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八

译邹元标在九月二十六日听说辅臣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三次上疏请求皇帝恩准守制，皇上三次把奏疏留中。替张居正谋划的人，必定会再次上疏恳求皇上；皇上如果还不听，就只好用悲哀至死的态度去求了。为什么请求回籍的情意还不恳切，暂时留任的奏疏却突然上来了呢？我读到这篇奏疏，泪流满面。我邹元标只是一个平民，亲身遇到圣明的君主，被收录入仕；没过多久就看见这样的大变故，唉！我邹元标生得真不是时候，本想竭尽血诚，冒险向上惊动圣听，只是任职时间不长，阅历和练达还不深，不敢喋喋不休，自取越职之罪，大概是希望担负言责的人能够发言。如今应当承担言责的人，不但不说话，反而请求留任。我若再默默不言，三纲就要沦丧，九法就要败坏，每天披着衣冠的人和禽兽没有区别了，所以敢于亲身冒犯斧钺，把这些话全部陈述给皇上。我听说，上天生育百姓，而百姓不能自己治理，所以设立君主来治理；君主也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设置宰相来辅佐。宰相，是一人之身，却关系到社稷纲常，必须把自己置身于纲常大道之中，然后朝廷才会服从、万民才会怀念。一旦行为不善，议论其后果的人就会像刺猬毛一样纷纷出现。孔子说：“如果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子，那么从事政治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端正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今天观察张居正对待父亲的态度，他倚着灵柩哭泣祭奠，尚未尽到送终的礼数；留在京城守制，却还贪恋宰相职位的尊荣，果真能够端正自己并端正别人吗？替张居正谋划，不能有一天不让他离开；皇上替张居正谋划，也不能有一天留他在任。张居正不离任，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皇上留他，难道是因为他有利于社稷吗？但人们不知道，张居正在位时，才能虽然可以办事，学术却有所偏颇；志向虽想有所作为，却过于自用。他所施行的许多措施荒谬乖张，难以一一列举，姑且举出最明显的几项：第一，进用贤才不够广泛。《诗经》说：“青青的莪草，正是乐于培育人才。”所以圣明时代士人器量优美而官位昌盛，如今却不是这样。过去一个郡邑合计可有数十人入学，张居正执政后，却限制郡县不过十六七人，这是阻塞进用贤才的道路。不论其他郡邑，单说我的乡里，过去每科联名登科的人有数十人，如今规定了名额，于是郡邑中有能力考中科甲的人，反而不能进入学校。豪杰之士如果没有衣冠制度加以维持，不受拘束的才能必定要有所发泄；直到如今，怨恨之声遍布江南，这种遗留下来的祸害该有多大啊！第二，处决囚犯过于泛滥。

译《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所以好生之德能够普遍深入民心。如今却不是这样，过去处决囚犯大略举行，只是用来显示威势，原本没有固定数额；张居正执政后，限定各省处决囚犯必须有定数，以至于有些人因私事逃窜，为了凑足数额而免除责任，最终便有滥杀无辜的事情。凡是提前于往年处决的，往往是用来显示威势；来年数额一旦确定，即使有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也没有办法了。第三，言路没有畅通。古代先王的盛世，即使是草野平民、卑贱士人，以及农工商贾，都能够竭尽智慧和力量。张居正执政时，大臣贪恋俸禄不敢说话，小臣害怕获罪不敢说话，这些确实存在。可是像折断绣衣御史的栏槛、把忠肝献到玉阶之前的事情，却从未见到。偶尔有人忧虑国计、深切考虑民间疾苦，想击掌畅谈当世事务；如果不先奉命禀报，就会有今天陈述、明天获罪的人。这难道是盛世应当有的事吗？第四，民间疾苦没有得到周全体察。我前些年北上，看到黄河泛滥，被水漂没而葬身鱼腹的人不知有多少；仅存的人，架起蒿草作巢，喝水充饥。眼前看到这些，心中惨痛，魂魄飞散。水灾如此，旱灾造成的祸患也就可知了；黄河如此，四境之外的情形也可以推知。有司不把这些奏报上去，恐怕触犯大臣的德政名声，以至于辗转死于沟壑、带着妻子儿女逃散四方的人很多。皇上身处九重深宫，茫然不知道张居正的罪过。其他任用严酷官吏、阻碍豪杰才能等事情，不能一一列举。即使张居正有利于社稷，仍然是大大破坏纲常；何况像这样并不利于社稷，难道还可以留他吗？还是说，张居正一旦离去，天下的事务就难以支撑呢？不知道张居正在位时，我国家的法度维系民心已经很久，祖宗的恩泽联结民心已经很深。况且现在任职的诸位大臣前后济济，绝不是张居正一人的力量所能独自运转的。张居正离位以后，他的德泽和法度仍然如故，天下人难道都一定不如他吗？难道都不能有所补益吗？我恭敬地读到皇上的诏旨说：“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志向还没有确定。先生一旦离去，以前的功业就全部废弃。”陛下能说到这个地步，正是宗社无穷的福气。虽然学业确实未成，但辅佐成就帝王学业的人，不能说朝廷诸臣中没有；志向确实未定，但辅翼圣明志向的人，也不能说朝廷诸臣中没有。张居正遭逢父丧，可以挽留；假如张居正另有不测，难道陛下的学业将永远不能完成，陛下的志向将永远不能确定吗？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皇上凭英明的资质，登基历时五年，人人都说将要兴行尧舜之道，成就三王之功了。如果让张居正在京城守制，天下后世会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纲常从此败坏，中国从此衰弱，人心从此死亡。张居正一人不值得惋惜；后世若有擅权恋位的人，必然援引张居正的旧例，甚至窥伺、窃取神器，遗留下深远祸患，难以尽述。古代杰出的辅政大臣和宰相，谋划就端正，施行就成功，建立光明伟大的事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下相互信任。如今张居正身负丧服却议论国事，天下人都说：张居正不孝，却固守宠幸；张居正不孝，却贪恋爵禄；张居正不孝，却擅自掌权。即使有所施行，谁会相信他？张居正心里必定会想：天下人议论我不孝而固宠，议论我不孝而恋禄，议论我不孝而擅权。天下稍有不顺从，祸患就会流及士大夫。天下因此怀疑张居正，张居正也因此怀疑天下。我从未见过上下相互疑惧而祸患不深的情形。张居正不能在这个职位上留一天，实在清楚明显。臣又揣度张居正的心思。我读到他的第一篇奏疏说：“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办理非同寻常的事情。”这大概就是他的心意：起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我是非同寻常的人，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谁会议论我？臣认为，人有五种常性：仁、义、礼、智、信。努力实行这五种德性，才称得上不失常性的人。如今有人对亲生父母不顾，父母死了也不安葬，指着他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人。”那么人们不是说他残忍，就是说他品行浅薄；不是说他像禽兽猪狗，就是说他丧失人心。这样的人能称作不失常性的人吗？况且他的奏疏又说：“不顾旁人的非议，只怜惜匹夫的小节。”如果不是疯狂丧心，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一家人非议他，他不顾；一国人非议他，他不顾；天下人非议他，他也不顾，说道理在自己这边，就只顾道理而不顾众议。三年之丧，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旁人的诽谤议论，究竟是对还是错？尾生的守信、孝己的孝行、陈仲子的廉洁，都只是小节；三年之丧无贵贱之分，果真可以说是小节吗？他又说：“道路上没有人不替臣酸鼻落泪。”这句话的欺骗蒙蔽，更不必说了。张居正还没有听到丧讯以前，天下人已经预见他的奸诈；张居正留在京城以后，天下人更加痛恨他的非理。臣常常登上刑台，遇到各司官员出来，刑部官员迎接那些官员时，都低头垂首、垂头丧气，一天三次叹息，咬牙忍耐。那些不忍说出、令人酸鼻的情绪，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吗？皇上举行婚礼，当然是重大的礼典。张居正作为披着丧服的罪人，却想混入其中，是什么心思？大概是想向后世夸耀自己成就了大功。宋朝臣子文天祥，在南渡之日尚且护送亲人归葬；如今正是清明之朝，难道是南渡之时吗？先臣李贤当年夺情起复，罗伦竭力排斥他。张居正不肯归去，大概没有什么情由可以夺，也没有什么职位可以起复，远非李贤的同类。大臣听到丧事却不回去，小臣必定会有隐瞒丧事、不予报告的，这本来就是必然结果。唉！父子是人的天性，恩情无穷；侍奉父亲尚且如此，对待皇上也就可以知道了。先正说：“应当在孝子之门求忠臣。”遗弃亲人却能忠于君主的人，从来没有。臣还有更深的痛恨。国家把言路交给台省，凡是关系纲常的事情，都应全部陈述而不隐瞒；默默不说，仍然是失职。臣看到湖广道御史曾士楚的一篇奏疏，为挽留辅臣而作，惊愕不已，说公论颠倒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仔细考察，各道御史中有毅然中止此事的，曾士楚却悍然不顾，私自上疏请求。这种心思难道真是为社稷考虑吗？大概是说：辅臣本来就想留任，如果不首先请求挽留，功劳就不大；如果首先请求挽留，辅臣就会感激我，我不出几年就能升到公卿之位了。

译这就是曾士楚的心思。今天上疏请求留任辅臣的，是曾士楚；台臣倡导了此事。明天上疏请求留任辅臣的，是陈三谟；省臣又仿效了此事。朝廷是天下首先向善的地方，台臣又关系着公论所议论的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幸好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没有上留任奏疏；然而如果因此被迁调离开，也是不正常的。追究根源，是曾士楚首先这样做。曾士楚身穿獬豸纹绣的官服，心却和犬羊一样。天下人因曾士楚而哀号，臣认为不斩曾士楚，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臣的忠诚苦心如此，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立即斥退辅臣，赶快回籍守制，待守制期满后再另行起用。这样纲常端正，人心归服，朝廷尊严，天变消除，万世仰望圣天子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张居正所学偏重刑名，看到这篇奏疏，一定会给臣招来深重祸患，臣必死无疑。大概如果不施加严刑、严厉责罚来箝制天下人的嘴，那么攻击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唉！臣甘愿做妾妇，只爱惜自己的生命；堂堂大丈夫，却不忍做妾妇。即使头碎玉阶，又有什么遗憾呢？《优容言官奏疏》【马经纶】近来臣屡次奉到严厉诏旨，降职驱逐南北科道诸臣。臣有幸蒙受恩典，只罚俸禄而继续任职。臣凭什么继续任职呢？臣是御史，御史本来就是谏臣，也是诤臣。今天正是臣应当进谏诤谏的日子，也正是臣履行职务的日子。臣私下想，皇上几年来深居静养，上下情形隔绝，朝廷内外都怀有隐忧。然而奸邪没有得到掌权任用，国事也没有败坏，社稷长久安稳，海内平安无事，难道只是皇上的威灵能够坐镇控制吗？所依靠的是宗社二百多年培养的根基，士风最为端正，清议最受重视。科道诸臣往往能够明目张胆地替国家辨别邪正，指斥奸雄。即使朝廷处分未必全部听从，舆论和士大夫公议也足以维持世道人心。这实在是高皇帝的神灵在鉴察保佑，难道不是台省耳目的作用很大吗？皇上为什么一旦自行堵塞自己的耳目？起初斥退吴文梓等人，已经降调夏之臣等人，后来又降黜耿随龙等人。十天之内，共有三十四名言官被贬谪。因为兵部考察的缘故而处分兵科，皇上是想借此振作激励群臣，责求将来的成效，臣哪里敢曲意替他们解说？只是因此蔓延牵连到其他科给事中和各道御史，这对圣明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而且吏部还没有呈上职名奏疏，先前已经奉有明确圣旨：降谪两京科道掌印道官，其余一概只罚俸禄，这已经极大震惊舆论，严重损害国体。等到职名奏疏呈上以后，其中依据的情形更令人惊骇：同样是给事中，有的罚俸，有的降职；降职的也不只是因为掌印。同样是御史，也有的罚俸，有的降职；降职的也不只是因为掌道。同样是巡按御史，出差所在地方遥远，出都时间紧迫，其中也有被谪降的，而且也不是因为先前掌道的缘故。一笔勾掉，这与前旨为何竟如此不相符合？又奉有勾除降职的命令，却没有注明勾降人数，查阅案牍细节，才知道竟然有二十三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离职的人不明确写出应得的罪责，反而成全了他们的名声；留任的人不明确写出暂且宽恕的原因，只是徒然增加他们的惭愧。这样的举动，虽然圣意深远微妙，难以窥测，但道路上的传闻已经议论纷纷。近来大臣上疏营救，皇上却吝于宽免；满朝官员被削籍，臣工惊愕恐惧、叹息抽泣，都说皇上如今把贤才看得如泥沙，把台省看得如草芥，辱国伤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万历二十三年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损失。皇上近年来厌恶言官动辄把他们治罪，说他们聒噪扰乱；如今却忽然改变，反而以缄默不言来治言官的罪。因不说话而治言官的罪，有什么说法呢？臣私下观察皇上的所作所为，言官不说话，还是轻微的罪过；如今言官缄口不言，却有五项大罪。臣请为皇上列举出来：皇上多年不举行郊天祭祀，言官却不能像旧典那样叩门牵衣直谏，这是使皇上陷于不敬天之罪，臣等言官的第一项罪过。皇上多年不祭享祖先，言官却不能像旧典那样叩门牵衣直谏，这是使皇上陷于不敬祖之罪，臣等言官的第二项罪过。皇上停止临朝，不御殿；停止讲学，也不举行，言官只是说过这些，却竟不能强力争取实现，这是使皇上不能像祖宗朝那样勤政，第三项罪过。皇上任用贤才不坚定，排斥邪人不果断，言官只是说过这些，却竟不能强力争取实现，这是使皇上不能像祖宗朝那样用人，第四项罪过。皇上嗜好财货已经成癖，对臣下又少有恩惠，身边近臣之间积聚怒气、蓄藏变乱，言官共同忧虑这些，却终于不能犯颜直谏加以阻止，这是使皇上甘愿丢弃万历年间的美政而不能坚持到底，第五项罪过。言官背负这五项大罪，人人都知道惭愧；皇上如果奋发振作精神，以这五项罪责来责备言官不说话，难道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那些缄口不言的人，所不说的不是这些事情，却偏偏是不该不说的事情？由此可知，皇上实际上厌恶尖锐直率的言论，所以故意借沉默来加罪于他们。近来四位辅臣和九卿，有的密揭营救，有的公开上疏营救，有的专门上章营救，奏牍总共上了八次。难道只是为了这几十名言官而树立恩德吗？也只是因为老成之臣爱惜人才，是替皇上筹划安定社稷罢了。然而谨慎的言语已经传达到九重宫阙，清明的听察也应当高远通达万里；皇上不但不肯让他们恢复职务，反而把他们降为平民。诸臣原本出身草野，如今归回草野，又有什么遗憾？只是想到朝廷错误的举动不可固执，大臣忠诚恳切的请求不可违背。皇上不听内阁奏疏恳切的营救，把降级改成杂职，那么四位辅臣还有什么颜面？这是皇上自行割断自己的腹心。皇上不听六部奏疏恳切的营救，把杂职改成罢职，那么九卿还有什么颜面？这是皇上自行伤害自己的股肱。君臣本来一体，君主即使明察，也要靠腹心来处理政务，靠股肱来运转事务，靠耳目来听见和看见。如今皇上自己堵塞耳朵，遮蔽眼睛，自行割离腹心，自行残伤股肱。皇上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天下的事情又由谁替皇上处理、运转、听闻和察见呢？皇上只要稍微施加恩典，自然会使人心中警惕而深感不安。臣又想到，皇上聪明出于天性，今天的事情难道是茫然不加恩典、任意做出的吗？或者是借雷霆震动的威势，施行颠倒而不可测的策略？臣愚昧地认为，一人具有圣明神智，自然有高妙的驾驭方法。从今以后，不论事情关系如何，只要言语发出，下面就无人敢违抗；命令施行，下面就无人敢阻挠。但是人可以用道理使他服从，却难以用威势劫持；可以用诚意感动，却难以用权术欺骗。倘若皇上过分用心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社稷和苍生的福气吗？君主受命于天，臣子受命于君，其中的道理相同。如今言官本来没有大罪，皇上忽然震怒，以失职给他们定罪；该降的降，该逐的逐，没有一人敢抗拒命令。像这样大大失去人心，便是违背上天的意旨。万一上天震怒，因为皇上不举行郊祭、不举行禘祭，不临朝、不讲学，不爱惜人才、却轻视财货，使皇上失去君主的职责，于是赫然降下异常灾异，不只是像近日北方干旱、南方水涝这样的萧条，也加上异常的祸乱变故；不只是像近年西方哱拜、东方倭寇的扰乱，而是用来向皇上示警，使皇上震惊恐惧、不能安宁，这也正如皇上今日向群臣示警一样。

译皇上自己估量，能够抗拒天命吗？臣不能抗拒君主，君主不能抗拒上天，这个道理十分明白。皇上难道不知道替社稷谋划吗？伏望圣明详细思考、审慎处理，将降职驱逐南北科道诸臣的处分，俯从内阁和六部的奏疏请求，一律命令恢复职务，再分别罚治；或者降俸降级而管理事务，使他们尽情表达忠诚，以补救一切政务缺失。这样或许君德不受损害，清正公论不被混淆，大臣各自安于职守，奸邪收敛踪迹，祸患消除根苗，社稷绵延不绝，永远承受上天的福佑。臣不胜激切恳请之至，战栗等待治罪。进呈《四勿箴》的奏疏【雒于仁】臣想，人不做官就罢了，一旦做官，就应当匡正君主。臣到京一年多，只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所有郊祀、庙享都传令免除，派遣官员代行，政事也不亲自处理，讲筵又长期停止。臣由此知道，皇上的病，医术难以诊明，药物也难以攻治。只有臣所作的四篇箴言可以疗治此病，请恭敬地陈述如下：皇上的病，病在酒、色、财、气。放纵饮酒就会损伤胃，沉溺女色就会耗损精气，贪图财利就会扰乱神志，崇尚意气就会损伤肝脏。皇上享有八珍美食在前，更应当想到《尚书》所说的“德将无醉”。为什么偏偏沉溺于浓厚滋味，白天饮酒还不够，接着又通宵饮酒，甚至大醉之后手持刀剑起舞，举止失常？这就是病在嗜酒。皇上妃嫔在身边，更应当想到戒慎女色。为什么偏宠十俊，开启宠幸之门；宠爱郑妃，屡加册封？即使王妃有生育皇室嫡长子之功，也不能与她一并册封；甚至溺爱郑妃，凡是她的话都听从，储位本应早日确定，却长久不予确定。这就是病在贪恋女色。皇上富有四海，更应当想到谨慎保持俭德。为什么每次索取银两就动辄支用几十万，索取潞绸达到几千匹，完全不知道节制谨慎；甚至拷打宦官，得到银子就高兴，没有银子就不高兴，李沂所说的并非诬妄。假使不是为了贿赂，皇上为什么要痛恨断绝忠良，却宽容奸佞谗臣？何况李沂的创伤还没有平复，而鲸凭借钱财之力又重新进入朝廷；即使皇上无法为自己辩解，又凭什么取信天下、使李沂心服呢？这就是病在贪财。皇上不发怒也能显示威严，更应当想到有了忿怒就要迅速惩罚。为什么今天杖打宫女，明天杖打宦官？他们确实有罪，按照法律处置，责罚或驱逐他们就可以了，不必动辄杖打数百下而不计算数目，最终使他们死在杖下。这些人近在圣躬身旁，如果让他们死得不合罪责，恐怕会激发其他变故；甚至把旧日怨恨和怒气藏在直臣范儁、姜应麟、孙如法身上，使他们困顿滞留于林下，拘禁在闲散官署，含冤而不能伸张，这就是病在崇尚意气。君主如同表，表端正影子就正；君主如同源头，源头清洁水流就清。皇上如果确实嗜酒，凭什么禁止臣下宴饮？皇上如果确实贪恋女色，凭什么纠正臣下的淫荡？皇上如果确实贪财，凭什么惩治臣下的贪食贪欲？皇上如果确实崇尚意气，凭什么劝导臣下同心和衷？这四种病缠绕于心，束缚着身体，圣上的疾病何时才能痊愈？皇上正值春秋鼎盛，却多年不上朝；到了年岁更大以后，又将会怎样呢？今年春天会试的考题，是辅臣出的“圣贤所以尽其性”，其中暗中指责皇上嗜好财货、贪恋女色，只是有所指引而没有明说，恐怕皇上还没有醒悟。臣特意撰写四篇箴言进献，但臣这些话是逆耳之言、正心之论，是针对病症的药石。倘蒙皇上准许，希望走出宫中便殿，多接见正直之人，远离那些宫妾，除去这四种拖累；静养不过半年，圣体一定会强壮康健。如果不是这样，愿意把臣的头砍碎。假如皇上护着疾病、忌讳医生，不把臣看作讥讽诽谤，那么就一定会说臣是沽名钓誉、越职求进、讥讽诽谤，这不是臣所敢做的。臣犯颜进谏，尚且不计较死在哪里，还求什么名声？如果是为了越职沽名，那就算在道路上立起讪谤之木，并且向士人百姓征求意见，何况臣还有官职呢？既然征求意见却得不到，就专门设置谏官，使他们不得不说话；这不是谏官之外还可以禁止箝制天下人的嘴，使天下人都不办进谏之事。近来看到科道官李春开所奏的事情，自有朝廷处分；如果以官守言责为理由，说这是阻塞言路，那么言路一旦不通，国家遇到大事，原本不敢说话的人，科道官就会说：“我们不说，别人说了。”他们在言责上就会更加惭愧。如果箝制别人使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将会说：“我们不说，天下就没有人敢说了。”只要举劾人才、分条陈述世务，求得自身不受利害牵连，也就足够了。如果有祸患加在自己身上，却对君主有益，大家都避而不言，使天下人都把进言视为忌讳；这种风气一旦倡导起来，难道是祖宗的福气吗？臣世代蒙受圣恩，即使冒犯越位之嫌，也不能让话堵在喉咙里、舌头打结而不说了。臣所进的“四勿”箴言，是微臣一片心得和忠诚，伏望陛下采纳，置于御座之前，也许可以治愈圣上的身体，光大圣上的德行，那将是宗庙社稷的大幸、天下的大幸。即使臣因此获冒死进言之罪，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臣应当视死如归，含笑游于九原之下。谨将四条箴言开列如下：戒酒箴说：沉溺于那酒曲酿成的美酒，早晚饮酒不止，内心志意因而怠慢，外在威仪也有所亏缺。神禹疏导洪水，夏朝的治理因而兴盛；晋武帝贪恋酒杯，酒糟堆成了山丘，奢靡之风由此形成。臣进药于陛下：不要崇尚浓烈的美酒。戒色箴说：迷恋那些艳丽美貌的女子，饮食起居都让她们在身旁；一旦开启宠幸之门，便招来侮慢，竞相争妍还会误国。成汤不亲近女色，所以享有长久寿命；汉成帝亲昵妃嫔，所以在位不久。臣进药于陛下：不要过分宠厚内宫的嬖幸。戒财箴说：竞相追逐那些金银财宝，连极细微的钱财也不肯剩下；公家的府库号称有盈余，私人的家中却穷困得连灶台都蒙尘。周武王散发鹿台之财，八百诸侯归心；隋炀帝搜刮财利，天命也难以长久。臣进药于陛下：不要侵夺财货，不要受纳贿赂。戒气箴说：放纵自己的愤怒，任性暴躁而随情发作；施行法令崇尚苛急，政事便违背公平。虞舜温和恭敬、平和宽厚，因而招致祥瑞；秦始皇暴虐乖戾，众人的怨恨极其明显。臣进药于陛下：不要把旧日的怨恨藏在心中。再剖露良心疏【赵南星】

译万历十七年，臣任文选司员外郎，看见士人的风气不端正，感慨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便上《剖露良心疏》，陈说大小臣工谋求进身，以及地方长官和县令知府残害百姓等事情；对在位者多有讥刺切责，因此被科臣弹劾，蒙皇祖宽容，获准辞官回乡。二十一年，起用为考功司郎中，因为掌管考察官员而获罪离职，后来蒙陛下再次起用的恩典，直到今天仍任此官。从前天下正太平，臣的话似乎像是私自忧虑、过度谋划；然而大小臣工不能把他们谋求进身的精力用在修治职务上，因循苟且，以至于今天，士人风气大坏，吏治也随之败坏，百姓陷于愁苦。百姓愁苦，外敌便乘机入侵；内有侵扰，外有敌寇，内乱外患之下，愁苦的百姓又乘机作乱，天下的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这是臣从前的罪过，也是臣今天的责任。如今臣如果仍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天下的乱势恐怕还不止如此，陛下的社稷又将怎么办？臣已经老了，幸而良心还在；臣之所以竭尽智力为陛下效劳，不过是希望大小臣工都凭各自的良心，为社稷和苍生尽力罢了。如今科道诸臣陈述铨选政务，大多都说应当穷尽办法奖励恬淡守职的人而抑制争逐进取的人；然而他们自己的良心已经被富贵淹没，都把谋求进身看作理所当然。如果臣事先没有凭良心去谋求进取的人，便竭力为他推举；如果没有谋求进身，便任由他淹没滞留，那么还有谁来奖励谁、抑制谁呢？况且天下最容易徇私、获利最丰厚的地方，没有比吏部更甚的了。臣也是人，难道没有乡里亲友和门生，难道没有私心吗？然而臣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呢？臣的私心，即使只同同僚说过，外人也没有不知道的。况且臣难道没有喜爱贤才之心吗？只是现在推荐人的已经很多，不必再来赘言；也恐怕谋求进身的人太多，反而牵连到坏人，所以臣一生所倾心敬服的人，没有敢推荐一个，也没有敢替别人请求推荐。臣之所以保全并合守自己的良心，实在也很苦。如今陛下的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做官的都想得到入京任职的资格，推荐贤能的人也都想让他们入京任职；刚成为京堂官，便又想做巡抚、卿贰。倘若完全没有救济百姓的意思，那么能够救济百姓的官职没有比巡抚更重要的了；但巡抚很不容易担任，必须是有德行、有声望、有威势，而且绝无贪污的人才行。其次最急需重视的是知府，知府贤能，县官就不敢残害百姓。这两种官职虽有大小之别，都应当真正选择、破格任用，长期任职并优先擢升。近来听说许多官职都是向人求取才得到的，难怪参加铨选的人把求缺当作常事了。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情，没有比百姓作乱更严重的了，外患还在其次。如今幸而局势稍稍安定，难道还可以不预先防备吗？臣认为要防备乱患，应当从知州、知县开始；然而最急迫的，莫过于惩治贪官。如今有司贪污已经成风，而长安送来的书帕，价值从十二金到一百金，还有达到二百封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能不贪污？贪污就会多施酷暴，既榨取百姓的脂膏，又加以毒害。百姓怎能不作乱？像这样却只议论罢免他们，就好像行商获得了丰厚家产、只管歌舞享乐一样。臣认为今后凡是污秽劣迹昭彰的人，应由抚按先行审问，查实后再具奏；追缴赃物，恢复官职秩序，并用来抵充军饷，以减轻加派。若有接受请托和贿赂、曲意加以庇护的人，立即弹劾奏报，严加惩处。这样或许可以使贪污之风逐渐平息，叛乱的苗头也可以消除。纲常大分宜明疏【孙慎行】

译臣获罪闲居在家，闭门七八年，不敢听闻一件世事。恰逢皇祖、皇考相继去世，臣勉强跟随诸臣匍匐哭临，悲痛号哭，无处可以安置哀情。传闻纷纷说皇考过早去世，虽说本有旧疾，实际上是因为医者进药不慎，一时情形令人惊骇疑惧。臣看邸报得知，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献红丸两丸，是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的。凡是进献御药，都必须由太医院官员呈上药方，并传示天下；药材和药片也必须逐一拣选、核明，唯恐发生差错。可灼并不是掌管用药的官员，药丸是什么药物，他不知道；是否适合皇考的病证，他也不知道；究竟会有怎样的后果，他更不知道，却竟敢突然进献。春秋中，鲁国许世子进药给父亲，父亲死后，世子自杀；按照弑君的罪名并不合乎法理，但《春秋》尚且没有稍加宽贷，而是直书许世子弑君。那么方从哲应当怎样处置自己呢？立即引剑自裁，以向皇考谢罪，这是义行的上策；全家闭门席藁，等待司寇治罪，这是义行的次策。然而他却昏昧傲慢，含混地拿枝节之辞来辩解。等到满朝攻击可灼时，他只拟票令可灼回籍调养，难道是因为自己确实推荐了可灼，害怕与他同罪吗？难道因为自己与可灼相互爱护，却反而忍心对皇考如此吗？又难道因为自以为确实忠于皇考、爱护皇考，竟不知道这就是罪过吗？许世子以死来爱护父亲，尚且不能为自己辩明，那么从哲对皇考的爱，又从哪里可以证明呢？况且本朝历代圣主去世，曾经有大臣推荐药物的事情吗？臣认为，即使没有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事；想要推辞弑君的名声，大概也难以逃脱弑君的事实。实录中即使写着‘忠爱深心’，想替君父隐讳，也不敢不直书：方从哲接连进献红丸药两丸，片刻之后皇上驾崩，只怕即使有百张口，也无法向天下万世解释了。况且从哲不能解释的，还不只是这一件事。此前又有传闻说皇贵妃想要被立为皇后。祖宗制度从没有把妃子立为皇后的先例，古今也没有皇帝刚死便立即立后的事情。贵妃受宠数十年，皇考英明，绝未曾有楚歌楚舞、悲叹欷歔的姿态；即使在病危将死的几天里，她也不能借机侥幸而突然传下这样的旨意，不知其中是什么缘故。看礼部奏疏中说，是内阁辅臣方从哲传达了她的话，其中意味值得品味、思考。若不是礼部据理力争，诸科道官竭力责问贵戚，而贵戚随即上章请求免议，几乎就要错误地立皇后，给宗庙社稷留下祸患了。作为受顾命的元老大臣，却把这种异常的大变故看得若无其事，毫无主持，只任其可行可止；事情办成便算了，既然掌握着大权，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即使事情没有办成，也已经承受了这份恩宠，就没有什么再需要顾忌的了。这是从哲不能向天下万世解释的第一件事。此前又有议论给皇上上谥号、称颂圣旨的事情。皇帝的谥号虽由有关部门议定，然而拟定并进呈的人，内阁大臣和礼部都不能独自作主。宋朝的恭帝，已经是将要灭亡的衰弱君主；我又考察晋主投降宋朝，晋亡后宋朝给他上谥号为晋恭帝；隋主投降唐朝，隋亡后唐朝给他上谥号为隋恭帝；周主投降宋朝，周亡后宋朝给他上谥号为周恭帝。皇祖在位四十八年，天下太平，蒙古诸部平定，宁夏平定，倭患平定，功业前所未有，难道没有别的美好德行可以称颂，却要把他降低到投降的君王和逃亡后裔那一类吗？若不是言官预先纠正，便应当按照这个意见把谥号上奏天下。怎么忍心这样称呼皇考？皇上读前代史书时，怎么忍心想到这种事情？难道真是无学无术，糊涂到这种地步吗？实际上是把君国咀嚼吞食，视同儿戏。这是从哲不能向天下万世解释的第二件事。后来又有选侍想垂帘听政的事情。选侍身处宫中，怎么会知道前代曾有垂帘听政这样的大变故？即使刘逊、李进忠这类微不足道的小宦官，又怎么竟敢放胆扬言？有人说，刘逊、李进忠隔年曾偷盗珠宝，藏在从哲家中；此事情况暧昧，从哲即使不肯承认，然而作为受顾命的元老大臣，竟没有听说他慷慨说过一句话。若不是九卿和言官急忙请求移宫，选侍一旦得志，皇上几乎就没有立足之处了。高皇帝的社稷将要断绝祭祀，实在令人寒心。听说当时从哲拖延不肯前进，科臣拉着他入朝，他大声斥责说：‘你难道要做李家的官、吃李家的饭吗？这样的情形，怎么能忍心听闻？任凭妇人和宦官纵横，却特意助长他们的气焰；忍看冲撞君主、使君位动摇，却不和君主共同忧患。’这是从哲不能向天下万世解释的第三件事。以这三件事为例，他进药一事的是非也就容易辨明了。宰相大臣应当极力担当的事情，他却一味苟且、拖沓；宰相大臣应当极其慎重的事情，他却因为利害难以预料，反而无端勇猛尝试。进药一事还可以自称是出于忠诚和爱护，但这三件事还可以自称是出于忠爱吗？这也是臣始终反复深思从哲而不能替他解释的地方。臣在礼部之事上谈礼，每举出一件，其罪恶都违逆上天，万无一条可以生存的道路。若在吏部事务上谈吏治，他欺骗皇上、徇私舞弊；在兵部事务上谈军事，他督促作战而误国；在刑部事务上谈刑狱，他任情妄断、蔑视法律；像这样敢于触犯天下的大名义，酿成社稷大祸的事情，奏章多得不只是满载公车，臣也不能全部列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便只在礼部事务上谈礼，也只是说到改朝换代之际的一时事情；至于其他罪恶违逆上天、万无一可生的事情，臣也不敢深入列举。总的说来，从哲挟带私心、凭权术行事，少廉耻而无羞愧；有威势有力量，却不用来奉公，而用来奔走私门；有智谋有才略，却不用来抵御外侮，而用来残害国家根本。《春秋》说臣下不可图谋君位，汉代法律视此为大逆，真正没有什么罪过能超过他在皇上面前所犯的了。现在只是罢退这个人，却不加以治罪。臣知道皇上英明洞察、神武深沉，只是因为刚登大宝，众人的情绪尚未安定，而从哲又像猕猴一样张牙舞爪、诡计多端，倾覆恐吓朝廷内外。皇上虽然有除掉凶恶、洗雪耻辱的事情要做，正处在包容污垢、隐藏瑕疵的时候；群臣虽然有借剑刺奸、攀衣直谏的义举，却也不能没有凭借城池、依靠社稷的顾虑。如今服丧听政将要结束，大礼已经完成，宫闱安宁，贤能之臣分布在各处，天下人都仰首期待，无不希望皇上赶快讨伐国贼。臣认为脓疮不及时切开，后来一定会大溃烂；积累的蛀虫不除掉，最终一定会极度败坏。现在正是切开脓疮、除去蛀虫的时候。伏望皇上大振乾刚，显然震怒；不要询问身边亲近之人，因为亲近之人都是从哲所攀附援引的；不要拘泥于忌讳，因为所谓忌讳正是从哲所布置的。立即发下臣的奏章，命九卿和科道官公正详细地议论。如果臣所说有道理，乞请将从哲按照大正四放的刑罚严厉惩处，迅速施行两观诛杀之刑，并将李可灼严加拷问，置于极刑。如果臣的一句话没有道理，臣甘愿接受重治。痛愤时艰疏【刘宗周】

译臣曾经读史，读到唐德宗一再播迁，天下的形势几乎到了万难措手的地步，而他的臣子陆贽用来开导告诫君主的，独独以六经为根本，把仁义作为当时强行自用的药方，最终使唐室得以重新建立。臣这才知道，圣人的道理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即使君主只是平庸之主，只要臣下采用圣人之道，成效也会很快显现，何况圣明君主当政的时候呢？臣因此感慨，私下有所请求。如今天下外有敌寇、内有盗乱，这样相继已经十多年了。近来剿匪的战事，集结天下许多兵力和粮饷，驰骋于五省之地，竟然不能挫败一次敌人的猖狂锋芒，反而使敌军南窥江北，侵犯浦口，致使圣天子在上焦虑劳苦，避居、减膳、撤乐，以谋求修治和弭患，希望上天也许已经厌弃祸乱，到了结束的时候吧？然而臣听说，治乱的关键取决于事情的开端；皇上如果确实考虑到边疆，那么朝廷之上已经有人将首先承受由此产生的弊害了。若不惩戒过去失败的原因，最终就没有掌握把乱局转变为治世的方法。臣请求推演皇上修治弭患的意图，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们的皇上凭借非同寻常的天资，恰逢中兴的时运；刚即位时，锐意求治，正有使这一代达到唐虞三代极盛境界的宏大志向。然而对于二帝三王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仍没有时间一一讲求，以致施政次序之间，多有没有掌握要领的地方。于是皇上首先把心意放在边疆功业上，奸臣便进献五年灭敌的说法，这成为祸患的根苗。己巳之役，谋划国事没有贤良之臣，边疆的战乱气氛极其炽盛，震动甚至波及宗庙社稷，朝廷从此开始形成轻视士大夫的心理。自从皇上的耳目被近侍参杂，心腹重任托付给所谓干城之臣，治理之术崇尚刑名，政治体制归于琐碎烦杂，天下事务便在不知不觉中日渐败坏。因此，自从设置卫所司进行侦察访查，告发攻讦的风气就兴盛了；自从诏狱牵连到士绅，朝堂内外的等级就被混同了；自从人人忙于补救过错而来不及，欺骗蒙蔽的习气就更加盛行；自从事事都仰赖皇上一人独断，谄媚奸佞的风气就日益增长；自从司法部门不能伸张三尺之法，犯法的人就日益增多；自从诏旨混杂使用五刑，每年亲自审断的案件数以千计，好生之德的意旨就消失了；自从让刀笔吏处理诏令，君王的话就被亵渎了；自从追究征求扩展到琐碎小事，政治体制就受到损伤；自从把弹劾处罚施加在钱粮事务上，官员更加贪婪，吏员更加横暴，赋税更加拖欠；自从敲打杖责日益繁多，百姓生活就更加困苦；自从严刑和重税交相困扰，天下盗贼便蜂拥而起；自从设置总理官，臣下的才能功效就削弱了；自从派遣监视官，边疆官员的责任心就减轻了；自从督抚没有权力，将领就日益懦弱；自从武官废弃法纪，士兵就日益骄横；自从将领懦弱、士兵骄横，朝廷的威势和号令便一同穷困于督抚之手。自从朝廷限期剿灭盗贼，军队中每天都杀害良民、冒报首级来求得免罪，百姓便更加陷于涂炭。事情已经危急了。圣上独自裁断，一旦撤除总监的职任，重视守令的选择，下达征召贤才的诏书，收敛酷吏的威势，革新的政务正可以依次期待；本来希望同二三位臣工洗心涤虑，以联结君臣之间的和谐交往，却没想到君臣相遇竟如此困难。得到一个贤能的文震孟，最终却只因片面之词便将他罢免，使大臣失去了同心协力的情谊；得到一个忠贞的陈子壮，又因过于鲁莽而获罪，使朝廷失去了可以相互规劝应答的风气。这些事情关系到国体和人心，也不是小事。于是求治之心越发迫切，纷纷更改的事情四处出现，市井中的杂流都能操持错误的言论，乘间隙、钻空子以求进用，国事便更加不可收拾。凡是这些情况，在皇上那里不过是起初想要纠正偏差的一个念头，却因积渐形成的势力酿成祸阶，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么今天把乱局转为治世的关键，也就完全可以看清了。皇上所凭借来治理天下的，是法；但使法成为法的根本，却不是法本身，而是道。如果依循道，就必须首先体察上天生养万物的仁心，以敬畏上天，而不能只是偏用风雷般的威势。就必须重视祖宗以古代为鉴的制度，用来遵循祖宗，而不应轻易说要改变制度。就必须效法尧舜恭敬自守、无为而治的道理，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发布政令；效法尧舜顺从民众愿望而治理天下，用忠厚来培育国运；同时效法三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赶快商议抚慰百姓，以收拢离散的人心。还应当把内廷清扫除秽的事务归还内廷，杜绝后世宦官作乱的祸根；按照失律之罪惩治懦弱的将帅，杜绝后世藩镇割据的祸根；慎重开辟宗室贤人的授职途径，杜绝后世宗藩作乱的祸根。除去这三大祸根之后，皇上只须下达一尺一寸的诏书，痛切说明过去招致盗乱的原因，以及今天不忍轻易抛弃这些百姓的心意；同时派廷臣携带内库钱财巡行各郡国，充任招抚使，招抚那些无罪而流亡的人。一面陈列军队于险要隘口，坚固营垒，清空郊野，等待盗贼困穷后自行解散归降。除了诛杀首领之外，甚至可以不杀一人、不损伤一个士兵，便完成这场战事。从此四方边境都知道中国有圣人，听到风声便仰慕仁义，唯恐落后，又何必烦劳军队展示武力呢？这就是圣人用道治理天下的明显成效。臣又听说，有天德便是王道；其要点只在谨慎独处时的念头。因此圣人的道理，不是要在每件事情上刻意寻求。臣希望皇上在上朝之余，召见亲近的儒臣；在听政之余，更加研读经史，每天讲求二帝三王的学问，探求他们所遵循的独处之道并加以谨慎体察；这样，中和之气得以保持，万物各得其所而生长，也许就可以离这种境界不远并最终得到它。至于用人，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要务，尤其在于极其审慎地考察好恶的关键，以决定任用还是舍弃。像武生新授的吏科给事中陈启新，片言便投合圣意，立即置于清华之职，实在被称为一时盛事。但此人所说的话有的宏大而近于夸张，情意似乎紧要却又有所挟持，他的品行还不能立即相信。乞请皇上先让他戴冠束带，历任黄门之职以办事，稍微依照试任御史的例子，等几个月以后，如果果真有忠言奇计，足以折服大奸、决断大疑、确定大计，然后再正式授予他官职，也不算晚。否则，名器的可惜又将如何呢？古代圣人处罚一个人，一定要让千万人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惩罚；奖赏一个人，也一定要让千万人知道应当受到什么鼓励。因此，掌握着激励世人的权力的人，更不可苟且地处理这件事。我们的皇上有上天赋予的圣明，卓然具有希望效法尧、遵循舜的志向；可是当时做臣子的，不能用正道侍奉君主，只取一切能使人高兴的办法，来迷惑君主的听闻，使国事议论更加纷乱，公开的劝惩标准更加混淆，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伏望我皇上断然相信尧舜之道确实可以实行，并且到尧舜之道中去求取；这样，上面有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有更加热烈追随的人。果真能使天下人全都回转心意、归向正道，用来侍奉一位君主，那么天下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若说只靠法制和禁令，那些办法的长处和短处，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九 （明）贺复征编 ○疏三十三 二十四大罪疏【明杨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