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一

译皇帝制诏说：“朕承受上天的命运，继承祖宗列圣的统绪，统治天下，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朕早晚都战战兢兢，思考着如何弘扬教化、治理天下；如果不取法古代，便无法做到。然而考察前代继承帝位的君主，能够守成并被称为贤君的，没有比夏启、商代的中宗和高宗、周代的成王和康王等几位更盛的了。他们治理的功绩之美，都记载在典籍中，究竟是凭借什么道理达到的呢？近世儒者对此议论说，圣王把求得任用贤能的辅相放在首位；又说，君主之所以圣明，在于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君子用来达到治理的办法，难道也有赖于此吗？况且辅相的贤能与否、君子小人的情状，并不容易了解。如今想要选取贤能的人做辅相，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将依据什么呢？天下的事务，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就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来说，如礼乐、教化、选拔人才和考核功绩、征收赋税的办法、军事刑法的法令，都是斟酌古代制度制定的；但是实行已久，不能没有弊病。要革除弊病并加以挽救，使教化施行、政事兴举，像祖宗创制之初一样，达到超过前代的盛况，应当施行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得到正确的方法？”诸位生员积累学问、通晓经书，了解古今的道理，请据实回答，不要隐瞒言辞，也不要泛泛而论，朕将采纳并实行。臣回答说：臣听说，天下有不可改变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常常要靠君主有不敢改变的决心才能获得。天下的事情，没有舍弃道理而能够成功的；而道理本来就是不可改变的。内心的趋向，关系到道理能否得到弘扬。一旦有所改变，那么用来修养自身的力量必定不能真正用足；道理存在于自己心中，对它的认识就不会明白，守护它也不会坚定，刚迁移到这里，或许又转到那里，即使想要勤勉奋发以求治理，进退取舍也会完全没有依据。窥伺时机、制造祸乱的人便会共同起来乘隙而入。即使有贤人君子站立在朝廷中，也会全然不被相信，严重的甚至会被斥责罢免，不加任用。天下的治理又将依靠什么来成功呢？只有真正知道道理不可改变，内心常常忧劳警惕，不敢把一丝一毫苟且轻率的念头掺杂其中。选择人才一定精审，持守原则一定坚定；任用人、取用善行，各自都有一定的准则，贤能与否不能扰乱我的判断，君子和小人也不会互相怨尤。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并把事务交给他，政事就没有不能兴举的，法令也没有不能振作的，天下的治理自然没有不成功的。古代的君主，没有不通达这个道理却能够达到治理成效的；也没有仅仅通达这个道理、内心最终却有所改变，而还能做到没有弊病的。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凭借至圣的德行，处在国家富足、事业有成的时代，十五年来百姓安宁、万物丰盛，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功业也不过如此；可是陛下的策问诏书仍然殷切不已，把教化不够弘扬、治理不够周遍作为忧虑。陛下难道真的还没有通达这个道理，所以仍然要等待询问吗？臣由此可以仰窥圣心对于道理，本来就有不自行改变的地方。臣曾说，古今豪杰之士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即使是子思、孟轲一类的人也只能徒然无为；而臣这样平庸昏昧的人竟有这样的际遇，岂敢有所隐讳而不说呢？臣认为天下最深的忧患，在于长期安定、治理极盛之后，那些不易察觉的祸患没有人替它预先防备。陛下早晚战战兢兢，思考弘扬教化、治理天下，这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依靠自己不如借助他人，向当今求取办法不如取法古代。古代君主的心纯粹合乎道理，从不敢认为道理可以改变，所以他们任用人才、施行政令，有后世不能相比之处。比如夏启在接受禅让之后，继承禹的事业，以敬慎守成，对伯益始终任用而没有间隔，所以从禹那里得到的治道没有废弃或不能施行的。商代中宗、高宗全心信任陟、扈、傅说之类的人，又以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恭默思道的内心为根本，成就了商代的治理，难道会没有依据吗？殷代顽民混杂在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势力中，周武王的恩泽还没有完全遍及；假如他们不是在周公那里悔悟，在召公、奭那里笃信，借助成王、康王继承事业而不忘先绪的心意，以及表彰善良、辨别邪恶的意旨，那么礼乐教化怎么能够像《诗经》《尚书》所说的那样呢？程颐说：“圣人把求得任用辅相放在首位。”欧阳修说：“君主之所以圣明，在于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政事凭借人才而兴举，人才存在，政事自然没有偏邪、不能兴举的忧患，天下的治理便可以成功。陛下想要求得那几位君主治理的功绩，难道可以舍弃这个而另求其他吗？也只在于有不敢改变道理的决心罢了。天下的政事，哪里有不是出自君主内心的？何况任用人才，正是政事根本所从出的地方呢？圣制所说的“选取贤能的人做辅相，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确实洞见了其中的必然，而忧劳之心不能自已。大君是天地的宗子，必定要有大臣作为宗子家的辅相；辅相的职责，是辅佐培育君主的德行，帮助成就政教。天子一天也不能没有辅相，难道只有夏、商、周如此吗？皋陶、夔、后稷、契一类的人，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可缺少。至于他们是否贤能，必须先加以辨别，然后才能在以后任用。如果辨别不明、任用不当，那么天下的祸患反而有不可言说的了。为什么呢？以一个平民的卑微身份，却在上位与天子共同办理政事，他所掌握的进退取舍，没有一件不是天下人所接受和承受的；假如心术不正，学识不纯，那么他所造成的破坏就不只是有关部门的一件一端而已。因此，必须先有不敢改变道理的决心，这样修养自身才会无处不真实。修养自身既然真实，那么从自己发出的言行便没有不正的，人们的邪正自然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于是选取其中贤能的任用，辅相就得到了合适的人选。臣今天哪里是忧虑得不到人才呢？只是担心陛下对待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做到极致。臣在民间听说，朝廷任用一位大臣，必定会引起极大震动，认为他将作为咨询谋划、亲近信任之人，必定有超出常格的作用；如今一到京师，却有时并非如此。臣希望陛下礼贤下士，务必取得他的真心，使他充分履行职责；凡是长远谋略、大政方针，不要被众议压制；每一项政令都一定同他深入交谈、充分讨论之后再颁布。这样，小人即使想放纵自己无所顾忌的私心来迷惑陛下的听闻，他们的情状也已经先被察觉了。小人的心情，不过是趋利避害，除去自己厌恶的，求取自己喜欢的罢了；然而他们也必定加以掩饰而不显露，所以利益来到时，有时反而谦逊推辞，祸害到来时，有时又装作把它看成应当分担而去承担。

译推辞利益如果不坚决，得到利益就不会牢固；接受祸害如果不坚决，摆脱祸害就不会果断。等到利害关系发展到不得不取舍的地步，便急忙取舍，唯恐落后。正当他们勉强去做某事时，那最终无法掩饰的真实心情，已经明显流露在甜言蜜语和愉悦的脸色之间了。就用这种方法来试探，小人的心情还能够再次逃避吗？既然已经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状，就应当立即斥退他们。斥退得不及时，就可能又被他们用其他巧计蒙蔽，仍然免不了受到迷惑。随时发现，随时觉察，随时斥退，就这样罢了。这样，君子和小人便不会互相怨尤；君子和小人不互相怨尤，行动就没有阻碍，天下事务自然没有凝滞而不能兴举的忧患了。臣请就圣谕所涉及的几件事来说：礼乐一天也不能没有，这是万古不变的议论。然而礼乐兴起时，虽然专重实际，也从未因此完全抛弃形式。我私下看到近来所实行的礼制，疏略简慢、放纵散漫，即使是所谓仪式文饰的末节，也没有实行。音乐残缺废坏，即使是所谓声音仪容的细节，也没有完备。这大概是没有得到礼乐的根本，却安于苟且敷衍的习惯，所以才会这样。如果学校的教化能够振作兴起，那么人心自然没有不加节制的欲望，情感自然没有不和谐的流露。凡是在宗庙、朝廷、乡党之间表现出来的礼乐，自然能够除去疏略简慢、放纵散漫的习惯，弥补残缺废坏的弊病；这样将不必等到进退升降的礼节、钟鼓羽籥的节奏都安排妥当，礼乐便会和谐了。礼乐难道会有不兴盛的吗？至于教化所在的地方，它的关键系于君主的内心，而它的应验则关系到天下的广大范围。聚集英俊之士，使他们共同游学，读书穷理，尚且有时没有人替他们改变旧习，却想驱使天下愚民，使他们全都归入礼让和乐的境界，本来就很难。不如先由上位者亲自实行恭敬、节俭、忠诚、厚道，不被声色、土木营造、财货利益、玩赏爱好所改变，然后逐步向天下显示。天下正安于从前奢侈放纵的生活，一旦听见看见这种情形，内心也一定会惊惧而思考，清醒而自省。如果一两个大家巨族首先醒悟并倡导改正，那么乐于跟从的人就会很多。选拔、考核人才的制度，臣对此深感惋惜。祖宗对于士人，用道义来培养，用赏罚来取信；任用他们时不加拘束；考核他们时，任职期间的政绩和退居闲散者的功过各有等级，所以人人都努力于自己的官职，并且擅长所任之事。近来稍有兵荒，纳粟买官的人已经充满吏部的簿册了。即使有人有才德，也被耽误在等待任用的期限中，尚未被任用，头发已经斑白稀疏了；能够以壮盛的气节自我激励的，又有几个人呢？何况升降官职的施行，完全只看门第品流。如果不是出自科举选拔，高官厚禄就不肯轻易给予，那么他们内心没有所羡慕的，外在又怎么会有所忌惮呢？臣希望严格禁止侥幸求取和觊觎官位的行为，使庸碌懦弱、不能胜任职务的人一个个退去。选人只看才能，不必完全拘泥于门第品流；让他们任职接受考验，再依据实际政绩考核。像苏洵所说：“某人是清廉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清廉；某人是能干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才能。”然后根据他们政绩的优劣施行赏罚。天下那些希望凭自己的才干显露出来的人，也将知道应当如何改变。征收赋税的弊病，大多是冗余损耗太多，而主管会计财政的人没有加以核省。并不是主管会计财政的人不想核省，而是形势使他无法做到。单从京师来说，京师所食用的物资依赖江南，每年数百万；而权势之家所豢养的无籍之人，不给国家带来一分一寸的益处，竟多达百千，借着空有名目的名义消耗实际费用。遇到水旱灾害、饥荒等变故时，又加倍向江南征取名目上的赋税。臣听说，土地一天天凹陷，水灾便接着发生；江南百姓已经非常贫困，难道江北可以安然置之不顾吗？何况如今边境的骚扰还没有完全安定，前些日子榆林、大同的战事，马匹死亡、粮食匮乏，所耗费的不知有几千万，而无用的军队又坐食边地山陕百姓的供给。征发民夫运输的办法无不全部施行，老幼父子流离迁徙，外患没有消除，内地已经困乏，难道不值得害怕吗？臣想要去除冗余、损耗、无用的费用，革除权势之家招集人马的弊病，使江南百姓得到休息，以巩固根本。边境的骚扰，只把它交给良将，不要任用统制之类的人带着投机求幸之徒，消耗军粮；同时恢复屯田的实际成效，减省征发民夫运输的苦难，这样用来巩固边防的物资就不会不足。军队则应先在生养、安息方面作周密筹划，使士卒不受私门役使，能够保持俯仰奋迅、刚强勇烈的气概；又一定要经常振作激励他们，使他们没有沮丧的情绪。如今有人立了一级功劳，却被大家右族呵斥、夺去功劳，不敢抬头仰视，这样还靠什么来培养他们自我奋发呢？何况新旧逃亡流散的士兵，正被官府法令逼迫重新编入军伍，锅灶炊具等生活用品全都无从备办；又因为居住之处没有亲戚往来接济，他们想要离去的心已经非常强烈。卫所的官员又用严刑和深谋去搜取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本来已有离去的心，而官员又驱逐逼迫他们离去。既然被驱逐还不离去，难道人情会是这样吗？想要使军队强盛，却对这两方面特别不加详察，这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使用刑罚时，要洞察事情的真实情况而不受欺骗；明智的人都足以做到这一点。至于刑法轻重，则应有一定的制度。既然查明了实情，就一定依法裁断，使贵贱不采用不同的处置，对豪强与普通人一视同仁，对弱小者也不作偏私的裁决，那么法令一经发出，就没有不服从的。天下的奸邪，必定会随着禁令而革除。天下人都是天子的百姓，刑罚务求一定诛戮有罪者，赏赐务求一定给予有功者，百姓不必等候命令便知道这一点。豪强之徒有所依凭，能够自行脱身，而弱小之人却成群赴死。人的常情，谁不畏惧死亡、不寻求脱身的办法呢？这是尤其应当让陛下放在心上的事情。以上几项事务，取法古代而施行于今天，本来应有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弊病仍然如此。圣制所说的“革除弊病并加以挽救，使教化施行、政事兴举，像祖宗创业之初一样，达到超过前代的盛况”，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也不过是从人才中选取罢了。孔子说：“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夏启以下的几位君主，不过是中等才质的君主，一旦得到合适的人才，尚且足以达到治理；何况陛下天资神圣，远远超出寻常之人呢？然而臣对此私下还有一番话。政事虽然由于有了人才而兴举，但君主自身才是取得人才的根本。

译所以孔子说过：“根据自身来选取人才。”想要得到人才，却不先修养自身，那么内心所存的，必定轻忽草率，不能不受到个人爱憎私情的牵累，于是就会任用不该任用的人，舍弃不该舍弃的人。臣希望陛下急于修养自身，以端正选取人才的准则。然而修养自身，也不是靠勉强矫饰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一直到行动与静止、言语与沉默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行为之中，始终加以警惕敬畏，在内心反省：这果真合乎道理而没有违背吗？这果真不是本来应当遵循的准则，而只是习惯于外物诱惑吗？如果使天理纯粹明白，私欲完全净尽，那么自身没有不修养的，道理没有不能穷尽的；应对酬答、斟酌处理，自然不会违背天下的是非。假如任用人才，任用一定恰当；假如施行政令，政令一定精当。治理的功业盛大，能够追及并配得上祖宗，远远超过古代，甚至有《诗经》《尚书》所来不及记载的地方。汉、唐、宋那些局部小有补益的治理，又哪里值得谈论呢？然而臣又听说，治理并不忧虑开始时得不到人才，却难在最终能够后继有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常存不敢改变道理的决心，以守住这个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国家天下就会得到幸运，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臣怀着无限的殷切忠诚和爱戴之情，谨慎回答。正德辛未殿试策【杨慎】制诏说：“创业凭借武力，守成凭借文治，这是前人所说的话。然而兵与农本来相通，文与武同出一途，它们的作用果真有不同吗？文武的区分始于什么时候？兵民的分开起于哪个朝代？朕曾经向古代的事例考察过了。” 《尚书》说：“尧说：既有武德，又有文德。” 《尚书》称颂舜有文明，称颂禹有文命，却没有提到武；称颂商汤有圣武，却没有提到文。周代的谋略功业，各自专重一端。况且夏、商、周三代相继崇尚某种德行，却没有说到武。周代把百姓分为四类，却没有把士兵列入其中，这是为什么？汉、唐、宋的英明君主，有的创业而兼具文治，有的守成而兼具武功，有的虽不完备，也足以实现良好治理。

译议论的人又说：“天下安定时，应当注意宰相。” 又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会危险。”这样看来，治理军队的方法，果真与治理百姓相同吗？还是不同呢？我太祖高皇帝以圣明神武、文治武功统一天下，设置官职、分别户籍，各有一定制度。历代圣主相继，都大体遵循这条道路。一百五十年来，治理安定、功业成就，实在是由于此道。然而太平日子延续已久，玩忽苟安便乘机而来。学校的制度完整存在，但士人有的失去生计；减免、赈贷的诏令屡次下达，但百姓多有报告饥荒。流离迁徙的人后来变成盗贼，给朕留下早晚忧劳的负担。如今赋税和馈运已经耗尽民力，而军粮仍未供应充足；调发军队作战防御，士兵的力量也已经疲劳，而百姓的祸患仍未消除。难道是任官不当人吗？可是铨选制度、升降官职的典章、赏罚的法令，也未尝不曾加以注意。如今想要完全修明攘外安内的实际措施，谨慎对待安逸嬉游的警戒，使文治兴举而武功成就，天下的士兵和百姓相互保卫、相互供养于太平无事的环境中，以保全我国长久安定的事业，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诸位大夫有志于施展抱负，如今正是策试之日，不必用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含义来提问，姑且提出切合时势的事情，请为朕陈述。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使治理兴起的完整德行，也有保全治理成果的完整功业。文武并用，是使治理兴起的完整德行；兵农相互资助，是保全治理成果的完整功业。由文武并用而看出它们同出一途，则天下的政事出于统一的原则，德行成为完整的德行，就像日月在天上，凡是用来照临万物的，都是上天的德行。由兵农相互资助而看出它们本来一致，则天下的治理出于统一的根本，功业成为完整的功业，就像手足长在人身上，凡是用来扶持行动的，都是人的功业。由此联结天下以成就国家之体，纲维其道以达到治理，体统相承而没有偏废不举的忧患，本末齐备而没有可以指责的缝隙，推行到四海都可作为准则，传到万世也没有弊病。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领，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臣从年少时便读帝王的书，讲求帝王的道，私下有志于当世的事务；然而学习了却不敢说，说了却不能传达。今天有幸接近陛下威严，站在这方寸之地，制策所涉及的，都是这个道和这些事务。臣岂敢不竭尽自己一点愚见，作为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恭敬地看陛下的策问，开头说“创业凭借武力，守成凭借文治”，又说“文武同出一途，兵农本来一致”，这两者果真有不同吗？臣认为，三代以前，遵循的是同一道理。平定祸乱就称为武，守成就称为文；是同样的百姓，平时无事就做农民，有事时就成为士兵，起初从未不同。在《易经》中说“光明重叠而成离卦”，这是文明的象征。上九爻说“王用来出征，必有嘉美的结果”，解释它的人说“刚健光明及于远方，威势振作而刑罚不过滥”，这不也可以看出文武同出一途吗？“地中有水，是师卦、军旅的象征”，解释它的人说“把最危险的东西隐藏在极其顺从之中，把不可测的力量藏在极其安静之中”，这不也可以看出兵农本来一致吗？所以一张一弛，被称为善道；刚强可以胜柔弱，柔弱也可以胜刚强，合乎皇极之道。周公任太宰，实际上还兼管东征；毕公作为三公，也总领司马。武夫可以承担心腹重任，尹吉甫有文武兼备的称誉。用《天保》治理内部，却从未没有武备；用《采薇》治理外部，却从未没有文治。文武本来没有分开。自秦朝不以古代为师，专门凭借武勇立国，谈论《诗经》《尚书》的人要受刑，斩获首级的人进爵，百姓勇于作战，都成了忘生贪利的人；而士人却因拘泥废弃了干戈、羽籥的教习。到汉代沿袭秦制，设置丞相和将军，而将相的职务不同。唐、宋以来，设置中书、元帅、枢密等机构，军国大权便有所偏分。这就是文武的区分产生于三代以后。成周的制度，以田赋出兵：一同的田地出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的田地出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王畿方圆千里，提封一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从五人为伍，逐步积累成为两、卒；从五卒成为旅，逐步积累成为师、军。天子的六乡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等级依次降低。一个地区有事，就任命将领出兵；等到功成献俘，将领回到朝廷，便是守职的官吏；军队散布在田野，便是沿着田亩耕作的农民。兵农本来没有分开。到管仲辅佐齐国时，想要迅速谋求霸业，于是把周代兵制破坏在内政之中，把国都之内分成四乡，使国中百姓做兵，边鄙乡野百姓做农。士兵不再从事耕作，农民也不再懂得兵器，直到句吴的水犀兵、秦昭王的精锐士卒出现，成周的制度便完全改变了。这就是兵农的分开起于三代衰落之时。根据载质之类典籍所说，古代帝王没有不兼有文武之德、平均承担兵农功业的。称颂帝尧的人说“既有武德，又有文德”：他的恩泽遍及四方，就是所谓文；在丹水作战，就是所谓武。舜诛灭四凶，禹使有苗归服，本来可以用武功来称说，但也只是文明、文命所带来的余功。施布显扬圣武，见于《伊训》；然而圣人的谋略和嘉美言论，难道不是文武兼备吗？文谋武功，见称于《君陈》；然而整治军旅、征伐崇国，下车便访求治道，这两方面也从未偏废。三代相继崇尚忠、质、文，却没有提到武，是因为说忠、质、文时，武本来已经包含其中；如果一定要专门说武，那就是秦代所崇尚的，而不是三代的治理。周代把百姓列为士、农、商、贾四类，却不列士兵，正是臣前面所说把兵力寄寓于农民之中的道理；专门谈兵，属于后世的制度，而不是成周的旧制。汉、唐、宋的君主，如光武帝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唐太宗亲自兼任将相，差不多可以说是创业而兼具文治。其不完备的，如汉高祖不从事《诗经》《尚书》，但规模宏远，大概因为他宽仁大度，暗合于道，何况又能采用陆贾关于文武并用的主张呢？汉孝武帝封狼居胥，唐宪宗平定淮西、西蜀，差不多可以说是守成而兼具武功。其不完备的，如宋仁宗时西夏猖獗，却能造成四十二年的太平，大概因为他仁厚深重，培植国家根本，何况又能任用韩琦、范仲淹这样的儒者为将呢？

译陆贾说：“天下安定时，应当注意宰相；因此在太平时期不可不修明文德，所以说君主把评论、选择宰相作为职责。”他又说：“将军不过是主管大事的官员，不能同宰相相比。”《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一定危险。”因此在太平时期不可不整饬武备，所以说：“君子应当整治兵器，警戒意外的祸患。”又说：“圣人重视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的防备。”由此可知，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百姓是用来供给军队的；治理军队正是为了消弭战争，讲习武备正是为了停止战争。治理军队与治理百姓，也有不同而又相同之处。汉代的军制，分为南军、北军：南军负责环卫王宫，北军负责巡逻京城。有骑士，有材官，以及西北的车骑、东南的楼船、临淄的弩手、荆楚的剑客，都由县官供给，不能编入普通百姓的户籍。知晓此事的人惋惜它离古制不远，却不能恢复古制。这就是汉代治理百姓与治理军队不同的地方。唐代建立府兵制度，制度最为完善：士兵分散在各府，将领回归朝廷，所以能够消除祸乱的根源。二十岁成为士兵，六十岁免除兵役，百姓没有长期服役的劳苦；三时耕种，一时讲武，军队没有长期聚集的忧患；兵器铠甲由百姓出，衣服粮食由百姓出，国家没有养兵的费用。治理百姓与治理军队相同，议论的人称许它接近古制，确实是有道理的。宋代的制度，有三衙、四厢、诸司总管、钤辖等将领；然而整个宋代，国威始终不能振作，大概是因为兵权失之于轻率，兵民分离得过分。由此说来，文武是名称，兵农是实质。三代以前，兵出于农，所以文武不得不合；三代以后，兵与农分开，所以文武不得不分。假如知道文武所以相同的道理，那么治理百姓与治理军队，就不能不同。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独具睿智，超出万物之上，扫除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污秽，恢复帝王本来树立的地位，武功的盛大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在用夏变夷之后整顿人伦，在拨乱反正之初兴起文教，文德的隆盛又怎么样呢？当时设置官职，科举有文举、武举，官员编制有文班、武班，所属部门有文选、武选。当时制定户籍，常产有屯田、民田，户籍有军籍、民籍，官署有州县、卫所。皇权刚健而独断，不存在权威柄权下移的过失；各机构彼此制约，不存在尾大不掉的忧患。有事时共同参与机密谋划，无事时各自掌管军队和百姓的职责。在京城有司马提督军营，在地方有宪臣总管边境事务，按察司掌有兵备之权，县吏专任巡捕之职。名义上似乎分开，实际上彼此联系；职务似乎分立，责任实际上相互维系。保全治理的办法，大概与三代相符合。至于太宗表彰经籍，同时在边外清除朔漠的尘乱；宣宗崇尚重视儒臣，同时出兵平定汉王府的变乱，历代圣主相继，越发勤勉、越发敦厚。一百五十年来，本来都是凭借文治达到治理，朝廷谋划没有遗漏，神武却不轻易杀伐，伟大的功业照耀史册，使国家命脉像箕、翼二星一样长久，使国家形势像磐石一样安稳。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得到这种局面，大概有其原因而自己却不知道。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保有富足的事业，思考日新月异的规划，阅历深而见理明，涵养深而持志坚定；您垂衣拱手，天下便向往风化；稍稍动颜变色，海内便震恐。边疆的忧患，在它正炽烈时就加以扑灭；宫墙内部的祸乱，在尚未形成时就加以消除。君子涤荡内心来承受美德，小人伸长脖子盼望太平。可是陛下内心谦逊冲和，认为太平日久，玩忽苟安便会随之而来。臣读到这里，知道陛下具有使治理兴起的完整德行和保全治理成果的完整功业，完全可以凭借这一念头将它们发扬起来。臣私下认为，陛下求治的心意非常深切，但奉行的人有时还没有做到。学校是风俗的首要根本。程颢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假如主管学校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教育的方法完全像阳城在国学、胡瑗在湖学那样，用统一的道德来阐明礼义，以尊崇经术来确定习尚，不因嬉游而荒废，不因随波而毁坏，那么淳厚的风俗就可以达到，士人失去生计也就不值得忧虑了。百姓是国家根本所系。邵雍说，宽缓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实行宽缓在朝廷，而离百姓最近、关系最切的莫过于郡守县令。假如担任郡守县令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养育百姓的方法完全像黄霸在颍川、张咏在益州那样，遵奉诏令条文，宣布德意，不以搜刮百姓为先，不把安抚教养放在催征赋税之后，那么富足兴盛的风俗就可以期待，百姓报告饥荒也就不值得忧虑了。流离迁徙的人聚集成为盗贼，也是由于教化没有方法、养育平时没有基础。按人情来说，盗贼也是人。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筋力肌肤的，没有不爱惜父母妻子的，没有不爱惜田地房屋和财产的。在上位的人如果不以无益的工役劳苦他们的筋力，不以不适当的刑罚残害他们的肌肤，不以流离使他们的父母妻子受苦，不以横征暴敛损害他们的田地房屋和财产，那么他们所爱惜的东西就都能够保有了。即使不幸死亡，他们尚且不肯舍弃自己所爱惜的东西，何况要舍弃所爱而走上必死之地呢？如今在各处都有在池泽边操弄兵器的人，也有以绿林为号的人。赋税过重，春季支取、秋季征粮；馈运的弊病，使十家有九家空虚。农业是尤其应当重视的。近来从内库拨出银二十万两，用来救济西蜀的军粮储备，爱护百姓可以说十分深了。臣愚昧地认为，本地的积蓄应当足以自行供给。古人有话说：军队务求精锐，不务求数量多。如今做将领的人，每每只求兵多，而财粮供给总是担心不足。士兵既多，财粮就不得不多；财粮既多，民力就不能不枯竭。百姓用来供养军队，却不可以反过来被军队困扰。调发军队，动辄成百上千；实际作战防御的功劳，却十件中没有两三件。军政是尤其应当急切整顿的。近来调发京营三千骑兵，用来平定山东的叛乱，抵御祸患可以说很切实。臣愚昧地认为，本地的壮士应当足以自行使用。从前汉朝攻打匈奴，使用六郡的良家子弟，是因为他们熟悉险要和平坦之处，能够竭力保卫桑梓；与从其他地方调发的士兵相比，一个可以抵得上百个。何况京城军队一旦出动，既有沿途积聚物资、居处和运送粮饷的劳苦，又有身处重要位置而驾驭轻装部队的顾虑，本来可以权宜地适用于一时，却不能接连使用数月。

译因此，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但也不能过分驱使百姓来供养军队。圣问又说，或许是官员不称职。臣愚昧地认为，一代的人才本来足以满足一代的使用，只是担心用人的方法不恰当罢了。假如确实能够用得恰当，贪婪的人尚且可以使用，奸诈的人尚且可以使用，何况那些积累德行、立志建立功名的人呢？选举的制度已经公正了，难道不会有腐儒却掌握政务、历经仕途后又被投置于闲散之地的人吗？升降官职的典章已经恰当了，难道不会有尸位素餐、充数任职的人，使人感叹隐藏了贤才、遗漏了人才吗？赏罚的法令已经明白了，难道不会有滥竽充数的人得到赏赐、头顶盆子的人逃脱惩罚吗？如果确实使官员各尽其才、人才各得其用，人人都有忘掉私利的忠诚，件件事情都有爱国的真心，在天还没有阴时便修补桑土，在火还没有燃起时便搬走堆积的柴薪。一个郡有警报，邻近郡县就会深切感到震动和邻境的忧患；一个时期有警报，就会在事前想到事后后悔莫及的痛苦。敌人到来时不畏惧，敌人离去时不轻慢；不依靠他人成事而使自己的军队衰老，不拖延日久而使国家财力匮乏。对内修治、对外抵御的实际措施，必定会在条文教令之外完全施行；文官安逸、武将嬉游的弊病，必定会在长期玩习之后重新振作。这样，文德的施布就像云行雨施；武功的建立就像雷霆迅猛、风行无阻。长远来说可以恢复帝王的良好治理，向上可以光大祖宗的谋略功业。国家亿万年的历数，可以同天地一样永远长存。臣希望陛下更加崇尚这种德行，更加保全这种功业，存有不懈怠、不荒废的心志，实行可长久、可壮大的道理。只要在万机之暇稍稍留意，那么凡是陛下用策问考察臣的事情，就都可以依次兴举了，哪里还需要多说呢？臣冒犯天威，战栗恐惧到了极点。臣谨慎回答。嘉靖壬辰殿试策【林大钦】诏书说：“我想，君主奉承天命来统治亿万百姓，作为他们的君主，首先必须使天下人都能安乐地生活，使他们获得安定；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尽到把百姓当作父母来养育的责任，而无愧于心。百姓赖以安身、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首先就是衣服和粮食。如果没有衣服、没有粮食，就难免遭受受冻、挨饿、死亡、逃亡、流离和困苦的祸害。不耕种，靠什么取得食物？不养蚕，靠什么得到衣服？这两件事，也是君王所应当挂念和忧虑的。如今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养蚕的人很少，而穿衣的人多。又加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造成的灾害，游荡懒惰和冗员杂役造成的祸患；边境有战事，内地有盗贼，百姓遭受灾殃，日甚一日，也就不足为怪了。国家根本不稳固，我想这不是由于我昏昧寡能所造成的吗？对上不能参与调和造化之机，对下不能振兴治理之道，实在又忧虑又惭愧。然而时势有古今之异，权宜措施也要随时变通，不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雨旸应时、灾害不生，使百姓衣食充足，努力从事农业，专心于各自的职业，顺从正道，归于教化？诸位士人，你们明白事理，了解时势，胸中早有积蓄，并且已经能够用来帮助我，已经很久了。应当把你们所知道的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详细写在篇章中。我亲自阅览，不要畏惧，也不要隐瞒。” 臣答道：臣的见识愚昧，学问浅陋，不足以奉答陛下的重大询问。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处在亨泰交会之时，承受着盈满成就的时运，天下已经大治，四海已经没有忧患，却仍然拳拳以百姓没有得到安居之所为忧虑，这难道不是文王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的仁心吗？这实在是极大的美德。然而臣所害怕的是，陛下具有聪明神智的资质，秉持刚毅睿智、明达圣哲的德性，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足以使您为难；而微臣所筹划议论的，若连万分之一的补益都不能做到，陛下难道会因为臣的言论还没有完全不可取，而从中有所采纳吗？陛下临朝策问士人，已经有多少次了？往日那些人无不因此声名显扬，受到恩宠，俸禄官秩得到优待；可是没有听说天下人说过：‘天子在某日降下关于某事的策问，因为某人的策论而成就了某项功

译业。’难道是策士们的言论全都没有可以适用于实际的吗？还是其中有些言论确实可以施用，只是陛下还没有来得及采纳呢？这正是臣所害怕的。臣正想写出探究政事根本、切合时务的议论，不敢粉饰成迂腐空虚而无用的文章来欺骗陛下。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还有可信之处，不把它全部弃置，请把臣的策论交给有关官署，责成他们考察是否可行，那么臣从始至终的愿望就满足了。如果臣的言论不适用，那么臣就犯了蒙昧愚蠢、欺骗上天的罪，臣将俯伏听候罪责惩罚，这实在是臣甘心承受而不推辞的。臣伏读圣策，由此看出陛下拳拳以百姓受冻、挨饿、流离为忧，把使百姓衣食充足作为急务；这确实是以至诚恻怛之心惠爱百姓的想法，是天下人所愿意暂且苟活片刻、等待德化成就的原因。然而臣认为，陛下确实怀有爱民之心，却还没有得到使百姓衣食充足的办法；确实看见了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外在情形，却还不知道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实际状况。陛下如果真正看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实际情况，就一定会思考使他们富足、衣食充足的办法。没有哪个君主忍心看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却不想办法救济他们；也没有哪个君主救济百姓的冻馁流离，而天下最终仍然坐困于冻馁流离、无法得到救助。如今普通人的心意可以施行于一家，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之心可以施行于一国，为什么呢？因为一家、一国本来就是我们的亲属和所属。难道拥有万乘之国、统属天下的君主，真有救助天下的真实恳切之心，却反而不能在天下施行吗？这是臣所不能相信的。臣看陛下临朝，到现在已经十九年有余了。往日劝农、免除租税的诏令一下，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获得新生的。然而，惠爱百姓的话没有停止从口中说出，真正有利于百姓的实惠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看到，所以臣才冒昧议论说：陛下还没有看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实际情况，也还没有得到使百姓衣食充足的办法。臣听说：仁心要通过政事来施行，政事要凭借诚信来建立。君王使百姓富足，并不是能够让每一家都有衣穿、每一户都有饭吃，只要内心有这样的仁心并具备相应的政事就够了。只有仁心而没有政事，天下就会认为我们只是空有善心；只有政事而没有仁心，天下就会认为我们只是徒有法令。只有法令而无仁心，教化就会停滞；只有善心而无法令，恩惠就会被阻塞。仁心与法令兼备，这就是先王使人民富足的大略。臣考察史书，看见三代以后能够使百姓富足的人，在汉代找到一个，就是文帝。当时秦朝战乱、干戈之后，百姓大概每天都无暇自给。文帝看见当时陷于寒困的人，处境大概比身处涂炭还要严重。于是用春风般的政策养育他们，用甘雨般的恩泽沐浴他们，和天下共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事，身处涂炭的百姓便如同躺在席上那样安适了。所以后世称说富民之主，把文帝与成王、康王相提并论，确实是有原因的。然而文帝本来并不是纯粹的王者，只是私下具有王者的相似之处，尚且足以受到后世的尊崇，更何况真正符合王道的君主，怎么会反而坐视天下陷于冻馁流离呢？” 臣私下认为，今天陛下忧虑百姓的心意不能说不深切，爱护百姓的政事也不能说没有实行。然而臣之所以敢说陛下对于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还没有看见其实际情况，对于使百姓衣食充足还没有得到其办法，私下恐怕是因为陛下有爱人的仁心，却还不能像王者那样真诚恳切、至情至意；有爱人的仁政，却还不能像王者那样周详明白。因此臣才敢冒昧议论陛下如此。可是臣希望陛下实行的仁政，并不是要把天下的习俗全部改变，也不是要恢复井田制，只是希望顺应时势和人情制定措施，而不失去先王的本意。臣请根据圣策所涉及的问题逐条回答。陛下策问臣说：‘百姓不耕种，靠什么取得食物？不养蚕，靠什么得到衣服？这两件事也是王者所应当挂念和忧虑的。如今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养蚕的人少而穿衣的人多，又加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造成的灾害，游荡懒惰和冗杂造成的祸患，边境有战事，内地有盗贼，百姓遭受灾殃，日甚一日，难道有

译什么可奇怪的吗？’这说明陛下深切痛念百姓生活的疾苦，推究贫困的根源而极力思考拯救的办法。臣认为，百姓之所以耕种养蚕的人少而灾祸日益严重，是游荡懒惰造成的；冗杂造成了祸害。

译至于水灾、旱灾、虫灾、蝗灾，即使多次发生，也是数年中不能完全避免的，君主所应忧虑的并不在这里。为什么呢？只要我们耕种、养蚕的工具一向修治完备而没有损耗，即使发生水旱虫蝗，也不会造成伤害。臣听说，有道之国，天灾不能伤害它，地势不能困厄它，敌国和盗贼不能困扰它，因为始终修治各种职事，巩固根本事业，仓廪充实，并且把防备抵御放在首位。臣听说，建立国家有三种谋略：有万世不变的谋略，有一年之内应付办理的谋略，有因时权宜、苟且应付的谋略。万世不变的谋略，就是《大学》所说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缓’。所以《王制》说，耕种三年就应有一年的积蓄；按此类推，九年就应有三年的储备。每年所收入的，大概足以供给当年使用；三年的积蓄，始终可以预先防备意外。这样才叫天不能造成灾害，地不能造成困厄，夷狄、狭隘之地的盗贼不能造成困扰。臣先前所说的王者之政，也就是陛下今天正迫切寻求、想要努力实行的，是所谓一年之内应付办理的谋略；大概是生财的办法还不够周全，节省财用的办法还不够彻底，一年的收入仅仅够充当一年的用度，平时无事时还看不出严重弊病，一旦偶然发生荒年、盗贼等变故，就不得不加重征敛、过度搜取，以至于困败而不能自行振作。像这种情况，大概是平时的储备没有修治，只能因时势权宜设置，这是汉、唐、宋以下治理天下的大概情形，并不是陛下奉行天理、治理万物、深厚国家根本所应采取的办法。所谓因时苟且的谋略，就是平常用度以及向百姓征收、发散财物都很没有节制，向百姓征取只怕不多，使用财物只怕不广；当没有事情时，百姓已经不能自给，等到发生变故，就再也无法筹划了。这就是治理国家没有纲纪，溃乱随时发生，是昏乱衰败时代的政事。臣先前所说由游荡懒惰而起、由冗杂而受害的弊病，也大略与此相同。陛下今天正想改变旧路、改变天下面貌，臣认为如今游荡懒惰的弊病有两种，冗杂的弊病有三种，这就是天下长期困乏、志士至今愤懑叹息的原因。所谓游荡懒惰的两种弊病：一是游民，二是异端。游民多，致力于根本生产的人就少；异端盛行，务农的人就少。百姓为什么乐于游荡懒惰呢？大概是起因于不均不平的横征暴敛，受害于豪强的兼并，小民在农业上得不到利益，便认为从事各种技艺谋食，还可以作为苟且求生的办法。况且，先使天下的田地平均，然后才可以要求天下人耕种。如今乡里小民被贪污官吏和豪强剥削得很厉害，流散到四方、靠分散谋食的人很多。大概计算今天天下的百姓，有田地的不过一两成，没有田地的常有八九成。让八九成不耕种的百姓坐享一两成有田人家的粮食，按这种形势，不能不陷于困乏。然而，把一两成有田人的产业分给八九成百姓，让他们各自耕种以供养自己，其实从来不会不足。议论的人担忧游民太多，有的提出驱逐商人的说法。但臣认为，游民从事商业，本来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又不改变安置办法，只是一味驱逐他们，臣担心商人也不能安于经商。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弊病根源已经很深，改革的人应当端正头绪，慢慢治理。如果只治理表面而没有理清头绪，形势将会把勤劳务农的百姓驱使成商人，又会把勤劳经商的百姓驱使成盗贼。天下都成为盗贼，国家就不能长久。最方便的办法，不如颁行限制田地占有的法令，严格禁止兼并；同时选拔循良、仁爱、恻隐体民的官吏，用抚慰劳作的办法，使他们安定于世代相传的产业，并用禁令防止他们作奸。贪婪的官吏按时整治他们，游民就会安定归业吗？至于异端，大概本来没有超越世俗、利益世人的智慧，只是偷取减免赋额、逃避刑罚的利益，不从事工、商、农、士中的任何一种，只为使自身便利。而且，他们在天下倡导无父无君的教说，将使这种流弊的影响无法停止。他们的危害十分明显，所以臣不必等待详细辨析。然而臣私下又为社会风俗正趋于败坏而悲痛。剃光头、戴黄冠的人充斥道路；珠玉般的宫殿、琼玉般的屋宇照耀云汉。这种风气没有止息，仿效爱慕的人就很多，这不是让百姓看见的样子，也不是端正风纪的根本办法。因此臣请求陛下严格禁止异端，斥责道教、佛教的学说，下令这些人全部归于农业。有人不遵守命令，允许有关官署依法治罪，绝不赦免。这不只是崇尚重视农业的风气，也是施行教化的办法。这就是臣拳拳希望陛下采纳的至意。所谓冗杂的三种弊病：一是冗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冗员的弊病，必须澄清裁汰；冗兵的弊病，必须淘汰；冗费的弊病，必须节省。三种冗弊除去，财用就会宽裕。圣人制定俸禄来养活天下的官吏和士兵，为什么呢？官吏有治理人民的才干，就给他俸禄；士兵有抵御敌人的勇力，就给他俸禄。之所以供养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才明和勇力。如果有人既不明达又不勇敢，那么不耕种就不得到食物，不养蚕就不得到衣服。为什么呢？无事而领取俸禄，也是先王所节省的。如今天下的官吏和士兵怎么样呢？臣并不是想让天下所有官吏和士兵都没有俸禄。臣只是看见，任职于州县的人中，本来就有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事却坐享俸禄的；列入兵籍的人中，本来就有老弱不堪作战却滥受供养的。而且通过纳资取得官职的途径太多，凭借恩荫任官的人太多，考察核验的责任不严格，训练选拔的办法又有缺失，所以臣想在这些人中加以清理、淘汰。这样除去冗滥、减轻百姓负担的地方很多。至于冗费的弊病，不能全部列举，只举其中重大而明显的：后宫的宴饮赏赐，不能不节制；供奉异端，不能过度；土木工程，不能不裁减。陛下端正自身以作万物表率，节制自己而安居俭朴，对于这三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私下看见天下广大，人民众多，九州、四海的贡赋，尺帛、粒米的赋税，山林川泽的税收，日夜汇集起来输送到太仓，可以说很丰盛了；而国家的财计仍然没有充足到可以保证无虞的程度，必定还有消耗它的地方。况且上面向下面征收一分，下面用来供给上面的常常要付出十分；大概道路上的损耗、漕运的费用，使京师的一金，等于田野的百金；内府的一百金，等于百姓家中的一万金。

译把百姓家中百万的资财，用来供一次宴飨、一次赐予、一次供奉玩好之物，能有多少限度呢？所以臣说，冗费在今天也有尚未完全节省的地方。臣听说，把天下所有的财赋用于供养天下百姓，从来不会不足；只是有人把它冗滥地耗费掉，那么形势就会迫使国家横征暴取，天下不达到饥寒冻馁、彻底败坏困弊的地步，就不会停止。臣读《史记》，看见周文王刚接受天命的时候，土地不过百里，而四方君长纷纷来到他的国家；他用来宴飨宾客、慰劳来者的礼仪，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然而当时百姓各自丰足，不受饥寒之苦，所以百姓歌颂他说：‘勤勉啊，我的君王，治理四方。’这是在庆贺他。传到他的子孙，以八百国的财赋供养一个人，本来应当非常富裕而无所忧虑，百姓却反而流离困苦，于是出现了‘黄鸟此邦’的诗歌。臣由此看见，君主节制自己来使百姓获利，就容易取得功效；广泛耗费而加重征敛，就难以有所作为。因此臣拳拳地把节省冗费的事情向陛下禀告。陛下策问臣说：‘国家根本不稳固，我想这不是由于我昏昧寡能所造成的吗？对上不能参与调和造化之机，对下不能振兴治理之道，实在又忧虑又惭愧。’ 这就是陛下忧劳勤政的话，是禹、汤自责罪过的言辞。然而臣认为，陛下并不只是说出这些话，而是一定想要努力实行这些事情。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一旦有一句不真实，天下人轻慢它以后，即使有美好的心意和善良的政令，人们也会惊疑而不相信。陛下往年曾下过体恤农民的诏令，然而天下人都认为那是陛下的空话，为什么呢？确实看见陛下说得像这样，却还没有看见恩惠。如今陛下又这样策问臣，臣认为也只是要实现忧劳勤政的实际罢了。想要实现忧劳勤政的实际，就必须迅速实行臣的建议。然而臣前面所陈述的，都是根据圣策所涉及的问题，逐条回答振救弊病、利于社会的方法，其中仍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臣请把它说完。山林川泽的利益还没有完全开发，天下本来就有无田可耕的忧患。如今京师以东、蔡、邓、齐、鲁之间，古代称为富庶强国之地，三代的财赋大多出自这里。汉、唐以来，名臣贤守用来兴修田业、补益国用的沟渠水道遗迹还存在，而如今全都成了空旷的茅草芦苇之地。这正是古人所说土地的利益仍有遗留，而陛下所派去守护这片土地的官员，全都只是苟且应付职务，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正是臣所忧虑的，也是北方人长期坐等东南供给，稍有荒年、接济中断，就辗转倒毙于沟渠之中，不能自给而生存的原因：土地的利益还没有完全开发。臣认为，陛下不如严格要求守令，重新选拔有力量、有才干、忠于国家的人，让他们守护这些地方，专心以兴修田业、开发地利为事务。朝廷放宽对他们的禁令限制，听任他们便宜行事，只把开发田利作为考核标准，那么天下应当会出现像赵过那样的人。不到几十年以后，江北的田地应当可以和江南相类似，既可以节省江淮数百万的财赋，又可以缓解北方百姓饥寒冻馁的急迫，一举而有两种利益，这是大恩惠。陛下能够果断决定并实行它，是大勇。有的人说：并不是不想实行，只是东南与这里的条件不同，怎么办？臣请为此加以分析。如今所谓空虚荒瘠、没有用处的土地，不正是从前所说的富实、赖以兴起的根本地区吗？从前富实，现在荒虚，臣实在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只能说在于人的作为罢了。魏人在许下屯田的事就是明证。当时枣祗谋划许下屯田时，确实也看见它零落空旷、难以成功；等到屯田成功，曹操最终依靠它，节省了数万斛粮食。今天天下这么大，又怎么知道没有能够成为枣祗那样的人呢？” 臣因此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作为开发田利的考核标准，那么山林川泽就会得到开垦。臣又听说，不向山林川泽征税，关市桥梁不设禁令，是王者使天下通达、实行大公大同制度的办法。自从汉代桑弘羊用剥削苛刻的办法讨好皇上，征税专卖的法令才逐渐完备，历代沿袭它而不改变，大公的制度从来没有听说过。然而臣终究认为，这是后世衰乱时代苟且应付的政事。如今朝廷向百姓取利，茶有征税，酒有专卖，山林川泽有租税，鱼盐有课税，从一草一木以上的利益，没有不全部收拢归于公家的，国家对民间的取用【疑文】已经到了极点。上面向下面取用到了极点，形势就会穷困。野兽困窘了就会追逐，人困窘了就会欺诈。如今陛下的百姓将要欺诈了。掌管国家、参与议论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形势不能长久。然而明明知道弊病仍冒险实行，确实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利益和权力所在。臣认为，利益不能胜过义理；如果义理尚未安定，追求利益又有什么益处？何况其中还有不利之处。臣听说，王者统摄六合、端正民心、张大国体，本来在于道德的厚薄，并不在于财赋的有无。臣观察征取利益的主张，发现它不出现在富强广大之国，往往出现在衰乱之世。如此琐屑地同百姓争利，是普通人的行为。万乘之君却降低身份去做普通人的事情，那么国家就会受到羞辱，这不是国家富强盛大时所崇尚的。陛下为什么不豁然开阔，实行别人难以想到的大公之法，除去衰乱时代的政事，使天下士人争相说道：‘可惜汉、唐、宋都不能舍弃普通人的利益来使百姓获利，直到我朝明天子，才以天子的宏大体统使民心归服。’陛下何苦在这件事上不这样做呢？臣希望陛下停止山林、关市的征税，使大圣人的作为超过常人万万倍。至于把使百姓富足的办法全部推行开来，平抑粮价的法令不可不建立，常平仓不可不设置，禁止奢侈的法令不可不严格。凡是这些办法，史册记载都可以考察。陛下如果能够举而行之，成法典章都已具备，所以臣不必详细论述。由臣前面陈述的来看，就是平均田地、选择官吏、除去冗滥、节省费用；由臣后面陈述的来看，就是开辟土地、减轻征税、流通财利、禁止奢侈。田地平均，产业就会丰厚；官吏贤良，风俗就会富足；冗滥除去，弊害就会消除；费用节省，用度就会宽裕；土地开辟，疆域就会扩大；征税减薄，民生就会舒缓；财利流通，财富就会流转；禁止奢侈，富足就会增加。八项政事建立，制度就完备了。陛下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臣的建议，又何必忧虑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呢？”

译又怎么会达到发生盗贼警报的地步？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正道、归于教化呢？应时通变的办法，大概全都具备在这里了。然而臣认为，这几件事都不足以成为陛下的难处。所担忧的是，君主一人不能清静虚心、减少欲望，不能把这作为宽缓百姓、养育万物的关键；这样，即使有良好的政事和美善的法令，也没有时间实行。高贵富裕的地位，本来就容易成为骄傲奢侈、淫逸放纵的场所，所以明智的君主重视内在的治理。因此古代贤王能够远观长虑，身居尊位却考虑危险，处在富裕中却害怕过度，达到盈满却防备倾覆，确实因为他们安定心志、节制逸乐欲望，始终敬畏而禁止邪僻。尧每日戒惧，舜每日勤勉，禹每日努力，汤每日自我检点。臣认为，这几位圣人确实掌握了治心的要领。臣曾读《汉书》，看见汉武帝做君主时，临轩策问士人，振作志向研究六经，即使三代的英主也不能超过他。到了中年以后欲望增多，一念不能自我克制，公孙弘、桑弘羊、张骞、卜式、文成、五利这些人各自乘隙进言取利，最终使政策变更纷乱，天下因此遭受大患。臣因此知道，君主的一颗心，不可让它有所嗜好并表露于外；稍有沉溺，祸患必定很大。所以臣希望陛下清静虚心、安恬思虑，把清心节欲作为根本；不要因为深居无事就喜好安逸，不要因为天下太平清明就只顾远谋，不要因为物力丰足就兴建土木，不要因为聪明英断就崇尚刑名，不要因为财赋丰盛就从事奢侈，不要羡慕邪说而迷惑于神仙之事。澄清心志，端正根本，减少思虑而保持虚静涵养。心地澄明，每天就会更加明达；思虑减少，每天就会更加精纯。精明的作用运行开来，就能照彻无边的地方。天下所有的功业，难道只是使百姓生活富足、衣食充足而已吗？臣开始以治理弊病、整顿法令来告诫陛下，最后以虚心寡欲来勉励陛下。臣所说的并不是惊动世俗的奇异言论，只是直率地认为，陛下之所以策问臣，大概是想听到切中时弊的言论，所以才略敢把自己私下忧虑、过分担忧的话全部说出。内心真情受到激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话还有什么畏惧，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隐瞒。只希望陛下宽容臣的狂直轻率，体谅臣的朴实正直，亲自赐览一遍，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谨此回答。《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一。●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九十二。（明）贺复征编。○试策 宋理宗试策【宋·陈成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