任用他，使他掌握造化万物的权柄；思考保卫安定的功业，就在于选择将帅并任用他，使他承担边疆以外的职任；思考百官制度尚未端正，就在于选择各级官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专心守持各自的职务；思考百姓的忧愁痛苦，就在于选择地方长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明白施行恩惠、养育百姓的方法。这样自然会使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诲，行为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仁爱足以劝人为善，正义足以禁止非为。又何必早起晚睡、劳心警惕，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呢？”},{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九 （明）贺复征编 ○制策五 御试制科策【宋苏轼】

译皇帝这样说：“朕承继祖宗的大统和先帝的美德，深深思考自己愚昧，未能明察治道；志向虽勤勉，道路却遥远，治理没有进一步的成效。朕早起晚睡，到现在已经三十年。朕的德行有所未能达到，教化有所未能取得信任，缺失的政事还很多，和气有时失调。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无以聊生；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利收入已经竭力搜取，浮泛的费用却更加广泛。军队冗多而没有训练，官员冗多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建，礼乐却还不完备。百姓中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停止，成康时代那样刑罚可以搁置的境界还没有达到。朕心中认为，在位的官员不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多被条文形式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躲避；法令条文宽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连年以来，灾异屡次出现。六月壬子日，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溃决，百川奔腾泛滥。朕长久思考这些灾变的过错，深切地认为责任在朕。变异不会凭空发生，都是因政事而起。五事的失误、六种灾气的出现，是刘向所传述、吕氏所记载的。怎样修治五行，才能使它们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时令？不是正阳之月而击鼓救治灾变，这合乎经典吗？正当盛夏时节，审议囚犯、报告重罪，这在古代可以考察吗？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源头。百工任意制作奇巧之物而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等级而不守法度。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开始。有人说：‘怎样治理京师？政事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扰乱司法和市场。’推究前代，汉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富足繁殖；汉孝武帝采用儒术，海内却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治理为什么会不同？王道政治所由表现出来的，见于《诗经》。歌咏周公的《豳诗》本来是王业，却列在《国风》；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记载在《小雅》。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代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的大计；军队是国家的大事，人数众多。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的言论说不应当让宰相兼管。钱货的制度，轻重彼此调节；官员命秩的差等，虚实彼此补养；水旱灾害时储积的准备，边疆防守御敌的方法；货币流通之法有九府的名称，乐律之言有五均的意义。使富人更加富足、国家更加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重要，消弭灾害、招致祥瑞，改变浅薄风俗而归于厚重。这些都是前代的急务，也是当今的重要政务。诸位大夫应当尽心陈述，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 臣谨此答对。臣听说，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平民的一句话重如泰山。这不是智慧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及，而是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深信任他的臣子、管仲深得君主信任，管仲在握手叮咛之间，面对将死之时深切悲痛地进言，也不能除去君主身边那三个小人；等到事情发生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庸弱，程元振掌权，柳伉卑微而又疏远，却能凭一句话使意见传入，不到一天便除去君主心腹的疾病。处在无事时代进言，足以促成改变，却常常忧虑不被相信；处在有事之时进言，容易被相信，却常常忧虑来不及改变。这正是忠臣志士深为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乱亡接连发生、当代君主却不能醒悟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长期安定的时代，乘着不可动摇的形势，拱手垂衣而治，天下都向往风化；一举一动、一容貌神色，都能使海内震动恐惧。即使有一件事情失误，常有一物没有得到，也本来不足以使陛下忧虑。如今亲自策问贤良之士，不过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难道真认为臣的话足以使陛下有所感动吗？” 即使如此，君主以名义来求取，臣下就以实际来回答。陛下既然为了这个名义而询问，臣怎敢不为此陈述实际？伏读制策，其中有念及祖宗、先帝大业的重大，因而自处于愚昧，认为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治理没有进一步。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年历已经三十年，经历的事变多了，对人情真伪也很明察，不能说不熟悉；然而治理没有进一步，即使臣也对此感到疑惑。但若说陛下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那么即使臣极其愚昧，也不敢认为诏书中的话完全正确。志向可以不勤勉，但治道并不遥远；陛下如果知道勤勉，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清楚明白，没有不能办成的，又何必来询问臣呢？如今仍然把道路遥远作为叹息，就是陛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勤勉。臣请谈谈勤勉的道理。上天因为太阳每天运行，所以刚健；日月因为每天运行，所以光明；水因为每天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因为每天活动，所以不会生病；器物因为每天使用，所以不会腐朽。天下是一个大的器物，长期放置而不使用，就会委顿废弃，只会日益趋向弊坏。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究竟是忧劳勤勉而不停止吗？臣无从知道；究竟是宴饮安逸而无所作为吗？臣也无从知道。然而臣之所以知道陛下有‘道路遥远’的叹息，是因为确实看见陛下面对天下之大，想减轻赋税却财用不足，想威服四夷却兵力不强，想兴利除害却没有合适的人，想敦厚世道、振厉风俗却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遵循旧例，小臣不过谨守文书，上下相安，只求苟且度过岁月。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够勤勉的原因。”

译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上奏事情，陛下不加诘问，只是直接说‘可以’罢了。臣起初听说时大为恐惧，认为陛下是不信任他们；等退下后观察实际成效，看到了结果，臣也不敢说陛下是不信任他们。为什么呢？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话一脱口，四方传播，比风雨还快。因此太祖、太宗时代，天下人都背诵他们的言语，把它们作为振奋人心的依据。如今陛下因震怒而赐罪谴责的是什么人？合乎圣意、受到引导而进用的是什么人？陛下朝夕同他议论、深入交谈的是什么人？越级破格召来询问的是什么人？这四种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够勤勉的原因。臣希望陛下逐条整理天下的事情：其中大事有几件？可以任用的人有几个？哪件事还没有治理？哪个人还没有任用？每天鸡鸣便起身，说：‘我今天要为某件事任用某人。’过些日子又说：‘我所办理的那件事，事情果然办成了吗？我所任用的那个人，果然有才能吗？’这样孜孜不倦，心中不违背这个志向；屏弃声色之娱，疏远柔媚之人，亲近贤能通达之士，广泛考察古今。凡此，都是勤勉的实际表现。这样治道又哪里遥远呢？伏读制策说，早起晚睡至今已经三十年，德行有所未能达到，教化有所未能取得信任，缺失的政事还很多，和气有时失调；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无以聊生；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利收入已经竭力搜取，浮泛的费用却更加广泛；军队冗多而没有训练，官员冗多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起，礼乐却还不完备；百姓中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停止，成康时代那样刑罚可以搁置的境界还没有达到。”}], 意思是，在位的官员不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大多被文法所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躲避；法令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也很多。凡是这些陛下所忧虑的几十件事，臣都能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详尽说明，然而却不敢对陛下直说。为什么呢？陛下如果确实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并坚定地实行，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都可以舍弃不问，大臣们也就不在其中了。如今陛下只把先前的几十件事当作自己的忧虑，这正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说的贤能之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还没有任用时，他们常常显得才力有余；一经任用，却又显得才力不足。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的君主，日夜考察、策励他们。武王任用太公时，二人相互问答一百多万字，现在的《六韬》就是这些问答。桓公任用管仲时，二人相互问答也有一百多万字，现在的《管子》就是这些问答。古代的君主反复探究臣下的才能和见识，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地听任他们去做，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解决。古代的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自我衡量说：“我能够办成这件事吗？” 衡量自己能够办成后，又说：“我的君主能够忘掉自身的成见而任用我吗？能够不让小人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忘掉成见任用自己，也能够不让小人离间自己，然后才接受任命。既然已经接受任命，就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不推辞，享有天下的利益也不感到惭愧。如今却在内不衡量自己，在外不衡量君主，轻率地接受任命。接受任命后，如果众人不支持他，他就抽身请求离去。陛下又替他写好美辞送走他，给他优厚的俸禄来安慰他。那种抽身请求退职的人，并不是真有廉节而谦让，而是借此要挟君主来巩固自己，是表明留下并非自己的愿望以逃避毁谤，是不能处理事情而把后患遗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要听信他们呢？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德行有所未达、教化有所未能使人信服，那确实是没有达到。德行一定要有办法显现德行的形态，教化一定要有办法显示教化的状况。德行的形态，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状况，没有比废除杀戮更能显示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所以说确实没有达到。选举官员如此重要，却不考取才干品行；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升降；农业与商业相互倾轧，却不建立平抑粮价的办法；贫富相互役使，却不限制占田的数量。天下政事的缺失，没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了，和顺之气怎么能够不受到伤害呢？田野得到开垦，是百姓富足的途径。百姓因此困顿，是官吏政务造成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一处而分布不均：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开垦了。吴、蜀与荆、襄相比较，饥寒的百姓最终不能离开狭窄之地而前往宽广之地，世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眷恋故土、看重迁徙，并不是这样。出行的人没有同伴，就不能出行；居住的人没有朋友，就不能居住。如果迁徙这类饥寒的百姓，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边境已经安定却不能撤军，是只有安定的名声而没有安定的实际。臣若把话说得浅些，自己就感到惭愧；若把话说得深些，世俗又会认为可笑。请允许臣略作说明：古代制服北狄，没有一次不打通西域；如今之所以不能打通，是夏人构成了障碍。朝廷把灵武置于计划之外，已经几百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里是遥远的异域，连靠近都不敢，何况要夺取它呢？然而臣认为，形势上有不得不夺取的理由：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能打通，契丹的强盛就没有止境。然而灵武之所以不能夺取，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抵抗我中国，而是我中国自己困顿，不能举兵攻取。中国之所以自己困顿而不能攻取，是因为用没有生长、没有收益的财物，养活不耕种、不作战的军队，局促困顿得像一个患有脚肿病的巨人，并不是身体不庞大，而是手脚不能自行举动。想要除去这种病，没有比舍弃秦地交给夏人更好的办法，使秦人断然像战国时代那样，不等待中国的援助；而中国也不曾有秦国，却拥有战国时代全部的利益而没有战国时代的祸患，这样夏人就可以攻取了。最便利的办法，是把边缘地区不能作战守卫的百姓逐渐迁往空闲之地，再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增加招募的士兵，实行屯田。屯田兵逐渐增加后，先前戍守的士卒就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以后，使边境百姓全都成为耕作和作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去使夏人疲困，务必使他们厌恶战争、无力支撑，便会转身归附我们。这样，北狄才开始有可以制服的趋势，中国才开始有休息肩负的地方；不这样做，就连调集军队都来不及，又怎么谈得上撤军呢？所谓收入已经疏浚增加而浮费更加扩大的情况，臣私下认为，外部有两个不得已的国家，内部有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后宫费用。

译后宫的费用不少于一个敌国，金玉锦绣的制作每天兴作而不停，早晨制成，晚上又毁掉，务求彼此翻新。掌管府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金良帛，分别珍藏，等待仓促时的命令，这样的费用难道计算得完吗？如今不致力于除去这些费用，却想广泛开辟求取利益的门路，臣知道得到的利益比不上丧失的财物。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将领不足以依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足以依靠，反而用很多士兵来拥护他；如果不搜查并裁去无用之人，那么士兵多正好成为失败的原因。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审官吏部和各职司没有法度的过错。审官吏部，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机构，只是现在特别以任职日月作为标准。如今即使不能恢复古制，也可以大略划分各郡县，不以远近区别，而以难易分等，按照各人的能力分别任用。才能高的人常常担任困难的职位，无才的人常常担任容易的职位。到了应当升迁时，困难职位上的人往往升得快，容易职位上的人往往任职久；然而这样做本来是有原因的。应使审官吏部与外部各职司经常互相沟通，任职的官员不只是举荐有罪、考察有功，还必须全面评定属吏所能胜任的事情，报告给审官吏部。审官吏部经常从内部按照任职事务的难易来评定，职司经常从外部评定官员的优劣；有才的人经常被任用，没有才的人经常闲置，这样冗官就可以得到澄清了。学校兴办起来而礼乐还没有完备，臣以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起之后用来施行的地方，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如今礼乐鄙陋而不完备，学校就不知道用什么来施教，又凭什么兴起礼乐呢？在这种情况下却要求能够封爵，责令彼此谦让，想借此平息诉讼、停止刑罚，这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向；何况还要因此奖赏它呢？上面所背弃的，下面就会离弃；何况还要因此惩罚它呢？陛下责备在位官员不致力于教化，而治理百姓的人多被拘束于文法，臣不知道朝廷用来施行赏罚的依据是什么。莫非有人因为施行教化而获罪，却有许多人因为拘守文法而受赏吗？禁令防范还没有繁多到极点，百姓却不知道躲避，是官吏把它当成了牟利的市场。法令条文并不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是因为不论他们的才能，而只论任职的长短。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都是这个缘故。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从某年以来，灾异多次出现：六月壬子朔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暖气不能发生作用，江河决口，百川奔腾泛滥；永远思考这些过错，深深感到责任在我。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因政事而起的。这难道不是陛下厌倦听取诸儒牵强附会的言论，而想听取自然变化的解释吗？臣不敢再援引《洪范传》《五行志》来作答，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推求。日食，是阳气不能通过险阻。什么叫阳气不能通过险阻？臣听说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叫作一交，交发生在朔日就会日食。交，是运行道路上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弱不同。如今有两个人一同出行而遭遇霜露，生病的那个人必定是体弱的，不生病的那个人必定是体强的。道路的险阻是同一个，阳气的强弱却不同；所以太阳并不是到了发生日食的那一天才开始被食，它亏损已经很久，只是遇到险阻才显现出来。陛下不要因为尚未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后又复圆就认为已经免除了罪咎；臣认为还不是这样，只是暂时从险阻中出来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流散、不能收束。诸儒有的认为这是阴气强盛，臣请求用道理来驳斥。阳气发动，对人来说就是呼出的气；呼气温暖，就成为湿。阴气发动，对人来说就是吸入的气；吸气寒冷，就成为燥。从一个人的情况推知天地，天地的道理就可以看见。所以春夏，是一次呼气；秋冬，是一次吸气。夏天河流湖泽水势盛大，冬天水泉收缩，这是燥湿所造成的结果。因此阳气流散融化而不能收束，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就像人只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如今陛下以极大的仁爱柔和天下，军队骄纵却更加厚重地赏赐，戎狄桀骜不驯却更加提高礼遇，浩荡地对天下施行温暖柔和的政策，使万事懒散败坏，却始终没有威严的刑罚来使它坚固凝聚，也像人只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这就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警告的意思、阴阳消长循环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解释了。制策又说有五事的失误、六沴的发生，这是刘向所传、吕氏所记的说法。五行怎样修治才能得到它们的正常性质？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节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灾，这符合经典吗？正当盛夏时审理囚犯、上报重罪，这在古代考察过吗？这些都是陛下所以畏惧上天、恐慌不安、寻求灾异根源的过错，流入了迂腐儒生的说法。这些都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到却不采用的东西。五行之间的相互侵害，本来不至于有六种。所谓六沴，是诸儒兴起的说法，他们想把六极分配给五行，于是开始把皇极附会进去，增加为六种。皇极，是五事都能达到适中的状态；五事全都失常，并不是可以同五事并列而另成一项的东西。所以有“眊”又有“蒙”，有“极”却没有“福”，说五福都应验，这也可见其说法本身疏漏。吕氏关于时令的说法，柳宗元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其中有可以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都是天道之事，不可以实行的都是人事之事。至于祭祀社神、击鼓，本来并不能有助于救灾，只是表达尊重阳气的意思罢了。《尚书》说：“到了季秋月的朔日，日月运行失常，瞽人奏鼓，啬夫奔走，百姓奔跑。”由此说来，又何必一定要在正阳之月以后才击鼓救灾，像《左氏传》所说的那样呢？盛夏审报囚犯，先儒本来已经论述过，认为仲尼诛杀齐国优伶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不应怀疑的。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京师是诸夏的根本、王教的源头，百工的过度技巧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失度，这只在于陛下亲自率先实行。后宫有穿着大练的俭朴装饰，天下人就会以穿罗■〈糹九〉为可耻；大臣有吃脱粟粗粮的节操，四方就会把吃膏粱视为污秽。即使没有禁令，又何必忧虑呢？臣恭敬地想到，制策所说的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开始。

译有人说：为什么要治理京师？因为政事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扰乱狱讼和市场。这些都是片面之说，不可不加以辨察。如果只看见其中一面，便举出来作为完整的说法，那么天下的说法就多得无法列举了。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应当说：治理内部正是为了治理京师，不扰乱狱讼和市场正是为了揭发奸邪。假如不扰乱狱讼和市场反而妨害揭发奸邪，那么曹参就是包庇逃亡者的人了。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要推究前代，深入观察治世的事迹。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海内却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不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孝文帝有所成就，是因为略微采用了儒术；他虽然有所成就却没有做到极致，是因为采用儒术还不纯；而他有所失误，是因为采用了老子之学。为什么这样说？孝文帝听取贾谊的主张后，才对待大臣有礼，驾驭诸侯有办法；至于兴礼乐、使单于臣服，却说以后没有空闲。所以说他略微采用儒术却没有纯粹实行。至于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确实存在。他开始以小小的仁慈毁弃三代的肉刑，改用剃发和笞刑。剃发、笞刑不足以惩罚中等罪行，于是又跟着把人杀掉。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况且孝武帝也不能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延请方士，多次兴建妖妄的祠祀；大兴宫室，甘心从事远方的谋略。这难道是儒者教导他的吗？如今拥有国家的人，只知道追随名义而不考察实际。看见孝文帝富足繁殖，便认为是老子之学的功劳；看见孝武帝空虚耗损，便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是错误的。这正是唐明皇沉溺于宴饮安乐、撤去禁令防范，从而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王政的由来，表现在《诗经》中。称道周公的《豳诗》是王业，却把它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重大事情，却把它载在《小雅》中。臣听说《豳诗》讲述后稷、公刘成就王业的艰难。他们的后代历经多代到了文王，文王时王业已经大为成就，于是他的诗属于《二南》。《二南》的诗仍然列在《国风》中，而《豳》独自列在那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季札观看周乐，认为《大雅》曲折却有正直的体制，《小雅》忧思却不失正道，有怨恨却不直言。曲折却有正直的体制，是宽广而不流于放纵；忧思却不失正道、有怨恨却不直言，是范围较窄却不逼迫人。由此看来，《大雅》《小雅》不同的地方，在于取其文辞的宽广或狭窄，而不是取其事情的大小。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周朝由冢宰掌管国家的财用，唐朝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的大计；军队和众多兵力的事务，陈平为什么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办理？韦贤说不应让宰相兼任。臣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但对于钱谷和军队，当然应当掌握它们的盈亏和利害。陈平所说责成内史，不过是说宰相不应亲自处理簿书中多少数量的细节罢了。从前唐朝初年，由郎官统领度支，职事因而得到治理。等到战争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使额，参佐越来越多，簿书更加繁杂，各种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镈都靠剥削下民来讨好皇上，直到迎合世俗、掌握权力，若由宰相兼任，确实是防止奸弊的要领。韦贤的议论，只是认为这样会使宰相的权力过重吧？所以李德裕认为地位卑微的臣子不应议论此事。如今臣常认为他有宰相的气度。臣恭敬地想到，制策说货币制度、轻重相互调节，官职品秩的差等，虚实相互供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边境守御的办法，圜法中九府的名目，乐语中五均的意义。这六项，也是当前应当讨论的事情。从前召穆公说：“百姓忧患于货币过轻，就多造重币来推行；如果不能承受货币过重，就多造轻币来推行，也不能废止重币。轻重可以改变，但重币不可废弃。不幸而有过失，宁可失之于货币过重。”这就是制定货币制度的本意。官职，是君主所能专擅的，从口中发布，数量没有穷尽；俸秩，是百姓力量所供给的，从府库取用，数量有限。用无穷的官职来供养有限的民力，这就是虚实相互供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没有比恢复隋唐的义仓制度更好的；边境守御的办法，没有比依照秦汉的更卒制度更好的。《周官》中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叫作九府，是太公实行它来使国家富足的办法。古代天子从诸侯那里选取士人来治理国家，物价均平，市场上没有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经常均平，这叫作五均，是献王推行而作为法制的办法，都是用来使百姓均平、使国家富足的。凡是陛下用来策问臣的内容，大致就是这些。在策问末尾又问道：“使富人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到尊重，消除灾害、招致祥瑞，改变浇薄、趋向厚重。”这些都是前代的紧急政务，也是当今的重要事务。臣因此知道陛下的圣意，认为陛下先前策问臣，是分别指明各项事务，担心臣不能把话说尽，所以又举出大体来概括询问。又担心臣回答不能切实深入，因此再次下诏说：“尽情陈述，不要顾虑将来的祸害。” 臣因此才敢再次进献这些狂妄直率的言论。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来主持它。陛下想到祖宗基业的重大，想到百姓值得畏惧，想要提拔一个人，就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提拔的人一致；想要罢退一个人，就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罢退的人一致。如今每提拔一个人，人们就彼此讥讽说：“这是某人提拔的，是某人所想提拔的。”每罢退一个人，人们又彼此讥讽说：“这是出自某人的意思，是某人所厌恶的。”臣不敢把这些话全都当作确实可信，然而导致这种话出现，必定有原因。如今无知的人在道路上互相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不能完全蒙受他的恩泽，是因为身边有受宠的小人依附左右，内宫的女谒又很盛行。”说这话的人固然荒谬，然而天下有人把它当作事实，为什么呢？只是看到谏官、御史的言论艰难地传入朝廷，便认为一定有人从中阻挠；又只是看到蜀地的锦缎、越地的奇器，不经过方贡便进入官府。这样一来，前面所说的紧急政务和重要事务，陛下哪里还有时间施行呢？臣不胜愤懑，所以谨慎地在末尾再次列举这些事，只希望陛下宽宥臣万死之罪，臣将十分荣幸！十分荣幸！谨此答对。拟作进士参加御试的策问答文【苏轼】

译臣奉宣命，被派往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私下看到陛下开始改革旧制，用策论考试众多士人，厌倦听取诗赋中无益的言辞，想要寻求山林隐士那种朴实直率的议论。圣德广大，朝廷内外都很欢喜。然而参加考试的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全都只考虑得失，不敢直陈政事的缺失，而那些阿谀奉承、顺从圣旨的人最终反而占据上等名次。陛下对人的要求已经十分深切，而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形却如此，臣私下对此深感悲哀。科场文章关系到社会风气，被录取的人，天下没有谁不把他作为效法的标准；被淘汰的人，天下没有谁不把他作为警戒。从前祖宗朝代崇尚辞藻声律，所以诗赋的工巧发挥到了极点；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乎到了熄灭的地步。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开始用策论选士，而甲科中的士人很多靠谄媚奉承取得名次，天下人观望风气，谁敢不这样做？臣担心从今以后，彼此效法而成为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不能恢复；正直之人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是诗赋与策论轮流兴盛、轮流废弃可以相比的。因此臣不胜愤懑，退下来拟作一篇进士参加御试的策文。臣的学术浅陋，不能完全知道当世迫切的事务，只把所听闻的直接记载下来；上面将以此推广圣上的言论，希望对万一有所补益；下面将以此开示四方，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即使风俗已经败坏，仍然可以稍加挽救。所撰写的策文，谨慎缮写后投进，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恐惧、等待治罪之至。问：朕的德行不够相称，却托身于士民之上；与朕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是寻求各方贤能之士，把他们详细延请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难道只是考察你们大夫的学问，而且还要广泛增加朕的见闻吗？圣王治理天下，大概是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秩序；有些事情不去做，一旦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弊革不去革除，一旦革除就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没有不得其性的。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充音乐，治理足以施行刑罚。你们大夫认为施行什么才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救治它们的方法必有本末，施行措施也应有先后，这是你们大夫应当知道的。自从有百姓以来，所谓最理想的治理，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的时代；《诗》《书》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聪智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还没有尽善尽美，但总的说来，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也一定有可说的道理。把这些详细写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辞，下达明确的诏令，把天下安危的根本大计拿来向平民士人询问。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迫切，喜爱直言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一点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办法接受这些意见。《礼》说：“甘能接受调和，白能接受文采。”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内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可以进入。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前听入的言论已经充满内心，邪正两党的成见已经扰乱了听闻，功利之说已经动摇了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的谋略，也无从进入，更何况是疏远、愚陋的人呢？这是臣所以非常恐惧的地方。至于竭尽言论而招致过错，触犯忌讳而忘掉自身，原本不是臣所顾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其序。”臣认为陛下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像这样颠倒失序。如果确实知道，为什么不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并实行所知道的事情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责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有秩序，难道是圣王逐一整治安排它们吗？不过是根据才能来任用官员，根据职务来办理事务罢了。官职有固定的职责范围，叫作职；施行事务有先后次序，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管理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守令的治理；刑狱旧法不交给有关官署处理，而由执政大臣的意旨决定；边境的大事不责成将帅大臣，而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失去了自己的职守。王者应当先行的是德，后行的是刑；应当先行的是义，后行的是利。然而陛下却把它们颠倒了，万事可以说失去了次序。这还只是较小的方面，较大的问题则是中书失去了政权。宰相的职务，古代是用来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担任丞相，萧望之担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和，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宣帝却认为这轻视了丞相，终身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中愤怒争吵、互相辱骂，流传于都邑，成为人们谈论的材料，这让天下人看什么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次序，就会依次得到恢复。圣策说：“有些事情不去做，一旦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弊病不去革除，一旦革除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提出这句话，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在于事情尚未成熟便去做，众人尚未服从便去改革。事情成功在于合乎道理，不在于势力；使人服从在于真诚，不在于言辞。道理所在，实行它就会成功，禁止它就会停止，奖赏它就会受到鼓励，用言语说明就会得到信任。古人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人安抚他们就来归，使人感动他们就和顺，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处理政务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借君主的势力和赏罚的威力强行使事情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够成功；然而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以砍缺，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着利息与商贾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它不能成功呢？《礼》说：“微小的事情会显露，真实的情况不可掩盖。”这样看来，陛下如果真心是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别人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是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人们也不会服从。而且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欺骗：官吏收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必定称之为赃物；不是自己所有却拿来，人们必定称之为盗窃。如果确实有这种事实，就不敢推辞这个名称。如今青苗有二分的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

译凡人做善事，不是自己夸耀而是别人称誉；做恶事，不是自己毁谤而是别人毁谤。如果做善事必须自己说明以后才令人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解释了。如今天下认为是利益，陛下却认为是义；天下认为是祸害，陛下却认为是仁；天下认为是贪婪，陛下却认为是廉洁。纷纭争论不能胜数，于是让二三个臣子把辩说技巧发挥到极点，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百姓晓谕。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鸟兽一样，可以用小伎俩欺骗他们吗？况且事情尚未成熟便去做，其弊病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众人尚未服从便去改革，其弊病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有喜爱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慎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行动就多有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就会多次施行而多次成功，不只是人们信任陛下，陛下自己也会信任自己，勇气一天比一天增长；如果出于轻率，就会每次举措都失败，不只是人们不信任陛下，陛下自己也会不信任自己，胆怯一天比一天加重。文宗当初任用李训、郑注，难道他的志向是认为他们浅薄吗？可是经历一次大变故后，他就忧愁沮丧、意气消沉，不能再振作起来。文宗也并不是有失德行，只是喜爱轻率作为而缺少谋划。慎重的人，开始似乎怯弱，最终一定勇敢；轻率行动的人，开始似乎勇敢，最终一定怯弱。近来横山地区的人，没有一天忘记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夺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后续。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就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击失利，内库的费用就要以数百万计算，关辅百姓被飞挽运输困扰，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难道还敢再这样做吗？这样做本来就不可以，哪里还敢再提呢？由此看来，横山之功，是因为求速反而把它毁掉了。近来的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突然轻率地施行，比前些日子更严重。即使陛下不顾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祸患，在于喜欢因循守旧而慎重改变。如今陛下年富力强，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遇的时机；而群臣不能用慎重来辅助您，不能用敦厚朴实来培养您，譬如乘坐轻车、驾驭骏马，冒着危险在黑夜行走，车夫又从后面鞭打，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下缰绳，给马喂食，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的道路上徐徐前行，现在还很不晚。圣策说：“田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没有不各得其性的，这些是百工和有关官署的事情。”这哪里值得使陛下劳累呢？陛下掌握纲要，治理根本，恭敬地使自身无为，而万物没有不各自依循其理、生长和死亡的。至于百工、有关官署的事务，连宰相都不屑亲自做，何况是陛下呢？圣策说：“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充音乐，治理足以施行刑罚，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兔头、瓠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清扫地面后祭祀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天；礼制不完备，并不是贫穷的罪过。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欣然归附。”刘向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就在田野间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并不和睦，这个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头探求根本，却想用力量压服它；力量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了。古代面前有刀锯、后面有鼎镬，士人尚且还要触犯它们。如今陛下亲自践行尧舜之道，从未杀害一个无罪的人；想要平息众多言论，不过是斥逐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更换用人，却一定不忍心施行秦朝禁止聚众私语的法令，也不会兴起东汉党锢之狱。众多士人还有什么害怕而不敢说话的呢？臣担心被驱逐的人没有停止，争辩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纷繁的言论彼此攻击，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充音乐，难道不是疏远了吗？古代寻求治理，是要把刑罚放置不用。如今陛下寻求治理，却想达到刑罚的极致，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了。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是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甚至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他说治理时代刑罚应当严重，也是顺理成章的。而说这种话的人又认为，典籍称道唐虞盛世的刑罚，所以刑罚没有小的；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要被杀。臣请允许我加以诘问：夏禹时，死刑案件有二百种；周公时，死刑案件有五百种。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实行连坐三族的法律，汉朝废除了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混乱吗？把刑罚推到极端，天下幸而还没有得到治理；假如有一天天下太平，陛下将改变今天的刑法而采用刑罚的极端吗？天下有多少人不会叛乱呢？仅仅听到这种话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有想到异端邪说竟能迷惑误导陛下到这种地步。况且赦免过错，即使大过错也可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小罪也不遗漏，这是施用刑罚的常理。直到今天仍然遵守这个道理，难道只是唐虞盛世和周朝盛世才这样吗？之所以杀掉聚众饮酒的人，是料想他们并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的法律所谓夜间聚集、清晨散去，后世如果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句话，便把所有夜间互相往来的人都捉住杀掉，可以吗？人与人一起饮酒就动辄杀掉，即使桀、纣的暴虐也不至于这样，难道能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策说：“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救治它们的方法必有本末，施行措施应有先后。”臣请论述它们的根本以及应当先做的事情，请陛下选择。当前救治弊病的方法，必须先建立事业。建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措施所应当先做的，是先考察大臣是否有知人的才能。古代想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别人才的明见。如果没有识别人才的明见，就只能遵循规矩、按照绳墨行事，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能清楚认识自己的能力，并安于自己的才分。治道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勉强努力而做到，唯有识别人才的明见不能靠学习得到，必定出于天资。像萧何识别韩信，这难道是有成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他在识别人才方面的明见仍有不足，所以在马谡身上犯了错误；

译而且孔明也清楚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我仁祖在位时，无论事情大小，全都交给法令处理；无论人是贤能还是不肖，全都交给公议。事情经过议论而确有成效后才施行，人员经过试用后才任用，始终不求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确实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具备识别人才的明见。古代的医生，听声音、察气色，洞察五脏，因此他们治疗疾病时，才有剖开胸膛、剖决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施行这样的治疗。如今没有识别人才的明见，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绳墨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与拿刀杀人相差不多。房管称荐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至今还被人当作笑谈。陛下观察如今的大臣，他们是善于识别人才，还是不善于识别人才？近来提拔任用的众多人才，都是那些曾经同他们造屋握手的人，彼此结交牢固以后才敢任用。大概认为这些人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众口一词攻击他们的人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陛下以此验证，他们不善于识别人才也已经很清楚了。幸而现在天下无事，意见异同的争论不过是扰乱圣上听闻罢了。如果边境有警报，盗贼突然发动，成败在俯仰之间，形势在呼吸之间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然聚合、忽然离散，临到事情发生便解体，再也无法了解他们的情况，岂不是会误害国家吗？华佗不是世世代代都会出现，但天下从未因此废弃医学；萧何不是世世代代都会出现，但天下也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识人之明的辅佐之臣。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需诏令身边的大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策说：“自从有百姓以来，称为至治的，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的时代。《诗》《书》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聪智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没有尽善尽美，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也一定有可说之处。”臣认为其中详情多得无法说尽。它们施设政事的方法，各随时代而变化，难以完全知道；可以知道的，是一定敬畏上天，一定顺从众人，一定效法祖宗。因此典籍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明察，天命并不容易保有。”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主张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诗》《书》所称述的，大略就是这些，从未说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言论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樊世、仇滕、席宝却不高兴；魏征劝太宗实行仁义，封伦却不信服。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人意见而独断专行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诚、智慧的人，难道不正是有意成为这类人吗？臣愿考察这两人的行为，并以此求证于今天：王猛什么时候曾设立官职来谋取私利？魏征什么时候曾借贷钱财来收取利息呢？况且不高兴的不过几个人，本来并不妨碍天下人信任并服从他们。如今天下有心思的人都在怨恨，有言语的人都在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不像今天这样。古语说：“百人的聚集，尚且没有不讲公道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非议，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要在哪里停留了。《诗经》说：“好比那漂流的船，不知道要漂到哪里。”我的内心忧愁啊，连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这一点微薄的忠心，唯愿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答对。《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九十 （明）贺复征编 制策六 制科策【宋·孔文仲】

译臣伏地思量，陛下颁下明诏，提出清明的询问，讲求万事的纲领，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然而臣私下有深切忧虑的是，陛下求言、喜善的盛名，远远超过历代帝王；至于听取言论、采纳劝谏的办法，却还没有充分做到极致。这是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开设转对，让疏远而直率切实的言论得以进达；召集群臣询问安危利害的对策，这是因为陛下天性谦恭宽厚，想得到深谋远虑、最好的计策，以补足自己尚未做到的地方。然而言论已经很多，听取也已经很久，最终却没有听说采纳过一件事、采用过一个计策，并让天下看见。到了近来，四方人士以及朝廷之上，贤能的卿士和有道德的老臣，接连上章、屡次上疏，逐条陈说时政的得失。臣考察公众的议论，认为即使是皋陶、周公、召公那样的谋略，用来使君主受福、百姓受惠，使九庙安宁、万世安定，也不可能比这些公正直率的意见更好。然而陛下听见了如同没有听见，看见了如同没有看见，难道是急于顾及眼前的议论而忽略长远的考虑，满足于小的补益而损害大的忠诚吗？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臣愿陛下首先思考听取言论、采纳劝谏的意义：不听便罢，既然听取，就要广泛汇合天下人的心意；不用便罢，既然采用，就要兼取远近各方的谋略。这样以后，行动就不会遗漏事情，举措也不会错失计策，善政便可以施行，太平也可以谋求了。臣将要论述天下的事情，先把这一点陈述出来献给陛下。臣实在愚昧，不懂得大体，只愿陛下省察并采纳。圣策说：“从前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仁爱的风气广泛传播，德泽深厚广大；四时在上天调和，万物在下界和顺；兵器不被使用，刑罚也不施行。内则俊杰贤能居于官位，以光大君王的职事；外则戎夷仰慕风化，修治贡赋。建立皇极以承顺上天的心意，收聚时令的五福以使百姓安宁。于是日月星辰、雨露、鸟兽草木，都呈现祥瑞、接连降福，记载这类事情的文字不断，实在令人尊敬仰慕。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有大有小，而君主使用它们有先有后。先实行大的、后实行小的，用力不劳苦而天下得到治理；应当先实行的放在后面，把可以大的当作小的，用力越劳苦而天下越混乱。治理天下的方法，大的在于能够端正开端，小的在于不能端正开端。从前贤明君王治理天下，仁风广布而德泽融洽，四时调和而万物和顺，以至于兵器收藏、刑罚停止，俊贤各修职守，夷狄前来纳贡，建立皇极而天道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和洽；上天显现吉祥，下界出现珍贵符瑞，这就是端正开端的方法实行了。后世治理天下，万事失去次序而灾害接连到来，是端正开端的方法废弃了。陛下追慕古代治理功业的美盛，询问求取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臣请就此谈谈端正开端的道理。天下的治道有三种，叫作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术。天下的根本只有一个，就是即位。即位，是君王用来端正自身的起点。开始时不能正当，到了末尾，即使想改变并使它端正，也来不及了。因此，起初实行强国之术的，没有能够最终以霸政成就的；起初实行霸政的，没有能够最终以王道成就的。孔子作《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所谓元年正月，本来就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却改称为“元”和“正”，是希望君主在即位之初，体察元善而居于正道。元，是善的根本；正，是道的极致。君主若能在开端清明之时奋力实行，以善为本，亲身履行道的极致，这就是王道得以成就的原因。用道德统一天下，用仁义使其淳厚，这是王道；以仁义施行，却夹杂功利，这是霸道；专门使用权谋，不顾义理，这是强国之术。等到考察它们所表现出的结果，王道施行，即使过了数千年，人们歌咏、敬畏、爱戴它，仍然深深结在民心之中，不忍舍弃；强国之术下，百姓看待君上，彼此痛恨如同仇敌，一旦窥见君上有可乘之隙，便会共同践踏、倾覆他。三种治道所得与所失，就像黑白一样分明；然而世上的君主很少趋向王道，多半取法霸政和强国之术。为什么呢？大概王道所能达到的影响非常长远，却不能在仓促之间取得成效；霸政和强国之术虽然弊害深重，却能在眼前见到效果。人的常情，是轻视长远的成效而看重快速的成功，这就是趋向错误方向的原因。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都有可以达到治世的资质，又有能够达到治世的形势，但他们致力于治理、安定国家，却不能与三代相比，是因为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臣伏惟陛下聪慧睿智、神明英武，得自上天，可以说有能够达到治世的资质；日月所照临之处，都在图籍所载范围之内，可以说有必能达到治世的形势。正当承受国运、登上帝位的开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时候，想实行王道就实行王道，想实行霸道就实行霸道，想实行强国之术就实行强国之术，得失的关键只系于一次举措。譬如驾驭八匹骏马，奔驰在九轨大道上，选择好方向再前进，就能走上正路；如果一时不谨慎，任凭心意驱驰，那么本来应当到燕国的，或许会到了楚国；本来应当去吴国的，或许会到了秦国。事情和事物交会之际，不能不谨慎选择方向，就是如此。臣私下观察近日朝野的议论，再考察陛下心意所趋向的方向，拿它同古代相求证，不能没有疑虑。天下得以治理，是因为尊重义而不尊重利。为什么却把兴利放在首位？仁人所以受尊重，是因为彰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劳，为什么却把求取功劳作为根本？万事所以能够成就，在于长久缓慢，为什么却以急迫来要求它？四方所以敬畏而亲爱，是因为平易宽厚，为什么却用威刑驱使它们？荀卿说：“国家这种东西，重重地使用它，就会有重大的作用；轻轻地使用它，就只有微小的作用。”杨子说：“喜好做大事却不能成就大事，就算不上大；喜好登高却不能达到高处，就算不上高。”这样却希望仁风广布、德泽融洽，四时调和、万物和顺，以至兵器收藏、刑罚停止，俊贤修治职守，夷狄前来纳贡，建立皇极而天道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和洽，上天显现吉祥，下界出现贞祥符瑞，难道不是很艰难吗？臣愿陛下豁然大变，去做众人不能做的事；卓然自我成就，去达到前代不能达到的境界；尊崇王道，鄙弃并抑制强国、霸道之术。尊崇它，要像口渴的人等待饮水；鄙弃它，要像辞别守门人而走向光明。屏退谄媚奸佞，亲近忠诚正直之臣，多次到东序，打开图书讲论前代的兴亡，讨论百王的成败；把前代的善行作为准则，把前代的恶行作为戒鉴，避开它们的过失，趋向它们的所得，仰头思考这些问题，夜以继日。

译有幸得到它，就停止睡眠等待天亮。有言论违逆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求证；有言论顺合心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道理。采用其中纯粹的部分，舍弃其中驳杂的部分；掌握其中的要领，治理其中的繁琐。这些都是王道的方法，也是端正开端的论说。陛下深入讲求并努力实行它，就会逐渐达到古代贤明君王的境界，如同决开水流、抑制下坠一样顺利，何必担心仰慕它却不能达到呢？圣策说：“朕承继祖宗的事业，处在士民之上，明察方面还有未能照见之处，教化方面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又自谦地认为责任重大、负担艰难，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来辅助自己的不足，也许可以达到治理吧。”这表现了陛下虚心访求治道、至诚恻隐的深厚心意。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哪里足以承当并符合这一心意呢？然而臣曾听说：“明德想要覆盖万物，教化想要使四方信服，没有不是从先治理自己的心开始的。”治理心性，是圣人用来穷究事理的方法。人的心，好比天上的北极。正因为如此，在昏暗明灭、阴沉寂静之中，不能辨别南北，而能够考察并校正方向的，是北极星；在是非纷杂之间，不能审辨真伪，而能够分别辨析的，是心这个官能。心，是天下最为正直的东西。再能用正道来养护它，那么善恶是非以及万事的道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用斋戒来持守它，使它不丧失；用清静虚明来守护它，使它不混乱；通过询问来使它通达，通过谋虑来使它发挥。这是治理内心的开始。等到修养成功，不用思考，也从来不会不合乎事理；不用勉强，也从来不会不符合道义。把它藏在内心，就成为志气而无所不充实；发用出来，就成为事业而无所不成功。好比把权衡设置在这里，即使重达万钧、轻到铢两，也没有不能辨别的；好比把一盘水放在这里，即使大到天地、细到毛发，也没有不能察见的。这就是治理内心的功效。心正就会明，明达到极致就会产生教化，这是达到极致的自然之道。陛下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也许可以达到治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福。我听说，迎合耳目娱乐、却成为腹心祸害的，是柔弱顺从、讨人喜欢的话；即使把它们铲除，仍常担心还会有残余。违逆一时心意、却成为百世利益的，是刚正方直的正直言论；即使加以培养扶植，仍常担心还不够。古代圣贤，屈己守谦，和颜悦色、谦逊自持，加以慰劳，厚礼招致，用劝勉和赏赐的恩典来帮助他们，都是为了培养天下刚正直率的气节，使它们森然排列在朝廷之中，成为国家宗庙社稷的福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伏在车前横木上进谏、趋近御座、牵衣拉断栏槛、撕破麻制诏书、封还诏书之类的事情，每天都有而不以为怪，正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招来下情。臣愿陛下容忍近臣进献言论，开诚接纳远臣关于政事的议论，设置谏诤之职来帮助耳闻目见，增补纠察肃正的官员来振作纲纪；又要大力保持谦虚，借此深入培养刚正直率的气节，如同汉高祖对待周昌、晋武帝对待刘毅那样，然后才可以得到天下正直的言论，用来辅助治道。否则，就像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徒然举出这些事情来询问臣，又怎么能补益万分之一呢？圣策说：“大概君主即位，必定要向上天求取端正，并使自身端正。只有五事合乎常道，各种征兆才会与心意相应。自有国家以来，没有敢于放纵自己的；然而和气仍然郁结，大的灾异屡次出现。于是元年发生日食，三朝直到仲秋发生地震，几条路以及冀方广大地区受灾最为严重。朕自认为这是无德所导致的，早早醒来、天未亮便起身，思考其中原因。”这表现了陛下敬畏上天、警戒自身，担心并勤于修养反省的盛德。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衰微、阴气旺盛的表现。也有人说，日食是历法中的正常周期。臣请加以辨析：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发生一次交会，然后出现日食，这是历法家的说法。然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十月，二十四年的七月、八月，都还没有达到一次交会的时间便发生日食，这是历法不相符合的第一点。两汉的政治，西京时期兴盛，东京时期衰弱，大致都不过二百多年；但西京有四十五次日食，东京有七十四次日食，日食的疏密随着政治的盛衰而变化，竟然没有固定的数目，这是历法不相符合的第二点。因此日食不能托付给历法来解释，其根本是阴气旺盛的应验。阳气浮动而成为天，主宰运动；阴气凝聚而成为地，根本在于静止。应当静止却发生运动，是阴气越过了本分，冒犯并比拟阳气。阳与阴的关系，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君子之道增长，阳气便以祥瑞显现；小人之道增长，阴气便以灾变显现。这是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必然结果。《易经》从复卦的一阳到坤卦的六阴，共十二卦，在一年之间往来变化。圣人是借此告诉人们君子和小人的道有相互更替的趋势，所以贵在及早防范。临卦告诫说“八月有凶”，泰卦告诫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是希望在八月以前谨慎，在尚未倾斜、尚未返回之初便消除祸患。陛下想要应对灾变、探求根源，谨慎对待五事，使各种征兆协调，消除重大灾异而招来和气，关键只在尊崇阳气、抑制阴气，尊崇君子之道、抑制小人之道。天下的一切事物，有旧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邪有正，有迟钝有善辩，有急躁有安静。相对来说，在上位而偏于上者都是阳，是君子之道；在下位而偏于下者都是阴，是小人之道。在上位的偏向应当使它过分厚重，在下位的偏向应当使它经常减损。若该厚重的反而薄待，该减损的反而增益，那么就会阴盛阳微，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弊害最终达到不可扶持的地步，这是不能不察看的。比如旧日劳苦的人一定被迁调，新出的策略一定被采用；大臣犹豫观望，而小臣坚持己见；老成之士沉沦隐伏，而年轻人却被选拔；正直方正的人被疏远，而柔媚谄谀的人受到亲近；能言善辩的人得到任用，而迟钝口拙的人被斥退；锐意进取的人受到褒奖升迁，而默默守职的人被遗弃。阴盛阳微的变化，没有比这些更明显的了。天地告诫的意思，已经不能不加以审察。愿陛下思考应对的方法。阳气不能不尊崇，阴气不能不抑制；君子之道不能不进用，小人之道不能不退斥。不加抑制、不使退斥，萌芽时虽微小，等到它已经强盛，就非常可怕了。周朝衰落时，诸侯僭越天子；再衰落时，大夫僭越诸侯；又衰落时，家臣僭越大夫；再衰落时，夷狄竟与中原诸国结盟。

译这是阴气旺盛到了极点，从此《春秋》便绝笔了。因此臣愿陛下及早思考救治的方法。圣策说：“谋划讲论政务，却每天直到中午偏西仍然有许多苟且简略的习气；不断进用人才，官员却没有虚冒充数的，反而很缺乏建立功绩、发挥作用的美善。”臣听说，讲论政务而杜绝苟简，在于重视长久地推进；任用人才而取得功绩，在于考核名实。《易经》说：“圣人长久地守持他的道，天下便化育成功。”圣人的才德，所经过的地方便受到教化，所存留的地方便显现神妙；至于谈论治道安定、功业成就的大事，也从来不曾不等待长久。为什么要长久呢？急促就粗疏，粗疏则所得浅陋而所及狭窄；长久就精密，精密则收获广博而施及深厚。这就是圣人的意思。仁必须长久安定，义必须长久遵行，志向必须长久勤勉，法令必须长久守持，号令必须长久施行，官员必须长久任职，士人必须长久培养，军队必须长久训练。把心神放在多年以后，把教化的成效寄望于一世之后。这样，心志专一而思虑精密，事情详备而道理穷究，德行日新而治道广大，教化浸润而恩泽流行，行动高居万物之上，恩泽遍及天地之间。还何必担心有苟且简略的习气呢？圣人无所作为、无须多言而海内大治，是因为能够考核群臣，核实名分和实际。各官守住自己的职分，叫作名；各职办理自己的事务，叫作实。丞相、辅弼之臣，要以讲论道德、调和阴阳来要求他们；掌管财计的官署，要以沟通有无、充足国用来要求他们；谏官，要以直言陈说得失来要求他们；御史，要以弹劾纠察过失违纪来要求他们；侍从，要以尽力规劝、纳受教诲来要求他们；将帅，要以安定边疆、击退敌人来要求他们；职司官，要以治理一路政事来要求他们；郡守县令，要以治理一郡一县来要求他们。这样，依据名分来要求官员，按照实际来督促职务，众多政绩还不能成就的，从来没有过。如今大臣向下兼掌财计的权柄，小臣有时侵夺将帅的权力；侍从和言官不能尽情发表意见；职司和守令不能专心治理自己的辖区。没有看到这样能够不造成虚假。朝廷在内外设置百官，都是为了治理天下万事，并不是徒然给他们一个空名而已。想要建立一件事，就重重设置一个官职；想要治理一项政务，就多次派遣一名使者。没有看到这样能够取得实际功效。圣策说：“党项羌并非不愿归附，却有时边境侦候骚扰，以至于派遣辅臣亲临，来显示神明威武。臣认为，抵御戎敌的策略，只要预先决定就行。对于边疆重地，不责成统帅之臣，却寻求迎合上意、侥幸进用的小谋略；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不采用持重的谋略，却听从轻率妄动的疏浅计策。因此它的弊害在于苟且争夺小功而忘记大忧，只顾追逐小利而失去大的信用。这就是狡猾的敌人敢于辜负招抚归附的恩德，践踏中原而抗拒官军的原因，也只是我们自己给它造成了这种条件罢了。”敌人尚未到来时，制服它应当采用谋划长远的策略；敌人已经到来时，抵御它应当有应对变化的方法。齐景公时，燕国、晋国成为寇患，景公为此忧虑，向晏婴询问；晏婴推荐的是穰苴，穰苴最终果然能够驱逐寇敌、安定国家。唐宪宗时，刘辟成为祸患，宪宗为此忧虑，向杜黄裳询问；杜黄裳推荐的是高崇文，高崇文最终果然能够擒获敌人、平定蜀地。陛下应当诏令辅弼大臣，各自推荐将帅人才而加以任用。这样，神明威武就会震慑天地之外，河湟以外应当会有解开椎髻、穿着衣冠前来献上国土的人，又何必担心奔突冲击的敌寇不能抵御呢？圣策说：“百姓并不是没有得到爱护和养育，但生计有时还没有完全富足，以至于向外逃散。派遣使者布达宣示恩惠教化，臣认为陛下爱护百姓、希望他们富足，却不足以使国家富足；派遣使者宣慰教导，反而恰好足以造成弊害，这是失去了事情先后次序的缘故。” 事情有开始造成祸患的，法令也有开始引发祸害的，但并不是说事情一开始、法令初立时就如此；积累到很久以后，弊害和败坏积聚起来，祸患才发生，这是必然发展的趋势。臣曾说，陛下深思后世的祸患，却必定造成无穷的弊害，大概就在于不讲求使百姓富足的方法，而谋求富国的计策过于深重。向百姓征收赋税，古人重视减轻它，而不重视增加它。《春秋》记载宣公开始按田亩征税，成公制定丘甲，哀公征收田赋，认为不断增加赋税，就会使形势困窘、力量疲弊，最终必然发生变故。孔子详细记录这些事情，留给后世作为警戒。臣曾观察富国的论说，往往不是在丰盛强大的时代产生，而多出现在战争之际。王者总揽六合，能够使民心归服、使国体尊重，依靠的是我们的道德广大盛厚，并不取决于财货是否丰盈。《易经》的小畜卦，德行还小，所以说“富以其邻”；泰卦与谦卦，治道广大，都说“不富以其邻”。左右相邻叫作邻，君主对天下、中国对四夷，也都如同邻国。君主所以能够运转天下、役使四夷，有余的道德不需要借助财富，不足的德行才需要借财富来推行。陛下本应效法谦卦、泰卦所表现的富有余裕，怎么可以采用小畜卦的不足呢？因此，巨桥粮仓虽然积聚很多粮食，商纣却不能据有；敖仓虽然充盈，秦国却不能守住，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没有建立道德，失去了天下人的心。鸟到了穷困地步就会啄击，兽到了穷困地步就会搏斗，人到了穷困地步就会欺诈，陛下的百姓可以说已经穷困了。前代所说没有办法限制、没有止境的赋税，大到山海，小到草木，它们的利益都已经收入官府，如今仍在征取。陛下慢慢思考减免费用、节省开支，以宽缓百姓的财力、使百姓的劳力得到休息。若像大禹那样住简陋宫室、穿粗劣衣服，像汉文帝那样穿弋绨、用革舄，以恩泽施给天下，也许还不至于极度匮乏；如果又开出泉源来取利息，设置专使来加重征收，却想求得富民、宣扬恩惠的名声，那是不可能的。《易经》的剥卦，开始于下方，其象辞说：“居上位的人要厚待下民，使他们安居。”这是救治剥落的方法。陛下从下民那里征取，已经没有遗漏了；上面向下面征取到了极点，形势便达到尽头，卦象也就成为剥。孟子说：“君子使用其中一项，缓办另外两项；使用其中两项，百姓就会有……”此处原文缺文，使用三项，父子就会离散。臣担心百姓的穷困日益积累，不知道怎样脱身，渐渐离散，以至于剥落。即使有商汤、夏禹、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才干，也再没有施展巧策的地方。

译《易经》说：“观察我的自身，也就是观察百姓。”《诗经》说：“想念我的皇祖，升降于朝廷之上。”陛下观察天下的形势，离散容易、聚合困难，一旦危乱就不能再次安定；向上思念五位圣人的事业，艰难勤苦，一旦倾斜就不能重新端正。那么谋求富国，恰恰足以加深忧患，不能给陛下带来利益。臣伏惟陛下作出圣明决断，停止这些法令，召回使者，以使天下获得幸运、万世得到福泽。这是四方百姓都睁裂眼睛、抠出眼珠所共同盼望的，难道只是臣这个卑贱之人的妄言吗？圣策说：“国用虽然节省，却还常常需要调度；兵籍虽然众多，却还没有精确地简核。”臣认为，国用虽然节省却调度繁多，是没有取得节省国用的办法；兵籍虽然众多却简核疏略，是没有取得简核兵籍的根本。九州岛土地的出产，几升粮食、一尺丝帛的赋税，陆路运输、水路漕运，船尾相接、车轮相摩，日夜接连不断地运送到太仓。以古代衡量今天，可以说盛大了。至于道路的艰难、负担运输的疲劳，京师的一金，到了田野就要耗费百金；少府的一百金，到了百姓的财产就要耗费万金。用万金的费用，施用于一次燕好之中，用于一次赏赐之内，这类事情哪里数得清呢？土地的财物有时限，百姓的力量有极限，君主的费用却无穷。用有时限、有极限的东西来供养无穷的耗费，这就是调度越来越增加而不能停止、百姓的力量越来越困乏而不能支撑的原因。古代宫廷中的职员有一百二十人。汉文帝、汉明帝时，供职的官员不过两人。宋太祖养兵不过十二万人。宋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应当淡泊而没有欲望，不让嗜好显露在外，那么奸佞之人就没有机会进来。”这些都是清静内心、节省费用的根本，也是宽缓百姓、养育万物的要领。不致力于先治理根本，却广泛要求调度供给，所以说是没有取得节省国用的方法。如今若能减少内地州郡的刺配兵，再增加土兵，然后兵籍就可以简省。国家北方失去幽燕，西方丢弃灵夏，守卫边疆、捍御要塞，起初没有险要关隘作为依靠，因此两边的刺配兵特别成为爪牙，不可以废除。至于境内没有战事的郡，百年不曾见过兵革，却照例设置屯兵队伍，白白损耗百姓的力量，这是不能不加以限制的。应当依照前代府卫制度，使百姓按照户口比例出人服役，并把天下郡县分为三等：上郡五千人，中郡三千人，下郡一千人，仅此而止。轮流休息、交替上役，不过十分之一，这样武备可以修整，兵籍也可以精确简核了。周公制定礼制，方圆五百里称为大国，拥有战车一千乘，可组成五万五千名士兵，而百姓没有诉说劳苦，是因为施行有次序，制度安排得当。如今所谓上户，征收很重，力量困乏；所谓下户，劳役没有涉及，处境安逸。上户占十分之一，下户占十分之九，这就是经常使其中一成困苦、使九成安逸。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古代都要出一名士兵；现在却都让他们闲逸而不能使用，反而征收有限的粮食和丝帛，供给不耕作的懒民，这难道是周公的本意吗？所以说是没有取得简核兵籍的根本。圣策说：“放宽关卡渡口的禁令，商贾却不能畅通。”臣听说，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圣人却看重它，是因为它能够使有用的财物流通。用无用之物来使有用之物流通，因此看重的是流通，而不是积聚。古代所说流通货物、通达财利，依靠的是商贾的职分，而不在于君上。如今关市的征税，比布棋还密；均输的官吏，比猛虎还苛刻。商旅改换行业，转而从事其他技术，想要使财货流通，就困难了。圣策说：“舍弃器物玩好上的巧饰，工匠却不戒止。”这在于陛下约束自己，以此作表率。陛下在上面约束自己，那么六宫在内受到教化，百官在朝廷遵循法度，百姓在下面承受流风。时间久了，风俗便会转变，嗜好也会减薄损抑。有财物却没有尊贵的身份，不敢逾越制度；有力量却不合乎正道，不敢败坏法度。这样，即使不舍弃器物，工匠也会自然戒止。臣又听说，天下精巧华丽的玩物，没有不是从京师开始的。想要治理四方，先治理京师，这是古代的道理。方圆千里的土地、四方的风俗，只有京师全都具备。正因为如此，治理它应当极其详细。周代的制度是六卿统领，四郊之内，从五家设置比长，逐层向上，到卿大夫，共有一万八千九百三十六名官员，然后才足以实现京师的治理。如今京师治理百姓的官职，大的不过京兆尹，次的不过河南令，却想使风俗敦厚淳朴，所以困难。只是看陛下怎样选择罢了。圣策说：“风俗浮薄，根源在于取士没有根本，教化之道不明。先前询问台阁的议论，所持观点不一致，难道没有挽救弊病的方法吗？”凡是取士的关键，不过两科：一是德行，二是文辞罢了。臣认为，三代以前可以凭德行取士；秦汉以来，不过凭文辞取士。台阁之所以意见不同，大概不过是在这两者之间有所取舍。如果陛下必定要凭德行来选取天下士人，那么井田就应当授予，侯国就应当建立，百姓必定家家自给，官员必定长期任职，乡里应当讲读法令，家家应当有私塾；然后才可以要求德行完备、操行真实的人，并把他们招致来任职。如果职位制度并没有这样实行，却单独设置选举德行的科目，也只是没有补益罢了。前代的官吏正直，所以所举荐的人一定寻求仁义孝悌；如今的官吏邪曲，所以所举荐的不过是请托之人和投合嗜好之人。因此说：今天取士，不过可以使用文辞罢了。至于敦厚风俗的根本、施行教化的方法，臣愿有所献议。大概士人气节的贵贱，从来没有不与国家体制的安危相应的，就像根本在下方的强弱，会表现在枝叶在上方的荣枯一样。过去周代的士人尊贵，秦代的士人卑贱。上面的人能够屈身，而下面的人不屈服于邪道，这就是尊贵；舍弃自己所守的道义，求取迎合上面的人，这就是卑贱。周、秦的治乱，考察这些就可以看出。大概士人没有守道自重的节操，人人都怀有轻浮急躁、毫不知耻的追求，渐渐浸染而成为风俗，安然不以为怪，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应当有办法纠正这种弊病，使士人懂得自我尊重，使人人践行廉耻。对于暗中修养德行、独自实行道义而不求闻名的君子，一定要深入考察，使他们总能处在必定显达的位置；

译对于仰望上意、俯身迎合、不能明辨宠辱的人，一定要深入观察，使他们总是处在不被任用的位置。这样天下都知道盛德的意旨，士人的气节一旦改变，敦厚风俗的根本、施行教化的方法，就可以由此实现。圣策说：“刑罚繁多而严重，源于立法分门太多、沿袭旧制而不改革；将要施行仁恩的政治，使被判死刑的人稍得宽缓，必定有可行的方法。”臣观察陛下的心意，不过是想仿效三代的肉刑，把它施用于因连坐而判死刑的人罢了，这还没有完全懂得因时制宜的道理。古代政治敦厚、事务质朴，即使凭圣人的智慧，在因革之间仍有未尽善之处，肉刑就是这样。砍断百姓的肢体，使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不是圣人的本心；三代采用它，是因革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周备。况且立尸而祭祀，接近于亵渎神灵；把祭器中的食物拿来吃，接近于过分粗野。哪里比得上后世虚设神位、用金石制作礼器呢？肉刑不能用于今天，就如同不能再用尸体祭祀、用俎豆盛食一样。大辟之罪，判到死刑而犯人不敢怨恨，是因为法律与罪行相当。假如想施行仁恩的政治，宽减因连坐而判死刑的人，那么今天的律令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办法；舍弃这个办法不用，却砍断肢体、削去脚足，实行使百姓惊骇、使风俗震动的政治，还不能算是可行的方法。过去子产想要制止伯有的妖异，必定把子孔的牌位也一并排列在后面；由此可见，政治虽然期望推求实际，也重视谨慎对待名分。假使天下人不知道朝廷施行仁恩的心意，却只传说朝廷砍断人的脚而将其抛弃，这哪里是谨慎对待名声的办法？圣策说：“我想兴起七教，兼备三至，以达到圣人的治道，那么应当分条说明先后的次序；想要彰明六亲，完备五法，以达到天下的治理，那么应当叙明始末的要领。”这表现了陛下广泛考察古代，想把典籍所记载的道理施行于今天，以穷尽圣人的治道、完成天下的治理。臣请深入论述天下治道的先后次序、始末要领，供陛下斟酌。大概德与刑并行于天地之间，如同寒暑相随而从未分离；在这两者之间，必定有先后次序。上等的做法，是专门用德来胜过刑，如尧舜时代没有刑罚、周成王时代搁置刑罚；中等的做法，是借助刑罚来辅助德治，如西汉宣帝任用刑名之术、东汉明帝善于运用刑理；下等的做法，只依靠刑罚而已，如秦人凭刑罚导致混乱，隋人凭刑罚预示变乱。这三种先后次序不同，所以治乱的结果也不同。至于敬养老人、尊重年长者，乐于施惠、亲近贤人，喜好德行、厌恶贪婪，廉洁节俭这七种教化；达到礼的极致而不推辞，天下便得到治理；达到赏的极致而不废止，天下便喜悦；达到乐的极致而不偏私亲疏，天下便会相和。这三至依次可以说明七教的次序。臣又听说，恐惧、敬畏和谨慎，是政治达到治理的状态；骄纵安逸、毁坏懈怠，是政治衰败的开始。周宣王有中兴的盛德，却没有在后来谨慎守持，他的诗篇最终变成了《雅》诗所讽刺的内容。唐太宗是慈爱节俭、英明勇武的君主，但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进谏说，形势渐渐不如贞观时期。大概崇高富贵的势力，正是骄逸惰怠所窥伺的对象。一旦看见有间隙，便进入其中而不能出去。因此圣明智慧的君主，远远观察、长远思虑，在没有想到的地方思考，在没有求取的地方求取。正当极其安定时，一定把危险作为自我警戒；正当极其荣耀时，一定以耻辱来警醒自己。不让异常的变故从不可预料之处发生，最终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懂得治道本末的要领吗？那么六亲的等级、五法的数目，也就可以由此推求其要领了。圣策说：“仲舒的言论，班固认为切合当世、可以施行于今天的，是什么策略？崔实的论说，范晔认为明白政体、对当时有益的，是什么事情？”过去班固把董仲舒在汉廷所陈述的策略载入史书，其中讲论天下治乱的道理，可以说很详尽了。把它提出而实行，都足以帮助治理；其中最适合施行于今天的策略，臣认为没有比“天道先阳后阴，王政先德后刑”的论说更好的了。范晔在书中记载崔实的政论数十条，认为其中凡是辨析论说、通晓政体而对当今有益的内容，臣认为并不值得深入讨论。为什么呢？崔实的主旨，大概是想说君主不应纯粹效法八世，而应当参用霸政，以严刑峻法打破奸邪之人的胆量。这种办法若用于汉桓帝衰败的时代，或许可以；哪里值得向陛下深入论说呢？圣策说：“不要因为是古人的陈迹，年代久远便不能举用；不要因为是本朝的成法，已经确定便不能改变。只要改变它能够适中，举用它能够合宜，不急迫、不迂缓，归于最恰当即可。”陛下讨论政法，举措适中而合宜，这是天下人的希望。臣怎么能没有言辞来表达呢？形势可以实行，就实行它，这样便不会拘泥于古人的陈迹；力量可以改革，就改革它，这样便不会拘泥于既定成法。这是因革的常道。至于尚未适中、尚未合宜便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变法或许也可以有所议论。臣读《易经》读到革卦，革卦说天下的法令到了产生弊病的时候，就不能不改革；卦辞说：“元亨利贞，悔亡。”这就是说，改革必须达到元、亨、利、贞，然后悔恨才可以消除。又说：“改革而合宜，悔恨才消亡。”这就是说，改革如果不合宜，反而会招来更多悔恨。改革必须达到亨通，然后才可以讨论改革；变更必须达到合宜，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更。这是圣人的能事，也是《易经》卦象的精义。要在幽深难明之处思考，在昏暗不明之中探求，使一切都合乎道义的中正，然后改革；这样改革一经施行，天下就会像倚靠山岳一样倚靠它，这叫作改革而亨通。在众人之中谋划，等待长久的时日，使上下各方都得到适宜，然后变更；这样一项制度施行，天下就会像仰望彩虹一样仰望它，这叫作变更而合宜。古代治理天下，君臣在朝廷上共同谋划，直到风气迁移、习俗改变、众人迁善而远离罪恶，天下却不知道其中安排的痕迹，必定是先达到亨通才改革，先达到合宜才变更。如今却不是这样，一项法令早晨颁出，晚上已经喧嚣；一项制度晚上施行，早晨便可能产生弊病。斧钺不足以禁止诽谤议论，放逐贬黜也不足以压制纷杂言论。原因是什么呢？还没有确定它能否亨通便改革，还没有考虑它是否合宜便变更，举措未必适中，行动未必合宜。臣只愿陛下对此谨慎罢了。大概改革如果没有把制度完全安排好，形势必然还要再次改革；而一旦反复改革，法令就会因轻率而失去信用。法制屡次变动，是国家的大病。汉代迁移甘泉、后土的祠庙，从那以后三十年间迁移五次，而天地的征兆始终不能确定。

译所以希望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那么最恰当的议论就没有超过这些的了。陛下如果担心臣只是畏惧进言而未必实行，或者只是苟且修饰言行来保全自己，那么请下诏说：“说出来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又如果担心臣畏避执事之人而不能尽情陈述，那么又请说：“尽心陈说，即使因此改正也不必畏惧。”臣因此才敢进献自己私下的忧虑和过虑之说。臣听说，天下是极其重大的事物，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要有大才。如果还没有得到大才就把天下交给他，那么天下的政事终究没有能够治理好的时候。万钧重的鼎，是天下最沉重的东西；可是孟贲、乌获举着它奔走，越过险阻，就像走平地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足够。假如让力量不足的人背着它奔跑，不仅会折断筋骨，还会毁坏鼎器、打翻鼎中的食物，到了那时就无法挽救了。《易经》谈论天下万物的道理，已经极其详尽周密；至于治理天下难以治理的局面，也从未不归结于有大才大德的人。所以《屯卦》的不安定，必定要等待君子来经营治理；《蛊卦》的败坏，必定要等待君子来振兴培育；《旅卦》的离散，必定要等待有智慧的人有所作为；《否卦》想要结束闭塞，也必定要等待大人获得吉祥。圣人认为，处在这四卦所象征的时势中，如果没有这四种人来治理，混乱就会更加严重，对治理毫无补益。从前商汤寻求伊尹，在耕田的人中发现了他；高宗寻求傅说，在筑墙的人中发现了他；周文王任用太公，在垂钓时发现了他。这三位士人都把踪迹隐藏得很深，而三位君主却能够举用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取士公正，求贤广泛。唐文宗可以说是恭敬节俭、慈爱仁厚、勤于求治的君主。当时李德裕在朝廷中却没有得到任用，裴度被弃置在外也没有受到任用。于是文宗读到《贞观政要》便叹息，又说：“我看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便觉得气愤填塞胸膛。”这样看来，文宗所以忧劳尽心，不过是徒有君主的名器罢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成汤、高宗、文王，以公正听取意见、广泛选取人才为法；以文宗舍弃根本、忧虑枝末为戒。只要独自观察那光明开阔的道理，采纳四方的议论，不论人才隐居还是显达，不分朝廷内外，不论远近，不因明暗而有所区别。才能适合什么职位就任用他，德行适合什么职责就授予他。可以治理大事的人治理大事，可以治理小事的人治理小事，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凡是陛下所举荐并向臣询问的事情，即使不特意治理也会自行得到治理。陛下有所作为的办法，还有什么能先于此事呢？古人有话说：“言论切直却不被采用，自己就危险；言论不切直，就不能阐明道理。” 如果既想求得能够阐明道理的方法，又想避免自身危险，这两件事在形势上是不能同时做到的。言论不遵循道理，是值得忧虑的；遵循道理却不能合乎上意，并不值得忧虑。如果既想求得遵循道理的方法，又希望一定合乎上意，这两件事在道理上也是不能同时兼得的。臣的学术浅陋，言论狂妄鄙俗，罪当万死，没有什么敢于怨恨的。幸望陛下明察。臣冒死谨慎回答。《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九十一 （明）贺复征编 制策七 弘治壬戌科殿试策【明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