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五

译肃宗放生，不过是温和的小仁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当时放生池多达八十余处，唯独这块碑凭借颜鲁公的文章书法流传下来。那么天下真正可以依恃的东西，果真在于尊贵荣耀吗？颜公的书法，人人都知道它可贵。至于它端正却不拘板，庄重却不险怪，处在从容的法度之中，又有闲雅自得的情趣，这不是懂书法的人不能辨识的。总之，这种妙处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题写史痴《江山雪图》下雪的天空昏暗阴沉，云的颜色本来各不相同，唯独雪天的云色相同。《诗经》说：“上天同云。”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下雪时山顶和山谷都失去原来的轮廓，小路被雪遮没而难以辨认。雪下得大了，连樵夫也不进山。雪中的水与云天浑然一色，只有一叶蓬船白茫茫地浮着；人若穿蓑戴笠，水面才显现出来。雪落在屋檐上平直整齐，有时只映出窗棂和柱子，茅草与瓦片都看不见。雪中的驴低头向下看，战战兢兢，仿佛正站在洞窟边、踩在穴口。雪中的人眼界开阔而精神收敛，恍惚之间仿佛被雪光夺去了神采。雪中的树木枯了便呈白色；树皮、花叶还在，雪则使它的内里也洁白起来。雪天没有风，画面便均匀平整。即使有绝妙的笔法，如果不能画出这种均匀的雪，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形势所造成的。绘画的气势贵在粗放旷达，近处详尽而远处简略；情趣贵在高雅而包容；意境贵在减省而委婉；气势贵在豪迈而汹涌；色彩贵在凛冽而润泽。这五点，是雪景画的上乘之处。李子曾经谈到绘画，田生说：“大概只有史痴吧？《江山》一图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这幅画如今落到我家，李子拿来观看，说：“如果没有痴人史痴，我还能同谁谈论雪呢？” 题写宋代大慧禅师手帖 宋朝遭遇金人的祸难时，有一天金人忽然提出议和。刑部侍郎张九成认为金人其实已经厌倦战争，只是故意虚张声势来震撼我们，于是陈述十件事情，说：“他们如果能听从我们的意见，我们就答应他们。”这样就必须把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当时秦桧竭力主张议和，用言语诱导张九成，但始终不能改变他的立场，于是深深憎恨他。张九成一向喜好佛学，后来有一天向径山的杲公询问佛法，恰逢当时正在讨论用神臂弓抵御敌人，杲公便借此作比喻。秦桧听说后，立即指责杲公为诽谤讥刺，将张九成贬到南安军，甚至把杲公流放到衡州。过了很久，又把杲公移到梅州。不久杲公恢复僧服，主持阿育王寺。手帖中说：“获罪废弃十七年，后来又蒙准许再次做僧人，又出来作粥饭主人等话。”说的就是这件事。吴城东的独闲上人长久收藏这幅手帖，如今传给他的弟子志勤。我看了它，私下觉得有些感慨。秦桧在宰相职位上时，屈己求和，甘心侍奉仇敌，凡是不同于自己的人，一概排斥。像张九成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逃脱他的打击；而杲公只是僧人，也同样受到牵连。那么当时遭他毒手的志士贤人，哪里数得过来呢？杲公在宋室南渡以后成为最著名的禅师，孝宗朝赐号“大慧”。但晦庵朱子说他做事缺少检点，喜怒也不合节度。看手帖中“憾藏谷家，发誓愿”等话，大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姚荣公广孝特别以忠孝来称许他，说他的一笑一怒、一骂一笑，无不属于佛事。荣公自己是佛教徒，难道这也是袒护同党、偏为同类的说法吗？题写武穆岳王祠 伟大啊，武穆承受天地本原之气，君臣之间的义理万世不变。他心中悬着日月，手中扶持社稷，巍峨堂堂，竭尽忠诚报效国家。春秋大义在我身上，何况那些陈年旧迹呢？一剑横霜。唉，秦桧这个贼臣！题写宋人杂花鸟册 右边这册宋人的杂花鸟画，共二十八幅：竹鹤一幅，松鹿一幅，梅月双雉一幅，桃花游蜂一幅，梅竹幽鸟三幅，梅竹双鸟一幅，双榴幽鸟一幅，白头冬青一幅，梅花小鸟一幅，杏花白练一幅，碧桃瓦雀一幅，枇杷青鸟一幅，翠禽香柑一幅，白榴小鸟一幅，雪树上的鹡鸰一幅，枯柳上的鹡鸰一幅，雪滩上的鹡鸰一幅，芦洲九鹭一幅，来禽黄■〈含鸟〉一幅，梅花下理羽的苍鹅一幅，浴水的苍鹅一幅，鹌鹑两幅，站在莲房上的鱼虎一幅，站在枯荷上的鱼虎一幅，游蜂墨蕙一幅。画面渲染设色，穷尽姿态，极尽变化，仿佛要同自然造化争胜，常常能在笔墨之间夺取造化的神妙。可惜题款都已废失，画家姓名能够辨认的，只有赵昌、马远、吴伯、毛和、吴珪，以及宗室彝斋、孟坚而已。赵昌的品格在神妙之间，马远次之，子固也有士大夫的风骨而不俗。其他画家在画史上并不十分著名，却能达到如此佳妙。假使李后主、宣和帝按照宋代明围棋的惯例担任大中正，而徐熙、黄筌、边鸾、易元吉在品第升降、评定丹铅之间辅佐他们，不知又会怎样评说这些画的妙处呢？然而我这一本，是从几十本中精选出来的，应当是我眼下所见的第一等。题写惠崇《江南春意》惠崇是诗僧，论画品不能抵得上荆浩、关仝的一半。但如今所看到的平湖小岛、汀洲花朵、水边禽鸟、渔舟茅舍，明丽轻盈、相互映带，种种天然情趣，实在不是南渡以后的人所能达到的。老米说，五代以来，凡是把江南景色画得稍稍清远的，往往都说是王摩诘的作品；如果没有惠崇的题识，难道就不能把它当作王摩诘的画吗？这幅画卷由杨先生应宁传到陈从训手中，从训也是京口人。当时春天呼唤小舟，在焦山、北固之间出现，画中景物和歌声相应；张志和所谓桃花流水，按照这个情景，应当同江山一起产生共鸣了。题写《洛中九老图》右边这幅《洛中九老黄鹄图》是黄鹄送给我的。黄鹄是南阳人，依靠武昌吴明卿居住。他相貌很丑，年纪二十多岁，却能极其充分地表现老人的高大、奇伟和婆娑姿态。我于是开玩笑同他约定：再过二十年，等你相貌变老了，我把你画在这九老中间，可以吗？九老之中，只有香山居士是稍微懂事的人；有人说海山仙宫有一座居士院，居士不肯答应，说：“该回去就回去，去兜率天！”我的意思很同他相合。果真如此，就应当把我画成十三岁的孩子，骑着黄牛，在三生石旁吹笛。题写丁尚书《忠义集》

译我刚刚脱去布衣取得功名，参加夏官的考试，因为有事而奔赴上谷，曾一两次经过土木的疆界；那里就是先朝明夷之地。我看见山岭道路迂回险峻，溪涧盘曲艰险，为此徘徊了很久。感叹当年皇帝的车驾和万乘之尊，怎么能从枕席之间经过这样的地方呢？边境警报扬起尘土，军队覆没都来不及救援；又感慨当时文武群臣相继被俘，竟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头颅鲜血溅到车轮上，只是白白让身体尸骸肥润荒原，甘心成为荡阴之役的后继，实在可惜。丰城人丁襄愍公当时以少司寇身份随行，督率阵前军队进击，逼近险地护卫皇帝，终于死于敌手，他的节操和刚烈最为显著。丁公在此以前曾同朝廷大臣一起进谏，皇帝没有听从；后来驻跸榆河，他上章进言尤其激切。到了宣府，又请求赶快回銮，这些建议都被奸宦压制，终于遭遇祸难。唉，丁公满腔热血，终于死得其所。朝廷记录他死于国事，追赠谥号并恩赏后代，把事迹载入国史；前后许多名公巨卿，又纷纷写文题咏纪念他。丁公的精神运行于天上，成为不灭的精魂；流行于世间，成为不朽的名声。读到这部文集的人，仰慕他的高尚品德，这就是考论其事迹的实录。我正在修撰郡志，向来仰慕丁公，于是题写在卷首，交给他的后代起龙，并告诉他说：“在你祖先以前为国殉难、死于交址的，有仪郎史氏；在你祖先以后投身河阳、死于国难的，有灵台杨氏，他们也都是丰城人。我私下想在乡里建三忠庙，画其像而祭祀，用来激励士大夫，但心愿至今还没有实现。”唉，谁说张丰只不过拥有能够刺破长空的两把宝剑呢？题写《戴生病记》过去我同苇航禅师居住在山中时，偶然说起昨夜的梦不吉利，该怎么办？他说：“梦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回忆；回忆它，又是一个梦。”他又说：“病好了以后，也不要再回忆生病的事。”我认为这话不对。做了梦又回忆梦，就会忧虑不安，种种烦恼无所不至。佛教所说的“颠倒梦想，迷惑不能解除”，就是这样。病后不回忆疾病，就会追逐欲望、补偿过去的欢乐，见到打猎便挽起袖子，后来就会无法收拾。大概回忆梦会使人痴迷，不回忆疾病会使人忘记疾病；但忘记它，对身体造成的祸害反而更加严重。称雄称霸没有超过齐小白的，中兴国家的君主没有超过刘秀的。究其创立基业、保全事业的方法，并没有别的。管子说：“君主不要忘记我曾经射中带钩，臣下不要忘记我曾经坐槛车。”冯将军也说：“愿国家不要忘记河北的灾难，小臣不敢忘记乘巾车的恩德。”说得好！戴生写这篇记病的文章，难道也是取“槛车、巾车”的意思吗？踩过冰才知道寒冷，靠近火才知道炎热；前车翻覆，后车就应引以为戒。这样可以保全身体，也可以扩展事业。戴生如果亲自读自己记下的病事，所得益处远远胜过读《岐轩素问》和《稽康养生论》。有人说：“雨过天晴、清爽之气到来，太空难道会忘记下过雨吗？”我笑而不答，只是庆幸戴生能够不忘自己的疾病，并把它写下来。拟定考试题目戏题 士子来到京师，向我询问考试题目，接连不断；朝廷士大夫也为自己的子弟写来短笺请我拟题。等我南归以后，乡里社学又逼迫索取，更加苦恼。我笑着回答说：“舞文弄墨、写文章，本来只是为了适意。一旦预先把题目定在心中，就很像画方格界限。学习写文章，难道还能挥笔写得尽兴吗？”苏季子得到太公的《阴符书》，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经过一年揣摩才有所成。如今读他游说六国的文章，曾有一个字引用《阴符书》吗？揣摩考试题目而不能写得精工，就如同文章家得不到《阴符书》，不能写成合纵之说。大体上，面对景物、因事触发，活用灵心，随手拈来，精妙的议论源源不断，从十指之间自然流出。这样的文章，难道会有固定题目吗？诸位学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坚持请求说：“用它来供我们在短时间内猜测题意罢了。”猜中了题目，力气省而功效加倍。我又笑着说：“我又不是东方朔，怎么能预先知道守宫窭的数目，替你们猜中题目呢？”学生说：“先生只管用题目衡量人才，法令自然由先生制定。”我笑得更加停不下来，说：“如果让我今天制定律，明天制定令，那么三尺法又在哪里呢？”即使如此，只要伏案熟习各种神妙文章，能够写成一百篇，自然有余力应付考试。这是古人作赋的秘诀：拈出几个题目，帮助你们操笔产生文思，实在不必预先规定题目一定是守宫窭的数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题写王甥尹玉的《梦花楼》开辟一间屋子，八面窗户都通着门。月明花开的夜晚，它如同水晶宫、万花谷一样。屋子的左边建一座楼阁，仙人喜欢居住在高楼上，因为那里适宜远眺、俯览，能在平地上拓展胸襟。楼中供奉达摩面壁像；达摩从西方来，悟入佛门，靠的是十年静心专一。设置蒲团以便安坐，放置一只香鼎，适宜焚烧柏子香；达摩像前放一盏长明灯，火焰传续不断，帮助我以智慧照见事物。置《楞严》一卷，每天诵读一两段，用来洗涤成见，达到见月而忘记指月之标的境界。《南华》六卷，读它以求得齐物、养生的道理。这两部书登楼阅读，只宜在辰时、巳时，天气尚未混杂，诵读容易有所领会。屋内前楹设置一张几案，放置先儒语录和古本《四书》白文；圣贤的精妙义理并不全在注疏中，正文已经足够，语录只用来相互印证，不拘泥于固定格式，这样尤其有益。北窗放置几卷秦汉以及韩愈、苏轼的古文，应当是平日熟读背诵过的，时时翻阅，领会其中的结构和脉络。名家著作中通晓当世事务的，也选列数篇放在卷尾，用来资助经世济民。西窗旁放一张宽长书几，陈列笔墨和古代法帖；有时挥笔临摹，有时兴致来时心领神会，迅速写下所得，时时拈取一个题目，不再拘限于日程功课。南角放一只古杯、一壶茶、一瓶酒，烧煮泉水斟满杯盏，浩浩然备具了读书的乐趣。题写《吴康虞逸初堂法帖》吴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的书法全都从墨迹钩摹出来。虽然像刀刃刚刚从铁砧上磨出，玉还没有离开璞石，却深厚淳朴而可爱。康虞精心裁定鉴别，又善于庄严装饰；钩摹刻写一定聘请高手。然而我听董太史曾对人说：“我的《宝鼎》不如《戏鸿》。因为《戏鸿》的刻手较为朴拙，谨慎地遵守尺寸，不敢让笔意完全显露；而《宝鼎》出自吴中的巧匠，以意趣作为刀锋，务求把刻工显露出来，对于淳厚古朴的意味反而可能有所损失。”我反复体会这句话，看来书法的妙处并不在于工巧，失误也不一定在于拙朴；合于守法，却又能脱离拘泥；处在远近雅俗之间，其中有难以言说的道理。康虞应当自己仔细体会。题写默公《庐山结社》卷

译谢监自己称许许询，认为天上的境界在后，成佛的境界在前，大概是因为胸中还存着“慧业文人”四个字。这四个字尚且没有超脱，慧远公怎么能不拒绝他呢？我曾笑文人把自己看得太高，而佛却认为他们仍然属于同类，尚未脱离六道轮回。陶公饮酒赋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时他已经把自己置于庐山之外，这座山的面目早已落入他的眼中。慧远公想让他加入社中，但陶公只是皱眉不肯。正因为他不肯，慧远公才更加想让他加入。由此看来，世上那些一心求加入的人，都是慧远公所不愿接纳的。天下的事情有机缘，无不如此。老默看待社中的众人，那么在陶公、谢公二人之间，他处于什么位置呢？我也想借此观察老默所谓二子之间的优劣，这其实就是颜回与卫玠之间的优劣。题写贝叶画 贝叶作画，意趣所到，偶然同外物触发感应，笔墨便随着它而来。前面没有可以依据的范本，后人也不必把它奉为法式。只是它能够保存到今天，守护它而没有遗失，所以值得珍惜。万物本来没有坚脆之别，寿命长短取决于它所依托的东西。这幅画是上海朱氏家藏，我留玩了好几天，题写之后归还给他。停止写牍题言 停止写牍。从此停止写牍。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因为甲子之灾。从今以后再也不说一句话了。我天性不擅长写诗，代人作诗又不屑为之，尤其厌恶作序。并不是王、唐时代的文章和秦汉古文，都必须在篇首题写几句。如果不是这样，赞誉之言又有什么益处？唉，士人本来就应当有所羞耻。为贺秩、献寿、刻碑颂德所写的文章，往往谄媚泛滥、缘饰疏略而夸张；推荐书牍的文章则低声下气，比谄媚之文还低下。这些事我不再做了。题写《虎井诗》我客居南方时住在一座园子里，园子向东几十步，土人说那里有虎井。我喜爱这个名字，便拨开丛生的草木前去寻找。井上没有石栏，井中没有长绳，旁边也没有车辆马匹的粪尿。取水的人家不超过几家，每家不过几瓮；我亲自汲水品尝，味道甘甜清冽，同河水、泉水混在一起也难以辨别。每天煮一瓶水来招待客人，客人也就无法从韵味上分辨它。茶喝完后，总会产生悠远的思绪，于是把作诗当作清雅的功课，这口井大概也给了我一点帮助。因此题作《虎井诗》。事物本来有些是不能忘记的，古来的名胜常常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后世或许有人知道我的诗，经过虎井时指着它说：“谭子题咏成名的，就是这里。”这样，我也算回报虎井了。题《退寻诗》三十二章记 我在秋天寻访九峰，连续三年都怀念它，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前往。从春天到秋天，几乎成了山中人。后来退居在湖上，又成了湖上人。这才开始追寻搜访，才真正审察它、认可它，于是如今才有这些诗。山的妙处，不在游览而在居住。游览者是客人，居住者是主人；成为主人，心里才安定。于是作《入九峰诗》。春秋在眼前流逝，惆怅地回来，于是作《别诗》。不是雷雨昏暗幽深，就一定登山，作《上山诗》。上山之后，低回流连而不忍下山，作《下山诗》。游览九峰的人，攀登平林，经过泉桥，礼拜香刹，在山房住两夜，把这些当作雅事，却没有时间登上峰顶。从哪里到哪里，我却不这样做，于是作《遍行九峰诗》。那里有学公塔，学公就是开山祖师。想到他的精神不出山外，于是作《礼塔诗》。学公的法力坚固长久，像浴佛、诵经等各种教法，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于是作《浴佛诗》。此外只有一两间僧房传来木鱼声，于是作《劝僧工课诗》。九峰的胜景，一在松树，一在茶，一在笋。笋园不多，家中有两个小童，善于寻找竹笋，于是作《食笋诗》。茶叶卷曲的为上品，舒展的为下品；茶有三采，于是作《头茶诗》《二茶诗》《三茶诗》。雨前茶已经真正精妙到不在芥子之下了，于是作《雨前催僧诗》。茶随制随尝，不依靠僧人，也不依靠童子，我同弟弟一起烹煮品饮，于是作《造茶尝茶诗》。我长久面对松树，私下认为松树的精神栗然，适宜寺院；松涛的声音缕缕不断，适宜作枕；松烟愤然升腾，适宜清晨；松树的形状矫健，适宜建楼。松影淡然，适宜月下观赏。唯独没有观察大雪时的松树，想来那时也一定适宜，所以作《楼宿听松诗》。又作《晨起看松诗》，作《月下看松诗》，作《遍上层楼看松诗》，详尽表达对松树的喜爱和敬意。见到樵夫进山，就劝他停止砍伐；劝不住，便为此叹息，于是作《松柴诗》。那些残枝颓败地倒在地上，有的是因为风，有的是因为树老，有的是因为鸟雀，有的是因为斧头。因斧头砍伐而残断的，实在不忍说。拾取松枝的人有什么罪呢，于是作《拾松枝妇人诗》。我天性爱闲游，遇到可以停留的地方，就召弟弟和朋友一同前往：在桥上，作《坐泉桥诗》；在池边，作《坐池上诗》；在石上，作《携卷选石诗》；在廊下，作《纳凉于廊诗》。长廊东西相通，下雨时不用伞也不用木屐，又作《长廊诗》。在殿中，作《开殿反锁诗》；在田间，作《寺田诗》。由此产生远大的思绪，于是走出山谷，作《出谷诗》。我先带着弟弟元声、元礼，孟子从有时跟随，刘子从有时跟随；有时诸位弟弟走在我前面，我也跟随他们。听说有客人来，便欣然迎接，作《客至诗》。有人邀请我，我也前往，作《饮山中人家诗》。这些诗的题目有的按次序，有的没有按次序；总共三十二首五言绝句，编成一集。这一集记下山谷的开合、虫鸟的哀乐、僧农的聚散、雨晴的升降、钟磬声音的润燥。我虽然终身不会忘记这些，何况才刚刚离开它呢？这就是庐山诸道人游石门时所说的“退而寻之”。向前走去寻找，所得浅近；退回来寻找，所得深远。从前在秋天寻访，又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二章〕 题写《客心草》

译有位客人从竟陵出发，经过郊郢，渡过长江，经过江陵、公安，到澧水寻访武陵，直到晨时走遍酉地，看见福建的蔡先生，纵论义理，唯恐一天时间不够。忽然又想到南岳，于是有一天泛舟桃川，溯流而上蒸湘，打算从那里登上岳楼，观看洞庭湖夏季水涨，再回来。往返将近五千里，于是自己把从“渔仙”以上的诗题作《客心草》。客人说：“我如今是在后世胜过古人，往返走过这条路。古代以万乘之尊作客于二酉的，是穆天子；他的心荒远。有因为依附他人而作客江陵的，是王粲；他的心卑下。这两种心境都不值得说。这里是公安，是子美停留数月的地方；他的心沉沉然，仿佛被滞留。这里是澧水，是三闾大夫思念公子的地方；他的心涔涔然，仿佛泪水不断。这里是武陵桃源，是刘子骥有志前往却没有到达的地方；他的心寄托得已经很远了。这里是五溪，是李太白因此被流放夜郎的地方。于是想到洞庭落叶、潇湘秋色，他的心直到今天仍然耿耿不平。所谓心，可以使万物获得意义并形成言说。我因为蔡先生而来，又靠两只脚穷尽二酉；为了寻找仙源而乘舟乘车，又想把洞庭、南岳作为归途，心中若有所忧，又若有所失，独自走在五千里之间。没有穆满的荒远，没有仲宣的卑下，没有子美的沉滞，没有灵均的哀怨，也没有子骥的高尚，更没有供奉的旷达放纵，而只是自成一种客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不能强求相同。”于是自己把从“渔仙”以上的诗删定，题名为《客心草》。题写《简远堂诗》诗文之道，并不是随便写写而已。它最大的弊病有两种：质朴的作品没有滋味，灵动的作品留下雕琢痕迹。因此有志于写作的人，常常在这两者之间精心斟酌，观察它们的程度来决定深浅。必须让一句话的灵动能够带动全篇的气韵，让全篇的质朴能够滋养一句话的精神，才算善于写作。谭子说：古人一句话的精妙，往往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常常借助前后左右宽裕、朴拙的气息，使人本来没有什么可喜的，忽然就感到喜悦。这就像心在身体内部，眼睛在身体外部，神光只有一寸，其余全是皮肉、肌肤、毛发。如果全身都是心，心外全是眼，人就大为不祥了。然而前后左右用来藏住这一句话的，也一定要真正具有古人那样宽厚质朴的气息。如果把古人不可思议的话语藏在今人漫无精气的篇章里，就会连同它的妙语一起受到拖累。譬如一个人怀有仙佛之心，即使包裹它的皮肉肌肤长满疥癞还可以，难道可以像市井之人那样粗鄙吗？我向前追求灵异奇妙已有十年，退回来追求质朴又有七八年。对于所谓灵与朴，始终隔着一层，不能融合，但我的心意也未尝不想把它们传下去。这就是所谓名根。人若不忘记名声，就会自爱名声；有根，就不会浮泛。把它藏在名山中，传给真正能够理解它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把碑沉在水中，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把它放在山巅呢？所以取得它的目的应当长远，珍惜它的态度应当郑重，不必亲眼看见结果。为了名声，我回去以后难道忍心承受百年寂寂无闻，来同那些不可知的人结下联系吗？这种名根确实值得思量。我曾见过，有些人迫切求传，反而不能流传；他们躲避一时的诽谤，贪图众人的称誉，最终却并不切合后世的好恶，生前耗费的心血和光阴实在可惜。又有人一味追随古人，长期埋没，晚年才出名，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流传。古人能够流传的地方，未必都在他们真正流传下来的地方；古人自己流传名声的道路，难道还能再成为后人可以重复的道路吗？即使字句丝毫相合，苦心经营多年，但在山中迷路的人只会越来越深、越来越迷。谭子说到这里，悚然失去了他所谓的“名根”，说：“灵与朴，是我不敢忘记的。”至于能否流传，本来或许也有命数。我哪里知道呢？我哪里知道呢？《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六十六 （明）贺复征编 题三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纸就是战场，笔就是刀和长矛，墨就是头盔铠甲，水和砚台就是城池，心意就是将军，基本功就是副将，字的结构就是谋略，挥笔就是吉凶，起笔落笔就是号令，转折就是杀戮。想学书法的人，先把砚磨好、墨调好，凝聚精神，安静思考，预先设想字形的大小、俯仰、平直和振动，使筋脉相互连贯；意念先行于笔端，然后才写字。如果横平竖直彼此相似，形状像算筹，上下方正整齐，前后平齐，这不叫书法，只能算得到点画罢了。从前宋翼常常这样写字。宋翼是锺繇的弟子，锺繇便斥责他。宋翼三年不敢见锺繇，潜心改进笔迹。每写一波，常常三次转折笔锋；每写一点，常常藏锋落笔；每写一横，像战阵中云气排列；每写一戈，像百钧强弩发射；每写一点，像高峰上坠落的石头；转折像钢钩；每写一牵，像万年枯藤；每写一放纵，像受惊的蛇穿过水面。宋翼起初书法很差，晋太康年间，有人在许地下挖破锺繇的墓，获得了他的笔势，宋翼于是读习它，依照这种方法学习，名声便大为振起。想学真书和行书，都应当依照这种方法。如果想学习草书，又有另外的方法：起笔要缓，收笔要急；字体的形势和姿态，要像虫蛇相互钩连而不断，同时还必须有棱角、有侧势、有起伏。用笔也不能写得齐平，字形大小不能完全一样。每写一个字，都应当有需要落点的地方，先把其余的字全部写完，然后再安置那个点；这个点必须在空中远远抛笔写成。草书也必须含有篆书的形势，并杂有八分、古隶的笔意；也不能写得太快，以免墨色不能渗入纸中。若写得太急，意味就浅薄，笔锋只会直直带过。虽然有章草以及章程、行押等写法，却不用这种笔势，只用击石波而已。所谓击石波，就是缺波。八分书还有一种波，叫作准尾波。锺公的《泰山铭》和魏文帝的《受禅碑》中，已经有这种字体。书法首先必须把八分、章草的笔势引入隶字之中，来振发人的意气；如果直接取用俗字，就不能先振发精神。王羲之年轻时学习卫夫人的书法，以为已经很有成就；后来渡江北游名山，看见李斯、曹喜等人的书法，又到许地看见锺繇、梁鹄的书法，再到洛阳看见蔡邕的石经书法，又在堂兄王洽那里看见张■〈日上永下〉的《华岳碑》，这才知道学习卫夫人的书法只是白白浪费年月。于是王羲之改换了原来的老师，又从众多碑刻中学习，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书法。当时年五十三岁，恐怕风中之烛将要熄灭，所以留下这些话教诲子孙。可以收藏在石室中，价值千金也不要传给别人。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写。题《燕太子丹传》后

译荆轲感念燕丹的恩义，把匕首装在匣中带入秦国，劫持秦始皇，想以此保存燕国、使诸侯得到宽缓。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也算是一名壮士。可惜他的智谋不足以了解变化、识察时机。秦始皇的做法不同于齐桓公，曹沬能够成功，荆轲却只能牺牲自己，这就是他们所遭遇的不同。至于想要劫持秦始皇、驾着槛车到燕国去，连儿童妇女都明白这件事不可能，荆轲却仍然去做；他的失败，并不是燕丹的心愿不幸。只要能够报复秦国，即使把整个燕国献出去也不顾惜，何况一个美女呢？荆轲竟不明白这一点而承担这件事，实在浅陋。题《东汉传》后 穿着儒服而戴着汉代的冠帽，别人一看见就害怕，这是以威势压迫自己的德行，必然会有人拿着武器等待对付他。君子救济时局，也一定要审察时势、估量力量，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做不到，就应当安静下来，以道义镇定局面，而不是教训、驯服别人，徒然激发锋芒，果断地同人搏斗。道义不能感化，力量不能制服，这将使时局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因此元礼等人最终招致钩党之祸。至于张俭，又不能引刀自决，区区一身，即使使天下残破，对自己的道义又有什么补益呢？陈太丘能够容纳众人，郭有道能够诱导人向善，他们的用心从未在于压制别人，而别人也没有因此加重对他们的祸害，利害得失由此可见。况且猛兽不改变暴虐，麒麟也不能算仁兽；恶鸟不停息鸣叫，凤凰也不能算祥瑞。何况那两三个人，甘愿在权贵面前逞强，喧嚷不休以至造成大乱；只有坚持正道而能够屈己的人，或许才可以同权势相抗衡。题《柳柳州集》后 金属的精粗，考察它发出的声音，都可以辨别出来。难道清越的金属能作磬，浑厚的金属却能作钟吗？既然如此，作者写文章、写诗，才华和格调也可以从中看出。难道他只擅长那一种而不擅长这一种吗？我看文人写诗、诗人写文章，才知道这取决于他们所崇尚的方面；一旦专心于某一领域，探究研磨就会更加深入，所以能够把工力显露在不朽的作品中。这也如同力气很大的人争斗时，双方所持的器械各不相同，却都能够取得胜利，成为强劲的对手。我曾经读韩吏部数百首歌诗，他驱使驾驭气势，仿佛掀动雷霆、扶持闪电，支撑在天地的边际；万物形状的变化，不能不随着他的呼吸而鼓舞运行。其次是皇甫祠部在文集之外所作的诗，也遒劲飘逸，并非没有深密的意味，只是有时来不及充分表现罢了。如今我在华下才得到柳诗来品味，发现他探求搜寻的深度，也已经达到深远境界。假使他能够穷困而长寿，继续抗志极力思索，那么本来不是那些琐屑浅薄的作品可以轻易拿来评定优劣的。我又曾看杜子美祭太尉房公的文章、李太白佛寺碑赞，宏伟拔俗而清峻严厉，这正是他们歌诗中的气象。张曲江的五言诗沉郁深厚，也正是他的文章笔力。二者难道相互妨碍吗？唉，后世的学者见识狭窄浅薄，只凭片言只语，不能自己辨别，已经互相侧目、彼此诋毁了，真可痛惜！因此题写在《柳集》的末尾，希望使后世评论它的人不被偏颇的说法迷惑，从而能够涵盖并认识它全部的工力。题《唐氏六家书》后 永禅师的书法骨力气势深厚稳健，体势兼具各种妙处，精熟到了极点，反而造就出疏淡的境界；如同观看陶彭泽的诗，初看仿佛散漫舒缓、不能收束，反复品味不已，才认识到其中奇特的趣味。如今法帖中有“不具，释智永白”的字样，错误地收在逸少一部中，但也并不是永禅师的书。所谓“谨此代申”，是唐末五代流行的俗语，书法也写得不好。欧阳率更的书法精研紧密、挺拔出群，尤其擅长小楷。高丽派使者来求购他的书法，高祖感叹说：“观看他的书法，便以为他一定是魁梧奇伟的人。”这并不是懂书法的看法。一般说来，书法像它所表现的人的性情。率更相貌清瘦，聪敏悟性超过常人；如今看他的字，劲健险峻、刻厉严整，正好同他的相貌相称。褚河南的书法清远萧散，略微杂有隶书体势。古代评论书法的人，也兼论书写者的生平；如果不是品格相称的人，即使书法工巧，也不值得珍贵。褚河南固然是忠臣，但有一件诬陷杀害刘洎的事，使人心中怏怏不平。我曾考察其中实情，恐怕刘洎晚年性情偏激忿怒，确实说过类似伊尹、霍光的话，并不是褚遂良诬陷他。若不是这样，马周明明说刘洎没有这句话，太宗仍然诛杀刘洎而不追问，马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大概是武后朝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诬陷刘洎，而史官不能辨明。张长史的草书颓然任性、天然放纵，略有点画之处，却自足地表现出意态，被称为神妙超逸。如今世人称赞擅长草书的人，有的却连楷书、行书都写不好，这实在是大错。楷书产生行书，行书产生草书；楷书像人站立，行书像人行走，草书像人奔跑，从来没有不会站立、行走却能奔跑的人。如今长安还存有长史的楷书和郎中的《石柱记》，书法简洁疏远，像晋、宋之间的人。颜鲁公的书法雄健秀美，独树一帜，一变古法，正如杜子美的诗，格调、气势都是天生的，兼有汉、魏、晋、宋以来的风流，后世作者大概难以再下手。柳少师的书法本出于颜真卿，却能自创新意，一字价值百金，并非虚言。他说“心正则笔正”，不只是借书法讽谏，确实是合乎道理的。世上的小人写字，虽然工整，但神情终究有斜视媚人的姿态；不知道人的情态会随着想象而显现，难道正如列子所说的那个疑心窃斧的人吗？还是确实如此呢？然而若竟使人看到他的字仍然厌恶他，那么这个人的品行也就可知了。我被贬居黄州，唐林夫从湖口寄信给我说：“我家有这六人的书法，请你替我略加评论，并写在后面。”林夫的书法远胜于我，反而来求我评论，是什么缘故呢？这也实在无法明白。题写《校书图》后【黄庭坚】唐代右相阎君所绘的粉本《北齐校书图》中，有士大夫十二人，侍从、办事人员十三人；坐榻、胡床四张，书卷、笔砚二十二件，投壶一件，琴两张，懒几三张，支颐用的几案一张，酒榼、果篮十五件。其中一人坐在胡床上，脱帽正要落笔，左右侍者六人。似乎是秘书省中的官员：四位长官共坐一榻，摆设饮酒器具。其中一人下笔疾书，一人握笔仿佛有所谋划，一人想要逃走，被同舍以酒挽留，并且让侍者给他穿靴子。两张榻相对摆设，坐着七个人。其中一人展开书卷，一人拿着笔，回头看去仿佛有所询问；一人用手托腮，回头看侍者斟酒；一人抱膝坐在酒旁；一人右手拿着书卷，左手扶着支颐的几案；一人右手握笔托腮，左手展开半卷书；一人仰靠懒几，左右手都在展开书卷。笔法简略处不缺漏，繁密处不杂乱，真是天下奇妙的笔法。这是已故奉议郎、知富顺监京兆宋元寿所收藏的画，最初从荣阳盛孟适处得到，大概是文肃公家旧藏之物。建中靖国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黄庭坚从戎州来，将要下行荆州，船泊在汉东市，才认识富顺君的儿子兆吉长，观看这幅画，赞叹欣赏了整整一天。吉长拿出来让我观赏并惠赠给我，我不忍心取走，便写下它的大意，使它一同收藏。这种笔墨的妙处，必须等到精于鉴赏的人才可以拿出来展示；廉洁的人一定不会取，贪婪的人也不值得赠给。赵润甫在烛下书写。

译题写东坡字迹后【黄庭坚】东坡居士极不吝惜写字，但不能向他求字。有人求字，他就严肃地责问，有时始终不给一个字。我在礼部锁试期间，每次来拜访他，案上的纸张无论精粗，他都写满才停止。他本性爱酒，却不能喝到四五龠，便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也不道谢，倒头就睡，鼻鼾声像雷一样。不久酒醒，落笔如风雨，即使是戏谑之作也都含有意味，真是神仙中人。这哪里是可以同当今那些文人墨客争高下的呢？题写自己书写的卷子后【黄庭坚】崇宁三年十一月，我被贬居宜州，已经半年了。官府说我不应住在城关以内，于是这个月甲戌日，我抱着被子进城南住宿，住在我租来的房子里，房名叫“喧寂斋”。那里上面漏雨、旁边进风，没有任何遮盖；市场上的声音喧闹混杂，别人都认为无法忍受这种忧苦。我却想，我家本来务农，假如没有走进士之路，那么田里的房舍也就是这个样子，又怎么会不能忍受这种忧苦呢？安置好卧榻后，我焚香坐着，房子正对着西邻屠牛的机具，替资深写下了这卷文字。实际只用三钱买来的鸡毛笔书写。题瑞安宰董煟拿出来的苏轼、黄庭坚二帖后【叶适】害怕败坏群体的百姓、掣肘循吏，是监司、帅守共同的祸患。山谷的这封帖，倒应当让上官看看，或许能替你提供帮助吧？苏轼的书法和董氏亲自书写的文字，都是你家旧藏之物，源流已经很远了。陶渊明官职微薄而困苦忧愁，苏公被贬居处仍安于天命，按道理本应如此。你凭借才干和声望被举荐，治理繁难的县邑，正应当忍让处事、爱护百姓，最终成就美好的政绩。恐怕你轻易忘掉这个心意，日后随时遇到感触，就会动起浩然之思，因此不可不预先考虑。题写《石月砚屏》后【叶适】欧阳文忠公的石月砚屏，我曾在陈文惠公的后裔陈忠懿家见过，他们说是欧公从前赠送的。欧公喜爱把玩，却不自以为满足，甚至说太阳、月亮两种光明分为三类；苏子美、梅圣俞又各自作了说明。美与丑相互争论，反而使这块石头蒙受污垢，实在可叹。真正的事物，世人未必珍贵，往往只珍视它的相似之处。然而相似的品类也很多，大概只是偶然，而且都是人们共同看见的，不算十分奇异。月亮中有树，世人无法看见，只是相传如此罢了。这块石头的晕纹正好圆满，白色之中包含着树影；纹理因为它可以看见，形象却是世人无法看见的。虽然很难说清，如果相传的说法并没有错，那么石头像月亮，便有足以称奇的地方了。何况还经过诸位公卿博大的辩论，流传将近二百年呢？陈君应当珍藏它。嘉定癸酉年。《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七 （明）贺复征编 ○题四 题写司马温公手帖后【明·宋濂】右边这幅是司马温公写给范忠宣的一封信，收藏在楚郡龙云从家。云从偶尔请我在后面题写。宋濂听说，哲宗刚即位时，崇庆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起用司马公知陈州；他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门下侍郎。范忠宣也从庆州召回，任右谏议大夫，不久升为给事中。这封信正是此时所写，大概是元丰乙丑年冬天，或者元祐丙寅年春天吧？司马公自熙宁辛亥年居住洛阳以来，任留司御史台，再任提举崇福宫，四任提举崇福，直到此时才掌握政权，所以信中有“闲居十五年”的话。司马公当时大概已经六十七岁，新法正盛行，附和的小人很多；他估计无法阻止，于是闭口不谈，所以又有“再求得一任散官，守到七十岁便依礼退休”的话。当时章惇、蔡确、黄履、邢恕等人如蛇盘蚓结，牢不可解；司马公刚从外地来，孤独地站立，因此又有“如一片黄叶在秋风中，几时能不危险坠落”的话。司马公的志向实在令人悲哀！然而司马公与范忠宣一向相知；司马公居洛阳时，范忠宣正请求罢免齐州政务，任判东京留台，于是二人一同举行真率会，他们志趣相同、道义相合，本来并非一天形成的。熙宁年间的法令，二人都共同憎恨它的危害；但在具体施行上又有不同：范忠宣只是想去掉过分严酷的部分，司马公则想彻底铲除、拔掉根本。虽然信中有“随着时机开导说明，不要再留下形迹”的请求，但两位贤人的见解，仓促之间实在不容易完全一致，难道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所以才让事情如此吗？司马公写完这封信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就在冥冥之中归于化境；范忠宣继任司马公为左仆射，竭力以博大胸襟开启皇帝的心意，在内着力革新士风，四海正抬头盼望天下得到治理。没有过多久，颍昌的任命也突然下达了，岂不是更加令人悲痛吗？读到这封帖的人，应当知道治乱的关键所系，绝不能把它当作寻常书信看待。题写《天台三节妇传》后【宋濂】我修撰《元史》时，天台拿着三位节妇的事状来请示，皇帝命另一位史官起草稿文，亲自加以删定，编入《列女传》中，奉诏刻印流传于世。在此之前，会稽杨廉夫曾为她们作传，记载的事情比史官所记多得多；大概国史应当简略，私人传记适宜详尽，体例本来就是这样。近来我与台州士人交游，曾询问此事，才知道杨廉夫所记仍有遗漏，于是根据他们的话加以补充。杜思綗娶沈氏，生了三个女儿和儿子杜勤后去世。继室宗媛是秘书丞陶谊的女儿、陶谊长女，生了一个女儿。杜思綗也去世了。宗媛不再涂脂沐浴，侍奉年过七十的婆母，使她得到欢心；对待沈氏的孩子，简直比亲自抚养还亲。十八年间，把他们的婚姻嫁娶全都办完。丁未年九月壬寅日，台城陷落，火焰照亮天空。宗媛保护婆母的灵柩，不忍心离开到别处，被士兵捆住驱赶。宗媛不肯服从，士兵发怒，把刀刺入她的脖颈，深入二寸多，却没有流血，刀也陷在里面。临死前她没有别的话，只是不停念叨杜勤，说：“杜勤如果不在了，我还盼望什么呢！”宗媛的妹妹宗婉嫁给周本，也在同一天投水而死。陶谊的妻子王淑见事态紧急，抱起名叫长已的孩子，嘱咐乳母说：“抱他回到他父亲那里；长已还活着，我就不会死。” 于是她披散头发，慌乱地奔走。第二天事情平定后，寻找王淑却找不到。王淑托梦给侍女说：“我以义为准则，不肯辱身，已经投到南乡杜氏的井中死了。身上所带的簪子耳饰也一同投入井里。”侍女把这件事告诉汉生。汉生是她丈夫的字。天刚亮便去寻找，果然全都在井中。这件事发生在十月乙巳日。然而人被刀刺而不流血，宗媛是这样；王淑虽然死了，她的精魂仍能感动事物，使其不乱。由此可知，贞节之人，其超绝之处确实与常人不同。士绅之家互相讥笑节妇时，往往斥责说：“女子妇人，女子妇人，尚且有这样的节操。”唉！题写《伊尹古像卷》后【宋濂】

译我曾读孙季昭《示儿编》，其中说，书中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其中“放”应当作“教”，因为两字篆文相近，所以讹误了。他的论说非常伟大，句曲外史张天雨能够采用他的说法，写在伊尹古像后面，确实是通达事理的言论啊！不过，汲冢竹书所记又为什么同这个说法如此不同呢？题写《天台陈献肃公行状》后【宋濂】我经过濠梁时，天台王公完拿出考亭朱子所撰写的陈献肃公陈良翰行状，请我题记。朱子的文章古今共同尊崇，我哪里敢再赞美一句？但如果陈公的事迹和品行还有遗漏，也是学者不可不知道的。考查《宋孝宗实录》说：乾道五年十二月，枢密都承旨张说奏请置酒邀请诸位侍从，皇帝答应了。张说退下后约请宾客，唯独兵部侍郎陈良翰没有来，张说非常不满。皇帝派中使赐给张说上等酒和珍贵膳食，张说便附带上奏说：“臣奉旨召集宾客，陈良翰却不来，这是违背圣意。”不久皇帝又命令再赐酒，张说再次附带上奏，陈良翰最终仍不肯来。夜漏将尽，忽然传来皇帝亲批：“陈良翰授任谏议大夫。”在座宾客都惊愕不已。这件事与唐玄宗时宋璟拒绝王毛仲的事正相类似；若不是有刚正不阿的操守，谁能做到这样呢？自从奸臣秦桧主张和议，史浩、汤思退相继附和，和议便牢不可破。孝宗恢复失地的志向虽上达于天，最终却没有实现。不主张和议的，只有张浚、胡铨、张阐、张震以及陈公等几个人而已。陈公一生的大节，此事最为显著，所以朱子特意详细列出。至于舍弃重大的事而记载细小的行为，也是记事体例本来应当如此。然而朱子编修《资治通鉴纲目》，宋璟的事又何尝没有记载？何况孝宗知人善任，远比唐玄宗高明，也合乎应当记载的原则。难道当时不知道吗？还是偶然忘记了？《实录》原来收藏在元朝内府，萍命之后竟不知道藏在哪里。行状中既未收录，修撰《宋史》的人又失于采集。周公谨记载孝宗圣政，虽然说是完整记录，却误把它指为同时任从官陈良佑的事。我担心后人无从考察，特意替它补上缺漏，交给王公完保存。王公完字继远，是陈公的七世孙，如今出继给王氏。题写余廷心篆书后【宋濂】右边这四个大篆字，是豳国忠宣公余阙为浦阳戴君叔能所书。至正九年，余公持使者节来镇守浙部，我与叔能一同去拜见，余公极力奖勉我们，分别写了几幅斋扁作为赠礼。余公离开浙江以后，江南大乱，荆楚一带都被伪汉陈友谅占据。余公当时以江南行省右丞分治安庆，安庆前后都是盗贼出没的地区，唯独他坚守了六年，大小二百多次战斗，从未败北。不幸粮食断绝，城池陷落，余公于是投水而死。君子称赞他的重大节操可以与日月争辉，确实如此！余公的文章和诗歌都超逸绝伦，书法也清劲有力，与他的为人相似；然而其中忠义之气足以震慑乱贼，使清正、邪恶都为之激荡天地。凭借它安排君臣之位，借助它安定天下，难道是小事吗？即使所写的字并不工巧，仍应流传万世，何况还能达到精妙境界呢？这张纸所在之处，一定有神物呵护；看见它的人，应当像读张中丞的诗、看段太尉的笏一样，肃然起敬，不可只把它当作书法作品看待。余公是唐兀氏，名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统元年进士，世代居住武威，如今成为合肥人。题写文履善手帖后【宋濂】右边是少保文信公的手帖：“我任知赣州时，在六月发出。文公自从被贾师宪忌恨，咸淳壬午年便援引钱若水的先例，上奏请求退休。第二年癸酉，绍陵特意起用文公提点河南刑狱。又过一年甲戌，改任知赣州。文公当时才三十九岁，任赣州知州刚超过一年；到了德祐乙亥年秋天，便率领勤王军队赶赴临安，所以所谓六月，正是甲戌年的六月。又过一年丙子，宋朝灭亡。再过两年戊寅，文公在朝廷被王惟义擒获。又过四年壬午，文公因尽忠而死于燕地，这就是本朝至元十九年。距离写这封帖，大概已经过了九个寒暑。”丙申年春天，有客人拿《悦生堂兰亭本》来请求题跋，上面有师宪的题记，我因而斥退了他，无暇顾及。不久，胡君忽然拿出这卷给我看，我拜了两拜，起身观看，恍惚如同在先王时代见到宝玉和大弓，仔细玩味，舍不得放手。唉！善与恶存在于人的内心，其不可磨灭竟是这样，即使经过千万世也不会改变，实在令人深为警惧啊！题写医者王养蒙诗卷后【宋濂】李君一初为王养蒙行医作序，并且赞美他不屑于做官。我却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虎豹、鹰鹯尚且靠杀死其他动物来养活自己，直到死也不厌弃；驺虞看见活的草便不折断，看见活的虫便不踩踏，它们的嗜好不同，是出于天性。把两种性情互换，便都会死亡，这是事物的规律，为什么偏偏要对人感到疑惑呢？所以做官和行医是两条道路：把救活人当作功业，是行医的道路；内心慈爱宽恕，仁人便喜爱这种人。只图自己获利而不顾及他人，是做官的道路；内心残忍刻薄，不仁的人便喜爱这种人。因此，用做官的心态行医，医业必定败坏；用行医的心态做官，自身必定困穷。善于行医的人不屑做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过，如今还没有以行医的道理来做官的人，却有以做官的道理来行医的人。这样看来，王养蒙是贤者吗？所以我发挥李君的话，附在《孟氏》论巫医、工匠的末尾。题写《受禅碑》后【方孝孺】

译曹氏父子用禅让的文辞来掩饰篡夺窃取，事情本身已经污秽不堪。当时群臣极力铺陈赞美，说仿佛舜、禹再次降生，还把这些话刻在金石上，向后世夸耀。如果事情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难道会因为一己私利，苟且蒙污而不知自己的罪恶吗？还是因为受到乱贼威势的逼迫，即使有君子也无法自守正道，只能顺从他们呢？然而汉朝将亡时，曹氏篡夺、弑杀的征兆早已暴露天下很久了。豪杰之士估量自己不能做曹氏的臣子，就应该像管幼安那样渡海离去，洁身自好以躲避它。不能果断离开，反而徘徊留恋利禄，勇气不足以为节操而死，智慧不足以平定乱局，忍受羞耻以求容身，争相阿谀奉承来保全自身，这就是小人。当时的群臣就是这样。贤士君子，是国家的根本；全国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国家还能依靠什么而不灭亡呢？这块碑上所称颂的，都是曹氏所谓辅佐受命的功臣，实际上却是危害汉朝的贼人。借助贼人来建立国家，国家还没有建立，贼人和国家就将相继灭亡。只传了一代，软弱的儿子、坚硬的孙子便被司马氏凌辱劫夺；接受禅让的曹氏尚未死去，受禅的“舜”却已经先亡。靠这种手段得到的，必定也会因这种手段失去，实在可以说是千古的鉴戒。而那些赞美夸耀的虚假言辞，只能成为后世取笑的材料罢了。对败亡又有什么益处呢？题写黄东谷诗后【方孝孺】古人说诗歌能够使人困穷，忌讳困穷的人因此不再学习诗歌。所谓穷，是困顿、挫折、屈抑、郁结；所谓达，是志愿得以实现、心意得到满足。人的穷困有三种，贫穷和卑贱不在其中。心里不能通晓道德的要旨，叫作心穷；自身不能遵循礼义的道路，叫作身穷；口中不能说出圣贤法度的话，叫作口穷。三者有其中一种，即使住在高台大厦，出门掌握将相的权力，入内享受各种完备的供奉，车马、衣服、饮食足以在市井中夸耀，但口想说话却没有相应的辞藻，心想快乐却又有所牵累，他的穷困依旧如此。没有这三种忧患，内心无愧，身体没有过错；当志愿实现、意气充满时，发而为言语文章，上等的便宣扬伦理政教的根源，其次的便叙述风俗和山川的美好，下等的便探究草木虫鱼的性情，描写妇女儿童的歌谣，用来舒展胸中积蓄的情感，浩浩荡荡如江河奔流，灿烂如日月星辰显现；怨恨、思念、喜悦、欢乐、爱好、憎恶、仰慕、感叹，没有不充分显露的，连天地造化和鬼神都将避让，又何必因为区区富贵而感到不足呢？这才可以叫作达。即使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谁又能说这是穷困呢？世人不明察这一点，侥幸拥有片刻权势的人，大多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士人炫耀，却不知道士人未必真的穷困，自己也未必真的通达。象山以东的东谷，有一位士人黄君思铭，经过我在侯城的山中。他的生活十分俭约，言谈却很宏大；他的形体十分瘦削，诗歌却十分华美。他拿出自己所作的几十上百篇，诵给我听，声音如金玉相击，宫音鸣响、征音和谐，有瑰奇纤妙的景象，没有枯淡寒陋的情态。我一向因此喜爱他，而黄君又将从这里向西行，遍览天台诸山，尽观岩壑的胜景。唉，近来的诗人中，像黄君这样可贵的很少。黄君行走于世间，能够知道你的诗歌可贵的人，大概也同样是世间少有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题写《宣和山水画》后【刘崧】观看宣和年间的这幅画，仿佛江湖洪水突然到来，浸漫平原陆地；林木将要腐朽，枝条和树桩正在摧折剥落。这大概正象征着强敌具有滔天的气势，而国家根本怀有日益憔悴的忧患吧？一时的赏玩之情，竟成为千载之后的眼泪。题写《郑宣抚墓志》后【苏伯衡】我私下听说，郑公任川陕宣抚时，节制诸将十分严厉。吴璘以下的将领每次入谒，必先在庭中参拜，然后才进去就座。一天，吴璘升任少保前来致谢，说话时想对守门官吏讲行平等礼仪，官吏把这件事报告给郑公。郑公厉声说：“少保官职虽然高，仍然只是都统制罢了。假如改变通常的礼仪，就是废弃军容。少保如果想反抗，就可以取下我的头去，但庭参之礼不可废除！”吴璘惶恐地听从命令。当时诸将都害怕他，同时在暗中嫉恨他。起初看见郑公从温州通判提拔起来，没几年便镇守楚地；近来又以资政殿大学士统帅蜀地，大家以为他是秦桧的党羽。虽然嫉恨他，却没有人敢出声。后来看到郑公遇到事情总是与秦桧抗争，才知道他不是秦桧的党羽。于是有人向秦桧诬陷他，说他有跋扈的情状。秦桧听信了这话，与王昚谋划，认为不如选一位有威势的宗室去制约他，便推荐赵德夫。于是创设四川总制财赋一职，任命赵德夫担任。赵德夫到了坤维，征召晁公武主持办公，并且嘱托他查找郑公暗中的罪状。晁公武起复后，又拉拢郑公所驱逐的使臣魏彦忠，彼此竭力排挤郑公，终于兴起大狱，郑公最终被贬到封州并死在那里。唉！正直的人不能独立支撑，从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只有郑公如此吗？况且郑公统帅蜀地八年，要加罪于他，哪里还怕找不到罪名？何况外有诸将嫉恨，内有宰相怨恨，前后左右迎合窥伺的人，又都是他的仇敌。这正是司马温公所说的“独自一片黄叶处在风中”。即使想不危险，怎么可能呢？我偶然看到墓志文章，便把听来的事情疏列在后面，用来补充它的简略，也借此表明群起诬枉、迫害正人的势力，竟像蛇盘蚁结一样牢不可破，是如此可怕。题写朱文公墨迹后【杨士奇】古人对于墓铭碑志，即使细微的事情也必定谨慎记载；然而记述名臣大公的事迹，即使没有小的失误也很难做到。韩忠献为欧阳文忠写墓志，其中叙述欧阳文忠与尹师鲁、余安道因议论范文正公被贬黜的事情，与欧阳文忠自己所作的墓志前后不相符合，大概是功绩繁多，当时只根据他家子弟的叙述写成，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韩、欧同朝最久，彼此最为了解，尚且不能避免这种失误，何况朱文公是张公的后辈，在追述往事时怎么能保证没有小的失误呢？而朱公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这正是大贤君子的心胸。凭朱文公的学问和见识，写成一部书，经过十多年，体例义例才确定下来，却仍急切地向别人求正，这些都是后学应当学习的地方。因此我在京口何彦澄家拜观此书，恭敬地写在后面，又抄录下来收藏在家中。题写画本《归去来辞》后【王世贞】

译我所见吴兴钱选舜举所画陶元亮《归去来辞》，总共有好几本；这一卷最古朴典雅，飘逸之间有李龙眠、赵松雪遗留下来的意趣。只是少了“僮仆欢迎，稚子侯门”和“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一段柴桑景色，应当是在兵火之时，难免像破镜一样有所残缺。宋代南宫仲温用章法书写这篇辞，笔力刚劲严密，景致秀媚，也足以称为三绝。钱太宰溥、谢少宗伯宇、马太常绍荣都竭力奔走，南宫仲温仍不至于学成邯郸步。马绍荣起初冒用周姓，后来才恢复本姓。我痢疾初愈，正遇到天气稍凉，题写此跋时，忽然想起《南史》所载：陶元亮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一同隐居在匡庐旁，当时称为浔阳三隐。元亮任性真率、乐于顺应天性，行迹隐显都超然，所以应推为龙首；刘遗民的行迹超脱尘世，心却寄托于净土，仍然有所取舍，因此屈居称为腹；周续之治金华之学，声名传到九重，还接见万乘之君，虽然没有得到蝉冕，却迁居钟山直到去世，仍恐怕不能称为尾。如今世上三尺高的孩子都知道有元亮，却没有人能举出刘遗民、周续之，所以附带记在这里。题写《湛寂庵藏经碑》后【袁宏道】精舍中不可没有藏经，就像校书序言中不可没有经书一样。但请求得到藏经并不难，永久守护它却很难。之所以难，有以下原因：第一，是虫、鼠、蝙蝠、鱼蠹之类。门锁钥匙不严密，便有被粉啮、被粪尿污染的祸患；第二，是风雨和漏水，便会留下痕迹，受潮便会生盐碱，时间久了就会粘涩而无法打开；第三，是黑暗幽昧。所谓黑暗幽昧，就是屋宇低矮狭窄，地面污秽又靠近烟火厨房；第四，是劣僧。力量差的会夺取经书的心材，卑劣的会盗取书籍，卑劣的还会相互勾连，都是劣僧；第五，是头巾僧。开始时借来观看，最后却掩饰着拿走，割断卷轴、撕破装裱，无所不为。宦官权势凭命令来取，郡邑凭符牒来取；取书的人不给贿赂，送书的人不能及时送到，就会遭受羞辱。这是事情发展到一定数目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念公忧愁地说：“虫子，我能用门锁来防御；风雨，我能用房屋来遮蔽；昏暗，我能用阳光来照明；劣僧，我能用戒律来约束。至于头巾僧，是掌握僧人命运的人。”僧人连拱手作揖、听从命令都来不及，又有什么办法防御他们呢？我叹息说：“念公，你看尊经阁上的书册以及士大夫家收藏的图籍史书，有超过三代还保存下来的吗？”头巾僧为自己打算竟是这样，他们所造成的因果也就可知了。念公也只能听着罢了。题写张幼于箴铭后【袁宏道】我看古今士人君子，有的如司马相如私取卓文君，东方朔以俳优自处，李中郎醉后如龙，阮籍在母亲丧期仍不断饮酒吃肉；像这一类人，都是世人所谓放达之人。又有的如在御前数马，在省中禁树，不戴冠便进入厕所便自认为有罪；像这一类人，都是世人所谓谨慎缜密之人。这两种人如冰炭般不能相容，我们应当处在哪一边？袁子说：这两种人彼此不相似，也不应彼此嘲笑，各自任其天性罢了。性情所安定的地方，大概不能强行改变。顺着天性而行，这叫真人。如今如果强迫放达的人变成谨慎缜密的人，强迫谨慎缜密的人变成放达的人，就像接续鸭子的脚、截断鹤的脖子一样，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幼于氏温淳谦逊、周到严密，恭谨地遵守规矩，也是他的天性如此。若把这种性情当作矜持守旧，凡事细密、事事排列整齐，以为这就是最高准则，并感叹古今那些眼界高远、步履阔达、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种人不应存在，那就是拘泥的儒生和小人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了。若以此来赞美幼于，难道是真正了解幼于的人吗？自题诗后【锺惺】李长叔说：“你们这些高流之士，可惜胸中的书太多，诗文写得太好。如果能够不读书、不作诗文，那就是完整的名士。”我茫然说：“痛快，痛快！不是你不能说出这种话，也不是我不能领会你的这句话。可惜嫉妒的人不懂；假如使嫉妒的人懂得这句话，他们想杀你，一定会比想杀我更加厉害。不过我能够赞同你的话，却绝不能采用你的话。你把你的话带回去，留给你自己使用。我将来还要使用你的话。”几天以后，我把这件事举出来给朋友看，夏友夏回答我说：“长叔的话痛快，你称赞长叔的话就更加痛快。我称赞长叔和你的话痛快，我的话也同样痛快。你们两人都嗜书成癖、沉迷诗歌，却能够赞叹‘不读书、不作诗文’的话，那么能够说出‘不读书、不作诗文’这句话的人，决不会认为读书作诗文是不对的。” 题写酒则后【锺惺】第一是神态。酒杯交错飞动，人声混杂喧闹，精神一乱，欢乐的情绪便减少；再加上故作矜持庄重，更远离真实境界。善于饮酒的人，神态淡然，和平时没有不同，因为他的精神安闲。曹孟德临战时像若无其事；淝水之战前，谢安以围棋赌别墅，与他相对饮酒，胸中怎么能没有这种神态气度？第二是气势。禽兽的胜负在于气势，所以能够以小胜大。酒席间若没有雄鹰进入九军那样的气势，即使有百船酒、一石酒，喉咙间也不免有吞吐的痛苦。我曾经手持大酒杯，向座中宾客拼斗一阵，饮酒人的脸色都变了；平日里傲然轻视酒杯爵器的人，也顿时自己振奋起来，想要奋发。酒席上有这种气势，确实可以使顽固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第三是趣味。沉溺酒中、委顿不振，不能说不是苦；但在昏沉梦呓、喧叫吵闹中，又哪里知道其中的快乐？没有饮酒的苦楚而有饮酒的快乐，只有精于清醒之妙的人才能懂得。至于时而清醒、时而迷醉，半醉之人尤其能得到其中的妙处。李太白说：“只求得到醉中的趣味，不要传给清醒的人。”这话只是对完全清醒的人说的；真正精通清醒之妙的人反而不是这样。第四是节制。唯独饮酒没有定量，却不至于昏乱；顺从内心欲望而行，又从容地合乎中道，这不就是圣人因时制宜吗？一斗也醉，一石也醉，完全合乎孔氏家法，正因为顺其自然，所以能够妙合中道。《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八 （明）贺复征编 ○跋一 吴讷说：考察《苍崖金石例》，其中说：“跋，是随着题目在后面用赞语；前面如果有序引，应当摘取其中关系大体的内容来表彰它，必须明白简约严整，不可落入他人的窠臼。”近世疏斋卢公说：“跋取古诗‘狼跋其胡’的意义。狼行走时，前脚踩到它胸前的垂肉，所以跋语不可太多，太多就冗长；结尾的话应当峭拔，使人无法再增加。”如果这样说，那么跋比题和书信更贵在简洁峭拔。贺复征说：“跋，就是脚，在下面申明它的意义，就像人的身体有脚一样。” 题跋王献之法帖【宋欧阳修】

译右边是王献之的法帖。我曾经喜欢观看魏、晋以来遗留下来的书法墨迹，因而想象前人的高尚情致。所谓法帖，内容大多是吊唁悲哀、问候疾病、叙说离别、互通音问，用在家人朋友之间，不过几行罢了。它们起初并不是有意创作，只是挥洒时自然流露的余兴，笔墨纵逸，有的妍美，有的丑拙，百般姿态横生。打开卷子、拆开信函，灿然呈现在眼前，使人骤然看见便惊叹绝妙；慢慢观看，它的意态更加无穷。因此后世得到它，把它当作奇珍玩赏，并想象当时书写的人。至于高深的文章、宏大的策论，什么时候用过这种方式？但今人却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抛下百般事务，耗损精神、疲惫气力，把学习书法作为事业，终身穷年从事于此，实在可笑。题跋隋太平寺碑【欧阳修】右边是太平寺碑，没有署明书写、撰作人的姓名。南北朝的文章到了陈、隋，弊病达到了极点。凭唐太宗治理天下的成就，几乎达到三代的盛况，却唯独不能稍稍改变文章的体制，难道是积习形成的势力由来已久吗？如果不是经过长久时间、由众人共同胜过这种积习，就不可能突然革除。因此群贤竭力开垦清理，直到元和年间，才把荒芜污秽一扫而空；嘉禾秀草争相生长，美丽的花朵、丰硕的果实灿然呈现在眼前。这块碑立于隋代，尤其属于文字浅陋的一类，我怀疑是乡间庸人所作；但看它的字画，又不是非常俗常的人所能写成的。大概当时的流弊，已经使人认为文章写到这样就是好的了。文辞既然如此，内容又是我们所贬斥的佛教，所以没有什么可取；我把它记录在这里，只是不忍心抛弃它的书法罢了。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题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欧阳修】右边是《平泉草木记》，由李德裕撰写。我曾读《鬼谷子》，见其中游说诸侯国时，必先观察对方的才质、性情、贤愚、刚柔、迟速，然后根据他们的好恶、喜惧、忧乐加以开合诱导；表面开启，暗中阻塞，变化无穷，所以天下诸侯没有不落入他的术中的。只有不知道对方所喜爱的东西，才无法对他游说。由此知道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如果淡泊无欲，那么祸福不能动摇他，利害不能诱惑他，这就是鬼谷子的术不能施展的地方，是圣贤的高尚境界。其次是减少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所爱，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身处富贵，招引权势和利益，却始终不能停止喜爱奇异、贪求所得的心，甚至耗尽精神来经营草木，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留下的戒言说：“损坏一草一木的，不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于愚昧了。题跋唐《华阳颂》【欧阳修】右边是《华阳颂》，唐玄宗下诏附上。玄宗的尊号称为圣文神武皇帝，可以说很盛大了；可是他自称“上清弟子”，多么鄙陋啊！当他纵情奢靡淫逸，极尽富贵的享乐时，大概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于是把神仙、道家的事情无不去做，也不是他真正能够希望得到的，何况实际上又怎么可能得到呢？佛教、道教迷惑世人，实在太严重了。佛教徒说“无生”，这是害怕死亡的论调；道教徒说“不死”，这是贪恋生命的说法。他们贪恋或畏惧的意念深重，于是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伦来追求它。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呢？生死是天地间的常理，害怕死亡的人不能苟且逃脱，贪恋生命的人也不能苟且得到不死。只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使他们形成了邪妄的心念。佛教徒中有人临死而不害怕，是妄想无生境界值得快乐，用所追求的快乐压过了所害怕的死亡。道教徒中有人死了，他们便互相避讳，说“他已经超脱离去”“他已经解化了”，厚颜自我欺骗，把事情托付给不可追问的说法。有的人说：“那人只是因为道术没有修炼到位，所以才死。”前一种说法姑且用来完成他们的错误，后一种说法又跟着迷惑世人，使人以为确实如此。佛、老二教，都是出于贪欲，只是所习不同。然而他们尤其一定要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事来追求它。对那一方面贪恋越深，对这一方面的舍弃就越坚决。像玄宗这样，正沉溺于世间享乐，又羡慕神仙之道，劳苦不堪，实在可笑。题跋王晋卿所收藏的《莲花经》【苏轼】世间凡是被珍视的东西，必定是因为难得。楷书难在飘逸飞扬，草书难在严整端重，大字难在结构紧密而不留空隙，小字难在宽绰舒展而有余地。如今您所收藏的这件作品，难道不又值得珍爱吗？卷子展开不过盈握之间，佛经所说的沙界已经周遍；一篇还没有读完，眼力便可能耗尽。这才知道，蜗牛角上也可以发生蛮、触之战，荆棘尖端也可以雕刻沐猴。我在叹息之余，姑且题写在卷末。题跋李伯时《卜居图》【苏轼】定国请求我替他书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并且让李伯时画出诗中情景，大概是有归田的意思。我本来出身农家，年轻时便有意于山林，即使后来做了士大夫、享受俸禄，仍然像农夫一样。想要归田，大概十年来一直勤恳请求，才终于得到许可。郡中的士大夫遇到时机、得到际遇，升到卿相之位像反掌一样容易；只有归田，是古今都难办的事情。定国知道这一点。我如果归田，不惊扰鸟兽，应当像陶渊明；定国如果归田而豪气不减，应当像谢灵运。题跋《南塘挑耳图》【苏轼】王晋卿曾突然耳聋，心里难以忍受，便向我求医方。我回答说：“您是将门之后，即使断头剖胸也不该有所吝惜；两只耳朵又有什么用呢？若实在舍不得，就限您三天；病若不去，我便割下您的耳朵。”晋卿顿时醒悟，三天后病就痊愈了。他作颂给我看：“老■〈浦上女下〉心急，频频来劝我，性情难改，只好限定三天。我这耳病已经见效，您不用割耳，且喜我们两家都平安无事。”今天看见定国收藏的《挑耳图》，说是从晋卿那里得到的，姑且记下这件事。《跋草书后》【苏轼】我醉后常常写几十行草书，随即觉得酒气蓬勃地从十个手指尖散发出去。《跋鲁直为王晋卿所书〈尔雅〉》【苏轼】鲁直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万物，却写出欹斜侧出的字；以真实的心性，施展出游戏般的笔法；以磊落之人，书写细碎之事。可以说是三次反常。《跋赵云子画》【苏轼】赵云子作画，笔墨略略到位，而意趣已经具备。技艺精工的人反而不能这样，便借着粗朴简陋来戏弄来访者；这难道是柳下惠的不恭、东方朔的玩世，成为滑稽家的魁首了吗？有人说：云子大概是超脱尘世的人，蜀人称“狂云”，就像说“风云”一样。《跋〈王慎中胡笳集句〉》【黄庭坚】

译湓城王寅慎中仿作半山老人《胡笳集句十八拍》，其中组合照应、曲折宛转，写出了文姬内心的事情，十分精妙。慎中是文士，孝顺友爱，清正自守；三十八岁，还从未接触女色，荤腥和稠粥都不入口，只吃一粥一饭，三十年来奉身如山中头陀，起初没有一点污缺。山中人原本不与世事接触，所以操守容易保持。看慎中诗句所写闺房中的情意，他不应是铁人石心；然而能够自我守护到这样的程度，这才是难处。《跋浴室院画六祖师》【黄庭坚】浴室院有蜀僧令宗所画的达摩西来以及六祖师人物，全都精妙绝伦。至于山川草木、鸟兽毛羽、衣服钵盂等物，画工都能理解。至于人物胸怀道义的神态、随机应物的情状，以及目光一接触便使全身各处随之响应的神韵，却不是容易向世俗人说明的。这幅画列置在冠盖云集的场合，却湮没不彰达数十年，幸得蜀人苏子瞻才把它发掘出来。事物不受世道兴衰支配，也有这样的命数。这座寺院的井泉甘甜清凉，您的老师碾制建溪茶，常常不落第二。故人陈季常是林下之士，寄居棋簟于此。苏子瞻、范子功多次来这里跟随他，所以我经过门前一定停车拜访。《跋与张载熙书卷尾》【黄庭坚】凡是学习书法，想要先学习用笔。用笔的方法，是双钩回腕，掌心虚、手指实，用无名指倚住笔杆，这样才有力量。古人学习书法，并不全靠临摹，而是把古人的字张挂在墙壁上观赏，领会入神后，下笔时便能随合古人的意趣。字体学成以后，还要把它涵养在心中，去掉俗气，然后才可以书写出来，给人作为楷模。凡是写字，都必须熟看魏晋人的书法，在心里融会贯通，自然能得到古人的笔法。想学草书，必须先精通楷书，懂得下笔的向背，那么就能认识草书的笔法，草书便不难写得工整了。《跋法帖》【黄庭坚】索征西的笔墨简短而意蕴深长，实在无人能及。长沙古帖中有《急就章》几十个字，远远不如这帖。今人写字，大体上笔画很多而意趣不足。其二【黄庭坚】我曾评论书法：字中有笔力，就像禅宗话语中有关键的眼目。至于王右军的书法，就像《涅槃经》所说的“伊”字具备三只眼睛一样。这件事必须人自己体会得到，不可一见有人立论便兴起争辩。《跋匹纸》【黄庭坚】建中靖国元年十月戊子日，在荆州沙市的船中，久雨初晴，我打开北窗纳凉。王子飞兄弟来访，恰好有田氏的佳酿。我问子飞、子均，两人都不能饮酒，只有子予自称能饮。于是我洗净子予的古铜瓢，斟满酒给他喝，说：“喝了这瓢酒，我就替你写满一匹纸。”子予请求把它喝完。随后他一口气把铜瓢喝空给我看，于是我不停地落笔书写。那天子予虽然醉了，但狂放的话全没有流俗之谈，也足以从中看出他的非凡。《跋范文正公帖》【黄庭坚】范文正公落笔痛快，沉着有力，极其接近晋宋人的书法。从前苏才翁的笔法天下无双，不肯把任何当世人放在眼里，唯独称赞文正公的书法与《乐毅论》同一法度。我年轻时得到这个评价，起初并不以为然，认为才翁傲视万物，众人都对他侧目，仿佛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必然会被杀掉。然而文正待他非常厚道，爱惜他的才华，也替他遮护短处。所以才翁评论书法，多少有些不合董狐直笔的地方。年老后再看这幅字，才知道用笔扎实是它最精妙之处。大体说来，文正长于世故，想来他钩指回腕，都已经高妙地进入古人的法度之中。如今士大夫喜爱书法，不应只学习他的笔法，还应看看他用来教诫故旧亲戚的话，那全都是天下长者的言语。真正喜爱他的书法，就会深深体会其中的意味；由此推及处世，如果不能成为古代的志士，我是不相信的。《跋林逋荐士书后》【晁补之】我曾从钱塘门出去，沿湖漫游，北山有一条小路通向山坳，曲折幽深，菱、荇、鱼、鸟都令人喜爱。经过林君的居处，在墓下拜谒，只见尘埃蔓草，山风萧瑟。到了竹阁，读他写在栋梁间的诗，徘徊彷徨，心中不免羡慕。我的老师曾说，见到与人耦耕的人，便说：“不可以同他们为伍。”等到曾点弹瑟声音稀疏，孔子便长叹说：“我和曾点一样！”士人也只在于志向所归，做官还是不做官又有什么关系？林君生逢太平，本来可以出仕，难道是他的天性疏远世事吗？没有人祭祀赞颂他，并不在于他枯槁隐居而不出。至于他推举援引后进，希望他们共同显达，反复申明自己的志愿，仿佛唯恐来不及，真贤德啊！《诗经》说：“洁白的白驹，在那空旷山谷；拿一束青草喂它，那个人美如玉。”哪里才能得到像林君这样的人而跟随他呢？《跋兰亭叙》【晁补之】起初我年幼时读《太平广记》，看见唐太宗派萧翼购买《兰亭叙》的故事，说是用欺诈手段把它取出，便叹息道：“《兰亭叙》竟然这样珍贵吗？以至于使拥有万乘的君主对一个匹夫失去信用。”传说子贡用欺诈保全了鲁国，弦高用虚言保存了郑国，留下细小的一句话，建立两个国家的功业，这种行为尚且不能成为常法。凭唐太宗的贤明，巍巍然接近古代圣君，却无奈沉溺于小小嗜好，轻率地丧失自己一贯的信誉，岂不是不同于晋文公舍弃原国而失信、而且还不肯这样做便离去了吗？晚年我多闲居，颇能屏弃世俗爱好，唯独对于古人遗留下来的笔墨，仍然喜爱而不能放下；这与少年时喜欢官爵、老年时经营田宅相比，似乎又不同了。于是我诵读白居易《七德歌》说：“功业成就、治理安定何其神速，神速在于推诚置腹、取得人心。三千怨女放出宫去，四百死囚归还狱中。”又叹道：“太宗凭一支军队取得天下，只是因为信任罢了。不吝惜三千宫女而放她们出宫，是自己守信；不如四百囚犯而让他们回到监狱，是天下人信任他。晋文公舍弃原国又算什么呢？保全鲁国、保存郑国，利益重于欺诈；喜爱《兰亭叙》，事情却小于欺骗。”据说他年老将死时，还跟他的儿子索求书法，甚至带着下葬，也真是被它累得不轻了。外物是否相累，足以影响人的行为；如果说太宗不受牵累的地方重大，受到牵累的地方微小，那么世人将会说：“这哪里足以拿来讨论守信与不守信呢？”士人的操守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这样一来，这幅书法虽是通过石刻流传下来，也仍然值得珍藏。崇宁丙戌年前冬至五日，缗东皋流憩洞李季良取出此帖，晁补之题记。《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九 （明）贺复征编 ○跋二 《跋吕侍讲〈岁时杂记〉》【宋·陆游】

译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故都的节令物候和中原的风俗，人人都知道，好像没有必要记录。自从丧乱以来七十年，遗老逐渐凋零，一个也留不下了，这才知道这部书不可缺少。吕公的著述，实际写成于崇宁、大观年间，难道前辈有远见，早已知道会有后来的今天吗？然而岁月流逝，士大夫安居江左，想找新亭对泣的人，正是不容易得到。抚卷长叹。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某书。《跋李庄简公家书》【陆游】李丈参政罢政归乡时，我二十岁，常常来拜访先父，与他畅谈一整天。每次谈到秦氏，他必定说“咸阳”，愤懑激切，表现在神色和言语上。有一天清早来一起吃饭，他对先父说：“听说赵相过岭，悲伤忧愁得流泪，我却不是这样。贬谪的命令一下来，穿着青鞋布袜就走，难道能作儿女之态吗？”说这话时，他目光如炬，声音如钟；那种英伟刚毅的气概，使人受到激励。后来过了四十年，偶然读到公的家书，虽被迁徙到海外，气概却一点没有衰减；其中谆谆教诫的话，都足以垂范百世。我仿佛又看见他穿着青鞋布袜时的样子。淳熙戊申五月，笠泽陆某题。《跋陈伯正所藏山谷帖》【陆游】这卷书法不应带在长安。即使在旅舍中，也不是贵人戴着席帽、骑着金络马，在火城传呼着进入尚书省时所适宜观赏的。等程子日后头戴幅巾、拄着筇杖渡过青衣江，在唤鱼潭、瑞草桥、清泉和翠树之间漫步，和山中人一起在小巢里笼养仙鹤，吃菜饭，扫净石头，架起风炉煮蒙顶紫笋茶，然后拿出这卷书共同观读，才算合适。《跋东坡祭陈令举文》【陆游】东坡前后集中的祭文共有四十篇，只有祭贤良陈公的那篇，措辞意旨最为悲哀，读来使人感叹流泪。它所说的上天和人间给予或夺取之际，虽然像是出于愤激，但士人怀有奇异才华和卓越见识，长期受到压抑、排斥、废弃，不能稍稍施展一二，那么他的肝心凝结成金石，精气离去成为神明，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那些昏昧无知的人本来就不懂。绍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泽陆某谨书。《跋花间集》【陆游】唐朝自大中以后，诗人的作品一天比一天浅薄，其中杰出的人也不再有前辈那种宏大精妙、浑厚深沉的作品；时间久了自己也感到厌倦，却受制于世俗风尚，无法摆脱出来。恰好有依照声律作词的人，本来只是想让酒席间容易听懂，颇能摆脱旧有的习态，恰好与六朝诗歌纵情跌宕的意气有些相近，这部集子所收的就是这些作品。因此经历唐末五代，诗歌越来越低下，而依声填词的作品却往往简约古朴而可爱。大概天宝以后，诗人常常遗憾文辞赶不上前人；大中以后，诗歌衰落而依声作词兴起，使那些人把自己所长的格调气力施用于所短的诗歌领域，那么后世谁还能加以非议呢？笔墨纵横驰骋是一回事，能做好这一种而不能做好另一种，不容易用道理推求。《跋刘凝之陈令举骑牛图》【陆游】公卿贵人正用黄金装饰马络，在火城中传呼而过；这时却想像刘凝之、陈令举两位先生那样骑牛，在山谷中逍遥闲散，已经无法得到那种遗风了。像我这样的人，仕途既然坎坷，等到被斥退归乡，想买一头小黄牛代步，费用要两万多；再建牛栏、养小童，又要花钱，于是只好一笑作罢。白白有此一生，仍然留下“还穿着几双木屐”的感叹。由此才知道二公的风流，也不是容易追赶的。绍兴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陆某记。《跋画橙》【陆游】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两朝实录将要进呈，我以史官兼任秘书监，值宿于道山堂东面的直舍。喝完茶，取出这幅画轴久久摩挲，觉得香气竟透入指甲。此物在经霜时节，我已经归居镜湖小园很久了。《跋焦伯强帖》【陈亮】宝元、康定年间，是本朝极盛的时期。各位公卿巨人前后相接，天下间哪怕有丝毫才能的人，都能凭借相互牵引而成就事业，何况像伯强这样卓然能够显露自己的人呢？他在写给骨肉亲属的书信中，恩意蔼然，大概并不是因为另有奇异的操行。鲁国多君子，宓子贱也受到称赞。身处衰乱时代的大夫，结交风俗浅薄之士，即使是豪杰中卓然超出的才士，仍担心自己不能免祸，所以君子评论人才，也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跋绍兴辛巳亲征草诏》【辛弃疾】假使这份诏书在绍兴以前出现，就可以避免不能报仇雪耻的大耻辱；假使这份诏书在隆兴以后实行，就可以最终成就不世出的伟大功业。如今这份诏书和这个敌人仍然一同存在，悲哀啊！《跋唐人暮雨牧牛图》【朱熹】我老于农圃之间，每天亲自接触犁耙，所以虽然不懂画，却知道这幅画画的是真牛。前面的牛回头顾望，缓缓前行；后面的牛昂首奔赴，眼光炯炯，真像在互相说雨已经下了，又互相催促着回去。观画的人未必能看出这些，然而优秀的画工独自苦心经营，难道不是这样吗？延平余无竞拿出这卷画给我看，卷中有刘忠定、邹忠公的题字，观看它们也足以使人肃然起敬。龙山老人又是先君选拔的士人，也是我曾经奔走执役、拜见过的人。俯仰之间想到人的生死存亡，不禁感慨，于是在卷后写下这些话，把它归还给他。《蜀人游监簿庆元党人家乘后跋》【真德秀】“庆元党人”这个名称，是韩侂胄所创立的。君子合群而不结党，“党”这个字，难道是美名吗？韩侂胄用它诬陷当世贤人，我想当世贤人躲避它还来不及，后溪刘先生却偏偏用这个名称题写游公的墓；大理寺丞君复又用这个名称命名自己的家乘，为什么呢？因为辨明是非的道理，实在是上天所决定的，不是人力可以颠倒的。汉代的三君、八俊，本来不是党人，中常侍却给他们加上党人的名称。刚加上这个名称时，是要斥责侮辱、摧残他们，本来以为可以使天下人同心憎恨他们。然而天下人不但没有憎恨，反而更加向往仰慕。西州豪杰以不能加入他们为耻，凡是列名于文德之碑上的人，直到今天还把他们看作神人。既然如此，人心共同认可的东西，难道真能凭力量加以颠倒吗？庆元初年，群贤满朝，世人称为“小元祐”，韩侂胄凭着区区鹖弁武职，却想继承章惇、蔡京的旧有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奸党”的名称被确立，他心里本来认为被加上这个名称的人不堪其辱，哪里知道恰恰因此使他们获得了荣耀呢？游公在当时，名次位居我等官员之首，不用询问也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寺丞君复树立志向、操守和品行，凛然有父亲的风范；那么隐德得到报偿，大概就在这里。我读了他所编的家乘，不胜敬意，便写下这些话，同时感叹韩侂胄的愚蠢，竟想凭一己之手遮住天下人的眼睛。建安真某书。《跋吕元吉先人〈介轩记〉后》【文天祥】

译巽斋先生说：徂徕石先生名叫介，质肃唐公名叫介，郑公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是取名为“介”的人，必定都有可观之处。我曾评论他们：徂徕之“介”是孤峭，质肃之“介”是正直方正，郑公之“介”是果敢决断，荆公之“介”是固执强拗。前三公的“介”出于天性，荆公的“介”却杂有意气。“介”这一点相同，但他们所以成为“介”的原因并不相同。我唯独悲叹荆公强辩坚忍，追求虚名、实行伪行，因而误导他的君主，危害他所处的时代。直到今天天地秩序颠倒，人伦纲常不能建立，都是这种“介”的流弊。徂徕不能做谏官，唐公与新法抗争失败，愤懑而死；郑公因一次挫折，碌碌于州县之间，再也不能振作。迅疾刚介本来是美德，前三公得到的是纯正的刚介，却在当世遭受坎坷。荆公逞弄个人血气之私，窃取盛大名誉，遗留下的毒害至今没有停止。唉！伪行误人，而正直之道难以实行，已经很久了。吕元吉的先人名叫介轩，我没有机会认识他。诸位评论他，大都说他言语和顺而行事果断，神色温和而气概刚强。既然如此，他的“介”与前三位君子相比，也有光彩。然而先生终身只是平民，怀抱耿耿之志，却没有得到任用，那么先生的遭遇又是不幸的。即使如此，刚介在于自身，幸与不幸在于上天；我只求对自己的本心无愧罢了，何必计较外在事物？风气浅薄，能够刻苦磨炼、矫正自己，以窃取刚毅丈夫名声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以正直自我怨恨，毁弃方正而变得圆滑，以求迎合外物的人，却很多。外物最终不可得到，而本心白白丧失，这就是介轩的罪人。元吉要重重记住这一点。《跋周一愚负母图》【文天祥】己未年发生变乱时，周君一愚家住在狗咬石下面，最先遭遇祸乱。周君跟随兄长背着母亲越过溪水逃难，妻子儿女却淹死了，无法救援。事情平定后，周君画图记载当时情状，诸公赞赏他在危难中知道事情的轻重，称誉不绝于口。我认为，做人子的侍奉父母，若不幸处在人事变故之中，就应急于处理最紧急的事，缓办较轻的事，这是本心所不能不如此的；对于天理来说，并没有增加一丝一毫。一愚处在这种情形下，难道是想借此显示自己高尚吗？实在只是可悲罢了。唉！自从狗咬石失守以来，江右一带父母妻儿离散的人，不知有多少。看了周君这幅图，难道只是为他一家哭泣吗？是谁谋划不善，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魏陵画襄樊之战，画出于禁屈服、庞德怒骂的情状，是为了使于禁羞惭。那个因战败而坏事的于禁看见它，理应羞愧得去死；然而庞德愤懑而死，假使他的骨肉看见画像，又怎能忍心？周君这幅图每打开一次，必定使人流泪。不要因此使自己过度痛苦，我将请求把它转给先前那些玩忽敌情、抽调戍卒的人看，使误国者即使死了也有余愧，这样周君或许可以稍稍宽心吧？《跋怀素藏真律公二帖后》【元·刘因】颜鲁公从九世祖颜腾之到颜真卿，因擅长书法而名闻天下的共有十人，颜頵、颜頍不在其中。他的书法渊源已经如此深厚，而他的父亲又把笔法传给殷仲容，颜公本人还从张长史那里领会书法的意趣。如今看怀素这幅帖子里所说的内容，便知道颜公向师友讲习书法又是这样的勤苦。唉，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却一定要精通到这种程度，何况更大的学问呢？帖后有文潞公、吕汲公、赵懿简、刘忠肃诸公元祐四年的跋语。这一年，潞公以元老身份任平章军国事，正准备辞职；汲公任宰相，懿简任枢密，忠肃公任御史。唉，也真是盛况啊！后来游师雄把这幅帖子刻在长安，是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后正是在这月去世，而第二年已经不是元祐年号了。宋朝的治乱由此分界，这也引发了我的感叹。这虽然只是一幅帖子，却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鉴戒，所以一并写在后面，留待观览者。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刘因书。《跋金国名公书》【元好问】任南麓的书法像古代严明的法家，断案如罗网般严密，文辞峻厉，不免严苛而少有恩惠；假使让他治理京兆，也应当不在赵、张三王之下。黄山的书法像深山道人，穿草衣、吃木实，不可以用衣冠礼乐来束缚；远远望去，便知道他是超出尘俗的人物。黄华的书法像东晋名流，常常以风流自许，像封、胡、羯、末等人一样，仍有含蓄蕴藉之处可供观赏。闲闲公的书法像本色头陀，学到了无生之理，横说竖说，无不是般若。百年以来，以书法著名的人很多：宇文大学升、通王礼部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都是我耳目所接触、看见他们前后相继而成为一时名家的人。任高麓、赵黄山、赵礼部、庞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勾清卿、许司谏道真，也各自名重一时。若论党承旨的正书、八分，闲闲公认为百年以来无人能比。篆书则李阳冰以后只有一人，即郭忠恕；徐常侍不必论列。如今这卷中诸公的书法都齐备，唯独遗漏了行溪。正如邺中宾客中，应玚、刘桢、徐干、阮瑀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假如没有陈思王曹植，便也不能不为西园清夜感到惋惜了。《跋苏氏家藏杂帖》【宋本】如今以行草书著名的人很多。苏伯修家藏有一卷杂帖，我试着根据卷中所收的书法逐一评论。鲜于困学像云间公子，玉骨横秋，富贵风流，却又超脱尘世。胡绍开像笨拙的工匠铸鼎，模范尚未精熟，沉重而孤峭，似乎奇特，实际却粗陋。姚先生像上帝的阴兵，世人全都不能理解，恍惚变化显现，主要凭气势胜人。卢疏斋像丛祠野屋，描绘风雷，即使令人惊骇，却不是尘俗之物。张大经像油翁献技，油不沾湿钱孔，运勺自然，不过是熟练罢了。苟正甫像近郊的老农，年老而不再劳作，意态真淳，只遗憾缺少京城的样式。王参政像勤劳的妇人织缣，用力操作织机，虽比不上罗绮，也还是迟缓而容易损坏。周景远像头陀学佛，颇有小乘苦行的意味，继续修习或许可以证果。我评论了七八人以后，有人说：萧叔达本人能写字，所以钟繇一类的人也遭到他的评论；你只不过会拿笔，怎么容许你逐一贬斥？却不知道，满桌珍馐虽然由厨师备办，只要拿筷子尝一尝甜咸，立刻就能辨别，这本来不必亲手善于烹调，才知道滋味。《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七十 （明）贺复征编 ○跋三 《恭跋御制诗后》【明·宋濂】

译臣听说，自古有盛大德行和功业的君主，谋虑深远而给后世留下长久的谋略，必定每天同文学之臣和法从之臣讨论治道、经营国家。在君臣情意融洽的时候，有时相互唱和，有时用诗篇褒奖，有时在内殿设宴款待。君臣之间实在如同鱼水，这不只是为了夸耀美观，也是为了礼遇贤才、显示宠恩、昭示四方。像唐文皇、宋太宗，史册中记载的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大明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看到河流不息、水色澄澈清爽，心中油然生出感触。认为尹程的《秋水赋》言辞浅陋而不合道理，于是亲自改写成赋，召禁林群臣观看，并且说：“你们也各自撰写一篇赋进呈。”臣率领同列精研深思，铺陈叙述写成文章，到东皇阁依次进献。皇上都亲自阅览，又在其中加以品评。不久赐座，命大官进献天厨珍馐，内臣为大家行酒。酒过之后，皇上回头对臣说：“你为什么不尽情饮酒？”臣出席跪奏说：“臣承蒙陛下圣慈，赐臣醇酒，怎敢不依诏饮用？只是臣年老衰迈，恐怕不能胜任杯勺，心志不能统摄气息，或许会失于礼度，无法承受圣上的宠光。” 皇上说：“你姑且试着喝。”臣当即在席上饮酒，酒将饮尽时，皇上又回头对臣说：“你再应当饮尽一杯。”臣再次起身坚决推辞，皇上说：“一杯酒难道能使人醉吗？”臣终于把它喝下。臣举杯送到嘴边，又三次显出瑟缩的样子，皇上笑说：“男子汉为什么不能慷慨一些？”臣回答：“天威就在咫尺之间，不敢再多加冒犯，只好勉强一口喝完。”皇上非常高兴，臣的脸色变得通红，顿时觉得精神飘荡，仿佛行走在浮云之中。皇上又笑说：“你应当自己作一首诗，我也替你作两首《醉歌》。”奉御捧来黄绫案，皇上挥笔如飞，片刻写成一章楚辞。臣已经醉了，落笔歪斜，字迹不能成行，才写完五韵，皇上立即召臣近前，命编修官臣右替我重写，赐给我，于是又告诉臣说：“你把它收藏起来给子孙看，不仅可以让他们看见朕宠爱你，也可以看见当时君子志同道合、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情景。”臣行五拜礼，叩头谢恩。皇上又命给事中臣善等作《醉学士歌》。说完退下后，我暗自想道：“臣本是越地西部的平民，只不过粗略地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明训，没有丢掉祖先的事业罢了。一天之内遇到圣明君主，皇上派使者聘请起用我，使我历任清贵显要之地，升入禁近之职，没有一天不承受日月般的光辉。” 像这样一共有十七年，臣蒙受恩宠荣耀，远远超过前人。所幸臣这条犬马般效力的力量还没有衰退，发誓将竭尽奔走效劳，以图报答今日的恩宠。”皇上的恩宠屡屡加隆，犹如《云汉》之章照耀下士。臣私下安静地估量自己，哪里承受得起呢？然而《传》说：“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选择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庶，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伟大的皇上尊重贤人、礼遇士人，讲求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远远超过唐宋。即使以臣极其愚钝的资质，也受到非同寻常的特殊恩遇。天下四方之大，凡是怀抱技艺、胸有才华的人，谁不想踊跃奋发，在王庭扬名呢？臣考察《南有嘉鱼》诗，其中说：“君子有酒，嘉宾来此宴饮取乐。” 《诗序》说：“这是说太平时代的君子，以至诚之心乐于同贤者共享欢乐。” 皇上的恩宠丰厚，实在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又考察《天保》诗，其中说：“没有一件不合宜，承受上天的各种福禄；上天降给你长远的福分，还唯恐每天来不及。”《诗序》说，这是臣能够归美于君主、以报答君上的表现。臣虽然没有什么谋略功业，愿意把这些话用来无穷无尽地颂扬祈祷啊！古代夸美君主的诏命，把它刻在鼎彝上，藏入宗庙，后代相传直到永久。臣冒昧地援引这个意义，磨治玉石作为轴，装裱成卷，层层包裹珍藏，用来昭示后代。给事中善等奉诏所作的诗，附录在卷后；贤士大夫听到风声而仰慕，并有作品的，又另列在左方。这一年九月戊午朔，具官臣宋濂谨记。《跋乐贞妇传后》【宋濂】乐贞妇陈氏，年轻时丧夫却奉养婆母，终身抚养两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我揣度陈氏的心意，她会说：“这是妇女的本分罢了，还有什么别的企求呢？”假使陈氏的见识真是这样，那么即便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本分，面对破瓦灯、残破帷帐的艰苦生活，她也未必能够甘心。议论的人没有看清这一点，却认为陈氏因为没有得到朝廷旌表门闾而遗憾；旌表是朝廷的事情，与陈氏有什么关系呢？《匡庐结社图跋》【宋濂】右边这卷是《匡庐十八贤图》，上面有博古堂印记，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描法学习马和之，人物布置则仿佛东林寺石刻，而神韵气度超过了石刻。其中两人相对站立：一人戴黄冠，手提衣襟，扬眉像要开口说话，是道士陆修静；一人收敛容色正在听他说话，是法师慧远。一个人戴漉酒巾，披着羊裘，拄枣木杖缓步而行，萧散之气仿佛可以捧取，是陶元亮；一个人穿着草鞋、提起衣襟，笑着指向元亮，是毕颖之。一个人手执羽扇，安坐在芭蕉林下，是慧远的弟弟慧持；一个人与慧持相对而坐，合掌竖起两指，是僧跋陀。一个人俯仰着手，手执麈尾，斜斜拂过坐榻下面，是宗少文；一个人在慧持右边，抵肩作礼，容貌十分恭敬，是僧昙顺。还有三人都披着铠甲：一人手持铁如意，一人展开书卷阅读，一人长着美髯而回头顾望，他们就是刘程之、雷仲伦、周道祖。其余的人我就忘记了。我又依稀记得刘程之的莲社文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远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聚集在庐山般若台精舍，修习西方净土之学。” 如今所画的只有十八人，是选取当时著名的人物。人数有增有减，流传下来的说法不同，是因为记载各有异文。有人怀疑修静与远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大概晋代有两个修静，这里所画的正是世人所称的简寂先生陆修静。当时晋室日渐衰微，君臣上下互相猜疑，杀戮大臣如同割除草菅，士大夫往往不肯做官，假托游方外之地；像元亮、道祖、少文这些人，都是一时豪杰。他们沉溺山林而不肯回来，难道是出于自己愿意吗？《传》说：“群贤在朝，天下就安定；君子入山，四海就会混乱。”反复读这句话，抚摸画卷，不禁流下眼泪。《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宋濂】

译我的朋友御史中丞刘基，字伯温，意气豪迈，常常傲视天下，士人常以倔强书生自命。有一天在谨身殿侍奉皇上，皇上偶然问到文学之臣，伯温回答说：“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归的人，实在是翰林学士臣宋濂，华夏和夷狄都没有异议；其次就是臣刘基，不敢再向别人谦让。”再其次便是太常臣张孟兼。孟兼才华很俊秀，奇异豪迈之气也很伟岸。退朝以后，伯温常常把这番话告诉众人，自以为是确切的评论。唉，伯温过分了！我不过是写些没有根基、浮薄繁茂的文章，怎么敢排在伯温前面？如今伯温的话竟然这样，他究竟可信吗？不可信吗？即使伯温不是错误地推让，才华高下，我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伯温实在过分了！唯独他所说孟兼的才华和气概，却是名实相符。如今看孟兼所作的文稿序，欣赏他文辞精粹而表达通达，日后必定前耀古人、后光来者；这与伯温从前的意思仍然相同。伯温成为地下之人已经将近两年，俯仰今古，不能不感慨而生情怀。孟兼请我在序后题识，于是写下伯温昔日的话，以表示我的惭愧。拿起笔来时，泪水落在纸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跋黄鲁直书后》【宋濂】右边是太史黄公所写李白《秋浦》诗十七首，笔势潇洒，全都超越尘俗。看黄公自己题写的文字，说他写这些诗时，天上云彩和阳光流动灿烂，把竹子移到西窗下，竹子很快添上新绿；又有携带幽禽而来的，时时发出新的鸣声，清脆动听。可见他的情怀与景物交融激荡，生机和逸趣从笔墨之间迸发出来，直到今天仍像玉石飞动。当时他正被贬为涪州别驾，按常人的情态说，必定憔悴无聊，所见花鸟也会使人落泪惊心；黄公却能借这些景物游戏于翰墨之间，没有一点失意困顿的意思。若不是行止安稳、节操平和、面对险夷始终如一的人，怎么能做到呢？古人称赞黄公，说他借草木文章发挥皇帝的机杼，花竹的和气可以验证人的安乐；即使相隔百世，仍能使人振奋兴起，难道是在欺骗我吗？绍圣二年，黄公已经五十二岁，所以这幅书法苍劲有力，比他中举、任学官和秘书时的书法，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当时钱穆父不能深入理解，还认为黄公写得笨拙。黄公曾对李致尧说：“书法应当拙多于巧，近来少年人写字像新妇梳妆，百般点缀，终究没有烈妇的气态。”唉，黄公这话大概是有所感触才说的吧！《跋西台恸哭记后》【刘崧】文丞相在海上被捕时，我们郡里有个王鼎翁，是丞相同舍的学生。他当即写文章作为祭文祭祀丞相，又亲笔写了几十份，派人把它们张贴在大道和旅舍馆所，等待丞相经过时看见，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等听说丞相死在燕市，又写了一篇奠祭文，设下灵位向北遥望，哭着祭祀他。假如说庆幸丞相能够以死全节，那么丞相自处的道理本来就不需要旁人评说；但像鼎翁这样的仁人，用心又是多么深厚啊！后来有个张毅翁，是丞相门下的宾客。当初他和十位义士跟随丞相赴燕，等丞相死后，毅翁用百金赎回丞相的头骨，徒步走了七千里，背着它为丞相完整安葬。有一天他经过梅溪曾氏家，与刘惟吉、颜省身以及先祖实存府君共四人，当晚在见山堂相会。见山堂在梅溪边，距离丞相宅约一舍。曾氏是丞相的外家，堂名叫见山，是寄托思念丞相之意。当晚举酒三次祭奠，毅翁自己作了一阕《摸鱼子》，三人一同唱和，其中有“千年华表，会有鹤归来”的句子。每唱一两遍，便声泪俱下，直到哽咽得不能自持，才互相掩袖离去。这首词直到今天还可以考见，只可惜新近流传的本子没有收入，世上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看张孟兼所注释的《谢翱皋羽西台恸哭记》和《冬青树引》，然后才知道鼎翁的生祭、死祭文章和毅翁的《摸鱼子》，原来彼此怀有同样的情感，前后发出同样的声音。因此把从先祖那里听到的两件事记在这里，附在卷末，使人知道当时忠义之士非常多；他们在荒僻寂寞的水边所怀的感激、悲愤和惋惜，并不只是皋羽一人而已。《跋刘府君墓碣后》【方孝孺】李元宾的文章在当时最受韩退之推重，而韩退之为他写墓志铭不过一百多字，称赞他的美德也不过十来句话，但除了元宾没有人能够承当。古人的文章简约而不烦琐，就是这样。近世写墓志铭的人，文字多到几千字，少的也不少于几百字，否则求铭者便愤懑不满。难道这只是文章不如古人吗？这是习俗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我的朋友刘君刚养浩，请太史公为他的父亲处士在墓上作铭，太史公为他作铭，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深得韩退之的旨趣，大概是想纠正积久的弊病，使它恢复古法。养浩学习古文并钻研文辞，所以太史公用古道来对待他。由此推求处士的为人，他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善士了。《跋王侍御所藏杨补之梅》【解缙】我乡前辈杨补之，世代居住在清江，住所名叫萧洲。那里有一株梅树，大得像几间屋子，树皮苍老，布满苔藓斑痕，繁花如同簇拥在一起。杨补之每天临摹写生，大为领会其中趣味，间或把画进献给徽宗。徽宗开玩笑说：“好梅。”于是亲自题署为“奉敕村梅”。后来他又画疏枝冷叶，清雅的意趣逼人而来，可惜徽宗没有来得及看到。南渡以后，宫中把他的梅画张挂在墙壁之间，竟有蜜蜂蝴蝶聚集在画上，宫人惊奇，想寻访杨补之，却已无法找到，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他一生耿直清正，不羡慕荣华利禄，所以不向世俗低头，也不迎合时尚；当时的人因此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志趣。侍郎王君得到这幅画，它作于绍兴年间，正是杨补之题作“奉敕村梅”以后晚年得意之笔，实在更加值得珍藏。题跋胡忠简公的封事稿【杨士奇】这幅是我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封事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胡忠简公的孙子胡搢把它刻在融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此稿后，把它送给了我。胡忠简公的书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契。揭文安公说，这篇书信原本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浚舜文所作，准备上奏给胡忠简公看。胡忠简公说：“这封奏书一旦上奏，我就免不了被贬往南方；你有老母亲，不能因此连累母亲。”我还是把它上奏了，于是便有了新州之命。我近来在内府查阅志书，看到《丰水志》记载范浚的事说：“范浚任户部检详时，想和胡铨相继上奏，议论和议之事。胡铨首先抗章进谏，范浚实际上劝促了他。胡铨被逐之后，范浚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从未说过这篇书信是范浚所作。”《丰水志》作于宋室南渡以后，应当记载了事实；不知道揭文安公为什么这样说。不过，揭文安公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把他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幅帖的后面。

译题跋许石城所藏词翰卷【王维桢】如今这卷中所收的，都是吴中长老先生们的作品，他们过去都曾在词坛上享有声名。这些人的尸骨已经腐朽了，可是他们的文字仍被石城君视为珍宝而收藏。由此可知，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来没有不朽的身躯，确实有不朽的言语。我是函关以西的人，做官已经二十年了，直到如今才游历江南，看到了江南的山川岭谷、草木生物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已经惊叹并羡慕它的奇异美好。如今又读这卷中的书法诗篇，更加有所领悟：长江本来就是上天划分宇宙、隔开南北的界限，如今南北各自不能相容，并不是区区人力所能改变的。且不说地域的分别，就连词调也分成了南北两种。总的说来，北方崇尚风骨，南方崇尚声色；然而人们喜爱南方声调，十个人中有九个如此。题跋东坡草书《千字文》【祝允明】北方乡野有个人住在大阅兵场附近，每隔十天或一个月看见大将军率领几百名士卒进入场地操练狩猎；几名骑兵张弓发箭，纵马回旋几圈，鼓声响便前进，鸣金便后退，片刻之间便停止操练，说：“战阵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他弯桑弓、折柳枝，仿效他们，自以为相差不远。一天，这位将军统率十万军队出塞，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军阵如鱼丽、鹤列，忽聚忽散，变化如神；戈矛弓箭的使用，击刺以及面向前后左右的法则，和先前所见那些旧有的步法相互配合。乡野人看到这些之后，才魂飞魄散，开始知道兵法原来是这样。如今学习东坡书法的人，本来从未见过他的草书法度；如果让他们观看这幅帖，他们怎么能避免惊惶失措呢？这幅帖藏在练川沈文元那里，于是他拿出来让我观看，我便随即附上这些话。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相聚，请延陵阁老先生指正，阁老一定会对我们二人有所教益。题跋王右丞画真迹【祝允明】唉！魏晋六朝的遗迹，我已经无从看到了。到了唐代，本来应当以辋川为宗祖。山西有王摩诘的《四景图》，山水石本的尺寸不过方尺多一点，上面遍布薛尚功等人的题识。绘画的事情，哪里是金石刻铭所能办到的，也只能保存它的大概形貌罢了。由此可见，它在当时已经极其稀少珍贵，所以人们才设法把它刻琢下来，更何况在今天呢？假如能够看到它，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庆幸和快意吗？近来听说有一轴藏在亲军黄君那里，昨天终于得到机会捧读。大内后宰门有一根涂着朱漆的巨大横木，一直用来支撑北门，不知已经多少年了。成化年间，这根横木偶然坠地，破裂后才发现原来是漆过的竹子。竹中藏着三卷，其中一卷就是这件画。听说它进呈御前，皇帝亲自观看了一遍，第二天左右侍从请示应归谁掌管。当时亲军伯的父亲正在司礼监旁侍奉，皇上于是把它赐给了亲军，就是这样。画用细绢绘成，高一尺二寸，长四尺有余，前后完整无缺。末尾下方用正书写着三个字：“王维制”。题跋重刻宋陈公少阳书法草稿石刻【祝允明】陈公一死，光照千古。史书所记他对高宗说的话，包括应当留用李忠定、斥逐汪黄二人、下诏亲征、治罪不肯进兵的将领，以及不可侥幸守金陵两件事。后来他又说李忠定请求定都江宁，最初奏章中的说法有误，应当采用后来的意见；这就是这篇书稿的内容。如今人们看到史书所说他击碎谏鼓、剖割身体，甚至内侍竖宦抬着棺材等候杀戮，便怀疑他所说的话一定尖刻激烈，近于攻讦。看这篇稿子，陈公陈述事情原委，反复申说，曲折而通畅，哪里像那样呢？史书说八月壬午，朝廷采纳黄潜善的建议杀害陈东；这篇稿子写于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是壬午。这样看来，起草并抄录进呈和遭遇祸患，原来是在同一天。文中的言辞义理明白透彻，连同他笑谈中收服官吏的话，都显出神情气度深沉澄澈，真是善于处置生死的人啊！信中说：“如果蒙受陛下威严的命令而赐死，那么我死也实在甘心；如果恐怕遭到权臣毒手而死，那么我死后也不能瞑目。”所以他把话全部说尽，以求得到生死的决断，希望父母遗留下的身体不至于含混不明地消失。这样，他的死果然实现了他平素的心愿。这份书稿石刻藏在镇江郡学，四方学士还很少见到。太学生孙育思和取得拓本，摹刻入木，以便流传，他的志向可嘉，用力也很勤苦。这是天下人良知相同的表现。我赞同并赞美这件事，刻成之后，因而略记其缘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吴郡祝允明题。题跋《越绝》【杨慎】有人问：“《越绝》不写作者的姓名，为什么呢？”我说：“姓名全都在书中，只是读者没有深入考察罢了。你没有看见它篇末的话吗？说：‘以去为姓，得到衣字才成为他的名字。’有米字覆盖着庚字，禹向东征伐，死后葬在那个地方；并不是直接指斥自己，而是借同类事物来表明自己。‘文章的字句安排确定，出自邦贤’，这是用隐语表明他的姓名。去掉‘衣’，就是‘袁’字；米字覆盖庚字，就是‘康’字；禹葬身的地方，就是会稽。这就是会稽人袁康。所谓‘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其宗旨已经十分明白，意思是希望后人知道自己。‘文章的字句安排确定，出自邦贤’，大概说明这是共同创作的，并非袁康一人所作。以口字承接天字，就是‘吴’字；与屈原同名，便是‘平’字。和袁康共同写这部书的，就是吴平。不然，这些话为什么要特意设置出来呢？”有人问：“这两人是什么时候的人？”我说：“东汉人。怎么知道呢？东汉末年，文人喜欢制作隐语，《黄绢碑》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孔融又用‘渔父屈节水，替匿方云’等话，把自己的姓名隐藏在离合诗中。” 魏伯阳用“委时去害，与鬼为邻”等话，把自己的姓名隐藏在《参同契》中。孔融和魏伯阳都是东汉末年人，所以文字风格略有相同。那么，这部书的写作与他们同时，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问者高兴地说：“这两个人的姓名原本已经很隐微了，经过您的说明，如今才显露出来。谁说后世没有像扬子云这样的人呢？” 题跋《七姬帖》【杨慎】

译本朝的真书、行书，应当以宋克为第一；他所书写的《七姬帖》，文章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流。然而其中记载的事情却值得怀疑。七姬之死，大概是由于潘氏逼迫，称作不幸可以，却不能说是殉节。平日里潘氏把歌伎杂女像鱼一样聚集在一起，逢到一旦有变，恐怕她们将来享受别人的少年，便逼她们像雉鸟一样自缢；潘氏的罪恶太深了。宋克的书法被人珍爱，所以这幅帖广为流传，恰恰因此传播了潘氏的恶行。元末士人的风气大多如此，上下都荒淫，灾祸彼此波及，想不灭亡能行吗？我过去料想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近来看到高季迪《吊七姬》中的许多丽辞，其中说：“请嫦娥呼唤上天试问，为什么偏在人间造出这样的尤物？轻易又把她们摧残消磨，群花纷乱飘落，毁入尘土；连璧般的美人被打碎，抛入烟波之中。说起曾经数过的无双倾城美人，八个人中少一个，六个人又嫌多。她们全都一样，细腰袅袅，高髻高耸。可叹战乱宴席上的艳曲，竟被翻作帐中的歌声；怎忍心击鼓，让她们受颈上缠绕的丝帛束缚，却全然忘记她们手臂上曾系着红罗？翠被都闲置了，玉钿全掉落了，她们的魂魄大概已经游到马嵬坡。谁能打开香囊，解下帕子来看？尸体的肌肉还温暖柔和，怎不令人肝肠寸断？空楼月落，废院春去。”这样看来，事情确实无疑了。唉，真是可怜啊！题跋异僧书写《心经》碑后【唐顺之】我起初听说江阴观音寺有一位奇异僧人书写的《心经》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想去观看时，碑已经被火烧毁了。不久，麟阳赵邑侯购得摹本，我突然得到观看它的机会，感觉就像韩愈笔下的子从登上太华山顶：危峰触目，双腿发软，不能下山，战栗得几乎要死。过了一会儿，精神稍稍安定，又像东郭先生倚着几案听天籁发作：万窍怒吼，口鼻全都鼓动，各自纵情发挥到极点，然后才停止。唉！所谓技艺，难道竟能达到这种地步吗？即使张旭、怀素的奔放狂奇，比起这幅书迹来，仍然像被绳墨拘束，不能舒展。虽是如此奇怪诡异，草书的法度却并未丧失。世上本来就有不反常便不能合乎道的事；如果不是圆融机变的人，谁能相信这一点呢？这块书碑已经被火烧毁，摹本也极少，大概是世俗眼光很少有喜欢它的。麟阳得到这个摹本后，便交给黄生道使，在寺中重新刻石，以恢复原貌。唉！神奇之物的显现和隐没，本来就各有时机吗？题跋李怀琳所书《绝交书》后【唐顺之】大的方面，从虞舜朝廷中的禹治水、稷教稼、皋陶掌刑，到夔击石奏乐、益驯服禽兽，各自发挥才能，彼此资助来成就治理；小的方面，木匠审察曲直和形势，运用斧、凿、斤、削，剖解、锉磨，各自发挥才能，彼此资助来建成房屋。它们的道理是相同的。起初我看到文氏刻帖中收有李怀琳所书《绝交书》，后来又看到孙氏收藏的宋刻本，两者精神气韵相差十倍。书写的人并没有不同，差别在于刻帖的人不同。即使有善于书写的人，如果没有善于刻帖的人，也不能发扬他的精神而流传于世。佛教也说：譬如箜篌，没有巧妙的手指，便发不出美妙的声音。刻字也是这样。题跋唐皇哀册文【陈琛】唐中书令河南公褚登善，文学优长，忠诚正直，是贞观年间品格第一流的人物。看他叩头进谏，请求不要立武氏为后；又把笏板放在殿阶上，请求归田，不因祸福死生而动摇内心。古人所谓大臣，和那些回头看着当时温暖安逸、自我满足、只为自身谋划的人相比，不过是狐鼠罢了。褚公书法的精妙，只是他的余事。书法家形容它，如瑶台青琐映照着幽深的春色，像美丽女子穿着不能胜数的罗绮，大概是在描写它富丽艳美到了极点。文皇帝的哀册文，看了令人不住地赞叹三次。书法已经绝妙，世上却很少有人知道。只有米南宫知道它，米南宫学习褚体最久，对它的了解也最深。怪不得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一见就能鉴赏它。题跋颜鲁公帖【罗洪先】这幅是中丞聂双江先生家所收藏的颜鲁公手书《祭季明文稿》。从干元戊戌到今天，差不多八百多年了，纸张墨色仍然像新的一样。世间什么东西能够不朽？只有这件作品完整如初，它不朽的缘故大概是可以知道的。后面有陈文三位先生的题跋，都能够阐明它的书法；但伯敷叙述季明的事情，依据史传十分详尽，唯独说到杲卿的安葬时略有失实。当泉明购买尸体时，询问行刑的人，那人说他的父亲死时先被砍断了一只脚，所以泉明便打开履谦的坟墓，用缺脚作为验尸的依据。这是说只找到了他的一只脚，难道是没有深入考察吗？我记得嘉靖戊戌年冬天，拜访先生的翠微庄，才第一次捧读此稿；那时只留心书法，徒然产生羡慕而已。今年庚戌年冬天，先生把它带在船中，我仔细看了好几遍，便不禁感慨万分。人的意气激烈时，往往把危险看得像平地一样，毫不畏惧锋利的刀刃；时间久了，意气衰退，便瞻前顾后，考虑利害，悔恨之心也随之产生。只有出于天性，又能用圣贤之学来辅助涵养，所以在面临变故时，能够曲折周详、审察时势，不流于疏忽或抗拒，又足以成就天下的事情。到了形势实在无法挽回时，才从容地合乎正道，把死看得如同回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足以充塞天地。颜公祭祀季明时，年纪才五十一岁，骨肉凋零，亲友离散，冒险受祸，谁能不含悲伤？颜公有幸逃脱虎口，假使稍微有所顾虑，还能够留心世事吗？可是李希烈之难发生在二十六年以后，那时颜公年近七十，已经鬓发斑白，却仍然英气勃发，像壮年人一样，丝毫没有挫折；这难道没有缘故吗？议论者说，颜公的文章夹杂着神仙家、佛教的思想，认为这不合义理。神仙家、佛教对于世事的看法，和圣贤相比，显然不同；唯独它们所说的静定境界，几乎难以分辨。汉唐以来，圣贤之学不明白，所以这两家便窃取静定之说来神化自己的学说。颜公喜欢谈论这些而不停止，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接近圣贤之道，所以有所取用吗？当时的人已经没有能力谈论这一层，传写史书的人智慧又不足以阐发它，使颜公的学问不能显明，只把他的忠义和意气激发等同看待。后世儒者也不深入研究，凡是言语接近这两家的，便指为非道；他们迂缓自守，反而把这种态度看作理所当然，难怪对世事没有救助。只知道羡慕颜公书法的人，见识太浅；感佩颜公忠义，却没有人知道其根由，这难道是善于评论世事吗？聂先生的学问也以静定为根本，所以无论在哪里都能有所建树。如今凭借中丞的气节，出镇渔阳——那里正是颜公过去想要恢复的地方，而先生又受到知遇。圣明的君主适逢长久太平的时运，借助千载积聚的威灵，将要使边境安宁，以完成颜公未能实现的志愿了吗？题跋《袁镛传》后【林环】

译袁镛，是四明鄞县人。宋代进士，尚未接受官职，便与谢昌元、赵孟传交好。三人发誓要以自身报效国家。宋朝末年，元兵逼近国境，袁镛不屈，死在烈火之中。他的家人十七人听到变故，也都投水而死。做臣子的为忠而死，古代本来就有；但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便献身殉国，古来却很少见。一个人以身殉国，古代本来就有；而全家听到变故便一起赴难，古来尤其少见。像袁镛这样的人，难道真是绝无仅有的吗？然而我又有所怀疑：袁镛不能使谢昌元、赵孟传两位朋友不违背同生共死的盟誓，却最终能使沈、朱两位仆人在他死后保全遗孤，并使遗孤从利害危急中脱身。难道谢、赵是卖友之徒，不可感化，而袁镛忠诚的气节义行，留下的余烈仍足以感动他的仆人吗？不然，难道上天想在冥冥之中保存袁镛的后代，暗中诱导了沈、朱二人的内心吗？袁镛死后二百多年，他的后裔才大为振兴。如今他的四世孙廷玉和廷玉的儿子忠彻，都登上了显贵重要的职位。这样看来，上天的意旨大概可以看到了。只是我不知道那谢、赵两家，子弟中如今还有没有像廷玉父子这样的人呢？读到这篇传记，为之再三叹息。题跋于鳞诗札【汪道昆】于鳞一向不擅长书法，年纪还没有到成年就已经如此。即使七十函书信中已有笔误，我们这些人因为喜爱他的文辞，反而把这些也看作妩媚可爱。我曾经开玩笑说：“你的书法和这些相比，为什么一定要逊于《宣示表》《黄庭经》呢？”于鳞留给我的尺牍、诗篇极多，不免有些散失。前年听到他的讣告，才把它们编成一卷，亲手加以整理，时时有泪水浸湿纸张。我已经老了，留下它给儿子们看，是想让他们知道前辈之间的交谊，也让他们见识当时有奇异的人物、奇特的言语。《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一 （明）贺复征 编 ○跋四 题跋魏平仲字册【明董其昌】书法和诗文的道理相同，大抵能否流传，在于是否平淡。一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可以无所不能；但平淡的玄妙意味，必定来自天生的资质，不是靠钻研仰求、澄心锤炼的功夫所能勉强达到的。萧氏《文选》正好与平淡相反，所以人们说它是六朝的靡丽之文，又说是八代衰弱之音。在韩愈、柳宗元以前，这个秘密还没有被看见。苏子瞻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才达到平淡。”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平淡，只是绚烂到了极点却还没有完全达到十分，他说得好像平淡可以学习而成。画史说：“至于气韵，必定在于生而知之。”这可以说是确实的见解。我刚刚做官时，琴师中最杰出的人劝我学习琴艺。我向严中舍谋划这件事，中舍说：“这件事极难，只要第一次下指发出的一个声音不合适，终身便再也不能合乎琴理。”我领会了他的话，于是停止学琴。曾见一些狂妄庸俗的人临摹《黄庭经》，僧人学习《圣教序》，道士学习赵吴兴的书法，都临摹得极其相像，却越像越远离神韵。为什么呢？因为俗气已经深入骨子里，推也推不出去。又如东施如果不模仿西施捧心，未必会被人憎恶。唐宋文人著集达到百卷的有无数，后来几乎全都消灭了，只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以及江湖诸家流传万古；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各自形成门庭，即使学习得不深，也能得到它们的大概。只有颜鲁公的行书完全没有固定的法则，其中的缘故尤其值得参究。每当我拿它给别人看，而别人不能理解时，我便替平仲全都不看这些人，因为他们是粗心的人。题跋东坡书法【董其昌】世人说东坡先生的书法学习徐浩，依我看，其实出自王僧虔。不过东坡只取用王僧虔的结体，其中又有偃笔，还杂有颜常山的笔法，所以世人不知道它的来源。即使米海岳的书法，早年从欧阳询那里得到法度，晚年一变，便有“冰寒于水”的奇妙。书法家没有学习古人却不发生变化的。题跋《兰亭》【董其昌】古人写字，一定不摆出端正平板的格局，因为他们把奇特当作端正；这就是赵吴兴不能进入晋唐书法堂奥的原因。《兰亭》并不是不端正，只是它纵逸舒展的用笔之处无迹可寻；如果只求外形模仿，便会越模仿越远。柳公权说：“笔法端正，必须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来参悟。”我学书法三十九年，只是看到了这个意思。题跋仿颜帖【董其昌】我既然丢失了颜鲁公的《送蔡明远帖》《借米帖》，以及杨少师的《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阳帖》，便想把砚台烧掉。如今又仿作一幅，就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底本；因为南渡以后只能凭想象追忆汴京往日的繁华，所以临摹时不遗余力。假如身在汴京，未必会这样作画。每次落笔时，我都想象两位作者的神情风韵，所达到的境界应当反而更深。只怕真迹归还我的那一天，仍会增添我的懒惰罢了。题跋《乐圃帖》【董其昌】米元章的书法沉着痛快，简直夺取了晋人的精神。年轻时还不能自立一家，便一一仿效古帖。等到钱穆父批评他刻意摹仿得太过分，应该以气势为主，他才大彻大悟，完全摆脱本来的笔法，自出机杼。就像禅宗悟道以后，拆肉还给母亲，拆骨还给父亲，呵佛骂祖，面目已经不同。即使苏轼、黄庭坚与他相见，也不免气势上有所震慑。晚年他自己说没有一点王羲之的俗气，确实是有缘故的。这是米芾写给乐圃的书札，遒劲奔放，也是他一生得意的笔墨。司马迁写《信陵君传》，蔡邕为陈仲弓作墓志，都因为对得意人物不轻易赞誉，正像这篇文字一样。题画【董其昌】古人评论赵大年的画，说他胸中装有千卷书，这样画得更好。赵大年又因为是宋朝宗室，不能远游，每得到一个新境界，便称它为：“又是一次上陵归来。”不走万里路，不读万卷书，就看不懂杜甫的诗，绘画之道也是如此。马远、夏圭等人，比不上元末四大家。看王叔明、倪云林的《姑苏怀古》诗，就可以知道了。其二 这是我在壬辰、癸巳年任庶常、请假居家时，有许多空闲，和顾中舍、宋太学借来画稿临摹的作品。所谓装在奚囊中收藏的粉本，不下几十幅，后来逐渐散失殆尽，只剩下这一幅。从此以后我收藏的画颇多，临摹反而不如以前。就像汉武帝得到司马相如以后，觉得不过如此，不再像当初读到他的赋时那样以为几乎可以遇见知音。题跋赵松雪《鹊华秋色图》【董其昌】赵吴兴这幅画兼有王右丞、董源北苑两家的画法，有唐人的情致，却去掉了纤弱；有北宋的雄健，却去掉了粗犷。所以说，学习师法时能够舍弃前人的短处，不像书法家只求形似古人；如果不能改变体貌，就会成为书奴。万历三十三年■画于武昌公廨并题。题跋唐伯虎《绝代名姝图》【董其昌】

译司马相如的赋，古人称作“劝百讽一”，劝诱的成分有一百，讽谏的成分只有一分。这册是子畏的画，像是在劝诱；希哲的诗，像是在讽谏，又几乎到了辱骂的程度。至于王嫱以女子之身使敌虏柔服，薛涛凭才华娱悦宾客，她们不在亡国败家之列，可以从轻处置；否则就免不了受到重台的讥诮。题跋《林下风》画【董其昌】己亥年，我北归，经过汶上，当时在于文定公那里看到东平李氏、名道坤所作的山水花卉册，托路大夫请我题跋。北方的绘画之学，由李夫人创始发扬，也正如书法家中有李卫这样的奇才。奇啊，奇啊！她居住山中，岁月渐渐过去，差不多三十年了，才听说闺秀中善于画史的人先后出现，而且都出在武林西湖：先是林天素，继而是王友云。前者如北宗卧轮偈，后者如南宗慧能偈；一个是面对境界而心不起，一个是面对境界而心屡起，都是菩提增长，想从她们身上寻求女子的形相却绝对不可得。然而林天素秀美绝伦，我只见过她的止作；王友云则淡宕有致，尤其富有骨力韵味。假如继承她的才力，前途大概不可估量。可惜她的身世仍然像鸟绕树盘旋三周一样，若不是明代这两三位君子为她筑起保障，她怎能把砖磨成镜呢？我又为东阿惋惜：他虽然超然于世俗、怜惜人才，却来不及见到献花天女，听她讲说佛法，这一点与我相同。《花史》题跋【陈继儒】有野外趣味却不知道其中滋味的，是樵夫牧人；有果实好坏却来不及品尝的，是菜佣和果贩；有花木却不能享受其趣的，是达官贵人。古代的名贤之中，只有陶渊明寄托兴致，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篱落之间。苏轼喜爱种植，又能亲手嫁接花果，这是出于天性，不能强求。若勉强他，即使把《花史》交给他，他也会怒然扔掉离开。如果人的性情确实接近花木，又确实喜爱它们，那么请一起在林间躺卧曝晒，仔细观看花开花落，这和千万年间兴亡盛衰的轨迹有什么不同呢？即使说二十一史全都在左氏编年的一部史书中，也可以。题跋陈白阳《阿房宫》墨迹【黄汝亨】米南宫的行草很能得到晋人的神韵，祝京兆纵横挥笔，丝毫不逊于米南宫。陈道复这卷作品，正如六国灭亡、四海统一，开头几行便神情酣畅、光彩飞动，即使祝京兆也应当让出席位。写到妃嫔媵嫱以下的部分，腕力大多散弱，世人有时怀疑不是道复的真迹，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唐代名将薛万彻有大胜，也有大败；这幅作品是道复胜中之败，未可知，不应该因此就掩盖名将的风采。叶君节《秋怀诗》题跋【曹学佺】我读《诗说》说：“春天到来，景色艳丽，女子感受它便悲伤；秋天到来，气候清爽，士人感受它便悲伤。然而如果没有艳丽和清爽，便不能彼此使人愉悦，难道春秋二时的寒暖，反而各自专断吗？”秋天的色彩素淡，内心能够相互理解的是谁？秋天的韵味悠长，兴致能够相互连接的是谁？这不是大丈夫、士人便不能做到，也不是妇人女子所能辨识的。我又有一种说法：“歌咏美人一定要借助花草，歌咏花草又一定要借助美人。美好的山水本来可以进入画图，美好的图画又应当像山水。”所以《国风》喜爱美色却不淫荡，司马相如说文章长于描写形貌；这些都是诗歌正统的源流，是有韵文人的最高境界。我的外甥叶君节，少年时爽朗，是刚直坦率的人；可是他写《秋怀诗》，却像梦见美人而纵情追求美色。虽然也说“多么凛冽啊，秋天形成的气势”，却异常轻柔婉转，令人怜爱，仿佛胜过春天。这本来就是文人借以从笔端排遣情怀、吸取芳润的方式啊！如果一定要列举具体人物来落实它，指明具体事情来证明它，那就不只是对痴人说梦了。题跋袁中郎书法【钟惺】诗文取法古人，凡是古人的诗文流传在抄写、刻印本中的，都是古人精神寄托之处。至于书法想要取法古人，如果没有古人的墨迹和旧拓本，古人的精神便不在那里。如今保存下来的墨迹、旧拓本还有多少呢？因此我想到，情趣高雅的人往往凭自己的意趣作书，不再取法古人，是因为已经没有古人可以取法了。既然没有古人可以取法，那么还不如直接写出高雅之人的意趣，总比取法古人而流于虚假好。我就拿袁中郎的书法来说明。世间技艺不止一种，从器具产生的技艺有巧拙之分，从笔墨产生的书法有雅俗之别。巧拙可以勉强，雅俗却不能勉强。袁中郎去世才十多年，他的书法又不算工整；如今展开书卷仔细思索，却仿佛忽然看见传世千百年的古物，这是为什么？请书法家们共同参究。题跋《两峰罢雾图》【李流芳】三桥的龙王堂，可以望见湖西诸山，颇能尽览它们的胜景。烟雾笼罩树林，雾气映带重叠，淡淡描绘或浓重涂抹，顷刻之间便呈现百般姿态。若不是董源、巨然那样的妙笔，不能表现出它的气韵。我住在小筑时，叫来小船到堤上，放步观看山景，领会得最多。然而一动笔便不像了，气韵真是难以言说。我的朋友程孟阳曾在湖上题画诗说：“风吹堤岸，雾中楼塔将要显出清晰；阁中承接着雨，阴云萦绕，雨却还没有落成。”我试着把它画在你的团扇上，船窗含着墨色，任凭风吹船行。这景、这时、这人、这画，都值得想象。题画册赠子薪【李流芳】三月十八日，我从吴门回来。第二天，和子薪互通消息，并邀请他来。子薪回信说：“彦逸也在这里，天刚亮时我应当和他一同来。”这天微阴，风气萧瑟清爽，集伯氏和他的侄辈们都在宝尊堂。酒兴酣畅之后，子薪、彦逸便留宿山雨楼。第二天早晨起来，登楼看雨，焚香饮茶，颇觉舒适。吃完饭，两位朋友便想告别离去。我说：“家酿的酒很清冽，还可以略饮几杯，应当稍微停留。”这时船已经系在门外了。饮起酒来，酒色白如玉，香气胜过桂花，味道甘美如泉；新绿映着栏杆，雨水滋润得仿佛要滴下来。门外听不到行屐声，我们像鼎的三足一样围坐，有时笑，有时唱，有时哭，平生积蓄在心中而没有尽情说出的感情，全都流露出来，于是再也不能离去。菜肴吃完了，便用笋和蔬菜佐酒；重新洗涤酒器，拿出所收藏的奇窑旧玉杯两只，陈列在案上。叫人取骰子，谁掷出奇异的点数，便饮一杯。童子不断摘花来供奉。蕙兰刚刚舒展花瓣，微微看着人，仿佛在含笑。虎茨有几株，开花如雪，掩映着斋房的墙壁。子薪常常惊叫赞叹，于是互相牵引着进入慎娱室，要来墨汁，嘱咐我作画。一边作画一边谈论，终于画完了这一卷。本想题一首诗，但已经醉了，不能完成，只姑且记下这些，作为日后谈论的材料。像闲斋、孟阳这样的知己，可以拿给他们一看，不要拿给俗人看。题画册【李流芳】

译去年八月经过吴门，和王淑士兄弟相会，留宿虎丘。秋天仍然十分炎热，乘船回来到了鹿城，才稍有凉意。同船的夏华甫带来一册宋笺，我喜爱它光润而适合用墨，便随手画了些小景。两天之内就画成了这册，自以为略微保存了笔墨的本性，不再寄人篱下。不过当世道听途说的人多，真正识货的人少，所以姑且借用千百年前诸位君子的名声来吓唬他们，仿效别人、邯郸学步，并不是我的本心。让临摹古画的人看到它，应当会一笑。可是后世如果有人懂得这门道，也许会在形似之外有所欣赏。其二 辛酉年腊月，我北行时意绪萧索。到了吴门，听说子将将要来，便等候他；同行的人于是暂住在虎丘铁佛僧舍。那时送我的有子薪、鲁正、舍弟无垢、舍侄宜之、儿子杭之，以及武林的都修之。他们不时抱琴来弹奏几曲。比玉从白下与我一路同行，早晚以酒相伴，十分快乐。古白也住在舍中，每天相对交谈。楚中的李宗文借住在附近。女冠王修微多次乘小船往来山中，因而不至于寂寞。然而夜深客散之后，常常苦于没有情绪，有时整夜不能入睡，也没有什么可以排遣。便在灯下要来墨汁作书作画，同住的人都得到满足而离去，把这当作笑乐。儿子不好好读书，却偏偏喜爱画画；我每每想责备他，又不愿亲自成为开创这种风气的人。然而兴致一来，便总是忘了这件事。这册中的几幅画，是在应酬客人的空闲中乘兴点染而成的，竟不知道是儿子向我求来的。书画本是高人的事情，如果不读万卷书，胸中笔下没有半点尘俗气，就不能精工。儿辈所担心的只是不好画罢了，哪里有喜爱画画却不肯读书的人呢？古人说：“我常常亲自教儿子。”这并不是解嘲的话；不然，也应当像陶渊明诗中所说：“天命如果果真如此，姑且喝杯中之物罢了。”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分别的礼物，写下这些供你一笑。题画册赠从子【李流芳】今年在西湖，六七月间天天以书画为事，手腕几乎劳损脱力。秋天中旬准备归去，便完全打消了作画的念头。几个月以来，被尘世事务牵累，有各种应酬，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腊月从吴门回来，连日阴沉，门外没有人敲门，很有纸窗竹屋的情致。偶然翻检得到从子缁仲所求的一册高丽纸，接连画了十二幅。有时挑灯直到酒尽，把梦境杂糅其中；有时对着屋檐呵气取暖，洗脸梳头，也全都忘了人生闲适的滋味是难得的。至于用墨落笔必须符合心意，就更加困难。我不知道这幅画与作者相比工拙如何，但其中寄托的胸襟情怀，并不受外界催逼，或许也不应当用工拙来评判它。《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二 （明）贺复征 编 ○书一 书写《大孤山》【唐李德裕】我持节出任淮司，取道经过蠡泽，正逢江天空阔、雨后放晴，千里水面没有波澜。大孤山像一点青色落在江流中，旭日从匡阜升起。如果不是因为被贬任外官，哪里能够有这次游览呢？谢康乐尤其喜爱山水，曾经居住在这里，竟然没有留下辞赋。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座孤岛处在乱流之中，不是其他山水所能比拟的。其二 在沧湖口，向北望去是匡庐山，两座山的倒影映入清澈的潭水，山峰连接着清朗的天河，江水无边无际，烟雾景色彼此映衬鲜明。沿着水流向东而行，仿佛已经存在于尘世之外。书写在褒城驿壁上【孙樵】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我亲眼看见它时，看到它的池沼，不过是浅水、污泥和茅草；看到它的船只，则散乱破损，胶着不能行。庭院十分荒芜，厅堂廊屋十分残破，哪里看得到所谓的宏伟华丽呢？我询问驿站官吏，他们说：“忠穆公曾经治理梁州，因为褒城控制着两个节度使治所，龙节虎旗往来奔驰，驿马和轻车来去不停，车轮相交，马蹄互相摩擦，于是把这座驿站修建得高大奢华，用来显示威势宏大。当时看它比其他驿站壮丽，而且一年之中来往宾客不下几百批。只要傍晚能得到它的遮蔽，饥饿时能得到饱食，他们都是晚上到、早晨走，哪里会有爱惜之心呢？至于摇船而行，一定要折断篙、撞破船舷、撞碎船头才肯停止；捕鱼垂钓，一定要把泉水弄干、把泥搅浑、把鱼捕尽才肯停止。甚至有人在轩中喂马，在厅堂里住宿猎鹰，凡是能够污损败坏房屋、毁坏器用的事情，全都做尽了。官职小的人，他的下属即使气势凶猛，也还可以控制；官职大的人，他的下属更加暴横，难以禁止。因此驿站一天比一天破碎，和从前已经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八九个人，虽然利用供应饮食的空闲，一两次尽力修治它，难道能够弥补十百个人造成的残暴破坏吗？”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老农笑着说：“如今所有州县都像驿站一样。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足繁盛，号称治理太平，走上千里路的人不用携带粮食，家有长大子孙的人不知道战争。” 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声响，可是户口却日益凋敝；边疆没有被侵略削夺的忧患，可是垦田却日益减少；百姓日益困苦，财力日益枯竭。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是刺史、县令罢了。因为他们的耳目直接接触百姓，政令也能迅速施行。如今朝廷任命官员，既已轻视刺史、县令的职责，又催促他们频繁更换。况且刺史、县令任期长的三年一换，短的甚至一两年内换两次。因此州县的政务，只要有一件对百姓不利，就可以随意另作更改。更严重的是，刺史会说：‘明天我就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县令也会说：‘明天我就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该忧愁时便醉饮醇酒，该挨饿时便饱食鲜美食物，袋里装着丝帛，匣中藏着金钱，只管笑着等到任期结束。唉！州县难道真成了驿站吗？何况在官员更替的空隙中，狡猾的吏员趁机肆意作奸欺骗，以此出卖州县呢？像这样却想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凋敝、垦田不减少，太难了！我送别并退下年老的百姓后，把他们的话分条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致田将军论边事》【孙樵】

译背靠临卭县南面，奔驰越过二百里，便到了严道郡。它实际上和沉黎、越隽同为边城，受到各群蛮族的逼迫。田将军任严道刺史三年，能够详细列举南蛮的事情。他对我孙樵说：‘巴蜀西面受戎族逼迫，南面受蛮族逼迫，应当有办法来制服他们。’在广德、建中年间，西戎两次把马饮到岷江，人数多如蚂蚁。前锋首领都穿着五属之甲，手持倍寻长的戟，缓缓呼喊，按步推进，一边作战一边前进。蜀兵遇敌交战，排列得像树木一样，横向堵住道路，兵戈罗列如林；发箭如〔原文作“■〈尫上虫下〉”，字形不明〕，全都折断箭刃、吞没箭镞，不能杀死一个戎兵，更何况攻陷他们的阵势呢？然而戎兵踏入我方土地日益深入，因疫病死亡的人也日益增多，自己估量不能久留，便总是引兵离去。所以蜀人评论说：‘西戎还可以对付，南蛮却残害我们。’自从南康公开凿青溪道路，以此与各群蛮族和好，使他们经由蜀地进贡。又选取各群蛮族的子弟，聚集在锦城，让他们学习文字和算术；一批人学成离去，便再用另一批接替。这样持续了将近五十年而没有中断。他们来蜀时，学习于蜀地的人不下千百，所以各国人都能熟悉巴蜀的土俗、风物、山川和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蛮果然大举攻入成都城门；他们抢掠的范围，从成都以南到越隽以北八百里之间，百姓和牲畜都被掠夺一空。再加上败退的士卒和贫困的百姓持有兵器，成群聚集，乘机劫掠杀人，官府不能禁止。因此西蜀十六州直到今天仍受其祸害。从那以后，各群蛮族本来就存有屠戮蜀地的心思，平时便休养牲畜、聚积粮食，一有行动就操练军队、讲习战事。他们又让那些在蜀地学习过的人窥伺连帅之间的空隙，察看军队和赋税的虚实；有时听说蜀地百姓苦于沉重的征税，便准备以此煽动他们，希望侥幸造成非常之变。【李丞相固说，他镇守西部时，有个编入民籍的人叫李权，派儿子带着书信与蛮族相通，说明蜀地没有防备、可以攻取的情形。边防士卒捕获了他，审讯查问，获得实情，便将他弃市处死。到今天，或许还有人步其后尘。】我不知道各群蛮族这次举兵，大劔以南的地方是否已归国家所有吗？况且每年派兵戍守南方的人，都是成都的顽劣百姓，吃饱稻米、猪肉，十个人中有九个肥胖如葫芦。虽然知道钲鼓的号令，却不熟悉山川的险要。我曾观察他们来时的情形：北风正猛烈，他们在平坦道路上缓步行走，每天只走一舍，已经惊喘流汗了。何况要经过重重险阻，即使严限日期、束甲疾行，扶着长戟作战，又怎么能做到呢？再加上将领刻薄自肥，负责运输粮饷的人又纵容属吏偷盗。县官应当发给丝帛时，便把好帛换成差帛；应当赈济粮食时，便在粮中掺入砂子。【每年应当发给丝帛时，主将总是先买来轻薄的丝帛，换取原来较厚重的丝帛，然后把它们发给边地士卒。应当发给粮食时，主管的吏员一定先偷走其中的米，然后用砂子补足数额，再发给边地士卒，士卒常常因此怨恨。】这样一来，边地士卒忙于怨恨还来不及，又怎么能拼死奋力作战呢？这就是巴蜀成为忧患的原因。孙樵说：‘将军说得确实如此。如果为国家打算，哪里比得上诏令严道、沈黎、越隽三城的太守，让他们考察各处要害，修整防御工事，并允许他们自行招募士卒来守卫呢？况且从郡中编籍征兵，就容易役使；士卒出自边地，就熟悉当地险要；又各自在所属地区修缮相宜的地方，把士卒分为屯。春夏便耕作养蚕，以供衣食；秋冬便严整营垒，等待寇敌。连帅若能督察他们，每年派遣廉洁公正的官吏巡视，查明士卒有无缺额，把守将防守不依法度的情况弹劾上报。这样，县官没有运输粮饷的费用，奸吏没有借机作恶的途径，兵员充足、粮食供给，士卒也不会彼此怨恨。将军以为如何？’田将军说：‘这样做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于是孙樵便写下了这篇文章。《致何易于书》【孙樵】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益昌县距离刺史治所四十里，县城在嘉陵江南岸。刺史崔朴曾趁春日从上游出发，带着许多宾客，边歌边饮，乘船向东而下，直行到益昌县旁边。到了那里，便索要百姓来拉船。何易于立即把笏板插在腰间，亲自拉着船上下行走。刺史惊讶地询问缘故，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不是耕作就是养蚕，空闲时间不能夺取。我身为属县县令，正好在没有政务时可以充当劳役。’刺史和宾客跳下船，骑马一同返回。益昌百姓大多依山栽种茶树，茶利归入私人。正逢盐铁官上奏要求加重茶税，诏令下达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何易于看着诏令说：‘益昌不征茶税，百姓尚且不能活命，何况加重赋税来残害百姓呢？’便命令属吏把诏令削去。属吏争辩说：‘天子的诏令规定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如今削去诏令，罪过更加严重；我们这些小吏最多一死，明府您难道能免于被流放到海边吗？’何易于说：‘我难道要爱惜自己一身，而残害一县百姓吗？也不能让罪过牵连到你们。’于是亲自放火把诏令烧掉。观察使听说此事，认为何易于挺身为民，最终没有弹劾他。县中百姓有人家死了人，子弟年幼，家业破败而不能置办葬礼的，何易于总是拿出俸禄让属吏替他们办理。百姓前来缴纳常赋时，只要有头发花白、弯腰扶杖的老人，何易于一定召他们入座用饭，询问政务的得失。庭院中有争讼的百姓，何易于都亲自同他们交谈，为他们辨明冤屈和是非；罪轻的加以劝导，罪重的施以杖刑，全都当场遣走，不交给属吏审理。益昌任职三年，监狱中没有拘押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劳役是什么。后来改任绵州罗江县令，他的治理同益昌一样。当时前宰相裴公任绵州刺史，只有他能够赞赏何易于的治理，曾经跟随他观察政务，随从也不超过三人。他清廉而且能干，达到这种程度。会昌五年，孙樵取道经过益昌，有能谈论何易于政绩的百姓，并且说：‘天子设置上考、下考来勉励官吏，可何易于的考绩只得中上，这是为什么？’孙樵说：‘何易于督促赋税怎样？’百姓说：‘上等。他请求宽限期限，不愿严逼百姓，使百姓低价卖出粮食和丝帛。’孙樵说：‘督办劳役怎样？’百姓说：‘度支经费不足，他便拿出俸禄，希望减轻贫民供给劳役的负担。’孙樵说：‘对往来的权势人物怎样？’百姓说：‘除了传递符文以外，一无所给予。’孙樵说：‘捕盗怎样？’百姓说：‘没有盗贼。’孙樵说：‘我住在长安时，每年听给事中考核官吏，总是说：‘某人任某县令，得到上考或下考，因此升任某官。’问他的政绩，就说：‘某人能督促赋税，提前完成；某人能督办劳役，节省度支费用；某人能在当道时使往来的达官贵人为他说好话；某人能捕获多少盗贼，反过来又制造多少盗贼。’ 县令得到上考、下考的标准竟然是这样，县中百姓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离开了。孙樵认为，当时身居高位的人都知道急切求取人才，到了缓急任用官吏时却说：‘我担心没有人能够共同治理而担当此任。’下令举荐贤能时又说：‘我担心没有人可以用来应付诏令。’等到真有了解何易于的人，又有几个呢？接着说，如果何易于活着不能有所收获，死后也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有史官在。《李贺小传》【陆龟蒙】

译《玉溪生传》。李贺，字长吉。他平时每天早晨出游，跟着一个小书童，骑着駏驉，背着一个古旧破损的锦囊。遇到有所感触得到的诗句，立即写下来投入囊中。晚上回来便把诗句补足成篇。我小时候在溧阳时，听一位白发书吏说：孟东野在贞元年间以前是秀才，家境贫寒，接受任命为溧阳县尉。溧阳过去是平陵县，城南五里有投金濑。濑水以南大约八里，道路东面有平陵城，城墙周长一千多步，遗址高低不平，只高出地面三四尺，但草木生长极其茂盛，大多是大栎树，树围合起来有几十抱，竹丛遮蔽，风声如鸣，水声如滴。地势低洼，积水泥泞，深处可以养活鱼鳖之类。总的说来，这里幽深寂静，气息古朴淡雅，很值得喜爱。除了当地百姓砍柴、捕鱼、捕鸟外，没有人进入那里。东野一得到这个地方就忘了回去，有时连日去，有时隔日去，骑驴带着小吏，径直来到投金渚。每次一到，便在大栎树下乘凉，隐身于积水旁的竹丛中，苦苦吟诗直到太阳西斜才回来。此后他接连离开官署事务，许多公务都松弛废置了。县令季操性情急躁，不喜欢东野的做法，立即上报府中，请求用代理县尉代替东野，并分出东野的俸禄供给他。东野最终因为贫困离去。我听说过度捕猎、捕鱼的人叫作暴殄天物；天物既然不可以暴殄，又怎么可以挖掘剔取、刻削摧残，使它暴露出全部情状呢？如果让它从萌芽、虫卵直到枯死，都不能隐藏潜伏，天难道不会降下惩罚吗？长吉早夭，东野困穷，玉溪生没有列入朝廷官籍便死去，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三 （明）贺复征 编 ○书二 《书梅圣俞稿后》【宋·欧阳修】凡是音乐，都能通达天地的和谐，并同人的气息相互感应，所以它的快慢、振奋和动荡能够感动人心，欢欣和悲伤也可以从声音中察知。五声单独从金石乐器中发出，本来不能自行调和，必须由乐工使它们和谐。然而，能够拿着乐器，懂得它的声音，调节声音的节奏缓急，并协调律吕，做到这些，就是乐工的高明之处。如今指着乐器问乐工说：‘那些簨、簴，堵列编排的，手持排列的，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说：‘是鼗、鼓、钟、磬，是丝、管、干、戚。’又谈到声音而问他说：‘那些清越的、浑浊的，刚劲振奋的、柔和绵延的，有的在郊外，有的在庙堂之下，而罗列的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说：‘是八音、五声，是六代的乐曲；上面的人歌唱，下面的人舞蹈。’这些声音、乐器和名物，都可以逐一回答。然而到了使血脉震荡、精神流通，使人能够欢喜、能够悲伤，或歌唱或哭泣，连手脚为何会鼓舞都不知道的时候，问他究竟凭什么使人感动，即使是高明的乐工，也仍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这种道理无法用语言说出。音乐的道理深奥啊，所以高明的乐工一定是在心中领会、在手上应验，却不能用言语说明。善于听音乐的人也必须在心中领会，以意会之，同样无法用语言说出。尧、舜时代，夔领会了这种道理，用它调和神与人的关系，使百兽起舞。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之类的人领会了它，担任乐官，用来治理国家、预知兴亡。周朝衰微，官制失传，乐器沦亡，散失在河海之间；经过一千多年，再没有听说有人领会这种道理。天地、人之间相互感通的和气既然不能从金石乐器中发泄出来，我怀疑它最终只集中在人身上。所以那些领会它的人，虽然不能把它调和成音乐，却还能把它歌咏成诗。古代登堂歌唱《清庙》，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都有诗，用来表达各地的风土和性情。至于投壶、宴饮、射礼，一定要让乐工歌唱来表达宾主的情意，作为宴会的音乐。大概诗就是音乐的苗裔。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得到了诗的正始之音；宋、齐以后的人，得到的多是浮荡淫靡、流转放纵之气。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这些人，有的得到淳厚古朴、淡泊的声调，有的得到舒展和谐、高亢畅达的节奏；而孟郊、贾岛之类的人，又得到悲愁郁结的气息。由此以后，能够有所领会的人时时有之，却不再纯粹。如今梅圣俞也领会了这种道理，不过他的诗体擅长表现人的情感，描写风物，精华雅正，变化多端；舒展时像春天，凄清时像秋天，使人读它能够欢喜，也能够悲伤，陶然舒畅、酣适满足，不知不觉手脚就要鼓舞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岁〕 这确实是领会得深的人吗？他感动人的程度，难道就是所谓同音乐具有共同苗裔的人吗？我曾经向圣俞询问诗的声律高低、文辞的瑕疵，他都可以指明告知我。至于他在内心中领会到的东西，却无法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借内心领会、以意会通，但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圣俞长久住在洛阳，他的诗也常常为人们所共有。如今他将要告别归去，我于是请求得到他的诗稿并抄录下来。不过我前面所说的内心所得，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彼此不必交谈而意旨相通。我如今得到圣俞的诗稿，难道就像得到了伯牙的琴弦吗？《书旧本韩文后》【欧阳修】

译我年轻时家住汉东，汉东偏僻鄙陋，没有求学的人。我家又贫穷，没有藏书。州城南面有一个大姓李氏，他的儿子尧辅很喜欢读书。我小时候常到他家游玩，看见墙边有一只破筐，里面装着旧书，打开来看，得到唐代昌黎先生的文集六卷，书页脱落、顺序颠倒，没有编次。于是向李氏求取带回，阅读它，发现其中的言辞深厚而雄博。但那时我还年轻，不能完全探究它的意义，只觉得它浩大无边，仿佛很值得喜爱。当时天下的读书人把杨亿、刘筠的作品称为时文，有才能的人凭它考取科第，取得声名来向当世夸耀荣耀，却从来没有人推重韩文。我当时也正准备参加进士考试，以礼部试的诗赋为要务。十七岁时，我在州府应试，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黜退。于是取出所收藏的韩氏文章再次阅读，便长叹说：‘读书人应当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以停止啊。’于是奇怪当时人不推重韩文，但自己也没有空闲学习，只能时时独自在心中思考，认为自己正要通过进士考试求取俸禄来奉养父母，假如取得俸禄，就应当竭尽力量从事这种文章，以偿还平素的志愿。后来过了七年，我考中进士，在洛阳任官；尹师鲁等人也都在那里，于是相互共同创作古文。因而拿出所收藏的《昌黎集》加以补缀，又寻访各家所藏的版本来校订。此后读书人也逐渐趋向古文，韩文于是流行于世，直到今天，大概已有三十多年了。读书人没有不学习韩文的，可以说盛况空前。唉！道本来有在远方流行而在近处停止，有在过去被忽视而在今天受到珍视的情况，这不只是世俗好恶造成的，也是事理本来如此。过去孔子、孟子在当时奔走不安，却成为后世千万代的师法。韩氏的文章，湮没不显达二百年，后来才在今天大为流行；这又不只是好恶造成的升降，而是因为它经历时间越久越显明，无法磨灭，虽一时受到遮蔽，最终仍会光耀无穷，这正是道理本来的趋势。我最初得到韩文时，正值它沉没废弃之际，我本来就知道它不可能迎合当时的爱好、取得权势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去学习它，难道我的作为是为了急于求取声誉、攀附权势利益吗？只是立志于长久罢了。所以我做官升迁时不因此欢喜，退处时也不因此恐惧，是因为我的志向早已确定，而所学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部文集的版本出自蜀地，文字刻印相当精美；相对于今天流行的世俗版本，脱漏和错误尤其多。三十年间，只要听说有人有善本，我一定求来加以改正。最后一卷篇帙不足，如今不再补足，是因为不愿再增加原有的内容。我家收藏的书有一万卷，唯独《昌黎先生集》是旧日的藏物。唉！韩氏文章的道理，世世代代共同尊崇，天下共同流传，本来就有这种价值。我对于这个版本，只是因为它是旧日藏物，尤其珍惜它。《书刺客传后》【王安石】曹沬率军将要失去鲁国的城池，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因此没有背弃盟约，以此来换取信用，这在一时之间是可以的。我唯独奇怪，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是不愿采用他的计策吗？豫让确实是国士，却竟不能预先谋划，挽救智伯覆亡于三晋之手，最后只为一死而死，这难道还值得相提并论吗？他大概只是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罢了。聂政被严仲子招用，荆轲被燕太子丹供养。这两个人在身份卑污、隐伏困窘的时候，能够自我要求，不妄自求取知遇，也只是说自己有所等待罢了。那些怀抱道德、等待世人理解的人，又怎么样呢？《书东皋子传后》【苏轼】我整天饮酒，也不过五合。天下不能饮酒的人，没有比我更差的了。然而我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人举杯慢慢饮下，我胸中便因此浩荡开阔、洒脱旷达，酣畅舒适的滋味反而超过了客人。我闲居时没有一天不接待客人，客人来了也没有一次不置办酒席。天下喜欢饮酒的人，也没有比我更强的了。我常认为，人的最大快乐，没有比身体无病、心中无忧更好的。我却没有这两样。可是，若有这两样的人接连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怎么能让他们尽情享受自己的快乐呢？所以我所到之处，常常储备好药，有人来求就给他；尤其喜欢酿酒来招待客人。有人说：“您自己没有病，却储存许多药；自己不饮酒，却酿许多酒，辛劳自己来成全别人，这是为什么呢？”我笑着说：“病人得到药，我便替他感到身体轻快；饮酒的人因酒而困倦，我便替他感到酣畅舒适。这其实全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东皋子在门下省待诏，每天供给酒三升。他的弟弟静问他：“待诏快乐吗？”东皋子说：“待诏有什么可快乐的？只是每天有美酒三升，实在值得留恋罢了。”如今岭南的法令不禁酒，我既然能够自己酿酒，每月用米一斛，酿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位太守，间或又把酒赠送给我。大略计算我所得到的酒，几乎超过东皋子了。然而东皋子自称“五斗先生”，每天只供给三升酒，救济自己的口腹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招待客人呢？至于我，每天却有二升五合酒进入乡野之人和道士的腹中。东皋子曾与仲长子光交游，喜欢修养性情、服食养生之物，并预先刻定自己的死日，亲自撰写墓志。我大概是在千年之后与他成为朋友，也许差不多可以这样吧。《书淳于髠传后》【苏轼】淳于髠说：“饮一斗已经醉了，饮一石也还是醉。至于乡里聚会，男女混杂而坐，几乎就要互相劝酒了，又有什么可讽谏的呢？”依我看来，这话大概含有深意。由酒量多少并无定准，可以知道饮酒本身并不可取。我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认识到世间多有虚妄，平生嗜酒的爱好也稍稍减退了。因此借用这种放纵不羁的话，才可以制止荒淫的君主长夜饮酒，却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旨趣。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然读《史记》，写下此文。《书六一居士传后》【苏轼】苏轼说：“六一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人说：“六一居士不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无所凭借也能安然自得，居士对于那五种东西，是舍弃世俗所争夺的，捡取世俗所抛弃的，怎么能算有道呢？”苏轼说：“不是这样。依凭五种东西以后才安然，是迷惑；舍弃五种东西以后才安然，也同样是迷惑。况且，外物从来不能真正牵累人，轩车、官服、圭、组尚且不能成为牵累，何况这五种东西呢？外物之所以能够牵累人，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拥有它们。我与外物都是不得已而在天地之间接受形体的，谁能够真正拥有它们呢？可是有人把它们当成自己所有，得到便欢喜，失去便悲伤。如今居士自称‘六一’，这说明他的自身与五种外物平等地合为一体了。他不知道究竟是他拥有外物，还是外物拥有他；居士和外物都同样不能真正占有对方，谁还能把得失安置在二者之间呢？所以说，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即使如此，从“一”来观察“五”，居士还可以看见；把“五”与“一”合成“六”，居士就看不见了。居士大概要隐遁起来了。《书黄鲁直李氏传后》【苏轼】

译如果没有厌弃和离开的心愿，从哪里能够出世？如果没有欣喜和仰慕的心情，从哪里能够入道？欣慕到了极点，就像亡子看见父亲；厌离到了极点，就像把鸡投入汤中烹煮。不达到极点、不达到彻底，心地就不清净，如同饭中的沙子，和米饭一起煮熟了。如果不能含混过去，和饭一起咽下，就一定要吐出来，连同沙子一起丢弃。善哉，佛子！即使做清净饭，淘米去沙，也终究不能完全除尽。不如就使用原本由自己种下的米，它本来就没有沙子。这种米没有沙子，也不会接受沙子。并不是它不能接受，而是没有可以接受沙子的地方。《书若逵所书经后》【苏轼】怀楚比丘给我看了这样一段话：“若逵所书写的两部经，每部经有多少品？每品有多少偈？每偈有多少句？每句有多少字？每字有多少笔画？它们的数目无量，而这些字画全都平等，如同一体，没有高下、轻重、大小之分。怎样才能达到一体呢？因为忘却了自我。若不能忘我，即使在一画之中也已经显现出两种相状，何况有许多笔画呢？正如海上的沙子，是谁把它们磨平的？它们自然均匀平整，没有粗细之别；又如空中的雨，是谁把它们挥洒开来？它们自然疏散，没有稀密之分。请你，楚逵！如果能够在一念之间通晓这个法门，刹那之间便能转读八十藏，而且不会有任何遗忘。一句一偈，东坡居士说完这个法门后，又把它归还给了那部经。”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苏轼】有人说：“龙眠居士创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的人能够凭借图画放心行走，自然找到道路，就像看见自己梦中的景象，就像悟知前世之事。看见山中的泉水、山石、草木，不用询问便知道它们的名称；遇到山中的渔夫、樵夫、隐士，不必说出姓名便能认出他们。这难道只是因为他记忆力强、从不遗忘吗？”我说：“不是。画太阳的人常常怀疑饼，并不是忘记了太阳；醉酒时不会用鼻子喝水，做梦时不会用脚趾捕捉东西。这是天机彼此契合的结果，不用勉强就自然记住了。”居士身在山中时，不滞留于任何一件事物，所以他的精神能够与万物交融，他的智慧能够通达各种工艺。即使如此，道有道的方面，艺有艺的方面；有道而没有技艺，那么事物虽然在心中形成，却不能在手中表现出来。我曾见居士创作《华严相》，全都凭心意创造，却与佛法相契合。佛和菩萨说出它，居士把它画出，仿佛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何况是画他自己亲眼所见的景物呢？” 《书柳子厚牛赋后》【苏轼】岭外的风俗都轻视杀牛，海南尤其严重。客商从高化载牛渡海，一船装着一百头牛，遇到风向不顺，牛因饥渴相互依靠，死去的数不胜数。牛上船后都悲哀地鸣叫，流出眼泪。到了海南，耕田的人和屠牛的人常常各占一半；牛生病了不喝药，只杀牛来祈祷。富人甚至一次杀十几头牛，死了便不再说什么；幸而没有死，就把功劳归给巫师，把巫师当医生，把牛当药。偶尔有人服药，巫师就说神灵发怒，病已经无法再治，亲戚们全都替病人拒绝药物，禁止医生进门，直到人和牛都死了才停止。当地出产沉水香，香必须用牛来交换。黎黎人得到牛后，都拿去祭鬼，没有一头能够幸免。中原人用沉水香供佛、焚烧祭天以求福，这些其实都是在焚烧牛肉，哪里能得到什么福呢？可悲啊！我不能救助他们，所以抄写柳子厚的《牛赋》，送给琼州僧人道赟，让他用来晓谕当地有知识的人，希望这种风气能够稍稍减弱吧。庚辰三月十五日记。《书渊明酬刘柴桑后》【苏轼】从夏天进入秋天，毒热七八十天都没有消解，像炮烤火灼一样，肌理热痛到了极点，心想再也不会有清凉的时候了。今天忽然刮起凄冷的风，下起细雨，于是穿上夹衣。回头想到这一年屈指之间就要结束，陶彭泽说：“如今我若不及时行乐，哪里知道还有没有来年呢？”这句话确实可以使人警醒。《书醉翁操后》【苏轼】两股水放在同一器皿中，也有彼此不能相容的；两张琴由同一双手弹奏，也有彼此不能应和的。如今沈君随手弹琴，却能与泉声相合；居士纵笔作诗，却能与琴声相会。这其中一定有真正相同的地方。本觉法真禅师，是沈君的儿子。所以写下这些话寄给他。希望禅师在静室中安坐，把自己当作琴，把求学者当作琴师；如果有谁能够不经谋划便与三令无际相同，希望禅师选取他。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徐州书会猎诗后》【苏轼】雷胜是陇西人，凭勇敢应募而取得官职，任京东第二将；他的武力超过常人，骑马射箭敏捷精妙。官府在徐州检阅时，徐州人想看看他的本领，便在城西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狩猎。又有殿直郑亮、借职缪进等人，都骑马跟随，弓、箭、刀、槊没有一样不精通熟练。而驻泊黄宗闵，举止却像个儒生，穿着戎装、骑着轻便的马出驰，远远胜过众位宾客，大家都惊讶发笑，感到十分欢乐。这天小雨刚刚放晴，土地湿润，风和日丽，观看的人有几千。曹子桓说：“建安十年，才开始平定冀州，濊貊进贡良弓，燕代献上名马。当时正是春天，勾芒主持节令，和风吹拂万物，弓干燥，手柔软，草木茂盛，野兽肥壮。我和兄长的儿子曹子丹在城西打猎，亲手捕获獐鹿九只，狐兔三十只。驰骋狩猎的快乐，边地人和武官每天都把它当作平常之事。”如果能像曹氏父子那样横握长矛、吟诗作赋，把诗传于后世，那才值得高兴。众位宾客各自写完诗后，我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诗的末尾，留作日后的一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我曾经谈论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墨迹，萧散简远，妙处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今笔法，将其发挥到极致；书法的变化于是达到极盛，天下一致把他们奉为宗师，而钟繇、王羲之的法度反而更加衰微。诗歌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成就，曹植、刘桢的自得之作，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境界，大概也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才姿，凌驾于百代诗人之上，使古今诗人几乎都黯然失色。但魏晋以来那种高尚的风格、超绝的气韵，也稍稍衰落了。李杜以后，诗人接连出现，虽然间或有深远的韵味，但才力赶不上意境。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够在简古之中表现纤秾，在淡泊之中寄托至味，不是其他诗人所能达到的。唐末的司空图身处乱兵之间，诗文却高雅，仍然保留着承平时代的遗风。他评论诗说：“梅只能达到酸，盐只能达到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们的美味常常在咸味、酸味之外。”大概是说，他把自己诗歌中得到的、超出文字表面的妙处，列成了二十四韵。我遗憾当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妙处，如今反复诵读他的话三遍，不禁为他悲叹。闽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以擅长文章著称。我曾听前辈谈论诗歌，每当得到佳句妙语，总要反复读上几遍，才懂得他们所说的妙处。表圣的话确实如此：诗文的美在咸味、酸味之外，可以令人吟诵一句而发出多次叹赏。我既与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得以窥见他家的诗集；而且子思品行笃厚、志向高远，做官很有非凡的才能，这些在墓志中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因此我不再这样评论他的诗。《书墨》【苏轼】

译我收藏了几百挺墨，闲暇时就拿出来品评试用，但始终没有一挺是纯黑的，其中不过一两挺合乎心意；由此可知，世间的佳品本来就很难得到。茶希望它白，墨希望它黑；正当追求黑时，却嫌漆不够白；正当追求白时，又嫌雪不够黑，这自然是人不会处理事情。《书砚》【苏轼】砚台能够使墨发得浓黑，必定费笔；不费笔，就会使墨色退淡。这两种优点很难兼备，不只是砚台如此。大字难以写得紧密，小字又常常显得局促。楷书担心不能舒展，草书又苦于没有法度。品茶怕味道不美，饮酒又怕不够辛烈。天下万事没有不是这样，真可以大笑一场了。其二 泽州吕道人制作的沉泥砚，大多做成投壶的形状，砚头上有一个“吕”字，不是刻上去的，也不是写上去的；质地坚硬精密，可以用来试验黄金。吕道人已经去世，这种砚也渐渐难以得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我偶然来到沙湖黄氏家，看见一方沉泥砚；黄氏起初并不知道它的珍贵，于是我便取来收藏了。题写在临皋亭的文字【苏轼】东坡居士酒醉饭饱，斜倚在几案上。白云在左边环绕，清江在右边回旋。重重的门洞然敞开，林木山峦交错映入。正在这时，仿佛有所思考，却又无所思考，以此承受万物的完备。惭愧，惭愧。题写《楞严经》后【苏轼】我从十年前起，在佛法方面渐渐有所领悟；所经历的忧患，都是世间少有的，但真心始终不乱，因此常常能够得到安乐。崇宁癸未年，我从许州迁往蔡州，闭门幽居，取出《楞严经》反复熟读，这才知道诸佛涅槃的正路，是从六根进入的。每当盘腿安坐，便觉察到外界尘境引动六根；六根如果随外境而去，就会堕入生死之道；六根如果不随外境而动，反而返流归一，在中道中流入，这就是涅槃的真实境界。这样观照久了，就如同洁净的琉璃内部含藏着宝月。我向十方、三世的一切佛、菩萨、罗汉和僧人叩首，祈求他们慈悲哀怜，赐给我无生法忍，使我获得无漏的殊胜果位；我发誓愿意念念护持，绝不使它退失。三月二十五日记。题写《魏郑公传》【曾巩】我看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类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念太宗知遇自己的恩德，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的忠诚固然发自内心，但也是因为遇到了能够听取他们意见的君主才如此。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治理得好，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的君主，而前代君主不如他的原因，其根源都在这里。要知道确实有这些事，是因为他的文字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把进谏争辩的事情交付史官记载，太宗却因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遇和礼待，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他没有深思这一点，也因此更加知道郑公的贤能。君主任用臣下，以及臣下侍奉君主，不过是遵循最公正、最正直的道理罢了。最公正、最正直的道理，不是堵住臣下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一点小小的名声来偏私地维护自己的君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争辩应当加以掩盖，就是把进谏争辩看成不值得称道的事，那么后世还有谁会再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些事，这不只是丧失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根本没有进谏争辩的事情，从而助长他们的怠惰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既已知道他的这种心意，便不再进言，渐渐也就不知道天下的得失了；到了辽东战败时，才开始悔恨郑公不在人世，却从未想到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怎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切直地规谏他们的君主时，言辞十分深刻，事情也十分紧迫，这些都保存于书中，从未加以掩盖。直到今天，人们还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那些文字中可以看见这些事。假如当时把这些文字删削抛弃，只保全一点小小的谦让，那么后世凭什么作为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贤君和良相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诤言辞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不是史书遗失了，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所造成的。这样看来，谏诤没有流传下来，不过正是使这几位君主的罪恶在后世更加暴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体例，是为尊者、亲者和贤者避讳，这同上述说法相违背。其实，《春秋》所避讳的是恶行。采纳谏诤，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谏稿的人不是这样吗？我说：焚烧谏稿的人是谁呢？并不是伊尹、周公这样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取一点小小名声的人这样做的。这件事本身也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把谏稿焚毁，说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却又让后世流传这种做法；这样便会使后世看不到谏稿中的是非，并且认定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归于自己。这难道能说是爱护君主吗？至于孔光删去谏稿中所说的话，他这样做究竟是正是邪，还无法知道；但他把谏稿焚毁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能知道这就没有问题呢？这难道不是谋划自己的奸诈计策吗？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出来时说些诡异的言辞，这与上述情况不同。”我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如今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能说君臣之间议论时，不希望自己的言论泄露给当时的人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向万世流传吗？唉！以诚信对待自己，并以此侍奉君主，难道会欺骗君主吗？能够做到流传万世的，正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题写《资治通鉴外纪》后【刘恕】

译刘恕说：“孔子撰作《春秋》，用笔削的方式褒美和贬斥，即使子游、子夏这些孔门弟子中的高才，也不能增添一句话。鲁国太史左丘明认为仲尼的话高深远大，难以继承，于是为它作传。后来的君子便不敢继续撰写。只有陆长源所作的唐《春秋》，把吴、楚的君主僭越称王视为应当诛杀断绝的罪行。《左氏传》依据鲁国史书，又参照诸侯各国的史书，按年代编排，叙述事件。《春秋》所贬斥的大人物以及当世有威权势力的君臣，他们的事迹都在传中显现出来，所以把《春秋》本文隐藏起来而不公开，以免遭遇当时的祸难。后汉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命令荀悦依照《左传》的体例编写《汉纪》，言语简约而事情详备，在世间广泛流行。晋太康初年，汲郡人发掘魏襄王的墓，得到《纪年》，文字像《春秋》，其中所记的许多事情同《左氏传》相符合，诸位儒者才知道古代史书记录的正确体例。从此以后，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等人相继编写编年体史书，直到唐、五代，这一传统也没有中断。汉、晋的起居注，梁、唐的实录，也都是这种制度遗留下来的。《国语》也是左丘明所著，记载《左氏传》内传未载的遗事，有些言论与传中略有不同，但文辞丰富优美，因此另行成书。” 从周穆王一直到晋知伯、赵襄子，处在贞定王时期，共五百多年。虽然这些事情彼此并不连贯，但史官大概仍有所补录。战国七国有《战国策》，晋国孔衍作《春秋后语》，也都按各国分别记载；此后便完全不再记录了。唐代柳宗元采录其中片断，认为它们荒诞欺妄，不合于圣人著作；除了《国语》六十七篇之外，其他说法即使存在，也不能据此衡量《国语》的轻重。司马迁开始撰写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这些体例，后来的史臣相继沿用，称为正史。本朝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书籍也越来越繁杂；学者受制于作文，专门崇尚《西汉书》，博览的人才涉及《史记》《东汉书》，近代士人颇且知道《唐书》，但从三国到隋，直到五代，却茫然无所知。天下太平日久，人也越来越懈怠。庄子的文章简约而义理明白，玄虚之言荒诞却似乎有理，费力少而容易学习，浅陋的儒生无不崇尚它，史学便渐渐衰微了。考察历代国史，它的源流出自《春秋》。刘歆编述《七略》，王俭撰写《七志》，《史记》以下的史书都附属于《春秋》。荀勖分为四部，《史记》一类的旧事归入丙部。阮孝绪的《七录》把传记著录称为史传录，从此经学与史学分开。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后世之所以能够知道今天，依据善恶来说明褒贬，考察政治来显现盛衰，这就是《春秋》的方法。假使孔子赞述《易》而不作《春秋》，那么后世就会把史书看作记载琐碎事情的文字；《春秋》列在六艺之中，愚昧的人没有谁敢提出不同说法，却始终不能明白其中道理。熙宁初年，恕考中进士，在礼部参加考试，成为司马公的门生，侍奉大儒，得以听到他的余论。嘉祐年间，司马公曾对恕说：“《春秋》以后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共有一千五百卷，诸生多年都不能读完它们的篇章次第，一生也没有时间举出它们的大概；他们厌烦繁难而趋向简易，史学将要消亡。我想把记载起于周威烈王任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至五代，采用丘明编年体的形式，仿照荀悦简明扼要的文章，网罗各家说法，写成一家之言。”恕说：“司马迁凭借优秀史才，叙述黄帝到秦汉的兴亡治乱；班固以下，世代多有名家；李延寿总括八朝史事，编成《南北史》，但言辞卑弱，义例繁杂，没有表、志，沿革也不完整。梁武帝的《通史》、唐代姚康复的《统史》，年代相近却已经散佚，也不足以称道。” 司马公想凭文章和议论编成历代的大典，使高尚的功勋、美好的德行得到褒扬，流传万世；使元凶和积久的奸恶受到比诛杀更严厉的贬斥。向上可以继承仲尼的经书和左丘明的传，司马迁怎么能够相比，荀悦又哪里值得一提呢！”治平三年，司马公以学士身份担任英宗皇帝的侍讲，奉诏修撰历代君臣事迹。恕承蒙征召置于史局，曾向司马公请教：“您的书不从上古开始，为什么呢？”司马公说：“周平王以后的事情已经包括在《春秋》中，孔子的经书不能增删。有人说：为什么不从获麟那一年开始？回答是：经书不能续写。”恕于是知道，贤人著书，是尊重并避让圣人的著作。像这样，儒者就可以效法了。熙宁三年冬，司马公出任京兆知府，第二年春调任颍川，坚决推辞而不赴任，退居洛阳。恕性情褊狭而喜欢议论，不敢居住京师，请求回江东奉养双亲；又因为新书尚未完成，不能停止删改，恕也远程隶属于史局。恕曾想到，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写起，却遗漏了包牺、神农而不记载；司马公编写历代史书，却不涉及周威王以前，学者考察古事时还得阅读小说，取舍彼此不同，不知道应该听从哪一种。假如从隐公、桓公以后只依据《左氏》《国语》《史记》和诸子而增删，不涉及《春秋》，就同圣人的经书没有关系了。从包牺到周威烈王任命三晋为诸侯以前的事，比起后来的事情，百件中不过有一两件可以记载，因而可以作为前纪。本朝从一祖四宗到现在共有一百零八年，可以请求朝廷把国史实录作为后纪。过去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也是这种情况。将来等书完成后，请求司马公允许我来撰写。熙宁九年，恕遭逢家祸，悲哀愤郁，于是患上中风痹病，右肢已经废坏。凡是想执笔时，便口授给幼子羲仲，由他记录，常常自己念叨：平生事业没有一件成功。身在史局十年，俯仰之间只是白领俸禄，于是取用各书，以《国语》为依据，编写《通鉴前纪》。家中贫穷，书籍不齐全；南方边远地区偏僻简陋，士人家中也不收藏书籍。卧病六百日，没有一个人谈及文史；神志昏乱而遗忘，繁简失当，远方的材料无法得到，于是对国书的后纪断了念头，便把前纪改名为外纪，取《国语》称《春秋》外传的意义。从周共和六年庚申到周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共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到周显德六年己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记载在《通鉴》中。这样，一千八百年间兴亡废立的大事，就可以清楚明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年〕

译从前李弘基用心过于劳苦，多年积病而药物又接续不上；卢升之手脚痉挛残废，写了《五悲》后投身颍水。我眼病、创伤交加，不能入睡，也不能进食，才名比不上这两个人，疾病的困苦却超过了他们。陶潜预先写祭文，杜牧自己撰写墓志；我知道死期已经临近，归心像飞驰一样，只能姑且写下这篇序，不能写成前纪、后纪，而写成外纪。将来书完成后，如果司马公能作前纪、后纪，就可以删削外纪的繁冗，改成前纪，以备成为贯通古今的一家之言。即使恕来不及亲眼看到，这也是我一生的志愿。《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七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七十四卷 （明）贺复征编 ○书三 《书赠韩琼秀才》【宋·黄庭坚】读书贵在精深，不在广博；用心贵在专一，不在杂乱。读书一味追求广博，常常不能完全领会其中意味；用心不专一，最终不会取得完整的功效。研治经书的方法，不只是玩味它的文章、议论和义理而已，而是每一句话都要用来修养内心、治理性情。在侍奉父母、与兄弟相处之间，在与人交往、同朋友相处之际，遇到得失忧乐，都要拿书中的道理来考察，然后才算尝到古人留下的糟粕，并且知道其中的滋味。读史的方法，是考察当时世道的盛衰和君臣关系的离合；在朝的士人，要看他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的重大节操；在野的士人，要看他保全自身、奉守大义的行为。用每日勤勉之余的时间玩味文章的华美辞藻，并以这样的心术来写文章，还有什么会不如意的呢？何况是书法文章以及世俗事务呢？《书赠王长源诗后》【黄庭坚】王长源安于贫困而喜好义行，吃粗饭，饮瓢水，妻子和奴仆免不了饥寒，但他从未露出可怜相。一个人如果能自我尊重，做官后一定能够爱护百姓。可惜当权者还没有擦亮眼睛看出这一点。我们在京师相见，匆匆之间不能尽叙平生朋友的情意。长源将要出行时，正逢我近年来苦于头晕，不能深思，因而没有写成诗，只把旧诗十多首送给他。长源出行后，登山临水时，也可以把这些诗代替劳歌来吟咏。《书赠俞清老》【黄庭坚】人一生有衣十匹，每天吃饭两杯，却整年萧条困顿、疲于劳役，这是什么道理呢？男女婚嫁，是因为他们降生到世上，自然各有衣食的分限。所谓把孩子放置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还会用身体护养它；那些不应当冻死、饿死在沟壑中的人，连上天也不能使他死去。如今整天皱眉忧愁，正是替百草担心春雨罢了。面对青山白云，江湖之水清澄安静，难道还会有不足的叹息吗？《书圣庚家藏楚词》【黄庭坚】章子厚曾对我说：“《楚辞》大概有所承袭和取法。”我起初不认为是这样。子厚于是说：“《九歌》大概取法于《国风》，《九章》大概取法于《二雅》，《离骚经》大概取法于《颂》。”我听了这话，回去考察，确实如此。只是曾经叹息道：“这个人精妙地理解文章的滋味，在翰墨之林中，他是千载难遇的人才。”只是很受世俗事务牵累而荒废了学业，可惜啊！《书林和靖诗》【黄庭坚】欧阳文忠公极其欣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却不知道和靖另有一联咏梅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这两句似乎胜过前一联，不知文忠公为什么舍弃这一联而欣赏那一联？文章大概也像女子的美色，喜爱或厌恶只取决于人的主观好恶。《书缯卷后》【黄庭坚】少年拿这幅缯来求我题字，他只是听别人说老夫会写字，所以才来，并不一定能够分辨书法的工拙。学习书法，必须胸中有道义，再用圣贤的学问来扩充，书法才值得珍贵。如果他的心灵没有准则，即使笔墨不亚于钟繇、索靖，也不过是个俗人罢了。我曾对这位少年说：“士大夫处世，可以做许多事情，唯独不能流于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有人问不庸俗的表现是什么，老夫说：“很难说。看他平日生活，与俗人没有什么不同；到了重大关节却不改变志节，这就是不俗之人。平日整天像舍弃瓦石一样无所作为，遇到事情却一点计策也想不出，这就是俗人。”即使郭林宗、山巨源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书壶中九华石》【黄庭坚】湖口百姓李正臣得到一块奇石，九座山峰彼此倚靠，苏子瞻戏称它为“壶中九华”。又有老巫邹生，得到三块奇石，随着高低形状排列成三叠屏风，我戏称为“肘后屏风”。等到将来湖中百怪一齐出现，应当把这两块石头作为祖宗吧。这两块石头呈深青色，孔窍嵌套贯通，敲击时铿铿作响；看上去高耸在云雨之上，群峰时隐时现，忽然让人疑心是九十座山峰，就像五老峰让人疑心是五六座一样。把它们揭示出来给俗人看，寻求知音，我看见的却是它们被支在墙角垫酱瓿罢了。世上若有超脱尘俗的因缘，这些石头才会因此显得潇洒。近来象江太守花费数十万钱，从岭南背运三块石头，等回到家，妻子儿女却免不了受冻挨饿，不知他和这两块石头相比，哪一个更贤明。《书洛阳名园记后》【李格非】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凭借崤山、黾池的险阻，扼守秦地、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交通汇集之处，大概是四方必争的地方。天下平安无事时，洛阳已经如此；一旦发生战事，洛阳必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曾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兆。”正当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修建馆舍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所。等到天下动乱流离，接着又遭五代的惨酷兵祸，那些池塘竹树被战车践踏，荒废成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为灰烬。和唐朝一同灭亡、同时消失的园林，已经没有一处留下。因此我说：“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况且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洛阳的盛衰，可以从园林的兴废看出；这样看来，《洛阳名园记》的写作难道是徒然的吗？唉！公卿大夫正要在朝廷进取，却放任自己按照个人私利行事，忘记天下的治乱，想退下来享受这些园林，能够做到吗？唐朝走向末路，正是这样。《书小吴笺》【蔡襄】李及任杭州知州时，买了一部《白氏集》，这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郎基清廉谨慎，从不经营私产，曾说：“任职的地方，连木枕都不必制作，何况更贵重的东西呢？”只是常常让人替他抄书。樊宗孟写信送给他，说：“在任官处抄书，也是一种风流的过错。”郎基回答说：“从过错中可以看出仁德，这样也就可以了。” 《书韩退之传后》【张耒】

译有人向张子问道：“掌握赏罚、荣辱，凭借权势面对天下的人，无不希望天下人因他的赏罚而受到鼓励或阻止，因他的荣辱而有所取舍，但这种权势常常有行不通的时候。有时越想鼓励，别人反而越感到羞耻；越想阻止，别人反而越加仰慕。韩退之在唐代，几乎就是这样。韩退之自己所看重以及世人所推重的，在品德方面没有比好直言更突出的，在才艺方面没有比文章更突出的。然而因为直言而招来祸患，于是被驱逐到山阳、贬谪到揭阳；因为文章而招致牵累，可他的文章在当时无人能比。他参加有关部门的考试，多次应试却多次被黜退。一生所写关于国家大事的文章，只有《平淮西碑》一篇；然而刻板还没有完成，磨灭它的人就来了。这本来应当使他的志气丧失、声名湮没，和时代一同消亡，完全不被世人看见才是。但他每次被斥退，声名反而更加显著；每次受到阻抑，事迹反而更加显扬。压制者的力量胜不过赞誉者的舌头，即使韩退之自己也说：‘一行动就得到诽谤，声名也随着它而来。’这究竟该怎么解释呢？”张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先王施行赏罚、荣辱，之所以能使天下人奔走追随，是因为他们把天下人希望受到鼓励的行为拿来奖赏、荣耀，把天下人希望受到阻止的行为拿来惩罚、羞辱。所以奖赏一个人，众人便努力进取，只怕自己赶不上他；惩罚一个人，众人便感到恐惧，只怕自己像他一样。而且先王哪里能凭自己的好恶，强行驱使天下人来顺从自己呢？不过是取天下人共同认可的荣辱标准，来决定天下人的趋向和背离罢了。唐代那种污浊的政治，昏乱迷惑，没有可以取法的标准，只凭个人私见决定好恶可否，再用蒙蔽欺骗的奸术来补救；那么被阻止的人反而受到仰慕、被提拔的人反而使人羞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韩退之本来就不可压制，所以越压制，声名越振作。你难道没有见过千仞高的水流决堤而注入河川吗？大木横在那里阻塞它，大石挡在那里，水流被排挤到巨大的峡谷中，又被逼迫在高山脚下，随后便愤怒地号叫咆哮，声音震动百里。压制它的力量越大，它发出的声音就越猛烈。所以稍微阻塞它，它就小声鸣响；大力堵塞它，它就发出巨大的震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势头本来就无法阻止。韩退之本人越困厄而名声越显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书宋齐丘〈化书〉》【张耒】齐丘是伪唐的谋臣，他的智慧不过是大老鼠中的雄鼠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所作的《化书》，虽然全是浅薄的机巧和小计，也略微触及了道德，因此能够有所成就，也是有原因的。我曾经论述黄老之道：道德以清静无为为根本，排遣去除情感的牵累；但它的末流多半变成智术、刑名，这是为什么呢？正因为安静的人能够看清事物的实情，无为的人能够掌握事情的关键；掌握关键而切中实情，正是智术由此产生的地方。仁义产生于恩情，恩情产生于人情；圣人节制情感而不把它排遣掉。若彻底无情，以至于对亲人也没有亲情，就会变得残忍，这正是刑名之术所以施用的原因。齐丘的道术固然浅陋，但他的文章颇为高古简约，也有可喜之处。他说：“君主拥有奇异的智慧，天下人就不会亲附；即使圣人出现，这句话也不会废弃。” 《书五代郭崇韬卷后》【张耒】自古以来的大臣，权势已经隆盛，富贵达到极点而满盈，前面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便一定会退下来替自身考虑；除非是大奸雄，怀有异志，或者极其庸碌昏聩、软弱无能的人，很少有不是如此的。然而他们为自身考虑，实际上很难做到；并不是忧虑得不深、谋划得不精，而是后来祸患的端倪，往往正从这种极深极精的谋划中产生。因此，最好采用正道。所谓正道，就是所用的方法简明而周全；自以为聪明的人，谋虑头绪太多，反而笨拙。正道不需要另外筹划，只按理所当然的方式行事；即使是怨仇也不敢非议，何况继承他的人是贤者呢？郭崇韬在五代，也是聪明而有权谋的人。他辅佐庄宗决策灭梁，于是统一天下。自认为功劳高、权势重，又因奸人议论自己，而庄宗昏庸又不足以依靠，便筹划自保。当时刘氏受到宠爱，庄宗宠幸她，郭崇韬于是请求立她为皇后，迎合庄宗的欲望，又结交刘氏作为援助。这对刘氏是莫大的恩惠，而庄宗日益昏乱沉溺，只听妇人的话；按理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自保办法了。然而最后杀死郭崇韬的人，正是刘氏。假使崇韬的错误谋划只导致刘氏不能帮助自己，也就罢了，哪里知道竟会死在她手里呢？喜好谋划的人败在谋划上，喜好辩说的人败在辩说上；只有有道德的人才不会陷入穷途，而祸福的变化，难道是思虑能够穷尽的吗？” 《书〈辋川图〉后》【秦观】元祐丁卯年，我任汝南郡学官。夏天患了肠癖病，卧在值班房中。好友高符仲带着王维的《辋川图》给我看，说：“看看这幅图可以治好你的病。”我本来是江海间的人，得到这幅图十分高兴，立即让两个儿子在旁边展开它，靠着枕头观看。恍惚间仿佛和王维一起进入辋川，经过华子冈，走过孟城坳，在辋川庄休息，停泊在文杏馆；登上斤竹岭，沿着木兰砦，穿过茱萸沜，踏过槐陌，窥看鹿柴砦；返回南垞、北垞，泛舟欹湖，在柳浪游玩，在栾家濑洗濯，在金屑泉饮酒，经过白石滩，在竹里馆停留，转入辛夷坞，抵达漆园。头戴幅巾，拄杖穿鞋，下棋对弈，品茗饮茶，有时作诗自娱，忘记了自己羁留在汝南。几天后病就大大痊愈了，而符仲也替夏侯太冲来取图，于是我在图末题字，交还给高氏。《书王蠋后事》【晁补之】

译古代有这样的人：不肯离开商纣这个暴虐的君主，去追随周武王这个圣明的臣下，而在西山守死，他的名字叫伯夷。伯夷，孔子称他为仁人，孟子称他为圣人；这不是因为后世学者能够称道他才如此。古代有这样的人：不爱惜剖身戮尸的灾祸，以求对君主尽忠、把节操发挥到极致，他的名字叫比干。比干，孔子称他为仁人，孟子称他为贤人；这也不是因为后世学者能够称道他才如此。古代有这样的人：不爱惜将军的印信，不顾万户的封赏，挺身赴死，以彰明君臣之间的大义，并且希望自己的事迹能够附于伯夷、比干之后，他的名字叫王蠋。他没有得到孔子、孟子的称誉，名声也未能自行附于伯夷、比干之后，但学者不可不称道他。燕国攻破齐国时，齐王逃到莒地；临菑一带、汶水竹邑一带，齐国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齐国的大臣平日腰佩黄金，系着紫色绶带，在君主面前高谈阔论；一日之间却像狼一样回头、像鸟一样张望，四散逃走。不是逃离，就是屈服投降，没有一个人为君主挺身而出，抗击敌人来保全齐国。当时，王蠋只是齐国的平民。他积累仁德，品行高洁，退隐到田野耕作，嘴里从未吃过君主的粮食，身上从未穿过君主的丝帛，却独自认为：自己生在齐国，世世代代都是齐国百姓，就应当为齐君而死。于是挺身守护大义，守住小小的画邑等待燕人。燕人也因此退却三十里，不敢从后面进攻。燕军将领敬畏王蠋的贤德，想到只要王蠋在，齐国就不会灭亡，便多次用甜言蜜语诱骗他说：“我将任用你为将军，封给你万户；否则，就屠杀画邑。”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洁的女子不改嫁两个丈夫。国家已经灭亡了，我王蠋还怎么活着？如今用军队威胁我，用将军之位诱惑我，这是在帮助桀王行暴虐。与其无义地活着，实在不如被烹死。”于是把头挂在树枝上，自己用力割断脖子而死。士大夫听说后，都长叹流泪，说：“王蠋只是平民，尚且因守义而不向燕国称臣，何况那些享受俸禄的人呢！”于是大家共同到莒地迎接齐襄王，齐国残存的百姓也开始感动于义气而奋发起来，关闭城门，坚守城池，人人都不肯向燕国投降。因此莒、即墨得以多次交战而没有灭亡，后来田单终于凭借百姓的民心，施展自己的智谋，击退数万敌军，收复七十多座城池。这都是王蠋激励他们的结果。当初我读《史记》读到这里，从未有一次不因王蠋而放下书哭泣。我认为，推究王蠋的志向，足以对上天没有遗憾，对世人没有惭愧，对伯夷、比干的事迹也没有亏欠。太史公本应当特别为他立传，并且多次记载他的事迹，以击破万世乱臣贼子的心。为什么反而不为王蠋立传呢？他当时的事迹只是在田单传的末尾略微显现，使王蠋的名字仅仅不至于失传，却不足以昭示天下，实在令人遗憾。况且聂政、荆轲一类人，能够瞪眼扬臂，奋勇而出，毫不顾惜自身，只为报答一句话、一顿饭的恩德；他们并没有君臣之间的仇恨，却怀藏匕首、袖藏铁椎，在白天杀人，牺牲七尺之躯，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有义，为他们立传以示后世，后世也随之敬服他们，称为“壮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之流，周旋于各国之间出卖国家以求容身，并没有为国死、为君死的行为，早晨还是楚国卿相，后来便仰慕秦国的相位，内心并不以此为满足；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有辩才智谋，为他们立传以示后世，后世也随之敬服他们，称为“奇才”。至于韩非、申不害之流，研究刑名之学，太史公还推究其本源而把他们附在相关传记中；老聃、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子、环渊、驺奭之流，都是迂阔之士，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博学，把他们附在孟子之后。既然如此，世上有像王蠋这样杀身成仁的人，难道唯独不应为他立传，把他附在伯夷之后吗？唉！” 从前孔夫子作《春秋》，其中的大义在于端正君臣关系、严格父子之伦；假如当时君臣都端正、父子都严明，《春秋》也就不会写成了。后世即使是愚夫愚妇，只要有一句话、一件事近似于这种大义，都应当记入《春秋》，何况那些卓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难道不应该特别记载、多次记载吗？这就是我替太史公感到惋惜的原因。《书通鉴后》【陆游】周世宗平定江南以后，命令他们修缮防守设施。《资治通鉴》认为，这是因为江南接近大国，畏惧大国的力量；小国则感怀大国的恩德，所以把他比作周文王。当时周世宗将要对燕、晋用兵，他的谋划是：如果南方发生变乱，虽然未必会造成大祸，但北伐的军队势必也不得不撤回。因此先设法安定江南的人心，又使江南把力量耗费在大型工程上，使它不能发动变乱。等北伐成功，向江南发一封简短文书就可以使它归服了。这才是周世宗原本的谋划。突然说他接近周文王，难道不是过分了吗？不过周世宗的谋划确实是奇谋。他先攻取淮南，消除了心腹之患，却不乘胜攻取吴、蜀、楚、粤，而是率领精锐部队攻取幽州；幽州一旦平定，四方还有什么不能平定的呢？刚刚取得三关，便因病返回，这是天意。后来中原先后攻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才攻取幽州，军队已经在四方作战中疲弊，幽州的功业最终没有完成。因此虽然取得了许多国家，中原的形势最终还是削弱了。由此才知道周世宗原来的谋划是正确的。《书贾充传后》【陆游】说法只有一种，情形却有三种。难道只有谈论用兵才这样吗？自古以来，唯独用兵最容易出现不同意见，正因为有这三种情况。祸患的契机、乱事的萌芽隐藏在细微之处，人们只知道用兵的利益，不知道它的危害。有见识的人能够预先看见祸患而竭力制止，王猛对于前秦就是这样。遇到机会时，转眼之间形势已经改变，而平常人对事机昏暗不明，私下忧虑过多、谋划失当，冯道对于后周就是这样。王猛固然贤明，冯道虽然昏暗，仍然有忧虑国事的心。至于贾充在晋武帝时竭力阻止伐吴，甚至请求诛杀张华，这又怎么解释呢？自汉朝末年起，一百几十年间，庸碌之人习惯看见南北分裂，便认为这是常态。赤壁之战中，以魏武帝的雄才，乘着破竹之势，却大败得一塌糊涂，终身不敢向南进兵。贾充的内心，大概私下估量吴国还不能攻下，所以先发表这种意见，希望谋取日后的福分，却没有料到天下最终会统一。总之，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即使以舜为君、禹出兵，也不能一次就平定三苗；即使唐太宗亲自统兵、李绩随军出征，也不能立即平定小小的高丽。因此替贾充辩护的人，常常也有有利的理由。这就是臣下暗中替自身打算时，往往采取这种说法的原因。冯道不值得多说；王猛、贾充的议论，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难道可以不仔细辨察吗？” 《书郭崇韬传后》【陆游】

译后唐庄宗刚刚取得天下时，想立宠爱的姬妾刘氏为皇后，但韩夫人是正室，伊夫人的位次也在刘氏之上。庄宗虽然出身夷狄，又处在天下大乱、礼乐崩坏之时，但顾念典章礼制和人情，也为这件事感到困难，不知该如何处理。群臣虽然往往阿谀奉承，缺乏学术修养，却也没有人敢承担提出这一议论的责任。等到卢革任宰相、郭崇韬任枢密使时，崇韬功劳高而处境危险，想谋划自保；卢革庸碌怯懦、无所作为，只想通过谄媚崇韬来保全自己，于是两人共同上奏说刘氏应当立为皇后。于是庄宗便立刘氏为后。刘氏被立为后以后，贪污财货，败坏政治，残害忠良，天下于是大乱。庄宗被弑杀而死，李氏的子孙也被杀尽。唉，卢革不值得再说了！崇韬是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大臣，忠诚勤劳在当时无人能比；他请求立刘氏，并没有别的用心，不过是认为她受到天子宠爱，想同她结交，借助她的力量使自己稍稍安稳罢了。然而后唐的灭亡，实际上是由刘氏造成的；使后唐灭亡的人，就是崇韬。后唐建立以前，历代都有功劳于帝室；晋王李克用通过百战建立王业，庄宗凭借这些基础最终取得天下。同光初年，天下震动，形势的关键已经可以指挥而定了。可是崇韬却顾念一点个人私利，引入刘氏来覆灭国家社稷，并使后代子孙灭绝，宗庙的神灵难道肯饶恕他吗？崇韬最终以尽忠之名，反而使全族被杀；卢革也无罪而被诛杀，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从前唐高宗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大臣褚遂良等人竭力争辩认为不可，都因此遭祸；唯独李绩劝成此事，享尽富贵而死，自以为得计。等到武氏得势，高祖、太宗的子孙几乎被诛杀殆尽；李绩虽然已经死了，也终于因为孙子李敬业的缘故，被发墓剖棺，整个宗族遭到夷灭。褚遂良等人虽然遭祸，却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天理不可逃避，就是如此。即使这样，难道只有天理的原因吗？李绩和崇韬都是勇武刚烈之士，勇于报答恩德，却把这种心思用来揣度妇人，以为这是自保的奇策。女人的性情，阴险嫉妒、残忍狠毒，一旦得志便果断背弃恩德、任意放纵，像豺狼虎豹一样，哪里还会想到自己当初因为什么被立为后呢？既然如此，这两人的祸患即使不说是天理所致，本来就有无法逃避的原因。可悲啊！” 《书作论法》【陈亮】大凡写议论文章，不一定要写华美的语言；只要意旨和道理高明，文字自然会超出众人。因此，大家的文章不刻意写诡异的体式，却自然宏大丰富；不刻意使用险怪的辞藻，却自然典雅华丽。奇妙寓于纯粹之中，巧妙隐藏在平和浅易之内。不善于学习文章的人，不在道理和意旨上下功夫，却只在文采辞句之间追求，那么也就浅陋了。所以杜牧说：“意旨完全胜过一切，辞句越朴素，文章反而越高明；意旨不能胜过一切，辞句越华美，文章反而越鄙陋。”从前黄山谷说：“喜好写奇特语句，本来就是文章的一种弊病。只应当以道理为主，道理通达而辞句顺畅，文章自然会出类拔萃。” 《书伊洛遗礼后》【陈亮】《伊洛遗礼》中如今还能见到的，只有婚礼和丧祭礼残存一二项，现在把它附在《补亡》之后。礼制虽然不是先王原有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补亡》所汇集的，正是礼的义理。如果精通其中的义理，那么当时参与制定的制度仍然可以考察；至于残缺不全的制度，难道一定要把它当作尊贵的依据吗？《礼记》说：“礼所尊重的，是它的义理。保存那些还看得见的，是为了珍惜那些已经看不见的罢了。” 《书示疡医》【元·刘因】《周礼》说，疡医治疗疮疡，用五种毒药攻治，用五种气息调养，用五种药物治疗，用五种滋味调节。所谓五毒，疑心就是医师所聚集的毒药，即五种药物中有毒的那些，并不是说一剂中有五种药就可以把各种疮疡都攻治。攻治和治疗，是用来除去疾病的；调养和调节，是用来扶助根本的。大概攻治之后一定要调养，治疗之后一定要调节；攻治比治疗更加急迫，调养比调节更加周密，这是事理和形势决定的。郑氏解释五毒，说把黄堥放入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在其中烧三日三夜，烟气向上附着，用鸡毛取下，用来祝治创伤；恶肉和坏骨就会全部排出。宋代杨文公看见杨嵎验证此法，果然像郑氏所说；这大概只是古方五毒药中的一种罢了。若把这一种药就认作五毒，不仅圣人的话不可能如此狭窄，而且同下文“五气”“五药”“五味”的说法也不相类。我又担心杨氏偶然用药得效，反而导致别人不能正确治病。贾氏的疏又把五药解释为五毒，那么郑氏已经失去了经文的本意，贾氏又失去了郑氏的本意。苏东坡曾论说，学习儒学不只是耗费纸张，也要纠正俚俗说法的错误。唐庚评论陶隐居注《本草》和讲《易》的说法，认为他并不是懂得正确言论的人。因为儒术的广大深厚，无可匹敌，不是可以同医术并列谈论的。然而把各种技艺放在一起比较，李明之曾说，《苏沈良方》就像唐宋人的类诗集；意思是，不会作诗的人汇集诗作，就像不懂医方的人汇集药方。一首诗写得不好，确实不过是浪费纸张；一剂药方写得不好，造成的祸害却有说不尽的地方。我的朋友以医为业，请求我写下关于治疗疮疡的文字，所以这样说。《书饕餮图后》【刘因】

译饕餮在唐尧、虞舜时代产生，就像水中的生物出现在陆地上一样。即使想成为饕餮，哪里能够成为饕餮呢？它之所以成为饕餮，是阳中所含的阴，无法记录清楚。即使想不成为饕餮，哪里又能够不成为饕餮呢？正因为有些东西既不能成为饕餮，又遇上那些能够成为饕餮的东西，所以天下没有人不看见它贪食的样子，并且能够把它当作饕餮来贪食。等到世道衰落，人道昏暗，淳厚变得浇薄，和谐变得乖戾，《关雎》《麟趾》的意旨消失，而河图、凤凰出现的感叹兴起。正是饕啊餮啊的时代。谁还能由此看见它是在贪食呢？谁还能看见它是在吞食呢？又有谁能够把它当作饕餮来贪食呢？这就是饕餮被列在器物上的原因。饕餮之所以被刻画在器物上，一方面是为了显明罪恶，就像大禹铸造金属器物以铸魑魅，楚国史官以梼杌命名一样；另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警戒，就像尊、彝等礼器取饕餮形象，盘、盂上刻有文饰一样。《吕氏春秋》说，用象形来装饰器物，是周代的制度。有人说，按照形象来辨识器物，则是殷代的器物，不是周代制度。这样看来，这件事无法确知。世代都已经无法考知，又怎么能够知道它的用途呢？金台的田景延得到一件古代饕餮器，器物像拱手环抱泉水而下垂腹部，面部宽大而蹲坐着，看起来像人。它的下面似乎有一个承接的盘子。河东元裕之替它考订，确定无疑是古代器物。景延于是仿照刘敞、吕大临的做法，把它绘制下来。他的朋友郝伯常想替它说明其中的道理却没有成功，于是嘱托我来写。唉！人面对古代器物，如果强行把不可知的事情说成可知，便是在增加博物之学的疑惑；如果舍弃不可知的部分，只是一味羡慕它古老，便是在玩弄器物而丧失志向。增加疑惑和丧失志向，都不是懂得并喜爱古物的人。舍弃不可知的部分，而探求可知的内容，那么古人用来警戒后人的意义，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了。由于它有值得羡慕之处，进一步思考那些真正值得大为羡慕的东西，那么古人之所以成为古人的地方，也就由此可以得到。追求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追求仰慕才是真正的慕；这样看来，这件器物本来就有助于达到知识、显明德性的开端。它不仅能使我们自身的饕餮在这里显现，对于器物所表现的饕餮，我也将由此能够理解它、把它当作饕餮来认识。《书李伯时〈九歌图〉后》【吴澄】《九歌》是什么？是楚地巫师的歌。巫师用歌舞侍奉神灵，手舞而口歌。《九歌》的篇目中，天神五位，人鬼二位，地祇一位，都不是楚国本来应当祭祀的对象，何况其中还夹杂着别类神灵呢？还有一位物魅，也不是人类所能接触的。那么楚地巫师侍奉这些对象而有歌辞，是为什么呢？古代荆蛮之地，是中原政治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也是先王礼教不能施行的地方；当地习俗喜好鬼神而且多有淫祀，由来已经很久了。三闾大夫没有得到君上的信任，离开国家南行，看见淫祀不合礼制，听到巫歌没有文辞条理，便在愤懑之中借此抒发感情，仿作九篇，既用来改变其中荒淫、猥亵、轻慢的言辞，又借此寄托自己忠于国家、爱护君王而深切缠绵的情意。后世文人仿作《琴操》、仿作《乐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琴操》《乐府》古代本来有其名称，也有其歌词，但歌词鄙俗浅薄，最初大概出自受刑的工匠、乡野之人的口中，君子不加称道。韩退之作十首《琴操》，李太白等人创作各篇乐府，都是沿用旧有篇名，撰写新的歌词，就像屈原的《九歌》一样。太一是天神。考察《天官书》，中宫有太一星，但这里说的不是那颗星。《礼记》说：“礼以太一为本。” 《庄子》说：“以太一作为主宰。”太一是天地的起始，是主宰万物的帝，所以称为上皇。祭祀地点在楚国东部，所以称为东皇，就像秦国在西畤祭祀白帝一样。司命也是天神。《周礼》所祭祀的有司中、司命，注释把它们解释为星宿，这是不对的。司命是万物的母体，有大司命、小司命之分。《周礼》中一位称司中，一位称司命。所谓“中”，是百姓禀受中和之气而得以出生的“中”；所谓“命”，是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生命之命。东君是太阳神。《礼记》说：“春天在早晨祭祀太阳。”又说：“王宫祭祀太阳，在东方举行。”所以称为东君。云中君是云神。《周礼》祭祀风师、雨师，却没有说祭祀云神；云、雨一类本来就应当有祭祀。有人说，楚地有云梦两个湖泽，云泽称为云中，梦泽称为梦中，云中君就是云泽之神。考察《九歌》歌词，说“日月齐放光明”“说驾着龙、穿着帝服”“说像火焰一样远远升起”“说横行四海”，这些描写的是天上的云，不是云泽。湘君、湘夫人的称谓，黄陵庙碑和《楚辞辩证》中已经详备了。太一是尊贵的神，祭歌舞蹈独自简洁质朴而庄严厚重；选择吉日良辰，穿着盛装，洁净并备办器物，以音乐来表达对他的尊奉。我修养忠诚善行来侍奉君主，也正是这样。司命说：“白天说神已经来了，后来却又离去了。”这是用来比喻君主起初亲近我，后来却疏远我。至于湘君、湘夫人想见面却不可得，是用来比喻我想见君主、献纳忠言，最终却得不到答复。河伯与巫咸分别后，水波迎接鱼姬，这接近古代所谓的“三有礼”所遗留下来的风俗；而楚国对待屈原却不是这样，所以集注中说：屈原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叹息君恩浅薄吗？前八篇都用神来比喻君主，君山鬼不过是山中的鬼物，不可以用来比喻君主。因此屈原特意改变前八篇的体例，不写巫者的语言，而写鬼的语言。鬼想亲近人，而人不亲近鬼，这是用来比喻我想亲近君主，而君主不亲近我。这首歌本来是假设之辞，与戏剧有什么不同？只是唯恐比喻失当，有损尊卑之礼，所以表现了极其恭敬的态度。《九歌》之后还有两篇：《国殇》，是为国死难者的哀歌；《礼魂》，是以礼祭祀善终之人的魂魄。未满十九岁而死叫作“殇”，没有享尽天年便死也叫作“殇”。春天祭兰、秋天祭菊，永远不断，这是四时祭祀祖先的常规。前面的九篇，屈原借神灵来抒发自己的心意；后面的两篇，没有寄托自己的意思，只是巫者礼敬神灵的辞语罢了。大概它们与前面的九篇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后人因其类别相近而附在这里。这幅画是李伯时所作。伯时的画在当时妙绝一世，有人传说这幅画仿佛得到神助。大概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洪都郡守毛侯拿给我看，我已经为它写了解题，又把九篇歌辞隐括起来，写成一首诗。诗的意思虽然略有不同，但阐明屈原心意的趋向是一致的。唉！千年以后，能够■〈契，廾代大〉于屈原心意的人，还会对我的话有所体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五 （明）贺复征编 ○书四 《书〈刘禹畴行孝传〉后》【明·刘基】

译世人所说的佛教，究竟凭借什么道理，竟能使人这样信奉它呢？人的常情无不喜欢安乐而厌恶忧患，所以恐吓人一定要针对他平常所害怕的事，诱导人一定要针对他平常所希望的事；这样一来，不必驱赶，人也会自己奔赴。佛教设置祸福之说，它在招致人众方面确实很巧妙，使天下四海之人纷纷而来，没有一个不被它招致。这是为什么呢？它本来不只是迷惑愚昧之人而已。人的常情无不爱自己的亲人，亲人死了，悲哀痛苦的感情还没有平复，却说冥冥之中将要给死者加罪，谁不会惊惧而心有所动呢？偶尔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众人便群起喧嚷。仿佛亲眼看见死者被关在牢狱中、受鞭打而盼望救援一样，所以中等资质的人没有不奔波如水、趋附如蚁的。即使有品行笃厚、坚守正道的亲人，他们也要罗织罪名，在土偶木俑面前替死者哀告。他们本以为这是孝，却不知道这是大不孝，难道不可悲吗？况且他们说，伤害生物的人一定要偿还其死，因此有所谓牛、马、羊、猪、蛇、虺等的地狱，说天下一切蠢动之物都不可杀。如今虎豹鹰鹯捕捉飞禽走兽为食，一天不知要吃掉多少，难道唯独它们没有罪吗？人杀害生物便有地狱，虎豹吃人却没有地狱，这是多么看重禽兽而轻视人啊！他们又说，生育子女的妇人必定有大罪，所以妇女和孩子尤其笃信这种说法，以此向母亲表示恩情。我不知道掌管这座地狱的是谁？人人都有母亲，难道要舍弃自己的母亲，却去审判别人的母亲吗？还是要把自己的母亲也一并审判呢？审判自己的母亲便是不孝，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审判别人的母亲便是不公。不孝和不公，都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两者必居其一，那就会看见众人一起起来攻击它了。即使真有地狱，又有谁来审判呢？主宰天地的是上帝，他们却说另有佛存在。至于佛所谓慈爱抚慰、像老妇人一样的做法，有人呼喊求救，便不论是非，即使是穷凶极恶的人，也无不伸手援救，使有罪之人不受固定的刑罚，这是用私情破坏法律。法律出自上帝，而佛却破坏法律，这就是自己向上天招罪。我知道这种事并不存在，这是明明白白的。以刘先生这样的贤德，他不受这种说法迷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只是悲哀天下像刘先生这样的人不多，所以又写下这些话，来唤醒那些知道爱亲人却不懂得正道的人。《书〈断狱记〉后》【刘基】往年朝廷担心天下审断案件不够审慎，采纳中书省和御史台的意见，派官员复审案件并上报裁决。我当时住在山中，听人谈起这件事，觉得山岳震动不止，仿佛雷雨将要来临。阴雨中风吹树枝作响，闪电耀眼，豪强和奸吏像老鼠一样逃窜躲藏，都料定自己不能幸免；而那些含冤受苦的百姓，无不舒展眉头、伸长脖子，像枯叶等待滋润。等复审官到来，风停雨收，盼望的人却像败军归来，害怕的人则像鹰隼脱离枝条而获得扶摇直上之势。我对此感到奇怪，便向久经世故的老成人询问，他们都说：“审断重大案件必须查看已经形成的案卷，如果案卷没有漏洞，就不能改动。”我于是退下来自叹道：“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这些复审官做什么呢？”于是人们更加相信刀笔吏的判词确实有力量，能够使死人复生、使活人死去。后来又听人说：“这不是朝廷的本意，只是奉命办事的人不够恭谨。”等我看到国子博士黄先生所记述的御史苏公在湖北审理囚犯、为冤案平反的事情，苏公何曾拘泥于成案呢？这才知道贤人所做的事，本来就与众人不同。仅以湖北一地来说，苏公巡历一次，平反的案件就有八件，检举豪强右族把持官吏、使法律受到阻滞的又有几件；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冤民吗？只是没有苏公罢了。我曾经去考察那些以简化诉讼而闻名的地方官：到了他的厅堂，只见台阶上长满了草，案几和文牍上积满了灰尘；慢慢到乡里访问，察看田野村落之间的情形，却见强暴者横行，道路上充满怨声。问他们原因，都说：“官府不接受诉状，百姓无处申诉；即使接受，也不过如此罢了。”大官来到时便说：“官府能够不惹事，百姓喧闹并不是官府的罪过。”于是把告状的人全都搀扶出去，诉讼者个个忍受屈辱离开；官府又转而以此相互告诫，再也没有人来告状了。因此最终获得了“简讼”的名声。唉！天下疆域广大，不可能处处都有苏公；那些向朝廷上报这种情况的人，反而还将获得办事有成的奖赏。这样一来，百姓的怨愤之气便扭曲成斗殴杀人，激发成盗贼，郁积成灾害，上与天灾相应，这是谁的过错呢？唉！假使人人都像苏公一样，使刑罚达到可以不用刑罚的境地，并不困难。圣明的天子在上，希望能够看见这种情形；那么应当向老成之人求取法则，把他们作为典范，除了这部编书还能到哪里去寻求呢？《书〈邹浩传〉后》【周忱】我曾奉诏编纂历代名臣奏议，得到宋代右正言邹浩劝谏立刘氏为皇后的奏疏，反复读来将近两千字。读它使人毛发森然、心惊胆战。我又看到当时有阳翟人田画在京城门处任职，他见邹浩因进言获罪，便告诉邹浩说：“假使志完你隐瞒不说、留在京师，遇到寒疾五天不出汗，也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间才能使人死亡吗？”等邹浩被贬往南方，没有人敢去看望他，只有宗正寺主簿王回独自收集朋友们的钱替他置办行装，并且安慰他困顿的处境。事情被察觉后，王回被下到诏狱，御史审问他，他便自己承认说：“确实曾经与他商议过，不敢欺骗。”这三个人在当时互相友善，都以气节自许。距今已经三百多年，听到他们危险而正直的言论，仍凛然如同还带着生气。他们的忠肝义胆，简直可以同日月争辉。邹浩的后代如今任常山主簿，拿出史传给我看，因此我把田画、王回二人的话写在后面，使读者知道邹浩是忠臣，而田画、王回在当时是有益的朋友。《欧阳公书〈王彦章事〉》【徐一夔】

译古人写文章，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概一定有所作为才写。宋朝到了庆历年间，大约已经四十年没有用兵了。突然赵元昊叛乱，军队聚集在西部边疆，经过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仍未确定。唯独欧阳公坚持采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朝廷不以为然，而边将又多次失去机会。欧阳公认为梁将王彦章善于使用奇谋，所以对他的事迹特别念念不忘。彦章姓王，是郓州寿张人，号王铁枪。他在梁朝任职，做到宣义军节度使。梁晋相互争战，在黄河边的战斗总共有几百合，彦章每次交战总能取胜。至于德胜之战，更是奇特。末帝时，小人段凝掌权，嫉妒彦章的功名。唐军进攻兖州，段凝故意给他配以羸弱的士卒，终于导致失败，王彦章被唐军俘获，后来死去。欧阳公撰写《五代史》，既把彦章列入《死节传》，又对他的遭遇深感愤懑叹息。后来欧阳公在河北又得到王彦章的家传和画像，便用家传补充旧史记载的简略，又把损坏的画像重新修补，并且写了《画像记》。德胜之战，家传已经记载过，画像记又再次申说，毫不厌烦重复。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奇才的仰慕之情，使当时负责用兵的人受到警醒，不要轻视奇谋。有评论者认为，古代良将很多，欧阳公为什么唯独对王彦章念念不忘？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欧阳公这样做不够妥当。欧阳公不举古代良将而唯独举王彦章，并不是说古代良将不善于使用奇谋，而是因为举近处的例子人们容易了解，正如所谓“殷的鉴戒并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如果说王彦章事奉梁朝，是乱臣贼子的同党，认为他临死时只是懂得吃君主的俸禄而不能躲避灾难才算义，那么就更是大错。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没有比汉代的王莽、曹操更严重的；梁朝虽然趁唐朝衰弱而兴起取代它，但与王莽、曹操相比，罪责还应当减轻。况且扬雄曾经事奉王莽，荀彧曾经事奉曹操；王彦章出身士卒，平素又不读书，难道还可以责怪他吗？王彦章事奉梁朝的政治，就像舅舅把宠妾立为妻子，做妻子的怎么敢不把她当作婆婆呢？如果这种说法流行，不仅不知道欧阳公另有深意，也不知道五代时期死守节义的臣子十分少见；如果王彦章的忠义不能在天下后世得到昭雪，就无法用来劝勉臣子。因此我把这些写在篇末。《书〈宋诸贤墨迹〉后》【李东阳】右边是宋代李忠定公的书法一幅，李忠献公的书法一幅，赵忠简公的札子一通，另外还有一张小便帖；吕太保安老、李参政泰发的书信各一封。这些是姑苏沈启南所收藏的，吴太史原博带到京师，我得以观看。唉！天下从来没有不用君子却能治理好、不用小人却会混乱的情况。宋朝衰败，并不是没有君子，而是忧患在于不能任用他们；然而那些君子自身也有过失。秦桧是首恶，天下因此陷入混乱，像李忠献这样贤能的人，却实际上参与推荐了他。泰发虽然与他持有相同的议论，最终祸患至死，起初也不能没有参政李泰发的屈从，这是他所遗憾的。吕氏并非纯粹的才士，又仇视诸贤，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评论的。李忠定再次被罢免，正是由于李忠献。李忠简虽然曾与李忠献意见相合，却屡屡受到谗言离间，最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作为；这说明所谓君子也不能同心协力，自己造成了矛盾的祸患。国势不昌，小人的祸害不能消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晦庵说，能够明白大义、识辨事理的，只有李忠定兼具这两点。即使张、赵二人也各有长处和短处，吕、李以下之人的器量才干更可想而知。然而假使他们的志向和主张能够实行，大才小才都得到任用，也都应当对世道有益。如今看他们的尺牍短札，所写的全都是国家天下的大事。最终却使他们陷于困厄、阻塞和困顿，抱负未酬便死去；国家灭亡，世道改易，唯独他们的言辞留存下来。可悲啊！《书〈皮日休集〉后》【王鏊】我看皮袭美与陆鲁望唱和的诗文，纵横跌宕而奇伟，真可以说是两位雄才势均力敌。等到读他的文集《文薮》，其中也多有感慨激昂之作。《六箴》有检点自身、告诫自己的志向，《反招逐疠》有抑制邪恶、扶助正道的志向，《鹿门隐书》有忧虑时局、痛惜风俗的志向，《七爱》《三羞》有感伤今世、追怀古代的志向。《文中子碑》请求配享韩愈，请孟子列入学科，也几乎可以说是懂得圣道的人。可是读《唐书》时，却说：“黄巢进入关中后，任命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朱子《纲目》也这样记载，我惊讶地说：“皮袭美竟至于此吗？”读他的文章，我没有一次不悲悯他的志向、壮赞他的文辞，惋惜他遭逢时代不幸、守节不够坚定，并以此为遗憾，认为他本来不应该不得与王维、郑虔并列。一天我读陆务观的《渭南集》，其中说：“皮袭美晚年逃到吴越，死在那里；有个儿子叫光业，做了吴越的宰相；四世孙公弼，在庆历年间是有名的士人。”当吴越时期，中原与吴越隔绝，于是有妄人造谣，说皮袭美毁弃节操，投靠黄巢贼党。宋景文喜欢把小说传闻写入正史，皮公弼想在朝廷上为祖先辨明，却未及行动便去世了。尹师鲁、皮子良的墓志也说：“曾祖日休为躲避广明年间的灾难，迁籍会稽；等钱氏在这里称王，便依附于他，任太常博士，追赠礼部尚书。”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可信了。唉！皮袭美千年以来的冤屈，到这时才得以昭雪。不只是为皮袭美洗雪冤屈，也是为我们儒者洗雪耻辱。有人说：“《南部新书》也记载，黄巢命令皮日休作谶语，其中有‘里头三屈律’的话，他因此被害。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传闻之辞，但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向贼人屈服。又有人问：“后世修史，应当怎么办呢？”我说：“听到的说法不同，流传的见闻不同；确实的就按确实的传，怀疑的就按怀疑的传，这就是《春秋》的书法。” 《闲书〈杜律〉》【杨慎】

译杜甫的诗可以从意旨上解释，却不能从字面辞句上强行解释；如果实在不得不解释，可以逐句或逐首解释，却不能把整部诗集一概解释。解释整部诗集必然会牵强不通，反而成为作者的累赘。世间传说虞伯生注释杜诗七言律诗，其实并非出自伯生之笔，而是张伯成所作，后人假托伯生之名罢了。他的注释开头解释《恨别》说：“杜公刚到成都，还没有找到依托，所以把离别当作遗憾。不知道唐王朝动荡，故乡沦陷于敌手，即使找到了依托，难道不也会因离别而遗憾吗？杜公难道像江佑、淮商那样，以风水为乡、以船为屋，只要吃饱喝醉，便不思念家乡吗？”解释“摇落”时，深知宋玉悲秋，说：“正因为深知其中的缘故，所以千年以后还要为之悲叹；正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怜悯他的萧条。”解释《生长明妃》一首说：“正因为她离开紫台，所以看不见她如春风般的容颜；正因为她独自留在青冢，所以在月下听到环佩之声。”这不过是乡村学究陈腐烂熟的讲套话，哪里可以拿来笺注杜诗？解释“曾闵朱旗北斗闲”说：“也曾在北斗城中树立旌旗，享受安闲富贵。”只“北斗闲”三个字，上下却添出十二个字才成文，与世间流传的“怒挥门不报，打铺路无笼”之类的谑谣有什么不同？“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本来是说战乱离散、景象萧条，却解释说：“织女不能织布，所以说‘虚’；石鲸据说有灵，所以说‘动’。”这与蒙住眼睛却说黑白有什么不同？“彩笔昔曾干气象”，本来是说登山，却解释说“用文采挥笔，干预和触动当时的权贵，以求飞黄腾达”，这又把老杜看成了钻营刺探、乞求哀怜的人。“幽栖地僻”一首，本来是表达喜爱客人到来的意思，却说：“也姑且借此窥探一下他的诚意。”这岂不是把杜甫说成阴险狡诈、猜忌多诈的人吗？难道不是所谓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吗？“预传籍籍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本来是期待自己能像古代贤人一样，却注解说：“这次到朝廷去，一定会得到升迁；既然做了京兆少尹，必定升为三辅大尹。”这与星相术士预先写好寿书、预先写好赏赐帖有什么不同？实在可恶可厌。其他类似的地方还很多，这里姑且举一二罢了。牵强缠绕的篇幅如此之长，实在连累了千里之外的作者。这既遮蔽了杜甫诗歌的本意，又玷污了虞伯生的名声，为什么不把这部书板刻削去，免得误导别人呢？《书〈张思钦卷〉》【王守仁】三原人张思钦元相将要安葬他的亲人，已经占卜好了日期，特地向南奔走数千里来找我，请我写墓志铭。我已经很久不替人作文了，便推辞；他坚决请求而且一直不停止，我于是答应了他。我坐下来问他说：“你向我求墓志铭，是想为你的亲人谋求不朽，这难道不是孝子的心愿吗？不过，你认为孝子为亲人谋求不朽，只做到这一步就够了吗？还是还应当有超过这一层的地方呢？在别人身上谋求不朽，哪里比得上在你自己身上谋求不朽呢？让别人的口来传颂，哪里比得上让你的自身来传承呢？所以，你成为贤人，你的父亲就是贤人的父亲；你成为圣人，你的父亲就是圣人的父亲。把不朽托付给别人的言语，与此相比，哪一个更好？叔梁纥的名声直到今天仍然不朽，难道只是因为孔子做了他的儿子吗？还是因为曾有人替他作了铭文呢？”思钦神色惭愧地起身，叩头后拜谢说：“元相如果不是来到夫子门下，几乎就要失去为亲人谋求不朽的正确途径了。”第二天他进来询问圣人之学，我便把“格物致知”的学说告诉他。他又询问格物致知的要旨，我便把“良知”的学说告诉他。思钦跳起来，拜谢后又叩头说：“元相如果不是来到夫子门下，尚且不知道自己心中本有良知，又凭什么为亲人谋求不朽呢？” 请让我回去安葬我的亲人，然后再来，在夫子门下完成学业，那样大概才是谋求不朽的途径了。” 《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唐顺之】嘉靖戊申年秋七月二十五日夜里，雷雨大作，万艘船只震荡不已。天刚亮时雨过天晴，河水已经上涨了四五尺。我和诸位学生乘小船来到陈渡，面对流水放声歌唱长啸，茫然生出置身千里江湖的感怀。于是吟咏《秦风·蒹葭》三章，诗中景象宛然就在眼前，而诗中所说的那个人，也仿佛差不多可以见到了。看秦代的风俗，不把雄心用在戈矛战斗上，却把本领施展在射猎猃狁之类的事情上。等到被声名利禄驱使，即使豪杰也要在宦官和受宠小人之间小心周旋，反而把这当作荣耀，不知道惭愧。那些义士也沉溺于豢养优待之中，甚至愿意为君主殉死而不可挽救。大概当时崇尚侠气、趋附权势的风气已经盛极一时了。可是竟然还有遗弃世俗、独立自守、淡然处于尘埃之外的人，像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所谓举国之人都像发狂，只有他独自清醒吗？还是因为认为秦国不值得参与，便悠然自得地隐遁，像后来的凿坏、羊裘之徒那样？在当时本来就已经有这样的人吗？我只是惋惜他的风节可以听闻，而姓名却没有流传，不能与凿坏、羊裘之徒一同列入《隐逸传》。然而凿坏、羊裘之徒只是凭借自身来逃避世俗，蒹葭诗中那个人却连同自己的姓名一起隐遁了。这正是他比他们更高明的地方。唉！士人本来就有不羡慕当世荣华的，难道还会把什么心思放在后世的名声上吗？于是我感慨地为他笑了一笑，便写下这些话给诸位学生看。《书〈黄山谷诗〉后》【唐顺之】黄豫章的诗，真有凭虚凌空、欲要成仙的意味。这个人仿佛一生从未吃过人间烟火食物。唐代诗人中大概完全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即使韦苏州那样高洁，也必须让出一头地来。请真正有眼力的人参悟它。我如果能得到一片清静之地，不仅要戒除荤食，还一定要断绝谷物。大概我自己觉得与世俗滋味已经没有多少缘分了。不过，这并不是为了作诗而这样说。《书〈地理鹤冈况君〉卷》【唐顺之】

译去叩问巫师、卜者、星相家、堪舆家，问他说“是吉吗”，未必真是吉，但听到的人却突然高兴；去问他说“是凶吗”，未必真是凶，但听到的人却突然悲伤。这样一来，巫师、卜者、星相家、堪舆家便常常掌握着使人吉、凶、悲、喜的权力，驱使那些人奔走，而那些人的吉凶悲喜，全都系于巫卜星相堪舆之人的一张嘴，听凭他们裁决。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常情总是喜欢希求那些不能确定的事，又总是揣摩那些无法知道的事；而术士借助鬼神来神化自己，所以多说一些话，有时便能应验；巧妙地发言，偶尔竟能奇异地命中。人们带着希求的心和揣摩的见解，去叩问那些借助鬼神的人，而他们又用巧言和奇异的应验来迎合人，当然会使人深深陷入其中。在这些术数家中，最盛行的要数堪舆家。他们指画天地，割裂五行，关于八卦和奇异应验的说法尤其多，而人们也尤其尊重他们。我不知道堪舆家起源于何时，我认为他们最初本来只是观察土质、验证地气、测量水脉，以使死者安宁，并借此辅助慈孝，仅此而已，大概从来没有鬼神荫佑的说法。自从这种说法流行，竟使子孙让先人的遗骸暴露在外，不下葬而等待吉地和吉日，甚至因此使死者遭受水火之害而不得安葬的事也有了。有的人还取出土中埋藏数十年的陈旧尸骨，并非因为山崩水冲，却喜欢屡次迁葬；更严重的，在豫章、饶、歙一带，甚至盗取他人的土地来安葬，往往发展到杀人仍不停止。那么，堪舆家的说法，我担心它不但不能带来吉祥，反而会造成灾祸。儒者谈论灾祸和福庆，把它归结于积善和积恶；这种说法已经很精微，却仍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可见天道距离人事十分遥远。至于说已经腐朽的尸骨会聚集灾祸、聚集福气，像对着山谷呼喊便立刻得到回声一样，那也未必是真的吧？鹤冈况君精通术数，而且能够奇异地应验。先前我安葬母亲，确实借助过您的力量。然而我借助您，并不是为了您所说的吉凶祸福。您曾经请求我写文章。唉！凭借您的术数在世上活动，怎么可能不驱使人们奔走，而人们的悲喜又怎么会不完全听凭您的判断呢？既然如此，我的话又怎么能对您起到轻重作用呢？如果您有意听取我的话，那么您应当致力于观察土质、验证地气，使死者得到安宁，不要致力于以吉凶祸福来博取活人的信任。那些沉溺于吉凶说法的孝子慈孙，也只需用我的话来开解他们罢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六 （明）贺复征编 ○书五 《书〈洞庭山〉后》【明王世贞】我既然写了这篇游记，读到其中内容，觉得自己不能像伯玉那样；文度所获得的西洞庭景致，大约有东山的十分之二，我也算略有领略。伯玉却来不及了。我裹着十天的粮食，带着加倍的酒，出行不问主人，到了哪里便自己寻找渡口和隐蔽处；所有姓名都同钓鱼的老人一起归于长空。天空明亮，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个晚上不是月夜，没有一次饮酒不是在夜晚；清歌流饮，兴致一来便尽情而为；天气凉暖适宜，秋天也不显萧瑟。同行的诸位：陆丈擅长作诗，子念与他相匹敌；陆丈擅长作画，张生继承他的技艺；李生善于下棋，棋艺号称国手；黄生年轻而高雅，也善于饮酒。季善负责供应器具，满足我的馋嘴。我将写一封信寄到伯玉大司马的官署中，让他高兴地笑着，梦见我在五湖之曲游玩。《书〈衡山禹碑〉》【王世贞】衡山祝融峰上的禹碑，重刻本有两种，隶书释文也略有不同，大体上多半只能凭意会，并不一定都能辨认。考察韩愈的歌说：“字形像蝌蚪蜷曲着身子，像薤草倒披、鸾鸟飞舞，像漂浮的凤凰、盘曲的虬螭在书写。”其形势确实如此。等到读盛弘之《荆州记》、刘禹锡《寄吕衡州书》，知道这块碑流传已久，就不应当把它参照作蜉蝣的足迹。但碑铭文字虽然古老，却不符合圣人经典，极像汲冢《周书》《穆天子传》中的语句；难道是三代末年好事之人假托大禹之名刻在石上的吗？然而周宣王的石鼓文也多有类似之处，其中仿佛还有更多不可理解的字。我只认为它即使是秦以前的文字，也仍胜过写成西京以后人的语言。至于用修所谓“龙画傍分，螺书扁刻”，不止比峄山、琅琊碑文高出一倍。把它留在这里，作为诸种碑刻之冠。《书〈摹辋川图〉后》【王世贞】右边这幅是王摩诘的《辋川图》，临摹它的是郭忠恕，再次临摹的是仇英实夫。图上二十首绝句，是文待诏征仲书写的。我曾说，读王摩诘的绝句，再看一遍《辋川图》，便觉得自己仿佛登上华子冈、斤竹岭，在宫槐陌上驰骋，泛舟于南北宅之间，歌咏湖柳浪，徘徊在木兰柴，经过茱萸沜，到了文杏馆便停下来休息。饮用金屑泉的泉水，与裴迪秀才面对面交谈，竟不知道是我变成了摩诘，还是摩诘变成了我。既然如此，临摹本又何必一定要出自实夫，题写诗句又何必一定要出自征仲呢？《书〈伍子胥传〉后》【王世贞】伍子胥勇敢刚烈，舍身追求自己的志向，是个大丈夫。说他完全实行了孔子的道术，不可以；说他违背了孔子的道术，也不可以。孔子事奉鲁国，稍有不合意就离开它。孔子又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离开鲁国时，已经有了新的国君；但他不因事奉新君而被认为有二心。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得像草芥，臣子就应把君主看作仇敌。”孟子这话说过头了。君主把臣子的亲人当草芥，臣子把他视为仇敌，是可以的；君主把臣子本人当草芥，臣子把他视为仇敌，则不可以。楚平王奸污太子的妻子，想废掉太子，又推波助澜地诬陷、杀害太子的老师，并牵连他的兄长，这与商纣王相比何止相差不远？商纣没有杀文王，也没有杀太公的父亲，楚平王却为什么要斩下伍奢遗骨余存的头颅，悬挂在太白山上？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并不是过分，而是合乎人情，也合乎道理。吴王僚听信伍子胥的话，谋划攻打楚国；公子光加以阻止，伍子胥并不因此怨恨公子光，反而进荐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大概是看清了吴王僚不能在楚国问题上实现志愿。公子光为他攻破楚国以实现志向，所以伍子胥竭尽力量事奉公子光；又为他的儿子竭力报越国之仇，他一定不会赦免越国，想把报仇的事情交给夫差去做；但夫差没有听从。社神将要迁徙，伍子胥竭力进谏，最终为此而死；他知道吴国将亡，这是有智慧，能够为忠诚而死。像伍子胥这样的人，在君臣、父子之间，可以没有愧色。太史公说，吴国凭借伍子胥的谋略，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消灭齐、晋，向南使越人臣服，确实如此！只是关于吴国因此强盛的事迹，详细记载在《吴越春秋》中，但它的文辞不够雅正，使伍子胥的志向虽然明白，而他的才略却没有完全显现；因此他的名声稍稍显得黯淡。有人问，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鲍氏，是出于什么考虑？我说：“他大概是伤感伍奢、尚的血脉已经断绝，便强行延续，并把儿子托付给鲍氏，以尽孝道。”所以我说，伍子胥是不违背孔子之道的人。《书〈吕不韦、黄歇传〉后》【王世贞】

译自古至今，凭借权术取得富贵、掌握权势的人，没有像吕不韦这样污秽而卑鄙的；然而也没有像吕不韦这样机巧的。他所筹划的事情，全都像凭空凿造、极难预期，结果却像回声一样一一应验。他固然是受到上天的幸运，也因为他的权术确实能够推动事情。至于他驾驭歌女，知道她已经怀孕，一定要让她在怀孕三个月时进献给子楚，后来又足月生下嬴政，这在情理上很难使人相信；莫非是吕不韦故意散布这种说法、泄露此事，使秦始皇知道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从而让自己长久保有富贵吗？还是他的门客感恩于他，故意这样说来辱骂秦始皇，而六国灭亡后的人又夸大此事，想让天下人认为秦国在六国之前就已经灭亡了？否则，吕不韦不敢说，太后也不敢说，而那个足月出生的孩子，人们又从哪里知道他不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呢？黄歇作奸犯科，与吕不韦很相似，而且是在做宰相以后才这样做，更加不义。只是他当初救出太子，虽然像是投机取巧，却非常勇敢忠诚。史书本来称他博学多闻，看他献给秦王的书信，才华不在韩非子之下；却为了一个富贵的■〈殢上心下〉字而积虑争逐权位，像毒虫一样，直到丧身灭家还不觉悟，难道不可悲吗？春申君不应当与其他三位公子并称“四公子”；把卑贱的谋略凌驾于高贵之上、疏远亲近之人，他与文信侯并列称说才是可以的。《书〈司马相如传〉后》【王世贞】司马长卿不以卓文君私奔为羞，反而亲自记载这件事，让史家流传下去，以污秽后人。他的文章辞藻固然华美，也不能替他挽救这一点；而司马迁又说他与卓氏结婚后，得到很多财产，所以做官时从不肯参与公卿和国家的事务，曾经称病闲居，不羡慕官爵，这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心意。司马长卿本来就是有智慧的人。当他第一次出使时，太守到郊外迎接，县令背着弓弩相随，岳父看重他；他把容易感到羞耻的事改变成荣耀，又建立了开辟疆土的功劳，名声和愿望都已经满足了。他预先知道汉武帝容易封赏，也容易杀戮，所以躲避仕途，隐居在文园；拥抱绝色美人，发挥文辞来使自己娱乐，不也是很自在吗？他的才干已经在西南夷事务中得到检验，汉武帝本来就从内心器重他。假使他稍微参与公卿和国家事务，取得通侯的印信，佩带公卿的组绶，本来并不困难。他若与主父偃、吾丘寿王、朱买臣、严助等人一同在东市被处死，也同样容易。王子猷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取井丹那样的高洁，而取司马长卿那种玩弄世俗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智慧。《书〈李邺侯传〉后》【王世贞】自三代以后，臣子出仕或退隐的经历，没有像李邺侯李泌这样奇特的。有时伸展而后屈抑，有时屈抑而后伸展，有时预先洞察时机，有时忍受羞辱；就连保全自身的技巧，也没有像邺侯这样高明的。他七岁时以童子身份被推荐，进入宫禁之中，和宰相张九龄等人友善，这已经很奇特了。不久辞去而离开，在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游历，寻求神仙不死之术，又很奇特。过了很久，他又因献策入翰林，跟随太子和诸王交游，太子很喜欢他，又很奇特。他作诗讥刺杨国忠、安禄山，被斥退安置在蕲春，又很奇特。太子在灵武即位，成为肃宗，派人召来李泌；李泌忽然跋涉艰难地前来拜见，又很奇特。两人站着交谈片刻，他便参与帷幄谋划，实际承担辅佐之任如同一体；授他右相，他却推辞；不久又赐给他金印紫绶，让他担任侍谋军国元帅行军长史，这也等于兼有将相之任，又很奇特。收复两京、迎接上皇、修路清宫，都由李泌负责；刚刚功成便辞去荣位，请求归隐以躲避李辅国，又很奇特。当时广平王以太子身份统领元帅，李泌既是他的僚属，也是他的老师和朋友。广平王即位成为代宗后，召李泌入朝，把他安置在蓬莱阁，强迫他结婚吃肉，又很奇特。然而他所受的尊重已经比不上在肃宗时了。元载嫉妒他，把他调出京城任江西观察判官；判官只是观察使的下属，李泌却不推辞便前往，又很奇特。元载被诛杀后，朝廷再次召用李泌；常衮嫉妒他，把他调出任澧朗团练判官、杭州刺史，他仍然不推辞，并且凭借治理才能显名，又很奇特。嗣帝德宗避难于奉天，再次召用他，任他为宰臣而已。后来他又出任陕虢观察使，开凿运输粮饷的水道，剪除淮西叛乱，又很奇特。从这以后他才登上宰相之位，天子恭敬自持，把政事全委托给他，不再另设宰相，直到终身如此，又很奇特。至德初年，郭汾阳、李临淮；贞元年间，李西平、马北平，他们建立功勋、收复失地，仿佛来自不同的时代，然而都由李泌之手得到保全，又很奇特。李辅国嫉妒他却不能伤害他，元载嫉妒他却不能伤害他，常衮嫉妒他却不能始终压制他；看来李泌的机巧，确实深得老氏之道。他所提出的深谋秘计，因为听取者多是中等资质的人，不能全部实行；但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上，功劳也不小。《书〈李空同集〉后》【王世贞】空同先生在弘治年间上过两道奏疏，对世道承担的责任很重。虽然两次被下诏狱，被认为遭到锻炼逼迫，实际上却更加增长了他的刚强果决之气。像广信诉讼那件事，其中血气和义气各占一半。才干高却有脱略疏忽的毛病，容易被人攻入；名声高却崇尚激烈，也容易受到牵连。同船遇到风浪，吴越两地尚且互相救助，却不知道其中潜伏的祸机竟会到这种地步。他一次遇到康德涵，又一次遇到林待用，才得以逃出虎口。唉，也真危险啊！嘉靖丁亥、己丑年间，杨应宁主持国政，名义上最了解先生，却始终没有推举他。这件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我曾说，怜惜人才的人像春风拂面，一吹便消散；嫉妒人才的人像冰雪严寒，一定会透入骨髓。俯仰千古，直到今天仍觉得新鲜，真可叹啊！《书〈与于鳞论诗事〉》【王世贞】

译己未年正月，我以御史身份拜访于鳞，到了济上。于鳞烹了一头小猪，在田野间等我，又拿蟹酱佐酒。我们畅快地纵谈了很久，喝完了一瓿酒；又吃了五十六只螯，酒和食物都将尽，准备离开。于鳞斜眼看着我说：“我出身山东农家，唯独喜欢写文章，遗憾的是不能与古代作者一较高下。如今有幸能和您互相比较，在中原文坛并驾齐驱时，横扫万古，这难道只是在现世争胜吗？为什么不趁现在进一步评议、衡量我们的成就，却让百年之后传说中的人拿着柔软的笔来褒贬我们的文章呢？”我连连答应。于鳞又说：“王君，您这一走，就要丢下我离开济上了。何必还要自寻苦恼、拘谨计较呢？不让我们两人各自树立旗帜的人，差不多没有。请让我为世人把这件事说清楚。我在辞赋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创作，但将来一定不会让您。您本来是卢柟一类的朋友。我拟作古乐府，稍有不合的地方，您有时加以改离；所谓离而相合，实际上我确实不能胜过您。我的五言古诗不能写得多，您写得多，却不能胜过我。歌行方面难道还有间隔吗？我用一句来比，您用一篇来比。各种近体诗没有不能相敌的；说绝句不如我，或许可以；妄称七言律诗超过您一等，那就不对了。您没有神妙境界，我没有凡俗境界罢了。”我心中佩服这番话，已经很久了。先前谢于鳞对我说：“我在您面前只是稍有小进，本来就像雁行一样相随。哪里敢拿秦、齐那样的赋来和盟主相比呢？我写歌行诗，句子权衡、字字斟酌，远远不如您。虽然如此，您有所凭借，而我无所凭借。这难道就是我和您相差不远、可以在雪月之间相提并论的原因吗？我的文思像风吹过水面，超过您而写出千篇，也没有尽头。假如我的变化再加上十年，我就不能长久占有您的境界了。”于鳞说：“好。请再谈谈文章：您构思精巧而取材古雅，技艺已经达到极致。我在取材方面有所错失，是因为世上没有通晓古道的人，所以没有声誉。您也不要称赞我。然而世人对您的疑惑比对我的疑惑更深，即使过了百千万年，他们对您的疑惑还会比对我更深。即便如此，认为您远胜于我的，难道只有您自己吗？还有我的内心。”于鳞非常高兴，说：“确实如此！我们两个人都困顿，却正可以彼此取乐。”于是又起身交替祝寿，直到天亮才结束。十多天后，他来信说感到快意。今夜的情趣足以流传千古，哪里是爽鸠之乐可以比的呢？又过了一天，于鳞借着酒意蹲坐着对我说：“天地是偶然生成的，万物没有孤独而独美的，人也是如此。孔子的时代，难道不是还有左丘明吗？”我瞪大眼睛直视他，没有回答。李遽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刚才说的是老聃罢了。”他就是这样狂妄荒诞。题写子昂所写的《道德经》世人喜爱赵氏的书法，是取其妩媚。若要求它具有古人的端庄劲健风格，可以吗？何况赵氏是帝王后裔、王孙公子，穿裘衣乘骏马，轻柔纤巧，正足以称合他这个人。他其他的书法大多如此，而《道德经》尤其妩媚。不过，它可以用来医治那种枯涩、呆滞、粗拙的书法，就像世人所说的枯柴、蒸饼一样。题写季子微所收藏的《兰亭》摹本 不只是书法如此，世间各种作为的事情，凡是临摹，都不过是寄托兴致罢了。若一铢一铢地计较、分寸分寸地求合，难道真能显现自己的面目吗？临摹《兰亭》的人很多，但时时流露出自己笔意的，才称得上高手。我看这件摹本，虽然不能确知究竟出自何人，但从它流露出的个人笔意来看，一定是高手。优孟模仿孙叔敖，难道连胡须、眉毛和身躯形体都完全相像吗？也只是取法于他的神意气概罢了。题写《草玄堂稿》之后 女子最初出嫁，到婿家去，脸上涂朱、施粉，作出娇媚的姿态，走路不敢越过衣襟，说话不敢露出牙齿；若不是这样，就认为不像女子的仪态。等过了几十年，子孙长大，自己也接近老妇，于是不用朱粉，停止作态，迈开脚步所到之处，无非是向奴婢询问耕作和纺织；张口所说的，无非是在圈栏槽边呼唤鸡猪。甚至牙齿参差不齐也张口大笑，头发蓬乱也伸手搔抓。回头看从前所谓的仪态，真会羞惭地认为那不过是借妆饰来取悦他人的东西，是以娇态掩饰真实。可是做弟妇、嫂子的，还希望她们保持柔婉娇弱的样子，这不是很可叹吗！我学习写诗，过去还自负于古人，如今却衰颓放纵，很有些像这种情形。我被弟妇、嫂子们讥笑，也已经很多了。如今校订郦君的诗，忽然有所领会，肃然收敛容色。原来真是遇到了比我先老去的弟妇、嫂子。题写《石梁雁宕图》之后 石梁、雁宕之间，自从我有知觉以来，精神便一直驰想到那里，只是苦于不能前往。过去在图册中看到它，就像谈到梅子一样，一边生津，一边口渴；还不如直接喝一盏苦茶，才开始觉得清沁。今天观看这卷画，山形仿佛用斧削成、用刀裁出，青色描画、绿色涂抹，几乎和真实景物一样。与过去图册中那种模糊依稀的画面相比，差别实在太大。虽然如此，比起苦茶来，仍然觉得不同，仿佛有一捧水到了口中，稍稍降下了心头的火气。老夫看世间远近、真假，实在有许多种分别。不知道将来拄着手杖登大小龙湫时，又会看到怎样的景象。题写夏珪《山水卷》观看夏珪这幅画，苍茫、洁净而空旷深远，使人舍弃对形体的执着而喜爱它的神韵。只是画面两处连接的地方，墨色和景物都没有衔接，必定有所遗漏。可惜啊！云气遮护蛟龙的肢体，必然会有断续之处，也只能在意会中领悟罢了。题写《滤水罗汉画赞》各种江河之水，像那些微小的虫子一样，究竟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还是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还是既没有生命又没有生命呢？如果都具有生命，那么虫子既然应当生在水中，为什么唯独要承受烹、煎、烧、煮等种种苦毒痛楚？如果都没有生命，那么水既然应当可以烹煮，也应当可以把虫煮死，为什么要滤去虫子而煮水呢？这样分别来看：如果说虫子含有灵性，水没有知觉，那么仔细观察这两种东西，虫体能够游动，水含有流动的性质；水流跃动便成为虫，归入流动便是水，有知觉和无知觉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譬如有人发心爱惜象、马、牛、羊，不忍心宰杀，却任意剥解蟹、鱼、虾、蚌；或者也爱惜各种虾、鱼、蟹、蚌，却把草木全部砍伐。那些有形之物，无论大小、会动还是植物，形体虽然不同，所含的生命本性却没有两样。为什么要杀掉那些而舍弃这些，生起分别心呢？滤虫煮水，也是如此。弟子迷惑，不能通晓这个道理，只有大罗汉端坐审察，请您作何解释？请开释弟子的迷闷。弟子徐渭合掌礼拜，作这样说。题写《梅花道人墨竹谱》我观看梅花道人画竹，就像一群凤凰被鹘鸟掠过，羽毛飞腾闪动，掠过、转折、变幻、消失的奇诡姿态，即使凤凰自己也未必能够知道。可是评论者有人说这是赝品，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题写苏长公《维摩赞》墨迹 我早就仰慕大苏公的书法，但过去所见只限于金石拓本，很少见到他的真迹。马某博览古物，得到这件墨迹，我才有幸看到它。若一定要判定它的真伪，就可以取苏公《维摩赞》中的话来回答：“如果说这幅画没有真实的相状，那么毗耶城也同样不是真实的。”

译题写米南宫墨迹 我看过米南宫的书法很多，潇洒疏宕、爽利飘逸，没有超过这件帖子的。譬如北方沙漠上万匹骅骝马奔驰，它独自跑在最前面。题写朱太仆十七帖 昨天经过一户人家的园圃水榭，看见珍花异果，绣地一般铺陈，参天而上，其中却杂乱交错着野藤和荆棘。我回头问主人：“为什么任凭这些东西混杂生长？”主人说：“是啊，是啊；可是除去它们，园圃也就不成园圃了。”我的书法很拙劣，朱使君命我题写这十七帖的首尾，意思或许与这个说法相近吧？题写《谯南游卷》之后 我当初参加计偕考试，从滁州进入彭城。前年再次登上滁州的山，当时正是初春，天气还很寒冷，马行走在山岭上，积雪很多，北风萧萧，使人感伤，不禁生出怀古之思。宋太祖曾经率领周军在清流关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太祖高皇帝跟随郭元帅在滁阳驻军，第二年才渡过长江，攻克采石，夺取太平，王业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从小就熟读欧阳公的记文，文中说：“百年之内，只能漠然看见山高水清，可以说千百年来同有这种感慨了。”于是我询问所谓丰乐亭、醉翁亭的所在；俯视环绕滁州的群山，仿佛还看得见太守醉后游览、游人归去的情景。乙卯年，通参张先生把《谯南游卷》给我看，我姑且写在卷后。题写座右 有个士人非常贫穷，夜里就焚香向上天祈祷，时间久了也不懈怠。一天夜里，他正整理衣襟焚香，忽然听见空中神人说：“天帝怜悯你的诚心，派我来问你有什么愿望。”士人回答：“我的愿望很小，不敢奢求过分的事，只希望这一生衣食粗略充足，能够在山林水边逍遥自在，终此一生，也就满足了。”神人大笑说：“这是上界神仙的快乐，你凭什么能够得到？如果求富贵，那倒是可以满足的。”我于是历数古代极其富贵的人，想到他们临终归去时仍不能实现志愿的，比比皆是。可见上天吝惜清闲快乐，远远超过对功名爵禄的吝惜。”以上是《梁溪漫志》所记载的事。这种快乐我近来已经得到，不必再焚烧许都梁来祷告祈求了。既然如此，仍旧一心求神仙，实在多么贪婪啊！神不过是地神的别称，仙不过是山中的人罢了。上界大多也是官府，即使是洞宫里的属官，也正那样庄重说话、严肃行礼，比人间更加烦琐。庄生写《太极闱编》，难道就能得到逍遥曳尾的生活吗？如今龙山、凤泉有些以禾为食、以苎为衣的逍遥神仙，仍旧不知道满足。天帝还要罚他们去看守天厕，把他们投入淄尘欲火之中，实在可怕。我把这些写成一篇放在座右，以警戒自己的贪心。题写砚铭 苏东坡题写唐林夫所赠砚台时说：“我走到泗州，见到蔡景繁，他把唐林夫给我的书信和一方端砚、半螺张遇墨交给我。砚台极好，只是小而中间凸起，磨墨很不方便。制砚的人大概是料想几百年以后砚台磨平了，才适合磨墨。一方砚台尚且要按照几百年以后来考虑，而人做事却不为明天打算，难道不是大大的糊涂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记伯修遗墨之后 伯修非常喜爱苏轼、白居易二位公，尤其嗜爱长公。每次退朝回家，总是焚香静坐，叫小妓展开纸张，抄写二公的闲适诗，或者小品文，或者诗余，一次写一两幅。疲倦了便拿一册书躺下，所写所读都是山林中会心的语句，接近懒散放达的内容。我每次经过抱瓮亭，就笑他说：“兄长和长公真是同一种气味。”伯修问：“为什么？”我说：“长公善于说，兄长善于嗜好。不过长公年老时已经在玉局，兄长正在东华任职，仕途事业才刚开始；两人不能实行闲适生活，是相同的。”伯修大笑，又说：“我现在的年纪，只相当于东坡在高密任太守的时候，已经约定寅年入山；那时才四十三岁，距离坡翁到玉局还二十多年，不能说我不能实行闲适生活。”从前白乐天七十岁辞官，还自认为通达，所以他的诗说：‘通达啊通达，白乐天！这还像白头老寡妇，凭贞节向人炫耀，我不学这样。’于是我们相对大笑。不久伯修便去世了。唉！坡公困顿于岭外，还能老年归居阳羡；乐天七十岁停止分司任职，在履道里优游生活了十多年。假如我兄长有幸活到下寿，在长林之下，兄长吟咏、弟弟唱和，那哪里是二公所能相比的呢？弟弟自壬辰年考中进士以来，仕途已经十三年了，但计算实际做官的日子，只有五年；住在山林、赏花观鸟的日子，大约是它的两倍。与兄长去世的年龄相比，我还剩下四年。兄长以二位老人作为榜样，所以认为四十岁归隐已经很早；如果弟弟以兄长为榜样，那么即使从今天起不再出仕，也还要遗憾归隐得太迟。世间第一等便宜的事情，实在没有超过闲适生活的。白居易、苏轼说过它，兄长喜爱它，弟弟实行它，都是奇特的人。甲辰闰九月九日，弟宏道写于栀子楼。题写《印空上人卷》苏子瞻治理郡务时，常说遇到佛门中人，应当爱护他们，超过对普通百姓的待遇。近世以来，戒律严谨的僧人少了，而经营生产、生活富裕的僧人多了，拥有财产家业的僧人多了，官府也就跟着向他们征税派役。这样一来，苏子瞻的话没有应验，玄妙的佛法之风也就衰落了。我曾说，高僧难以成就，贫僧容易成就；但在近世，能够安贫的僧人也不容易找到。我经过吴兴，才见到这样的人，名叫印空。他通达明澈，奉行熏修，远近文雅而有道韵的士人都喜欢与他交游，但他非常贫穷。贤能的士大夫，如沈中丞观颐、朱侍御君采等人，共同捐资买下曹氏的几亩田，用来供给粥食，只能勉强维持日子而已。由此才知道佛门中还是有人，不必担心世上没有苏子瞻。于是我问印空：没有粮食反而就满足了，古德所说的“临行将得去的人”又在哪里呢？印空笑而不答。题写《月公册》

译从前我在通州拜会龙湖老人，问他应当怎样下功夫。龙湖说：参究话头。我问：有个人半生参究话头，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为什么？龙湖说：是不懂得生起疑情。疑是学道的宝物，疑得大，悟也就大。我近来还留有一些疑惑，可惜没有遇到大作家狠狠地刺击、点拨一番。我心里佩服他的话，看见世上的学者整天安然自得，其中稍微机敏些的，随口领会一点，便自以为已经有所得，这才知道老人所谓“不懂得生疑”，确实有见地。古人说：福薄的人不会生疑；又说：不怀疑言句，是最大的病。如今看古人的机缘语录，那些穿凿附会的姑且不论；稍有一点见解的，浅的人把它当作堵塞情识的门栓，深的人把它当作探路的竿子、影子的草，又有人把它当作仙人手中的扇子，这样离真实就越来越远了。疑，是参禅的珍宝；理，是参禅的仇敌。如果悟到的只是道理，一定不能真正得力；从门里进入的东西，不是自家的珍宝。龙湖的心地非常清净，戒行非常稳固，讲解经论极其精细，但内心仍有不能安定的地方，大概也是因为有大疑。如果把计算沙数等一切事务全都抛开，不接受善知识轻轻一点就了然，那么将来就会成为天人中的一只慧眼了。多么幸运，能够亲眼见到它。题写《雪筝册》之后 陈姬字雪筝，年轻时沦落风尘，容貌和技艺都极为出众。京城当时流行的妆式，新妆大多出自她的手，合乎尺度、符合时尚，士女都仿效她。她所教养培养的女子，大多成为名姝，清雅端庄，另有一种风气。雪筝善于言谈，能够随机应答，极有韵致；但外表柔和而内心庄重，不可轻薄亲近。后来她嫁给了丈夫，丈夫去世后，便发誓守志不改。我听说后感叹道：“雪筝真是太贤德了！身处绿窗青闺的女子，能够守一不二，是因为受到世间毁誉的逼迫，不敢改变自己的操守。如今她居住在浓艳繁华之中，人们只把她看作桃李小径上的过路人罢了。她守志，人们不给她赞誉；她失志，人们也不会责毁她。毁誉都不能触及她，而她却独自伸张自己的志向，不肯另有所从，这件事有谁知道，又有谁相信呢？”所以我认为她是真人。那么，雪筝难道只是脂粉女子中的男子吗？她已经可以与人谈论大道了。樊通德说过：“聪慧就会通达，通达就会流转。”这正是沉溺于下乘情识的状态罢了。那些抱着发髻感叹盛衰无常，凄然想到耗损精力、驰骋心神的人最终变成荒田野草，这算是什么消息呢？樊通德在这里本应有所豁然，可惜他没有达到这一层。世间所谓贞洁女子，挟持着毁誉而不敢退堕，不过是勉强凭借力量来抵挡，所以枝叶虽然除去，根株仍然存在。如果雪筝在这种境遇中厌离已经到了极点，那么一点情欲的染着就已经化为几点雪、消融成冰水了。大慧所说的“从内打出来”，我仿佛有所领会。因此我说：“雪筝可以与人谈道。”从前摩登伽贪爱阿难，如来向她显示不净观，使她厌离，后来便和耶输陀罗一同证得妙果。我看雪筝守志，并不是从爱恋名声的根本产生，而是从一念厌离产生，她正是有智慧的人，是道的种子。所以我高兴地为她写下这些话。《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七 （明）贺复征编 ○读一 读《荀子》起初我读《孟子》，这才知道孔子的道理尊贵，圣人的道理容易实行，实行王道容易成就王业，实行霸道也容易成就霸业。我以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崇并相信孟子。既然因为扬雄的书而孟子更加受尊崇，那么扬雄难道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理没有流传于世，周朝衰微以后，好事之徒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取当时君主的重视，纷纷杂乱，互相争辩。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错杂并存，但老师和大儒还在。秦代焚书，汉代尊崇黄老，在这些学说中保存下来而纯正的，不过孟轲氏罢了，扬雄氏罢了。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但追究他的归宿，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他大概仍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删削《春秋》，符合道的就写入，不符合道的就排除，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瑕疵。我想删去荀氏不合于道的内容，把合于道的附在圣人的典籍中，这也算是孔子的志愿吗？孟子是纯粹中的纯粹；荀子和扬雄则是大体纯粹而有小的瑕疵。读《仪礼》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它流传到今天的礼制大概很少，沿袭又不相同，再想恢复也没有办法，考察它对于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体还保存在其中。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是周代礼制文采制度的盛大。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诸子百家的杂说尚且还有可以取用的地方，何况圣人的制度呢？因此我摘取其中的大要，把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旨意写在篇中，让学者可以观看。可惜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不能参与其中的进退揖让。唉，那真是盛大啊！读《墨子》儒者讥议墨子，说墨子主张“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却畏惧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时不非议它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擅权柄的臣子，难道不是“尚同”吗？孔子广泛爱人、亲近仁者，把广泛施惠、救济众人看作圣德，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人，以四科来选拔、褒奖弟子，又忧虑身死之后声名不能显扬，难道不是“尚贤”吗？孔子祭祀时如同神灵在面前，讥讽那些祭祀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就会得到福报。”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家和墨家都尊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竟然不能这样彼此喜爱呢？我认为争辩是末流学者造成的，他们各自只求推销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的学说本来如此。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主张，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主张；如果彼此不相采用，就不足以称为孔子和墨子。读柳宗元所作《毛颖传》后题写

译自从我住在夷地以来，没有同中原人通书信。有从南方来的人，偶尔谈到韩愈写了《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认为它怪诞。但我长久以来一直没能看到。杨子诲来到这里，才带着这篇文章来，找出它让我读。读它时，就像捕捉龙蛇、搏击虎豹，急切地与之角力，不敢有片刻懈怠。我这才相信韩子在文章上确实奇怪。世上那些模拟抄袭、拼凑辞藻，取青色配白色，堆积肥厚皮肉、柔弱筋骨，并把这种东西当作文章的人，读到它而大笑，当然是应该的。况且世人嘲笑它，不也是因为它诙谐吗？而诙谐又不是圣人所抛弃的。《诗经》说：“善于戏谑啊，却不成为虐害。”太史公的《史记》中有《滑稽列传》，所收的也都是对世事有益的人。所以学者整天研讨学说、回答问题，呻吟诵读、反复学习，应对进退，勉强拘束，便会疲惫而昏乱。因此有休息、游乐的说法。不学习操缦，便不能安稳地调弦。有所拘束，也应当有所放纵。太羹、玄酒是礼仪中正体节的供品，味道最为淡薄，但又设置奇异食物相配，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咸、酸、辛，虽然会刺痛嘴唇、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却都有特别喜爱它们的人。文王喜爱的菖蒲腌菜、屈到喜爱的菱角、曾晳喜爱的羊枣，正是这样把天下各种奇异滋味都收尽，使口腹得到满足。难道只有文章不同吗？韩子这样写，也将要使人得到舒缓而不成为虐害吗？使人休息、游乐而有所放纵吗？把六艺中的各种奇异滋味都收尽，使口腹得到满足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子的文辞就像堵塞了大河，必定会冲决而流散到陆地上，不能不陈述出来。况且古今六艺以及诸子百家的是非，无论大小、穿凿隐微之处，能够加以运用而不遗漏的，都是《毛颖传》的功劳。韩愈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赏毛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于是奋笔为它作传，来宣泄胸中郁积；学者得到它，也可以受到激励，做有益于世的事情吗？这篇文章所说的，本来就是对不同时代的人说的；而那些贪恋常规、嗜好琐碎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动嘴批评，也真是太劳苦了吧。读《开元杂报》我从前在襄阳、汉水一带得到几十幅文书，按日期逐条记事，没有首尾标题。大略说：“某日皇帝亲自耕种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官在安福楼南举行大射礼；某日安北诸蕃的君长请求随从皇帝封禅；某日皇帝从东岳封禅回来，赏赐各有差等；某日宰相和百官在宣政门朝廷争辩，十刻后停止。”像这样共有几十上百条。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书，只以为是朝廷近来实行的事情。有从长安来的人，拿出这批文书给他看，他说：“我住在长安城中，新天子继承国位，等到强大的敌虏自行溃败，才看见举行南郊礼，哪里有耕种籍田的事呢？何况九推并不是天子的礼制吗？”我又曾进入太学，看见一堆堆砖石背着泥土堆起，像是殿堂的遗址；走近查看，发现是射堂的旧址，那么射礼废弃已经很久了。国家怎么能举行大射礼呢？潼关以东，水灾不毁坏田地，就有旱灾毁坏禾苗，百姓缴纳正常赋税尚且不足，甚至有人卖掉子女给豪强人家服役。我曾从华州背着行李走向洛阳，遇到从西部戍地回来的千名士兵，县里每天只供给一顿饭，他们疲惫不支。国家怎么能举行东封呢？随从官员和禁兵靠什么供给呢？北方敌虏惊扰咬噬边地百姓，形势无法控制；宰相急忙出兵督战，尚且没有报功，何况西关又受到西戎惊扰，哪里会有随从封禅的事情呢？” 武皇帝因为御史私下议论宰相的事情，把四个人流放到岭南；直到今天，卿士们还相互告诫，不敢多言，何况宰相在仪仗前陈奏政事呢？哪里会有在朝廷上直言争辩的事情？话还没有说完，有个懂得书史的人从外面来，说：“这些都是开元年间的政事，大概是当时公布在外面的条文。”我后来得到《开元录》来验证，条条都可以核对，确实如此。我还认为，前朝实行的事情不应当全都成为废弃的典章。等来到长安，每天看到记录朝廷事务的条报，却只是说：“今天任命某人为某官，明天授予某人某官；今天临幸某人，明天到某处游猎。”实在不像那几十幅文书。我遗憾自己没有生在太平时代，不能成为太平男子；等到看到开元年间的事情，仿佛挥臂就能进入其中，于是取出那些书帛，在末尾随意记下这些话。其中补写缺文十三处，订正讹文十一处。这一年是大中五年。读《司马法》古代取得天下，依靠的是民心；如今取得天下，依靠的是民命。唐尧、虞舜崇尚仁德，天下百姓因此拥戴他们为帝王，这难道不是依靠民心取得天下吗？汉、魏崇尚权谋，把百姓驱赶到锋利的刀刃之下，在无数次战争中争夺一寸土地；士人成为诸侯，诸侯成为天子，不用兵就不能树立威势，不作战就不能使人服从，这难道不是依靠民命取得天下吗？因此把这些编成兵战之术，术越精巧，杀人越多；法令越工巧，伤害万物越严重。唉，这也太不仁慈了！那些愚昧的百姓不敢吝惜生命，是因为上面害怕刑罚，其次贪图赏赐。百姓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这和父亲想杀儿子，先用威势恐吓，后来又用利益诱骗，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我善于列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后世士人中有这样想法的，即使没有得到士人的地位，我仍认为他还是士人。读《封禅书》刘子说：“新垣平能够等待太阳一天两次出现在正中，汉文帝便根据他所说的，在汾阳寻找宝鼎之气，后来果然仿效这种说法。新垣平在方术方面，也可以免于灾祸了。他最终却因为欺诈而死，成为世间最大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的方术说得远大，又用巧言加以粉饰；把自己的利益说得迂曲，却更加用谄媚来增饰。失败不也是应当的吗？所以应当博学而精心选择，端正地说话并谨慎地守持，不因短时长久而改变志向，不因得意失意而改变思虑，就可以避免这种祸患。庄周说过：‘不要用人事来损害天性，不要因为世俗成见而毁灭生命。’难道说的就是新垣平吗？可悲啊！” 读欧阳修《李翱文》

译我起初读李翱的《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中庸》义理的疏解罢了。聪明的人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应当恢复中庸；愚昧的人即使读了它，也不会明白。不写也可以。”又读到他给韩侍郎写的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处境困穷而愤懑于世，因为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才这样恳切地说；假如他得志，也未必会这样。那时我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喜好侠义、行侠仗义的豪杰，也认为自己善于评论人物。最后读到《幽怀赋》，于是放下书叹息；叹息以后又重新读，不能自已。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我不能生在李翱的时代，同他上下讨论文章。何况李翱同时代的人中，有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自己没有得到一饱罢了。推究他的这种心情，如果得到荣耀和饱食，便不会再说这些了。唯独李翱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杂处啊，都感叹年老而哀叹地位卑微；看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啊，忧虑实行正道仍然不对。又奇怪神尧凭借一支军队就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之力取得河北，因此忧虑。”唉！假如当时的君子都改变感叹年老、哀叹卑微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祸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看见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会更加深重。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即使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也都被疏远，和李翱没有什么不同。其余那些享受荣耀、衣食饱足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认为是狂人，便认为是有病的痴子；不是发怒，就是嘲笑他。唉！身居高位却不肯为自己忧虑，又禁止别人使他们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读《孟尝君传》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豹一样凶险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值得说他能够得到士人？不这样的话，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面南而王、制服秦国了，难道还要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贤士不肯到来的原因。读《孔子世家》太史公叙述帝王，称为“本纪”；叙述公侯世代传国，称为“世家”；叙述凭借个人才能突然兴起的公卿，称为“列传”，这是他的体例。可是他把孔子列入“世家”，进退都没有根据，为什么呢？孔子只是一个周游各国的人，在衰败末世中忙碌奔走，没有一尺土地和实际权柄；把他列入“列传”，才是合适的。为什么称为“世家”呢？难道是因为仲尼亲自具有成为圣人的资质，他的教化盛大，绵延万世，所以特意为他作“世家”来尊崇他吗？这也不是最恰当的论断。仲尼的才干足以成为帝王，为什么只把他比作公侯？仲尼的道足以治理天下，为什么只让他的家族世代相传？把他放在“世家”中，仲尼之道不会因此更广大；把他放在“列传”中，仲尼之道也不会因此变小。司马迁自己扰乱了体例，正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读《贾谊传》我读三代和两汉的书，遇到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旨意，光辉灿烂而深沉澄澈，直通心灵，就像登上高山眺望长江的活水，恍然惊叹其气势雄壮。因此，诡异的言辞诱惑不了我，淫靡的言辞逼迫不了我，我考察是非，就像分辨黑白一样，不会被迷惑。它浩浩荡荡，波涛一直延伸到天边，即使相隔千万年，也仿佛汇聚在我的心中。大概是因为我很自得于自己承受熏陶深、获得的东西多。后来遇到事情就能发挥出来，足以壮大自己的气势；觉得文思源源而来而不混杂，剔除我的粗疏来迎接它的真实，培植我的根本来使它的华美有所凭借。它向上足以凌驾青云、抗拒太虚，却不流入诡诞；向下足以穷尽山川草木的道理、形状变化的情状，却不流入卑污。等到遇到事情繁多、忧患深重、思虑长远的刺激，有所触动我的内心而冲击我的气势，所以文辞很多，并且出于无聊的感慨；读起来有忧愁而不忍的情态，但它的气势总的说来并没有受到伤害。于是我又自得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适宜。假如让我在朝廷任职，看见天子筹划安排、指示谋划、号令天下的意图，把它写成训诫文辞，刻在金石上，传扬太平无穷的事业，大概未必不能写出值得观赏的文章。遇到有所感触的事情，寄托自己的志向，就自认为都没有损害正道。我悲叹贾谊怀才不遇，看他写文章，筹划天下的利弊，足以看出他使天下安定的心愿；看他经过湘水写赋凭吊屈原，足以看出他怜悯时局、忧虑国家，并且内心有所触动而形成的气势。后世的人责怪他只因一次不遇便说出这种忧怨的话，却不知道古诗的创作，都是古代穷困失意之人的言辞。总之，只要不违背道义，就都可以取用。贾谊年轻而多才，见到汉文帝，极力陈说天下大事，刚毅果断，没有阿谀回避；而绛侯、灌婴这样的武夫与他在朝廷相遇，就像把圆规硬套进方矩，勉强也合不来，所以他被斥退，不能参与朝廷事务，只能把胸中想说的话奋力写出。他那些话当时没有发出，还可以寄托在文章中来抒发胸中积蓄，那么贾谊的志向难道也可以怪罪吗？所以我所遭遇的穷困饥饿，足以使我懂得穷困之人的心情，大概也必然像这样。我又曾学习文章，知道穷困之人的言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对贾谊稍稍有了更深的理解。唉！假如贾谊最终能够施展抱负，建立功业，本来应该有值得记述的事情，又哪里只是用空话来说明它呢？我所以感到悲伤，也正是这样；世上了解我的人，又有谁呢？即使不了解我，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读两位陈公的遗墨

译天下有自然存在、不可改变的公论，但发表言论的人有时免不了有所回避取舍，因此常常失去公论的本意。诸公对熙宁《日录》的辩论，就是这样。我曾记得前些年有幸陪坐在故端殿学士、上饶汪公身边，谈话涉及《日录》时，我冒昧说，《日录》固然是邪说，但各位贤人攻击它也没有抓住要领，因此说的人烦琐，听的人疑惑，用力很多而成效很少。我曾经就这部书加以考察，凡是王安石用来惑乱神宗的聪明、改变神宗心术，使他不能实现大有作为的志向，反而成为一代祸败根源的隐微而深切的内容，全都集中在这部书中；而且它的文辞锋利、笔势纵横捭阖，光彩炫耀而诡诈欺骗，若不是王安石的口，不能说出；若不是王安石的手，不能写成。说它是蔡卞编造的，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何况书中所写又在实际行事中深切明白地表现出来，彼此互为表里，也不必等到晚年怨愤之笔有所增加之后，才可以定罪。然而假使当时利用他临死前的智慧，将这部书全部烧掉，那么后来执笔记事的士人，即使竭尽全力搜访，极力描摹王安石帷幄中的深谋密计，也势必不能得到这样详尽的材料；传闻中的不同说法、虚实相半的内容，也不能使人完全没有夸大罪恶的疑虑。比如“不要让皇上知道”这句话，世人共同传说，最终却因为王安石的亲笔不保存下来，使陆佃能够替他隐讳；即使元祐诸贤费尽力量争辩，也没有办法订正。幸好他的门徒自己采取了错误的计策，拿出这件真迹，使他的罪恶暴露在天下人面前。这样就应当摘取其中任意放纵、违背正理的事实，订正他迷乱国家、贻误朝廷的罪行，直接把王安石作为首先应当诛责的人。这才是所谓自然存在、不可改变的公论，不仅可以订正过去的谬误，又足以开启后来人的疑惑。为什么反而因为害怕、回避嫌疑，写出迂回曲折、闪烁回避的话，指称它是编造、增饰、诬陷、虚伪、诽谤、诋毁的书，还想加以删削来湮灭它的痕迹呢？汪公叹息，深深认为我的话正确。如今我看闲乐陈公的遗帖、了斋陈公的表稿，追忆从前的话，惭愧自己的学问没有进步，所知道的也没有比当时高明多少，又感叹汪公已经不能再见，于是掩卷长叹，写下这些话在篇后。我又曾奇怪，了翁晚年的议论，大多出自这件遗帖的余意；然而他自我责备、改过的文章，竟没有一句提到这里，反而只说龟山杨氏真正揭示了其中的关键，这样看来，评论者也颇有怀疑。如今考察此事，这篇书信写于建中、崇宁年间，而其中的话仍说《日录》是蔡卞托人所作；并且后来了翁所作《合浦尊尧书》，也没有直接攻击王安石。到了大观初年以后，四明人的议论才开始出现；他追溯这番议论的来源时，只把功劳归给杨氏，而不提闲乐，这一点是不能诬蔑的。不过，他后来写的书虽然说上天让王安石亲自写下诬陷、悖逆的内心，仍然有把罪过归给神考、说是怨愤之笔增加的说法，因此终究不免属于所谓有所回避取舍而失实的情况。再看闲乐这篇书信，它指责王安石的罪状极其深切。然而考察其中所说的事情，不过几条：例如改变祖宗的法令而推行三代的政事；废除《春秋》而说君主有向臣下北面行礼的礼节；学术根本出自刑名、法度、数术，不足以谈性命道德；解释经书的深奥义理，大多出自先儒，又旁引佛氏。这几条，王安石确实无法逃脱罪责。然而他受到祸害的根源、遗留祸患的根本，闲乐的言论还没有涉及；而他所指出来作为论据的内容，也未免使人有所遗憾。如今暂且不论其他，只拿王安石平日的行为和《日录》第一章来说：王安石已经在朝廷任职，他所确立的政治大节，在当时究竟是怎样的？而他最初见到神宗时，竟直接说汉文帝、唐太宗都不足以效法，又把诸葛亮、魏征尚且没有做到的事情作为自己的担当。这些见识的卓异，也都是秦汉以来各位儒者所未曾听闻的，哪里是一时诸贤所能比得上的呢？然而，他为人质朴，虽清廉耿介，器量却本来偏狭；志向虽高远，学问实际上却浅陋平庸。他所发表的议论，大概只是把见闻和臆测中相近的部分当成正确罢了。可是他竟挟持这些自以为高明，自足自圣，不再把格物致知、克己复礼当作事业，也不勉力求取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以增益自己所不能的东西。因此，他处理天下事务，常常先因急躁草率、任意而行而失误，后来又因刚愎自用、徇私而败坏。这就是他受祸的根源，而闲乐没有谈到这一点。至于他遗祸的根本，则在于他刚得到君主信任之初，就已经有人从中加以引导，使君主喜欢他的高论、惊异他的奇说，以为此人不可缺少。等到任用他处理政事，每天听取他的言论，又有人使君主相信此人果然不可缺少。于是君主极力拒绝群臣的意见，完全听任他施为，唯恐他一旦离开自己，便无人帮助自己成就事业。等到他的谋划日久，逐渐深入透彻，君主便心领神会，精神与他合为一体，直到能够夺取权柄而亲自掌握；这样一来，政事的运转、松紧都已经操之于君主，而安石的任用或舍弃、去留与否，也不足以影响君主的轻重了。于是安石最终离去，天下政事才完全出自皇帝的心意。了翁所说“万几独运于元丰”，闲乐所说“屏弃金陵，十年不召”，大概都是指这件事。然而，了翁只知道皇帝独自运筹，却不知道皇帝所运筹的其实是安石留下的机关；闲乐看见安石本人似乎没有被任用，却不知道安石的心志从未不被采用。因此，凡是安石所做的事情，最终都得以依附于陵庙尊严，寄托于诏谟训诰的重大名义之下，天下人更加不敢议论，直到造成鱼从内部腐烂、河水决口那样的灾祸才停止。这就是安石遗祸的根本，而闲乐也没有谈到。至于闲乐所说“祖宗的法度，只应谨慎守护，不可变更”，尤其痛切，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祖宗制定法度，大概也是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而采取适宜办法，以求一时的便利；其中仰承前代、俯顺流俗的地方还很多，未必都是竭尽心思、效法圣智，为子孙制定而希望万世遵守的。因此，法度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病，就应当变通，这是后人的责任。所以庆历初年，杜、范、韩、富诸公想要变革却没有成功，议论者至今仍以为遗憾。何况到了后来又过了几十年，那些弊病本来应当比以前更加严重，而当时议论此事的人也多认为应当改革。

译例如吕正献公父子的家传，以及河南程氏、眉山苏氏的著作，大概都可以考察。闲乐的这一论点虽然似乎有所不同，却也不免说“仁皇末年，正当改革与因循之际”；这样看来，安石变法固然不能说不是时候，而他的用心也不能说失去了正道。只是他急躁草率、任意妄为，不能熟悉地讲求、精细地思考，不能制定出万全而长久、毫无弊病的方案，所以天下百姓不认为方便；当时的元老大臣、故旧长者和贤能士大夫群起竭力争论，反而有时不能探究出利弊的实际情况。至于他们立论的依据，又大多出自安石所规定的范围，于是安石更加相信自己的主张，以为天下人确实没有谁比得上自己，暗自庆幸他们的言论不足以伤害自己，因而更加放纵刚愎的性情，倒行逆施，更不可能希望他战胜私心，去探求事情利弊的实情，从而完成他平日自以为任当承担的本心。新法之祸所以最终泛滥而不可挽救，原因就在这里。闲乐虽然能深切斥责新法的错误，却没有察觉它之所以错误正是由于此，这就是他的论说不能使人毫无遗憾的第一个原因。至于他说安石远取三代那些渺茫而不可考察的事情来强行施行，这又是不知道三代的政事都载在典籍中，虽然时代有先后，道理却没有古今之别；把它们拿来实行，正是不能不寄希望于后世君子的地方。只是名与实的辨析、本末的次序、缓急的适宜，不能有丝毫差错。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明察而不违背，那么祖先留下的法度即使看起来渺茫而不可考，能够神明地理解并灵活运用它，也只在于自己罢了，有什么不可实行的呢？安石所谓《周礼》，不过姑且取其中附会自己意旨的部分，借它崇高的名义来压服众人的议论罢了，哪里是真心向往古代呢？如果真心向往古代，那么使君主端正根本、亲近贤者的事务，养育百姓的政令、改善风俗的方法，凡是古人认为应当先做、应当急办的事情，为什么不稍稍留意，却唯独对财利、兵刑急切追求呢？根本不正，名义与实际不符，先后缓急又全都颠倒，用这种态度考察古代，只会更加混乱，难道只是因为古代之事渺茫而不可考吗？闲乐没有察觉这一点，断然自我设限，竟把三代法度说成不可实行，又只指责其中渺茫不可考的部分，这就是使人不能没有遗憾的第二点。至于安石废弃《春秋》而说到北面事师，也不过是志识过高、不能穷究义理而战胜私心的弊病；因此厌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凡例条目的繁琐，憎恨诸儒凭主观臆测、牵强附会的巧说，其中确有过分之处，却没有想到其中关于大伦大法的道理，本来有些明白如日月星辰、不可歪曲。他借前代圣人尊师重道的意义，来推论武王和太公的事情，其中有过分之处；而他考察礼制文献，又有不够详尽的地方。他不慎重审察而轻率发表议论，竟然废弃重要典籍，确实应当获罪。然而，说他因此扰乱君臣的名分，又连同孟子轮流作宾主的说法一起加以非难，这也属于苛刻的文饰和深重的诋毁，矫枉过正了。这是使人不能没有遗憾的第三点。至于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虽然精粗、本末似乎有所不同，但二者互为表里，如同影子随形，又不可能截然分开。如今说安石的学问只在刑名度数方面有所心得，而在道德性命方面有所不足，这是不知道：他在这里既然有所不足，那么在那里又凭什么能得到正确认识呢？把佛、老之言当作精妙的道理，把礼法和事变看作粗浅的迹象，这正是王氏的深重弊病。如今想要讥刺他，却不免反而陷入他的说法之中，这已经错了。何况他在所谓粗迹方面可以指明的谬误，也多得数不清。恐怕不能轻易称许他有所心得。现在姑且举一两件来说。如果他确实在刑名度数方面有所心得，那么他修养自身，难道会到同僧人睡在地上，见到客人便像钱景谌所记载的那样脱去衣服吗？他著书立说，难道会到分辨文字、拆解字形来作为学问，却又像《字说》一书那样不能辨明六书的法则吗？了翁认为安石进献《字说》，大概是想把它传播到天下。神考虽然喜爱这部书，反复玩味而不忘，却没有把它传播天下，是因为教化的根本不在这里。这个说法也不对。周礼所说六艺的教育，其中所谓“书”，不过是使人按照六书的法则辨别天下的文字，知道这个字的声音和形体是怎样，希望远近各地都能统一而不混乱罢了，并不是宣扬真空、无相、无作之类的说法。安石既废弃六书中的五种方法，只专门讲会意，遇到解释不通的地方，就旁取后世书籍传记中一时偶然的话来作证。到了极端之处，又远远引用老子、佛教的言论，以及前代中国从未有过的说法，强行牵合解释；这种穿凿附会、错乱谬误的痕迹如此明显，难道只是不了解性命道德的根本，却仍可说他在刑名度数的末节上有所心得吗？他不仅以此误导自己，又用这种学说向上迷惑君主，使君主反复玩味而不能忘记，他的罪过就大了。了翁的话，也未免疏略。他把这种学问施用于家庭，竟使妻子穷奢极侈，斥逐嫂姑，像林希、魏泰所记载的那样辱骂呵斥官吏，难道还只是使儿子披头散发、赤脚站着，在他面前箕踞而坐并干预国政，如邵伯温所记载的那样吗？他把这种学问施用于政事，竟至于违背事理、拂逆民情；对于当世礼乐文章和教化的根本，有时失去了正确的道理，却不能稍稍加以匡正。至于较小的事情，例如■〈〈今上酉下〉鸟〉鹑公事，按照条文法律加以审问，也都是错乱乖谬、烦琐细碎而不合人心的吗？由这些事情推想，闲乐所说的，也恐怕难免有过分指责之处；这就是他的论说不能使人毫无遗憾的第四点。他解释经书的弊病，也同样是由于自处过高、不能明白道理而战胜私心。因此，对于圣贤的言论，他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得立言的本意；对于诸儒的异同，又不能反复详密地辨析其说法的是非，只凭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竭尽自己所能达到的地方，肆意发表枝蔓、浮虚的言论。至于天命、人心以及日常事物所以如此的道理，他既不能反求自身来验证实际，便把一切归于佛、老；谈论先王的政事时，又放纵私意、粉饰奸邪的言论，认为应当违背众人而独断专行，剥削百姓以兴利，斥逐忠贤，堵塞发表公论的地方。只有那些他忽略而不当作事情的地方，才有时苟且因袭旧说，没有工夫选择其中的是非。

译闲乐在这些地方，不责备他违背经书本旨、抛弃旧说、迷惑于异教、文饰奸邪言论的罪过，却只讥刺他的深奥义理多出自郑玄、孔颖达，意思仿佛反而责怪他没有把先儒的学说全部排斥，以便自成一家之言；这又是不能使人没有遗憾的第五点。安石由于学术上的错误，败坏国家、残害百姓，到了这样的地步；从熙宁、元丰直到宣和、靖康，六十年间，诵习、讲说、推阐、发明他的学说，把它按作国家的定论，鄙陋的儒生和庸俗的读书人随风倒向他，这些本来不值得说；但有见识的人，谁能不寒心呢？只是奸贼蒙蔽君主，禁网严密，所以大家忍气吞声，没有人敢指责议论。唯独两位陈公能够拼死竭力排斥他；他们平日往来的书信奏疏、相互讲论切磋，唯恐自己的话说得不尽，这也可以说是贤者了。然而，他们的论说不过如此，难道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为学也尚未得到圣贤学问的门径，所以观察道理、处理政事时仍不免有所遮蔽吗？因此我曾反复考察当时诸贤的议论，以求最为恰当的说法，只有龟山杨氏指出他割裂内外、分离心迹，使道常常不能用于天下，而经世事务都成了私智的凿空妄作，最为接近事实。他论述绍述之事，认为应当取法其本意，不应拘泥于其表面行迹，也能够曲尽其中合理的道理，没有回避掩饰的过失。即使元城刘公说哲宗和神考都有所不及，也不只是两位陈公而已。然而到了他上奏请求罢除庙学配享的奏章时，却又不能像平日的言论那样端正地论定安石的罪过，反而琐碎地专指《鳬鹥》一义，认为那才是奢侈放纵的根源。这就像抓获了杀人劫财的盗贼，却只议论他偷窃衣带钩的罪；面对一个吃饭时把饭喷出、喝水时大口吞咽的客人，却只议论他用牙齿撕裂食物的过失。与两位陈公的言论相比，反而有不及之处。因此直到今天又过了几百年，是非的根源始终没有弄清楚。过去的事情虽然不值得再论，但后来者应当引以为鉴，这也是学者不可不知道的。所以我私下把这些说法一并记下，等待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讲求并加以选择。《读药书漫记》【刘因】人禀受这种气而成为具有五脏百骸的身体，形体真实相合，气也流通。那些通过人的口、鼻、耳、目接触到人的声、色、气、味，看似泛泛而来，但凡是与我同类的，在我体内本来已经相互吻合；与我异类的，本来就会相互抵触。即使是人的身体本身，也不能自行察觉。例如服药的人，把枯木、腐骨捣成粉末，混合起来服下，它们也各自随着自己的气类运行。大概它们的根源本来就是同一的。所以先儒说：酸属木，木根竖立在地中，形状像骨，因此骨用酸味来滋养；辛属金，金缠合异物，形状像筋，因此筋用辛味来滋养。咸属水，形状像脉；苦属火，形状像气；甘属土，形状像肉。它们的形体本来已经与相应类别相合，它们的气怎么会不与之流通呢？推而广之，吉凶与善恶也属于同类相应。上天生育这一世代的人，也必定能够使这一世代的事情得到办理；因为世间本来已经足够，不必等待外来的条件。岭南多毒，却有金蛇、白药来治疗毒；湖南多瘴气，却有姜、橘、茱茰来治疗瘴气。鱼、鳖、螺、蚬能够治疗湿气，而生长在水中；麝香、羚羊能够治疗石毒，而生长在山中。大概不能有足以胜过某种气的东西，就不能生长在这种气之中；而与这种气共同产生的万物，本来就一定会对这种气有所用途。正如朱子所说：“上天将要降下祸乱，必定会生出平息祸乱的人，来应付后来的局面。”由此看来，世间本来没有无用之人，人也本来没有不可处置的时代。《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七十八 （明）贺复征编 ○读二 读《吕氏春秋》【明方孝孺】《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是吕不韦任秦相时让他的宾客撰写的。太史公认为吕不韦迁往蜀地以后，才写成《吕览》。吕不韦因受到怀疑而离开国都，过了一年多便饮鸩自杀，哪里还有宾客，又哪里有空著书呢？史书又说吕不韦的书写成后，悬挂在咸阳市，置千金于书上，有能改动其中一个字的人，便把千金给他。吕不韦已经迁往蜀地，怎么能把书悬挂在咸阳呢？由此说来，这部书一定是在他任相时写成的。太史公的话错了。吕不韦凭借大商人的身份乘势而起，购买奇货而取得富贵，但行为不谨慎，他的功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是由于宾客所著的书，才使他的名字显著于后世。何况君主任用贤才来达到治理天下的道理呢？然而，这部书确实有值得取法的地方。《节丧》《安死》篇讥刺厚葬的弊病；《勿躬》篇说君主的要务在于任用人才；《用民》篇说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都完全讲到了为君之道，切中秦始皇的弊病。后来秦国终于因为这几件事而溃败亡国，若不是有能察知先兆的人，哪里能够做到这些呢？只是那时距离圣人稍远，谈论道德都以黄老之学为根本；此书又出自众人的传闻，事情多有错乱。例如把桑谷共生之事说成成汤的事情，把鲁庄公与颜阖论马、齐桓公伐鲁、鲁国请求比照关内侯等事写入书中，都是不合史实的。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改动一个字，难道是害怕吕不韦的势力才这样吗？然而我独自对此有所感慨。世人说严酷，必定会说秦国的法令；而秦国的相国竟广泛招致宾客著书，书中都诋毁当时的君主是庸俗之主，甚至多次列举秦国先王的过错，毫无顾忌。这样的事情都是后世最为忌讳的，而秦国却没有因此治罪。唉！这样看来，秦法还算宽容了。读《荀悦申鉴》【方孝孺】荀悦的《申鉴》共五卷，论述治乱兴亡的道理很详细。荀悦生于东汉衰微之时，正值灵帝、献帝时期，强臣窃取权柄，天下动荡不安，一天天不再属于汉朝。荀悦虽然在宫中担任侍讲，但天子拱手受制，知道自己无法有所作为，便写成这部书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荀悦大概是有用的人才，又亲眼见过世间的乱局，所以他的言论更有事实根据，依照它实行可以达到治理。可是自汉代以来，很少有人谈论这些道理；即使有人谈，也只不过欣赏它的文辞罢了。著书却不能凭恃，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秦火之后，圣人之道消灭断绝，唐虞三代的大道理尚且被废弃而不讲，治理国家的人把它看成空话，并且共同喧哗嘲笑。这样看来，《申鉴》不被采用，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读这部书，读到其中说：“用智能治理百姓，好比游水；用道德治理百姓，好比乘船。”顿时惊惶失色，为之悲哀。读《曾子》【方孝孺】

译《曾子》十篇一卷，文字见于《大戴礼记》。虽然不是曾子亲自撰写的，但其中杂陈着格言和至理，尤其详尽地谈论孝道；想来是门人弟子传闻的内容，由汉代儒者编成的。因此其中的说法有时不纯正，例如说：“让他喜悦，观察他是否不欺诈；使他愤怒，观察他是否不■〈亻昏〉；接近美色，观察他是否不越轨；给他饮酒，观察他是否能保持常态。”又说：“神灵，是礼乐仁义的祖先。”又说：“君子将要谈论富贵，必定先勉力实行仁。”像这些话，决不是曾子的言论；但其中关于孝道的话，有足以使我感动的地方。我年轻时侍奉双亲，曾经对人说，做人子女的不能有自己的心思，应当把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如今这部书说：“孝子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忧愁，也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快乐；父母忧愁的事，他就忧愁；父母快乐的事，他就快乐。”这意思多么深啊，真是意味深长！怎么如此像是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呢？然而我年轻时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亲身实践；到了如今想要奉养双亲时，双亲已经都不在了。《疾病篇》中说：“父母已经去世，即使想行孝，又为谁行孝呢？”我诵读这句话，停下学业流泪，过了很久。读《汉盐铁论》【方孝孺】《盐铁论》共六十篇，是汉代桓宽所著。汉武帝时，战争接连发生，财用匮乏，于是均输、盐铁等赋税在天下横征，百姓疲惫困敝。汉昭帝即位后，大将军请求下诏让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众人都希望停止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和均输官。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之争辩，认为这些措施不能废除。桓宽承袭他的意思，设置问答的文辞，把他的辩论全部写了出来。他说得好啊！唉！治理天下的人，何曾忧虑过没有财物呢？天下从来不缺财物，如果使用时有节制，治理得有方法，还会有什么不足呢？以汉代的情况来说，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除百姓租税将近一半；那时并没有均输、盐铁等赋税，可是府库充盈，钱串腐朽得无法计数。汉武帝拥有的天下，就是汉文帝拥有的天下，又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征敛，没有一年免除租税，按理说应当更加富裕，却反而越来越困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帝节俭，而武帝用于征伐、营造宫室，把财物糜费掉了。君主如果不节俭，即使积聚的金子多到和泰山、华山一样，囤积的货物多到可以比拟江海，不到天下大乱，就不会感到满足。武帝统治的天下本来应当乱了，但文帝、景帝的恩泽还在，又因为霍光懂得事情的缓急，随后逐渐废除那些有害的措施，所以一改变便消除了百姓的怨愤；不这样，汉朝哪里还值得希望呢？这部书谈论道德与功利的关系，确实恰当，不只是文辞值得效法而已。读《唐史》【李东阳】有些事情不能不悔恨，有些事情却不能悔恨。悔恨并不是君子可以轻易避免的，因为认识得不周全、实行得不安稳，于是悔恨产生了。圣人知道人不能都做到周全认识、安稳实行，所以不得已而允许人有悔恨。若是有能力实行，却自己暴弃、自我放弃，陷入大恶之中，那就有不能悔恨的事情了。贾充悔恨弑杀君主而自行忧惧，直到将死之日仍传下恶谥；高欢悔恨弑杀君主，后来恭敬地侍奉魏主，直到终身。然而，他们的罪恶最终仍不可悔恨。唐太宗杀死巢妃，其罪恶与弑君者相同，破坏纲常、败坏法纪，已经不可赦免。因此，善于悔过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太宗：杀卢祖尚后悔，杀张蕴古后悔，杀张亮后悔，责备皇甫德参后悔，推倒魏征碑后悔；可是巢妃之事以后却没有一句悔恨的话，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悔恨的。圣人害怕人被阻碍而不能迁善，所以打开悔过之门；我也担心人轻慢改过，所以树立不可悔恨的戒律，这同样是圣人的意思。既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悔恨呢？回答说：谨慎。读《春秋》【唐顺之】

译《春秋》所体现的是王道。天下不能有两个尊贵的中心，这就是王道。礼乐、征伐、会盟、朝聘以及生杀之权，全部出自天子，没有一个人敢横行，也没有一个人敢擅自施行好恶、作威作福，这就是王道。因此，大宗伯用宾礼使各诸侯国亲近天子，又通过间会传达天下诸侯的意志。天子巡守，诸侯朝见完毕，便设置方明举行盟誓。可见会盟是天子的权力。若不出自天子而私下会面、私自结盟，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记载会、盟，都予以谴责。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交往，只有聘礼而没有朝礼。凡是不朝见天子而私自相朝的，都是罪过。所以《春秋》凡记载朝见，都是为了谴责朝见者和接受朝见者。九伐之法掌握在司马手中，天子赐给诸侯弓矢、斧钺，诸侯才可以专行征伐。即使准许专行，也必须临时向天子请命后才可行动。因此侵略、征伐是天子的权力。不出自天子而私自侵伐的，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记载侵、伐，都予以谴责。诸侯的大夫、公子即使有罪，也必须向天子请命后才能处刑杀戮。不向天子请命而擅自杀人的，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记载杀大夫、杀公子，都予以谴责。侵伐有贪图土地的战争，有因愤怒而发动的战争，有出于应战的战争，也有讨伐不相亲睦者的战争；有从外域侵入中国的，有从中国排斥外域的，也有借外域之力从中国内部残害中国的。因此战争彼此之间虽有好坏之分，但总的说来没有正义的战争。盟会有为了解除仇怨的，有为了巩固党羽的，有因志趣相同而互相求取的，有因力量相同而互相援助的，有因共同患难而互相救济的，有接受外域盟约的，也有以外域为盟主的。因此会盟虽有好坏之分，但总的说来没有正义的会盟和正义的盟誓。杀大夫有诛杀叛乱者的，有讨伐怀有二心者的，有因为刚愎而不听劝谏的，有借此向大国讨好、替强臣除去其所忌惮之人的。因此杀大夫虽有好坏之分，总的说来没有正义的杀戮。所以《春秋》除了稷、澶渊两次会盟记载了原因外，对于盟会、侵伐，完全没有一处记载原因，这不是简略，而是认为会、盟、侵、伐、战本身都足以表明罪过，不必再追问原因。杀大夫一定记姓名，也有不记姓名而只记官职的，如“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还有连官职也不记的，如“曹杀其大夫”。这不是简略，而是认为义理取决于杀人的一方，不取决于被杀的人。既然义理取决于杀人的一方，那么这种杀戮本身就足以彰显他的罪过；义理不取决于被杀者，那么不必追问他是谁，也不必追究他有罪还是无罪，都是可以的。解释《春秋》的人不明白它的意旨，却琐碎地作解释说：“这次会盟是由于某种原因，杀某大夫也是由于某种原因。”至于会、战、侵、伐，也都这样解释。这些对于《春秋》毫无益处，只是画蛇添足。因为《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书，它治理天下，是为了端正乱臣贼子。《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解释《春秋》的人也说：“做臣子的不可怀有将要反叛的意图。”臣子窃取君主的侵伐、会盟、刑杀之权，这种“将”已经很严重了。臣子窃取君主的权力，使征伐、会盟、刑杀的权力长期被自己私自掌握，却没有归还君主，这种渐变更为严重。所以臣子最终把刀推向君父，而《春秋》记载“某国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这就是弑君已经成为事实，也是《春秋》最为痛心的地方。臣子窃取君主的会盟、侵伐、刑杀之权，这是弑君的渐变，也是“将要弑君”的表现，正是《春秋》所要辨明的。孔子曾亲自说过：“天子有道，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便出自诸侯；无道发展到由大夫出，进一步发展到由陪臣掌握国家命令。唉，这就是《春秋》所处的形势。”把从陪臣、大夫那里流失的权力收回，还给诸侯；把从诸侯那里流失的权力收回，还给天子，这就是《春秋》拨乱反正的作用。周朝自从东迁以前，虽然王室已经不强盛，但权力本来还在王室。周幽王被弑，周平王迁到岐、丰以外的地方，王室土地荒废为草莽；瀍水、洛水以外，声教阻隔断绝，于是诸侯势力尾大不掉，横行变乱，改变礼乐，凭借众多欺凌寡弱，大小诸侯相互朝见，强弱相互劫持，一切权力都出自诸侯，而天子竟连一尺一寸的权力也没有了。周朝强盛时，王道施行，歌颂王道的诗篇兴起；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诗经·雅》：《蓼萧》《湛露》写诸侯会同于天子，《彤弓》写诸侯接受天子的征伐命令。《出车》《采薇》写天子亲自征伐，因而四夷不敢侵扰叛乱。所以说：“《诗经》衰亡而《春秋》产生；《诗经》没有亡，天子的权力就存在；《诗经》亡了，天子的权力就丧失了。《春秋》收拢已经丧失的权力，把它还给天子。”《春秋》之所以接续在《诗经》衰亡之后，哪怕一天也不能迟缓。文公、宣公以后，诸侯又不能自己掌握权力，而大夫在中原交相干预政务，纷乱不已。三桓、六卿、七穆、孙氏、宁氏、鱼氏、华氏、陈氏、鲍氏拥兵结党，王室的势力孤弱了。安葬原仲，私人交往由此开始；设置三军而舍弃中军，鲁国的权力全部落入大夫手中；在溴梁结盟、在宋结盟，天下的权力全部落入大夫手中。衎出奔，孙阳州、孙越进入彭城，进入朝歌，进入晋阳，大夫造成的祸乱就更加严重了。天下的势力越往下移，《春秋》治理它也越详细。桓公、僖公以前，各国大夫只有作为特使与鲁国交往时才记姓名；至于会盟、侵伐，大夫从来没有以姓名出现。救徐之战，是大夫单独领兵；翟泉会盟，是大夫单独结盟。《春秋》只称他们为“人”或“大夫”，不记姓名。

译这并不是简略，而是认为这些事情与大夫无关。文公、宣公以后，侵伐、会盟，大夫没有不以姓名出现的。即使在溴梁会盟，国君在场，《春秋》也记载大夫结盟；鸡泽会盟，国君已经结盟，《春秋》仍记载大夫结盟。这也不是烦琐，而是认为事情与大夫有关。与大夫无关，即使夷吾、隰朋、狐偃、赵衰功勋卓著而且贤能，也从未以姓名出现；与大夫有关，即使像栾黡、荀偃、高厚、华阅这样才能低劣，也一一琐细地记下姓名。与大夫无关，即使国君不在而大夫单独结盟，也不详加记载，翟泉就是这样；与大夫有关，即使国君在场而大夫参与结盟，也详细记载，溴梁、鸡泽就是这样。与大夫无关，即使主帅也略去不记，桓公、僖公以前侵伐只记“人”就是这样；与大夫有关，即使偏将也牵连记下姓名，鞍之战就是这样。不详细记载大夫，是专门治理诸侯中的乱臣贼子；详细记载大夫，是连大夫中的乱臣贼子也一并治理。解释《春秋》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却说：“称人，是贬低；称大夫，也是贬低。”如果称“人”是贬低，那么栾黡、华阅之类以姓名出现，难道反而是褒扬吗？只有曹、薛、滕、许四国的大夫自始至终都记作“人”。解释《春秋》的人说：“小国没有大夫。”不是这样。这几个国君，尚且没有空闲不被人役使，根本不敢掌握天下的权力，何况他们的大夫呢？大概是因为事情与这些大夫无关，所以始终只称“人”而不详细记载。如今说称“人”是贬低，那么齐、晋等大国的大夫岂不是偏偏受到褒扬，而曹、薛、滕、许的大夫偏偏受到贬低了吗？侯犯、南蒯、弗狃、阳虎这类人出现以后，大夫又不能自己掌握权力，陪臣实际掌握了权力。记载毁坏郈邑、费邑，记载围攻成邑而不能攻克，记载窃取宝玉、大弓，记载夺得宝玉、大弓，于是《春秋》对于匡正陪臣也记载得详细了。这就是《春秋》的末期。有人说，葵丘会盟、践土会盟、召陵驻军、城濮之战，解释《春秋》的人认为圣人对此加以褒许。如今也可以说：“这是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怎么能夺取他们的权力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文公兴起以前，权力虽然不在天子手里，但诸侯也没有完全取得天子的权力。那时权力是分散的。桓公、文公兴起以后，权力既不在天子手里，也不在其他诸侯手里，而是桓公、文公独自完全取得了天子的权力，那时权力是集中的。这就好比主人有千金，偷盗者有十人，虽然金子已经不在主人手里，但十个人每人得到百金，还不足以同主人相比；而偷盗者只有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独占千金，就几乎等同于主人了。权力分散，是臣下背叛君主；权力集中，是臣下足以与君主相抗。因此比较利害，权力分散而彼此争斗，还不如权力集中而可以缓解祸乱、使百姓安宁；若从王道说，权力集中而足以与王相抗，又不如权力分散而尚未集中到某一个人手里。《随》卦的屯卦说：“随从中有所得，别人跟随而我获得它，没有害处，却说是凶。”《豫》卦的坤卦说：“因豫乐而来，我使人得到豫乐，没有害处，但六五认为这是正固的疾病。”所以桓公、文公，是臣下的凶兆，也是君主所谓正固的疾病。况且在桓公、文公以前，诸侯固然有相互朝见的，也不过是一两个小国；还没有六方诸侯共同前来朝见的。固然有私下结盟、擅自侵伐的，也不过是一国、两国相互结仇或结交；还没有整个中原听命于一人，也没有十多个国家共同攻打一国的情况。这说明天子的权力还没有归属于某一个人。桓公、文公兴起以后，诸侯五年朝见一次，三年聘问一次，诸侯带着玉帛相继奔赴他们的庭院；而在天子屏风之前，竟没有一个人执珪北面朝见。齐、晋两国安然接受诸侯朝见，后来终其一生却从未踏入天子的朝廷。衣裳之会、兵车之会，从未派一个使者向天子请命。因此，联合诸侯、共同尊助王室，没有像葵丘、践土这样的；诸侯成群地役属于齐、晋，像臣仆一样侍奉诸侯，也没有比葵丘、践土更严重的。排斥戎狄，使中原安定，没有像召陵、城濮这样的；然而驱使诸侯去攻打诸侯，也没有像召陵、城濮这样严重的。解释《春秋》的人不明白它的意旨，却说：“在某地会盟、在某地结盟，是圣人把诸侯的权力交给齐、晋。”王室既然已经衰弱，诸侯也已经全都折服而归入齐、晋，圣人不能把这些权力收回交给天子，难道还会推过去交给齐、晋，使齐、晋更加逼迫天子吗？权力出自诸侯，不问其具体情形如何，一概说是无道；敌对国家相互征伐，不问具体情形如何，一概说是无义。不知道礼乐征伐出自桓公、文公，这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桓公、文公的战争，究竟是有义还是无义？假使桓公、文公真心勤王、真心攘夷，只是急于救治患难而反把权柄倒握在自己手中，其名分便是以下犯上。圣人仍然一定要依法约束他们，而桓公、文公尚且会因这些事情受到法律的谴责，何况借勤王之名而实际上壮大自己，表面上急于救患、暗中却想养成乱局的人呢？灭掉谭国、灭掉遂国，本来就是为了使自己获利；把曹国国君捉来交给宋国，诡诈已经太过分。齐桓公晚年骄纵自大，产生封禅、改易天命的念头；晋文公甚至请求使用天子隧道安葬，这离问鼎中原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这样又凭什么责备楚国呢？既然如此，圣人所说“百姓免于被异族披发左衽”，因而称许桓、文仁德，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是圣人专门论定他们的功劳；而《春秋》则专门用来阐明道义。《谷梁传》说：“仁不能胜过道义，是因为要保存王室。”那么解释《春秋》的人说“要谨慎辨别华夏与夷狄”，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诛讨乱臣贼子的一个方面。《春秋》所称为夷狄的，是吴国和楚国。楚国的先祖鬻熊曾经做周文王的老师，封国在江汉之间；太伯穿着端正的礼服统治吴国，大概都是神明后裔。荆人不行正道，乘周朝动乱之际，改变国号自称为王，聚集毒害中原；

译吴国也仿效它，自称为王，于是楚、吴成为乱臣贼子中最严重的。所以《春秋》随之把它们视为夷狄。在《春秋》所记诸侯中，明显叛逆的没有比楚、吴更严重的；暗中叛逆而表面顺从的，没有比齐、晋更严重的。这就像审理案件：吴、楚是功劳和用心都恶劣；齐、晋是功业似乎成功而用心却恶劣。功劳和用心都恶劣，所以圣人公开诛责它们；公开诛责，所以辞意直露，如最终不记载安葬、君臣使用同样称谓之类，都是直截的言辞。功业成功而用心恶劣，所以圣人暗中夺去其名义；暗中夺取，所以辞意隐微，如邢国迁到夷仪、筑楚丘城、在河阳狩猎之类，都是隐微的言辞。《小雅》尚未废弃时，四夷不敢交相侵扰；《小雅》完全废弃后，四夷才交相侵扰。《春秋》开始记载“荆人攻入蔡国，带着献舞归来”时，楚国蠢动侵扰中原的势头已经显现。桓公、文公奋起遏制它，楚国的锋芒稍稍受阻；文公去世而晋国霸业衰落，楚人图谋北方的势力便日益增长而无法控制。所以《春秋》记载“荆人攻入蔡国”，这是霸业尚未兴起而楚国侵扰中原的开始；《春秋》记载“军队驻扎在厥貉”，这是霸业已经衰落而楚国窥伺中原的开始。大概桓公、文公遏制楚国，所需力量有难易之别；楚国与中原诸国盛衰变化的原因，其中自有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机理。齐桓公起于海滨，所联合的宋、卫、陈、蔡都是弱国，所以谋划了十多年，联合江、黄等国，召集十二国的军队，后来才能在召陵使楚国屈服。晋文公据有表里山河的险固，所联合的齐、秦都是强国，所以回国一年，仅仅联合三国的军队，便在城濮战胜楚国，一战杀死了楚国专掌军队的将领。然而晋国战胜楚国，是得益于联合秦国；晋国后来不能与楚国抗衡，则是失策于和秦国结仇。从殽之战以后，秦、晋相互仇杀，历经四五代，交战于彭衙、令狐、河曲，累计十多次仍未停息。这是晋国自己失去一个强大的援助，又自己造出一个强大的敌人。失去强援，国力便不完备；强敌逼近窥伺，势力便无暇谋划远方。因此晋国霸业衰落而楚国更加横行，实在是殽之战造成的。然而讲解《春秋》的人却说：殽之战，《春秋》认可晋襄公继承霸业。我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楚庄王也不过是蛮夷首领中的雄杰罢了，但他远交秦国、巴国，近攻陈国、郑国；那么晋国同秦国结仇，不只是制造了一个强敌，简直又借盗贼的力量来用兵了。《春秋》记载“楚人、秦人、巴人灭庸”，楚国的谋略便更加狡猾了；又记载“楚子围郑”，中原虎牢的险要也沦入夷人之手了；记载“宋人及楚人平”，南北双方的力量便相互均衡了。天下的形势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虽然如此，当时诸侯中固然已有依附楚国的，但还不敢公开依附楚国。晋国虽然已经不能完全取得诸侯的拥护，却还不肯甘心把诸侯交给楚国。蜀地之盟被称为“匮盟”，大概是诸侯还揣测晋人知道其中内情。弭兵的主张一经倡导，南北两方的归附便交相出现。中原诸侯公开朝见楚国，过去送给齐、晋的玉帛，如今全在楚国了。申地之会，使中原诸侯空群而前去听命。齐、晋用来联合诸侯以遏制楚国的力量，如今楚人反过来联合它以遏制中原了。申地之会，诸侯献上六王的礼仪；宋地之会、虢地之会，都使楚国的地位凌驾于晋国之上。这就是说，诸侯甘心做夷人的役使，而晋人也甘心把诸侯交给夷人。天下的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到了吴、越交战，夷狄带来的祸患达到极点。《春秋》记载“伐郯”“入州来”“会黄池”“入吴”，它用来惩治夷狄的记载也更加详尽了。这就是《春秋》的终篇。有人说：楚国横行，而齐、晋加以遏制，那么中原果然不能没有齐桓公、晋文公了。如今说“礼乐和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却又要把这种权力夺走。依靠别人的功劳来缓解祸患，却吝惜别人的权力而资助敌人，这就像要求鹰、鹘去搏击，却把它们的脚捆住一样，不是太迂腐了吗？有人说：不对，我再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今这里有一个仆人，聚集党徒、铸造兵器，主人不能使唤他。然而盗贼夜里进入他的房屋，这个仆人便拿起武器，呼喝党徒把盗贼赶走。说这个仆人不好吧，他却足以驱逐盗贼；说这个仆人好吧，他却又足以抗拒主人。所以天下没有霸主，以至于四夷纵横而无人能够禁止，这不是天下的幸运；天下有霸主，以至于臣下怀疑、抗拒君主而没有人感到奇怪，这也不是天下的幸运。《春秋》所记载的事情，说的正是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确定下来，王道便彰明了；王道彰明，作乱叛逆的人便畏惧了。有人说，《春秋》所诛讨的乱臣贼子，就是诛讨弑杀君主的人。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所诛讨的就只限于弑杀三十六位君主的人了，那也太狭隘了。那么所谓诛讨乱臣贼子，究竟指什么呢？回答说：治理弑君之罪，治理诸侯擅专，治理大夫，治理陪臣，治理夷狄。凡是没有王道的，都是乱臣贼子的道路。读《庄子》三【王世贞】

译苏轼想删去《让王》《说剑》《盗跖》《渔父》四篇，说它们是后来接续《列子》的文章，并没有根据，只是因为《盗跖》《渔父》猛烈排斥孔子，所以想删去它们。内篇、外篇和杂篇，哪一篇不排斥孔子呢？只是它们排斥得委婉而深刻，不像《盗跖》《渔父》那样直露而浅显。然而我赞同苏轼删取这四篇的意见，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是凭《庄子》文章本身来判断的。凡是《庄子》的文章，宏大放达，纵横驰骋，放开后不可羁束；文辞高妙而有深厚意味，但假托的名义多奇怪诡异，转折承接有时幽晦艰涩而难以理解，用字有时深奥冷僻而不可辨识。现在这四篇中，只有《让王》还接近《庄子》的风格，却又太近于正统；其余三篇则过于显豁流畅而浅薄。它们的写法，类似《礼经》所谓《乐记》《儒行》那样的篇章；我认为一定是庄子一派的人假托庄子之名写成的。韩愈作《读墨》，说子夏的后代流派发展成了庄子，也没有根据；王安石却引用了这句话。我认为庄子未必出自子夏一系。像庄子这样的人，大概曾经在孔子门下受业而有所领会。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凡是庄子所谈论的，如君臣父子的大戒，天机与嗜欲的深浅，六经的作用，圣人的言论，都精确切实而文雅，即使田子方、荀卿也不能超过他；只是他不如解释老子那样深入，大概是游于我圣人教化之中而又从中背离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三章〕 太史公说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出自老子，所以把他们同老子合在一传中。唐人尊奉老子却把他们分开，我认为应当相信太史公。所谓学习，不一定要把全部学说都学到，只要得到一句话并守持它就可以了：如“啬”，如“俭”，如“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如“将要夺取它，必定先姑且给予它”；这些正是申不害、韩非所看重的。至于庄子，却没有这些。太史公又说庄子是梁惠王、齐宣王时的人。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让他和孟子相见而进行一次辩论呢？庄子不是告子、夷之之流；他们的争辩一旦发生，必定像涿鹿、彭城那样的大战，使天地为之震荡而不得安宁，使日月为之昏暗而难以分辨。庄子失败了，不过逃到“无何有之乡”罢了，但他并不发怒；孟子不会失败，假如失败了，他一定会发怒。读《楚语》论【王世贞】屈到喜欢吃菱角，病重时召来宗族中的长老，嘱咐他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祥祭，宗族长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君子说：“不违背遗命才合乎道。”柳宗元非难这件事说：“礼制规定，在斋戒的日子，要想念死者生前所喜爱的东西，要想念他所爱吃的东西。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说合乎道呢？”苏轼又非难柳宗元说：“柳子见识浅陋得太厉害了！赫赫楚国，若敖氏的贤能闻名诸侯，屈到身为正卿，死后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照办，国人传诵，太史记载，那么天下后世不知道屈大夫的贤能，只听到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我则说：“屈建太过残忍，苏轼也太喜欢标新立异了。如今把礼中较轻的部分同饮食中较重的部分相比，哪里只是饮食更重呢？既然如此，即使礼节轻微，在死者本人尚且不能因此废弃饮食，何况是对他的亲人呢？遵从治丧的正常遗命，而不遵从悖乱的遗命，这是常理。屈到遗命要进献菱角，是悖乱的遗命吗，不是吗？况且菱角不过和蔬菜果实相等，并不像邕地人的疮痂、长孺的指甲那样腥秽污脏而不能登席，也不像铜雀台歌伎的淫靡奢侈，或临穴殉葬那样残酷。” 宗族长老提到这件事，屈建点头同意，撤去一种蔬菜也可以另换，增加一豆的供品也不算多。国人有什么可传诵的？太史有什么可记载的？天下后世又能知道什么呢？如今屈建撤去菱角，又不能替这件事隐讳，而国人为了讨好新令尹，竟把它记作“不违背道”，太史又把它传给天下后世，这等于宣扬先人的过错。屈建撤去菱角，问题不在于是否进献。不能忍受进献一次这样的小礼，却抛弃父亲的嗜好，这是小的不孝；急于宣扬自己的名声，却不替父亲隐讳过失，这是大的不孝。屈建带着左右近臣和广大的甲士，想在盟主的上卿面前无礼，抛弃诸侯的信义而不顾，这是夷狄的行为，又哪里在乎这点小礼呢？他的父亲活着时不能在鼎俎之间实现志愿，又怨恨屈建的傲慢强悍，所以向宗族长老隐约表示心意，而屈建最终却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难道不是违背道吗？有人说：屈到遗命中的菱角，屈建可以进献；屈建不进献，左氏本来可以不提；左氏既然提了，柳宗元本来可以不非难；柳宗元非难了，苏轼本来可以不讥刺；苏轼讥刺了，我本来也可以不发表意见。儒者喜欢坚持议论，实在太过分了。我将拿什么话来回答呢？读《孔子家语》【王世贞】我曾经读《孔子家语》，奇怪它内容杂乱而不精纯。像其中所说的商羊、萍实，对大道有什么益处呢？即使如此，难道其中就完全没有圣人的话吗？自从宋儒表彰四书，把它们列入经书，唯独尊崇《论语》。《论语》流行而《家语》被废弃，甚至像《周礼》《孝经》这样圣人治理国家、穷尽人性之理的书，也不能列入学官，使诸儒传习，实在令人感慨。孟子讲仁义，驳斥杨朱、墨子，功劳很大。至于辨析理气之类，论述君臣关系，却还不十分透彻。有的是有所承受而发明的，有的是矫正偏弊而达到的；同经书相比，就像月亮比着太阳。所谓三礼，就是《周礼》《仪礼》《曲礼》。如今废弃《曲礼》，《仪礼》又不予收载，却把《月令》《檀弓》《儒行》等篇杂厕其中，这岂不是轻重失序了吗？我不自量力，想诠释三礼，删去其中迎合王莽、歆、褒、犹等人的附会之说，编成《礼经》；尊崇《论语》，删去其中不是孔子言论的部分，再选取《孝经》《礼记》《中庸》《大学》《家语》中凡是孔子所说而又精纯的内容，另编为经，与《礼经》相配，合成六经。至于不是孔子所说而稍微精纯的内容，如《鲁论》、门人之说、《檀弓》诸家，合编为传，与《孟子》一起作为经书的辅翼，分成两部；只是我还不敢这样做。姑且把这些记在这里。读《卫霍李广传》【董其昌】

译司马迁是一个怀抱孤愤的士人，又喜欢任侠，所以他写传记，善于描写畸世之中不平的感慨。至于《卫青霍去病李广传》，他排抑上位者、抬举下位者的意图，反复显现出来。大意是说，卫青、霍去病遇到合适的时代而建立功业，尊贵显赫如同日月当空；李广的才气却天下无双，终身坎坷，大小战役经历七十次，竟然没有得到一枚通侯的印信，难道不是命数吗？这就是司马迁寄托感慨、抑扬文辞的地方。他隐微的文章和讥刺，重点在汉武帝。虽然如此，我由此更加看出汉武帝善于识别人材、能够任用将领。为什么呢？人的才能器量，各有适合的地方；但没有不可以通过尝试来了解的。只有将帅之才，怎么能够随意试验呢？必须把他放在面对敌人的战场上试用；一试而不见效，损失的就是国家和军队，所以不可不慎重。卫青原是牧童，霍去病是受宠的近臣，卫青在天下本来没有什么名声，霍去病甚至不能通晓古代兵法；他们不是“飞将军”李广的同类，本来很容易看出。可是汉武帝却把鞭挞四夷的权力轻易交给卫青、霍去病，却不让李广有一次面对单于的机会，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等到事情最终见出结果，李广到底没有丝毫功劳，而卫青、霍去病却追击败逃之敌，俘获敌军、擒取敌众，直到清空敌军的庭帐，登上狼居胥山祭告天地；汉武帝识人的眼光又是多么卓越啊！这就是汉武帝善于任用将领。假如说李广只是命运不佳，霍去病只是受到上天的特别眷顾，而他们的成败并不是由于将帅的谋略，那么我认为将帅的谋略尚且可以知道，而命运不佳和上天眷顾，却是尤其无法知道的。过去张浚名声冠绝一时，宋孝宗倚赖他来谋求恢复中原，但符离一战失败，宋朝的大事也随之败坏。替宋朝谋划的人，难道宁愿任用卫青、霍去病那种上天眷顾的幸运，还是任用张浚那种命运不佳呢？考察西汉承袭战国遗风，士大夫都把招揽贤士、供养门客的人视为贤者，唯独卫青、霍去病不是这样，因此司马迁轻视他们。他赞成任用游侠、贬抑处士，也接近这个意思，大概是有所激愤罢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九 （明）贺复征编 ○募缘疏一【散体】贺复征说：“募缘疏这种文体，各种选本都没有收载。正值神宗初年，名公巨卿多喜欢禅悦，纷纷创建精舍寺院，于是募缘疏文开始盛行。现在选录几篇，和荐亡文放在一起，以备同一体裁。” 重修积庆寺募缘疏【明·董其昌】江南一带寺院相望，却没有一座被称为“坐化庵”的，只有我们郡积庆寺元寿堂中安置着祖师的肉身，因此得到这个名称。寺院自元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以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幻化身躯，灵光仍然巍然存在；而供宴坐、经行的清净境域却在风雨中飘摇，这难道是寿师护法弘愿的本意吗？古老的桑树并不是得道至人所留恋的，但后代也会因茇树而寄托遥远的怀思。瞻仰祖师容貌的人，既然生起稀有之想和皈敬之想，那么本寺的栴檀瑞像，就是祖师的七宝台；本寺长满苔藓的闲房，就是祖师的方丈室。难道忍心看它日渐倾塌毁坏，使诗人写下“禅宫也消歇”的诗句，发出“世尊也化为尘埃”的叹息吗？况且这项修缮容易供养，支出也容易核查，并不像王珣舍弃武丘的千间房屋，也不像庞蕴把百万钱财抛入湘江；有积庆寺祖师可以证明功德，确实足以使人产生信心。它不像别处兴建工程，开始时擂鼓招募，后来却成为空花幻影、没有实效的事情。我谨把这些话告知施主们。建造石殿疏【董其昌】近来有法师建造铜殿，有法师铸造《法华经》钟，都已经完成，成为震旦少有的功德。至于建造石殿，并在四面墙壁上刻写《法华经》，这件事就更加殊胜了。为什么呢？铜殿可以被人贪求，石殿却没有什么可贪求的；没有可贪求的东西，它流传得就长久。刻在墙上的经文容易阅读，刻在钟上的经文不容易阅读；容易阅读，它的教化就能普遍传播。这是万缘和尚的弘法心愿，我亲手抄写了《序品第一》，又把它告诉各位同心者，并且将它书写、镌刻下来。这部经、这些石头、这个因、这个缘、这种开示、这种悟入，直到未来无尽的时间都没有穷尽。这样一件事，即使说是灵山法会再现，也可以了。重修新桥募缘疏【董其昌】范龙图的诗说：“一只船桨危险得像一片叶子，旁观的人也惊得心神受损；以后身处平地时，不要忘记险境中的人。”我前些时候经过娄水的新桥，很是想起这几句话。只见桥柱倾斜、木料腐朽，无风也自行摇动；承脚的地方支离破碎，彼此不能连接，摇摇欲坠。刹那间失足，便会落入鱼腹。唉，险恶啊！危险啊！彭祖把绳子系在身上悬下去观看井，王阳看见栈道险峻便回车不走。珍爱生命的人，也不过要经过这座桥。过桥的人如果又不顾念处在险境中的人，那么还有谁来顾望他们呢？所以我略微捐出资财，并把这些话告知同心者。朱炼师募请道藏疏【陈继儒】我曾跟随弇州诸孙接受经学，奉命让园丁每天送来一函《道藏》阅读，前后大约三年，渐渐读完。其中符箓、科仪、烹炼之书占了一半，兵法、医方、《老子》《庄子》《周易》只占十分之三；至于天文星纬，大多只是称引这类语录，略有涉及罢了。大体说来，佛藏有五千零四十八卷，是删汰出来的；道藏有五千零四十八卷，是附会增入的。两者都幽深秘奥而宏伟华丽。我常想在山中建一座楼，分成三间，中间安置儒书，旁边排列佛、道二藏，只恨家贫没有钱财办成。炼师朱玉阳也将要在溪上结茅，募请道家典籍，讽诵阅读，展礼修持。我的朋友周公美实际在赞助帮助他。过去王羲之、谢灵运、许旌阳、杨羲共同结伴游于碧落，他们所书写的《黄庭经》《阴符经》为历代所珍藏。像陶渊明与陆静修，苏轼与葆光，倪元镇与张伯雨，麈尾、杖头之间都有山林水泽的逍遥游，都有追求长生不老的事情。如今世人被佛教关于祸福的说法所劫持，不再到玉宸神案前礼拜一炷香；至于问到绛简绿字的道书，全都交给“亡是公”去处理。即使有旧藏，不是被老蠹虫蛀空，就是转手卖给酒家，唐代告身也只换来一场醉罢了。我认为佛、道二教都应当扶持，不应当偏袒任何一方。假使各自募取法宝，焚香翻阅玩味，即使不敢奢望飞升冲举的法术，然而以清虚、宁静、深沉来修养心性，以无欲来治心，以无事来治国，这些道理也还是有见识、有气度的人不能废弃的。公美就是当今的王、谢、杨、许一流人物，试着把唇齿之间的言辞配成丹药，那么云霄中的笙鹤之游，离人也不远了。迁建三茅真君文疏【陈继儒】

译我一向厌恶世俗的喧嚣纷扰，常常想和戴黄冠、穿白衣的人一起，在沙清水碧之间像蜉蝣般自在游荡，招来柳丝旁的隐士，呼唤桃花水中的渔父，痛饮到醉倒在寒霜里，踏歌直到明月当空，岂不是非常畅快吗？只是愿意遵守这个盟约的同道太少了。我常常想起古人，如茅仲初兄弟，全家修炼，一同进入名山句曲；青松、华阳之间，瑶草至今还在，丹炉、泉井以及遗像也仍然保存着。四方士女愿意匍匐跟随到茅峰山麓的，至今仍像雁阵、蚂蚁聚集一样多。那里路途颇远，水陆跋涉，贫士有时困于粮食，老人甚至难以凭杖穿鞋前往，往往只能躺着面对白云，白白占望紫气罢了。如今城中旧有真君法堂，在庙宇东面的廊屋里，金银黄绿，俨然如茅峰的形象；虽然只是天池的一角，却不值得和当地诸胜相比。四方长者如果想瞻仰拜谒、祈祷求福，就不必划船驾车，奔波数百里到远方去，这里本来就可以撩起衣裳前来。但神像位于楼下，处所低下而不庄严，四方贤士豪杰扶着短杖、穿着高屐来登这座楼，每每因惶恐而止步返回。所以道士龚君想把神像迁到楼上，使它仰望星辰，俯瞰城阙，尘埃不能到达，圣驾可以招来，或许正合所谓神仙喜爱居住高楼的说法吧？否则，把神像混杂安置在尊贵之处，罪过和污秽就不小了；这既不符合龚君奉行、传承香火的本意，也不是诸位长者祈求长寿福德的初心。况且龚君胡须修长、骨相如玉，具有山猿野鹤般的风致，又是我一向信任、愿意与他结为云朋霞友的人，因此我乐意帮助这件事，也愿意欣然替它写这篇疏文。娄江报本寺塑造西方景象疏【陈继儒】我听云栖老人讲净土法门说：“人一出生便有认识，神识因认识而存在；业由识而成，业因又产生业，业又有它的因果。想达到三种清净，先要除去六尘；想种下八种功德，先要消除五恶；想消除五恶，先要忏悔地狱之罪；想忏悔地狱之罪，先要修习西方净土。”这个道理确实无疑。报本寺僧人永龄，早年便有戒行，僧俗都归依他。如今他在本寺西南旧址重建大殿，塑造西方净土的景象，使善人顿时生起信心；又塑造十王像，使恶人顿时改掉旧习。仅仅这一念，难道不是目连所说“地狱不空，就不愿成佛”的心愿吗？高皇帝说：“佛教讲因果，是用来帮助帝王弥补刑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这座殿正是如此，远近的施主，幸望彼此共同帮助成就它。铺砌道路疏【袁宏道】从斗堤走来的人，来这里读书居住的儒生，行脚而住庵的僧人，受雇前来灌溉的人，挑着水瓮来汲水的人，全都要经过这条巷子。巷子低洼，下雨便积水，时间一久就成了沟洫。行人的脚踩踏，牛羊的蹄践踏，泥水浸渍得像胶一样；没过小腿的，少数还会淹到臀部。计算那些穿着细绢衣服的人，一个春天应当要花费两双鞋。市民虽然赤脚，但他们的裲裆、衫裙因污浊而洗涤的费用，一天的劳作也将耗尽，衣色还会脱落。受雇灌溉的人若不去灌溉，所得工钱就会减少；汲水的人绕道而行，饭食也不能按时。妇女赤脚走来，脚一露出白色便不雅观。有的人为避免泥泞而花费钱财，有的人则因此跌倒、脱鞋，所以议论的人想把这条巷子铺砌起来，以便利来往。这并不只是穿衣戴巾的人应当爱惜鞋革；至于乡里屠户、商贩，乃至卖菜的雇工和妇女，保护自己的裤子而以露出小腿为丑的人，也都应当拿出几文钱来帮助。这同样是减少费用的办法，是可以实行的了。募建板桥疏【袁宏道】十一月架木为杠，十二月架木为梁。车轮马蹄咯咯作响，驱车前行。只有这座红板桥，车轨不能平直通过。木料腐朽，桥身崩坏，水路遥远，道路漫长。恭敬叩拜贤哲，请打开箱子、启开囊袋，捐助时不要偏私，不要厚薄不均。来人仪表堂堂，题名登记的是谁？回答说：是东省郎。那一年在寅年，那一年的音律始于商声。洪山寺创建十方堂疏【曹学佺】洪山寺布施茶汤的功德已经圆满，住持惺安和我谈到：想在上层左侧接出几间房屋，设置僧舍来安置云游僧人，让他们一餐一宿，彼此共同承担甘苦。我赞叹说：这是出家人的本分事业，也正是大乘佛教宿世培植福德的根基。有人议论说，洪山水声灌入耳中，门路又向下泄水，若以风水家的规矩衡量，不能招来贤人、聚集大众，恐怕这件事只是徒劳而没有功效。我笑着对他说：水声灌耳，正好喜爱它的清越；门路走泻，正好喜爱它的野趣。人只是因为这颗心被五欲局限，所以三界五行都能够局限它。顺从便吉祥，逆反便凶险，大体就是如此。如果发起一颗大乘心，便超越三界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哪里还能施加祸福？就像无边身菩萨仰望佛顶，终于不可得见。我希望住持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本分事业，不要怕麻烦，不要存偏见。给别人粥饭，就是给自己粥饭。我又希望施主们把这看作无上的因缘，不要分别计较，不要厌倦勤劳。今生的福德就是多生的福德。如果这样还不能聚集大众、不能长久维持，那么我先是受了三世诸佛的欺骗，反过来又用欺骗对待世间，应该得到割舌的报应，也只够让风水先生吐一口气罢了。写下这些话，以作为未来的凭证。石头庵募米疏【曹学佺】石头庵有竹林占满一亩，有溪水半道。高人雅士来往其间，愚公每天坐在竹林里。山涧水流湍急时发出声响，缓慢时呈现出文理。和高人雅士一起躺着听水声，没有穷尽；从容酬答交谈而不疲倦，这样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快乐。假如把竹径铲平改作田地，再引水灌溉，把高人雅士换成庸俗之人和有钱人来往，那么法师就不会感到快乐。让法师每天在其中快乐，挥动麈尾谈论道理，使几百名学人求学而不苦于匮乏，这是弟子们的责任。他的弟子某人有威仪和佛法，可以用来劝募缘善。密印上人焦山参禅疏【曹学佺】山在水中，漂浮却并不漂浮；船在水面航行，经过却又仿佛没有经过。雪落在洞口，钟声响在山岩之间，仿佛是无声之声、无色之色。经中说：应当不执着于任何去处，而生起自己的心。既不住于有，也不住于无，没有一处不是心，心从来不曾停住。正因为无所住，所以在山水寂静之中常生而不灭；而遇到风帆瞬息而过的时候，心在哪里，境又在哪里？参学者，这是第一着要紧处。心生智慧，不离开自己的本性，这就是福田。那么有人资助上人，使他能够明心见性，这片福田又是怎样的呢？鹫峰寺前修路疏【曹学佺】

译龙江弘济寺有守心禅师，修行菩萨行，接受别人的供养就供养别人，接受别人的布施就布施别人。四方运粮的船聚集在岸边，乐于布施的米粮每天都不缺。禅师总要把其中精细上等的米挑出来，留待四方僧众，所以人们称他为“白米和尚”。云上人真桂是他的弟子。我今年妻子去世，请他来诵经，办理各种佛事。上人是年高德劭的僧人，恭敬谨慎尤其超过常人；他箱中的衣服鞋履，僧人遇到缺少时，任凭他们打开取用，很有其师的家风。有一天他请我说：“弟子住在鹫峰寺，门前的土地下雨就积水，天晴便坑洼不平，私下想把它铲平。从左边直到城墙，从右边直到桥边，请您写一篇疏文来劝募吧。”我说：“这话说得好。鹫峰是我常游的地方，门前柳色特别优美，白天也生出幽静之意，雨后更加滋润；我每次观赏总是流连忘返，不再知道道路已经倾斜危险。金陵寺院和僧舍不知有多少，但往往喜欢通晓文雅之事，却把戒律看作寻常，这是重视外在而忘记内在。又精心整治居处，却把殿堂廊庑视为与己无关，这是重视内在而忘记外在。把它比作人，身体污秽却只粉饰头面，衣服洁净却站在泥地里，这能算美观吗？” 这是为了享用吗？真桂上人的戒腊越老而越加谨慎，把一切所有都公之于人，完全没有前面两种弊病。我听说他的师父守心禅师曾六十次忏悔，墙上显出红光，为人授记，盲人因此复明；这些事都是天王龙神护卫、应命而现，并非偶然。如今上人举行这件事，将会看见道路上的行人都欢喜，关隘桥梁的神灵都赞叹；既可以继承他师父的教诲，又可以破除僧俗的痴迷，岂不是为众多善行作了准备吗？所以我乐意替他写下这些话。乙巳年端午日。书写《华严阁》疏【汤宾尹】初入汤院，便步行到莲华庵。莲华庵距离汤院约二里。天都峰以下的各座山峰，依次映入眼帘；翠色如黛，姿态婀娜，连接延伸到清幽遥远之处。这是进入山中的第一重境界。庵僧印我精通戒律，刺血书写《华严经》，将要在庵的右侧空地建造华严阁。过去倡导写疏募建的，有袁了凡、冯具区；近来有黄贞父参与；支持此事的还有潘景升等诸公，都是我敬重喜爱并与之交往的人。我平生所喜爱的，是游览之际在天地山川之间寄托对生者、死者的怀念。华严阁建成之后，人的生死聚散在天地山川之间，不过一瞬罢了。谁能使千百年以后的人知道黄山有汤院，汤院有莲华庵，莲华庵有华严阁呢？这也算是长久不朽的盛大事业了。黄山莲华庵募缘疏【黄汝亨】黄山的峰壁像刀削一般，玉岩山洞错落如织锦，层层高耸没有尽头，奇景不断涌现。天下著名的景区中极少有这样的地方，我的朋友吴学宪每每向我赞叹说：“难道真有这样的道理！”这句话虽是戏言，却足以成为这座山的知己。然而断崖悬空、石磴险峻，风雾带来苦寒，人烟和佛寺稀少，空旷得没有边际。学士难以三次登临，僧人连住一夜也不能忍受，这难道也是情理所能容的吗？我登临时虽然畅快，面对这一点不免发出缺憾的叹息。莲华庵在莲峰之前、天都峰之下，我因而能够经过那里稍作休息。远望水帘，聆听飞雨，这也是山林中的殊胜景致，是巢居生活的极乐。庵右有一片土地，群峰环绕、山谷包抱，众多胜景都汇集在这里。庵僧某公持守戒律、吃素淡食，发下宏大誓愿，想就在此地建造一座华严阁，早晚焚香修行，上面供奉宝函，下面排列绳床，使山中行旅可以栖息，行脚僧的钵可以安放；这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肩负弘扬佛法之事。然而世人的吝惜根性太深，布施钱财并不容易，谁能作为长者猛然发起舍心，打开般若智慧的妙门，成为丹岩之上的第一位见证者呢？即使随喜之人十人聚成百人、百人聚成千人，也胜过撒手不管、空手离开宝山。募造五百尊者疏【张鼐】有一个穿着缀纳布衣、垂着绶带、穿着芒鞋走过我门前的人，生活贫困，但面貌坚毅、质朴，看起来似乎能够实现自己的祈愿。我高兴地询问他，他回答说：“我将借十方诸佛的因缘，造五百罗汉，请您替我写一篇募缘疏。”我说：凡是神通变化之事，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即使流传下来的神通故事，也不过是口头传说和权宜说法；把它们显现为形象，用金碧琉璃庄严法身，不过是为了给凡俗肉眼观看，作为引导人们走向菩提的向导。即使是第二等根机，尚且不可明说，何况第一等根机呢？你把庄严佛像当作神通变化，岂不是追逐影子吗？又想让十方众生所布施的都归入五百罗汉的神通变化之中，岂不是追逐影子的影子吗？他回答说：如今我的嘴能够谈布施，眼睛能够看布施，耳朵能够听布施，一切都能圆满受用布施，谁不是影子呢？离开影子，我哪里能使布施有着落呢？五百罗汉如果离开这些法像，又到哪里显现神通变化，使十方众生来庄严它呢？心生起，所以种种法生起；这就是五百罗汉遍满一切众生。法生起，所以种种心生起；这不就是一切众生都具足五百罗汉吗？您能够不执着罗汉之相，便能够不执着布施之相。” “今天姑且必须借助罗汉之相，那又何妨借助布施之相呢？况且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僧人罢了，巷子里呼喊一声，巷中人没有不欢喜响应的；既响应又布施的人，五百罗汉的神通也就在巷中人身上。如今指着他们叩首称尊者，那些人退缩而不敢承当；引他们走到庄严的罗汉像前，便不停地顶礼。是佛礼佛，是尊者礼尊者，谁能知道其中的道理呢？如今我劝大众用佛像来布施，实在不是只对佛像布施，而是要和众生共同在光明景象生灭之中，证得神通的本性。金屑、泥屑全都是功德聚，慈悲相、威严相全都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就是看不破泥胎粉碎；看得破泥胎粉碎，便能看破一堂古佛。今日老僧行脚，只是替大众使本有的神通显现出来。大众如果真正相信，各自庄严自己的法相，这就是老僧的第一机锋，能在凡俗肉眼之上转出法眼来。”我作礼赞叹说：“您的相貌坚毅质朴，听了您的话，便知道什么是神通了。持守这些话告诉大众，当今五百罗汉的道场便可在一时之间圆满建成。”我按照他的意思写了这篇疏。题《三明和尚募积经疏》【锺惺】

译僧人诵经，未必真正理解；有了经，也未必诵读。有经而不诵，诵经而不解，所以称为“积经”。“积”这个说法，接近于没有用处；就像积存钱财，未必使用，但也有人会使用；积存书籍，未必阅读，但也有人会阅读。既然有人会使用，有人会阅读，那么即使未必使用、未必阅读，也不能不积存，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如今施主虽然有诚心信仰，看到经书积存而没有用处，布施的念头便不知不觉自己懈怠了。他不知道，寺中有经书，人们远远看见便知道这是寺院；有经书而僧人能够诵读，人们远远看见便知道这是僧人。就像用金银、土石、胶漆塑成佛像，瞻仰礼拜的人把它当作佛，却忘记它只是金银、土石、胶漆，那么它的作用也就很大了。因此积存经书，正是象征佛教教化的意义。诵经而不理解，胜过不诵经；有经而不诵，胜过没有经。这样，即使知道经书积存而暂时没有用处，也可以慨然施舍而不疑惑。何况像三明这样的僧人，是诚信敏慧的人，并不是那种诵经却不理解、拥有经书却不诵读的人呢？” 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贺复征】整个大地都不过是风波罢了，随它漂浮，随它沉没，彼此牵连而沉溺其中的人多得很。谁来驾起慈悲之船？谁能登上彼岸？人的立足处就在于发愿的力量。比丘尼海义出身于我家，诚心归向佛土。十年前她发下这个宏愿，恭敬制作一对旛幡，绣出补陀大士三十二种相貌，每一相都庄严具足。过了十年，她剃发出家；如今又过了十年，想把旛幡悬挂在海外，用供养佛、斋僧来报答佛恩。只希望十方施主都具足至诚之心，共同圆满这一善果，那么我相、人相之间就完全没有隔阂，这不也正是今天的宝筏吗？这又和补陀大士用杨柳枝上的一滴水洒成清净大海、显现法身有什么不同呢？更能用这一滴水，使无量有色身的众生都得到度脱，仿佛全都乘杯渡海、飞锡而行，越过幽暗的渡口，直接登上觉悟之路！谨此为疏。《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 （明）贺复征编 ○募缘疏二【律体】修天竺寺疏【明·利瓦伊桢】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龙岭，标举灵鹫峰之胜。晋代慧理最先开辟这一胜迹，隋代真观崇建精舍。三天竺山势仿佛飞来，收揽江湖秀色。九里松的风声吹来，仿佛向人宣扬沧海涛声。大殿高百尺，琉璃覆盖檐柱。栖日台上砖石层叠，碧玉般的香火蒸腾入云。年年岁岁，风风雨雨，老鼠将要窜入瓦间，鸽子已经在旛幡上筑巢。绣柱雕梁，都蒙受绿藓、黑尘的污浊；铢衣宝座，也褪去了金色和精珠般光泽。王孙士女失去了瞻仰礼佛的处所，长者、官员也难以坐视不管。哪里一定要舍弃王珣的住宅，只须戒断白居易所说的荤腥。愿他人的心就是我的心，破除吝啬而入于佛道。看佛面也看僧面，随意结缘，散出有限的财物，换取无量的福报。修成今生的果，也种下后世的因。环绕青碧的园林，东寺的竹子连接着西寺的竹子；高耸的琳宫玉宇，上方寺的钟声与下方寺的钟声相应。皈依丈六金身，怜悯守财奴沉入阿鼻地狱；超脱大千世界，共同随散花女升入兜率天。读包仪甫峨眉山沿途建庵百所募缘疏【冯梦桢】真丹三大道场中，我的峨眉山偏僻地处西部边远之地。水路有瞿塘、滟滪那样的险阻，陆路又有梁、楚之间跋涉的艰难；四种供养都很萧条，路程长达五千余里。包君鸿逵，是德门出身的优秀人才；佛教在浊恶时代选拔先锋，他发下广大誓愿，想亲自沿着山麓逆流而上，舍弃舟船，在五千里路程中设置一百所庵院，使行人无论吃饭还是住宿，黑衣僧、白衣俗都像回到家一样。这样一来一往，圣人与凡人都能普遍接引；一出门就是兜罗绵世界，一抬脚便踏入不可思议的道场。他发誓凭借愿王，遍告同道，想得到一百人为一位总领袖；每位总领袖又分为十支。每年募集万金，十年完成，如同纲举目张。认识果报，谨慎种因，这件事同愚公移山的志愿一样坚定，又切合帝女精卫填海的决心。虚空也有穷尽，人的头顶和脚跟也可以捐献。即使下凡者感到惊恐，这项事业仍将像银河一样无穷；而诸佛的赞叹，则会延续到历劫之外。万历甲辰年秋九月晦日，真实居士合十，在浯溪道中赞叹。募米供养普陀僧众疏【邹迪光】一阵巨浪涌起，仿佛剖开龙宫而建立鹿苑。万名僧人栖居海面，借蜃气来护卫鸡园。白浪充塞天空，只看见百川汇入深谷；绿色田地无处可见，哪里能有一粒粮食登上饭桌？眼看这些毛道众生，又有谁知道以佛法的喜悦为食呢？即使有观音大士，难道能使禅悦充当饭食吗？鸥鸟的聚落、野鸭的庄舍，没有人烟供给馎饦；蛟龙的厅堂、鱼类的官署，也听不见香积厨置办伊蒲塞食。它们只能吸水充腹，白白葬身于长鲸腹中；即使假借搏取泥沙来做饭，也难逃饿鬼之灾。因此应当分出仓箱中的积蓄，布施多余的粥食。大的可使巨船浮在天际，装载千人万人的粮食；小的也如残星依傍岸边，聚集十家五家的粮食。这样的恩泽如尾闾之水永不枯竭，福报如大海无边无际。偈说：建造佛像、殿宇，设置佛塔、幢幡，广泛布施给僧众袈裟、瓶钵以及鞋帽；修桥使道路通行，以及对各种道路所作的种种布施，这些功德终究都有尽头。只有供养僧人饭食这件事，功德独自不会毁坏。功德不会毁坏，道法也不会毁坏。凡是我等学佛之人，不要把它看成只能获得小果的事情。修建宝芝庵殿宇疏【邹廸光】天神献上祥瑞，并不区分清净佛土和尘俗之区；佛力呈现吉祥，却一定要借助人的力量来成就事业。萧瑟的茅屋，寄托在河岸边；灿烂的宝芝，丛生在台阶砖石之间。一根茎足以抵得上竖起的手指，五种颜色就像佛眉间放出的毫光。从前众人的志向高昂，如同袈裟飘动，遍地都铺满黄金；如今众人的心意已经灰冷，菩提道场任其凋敝。重重碧瓦、层层门户，莲心却不再开放；时时有乡里的狗跑来，四壁之间只有蒿草微微扶摇。夜夜邻家的灯光照进来，两三座法座被龙象衔来的苔藓覆盖；一两个阇黎，团瓢倒弃在地上。庵中僧人沉默无言，奉事瞿昙却不能俯身礼拜佛足；护持微薄的梵行，长期如同救护即将燃烧的头发一样急切。沧海桑田虽然由于天命运行，但想要填平河流、移动山岳，也在于人的努力。如今想修复这座将要倾颓的庵宇，兴办尚未完成的事业；并不是嫌它有缺陷，而是说应当随坏随修，这也正是熏修和修道的意义吧？哪里是羡慕财物丰饶，不过是说应当日益增加，才算增上。上人心胸广大，即使拥有宅第良田，也难以带走一寸一尺；坟墓中的金襦玉匣，对枯朽的尸骨又有丝毫补益吗？不如把赤仄钱赠给空门，即使只有一钱，也不是微不足道，福报不会白白丧失；把朱提钱输送到佛法园苑，即使只有半两，也能获得如恒河沙数般的福报。功德永不朽坏。偈说：六度波罗蜜中，布施波罗蜜最为重要。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能够破除吝啬；认识到吝啬之心又会生出贪欲，这是恶念长期积聚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能够破除吝啬和贪欲，就是下种于最好的福田。你难道没有听说施勒果迅速成熟，终于成就佛道吗？普德寺修造禅堂、浴堂并斋僧总疏【汤宾尹】

译要证得佛果，必定要明白自心就是佛；出家修行，也要依靠到处都能作为自己的家。所以接待僧众的法门，实在是因缘中的大事。何况这里是都会之地，万众所趋，凡是空着钵来的人，谁来替他们解决生活呢？一二座大寺，据我所知，寄居的僧人不下千名万名，特别集中在祝厘禅和子一带。僧人来来往往，教门却不能勤于接待。至于零散的小庵和残破的寺刹，哪里能够担当主持丛林的责任？聚宝门外有一座普德寺，建于成化、正统年间，邻近天界寺、报恩寺，处在东南名胜之地，实在是往来禅僧聚集的场所。最初有杰出的长眉尊者，争相传说亲眼见过佛；后来逐渐衰败，只有大耳沙弥，自称早已辞别祖师。因为游行往来的僧人不止一类，而兼任寺中事务的族人又找不到，僧众的饭食难以筹办，毁谤议论很容易兴起。因此讲坛十次有九次荒废，几乎只剩告朔之羊；僧人东奔西逃，几乎像丧家之犬。人天为之落泪，佛祖也心灰意冷。所幸无穷运公来自西蜀，一生刻苦修道，各方都信服他的诚心。几年来，众人共同推举他登上华美的法座。俄顷之间，寺会忽然大为振兴，从刚宗到五百比丘一时齐来，三千弟子倾国而至。然而历经岁月、已经衰老的禅堂，只剩十分之一还存在，墙壁像这样正遭到交相侵蚀，风雨侵袭还要借助蒲草和萧草遮挡。如果一旦整个巢穴都倾覆了，谁还能保全那些雏鸟和鸽子？有徽州人某氏，混迹于道士之中，一心依归清净的佛业，平素积蓄的钱袋全都耗费在布施上。他以愿力发誓，想使普德寺圆满成就，计划把鹫岭重新拂拭修整，希望鸳瓦焕然一新。然而仍然认为资粮丰足，佛事才会兴盛；又想到佛土清净，身土才能清净，于是再结集千家供养，不使寺中只有一钵一盂；还开凿八解脱池，让僧众遍洗各种尘垢。如此殊胜的功德，必须借助众位仁厚老修行者寸寸热诚的心肠；诸天为之作证，善知识人人积累功行，共同登上佛果。我来到这里，正赶上寺院中兴的时运，深知自己微薄的力量难以相称，外护的功臣也没有谁能够担当；我只能独自捐出钱财和笔墨，姑且与大家共同鼓舞，帮助发扬慈悲之心。幻蛰上人护关短疏【黄汝亨】云居乔上人旧号古松，如今改号幻蛰，受持戒律。莲池大士在岣嵝山房闭关。主动排遣活动而追求寂静，并不是真正寂灭的宗旨；但停止形迹、依就幽阴之处，也确实是戒定之法。这样可以防止心猿意马，巧妙地运用龙蛇般的变化。只是要聚集三年的粮食，单凭一人之力难以办到。我们多次往来相交，怎么忍心不共同护持他呢？随自己的心意作供养，结下信施的因缘。如果答应了却不出力，愿不要轻易许诺。募结净庐疏【韩敬】西湖的玉姬，是执掌文翰的才女，也是身着绮罗的高士；如青莲出于污泥，洗濯在太华峰巅，像朱红的云霞在天空中映照着赤城山外的云彩。她有曹大家续写史书的才华，有卫夫人擅长书法的技艺；一片兰心，曾经依傍着冰雪山谷，五条澄澈的文思支流，能够参悟露柱风幡的禅理。偶然想要乘船远行，便骑着秦凤而去。春山无尽，她在绣佛之前长斋；秋雨独自题笺，在花雨鬘持之室中。蝴蝶之乡的梦已经醒来，已经悟知三生；鸳鸯谱上的名字已经消除，才超越八界。以明星作袜，不穿留仙的裙子；金缕细如铢丝，想要试穿远游的鞋履。因此向将要出嫁的女子陈述心意，终于坚定了买山隐居的志向。百尺高楼之上，只看见碧天无边；千株桃树之下，任凭玉洞长久关闭。须眉男子未必一定要尊奉宗雷，闺阁之中自然也有邢尹。袈裟覆盖之处，打算邀请灵照的车驾；听闻钗钏的声响，那里并不逊于羊权的宅第。先行营造修筑，再看轻金汤般坚固的防护；这也是嘉宾的胜事，可以追寻鱼玄机的旧迹。并不是一定要让孤山在雪后更加增添风神，也正好像在西子梳妆匣中洗尽粉黛。结庐虽然处在人间，但入山只怕还不够深。既然答应参悟景中之禅，就千万不要猜疑折柳之后的心意。所希望的是，西池的旧日伴侣和南岳的新结盟友，共同扫除痴迷与吝啬，快乐地观照因缘生起。希望琼花飘落之后，还能借助明洁的茵席；飞絮粘来之后，仍然归入清净佛土。团聚的草庐像斗笠一样，便同于毛女的坛场；以松柏作膏脂，容易换得金仙的仙骨。不要让这段佳话落空，不久就把它建成。圆通庵募缘疏【锺惺】财物收藏得多而给予得少，毛病在于吝啬痴迷。广泛劝募、普遍祈求，所依靠的只是坚苦之心。然而既然有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身心，哪里还用得着挨门挨户托钵？大比丘们难道会推辞自己的心力吗？务必要使遍地都成为黄金。分离则彼此受伤，合在一起便两全其美。机会难以同时遇到，事情却必定相互需要。圆通庵距镇约二里，处在村落而靠近市集。僧人多混杂着俗人，宗僧性慧刚开始剃发披衣，便赶紧勤勉筹办寺务。他感念龙象僧众的哭泣，希望信施之人能够怜悯。如果能够开辟广大欢喜的道路，最终一定能获得不退转的功效。募捐所得，小的可以只供一间斗室，大的可以达到须弥山，哪里要区分多少和大小？施舍的人，很多可以像太仓储粮，少的即使只有一粒米，难道会有不足或不圆满吗？愿以这种坚苦的诚心，破除那些吝啬痴迷的习性。只愿人人都尽到自己的功德，便共同归结于此，谨此陈疏。《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一 （明）贺复征 编 （缺）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二 （明）贺复征 编 ○史论一 刘勰说：“所谓论，就是条理。辨明事理的是非，使圣人的意旨不至于坠失。详细考察论这种文体，条目流别很多：陈述政事，就同议、说相合；解释经书，就同传、注相参；辨析史事，就同赞、评并行；衡量文章，就同序、引一起记载。所以议是适宜发表意见，说是说明言辞，传是转述师说，注是着重解释，赞是阐明意义，评是评定事理，序是排列次序，引是承接前言。这八个名称虽有区别，根本都归于论。所谓论，就是综合各种言论，精研其中的一个道理。推究论这种文体的作用，是为了辨别和匡正，因此它的意思贵在圆融通达，文辞忌讳枝蔓破碎。一定要使内心和道理相合，缝合得看不出缝隙；文辞同内心紧密相连，使敌人找不到可以乘隙攻击的地方。这就是论说的要领。因此，论好比劈柴，贵在能够剖析事理；斧头锋利的，能够越过枝理而横断；善于辞辩的，反而可能违背本义而只求说通。只有君子能够通晓天下人的心志，怎么可以歪曲地立论呢？”吴讷说：“按韵书，论就是议论。梁昭明太子《文选》所收的论有两种体例：第一种叫史论，是史官在传文后发表议论，用来断定人物的善恶，如司马迁评论项籍、商鞅就是这样；第二种也叫论，是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和人物，或者评论经史中的言论，纠正其中的错误，如贾谊论秦朝的过失、江统论迁徙戎人、子厚论守道和守官就是这样。唐宋时期选取士人，常用这种文体命题；但要说文辞精炼、义理纯粹、卓然成名于世的，也只有韩愈、欧阳修能够做到。论郑庄公讨伐许国【左丘明】

译隐公十一年，郑伯讨伐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郑伯让许国大夫奉送许叔，让他住在许国东部；又派公孙获住在许国西部，对他说：“凡是你的器物、用具和财物，不要放置在许国；我死以后，你就赶快离开这里。” 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算是懂得礼了。礼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各有次序、使后代获得利益。许国没有罪刑却讨伐它，服从以后又放弃攻取它，估量自己的德行来安排事务，衡量自己的力量来行动，观察时机而发动，不给后人留下祸患，可以说是懂得礼了。论息侯讨伐郑国 隐公十一年，郑国和息国之间发生了争执。息侯讨伐郑国，郑伯与他在边境交战。息国军队大败而回。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了。他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亲族，不查验言辞，也不察明谁有罪，犯了五件不合宜的事，却凭此去讨伐别人；他的军队失败，不也是应当的吗？论鬻拳劝谏楚子 庄公十九年，鬻拳强硬地劝谏楚子，楚子不听，他便拿兵器威逼楚子；楚子害怕而听从了他。鬻拳说：“我竟然用兵器恐吓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自断了脚。君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君主了。他以劝谏的方式使自己受到刑罚，即使身受刑罚，仍然没有忘记把君主引入善道。” 论把僖公升祔太庙 文公二年夏，父弗忌任宗伯，尊奉僖公，并且明白地说：“我看见新鬼高大，旧鬼矮小；先祭祀高大的、后祭祀矮小的，是顺序。把圣贤置于先位，是明智。明智而且合乎顺序，就是礼。”君子认为这违背了礼。秋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祭，把僖公升到先祖之位，这是违逆祭祀次序。礼没有不讲顺序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把次序颠倒了，这能说是礼吗？即使儿子非常聪明圣贤，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已经很久如此了。所以禹不能先于鲧，汤不能先于契，文王、武王不能先于不窋。宋国以帝乙为始祖，郑国以厉王为始祖，尚且还是尊奉远祖。因此《鲁颂》说：“春秋之际不懈怠，祭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这是说后稷亲近而排在帝之前。”《诗经》又说：“问候我的各位姑母，接着问候我的大姐姐。”君子说：“这是说姐姐亲近而排在姑母之前。”仲尼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三件不智：压低展禽的地位，废弃六关，让妾织蒲，这是三件不仁；制造没有实际作用的礼器，放任违逆祭祀次序，祭祀爰居，这是三件不智。” 论秦伯任用孟明 文公三年，秦伯讨伐晋国，渡过黄河，焚毁渡船，夺取王官和郊地。晋国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封埋殽山战死者的尸体后返回。秦国于是称霸西戎，这是因为任用了孟明。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确实懂得做君主：选拔人才周全，任用人始终如一。孟明作为臣子，能够不懈怠，也能因恐惧而思考。子桑忠于君主，能够识别人材，也能举荐贤能。《诗经》说：“到哪里去采白蒿？在池沼和水边。采来做什么？供公侯祭祀。”秦穆公有这种精神，早晚不懈地侍奉一人；孟明有这种精神，为子孙留下谋略，使后代安乐；子桑也有这种精神。论秦伯以三位良臣殉葬 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去世，让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殉葬。他们都是秦国的贤良之人，国人为他们悲哀，作了《黄鸟》诗。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诸侯盟主，是应该的啊！死后还遗弃百姓，先王离开人世，尚且还把法度留给后人，何况反而夺去贤良之人呢？”《诗经》说：“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会困苦不堪。”说的正是没有贤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夺去他们呢？古代的君王知道生命不会长久，所以同时建立圣贤，树立他们的声望，分给他们采地和服饰，记录他们的言论，制定法度，陈列礼仪规范，树立表率，赐予制度，告诫以训典，教导防止祸患、兴利除害，授予固定的职位，用礼来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失去各自土地的适宜条件；众人依赖他们获得利益，然后君王才去世。圣王都是如此。如今秦穆公既没有留下法度给后代，又把贤良之臣一并杀掉，凭什么还能在诸侯之上呢？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会再向东征伐了。” 论莒国倚仗城陋而不设防 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国的子重从陈国出发讨伐莒国，包围渠丘。渠丘城防破败，百姓溃散逃往莒城。戊申日，楚军攻入渠丘。莒人囚禁楚国公子平。楚人说：“不要杀他，我们归还时就用俘虏交换。”莒人还是杀了他。楚军包围莒城，莒城的城防也很破败。庚申日，莒人溃败。楚军于是攻入郓地。这是因为莒国没有防备。君子说：“倚仗城池简陋而不加防备，是最大的罪过；预先防备意外，是最大的善行。莒国倚仗城池简陋而不修治城郭，十二天之内楚军便攻克了它的三座都城，实在是毫无防备。《诗经》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即使有姬姓、姜姓的贵族女子，也不要丢弃蕉萃之人。’凡是各位君子，没有不代替别人补足缺乏的，这就是说防备不可以停止。” 论祁奚能够举荐贤能 襄公三年，祁奚请求告老。晋侯问谁可以接替他，他推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晋侯将要任用解狐，解狐却去世了。晋侯又问人选，祁奚回答说：“午可以。”这时羊舌职去世了。晋侯说：“谁可以接替他？”祁奚回答说：“赤可以。”于是晋侯任命祁午为中军尉，让羊舌赤辅佐他。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上能够举荐贤能。他推荐自己的仇人，不是谄媚；任用自己的儿子，不是结党；举荐自己属下的儿子，不是偏袒。《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广大平坦。”说的就是祁奚吧。解狐得以被举荐，祁午得到职位，伯华得到官职。建立一个官职而成就三件好事，这就是能够举荐贤能。正因为自己贤善，所以能够举荐同类。《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德行，所以才像他。”祁奚正是如此。论范宣子谦让

译襄公十三年，晋侯在绵上检阅军队、整治武备，让士匄统率中军。士匄推辞说：“伯游年长，从前我曾向知伯学习，所以才辅佐他，并不是我比他贤能，请让我跟随伯游。”于是荀偃统率中军，士匄辅佐他。晋侯让韩起统率上军，韩起以赵武为理由推辞。晋侯又让栾黡担任，栾黡推辞说：“我不如韩起，韩起愿意让赵武居于自己之上，请君主听从他的意见。”于是让赵武统率上军，韩起辅佐他。栾黡统率下军，魏绛辅佐他。新军没有统帅，晋侯为人选感到为难，便让十名属吏率领他们的士卒和兵车，带着属官跟随下军，这合乎礼。晋国百姓因此十分和睦，诸侯也于是亲善。君子说：“谦让，是礼的根本。”范宣子谦让自己的下属，大家都谦让。栾黡虽然骄纵，也不敢违背这种风气。晋国因此安定，几代人都依赖它。这真是把善行树立起来了！一个人树立善行，百姓就能安宁和睦，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尚书》说：“一个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 这大概就是“安宁长久”的意思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周朝兴盛时，《诗经》说：“以文王为法则，万国都产生信义。”说的是以善行为法则。到了周朝衰败时，《诗经》说：“大夫分配不均，只有我独自贤能。”说的是不肯谦让。世道太平时，君子崇尚才能，却谦让自己的下属；小人努力做事来侍奉上级，所以尊卑上下都有礼，谗言邪恶受到排斥远离，这是由于没有争夺贤能之名，称为美德。世道混乱时，君子夸耀自己的功劳来压制小人，小人夸耀自己的技能来凌驾君子，所以尊卑上下没有礼法，混乱和暴虐一同产生，这是由于争夺善名，称为昏乱之德。国家的衰败，常常一定由此造成。论邾黑肱来奔 昭公三十一年冬，邾国的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黑肱地位卑贱却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重视滥地。君子说：“命名是不可以不谨慎的，正是这样啊！既然有所命名，有时还不如不命名。凭借土地叛变，即使地位卑贱也一定要记载其名；土地用来标明这个人，他终究会成为不义之人，不能抹去。因此君子一举动就思考礼，一行动就思考义，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义理而感到惭愧。有的人想求得名声却得不到，有的人想掩盖罪行却使名声更加显露，这是为了惩罚不义。齐豹做卫国司寇，守护嗣位大夫，却起而作乱、行为不义，《春秋》就把他记作‘盗’。邾庶其、苢牟夷、邾黑肱带着土地出奔，只求得到食禄，并不求得美名；他们地位卑贱，却一定要记载姓名。这两类记载，是用来惩罚放纵、去除贪欲的。如果有人使自己处于艰难之中，以险恶危害大人物，却使自己的名声显露，彻底攻克困难的士人就会奔走跟随他；如果有人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求获得大利，却不留下姓名，那么贪婪冒进的人就会出力效法他。因此《春秋》记齐豹为‘盗’，记载三名叛乱者的姓名，以惩罚不义，列举罪恶和无礼，这是它记事的善意。所以说：《春秋》的褒贬，隐微却能显明，委婉却又分辨清楚。上位的人能够使善恶昭然，善人受到劝勉，淫邪之人感到畏惧。因此君子珍重它。” 论驷歂杀邓析 定公九年，郑国的驷歂杀了邓析，却采用了他制定的竹刑。君子认为，子然在这件事上是不忠的。只要有可以施用于国家的东西，即使是邪曲之物，也可以舍弃其邪曲而取用。若《静女》第三章取用彤管，《干旄》诗用来告诫什么？取的是它的忠诚。因此应当采用他的道术，不应抛弃其本人。《诗经》说：“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它，不要砍它，那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树。”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采用他的道术而不顾惜他本人呢？子然这样做，便无法劝勉有才能的人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三 （明）贺复征 编 ○史论二 元年春王正月【隐公公羊高】所谓元年，是什么意思？就是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所谓春，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年的开始。所谓王，指的是谁？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然后才说正月？因为是周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为了尊重天下一统。为什么隐公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什么叫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打算平定国家，然后把国君之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桓公年幼却身份尊贵，隐公年长却身份卑下，他们尊卑之间的差别很微小，国人都不知道。隐公年长而且贤能，诸大夫便拥立隐公。如果隐公在这时推辞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得到君位；并且如果桓公即位，又担心诸大夫不能辅佐幼君。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给桓公即位作准备。隐公年长而且贤能，为什么不适合即位？立嫡子看重长幼，不看重贤能；立儿子看重身份尊贵，不看重年龄长幼。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为什么也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而尊贵。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并制服段。所谓“克”是什么意思？就是杀死他。既然是杀死他，为什么说“克”呢？是为了彰显郑伯的罪恶。为什么要彰显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段为君，郑伯却把他杀了；如果不把国君之位给他也就罢了。癸未日，安葬宋缪公。安葬为什么有的记日子，有的不记日子？没有及时安葬而记日子，叫作急于安葬；没有及时安葬而不记日子，叫作怠慢安葬；超过时日而记日子，叫作隐瞒实际情况；超过时日而不记日子，叫作不能完成安葬。按时安葬而不记日子，是正常的；按时安葬而记日子，是因为有危险，不能正常安葬。这次明明按时，为什么还记日子？因为有危险。宣公对缪公说：“以我爱与夷的心情来看，不如爱你；如果要把你们作为社稷宗庙的主持人，与夷不如你。你何不最终做国君呢？”宣公死后，缪公即位。缪公驱逐他的两个儿子庄公冯和左师勃，说：“你们既然是我的儿子，活着不要相见，死了也不要相哭。”与夷又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交给我而把国位交给君，是因为认为君可以做社稷宗庙的主持人。现在君驱逐君的两个儿子，却将把国位交给与夷，这并不是先君的意愿。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当初就会把我驱逐了。”缪公说：“先君没有驱逐你，是明摆着的。我现在居于这个位置只是暂时代理，最终仍会把国家交给与夷。”庄公冯因此杀死了与夷，所以君子赞许居守正位。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国人、卫国人讨伐郑国。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他。为什么要贬低他？因为他参与弑杀了隐公。他怎样参与弑杀隐公？公子翚向隐公谄媚，说：“百姓安定地拥戴您，诸侯也喜欢您，您何不一直做国君呢？”隐公说：“不，我要修治菟裘，准备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这番话被桓公听见，于是对桓公说：“我替您在隐公面前说过好话了。”隐公说：“我不会反悔。”桓公说：“那么怎么办？”公子翚说：“就说要发动祸乱，在锺巫祭祀时杀死隐公。”于是便弑杀了隐公。五年九月，考察并修建仲子的宗庙。首次献祭时，使用六羽舞。

译所谓“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所谓“六羽”，是什么舞？就是六羽舞。开始献祭便使用六羽舞，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鲁国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六羽舞为什么算僭越？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什么是诸公？什么是诸侯？天子的三公称公，前代王者的后代称公，其余大国国君称侯，小国国君称伯、子、男。天子的三公是什么？就是天子的辅相。既然是天子的辅相，为什么有三位？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持，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持，另有一位辅相居于王宫内部。鲁国开始僭用诸公的礼制，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以前就开始了。既然以前就开始了，为什么说从这里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还可以说，僭越天子的礼制却不能明说。二年春，周王正月，戊申日，宋国的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桓公】“及”是什么意思？是牵连。弑杀国君的事情很多，除了这件事，难道没有牵连被杀的人吗？有，仇牧、荀息都属于被牵连者。除了仇牧、荀息，难道没有别的被牵连者吗？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孔父？因为要赞美他的贤德。孔父哪里贤德？孔父可以说是把义表现在脸色上了。他怎样把义表现在脸色上？宋督将要弑杀殇公，只要孔父活着，殇公就不可能被杀，所以宋督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一死，自己也一定会死，便赶快去救他，两人都死在那里。孔父神色庄严地站在朝廷上，别人就没有谁敢越过他去加害自己的君主，孔父可以说是把义表现在脸色上了。三月，鲁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此使宋国的乱局获得确定。鲁国国内的大恶通常要避讳，这件事却由鲁国自己说出，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远？因为亲眼见到的事情有不同说法，亲耳听到的事情有不同说法，辗转传闻的事情也有不同说法；隐公之事也已经是传闻很远了。为什么还要替隐公避讳？因为隐公贤能，而桓公是贼害兄长的人。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既然是从宋国取来，为什么称它为郜鼎？器物随原来的名称，土地则随现在的主人。器物为什么随名称，土地为什么随主人？器物和人之间，并不是有了占有关系就可以随意改名。宋国当初以不义的方式取得它，所以仍称为郜鼎。至于土地和人之间却不是这样，时间一久就可以说是属于自己了。那么既然说是取来，能不能就认为它属于自己？回答说：不能。为什么？就像楚王的妻妹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这样做。有年。“有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以此表示喜悦。“大有年”为什么要记载？也是因为以此表示喜悦。这里说“有年”，为什么只是说“仅仅有收成”？那里说“大有年”，为什么是说“大丰收”？仅仅有收成，也足以值得欢喜吗？因为能够依靠有收成而生活。九月，宋国人俘获郑国的祭仲。祭仲是谁？是郑国的宰相。为什么不记他的名字？因为贤能。祭仲贤在哪里？在于他懂得权变。他怎样懂得权变？古时候，郑国都城在留地。先代郑伯和鄫公有友善关系，通过鄫公的夫人取得鄫国，把郑国迁到那里，使留地成为郊野。庄公死后，已经安葬，祭仲将要前往留地巡视，途中经过宋国，宋国人把他抓住，对他说：“替我驱逐忽，拥立突。”祭仲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话，国君就一定会死，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国君可以由死转生，国家可以由亡转存。稍稍拖延一段时间，突就可以伺机逃出，忽也可以伺机返回。如果这些都办不到，即使遭受祸患，至少还可以保住郑国。古人所谓的权变，就是祭仲所行的权变。权变是什么？权变就是违反常经，然后才能取得善果。权变的设置，除了避免死亡以外没有别的用途。实行权变有原则：可以通过自我贬损来行权，但不能通过伤害别人来行权；杀人以使自己生存、使别人灭亡以使自己保存，这些君子是不做的。” 纪侯完全失去了他的国家【庄公】所谓“大去”，是什么意思？就是灭亡。谁灭亡了纪国？齐国灭亡了它。为什么不说“齐国灭亡了纪国”？是为了替襄公避讳。为什么要替襄公避讳？因为他报了仇。报的是什么仇？是远祖的仇。哀公被烹杀了吗？周纪侯诬陷了他。襄公在这件事上的作为，已经尽到了侍奉祖先和父祖的心意。什么叫尽到？襄公将要为纪国之事复仇时，占卜说：“军队可能会损失，寡人可能会死，但这也不算不吉利。”远祖是相隔几代？九代。相隔九代还可以复仇吗？即使相隔百代也可以。家族之间也可以吗？不可以。国家之间为什么可以？因为国君是一体的。先君的耻辱，仍然是今天国君的耻辱；今天国君的耻辱，仍然是先君的耻辱。国君为什么是一体的？国君以国家为身体，诸侯世代相承，所以国君就是一体的。现在纪侯没有罪，这难道不是齐国因愤怒而灭纪吗？回答说：不是。古代如果有贤明的天子，纪侯一定会被诛讨，纪国一定不会存在。纪侯没有被诛讨，直到今天纪国还存在，正是因为没有贤明的天子。古代诸侯一定有会盟聚会的事情，也有相互朝见聘问的礼仪，交往时一定要称说先君来互相接待。这样看来，齐、纪两国就没有可调和之处，不能并立于天下。因此，既然要除掉纪侯，就不得不除掉纪国。如果有贤明的天子，襄公还能这样做吗？回答说：不能。既然不能，襄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出于报恩和疾恶之心这样做，是可以的。四年冬，公与齐国人到郜地打猎。鲁公为什么要和地位低微的齐国人一起打猎？因为那个人其实是齐侯。既然是齐侯，为什么称作“人”？是为了避讳与仇敌一起打猎。此前有事情，此后也有事情，为什么偏偏只在这里加以讥刺？对于与仇敌交往，只讥刺一次，所以选择其中最严重的事情来讥刺。没有比和仇敌一起打猎更严重的了。对于与仇敌交往，为什么只讥刺一次？因为仇敌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交往，一旦交往便构成大讥刺；如果逐件讥刺，就会多得数不清，所以只讥刺一次，其余的都从同一例处理。秋八月甲午日，宋国的万弑杀了他的国君接，以及大夫仇牧。“及”是什么意思？是牵连。弑杀国君的事情很多，除了这件事，难道没有牵连被杀的人吗？孔父、荀息都属于被牵连者，除了孔父、荀息难道没有别的被牵连者吗？回答说：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记载仇牧？因为要赞美他的贤德。仇牧贤在哪里？仇牧可以说是不畏惧强暴权势的人。他怎样不畏惧强暴权势？万曾经与庄公交战，被庄公俘获。庄公回国后，把他释放并安置在宫中，几个月后才放他回去。万回到宋国，又做了大夫，和闵公下棋，妇人们都在旁边。万说：“太好了，鲁侯真贤美啊。天下诸侯中适合做国君的，只有鲁侯。”闵公在这些妇人面前夸耀自己，又嫉妒万的话，回头说：“他不过是个俘虏罢了，既然是俘虏，凭什么说鲁侯美好呢？”万听到后大怒，扑向闵公，扭断了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国君被弑，赶快来到宫门，迎面遇到万，便手持宝剑斥责他。万挥臂击打仇牧，打碎了他的头，牙齿都嵌在宫门上。仇牧可以说是不畏惧强暴权势的人。冬，公在柯地会见齐侯并订立盟约。

译为什么不记日期？因为这是容易举行的盟会。它为什么容易？桓公的盟会不记日期，会见也不告知诸侯，是因为信任对方。为什么不记日期从这次开始？庄公将要与桓公会见时，曹子进来说：“君主的意思怎么样？”庄公说：“我活着还不如死去。”曹子说：“那么请君主抵挡对方的君主，我来抵挡对方的臣子。”庄公说：“好。”于是庄公与桓公会见，庄公登上盟坛，曹子手持宝剑跟随。管仲进来说：“君主想要什么？”曹子说：“城邑已被破坏，边境也被侵占，君主难道不打算考虑吗？”管仲说：“那么君主将要请求什么？”曹子说：“希望请求归还汶阳的田地。”管仲回头说：“君主答应他。”桓公说：“好。”曹子请求订盟，桓公下坛与他盟誓。盟誓完成后，曹子按着宝剑离去。以武力劫持而订立的盟约本来可以违背，但桓公没有欺骗；曹子本来可以成为仇敌，但桓公没有怨恨。桓公的信用显扬于天下，是从柯地盟会开始的。十有七年春，齐国人俘获郑瞻。春天，齐国人俘获郑瞻。郑瞻是谁？是郑国地位卑微的人。既然是郑国地位卑微的人，为什么还要特别说他？因为齐国人俘获了他。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极力斥责他的谄媚。秋天，郑瞻从齐国逃回来。为什么要记载？也是为了极力斥责他的谄媚，仿佛在说：“谄媚的人回来了！谄媚的人回来了！” 秋，公子友到陈国去安葬原仲。原仲是谁？是陈国的大夫。大夫通常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认可季子的私人行动。为什么认可季子的私人行动？因为他是在躲避国内的祸难。君子躲避国内的祸难，却不躲避国外的祸难。什么是国内的祸难？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同母的弟弟。公子庆父、公子牙与夫人私通，借此胁迫庄公。季子如果起身治理这件事，就不能参与国政；如果坐视不管，作为亲属又实在不忍心看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次请求到陈国去安葬原仲。三十一年春，在郎地修筑高台。为什么要记载并加以讥刺？讥刺什么？讥刺它建在百姓洗濯的地方。秋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为什么不称作“弟杀”？既然是杀死，为什么不说“刺”？这是替季子避讳杀人的事实。为什么要替季子避讳杀人？因为季子制止恶行，不把它当作国法审判，而是顺着季子的心意替他避讳。季子如何制止恶行？庄公病重将死，以病召见季子。季子到来后，庄公交给他国政，说：“如果我这场病不能痊愈，我将把鲁国交给谁呢？”季子说：“般还在，君主有什么忧虑呢？”庄公说：“哪里能这样呢？牙对我说：‘鲁国有一位长子，一位次子，君主已经知道了。庆父还活着。’”季子说：“他哪里敢这样？难道将要作乱吗？他哪里敢这样？”不久，公子牙发动弑杀，事情已经具备。季子调和毒药让他饮下，说：“公子如果听我的话喝下这药，就一定可以不被天下人耻笑，而且鲁国还会有你的后代；如果不听我的话不喝这药，就一定会被天下人耻笑，而且鲁国不会留下你的后代。”于是公子听从他的话饮下毒药，饮药后走到无傫氏，到了王堤便死去。公子牙如今将要被记载，为什么要把他和亲自弑君的人同样记载？对于君主和亲属，哪怕只是有将要弑杀的意图，也应当诛杀。既然如此，是赞许季子的做法吗？回答说：是。杀死世子的母弟，却径直称为“君”，是为了特别加重罪责。季子杀死同母兄长，为什么还要赞许他？因为诛杀有罪之人不能回避兄长，这是君臣大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是让他饮毒药来执行诛杀？因为把兄长隐藏起来，让他托称因病而死，这是亲亲之道。冬，齐国的仲孙来吊唁闵公。齐仲孙是谁？是公子庆父。公子庆父为什么称作齐仲孙？因为把他的名字系属于齐国。为什么系属于齐国？因为把他排斥在鲁国之外。为什么要排斥他？《春秋》替尊贵的人避讳，替亲近的人避讳，替贤能的人避讳。子、女、子说：“按照《春秋》的书法来写《春秋》，齐国没有仲孙；难道那个人不是我的仲孙吗？” 冬，齐国的高子来订立盟约。高子是谁？是齐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他的官职？因为他使我们鲁国没有了国君。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记他的名字？因为要表示喜爱他。喜爱他什么？因为他使我们恢复正道。他怎样使我们恢复正道？庄公死后，子般被弑杀；闵公也被弑杀，接连三位国君死亡，长年没有国君。假设齐国要夺取鲁国，鲁国不必发兵，只凭言语就可以了。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城防。有人说，是从鹿门到争门；有人说，是从争门到吏门。鲁国人直到今天仍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说：“还在盼望着高子呢。”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僖公】救援之事通常不说驻扎，这里为什么说驻扎？因为没有赶上事情。不及事情是什么意思？就是邢国已经灭亡了。谁灭亡了邢国？大概是狄人灭了它。为什么不说狄人灭亡邢国？是为了替桓公避讳。为什么替桓公避讳？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如果互相灭亡，桓公却不能救援，这就是桓公的耻辱。为什么先说驻扎，后说救援？因为这是君主的军队。既然是君主的军队，为什么称作“师”？是不承认诸侯可以擅自分封。为什么不承认？实际承认他有权这样做，文字上却不承认。文字上为什么不承认？按照诸侯的义理，不得擅自分封。既然诸侯按义理不得擅自分封，为什么又说实际上承认他这样做？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如果有互相灭亡的，力量能够救援就可以救援。夏六月，邢国迁徙到陈仪。所谓迁徙，指的是邢国自己的意愿；所谓迁移它，指的不是邢国自己的意愿。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军在犁地击败莒军，俘获了莒挐。莒挐是谁？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本来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这样记载？因为这是季子俘获的。为什么要特别称道季子俘获莒挐？季子既治理国内的祸乱使之归正，又抵御外来的祸乱使之归正。他怎样抵御外来的祸乱呢？公子庆父杀了闵公，逃到莒国。莒人驱逐他，他准备经过齐国，齐人不接纳他，他退回来住在汶水边上，派公子奚斯入莒请求。季子说：‘公子不能进来，进来就会被杀。’奚斯不忍心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庆父，自己从南岸面向北方哭泣。庆父听见说：‘唉，这是奚斯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能进去了。’于是他举起车辕，套在脖子上自缢而死。莒人听说后说：‘我们已经抓到了杀害你们国君的贼。’便向鲁国索取财物，鲁人不给。莒国因此发兵攻打鲁国，季子用偏战的方式等待他们。虞军和晋军灭亡了夏阳。

译虞是个小国，为什么把它排在大国晋的前面？因为把虞记为首要的恶者。为什么把虞记为首恶？虞国接受了贿赂，借给晋国消灭别国的道路，结果招致自身灭亡。它怎样接受贿赂的？献公召集大夫们朝见，问道：‘我昨夜睡不着，究竟是什么心思？’大夫中有人进言说：‘是睡得不安稳，还是侍从中有人不在身边呢？’献公没有回答。荀息进来说：‘虞国和虢国可以同时得到。’献公作揖请他上前，于是和他进去商议说：‘我想攻打虢国，虞国就会救援它；攻打虞国，虢国就会救援它。该怎么办？希望你和我一起考虑。’荀息回答：‘君王如果采用我的计策，那么今天取得虢国，明天就取得虞国了，君王还忧虑什么？’献公说：‘那么该怎么办？’荀息说：‘请把屈地产的马和垂棘的白璧送去，必定可以得到它们。这样，不过是把内府的宝物拿出来放到外府，把内厩的马牵出来系在外厩罢了，君王有什么损失呢？’献公说：‘好。虽然如此，宫之奇还在，怎么办？’荀息说：‘宫之奇有见识固然有见识，不过虞君贪婪而喜爱宝物，见到宝物一定不会听从他的劝告，请最终还是把这些送去。’ 于是最终还是把宝物和马送去了。虞公见到宝物，答应了。宫之奇果然进谏。《记》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虞国和虢国彼此救援，并不是互相施恩。晋国今天取得虢国，明天虞国就会跟着灭亡。君王请不要答应。虞公不听从他的话，最终借道给晋国以取得虢国。过了四年，晋国回来又取得虞国。虞公抱着宝物、牵着马来到晋献公面前。荀息见到后说：‘我的计策怎么样？’献公说：‘你的计策已经实行了。宝物确实是我的宝物，不过，我的马的牙齿也已经长大了。’这是在戏弄他。夏阳是什么？是虢国的城邑。为什么不把它系属于虢国来记载？因为把它当作一个国家来记载。为什么把它当作一个国家？因为虢君还在那里。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桓公以前的盟会不记日期，这次为什么记日期？因为认为形势危险。危险在哪里？贯泽会盟时，桓公有忧虑中原的心意，不经召请就来的，是江国人和黄国人。葵丘会盟时，桓公震慑诸侯而自负，结果有九国背叛。‘震’是什么意思？就是威势盛大、令人震动的样子。‘矜’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十年春季，晋国的里克杀了他的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为什么说‘及’？因为把荀息与卓子连带记载。杀死国君的事很多，除了这件，还有没有连带大夫记载的呢？有，孔父和仇牧都是被连带记载的。除了孔父、仇牧，还有没有这样的呢？有。既然有，为什么这里这样记载？因为称许荀息。为什么称许荀息？荀息可以说是没有违背自己的话。他怎样没有违背自己的话？奚齐、卓子是骊姬的儿子，荀息担任他们的师傅。骊姬是国中最美的女子，献公非常宠爱她，想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杀了世子申生。申生是里克的学生。献公病重将死时，对荀息说：‘怎样才可以称作守信？’荀息回答：‘使死者复生，使活着的人不因自己说过的话而感到惭愧，就可以称作守信。’献公死后，奚齐即位。里克对荀息说：‘国君杀了正当继承人，却立了不正当的继承人；废黜年长的，却立年幼的，怎么办？希望和你一起谋划。’荀息说：‘国君曾经询问过我，我回答说：“使死者复生，使活着的人不因自己说过的话而惭愧，就可以称作守信。”’里克知道不能和他共同谋划，退下后杀了奚齐。荀息拥立卓子。里克又杀了卓子。荀息为卓子而死。荀息可以说是没有违背自己的话。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里克杀了两个国君，为什么不按照讨伐贼人的辞令来记载？因为他是惠公的大夫。那么是谁拥立惠公的？是里克。里克杀了奚齐、卓子，迎接惠公入晋。里克拥立惠公，惠公为什么又杀他？惠公说：‘你已经杀了那两个小孩，又将要图谋杀我；作为你的国君，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杀了他。那么为什么不说惠公入晋？晋国记载人物出入时不用‘出’‘入’二字，是为了替文公避讳。齐小白进入齐国，为什么不替桓公避讳？桓公在位时间长，美德显扬于天下，所以不替他避讳原来的恶行。文公在位时间短，美德还没有显扬于天下，所以替他避讳原来的恶行。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初一，五块石头坠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为什么先说石头坠落，后说石头？记载者先听见它们砰然坠落的声音，看到后才知道是石头，仔细查看才知道是五块。‘这个月’是什么意思？只是恰好到了这个月。为什么不记日期？因为是晦日。既然是晦日，为什么不说晦日？《春秋》不记晦日。朔日发生事情就记晦日，即使有事情也不记朔日。为什么先说六，后说鹢？‘六只鹢鸟倒飞’，是记载所见：看到时知道是六只，仔细察看才知道是鹢鸟，慢慢观察才知道它们是在倒着飞。五块石头、六只鹢鸟，为什么《春秋》要记载？因为是异常现象。国外的异常现象一般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因为宋国是王者之后，所以记载它的异常。楚国派宜申来献上战果。这里指的是楚子，为什么称作‘楚人’？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拘捕了宋公。因为拘捕宋公，所以贬低他。为什么因为拘捕宋公而贬低他？宋公和楚子约定举行乘车会盟，公子目夷劝谏说：‘楚国是夷狄之国，强大却没有道义，请君王带兵车赴会。’宋公说：‘不行。我已经和他约定举行乘车会盟，约定是我作出的，若毁约也就是我毁约。’公子目夷说：‘不行，终究还是应该乘车赴会。’楚人果然埋伏了兵车，拘捕宋公后攻打宋国。宋公对公子目夷说：‘你回去守卫国家吧。国家就是你的国家；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公子目夷又回答：‘君王即使不说国家，国家本来就是我的国家。’于是回去设置守卫器械，守卫宋国。楚人对宋人说：‘你们如果不把国家交给我们，我就要杀死你们的国君。’宋人回答：‘依靠社稷的神灵，我们国家已经有国君了。’楚人知道即使杀了宋公也仍然得不到宋国，于是释放了宋公。宋公从拘禁中获释，逃到卫国。公子目夷又说：‘我守卫国家就是为了君王，君王为什么不回来？’随后迎接襄公回国。战果是从哪里取得的？从宋国取得的。为什么不说‘在宋国取得战果’？是为了替襄公避讳。这是记载围困的辞令。为什么不说楚国围困宋国？是为了替公子目夷避讳。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送到周王所在的京师。

译‘归之于’是什么意思？‘归于’又是什么意思？说‘归之于’，表示罪行已经判定；说‘归于’，表示罪行还没有判定。罪行尚未判定，为什么能成为霸主的讨伐对象？说‘归之于’，表示把他拘捕到天子身边，罪行是否判定已经可以知道；说‘归于’，表示不是拘捕到天子身边，罪行是否判定还不能知道。卫侯的罪是什么？是杀死叔武。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出来？是为了替叔武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叔武有什么贤德？他谦让国君之位。他怎样谦让国君之位？文公驱逐卫侯，拥立叔武；叔武辞让君位而让别人即位，又担心卫侯不能回来，所以等别人即位后，才举行践土会盟，谋划让卫侯返回。卫侯得以返回后说：‘叔武篡夺了我的君位。’元咺争辩说：‘叔武没有罪。’卫侯最终杀了叔武。元咺逃走出国。这是晋侯，为什么称作‘晋人’？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卫国的祸乱是文公造成的。文公怎样造成的？文公驱逐卫侯而拥立叔武，使兄弟彼此猜疑；放任以至杀死同母弟弟，正是文公造成的。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去牲牛，仍然祭望三处山川。为什么有时说三次占卜，有时说四次占卜？三次占卜合乎礼，四次占卜不合礼。三次占卜为什么合乎礼？四次占卜为什么不合礼？寻求吉利的方法，是三次；禘祭、尝祭不占卜，郊祭为什么要占卜？占卜郊祭本来就不合礼。占卜郊祭为什么不合礼？因为鲁国举行郊祭不合礼。鲁国郊祭为什么不合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祭祀四方山川的礼仪，没有不通达的地方；诸侯所属的山川，如果不在本国封域以内，就不祭祀。为什么有时说免去牲，有时说免去牛？免去牲符合礼，免去牛不合礼。免去牛为什么不合礼？受伤的才称为牛。‘三望’是什么意思？是望祭。既然如此，祭祀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为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山川中能滋润方圆百里的，天子按等级祭祀。云气触及山石而升起，聚集成方寸大小的云团，不到一个早晨便遍降天下的雨，只有泰山能这样。黄河、大海能滋润千里，其他山川又怎么样呢？通行的说法到此为止也可以了。为什么记载这件事？讥讽鲁国不举行郊祭，却举行望祭。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为什么称作秦，而不称秦伯？因为把秦视为夷狄。为什么视秦为夷狄？秦伯将要袭击郑国，百里子和蹇叔子劝谏说：‘远行千里去袭击别人，从来没有不灭亡的。’秦伯大怒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宰上树木的树干都已经合抱了，你们懂什么？’军队出发时，百里子和蹇叔子送自己的儿子，并告诫他说：‘你如果死了，一定是在殽地的险峻山岩之间；那是周文王曾经躲避风雨的地方，我们将在那里收殓你的尸体。’他们向军队作揖而行，百里子和蹇叔子跟着儿子哭泣。秦伯大怒说：‘你们为什么哭我的军队？’回答说：‘臣不敢哭君王的军队，是在哭臣的儿子。’弦高是郑国商人，在殽地遇到秦军，假托郑伯的命令犒劳秦军。有人说秦军已经出发了，有人说秦军已经返回。然而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拦截并攻击秦军，连一匹马、一只车轮都没有返回。为什么说‘及姜戎’？因为姜戎势力微弱。称作‘人’，也表示地位卑微。为什么说姜戎微弱？因为主将是先轸。有人说：‘襄公亲自指挥这次战事。’如果襄公亲自指挥，为什么仍称作‘人’？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国君还在停殡，却出兵作战，危险到可能不能安葬。欺诈取胜的战争不记日期，这次为什么记日期？因为秦军被全歼了。九年春季，毛伯来向文公索取金帛。毛伯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说‘奉命出使’？因为当时正值丧期，天子还没有正式即位称王。已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还说没有即位？虽然已经即位，却还没有称王。没有称王，怎么知道他已经即位？从诸侯逾年即位可以知道天子也在逾年即位。从天子三年以后才称王，也可以知道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三年称子。既然逾年已经称子，为什么在自己的封国内三年仍称子？顺应臣民的心情，因为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顺应始终一贯的道义，因为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君主，也不能空缺一年没有君主；顺应孝子的心情，因为三年之内不忍心承担君主之位。毛伯来索取金帛，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王者本不应有所索取，索取金帛不合礼。既然如此，他是王者吗？回答说：不是。不是王者，为什么称他为王者？因为王者本不应有所索取。又说：他是天子的儿子，继承文王的宗庙血统，守护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是不索取，而他却索取，所以讥讽他。秦伯派遂来聘问。遂是谁？是秦国的大夫。秦国本来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他？因为称许秦缪公。为什么称许缪公？因为认为他能够改变自己。他怎样能够改变自己？只有那些琐碎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才会使君子容易懈怠，何况这种人我还有很多。只有一个人忠诚专一、坚定不移，没有其他技能，但心胸宽广，能够容纳别人，这才是难得的。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河曲交战。这是势均力敌的交战，为什么不说晋军战败？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为什么用水名来记地名？因为河曲这个名称太疏略了。黄河流经千里才有一个弯曲处。晋国人把接菑送回邾娄，没有能够接纳他。‘纳’是什么意思？是接纳、使其入国的辞令。说‘不能接纳’，为什么要特别称大？为什么说不能接纳是值得称大的？晋国的却缺率领军队，带着八百辆战车，把接菑送入邾娄，力量充沛，似乎有余力可以把他送进去。邾娄人说：‘接菑是晋国推出的人，貜苴是齐国推出的人。按他们的年长次序，接菑排第四，貜苴排第六；如果凭大国的威势来压迫我们，那就不知道齐、晋两国究竟谁能拥立他了。若论尊贵，两人都尊贵。不过，貜苴年长。’却缺说：‘不是我的力量不能把他送进去，而是义理上实在不能这样做。’于是带兵离开。因此君子认为他不能接纳接菑是值得称道的。这是晋国的却缺。为什么称作‘晋人’？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不赞成大夫擅自废立国君。为什么不赞成？实际行为可以赞成，但文字上不赞成。文字上为什么不赞成？按照大夫的义理，不得擅自废立国君。元年，晋国把它的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说‘放逐’是什么意思？就像说‘不要离开这里’。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接近正道。他怎样接近正道？古代大夫已经离开君主三年，等待君主放逐；君主主动放逐他是不对的，大夫等待放逐才合乎正道。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登门召唤他；服丧期满，可以戴冠服，任职于军旅，君主这时征召他是不对的，臣子自行出仕才合乎礼。闵子身披麻带而出仕，后来却说：‘像这样做吗？’古代的道理不合人心，于是退下来归隐，孔子大概是赞许他的。三年春季，周王正月，郊祭用的牛嘴受了伤，改为占卜另一头牛；牛又死了，于是不举行郊祭，仍然祭望三处山川。

译为什么把这件事说得这样迟缓？为什么不重新占卜？饲养祭牲，准备两头供占卜。祭天用的牲牛不吉利，就牵取祭祀后稷的牲牛来占卜。祭天用的牲牛在涤宫中饲养三个月，祭祀后稷的牲牛只看它是否齐备。举行郊祭为什么一定要祭祀后稷？因为王者一定要让自己的祖先配享。王者为什么一定要让祖先配享？从内部出来的事情，没有匹配的对象就不能实行；从外部到来的事情，没有主人就不能停留。六年春季，晋国的赵盾和卫国的孙免侵犯陈国。赵盾杀了国君，这里为什么又出现他的名字？亲手杀国君的人是赵穿。亲手杀国君的是赵穿，为什么把罪加在赵盾身上？因为他没有讨伐贼人。为什么说他没有讨伐贼人？晋国史官记载弑君说：‘晋国的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夷獋。’赵盾说：‘上天啊，我是无罪的；我没有杀国君，谁说我杀了国君？’史官说：‘你自称仁义，有人杀了你的国君又使国家恢复正常，你却不讨伐贼人，这不是杀国君又是什么？’赵盾怎样使国家恢复正常？灵公无道，使大夫们都到宫内朝见，然后自己站在高台上，拿弹弓弹射他们。他们赶忙躲避弹丸，灵公只把这当作娱乐。赵盾朝见后出来，和大夫们站在朝廷上，有人扛着簸箕从宫门出来。赵盾问：‘那是什么？’为什么簸箕从宫门出来？他呼喊那人却不来，于是说：‘您是大夫，想看就过来看看。’赵盾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赵盾问：‘这是什么？’回答说：‘是膳宰。熊掌没有煮熟，灵公发怒，用斗把他打死了，肢解后要我扔掉。’赵盾说：‘唉！’便快步入宫。灵公望见赵盾，惊惧惭愧地伏地拜了两拜。赵盾迟疑片刻，面向北方再拜叩首，快步退出。灵公心中感到惭愧，想杀掉赵盾。于是派一个勇士去杀他。勇士进入赵盾的大门，没有人迎接；进入内门，也没有人迎接；登上堂屋，仍然没有人。勇士俯身从门缝窥看，赵盾正在吃鱼饭。勇士说：‘唉！您真是仁人。我进入您的大门没有人迎接，进入您的内门没有人迎接，登上您的堂屋也没有人迎接，这是您的简易。您身为晋国的重要卿大夫，却吃鱼饭，这是您的俭朴。国君将要派我杀您，我不忍心杀您。不过，我也不能再去见我的国君了。’于是割颈自杀。灵公听说后更加愤怒，更想杀死赵盾。众人都不肯派人前往，于是他在宫中埋伏甲士，召赵盾来赴宴。赵盾的车右祁弥明，是国中的勇士，昂然跟随赵盾进入宫中，站到堂下。赵盾吃完后，灵公对他说：‘我听说你的宝剑大概是利剑，把它拿给我看看，我要观赏。’赵盾起身准备把剑递上去，祁弥明从下面喊他：‘赵盾，吃饱了就出去，为什么要在国君处拔剑？’赵盾明白了，跨过台阶逃走。灵公有一条名叫獒的猛犬，便呼唤獒犬，让它追赶赵盾，獒犬也跨过台阶追了上去。祁弥明迎上去踢倒獒犬，截断了它的下颌。赵盾回头说：‘国君的獒犬不如我的獒犬。’这时宫中的甲士击鼓而起，有人从甲士中出来，抱起赵盾让他上车。赵盾回头问：‘我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帮助？’那人说：‘您某时曾在暴桑树下救活过我。’【此处原文残缺。】赵盾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的君主是谁，何必由我来作介绍？您既然已经上车了，又何必问我的姓名？’赵盾驱车出宫，没有人敢阻拦他。赵穿借助民众，众人并不愿意起兵弑杀灵公。于是他迎接赵盾入朝，与赵盾一起站在朝廷上，拥立成公黑臀。十一年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夏征舒。这里指的是楚子，为什么称作‘楚人’？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不赞成他对外讨伐。什么叫不赞成对外讨伐？就是因他讨伐外国而不赞成他。即使是讨伐国内的人，也同样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实际可以赞成，但文字上不赞成。文字上为什么不赞成？按照诸侯的义理，不得擅自讨伐。诸侯按义理不得擅自讨伐，那么为什么又说实际上可以赞成？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霸主；天下诸侯中有人行无道之事，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如果力量能够讨伐他，就可以讨伐。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的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大夫不能与国君相抗，这里为什么写荀林父的姓名来与楚子相抗？因为不赞成晋国，却按照礼仪对待楚子。为什么不赞成晋国而按照礼仪对待楚子？庄王讨伐郑国，在皇门取胜，又把军队布置在道路上。郑伯袒露上身，左手拿着茅旌，右手拿着鸾刀，迎接庄王说：‘寡人没有才能，使边境的臣子触犯上天的灾祸，因此让君王盛大地来到敝邑，使君王受到屈辱。如果君王怜悯这个丧失国家的人，赐给我一块不毛之地，让我率领一两个老臣在那里安定下来，请听凭君王的命令。’庄王说：‘君王不能约束自己的臣下，使他们反复言说，所以使寡人能够见到君王的玉面，却只略微来到这里。’庄王亲自拿着旌旗，指挥左右军队，退兵驻扎七里。将军子重劝谏说：‘南郢和郑国相距数千里，大夫中死了好几人，厮役、扈养死了几百人。如今君王战胜郑国却不占有它，恐怕会辜负百姓和臣下的力量吧？’庄王说：‘古代如果车杆没有穿破车皮、车子没有蛀坏，就不会出征四方。因此君子重视道义而轻视利益，要求的是得到那个人，而不是土地。已经答应投降就不赦免，不明白我用不祥之道来对待百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我自身呢？’不久，前来救援郑国的晋军到了，说：‘请与我们交战。’ 庄王答应了。将军子重劝谏说：‘晋国是大国，楚王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请君王不要答应。’庄王说：‘弱者我就威慑他，强者我就避开他，这样会使我无法在天下立足。’于是命令军队回转，迎击晋军。庄王击鼓进攻，晋军大败；晋军逃跑的人多得连船中的手指都可以捧起来。庄王说：‘唉！我们的两位国君彼此不友好，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命令收兵，放走晋军。夏季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译外国之间讲和，通常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因为认为这次讲和本身值得称道。为什么认为讲和本身值得称道？庄王围困宋国，军中只有七天的粮食；七天粮食吃完还不能取胜，就要撤军回去。于是司马子反乘坐土台去窥看宋城，宋国的华元也乘坐土台出来会见他。司马子反问：‘你们国家情况怎么样？’华元说：‘疲惫极了。’又问：‘到底怎么样？’回答说：‘只能交换孩子来吃，拆下尸骨来烧火。’司马子反说：‘唉，疲惫得太厉害了。不过我听说，养马的人会给马套上夹具喂食，把肥壮的马牵出来接待客人；这是什么心情呢？’华元说：‘我听说，君子见到别人处于困境就怜悯他，小人见到别人处于困境就幸灾乐祸。我看您是君子，所以把实情告诉您。’司马子反说：‘好，请努力支撑吧。我们的军队也只有七天粮食，七天粮食吃完还不能取胜，就要撤军回去。’他作揖告别，回去见庄王。庄王问：‘怎么样？’司马子反说：‘疲惫极了。’庄王又问：‘到底怎么样？’司马子反回答：‘只能交换孩子来吃，拆下尸骨来烧火。’庄王说：‘唉，疲惫得太厉害了。不过，我们今天一定要取得宋国，然后再回去。’ 司马子反说：‘不行，我已经把实情告诉他们了。我们的军队也只有七天粮食。’庄王大怒说：‘我派你去查看，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司马子反说：‘弱小的宋国尚且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难道强大的楚国反而没有吗？所以我告诉了他们。’庄王说：‘好，那就驻扎下来停止进攻。不过，我还是要取得宋国然后回去。’司马子反说：‘既然如此，请君王留在这里，我请求回去。’庄王说：‘你离开我回去，我和谁留在这里？我也跟随你回去。’于是带领军队撤离。因此君子认为这次讲和本身值得称道。这些都是大夫，为什么称作‘宋人’‘楚人’？是贬低他们。为什么贬低？因为讲和的决定出自臣下。鲁国开始按田亩征税。‘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税亩’是什么意思？就是丈量田亩后征税。记载开始按田亩征税，为什么？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丈量田亩后征税。为什么讥讽开始丈量田亩后征税？古代按十分之一征收田租，并实行借用民力的办法。古代为什么按十分之一征收？十分之一是天下最适中的标准。超过十分之一，就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之一，就是大貉、小貉。十分之一是天下最适中的标准。十分之一的制度施行，赞美的歌声就兴起了。冬季，蝗虫的幼虫出现。以前没有记载过蝗虫幼虫出现，这次为什么记载它出现？是对它表示庆幸。所谓庆幸是什么意思？就像说承受了它罢了。所谓承受它是什么意思？在上位的人改变古制、变更常法，因此招来天灾；既然这样，那么大概正应该在这里改变了。秋季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和国佐在袁娄结盟。国君难道不能派大夫出使吗？这里却说派大夫出行，为什么称为逃脱俘获？他怎样逃脱俘获的？晋军回师时，齐侯和晋国的郄克都投戟退后，拜了两拜并叩首。战车前面遇到逢丑父，他是顷公的车右，面貌和顷公相似，衣服也和顷公相似，于是代替顷公坐在左边。顷公让他取饮料，顷公拿着饮料走来，说：‘把皮囊换成清水的！’顷公因此逃脱而没有被追回。逢丑父说：‘我依靠社稷的神灵，我的君王已经逃脱了。’郄克说：‘欺骗三军的人，按法律该怎么办？’回答说：‘按法律应斩首。’于是斩了逢丑父。己酉日，和齐国的国佐在袁娄结盟。为什么不在军中结盟，却在袁娄结盟？在此以前，晋国的郄克和鲁国的臧孙许同时出使齐国。萧同侄子是齐君的母亲，她扶着柱子跳跃着窥看宾客，于是发现宾客中有人跛脚，有人一只眼失明。齐国便派跛脚的人迎接跛脚的宾客，派独眼的人迎接独眼的宾客。两位大夫出来后，彼此倚着门交谈，过了很久才离去。齐人都说：‘祸患的发生，一定从这里开始。’两位大夫回国后，各自率军发动鞌之战，齐军大败。齐侯派国佐到军中，郄克说：‘把纪侯的甗给我，归还侵犯鲁、卫的土地，让耕田的人向东耕作，并且把萧同侄子作为人质，我就放过你们。’ 国佐说：‘给我纪侯的甗，可以答应；归还侵犯鲁、卫的土地，可以答应；让耕田的人向东耕作，这就等于把土地交给齐国。萧同侄子是齐君的母亲，齐君的母亲就如同晋君的母亲，不可以这样做。请交战吧，一战不能取胜，再战；再战不能取胜，三战；三战不能取胜，那么齐国全部就是您的了，何必把萧同侄子作为人质？’说完作揖离去。郄克召来鲁、卫两国的使者，让他们按自己的说法替齐国请求，随后才答应。到达袁娄时，便和齐国结盟。八年春季，晋侯派韩穿来传话：‘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 ‘来传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对内的辞令，表示晋国胁迫鲁国，让鲁国归还土地。为什么要让鲁国归还土地？鞌之战中齐军大败，齐侯回国后，吊唁死者、探视病人，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侯听说后说：‘唉，怎么能使别人的国君七年不饮酒、不吃肉？’于是请求把所夺取的土地全部归还原主。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仲婴齐是谁？就是公孙婴齐。公孙婴齐为什么称作仲婴齐？因为他作为兄长的后嗣。作为兄长的后嗣，为什么称作仲婴齐？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成为那个人的儿子。作为别人的后嗣而成为他的儿子，为什么称‘仲’？因为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氏。既然如此，婴齐继承谁？继承归父。归父出使晋国还没有回来，为什么仍为他立后？叔仲惠伯是子赤的师傅。文公死后，子赤年幼，公子遂对叔仲惠伯说：‘国君年幼，怎么办？希望和您一起谋划。’叔仲惠伯说：‘我的儿子辅佐他，老臣我抱着他，哪里有国君年幼的问题？’公子遂知道不能和他共同谋划，退下后杀死叔仲惠伯，杀了子赤而拥立宣公。宣公死后，成公年幼，臧宣叔担任相。国君死了他却不哭泣，召集大夫们问：‘从前叔仲惠伯的事情，是谁主谋的？’大夫们纷纷说：‘是仲氏，难道不是这样吗？’于是派人到归父家中，然后才哭吊国君。归父出使晋国，返回途中，从晋国走到柽地，听说国君去世，便让家人在空地搭设帷帐哭吊国君，完成踊礼，再向副使报告。此后他逃到齐国。鲁国人逐渐怜悯归父没有后嗣，于是让婴齐继承他的后嗣。九月，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招丘。

译以前记载拘捕，从没有说‘安置他’，这次为什么说‘安置他’？是因为怜悯他。为什么说在招丘就表示怜悯？因为那里已经很危险了。以前记载拘捕，从没有说怜悯他；这次说怜悯他，为什么？因为他代替国君受拘捕。他怎样代替国君受拘捕？此前晋国人来请求鲁国出兵，鲁国没有答应；鲁成公会见晋侯时，晋侯将要拘捕成公，季孙行父说：‘这是臣下的罪过。’于是晋国拘捕了季孙行父。成公将要赴会时，晋厉公赴会没有按照约定日期，准备拘捕成公；季孙行父说：‘臣下有罪却拘捕他的国君，有罪却拘捕他的父亲，这是听取意见以来最大的错误。现在这是臣下的罪过，请舍弃拘捕臣下本人，改为拘捕臣下的国君；我恐怕这种听取错误会成为宗庙的羞耻。’于是晋国拘捕了季孙行父。十六年三月，鲁公在■〈氵臬〉梁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戊寅日，大夫结盟。诸侯都在这里。为什么说是大夫结盟？因为信用和权力都在大夫手中。为什么说信用和权力在大夫手中？是遍刺天下的大夫。为什么遍刺天下的大夫？因为国君就像衣带末端的垂饰一样，只能被动悬挂。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宁喜。卫侯的弟弟鱄逃亡到晋国。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宁喜，那么卫侯的弟弟鱄为什么逃亡到晋国？因为宁喜被杀而逃亡。为什么因为宁喜被杀而逃亡？卫国的宁殖和孙林父驱逐卫侯，拥立公孙剽。宁殖病重将死时，对宁喜说：‘驱逐国君不是我的本意，是孙氏做的。我如果死了，你能坚定地把国君迎回来吗？’宁喜说：‘好。’宁殖死后，宁喜任大夫，派人对献公说：‘驱逐国君不是宁氏做的，是孙氏做的。我想迎接您回来，怎么样？’献公说：‘如果你能迎接我回来，我请求和你结盟。’宁喜说：‘结盟没有用，请让公子鱄来约定这件事。’献公请公子鱄来，说：‘宁氏将要迎接我回来，我想和他结盟。他说：“结盟没有用，请让公子鱄来约定。”你一定替我和他约定。’公子鱄推辞说：‘背着绳索、手执斧钺，跟随君王奔走东西南北，这是臣仆庶孽应做的事。至于用约言建立信用，就不是臣仆庶孽敢参与的了。’献公大怒说：‘驱逐我的难道不是宁氏和孙氏吗？凡是你公子鱄能够做的，就不得已替我和他约定。’约定后返回，到了晋国便杀了宁喜。公子鱄带着妻子儿女离开。将要渡过黄河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和他们结盟说：‘如果有人踏上卫国土地、吃卫国粮食，就让他像昧雉那样被人看见。’ 吴子派札来聘问。吴国本来没有国君，也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说有国君、有大夫？因为称许季子。为什么称许季子？因为他谦让国君之位。他怎样谦让国君之位？谒、余祭、夷昧和季子同母，共有四兄弟。季子年少而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一起想立他为君。谒说：‘现在如果急忙把吴国交给季子，季子仍然不会接受；请不要把国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兄长轮流做国君，再把国位传给弟弟，怎么样？季子都答应了。因此，凡是做国君的，都轻视死亡、表现勇敢，饮食时必定祝祷说：‘上天如果要让吴国存在，就请快些把灾祸降临到我身上。’所以谒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死后，国位本来应该归于季子。季子当时出使在外，僚是庶长子，便即位为君。季子出使回来，到达吴国时，僚已经做了国君。阖庐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位传给季子而传给弟弟，都是因为季子。要遵从先君的命令吗？那么国位本来应该属于季子；如果不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应该由我即位。僚怎么能做国君？’于是派专诸刺杀僚，把国位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却接受你的国位，这是我和你一起篡夺国位。’ ‘你杀了我的兄长，我又杀了你，这样父子兄弟彼此相杀，终身没有止境。’于是离开吴国，去了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所以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国位是义，认为他不杀阖庐是仁。既然称许季子，吴国为什么又有国君和大夫？因为既然以季子为臣，就应该有本来应当拥有的国君。札是谁？是吴国季子的名字。《春秋》称许贤者时不称其名，这里为什么称名？因为对于夷狄，只能有所宽许，不能一概而论。季子是所称许的贤者，为什么又不能完全宽许季子？因为承认一个人是臣，就必须让他履行臣子的职责；承认一个人是儿子，就必须让他履行儿子的职责。秋季七月，叔弓到宋国，参加安葬宋共姬。外国夫人去世，通常不记载安葬，这次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隐讳她的死因。隐讳什么？宋国发生火灾，伯姬死在其中。为什么称她的谥号？因为认为她贤德。她贤德在哪里？宋国发生火灾时，伯姬还活着。有关官员再次报告说：‘大火已经烧来了，请出来。’伯姬说：‘不行。我听说，妇女夜间出门，如果没有见到傅母，就不能下堂。傅母已经到了，保姆还没有来。’等到大火烧到她时，她被烧死了。冬季，安葬许悼公。凶手还没有受到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没有把这件事定性为弑君。为什么不定性为弑君？因为止只是进献药物，而药物导致了国君死亡。止只是进献药物而药物导致国君死亡，为什么还把罪加上弑君之名？这是讥讽他没有尽到为人臣子的道义。他没有尽到臣道，怎样讥讽？据说乐正子春探视病人时，增加一顿饭，病就明显痊愈；减少一顿饭，病也明显痊愈；增加一件衣服，病就明显痊愈；减少一件衣服，病也明显痊愈。止只管进药而导致国君死亡，所以君子给他加上弑君的罪名。又说：许世子止杀了他的国君买，这是君子审判止的说法；安葬许悼公，是君子赦免止的说法。所谓赦免止，就是免除止的罪名。夏季，曹国的公孙会从鄸逃亡到宋国。逃亡的记载以前没有说‘从某地’，这次为什么说‘从鄸’？因为记载叛逃。既然是叛逃，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叛逃？是为了替公子喜时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公子喜时有什么贤德？他谦让国位。他怎样谦让国位？曹伯庐死在军中，当时不知道公子喜时是跟随国君，还是公子负刍跟随国君；也不知道谁主持国内，谁主持军队。公子喜时看出公子负刍应当主持国政，于是退避而离开。既然称许公子喜时，为什么还替公孙会避讳？君子称善，影响长远；憎恶恶行，只止于本人。憎恶恶行止于其身，称善却延及子孙。贤者的子孙也会受到称许，所以君子替公孙会避讳。齐侯到野井慰问鲁公。

译《唁公》说的是什么？昭公将要杀季氏，告诉子家驹说：“季氏无道，僭越公室已经很久了，我想杀掉他，怎么样？”子家驹说：“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也已经很久了。”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的地方呢？”子家驹说：“设置两座观，乘坐大路，用红色盾牌和玉制兵器来舞《大夏》，用八佾来舞《大武》，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况且牛马系在一起，是已经疲惫的牲畜，却还要使它们柔顺。季氏获得民众拥护已经很久了，您不要再多受辱。”昭公不听他的话，最终发动杀戮而失败，逃到了齐国。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说：“您为什么离开鲁国的社稷呢？”昭公说：“我这个亡国之人没有才能，失去了守护鲁国社稷的资格，使您受累而蒙羞。”于是拜了两拜，额头触地。庆子家驹说：“庆幸子家驹使您免除了大难。”子家驹说：“臣没有才能，使您陷入大难，您不忍心用刑具加害我，却赐我一死。”于是拜了两拜，额头触地。高子拿着一筐饭和四条干肉，国子拿着一壶浆，说：“我们寡君听说您流亡在外，剩饭和熟食还没有备妥，冒昧先给您的随从送来干粮。”昭公说：“您不忘记我的先君，并且恩及我这个亡国之人，赐给我这样隆重的礼物。” 昭公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用衣襟承受这些食物。高子说：“有一件不吉祥的事，您不必因这份大礼而受辱。”昭公大概只是祭祀，却没有尝食。景公说：“寡人有先君留下的薄薄衣服，一直不敢穿；有先君留下的简陋器物，一直不敢使用，冒昧请求把它们赠给您。”昭公说：“我这个亡国之人没有才能，失去了守护鲁国社稷的资格，使您受累而蒙羞，哪里敢承受这样的大礼，冒昧辞谢。”景公说：“寡人有先君留下的薄薄衣服，一直不敢穿；有先君留下的简陋器物，一直不敢使用，还是坚持请求您接受。”昭公说：“考虑到我国宗庙还在鲁国，我有先君的衣服却不能用它来穿，有先君的器物却不能带着它们出走，所以坚决辞谢。”景公说：“寡人有先君留下的薄薄衣服，一直不敢穿；有先君留下的简陋器物，一直不敢使用，请把它们拿来供您的随从享用。”昭公说：“亡国之人还能以什么身份接受呢？”景公说：“哪有君主而没有名分的呢？”昭公于是放声大哭，诸位大夫也都哭了。哭过之后，用人作围障，用车幔作坐席，用马鞍作凭几，按照相见的礼节互相会见。孔子说：“他们的礼节和言辞都值得观赏。” 冬季，黑弓带着滥逃来投奔。经文为什么不写作‘邾娄人’而与‘滥’连读？为什么要与‘滥’连读？因为贤者的子孙应当有土地。所说的贤者是谁？说的是叔术。叔术为什么贤？因为他让出了国君之位。他是怎样让出国君之位的？当邾娄颜在位时，邾娄有女子曾做鲁国夫人；但不知她是武公、懿公还是孝公的夫人。幼年的颜在宫中淫乱九位公子，因而招纳了盗贼；又不知这些人是鲁国公子、邾娄公子，还是臧氏的母亲所抚养的公子。国君年幼，就应当有抚养他的人；大夫的妾、士的妻子都可能担任此职，但不知臧氏的母亲究竟是什么身份。抚养国君的人，必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入宫抚养。臧氏的母亲听说有盗贼，就用自己的孩子替换国君，抱着国君逃走。盗贼赶到国君寝宫，把那里的人围住，杀死了他们。有臣子鲍广父和梁买子，听说有盗贼，急忙赶来。臧氏的母亲说：“国君没有死，在这里；我已经用自己的孩子换出了国君。”于是她背着孝公的遗体，向天子申诉；天子因此诛杀颜，立叔术为国君，又把孝公送回鲁国。颜夫人是妪盈的女儿，是全国最美的女子。她说：“谁能替我杀死杀颜的人，我就做他的妻子。”叔术替她杀了杀颜的人，便娶她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作盱。夏父是曾经在颜那里任职的人。盱年幼，大家都喜爱他。每次吃饭，都让两个儿子坐在身旁一起吃；遇到珍奇怪异的食物，总是先让盱取足。夏父说：“这些东西还没有分给来人，盱却已经有余了。”叔术察觉了，说：“唉，这确实是你的国家了。”于是起身把国权交给夏父。夏父接受了，又把国权分成两份。叔术说：“不可以分成三份。”叔术又说：“不可以分成四份。”叔术又说：“不可以分成五份。”这样之后，夏父才接受。公扈子是邾娄的父老兄长，熟悉邾娄的旧事，他说：“哪里有谈论别人的国家时，称其贤德达到这种程度的呢？”诛杀颜的时候，天子去世，叔术起身把国权交给夏父。在这时，邾娄人常常受到周人的军事攻击，说：“为什么杀死我们的天子？”既然‘滥’已经与正文相通，为什么正文又不写邾娄？因为天下还没有发生‘滥’这件事。天下还没有‘滥’，那么经文为什么说‘带着滥来投奔’呢？叔术是贤能的大夫。若断绝他的世袭，就成了叔术不愿被断绝；若不断绝，就成了世袭大夫。按照大夫的义理，不应世袭，所以这里推而通之，承认其世袭。元年春，周王正月。【定公】定公这一年为什么没有记载正月？正月，是用来表示正式即位的。定公没有记载正月，是因为他在即位以后才即位的吗？为什么说是在即位以后？昭公还在国外，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为什么还不知道？取决于季氏。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晦的言辞，主人熟悉经文的读法，却来询问传文的解释，这不过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罪罢了。冬，十有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和楚国人交战于伯莒，楚军大败。吴国为什么称作‘子’？因为吴是夷狄，却忧虑中原。他是怎样忧虑中原的？伍子胥的父亲在楚国被杀，他带着弓离开楚国，投奔阖庐。阖庐说：“这是士中最杰出的，勇中最勇敢的，我要为他兴兵向楚国报仇。”伍子胥又说：“诸侯不能为一个匹夫兴兵，而且我听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损害君主的义，却为父亲报仇，我不做这样的事。”于是阖庐停止了行动。蔡昭公到楚国朝见，带有一件美丽的皮衣，囊瓦向他索取，昭公不给，囊瓦因此把昭公拘禁在南郢好几年，后来才放他回去。昭公将要回国时，在黄河边主持盟誓，说：“天下诸侯，如果有人能够讨伐楚国，我愿意替他充当前锋。”楚人听说后大怒，因此发兵，让囊瓦率军攻打蔡国。蔡国向吴国求救，伍子胥又说：“蔡国没有罪，是楚国无道。君王如果有忧虑中原的心意，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吴国发兵救蔡。有人问：“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这时为什么可以报仇呢？”回答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而被杀，儿子还去报仇，就是把推刃的道理扩大了。报仇不是为了除去祸害，朋友彼此守卫而不互相侵害，这是古代的道义。” 盗窃宝玉和大弓。

译所说的盗贼是谁？说的是阳虎。阳虎是什么人？是季氏的家臣。季氏的家臣，不过是地位低微的人，他在哪里得到国宝并偷走它们呢？阳虎专擅季氏，季氏专擅鲁国。阳虎拘禁季孙，孟氏和叔孙氏轮流给他送饭。过了一会儿，阳虎在木板上刻字说：“某月某日，他们将在蒲圃杀我。如果有力量救我，就在某日某时到这里来。”临南是阳虎的属下，阳虎出逃时，临南驾车迎接他。季孙对临南说：“凭季氏世世代代都有后嗣，你可以不死。我会死吗？”临南说：“我的力量虽然不够，臣怎敢不尽力。”阳越是阳虎的堂弟，担任车右。诸阳氏的随从有几十辆车，到了孟氏的道路。临南丢下马策，马匹跌倒；阳越下车去取马策，临南纵马从孟氏那里逃走。阳虎跟在后面射箭，箭射在庄门上。然而甲士在琴地起兵，刺杀没有成功，阳虎反而退居郊外，众人都高兴地休息。有人说：“刺杀千乘之国的君主而没有成功，停留在这里可以吗？”阳虎说：“不过是个小孩子得到国位罢了，能把大夫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又说：“就是他，就是他，赶快驾车。”车驾已经备好，公敛处父率军赶到，阳虎仅仅因此得以逃脱。从此逃往晋国。什么叫宝物？璋的一半、白色的弓、绣饰的弓袋、青色边缘的龟甲。九年时得到宝玉和大弓，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国家的宝物。丧失宝物要记载，得到宝物也要记载。齐国陈乞杀死他的国君舍。【哀公】杀死国君而另立新君，本来不应当用‘当国’的辞语来记载。这里却用‘当国’的辞语来记载，为什么是为了掩饰呢？这件事为什么要掩饰？景公对陈乞说：“我想立舍为君，怎么样？”陈乞说：“喜欢做国君的人，想立他就立他，不想立他就不立他。君王如果想立他，臣就请您让我立他。”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您大概将不想立我。”陈乞说：“千乘之国的君主，将要废掉嫡子而立非嫡子，必然会杀死嫡子。我不立您，正是为了使您活下来。您逃走吧。”于是给他玉节，让他逃走。景公死后，舍即位。陈乞派人到各处迎接阳生，借着为景公除丧的机会，诸大夫都在朝廷。陈乞说：“常的母亲只有鱼和豆子的祭品，希望诸位大夫屈尊到我这里来。”诸大夫都说：“好。”于是一起到陈乞家，坐下。陈乞说：“我有铠甲一事，请让我拿出来给大家看。”诸大夫都说：“好。”于是他让力士抬着巨大的袋子来到厅堂中央，诸大夫看见后都脸色骤变而惊恐。打开袋子，原来是公子阳生突然出现。陈乞说：“这就是国君。”随后诸大夫不得已，都迟疑着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奉阳生为君。你从此以后前去杀死舍。十四年春，周王正月，向西狩猎，捕获麒麟。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来显示异常？异常在哪里？因为它不是中原的兽。那么是谁捕获的？是打柴取薪的人。打柴取薪的人，只是地位低微的人。为什么用‘狩猎’来称说？是把这件事说得重大。为什么要把捕获麒麟说得重大？因为麒麟是仁兽，有圣王在位就会出现，没有圣王在位就不会出现。有人来报告说：“有一只像獐而长角的动物。”孔子说：“它是为谁而来？它是为谁而来！”他反过衣袖擦脸，眼泪沾湿了袍子。颜渊死时，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子路死时，孔子说：“唉！上天要助长我的死亡！”西狩捕获麒麟时，孔子说：“我的道走到尽头了！”《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这是祖先所能听闻到的时代。亲眼所见的事情有不同说法，亲耳所闻的事情有不同说法，传闻所得的事情也有不同说法。为什么终止于哀公十四年？回答说：记载已经完备了。君子为什么要撰作《春秋》？为了拨正乱世，使它回到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这个目的的了。但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也是因为君子喜欢讲述尧舜之道呢？到末尾不也是很快乐吗？知道尧舜之道的，是君子。制定《春秋》的义理，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的作为，也有以此为乐的意义。《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十四 （明）贺复征编 ○史论三 元年春，周王正月。【隐公，谷梁赤】即使没有政事，也一定要举出正月，是为了谨慎地对待开端。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他的心志。怎样成全他的心志？就是说君主没有选取他来做国君。君主没有选取他为国君，为什么？将要把国位让给桓公。让给桓公，正当吗？回答说：不正当。《春秋》成全人的美德，不成全人的恶行。隐公本来不正，却为什么成全他？是为了显明桓公的罪恶。怎样显明桓公的罪恶？隐公将要让位，桓公却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是恶人；桓公杀了隐公而隐公原本要让位，那么隐公就是善人。既然隐公是善人，为什么还说他不正？《春秋》重视义而不重视小恩，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念。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国位给桓公，并不正当，而是邪念。即便如此，先君已经战胜了自己的邪心，把国位给了隐公；如果已经探知先君的邪恶意图，却仍然成全并交给桓公，那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关系是上天规定的伦理。作为儿子，应当接受父亲的安排；作为诸侯，应当接受君主的安排。如今废弃天伦而忘掉君父，只实行小恩，这叫小道。像隐公这样，可以说是轻视千乘之国，但还不能说是践行大道。夏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段。‘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做到的意思。能够做到什么？能够杀死他。为什么不说‘杀’？是为了显示段拥有徒众。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经文说杀死世子、母弟而指称君主；既然指称君主，就知道段是弟弟。段明明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弟；明明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是在贬低他。段已经失去了作为弟弟和公子的道义。经文贬低段，也更加贬低郑伯。为什么更加贬低郑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造成杀戮。在鄢地相距很远，却还要说成像是从他母亲怀中把他取出杀死一样，是为了加重对郑伯的责备。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办？放慢追赶，放走逃亡的叛贼，这是亲爱亲人的道义。三年春，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只说‘日’，不说朔，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说‘这一天发生日食’，是什么意思？吐出的东西是在日之外，日食的东西是在日之内。日的边缘突然缺失而看不见，是有东西侵食它。这里有从内而出的说法，也有从外而入的说法。所谓有东西食日，是从内部侵入太阳。为什么不说‘有东西食日’？知道有些事不可知，这就是明智。秋，武氏之子来请求丧赙。武氏之子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大夫。天子的大夫，为什么称作武氏之子？因为丧期尚未结束，先君的继承人还没有受爵；没有受爵就派遣他，是不合正礼的。为什么不说奉天子之命而来？因为当时没有君主。送给死者的财物叫‘赗’，送给生者的财物叫‘赙’。说‘归’给他，是正当；由他来请求，是不正当。周王即使不请求，鲁国也不可以不送；鲁国即使不送，周王也不可以请求。记载‘求’，是用一种仿佛已经得到的说法，而实际上是否得到还不知道。周、鲁双方都受到讥责。九月，考仲子的宫，开始进献六羽。

译‘初’是开始的意思。谷梁子说：“舞《大夏》，天子用八佾，三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开始进献六羽，是从这里开始僭用乐舞。”尸子说：“舞《大夏》，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开始进献六羽，是从这里开始使乐舞变得暴烈。” 二年春，周王正月，戊申日，宋督杀死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桓公】孔父先死，为什么还说‘以及’？因为《春秋》的义理，是记载尊贵者牵连到卑下者。孔父为什么先死？宋督想杀国君，又怕不能立新君，于是先杀孔父。孔父是闲暇之臣，怎么知道他先被杀？回答说：儿子已经死了，父亲不忍心直称他的名字；臣子已经死了，君主也不忍心直称他的名字。由此知道国君把孔父牵连在自己的死亡中。‘孔氏’是孔父的字和谥号。有人说：不称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避祖先的讳。孔子本来就是宋国的后裔。三月，鲁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乱局。‘以’字，是表示鲁国内心有意这样做。鲁公是有意这样做的吗？是有意促成这场乱事。这件事已经促成，却采用表示没有促成的辞语来记载，是为了对鲁国内部的罪恶，君子一点也不遗漏。蔡国人杀死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为什么称作‘陈佗’？因为他行事像匹夫，所以按匹夫来称呼他。他怎样行事像匹夫？陈侯喜欢打猎，在蔡国纵情打猎，并和蔡国人争夺猎物。蔡国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就把他杀死了。怎么知道他是陈国国君？两方互相厮杀，记载没有说他不应死在蔡国，是因为确实知道被杀的是国君。夏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御来结盟。诸侯地位尊贵，弟兄不能以亲属关系来称说其中的弟弟。这样记载，是因为他来到我国，所以举出他的尊贵身份。‘来盟’表示盟约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的盟约，不记载日期。孔子说：“听远处的声音，只能听见它急促，而听不见它舒缓；从远处看人，只能看见他的面貌，而看不见他的形体。”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回望，以此指示隐公、桓公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了。‘夏五月’是传文存疑的地方。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御廪发生火灾，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是认为没有更换火灾余下的粮食也可以举行尝祭吗？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示不敬。天子亲自耕田，用来供给祭祀的黍稷；王后亲自养蚕，用来供给祭祀的礼服。国家并不是没有优秀的农夫和女工，只是认为让别人尽心侍奉自己的祖先，不如用自己亲自做的东西。怎么知道尝祭用的是尚未更换的火灾余粮？因为从甸地征收的粮食送入三公、三宫，舂成米后收藏在御廪。举行尝祭一定还要有来自甸地的粮食。壬申日御廪失火，乙亥日举行尝祭，因此认为没有更换火灾余粮就举行了尝祭。冬，十有二月，己丑日，安葬我国国君桓公。【庄公】称‘安葬我国国君’，是为了连接上下之间的关系。国君被杀而凶手没有受到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不责备越出国境去讨伐凶手，是正确的。桓公安葬之后，才提出他的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丧事结束时加上。智者能够谋虑，义者能够实行，仁者能够守持；具备这三点，然后才可以会合。三月，夫人逃奔齐国。‘孙’这个字，意思和逃走相同，是避讳说‘奔’。在练祭的时候记录母亲的变故，是开始把她当作外人。不说她的氏姓，是贬低她。人对于天，要按照道接受命令；人对于人，要按照言辞接受命令。不顺合于道，天就断绝他；不顺合于言，人就断绝他。臣子接受的，是重大的命令。秋，在外面修筑王姬的馆舍。修筑馆舍本来合乎礼制，但修筑在外面不合礼。修筑馆舍为什么合乎礼？主持王姬婚事的人，必须从公宫门出迎；如果在宗庙中举行，就显得过于尊贵；如果在寝宫中举行，又显得过于卑下，所以为她修筑馆舍作为礼节上的界限。把馆舍修筑在外面，是变通中的正当做法。为什么说修筑在外面是变通中的正当做法？因为与仇敌交往，不是用来接待婚姻之事的方式；穿丧服，也不是用来接待戴礼冠的人的方式。为什么不说齐侯亲自来迎接？是不让齐侯有机会同鲁国行婚姻之礼。五月，安葬桓王。传文说：“这是改葬。改葬的礼仪，要用缌麻服，并举起下棺时覆盖尸体的衣被。”有人说：“这是退去尸体，以求诸侯前来。”天子死，只记载死亡，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因为应当在合适的时日安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动用天下的力量来安葬一个人，其中的义理不可怀疑。记载安葬，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应当记载；又因为担心他不能安葬。有人说：“近处的事情不能失误。”不记载天子死亡，就是失去天下。单独的阴不能生，单独的阳不能生，单独的天也不能生，三者相合然后才产生万物。所以说：“作为母亲的儿子，可以；作为上天的儿子，也可以。”尊贵的人采用尊贵的称呼，卑下的人采用卑下的称呼。经文说：“君王，是人民归附的对象。” 夏四月辛卯日，过去一直出现的恒星看不见了；半夜时，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恒星，就是经常出现的星辰。从太阳落山到群星出现，这段时间叫作‘昔’。说‘不见’，是指本来可以看见而现在看不见。半夜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是说它们陨落的情形像下雨。这件事发生在半夜，《春秋》把它记录下来，是把疑惑的事情用传疑的方式记载，这是记载中的微妙之处。可是为什么还要记载‘半夜’呢？是为了表明它发生在半夜。失去常态的变异而记录它的时刻，所以说是半夜。为什么不说‘恒星陨落’？因为我只知道恒星不见了，却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陨落；我看见它们陨落并落到地上，那就会被解释成下雨。落在上面而在下面看见，叫作雨；落在下面而在上面看不见，叫作陨。难道这真是下雨的解释吗？甲午日，整治军队。军队出动叫‘治兵’，是练习作战；军队回来叫‘振旅’，也是练习作战。整治军队并列阵，蔡国就不敢前来。军事行动以严整结束，所以说：善于列阵的人不用交战，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必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至于死亡，善于死守的人不会灭亡。夏六月，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共同结盟。‘同’是说有所共同。共同尊奉周王。到了这时，才把霸主地位授予诸侯。为什么授予齐侯诸侯中的地位？因为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桓公会盟不报告周王，是为了使局势安定；桓公结盟不记日期，是因为相信他。相信他的诚信，承认他的仁德。他举行衣裳之会十有一次，却从来没有歃血结盟，这是因为诚信深厚。他举行兵车之会四次，却从来没有大规模战争，这是因为爱护百姓。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说‘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它本来的国家了’。一年没有收成，就向诸侯请求购买粮食；‘告’就是请求。‘籴’就是买粮食。这样做不合正道，所以经文举出臧孙辰的名字，把这件事看作个人行为。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作‘国家已经不是它本来的国家了’。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之间互相送粮，这是正当的。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是先请求以后齐国才给他，说明鲁国内部没有实行对外的正常交往。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丰年补充歉年，不向外求取，因而上下都充足。即使连续遇到荒年，百姓也不会困乏。一年没有收成而百姓饥饿，君子就要责备它。经文不明说，是替鲁国避讳。二十九年春，重新修建延廐。延廐，是法定的马厩。经文说‘新’，难道是因为原来已有吗？既然原来已有，为什么还要记载？古代做君主的，必须按时察看百姓所劳作的事情。百姓劳力困乏，就少修筑工程；百姓财力困乏，就减少贡赋；百姓粮食困乏，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冬天修筑宫墙，春天重新修建延廐，是因为役使民力已经到了极限。

译三十年，齐国人讨伐山戎。所谓齐国人，其实是齐侯。为什么称作‘人’？是因为爱护齐侯吗？是爱护山戎。为什么爱护山戎？桓公在国内没有凭借，在国外没有援助，却率领诸侯越过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这是把他置于危险之中。难道因此要非难桓公吗？应该赞美他。赞美什么？你们燕国，是周王分封的后代，贡赋不能送到，正是因为山戎替你们发动了侵扰。公子庆父前往齐国。【闵公】这其实是逃奔，为什么却说成前往呢？避讳恶事，没有比隐讳得更深的；只要有所顾忌，就没有比隐讳得更深的了。虞国的军队和晋国的军队灭掉夏阳。【僖公】夏阳不是一个国家，却说‘灭’，是为了加重夏阳的重要性。虞国没有军队，为什么说有军队？因为它先于晋国出兵，不能不说有军队。为什么说它先于晋国？因为它是灭亡夏阳的主谋。夏阳是虞国和虢国之间的关塞城邑。灭掉夏阳，虞国和虢国就都可以被举取。虞国为什么成为灭夏阳的主谋？晋献公想讨伐虢国，荀息说：“君王为什么不把屈地产的良马、垂棘的璧玉拿出来，向虞国借道呢？”献公说：“这些是晋国的宝物；如果虞国接受我的财物却不借道给我，那怎么办？”荀息说：“这是小国侍奉大国的办法。他们如果不借道，必然不敢接受我的财物；如果接受财物而借道给我，那就等于我从内府取出宝物，藏到外府；从内厩取出良马，放到外厩。”献公说：“宫之奇还在虞国，一定不会让虞君接受这些东西。”荀息说：“宫之奇这个人，心思通达却懦弱，而且比虞君年轻。心思通达，所以他的劝谏简略；性情懦弱，所以不能强力劝谏；比君主年轻，所以君主轻视他。况且玩赏之物就在耳目之前，而一国的祸患还在后面，只有中等智慧以上的人才能考虑到这些。我料想虞君的智慧在中等以下。”献公于是借道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晋国的使者说话谦卑而礼物厚重，一定对虞国不利。” 虞公不听，于是接受晋国的财物而借道给晋军。宫之奇劝谏说：“俗话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于是带着妻子儿女逃奔曹国。晋献公灭掉虢国五年以后，又灭掉虞国。荀息牵着马、拿着璧玉上前说：“璧玉还是原来的璧玉，可是马的牙齿已经长大了。” 冬十月，没有下雨。冬十月不下雨，是殷切盼望下雨。三年春，周王正月不下雨，也是殷切盼望下雨。夏四月不下雨，一个季节只说不下雨，是怜悯旱情。怜悯旱情，是因为心中有百姓。六月下雨，记载‘下雨’这种说法，是喜悦下雨。喜悦下雨，也是因为心中有百姓。秋，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阳谷会见。阳谷会盟时，桓公穿着礼服、插着笏板，朝见诸侯，诸侯都明白桓公的志向。秋八月，诸侯在首戴结盟。没有新的国内事件，却再次列举诸侯，为什么？是为了尊重王太子，而不敢同他结盟。既然尊重王太子，为什么不敢同他结盟？结盟本来表示彼此不相信，所以谨慎地维护诚信，不敢把自己所不信任的盟约加在尊贵者身上。桓公作为诸侯，却不能朝见天子，这是不臣；王太子本来只是太子，却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后来又站在自己的职位上，这是不符合太子身份。桓公不臣，王太子不合太子之道，那么为什么又要赞许这件事？因为这是在变通中守住正道。天子衰微，诸侯不来朝见；桓公控制大国、扶助小国、统率诸侯，不能带领他们朝见天子，也不敢把天王的尊号归于自己。王太子在首戴接受尊崇，正是为了尊重天王的命令。王太子奉王命会见齐桓公，也正是为了尊重天王的命令。王太子接受诸侯的尊崇，可以吗？这同样是在变通中守住正道。天子衰微，诸侯不来朝见；王太子接受诸侯的尊崇，后来天王的尊号得以尊显，所以王太子可以接受。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使用‘夫人’这一称号把她纳入祭祀。‘用’表示本来不应当用；‘致’表示本来不应当致祭。称说‘夫人’，一定要带上她的氏姓；只说‘夫人’而不带氏姓，就不是正当的夫人。这是立妾为夫人的说法，是不合正礼的。既然她是鲁国的夫人，难道可以不称为‘夫人’吗？她死后既然由鲁国安葬，难道可以不由鲁国安葬吗？一方面以宗庙的名义让她参与祭祀，然后在称谓上贬低她；另一方面以外部不把她称作‘夫人’的事实，显示出正当的称谓。十年，晋国杀死它的大夫里克。以国家名义记载杀人，是把罪责牵连到君主身上。里克杀死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为什么却用把罪责牵连到君主身上的辞语来记载？因为晋国杀他，并不是按照他的罪行来杀。为什么说不是按照他的罪行来杀？里克所发动的弑杀，是为了重耳。夷吾说：“他难道又要杀我吗？”所以杀里克不是因为他实际犯下的罪。里克为什么为了重耳而发动弑杀？晋献公讨伐虢国时得到骊姬，献公宠爱她，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奚齐，幼子叫卓子。骊姬想制造变乱，于是对国君说：“我昨夜梦见夫人急忙走来说：‘我非常害怕，你为什么不让大夫率领卫士来守护我的墓呢？’”献公说：“可以派谁去？”她说：“臣下没有比世子更尊贵的，所以世子可以。”于是献公对世子说：“骊姬梦见夫人急忙走来说：‘我非常害怕，你为什么不率领卫士去守护我的墓呢？’”世子说：“谨遵命。”于是修筑宫室，宫室建成。骊姬又说：“我昨夜梦见夫人急忙走来说：‘我非常饥饿。’世子的宫室已经建成，为什么不让世子去祭祀呢？”所以献公对世子说：“世子已经祭祀过了，把福气送给国君。”国君外出田猎不在，骊姬把鸩毒放入酒中，把药物放进肉干里使其有毒。献公田猎回来，骊姬说：“世子已经祭祀过了，所以把福气送给君王。” 国君正要进食，骊姬跪下说：“从外面送来的食物，不可以不先试吃。”她把酒倒在地上，又把肉干投给狗，狗死了。骊姬走下堂来哭喊：“天啊，天啊！这是国君的国家，您为什么迟迟不做国君？”国君长叹说：“我和你并没有深重的过错，你为什么这样深深怨恨我？”于是派人对世子说：“你自己想办法吧。”世子的老师里克对世子说：“你进宫去说明真相，说明真相就可以活命；不进宫说明真相，就不能活命。”世子说：“我的父亲已经老了，也已经昏聩了。如果我这样进宫去说明真相，骊姬一定会死；骊姬一死，我的父亲就不得安宁。与其使我的父亲不得安宁，不如我自己去死。我宁可自杀来使父亲安宁，把重耳托付给别人。”于是割断脖子而死。所以里克发动弑杀，是为了重耳。夷吾说：“他难道又要杀我吗？” 春，周王正月戊申朔，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一月，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

译先写陨落，后写石头，为什么？因为先是陨落，后来才成为石头。在宋国四境以内，称作‘宋’以后，数字分散列举，只是如此而已，这是依次记载。‘这一月’，是决定不记日期而记月份。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先是列举数量，再合说其事，这是从目见的情况来记载。孔子说：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所以按日来记；鹢鸟稍微有知觉，所以按月来记。君子对待万物，只是不苟且而已。石头和鹢鸟尚且详尽地使用相应的辞语，何况对人呢？所以五块石头、六只鹢鸟的辞语如果不这样安排，王道就不会显明。百姓聚集之处叫作‘都’。壬申日，鲁公到王所在之处朝见天子。到宗庙朝见，是合乎礼的；到外面朝见，不合乎礼。这里特别记载鲁公朝见，是因为诸侯都完全前来朝见。记载日期，是因为这是第二次尊奉天子，所以谨慎地记下日期。把善行归于国内，把恶行显露在国外。经文说‘公朝’，是倒置的辞语，却是为了尊重天子。在温地会见，称说小诸侯；温是黄河以北的地方，用‘河阳’来称说，就显得天子尊大。日期隶属于月份，月份隶属于季节。壬申日，鲁公到王所在之处朝见。这里不记月份，是因为先记了它所属的日期。认为晋文公的行为已经颠倒了正道。蝗虫像雨一样落在宋国。【文公】国外发生灾害，本来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灾害太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茅草屋顶全都毁坏了。落在上面而在下面看见，叫作雨。夏，鲁国到齐国迎娶妇姜。称作‘妇姜’，是因为她在齐国已经完成了婚礼吗？前去迎接她的是谁？亲自迎接却称作妇人，难道是鲁公吗？为什么这么快就称她为妇人？回答说，是鲁公；但为什么不说鲁公？因为婚礼并没有在齐国完成。称她为‘妇’，是因为她已经有了婆母；为什么不说她的氏？是为了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因为夫人本身也有应受贬责之处。晋国杀死它的大夫阳处父。以国家名义记载杀人，是把罪责牵连到君主身上。襄公已经安葬，为什么还用把罪责牵连到君主身上的辞语？因为君主泄露了言语。上面的言语泄露出去，下面就会昏暗；下面昏暗，上面就会聋塞；上下既昏暗又聋塞，就无法互相沟通，夜姑因此擅自杀人。夜姑为什么杀人？晋国将要同狄人交战，派狐夜姑担任将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说：“不可以。古代君主任用臣子，是让仁者辅佐贤者，不是让贤者辅佐仁者。如今赵盾贤能，夜姑仁厚，这样安排不可以。”襄公说：“好。”便对夜姑说：“我起初让赵盾辅佐你，现在改为让你辅佐赵盾。”夜姑说：“谨遵命。”襄公死后，阳处父主持边境事务，夜姑派人杀了他。是因为君主泄露了言语，所以士大夫在君主的屏障前进言时，要用隐晦的言辞出去，说道：“任用我就可以，不任用我也不要扰乱我的德行。” 冬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为什么不说率领军队，而说击败？这是只击败一个人的说法。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说击败？因为按其族众来称说。传文说：“这是长狄，兄弟三人，横行中原，瓦石也不能伤害他们。叔孙得臣是最善于射箭的人，他射中了其中一人的眼睛，那人的身体横在九亩之地，叔孙得臣割下他的头颅带回来，眉毛还露在车轼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俘获？回答说：“古代不重伤敌人，不俘获头发花白的人，所以不说俘获。这是替鲁国避讳。那个逃往齐国的长狄，是王子成父杀死的；至于那个逃往晋国的，不知道后来怎样。” 晋国人把捷菑送入邾国，没有能够送进去。这件事是却克所策划的。为什么称作‘人’？是把他贬为普通人。为什么贬低他？他率领五百辆长毂战车，绵延千里，经过宋、郑、滕、薛，深入千乘之国，想要改变别人的君主。直到城下才知道情况，知道得多么晚啊！还没有发动讨伐就说‘不能送入’，为什么？因为说的是不能实现他的义。捷菑是晋国所拥立的，貜且是齐国所拥立的；貜且合乎正道，捷菑不合乎正道。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这是为了斥责宣公。有些人的罪恶不必等到贬斥和断绝关系就已经显现，有些人的恶行则要等到贬斥和断绝关系以后才显现。安排侄女和妹妹陪嫁，是不使嫡子孤单的意思。一人有了儿子，三人就放宽衣带。又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让孩子亲近贤者。秋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杀死他的国君夷皋。【宣公】真正发动弑杀的是赵穿。赵盾没有亲自弑君，却说‘赵盾弑君’，为什么？是为了归罪于赵盾。为什么要归罪于赵盾？回答说：灵公召见诸大夫，却突然用弹丸射击他们，观看他们躲避弹丸。赵盾入宫劝谏，灵公不听；赵盾出逃，到了郊外。赵穿杀死灵公以后，赵盾才回来。史官狐据实记载说：“赵盾弑君。”赵盾说：“天啊，天啊！我没有罪，谁会认为我忍心弑杀自己的国君呢？”史狐说：“您是正卿，入宫劝谏而君主不听；出逃又没有走远；君主被杀，回来后又不讨伐凶手。按照记志，您的行为和凶手相同；按照书法，罪责就要归重于您，不是您又是谁？所以记载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过错在您这一方。”说：从赵盾身上，可以看见忠臣的最高境界；从许世子身上，可以看见孝子的最高境界。开始按田亩征税。‘初’是开始的意思。古代按十分之一实行助耕制度而不征税。开始按田亩征税，是不合正道的。古代三百步为一里，称作井田。井田共九百亩，其中公田占十分之一；私田收成不好，不责罚官吏；公田收成不好，不责罚百姓。开始按田亩征税，并不是废去公田而按每亩取十分之一，而是说国家向百姓征取的已经完全了。古代公田可以供居住，井、灶以及葱韭等物，都从那里取得。冬十有一月壬午日，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经文称他为‘公弟叔肸’，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因为宣公弑杀国君，他对此表示反对。既然反对，为什么不离开宣公？回答说：“因为是兄弟。”为什么不离开而前往别处？宣公给他财物，他说：“我已经足够了。”于是织鞋来维持生活，终身不吃宣公的饭。君子因此认为他能够通达恩义，这也是《春秋》用来尊重他的原因。冬十月。【成公】季孙行父秃头，晋国却克一只眼睛失明，卫国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手臂弯曲；四人同时出使齐国。齐国派秃头的人驾车，秃头的人又让独眼的人驾车，独眼的人又让跛脚的人驾车，跛脚的人又让手臂弯曲的人驾车，手臂弯曲的人也如此。萧同侄子在台上看见他们，便嘲笑他们；笑声传到宾客那里，宾客不高兴而离去。众人一起站在胥闾相互谈论，过了很久还不能释怀。齐国有知道这件事的人说：“齐国的祸患一定从这里开始了。” 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前往军队。己酉日，齐国与国佐在袁娄结盟。

译鞍地距齐国五百里，爰娄距齐国五十里。一次交战，齐国就取得绵延五百里的土地；烧毁了雍门的茅屋，进犯车地，向东一直到海边。君子听说后评论道：“这真是过分夸大的说法啊，齐国一定有应受惩罚的地方。”齐国有什么理由受到惩罚呢？它在新筑打败了卫军，进犯我国北部边境，又傲慢地拒绝了献子。齐国确实有应受惩罚的地方。爰娄在齐军之外，郤克说：“归还鲁、卫被侵占的土地，带来纪侯的甗；把萧同、侄子以及他们的母亲作为人质，让耕田的人都把田垄向东翻，然后我才同你结盟。”国佐说：“归还鲁、卫被侵占的土地，带来纪侯的甗，这可以答应；但要把萧同、侄子以及他们的母亲作为人质，这就是要把齐侯的母亲也作为人质了。齐侯的母亲就如同晋君的母亲，晋君的母亲也如同齐侯的母亲。若让耕田的人把所有田垄都向东翻，那就是要把齐国的土地全部翻过来，这是不能答应的。请允许我们交战一次；一次不能取胜，就请求再战；再战不能取胜，就请求第三次；第三次不能取胜，就请求第四次；第四次不能取胜，就请求第五次；第五次仍不能取胜，就举全国投降。”于是便同齐国结盟了。九年，晋国人拘捕了郑伯。晋国的栾书率军攻打郑国。这里不说“交战”，是因为郑伯被俘。对于尊贵的人要避讳他的耻辱，对于贤能的人要避讳他的过错，对于亲近的人要避讳他的疾病。莒国人灭亡了缯国【襄公】这不是通常所说的灭亡。中原诸国一天天衰微，各国逐月沦为夷狄；当时缯国还是中原国家。这里说的“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灭亡。家有已经亡败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国有已经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的，这是因为没有区别清楚而又不去区别。莒国人灭缯，并不是简单地说灭亡；让异姓之人主持祭祀，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晋国士匄率军侵入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退兵。“退还”是说事情尚未办完。奉命讨伐，敌人生死都不因此改变；晋军没有因齐侯去世而攻伐丧国，这是对他的行为加以肯定。既然肯定他，又为什么说事情没有办完呢？国君不亲自处理小事，臣下也不能擅自承担大名义。做得好就称说是国君的功劳，有过错就说是自己的过错，这样百姓就会互相谦让。士匄在外擅自执行君命，所以要责备他。那么士匄应当怎样做呢？应当在空地上设置帷幕，向使者交还君命。守门人弑杀了吴子余祭 “阍”就是守门人，也是寺人。不称他的名字和姓氏，是因为守门人不能与常人并列；不称他的君主为“君”，是因为守门人没有资格把自己的君主当作君主。按照礼制，国君不应任用无耻之人，不应亲近受过刑的人，也不应亲狎仇敌，更不应接近怨恨自己的人。卑贱之人不应被尊贵，尊贵之人不应受刑，受刑之人不应被亲近。竟然任用一个最卑贱的人，吴子就是亲近了受刑之人。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是在报仇。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五谷都没有成熟，叫作“大饥”；一种谷物歉收，叫作“歉”；两种谷物歉收，叫作“饥”；三种谷物歉收，叫作“馑”；四种谷物歉收，叫作“康”；五谷都没有成熟，叫作“大侵”。发生大侵时的礼制是：国君进食不兼有多种滋味，台榭不加涂饰也不修缮，侯门和朝廷的道路不清扫，百官只陈列名册而不任用，向鬼神祈祷却不举行祭祀。这就是大侵时的礼制。卫侯的弟弟专逃奔晋国 专是喜的同党。为什么说专是喜的同党呢？他自己虽然处境危急，却接纳了他的哥哥和别国的臣子，谋划弑杀自己的国君；这样一来，他也就是弑君的人。为什么只称他为“弟”呢？如果专确实有这样的诚信，君主的贿赂难道不会送进来吗？喜被杀，说明君主并不认为喜是正直的人，所以专逃奔晋国，在邯郸织制絇，终身不谈卫国。专的离去，符合《春秋》的义理。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和淮夷攻打吴国，俘获齐国的庆封并杀死他【昭公】这是军队进入吴国并杀死庆封，为什么不说“进入”呢？庆封封在吴国，钟离也是吴国的封地；为什么不说攻打钟离呢？因为不承认吴国有封地。为什么还称庆封为齐氏呢？这是替齐国讨伐他。灵王派人把庆封的罪状传令军中，说：“有像齐国庆封这样弑杀国君的人吗？”庆封说：“你也先放过我，也让我说一句：‘有像楚国公子围弑杀他哥哥的儿子而取代他做君主的人吗？’”军中众人都笑了。庆封弑杀国君，却不以弑君之罪惩治他，是因为庆封不向灵王服罪，也不承认楚国是在替齐国讨伐。《春秋》的义理，是用尊贵者来治理卑贱者，用贤能者来治理不肖者，不能用作乱者来治理作乱者。孔子说：“心怀恶意而去讨伐别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服罪，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 秋天在红地举行大规模狩猎 这是合乎正道的，因为借狩猎来训练使用武器，是礼制中的大事。用艾草和兰草做成防线，竖立旌旗作为营门，用葛布覆盖质木作为槷。旁边有流水、车轴承握、驾车用的轚等标志，不能进入；要看车辙上的尘土、马匹候蹄遮掩禽兽的队伍，驾车的人不能失去奔驰的速度，这样射箭的人才能射中。越过防线的禽兽不再追逐，这是因为不能顺着逃跑的道路追赶。禽兽脸部受伤的不献上，未能完整捕获的也不献上。禽兽即使很多，天子也只取三十只；其余的分给士和众人，让他们在射宫练习射箭。射箭射中，即使田猎时没有捕获禽兽，也算获得了禽兽；田猎时捕获了禽兽但射箭没有射中，就不算获得禽兽。由此可知，古人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夏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国君买。记载日期，是说他在正当去世的时间死去。既然是正常死亡，止就没有弑君；但仍说他弑君，是责备止。止说：“我和那个弑君者没有站在他的灵位旁，而是同他的弟弟虺一起哭泣，喝稀粥，连一粒米也咽不下去，不到一年就死了。”所以君子根据止自己的自责来责备他。夏六月癸亥日，公的丧从干侯送回鲁国。戊辰日，公即位【定公】先举行殡葬，然后才即位。“定”字没有正式称见，是因为没有可以使之正名的依据。继位超过一年才记载即位，说明前任国君的即位有特殊原因；记载即位，说明前任国君的即位没有特殊原因。即位，是君位交接的礼制。先君的终结不合正道，后君的开始也就没有正道；先君的终结合乎正道，后君的开始也就有正道。戊辰日公即位，是谨慎记载此事。定公即位，不能不仔细考察。公即位，为什么要记日期？因为到了戊辰日才即位。癸亥日，公的丧从干侯送回。为什么要到戊辰日才即位？因为先使君主的灵柩在国中处于正位，然后才即位。沈子说：先把棺木安置在两楹之间，然后才即位。国内的大事要记日期，即位是君主的大事。那为什么有时不记日期呢？根据年份确定的事情，不再根据日期确定。这里为什么又记日期呢？是为了彰明此事。彰明什么呢？超过一年才即位，是厉害的变故；在这种厉害的变故中，又有其中的义理。尚未殡葬，即使有天子的命令，也还不敢即位，更何况面对群臣呢？周人有丧事，鲁人也有丧事；周人前来吊丧，鲁人却不吊丧。周人说：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臣子，派人去就可以。鲁人说：他是我们的君主，是应当亲自亲近的人；只派大夫去就不行。因此周人吊丧，鲁人不吊丧，因为周人所任用的下等人继承成王、康王的时代还不久。君主是最尊贵的人，离开父亲的灵柩去吊丧尚且不敢，何况灵柩尚未入殡就面对群臣呢？九月举行大雩祭

译在应当举行雩祭的月份举行雩祭，是雩祭的正当时间。秋季举行大雩，不合正道；冬季举行大雩，也不合正道。秋季大雩为什么不合正道？因为草木的水分还没有耗尽，人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尽，还不可以举行雩祭。在应当举行雩祭的月份举行雩祭，是雩祭的正当时间。为什么这个月份是雩祭的正当时间？因为时令已经到了尽头，人的力量也已经用尽，然后才举行雩祭，这才是雩祭的正当时间。什么叫时令到了尽头、人的力量用尽？这个月如果还不下雨，就来不及了；这一年如果还不收割，就没有粮食了。这就叫时令到了尽头、人的力量用尽。举行雩祭一定要等到时令穷尽、人的力量用尽，为什么？雩祭，是为了旱灾而祈求降雨。所谓“求”，就是请求。古人重视请求，为什么重视请求？因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谦让。请求的道路抛弃了谦让，就是舍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对此格外慎重。请求谁呢？向谁请求呢？应当向上公请求。古代有通晓神明的人能与上公相应，沟通阴阳。国君亲自率领诸大夫引导他们，并向上公请求。请求这件事，不能委托别人代替前往，必须亲自去做。因此格外重视。冬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作物 本来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记载严重的灾害；本来可以冻死却没有冻死，是记载较轻的灾害。这里特别说“豆”，是为了记载灾害的严重。冬十一月庚午日，蔡侯带领吴子同楚国人交战于伯举，楚军大败。为什么称吴为“子”？因为蔡侯借助吴国，并由此抬高了吴国的爵位。蔡侯借助吴国，为什么要抬高吴国的爵位？吴国已经信奉中原礼义并排斥夷狄，因此吴国进步了。吴国怎样信奉中原、排斥夷狄呢？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国杀害，他带着弓箭去求见阖庐。阖庐说：“志气太大了，勇气太强了。”因此想发兵攻打楚国。伍子胥劝谏说：“我听说，国君不能为一个普通人兴兵。而且侍奉国君就如同侍奉父亲，损害君主的义理而去报父仇，我不做。”于是阖庐停止了出兵。蔡昭公朝见楚国时，穿着一件华美的皮衣。就在那天，囊瓦索要这件皮衣。昭公不肯给，囊瓦因此把昭公拘禁在南郢数年，后来昭公才得以回国。回国后，他在汉水一带主持政事，说：“如果诸侯中有想攻打楚国的，我愿意为他充当前锋。”楚人听到后很愤怒，因此发兵攻打蔡国。蔡国向吴国求救。伍子胥说：“蔡国没有罪，楚国无道。君主如果有忧虑中原的心意，那么现在正是时机。”于是吴国发兵攻打楚国。为什么不说“救蔡”呢？因为“救”这个说法意义太重大。庚辰日，吴国军队进入楚国。记载为“进入”，是因为轻视楚国，认为已经没有楚国了。所谓轻视楚国，是指毁坏楚国宗庙，迁走宗庙中的礼器，鞭打平王的坟墓。为什么不说“灭亡”呢？因为还想保存楚国。它为什么还想保存楚国？昭王的军队战败后逃走，父老们为他送行。昭王说：“我没有才能，丢失了先君的土地，父老们回去吧，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将要借此逃入海中。”父老们说：“有这样贤明的君主，即使人数比不上吴国，抱着必死之心也不如楚国，我们共同攻击他们。”一夜之间三次击败吴人，终于重新拥立昭王。为什么称吴为“夷狄”呢？这是贬斥它。怎样算贬斥它呢？吴国君主住进楚国君主的寝宫，娶楚国君主的妻子；吴国大夫住进楚国大夫的寝室，娶楚国大夫的妻子，甚至还有人想娶楚王的母亲。这种做法不正当，是趁楚国战败而谋取深利，占据别人的国家，所以最终落入夷狄的行径。夏季，公在颊谷会见齐侯。公从颊谷回来。离开会盟之地，通常不记载送达，为什么这里记载送达？是为了说明此行危险。既然说明危险，为什么还要以地点来记载送达？也是为了说明危险。危险在哪里？颊谷会盟时，孔子担任相礼。两国君主登上坛，两国的相互相作揖。齐国人击鼓喧叫着冲出来，想要捉住鲁君。孔子登上台阶，没有走完一级台阶便回头看。他对齐侯说：“两国君主正在会合修好，夷狄之人的军队为什么要来这里？”齐侯命令司马阻止他们。齐侯迟疑着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退下后，他对几位大夫说：“那个人辅佐他的君主奉行古人的道义，你们却只带领我进入夷狄的习俗，为什么要使会盟中止？”齐国人又让优施在鲁君的帷幕下跳舞。孔子说：“嘲笑国君的人，罪当处死。”于是让司马执行刑法，尸体的头和脚从不同的门运出。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由此可见，即使有文事，也一定要有武备；孔子在颊谷会盟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哀公】黄池会盟时，吴子有所进步吗？于是他称为“子”了。吴国原是夷狄国家，断发文身；如今想借鲁国的礼制、凭借晋国的权势，请求使用冠冕和端服，并沿袭成周的典章来尊崇天王。吴国进步了。吴国是东方的大国，接连召集小国来会见诸侯，使自己符合中原礼制。吴国能够做到这样，难道还不是臣属吗？吴国进步了。“王”是尊贵的称号，“子”是卑下的称号。吴国辞去尊贵称号而处在卑下称号的位置，用以会见诸侯、尊崇天王。吴王夫差说：“把好冠拿来。”孔子说：“夫差的志向真大啊！还不会说‘冠’字，就想戴冠了。” 十四年春季，在西方狩猎，捕获麒麟 这里的“获”字，是说把它牵取来。狩猎必须有明确的地点，才称为狩猎。并不是正常狩猎却说是狩猎，是因为所获麒麟意义重大，所以特别强调这次行动。这里不说“麒麟来到”，是不把麒麟视为中原之外的东西；不说“有麒麟”，是不让麒麟成为永远存在于中原的东西。《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八十五 （明）贺复征编 ○史论四 五帝【汉司马迁本卷同】太史公说：学者大多称说五帝，时代已经很久远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事情，百家著作谈到黄帝时，文字又不够典雅纯正，士大夫先生们很难据此谈论。我曾向西到达空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直到海边，向南渡过江、淮。问到当地长者，他们往往各自称说黄帝、尧、舜曾经居住或活动的地方，各地的风俗教化本来就不同。总的说来，不背离古文记载的，大概比较接近事实。我考察《春秋》《国语》，发现其中已经阐明了《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只是后人没有深入考察，其中所显示的事情都不是凭空虚构的。古书残缺已经很久了，散失的内容还时常在其他说法中出现。如果不好学而又不深思，不能从心里理解其中的意义，当然很难向见识浅陋、听闻不广的人说明。我把这些材料一并考订编次，选择其中尤其雅正的，所以写成《本纪》，列在书的开头。秦始皇

译秦国的先祖伯翳，曾在唐虞时期建立功勋，因此接受封土并被赐姓。到了殷、夏之间，秦的势力逐渐衰微分散；到周朝衰落时，秦在西部边陲兴起并建立城邑。自缪公以来，秦逐步蚕食诸侯土地，终于成就了秦始皇。始皇自认为功劳超过五帝，土地广过三王，羞于同他们相提并论。贾生这样推论，实在说得好啊！世俗传说秦始皇开始造成罪恶，胡亥把这种罪恶推向极端，这种说法大体得当。又责备胡亥说：“只要保全秦地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不懂得时势变化。纪季凭借酅地保存了自己，《春秋》不称他的名字。我读《秦纪》，读到子婴被车裂，对于赵高的果断，我没有一次不认为痛快，却又怜悯他的志向。子婴在生死问题上的道义已经完备了。项羽 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是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子。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他兴起得多么迅速啊！秦朝丧失政权后，陈涉首先发难，豪杰纷纷起兵，相互争夺，数量多得数不清。然而项羽原本没有一点根基，凭借形势在田野间起兵，三年后就率领五国诸侯，灭掉秦国，分割天下，分封王侯，政令都从项羽发出，被称为霸王。他的地位虽然没有保持到底，但自近古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功业。等到项羽背弃关中、心怀楚国，放逐义帝而自立，又怨恨王侯背叛自己，事情就艰难了。他自负功劳，逞用个人的聪明而不学习古人，认为霸王的事业可以凭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五年后终于亡国，自己死在东城，仍然没有觉悟，也不责备自己，过错太大了。竟然还引用“是上天要亡我，不是用兵的过错”，难道不是荒谬吗！高祖 夏朝的政治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小人变得粗野。因此殷人继承它而崇尚敬慎，敬慎的弊端是小人流于鬼神。因此周人继承它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端是小人变得虚浮。要挽救虚浮，最好采用忠厚。三王的治道像循环一样，终了又重新开始。周、秦之间，可以说是文饰的弊端已经很严重了。秦朝的政治不加改变，反而施行严酷的刑法，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汉朝兴起后，承接秦朝的弊端而改变制度，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因而取得了上天所授的统治。汉朝以十月为岁首，车服使用黄屋，左边竖立旌旗，葬在长陵。孝文 孔子说：“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然后才能实现仁；善人治理国家，经过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话确实正确！汉朝兴起到孝文帝，已经四十多年，德行达到了极盛。几乎要改变正朔、改用正服并举行封禅了。谦让的风气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唉，难道这不是仁吗？孝景 汉朝兴起后，孝文帝施行大德，天下怀安。到了孝景帝，不再担忧异姓诸侯，而晁错削弱诸侯的封地和权力，终于使七国一同起兵，联合向西进攻。只是因为诸侯势力过于强大，而晁错的削弱又没有循序渐进。等到主父偃提出对策，诸侯势力因此削弱，最终天下安定。安危转变的关键，难道不在谋略吗？吴 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却无法称颂他。”我读《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与荆蛮之地的勾吴原来是兄弟国家。延陵季子的仁心和对义的仰慕没有穷尽，能从细微处看出清浊。唉，他又是多么见闻广博的君子啊！齐 我到过齐国，从泰山一带连接到琅邪，北面延伸到海边，有肥沃土地二千里。那里的人民胸襟开阔，多有隐遁和知晓天性的特点。凭太公的圣德建立国家，以桓公的盛业为本而修明善政，作为诸侯会盟的首领，称作霸主不是很合宜吗？气势浩大啊，确实有大国的风范。鲁 我听孔子说：“鲁国的治道衰败得太厉害了！洙水、泗水之间的人，竟然争论不休。看看庆父、叔牙和闵公之间的事情，是多么混乱啊！隐公、桓公时期的事情，襄仲杀嫡子而立庶子，三家向北面称臣，却亲自攻打昭公，昭公因此逃亡。至于鲁国行揖让之礼，却还能遵从；但实际行事又是多么乖戾啊！” 燕 召公奭可以说是仁厚的人了，连甘棠树都还被人怀念，何况是他本人呢？燕国北面逼近蛮貉，内部又夹在齐、晋之间，崎岖地处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多次几乎灭亡。然而它的宗庙血食延续了八九百年，在姬姓诸国中最后才灭亡，难道不是召公留下的功烈吗？陈国、杞国 舜的德行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他把帝位禅让给夏，而他的后代在三代中都享有血食。后来楚国灭亡陈国，田常又在齐国掌握政权，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百代不断绝，后代繁衍不绝，拥有土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到了禹的后代在周朝时，杞国已经极其衰微，不足以计数。楚惠王灭亡杞国，后来越王勾践兴起。卫 我读《世家》的记载，读到宣公的太子因妻子的缘故被杀，他的弟弟寿争着替他去死、彼此谦让，这同晋国太子申生不敢明说骊姬的过错相同，都是因为害怕伤害父亲的心意；然而最终都死了，这是多么悲哀啊！有的父子相互残杀，兄弟彼此灭亡，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宋 孔子说：“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殷朝有三位仁人。”《春秋》讥刺宋国的混乱，从宣公废掉太子而立弟弟起，国家十代不得安宁。襄公时，修养仁德、实行义行，想成为诸侯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这件事，因此追述契、汤、武丁使殷朝兴盛的原因，作成《商颂》。襄公在泓水战败后，君子有时认为他使中原遭受了太多伤害、缺少礼义，这是在贬损他；但宋襄公确实有礼让的一面。楚 楚灵王正要在申地会合诸侯，诛杀齐国庆封，建造章华台，寻求周朝的九鼎。那时他的志向小到只想着统治天下，后来却饿死在申亥家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他不能保持自己的操行，真可悲啊！权势对于人来说，难道能不慎重对待吗？弃疾凭借动乱而即位，又宠爱淫乱的秦女，太过分了啊！几乎使国家再次灭亡。越 禹的功劳太大了，疏导九川，安定九州。直到今天，各夏族仍享有安定，后代也得到庇护。勾践劳苦自身、焦虑思虑，最终灭掉强大的吴国。他向北到中原展示军力，以尊崇周王室，号称霸王。勾践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大概是继承了禹的遗烈。范蠡三次迁徙，都获得了荣誉声名，名声流传后世。臣下和君主都像这样，想不显扬也办不到吧？郑 古语说：“因权势利益结合的人，权势利益一尽，交情就疏远了，傅瑕就是这样。”傅瑕虽然用劫持和杀死郑子的方法，使厉公回国，但厉公最终背弃他并杀了他。这同晋国的里克有什么不同？荀息那样守持节操，虽然自身死去，也不能保全奚齐；变故发生的原因，也往往有许多。赵 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的母亲原是歌舞女子，受到悼襄王宠爱。悼襄王废掉嫡子嘉而立迁。迁平素没有德行，又听信谗言，所以杀害良将李牧，任用郭开，难道不是荒谬吗！”秦国俘虏赵迁后，赵国灭亡，大夫们共同拥立嘉为王。赵王代立六年，秦军进兵击败嘉，于是灭亡赵国，把它设置为郡。魏 我到过旧日大梁的废墟，废墟中的人说：“秦国攻破大梁时，引河水灌入大梁，三个月城墙就毁坏了，魏王请求投降，于是魏国灭亡。”议论的人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力削弱到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上天正要命令秦国平定天下，它的事业尚未完成，即使魏国得到阿衡那样的辅佐，又有什么益处呢？田齐

译孔子晚年大概喜爱《易》。《易》的术数，涉及幽明，深远难测。不是通达之人和才智卓越的人，谁能用心研究它呢？所以周太史为田敬仲完占卜，预言到了十代以后。等到田完逃奔齐国，懿仲为他占卜，也说到田乞和田常，预言他们将接连侵犯两位国君，专擅齐国政权。这并不一定只是事势逐渐发展造成的，大概就像顺着卦兆而应验吉祥的征兆吧。孔子 《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虽然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心中却始终向往。我读孔氏的书，想象他的为人，到了鲁国，观看仲尼的庙堂、车服和礼器，诸生按时在他家学习礼仪，我在那里徘徊留连，不能离去。我感叹说：“天下的君王以及贤人很多，在世时便享有荣耀，死后也就结束了。”孔子只是平民，却有十多代人传承他的学说，学者都尊奉他。从天子、王侯到中原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夫子为折中标准，可以说是至圣了。外戚 自古以来接受天命的帝王以及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制的君主，并不只是自身德行深厚，大概也有外戚的帮助。夏朝兴起，是凭借涂山氏；夏桀被放逐，是因为妹喜。殷朝兴起，是凭借有娀氏；纣王被杀，是由于宠爱妲己。周朝兴起，是凭借姜原和太任；幽王被擒，是由于沉溺于褒姒。因此《易》以乾坤为基础，《诗经》以《关雎》开篇，《尚书》赞美迎娶妻室，《春秋》讥刺国君不亲自迎亲。夫妻关系，是人道中最重要的伦常。礼制的施行，只有婚姻最为谨慎。音乐调和，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纲领，怎么可以不慎重呢？人能够弘扬大道，却不能奈何天命，这太厉害了！妃嫔配偶之间的爱情，君主不能从臣下那里强求，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强求，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夫妻已经欢合，有的却不能生育子孙；能够生育子孙的，有的又不能求得善终。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大概是因为天命难以言说。不通晓幽明变化，怎么能认识人的性命呢？楚元王 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祥瑞。君子被任用，小人退避；国家将要灭亡，贤人隐退，乱臣受到尊贵礼遇。假使楚王戊没有刑罚申公，而是遵从他的劝告；赵国任用防与先生，怎么会有篡位杀人的阴谋，最终成为天下人的耻辱呢？贤人啊，贤人啊！如果不是君主内在具有相应的资质，怎么能任用贤人呢？太严重了，国家安危在于发出的命令，存亡在于所任用的人。这样的话确实正确。萧相国 萧相国何在秦朝时只是刀笔小吏，平平庸庸，没有奇特的节操。到汉朝兴起后，他依靠日月余光般的帝王威势，谨慎守护宫门钥匙，顺应百姓的疾苦，奉行法令、顺应时势，与百姓一起重新开始。淮阴侯、黥布等人都因诛灭而亡，萧何的功勋却光彩夺目。他的地位位居群臣之首，声名流传后世，可以同闳夭、散宜生等人争辉了。曹相国 曹相国参攻城野战所取得的功劳之所以如此多，是因为他曾与淮阴侯一起作战。等到韩信被灭、列侯各自建立功业后，唯独曹参独享了这项功名。曹参做汉国相国，极力奉行清静无为，符合治道。然而百姓刚刚摆脱秦朝的酷政，后来曹参让他们休养生息、实行无为而治，所以天下人都称赞他的美德。关于留侯，学者大多说没有鬼神，但他所说的事又像是确有其物。至于 留侯 他所遇见的老人赠书之事，也实在奇怪。高祖多次摆脱困厄，留侯曾经出过力量，难道能说不是天意吗？高祖说：“在帷幄之中筹划计策，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我不如子房。”我原以为留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等看到他的画像，才发现像妇人和美女。孔子说：“只凭相貌取人，会看错子羽。”留侯也是如此。陈丞相 陈丞相平年轻时，本来就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当他在砧板上分肉时，志向已经很深远了。他在楚、魏之间辗转于动乱之中，最终归附高帝。经常出奇谋，挽救纷乱的危难，解除国家的祸患。到了吕后时期，事情变故很多。然而陈平最终还是脱身，安定了宗庙，以荣誉声名终老，被称为贤相。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不是懂得谋略的人，谁能承担这样的事情呢？五宗 高祖时，诸侯都可以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汉朝只为他们设置丞相，使用黄金印。诸侯可以自行任命御史、廷尉、正、博士，待遇仿照天子。吴、楚叛乱以后，五宗诸王世代相继，汉朝为他们设置二千石官，取消丞相而称作“相”，使用银印。诸侯只准享有租税收入，夺去了他们的权力。此后诸侯中贫穷的，有时只能乘牛车。管仲、晏婴 我读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这些书的言论写得多么详尽啊！既然已经看过他们所著的书，还想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所以编次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流传很多，因此不再评论，只评论他们散见的事迹。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但孔子却认为他器量狭小。难道是因为他认为周道已经衰微，桓公又很贤明，却不勉励桓公达到王道，反而只称霸吗？古语说：“顺着君主的美德并加以发扬，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上下能够相互亲近。”难道说的就是管仲吗？当晏子伏在庄公的尸体上，哭礼完毕后才离去，难道不就是所谓见到正义却不去实行便是没有勇气吗？至于他的进谏和游说，敢于触犯君主的威严。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任职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处在家时想着弥补过错吧！假使晏子还在世，即使让我替他执鞭驾车，我也会感到欣喜和仰慕。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 老子所推重的是道，主张虚无，并在无为中顺应事物、应对变化，所以他的著书用语称述微妙的道理，难以理解。庄子发散道德学说，放言立论，最终也归于自然。申不害勤勉地把学说施用于名实关系，韩非以法度为准绳，切合实际事务，明辨是非；他们的学说到了极端，严酷苛刻而缺少恩惠，但都源自道德的本意，而老子的思想更加深远。司马穰苴 我读《司马兵法》，内容宏大深远，即使三代的征伐，也没有能够穷尽其中的义理。至于它的文字，也很少有褒扬。像穰苴这样，只为小国统率军队，哪里有时间顾及《司马兵法》中关于礼让的道理呢？世上既然已经有很多《司马兵法》，因此不再评论，只为穰苴写列传。孙子、吴起 世俗所称道的，军队都讲《孙子》十三篇和《吴起兵法》；这两部书世上流传很多，所以不再评论。只评论他们实际行事和施设的方法。古语说：“能够实行的人未必能够言说，能够言说的人未必能够实行。” 孙子算计庞涓，明智极了；然而他不能及早挽救自己遭受刑罚的祸患。吴起劝说武侯，认为地势险要不如德政；但他在楚国实行时，却刻薄暴虐、缺少恩惠，最终丧失了生命。可悲啊！伍子胥 怨恨和毒害对于人来说太厉害了啊！即使是君王，也不能把这种怨毒施加于臣下，何况同列之人呢？当初假使伍子胥跟随伍奢一起死去，和蝼蚁有什么区别！他舍弃小节，洗雪大耻，名声流传后世。可悲啊！当子胥在江边陷于困窘、沿路乞食时，他的志向难道有片刻忘记郢都吗？所以他隐忍以成就功名，不是刚烈的大丈夫，谁能做到这样呢？假如白公没有自立为君，他的功劳和谋略也会多得说不尽吧！商君

译商君天生就是刻薄待人的人。考察他想用帝王之术求见孝公，凭借浮夸的言论来牵制对方，这并不是他的本性。况且他依靠宠臣才得到引荐，得到任用后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卬，又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都足以说明商君缺少恩惠。我曾读商君的《开塞》《耕战》两篇文章，和他本人的行事很相似；他最终在秦国得到恶名，也是有原因的。苏秦 苏秦兄弟三人，都游说诸侯来显扬名声。他们的谋术长于权变，但苏秦被反间而死，天下人共同嘲笑他，于是忌讳学习他的谋术。然而世人谈论苏秦时，往往把不同时代的事情混杂在一起，凡是有相似之处的，都附会到苏秦身上。苏秦出身闾巷，联合六国实行合纵，这说明他的智慧确实超过常人，所以我列举他的事迹，按时间顺序编次，不让他独自蒙受恶名。张仪 三晋有很多善于权变的人，谈论合纵连横、使秦国强盛的人，大多是三晋人。张仪的行为比苏秦更厉害，但世人厌恶苏秦，是因为苏秦先死，而张仪极力揭露他的短处，以维护自己的说法，成就连横之道。总的说来，这两个人真是倾覆危乱的人啊！穰侯 穰侯是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向东扩张土地、削弱诸侯，曾经向天下称帝，天下人都向西叩首，这些都是穰侯的功劳。等到他的尊贵达到极点、财富过于充盈，只因一个人进言，便身受挫折、权势被夺，最后忧郁而死；何况那些寄居异国的臣子呢？白起、王翦 俗语说：“尺有它的短处，寸有它的长处。”白起能够估量敌情、适应变化，出奇制胜，声威震动天下；然而他不能在应侯那里挽救自己的祸患。王翦做秦国将领，灭掉六国。当时王翦是宿将，始皇把他当作老师，却不能辅佐秦国建立德政、巩固根本，只求苟合取容，以至于终身受辱。等到他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他们各自都有短处。孟尝君 我曾经过薛地，那里乡里的风俗大多是强暴豪横的子弟，与邹、鲁很不相同。我问其中的原因，人们说：“孟尝君招来天下任侠和奸邪之人住进薛地，大概已有六万多家。”世上流传孟尝君喜好养客、以此自得，他的名声并非虚传。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风度翩翩，是浊世中的佳公子。然而他没有见识大局。俗话说：“利益会使人头脑昏昧。”平原君贪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陷入长平之战，损失军队四十多万人，邯郸几乎灭亡。虞卿能够推测事情、揣度人情，为赵国谋划策略，是多么精巧啊！等到他不忍舍弃魏齐，最终困居在大梁。平庸的人尚且知道这样做不行，何况贤人呢？然而，如果虞卿不是困顿忧愁，也不能著书来使自己在后世显名。信陵君 我经过大梁的废墟，寻访并询问人们所说的夷门。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的公子也有喜爱士人的，但信陵君接纳隐居山林的人，不以降低身份结交他们为羞耻，是有其道理的。他的声名冠绝诸侯，并非虚传。汉高祖每次经过那里，都命令百姓不断奉祀他。范雎、蔡泽 韩非子说：“袖子长，善于跳舞；钱多，善于经商。”这话确实正确。范雎、蔡泽，是世人所说的只会辩说的人；然而他们游说诸侯，直到头发白了仍没有得到机会，并不是计策拙劣，而是他们所能发挥的说服力太小。等到两人以寄居身份进入秦国，接连取得卿相之位，功业流传天下，固然是因为强弱形势不同。然而士人也有偶然遇合的情况，贤者大多如此。两人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哪里说得尽呢？但如果两人不陷于困厄，又怎么能够受到激发呢？乐毅 当初齐国的蒯通和主父偃读到乐毅答复燕王的书信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哭泣。乐臣公学习黄帝、老子的学说，他最初的老师号称河上丈人，不知其出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在齐国高密、胶西一带授徒，后来成为曹相国的老师。廉颇、蔺相如 知道必死却仍然勇敢，并不是面对死亡困难，而是处在必死的境地仍能行动困难。当蔺相如拿着和氏璧斜视柱子，以及呵斥秦王身边的人时，按当时形势不过是被杀而已；然而有些士人或许会怯懦，不敢发作。相如一鼓起自己的气势，威势震服敌国；退让而尊重廉颇，声名比泰山还重。他处置事情兼具智慧和勇气，可以说两者都有。田单 用兵是以正兵交战，以奇兵取胜。善于用兵的人，出奇制胜没有穷尽。奇兵与正兵相互转化，如同圆环没有起点和终点。开始时像处女，敌人一打开门户就进入；后来像脱逃的兔子，敌人来不及抵抗。这说的不就是田单吗？鲁仲连、邹阳 鲁仲连的主旨虽然不合乎大义，但我赞许他身处平民地位时，胸怀坦荡，任意施展志向，不向诸侯屈服，在当时纵论天下，挫折卿相的权势。邹阳的言辞虽然不够谦逊，但他能够比物连类，其中有足以令人悲哀之处，也可以说是刚直不屈。因此我把他们附在列传中。屈原、贾生 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屈原的志向感到悲痛；到长沙去，观看屈原自己投身的深渊，没有一次不流泪，仿佛看见了他的为人。等到读到贾生凭吊屈原的文章，又奇怪屈原凭借那样的才华，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却自己使处境如此。读《鵩鸟赋》，便把生死同等看待，轻视离开和留任，也顿时感到心胸开朗，却又若有所失。刺客 世人谈论荆轲，说到他接受太子丹的使命，便说天上下粟、马生犄角，这实在太过分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这也不对。当初公孙季功、董生曾与夏无且交游，详细知道这件事，夏无且亲自把它告诉了我。像这样，从曹沫到荆轲共五个人，他们的义举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他们的立意都很清楚，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名声流传后世，难道是虚妄的吗？李斯 李斯从民间出身，游历诸侯，进入秦国任职，乘秦国的危隙来辅佐始皇，最终成就了帝业。李斯位列三公，可以说受到极高的尊崇和任用。他知道六艺的宗旨，却不致力于阐明政事来弥补君主的缺失；倚仗爵禄的权势，阿谀顺从、苟且求合，施行严威酷刑，听信赵高的邪说，废黜嫡长子而立庶子。诸侯已经反叛，李斯才想进谏争辩，不是太晚了吗？世人都认为李斯极其忠诚，所以遭受五刑而死；考察他的根本，原来与世俗的议论不同，否则李斯的功劳将可以同周公、召公并列了。蒙恬 我到北方边地去，从直道返回，沿途看到蒙恬为秦国修筑长城、亭障，铲平山岭、填塞山谷，修通直道，确实轻视百姓的劳力。秦国刚刚灭掉诸侯时，天下人心还没有安定，受伤困苦的人还没有痊愈；蒙恬作为名将，不在这个时候极力进谏，救济百姓的急难，抚养老人、保存孤儿，致力于修养百姓的和睦，反而迎合秦始皇的意旨来兴办功业，他和他的兄弟遭到诛杀，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什么竟然要归罪于地脉呢？张耳、陈余

译张耳、陈余，是世代传说中所称道的贤者；他们的宾客和仆役，没有一个不是天下的俊杰，他们所居之国，无不有人取得卿相之位。然而张耳、陈余当初贫困时，彼此相互信任，甚至愿意以死相交，哪里还需要询问呢？等到占据国家、争夺权势，最终彼此毁灭。为什么先前相互仰慕任用时那么真诚，后来却相互背叛得如此狠毒？难道不是因为利益吗？他们的名誉虽然很高，宾客虽然很多，但他们所走的道路，大概与太伯、延陵季子不同了。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虽然出身微贱，但已经席卷千里土地，面向南方称王，踏着鲜血乘胜而进，声名日益显著。他们怀有反叛的意图，等到失败时却没有战死，反而被俘囚禁，自己遭受刑戮，这是为什么呢？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尚且以这种行为为羞耻，何况王者呢？他们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才智谋略超过常人，唯独忧虑没有容身之处。一旦得到掌握微小权柄的机会，便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即使被幽禁也不推辞。黥布 英布的先祖，难道是《春秋》中所见楚国灭掉的英、六两国以及皋陶的后代吗？他本人遭受刑法，为什么崛起得这样迅速猛烈啊！项氏坑杀的人数以千万计，而英布曾经是其中最先施行暴虐的人；他因功劳冠绝诸侯，凭此得以称王，却也不能保全自身，成为世人最大的耻辱。他的祸患兴起，是由于宠爱的姬妾滋长嫉妒而造成，最终因此灭国。淮阴侯 我到淮阴去，淮阴人对我说：韩信还是平民时，志向就与众不同。他的母亲死了，家贫没有钱安葬，但他却选择高敞的墓地，使墓旁可以安置一万户人家。我看了他母亲的坟墓，确实如此。假如韩信学习道术和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么就差不多了吧？凭他对汉家的功勋，可以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的人相比，后世应当享受祭祀。他不努力走这条路，反而在天下已经安定后谋划反叛，致使宗族被夷灭，不也是应该的吗？韩王信、卢绾 韩信、卢绾并不是世代积累德行、累积善行的人，只是侥幸利用一时的权变，凭借欺诈和武力取得成功；又遇到汉朝刚刚平定天下，所以得以分封土地，面向南方称王。他们在内部受到强大势力的猜疑，在外部依靠蛮夷作为援助，因此日益疏远而感到危惧，事情困窘、智谋穷尽，最终投奔匈奴，难道不可悲吗？陈豨是梁地人，年轻时屡次称道仰慕魏公子，并且仿效守边将军招纳宾客、礼贤下士，名声超过实际。周昌怀疑他，认为他的缺点逐渐显露；他害怕灾祸牵连自身，听信邪人的进言，于是陷入无道之境。唉，真可悲啊！谋略一旦产生，谁能料定它在人身上的成败呢？这里面的道理深远啊。田儋 蒯通的计谋使齐国陷入混乱并使齐王骄横，实在太厉害了，淮阴侯最终也因此灭亡。这两个人中，蒯通善于作长短纵横之说，评论战国的权变，写成八十一篇。蒯通善于游说，齐国人安期生也同样如此。安期生曾经向项羽求仕，项羽却不能采用他的策略。后来项羽想封赏这两个人，两人始终不肯接受，逃走了。田横的高尚节操，使宾客仰慕他的义气而跟随他。田横死去，难道不是极其贤德吗？我因此把他列在这里。没有不善于谋划的人，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描画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樊哙、郦商、滕公、灌婴 我到丰、沛去，询问当地遗老，观看过去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家宅，以及他们平日的情形，真是不同寻常啊！听说他们当初击鼓操刀、屠狗、贩卖丝织品时，哪里会知道自己能够依附骏马的尾巴，名垂汉朝，德泽流传给子孙呢？我和他广泛交谈时说：“高祖功臣兴起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刘敬、叔孙通 俗话说：“价值千金的狐裘，不是只用一只狐狸腋下的皮制成的；高台楼榭的椽子，不是只用一棵树的枝条制成的；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不是靠一个士人的智慧造成的。”这话确实正确！高祖从微贱之中兴起，平定天下，谋划计策、使用兵力，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然而刘敬从拉车的役夫中脱身，只用一次进说便为汉高祖谋划万世的安定，智慧难道可以归于一个人吗？叔孙通迎合时代、考虑事务，制定礼仪，安排进退，随时势变化，最终成为汉家的儒学宗师。最正直的人仿佛有所屈曲，正道本来就迂回曲折，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季布、栾布 凭项羽那样的气概，季布又以勇敢在楚国显名。他多次统率军队，夺取敌旗也有好几次，可以称为壮士。然而他遭受刑戮，做了别人的奴仆却没有自杀，为什么这样低下呢？他一定是自负才能，所以即使受辱也不以为羞耻，想要在将来发挥尚未充分施展的才能。因此最终成为汉朝的名将。贤者确实看重自己的生命。那些婢妾和卑贱之人，因一时感慨而自杀，并不是能够勇敢，而是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计策了。栾布为彭越哭泣，面对汤镬像回家一样从容，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把死亡看得过重；即使古代的烈士，又怎么能超过他呢？袁盎、晁错 袁盎虽然不喜欢学习，却也善于附会，仁爱之心是他的根本，援引义理，情绪激昂。他遇到孝文帝刚刚即位，资质和机遇恰好适应时代，时常随着形势而改变。到了吴、楚七国叛乱时，他提出的计策虽然被采纳，却最终没有实现。他喜好声名而自夸贤能，终于因名声而失败。晁错任家令时，多次进言论事而不被采用，后来擅自掌权，大量变更制度。诸侯发动叛乱时，他不急于匡救国家，却想报私仇，反而因此丧命。俗话说：“变乱古制、扰乱常法，不死就会灭亡。”难道说的就是晁错等人吗？张释之、冯唐 张季的言论，像长者一样，守法而不迎合；冯公关于将帅的议论，很有意味，真是很有意味啊！俗话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这两位先生所称道诵说的人，可以放在朝廷中作为典范。《尚书》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平坦；不党不偏，王道便利通达。”张季、冯公接近这种境界了。吴王濞 吴王刘濞能够称王，是由于他的父亲宽容省察。刘濞减轻赋税，使百姓能够专擅山海资源的利益。叛乱的萌芽，是从他的儿子因争夺博弈技艺而发难开始的，最终毁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亲近越国而图谋宗室，最终因此被夷灭。晁错为国家作长远考虑，灾祸却临近自身。袁盎用权变之说进言，起初受宠，后来受辱。所以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山海资源不拿来封赏，也不要亲近夷狄而疏远自己的宗族。大概说的就是吴国吧？不要成为权势争斗的首倡者，反而招来自己的灾祸。难道说的就是袁盎、晁错吗？魏其侯、武安侯 魏其侯、武安侯，都因为外戚身份而受到尊重。灌夫借一时的机会，参与决策而声名显赫。魏其侯的崛起，是在吴、楚叛乱之时；武安侯的显贵，则在汉景帝、汉武帝交替之际。然而魏其侯确实不了解时势变化，灌夫没有谋略而且傲慢无礼。两人互相扶助，于是造成祸乱。武安侯倚仗尊贵而喜好权势，借酒席上的小事责备怨恨，陷害那两位贤人。唉，真可悲啊！把怒气迁及他人，生命也不能长久。百姓不拥护他，最终遭受恶言。唉，真可悲啊！祸患的来源就在这里了。李将军 《论语》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百姓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百姓也不会服从。”说的就是李将军吧。我看到李将军恭敬谨慎，像一个普通人，口头上不能善于言辞。到他死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竭尽哀痛。他那忠实诚信的内心，确实取信于士大夫。谚语说：“桃树李树不说话，树下自然形成小路。”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匈奴

译孔子撰写《春秋》，在鲁隐公、鲁桓公时期说得明白，到鲁定公、鲁哀公时期便说得隐微，是因为要切合当时的政治现实，不能写出赞誉和忌讳之类的言辞。世俗谈论匈奴的人，担心只取得一时的权势，便竭力谄媚，采纳他们的主张，以迎合片面的意见，而不综合考察彼此。将帅倚仗中原土地广大，意气激励君主，便据此作出决策，所以建立的功业不深。尧虽然贤明，兴办事业也不能完成。得到禹之后九州才安定，并且想要兴盛圣人的传统，难道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吗？难道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吗？卫将军、骠骑将军 苏建对我说：“我曾责备大将军地位极尊、权势极重，却天下贤能的大夫没有一个称道他。我希望将军看看古代名将所招纳的人，选择贤者，勉励自己吧！”大将军谢绝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以来，天子曾经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亲近士大夫，招纳贤人、排斥不肖者，是君主的权柄。臣下只需奉行法令、恪守职分罢了，何必参与招纳士人呢？”骠骑将军也持有这种意思，他作为将领就是这样。南越 尉佗能够称王，本来是由于任嚣。恰逢汉朝刚刚平定天下，尉佗被列为诸侯。隆虑侯因湿热疫病离去，尉佗便更加骄横。瓯、骆两地相互攻伐，南越动摇。汉军逼近边境，婴齐入朝。后来南越亡国，祸根来自樛女、吕嘉那一点私忠，使尉佗没有后继之人。楼船将军从欲懈怠骄傲而迷失，伏波将军在困穷中，智虑反而更加增长。于是把祸患转化为福分，成败的转变，就像绳墨一样曲直分明。司马相如 《春秋》推求显露的事而达到隐微的意义，《易》则以隐微的道理为根本而显明它。《大雅》谈王公大人，却把德行建立在百姓身上；《小雅》讥刺小事和个人得失，但其流弊也涉及上层。因此言辞虽然表面不同，合乎德义这一点却相同。司马相如虽然有许多浮夸的辞藻和泛滥的言说，但归根结底是引导人们节俭，这同《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扬雄认为那是华丽的赋，劝善只有百分之一，而放纵声色的内容有百分之九十九；这就像放纵郑、卫之声，曲子结束时才演奏雅乐，难道不是已经有所损害了吗？我选取其中可以议论的言语，写在这一篇中。淮南王、衡山王 《诗经》所说的“抵御戎狄，惩治荆国、舒国”，确实如此！淮南王、衡山王亲身是骨肉兄弟，拥有千里疆土，被列为诸侯，却不致力于遵守藩臣的职责来辅佐天子，反而专门挟持邪僻的计谋发动叛逆，以至父子两代都两次亡国，各自不能保全终身，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不只是王自身的过错，也是由于当地风俗浅薄，臣下逐渐受到影响而造成的。荆楚之地的人轻捷勇猛而强悍，喜好作乱，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汲黯、郑当时 像汲黯、郑当时这样的贤人，有权势时宾客增加十倍，没有权势时便不是这样，何况普通人呢？下邽的翟公说过：“起初翟公担任廷尉时，宾客挤满门庭；等到被罢免，门外就可以张设捕雀的罗网。翟公后来又担任廷尉，宾客想要前往，他便在门上大大写道：‘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生了，才知道交情；一个人贫穷，一个人富贵，才知道交往的态度；一个人尊贵，一个人卑贱，交情才显现出来。’”汲黯、郑当时也是如此，真可悲啊！酷吏 郅都、杜周等十人，都是凭借残酷暴烈而闻名。然而郅都刚强正直，辨明是非，争论天下的大体；张汤凭借通晓阴阳，君主与他共同掌握政治进退，他时常辨析事情的适当与不适当，国家依赖他的便利；赵禹当时依据法律、坚持正道；杜周则一味逢迎，把少说话看作重要。自张汤死后，法网更加严密，诋毁严酷，官府事务逐渐因而耗损废弛。九卿庸庸碌碌地奉行职务，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讨论法度之外的事情呢？然而这十人中，廉洁的足以作为表率，污浊的足以作为警戒。他们谋划方略、教导百姓、禁止奸邪，总的说来也都文质相称，兼有文治武功。虽然残酷暴烈，但也算符合他们的职位。至于蜀郡太守冯当暴虐挫辱人，广汉郡李贞擅自把人肢解，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子，天水郡骆璧推搡削减刑罚，河东郡褚广任意杀人，京兆尹无忌，冯翊殷周像蝮蛇猛禽一样凶狠，水衡都尉阎奉用木杖击打并卖官请托，这些人哪里值得数说呢？哪里值得数说呢？大宛 《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是太阳和月亮相互避开、隐没而产生光明的地方。山上有醴泉和瑶池。如今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以后，也曾探寻黄河源头，哪里看见过《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说九州有九条大河，《尚书》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至于《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各种怪物，我不敢谈论。游侠 我看郭解的相貌不过是中等人的水平，他的言语也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然而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之人，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仰慕他的声名。谈论侠客的人，都引用他来作为自己的名号。谚语说：“人的相貌和荣耀的名声，难道有穷尽吗？”唉！真可惜啊。《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八十六 （明）贺复征编 ○史论五 汉高帝【汉班固本卷同】赞说：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蔡墨说，陶唐氏衰微以后，其后代有刘累，学习驯养龙，侍奉孔甲；范氏就是他的后代。大夫范宣子也说：我们的祖先在虞以前属于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在商代是豕韦氏，在周代是唐杜氏；晋国主持夏王朝诸侯盟会后，才成为范氏。范氏担任晋国士师时，鲁文公一代有人逃奔秦国，后来又归附晋国，留下来的人成为刘氏。刘向说：战国时期的刘氏，秦国从魏国取得它，秦国灭魏后，又把它迁到大梁，后来定居于丰。因此周市游说雍齿说：“丰本来就是从大梁迁来的地方。”所以颂扬高祖说：汉帝的本系出自唐帝，降至周代，在秦代成为刘氏，经过魏地向东迁徙，最终成为丰公。丰公大概就是太上皇的父亲，他迁到丰的时间还不久，坟墓在丰，遗迹很少。高祖即位后，设置掌管祠祀的官员，其中有秦、晋、梁、荆地的巫祝，世代祭祀天地，并把这些祭祀连缀在一起，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由此推论，汉朝承继尧的天命，德运福祚已经兴盛；斩蛇而显现符瑞，旗帜崇尚赤色，符合火德，这是自然的应验，汉朝已经取得上天的正统了。汉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和御用物品没有增加；有不便利百姓的，便立即废止，以便利民众。他曾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要花一百金。皇帝说：“一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承受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还担心辱没先帝，为什么还要修台呢？”他自己穿粗绨衣服，宠爱的慎夫人穿衣不拖地，帷帐没有刺绣，以此向天下表示敦厚朴素，作天下的先导。修建霸陵时，全部使用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依着山势修建，不另起高大的坟丘。南越尉佗自立为帝，皇帝召来尉佗的兄弟，用恩德怀柔他，尉佗于是称臣。与匈奴缔结和亲后，匈奴却背约入侵，皇帝命令边防守军不要出兵深入，担心烦扰百姓。吴王假称有病不来朝见，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群臣袁盎等人的劝谏虽然恳切，皇帝常常宽容地接受并采用。张武等人收受金钱贿赂，事情被察觉后，皇帝反而更加赏赐他们，以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皇帝专心致力于用德教化百姓，因此天下富足，兴起礼义；判决的案件只有几百起，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的境地。唉，真是仁德啊！汉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