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二十二

译如今皇上承受天命，光复宝位，改元之春恰逢会试之期，天下士人拿着荐书前来，大约有三千多人。礼部左侍郎臣干等以考试官的身份请示，皇上命臣瑄、臣原前往主持此事。同考官有臣溥、臣贤、臣泰、臣正、臣珌、臣恂、臣世资、臣节、臣淳、臣镛。监试御史臣烈、臣鉴以及各位办事人员，没有不早晚恭敬奉行职事的。共举行三场考试，取得文章合乎格式的若干人，又选择其中文章尤其精粹的汇编成录。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得到贤才更重要的；培养士人，必定要以正学为根本，而正学不过是恢复人本有的性罢了。性情恢复以后，便能明白根本而适用于事务，大则承担经国济世的责任，小则整治各部门的事务，到哪里不能处理得恰当呢？所以三代大小学校和培养士人的方法，都以复性为根本；它们获得贤才、实现治理的成效，是可以考察的。汉、唐以来，正学的传统渐微，培养士人不以复性为本，人们往往沉溺于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根本没有明白，作用也不周全；即使偶有杰出的才能，也不过随着所学去求取功名罢了，与三代的贤才相比又如何呢？到了宋代道学诸君子出现，他们论述培养士人的方法，才都以复性为根本。虽然这些主张当时不能全部实行，却确实是在等待盛世。伟大的上天眷顾大明，列代圣君相继，大力兴建学校，慎重选择师儒；培养士人的方法，必定以三代和孔、孟、程、朱关于复性的学说为根本。因此九十多年间，天下内外文教兴盛，士人的习气纯正，全都出于天理民彝的正道；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被刮除磨灭，不再有前代的陋习。虽然说科举以文章取士，但文章必须根植于义理，能够阐明性体性用的人，才开始列入选拔，不是那些没有根本、只会辞章的人所能相比的。因此获得贤才、实现治理的功效，足以追踪上古的盛况。如今诸位士子承受朝廷正学教养的恩德，既然凭借有根本的文章列入选拔，眼看就要在大廷面见皇上，更应当以明体适用自我勉励，随着才能被任用，以忠于国家、爱护百姓，辅助皇明重熙累洽的太平之治直到无穷，使正学得贤的功效前有光辉、后有流传，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山东乡试录》序【王守仁】山东是古代齐、鲁、宋、卫的地域，也是我们夫子的故乡。我曾读《孔子家语》，他的门下高等弟子大多出自齐、鲁、宋、卫之间，所以本来就希望到那里去一次，看看那里的山川是否灵秀奇特，那里一定会有像古人一样的人出生，只是我无从找到他们。今年是弘治甲子年，天下正逢大比之年，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等带着礼物和财币前来邀请，任命我为考试官。按照旧例，主持考试、校阅的人只以选得人才为务，起初并不以职任限制；但近三四十年来，开始都只用学官，于是逐渐变成只求符合名额、取足人数，考试之事归给外帘，糊名易书的意义也渐渐削弱。近来进言者认为这样不便，大臣把意见上奏，天子说“对”，于是恢复旧例。这样，聘请考试官、校阅试卷，全都按照开国初年的旧制，而我得以作为部属来到这里主持考试。虽然我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难道不应当为这样的际遇庆幸吗？何况这是夫子的故乡，本来就是我平日希望去一次的地方，如今又能尽览所谓贤士的文章并加以考校，难道不是平生的大幸吗？不过，我私下又有很大的恐惧。把重任交给考试校阅人员，是为了求取人才；求取人才而内心不能尽职，就是不忠。内心已经尽职，却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人才，这是不明察。不忠的责任，我只知道尽我的心力去承担；不明察的罪过，我最终又能怎么办呢？从前孔子在世时，登门求学的弟子曾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多人。其中最为卓越显著的，德行和言语方面有颜回、闵子骞、宰予、子贡一类，政事和文学方面有子路、冉求、子游、子夏一类。如今所取的士人，最初由提学副使陈某选拔，大约三千多人，得到一千四百人；后来再加考试，得到七十五人。唉！这三千多人，难道都是夫子乡里的后辈、曾经得以游学于孔门的人吗？这七十五人，难道都是亲身通晓六艺的人吗？如今的山东仍然是古代的山东，即使今天不如古代，难道就没有一两个人像从前的贤者吗？如果这类人没有被选中，难道不是主持考试的人不明察的罪过吗？不过，我也愿意对诸位士人说几句话。有这样的人而没有选取，确实是主持考试者不明察的罪过。主持考试者按照这个标准寻找、按照这个标准选取；但诸位士人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符合他们的要求、对得起他们的选取，那也是诸位士人的耻辱。不过，我哪里敢说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呢？孔子曾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取得这种德行的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这样。”作为夫子的乡人，假如还不能像古人那样，却又不以不如古人为耻，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勉励自己，那就是自暴自弃，名叫不肖。不肖与不明察相比，相差又有多远呢？这样说来，主持考试者和诸位士人，也同样各有责任。唉，主持考试者的责任，从今以后不能没有恐惧，也不可以有所放任。至于诸位士人的责任，能力不足还可以自我勉励，却又要担心他们或许以此自我限制。诸位士人难道不应当说：“我们要努力啊！”不要让主持考试者最终不能摆脱不明察的责任，这样才不会对不起这次考试，也不会对不起夫子的乡人。这次考试，某某等人与我共同主持校阅；御史陆偁实际负责监临，某某负责提调，某某负责监试，某某某又在外面参与辅佐、防范，大家都有劳绩，不能不记载。其余各位办事人员，已经完整列在录中。《云南乡试录》序【杨慎】

译圣天子继承大历服的第十九年，正是闰年之序，进入庚子蔀的开端。适逢三物宾兴之典，云南巡按御史某传达甲令、严明法令，修整试院，整饬文轨学业。于是整顿旧制，务求不违背一贯的规矩。又由布政司某司调遣，按察司某司监督，各郡大夫以及分郡大夫、县里的郎官和下级官吏，都谨慎选择、精心遴选，分明职掌，各自恭敬办事。学官某等若干人接受聘请到达，没有不共同尽职的。云南全境的学校共有四十二所，入选的士子有二千多人，都是提学副使某亲自选拔的。先是在长夏回星之时，雨水淋漓，清酒般的水声充盈；到了初秋商律相应，开启云气而升起阳光。于是甲子日封闭考院，御史某对众人说：“发誓公正，发誓谨慎。”于是违背这两项誓言的人，早晨要像太阳一样明察，夜晚要像烛火一样照临。接着依次唱名，考问诸位士子。戊辰日考第一场，辛未日考第二场，甲戌日考第三场。题目由考官翻检简册、命题，试卷则分经分别阅览。负责内帘考试的公正人员，把试卷严密封锁，战战兢兢、谨慎小心。负责外帘调度和监督的公正人员，分掌职务，忙碌而有条理，端庄而严整。御史又亲自监临内外、统摄全局，谨慎恭敬而有条不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从试卷中选出合格的四十人，刻印文章中优秀的二十篇，作为云南庚子科乡试录献上。我不自量力地充任编校之职，拜手扬言说：大道散开以后有六经，六经散开以后有诸子。诸子的得失是非，要以六经裁定；六经的删订修正，要以圣人的道为准绳。三代以前，道体现在事业之中，并流衍到文章里；三代以后，道寄寓在文章里，却不能完全落实在事业中。因此乡举里选，是选取人的实际事业；敷奏明扬，是选取人的文章。两汉以经术、对策取士，六朝以品评荐举、辞采华美来鉴别人材。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始有科举；唐代最为兴盛，宋代又增添光彩，而它获得人才的功效，远非三代可比。我太祖高皇帝重视并奖励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重新建立人道的极则，扫除元末的昏暗闭塞，恢复三代的纯厚坚固，使敦厚朴实一天比一天、一月比一月、一星比一星、一辰比一辰，使伦常和文章都得到发展；君道、师道同时兴盛，仁德圣治的事业就完备了。我曾恭敬阅读科举诏令：解释《易》采用程子的传，采用朱子的本义；《书》遵从夏氏、蔡氏两家的传；《诗》采纳汉代笺注和集传；《春秋》以三传为本兼采胡氏；《礼记》则由古注疏和陈澔《集说》裁定，这些都是皇上的深思，参取诸儒之说而成；即使孔子、孟子重生，也不会有不同意见。我又曾看过先正所定首科的题辞：第一场在于通晓经书、明白义理；第二场在于通晓古代、辞采丰富；末场在于通晓当今、懂得事务。上面的涵养，如乾卦知晓万物创始；下面的承顺，如坤卦成就万物。《菁莪》《棫朴》的教化，《梓材》培养众士的兴盛，确实是有原因的。丹青经历长久岁月已经变色，神妙的教化也穷尽而发生变化。如今士人的习气怎么样呢？高明的一类凌空而行、超脱尘俗，只听从自己的心意而抛弃古迹，厌恶观察义理的烦琐，贪图居敬的简约，渐渐接近清谈，最终流入禅学。卑下的一类则拾取残篇，背诵贯通零碎文辞，陈陈相因，辞句与内心不相称，纷纷争着抄录，一经询问便张口结舌；这与盲人诵诗、宦官传令有什么不同？一味追求高远的已经如此，卑下沉沦的又如此，比起汉唐诸儒尚且惭愧，更何况三代英才呢？圣祖制定科举的美好用意、选拔贤才的良好规制，难道本来就是要使他们这样吗？如今皇上远法唐尧虞舜，近效圣祖，屡次颁下明诏，锐意革新；文章一定尊崇经书，一定效法古人，一定推崇雅正，一定排斥浮华。《菁莪》的诗、《梓材》的书，重新在今天兴起，收取济济多士，迎接穆穆的贤才，难道不能与古代诸士相媲美吗？接受熏陶、沐浴教化，得到当面提携教诲，这是千年难遇、今日恰逢的机会。何况你们云南，圣祖曾有谕言说：“这里气候厚重、风调和，是君子之道施行的地方。”你们这些士子，生长在这样的乡邦，每个人都承受着圣人的谋训。一个人在自身还有一点长处，三天不见的士人尚且要另眼相看，何况你们已经涵泳教化一百七十年，人才济济，数量达到三五之数，都是通晓六经的士人，更应当努力！今天的云南，已经不是昔日的云南了。努力吧！不要因取得一次科举名次就满足，而要把自己作为三代英才献给国家。我愿借诸位士子的荣耀和灵气，冒昧写下这篇序文，等待后世评定。《顺天府乡试录》序【王维桢】

译今年是乙卯年，顺天府乡试，是我皇上登基以来的第十二科。考试官为谕德臣王维桢、侍讲臣炜，都是奉皇上命令前来。同考试官有进士臣复、臣凑，知县臣孔墀，教谕臣应和、臣枢、臣梅、臣栋、臣大槐、臣成式，都是受聘而来。监试官为御史臣冀、臣俊，都是应请而来。其余各执事人员很多，都是府尹臣耀、府丞臣镗征召来的。臣镗的职责是提调，负责帘内帘外的一切事务，所以先到。各位大臣都到齐后，分别任职，开始办事。我于是将提学御史臣马三才所选的士子，以及各曹六馆所选的士子，进行三场考试，又加以考察选拔，录取才俊一百三十五人。士子录取后，帘内外的各位大臣才相互见面，欣喜地互相庆贺说：“啊，选得好啊！凭此可以报答天子了！”然而臣王维桢反而感到畏惧。如今我亲手登记录取名单来献上，原文此处“之上也色勃勃”疑有脱误，所以上者脸色勃然，双足盘旋不能前进，实在是感到恐惧。我听说，古代士人有才德却没有得到进用，有司之罪不可赦；士人已经进用而才德最终没有得到施展，有司的罪也不可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识人之智。如今人们所看重的树木，是种松柏，其次是种桃李。松柏可以成材，桃李开花使人喜爱，只是所欠缺的是不能承受风雨，但也不能同荆棘相提并论。假如没有想到松柏会变成桃李，桃李又会变成荆棘，拿这种结果去责备种树的人，那么种树的人只能闭口无言，无法回答。他们当初本来确实曾经种下它们。培养人才也类似这种情况，我恐怕也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感到害怕。我是关中人，近来从关中来，渡过孟津，看见有人在河边转运大木，前面呼喊“舆樗”，后面的人都应和，木头轻快地仿佛飞驰。当时，即使有齐地的歌唱、郢地的曲调、吴地的歌声、越地的吟咏，以及激羽流商的乐曲、截云下尘的歌曲，也全都用不上了。我因此感叹，认为浮夸的言辞不切实用，繁丽的文采掩盖了实际，所以这次考察诸生文章，只摘取大意而抛弃雕琢辞藻，大概确实从转运大木这件事中有所领悟。出发后到了燕赵之间，也就是今天的畿内地区。过去燕赵之间还有很多奇伟豪迈、卓异不凡的人，如今这些人虽然已经逝去，他们的声名还留存。我于是停步在边境上徘徊了很久；即使这些人不完全符合先王之道，但他们能够效忠尽节、不顾自身，尽心为公而不徇私情，本来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如今这些诸生能够诵说《诗》《书》、称引先王，每个人都做得到；假使让他们任事，而他们奇伟豪迈的气概也像过去那些人一样，那会怎样呢？我仍然希望诸生能够仰慕他们。如今国家建都于燕，四方前来奉献礼物、纳贡的使臣接连而至，他们所带来的各种鸟兽角羽以及百般珍奇异物，都是御府中多余的物品。常山在它的右边，辽海在它的左边，地势险要坚固，这是造物者设置来作为藩篱屏障的，也是国家所拥有的。然而真正可贵的，唯有有节操之士的骨干和忠义之人的胸怀。将来诸生如果确实养成了节士的骨干，怀有忠义之心，那么我将望着你们的风采下拜；我拜的不是诸生，而是拜节士和忠义之人。我身列交戟守卫之内已经很久，私下看见陛下的神明睿智是上天所授的。即使在一天之内，国家的大议有多少？大事有多少？然而事情都能预先明白，议论都能当机立断。各司上奏疏而得到批复后，都抱着奏疏吐着舌头，认为自己已经来不及了。如今这些诸生，不过是拘守章句的儒生，哪里能够奉命奔走办事呢？但我私下认为，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所求取的范围很广，所取用的只是其中细微之处。若是这样，我才敢把诸生进荐上去，只是最终仍担心他们在奔走办事方面或许落后。按照旧例，士子录取后，顺天府设宴招待诸生，各位执事也都在场。我将要带着前面所说的话，前往宴会场所，逐一向诸生讲明，并且借此劝勉他们。在此之前，我先拜访各位同事说：“劝勉的话，难道这样就算完了吗？”于是回答我的人说：“各位执事也曾听说乡里的父亲为儿子举行醮礼吗？乡父在宾客的位置为儿子举行醮礼，为他准备三次加冠，戒诫之词也已经完备了。宾客说：‘还可以再加些什么吗？’乡父说：‘没有什么可以再加的了。从前我父亲为我举行醮礼，本来就到此为止。如今我劝勉诸生的话，本来就是我过去从前辈先生那里所接受的。’录取名单将要献上，臣本应作序，引出它的端绪，所以谨慎地把始末如此写下。《武举录》后序【王维桢】

译今年是庚戌年，天下把武士贡举到京师。九月本来正当会试，适逢兵警到来，有司奉天子命令暂且停止考试而准备军务。不久敌军向北逃走，十月有司又请求恢复考试，于是举行考试。臣王维桢蒙混与臣瓒共同主持此事，事情办完，也应当作一篇序。序文说：我自从在史局任职，能够阅览、考察秘书典籍，搜寻往事，看到近来的事情，便深深感叹国士难得。从前我成祖在燕地建都时，敌众撤帐北逃，远隔数千里，仍然认为是心腹大患，发兵追击到底，直到向南望见斗杓才回军。当时士大夫把为国牺牲视为荣耀，把保全自身视为耻辱，勇猛的气概和英武的声名震动异域。正统初年，敌军再次入侵，幸亏有二三位骁勇将领挺身出战，敌军受创逃走，最终不敢再来。延续多年到了弘治、正德几十年间，即使有烽火，也像惊雷闪电、狂风暴雨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士大夫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于是左手拿兵器，右手拿文墨，随着时势安逸嬉游，每天都有多余的快乐，这才把自身看得重了。皇上神武显赫，与成祖相同；自嘉靖以来，敌人何曾敢窥伺关南？近来因为边境的侦察稍有松懈，敌人突然拥入，又突然逃窜而去。那些手持大钺登坛领兵的人，难道少吗？最终却没有人能够摧毁敌军的战车、鞭打敌人的背部，这就确实说明为国牺牲很难。我在聚集试卷、品评士子的时候，便仰天祈祷说：“哪里才能得到为国牺牲的士人并把他们收取进来呢？”实在为此叹息。保全自身和为国牺牲，不能相提并论。士人不能免于陷入前一种情形，为什么呢？士人有三种败退：不懂得地形便利而同敌人相逼，这是败退；耳边听到金鼓之声，却不能审察利害，这是败退；骑射技艺拙劣，也是败退。这样一来，保全自身的士人就多，而为国牺牲的士人就少了。因此我按照旧有法令，特别注重射技：射中多而文章不相称的，就收取；文章好而能陈述地形利便、指出利害、射箭又准确的，就赶快收取。总之是希望为国牺牲的士人出现，不至于同那些奔逃保身的人一样。臣对于世人，譬如人的手。手向上可以保护头，向下可以保护脚，镆铘剑传到全身，手便会搏击抵御它。臣怎么能独自保全自己呢？所以即使壁垒布满郊野，烽火相互照耀，我也不认为可怕的是强邻劲敌，不认为忧虑的是每天整顿兵马、谋划南向；我真正害怕和忧虑的，只有不能得到抵御国家的士人奋勇争先，俘获敌方名王，擒拿贵人，把他们接连押送到宫阙之下。如果这次收取的人中有这样的人，哪里只是国家社稷有所倚赖，也将是我的大幸。我私下看见皇上特别关注边疆，想着得到勇猛之士来寄托边防重任，没有一天不放在心上。我如今收取了若干人。剑砍断东西，才能知道它是否锋利；士人交给事务驱使，才能知道他是否贤能。如果稍加任用，就可以辨别出来。如今有个在市场上卖珍珠的人，把匣子装饰得很华美，里面却没有珍珠。买卖人以为匣子美丽，买回去打开一看，便唉声叹息。我担心这些人也会同这种情况相似，只希望任用他们，只希望任用他们。《会试录》序【高拱】

译我皇上统御天下、建立法度，君临照临九州，像日月一样光明，没有遥远之处不能照彻。恩泽如雨露，遍及万类；威势如雷霆，震动照耀，无不震慑伏服。到如今已经四十四年，道德教化洋溢，在光照天下的地方，直到海边，天下百姓、万国贤士，都深切怀有成为皇帝臣子的愿望。乙丑年，又到了会试天下士子的时期。届期礼部尚书臣李春芳、侍郎臣秦鸣雷、臣高仪以考试官身份请示，皇上命臣高拱和侍读学士臣正蒙主持此事。臣当时总校大典，于是停下馆中事务，向陛下辞行前往。臣伏自思量，自己的经术浅薄，品行才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却多次蒙受拔擢，超越常格，到了今天。臣受皇上的恩典极其广大深厚，超过了自己的身份本分，想要竭力报答，却没有办法。如今承受空缺，蒙受校阅试卷的命令，既害怕不能胜任，又私下高兴说：或许可以借此谋求万分之一的报答了。我怎么敢不竭尽精力、万分谨慎，思考可以用来效力的办法呢？进入考场后，我便告诫众人说：这次考试，是为了寻求贤才。如今如果把贤才进荐上去，后来或许还不知道结果；如果反而把不肖之人进荐上去，后来将如何交代？所以替人代考的要受罚，夹带册籍的要受罚，聚众串通的要受罚。这都是我圣明天子的明白命令，各位执事应当敬慎执行，不得有丝毫不核查，使我们校阅文章的人没有依据。进入帘内后，我又告诫众人说：这次考试考的是言论，是为了察看其中所存的见识。如果言论虽好而内在见识是否存在还不知道；如果言论本身就不好，那将如何交代？所以浮夸的文章黜退，险僻的文章黜退，铺陈蔓延而不切实的文章黜退。这同样是我圣明天子的明白命令，各位执事应当敬慎执行，不要固守旧见，使淫靡的言辞有机会被录取。于是许多士子参加了三场考试，共四千六百多人；遵照皇上的裁断，取中式者四百人，把他们的姓名和文章醇厚纯正的编成录，献给皇上。我于是告诫诸位士子说：唉！诸位士子出仕侍奉君主，从今天开始。你们知道应该怎样侍奉君主吗？君主尊贵如天，君臣之间地位相距极其遥远，可是做官的人往往只知道义而不知道恩，不知道天子至尊且高远。有人说：只有上天是万物的父母，恩德就是这样。所以上天不可欺骗，报答根本之恩不可停止。君主确实至尊而又高远，然而生养万物如同上天；何况又因为你们有才而提拔你们，授予你们爵禄，那么恩德就尤其深厚了。难道可以不知道恩吗？难道可以不思考报答的方法吗？可以欺骗吗？所以说，臣下侍奉君主必须忠诚，实在不能不忠诚。不过，你们知道什么叫忠吗？所谓忠，就是内心竭尽自身；无论远近、彼此、隐显，都纯一无杂。因此，事情有利于公家，也有利于私人的时候，便随之尽心，这不叫忠，因为事情在公家，心却在私人。事情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私人，却仍然尽心去做，这不是纯正之臣做不到。事情既有实际功效，也有名声，便随之尽心，这不叫忠，因为事情在实际功效，心却在名声。有实际功效而没有名声，却仍然尽心去做，这不是纯正之臣做不到。君主能够知道、能够看见的事情，便随之尽心，这不叫忠，因为事情在君主的知见，心却在被君主知道和看见。有些事情君主不知道、看不见，却仍然尽心去做，这不是纯正之臣做不到。我曾看见人治理家庭，不只是有才能的人，即使普通人也没有不做得好的。即使不幸有做得不好的，追究其结果，也往往有很多做得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心确实用力去求取，所以距离目标不远。至于治理国家的事务，不只是普通人，即使有才能的人也往往做不好；即使幸运地有做得好的，追究其结果，也往往有很多做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竭尽自己的心力。所以说：“不真诚就没有实际成果。”如果确实竭尽心力，那么做一件就成一件，做一百件就成一百件；恭敬就是恭敬，勤劳就是勤劳。如果没有竭尽心力，那么做一百件也没有一件真正成功。即使只是畏惧战栗，也不叫恭敬；即使早晚不停劳作，手脚磨出老茧，也不叫勤劳。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出于他的真心。不是出于真心，谋划就不周密；谋划不周密，就不能符合事情的时机；事情不合时机，却能不败坏的很少，何况能够成功呢？所以说是没有实际成果。所谓没有实际成果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辜负，何况还可以谈报答吗？臣下的道理，绝不能这样。如今这些士子刚刚进用，仍然像尚未污染的泉水、尚未雕琢的璞玉。因此我诚恳地以臣下应有的心志来互相告诫勉励，希望这些话能先进入你们心中，而不要用巧于做官的说法来搪塞。诸位士子姑且听我的话，终身不要改变，或许可以稍微有助于国家任用；对于我谋求报答皇上的心，也可以稍稍得到补偿。如果你们有的听不进去，有的虽然听了却不能坚持到底，最终导致事情败坏，那么我的心愿就会有想竭尽而不能竭尽的遗憾。然而也没有办法了。即便如此，皇上的明察如同日月，你们是否尽了自己的心力，终究不能逃脱他的洞察。尽了自己的心力，就会得到雨露般的恩泽；没有尽自己的心力，也逃不过雷霆般的惩罚。诸位士子本来就应当知道谨慎自守，哪里还在于听不听我的话呢？这次同考试官有谕德臣镗、侍读臣旻、中允臣谨、修撰臣泰、臣自强、臣大绶、臣士美、编修臣浩、臣贵、臣四维、臣有丁，都给事中臣守庭，左给事中臣一敬，给事中臣诗，郎中臣奇迪，员外郎臣、金臣。三省监试，则有御史臣邦珍、臣承荫，确实共同完成了此事。对外加以防检的，则有御史臣顾廷对、臣周弘祖增设。自今年开始这样做，是因为此前士人的习气稍有偷惰，非议颇为明显，皇上特地下旨加严，所以增设这些人员。把这些一并记下，是为了更加重视君命。《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三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三 《浙江乡试录》后序【明王世贞】

译隆庆庚午年，浙江乡试录编成。我不才，因职务应当为末简作序，于是公开说道：“古语说，宿沙虽然善于捕鱼，若让他到山上捕鱼，即使十个宿沙也做不到。我如今有幸在水乡捕鱼，正称得上来到诸位士子的家乡，又承蒙为各位设置鱼饵，难道能像秦人那样冷眼旁观吗？况且你们没有听说越王勾践以前的情形吗？当时越地东面不能抵达海边，南面不及五岭，北面不及携李，而百姓手持干、殳，号称君子的有六千人。其中号称君子而以谋划国事为贵的，是种、蠡、泄庸、计倪、苦成、皋如这一类人，只有七八人。他们凭借谋略，把强大的吴国看得如同置于股掌之上，并在江淮之外建立霸业。如今浙江的土地本来就比古代越地大三倍，人口是古代越民的百倍，在家执笔等待任用的人，是所谓君子的十倍，出来接受有司考试的又不少于六千人；至于经过考试而得到任用，任用后希望在天子朝廷上享受荣宠的，多达九十五人。唉，何其盛大啊！近年以来，县官北方告急，南方也告急，倭寇使人抚髀而思念古代的将相大臣；朝廷内外都凭借荐书来作诱饵，早晨上奏，晚上升迁，而浙江又是首要的藩屏，它的冠带衣履冠绝天下，却没有像前面那几位君子一样卓然显明的人，为什么呢？如果用圣贤大人之学来要求这几位君子，本来不能完全相合。然而若谋略丰富就使国家富足，谋略强盛就使国家强盛，有所责问便能应对，如同烛火照见、手指指出，谋略中正好击中如今县官所急需的事情，那将会怎样呢？诸位士子咀嚼孔孟的精华，在纸墨之间表达出来，本来已经确实切中要害；但考察他们平日的作为，较低的一等只把猎取科名、谋求俸禄当作要务；较高的一等则昂首扬眉，谈论性命之学，穷究幽微玄妙，轻视当世的事业功绩，排斥实际劳绩，把当世文章视为泥土草芥，排斥其中的思想。他们自负不在孔孟之后，但衡量其功绩、才干，却连种、蠡、泄庸、计倪、苦成、皋如这七八人都不能稍稍相比，我私下实在替诸位士子惋惜。在浙江以前八十年左右而被乡试荐举的人，大概有三人：孙忠烈燧、胡端敏世宁、王文成守仁，他们前后成就了江西的功业，名声显扬天下。再往前八十年左右而被乡试荐举的，是于肃愍，以一管寸笔建立中兴的功绩。再往前八十年左右而被乡试荐举的，是刘文成基，改易国运，辅佐英主，留下开天辟地般的功勋。这些人的事业，难道也能超出经学、论策、制表之外吗？他们所擅长的地方，难道就能完全废弃训诂和骈偶吗？” 即使有记诵之习，也终于能出仕而成为宗庙社稷的祥瑞，使天下荐绅先生都争相赞美，并把功效归于主考官。我并不敢想在一天之内穷尽浙江的人才，在一次考试中看尽诸位士子一生的才德。从今以后，希望诸位士子不要专务空谈，务必以孔孟学说的精微为根本而穷究其实际功用，时时采纳种、蠡几位君子谋划越国的方法。将来替县官在朝廷谋划机密策略，像斧头一样果断、像闪电一样迅速决断，卖出自己剩余的力量，来安定抚绥南北边疆。我若能私下把自己同三位主考官相比，岂不是非常幸运、非常荣耀吗？《会试录》后序【张治】

译嘉靖丁未年，会试录编成。臣张治恭敬地拜手说道：明朝建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八十年；以丁未年举行会试取士的，共有三次。《记》说：丁，意思是光明、盛大，阳气之道在壮盛时显著明亮。未，意思是万物都有滋味。天地凭借四时之气造化万物，阳气之道昭然通达，达到光明盛大的时节，万物便都茂盛成长而具有滋味。君王效法天地，根据四时建立治道、陈设制度，起用贤能之人，是为了成就养育万民、达到光明盛大的道理。从前丁未年，我高皇帝开始接受天命，首先命令天下设置文武科考试来选取士人，用以成就宏大的事业，文明的运势也由此开启。宣德、成化年间，仁义融洽流行，王道光明和谐，人文教化日益彰显。到了如今圣明的天子，盛大的至德与天地相配，考察三皇五帝的治道，劝导学习、修明礼教，崇尚教化、勉励贤才，以此教化四方。海内欢欣仰慕，涵养和气、咀嚼淳厚之德，天降祥瑞、人呈嘉瑞纷纷到来，神异的光芒灿烂辉耀，天地洪大开朗，这难道不是光明盛大的极致吗？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本来就应当有茂盛成长而富有滋味的表现。然而万物由天地养育，人却要借助万物来养育自己。物产的滋味有美有恶，生养之理的丰厚或贫瘠也就由此而定。荼、堇、乌喙、蜇吻等物，味道酸鼻，能穿肠破胃而有毒，人们便躲避并抛弃它们。腐败的糠秕之饭不能解除饥渴，封熊之趾、豢豹之胎，即使穷尽海边、越过陆地也不可能常有，人们也不看重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能资助人的养生。士人，是君主用来共同成就养育万民事业的人。士人的品味有厚薄，世道的治乱盛衰常常由此造成。建国初年的士人，品味真实丰茂，凭借开创救济的谋略辅佐伟业，当时的百姓无不得到养育。宣德、成化盛大充盈的气运中，士人大多持重完厚、坚固不移，他们的品味淳厚，百姓得到他们的养育，便都充实肥壮而有光泽。时间久了又发生变化，就像禁苑珍羞、珍贵肉片渐渐用甜酒调和，再加上椒桂，香气芬芳有余，而真实滋味却变薄了。他们养育天下的恩惠，比起从前怎么样呢？至于下等的士人，败坏德行、暴露义理，回旋迷惑、经营蛊惑，只放纵自己的欲望，引导百姓作乱，如同荼、堇、乌喙、蜇吻，酸鼻破肠、毒害胃腑；琐屑衰颓、委靡不振，贪图富贵私利而使自己富足，对百姓不尽勤劳之责，如同腐败糠秕之饭，不能解除饥渴；幽奇诡异、偏激违众，故意标新立异来改变视听，使百姓一天天趋于非正之道，如同封熊之趾、豢豹之胎，必须穷尽海域、越过陆地才能得到，不是日常所有之物。这几类人对于养育之理能够有什么贡献呢？百姓的生活日益凋敝憔悴，仿佛身上长满疮疥，害怕随时死亡。难道这是气化造成的吗？关键也在于养育之道没有达到。所以养生的人必定选择滋味，养育百姓的人必定选择士人，而士人自我修养又必定选择正道。如今国家选择士人，每三年汇集天下士人举行乡试，每三年汇集各乡士人举行会试，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等到把这些人施用于百姓，却不能资助百姓的养育，难道不是因为人的贤愚难以预先知道，而言论又不能加以考察吗？稂莠开始生长时，天然与嘉谷一起茂盛，但它们的滋味却相差很远。因此选择人才不能不谨慎。然而士人自我选择，也如同国家选择士人。国家选择士人，是希望凭士人的道来养育天下。若凭士人的道确实养育了天下，然后才可以成为百姓的滋味；否则，谁会以他们为美味呢？士人自我选择，是希望凭自身所守的道来养育天下。若凭自身所守的道确实养育天下，然后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滋味；否则，谁会认为他们有滋味呢？所以国家以士人为滋味，士人以道为滋味，然后光明盛大的治道才可以逐步实现。从前伊尹对于商汤，思考着用尧舜之道的滋味来劝说他；高宗对于傅说，也只是说：“你就是酒曲，我就是盐梅。” 这两个人所说的，难道不是天下最好的滋味吗？商朝治道的盛大，到今天仍然光辉显耀，必定有它得以形成的原因。你们这些丁未年录取的士子，也应当谨慎选择自己所要奉行的滋味，像商朝的这两位大臣一样，以此惠及天下的养育事业，仰面对答圣明天子的光明盛大之治，那么也一定会在无穷后世留下声名。臣张治不才，蒙受诏命列在大夫之后，承担校阅考试的责任，谨把这些话写在末简告诫你们。《丙戌会试录》序【王锡爵】

译万历十四年丙戌年春天，礼部又主持会试，士子聚集在宫阙之下等待考试的有四千六百多人。尚书臣沈鲤、侍郎臣朱赓、臣王弘诲以考试官身份请示，皇上命臣王锡爵和学士臣子义前往。此前科臣上疏议论，认为人文日益兴盛，建议扩大取士名额；又因《易》《书》分科，考官更换署任不便，建议扩大官员员额。皇上下诏都予以准许，而皇上的德意尤其在于厚重招纳才俊来充任使令，于是特别下令从今年起确定取士名额为三百五十人。一时诏旨从宫中发出，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第一次看见扩大科举名额的盛典，士子因此更加奋发。我不敢不更加详慎。按旧例，考试官从分考官那里接受已经完成的事务，只需落笔编列甲乙等次而已。但这三百五十人，都是我亲自注目阅览，每天同在事诸臣反复商议、校核后才定下，自认为没有遗漏。至于明确命题、分发试卷，也都是反复错综、亲手探取试策而决定，自认为没有遗漏任何法则。我的愚拙，正在于此以上诸事。此时皇上诏召我从田间进入朝廷参与机要，恩宠幸遇极其隆厚，我每天只觉得从头到脚都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一方面我整理衣冠、停止进食，暗中寻求天下贤才，随着日月推举引荐，从来没有不尽心的。然而我又自己说，从前未曾报答皇上，报答皇上当从今天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借助六艺这张捕鱼的筌蹄，网罗四方的羔雉，所得到的人才比较广泛。又认为圣明君主改变政治、革除弊端，开始大力整顿士习，有司奉行乙酉年诏书，一切程式化的士人文章都不准预先构思完成。我于是能够把昼夜的精力专门用在校阅文章上，录成文录献上，幸而没有辱没使命。这不是我的才能，而是皇上本来就以不欺骗的道理教导我。可是我私下曾感叹，世上有一种极大的欺骗，世人习惯了却不加察觉。如今主考官用来规范士人的文章，难道有不高谈成化、弘治年间文风的吗？他们难道没有拿成化、弘治年间的文章来教导子弟吗？士人雕琢字句、铺饰文辞，剽窃诸子和二氏的残余言论，便被认为不可录取；等到主考官自己写文章，却认为没有诸子和二氏便无可取之处。文籍明明在这里，能说是不欺骗吗？我认为明朝建立以来直到今天，太平盛治如同太阳正当中天。皇上继承并发扬《棫朴》的盛德，大力振兴典章训谟，长期教化日渐融洽深入。士人正处在国家元气充分发泄、文势不得不日益趋盛的时代，势必越来越重视文章；主考官既然承受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便像进献太牢那样，不得不进献丰美之物，自然不能再借口满足于吃豆喝水的简朴境界。因此我如今考察士子的精神识见和文辞才华，不偏废任何一方面，间或也参考诸子、二氏的精微言论，只要不违背六经；唯独剽窃和雕饰的文章不予取用。可是我又不敢自我夸饰，触犯戒除绮丽言语的戒条，以表明自己不欺骗，使那些按照文籍来考察我的人知道我的取舍没有违背本心，退下后也能同子弟说明而没有留下后话。古代记载说，用表章来表示眼睛，用鼓声来表示耳朵。我也希望诸位士子能够明察和听取，我若能以此效法皇上，就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说：报答皇上，从今天开始。不过，士子如果在一天之内相信了我的话，录取名单完成后，我将率领他们觐见皇上；他们庄严地列班接受荣誉，随后还要奉命奔走办事。他们的名声很浓厚，仕途很遥远；名声浓厚，就没有什么不贪求的；仕途遥远，就没有什么不去追逐的。欺骗的端绪有百种，而他们把我当作耳目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我怎么敢不恐惧呢？将来我在史局时，编录顺天乡试士子，那时还没有涉及官吏议论，而士子也正从乡校中脱颖而出，成为诸生。我私下不自量力，认为贤能之人遇到合适的时代，应该磨砺自己，树立节操，显扬名声，不必把宾兴之典当作怨恨的对象。当时士子听到我这样说，没有不洒然振作、产生志气的，我也珍爱自己的破扫帚，坚守这番话直到今天，已经十四年了。我已经不再是当年在史局的人，士子也不再是当年刚从乡校选拔出来的诸生。今年天下重新考核官吏，皇上接受郡国上报的计簿，我因职务得以参与听闻，于是退下后私下考察过去所期望能够砥砺自己、树立节操、显扬名声的士人，大多诚实勤勉、治理有条理，却没有全才；监司、台省官员也没有完全获得赞誉，我这才开始害怕。皇上赫然施行重典，以赏罚表示激励和劝戒，如同手持两端的秤来主持匦司、鼗鼓之吏，常常苦于人情多疑而怯弱；实行赏赐时要勇敢，议定惩罚时却又顾虑重重，我因此更加害怕。一个臣子的自身，究竟同空谈和实际办事相比怎么样呢？士子如果过分相信我的话，那么我的破扫帚就没有作用了。姑且试着考察当世的旧事，检讨成败得失：即使熟读周代、汉代的法令和三皇五帝的诏令，能够亲自引用经典、束手接受官府法令吗？面临岔路而走向末流，能够坚定地有所不做、不想、不说吗？在背负世俗非议而进行豪举、正逢智勇功名的机会时，能够以诚恳作为本性，不把圆滑柔顺当作骨骼吗？能够乘破车、骑瘦马，早晨进入乡里门，奔走从事劳作；能够谦逊而不自满，能够把自己所有的分给别人吗？只要有一项做不到，世人就往往把他同荃草茅草一同腐烂抛弃，说：皇上将要布下弥天大网，每年超过名额录取五十人，只是担心官职太少，不能充满贡牒罢了，没有必要为爱惜人才而惋惜。这正是我替士人感到害怕的地方。况且要效法君主、报答知遇，保全名节、解除恐惧，没有什么比不欺骗更重要。然而不欺骗很难说清。平民隐居的士人，独自行动只有影子相随，独自睡眠只有被子相伴，这样还可以使自己的肝胆不向外显露而逃避考察。至于共同任职而使优劣显现，共同追逐名声而使安静与浮躁显现，共同在世上交游而使吞吐进退显现，那又怎么逃避呢？王文中说过：“我没有见过假装安静、虚伪节俭的人。” 他又说：“穿坏衣、吃粗食，少思少欲，如今人们认为这是欺诈，我却喜欢这种欺诈，只是不把它夸耀炫示；显得愚笨、像鄙陋之人，如今人们把这看作耻辱，我却不以此为耻。”这些都要等待听其声、辨其貌，才能知道他的肝胆，士人又怎么敢轻易说自己不欺骗呢？所以浮薄浇漓在前，切实笃厚在后，却又悠谬自信，认为有乡里评论和官府议论推荐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么说不欺骗其实就是欺骗。因此我以自己作为警戒，始终不欺骗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易经·渐卦》的六爻，取鸿雁渐次高飞为象，仕进之路起初在水边，三爻在陆地，四爻在树上，五爻又在陆地，大体都处在正与悔两者交会之处，应当高兴却又应当害怕。其中有处在盘地而和乐自得的情形，被认为没有忧惧；然而圣人还以“素饱”告诫他，后来才使他归于登上大道、不乱而吉。唉！恐惧难道只在我一个人身上吗？士人只要不害怕，我也将不忘记恐惧。因此我把《录士顺天》的话重新击掌而效法它，我就不害怕了。谨作此序。《云南武乡试录》序【徐渭】

译我曾读《唐书·南蛮传》：永昌西部野人的桑木，取来制作弓，不用筋和漆，弓却很锋利。越睒以西，多有荐草，出产良马。至于金、铁、铜、铅，则到处都有。所以滇地的刀剑、矛戟闻名天下，是习武者所凭借的器物，其他蛮地没有能够同它争强的。起初蒙舍诏自立为王，虽然属于伪国，但看它选乡兵为四军，罗苴子戴着红鞋，背负犀皮铜盾，赤脚行走，走险路快如飞。每一百人设置罗苴子一人统领，又有望苴蛮，奔驰冲突如同神灵。他们出师时，每人携带粮食斗五升，满二千五百人为一营。他们规定前面受伤的给予医治，后面受伤的斩首；这是他们习武的法则，其他蛮地没有能同它争强的。后来势力壮大而骄傲，唐朝到了孽孙异、寻牟时便失败了。他们在衡量夷夏形势方面，可以说是不明智。马伏波有侧之战，诸葛武侯有获之战，都曾在你们滇地反复经营，他们权衡形势不失分寸，即使儿童妇女至今仍把他们视为神明；这难道不是百代习武者的借鉴、骄傲自满者的良药吗？近来诸生被武举录取，他们用弓，便取材于西野；用马，便取骏马于越睒；用刀戟，便从各地产物中取用五金。能够在内心运筹谋划、权衡形势的人，如果能向马伏波、诸葛武侯两位公学习，这就是平定地方之武。又凭这样的弓、这样的马、这样的剑戟，进而向我高皇帝手下五位将军学习，一举平定滇地，这就是开创基业之武。你们乡里的人，在汉代有李恢，谋划蜀汉击败刘璋，又亲自请求代替邓方，治理叛乱的酋长，安定南方土地。到了面临危难时不忘丧失首级之患，而段赤城以自身喂给大蟒，他所持的剑从蟒蛇腹中刺出，最终救活了一乡人。这两位豪杰，也差不多是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德之人的武勇。对于这三种武勇，你们将向谁学习呢？衡量自己的力量而选择学习对象，能够得到其中一种，也就没有辜负今天选拔你们的本意。《会试录》序【冯琦】我近来跟随冢宰，负责考核群吏，不能评论他们的优劣，事情刚办完，又有礼部考试的差事。我私下想到，考核官吏却不能考察他们的成效，衡量士子却不能纠正他们的根本，这是两项罪过。文章体制的弊端，到近年来已经达到极点。功令条格不可说不详细反复，士人为什么背离到这种地步？有人说，明朝建立二百多年，道德教化蒸蒸日上，达到银河般高远，所以这种气势雄厚高扬，发而为人文，不能自行停止，势必横向流溢以求畅达，旁收兼取以显示广博。这大概是气运使然，不是人力所能改变。我认为气运如何，取决于人心。九宾之席上，必定不会唱夷狄的言语；九奏之乐中，必定不会混入苍蝇的声音。如今取六经遗留下来的言论，却强行附会竺乾、柱下之说，割裂而浮妄，必定连影响彼说都做不到，何况还能借此文饰六经吗？况且我高皇帝神圣明察，兼收并总各种条贯，直到整肃学宫，统一学术类别，汇集万世的耳目，而把它归结于紫阳朱子的训诂。宋儒的训诂，难道一定千虑而没有一失吗？然而那是王制；即使如今创立新说的人，难道一定千虑而没有一得吗？然而那不是王制。先王认为正确的，已经写成法令，士人怎么能在难以定论之外倡导异说呢？臣与各位大臣奉诏取士，已经明确同诸位士子约定：背离经义、抛弃传注、参杂采用佛老学说的文章，一律置之不取。命令既已具备，大家只按一纸尺幅的规定办事。然而诸位士子学习诡异文风已经好几年了，要舍弃旧习而遵从我一日之间的约定，本来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驯服雅正。我也是士人，难道不能体谅你们吗？文章醇厚的，赶快收取；醇厚而不能没有一点瑕疵的，也收取。然而上等的马只能配中等的车。那些在绳墨之外的文章，即使快如绝尘奔驰，也弃置不录。这不是我辜负士人，而是士人辜负我；不是辜负我，而是辜负皇上的制度。欧阳修主持贡举时黜退刘几，难道不爱惜人才吗？他所爱惜的是文章体制。我才识驽下，远远比不上欧阳修；但为了国家辨明文章体制，也为了爱惜士人的心术志意，便不落后于欧阳修。然而退斥人容易，进用人困难。士人即使被退回，只要改换方向重新进取，我没有不再次收取的，正是为了成全他们。进用后却不能奏效，尚未拿刀便让人割取，实际上是毁坏了他。我常常感叹，天下有才能的人非常多，文章却不及古人；有才能的官吏非常多，治理却不及古人；人的议论非常多，见识却不及古人；人的功劳才干非常多，真心忧国却不及古人。总的说来，人的弊病在于浮薄。文章浮薄，我们这些主考官能够纠正。过了这一点以后，就在于士人自己如何安置自己。士人从乡校出发，跟随计吏赴京，直到参加对公交车的考试，国家为此耗费的供给不可胜数。一次在朝廷答对，百官称贺，荣誉和次第本来已经确定，其他道路便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难道这不也是国家把你们当作国士来对待吗？即使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完成一项职务，衡量其事业也实在不足以称道，何况还谈得上报答俸禄吗？如果能够在职位所及的事务中，不顾自身，不顾毁誉，真心替国家作长远谋划，拼死竭力保卫社稷，才可以谈得上报答恩遇。如今把四海合成一条船，君主和臣下共同掌舵，安定时共同享受利益，危险时共同承担失败。臣下全心替国家谋划，也就是替自己谋划。士人如果能以替自己谋划的心来替国家谋划，就不会浮薄。汇集众人的心力来谋划事业，没有不能取胜的。近来我引用古代义理策问士人，士人都详细说明其中道理，响应回答无穷，这已经足以称为先前的资助和准备了。把这些道理用于实际事务，能够真正以古人自我期许的，有几个人呢？人同别人约定后忘了，还有诺言的责任；同自己约定后却忘了，那要把这颗心置于何地？士人中有国士，臣下中有社稷之臣。既然国家把你们当作国士来对待，你们却不能替国家长远谋划，拼死竭力保卫社稷，那么还要士人有什么用？即使文章体制纠正了，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我们这些人所以纠正文章体制，确实是希望得到正直之人来报效国家。然而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过了这一点以后，就在于士人自己如何安置自己。《武举录》序【冯琦】

译万历十九年十月，考选畿内的才武之士，由御史刘公实负责监临。考试结束后，有关官员按照宾兴之礼接待他们。我认为，国家选取文士，要唱《鹿鸣》来宴请；这次考试，应该唱《兔罝》。《兔罝》诗说：“勇武的士卒，是公侯的盾牌和城墙。”末章又说：“是公侯的心腹。”所谓干城，是士人本来就具有的才能。请允许我略陈“腹心”的含义。我曾奔走于秦、晋、燕、代之间，两次跟随使者在上谷、晋阳考试取士。那时匈奴还没有发生边患，天下的战争都化作了文士之事，士人弯弓射策，不过依照旧例而已。上面的人容易得到他们，也容易任用他们。如今边事接连发生，朝廷正在谋求将帅之臣，廷臣们联合上奏荐举人才。朝廷求士非常急切，待遇士人也非常优厚。上面的人任用士人不敢轻率，而士人要自我任用也很困难。天下无事时，士人因显露长处而受困；天下有事时，士人又因暴露短处而受困。用缰绳驾驭他们，把鼎俎交给他们，驽马良马、勇者怯者立刻就能看出来。果真有一个将领能像长城一样，一个士人能抵得上百万军队吗？我还不敢知道。按照功令，三年考核一次士人，使他们脱离行伍，在泽宫较量技艺，在画室借取筹策；每年从未缺少过这样的人才。一旦有紧急情况，却没有人能够承当县官的指令。有人说，这是因为士人平时没有准备，士气平时没有磨砺；我却认为，问题不在于士气没有磨砺，而在于人心不能专一。所谓不专一，不只是三军的心各不专一，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也不能专一。士人奉命担任将领，披上铠甲，冒着箭石，目光不旁视，耳朵不旁听，只知向前赴死，不知后退求生，这才叫作专一。想靠侥幸谋求富贵，退下来便生出二心，这是不专一；想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退下来便生出二心，这是不专一；想请求分配功劳，想用贿赂掩盖罪过，退下来便生出二心，这也是不专一。将领用二心欺骗士卒，士卒也用二心欺骗将领，将领和士卒彼此以二心相欺，各自退后而怀有私心，就不能专一。任用别人的人怀有二心，自我任用的人也怀有二心；负责办事的人怀有二心，议论事情的人也怀有二心，各自退后而怀有私心，就不能专一。凡是一个退却的念头，足以造成百次失败，却想凭借毫无退却之心来承受百次进攻；凡是一次失败的气势，足以丧失百次胜利，却想凭借百战不胜的气势取得全部利益。这样还称得上是国家的干城、腹心吗？国家难道还能有所依赖吗？况且诸位士人也听说过西部边疆的事情吗？对方的将领还抵不上汉朝一个大郡的长官，却使我每天战战兢兢。对方的军队少于我方，战斗的士卒却多于我方。对方专心求取利益，而我方却一心躲避祸害；无所不躲避，就无所不怯懦。俗语说：“一个人有两条心，拔刺也不会拔得深。”这句话比喻得很好。嘉靖年间，敌兵进入并蹂躏我的三辅地区，逼近都城。当时前来勤王的军队从四面赶到，善射的士卒多如云，却不敢交战，只是闭门拒敌；敌人离去后，又远远跟在敌军后面，以报复紫荆关之战。当时敌军大举入塞，而关中两名偏将只率三千士卒，就擒获并击败了他们。对方有迁徙退避的打算，而这两位将领断绝了一切退避的念头，所以胜败不同。因此，在人心不能专一的时候，即使四面赶来的勤王军队也不足以作战；在人心专一的时候，凭两名偏将的力量也足以据守关隘、抵抗敌人。我曾行走在紫荆关道路上，走出飞狐口，看到两位将军交战的地方，总是不禁扶鞍长叹，仿佛置身于巨鹿之战的战场。燕赵一带自古多有慷慨义侠之士，一旦接受守关御敌的重任，难道会比关中的两位将军差吗？天子的威灵神圣，敌人绝没有深入的道理。即使像近来军书频繁传来，敌人乘着气势强盛来侵犯我方，而我方连一箭也没有射出，留下这样的局面，也是壮士的耻辱。要洗雪耻辱，没有比决战更好的；要决战，没有比全体拼死作战更好的；要全体拼死作战，没有比同心一意更好的。往年天子坐在帷帐中，召见辅臣商议事情，向西回望而询问我，只是没有像诸葛亮、杜预那样的人可以得到任用。天子拍着大腿叹息，并不是没有廉颇、李牧，而是思念诸葛亮、杜预。诸葛亮、杜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没有二心的臣子。诸位士人手执干戈守卫国家，只以皇上的意旨为归依，把它作为臣下的准则，这样或许就不会愧对“干城”“腹心”的称号，而且还可以抵得上一座长城、抵得上百万军队。我没有才能，不能教导诸位士人，只是替皇上宣示旨意，使那些身为人臣却怀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希望诸位士人记住它。《陕西乡试录》序【袁宏道】

译我私下感叹，从前的士人以学问来写文章，而今天的士人却把写文章当作学问。以学问来写文章的人，言语出自自己的理解，声誉传播于平日的积累，如云气聚集而大雨倾注，泉水涌出而河流浩荡。所以从前立言困难，而理解文章却容易。把文章当作学问的人，从别人那里拾取残余的唾沫，在纸上架空编造言语，如同穷孩子借来衣服，又如假冒的姬妾涂染眉黛。所以如今立言容易，而理解文章却困难。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如今的时文格调卑下而意旨浅近，似乎对世道没有损益，只是随风逐景，却常常处在时代气机的前面，大概天下的精神都聚集在其中。因此，我每每从短短的篇幅中考察今昔的变化，没有不应验的。稍微从坊间取来时文刻本阅读，内心总是深深忧惧。洪武、永乐年间的文章简洁质朴，当时的风俗习惯没有不俭朴、质实、真诚、纯厚的。弘治、正德以后，物力逐渐丰盛，风气也渐渐兴盛，士大夫的庄重典雅如同文章，民间风俗的丰厚整饬如同文章，天下的工艺也由朴素走向雅致，如同文章一样。嘉靖、隆庆年间，人的机巧刚刚开始显露，技艺也刚刚开始发展；但机巧没有损害质朴，工巧没有违背义理，前辈的风气还保存了五六成，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了。我曾把今天的时文与今天的时事相互比较，似乎没有不相合的。士人没有积累学问，却一天比一天更工于辞藻；百姓日益困耗，而淫靡、奇巧、华丽的作品却日益严重；轻视平淡而喜欢深奥隐僻，在偏颇怪异上相同；崇尚新奇而追逐捷径，在跳跃越界上也相同。朱紫阳的注疏载在法令中，就像判案文书有法律依据、礼仪条例有会典可以遵循一样。如今有人拿《春秋》来审理案件，拿《周礼》来创立条例，世人一定会以违犯制度治他的罪；如果因时俗的说法而废弃注疏，这是破坏纲纪的大事。天下却一齐认为这很新奇，不但宽恕他，还认为他因此得中，后来的学者还要创立什么呢？高皇帝规范天下的道理，寄托在经传之中，又以宋儒的学说制定章程，其中自有深意。因此，洛学、闽学的学脉一旦穷尽，高皇帝的法意也就衰微了。我看天下的法令被当作儿戏而不断更改，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士人相互竞争，就像射箭的人盯着靶子，又像商人奔走于市场。有人冒险以为自己达到了标准，众人就纷纷追逐；追逐而不能得势，便会自行停止。所以文章发展到狂澜倾颓、波涛激荡，而世道也受到它的颠簸冲击，这是取士者的过错。秦地士人的文章稍微接近质朴，我还暗自庆幸，认为理解文章容易。然而诡异乖戾、穿凿附会的文章，有时也有人写、有篇章流传；他们似乎还嫌自己的质朴不够，想撩起衣裳去迎合这种风气。我私下估量，今天天下浮华艳丽的风气，从东南开始而渐渐传到西北，其中并不少见珠宝、毛皮、绣缎之类的装饰，玩赏之物、茶茗器物之类的供给；这些东西都不是北方所产，却到处都有。如今秦地的文章也渐渐类似这种情形，仿佛有某种东西挟带着它们一同来到这里，我却不敢拿这种文章来衡量士人。我选拔诸位士人，依据的是质朴；但还担心诸位士人自以为凭文章取胜，于是又用约言告诫他们说：从今以后，只管致力于积累学问、恪守正道，以求不违背当今帝王的制度。士人如此，就是学问；官吏如此，就是经世济民；并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油中有水，把它们贮藏在瓮里，便澄清得难以分辨；一旦用锅火试炼，便会电射、沸腾、横向灼烧，使人无法接近。富贵是燥气与湿气相互冲击的场所，也是锻炼真实本性的地方。只要还有一丝浮躁之气没有除尽，它就一定会向外迸射，造成旁溢的祸患。世上自以为豪杰的人，大多在见到权势炙热时便改变自己，能够保全德性的人已经很少了。诸位士人要努力，千万不要凭尚未纯粹的本质，轻易去经受烈火的试炼。士人的品格，就像文章的质地；以赝品出售所受的刺痛，比被黜落更深；改变操守的耻辱，比贫贱更大。秦地士人气概强劲、内心刚正，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受到激励；这对于世道，大概也会有所补益吧。《贵州乡试录》后序【锺惺】

译京城朝廷官员出任典试官，所到地方的远近、事务的繁简、录取名额的宽窄，大体上按官职有所差别。虽不能说是明文制度，却也不能说不是惯例。边地的有关官员，也是按照官职所能任用的规格而有差别；虽不能说是明文制度，却也不能说不是惯例。近来主管者忧虑边事日益恶化，声称要改变这种规格，事情将上报朝廷。贵州是边地，适逢有警，应当按照惯例办理。但我认为，在贵州主持三天考试，整理试卷尚且从容，不如担任贵州官员，跋涉千里而面对萧条景象、兵民骚动，承担镇压和综合治理的责任。贵州的文教事务又比较简单，即使像我这样愚昧，也应当都可以前往。况且按官阶次序本应排在诸位大臣之后，所以我锺惺以工部主事的副职身份，和明钦一同前往主持乙卯年贵州乡试。公文写成后，明钦已经首先说明了这些。我锺惺还说什么呢？我只想到，国家选取士人，士人在乡试中中举，才开始得以称为“孝廉”。“孝廉”这个名称仿照汉代。汉代选士的科目，有茂才异等、明经、孝廉三种，不知三者究竟以什么为重？但所谓茂才，就是武帝诏书中所说的放纵不拘、非同寻常的人。如今若把它压低，用来称呼那些作为诸生的士人；至于明经，则用来称呼那些在学校领取廪饩、每年贡送给礼部的诸生。这样一来，那些茂才、明经之士也安然处在孝廉之下，不争着等待次序，也不敢越过它。由此可知，国家用来鼓舞士人、使名次倒置的办法非常巧妙，而用意非常深微，全在于采用汉代取士的方法，抬高或压低各种名称，于是本末轻重便有了比较。士人既然得到这个称号，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思考它的含义呢？《礼记》说：要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孟子说：不丧失自身的操守，才能侍奉父母。侍奉父母之道叫作孝，而丧失自身操守的罪过，没有比不廉洁更大的。士人如果不孝，怎么能够忠诚；如果不廉洁，怎么能够孝顺？皇上若不替士人筹划，而让士人自己筹划，士人又怎么能够完全保持廉洁？从今以后，士人每得到一官半职、微薄俸禄，皇上都使他们能够把这些用于奉养父母。皇上还没有得到士人以一官半禄报答国家，而国家施加给士人的恩惠还没有停止。倡导孝道、训导廉洁，凡是用来保全士人品格、培养士气的事情，都在尚未发生之前先行谋划，在尚无言语之时便加以求取，代替士人筹划、预先替他们安排所有事情，比士人自己保全品格、培养志气还要周全；但士人反而不能自己保全，也不能自己培养。原本想用孝来侍奉君主，但孝有时会因专心求取君主的宠信而衰减；俸禄本来用来训导廉洁，但廉洁有时会因积聚的俸禄太多而改变。这样，士人就辜负了取士者，取士者也辜负了国家。六经中的平常言语，孝与廉是平常的德行。士人即使有放纵不拘、非同寻常的才华，却能守住经术，用平常的德行贯彻始终，这样的人才是豪杰和圣贤中难得的一位。这样的人难道不足以侍奉君主吗？何况皇上嘉奖并广泛激励士人，不忘远方之地，这次新增加的名额达到三十七人，而我们又恰好遇上这样兴盛的时代吗？然而，得到士人之后却一定要求其中有豪杰圣贤，又只凭三天的文章来选取这样的人；如果把它同有关官员在军民之间进行镇压、统筹治理并一定要取得要领相比，难易又该怎样呢？诸位士人要努力，不要让我失言，就可以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四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四【齿录类】《乙丑同年便览录》序【明·崔铣】黄御史希武编次《乙丑同年录》，托冯无锡景祥刻印，又把作序的事托给我崔铣。我们三个人都见于录中，所以如此。凡是考中进士，必定有登科录，姓名、郡邑等内容都在其中。再次编写这部书，是为了省去繁复的序文；所谓省去序文，就是便于阅览；所谓便于阅览，是为了那些要到四方办事的人。因为同年有世代相讲求的情谊，如果从自己开始就忽略并忘记它，那就太浅薄了。经过同年人的乡里住宅，却像完全不知道一样，便只是道路上的陌生人。使同年之谊流失而成为陌路人，实在可悲。因此打开这部书时，无论在世的、去世的、升迁的、沉沦的，都会感到各自遭遇不同；而我们不应有不同的看待。率领同年朋友敦厚友道，一定要靠这部录。朋友之道有两项：礼和义。感情深厚，礼节就周全；交分深重，义也就厚重。礼节不周全，嫌隙便由此产生；情义不厚重，就成了市井交易。因此，在世时相互问候，遇喜事相互庆贺，去世时相互吊唁，这叫作礼。进身时一定互相引荐贤能，不要有嫉妒；退处时一定互相约束归于正道，不要相互牵累；遭遇患难时一定互相扶持以求保全，不要相互陷害、抛弃，这叫作义。这些事情都将由这部录来考察。唉！率领同年朋友敦厚友道，一定要靠这部录。《南京乡试齿录》序【屠隆】

译君王网罗英俊人才，依据贤能而不依据年龄。因此头发花白的人未必老，童年换牙的人未必年少；才智像喜鹊一样突然显现，伟大的功业声势隆盛。关键在于这个人究竟怎样，何必询问年龄呢？乡试却有录取名册，按年龄排列，这是为什么？因为谦让之道占了上风。唐尧、虞舜的远大规制，使帝王之道极其兴盛，百官济济一堂，成为后世的楷模。垂、让殳斨，伯益让给朱虎、熊罴，伯夷让给夔、龙。即使是上等的才智，也不以先人为先；内含德性，平和谦冲，心志柔和淡泊。因此他们所树立的名声，也光明俊伟，可以同日月并悬，声誉流传到今天，这正是谦让之道盛行的结果。先王教导人，宗庙和学校都尊重老人、崇尚年长者。进献饮食要行拜礼，奉上几案和手杖也要行拜礼。温和恭敬、谦逊礼让的礼节，从儿童时便学习，以折损他们骄傲倔强的心，培养从容温厚的气度。那时士大夫器量宏大深厚，德业没有瑕疵，确实有很多如玉瓒黄流般的美好人才，诗书所称颂的，后世都为之羡慕。自帝王时代以来，各代都不缺少俊迈之士；有的人喜欢通脱而厌恶约束，习惯于夸耀显露而以隐藏收敛为耻，把拱手曲跪看作俗儒的行为，却把傲慢无礼视为快意之士。轻浮俊秀的子弟，稍有才艺，便竟至于傲慢地对待父兄。儿童懂得什么，稍微懂得读书识字，就轻视前辈。谦让之道已经微薄得几乎不存在了。即使将来出仕立于朝廷，胸中藏书五车，言语如春花般华美，才智如转动圆环般灵活，他的器量也不足以称道。试着把后世的士大夫同朱虎、夔、龙诸公比较长短，他们的才智或许相差不远，但气象自然不同。他们所树立的名声，岂只是如星辰高悬、深渊广大而已？士人为什么不遵守有德者的谦让呢？我没有才能而且见识浅陋，却错误地主持南国的文柄。巍巍南国，是士人的渊薮。自六朝以来，山川盘曲回旋，灵气日益开张，文风日益畅盛；家家收藏夜光之珠，人人手握灵蛇之珠，雕琢文章的事业不能不说盛大。然而我私下听说，风俗沿袭浮华，士人喜欢自我夸耀，稍微凭借俊秀之气、文章写得斐然可观，便想着压倒江左的才士、使都城的纸张因自己而显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一来，谦让之道难道不是有所缺失吗？这是我暗中的忧虑。南国文章已经很兴盛了，为什么还要再用文章来助长它？这就像用水来增益水一样。因此，对于众多士人，我不担心他们文章不好，担心的是他们不懂谦让。儿子即使神圣，也不能超过父亲；弟弟即使最为聪明，也不能先于兄长。温和安静，谦冲自抑。这样人才济济，即使与唐尧、虞舜并驾齐驱，也是可以的。所以士人立于朝廷要依据贤能，居于乡里则要依据年龄。依据贤能，就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依据年龄，就能崇尚谦让的德性。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就会达到治理；崇尚谦让的德性，风俗就会恢复淳厚。圣王建立教化、造就人才，用意真是宏大深远啊！诸位士人要努力。我将凭借你们来报答圣天子。《陕西乙卯同年录》序【利瓦伊桢】天地间的气，忽然聚集而成为人，忽然又散去而归于天地。我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不会终尽，又何况父子兄弟呢？所以宗庙有迁祧，丧服有尽期。积聚丰厚的财物，留给自己不知道是谁的后人，通达之士会对此发笑。我不能永远拥有自己的父子兄弟，又何况别人呢？称呼别人的父子兄弟，同他们结盟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一定不要忘记。”这就是迷惑。况且凡是有血气的动物，没有不知道爱护同类的。鸟兽失去群体和配偶，过了一个月、超过一段时间，也一定会返回故乡，鸣叫哀号、徘徊不去，然后才能离开。何况是人呢？在空旷山谷中听到脚步声，听见砰然声便会高兴；望见故国旧都，也会欣喜快乐。何况彼此是同一类人、同一乡里，又在同一时期中举，难道不是所谓天作之合吗？如果对待同乡同年的父子兄弟的欢乐与忧患，像对待燕国和越国的人一样，那么连燕雀的啁啾鸣叫也比不上这种情谊。按照前一种说法，巢父、许由厌弃世事，老子把万物看作刍狗，孟子反、子琴张的狂放，申不害、韩非的惨刻少恩，都是不可取的。按照后一种说法，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墨翟奔走而不暇暖席，尾生、孝已固守信约，王伯舆重情，朱亥、聂政行侠，也都不可取。圣人使天下人深厚地保存情感，却不使天下人被情感所困苦；于是设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使人彼此滋生、成长、交杂、亲近，而把亲爱亲人的情感不施加于普通民众，把仁爱民众的情感也不施加于万物。人的类别并不只由五伦穷尽，人自身同民众和万物本来就是一体。圣人对此看得非常明白，但到了制定训诫时，只是说：“如此而止罢了。”情感有所专注，就必然有不能到达之处；如果从容易做到的方面推出去，终究会有穷尽。我尽力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不强迫自己去做本来做不到的。对于能够做到的，别人不把它当成恩惠；对于不能做到的，我也不把它视为残忍。因此，人与民众、万物各自适得其所，五伦之道万世遵循而没有弊病。陕西士人中同为乙卯年中举的人，拿他们编的录来请我作序。我为此说道：“如今所谓同年，是所谓朋友伦理关系的遗留；至于不共同面对缓急，或者表面相合而内心离散，不能把德行贯彻到底的人，我不敢知道。至于一定要追随奔走、以趋奉权贵为根本姿态，亲昵得像小儿女子一样的人，我也不敢知道。圣人的训诫实在明白如同日月。”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五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五【以下为时文类】《题南雍三课》【明·冯梦桢】写文章本来就难，鉴别文章尤其不容易。譬如玉和石头，气韵相差极远，但外形和色泽却细微难辨，常常会彼此混淆。如果把石头当作玉，把玉当作石头，那么卞氏所做的也只能是长声痛哭罢了。我们品评南雍士人的文章，虽不敢自许有神奇的鉴别力，但注重气韵而略看外形色泽，或许可以接近真实。这样，参加这次选拔的诸位士人，是玉而不是石头，已经很明显了。至于价值连城的赏识，或因疑惑而按剑，这些都只是诸生个人的遭遇，哪里足以作为文章的定价呢？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坚定诸位士人的自信。《南雍誉髦录》序【郭正域】

译我受命办事三天，便考察诸生；当时的文章不免有险仄、诡异、缥缈、迎合时俗之处，我尽力删改订正，去掉陈旧的说法。诸生受习气束缚，认为我所赞许的远离时尚。我于是写下自序给诸生看，认为凡是写圣人文章的，应当显现圣人的心意，获得圣人的声调。于是同诸生约定，谈论名理时，对于西竺、南华的说法，不要只吸取一点残沫；谈论言行事迹时，对于盲目的史家和腐朽的法令，不要只拾取表面皮毛。胸中光景可以抒发，不要胡乱涂饰耳目；才情没有穷尽，不要隔绝内心。诸生当时洒然领会地听着，有的相信，有的跟从。我也竭尽目力，每月三次考试，不厌其烦地讨论，于是探究事理的根本要旨，形成一家之言，可以供人观览。文章的道理，上自六经、《论语》《孟子》，下至诸子、史书、百家古文和时文，总起来不超出理、事、情、景四项罢了。不能看见事理便发言，所说就不是理；道理既不恰当，说法也就不充实。不能叙述事情，却使用不相干的事情，事情既是强行附会，话语也就昏暗难明。不能抒发感情，却另行设置点缀，设身处地并不真实，怎么能像真话？不能描写景物，却另外搜集风光来拼凑，既然虚假，怎么能像画？文章肌理丰厚、力量沉着，根本在于学识广博；要传达神韵，关键在于领悟。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孟子说：“偏颇的言辞，可以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可以知道它陷入了什么；邪僻的言辞，可以知道它背离了什么；逃避的言辞，可以知道它困窘在哪里。”诸生只求言辞通达，不要成为偏颇、放纵、邪僻、逃避的言辞。解说义理、叙述事情、抒发感情、点染景物，能够用尽巧思、不遗余力，仿佛出自那个人的口中，仿佛看见那个人的内心，这就是通达。喉舌纠结纷乱，似乎连句子也分不清，这是偏颇；含混放肆、凌厉无度，背离本来宗旨，这是放纵；厌弃轻薄常道，徘徊于歧路，这是邪僻；抄袭剽窃、搜罗拾取，捉襟见肘，这是困穷。世上难道会有端方之士、笃实之人，却言不由衷、变幻诋毁、虚妄诬陷吗？又难道会有真正修养、确实造诣、自命豪杰的人，却拾取别人的残余、假借别人的神色吗？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德行的符号，诸生要努力。《王季重小题文字》序【汤显祖】当今时文能够在笔墨之外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的，只有三个人：归太仆的长句，诸君燮的余音，胡天一的奇想，各自都有毛病，但天下没有人敢于企望达到他们的境界。如今看王季重的文章，大概可以列入这三人之中而成为第四人。季重因为能够写古文、词、诗歌，所以多有《诗经》作者的情致，光彩声色仍然显得奇异。大体说来，上天所生的人才虽然不能很多，却也不是独一无二。至于写文章，有成就或没有成就，大致有三种原因：小时候很聪慧，刚刚懂得书名，父亲和老师便用传注、括帖使他迷失，不能看见古人纵横浩瀚的著作，一旦沾染这种尘习，便再也无法理解，这是第一种。后来幸而成为诸生，却困顿而不敏捷通达，长期在考试场中蹭蹬浮沉，时间久了，精神气色渐渐衰落，哪里还有余暇议论短篇之外的文章呢？这是第二种。人虽有才，也要看他出生在什么地方。生在闭塞隐僻之地，山川人物、居室游观以及宏大显赫、高壮幽奇、怪异豪侠的事情都没有见过，精神无从磨炼洗涤，胸中无从充实饱满；耳目既然受到限制，手足也必然迟滞，这是第三种。这三种情形都能使人才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才力突然耗尽而令人悲伤的，往往就是这样。像季重这样，五岁便遍读五经，十岁任意写作文章，二十岁考中进士，大概是一个时代的人才。而上天似乎又有意使他与众不同。大越的故地，自古以来就是冠带之国，本来已经在这里承受了灵秀之气；他又世代居住在都城之间，往来于燕地、越地，登临禹穴、吴山，经过江海、淮水、沂水，向东登上岱宗，向西延伸到太行，回到神都；他游目所及，都是天下脊梁、咽喉、面颊般的重要地方。英雄行迹所到之处，美好事物铺陈之地，全都在这里了。借此可以舒展心神、曲折远望和倾听的景象，必将郁积成文章。又因为他年少时没有受到专门学问的拘束，心灵通透洒脱，独自游历于浩大幽远之境；很早就受到贵公子、大人物的赏识，听见前所未闻的事情，看见少年们穿着裘衣、骑着骏马、挎着弓剑，在酒楼和道路之间顾盼嬉游，这些也都是文章心灵所得到的馈赠。他本人又很早显达，未曾有过诸生一日的忧患，名声所到之处，赞叹的目光充满四周。因此他写文章，心神高远开阔，声调明亮流畅，精华非常充足，色彩非常悦目；缥缈处如山岭云气妩媚于九霄，绚丽处如江上霞光荡漾于林木之间；忽然收拢，忽然张开，如同崩裂，如同兴起，使人不能逼近观看，也无人能够穷尽其形态，其中大有传疏所曾遗漏、著录所未曾记载的东西。唉，以一个时代的人才，能够摆脱上述三种负累，像这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么，他写古文、词、诗歌，又怎么样呢？不过，才士如果仕途顺利、官业通达，也未必能够周全地应付世间万物的情状；而他既然已经凭借当涂县令而声名显著，刚刚成为郎官，却又被压抑而调任青浦县。青浦县，是从前屠长卿治理过的县。屠长卿正是凭借治理此县而声名传遍天下。季重来信，却反而以归隐休息、读书为心愿。季重本来已经读书了，凡是像我这样谈论他的人，大概也会有感叹他才华未尽施展的地方吧？既然如此，那么上天对于季重，确实似乎有意使他与众不同。没有别的办法了。《序丘毛伯稿》【汤显祖】

译天下文章之所以有生气，全在于有奇士。士人奇特，心灵就灵动；心灵灵动，就能飞腾活动；能飞腾活动，就可以上下天地、往来古今，能够屈伸长短、生灭变化都随心所欲。既然随心所欲，就没有什么不能如意。那些谈论天地古今的道理，却不能处处如意的人，是不能使自己的心意自由的人，也就是不能如意的人；心意有所滞碍，便只是普通人。蛾子伏在地上时，只是在爬行；一旦飞起来，便可以无所不至。它蠕动爬行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极处。因此，善于绘画的人观察勇士舞剑，善于书法的人观察挑夫争道，善于弹琴的人观察暴雨倾泻、山崩地裂。他们的心意确实想要积聚愤懑而突然迸发，撕裂冲撞、牵引扭转，尽情达到气势所必然达到的极点，以便在一时之间开发出耳目所不能达到、令人惊异的境界。我同乡丘毛伯的文章很像这样。他心灵灵动，能够出入于精微幽眇之处，所以变化活动都有形象，常常鼓舞振作而充分表达文辞。文章以确立意旨为根本；他所确立的意旨，常常不像经生的通常见解那样，然而令人喜爱。徐徐推究其义理，本来就应该如此。迫促、抵牾、曲折、铺陈，本来都是他自己取得的效果。他的力量足以使文章完成，机趣足以使文章转折。像毛伯这样的人，是世间奇异的人。《传》说：同样的光明彼此照耀，同样的气息彼此求取。圣人兴起，万物都得以看见。听说世上有霍林先生这个人，他为人正直而通达大道，善于写作典雅有法度的文章。天下士人只要有志于言说的，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圣作，拜他为师。然而没有人敢自称是他的高足弟子，而我同乡毛伯就在其中。他舍弃外在形迹，收取其中灵异的精神。世人多怀疑霍林先生喜爱奇士，却不像他自己所写的文章。唉，即使是先生，又怎么能用自己所作所为来要求天下士人呢？只要士人有意成为奇士，必定应当像我同乡毛伯这样，才可以。《合奇》序【汤显祖】世间只有拘泥的儒生和老朽的学者不可同他们谈文章罢了。他们大多听闻不多，见识不广，凭借鄙陋、迂曲、牵拘的见解来评量天下文章，哪里还会有真正的文章呢？我认为文章的妙处，不在于追随外在形貌、求得相似，而在于自然的灵气恍惚而来，不经思考便突然到达，怪异奇特，无法用名称形容，不是寻常事物所能相合。苏子瞻画枯树、竹子、怪石，极其不同于古今绘画的格调，却反而更加奇妙；如果按绘画格式来衡量，几乎不能入格。米家山水中的人物，不太着意，只略施几笔，形象便宛然如生；即使有意去这样画，也未必好。因此笔墨这种小技，也可以进入神妙境界而印证圣道；如果不是通达之人，谁能理解这些呢？我同乡丘毛伯选取海内合于奇趣的文章，只得一百多篇，奇异之处无不相合。有的只是片纸短幅，画着寸许小人、豆粒般的马；有的如长河巨浪，汹涌得仿佛要冲塌房屋；有的如流水边的孤村、寒鸦和古木；有的如山岚烟霭、草木，以及苍狗白衣般的变幻；有的如商周彝器、丘明和左丘失明所作的典籍、三坟五典。凡是天地之间奇伟灵异、高朗古朴、奔放旷达的气息，仍然都可以在这部编集中看到。真是神妙，真是化境！假如笔墨不能灵动，圣贤也会失去光彩，这都是浮浅沉滞的习气造成的。有志于千秋事业的士人，宁可做狂者、狷者，也不要做没有原则的乡愿。试着取来毛伯的这部编集读一读。《唐道征文》序【陈继儒】唐道征性情孤高正直，面容严肃冷峻；除了读书闭门之外，做事处处谨慎认真，所以他的文章恬淡安静、贞正洁净，有吉善之人的风范，正如他本人一样。他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后，海内有人想刊行道征的文章，于是唐先生向我陈子询问序文。我说：“唐先生是有志之士，却还想靠文章流传于世，这是为什么？”唐先生说：“你难道没见过地上的瓦石吗？小孩子们成群嬉戏，有时削它来做棋子，有时堆它来做塔；老人和长者经过看见，便笑它幼稚而且鄙陋。正当它被做成棋子和塔时，小孩子难道会忍心立刻放下它吗？因为小孩子的耳目手足全都收缩聚集在瓦石之上，瓦石便受到尊重了。我并不是想尊重自己的文章，我将把自己的文章做成棋子和塔，同孩子们一起游戏，有什么不可以呢？等到天黑孩子们散去，不过一笑罢了。又等到我戴上冠帽，不再玩孩子的游戏，严肃得像老人长者，回想起来也不过一笑罢了。我还要把我的文章同天下人做成棋子和塔，同他们一起游戏，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公对此一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陈子听后说：“确实如此，这正是唐先生的话。他的话是幻化的，正因为话是幻化的，所以文章也幻化；我才知道唐先生看待富贵，必定把它当作浮云一样看待了。不过，天下国家不是瓦石，日后由状元做到宰相，主持空虚、承接充盈，若把它当作棋子和塔，内心惴惴不安，只害怕它倾覆倒塌，那就差不多了。否则，我担心小孩子们挽起衣袖，笑话你后来所说的话。”唐先生说：“好。”于是请我写序，用来代替绅带上的格言。《杨去奢制义》序【陈继儒】我的朋友杨去奢，是恬淡少欲、洒脱安静的人。他的古今文章精妙绝伦，向他执经受业的学生遍及远近。时俗人物想同他交朋友，他却不喜欢奔走于少年人的场合；相国聘请他做老师，他也不喜欢追随权贵交游。遇到饮酒就饮酒，却不沉溺；遇到下棋就下棋，却不厌恶争胜；遇到作诗就作诗，却不苦苦吟咏。同舍学生和登门弟子，大半成为显贵人物，穿着华丽衣服，驾着四马车，在街巷中呵斥而过；他们来访求见杨先生，他不拒绝离开，也不回报答复。他不因没有炊具和酒器而感到羞耻，也不曾听到他的叹息声、怨尤声或可怜的神色。俗语说：“火要烧三天才知，玉要经过一生才知贫富。”这正是杨去奢的话。去奢参加考试常常名列高等，领取廪饩，内心却厌恶这种处境；又没有资财进入国学，打算放弃而去，游览名山。我陈子开玩笑说：“这是想做祭酒却不能，想做国学官员却没有朋友啊。”自古以来，事业走偏而命运多舛的人很多。公孙弘曾退居海上，四十岁才学习《春秋》，乡里两次推举他参加射策，终于考取第一。刘向多次上书，每次听到答复都是罢止，后来凭借《谷梁春秋》议论三十多件事情，最终成为汉代名臣。功名哪里有固定的格局呢？功名来得早，父母承受它的福泽；功名来得晚，不过是百姓承受它的福泽罢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杨去奢的制义文章，今天看来就是公孙弘、刘向这样的人；他晚年才得到际遇，是毫无疑问的。我请求替去奢把这些文章刻印出来，使它们流传。过去像明珠发出的光，光芒只能回照自身；如今这颗明珠一旦出现，便能照耀车乘、照亮千里了。等到去奢将来功名成就而退身，我再同陈子在世间春泥中逍遥，踩踏斗虎留下的踪迹，在孤峰顶上听冻猿哀啼。我还没有老去，还能够擦亮双眼等待去奢。《冯生开之五易稿》序【贺灿然】

译唉！我对冯生有所感触，私下也有感慨世道的心情。世上谈论文章的人，动不动就说王、唐、瞿。可是冯生同我谈论文章时，只仅仅推许王济之，对唐应德、瞿思道则只是偏重地师法他们。有人听到我们两个人的谈论，便闭着眼看，捂着嘴笑，说我们是两个极其狂妄的书生。文章界的泰山北斗，唐、瞿如同孔仲尼、孟子，不可私下诋毁，难道不正因为他们是天下魁首的缘故吗？那么冯生也是这样。唉，冯生未中第时，才华奇伟、见闻广博，写文章喜欢浩荡纵恣，不沉没于世俗；喜欢出人意表地给人看，却不是先辈中善于写文的名家和两三个知己，便不轻易朗朗诵读。有听到和看到的人，常常把这当作谈论文章的材料，说：“冯生的文章应当处在西汉时代；假使贾生、司马公诸位主持考试，冯生的文章一定会被取中。”在那时，冯生的文章在文人之间没有不受到注意的。等到冯生在南宫对策考取第一，士人争相购买他的文章，于是坊间出现了几十种伪稿。伪本一出现，人们便收集装订成册，在旁边加上朱笔、铅笔批注而诵读学习，说：“这是如今天下第一的冯君所写的文章。”冯君的文章竟然如此，所以成为天下第一，而人们最终不知道那是伪作。吕子说：“不认为他所认为正确的正确，反而认为他所认为错误的正确，这就叫大迷惑。”不过是一个冯生罢了；没有得到际遇时，冯生自己写的文章，人人都像破扫帚一样看待；一旦得到际遇，打开冯生的文章，名人便把它看作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楚国的璞玉被砍断双脚，燕国的石头却被视为珍宝，这就叫大迷惑。俗语说：“士人本无雄雌之别，可贵的是遇上时机。”难道只有冯生如此吗？难道只有冯生如此吗？唉，功名只是小事，文章只是微末技艺，这些哪里足以穷尽冯生的才华？世人却只因此而看重冯生，我实在对此深感慨叹。《五易》一文中，周彦云为它作的序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不再多说。《王性之制义》序【陈懿典】我在这一行当中，实在是反复经历、深有体会。耳目精神长期熟习此道，依恋不舍，不知不觉便喜爱它了。都城人士和四方贤士豪杰见我如此，又往往拿这些文章来请我评定。我凭臆测说，诸位君子也凭臆测听取。自甲午年春天直到今年，门前常常宾客满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每月评定的人，大概十个中能有六七个说中。诸位君子有时错误地称许我为鉴识人物的人，而我也偶尔自许像老马识途一样，却唯独看错了云间王性之的文章。起初我不认识性之，只是在杨彦履的书斋中看到他的文章，神情飘逸，像宓妃、神女一样，仿佛佩着羽葆、鸣佩，逍遥在潇湘、洛浦之间，只可远观而不可接近。我认为他一定会考取，没想到竟然落选。我对此感到疑惑，却找不到原因，便妄自揣想：我所见的只是全豹之一斑，还没有看透您的全部，难道竟像“枫落吴江”那句诗一样吗？后来我又跟着彦履，把他箱中的稿子全都索来读了；性之也欣然把全部稿子拿出来给我们看，越读越觉得奇异。别人的奇特，是用怪诞来放纵荒谬；您的奇特，是以缥缈来发扬冲淡平和。别人的奇特，是用华丽的句字来掩饰浅陋；您的奇特，是用典雅来显出秀美。像您这样才情的人，哪里会长期困顿呢？于是我和彦履共同评定取舍，把它刊刻出来。想到我才识浅陋，只是不肯在猛烈的风势末端自暴自弃，黑貂皮衣破旧零落，终于遇到了您的青眼相看。何况您才华胜过曹丕十倍，只要再等待三年，气势会更加厚重，精神也会更加旺盛。若在中原相逢，谁见了您不会退避让路呢？我的话最终还是应验了。《阳辛会稿序》【陶望龄】陶氏自前朝末年居住在会稽鉴湖一带以来，族人大多性情柔弱谨厚质朴，不习惯工巧技能。务农收获少，经商往往亏本，寄身仕途求取功名的多困顿而少有成就，所以族人一出生便从事文字学业，直到白头也不改业。这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士乡、士大夫的子孙世代常为士人吗？一种事业专心学习久了，在技艺上本来应当越来越精通；如果考核成效反而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孙辈还不如祖先，务农不能继承旧田，做工丧失高祖、曾祖的规矩，这就足以惭愧了。居住田间多有闲暇，偶尔与宗族中擅长文章的人在社中讲习学业。不久，恰逢我遭遇大变故而停止此事，所以文章很少；一两个偶尔参加这次聚会的姻亲朋友，便把自己所见到的文章记录下来，然而所得实在很少。后来得到一百多篇文章，交给书坊商人刊印。序文说：文章如同绘画，不领会它的精神义理就不能画好。不过有能力的人，还可以凭匠心和意兴随意创作，直到心意充分、功力达到极点才算完成。至于绘画描摹人的容貌、文章阐明经义，心意都不能完全由自己发挥，而要受制于人的面貌和书中的题目；心意不充实、不达到极点，就不能做好；但心意过于充实、功力过于极端，又容易溢出、流于泛滥，这样只能得到自己的意趣，不能得到所描写对象的真实面貌。眉须确实整齐，容貌确实美丽，使所描绘的人看见后称赞说：“这是多么美的男子啊！” 那么，眉眼眉须和容貌的整齐美丽反而只会暴露工匠的笨拙，遭人嘲笑罢了。如今写经义文章有三种弊病：有的人善于描画眉眼口鼻，却不知道它们的位置，把眼睛画到眉毛上，把嘴画到鼻子上，所以虽然画得好看，却不像人；有的人善于画准位置，却不能画得像，虽然像人，却不像所要描绘的那个人；还有的人把眉须口鼻的长短美丑都画得与所描绘的一样，形貌相合而精神相离，色泽相符而意趣枯槁。这三种都是写文章的人普遍的毛病。放眼如今，眉毛和眼睛争夺次序，嘴巴和鼻子竞相争长的人很多，何况其他方面呢？像这部文稿，并不敢说已经写得好，但所谓位置错乱、不能肖似人物的毛病，大概可以避免了吧？《戴大圆制义序》【陶望龄】

译秋水按时上涨，冲击土石，漂浮木筏和树枝，奔腾激荡，浩瀚无边，积水遍布原野。在这种时候，我常常想得到一泓澄澈的深潭或静静的水洲，临近几案洗手洗脸，悠然自得地停留其上。等到积水退去，霜气清寒，石头洁白，水波映照长空，寒泉像眼睛一样清亮，心中充满了欣赏它的兴味；但又担忧它随即消退干涸。自从我取得官籍以来，经生应试文章大略已经两次变化。壬辰、戊戌年间，文士竭尽才力，旁征博取，广泛驰骋，希望造成浩大无边的气象，但违背法度、破坏规矩，浮泛浑浊而不清澈的情况，往往都有。到了辛丑年以后，有才能的人大多删去浮华、吐露精华，以义理相互争高下，以姿态相互夸耀；这种风气流传下去，又变得纤细节俭、寒薄软弱，不再振奋高扬。人们只看到积水退尽、清水显现时可爱可玩，却不知道接着就会不断收缩，最终趋向枯竭。如今的经义文章，就像古代的诗歌一样，它的盛衰都足以观察世道。季札听到郑国的乐歌，说：“它已经过于纤细了，百姓将要承受不住。”听到秦国的乐歌，说：“这才叫夏声。”能够发出夏声，就有大夫之声；由此看来，大的兆头已经衰微，细小的风气正在取代它。这样说来，纤细节俭、寒薄软弱，属于细弱的一类，正是宏大的反面。因此谈论文体，今天应当振作它的衰弱姿态，使它的精神强健。干这里有这样的人，世道的运势将要依靠他。等到我有幸读完本邑父母官玄趾戴公的文章，心中豁然开朗，就像登上朝堂听钟鼓之声，进入武库观看戈、鋋、矛、戟等兵器的丰富收藏。他的才力没有不能到达之处，气势没有不能贯通之处，而一切都归结于义理，依据法度；文思如源泉涌出，奔流浩荡，却不失澄澈如镜、清明透彻的妙处，大概就是所谓广博而不浮泛，施展而不耗费，节制有分寸，操守有次序。我们本邑的士人都在他的文章中学习规范，虽然眼看着还远远落在后面，却仍然有希望使夏声兴起，挽救颓靡，恢复壮观。难道不会有所振兴吗？我为诸位弟子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高兴，所以作序并传播它。《季生弟制义序》【陶望龄】我曾经给各位弟弟、侄子讲论作文，正如人诉说事情一样。口才敏捷的人，能够把事情说得详尽；思维敏捷的人，能够用简省的语言表达而不浪费文辞。至于既不浪费词句而又精巧，剪裁安排的妙处无不具备，那就更高了。孔子称赞言辞能够通达意思，左氏却说文章要使言语充分。使言语充分的文章，还不是最高的文章。意思已经穷尽，言辞也应该随之停止，难道还要等待把话说足吗？一百个人说同一件事，或许一个人就能全部说尽；一百句话说尽一件事，或许几句话就能概括。文章的工拙，难道一定要拿尺子量过以后才看得出来吗？我的族人遵守这个说法，认为写文章都应当务求义理清楚、言辞简洁，不应有当今繁复华丽的姿态；季生弟尤其如此。我从宫秩任上归来，看到他所作的经义，意旨淡泊，光彩不显。我说：“您的文章确实很好，但是世人正拿着鹍鸡弦，频繁调弦、加快节拍，沉溺于靡靡之音而彼此取悦，您却怀抱有虞氏的古琴，想用一唱三叹来胜过它吗？”等到应试时，他的文章稍稍趋向浓厚丰润，终于符合考试要求了。然而他心里并不认为这就是好文章，反而珍藏旧日的经义，秘密地放在破箱子里。人们却争相传诵它，认为它高雅的志趣深厚坚定，确实坚固而不改变。我知道季生能够把自己作文的原则调适到世俗需要上，所以写下几句话来勉励他。《张世调制义序》【陶望龄】文章发展到今天，像是把粗粝的豆粟放在太牢盛宴上，又把太牢盛宴中的海味堆得过多，已经过分了。结果多到不能填饱肚子，只是名义奢侈而实际内容简约。我记得自己还是舞象之年时，东南文士善于遵守文格，遇到题目便写得平淡宽博而不华丽，被称作“松江体”，一时有很多人仰慕推重。后来风气日益趋向浓艳华丽，又讥笑这种文体迂缓，于是云间的文章也渐渐改变。它的精实超过从前，冲淡平和的旨趣有时仍然存在。与它的前辈相比，已经像醇酒胜过玄酒了。我在南畿校阅文章，所录取的松江士人最多；张世调的文稿收得最晚，我得到后非常高兴，便把它列为经义文章之首。第二年他又考中礼部试，被选为庶常。他的文章肌理细腻，严密锐利地深入，又平和地舒展开来，大概是正始遗风吧？文章成熟，就像水果在当令时没有花朵，壮年时没有幼稚气；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开始时并不是没有华盛的气象、豪爽而不可驯服的气势，但一定要退回到平实，然后才称得上最高境界。张世调正在内府读书，所谓文章有超出制义的地方，若能博学深思，以达到所说的最高境界，那是可以做到的。《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六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六 《叙四子稿》【明袁宏道】当今世上禁止某种文体的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厉，而时文的轨范却一天比一天败坏。上面的人刻意追求平庸，下面的人刻意追求苛细。所标举的是这样，所趋向的却是那样。难道文体果真不值得匡正吗？禁止士人的是一个人，取录士人的又是另一个人。士人向往利益，就会追求功名，所以服从取士者而不服从禁令。即使不是这样，假如发布禁令的人也负责取士，那么录取标准就会完全归于平庸；平庸又不能胜任考试，于是不得不寻求奇异。寻求奇异之后，平庸的文章自然被排斥；即使想守住禁令，也做不到，因为形势逼迫如此。我认为文体不能端正，是因为士人不知道学习。圣贤之学，只在于心与性。如今试问那些从事科举的人：什么叫心？什么叫性？就像中国人谈论海外的事情一样，茫然不知该怎样回答。哪里谈得上学习？既然不知道学习，于是圣贤立言的本旨就晦暗而不显明，只能猜测影子、寻觅回声，好像射覆一样。深奥的人用险僻来取胜，华丽的人用外表来夸耀，诡奇的人用借窃来张扬。义理本来浅显，却把言辞写得艰深，像奸佞小人隐藏内心来欺骗人，所以称为险。词句本来芜杂，却雕饰字面，像纨绔子弟目不识丁，只凭衣饰互相夸耀，所以称为表。道理本来荒疏，却剽窃佛、老两家的皮毛，像一个连一担粮食也没有的穷人，指着富家的粮仓向乡里人夸耀，所以称为贷。这三种毛病都由于不知道学习；智慧穷尽、才能搜寻不到，自然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担任主考的人既不能详细辨别真伪，所以这类人也常常侥幸考中。后来的学生相互责怪又相互仿效，文体便再也无法整顿了。因此对于士人，应当教他们懂得圣贤之学。懂得学习就懂得文章了，禁止又有什么用呢？我的门人某等留心学问，作文以义理为根本而发出，没有浮夸的词语和险僻的言辞，这是值得高兴的。所以在稿本前写下这些话，告诉都城中从事作文的人。《潘士观制义序》【孙慎行】

译过去我以选择言辞自许，把字句逐一梳理，逐句安排，以去除庞杂而趋于冲和平正。写作时颇感艰涩。写成后再看，人们只觉得气息沉滞、意脉凝结，神采黯淡无光。这样十多年不能考中，我几乎要因为过分选择而后悔，于是感叹：那些博大通明的人，一定有不逐字梳理、不逐句排比，却能畅然走上冲和平正之路的吗？而我没有能够多次做到。即使见到神采飞扬、气息不沉不结的文章，细读它的言辞，最终又免不了庞杂，我也未尝不借助选择之法来证明自己的做法。完全不加选择而恰好达到无可选择的境界，选择之后又使人看不出选择的痕迹，这是天然的巧合，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经默默领会其中道理，但才力薄弱、思虑纷乱，不能从容地等待涵养以实现先前的志愿，后来终于侥幸考中，便停止了这种做法。近来得到潘士观的试卷，反复品味，没有看到一句庞杂的话。他那种冲和平正的气息，铿然如律吕和谐共鸣，我非常喜爱。后来询问他的平日情况，原来他也逐字梳理、逐句排比，却完全没有沉郁不扬的姿态，仿佛乘风的鸟翅，翩翩往来，并不由自己勉强为之。这样看来，您把选择当作安适，而我却偏偏把选择当作苦事吗？我的不善于选择，竟到了这种地步。不过，请让我把“选择”说到底。选择难道只限于言辞吗？选择道路来行走，这才是端正之士；选择善道而坚持，才近于中庸。世上没有不加选择却能不庞杂的人，也没有言辞庞杂而行为独自冲和平正的人。我始终不敢把选择言辞看作忌讳。《删选房稿序》【汤宾尹】评论文章很难。最难评论的文章，是科举文章；科举文章中最难评论的，近来没有比它更难的了。不过，只要谈到这件事，我总是坚决推辞。提问的人说：“文格之中只有科举文章是儿童技艺罢了，有什么难的？”我推辞说：“其他文章，只需评定它写得好不好；科举文章，却应当评定它是否适逢取士标准。写得好，本来应当遇合，却未必如此；考中者，本来应当写得好，却也未必如此。我将要评论写得好不好吗？还是评论能否遇合吗？”提问者说：“遇合和写得好，竟然这样相互抵触吗？”我说：“你我所谓的‘好’，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穷尽。”他说：“既然写得好，为什么不能一概而论？”我说：“因为众人的心不同，众人的眼光不同。师旷不能使不相同的耳朵听成相同，易牙不能使不相同的嘴巴尝成相同。从前有个贵族偏爱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只有一只眼睛；后来他走遍全国，观看各种美色，竟没有一个能相称的，便说：‘可惜啊，她只是多了一只眼睛。’连明显有眉眼、面貌端正的女子都如此，何况文章呢？文章有声调，不是耳朵所能完全衡量；有滋味，不是舌头所能调配；有色泽，不是眼睛所能尽观。所以说评论文章很难。短短的时间、狭小的篇幅所发挥的作用，有时长有时短，未必能代表作者一生的水平。这片刻之间的校阅，是开明还是昏聩，也未必代表校阅者一生的见识。所以说，评论科举文章很难。我见过写得好却没有遇合的文章；起初我揣度它确实写得好，恰好遇合时，我自以为判断果然正确；偶尔它没有遇合，人们必定斜眼说：‘恐怕并没有写好吧。’时间久了再考察，连我也怀疑它确实不好。我也见过写得不好却遇合的文章；起初我揣度它写得不好，恰好没有遇合时，我自以为判断果然正确；偶尔它遇合了，人们必定解释说：‘它本来有好的地方，只是偶然被看中了。’连我也怀疑它确实写得好。我一个人的耳目尚且不能自信，何况面对别人、众人，又怎么敢强作肯定、轻率评论呢？提问者说：‘确实如此。写得好未必遇合，遇合未必写得好，这种情况并非一朝一夕才有，为什么近来尤其严重呢？’我说：‘你没有看过射箭吗？有固定的仪器和靶子，在几十步以内，纵横五尺的箭靶可以拿来衡量，箭术便有标准。没有固定的仪器和靶子，即使到了百步之外射中毫毛，我也不知道他的巧妙在哪里。过去的文章常常陈列在前，信从老师的说法，遵守旧有规范，就像有固定的仪器和靶子。如今学生竞相追求奇异，诏令又屡屡更新，便没有固定标准了。有

译人说禁止苛细，有人说应当喜爱苛细；有人说厌弃平庸，有人说崇尚平庸，究竟拿什么作为准则呢？’ 如今有人身为华夏之人却说出■〈亻离〉言，有大人身份却穿戴小孩百般拼缀的衣服，是富人却捡拾邻家的残豆来充饥，人们一定会说：‘这个人有■〈疒酉〉病。’如今借用历代圣贤的笔舌，却只争论佛、老、子、史留下的残余，有见识的人看出来，一定会说：‘这个人有■〈疒酉〉病。’您所谓的奇，就是有■〈疒酉〉病。提问者说：‘奇如果是这样，那么平又是什么样呢？’我说：‘能够证明圣贤之道的文章最为奇，所以达到极平的境界，反而没有所谓平，也没有所谓奇。其次，能够把胸中想说的话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也就是平；能够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也就是奇。您把平和奇分开来说，我把平和奇合在一起来说。’提问者说：‘听了您关于平与奇的说法，知道怎样才算奇了，敢问探□的方法呢？’我说：‘一定要愚。’他说：‘奇怪！聪明人尚且不能达到，难道愚笨才是达到它的关键吗？□□□□必须专心，专心便能达到极致，达到极致便能通灵。我曾经试过这种方法。年轻时，遇到题目便满意，放开笔迅速书写，也觉得很容易。过了十多年重新做，才开始觉得困难。每当拿起一个题目，舌头仿佛僵住，眼眶仿佛昏暗，身体仿佛枯木，胸中仿佛铁壁，拿着题目茫然不知，连是哪一本书也记不清。如今有一个华人却说着■〈亻离〉言，一个大人却穿着小孩百般缀补的衣服，一个富人却捡拾邻家的残豆来充饥，人们一定会说：“这是患有■〈疒酉〉疾啊！”如今凭借超越圣人、贤人的文笔和口舌，却只去争辩佛、老以及诸子、史书中的残篇，有见识的人一看见，必定会说：“这是患有■〈疒酉〉疾啊！”您所说的奇，就是患有■〈疒酉〉疾的那种奇。提问的人说：“奇是这样，那么平又是怎样呢？”回答说：“能够证成圣道的，是最奇的；所以最平常之中没有所谓平常，也就没有所谓奇。其次，能够把自己胸中想说的话说出来，表达得条理通达，那也就是平了。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那也就是奇了。您所说的，是把平和奇分开来说；我所说的，是把平和奇合在一起说。”提问的人说：“听到您的平奇之说，知道怎样才能达到奇了，冒昧请问探□的方法呢？”回答说：“一定要愚钝。”提问的人说：“奇怪啊！聪明人尚且不能做到，竟然要以愚钝为要诀吗？□□□□必定要专心致志；专心致志就能达到极致，达到极致就会产生灵性。我曾经试过这种方法。年轻时，遇到题目便感到满意，放开笔迅疾书写，大概也觉得这并不难。过了不久，反复这样做了十多年，才开始觉察到它的困难。每次拿起一个题目，舌头像是僵住了，眼眶仿佛变得曤，形体像枯木，胸中像有铁壁，拿着题目茫然无措，连是哪一册书也记不起来。不一会儿，一线微光冲破出来，斑驳的云层从缝隙间穿过，片刻之间，轰然开朗，天尽头、地尽头都看得清清楚楚，眼前世间所有事物仿佛都可以收摄掌握。等到我急忙趋前奔去，却被什么挡住，忽然间世间所有东西，以及胸中原本明白、可以相互连贯的东西，又全都消失了，一无所有。我收回盛大的气势，转而调匀微弱的气息，最后低头慢慢写下，仿佛只是把什么东西吐出来，做一件其实没有什么可做的事，说一些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话。等到义文写成，检查观看它，俨然像一张旧纸，没有留下半点墨迹。原先年轻时轻易写作，一顿饭工夫可以写成三四篇义文；后来竟然几日几夜写不成一篇，再后来连一句话也写不成。围着文稿数日，面容消瘦，形体憔悴，脸色黧黑。在这种时候，我不知道科举文章还算不算科举文章，也不知道别人称许我还是辱骂我；直到终身，也不知道能否遇合。这也可以说是愚到极点了。然而我终于因为这种状态而生病，忘了临近考试日期，后来又因不能把思绪全部完成而感到遗憾。七个题目中只选取一个，静默地思考，率然拿起笔来，几行文字一同落下，仿佛平日早已构思好的一样；这就是这种愚笨所产生的功效。愚笨尚且如此，聪明的作用

译就可以想见了。但若不是极端的愚笨，恐怕会凭聪明做事，未必能够专心达到极致。提问者说：‘如果苦苦用功却没有甘美的结果，该怎么办？’

译我说：‘苦到极点就会甘美了；不甘美，就说明还没有苦到极点。’他说：‘以您的功力来试验，人人都一定能见效吗？’我说：‘可以。’他说：‘为什么可以？’我说：‘心由神明统摄，神明又由圣人之道统摄；他也是达到极致，我也是达到极致。作者把圣人立在自己面前，仿佛亲眼看见圣人；读者把作者立在自己面前，仿佛亲眼看见作者，这是精神相互传达。至于文章写得好不好，我不敢断定；但只要它能够遇合，就没有不是凭精神相互传达的。我见过罕见诡奇、偶然至极的说法不能通达，却没有见过统摄于圣人之道的文章会彼此抵牾。’提问者说：‘照您这样说，最终也可以达到一致吗？’我说：‘不能一致，是因为精神还没有达到极致。精神正是使彼此一致的东西，圣人之道正是使不一致者趋于一致的东西。历经万年，周遍八方，而永远没有隔阂的，难道不就是精神吗？’所以善于写作的人传达精神，善于观文的人体会精神。有人删取甲辰房稿，我的朋友陈长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长卿先生一向以善于写作著称，他在体察文章方面很有余力，所以我把过去的问答归给他，拿来向文章家请教。《唐君平视舌草序》【汤宾尹】人在文章方面，有完全达到境界的，有达到一半的。等到完全达到以后再寻求遇合，能够采取的道路就很少了。假设把文章分成十等来衡量，得到十分，就应该没有不遇合的；连一分也得不到，就应该没有遇合的希望。得到五分，未必遇合，也未必不遇合。得到五分而能够遇合，就已经不是偶然了。然而不足二三分却偶然遇合的人还很多。仅仅得到五分却不能遇合，也不能说不是偶然；但超过七八分仍不能遇合的人也很多。我用十分的标准等待十成的售达，世人却凭五分的幸运求得五分的利益。最后，那些只达到一半的人一个个卖掉了自己的文章离去，而我却像环抱秦廷柱石般完整地抱持着文章归来，竟成了世人的笑谈，难道不是很难吗？有志之士啊！起初，君平和我谈论文章，完全抛开笔墨技巧，只一心遵循圣人真谛。见到有人炫耀华丽奇瑰，便唾弃他说：‘若不是为了猎取高名、倾动都城人士，又何必这样？’于是有时闭眼躺在几案旁，有时枯坐，有时用手指比画、摩挲，又有时如此，只希望有一个字能够合乎要求。我们这些人在这条道路上，实在苦啊！我多次南征应试，多次不能考中。君平说：‘一定不要改变原来的做法。’我点头赞同。后来君平多次北上应试，又多次不能考中。我勉励君平说：‘一定不要改变原来的做法。’君平点头赞同。刺绣半生，竟不如倚市叫卖一天。总之，要用一天的遇合去换取一个字的遇合；一天的遇合难求，是造物和人共同造成的。一个字的契合，不是精神和人力所能主宰，也不是才智豪强、有力量的人所能篡夺的。文章没有立即达到的固定程序，却有自然达到的时机；遇合没有必然达到的技巧，却有独自达到的精神。和氏之玉三次易主，三次献玉，却忘记了双脚受苦。难道他能预料后来君王的赏识，并区别前人的眼光吗？第一次献玉如此，第二次、第三次献玉也如此。抱玉者的精神既已精光四射、光彩夺目，就不容埋没消灭了！君平面貌白皙如脂，眼睛像闪电，胡须长二尺，像戟一样。他在市上狂奔，满街的人都围堵观看。和人谈论诗赋、兵法、剑术，以及内外阻塞、古今上下的各种道理，纷纷从胸中吐出，都是从本性中展开出来的；他蔑视权贵富人，周济贫困急难之人，大略像鲁仲连、李太白的为人，而我唯独因为同样痴绝，转而和他更加接近。我在辛丑年春天仰慕并刊刻《视舌草》，海内之人自然会凭精神来认识君平，不必再问他的舌头了。《西湖谈艺序》【张鼐】我苦于游览西湖，遇到了养生家钱先生。先生对我说：“人的功业盖世、文章名满天下，对于一针元气来说，就像用有漏洞的酒器往里灌水。”我受到他的感触，作诗答谢他，其中有“省言常护气息，念自通神”两句。于是借住在湖上僧舍，住了十天，想把他服气养生的方法全部求得。可是钱塘诸位君子听说我到了，带着文章来叩我的门，鞋子交错堆在门外。一旦相对交谈，便像酒徒遇到运酒的曲车，津津有味地说个不停，无法住口。“少说话以养气”的告诫，全都不再记得了。这正是苏轼所说的“知道过错却不改正”。每次坐席上偶然提出一个题目，便随意谈论，大概有个首尾。诸位君子于是把我当作文客，可我回去后不能多记，最后编成的稿子只有十多篇。朋友请求刊刻流传，我笑着说：“钱先生的一剂良药，我不能服用，怎么能把病入膏肓之人的话拿去误导天下没有病的人呢？”当时钱孟玉、郑德滋跟随我游学，请求说：“希望老师不要固执。养生家有十成道理，苏轼曾说：‘与其咽下去，不如吐出来。’这正合我们的心意罢了。”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说：“这就是我的药，我的病将要立刻痊愈了。”于是听从诸位君子，把它刊刻出来。《隐秀轩时义自序》【钟惺】时义并不是小道，能够达到境界的人未必能够说出其中道理，因为其中有精神；能够说出的人又未必能够达到境界，因为其中有时机。我平生在这方面，眼睛所见的境界似乎有所接触，但脚步实际上从未到达。我以此反复寻找、考察自己，如今偶然在南宫考试中获得收获，错误地承蒙国士的称许。回看过去困顿的诸生时代，连普通人的赏识也没有得到，我不敢在学业上轻微地贬低过去，却确实也没有在学业上有丝毫进步。于是，过去二十年作为诸生，受到世人嘲笑、怀疑、遗弃，经过身边也没人肯过问的情形，或许是因为我略微有所窥见，因而有一些自信；也或许其中原因无法知道。而如今被人认为有可惊可喜之处，正是我感到不足的地方：我的脚步还没有真正到达，因此在这门学业上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愿。《叙周临如稿》【赵维寰】

译苏子瞻写文章，行进到该行进的地方，在不得不停下的地方停下。苏轼的文章能够传达精神，一半得益于文与可画竹的道理：当他奋笔直下，迅速追赶眼中所见之物时，大概胸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竹子。扬子云沉默而喜好深沉精湛的思考，他所著的书幽深得进入黄泉，高峻得高出苍天，使读者难以断句，使学习者难以成就；他同那些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处在什么时代的人相约，说：“后世有扬子云，一定会知道我。”这两家的文章浓淡不同，雕饰与质朴各异，但都在千秋之中自我期许，最终归结为各自达到极致罢了。可是近世的学士往往尊崇苏子瞻，家家传诵，户户学习，几乎把它等同于粮食、水和火；至于《太玄》《法言》等篇，却有人到老也没有看过一眼。即使是那些知道的人，也只是把它层层收藏起来，说是“弘璧天球”，只应奉为世间珍宝，却不能拿来充饥。唉！假如苏子瞻早知道自己的文章只会成为后人的充饥之物，他肯让一个字流落人间吗？世上本来就有宁可毁灭生命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人，这种人不容易被饥饿屈服。我的朋友周临如有一天把《坡仙集》送给我，同时拿出他的文稿给我看。我读后发掘幽奥，钩取微妙，文章凹凸纵横、开凿窍穴，确实可以称为“宁可毁灭生命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我由衷折服，于是提笔在书卷前端写下这几句，表彰他独自前行的志向，并私下附会于桓谭、范逡识人的见解。请不要说我这是自我解嘲。《题〈瓦注篇〉》【赵维寰】这次庚午科考试，我的儿子韩待在京兆等待应试。临行前，他把窗课中的几篇文章刻印出来，准备悬挂在国门。我叫来他，对他说：“你是要追求名声吗？士人凭技艺求取科第，道路本来就很宽广。希望一定得到，有时反而未必得到；本不一定得到，却有时奇异地得到科名。神奇的机缘可以偶然遇到，却不能用权术求取。关于金注、瓦注的说法，其中的细微道理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因此过去有道德的先生与文士谈论应举之事，总要告诫说：‘不要让得失扰乱你的心思。’造物常常颠倒安排，英雄只凭得失这一点小小的机数，我夺去他所凭借的气势，就足以凌驾其上、控制住他。这就是瓦注比金注更巧妙、金注更昏暗的地方。我回想年轻壮年时参加考试，每次都希望一定考中；一旦没有考中，必定号哭悲恸。看看如今，头颅已经这样，面貌却仍然如此，这难道不是金注留下的明显教训吗？希望你不要再到市场上追逐名声。如今天下攻习制举业的士人，最明白‘无声’的道理。所谓‘雅知无声’，孔子说：‘在退隐的时代，如果还有珍惜名声的人，那么我们父子没有落在五陵子弟之后，哪里还用等到今天？’算了，这部书还有什么用呢？如果非要有个用处，把它命名为《瓦注》也还可以。只是已经太晚了。清和月初一，钝叟无声书写于海昌天涛阁。《蔚草序》【陈万言】回想过去，我常常侍奉在父亲膝前，呈上一件文章或技艺，先父便称赏我。自从父亲去世以来，仿佛同时失去了几位良师益友，我常常背负内疚。每当我咿唔读书，母亲便怜爱我。如今母亲也去世了，乌鸟反哺尚且没有报答，我徘徊在松树、楸树墓间，黯然失色，只能勉强面对笔墨来排遣郁结的叹息。可是现在还有谁来称赏我，又有谁来怜惜我呢？蒿草啊，蔚草啊，这正是王裒读书时悲泣、不能读完的情形。我弹琴之后，便搜检编排成稿，至于工拙、毁誉，都不敢再过问了。《焚草序》【陈万言】丁敬礼说：‘文章写得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知道；后世有谁能理解我？谁来评定我的文章呢？’曹子建认为这话通达，我也这样认为。二十年来，平日所作的文章流传日益广泛，闲暇时我亲手把它们烧掉，只留下若干篇。加上附近刊刻的两部文稿，大概将要形成一家之言，或者说，我自己所获得的大略都在这里了。因此题作《焚草》。君苗看见士衡的文章，想要烧掉笔砚；我看见自己的文章，难道一定要等到士衡那样才会如此吗？天下混乱已经到了极点，其他事情不必再说。只恨这些木妖书蠹，不能全都放入咸阳的一把火中，就请从我这里开始。《康弱孟草序》【陈仁锡】衡山挺拔而立，楚山的险峻、灊山与霍山作为它的陪衬，轩辕山又与它并列。山岳怎么能够彼此并列呢？凡是山川高峻的，未必幽深奇楚；祝融峰高，方广寺深，而石菌、芙蓉等山峦九次朝向、九次背转，所以文章奇异而曲折。雄伟的山势未必妩媚，例如武夷、金简、君山，仿佛美酒与孤帆共同隐约在江流中，飞花洒满洞庭，所以文章尊严高峻而清净。秀丽的山势未必苍古，太和南岩，侧身可见黑虎，有人头戴乌帽、身披紫裘，正襟坐在雪堂，因此文章秀美而整饬。深广的水势未必遥远，沿巫峡而上，直到潇湘，岣嵝、络丝彼此对峙鸣响，所以文章前后起伏，如同蒸湘之水。兄弟之国广阔的山川未必有韵致，郎官可湖，鱼龙悲鸣长啸，而钴鉧、石渠的泉水忽大忽小，所以文章磛■〈齿夸〉幽深沉厚、没有边际；水流连接天际，水性曲折绵延，蒸腾云气笼罩梦泽，震撼岳阳而没有尽头，水势澎湃不止，所以文章像蛟龙一样不可逼近。我曾经奇怪那些评选文章的人说：‘才情不能达到极致。’才情不能达到极致的，都是庸才，是偏才。总之，才情这件事，诸葛武侯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替别人衡量轻重。’这才不是普通的秤；哪里还只是五岳呢？衡山就像我的心中之秤一样。知人很难，认识山川也很难。柳子厚没有记叙淡山，黄山谷却更加推重大溪；总之，一个人的精神流露出来，山川的精神也就显现出来了。戊午年我几乎考中，造物却故意使我迟滞。如今一片君山已经在笔端描绘出来，难道还要让轩辕山不再与灊山、霍山并列为三岳吗？《易准序》【黄汝亨】过去我和门人们讲说经义、谈论道理，接触尘世、评论文章，几乎没有虚度光阴的时候，其中只有玄父与我交往最久。他天资灵秀、内心深沉，外表浑厚质朴，诸位门人望尘莫及；而诸位门人的学业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今年夏天我得到他选编的《易义》，篇篇都合乎法则，其中七篇是我已经经历过的，三篇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光彩焕然如神明，顿时恢复了旧日面貌。玄父大概有深厚的用心吧！文章有准则，就像下棋有棋谱，工匠有墨绳，射箭有箭靶。不按准则，就不能称为工巧；不能运用精神，也不能称为化境。曾有具有神妙变化却废弃准则的情况，却从来没有废弃准则而能够达到神妙变化的情况。我难道敢说这是学习者的门径，却让天下人全都失去智巧吗？老和尚因毁坏戒律而受罚，印宗法吏因破案而舞弄法律，我和玄父恐怕也免不了被讥笑为多事，但这是我们甘心承受的。《吴伯霖稿序》【黄汝亨】

译伯霖的奇妙才华超过我，却错误地因为气味相投而推重我。四方都推举我为艺文方面的长者，连伯霖也错误地把我包括在内。然而我的技艺已经到头了，伯霖却一天比一天进步。从前我说伯霖的文章像倾国倾城的佳人，完全凭借姿态取胜。如今不幸身陷深重忧患之中，栖居圣水，等待伯霖考取科第。他反而发愤搜求群书，加以探究，思考深沉，然后舒展开来写成篇章，拿给天下的学者看。他谈论义理，如同尊宿登坛说法，名言像碎玉散落，却是尊宿没有的秀美。他锤炼、熔铸古人，在一句话中挽取强力，在一个字中征求巧思，如同剖解出才士的精华，却有才士没有的深厚。由此才知道文章的妙处，也知道良工的辛苦。干将、莫邪出炉，水陆都被切断；风雨将至，它们在炉中跃动，不躲避阴阳变化的灾患，取得精华才铸造成剑，这些过程世人看不见。唉！这难道能够和那些偏才小生凭支离言语、浮泛游辞来博取名声的人相提并论吗？不过，宇宙中的事情广博无边，文章之士精心运用其中的道理，也不过把文章看作枝叶。我愿意和伯霖闭门落下门闩，相互守持于无名的质朴之中，这就可以了。《阅楚一录序》【缪昌期】评论士人时，偶然拿到不知道是谁的文稿，一眼便遇到合意之作，这就叫天意。等到拆开试卷，姓名显现；撤去考场围棘，本人出现；观察相貌、考察言谈，询问年龄，核实籍贯门第的高低寒微，打听时下声名的喧闹或寂寂，各种差别便出现了。于是房选的结果出来，名次升降、得失多少，心意不能不因此转变一下，这就从天意变成了人为。人与人相互知晓，哪里能和天意相比呢？我离开楚地考场后，引见各位士人，急忙搜集考场试卷，回到吴门刊刻它们，也姑且用来记载那一眼相遇的机缘罢了。这就是《阅楚一录》。《郑都甫〈石室制义〉序》【黄道周】轻浮尖锐地对待圣贤之言，用外貌来摹写圣贤，虽然摹写得像，也有五种弊端：过早华美而根基不坚，是第一种；徒具教化形貌而过分修饰，是第二种；没有东西可以鼓动人心，只缠绕细丝来挽救日月，是第三种；拿轻慢的态度教导天下人，老人向幼妇行礼，向自己的婆婆逞骄，是第四种；被烈火逼迫而像霜打后枯萎，是第五种。深深沉潜于圣贤之言，用来摹写圣贤，虽然摹写而未必得到形貌，却也有五种美德：谦逊为柄，是第一种；英健雄壮，是第二种；眉须已经茂盛，却不设置佩饰，是第三种；知道失败而通达变化，暂时通晓玄妙的道理而返回本命，是第四种；有幸实行它，却不再多言，是第五种。因此，用文章来摹写圣贤之言，与其过早成熟而避开这五种美德，不如晚些成熟而避开这五种弊端。郑都甫对于圣贤，大概已经深深沉浸其中而加以谋求了。十几年前，我曾见郑都甫所作的制义，精光互相映射，仿佛出自石室；如今又过了十年，都甫仍以此著名，石室仍然如故，而精光已经更加深远了。过去我也曾二十年困顿于这条道路，交游狭窄浅陋，远离师友，独自与穷困争战，时而失败，时而胜利。每一次跌倒，我便痛切地自我追究过失，灼烧身体、咬啮肌肤；大的如挥锄顾金之过，小的如入厕脱巾之罚，无不把毒苦咀嚼在心中，清晨便服下药物。然而我始终闭口不敢说这是文章造成的缘故。人如果不能写文章，那么感谢文章所带来的报偿，其过失不过和众人相等；不能成为圣贤却骤然求长寿，却把圣贤的话当作大口吞食报偿，穿着衣服，乘着车子，罪过反而超过倚市门卖绣品、替帝王制作服饰的人。所以如今天下所做的事已经如此，大概可以和圣贤相比的，品类不过两端：第一是免除罪过，第二是承认罪过而知道过错；第一是不因所行之道而求取报偿，第二是把报偿置于后面而长久坚持自己的道。都甫就是所谓把报偿置于后面而长久坚持其道的人。把报偿置于后面而长久坚持其道，就是奉行圣贤之道而以文章为生，并不认为这是过错。像我这样，不过只是知道自己的罪过罢了。鲁国方圆五百里，凭三命之爵而推举一位圣人，过了五十年才得到他，尚且不能长久。仲尼自己说：‘我作战必定取胜，祭祀必定得到福佑，却绝不敢说我做官必定很早显达。’如果迫不得已而有所取舍，尚且要像如今这样的人，以此自我抒发，在弟子面前获得怡悦，却还不知道当时所写文章的等级。季札、孟轲如今在哪里呢？现在有人昂首挺胸、绷紧大腿和脚，踉跄着说上一句话，仿佛影子相似便睁大眼睛大嚼，在高堂之上迈着危险的步子，又因此教训别人说这说那，仿佛没有谁能超过自己，这正是都甫和我最大的耻辱。我平生在文章上的遭际颠沛，每每回想成败得失以及心中的事情，全都不能相合；即使有一两篇文章偶然误入他人眼中，它的是非取舍，也与我所怀抱、所经历的完全不相称，因此不敢向人商量。这番道理，我在都甫身后已经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在罪报、引罪和免罪之间深深浸润，仍未能审慎选择吗？而都甫辨析此事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以圣贤自任的人，在大江以南、鄱阳湖以东以西，有唐宜之、罗文止、谭友夏诸位君子，都深深沉浸于圣贤之言中。郑都甫把石室、灵威等处的胜景撮取在一起；假如有一天仲尼出现，将要建立矍相射礼那样的场所，说出文章仪貌之类的话，招请轻捷锐利的人从门内向右进入，把深深沉浸于圣贤之言的人从门内向左进入。我将站在中间，那就在德与贼之间感到惭愧，也只能捧着鼎耳，迟疑退立，跟随在后面。把报偿置于后面而长久坚持其道的人，难道就在我都甫身上吗？就在我都甫身上吗？都甫是建徳人，如今是大中丞的哥哥，和贵池丁师交往，都曾作为我的老师行辈。《前历试卷自叙》【艾南英】

译我十七岁时，以童子身份参加考试，受到平湖李养白先生的赏识。第二年春天，即万历庚子年，才登记入东乡县学。直到万历己未年，做诸生二十年，参加乡试七年，在二十人中领取廪饩十四年。所受到赏识的县令、县长一共两人。于是，前后应试所写的文章，积累了若干卷。删去那些不值得保存的以后，对于可以保存的，不仅担心它们散失零乱而无法考察，也因为它们全都出自勤苦、忧患、惊恐和束缚之中，并且想借此保存知己之感。于是把它们取出付梓，并在序中说明刻印的用意：唉！遍尝诸生的苦处，没有像我这样的。旧制度规定，诸生在郡县有关部门，要按季度考核功课，名叫季考；以及所属御史进入境内，取士人十分之一加以考校，名叫观风。这两种考试既不关系诸生的黜陟进退，而我又因懒散怠慢成为习惯，常常不能参加。只有督学使者对诸生来说是职掌所在；他的岁考，关系到诸生的黜陟。除非患病或遭遇内外丧服，没有不参加考试的。至于科考，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由县里选拔优秀者送到郡里，郡里再选拔优秀者送到督学那里，督学又选拔优秀者参加乡试。不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另有遗才大收，把他们的长处全部发挥出来。若不是这条途径，即使孔子、孟子也没有办法进取。所以我前后所写的试卷，全都出自这两种考试。考试那天，衙门鼓声三次，即使冰霜冻结，诸生也要露立在门外。督学穿着绯色官服坐在堂上，灯烛辉煌，围炉取暖，轻松自如。诸生解开衣服，露出脚，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拿着布袜，听郡县有关部门唱名，依次站在甬道上到督学面前。每一名诸生，都有两名军士搜检，上至发际，下至膝踵，赤裸腹部，露着脚踝，经过漏刻数箭的时间才完毕。即使壮年人也无不牙齿震动、冻得发抖，腰部以下大多寒冷冻结、僵硬皲裂，已经不知道身体和皮肤在哪里了。遇到酷热难当的天气，督学穿着轻薄绮罗，在荫凉处饮茶摇扇，自在如常。诸生十人、百人聚成一群，拥挤站在尘土中；按规定又不敢拿扇子，而且穿着粗布厚衣。等到入席，数百人挤坐在一起，蒸热、腥臭而混杂，汗水湿透脊背，连一勺浆水也不能入口。虽然设置了供应茶水的吏员，但通常没人敢喝；喝了就一定会在文牍上盖朱印，怀疑他作弊，文章即使写得好，也要降一等。这就是受到寒暑困苦的情形。入席以后，发下题目；题目一经教官宣读，视力短的人便把题目写在牌子上，由吏员举着牌子下来巡视。对于听力较重、接近听不清的人，近来已废止宣读，只把某学某题写在牌子上。一天中若有几道题，就由几名吏员举牌下来；而我因为视力短，连咫尺之外也看不见，必定屏住呼吸，低声询问邻座的诸生，问他牌子上写的是什么。督学又在台上向下巡视，东西两边站着眼力敏锐的军士，还有四名高大的军士，诸生没有敢抬头仰视的。四面张望、斜立，伸懒腰、倚靠、交谈，或者侧身占据席位，只要有一种情况，督学便在文牍上盖朱印，视为越规；文章即使写得好，也要降一等。因此腰背拘束困顿，即使大小便也不能自由。这就是为了捆住手脚、限制便利，又造成的困苦。所设置的坐席，取材供应都由工吏负责；工吏大半侵吞费用，仓促之间办成，临时制作的规格狭窄逼迫，不能舒展左右手臂。坐席又薄又脆，缝隙稀疏，稍微坐重一些，就担心折断翻倒。同号的诸生常有十多人，担心调换号舍，通常把十多个座位用竹子联在一起；手脚稍微一动，所有座位都跟着动，整天没有安宁的时候。写出的字歪斜不正；而且自从闽中一两位督学加重了怀挟作弊的禁令，诸生连砚都不能自带。砚也是工吏供应的，通常都是青色、粗劣的顽石，表面光滑而不受墨，即使这一件事也足以使手腕受困。不幸座位处在漏雨的屋檐下，所在之处大雨倾注，只能用衣服盖住试卷，赶快书写来完成考试。这就是又受到胥吏办事不谨慎所困苦的情形。等到评阅试卷，大多是督学一人评阅数千人的文章；文章有平庸、奇特、虚浮、真实、繁复、简约、浓重、淡薄的差异，而主考官的爱好取舍也各不相同。若一定要在一流人才中选取，即使老资格的学者也不能不感到恐惧。我常有天幸，然而高下定下来以后，督学又穿着绯色官服坐在堂上，郡县有关部门在门外等候察看，教官站在台阶下；诸生低头行走，依次到几案前，跪着接受训示，紧闭嘴巴不敢发声。看过所试文章的优劣后，分别从甬道、西角门出去。这时，他们的面目实在不能拿给妻子儿女看。这就是又用文法束缚牵制来困顿、摧折人的意气。唉！遍尝诸生的苦处，没有像我这样的。到了进入乡试考场，所受的搜检防禁、披头散发、污面垢脸、夜间露宿、白天暴晒，以及暑热、风沙的苦处，与小试没有不同。只是起居饮食稍微方便一些；而房考官不止一人，并且都是在处理文书、诉讼之余来阅卷。我七次应试七次受挫，改换方法，智力用尽、才能耗竭。起初写秦汉诸子史家的文章，考场中却认为它粗野；改写震泽、毗陵以及成化、弘治以来先正的文体，考场中又认为它老旧；近来虽然采用《公羊传》《谷梁传》《孝经》以及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大家的语句，房考官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话。每次考试结束，凡是登上贤书的人，即使空疏、庸腐、幼稚、拙劣、鄙陋，也还能与郡县有关部门分庭抗礼；而我凭借二十多年积累的学问，制艺文章从鹤滩、守溪以下直到弘治、正德、嘉靖、隆庆时期的大家，没有不研究的。所读的书，从六经、诸子史书、濂洛、关闽之学，到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佛教、老子的文章，没有不学习的。可是却不能和那些空疏、庸腐、幼稚、拙劣、鄙陋的人为伍。每当想到这里，便想放弃科举，不再从事举业，闭门著书，考察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以此在世上显露自己；但又想到不能作为逸民终老。唉！遍尝诸生的苦处，没有像我这样的。古代君子有所成就，必定追溯自己显达历练和勤苦努力的情状，以此自我警戒。上至古代圣人，公开发表言论、相互拜谢时，也必定叙述其艰难创始的缘由。所以说：安逸时能够思考，最初安定时怎能忘记开端？因此试卷虽然鄙劣琐陋，不值得保存，但全都出自勤苦、忧患、惊恐和束缚之中。何况前面几位先生，又都是当今的名人和大公，而我凭一日之长，得以列在他们弟子之中。古语说：知己之恩重于普通的感恩。

译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给我穿文绣的衣服，给我吃稻粱，用台池、鼓钟使我快乐，但要让我读自己的文章而不知道它本来出于圣贤，不能完全看见古今以及道德性命所在，那么我终究不会用他来交换这些文章。况且我困顿于诸生之中，既没有办法报答知己；一两位君子又突然先我而去，也没有办法在地下回答先师。因为这些试卷出自勤苦、忧患、惊恐和束缚之中，又想借此保存知己之感，所以把它们刻印出来。至于几次科举考场中所写的试卷，世人都只按成败评价人，我不愿让尘世之人的耳目听见看见；而且这也近于喜欢自我表扬、显露，暴露主考官的长短，所以把它们藏起来。但我终究不能忘记那些人的姓名。騊儿五岁就能读书，我将把试卷封存、标记，让他掌管，并说：‘这是某位司理、某位令尹做房考官时所摈弃的文章。’既暗中记下他们的姓名，又让騊儿读这些试卷并引以为鉴，明白若要用诡诈的手段迎合时势，不能像父亲这样笨拙。《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二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二十七卷 （明）贺复征编 ○序四十七【词曲类】《水浒传自序》【元代施伯雨】人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娶妻，就不应再娶；四十岁还没有做官，就不应再做官；五十岁不应再成家，六十岁不应再出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违背时机，事情容易耗尽。早晨太阳刚出来时，天地苍苍而清凉，洗头洗脸，包好头巾，进食盘中的饭食，嚼杨木枝，诸事刚刚做完，起身询问是否到了午时，午时已经过去很久了。午时以前如此，午时以后便可知道了。一天如此，三万六千天又有什么呢？这样想着忧愁，究竟从哪里得到快乐呢？我常奇怪人们说某甲如今多少岁；所谓多少，是积累而有的意思。如今他的年岁积累在哪里？可以取出来数一数吗？可见过去的我，全都已经变化消灭了，何况不止如此。我这本书写到这一句时，这一句以前的我已经迅速变化消灭了，因此令人悲痛。写书的快乐，没有比得上朋友；朋友带来的快乐，没有比得上交谈。谁能说不是这样？但也何曾得到很多呢？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又遇不到朋友。处在这样的时日，真如同住在牢狱里。我家薄田不多，多种高粱；我自己不能饮酒，是因为我的朋友来时需要饮酒。我家门前面对大河，有美好的树木遮阴，是给我的朋友行走、站立、蹲坐的地方。我家负责烧火做饭、整理盘格的，只有四个老婢女；其余无论大小童仆十多人，都是为了便于奔走迎送、传递接收书信。我家的童仆婢女稍有空闲，就教他们捆扎扫帚、编织坐席；捆扫帚是用来扫地，织坐席是供我的朋友坐的。我的朋友全都来时，应当有十六人。然而全都来的日子很少，遇到不是大风雨而全都不来的日子也很少，大致每天来六七人是常态。我的朋友来了也不一定饮酒，想喝就喝，想停就先停，各随自己的心意；不是以酒为乐，而是以交谈为乐。我的朋友谈话不涉及朝廷，不只是因为安分，也因为路途遥远，传闻多。传闻的话没有实情，没有实情就是白白耗费唾沫。不谈论别人的过失，也是因为天下人本来没有过失，不应由我来诋毁诬陷他们。所说的话不求惊动别人，别人也不感到惊动；并非不想让人理解，而是别人最终也不能理解，因为事情处在性情幽微之处，世人多忙，从未认真追问。我的朋友既都是见识清淡、通达、开阔的人，他们所阐发的道理四方都可能遇到；然而每天谈完就停止，没有人记录。有时也想汇集成一部书送给后人，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做到，原因有三：一是求名之心已经消尽，而心里多懒惰；用一句精微的话求得快乐，著书却是苦事；二是死后无人能够读它；三是今年所写的，明年一定会后悔；四也是如此。这部《水浒传》七十一卷，多半是我的朋友散去以后在灯下随意写成的，风雨之日尤其多。朋友来时，有一半内容已经在心中经营构思；时间久了成为习惯，不必铺纸拿笔然后才发挥。大概在傍晚篱笆旁、五更卧在被中、低头捻带、斜眼观察事物的时候，都有所遇合和触发。有的人或许会问：‘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为什么没有编成一部书，唯独有这部传记呢？’这难道不是因为这部传记成书没有名声，即使不成也没有损失吗？一是心中闲适，试着玩弄笔墨，舒卷自如；二是无论贤人还是愚人，没有不能读的；三是文章的得失很小，不值得后悔；四也是如此。唉，悲哀啊！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怎么知道后世读我书的人会怎样评价呢？只要把它拿给今天的朋友看，朋友读了感到快乐，这也就够了。何况我还不知道我的后身读它会怎样评价，也不知道我的后身是否有机会读到这部书；我又何必为这些事牵挂呢？东都施耐庵作序 《曲序》【徐渭】海樵君的诗篇，子都侯已经在粤南刻印了。到这时，子都的某位后人又取出海樵所作的若干首曲子，刻印后传播于乡里，把副本收藏在息柯亭中，题名为《息柯余韵》。这是顺从众人的爱好，已经请求我在篇首阐发其中的意义。我虽然还没有见过全部篇章，但过去曾经和海樵君交游，本来就熟悉他的声音。譬如喜欢琴瑟一样，他的声音无所不具备。他抒发思想，能达到所能达到的极处：怨恨诽谤，可以称得上《小雅》；描写爱色，可以配得上《国风》。而他用手指按弦演奏，遇到《小雅》，听到的人足以产生怨情；遇到《国风》，听到的人足以得到宣泄。但如今海樵君已经琴弦解断、琴柱崩毁，琴瑟的声音杳然如云散风去，风吹得很快而独自留下的只有曲谱；听到它的人本来就想倾耳起立。君虽然已经在松树和楸树的墓地之外，又怎么知道他的作品不会流传呢？古语说：看见容貌而相互喜悦，是人的常情。喜悦便仰慕，仰慕便郁积而有所宣泄；感情宣泄便消散，事情也就结束了；无从宣泄，感情有时便结成病，否则也可能潜藏下来，必定以隐秘的方式实行。因此发出声音，就是把感情宣泄出来。所以观看这部曲谱的人，将会认为没有谁比君更像登徒子；唯独我认为，没有谁比君更能反过来超越登徒子。只是他的声音艳丽罢了。空同子称赞董子、崔张的戏剧，说它们应当直接继承《离骚》。既然如此，艳丽本来就不妨碍成为《离骚》一类的作品。唉，这哪里是人人都能完全说清楚的呢！《拜月西厢传序》【李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