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八

译大夫名朔，字曼倩，是平原郡厌次县人。魏建安年间，分厌次县设置乐陵郡，因此他又是乐陵郡人。他侍奉汉武帝，《汉书》对他的事迹记载得很完备。先生奇伟博大、学识通达，思虑周详而善于应变，认为污浊的时代不可以追求富贵享乐，所以用轻佻不拘的方式出游求仕；如果出仕不能走正直之道，就用抗衡不屈的态度傲视世俗。傲视世俗不能垂示教训，所以用正直的谏诤彰明节操；彰明节操不能长久安身，所以用诙谐来求得容身。他的道术高洁而行迹污浊，内在清正而文辞外表混杂，能张能弛却不走邪路，能进能退却不脱离群体。至于他的心胸远大、气度旷达，智慧充足、才能宏大，卓异不羁、博闻多识，触类旁通、无所不能；顺应变化以明察计谋，幽微地辅佐以预知未来。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到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说，周密敏捷的辩说、支离反复的术数，经脉药石的医术，射御书数的技艺，他都精研而探究其中的道理，不需专门学习便能穷尽其功。经眼一看便能背诵于口，耳中一听便暗记于心。他的见识明达、胸襟开阔，包容广大；凌驾卿相，嘲笑豪杰，无人能与之相比；践踏显贵权势，出仕时不以不显达为忧，贫贱时也不忧愁。把万乘之君当作同僚朋友，把同列之人看得如同草芥。他的雄奇节操超越常人，高尚气概盖世，可以说是从众人中拔然而出，遨游于世俗之外的人了。谈论者又说，先生吐纳冲和之气，吐故纳新，如蝉蜕壳、如龙变化，抛弃尘俗而登仙，与造化神灵相交，精神化为星辰。这些又奇异恍惚，不能一一详论。大人前来镇守这个国家，我从京都回去探望父母，看到先生曾经治理过的县邑，追想先生的高尚风范，徘徊于道路和寝门之间，看见先生的遗像，逍遥于城郭之中，观览先生的祠宇，感慨怀想，于是作了这篇颂文。《马汧督诔序》【潘岳】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晋朝已故督守关中侯、扶风人马君去世。唉，悲痛啊！起初，雍州境内氐羌的叛乱还没有平息，编入户籍的氐人又肆意作乱。虽然朝廷军队出兵讨伐，最终把他们消灭，但蜂蝎般的敌人仍有毒害，突然取得一点小利，便使百姓流离失所，几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建威将军在好畤丧失了性命，州伯连夜从大溪逃走。至于偏师和副将中丢掉首级、覆没军队的，大约有十多人。那些持符节镇守一城、身着青绶黑印的官员，奔逃而不能守住职守的，在边境上接连可见。秦陇一带僭越作乱的势力中，巩更成为首领，已经袭击汧县并把县城当作馆舍。您凭微小的身躯，置身于重重包围之中，率领少量而弱小的部众，占据十雉之城。群氐像猬毛一样纷纷而起，从四面向城中雨点般射箭。城中人凿洞居住，背靠门户取水，木材石料将要用尽，砍柴割草也极为缺乏，薪草完全断绝。于是拆取栋梁来使用，用铁锁连接机关；机关一经放开，石块便轰然落下又升起。烧煮陈旧焦黑的麦子，砍取柿树、梠树、椳桷和松木，因此柴薪草料没有断绝，人和牲畜都能得到供给。青烟在旁边升起，马厩里的马长声嘶鸣，匈奴和羌氐等敌人惊骇疑惧。于是他们挖地进攻，您命令把地道挖深、壕沟掘通，放置壶、镭、瓶、甒等器物来侦听动静。地道将要挖通、声响即将传来时，便焚烧櫎木，用火烟熏灼，潜入的氐人全被消灭。过了很久，安西将军的援军到达，终于免除了虎口之险，保全了数百万石的粮食。文书把这件事写入幕府，圣朝考察咨询后，晋升他的显贵官秩，特别赐给他使用幢盖的制度。然而雍州的属官却因为私人的几个奴隶和十斛粮食，拷问官吏士兵，用槚楚刑讯的供词牵连他。大将军多次上疏抗辩说：“马敦坚守孤城，独自抵挡群盗，以少数抵御多数，历经寒暑，临危奋发守节，保全粮食、守住城池。”但雍州从事嫉妒马敦的功勋成效，极力夸大细小过错，这不是褒奖大功的做法；应当解除对马敦的禁锢和弹劾，假借诏书授予官职，仓促应允，却使马敦坚的儿子以下狱，马敦因愤懑而死。朝廷听说后为他悲伤，策书说：“皇帝告慰故督守关中侯马敦：你忠诚勇敢、果断坚毅，率领部属有方，坚守孤城，在危急逼迫之中取得成功。还没有来得及加封宠秩，却不幸死亡，朕因此悲悼。现在追赠你牙门将军的印绶，用少牢祭祀你。你的魂灵如果有知，当嘉许这份荣宠。”然而清廉之士一听说这种污秽之事，难道不思考其中原因吗？至于下级官吏肆意施行闭口害人的手段，则都是嫉妒之徒。唉，嫉妒欺凌善人，恐怕也是不共戴天的死仇。俗话说：“有人告诫自己的儿子，千万不要做好事。” 这话竟然可以说到这种地步，真可悲啊！从前乘丘之战，县贲父为鲁庄公驾车，马受惊而战败。贲父说：“从前从未战败过，今天却战败，这是没有勇气。”于是为此而死。养马人给马洗澡时，发现有一支流箭插在马的白肉里。鲁公说：“这不是贲父的罪过。”于是为他作诔文。汉明帝时，有个叫司马叔持的人，白天在都市中手持剑为父报仇，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也命史臣班固为他作诔。这样看来，凡是忠孝义烈之人，慷慨赴死、死于非命的，撰写辞章的人从来没有遗漏过。天子已经下策书追赠马敦，我这个微臣寄身于旧史的末尾，难道敢缺少这篇诔文吗？《吊魏武帝文序》【陆机】

译元康八年，我开始以台郎身份出任著作郎，游览秘阁时，看到了魏武帝的遗令，不禁长叹，心中悲伤了很久。客人说：“有始有终，是万物最终的归宿；死与生，是性命所处的界限。因此面对丧葬之后才悲伤，看见枯根才停止哭泣。如今你却为百年以前的事情伤心，在本来没有感情的地方兴起哀痛，想来岂不是只知道悲哀可以存在，却不知道感情也可以不存在吗？”陆机回答说：“日食由于日月交会，山崩起于腐朽的土壤，也不过是气数罢了。然而百姓感到奇怪，难道不是因为一个具有崇高明达资质的人，竟不能免除卑浊环境的牵累；处在平常安定的形势中，却终于遭遇倾覆离散的祸患吗？凭借挽回天日的力量，却不能振作自身形骸；凭借拯救世道、平定祸难的智慧，却受困于魏阙之下。后来，能使上下相通的才智，藏在小小的木匣中；光照四方的功业，遮蔽在微小的坟土之下。雄心被脆弱的情感摧折，壮大的谋略终于成为悲哀的遗志。长远的谋划屈服于短促的生命，远大的事业止步于短暂的道路。唉，难道只是盲人和史官对日食失去光明感到惊异，百姓对山岸崩塌感到奇怪吗？看看他临终所作的安排：把后嗣托付给长子，把谋略遗留给四个儿子，治理国家的谋略已经深远，振兴家业的教训也很宏大。他又说：‘我在军中坚持法令是对的，至于小的愤怒和重大的过失，都不应当仿效。’” 通达事理的人说得真好啊。魏武帝抱着姬妾的女儿，指着季豹，给四个儿子看，说：“把她交给你们。”于是流下眼泪。可悲啊！过去以天下为己任，如今却把爱女托付给别人；与死亡相同的是一切都将耗尽，得到死亡的则是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然而对于闺房之内的柔情，对于料理家人的细密事务，他几乎已经安排得很周密了。他又说：“我的婕妤和歌妓，都安置在铜雀台。台堂上设置八尺床，张挂细麻帐，每天早晚供给肉脯、干粮之类。每月初一和十五，总要对着帐子演奏歌舞。你们要时时登上铜雀台，眺望我西陵的墓田。”又说：“剩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各房中没有事情做的，可以学习编织鞋带来卖。我历任官职所得的绶带，都收藏在库中。我剩下的衣服皮裘，可以另藏一库，不能这样做的，兄弟们可以共同分用。”后来果然都分了。死者可以不再有所求，活人也可以不违背遗命；既有所求又有所违背，岂不是双方都受伤吗？可悲啊！爱有特别深厚的却必定失去，厌恶有特别强烈的却必定得到；智慧不能除去厌恶，威势力量不能保全所爱。所以前代有远见的人不把心思用在这些事上，圣人也很少谈论。至于把感情牵系在身外之物上，把曲折的挂念留在闺房之中，难道也是贤能俊杰应当废弃的吗？于是我愤懑不平，献上这篇吊文。《张中丞传后序》【唐·韩愈】

译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这篇传写得相当详细严密；但仍然遗憾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的事情。总的说来，许远的才能虽然似乎不如张巡，却开门接纳张巡，原来的职位又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自己处在他的下位，毫无疑忌，最终和张巡一起以死守城，成就了功名。城陷之后被俘，和张巡死亡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辈的志向，便以为张巡战死而许远接受俘虏，怀疑他是害怕死亡而向贼人屈服投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坚守这么小的地方，吃掉自己所爱之人的肉，和贼军抗战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蚂蚁般微小的援军，所想要效忠的，不过是国家和君主罢了。贼人用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覆灭的话来劝降，许远看到援兵不到，而贼军越来越多，一定会认为他们的话是事实。外无援军可等待却仍然拼死坚守，城中人相互吞食而且将要吃尽，即使愚人也能在几天内知道死期将至。许远不怕死，也很明白。哪有城池毁坏、部下都死了，唯独自己蒙受羞耻求生的道理？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能说贤能的许远会这样做吗？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时从许远分守的地方开始，因此用这件事来辱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人将要死亡时，五脏六腑必定有某一处先受到疾病侵害；拉紧绳子把它弄断，也必定有一个断裂的地方。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跟着责怪那个地方，也是没有通达事理。小人喜欢议论，却不乐意成全别人的美名，竟然如此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事业这样卓越，尚且不能免遭诋毁，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两位公卿当初开始守城时，难道能够预知最终一定没有援救，因而放弃城池向后逃跑吗？如果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救、形势已经困穷时，率领着伤残、饥饿、瘦弱的残余部众，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到。两位公卿的贤能，他们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即将全部牺牲的千百名士卒，抵抗百万并且日益增多的敌军，遮蔽江淮，阻遏敌军势头，天下没有灭亡，难道是谁的功劳？当时弃城图存的人，数也数不清；拥有强兵却坐看事变的人，彼此环绕。既不追究议论这些人，反而责怪两位公卿拼死守城，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比作叛逆祸乱之徒，编造淫邪言辞来帮助他们攻击忠臣。我曾在汴州、徐州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两府之间，亲自在他们所谓的双庙祭祀，那里的老人往往讲述张巡、许远当时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援救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他爱惜南霁云的勇敢壮健，不听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备办食物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慷慨地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城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我即使想独自进食，道义上也不忍心；即使吃了，也将无法下咽。”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看。满座大为震惊，都被南霁云感动得流下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最终没有出兵的意图，便策马离去。将要出城时，抽箭射向佛寺的浮图，箭射中其上，砖被射入半箭深，他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座浮图互相谈说。城池陷落后，贼人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贼人便把他拖走准备斩杀；又逼降南霁云。南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他说：“南八，大丈夫不过一死罢了，不能向不义屈服。”南霁云笑着说：“本来想要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南霁云怎敢不死！”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张巡起兵后，于嵩常在包围之中。张籍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于嵩已经六十多岁了。” 因为张巡当初曾任临涣县尉，喜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张籍当时年纪还小，只粗略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张巡身长七尺有余，胡须像神人一样威武。他曾看见于嵩读《汉书》，对他说：“为什么要读这么久？”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所读的那一卷书全部背诵出来，一个字也不错。于嵩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张巡没有一卷不能全部背出。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提问，张巡随口背诵，毫无疑误。于嵩跟随张巡很久，也没有见他经常读书。他写文章时，拿起纸笔站着就写，从来不打草稿。起初守睢阳时，士卒只有近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几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次并问过姓名，后来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总是张开。城陷后，贼人把张巡等几十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坐着，准备将其杀戮。张巡站起身来转了一圈，众人看见张巡站起，有的也站起，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亡。”众人哭泣，不能抬头仰视。张巡临刑时，脸色不变，安详自若，像平常一样。许远是宽厚的长者，容貌如同他的内心。他与张巡同年出生，只是月份日期比张巡晚，所以称张巡为兄长。张巡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一带。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武人把田地夺去占有。于嵩将要到州府申诉，因而被那武人杀害。于嵩没有儿子。以上是张籍所说。《序赙礼》【宋·司马光】

译人的名声因官位而显著，品行由学问而成就，这是礼制中的常理。至于身处乡野，从未跟随老师学习，却立志行善，不求声名和利益的人，这就尤其值得尊崇。近世史官专门选取高官为他们立传，所以乡里民间的善人没有人知道。丧礼废坏已经很久了，民间甚至有刚刚失去亲人的时候，亲友准备酒食，聚集在他家中，和主人一起喝醉吃饱；有用鼓乐引导丧车的；有趁着丧事娶妇的，彼此沿袭成为常规，安然不觉得奇怪。医助教刘太为父母服丧，独自不饮酒、不吃肉，整整三年；这正是如今士大夫也难以做到的。他的弟弟刘永一尤其孝顺友爱、廉洁谨慎，超过常人。熙宁初年，巫咸水流入夏县城，百姓被淹死的有上百人。永一拿着竹竿站在门口，凡有别人的财物漂入门内，就立即挑出来。有个僧人把数万钱寄存在他屋里，住了不久，僧人自缢而死，永一立即到县衙说明情况，请求把钱归还给僧人的弟子。乡人欠他的债很久不偿还，永一就毁掉债券，使他们内心惭愧。他的行事大多如此。有个叫周文粲的人，他的哥哥嗜酒，依靠文粲生活；哥哥有时酗酒殴打文粲，邻人愤愤不平，前来慰问他，文粲却生气地说：“我哥哥从来没有打过我，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 有个叫苏庆文的人，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常对妻子说：“你侍奉我的母亲稍有不谨慎，我一定休掉你。”继母年轻守寡而没有儿子，因此能够安稳地住在他的家里，直到终身。元丰年间，朝廷修建景灵宫，征调天下画工到京师，事情完成后下诏选拔技艺优秀的人，留在翰林并授予官职俸禄。有个叫台亨的人，名列第一，却因父亲年老坚决辞去官职，回到乡里奉养父亲。这五个人和我同县，所以我能够知道他们的事。可悲啊，天下平民中的士人刻意励志、磨砺品行而不为人知的，哪里数得清呢？当初刘太为父亲服丧时，我和兄弟们送给他一千钱作为赙礼，并写信送去说：“按照礼制，凡有丧事，别人应当资助；珠玉叫作含，车马叫作赗，财物叫作赙，衣服叫作襚。如今礼物虽然微薄，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有人继承。”过了很久，刘太请求把这封信刻在石碑上，说：“乡人不知道有赙礼，自从我父亲去世，乡人渐渐开始实行。我想扩大它的流传，从我们的乡里推广到邻县，再由邻县传到四方，使民间都革除弊俗而进入礼制，这难道不是很小的补益吗？”我更加赞美他的志向，于是告诉他说：“这封信本身不值得刻石，我私下仰慕君子乐于称道人善的品德，请把你和兄弟们以及周文粲、苏庆文、台亨所做的事写下来，流传于世，希望使行善的人不因为事情隐微无人知道而自我懈怠。” 《序江汉先生死生》【元·姚燧】那一年是乙未年，王师攻取汉水以北的土地。按照军法，凡是用武力攻下的城邑，都要把城中人全部活埋。德安曾经抵抗交战，被斩杀、割取首级的人，动辄以十亿计算。先公接受诏命，凡是穿儒服而被列入浮籍的人，全都释放出来。他得到已故江汉先生，见先公穿着军服、留着胡须，并没有把他当作汉人和士子来对待。到了帐中，看见陈列着琴和书，惊讶地说：“回纥人也知道侍奉这些东西吗？”先公因此微微一笑，同他交谈，确知是奇士，便拿出他所作的若干篇文章。江汉先生因为九族都已经残破，不愿成为先兆，便向先公诀别，要求去死。先公阻止他，只和他一起住宿，实际是把他拘留看守。江汉先生醒来时，月色灿烂，只留下睡衣在原来的地方。先公急忙上马，在堆积的尸体之间四处呼喊，却没有找到他。走到水边，看见他已经披散头发、脱掉鞋子，仰天祈祷。大概过了一会儿，他正要跳入水中，还没有下水。先公说：“如果上天果真不让您出生，您已经和众人一同遭受灾祸了。如今既然保全了您，那么上承千百年的祭祀、下传千百世的文脉，难道将不在您这个人身上吗？白白死去没有道义，您只管跟我向北走，没有别的事。”到了燕地，江汉先生的名声更加显著。北方的经学，确实依赖那些到他门下游学的人传承，弟子将近百人，其中有许多成为通达而有才干的人。我姚燧生得晚，后来没有来得及拜见他的足迹，却在此以前已经认识他的儿子卿月七年了。我前后两次见到卿月的起初，都是以府中僚属的身份拜见他；洛阳虽然曾经因为友好而把我当作兄长，仍没有谈到这件事。如今我以宪司属官的身份来到邓州，才开始谈起这件事，也是因为感念先公没有忘记江汉先生。姚燧说：“唉！从先公方面说，既然奉诏把他从军中释放出来，却又让他死去而不加以拯救，不算善于履行职务。况且与他一同被释放的儒者将近千人，才得到像先生这样的一人，却让他湮没无闻，这不是尊崇儒道；正是先公所害怕的，所以一定要救活他。从先生方面看，什么比自己的七尺身躯更亲近、更值得保全呢？有人拿瓦罐将要把它打碎，尚且会有所怜惜而不忍下手；先生必定是忍受不了毒害、遭逢祸患，不能再过一天那样的生活，所以才忍心这样做。他不是没有思考过出仕和退处。半夜起来，踩着膏血去和鬼魅争斗，穿过荒林野莽去触犯虎豹，最终到了水边，仰天祈祷。他的行动不是不坚决。思考之后再行动，并且行动坚决，那么这种势头多半难以在半途改变。假如不是先公亲自前往，而是别人赶去，能够舍弃他所忍受的痛苦，扭转他重新活下去的意志，收回他已经离去的魂魄，令他返回这无法忍受一日的祸患毒害之中吗？由此说来，先生求死，是为了不受辱，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返回；他活着时，不是因为有人前往救援，而是因为知道先公理解自己。这就是他们心中权衡取舍，在一时之间相互比较高下的结果。然而古代人为知己而死的有过，却没有人为知己而活的。先生用古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来报答先公，而先公所接受的，也就是先生的这份报答，已经够多了！还有什么可再感激的呢？”卿月与我相对，都流下了眼泪。卿月回去后，把我们谈论的事情写成序文，赠给我。《文丞相传序》【许有壬】

译宋朝培养士人三百年，所得人才之盛，远远超过唐、汉。鼎盛时期，忠臣贤士纷纷而出，人人都有余力。等到天命已失、人心已离，却有一人挺身而出，站在亿万百姓之上，想要挽救已经倾覆的国势，接续已经断绝的国统，使当时天下人即使在百世之后，也能洞察君臣大义不可废弃、人心天理从未泯灭；他对于名教的功劳，究竟该怎样评价呢？丞相文公少年时奋发有为，怀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中途受到贾似道阻挠，辗转任职于外。等到他带兵入援时，大势已经去了；等到朝廷把宰相重任交给他时，投降表章已经写好；等到他前往议和时，只是希望万一能够有所挽救罢了。他平生意志坚定，经历万般变化也不改。父母患病，即使明知无法医治，也没有不用医药救治的道理；这正是公的言语，也是公的内心。因此，应该死时却没有死，能够作为时便去做；逃到淮地，振作于海上，确实已经无可作为了，那么就只有死罢了。既然可以死却又不死，并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把死看作同一件事罢了。从前在于自己，如今在于上天；一旦为义而死，便视死如归。他光明磊落、俊伟不凡，俯视当世，哪里把那些肤浅敏捷、徒事裸将的武夫看在眼里呢？推究他的志向，即使拿来同嵩山、华山争高，也可以。宋朝灭亡时，守节不屈的人是有的，但还没有像公这样有所作为的人；事情本来就不能只用成败来评判。这样看来，收取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功效的，只有公一人罢了。孙富任湖广省检校官，开始拿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所作的传，准备刻印，叫我为它作序。我早年读过《吟集》《指南録》，看到公的自述十分明白。三十年前我游历京师时，能够谈论公的故老还很多，我当时就惊讶他的传记尚未流传于世。如今恭敬地读到此文，不禁感慨，也惋惜京师的那些故老未能看到它。公的事业存在于天地之间，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本来不可能泯灭；但史书要取得信实、后世要有所取法，却要等待这篇传记。像孙富这样，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前人的人了。《桑海遗録》序【吴立夫】从前我曾跟随乡里的先生求学，见福唐刘汝钧写信给括苍吴思齐，谈论文丞相的事情说：“自从在江西起兵以来，穿行于崎岖山谷之间，招募义兵，农民和洞丁，制造战车，来到军门，请求铠甲兵器，不下数万人。尹玉确实是骁勇的将领，他穿着大礼服，指挥众人一同到宫阙前，感动哭泣，请求效死。后来掌权的两位宰相互相阻挠用兵，军队没有得到诏谕，士卒没有得到犒赏，在那里徘徊一个多月，只命令守卫姑苏一路。张彦率重兵驻在毘陵，并且已经有叛乱的意图。尹玉最终因为沉溺于太湖■〈姊，木代女〉桥，首尾都不能救援，溺水而死。不久独松告急，朝廷下了四道诏书，政府发出六封书信，催促放弃聊摄，援救根本。一日一夜之间，仓促上路；到达行都时，独松也随即被攻破。朝廷又命令驻兵余杭，守卫独松。朝廷议论不一，众人心意离散。正好有任命尹京的诏令，余庆占据其官印，不肯交出。汉辅逃走，德刚逃往北方，军队进城与权一起作乱，他又沉江逃走。于是当天任命公为枢密使，又任命为右丞相，替代与权，并且命令他到军前讲和解释；公毅然请求前往。等到被押往北方，中途奔逃，收集逃散人员，已经没有兵也没有粮，大势已去了。帝王与霸主交相更替，正统和伪统不断更迭，并不固定属于一个姓氏。当时那些身为大臣、元老的人，把改换国姓看得如同翻阅驿站传递的公文，何况正值天下动荡之时，公以异姓之身尚未深得朝廷权力，却想凭一己之力阻挡这种局势，直到死也不屈服。若不是有箕子、微子二人，殷商宗国也要感到惭愧了。”这封信大致如此。我后来又看见淮阴龚开所作的宋瑞、陆秀夫二传，内容大概更加详细。唐末五代之际，藩镇跋扈，武臣骄横，君臣父子的大义不明，而土地和兵甲强盛的人，大多都想自己拥有帝王的车盖和旌旗。宋朝开国者知道这种情形，一旦登上帝位，立即罢除各节度使的兵权，迅速任用儒臣，认为这样始终还不足以完全收复石晋割让的土地。到了宣和年间衰乱之时，金兵南下，形势急如从高处倾水，竟来不及凭借一道屏障、设置一个哨所，便逃亡而不能守住。南宋重新建立后，只据有东南山海之间的一小块地方，内政没有修治，对外还依靠江淮作为屏障。时间一久，南北夹攻，汴、蔡的藩篱自行撤除；荆襄的屏障被围，鄂渚告急，巴蜀被侵占，广西的烽火接连不断。这时国势已经濒临灭亡，几乎像从袋中取弹、在围场追逐鹿一样，再也没有可以潜藏隐伏的地方了。所幸的是，天下士大夫受到祖宗二三百年培养造就的恩泽，熏陶已久，忠臣义士有的死于守节，有的死于战场。宋朝的文天祥、陆秀夫先后为国而死，精诚忠烈，确实有一种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受古今限制的精神。唉！吴、晋、陈、隋改朝换代之际，哪里还会有一个人像他们这样呢？龚开，字圣予，年轻时曾与陆秀夫一同在广陵幕府任职。天下改朝换代以后，他常常往来于故都，家境越来越贫困，因此故人宾客每天都来问候。站立时脚下是泥水，坐下连几席之地也没有。他有个儿子名叫浚，常常俯伏在榻上，就着父亲的背按纸作唐马图，画出风吹鬃毛、雾蒙鬣毛、豪壮的腿骨和兰草般的筋脉，把各种姿态都表现出来。只要拿一幅出门，往往就能用几十两金子换到，凭此也不至于穷困。然而他始终没有向人求取什么，至于死守志节更为高峻，仪表风度十分伟岸，文章议论也更加高古。他写的这三篇传，司马迁、班固以下的作家大概都比不上。这难道不也是没有辜负陆秀夫吗？所以我私下把这两篇传列出，作为开端；又向故老询问，向杂记征求材料，题名为《桑海遗録》，并且等待太史氏选择采用。《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二十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 《桂岩集》序【明杨士竒】

译襄府纪善、三衢人江秉心，把江氏先世的科举名次、所受赐诗以及生平事迹和遗文记录下来，又附上当代名胜中有关江氏的文章，编成一大册，名为《桂岩集》。桂岩，是江氏世代居住的地方。江秉心请我为它作序，我接过来读后说：“唉，真是兴盛啊！”从前江氏世代都有闻名人物：瑕丘的经学，次翁的极大孝行，应元、文通的文章，都显著著名。近几百年来，江氏的文章德行尤其在衢州、睦州一带受到称誉；民表凭正直的言论和正道感动当世，子逺凭文学和德望做到宰相，为国难而死，都竭尽忠诚于所事，光耀史册。江氏族人自宋朝以来，凭正科考取的有七十七人，其他途径进身的不计在内；做官而佩金紫、银青等品秩的有七十八人，低于此等品秩的不计在内，这是多么兴盛啊！这大概使我对他们的先世有所感慨。钱氏全部占有吴越时，江氏的先祖名叫汉臣，确实侍奉吴越。吴越的风俗奢侈靡费，支出没有限度，不足时还加倍向百姓征取；田赋、市租以及山林川泽的税，都增加了数倍。宋朝平定各国以后，赋税也仍然沿袭旧制。登记钱氏财物上交朝廷时，汉臣把图籍呈上，担心旧有的赋籍无休止地危害百姓，便把它沉入河中，并主动弹劾自己。宋太宗大怒，想杀掉他，后来又赦免了他。凡是随钱氏归降的人都得到官职，唯独汉臣因这件事被废黜。汉臣死后，太宗命右补阙王永重新均定吴越的田税。钱氏旧税每亩五斗，王永改定为一斗，回来奏报。太宗不高兴，王永说：“每亩税一斗，是天下各地都适中的标准，使新归附的百姓受到朝廷的仁恩，难道不可以吗？”太宗于是采纳了王永的定额。王永的曾孙珪官至紫金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封岐国公，世人都认为这是王永暗中积德的报应，事情见于史传。王永减税本出于汉臣沉毁赋籍，两人的德行相同，后世的光荣盛大也没有不同。唉，为国家着想，最重要的是重新获得民心，所以《春秋》有讥刺按亩征税的记载，《国风》保存了《硕鼠》的讽刺。冯驩替孟尝君烧毁债券，尹铎替晋阳减少户数，仁者辅助人家和国家，总是先舍弃利益来取得民心。德行使上位者受益，恩惠使下位者受益；天道降福给善人，即使相隔久远也不会有差错。那么江氏的兴盛，我怎能不追溯到他们的先祖呢？秉心向上距汉臣十五世，距子逺五世，起初凭文学被擢任司经局正字，与我一同任职。仁宗皇帝在春官任职时，秉心特别受到知遇，后来又升为纪善。江氏的福泽，难道还没有止境吗！难道还没有止境吗！《余公挽歌诗》序【李梦阳】余公任河南按察司副使三个月，不久便突然去世。他的友人李子为他哭泣，见到为他作挽诗的人，便唱了一首；唱到百首，和唱的人于是长叹着说：我看《诗》《书》六艺的文章，论述天道已经很完备了。其中最明白的，伊尹说：“行善，上天就降下各种祥瑞。”正因为这样，那些独自行事、特立独出的士人，常常凭此而不害怕。遇到不平，就呼喊“天啊！天啊！”所以宁可忍受困顿坎坷，始终不肯降低志向、辱没自己。即使随世俗推移，也希望将来能够伸展志愿。然而如今却不是这样，行善的人未必长寿，作恶的人未必短命。行忠的人遭受忧患，制造虚伪的人反而显达，于是只觉得那苍苍上天正处在昏昧迷惘之中。这样说来，所谓天究竟在哪里呢？因此比干被剖心而死，屈原被放逐，颜回早夭，孔子、孟子困顿不得志；抚今追述这些遭遇，使人愤懑悲歌、长声叹息，眼泪流下而不能自止。所以说，长歌的悲哀超过痛哭。如今看余公，也属于这一类了。周公说：“观察自己的行为，考察是否得到祥瑞。”他的诗又说：“求取福祉，不走邪曲之路。”余公从任县令、御史台谏官直到如今任按察副使，他的行为都详细载在传记碑志中，他是否正直无曲，是可以清楚考察的。我过去在朝廷时，亲眼见过余公办事正直敢言、坚定诚信，他是古代贤人的一流。可是如今他既没有完成事业，又没有享到长寿。祥瑞和福祉本来就是这样的吗？那个所谓上天究竟在哪里呢？如果这样，即使想让人不愤懑悲歌、长声叹息、流下眼泪，也不可能了。所以歌唱是疏导郁结的，诗是铺陈心志的，挽歌是宣泄哀悼的。如今为余公作诗的人，如果不是出于郁结和哀悼便罢了；如果确实出于郁结和哀悼，那么伤害他的志向之处，必定比痛哭更深。有人说：颜回早夭、盗跖长寿，只是从变化的角度说罢了。那些人如果真能随世推移，取得富厚显贵，拥有许多金玉财货，又怎么知道他们的后代不会丧失这些呢？余公虽然没有完成事业，也没有长寿，但天下人都知道余公贤良，又怎么知道这不是留给子孙的利益呢？《诗经》说：“既然已经得到了确定，没有人不能胜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李子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为余公哀悼的人，也可以稍稍宽解了。《柏溪君哀》序【李梦阳】

译柏溪君去世，亲近的人悲哀，连关系疏远而偶然相逢的人也被感动，远方的人听说后，大概很少有不悲怆的；悲伤之中，很少有人不低声吟咏。那悲悲切切的声音，使人听来鼻酸，很少有人不感到创痛，很少有人不潸然流泪；这就是哀痛到了极点。李子说：哀痛有真有假，亲疏可以辨别它；贤与不肖的等级，远近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哀痛，是亲近者悲伤的真情。除此之外，只有贤者才值得哀悼；哀悼贤人，即使关系疏远、相隔遥远也是可以的。天下没有无所由来的眼泪；恩情离散、爱意分裂，顿足跳跃而泪流不止，像有所寻求又像有所失去，强行宽解也不能解除，哭泣直到不由自主，这是天下人必然的真情。为什么？因为亲近他。小人对于哀痛，有的装作悲伤来造成声势，于是有抱着婴儿哭泣的人，王莽就是这样；有的谄媚逢迎以求利益，于是有拜墓哭泣的人，韬就是这样；有的打破疑虑来完成谋划，于是有泪湿衣襟、临别哭泣的人，峤就是这样。这些就是所谓无所由来的眼泪，是有所图谋而哀痛。因此说：哀痛有真有假，亲疏可以辨别它，正是如此。柏溪君是东川的平民，活着时没有可以凭借的权势，死后也没有可以希求的利益，借助他也不足以成就谋划。他去世时，亲近的人哀悼他，疏远的人也哀悼他，近处的人哀悼他，远处的人也哀悼他。这是为什么呢？天下有必然贤德的人。认为他贤德，便仰慕他；仰慕他，便思念他；思念而见不到，便悲伤；悲伤，便吟咏；吟咏，便发出声音；发出声音，便成为诗。因此，听说而希望见到他的人，是仰慕高尚品行的人；了解他而重视与他离别的人，是心存敬意的人。经过他的故居而抽泣，不一定是亲近他；经过他的祠墓而流泪，即使百世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像林宗、孺子一类人就是这样。这是哀悼贤人的极致。水银在药中凝结而在炉中飞散，是因为真正的东西终究会显露本性。鍮石会扰乱黄金；昏暗无知的人把鍮石当作金，明察的人却能辨出鍮石，因为虚假难以掩盖。所以不是贤人却哀悼，不是亲近者却哀悼，都属于装饰、谄媚、谋利一类。因此说：得到亲近的是感情，得到疏远的是道义；得到近处的是狭小，得到远处的是广大。在亲疏远近之间，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就决定了。柏溪君有个儿子名叫讲，考中进士，经过大梁时，谈到他父亲令人哀悼的原因；蓬溪谭子又把这些话告诉我。柏溪君的品行如此，我的文章写成后，也为他长久地抽泣叹息。《谭节妇诗》序【罗伦】宋朝谭节妇赵氏，是永新人，嫁给谭氏时二十七岁。元军攻下江南，丞相文天祥发布檄文，命令女婿彭震龙收复永新。降将刘盘诱使元军攻陷城池，赵氏抱着婴儿躲藏在礼殿中。士兵抓住她，想要污辱她；屠夫从房梁上窥见，听见赵氏骂道：“贼兵杀了我的舅舅，又杀了我的姑母，我要跟随舅姑一起死！猪狗一样的东西，竟敢污辱我吗！”母子于是都被杀害，鲜血浸入礼殿砖中，隐约形成妇人抱婴儿的形状，有人把砖磨炼后，这个形状更加明显。在此以前，元兵进入浙东，临海有个王贞妇，主将想要纳她为妾，她咬破手指，用血在石上写字，投崖而死；鲜血浸入石中，天阴下雨时，坟土隆起，像刚写字时一样。唉！这两位妇人，为什么上天要以如此奇异的方式，向万世彰显人的极致呢？不到百年以后，红巾军侵犯禾川，省掾陈允中征召彭九万担任行军镇抚，他的妻子李氏亲自烧火做饭犒劳军队，屡战屡胜。第二年，苗獠攻入城中，李氏和她的儿子友谅、女儿秀英一同被擒，贼兵拿刀威胁她们，问她们想要什么，她们骂道：“我们只求死，还求什么！”贼兵便接连将她们杀死。唉！永新不到百年，就出了两位烈妇，与文文山、余豳公、耿光并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建文壬午年，靖难军兴起，永丰峒民发生变乱。夏克绍的妻子黎氏，奴贼想使她屈服，黎氏不屈，瞪眼说：“我死以后，贼奴三天之内就会死。”三天以后，那个奴贼果然战败而死。这还只是慷慨于乱离之中；如果身逢太平盛世，从容赴义，难道不是更加不容易吗？我见过这样的人。丘咨畴的妻子熊氏，二十三岁，跟随丈夫而死；谭洪季的妻子张氏，跟随丈夫而死，二十五岁；丁士爵的妻子聂氏，尚未出嫁，听说丈夫死了，也跟随他而死，二十岁；吴恒鉴的妻子曾氏，丈夫死后随之而死，二十三岁；黄宣德的女儿，三十一岁，她的丈夫丘氏患病，她便愿意以自己的性命代替丈夫去死。唉！由此看来，妇女持守节义而埋没在草野中的，哪里说得尽呢？这难道是有所等待才这样的吗？她们所看重的有超过生命的东西，所厌恶的有超过死亡的东西，这本来就坚定地存在心中而不能解除。臣子如果都像这些妇人一样不背叛君父，那么国家败亡的祸患又怎么会到来呢？那些平日里享受高官厚禄、掌握兵权政权、自我标榜声誉的人，有时被人称作妇人便勃然大怒；一旦发生变故，却逃窜躲藏、忍受耻辱，乘国家危难而不顾，看看这些妇人，难道不应该惭愧而死吗？陈君粹之任江西按察佥事，巡行按察永新，感叹说：“节义，是天地鬼神所护佑的，何况人呢！” 于是把古今吟咏歌颂的诗文合编起来，刻在祠堂的石碑上。成知县李某请我为此作序，我便接连写下这些话，以惭愧那些身为臣子却抛弃君父的人。唉！匡正世道的人，难道不也应当知道什么是首先应该做的事吗？《循吏私録》序【唐龙】

译正德已卯年，江西缺少监司，我应当前往任职。当时叛王湛在虔州作乱，刘斯民毁坏了他的住宅。这时士兵战马声势浩大，沿途骚扰；征收粮饷、转运物资的事情在乡野纷纷兴起，于是百姓疲敝，每天都濒临危亡。各府的政务像乱麻一样，到了那里，实际情况实在难以承受，因而忧惧不安，赶紧向君子请教说：“我听说治理政务有纲常，今天的事情应当先做什么？”回答说：“百姓困苦，官吏邪恶盛行！救济百姓的疾苦，纠正官吏的习气，就够了。”我又问：“如果这两件事有先后，应当先做什么？”回答说：“官吏失职，百姓就失业。百姓好比羊，官吏是替他们放牧的人。古代牧人贤良，所以百姓受到恩泽而肥壮；如今牧人残酷，百姓便纷纷死亡。怎么能不跳跃呼号呢？不也应该赶紧整顿官吏的习气吗？”我说：“明白您的教诲了。”于是发布檄文，约束那些贪污货财、败坏政务的人；不悔改的，督促责罚；仍不悔改的，必定斥退，绝不宽贷。君子说：“人的本性有善有恶，习气有高下，政令有示范和惩戒。所以烹杀封举那样的奸臣可以使国家强盛，赏罚分明才是懂得治理。您的政务恐怕在惩罚方面很详细，而在劝善方面仍然疏略吧？”我说：“这是我考虑不周的过错。”于是让有关官吏记录那些先前做官时清廉有为、去世后仍留下遗爱的人。于是记录了广信府录事同知曹琥、吉安府录事推官陈茂烈、建昌府录事推官罗江；又记录了泰和县知县陆震、安福县知县庄典。谈到他们的政绩，都说：“他们廉洁而有操守，厚重而有恩惠、和气，挺立正直而不弯曲，明智通达而不昏暗，威严整肃而不懈怠。” 谈到他们的百姓，都说：“当初使我们安定下来，如今使我们像围墙一样安稳而悠然；思念他们，就像思念父母一样！”我说：“美好啊，宏大啊，恩泽深厚啊！我幸而能够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各郡县在此以前已有祠堂，于是让人砍木制作神主，增加祭祀。那些看到官吏和土人祭祀的人，怅然说：“同样都是百姓的父母官；他们死后还能享受百姓的祭祀，难道我活着反而要被百姓遗弃吗？”希望他们不让贿赂显露，不使私欲施行，不加重搜刮，不滥用刑罚而又节省赋税，远离弄虚作假，使奸邪无处容身，百姓安闲自在，隐患一天天减轻。最终仍不醒悟、不肯改进的人，是不仁之人、百姓的祸害，上天难道不会使他们夭亡吗？所记录的只限五人，是因为慎重。也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事情容易核实，人容易受到感动。至于在他们之前的人，已经载入各祠祀；在他们之后的人，还没有盖棺定论，并不是故意遗漏。附录高■〈号上土下〉易春，说明官吏习气也有关系。特别记录刘源清，是因为他极有忠义；特别记录夏尚朴、刘翀，是因为他们珍重士人的操行。忠义彰明，士行兴起，然后官吏习气才不会偷薄，这不也是劝善中最大的事情吗？《集〈张节妇册〉叶诗文》序【杨继盛】成就天下的事情，建立功劳容易；成就天下的节义却难。谈到节义的艰难，又没有比妇人所守持的更难的了。人本来多有作为，功业盛大显赫、光耀照亮一世的人也不少；然而有的只是由于遭遇和机缘凑合，有的凭借激烈强行、施展权术来完成事业，这实在是际遇极其顺利，凡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都可以做到，而且还绰绰有余。至于遇到天下最大的变故，却能气势如雷霆、立身如山岳，即使困窘、受辱、挫折，生死利害同时摆在眼前，也丝毫不能动摇，那么如果没有见识足以坚定志向、操守足以确立原则、力量足以担当重负的人，很少有不倒下的。然而这又往往只是出于一时义气的激发，并不需要长期坚持。操守的困难，在于经历一生之后，还不知道能否始终不变。只有妇人守节，要抚养年幼的孤儿，振兴祖先留下的事业；柔弱的身体承担着众多责任，负荷的困难如此。内无凭借，外无资助，孤零零地独立，狼狈而无所依靠，立身的困难如此。片刻之间如果检点稍有疏忽，众人的议论便纷纷而起；从小到老，时时怀着凛然戒慎、避嫌自守之心，一刻也不敢稍稍懈怠，那么一定要有圣人的资质、圣学的功夫，才足以守持而不改变；操存的困难又是如此。这样看来，同丈夫成就功业、建立节义相比，难易究竟怎样呢？妇人所守的，难道不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吗？临洮张妇王氏守节，经历的艰苦万状，虽不能全部叙述，但看张子免溪的事状、王子渼波的传记、许子少华的表文，那么她所承担的重负、所坚持的立身操守、所保持的节节操行，难道不是妇人守节中最困难、最困难的吗？上至朝廷为她旌表，下至诸位君子为她歌咏赞叹，固然足以彰显表扬节义、激励风俗的典范，也足以看出良知良心并没有死亡。可是妇人中有节义的，各郡县都有；而丈夫中有节义的，天下本来就不多见。节义最难的事情，妇人全都做到了，没有丝毫欠缺；节义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丈夫反而常常有所亏缺。这难道不是因为光岳之气分散于天地山川，其中精纯之气没有聚集在男子身上，反而全都聚集在妇女身上吗？或者也是因为朝廷不奖励忠义之人、不诛杀奸悖之徒，所以天下人没有畏惧，反而受到不良的诱导吗？唉！古人的节义即使稍有损缺，后来的功业还足以赎偿；如今的人不只是把节义扫地弃尽，还足以败坏天下的事业。古人与妇人相同，已经是可耻的；如今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还不如妇人。我对此深感感慨和惭愧，诸位君子难道不应当有所反省，而不能只是徒然歌咏妇人吗？《陶宅战归》序【徐渭】

译从前松江的贼寇连续多年掳掠人口，乘船出海而归；留在当地的还有一千多人，占据陶宅，绕水十几道弯，堵住狭桥，又在悬岸深芦苇中埋伏，把那里作为险要。适逢浙江、福建与南畿两位总督会合官吏士卒二万人，约定各道一同进攻。当时会稽县尉吴君说道路险远，必须从小路侦察虚实，指明地形，使每个人都完全了解，然后逐段逼近前进。主将不同意，限定日期进兵，果然失败。过了十天再次进攻，又失败了。然而交战时，只有吴君能命令两名健足赤脚奔走，查看贼巢中所能望见的情形；他把几件兵器拥到屋角坐下，发现那两个穿绛衣的人原来是草人，才放开手攻击贼兵，杀死六十人，斩首十二级。又亲自殿后，掩护另一道败兵撤出；他所统领的七百人没有一人死亡。再次交战那天，他带着一百多个四散逃走的士卒，在险地击败贼寇；又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兵备副使，赶着那些败兵向前，自己瞪大眼睛断后，侧着脖子回头奔走，拉开空弓射退追来的贼兵。于是两府才赏给吴君一百金，同时后悔没有早点采用他的意见。唉，世人只忧虑没有好的意见；可是有时即使有人提出意见也不能采用，有时能够采用却不能辨察意见的是非。大概善于进言的人多在下位，不能辨察并采用的人多在上位；在上位的人占据空名，在下位的人没有实权，这就是事情日益败坏的原因。我曾回想季夏时节，吴君独自驱赶一百名逃贼，把他们逼入皋埠的沼泽中；后来府中诸公和贼寇长期相持。我穿着短衣混在战士中，在船上观察形势，知道他们必然失败，于是筹划战守两件事，草稿写好后又投进匣子里，叹道：“真是书生气啊，难道就没有一个有耳有眼的人吗！”去年冬天，王山人带着策论来到军门，谈论柯亭战事的胜负，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却没有一个人听取；他们所听信的，大多是儿童愚子的见解，甚至是极其琐碎鄙陋的言论，最终果然遭到失败才后悔。如今事情又很紧急，府中多次召王山人来谈，他们不听王山人仍和从前一样，而他们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也和从前一样。于是我每每拍着大腿叹息；如今听到吴君的事情，又拍腿叹道：“吴君本来是县尉，毕竟是官员，又多次和贼寇交战，战绩明显，意见却尚且不被采用。王山人从未参加过战斗，而且只是一个平民，他被弃置又有什么奇怪的？吴君是新安的大家族出身，以吏员身份捐粮取得会稽县尉之职；他治理政务慈爱而敏捷果断，面对财物一丝一毫也不苟取；到统率军队时，反而拿出自己的财物分给士卒，所以士卒乐意为他效死。而且吴君还精通驰射、剑术、槊术以及占星、校阅等技能，多次提出奇异诡谲的计策。他舍弃生命，冲在士卒前面，士卒又更加信赖他，于是作战终于取得功劳。然而他平素喜欢结交名士，平常骑马奔驰，十多次首先经过王山人家，谈论时事。王山人在他战斗归来时，谋求我的文章来赠给他。唉！假使有善于任用吴君的人，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那么即使封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张氏纪畧》序【汤显祖】晋地有人说：“近来离别常常过了几天便感到难受，我替他宽解说：‘活着离别尚且可以承受，死别又怎么样呢？年过耳顺，更加不喜欢违逆。请客人不要把悲伤的事情告诉我，即使世间悲伤的文字也不必让我看。为什么呢？那些叙述世家坎坷、辗转留连，以至于好几个冬天也遇不到一个春天、长久处在黑夜而从未经历一个早晨的文章，本来就不值得看，看看也等于没有看见。过早衰老，恐怕会伤害精神。’不久客人却把昆山张元长所记述的张氏六代以来的行状给我看，我竟然不能不看，看了又不忍心看完；看完放下后，它又出现在几案之间，使我一个月来忧郁感叹，精神不能舒畅。客人说：‘过去像某人、某人，都曾经叙述他们的世家来烦劳您的眼睛，却没见您不欢喜地称美；您读张氏略传，却流泪为之悲伤。’我于是姑且按照人情和自己的理解回答他说：‘本来如此，我也是世间人。世人所喜欢的，我怎能不喜欢；世人所悲伤的，我怎能不悲伤。况且那家的男子世代佩带官印，妇女世代穿着祎翟礼服，内外和美，长寿高寿都得到实现，他们凭什么德行才达到这样？张氏世代的德行难道比他们差得远吗？为什么长期困顿而不能显耀呢？’客人说：‘这是为什么？’ 我说：“张氏六世祖道瑾，原是入赘女婿；成家后与妻子约定归于孝悌、勤力耕作，以此养育子女。他以德行声望任县中属吏，常常主动辞去职务，亲自负责征收万石赋税，以使同乡休息；遇到少妇涉水时，便绕道骑马避开。年终时，他还同妻子一边洗麻、缝制粗布衣服，给乡里的孤儿；又广泛制作糜粥糕饵，供养有德的囚犯。后来他的儿子唐文，二十二岁就死了；临死时还穿好衣冠，勉强起身坐下，让画工把自己的形貌画下来，说：‘后人或许能够知道我是带着未完成的志愿死去的吧？’他的妻子是卢节妇。她抚养儿子抑甫时，孩子只有六岁。有一个秋夜，抑甫起床看见月光映照的云彩形成五色，遮蔽天空，便叫母亲卢氏起来观看。卢氏惊喜，让孩子整理衣襟肃拜；看见短发萧萧、月光映照下的亡夫遗像，悲痛得几乎昏绝，便向孩子讲述亡父读书时的往事，母子相抱痛哭，而云中传来雁声，凄厉悲切。唉！听到这里而不流泪，难道是有真情吗？抑甫考中诸生后又放弃仕进；他的妻子晋孺人每年祭扫时必定戒慎而哭泣，说：‘先姑有话说，儿孙奉养总有尽头，但只要每年绿杨纸钱照旧焚烧，就是我们家吉祥的征兆。’后来抑甫有个儿子宗翰，考中诸生，文章出色，有为当世建功的志向；幸而到五十二岁才在乡里考中贡生，最终到六十二岁也没有得到一命之荣。他的妻子季氏已经八十岁了，却为了替儿子维持贫困生活而纺绩劳作，不能自我休息，直到去世，这难道不值得悲伤吗？生下像元长这样才华的人，能够舒展五代以来郁积的情怀，难道还会在别处吗？可是他做诸生将近五十年，最终因病而废弃；更何况母子之间只能凭声音相互听见，竟有十四年。母亲患病时，他用手按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肌肉，含泪极度恐惧，而母亲还喘息着温和地说：“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见到儿子的面，这看来还不像是要死的样子。”这样的话，听到后难道不悲伤吗？天下有眼睛的人，都想和元长一样看见，却无法做到。有个儿子铁儿早夭，有个女儿孝仲，秀美聪慧，端庄温婉，通晓书传大义，真是闺阁中的钟子期。她嫁到孟家几年后又夭亡，上天困厄元长，难道还不更加悲伤吗？这些事情，客人认为怎样呢？客人说：“如果是这样，确实悲伤。又怎么知道先前所说的那些世家，后代就一定比张氏更兴盛，而张氏后世最终就一定不如前面的几代世家呢？冬天必然有春天，黑夜必然有清晨，这也是天道。”我因此嬉笑了很久，说：“确实如此。不是有句话说吗？不能同上天约定，不能同道理谋划。元长暂且不要悲伤，等待季氏之后的后代；如果果真像客人所说，那就幸运了。” 《滕侯赵仲一实政録》序【汤显祖】

译辅佐君王的才略通常宽缓，取得霸业的才略通常急切，这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时代和处境本来如此。宽缓时不应当拘束它，正如急切时不应当使它松弛。古代夏桀、商纣的法度一同灭亡，而亳、镐的法度长存。伊尹、莱、周公、召公等辅佐者，本来可以从容地推行德义，翱翔而登上太平。等到天下已经安定，法制已经确立，风俗已经形成，就这样诛罚，就这样赏赐，俯仰之间，越发可以安然无事。幽王、平王以后，先王雅颂的制度衰败废弛，不复存在；诸侯相互攻伐，先行衰敝灭亡，形势不得不急于用法治理，这时取得霸业的才略便兴起了。齐国管仲、楚国吴起、秦国卫鞅三人最为著名，大体上也是依照周官整顿土地、比定户籍、授予官职、制定一律制度，在经略和会计方面的意思，并且急切地坚持，以归于富强。他们的国家都说：不必诛杀，命令就不会被信任；命令不被信任，就无法施行。这样国家便会衰弱；命令不能施行，即使有土地资源，也不能完全利用。这样国家就会贫穷；贫穷以后，即使事情很小也不能办成；事情很小也办不成，就等同于亡国。因此三人都急切地治理国家，并借此使国家富强。晋文公使晋国称霸、子产保存郑国，也都是这样。后世诸葛武侯凭借治理蜀国而使蜀称王，景略凭借治理秦地，到了王荆公凭借治理宋朝，为什么成效却不同呢？因为形势不允许。称霸者审察形势，急切施政可以迅速治理自己的国家，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最终治理天下。国家狭小，是我能够急切施行的；天下广大，就不是我能够急切施行的。假如让王荆公只治理一个县，青苗法固然是专擅其事的办法；岳飞若只治理一地，均输、方田也没有不可；若专门治理边郡，保甲、保马也没有不可。为什么？因为形势允许这样做。所以把这些办法遍行天下而急切施行，王安石不能治理宋朝；只取一个国家而急切施行，赵仲一却可以治理滕国。现在暂且向天下人谈谈滕公的政绩。我曾经以越地长官的身份去滕县考察，正值赵公任职满一年。大灾荒之后，百姓互相吞食，赵公为百姓请求漕运粮食和大府的钱来救济他们；询问公家的粮仓府库，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慢慢起身向北而去，三年后再次考察，只停留在滕县等候赵公，却没能见到他。后来主管文书的人约我查看他的案牍，发现积存的钱竟达到盈余三千，粮食超过六万。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问道：“这是怎样迅速兴盛起来的？”主管说：“赵公用于修治官署、民舍和驿亭，举行礼仪、交往应酬、施惠赈济，收养抚恤士民，为百姓赎回被掠失的子女和妻妾，建立茅舍，提供牛和种子使流散者安居谋生的费用，还不在这笔数目之内。” 我更加惊异了，把这些办法用来使一个国家富裕，又有哪个国家不能因此富裕呢？退下来后我问滕地人：“赵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他们回答说：凡是田赋中隐瞒逃避的，事情严重时就会有所拖欠；后来赵公奋力主张丈量土地，上下都惊动恐吓他，但赵公总是亲自骑一匹马，跟着当地父老逐处丈量；有田地高低不平、故意阻挠的人，赵公便故意脸色通红，怒发冲冠，胡须眉毛几乎相接，阻挠的人于是躲避离去。因此旧有的田界得以厘正，赋税也公平；凡是不按等第缴纳、争着输送多余钱粮，超过一钱的，通常都拿去粜卖，所以多余的粮食流通起来。赵公又深入察看百姓桑树、柳树的登记情况，发现有人离县十多里，想招人或小孩嬉戏折断其中四五棵树，便围捕他们，要求赔偿十五棵树才罢休；惩罚一定先从尊贵者开始，所以百姓不敢侵犯。各处发生饥荒，百姓卖儿治生，赵公独自赶几十里路去察看，早晚暴露在风雨中，一刻也不休息，所以百姓既不欺骗他，也不怨恨他。他穿粗布衣、吃稗米，而宫馆、驿传以及祭祀宴享、歌咏礼仪的规制，都一定明白而清廉，所以百姓俭朴而知礼。话还没说完，我怅然叹道：“这就是称霸的才略啊。”于是把赵公先前的政绩载入他的案牍，送到长安给执政张公看。张公说：“这本来应当让他执掌节钺，充分施展才能；幸好稍等一等，暂且让他以御史身份巡行边地，专门负责屯田、盐法、开塞等事务，也可以。” 不久事情发生变化，官职调动到吏部郎；他因为清廉刚直、据理弹劾而触怒执政者，执政者再也不能容忍他，于是罢官离去。唉，有这样的人才，却不能让他的才能在法度政务中充分发挥，为什么呢？因为任用得不合适。如今凭贫弱的滕国，三年便迅速富裕起来；如果把他交给一两个大镇，他推行法令的范围更加广大，三年之内应当同滕国富强的成效没有不同。对臣下要求很重，对百姓要求却很轻；然而最终没有亡国衰败的忧患，人们本来会说：天下已经安定，风俗已经形成，法度即使宽缓而有缺失，也还没有看出急切施行能够有什么作用。唉，谈论治理滕国的人却各有不同，都认为赵公才能虽高而且年老，并不是适合急切施政的时代；这是不幸，也是可悲的。然而按我的看法，赵公即使进身不能像管仲、诸葛葛亮等人那样，君臣一心，光大赞助盛业；退居一隅，仍能免于吴起、卫鞅那种刻薄严厉而招祸的结局，他也算幸运，因为生在君主有道的时代了。《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黄辉】

译天下的治乱，只看吏治是浮华还是务实罢了。世道的弊病，是执政者追逐虚名，把修城、理财、储粮看成俗吏所做的事情。唉，这些事固然显得平常，但如果天下官吏都把它们看作俗务，还有谁来承担政事呢？这不过是空谈。古人说，画工绘鬼神时往往多能描绘，而画人物却很拙劣，为什么呢？幽冥渺茫的事容易画得诡奇，眼前可取法的人物却难以画得相似。高谈阔论、浮夸举止，正像鬼神一样，是没有过失的人用来藏身逃避责任的地方。修缮城池、管理钱粮，这些才是现实中的人物和经世济民的大计。晋代士大夫喜欢清谈，陶侃任荆州刺史时，却独自说老庄之学浮华而不可实行。至于私藏的稻谷、官府的柳树，以及木屑、竹头，他都亲自综合料理，晋朝因此得以安定。晋朝南渡后没有立即被胡羯吞并，是靠俗吏陶侃的力量。宋代士大夫高谈理学，孟珙年轻时却少在军伍中任职；等到他统帅荆湖，首先疏通三海，修筑十处关隘，兴建公安、南阳两所书院，等待襄、蜀士人归来。史书称土木工程耗费一百七十万，而百姓并不知道自己被征发服役。宋朝的耻辱之所以得以洗雪，敌军没有立即挥鞭进逼，是靠俗吏孟珙的力量。假使一世的官吏都能像这样务实，那么所谓俗吏又有什么不好？唉，这就是荆楚的故事。如今天下太平，政务修明，职事得到举措，缙绅先生穿着宽衣博带，足以坐镇一方；可是虚浮的声誉渐渐扩张，综合考核却稍有衰落，甚至还不时有把管理仓库钱粮说成粗俗事务的话。监司周公来到荆地任职，唯独去掉一切华丽饰饰，实行切实的政务。其中大的事情，如修缮城池、疏浚护城河、兴办学校、积蓄粮储、清理屯田、抚恤驿站、丈量淤塞湖田、清除浮粮等，都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兴办和革除各项工作都很完备。公入仕三十五年，操守始终不变，大体上忠厚朴实而不事华饰，不求别人知道，所以他因此受到挫折，却也因此得到伸张。公的学问如冶炼中的良金，时间越久越精纯；又如深山中的松柏，饱经风霜，越发显得刚劲古朴。大概公的才识卓越，又阅历世态，世间的甘苦辛酸早已长久备尝。这是自古以来国家的大事，常常要依靠老成持重的人来办理。如今公由外任升入佥都御史台，晋升卿秩，实在是特殊的恩典。从前丙吉对魏相说：“朝廷已经知道弱翁的政绩，正要重用他。”如今公也已经被知晓了。把这样的实政施行于天下，就如同反掌一样容易。我们这些属下每天承受公的教诲，条从事淑公与公最为亲近，却不能挽留公离去，于是把公所实行的各项实政逐一编排，交付刊刻，希望用来作为自我勉励的标准，也再次把它留给后人观看。公将要离去了，将来荆楚人会把公和陶侃、孟珙并列为三人。《颂节录》序【王思任】可以死，也可以不死。英雄豪杰自己知道这一点。英雄豪杰如果一死还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可以不死；事业已经完成而死亡到来，就可以死。什么人算英雄豪杰？孝子、忠臣、节妇，都是一样的。假如一定要把一死作为责任，那么不过是死了就死了，对人世间的事情有什么帮助？大腿可以经常割取吗？靠什么来医治长期患病的亲人？肝可以多次割下来吗？靠什么来感动一个痛苦也不知觉的君主？为了做未亡人便立即上吊，拒绝饮食而不顾一切，使活人饿死、断绝后代，这是儿女一时感情激发所做的事情。承担远大的责任、负荷沉重的使命，终身忍受苦难，这些事她不能忍耐。英雄豪杰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这样做。历阳马太母，把杨氏嫁给月塘文学，年纪正当青春，文学却去世了。太母抱着杨氏的两个儿子在庙中哭，又抱着自己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堂上哭。当时显赫的官宦之家忽然衰落。家庭生计和兵戎之事都常常由此而起。太母说：我已经疲惫了；我死后，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会死。即使不这样，没有人照看芦寒前的两个孩子，他们也会死。假如上天不把马家的灾祸全部降尽，留下几个人苟延残喘，却不能继承祖先的事业，不能读父亲的书，那么即使没有死，也等于死了。我这一身，要做马家的母亲，做马家的父亲，做马家的老师，做马家中兴的君主，做马家的考核督责者，做抵御外侮的臣子，做为马家奔走效劳的仆人。她不只是做马家的妻子，也不只是为了马家而活。做妻子的人，做到这一步以后才可以不死。此后五十年间，她使长子入学，使儿子获得廪饩，又使他们繁衍兴盛，使长子的儿子也成长壮大。后来腾仲乙卯来到乡校，向太母辞别；太母恍然感到一阵快慰，默默自语道：祖先的事业和父亲的著作，就要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了，并不只是这个孩子聪明秀美而已。我的心愿已经完成，我的力量也已经耗尽，可以到月塘地下与杨氏夫妇相见了。说完以后，她才含泪为他送行。这样以后，她才可以死。至于柏舟之闾，王言光明显赫，黄鹄前来凭吊，名公留下光彩的文章。腾仲在前面显耀，后继者绵延不绝，幼苗才刚刚萌发。太母却认为这些还远远不足以夸耀我家的世代贞节，说：这对我有什么借助呢？亿万子孙，只愿做福将，不愿做勇将；只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到这时，才知道太母是真正的英雄；到这时，才知道真正的英雄死了才不会真正死亡。《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一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一【目录类】《集古录》序【宋欧阳修】

译万物通常聚集在爱好它们的人手中，也通常被有力量的人取得；有力量却不爱好它们的人，即使东西近在眼前、容易取得，也不能得到。象、犀、虎、豹，来自蛮夷山海之间，都是会伤人的野兽，但它们的齿、角、皮、革却可以搜集保存。玉产于昆仑，在流沙万里之外，要经过十多次翻译才能到达中国。珍珠产于南海，常生在深渊，潜水者腰系绳索下水，形状和颜色都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便成为蛟龙鱼鳖的食物。金矿在山中，要凿得很深、坑道很远，带着火把和粮食才能进去；山崖崩塌、洞穴堵塞，葬身其中的常有数百人。它们既远又难取得，还多有死亡的祸患，常常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世上却常能兼收并蓄。凡是喜欢它而又有力量得到它的，就没有不能取得的。汤王的盘、孔子的鼎、岐阳的鼓、岱山和邹峄的刻石、会稽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铭、礼器、铭文、诗、序、记，直到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异、宏伟、华美、精巧而可喜爱的东西。它们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可是由于风霜、兵火，它们沉埋、沦落、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没有被收集整理，这是因为世上爱好它们的人太少。幸而有爱好它们的人，但他的力量又往往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爱好更大的，爱好也没有比专一更好的。我天性专一而嗜好古物，对于世人所贪求的一切都没有欲望，所以能够专心于自己的爱好。爱好深厚以后，力量即使不足，也还能设法得到它。因此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到四海九州岛，名山大泽，险峻的山崖、绝深的山谷，荒林、破冢，神仙鬼怪以及传说中的诡异事物，没有一样不收有，编成《集古录》。我认为辗转抄写会失去真实面貌，所以依据碑石的拓本装轴收藏；有卷帙次第，却不按时代先后排列。这是因为所取得的东西很多，而且还没有停止，所以随着得到什么便记录什么。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一定会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目录，并把那些可以同史传互相订正缺漏和错误的材料一并载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能增加他们的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这样孜孜不倦呢？”我回答说：“只要满足我的爱好，使我玩赏，并且直到老去仍能如此，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个道理来改变那个道理。《邯郸图书十志》序【李淑】儒家典籍始于《七略》、荀勖的书目、王俭的志录、阮孝绪的目录，到□□才完备。记载士大夫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只有吴、齐著录。唐朝末年兵乱，古代典籍毁坏散失。宋朝皇帝止息干戈、讲求治道，士大夫纷纷编纂、校辑，年年相接。我家自高祖、曾祖以来，勤于诵读，即使在马蹄奔波之间也不废；重视文教的风气，一向没有衰落。于是中山公奋发光大，辅佐宣扬治国谋略，清介之士依赖清白的传统，戴冠而与之同列。傅游在两朝执笔，掌管禁中的图书史籍，诏令、策牍、应答之文，都得到充分发挥。宫廷馆阁广泛收纳幽深秘藏的经典篇章，确实已经穷尽所见而广泛搜求。刺□□开始任事时，命人抄录的官书大约有三万六千二百八卷。对照《开元四库书目》，十部中只剩五六部。《崇文总目》删去五千多卷，留下的仍只是浅陋末流、标举剽窃之作。名臣旧家之间偶然获得的，有的可以补东观藏书的缺失。由此可知，世间书籍尚有存留，购买和抄写却没有竞争。丰、杜两家旧藏的积累，已经断绝零散，杂乱不成系统。中山公在南方任官后才重新讨论补辑，直到编刻装缀，历时将近三十年。恰逢获准在玉堂休养，便搜取私家藏书以及宫内外经籍，合并道教、佛教书籍和书画，得到若干种。分作十志五十七类，总列八目。凡是书匣题签和书籍卷帙，都参照古旧格式。浅黄色绢帛装的书籍中，有些兼有古语而又有两种版本的，分别收藏在旁格。这是柳氏长久留给后学的区别吗？唉！我家门下有人遵从志向，任水部赞善；洪州传至第四代，才到中山公。鄙人继承此业，施给你们朋友圭、刍治、汇蒙、谦等人，冠盖相传已有八代。你们应当善于继承并且守护它，不要被权势夺去，不要因贿赂而改变。书上用了两方印，采用朋字篆文，用来记载封国诏令和世代传承。东都永宁有馆舍，在第四都；履道有园斋，作为退居时校读赏玩的地方。既然已经记述并作序，便把我迂拙而沉溺于赏玩的缘由记下，留待后日继续编纂追述，写在左方。《故迹遗文》序【王安国】传之后世的东西，没有比竹帛更长久的；世人却认为金石最能长存，这是被外表迷惑了。他们只看见金石质地坚硬，把文字大书特书，显著地排列在屋壁山岩之间，又有藏覆遮护，国家有官吏守护，家族有子孙看守，外物无法找到缝隙加以损伤，便以为它能够流传万世而不朽。然而今天保存下来的《六经》和诸子百家的文章，都是竹帛所载；至于刻在金石上、被认为最能长久保存的，所存却很少，往往又断裂剥落、残缺讹误。若不反过来以竹帛所载的《六经》和诸子百家文章作为依据，就无法读懂；至于那些没有载在竹帛上、名迹也因此泯灭的，哪里能说得完呢？那些负责守护的官吏和子孙，如今又有哪个国家、哪一家还在呢？由此看来，万物没有一样能依靠长久而完整保存。金石固然长寿，但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它的外在；竹帛的寿命固然不如金石，人们知道它不能完全依靠。然而竹帛即使能保存万世，也仍如同今天一样，那么金石的寿命又有什么可比较长短的呢？我曾经阅读古代钟鼎碑碣的文字，用来与史书及其他传记相互验证；其中关于褒扬功德的话虽不能全部相信，但对于年代、姓名、山川、风俗以及当时的文采制度，却能得到详细资料，而史传的追述，不过是大略罢了。可惜从前听说的那些东西，如今已经几乎全部磨灭；如今所见到的东西，几百年以后又不知会磨灭多少。因此我采集其中完整而可读的文字一百篇，编纂成书，趁此把我的说法编次在前面作为序，书名叫《故迹遗文》。古代的文章用竹帛流传，尚且比金石长久；如今的文章用纸流传，又比竹帛方便。方便了，传抄它的人就更多，那么这部书的寿命哪里能够推测呢？只是还不知道后人能不能不因为我的这番议论而废弃它。《金石录》序【赵明诚】

译我从小就喜欢向当代的学士大夫询问前代金石刻辞，把它们当作奇异的见闻。后来得到欧阳文忠公的《集古录》，阅读后认为它很有价值，能够订正讹误，对后来的学者功劳很大。可惜其中还有遗漏，而且没有按年代先后排列，于是想扩充它，编成一部书传给学者。于是更加广泛访求、收藏，前后总共二十年，才大体完备。上自三代，下至隋、唐、五代；内自京师，远达四方边远国家和夷狄所传之物。仓颉以来的古文奇字，大篆小篆，分书、隶书、行书、草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上的铭文；词人墨客的诗歌、赋、颂、碑、志、序、记；名卿贤士的功业和行迹；以及佛教、老子的学说，凡是古代奇物、珍器、丰碑、巨刻所载的文字，以及残篇断简、磨灭后仅存的文字，几乎没有遗漏。于是按先后编成二千卷。我在这件事上用力，可以说既勤勉又长久，并不只是把它当作小小的玩赏之物罢了。因为我私下认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的事迹全都载在史书中；虽然其中是非褒贬出自执笔者的私意，有时会失实，但对于善恶大节却有不可诬蔑之处，而且流传已经很久，理应作为依据。至于年代、地理、官爵、世系，用金石刻辞来考察其大概，只有十件中能订正三四件。史书出自后人之手，不能没有错误；而刻辞是在当时刻立的，可信而无疑。因此我又考察它们的异同，参照其他书籍，编成《金石录》三十卷。至于文章辞采的美丑、书法笔画的工拙，读者自然可以自己体会，都不再评论。唉！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刻在金石上的很多。经过风雨侵蚀，以及樵夫牧童毁坏、散落、遗弃之后，幸而保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些了。金石的坚固尚且不值得完全依靠，那么所谓二千卷金石材料最终也会磨灭，而我的这部书或许还会有时流传下去。孔子说：“吃饱喝足整天无所用心，真是难办啊！不是还有博弈吗？做这个也比什么都不做强。”这部书的完成，比起无所用心来，难道只是胜过博弈而已吗？我姑且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世爱好古物、博雅好学的人，它一定会有所补益。东武赵明诚序 《金石录后序》【李易安】我在建中靖国辛巳年嫁入赵氏时，丞相正任吏部侍郎，家里一向贫寒俭朴。德甫在太学，每逢初一、十五请假出来，拿衣服典当，换取五百钱，步行到相国寺买碑文，买果实回来，夫妻相对展开赏玩，细细品味。两年后他任官，便有了搜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志向。遇到没有见过的书，就抄写或购买；买名人书画和古代奇器时，曾有人拿徐熙的牡丹图求价二十万钱，我们留他住了两夜，计算后实在无力购买，只好把画卷还给他，夫妻相对惋惜了好几天。后来连续出任两郡太守，便把俸禄全部用来从事校勘书写；每得到一本书，当天就校订、装帧；得到名画和古代礼器，也反复摩挲展开，摘出其中的瑕疵，每次都以烧尽一支蜡烛为限。因此所收藏的纸张精美，字画完整，在各家收藏中最为出色。每次吃完饭，坐在归来堂中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件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饮茶的先后；猜中便举杯大笑，有时茶水泼到衣襟中，也顾不得饮而起身。凡是百家书史，只要文字没有磨损、底本没有错误，便买来收藏，另作副本。靖康丙午年，德甫镇守淄川，听说金兵侵犯京师，箱子装满、书箧溢出，依依不舍而又忧愁，知道这些东西必定不能再归自己所有。建炎丁未年，他奔赴南方为太夫人服丧；既然大件物品不能全部装载，便先舍弃书籍中版本厚重的，画幅过多的，器物中没有款识的；随后又舍弃书籍中的监本，画中的平常之作，器物中笨重的。这样装载的东西还剩十五车，连接船只渡过淮河、长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千钱〕 青州旧宅中锁存的十间房屋，原本约定第二年备船运走，却又全部化为灰烬。己酉年六月，德甫停留在池阳，独自前往行都。我从岸上望着船中与他告别，心里很不安，呼喊道：“如果传闻中的城中紧急情况发生了，怎么办？”他远远回答：“跟随众人行动，万不得已时，先丢弃辎重，其次是衣被，再次是书册，然后是卷轴，最后是古器；只有宋代器物可以亲自背负抱持，和身体一同生死，不要忘记。”说完便纵马奔驰而去。秋八月，德甫因病不起。当时六宫前往江西，我派两个吏部官员把保存的二万卷书、二千件金石刻本先送往洪州。到了冬天，金兵攻陷洪州，于是全部弃置；原来连接船只渡江的收藏，又化作云烟。只有轻小的卷轴、抄本的李、杜、韩、柳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几十副石刻拓本、十几件轴、鼎、鼐，以及几箧《南唐书》，偶然放在卧室中，巍然独存。上游已经不能前往，于是我去了台州、温州、衢州、越州、杭州，把物品寄存在嵊县。庚戌年春，官军收捕叛卒，把这些东西全部取走，送入原李将军家；幸存的藏品十件失去了五六件，还剩五七箧。我带着家人寄居越城，一夜之间盗贼从墙上挖洞，把五箧全部背走。后来吴说以低价替运使买到它，只剩下不能成部的残缺书册几种。忽然读到这部书，仿佛见到了故人，因而想起德甫在东莱静治堂刚把书籍装帧、题签完毕时，用芸签、缥带把十卷束成一帙，每天校勘两卷，作跋一卷。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不过五百零二卷罢了。如今手泽仍然如新，而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到合抱，于是知道有所有就必定有失去，有聚集就必定有散离，这也是常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之所以勉强记述收藏的始末，也只是想给后世爱好古物、博雅好学的人作为警戒。《同安县学故书目》序【朱熹】

译同安县学原来有一箱官书，却没有登记簿册。文书由官吏相互传承，从不再加以检查。到朱熹开始打开查看时，书籍都已经破旧残缺、散脱不全，完全没有次序。唯独查看到最后一篇，发现都留有题识，上面说：“宣德郎、秘书丞、知县事林某，姓名已经亡佚。”考察县治墙壁上的记文和旧日庙学记，林君名渎，字道源，治平四年任本县县令；第二年熙宁初元，才重新修建庙学，聚集图书。这一年是戊申年，距离今天绍兴二十五年乙亥，才八十八年。可惜遭到官府和师儒的懈怠，又经历水灾、火灾、盗窃，磨灭后仅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如果让它们同尘埃、虫鼠一起在旧箱破箧中毁坏，直到全部消失才停止，那也太不仁慈了！因此我替它们选择整理，挑出可以阅读的，共得到六种、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文书向民间征求，得到原来被人取走收藏的书籍，又有两种、三十六卷。重新装裱，分成若干卷，登记在册，并像从前一样妥善收藏。又严加防护，重新刻印，编列卷目次第；对于缺失亡佚的，列出说明，使本县之人对林君的功德仍有可以考察的依据。至于朱熹自己聚集的书，也附列在后面。《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祝允明】已故浙江参政式斋陆先生文量，凭借高雅的品德、深厚的学问、伟大的才能和卓越的见识，在宪宗、孝宗两朝之间建功立言。他一生收藏的书很多，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乡贡进士安甫汇总编列书目，把已经得到的书也一并列入，共有经、史、子、集若干卷，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认为，皋陶、夔、稷、契不必读书便能成才，把藏书看作多余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书由道产生，道源于天，由圣人发明。皋陶、后稷等人，是圣人之道的来源，也正是书的来源。皋陶、后稷尚且不依靠书而成圣，却希望人人都成为圣人，怎么能没有书呢？如今人们不能都成为皋陶，却想舍弃书，这就是要舍弃道。道可以舍弃吗？况且皋陶、后稷的事迹已经写在典、谟之中。孔子删订旧册而成书，其中就有典和谟。又怎么知道皋陶、后稷的时代不曾有书呢？人饥寒时需要食物和衣服，生病时需要药，富有时需要珠玉珍玩。食物、衣服和药用来养活身体，珍宝玩物用来娱乐耳目。懂得养活身体的人，尚且能舍弃珠宝来换取食物、衣服和药，所以稻、豆、裘、布以及参、岑、犀、勃等物都兼收并蓄。何况懂得修养身心、希望与天地相配的人，既然同样是有才之士，难道应当舍弃书吗？所以人不能都成为圣人，而圣人也不能没有书。我不是圣人，却不能舍弃书；不能没有饥寒，便不能舍弃食物和衣服；不能没有疾病，便不能舍弃药物。何况药物只能使身体活着，身体活着而品行不肖，仍然等于没有真正活着。书用来修养身心，身心修养好了，道便确立，活着可以与天地相参，即使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书难道只是与药物同等吗？所以善于积蓄的人，如果在积蓄珍宝玩物和积蓄食物衣服药物之间选择，宁可积蓄食物衣服药物；如果在积蓄食物衣服药物和积蓄书籍之间选择，宁可积蓄书籍。式斋先生的书，是自己亲身积蓄、又亲自发扬的；他的德行、学问、力量和见识所成就的事业，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虽然比不上皋陶、后稷，却已经可以算作他们的门徒了。至于他用这些来教导安甫，安甫又凭此增长德行、学问、才能和见识，与先生十分相像。将来他所建立的事业，应当继承先人的足迹、接续前人的声誉；这正是积书而实行的明显验证。这样看来，他重视并珍爱这些书籍、章表到这种程度，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二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二【以下试录类】《会试纪录》序【明宋濂】大明设置科举，仿照古代六艺教育，又参考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希望兼收文武人才而任用他们。诏令天下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宾兴礼；各州郡推荐的共有五百人，五人取一人授官，仍认为不够，又命有关部门从壬子到甲寅连续三年进贡，每年选拔三百人。到乙卯年，才恢复旧制，这项恩典十分优厚。在此以前，京畿遵行乡试中式程序的有七十二人，还没有进贡到南宫，皇上急切求治，便全部采用，甚至有人被授为监察御史。到了这次会试之期，河南、陕西、北平、山西、山东、江西、湖广、浙江、广东东西、福建等地，作为行中书省的十一处地方，俊秀之士全都聚集而来，高句丽的士人也在其中。右丞相臣广洋、左丞相臣惟庸，与礼部尚书臣凯、臣训，在东宫启奏之后，才入朝奏报。于是诏令臣凯和前侍讲学士臣庭坚主持考试，又命侍读学士臣同、国子司业臣濂、吏部员外郎臣本、前贡士臣恂共同负责考试事务。皇上召他们到内庭，亲自说明取舍的意旨。臣凯等接受命令出宫，相互告诫约束，希望能够副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商议分经考试，互相参照审定，使没有遗憾。然后把试卷送到主考官那里，主考官全部阅览后再排列次序；还担心沧海遗珠，便把已经黜退的试卷重新复核，更加谨慎。白天用尽全力，夜里直到将近午时，烛影在帘子和几案之间微微摇曳，不敢自我安逸。参加考试的士人有二百人，被黜退的只有八十人。把姓名写在榜上，用鼓吹仪仗引导他们到中书省，张榜公布，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经书上说：“田野间没有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 贤才隐居在野外，往往无法自我显现，许多人是通过进士科在京城扬名，所以古人称进士科为将相之科。以宋代来说，深沉而有德的王旦，敢于当面折驳、在朝廷上直谏的寇准，出任方面重臣的张咏，这样的人多得数不完。直到今天，科举仍把他们作为重要依据。参加这次选拔的人，应当想到前代贤者，以忠贞自我勉励，辅佐国家，使百姓达到时和年丰、天下雍熙的治理境界，这样对于明体达用的学问，或许才没有愧怍。否则，这份纪录流传以后，将来会有人指着你们的姓名加以议论，怎么能不谨慎？怎么能不谨慎？《天顺元年会试录》序【薛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