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二

译臣听说，忠义之士杀身以成仁，舍弃生命以取得正义，天地间的支柱和纲维，依赖他们才得以安定树立。圣明的帝王，首先急于褒扬表彰他们，以维护世间的榜样和风俗。因此史书传记所记载的贞臣烈士，心志事迹光明灿烂，直到今天读来，古代的正道仍然光辉照人。然而难道只有古人能够这样吗？我国开国以来为节义而死的臣子，生气凛然，卓然可记，褒扬崇重的典制，实在等待着今天来实行。臣年轻时听父老传说，谈到革除之变，当时任职的大臣，如尚书铁铉、张纮、陈迪、齐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黄观、郭任、陈性善，都御史景清、练子宁、茅大芳，大理寺少卿胡闰、寺丞邹瑾，太常寺卿黄子澄、少卿廖升、卢原质，侍读方孝儒、娄琏，修撰王叔英，给事中陈继之、袭泰、黄钺、戴徳彝、韩永，御史高翔、曾凤韶、魏冕、王度、叶希贤，中书舍人朱和、郭节、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张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佥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陈彦回、叶惠仲，长史刘璟，纪善周是修，断事高巍，知县颜伯玮、郑恕，教授陈思贤，教谕王省，都指挥马宣、朱鉴等，虽然职位有高低，受任也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能奋不顾身，以义自我牺牲，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不向权势屈服；有的在事情发生前便筹划谋略，有的在危急时刻抗守节义，有的竭尽力量坚守，有的同心协力赴义，有的从容自尽，有的慷慨受刑，有的逃身海滨，有的在学校中结成忠诚之志。他们确实是天地之间的正气，是中流砥柱，足以与古人并驾齐驱，没有一点可惭愧的地方。然而记载忠节、诏令褒扬的工作至今仍是缺失的典制，这正是臣私下叹息、不得不急切为之哀鸣而冒犯圣听的原因。当时在其职任上为国事而死，是臣子的本分，也是天地间的义理；尽到自己的心意，本来不计较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哀悯他们的死亡、记录他们的忠诚，是君主的仁德，也是天地的常道，用来教导天下后世做臣子、做儿女的人，不可以有一念忘记忠孝之心。君主尽君主的义，臣子尽臣子的忠，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罢了。仰想圣明君主登临帝位，各种制度都归于端正，凡是可以用来劝勉天下的办法，无不想修整实行，使天下各国的臣民知道从哪里奋发。至于记录已经过去的精忠，启发将来的典范，关系到风俗教化，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臣敢于抒发愚诚，冒昧上言，伏乞皇上务必怜悯群忠，树立万世准则，敕令朝廷大臣详细议定万古长远的办法，广泛寻访、博求材料，务必不要遗漏；让各人举荐所知道的人，分类上疏报告。果真与臣所说相符合，请将铁铉、张纮等人以死尽忠的真实事迹交付史局编纂校订，载入史籍，以使他们更加不朽。仍请念及他们为所任之事尽忠，各自追赠官职、谥号，录用他们的子孙，使所在有司建立祠宇，按时祭祀。那么铁铉等人的孤忠劲节就会震动天地，英魂义气光临九泉之下的祭祀场所；他们虽死犹生，都是陛下所赐。天下后世将无不说：“铁铉等人真是忠臣啊！”知道并记录他们的忠诚，从陛下开始。凡是怀有忠义之心的人，无不欣喜感激，争相奋发。仁德没有比抚恤死者更重要的，教化没有比表彰忠臣更大的；一举之间，仁道树立，教化推行，人才兴盛，也因此能够看见这种帝王的盛大节操，万代都将仰望。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实在难以再得，臣不胜恳切期望之至。考察古代礼乐，以辅助盛大典礼的奏疏【廖道南】

译臣恭敬地考察我太祖高皇帝曾下谕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礼、乐二者罢了。若通晓礼而不通晓乐，就不能用来陶冶人心、推行治道；通晓乐而不通晓礼，也不能用来振举纲纪、建立大中之道。礼乐并行，然后教化才能醇厚。”臣曾庄重地诵读这段话，私下感叹圣祖独具完整的智慧，超越千古，确实能够登上大道，参与赞助万物的化育，所以至治的馨香上达神明，吉祥的征兆接连出现，登载于史册。礼乐百年以后重新兴盛，确实是有原因的。恭惟皇上建立中正、达到和谐，体察诚信、通达顺理，光大继承圣祖的宏图，重新举行远古以来的盛大典礼，礼制崇高而有三重，乐制完备而用于四郊。近来皇上的御笔挥洒，亲自撰写圜丘乐章，文辞光明灿烂，阐发大道的奥妙，与弦管相配合，符合律吕，实在足以感动天地、感通神明。臣认为古代帝王的音乐，没有比虞舜时代更善的，没有比周代更盛的。《尚书》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用来考察治乱，并以此出纳五言。你们听周官大司乐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招致鬼神。”大概圣人创制法则，一定以天地为根本。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有所合。天数之五与地数之十相合而生成土，它的声音是宫；地数之四与天数之九相合而生成金，它的声音是商；天数之三与地数之八相合而生成木，它的声音是角；地数之二与天数之七相合而生成火，它的声音是征；天数之一与地数之六相合而生成水，它的声音是羽。五声相互生成，循环轮转而互为宫，于是用八音来传播，使八方之风的和谐得以宣扬；又用十二律来调和声音，使四时的和气得以顺应。先有元气，然后才有和气；先有元声，然后才有和声。声音和谐，气就和谐；气和谐，形体就和谐；形体和谐，天地的和谐也就相应了。臣请就古乐可以施行于今日，以及今日音乐违背古制的地方加以说明。乐律的制度，阳律依从乾，阴吕依从坤，所以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来祭祀四望；演奏蕤宾、歌唱函钟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来享祀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来享祀先祖。大概人的声音与乐器的声音相互配合，而快慢、高低各有节度。如今的乐律由太常寺协律郎掌管，传承久了，渐渐失去最初的意义；使用时又已经不同，不能得到元声。其中阴阳配合的礼制、律吕子母的意义，恐怕未必都正确。古代设置乐舞，文舞执羽和籥，武舞执干和戚；所以祭祀天神就舞《云门》，祭祀地祇就舞《咸池》，祭祀四望就舞《大■〈磬，召代石〉》，祭祀山川就舞《大夏》，享祀先妣就舞《大濩》，享祀先祖就舞《大武》。大概乐舞与乐律相互呼应，舞列的进退快慢都合乎法度。如今的乐舞隶属于太常寺，乐舞生手执朱干玉戚，集合时穿戴冕服、执帗持旄，却全都不辨舞列；至于乐师所掌六律的仪式、舞师所掌四舞的节度，恐怕未必都正确。古代举行大享礼，是为了亲睦君臣。《周礼》说王宫悬挂九面乐器，举行享食时演奏燕乐，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钟鼓在庭，各自依照类别安排，没有互相侵夺次序。如今大祀礼成，在奉天殿设宴，由教坊司承应，雅乐俗乐混杂，优伶和儒者杂处，恐怕不是恭敬承受上天余惠的做法。古代举行藉田礼，是为了重视农事。《周礼》规定，君王出入时演奏《王夏》，司空清理祭坛，农正陈设藉田，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醴酒，各自办理职事，没有互相越职。如今亲自耕种藉田，在先农坛设置乐舞，由教坊司承应，群伶纷扰，众剧喧闹，恐怕不是为天下百姓作出表率、首先重视农事的做法。以上这些事情，虽然载入法令，沿袭已有多年，但关系十分重大，整顿纠正应当赶快。宋儒周敦颐说：“音乐，古代用来平定心志，今天却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今天却用来增长怨恨。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却想达到天下大治，距离目标还很远。”皇上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古代典礼，天地日月的祭祀已经恢复原初制度，但朝廷仍未完全合乎古制。《礼记》说：“创制者称为圣，继述者称为明。”圣人在上，必定有所创制。有人说元声难以知晓，古乐难以恢复；臣遍考经籍和乐家的学说，相关论述仍然存在。论述音乐根本的，有《乐记》；记载音乐文辞的，有《礼仪》。自周代以后，虽然失去了传承，但司马迁撰写《律历志》，班固承袭其说，因此有三统之论。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朱子称许它，认为已经成为一家之言。至于陈祥道的《乐书》，又完备地记载古今制度，没有遗漏。然而想求得元声，应当从经书中求取。《易经》说：“雷从地中奋发而出，这是豫卦；先王因此创作音乐来崇尚德行。”雷，是运行天地元气、鼓动万物萌发生机的东西。懂得雷的元气如何发动，就懂得音乐的元气如何宣发了。舜命令夔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是延长言辞的，声调依随歌咏，律吕调和声调。”我圣祖对熊鼎说：“音乐以人的声音为主，人的声音和谐，八音自然就谐和了。”这番教诲，是万古不变的至理。记载说：“只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义的，是禽兽；知道音义而不知道音乐之道的，是普通百姓。”臣不是懂得音乐的人，只是姑且叙述所听闻的，按照乐书的条目作出说明：第一，考察五声以校正八音；第二，考察八音以校正十二律；第三，考察十二律以校正旋宫。至于历代各家的学说，也互有得失。先儒许衡本来已有定论。臣等不敢全部陈述，谨慎地推究其中义理，附录进呈。仰望圣明俯察采择。弹劾刘瑾的奏疏【杨守随】

译臣曾听孟轲说：“只要匡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又听周穆王说：“实在依赖左右前后有职位的臣子来匡正我的不足。”然而教化能够施行、法令能够树立，必定由于君德端正；奸邪之人得到进用，也常常会成为君德的拖累。奸佞邪僻足以迷惑心志、改变意向，日积月累，终于会废弃法令、阻塞教化，祸患一旦兴起，后来便有不可言说、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明智之人应当及早辨别、预先防范的，何况征兆已经显露，事情已经造成，势力已经壮大呢？这好比毒疮生在肘腋之间，既不能在未化脓前消除毒性，又不能在已经化脓后清除污秽，必定成为心腹之患。因此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发誓至死，为陛下竭力直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在春宫培养德行时，英明焕发，禀赋过人；早晚勤于学习，有希望成为圣人的功夫；亲自礼敬师儒，有尊重道义的志向；辨别君子小人，有不受迷惑的明察；不亲近左右佞幸，有刚正的操守。天下臣民仰望陛下，把您看作今日太平的希望。先皇帝临终时，召见二三位大臣到寝宫，谆谆嘱咐后事，使他们尽心辅佐；这些是臣等共同听闻的，也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先皇的话至今还在耳边。陛下继位之初，大体遵循旧典，间或推行一两项新政，深得人心，天下称颂，认为先皇帝的德行可与周成王、汉文帝相比，而陛下的德行超过周康王、汉景帝，宗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为什么几个月以来，左右近臣不能恭敬承受陛下的德意，反而把先朝的一切良法美政都取来加以更改，把先朝的近臣贤辅都诬陷而铲除？政事日益违法，日益败坏，天下百姓哀号，不知手脚该放在哪里；怨恨叹息之气导致灾异发生，上天发出雷鸣，大地发生震动，五星在夜空侵凌犯位，星辰在天空纵横显现，彗星直穿其间，斗星与太阳在新年开头发生日蚀，桃李在深秋开花，雷击奉天殿鸱吻，暴雨毁坏留都皇城的墙壁，古今罕见的灾害在几个月内交相聚集。下有人的作为感应，上有天变应和，陛下难道独独不思考其中原因吗？如今陛下朝夕相处的是什么人？与您交谈的是什么言论？和您一起做的是什么事情？不要以为身处深宫清静肃穆之中，别人就无法知道。《冏命》说：“侍奉君主的群仆，没有不是正人的，使他们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吕氏认为，陪仆、执御车马的人，后世看作卑贱的品类，却不知道选择他们；殊不知君主早晚与之相处，气质性情受到迁移熏染，通常必由此而来，所以周公作《立政》而感叹真正知道忧虑此事的人很少。如今内臣刘瑾、马永成、张永、丘聚、罗祥、魏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以奸险的性情、巧佞的才智，迎合圣意、诱导阿谀，欺骗皇上、蒙蔽下人。起初还乘机窥伺、寻找空隙来满足私欲，后来竟放纵心意而毫无顾忌。时人把他们称为“八虎”。只有王岳还稍知畏惧、略有退避，而刘瑾尤其威猛，像锯齿般凶恶、善于噬人。老虎能够吃人，人人都知道，陛下却偏偏同他们聚处驰逐，又亲信爱护他们，正所谓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如今这八虎天天用纵情游乐、荒废正事的事情引导陛下，天天用谄媚奉承的话迎合陛下；有时在西海子举鹰传兔，有时在南城内攀登险峻高处；有时穿胡服招募骑射，有时装扮神像制作龟趺。宫禁内的锣鼓声远近都听得见，宫中的火炮声昼夜不断。搬演杂剧，贵贱混杂而没有分别；假称降神的师巫，尊卑混淆而没有界限。牵引车马，让自己充当执鞭的仆役，孔子都不做的事如今却做了；排列市肆，亲自做商贾的事情，鲁仲连都不忍做的事如今却忍心做了。他们巧妙装饰各种技艺，企图迎合深宫的欲望。即使凭陛下天资英敏、圣性刚明，自有主宰而不受摇惑，然而身处鲍鱼之肆与芝兰之室，听齐地街市之语和楚地之言，臣尤其担心陛下不能不被他们暗中迁移、默默夺取本心。近来太阳升得很高而大朝仍未临朝，漏壶滴尽而宫寝仍未入御，难道是万机繁忙到了没有一刻空闲的程度吗？陛下确实试着想一想，今日求圣之学、尊道之志，果真还像从前那样勤奋吗？所进用的果真是君子，所贬斥的果真是小人吗？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果真都遵循祖宗的成法和先帝的遗意吗？不要以为四方臣民只会听从命令，没人能够议论，也没人能够违抗。事情既然不合常理就应当改正，而这几个人正依仗皇上的亲信宠幸，把持天下威权，肆意暴虐，假传诏旨，放逐大臣，刑罚诛杀台谏官，阻拦实封奏章，使言论不能上达；用花言巧语迷惑圣听，使皇恩不能下达到底。大开贿赂之门，擅自掌握赏罚大权；传奉官员达到百千人之多，招募武勇之人甚至招到五六岁的儿童；招揽有谋略的人作为爪牙，全都赐给金貂紫绶；结交奸邪之人作为心腹，滥赐玉带蟒衣；有的奏请盐引，私下经营贩运；有的奏请土地场所，大兴土木；有的索取官库银两，有的冒领织造钱粮。义子、赘婿全都贪得金紫荣宠，受宠爱的士卒、幸童都得到貂珰贵位；依附自己的人升禄加官，违逆心意的人贬爵夺职；罪行重的人有厚重贿赂反而升官，功劳多的人没有重金行贿反而被贬职。内外臣僚只奔走于刘瑾的权势之下，天下百姓只畏惧刘瑾的威势。

译过去，二三位大臣接受先皇遗命，夹辅新君；如今却有暗中交结、默默依附并泄露政情的人了。过去，南北群臣发誓同心，痛恨奸邪；如今却有人出谋划策、主持文书，依附迎合时势。况且他们多次更换边境掌握军略的臣子，大幅更改各省镇守官职，究竟想做什么？事情最容易看清。伏望陛下远远鉴察汉、唐、宋的祸患，近处观察曹吉祥的事情，以杜绝后患，防止其他变故。上个月臣与府、部、院、司的公卿僚佐会同，具本竭力陈述他们的罪行，伏在宫阙之下等候圣裁。中官传旨慰问并免罪，臣等俯伏至以死相请；直到太阳西斜以后，才承受处分的诏旨。臣等高呼万岁退下，以为一定会依法正刑，再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没过几天，却传旨让他们各自担任职事：有的操练团营，有的办理两厂事务，有的兼署司礼监，有的署理掌印，有的总理御用事务。他们这是倒拿着太阿剑，把权柄交给他们；这些都是兵权、财权和机密事务所在之地，是政事的根本区域。《大雅·荡》说：“蛀虫盗贼在内部争斗，昏乱之人不能同心，溃乱邪僻，实际上使我的国家被平定。”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表面上远远放逐，暗中却亲近；名义上疏远斥退，实际上却亲信他们。政柄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奸邪之心更加得逞。如今天下的怨恨正深，事势的危险已经极为严重，而且大肆杀戮，大肆贪淫，大量输送财赋，大开征敛之门；官府库藏因之枯竭，百姓财力因之困乏，边疆武勇因之疲惫；上下互相诬陷，神人共同愤怒，而刘瑾的心正放纵不止，他的罪恶正成熟却不悔改。以过去推想现在，以现在衡量将来；人的性情很少有自我满足的戒心，而小人没有知止的念头。观察当前形势，如果不趁现在扑灭，后来必定有不可言说的事情、不可收拾的局势。《易经》说：“踏着霜，坚冰就要到来。”阴气刚开始凝结，怎么会很快发展到水冻结、冰坚硬呢？这也是说顺着事物逐渐发展的道路，最终会到达这种地步。因此周公在《畜》卦第五爻说“豮豕之牙则吉”，在《姤》卦第五爻说“以杞包瓜”，所告诫的正是今日这种形势。伏望陛下独自果断，施行刚健的决断，大大发布涣散祸患的诏令，将这几个人逮捕送交法司，公开依法正刑；远远鉴戒延熹年间已经发生的过错，不要使臣重蹈蕃武已经覆亡的旧辙，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仍请查核内官，凡列在八虎名下以及与他们亲厚交好的人，全部遣出宫去，以断绝其滋生祸患的根苗。另选廉洁谨慎、端正恭敬的人，充任左右使令的职务，这样就能做到所谓左右侍仆没有不是正人；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没有不善的。将会看到君德自然无不端正，法度自然无不严明，政治教化自然无不清明；其盛德可与唐尧、虞舜相比，其美善可与三代相媲美，那又哪里只是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值得一提呢？这将是天下万世的幸运。臣对于迫切忠诚恳切的心情，实在难以尽述。分条陈述边防计划的奏疏【杨博】

译根据兵部咨文，其中说内阁传达圣谕：朕看东西两镇之外的敌兵抢掠杀戮十分严重，防备遏制的计策应当怎样预先安排？你们会同文武群臣切实详细议论后呈报。钦此，钦遵。近来本部复议，认为应当再次通行大小官员，竭尽忠诚和思虑，破格讲求对策，命令各自限期具奏。容臣等斟酌缓急，会同内阁以及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详细议论，分条上奏，请皇上裁决，奉钦依，特此咨送前来。臣等深切认为，强敌不可轻视，正分路侵凌；向东侵犯蓟镇，则九重震惊；向西侵犯偏关，则三晋骚动。抢掠杀戮十分严重，确如圣谕。承蒙皇上忧念百姓，日夜勤劳，特意命辅臣会同臣等详细商议预防的计策。臣等虽极为愚陋，亲眼看见时局艰难，岂敢不恭敬承受？自古边防不过战、守两端，但各边地势不同，战守也各自不同。比如蓟州、昌平、保定三镇有城墙可以依恃，敌人难保不来，但只应乘高据险，使敌骑一匹也不能进入，这是上策。山西、宣大、辽东四镇没有城墙可以依恃，敌人难保不进入，但只应坚固营垒、清空野外，使敌人连一丝一毫也得不到，这是中策。臣愽臣本固、臣士儋连日当面斟酌商议；除去重掌将领权力、严明军令、修筑城堡等事项已经各位官员分条上奏，臣等不敢一概涉及之外，谨将东西六镇战守的关键事项中最重大、最紧要的部分分条陈述。伏望圣明特别赐览，下令有关衙门会同官员详细议定，裁决施行。至于奉旨提出建议，是臣等的事情；询问谋议、参考斟酌，是辅臣和兵部尚书的职责；至于删去空文、竭力求取实际成效，则是总督、镇守、巡抚、兵备和将领的责任。若让臣等提出意见，辅臣和兵部尚书议论，边臣却不肯竭力担任其事，或者公开表示异议，或者暗中设法规避，只是纸上空谈，就像画饼，究竟对安边攘敌有什么益处？当前首先要做的事务，就是责成边臣同心协力、恭敬办事，实心实意地处理政务。又想到兵事凶险、战争危急，是人情所难以承受的，朝廷用来驱策他们的手段，只在赏罚。有功而不赏，人自然不会受到激励；有罪而不刑，谁肯轻易踏入兵刃之祸呢？近年蓟镇潘家口、磨刀谷失守，总督王杼、杨选相继弃市，而总兵、参将、游击反而从轻减罪，因此今年边境警报屡次传来，竟没有一个将领请求出战而死，这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心态了。近来承蒙皇上裁断，逮捕拘系镇守、巡抚等官员，人心才开始知道警惕。副参等官田世威、刘宝、胥进忠、吴光裕等，分别拥有明确的防守辖地，却不能坚守，罪行尤其重大，也应当先行逮捕审问。应当将田世威等逮捕押送京城法司，查照所犯之罪，一并拟定罪名，以此作为边臣放纵敌寇、祸害百姓者的警戒。臣等恳切祈望之情，实在难以尽述。第一，议定蓟州、昌平依靠城墙防守。蓟州、昌平两镇依山修筑城墙，延绵将近二千里。自庚戌边境发生警报以来，多次修缮。河防口、古北口、黑谷关、一片石等处，抵御敌军，已有明确的事实证明。近来因为敌骑冲破城墙，有人便说城墙不可守，这实在是因噎废食。前年墙子岭失守，是通州官军的责任；今年界岭口失守，是河间官军的责任。守兵单薄，援兵没有到达，这是调度失误，难道可以把罪过归于城墙吗？应当听任总督侍郎曹邦辅督率镇守、巡抚等官，趁今年冬季亲自巡视边墙，逐一查验，稍有不完备，就立即修补。春秋两季防守时，将调来入卫的边兵分营配置，每一路各有一二千人，驻扎在适中的地方。突然遇到敌军大举攻墙，就命令他们合力作战防守。敌人仰面攻城，我军凭高处打击；敌骑即使强悍，恐怕也不能飞越城墙。第二，议定宣府南山的防守。宣府东路距离昌平很近，其中四海沿、岔道、八达岭等处，都是敌寇通行的要道。总督军门统率重兵拱卫南山，实在是把保卫京城放在首要位置。连年来在关外增设墩台城墙，深得设置重重关门以等待暴敌的意义。近来议论纷纷，想把兵马布置在张家口左右卫等处，等敌人南下以后才守南山，这是极大的失策。应当下令总督都御史王之诰督率镇守、巡抚等官，今后春秋两季防守仍照已经议定的办法，谨慎守卫南山，以慰藉君父日夜忧劳的心意，不得借口关外防务而导致内部留下祸患。第三，议定山西摆列防守。雁门、宁武、偏头三关，都是山西的门户。雁门、宁武二关外有大同，尤其称得上屏障；偏头一关向西连接延绥，独自处在敌军冲击的正面。早年宁武、雁门一带增筑边墙、增兵戍守，并非毫无依据。然而边墙长达八百多里，原有守官、士兵和民壮不满数万人，名义上说是沿边摆列，实际上只是沿袭旧事，确实没有像蓟州、昌平二镇那样依靠城墙拒守、真正遏制敌人回返的效果。大概蓟州、昌平能够合并各镇力量进行防守，比较容易；山西只凭一镇力量防守，实在困难。如今给事中张说建议停止摆列边防，这是亲眼见到情况后提出的，不是凭空臆说。不过事情属于边境之外，仓促之间难以遥相决断，应当听任总督都御史王之诰督率镇守、巡抚等官，虚心斟酌议论，务必寻求长久便利的办法，具实奏报。如果可以停止摆列，那么每年秋季防守时，官军、民壮只应驻屯在适中的地方，遇到边境警报，再根据时机作战或防守，以求万全。第四，议定保定镇防守。紫荆、倒马、龙泉各关，层层山峰重重屏障，很称得上天然险要，而且还凭借宣府、大同作为屏蔽。敌寇如果向南侵犯，各关势必要经过这两个镇；即使骑马奔驰，也需要几天才能到达。只应当先侦察明白敌情，养精蓄锐；如果敌寇侵犯宣府、大同，已经进入南部和边内，窥伺洪蔚、保安、灵丘、广昌等处，然后凭借城墙拒守，这才是正确的策略。近年以来，按照先朝的办法摆列边防，不但白白劳累士马，而且还耗费草料军饷。应当听任总督侍郎曹邦辅督率镇守、巡抚等官，每逢春秋两季防守，预先把兵马分定驻扎地点，照常操练；必须确有警报，才登城防守，以实现以逸待劳的计策。

译第五，议定大同出兵捣毁敌巢。大同地方向外连接朔漠，与敌人为邻。敌人侵犯山西、保定，势必从这里经过。早年总兵官梁震每逢敌人入境，就率精锐兵力出边捣毁敌巢，所以在梁震任职期间，敌人即使入关，也不敢长久驻扎，大概是受到后方被袭的牵制。应当下令总督都御史王之诰督率镇守、巡抚等官，今后敌人果真深入，就发兵捣毁敌巢。冬春敌马羸弱的时候，即使敌人不侵犯我境，也应间或出兵捣毁敌巢，并不算过错。有功就破格升迁赏赐，即使有失败，也不应动辄加上开边启衅的罪名。至于宣府，也可以仿照实行。总兵马芳的骁勇不比梁震差，正应当竭力报国，这是他施展才能的时候。第六，议定辽东积蓄粮食物资。辽东一镇濒临大海、靠近敌境，中间只有一条通路，一切兵粮都依赖本镇的出产。而且土地非常肥沃，收成常常丰足，只是镇中百姓愚昧，不肯稍微考虑积蓄。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落遍地；一遇灾荒，只能坐等死亡。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事；粮食既然不足，军队自然难以振作，又凭什么要求他们建立抵抗敌人的功劳呢？应当下令巡抚都御史魏学曾督率守、巡、兵备等官，多方设法，命令百姓开垦荒地。每逢丰年粮价低廉，就发官银买进粮食储藏；仍然教导民间，依照江南的规则，各自积蓄，务必做到准备一年的、三年的粮食。这样既能施惠于民，又不至于耗费过多，事情是可以实行的。提出建议的奏疏【何孟春】臣年轻时读古史，知道圣明君主在位的时代，一定没有因进言而获罪的人；圣明时代的臣子，也一定没有把进言当作禁忌的。大概正因为进言者获罪，进言才成为禁忌。臣子把进言当作禁忌，可以知道那不是圣明的时代。仰望皇帝陛下即位以来，谋求天下治理，阅览章疏，采纳愚人的思虑，选择狂夫的言论。几年之间，下面兴起了敢于进言的风气，上面有不拒绝劝谏的美德。三代以后，臣不能说还有比今日更好的时候。臣生在圣明君主的时代，又成为圣明时代的臣子，叙述功烈、宣扬美德，感情实在没有止境。然而本月十三日发生的事情，却有一件使臣深深为陛下惋惜。臣刚听说科道官被拘留在宫阙之下，起初很久都不相信；朝廷没有禁忌言论，正是这个时候。科道官近来从未听说有因进言而获罪的。后来诏令下达，把他们关入锦衣卫狱。臣向道路上的人询问，才知道是因为岷王上奏称武冈知州刘逊有违法之事，科道官替刘逊分辩，违背了皇上的裁断，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岷王所奏之事，陛下没有加以审查勘验，便派官员逮捕押解刘逊赴京，陛下对宗室确实十分优厚。科道官共同议论说所奏之事尚未查明虚实，请求免派校尉逮捕，陛下却又把科道官一并交给有关机构审理。臣因此认为陛下对宗室过于优厚了。对宗室过于优厚，仍然不失为陛下的盛德；但外间传言竟说陛下一向不因进言者获罪，如今却发生了这件事，是因为科道官以前曾阻止宠臣进用，不合圣意，又阻止贵戚的请求，长期积累了圣上的愤怒，所以才这样。臣更加疑惑了。陛下以前对科道官的奏札，不但不加罪，反而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陛下本来厚待宗室，但过度优厚最终导致臣下有这样的言论，因此臣不能不替陛下惋惜。科道官一向习惯于认为陛下必定不会因进言治罪，便感激自许，把不避讳直言当作职责，遇到政事无论大小、该废还是该行，动辄写入奏论；事情处置失当，难道能没有吗？十三日的事情，臣不敢说进言者不应获罪，只是担心臣下从此认为陛下会因进言而治罪，于是便把进言当作禁忌。科道官现在担任的是言官，陛下如今因他们进言失当而治罪，过失只在一件事，却牵连治罪五六十人，国家体制不能不稍受损伤，公论也不能不稍受挫折。公论受挫，国体受伤，圣明的治理从此就会有所亏损。编修罗玘、御史张淳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曾分别具本，亲自携带奏章，希望能够上达皇上，收回成命；他们惶恐地伏在宫阙之下等候，过了三天仍没有得到答复，因此臣再次请求。陛下对待臣子如同腹心手足，痛痒相关如同一体，如今逮捕拘系科道官，怎么知道不是早晨发怒、晚上又消除怒气呢？寒霜之后，傍晚忽然有阳光照来；臣等这些人冒昧地在圣听前详尽陈述，草野之臣的忠贞之心，大概并没有昧于胸怀。臣又有一点替陛下忧虑：科道众官被逮捕拘系已经很久，如今实行夏季历法，暑气炎热，监狱狭窄逼仄，毒热蒸腾如同火烤。万一有人染病而死于狱中，陛下怎么忍心？论罪本来不至于死却死了；当他们死在狱中时，圣明时代有这样的谏臣，臣不知道陛下用什么话向天下解释。伏愿陛下包容污垢、容纳过失，扩大山泽般的气量，早日下诏从轻发落，使天下不至于丧失敢言的风气。陛下也可以始终保全听取劝谏而不拒绝的美德，天下幸甚。倘若认为臣的话不值得听取而继续拖延，等命令下达之日又不是臣所请求的结果，那么朝野观望，谁不会把明哲保身、全身自保作为打算？谁还肯像水鸟随波逐流、伏在马前吃豆一样，重新批触龙鳞、窥探虎口，舍弃无法估量的生命去遭受不可测的祸患呢？臣仰望上天、瞻仰圣明，战栗恐惧之情实在难以承受。顺从众议以堵塞祸患根源的奏疏【王璜】

译近来，浙江镇守太监邓文上奏请求更换、补发勅书。起初有关科官在前面坚持上奏，后来科道官又相继交相论列。众人的言论虽然很多，圣意却没有改变；事情关系安危，不容立即沉默。因此臣不避狂妄愚昧，再次冒昧上奏，打扰圣听。臣等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之所以能够施行，有三种依据：一是理，二是法，三是势。违背道理就不能施行，违反法令就不敢施行，受到形势阻碍就不能施行。用这三点来衡量邓文的请求，几乎没有一项可行。邓文请求兼管银场，固然是想兼管银场。银场是财利聚集之处，他要求兼管，是要为国家谋利，还是要为自己谋利？为国家到处聚敛财利，国家必然危险；为自己放纵追逐财利，招来的怨恨也多。说到怨恨和危险，都是祸患的阶梯。对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没有依据。他又想兼理诉讼。在地方的诉讼，由有关衙门办理，按察司总管，最后由巡抚、巡按审查裁定。邓文想兼理诉讼，难道也会同巡抚、巡按办理吗？还是任凭自己的意思办理呢？会同办理就不符合邓文的本意，任意办理就会造成百姓的混乱。以治理为请求，却以混乱结束，这可以吗？他又想弹劾提拿在任官员和罢职闲居的官吏。镇守官员却要弹劾提拿官员，这岂不是镇守官越过巡抚、巡按的职权吗？不知道巡抚、巡按将要办理什么事情？何况罢职闲居的官员已经没有官职守责，罢职闲居的吏员就是编入户籍的平民。他们有什么事情，竟也要弹劾提拿吗？这是道理上不可行的。《大明律》中有一条说：“在外五品以上官员有罪，应奏报请旨；六品以下听凭巡按御史、按察司及分司审问。”这就是说镇守不得弹劾提拿官吏。《问刑条例》中说：“在外诉讼，除叛逆、机密等重大案件允许镇守受理外，其余不许滥行受理。”这就是说镇守不得兼理诉讼。由此推论，镇守不得兼管银场，也很明显了。这些律法由太祖高皇帝制定，条例由列祖施行，并且经过孝庙圈点颁行。邓文难道能够知道祖宗传了百世的律例吗？这就是法律上不可行的地方。财物是百姓的心。管理银场就会伤害百姓之心。世上本来没有伤害百姓之心却能够治理国家的道理。审理诉讼、逮捕官员，就会使奸邪之徒借助揭发、荐举和贿赂来谋求得逞，使善良百姓都积怨含愤而不能伸张。世上从来没有优待奸邪、损害善良却能够治理国家的道理。道理上不可行，法律上不可行，形势上也不可行，而邓文竟然肆意欺骗蒙蔽，甘愿成为首先制造祸患的人，含糊蒙混地提出请求。他的罪行本来就不容不诛。假如当初有关部门看到他的奏词含糊，稍加察看便坚持上奏，那么在事情尚未决定以前，未必不能挽救；如今却轻率妄动，先与其会同颁发敕令，等到有关科官坚持奏劾后，才慢慢重新上题。谁说堂堂兵部是国家掌管军政命脉的部门，办事竟草率到这种地步呢？如果说是不知道，这叫作不智；知道却同意，这叫作不忠。不智又不忠，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像有关部门这样，也有不能推辞责任的地方。伏乞陛下因臣等的进言，阅览前后的奏疏，审察事情的关键，查明利害关系，将勅书收回，公开依法治邓文的罪，告诫责罚有关部门的错误。只希望治理之道能够成功，不要拘泥于成命已经发出；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纠正典礼的奏疏【张孚敬】

译臣深切认为，孝子的至高表现，没有比尊奉父亲更大的；尊奉父亲的至高表现，没有比让父亲享有天下的奉养更大的。伏惟皇上顺应天命、顺从人心，继位登上大宝，于是下令议定追尊兴献王，以端正他的名号；迎接圣母，以尽奉养。这确实是孝子的心情，是不能自已的。如今朝廷议论认为，皇上入继大宗，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太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太妃。然而这只不过拘泥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认为作为后嗣的人就应当以所后之人为父，不得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臣恭敬承受圣谕，知道此礼关系重大，皇上命令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最为恰当的议论。臣由此仰见皇上纯厚的孝心。近来有人进言，便说朝廷的议论是正确的；臣恐怕这未免像胶柱鼓瑟一样拘泥而不合时宜，又像结党同声、攻击异己一样不合道理。臣实在不敢认为这是正确的。天下难道会有无父母的国家吗？臣身处清明朝廷，激愤痛心，不得不替皇上明白辨析这件事。《礼记》说：“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只是人情罢了。”所以圣人依据人情制定礼，用来确定亲疏，决断嫌疑，区别异同，明辨是非。汉代哀帝、宋代英宗，原本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当时成帝、仁宗都没有儿子，便预先立他们为皇嗣，养在宫中，这才属于作为别人的后嗣。因此师丹、司马光的议论，用在他们当时的情形下还可以。如今武宗皇帝继承孝宗已经十七年，临近驾崩，而廷臣遵循祖训、奉行遗诏，迎接皇上入宫继承大统，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也是天下人的天下吗？臣恭敬诵读祖训说：“凡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终弟及。”孝宗与兴献王，是兄弟；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皇上，是兴献王的长子。如今武宗没有后嗣，按照亲属次序传及皇上，那么皇上拥有天下，确实就像高皇帝亲自相互授受一样。因此遗诏直说：“兴献王长子，按伦理次序应当即位。”起初并没有明确写为孝宗的后嗣。这与预先立为继承人、养在宫中的情形相比，公义和私亲实际上明显不同。有人认为孝宗的德泽在人间，不能没有后嗣。孝宗确实不可忘记。假如兴献王还在世而继承皇位，今天恐怕也没有弟弟不为兄长承继后嗣的道理。兴献王已经去世，却称他为皇叔父，鬼神本来就不能不产生疑惑。如今迎奉圣母，如果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就应当按君臣之礼相见，恐怕就会产生儿子不能以臣礼对待母亲的义理。长子尚且不能出继为人后，何况兴献王只有皇上这一位儿子。为了天下而出继为人后，恐怕就会使儿子失去不与父母断绝关系的道义。因此，对于皇上来说，如果说继承武宗的统绪而使自己的亲生父母得到尊崇，那么可以说是承嗣孝宗；如果说因此要同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关系，那就不可以。有人以大统不可断绝为理由，那么究竟是继承孝宗，还是继承武宗呢？统绪和嗣位本来不同，也不一定非要父死子继。汉文帝承接惠帝之后，是以弟弟继承；宣帝承接昭帝之后，是以兄长的孙子继承。如果一定要强行夺去这种父子亲情，建立那种父子名号，然后才说这是继承统绪，那么古代曾有称‘高伯祖’‘皇伯考’的，这些人也都不能说是继承统绪了。有人以魏国诏书说由诸侯入朝奉承大统为例，认为就应当明确出继为人后的道理，却不知道曹叡当时还没有嗣子，那道诏书大概是预先为外藩援立嗣君而发的，是有意作为的私例，并非经常通行的典制，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所以说：‘礼，以合乎时宜为最重要，其次是顺合情理；不合时宜、不顺合情理，就不合人情。不合人情，就不合礼。’臣私下斗胆认为，今天的礼制，应当另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宗庙，使皇上能够充分尊崇亲生父亲以尽孝；同时使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尊号与父亲相同。这样，兴献王不失为父，圣母也不失为母。人都必须各自以父母为根本，不能有两种说法；礼也不过是从内心去体察和实行罢了。如今不考察古礼的大原则，却拘泥于后世末流的旧例；不遵守祖宗明确的训诫，却沿用曹魏的旧章，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话虽如此，礼制不是天子就不能议论。如今皇上虚心而胸襟宏大，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如果把朝廷的议论当作合礼的结论，一旦称号确定便不能再更改，而且将使天下后世的人都知道把利益当作利益，而自行遗弃自己的父母，这恐怕不是长久践行孝思的道理。所谓孝思，就是要以孝为法则。臣私下认为，这一礼制乃是天经地义，万代都应仰望遵循；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因此，大臣共同裁定，小臣进言纳谏，都是各自应尽的职责。《尚书》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必须到道理中去寻求；有顺从你心志的话，必须到不合道理之处去寻求。’违逆心意的话，似乎像是忠言，却未必都合乎道理；顺从心志的话，似乎像是谄媚，却未必都不合乎道理。臣愚昧，哪里敢引导和谄媚君上，使自己陷于不忠的错误？又哪里敢昧着良心不尽献言之责，使君上陷于不孝的错误？惟愿圣明体察裁决。臣恳切等待命令，实在不胜至诚之情。议论宗庙之事的奏疏【张孚敬】

译臣恭敬地思量，皇上以大孝之心议定尊崇亲生父母的典礼，起初因为廷臣坚持争论，聚集争辩了四年，皇上又三次下诏。大概汉、宋以来历代君主未能决断的疑难，到皇上这里才得以决断；历来没有制定成的礼制，到皇上这里才得以制定完成。真可以说是洗涤千古的陋习，为百代君王垂示法则。因此新的诏书传布宣示后，愚昧的百姓也都大为响应。礼制一定要这样，才符合正确的天理，也合乎人心的安定。如今光禄寺署丞何渊任意发表浮夸言论，破坏已经制定的礼制，称献皇帝为皇上的生身皇帝，请求建立世室，列入太庙祭祀。这是什么话？臣当初与廷臣抗争时，就说应当另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宗庙；又说另立祢庙并不涉及正统。这不是臣一人的意见，而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公论。如今何渊把献皇帝称为皇上的生身皇帝，比作如今的德祖，请求建立世室，比作周文王、周武王，实在太不合经典了。皇上聪明中正，想来已经看清了这番话。它向上触犯九庙的威严，向下使四海人心惊骇。臣不敢不为皇上说明。过去汉哀帝追尊生父定陶共王为共皇帝，在京师建立寝庙，昭穆次序和礼仪如同孝元帝，这被认为是干犯纲纪、扰乱统绪，直到今天人们还在非难他。如今何渊请求把献皇帝的神主牌位迎入太庙，却不知道应当排在武宗皇帝之上还是之下。如果说孝宗的统绪传给武宗，应把献皇帝排在武宗之上，那无疑是干犯统绪；如果说武宗的统绪传给皇上，应把献皇帝排在武宗之下，那又与继承统绪没有关系。何渊所请求的，究竟是什么话？如果说太庙中不能没有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昭帝是宣帝的叔祖，史皇孙曾经另立宗庙，却从未听说有人议论汉朝宗庙中没有祢。大概名分必须符合实际，不能强行安排。如果说献皇帝的宗庙最终应当由谁承继，臣认为，从皇上到圣子神孙，在太庙中应当按照正统的礼制奉祀，在献皇帝庙中则应当按照亲亲的私亲之礼奉祀；尊崇尊长与亲爱亲属两种礼都实行，彼此并不违背。先儒说，孝子的心意没有穷尽，但礼制的分限却有一定界限。该做而不做，和不该做却去做，同样都是不孝。皇上追尊献皇帝、另立宗庙，是礼制允许做的事，这就是臣冒死劝皇上实行它的原因。把献皇帝的神主牌位迎入太庙，是礼制不允许做的事，这就是臣冒死劝皇上不要实行它的原因。制定成全礼制很难，破坏礼制却很容易。伏望皇上念及这一礼制的制定完成，完全出自圣明裁决，并不是被人夺取而来，怎么忍心一旦之间就让小人把它破坏呢？关于重新制定诰敕的奏疏【张孚敬】臣切实认为，诰敕是君王的言语；掌管诰敕的人，是臣子的职务。既然掌管诰敕，却使君王的言语失去分量，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务。臣考察国初以来、成化以前，诰敕的体制还接近古制：明确宣扬任职经历，昭示功业成就；对于本人，不过一百多字；推恩及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室的，不过六七十字。撰写的人不浪费言辞，接受的人也没有惭愧之色。近来世俗习气流行请托求取，文章崇尚夸大，粉饰情实、虚构不实，把一百字扩写成几百字。甚至有子孙读到祖父母、父母的诰敕，自己都不知道其中究竟说了什么，最终使万乘之尊屈身赞誉匹夫匹妇的卑贱，这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天下有道，政教推行便会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辞也会有枝叶。’如今正处于圣明的时代，难道能让诰敕的文章成为徒具枝叶的言辞吗？伏望下诏内阁，从今以后凡是撰写诰敕，必须恢复古制、崇尚真实，一切枝蔓浮夸的言辞都彻底删去，这样或许能使君王的言语有分量，也使人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劝勉。营救张延龄的奏疏【张孚敬】

译臣因为张延龄的事情，不能积累诚意使圣心醒悟，罪该万死，万死。臣反复思量，别人的事可以托故不说；臣受恩深重，只应当以死报答。皇上把臣视为有手足般的亲近，把辅佐心腹的大事托付给臣，臣如果不把一切都说出以揭示其中的机密、辨明是非，那么臣辜负皇恩的罪过，即使死万次也无法赎清。本月十一日，臣恭敬地承蒙圣谕，说延龄是皇伯考的至亲，只应当安守本分，却仍然心怀不足，竟包藏祸心，图谋叛逆，这是什么道理？又把皇伯母传下的谕旨抄录给臣等看，命令迅速议处。因司法官署正在会同审问，口供尚未形成，臣不敢轻率议论。十四日，臣又承蒙皇上发下会问所得的口供和拟定的罪名。臣反复审看，认为张延龄杀人罪状已经明确，确实不可宽赦；但谋逆的情形尚未明确，所以以自己一点愚见上奏请示，并不是因为认定他确有谋逆之情，还敢以孝皇帝的至亲为理由请求皇上宽赦他。随即又承蒙圣谕，责备臣等左右大臣说：一定要替我皇祖保有天下；杀害谋逆的同姓尚且要处死，何况至亲呢？臣恭敬诵读圣谕，战栗恐惧到了极点。臣私下思量，皇上想要查明延龄是否确有谋逆之情，依法处置是否恰当，请从今日朝廷中人心的表现来观察吧。延龄兄弟在孝宗、武宗时期，朝廷士大夫大多同他们有交往，臣当时虽然还没有做官，私下也曾听说过。武宗病危之际，皇上迎接并继承大统，还没有到京师，阁臣便假托昭圣皇太后的懿旨拘捕人，动辄自行处断；那时内外的威势权力已经使人震恐了。等到皇上继承统绪，阁臣等人竟敢把皇上说成孝宗的儿子、昭圣的儿子，凡是在朝者无不一致附和。昭圣于是自认为有拥立皇上的恩德，把皇上作为自己的儿子看待是理所当然的，以致圣母来到京师时，竟没有人知道应当以什么礼仪接见她，这都是臣下荒谬妄为的罪过，是他们误导了昭圣。当时臣刚成为进士，从未接受过皇上的任何任用，皇上也不曾知道臣是怎样的人；臣只是看清了道理的真实，所以才敢以一人之身触犯天下人的愤怒。幸亏圣明的皇上在上面裁决，否则臣即使死万次也没有用。如今朝廷士大夫痛恨臣的心，实际上没有一天愿意忘记，常常想要相互报复；恐怕昭圣皇太后的心中，也没有一天忘记臣。曾有人把这些话告诉臣，臣回答说：‘臣子侍奉君主，只是竭尽这颗心的诚意；至于成败利钝，则在于天罢了。’臣自此发誓，这颗心至死也不会改变。如今延龄的罪情暴露，臣观察内外大小臣工都默默无言，即使言官也没有人敢说话。究竟谁对谁错？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都庆幸皇上现在采取了这个举动，认为这一切都是从议论大礼中产生的；他们希望皇上诛灭延龄一家，使昭圣皇太后不得善终，以此加深皇上的过错；又认为臣和献夫表面上是在解释，暗中却是在帮助，以加重臣和献夫二人的罪名，使我们无法逃避天下后世的责难。他们的用心不过如此，只是圣明的皇上偶然还没有察觉罢了。臣这些日子反复思量，延龄杀人的罪行确实不可宽赦，皇上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其他事情，就像臣先前议论的那样处置鹤龄，或者把他安置到南京，不许留在京师，以免加重仁寿宫方面的疑惑。臣的愚见，能够对皇上尽忠的也不过如此。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讨伐，何况臣身为左右大臣，又受皇恩深重呢？假使延龄真有谋逆之谋，而臣得以察知，当然应当首先倡导大义，请求上天降罚，诛灭他的宗族；臣难道还敢替他隐匿，甘心成为叛逆的同党吗？臣详细查看口供中所说曹祖鼓的情状，其中有‘天曹派遣六丁六甲以及天神护佑他’的话，都涉及妖言惑众。皇上天赋聪明，一定能够完全察明。孟轲说：‘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之人，而能够得到天下，也有不肯去做的。’何况谋逆之罪要诛灭人的宗族；臣对于延龄这一项罪状，确实看出尚未查实，哪里敢妄自议定，不作任何取舍，反而加重圣德的负担呢？臣又想到，皇上这些查访所得的证据，都不知道出自什么人；有的也许是一时没有想到会牵涉国家重大法典，有的也许出于一时私人报复之心，最终很难挽救。圣明的皇上也一定会自行加以察核。臣又想到，前一次臣退居山中时，皇上召臣回朝的敕书中说：‘自从你离开以后，朕深深忧念圣母，叹息询问你，也有好几次了。’臣恭敬诵读，流泪哽咽。臣想，皇上之所以思念臣，圣母之所以多次问及臣，臣的心意哪里只是皇上能够鉴察，圣母也一定能够鉴察。如今承蒙上天眷顾圣明，皇嗣降生，国家根本绵延长久，万年繁衍福庆；如果臣的言论能够上达圣母，圣母也一定希望皇上宽缓法令来处置延龄一家。假如确实不察明真实情况，却一定要把案件定成谋逆之狱，那么就应当依法行刑，诛灭张氏全族。至于昭圣皇太后，不知将如何处置。臣私下恐怕皇上的心中必定会有所不安，圣母的心中也会有所不安。臣承受圣明深厚的恩典和重大的托付，君臣一体，休戚相关；正因为臣忧虑得深，所以说得恳切；正因为考虑得长远，所以说明得详尽。伏望圣明俯察。《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三 （明）贺复征编 ○奏疏二十七 使上下同心、共同成就圣明政治的奏疏【明湛若水】

译臣近来观察进献忠言的人，有的指斥奸邪的罪恶，有的规劝圣政的缺失，都承蒙圣德包容，却没有看见皇上加以推究改正。近来幸好还没有看见忧虑悔恨的结果，这两方面大概都不知道安危利害彼此相关，因此不能痛切地警醒反省。臣可以用眼前的事情来说明：陛下在水乡成长，熟悉舟船之事，请允许臣用船作比喻。俗话说‘同舟共济’，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天下就像一只大船，治乱安危没有停泊的岸边，就像在大海中航行。根本在于君主的一颗心，就像船的舵。公卿贤士等辅导君主的大臣，筹划谋略、指引方向，就像船上的长年、三老。百官竭尽力量，就像篙师、榜人，在船的左右出力。内臣、外戚，就像附着在船上的人。天下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就像船所承载的财宝和货物。因此，附船之人与财货的利害，取决于船的安危；船的安危，取决于舵的松紧；舵的松紧，取决于长年、三老的操纵以及篙师是否尽力。所以船危险，船上的所有人没有不危险的；船安稳，船上的所有人没有不安稳的。有些人倚仗宠幸、破坏法令来败坏国家，就像同船的人凿穿船只、毁坏它，却自以为能获得安全，而很少有不因此丧失一切的；这正如先朝的事迹，却不知道引以为鉴，这可以说是明智吗？所以，想要成就中兴的良好治理，没有比端正君心更重要的；想要端正君心，没有比亲近那些能够辅导君主、通晓学问的大臣更重要的；想要亲近这些能够辅导君主、通晓学问的大臣，没有比不任用左右侍从中的坏人更重要的。因此，君心一旦端正，天下万事的变化就都能治理得当。俗话说“同行同命”，君臣内外都应以此为戒。如今陛下不亲近儒学之臣，听不到端正君心的方法，朝廷纲纪不能振作，宰制之权不能施行，初年的政务渐渐不能坚持到底，近身侍从渐渐形成蒙蔽，天降的警戒屡次出现却没有真正修省，科道大臣交相上章陈奏的意见也未能施行。臣恐怕这就像船的舵渐渐松弛了一样。左右亲信之人蛊惑皇上的心，如果不以声色之乐引诱，就以异端邪教引诱；亲戚希求无厌地赏赐，近幸之人夺取法司审理的案件，刑罚错乱失当，法纪纲常废弛。这些人都是所谓同舟之人，却凿穿船只使船破裂，而不知道自己也将遭受溺水之祸。大臣受到斥退，就会接连请求离职，像尚书林俊、孙交这样的人，百官都把他们看作进退取舍的标准。如今人人心怀危惧，这就像船上的长年三老、篙师和榜人都离开了，谁还能出力呢？天下百姓没有人来匡正救济，臣实在痛心，茫然不知道这条船是安全还是危险。伏望陛下体察同舟共济的道理，讲习学问以端正君心，亲自以礼相待大臣，听取并任用科道百官，来辅佐治理并警戒自身。请陛下告诫左右亲近受宠之人，使他们不要败坏政事，不要凿穿船只而使自己沉溺，那么内外臣工或许都能共同享有这无边无际的救济之福了。臣并不是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但职责在于以学术开导君主，既然确实有所见闻，就不敢不陈奏。除去邪说妄行以彰明圣明教化的奏疏【夏言】这一次恭逢皇上向群臣询问，想要除去禁宫中的佛殿，并恭敬营建两宫，以作为一代的制度，朝廷一时之间一致仰首赞成。皇上深厚地奉养亲长，尽力完成礼制所规定的孝道，辟除邪说、尊崇正道，这盛大的德行和事业，光耀前代，振兴后世。今月十一日，臣恭敬接受圣旨，皇上命大学士臣李时和臣夏言一同入内察看。臣等看见，所谓大善殿中有金银铸成的佛像，大大小小不下数百上千尊，而且多有男女交合的形状。臣仰思圣明已经洞察其中荒诞无稽，一旦奋然将它们除去，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举措。但是臣看见，几案上以及悬挂、收藏在梁柱斗拱之间的东西，还有金匣中所藏的物品，数量仍然很多，无法辨识。臣询问守殿的人，他们还说有的是佛骨，有的是佛牙；这些东西枯朽破裂，形状奇异而凹凸不平，总计不下千斤。臣认为，佛法传入中国，从汉明帝时开始，但当时不过是有人诵读它的经书、学习它的教法罢了。到了唐宪宗时，才把佛骨迎到京城；他的臣子韩愈上表极力说明佛骨邪秽不祥，不应当让它进入宫禁。宪宗不能听从，反而重重治罪韩愈，最终把他远远贬斥出去。臣以为从那以后，人们没有谁敢纠正这种错误；凡是外国人拿来欺骗迷惑中国人的东西，都被称作佛头、佛骨，接连不断地流传在道路上，由此流入天子的宫禁之中，历代都是如此，却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如今殿中所有这些东西，未必不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历代以来，也一定都认为佛法本来如此，从未深入追究，因而延续到今天。如今恭敬地思量，皇上具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资质，实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道德，首先议定撤除佛寺、毁掉污秽的佛像，使诡异的形象不能玷污并留存在清净的宫禁之中，这确实是超越千古、远远非同寻常的见识。然而殿宇和佛像既然已经撤除，前面所说的佛头、佛牙之类，也都属于污秽之物，不应让它们继续保存。臣请求把这些东西命令有关部门埋葬在荒野，一概清扫干净，以永远杜绝愚昧昏暗、迷惑疑惧的根源。这实在是大圣人非同寻常的举动，有补于名教，功德极其宏大。臣感到无比庆幸，后世也将无比庆幸。此事关系到清除邪说妄行、彰明圣化，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奏请求圣旨。议论处置本兵及边方督抚、兵备的奏疏【高拱】

译臣认为，兵部尚书就是古代大司马的职务，负责统率六军，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责任极其重大。何况二三十年来，边关多有事变，调度十分困难，那么这一职务就更加重要，应当多储备这方面的人才，任用不尽，然后才可以成事。然而每逢出现职位空缺，便急忙寻求人选，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难道真是天下缺乏人才吗？实在是由于平时没有预先培养，所以临时不能马上得到合适的人。臣观察兵部侍郎，仍然像其他各部一样定额设置二人，大概这是边关无事时的制度。近年以来既然说边关多事，而官员定额却仍旧不变；有时增添一人协助处理军政，但又时常任用都察院官员兼任侍郎，也不是固定员额，所以所谓定额仍然只有两人。这两人都要协理部务，不能随时出入；有时想巡视边务，不免要借用其他官员；有时遇到边方总督职位空缺，也不免从别处调任。借用其他官员，就不是他的本职，办事不方便；从别处调任，就会补了东边而西边又缺员，而且彼此等待接替，路途遥远，往往经过一年半载还不能到任，边境紧急事务就没有人应对。我没有想到国家如此重大的事情，竟然会这样苟且处置到这种地步。臣愚昧，实在曾在深夜思考，认为应当在兵部增设侍郎二人，与定额侍郎一同协理部务；平时就熟悉本部的军政事务，需要巡视边务时，就派其中一人前往，既便于办事，又不必借用他官；遇到边方总督职位空缺，就派其中一人前往，既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又不必从别处调动。等到他们出入中外、阅历深厚，对于兵部政务以及边关险要、军情缓急、将领贤能与否、士卒战马强弱等，都已经明白熟悉，平日也已确定了方略；遇到尚书职位空缺，就以其中经验最深的人补任。这样如果还说人才不足，一定不会是事实。然而军事是专门的学问，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固然不能成事；如果平时不培养人才，即使有人才，也仍然无济于事。臣愚昧地认为，储备培养掌管军事的大臣，应当从兵部司属开始。兵部司属都预先参与了解军旅事务，却不选择合适的人，泛泛地任用；又往往调任为其他官职。这样既未必真正可用，又被调任为他官，于是这些人没有坚定的志向，把兵部看作传舍，不肯专心于本职。如此一来，不仅无法为日后储备人才，就连眼下承办事务也会有不当之处。如今应当特别提高选拔标准，选用有智谋和才干力量的人充任，使他们专任此职，熟悉事务，不再调任其他职务。调任升迁时还应另行议定等级：边方兵备职位空缺，就由兵部司属补任；边方巡抚职位空缺，就由边方兵备补任；边方总督职位空缺，就由边方巡抚补任。总督和在部侍郎则时而出任地方、时而入部任职，等待尚书职位空缺，好比通政使、鸿胪寺官员，按次序在下面等待，如鱼贯般逐级进用。其他官员中有特别突出的才能、通晓军事事务的，也可间或选取一二人补充不足。这样如果还说人才不足，一定不会是事实。然而臣又想到，培养人才虽然足以供日后任用，但如果奖惩不明，靠什么使人竭尽力量？体恤了解不周，靠什么使人竭尽心力？臣看边方的臣子，跋涉沙漠，经历的是何等苦寒；出入刀枪箭矢之间，经历的是何等艰险；百般责任集中到面前，承担的是何等重任；身后又有严厉的刑罚约束，面对的是何等恐惧。他们的处境艰苦，与腹里官员相比，何止十倍？然而却与他们同样评定俸禄资历、同样议论升迁，甚至有时还排在他们后面。这就是功臣灰心、壮烈之士为之叹息的原因。确实应当特别给予优厚待遇，有功就加以不可预期的恩典，有职位空缺就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功名常常处在别人前面，其他官员不能与他们用同一标准评定俸禄资历。如果有人推诿奸诈而误事，就依法惩处；如果有人任职不称职，就降调他的官职，使他的功名常常落在别人后面，甚至不能与其他官员用同一标准评定俸禄资历。称职的人总是处在前面，那么人们一定乐于进取；不称职的人总是落在后面，那么人们一定害怕仕途困顿。这样如果还不竭尽力量，一定不会是事实。至于人的力量有限，困顿到极点就无法支撑。臣又看边关总督等官员，任用后没有成效的既然受到公开惩罚，而任用后有成效的却得不到体恤珍惜；事情一旦交到手中，就再没有援助，也没有替代，使他们多年累月一直承受艰苦劳累，不仅不能歇肩，甚至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直到肝脑涂地才停止。这种处境难道不是更加痛苦吗？如果平时培养储备充足，任用时不缺人才，就可以实行灵活通融的休假制度。如果有人在边地任职已久，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就特别调回部中休假。休假之后，不妨再次出任边地，使他的精神得到休息而不疲惫，智慧更加充足而不枯竭；以此勤勉王事，成效一定很多。而且臣子奔走劳苦，既然在上位者深切体察，君父体念臣下的心意，下面的人也都能充分知晓。君臣之间的道义，就如同父子之间的恩情。这样如果人们还不尽心尽力，一定不会是事实。臣承受皇上的眷顾和任用，发誓谋求报答。臣看到边防事务废弛，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振作起来，而任用人才不得其道，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现在还不设法处理，恐怕因循拖延，时间越久越难以收拾，难道可以一直任由它废弛下去吗？所以臣希望皇上及早作出安排，以解决目前的紧急问题，预先培养储备人才，以备日后任用。安定内部、抵御外患的计策，或许没有比这更应优先的了。伏望圣明裁断，下令有关部门施行，臣不胜庆幸。议论处置边方有司的奏疏【高拱】

译臣认为，蓟、辽、山西、陕西沿边的有司官员，虽然是管理百姓的官员，实际上也负有守卫边疆的责任。边骑践踏侵扰，已经难以支撑；百姓凋敝残破，又难以安抚。即使任用有才干力量的人担任，仍然担心他们不能胜任；即使给予优厚待遇加以振作，仍然担心边务不能振兴。然而任用到这些地方的官员，不是杂流出身，就是被贬谪的；不是被贬谪的，就是大多才力不足的人，仿佛是把这些地方作为安置劣员之所。他们在腹里任职尚且没有成效，又怎么能胜任边方？待遇本来就微薄，志气意志又受到摧折阻塞，还能指望他们施展才干吗？因此没有听说善政，而郡县的狼狈却特别严重，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大概只是认为边地艰苦会使人受苦，却从不顾惜人会因边地而受苦；只是认为边方是遥远之地，却没有想到遥远之地安定以后，内地才能安定。如今如果不赶快处置，恐怕一天拖过一天，狼狈会越来越严重而无法收拾，关系重大。臣认为，国家用人不当，是替官员选择地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替地方选择官员。如今边方既是紧要之地，又都处于狼狈状态，就尤其应当让贤能的人去治理。今后各边有司，必须选择年富力强、才气超群的人任用，或者考察那些治理有成绩、又通晓军事事务的人，调来任职。还应当议定他们的赏罚：有能够保护、安抚困苦穷乏的百姓，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的，以三年为期限，比照内地官员加等升迁；有能够抵御祸患、抗击敌人，特别建立奇功的，按军功论处，破格提拔任用。如果才能谋略宏大，能够承担重大职务，就由此升任兵备、巡抚、总督，都没有不可，只以治理成效为准，不必计较出身资历。至于任用后没有成效、对地方没有益处的，降三级另行任用；至于观望推诿，以致误事的，轻则罢免斥退，重则按军法治罪。既然在前面打开功名之路来诱导他们，他们就不会不尽心；后面又有严厉的惩罚约束他们，他们就不敢不竭尽力量。这样或许能够尽职的人增多，边方也有所依赖。然而臣又想到，功名之路既然打开，就会有人本来是腹里官员，却借用边方省分的名义来谋求侥幸升进，这也不能不预先制定明确规定。臣等查得，蓟辽一带包括昌平、顺义、密云、怀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宁、昌黎、乐享、延庆、永宁、保安、自在、安乐等州县；山西包括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繁峙、定襄、永宁、宁乡、岢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陕西包括固原、静宁、隆德、安定、会宁、兰州、环县、安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这六十一处才是边方。前面所说的各项措施，只应施行于这些地方。其他地方虽然属于蓟辽、山西、陕西管辖，也不能一概称为边方，白白为投机取巧者提供路径。各府中在边方任职的佐贰官员，赏罚也按照前面的议定办理；这样事务体制就有确定标准，不会再有假借名义的情形。臣因为看到沿边郡县破败，必须日夜反复熟思此事，所以斗胆特别献上自己的愚见，伏望圣明裁断施行于边方，臣不胜庆幸。宣谕将士的奏疏【赵贞吉】奏为宣谕之事。本月二十一日，臣接到奏报，准许臣提出破敌计策。如今敌军大营在通州，先锋包围京城；如果不先挫败他们的锋芒，敌军就会更加骄横，难以制服。臣愚昧妄自认为，应当赶快派遣一名有才略、善辩博学的近侍官员，捧着诏书前往各军营，激励三军将士；可以放宽损失军队的罪责，并允许将官、士兵、义勇军民等各自奋战，每取得一个首级，赏银一百两。如果有将官等人逗留观望、不肯前进，也允许把本官姓名指名上奏参劾，但不得错失战机。赏功银两必须派锦衣卫官校押送到各营，交给记录功劳的官员，并与本官一同限期发放。事情平定后，再恢复原来的法令；只是由皇上命有关大臣议定其中便利之处施行。臣恭敬承蒙皇上准许臣议论此事，升臣一级，并兼任风宪职衔；又奉敕令宣谕城外各营将士，宽免损失军队的罪责，加重赏功的标准。臣于本月二十二日酉时领受敕令，二十三日前往城外总兵官咸宁侯仇鸾等人的营地，宣扬圣意，激励将士奋勇。二十四日早晨又到仇鸾营中，命他督率军队前去剿捕零散敌军。仇鸾认为雨势很大，不宜出动；臣认为这是上天所赐的时机，正是敌军骑兵失利的时候，也是我军出奇制胜的机会。如今传闻敌军要从白羊口出去，臣认为白羊等处都是山隘险塞；而这些敌军只是一支，又因为抢掠了许多财物牲畜，被辎重拖累。如果派奇兵赶到敌军前面，迫使敌军回头寻找古北口的旧路，那么我军三军大举进攻，可以取得大胜。如果放敌军出去，等他们渡过一半时再发兵攻击，可以取得一半的胜利。如果只是望着敌军的尘土追赶，那就是没有办法。如今朝廷施行宽大浩荡的恩典，允许你们将官充分施展，军士又遇到这样的破格赏赐；况且敌军进入山险之中，又遇到如此大雨，这正是边地骑兵大败的日子，也是将军建立功勋的时机。仇鸾听了臣的话，立即答应说：‘这次去一定要大肆杀敌。’将官和士兵无不感动奋发，当即出发。臣又继续向城西、城东、城南各守护营宣谕完毕。还有宣府总兵官赵国忠的一营，在沙河以北，距离城池还很远；臣没有经过辞朝，不敢擅自前往，已经命令总兵官仇鸾派遣夜不收带着臣的宣谕告示，送给那里的将士。二十五日卯时进城。臣才智浅薄，不能仰答皇上激励将士的深切心意，臣不胜惶恐，恭候命令。议论边防事务的奏疏【赵贞吉】

译奏为恳请圣明解除臣辅佐赞襄的重任，退居供职讲学，以彰明臣节、图谋报答恩遇之事。臣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恭敬承蒙圣恩，命臣以本官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与李春芳等人在内阁办事。臣第二天在朝廷谢恩完毕，又当面在讲筵谢恩，承蒙皇上亲口叮嘱，命臣尽心辅佐，帮助处理政事。臣当时叩首仰答，说近日朝廷纲纪、边防政务多有废弛，臣想舍身任事，难免招来怨恨。伏望皇上替臣主持，容许臣得以竭尽力量，臣发誓不敢辜负任用，以致触犯明确的法典。臣承蒙圣谕：‘知道了。’臣感恩图报的一片诚心，从此深入骨髓。到了九月，听说敌军进入大同，大肆杀掠。总督陈其学握有军队，却在怀来、宣府之间观望；总兵赵苛放弃镇守之地，远远躲避到应州一带；巡抚李秋、副将麻锦等人都关闭城门、锁闭堡垒来保全自己。那些身居高位、享有厚禄并负有守卫疆土责任的臣子，坐视敌骑深入屠杀百姓，竟不能发一箭射向敌人，他们的内心固然残忍，罪过也已经很重了。然而十多天以后，敌军骑兵还没有退去，他们竟敢上奏夸耀功劳、献上捷报，以欺骗蒙蔽天听，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臣子的罪过，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么？应当由巡按御史燕儒宦详细陈述该镇文武官员失事的原因以及地方残破受伤的情状，上报皇上。刑科给事中查铎、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圻又弹劾陈其学、赵苛掩盖败绩冒充功劳、相互勾结欺骗蒙蔽的罪行。一时间朝廷之上，公正舆论依靠他们才稍微明朗。无奈刑科和兵部仍沿袭近年来的旧套：刑科方面只是含糊地作出模棱两可、躲避责任的参劾；兵部方面则肆意包庇，又作出要求再次调查的复核意见。承蒙皇上把此事发下内阁，命臣等详细审看并拟定票拟。臣当即对大学士李春芳说：国家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边防；要整顿边防，就在于整肃朝廷纲纪。赏罚是纲纪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大同一镇的功罪不明、赏罚不当，那么各边都会观望成效，因循懈怠，边防就再也无法整顿。这是关系社稷的计策。我们不过是社稷的臣仆，又怎么能不努力呢？皇上虚心信任、委托我们，如果不怕承担怨恨，怎么能够整顿政务、建立事功，以报答圣主的知遇之恩呢？如今纠正大同的罪责，只用祖法、国是、公论、清议这八个字来裁断就足够了。主将没有坚守祖法：隆庆元年，皇上处理蓟州、山西失事案件的法令，就是祖法。国是，就是大同巡按所上的奏疏和科道官员的弹劾。公论，就是当事臣子请求贿赂未能成功、坚持法令而没有废弃。清议，就是维护祖法、确定国是、张扬公论、畏惧清议。不是我们这些人，又是谁呢？我们如果能够坚定地守住这八个字，那么什么事情不能建立？什么政务不能修治？又何必害怕承担怨恨呢？当时阁臣不认为臣的意见正确，臣也隐忍不敢再行烦扰皇上，认为等到再次查验，如果果然如奏疏和弹劾所说，再请求惩治他们的罪过也不晚。如今巡按燕儒宦复查后，失事的罪状更加详细明显；况且在再次复查以前，大同失事的实情和弊端已经传播到人人耳目之中，无法掩盖。如今兵部上奏复核仍然沿用回护的办法，阁臣拟定票拟仍然保留姑息的意思。臣身在内阁参与机要，参与谋划裁断，只是自顾才识都在诸臣之下，想要争辩而力量不足，徒然抱有学习古人的愚诚，最终缺少匡救时政的智慧，所以心怀惭愧而想退职。臣私下想到，臣今年已经六十二岁，来日不多；如果没有办法效忠，却随波逐流、随众进退，只知道留恋这崇高的职位，患得患失，不思有辱身负的重任，那么臣壮年时所抱持的志向，将同牙齿头发一起衰败，而臣子守持正道的节操也将因此大大败坏。这就是臣自我伤痛、又不敢不以此自我激励的原因。因此臣冒着万万死罪，在君父面前哀切陈诉，请求解除辅佐之职，以便避让贤能之路，退任讲官，勉力修习旧日学业。臣自量力量微薄，不能胜任，恐怕辜负圣明的重托；又想到宏大的事业尚未报效，仍愿贡献微薄力量，仰答皇上的恩遇，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只求不愧对于臣主动进献言论的本意罢了。直陈天下第一要务的奏疏【海瑞】

译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和万物的主人。正因为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所以责任极其重大。凡是民生的利弊，只要有一件处理不当，就将有不能胜任君主职责的地方。因此，奉养君主、辅佐君主的道理，应当没有不完备的，并把这样的责任寄托给群臣，使他们尽量进言。群臣尽情进言，君主之道才算称职。从前那些专门务求容貌和悦、阿谀奉承、曲意顺从，以致灾祸与君主隔绝、君主不能听闻的人，就不值得再说了。过分自作聪明的人又说：‘君子使明主感到危险，忧虑太平之世。’世道已经太平，却偏要以不太平来忧虑；君主已经英明，却偏要以不英明来警戒，这岂不是使君主反而寻求迷乱昏惑，不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了吗？这不是通达的论说。臣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请秉持有触犯也不隐瞒的原则，美就是美，不增添一丝虚假的赞美；过错就是过错，不回避一丝过错。不作讨好阿谀之辞，也无暇作过度的筹算，谨慎地披露肝胆，为陛下陈说。汉代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政事说：‘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治理得很好、已经安定了，只有我认为还没有。说天下安定太平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汉文帝是汉代的贤君，贾谊并不是苛刻地求全责备。文帝天性仁慈，颇为柔和宽恕，有恭谨节俭、爱护百姓的美德，优游退让，但仍有许多懈怠废弛的政事，没有彻底探究其中的弊病，却一概把它说成安定太平，这是愚蠢；不探究自己的才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却一概把政事说成安定太平而加以颂扬，这是阿谀。陛下自己看，与汉文帝相比怎么样？陛下天资英明果断，睿智见识超过常人，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禹、汤、文王、武王，即使降一等，如汉宣帝的励精图治、光武帝的大度、唐太宗的英武无敌、唐宪宗平定僭乱的志向、宋仁宗的仁慈宽恕，凡是其中一方面值得取法的，陛下都完全能够做到。陛下即位初年，革除积弊，焕然一新，与天下共同开始新的局面。概括地说，箴敬一以涵养心性，确定冠服鞋履以辨明等级，撤除圣贤土木塑像，收夺宦官在内外的权力，不应当祭祀的毁去而不祭祀，祭祀孔子又推及其先世，天下人都欢欣鼓舞，仰望陛下将大有作为。有见识的人说，辅佐宰相任用得人，太平指日可待，这并不是虚话。陛下比汉文帝相差得太远了；然而文帝能够充实发挥自己仁慈宽恕的本性，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吕祖谦称赞他不把百姓的财力耗尽，正是如此。当时天下虽然还不能完全把安定太平归于他，但钱粮充足、粮仓陈旧，百姓多安康富足，三代以后都称他为贤君。陛下锐意振作却没有持续多久，妄念牵引着您离开正道；反而把刚强明断用错了，认为长生可以得到，一心从事玄修。拥有四海，却不说百姓的脂膏都在这里，于是兴建修缮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听政，纲纪法度松弛。了，屡次推行推广事例，名节也滥用了。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陛下对父子之情淡薄；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侮辱臣下，人们认为陛下对君臣之情淡薄；贪恋西苑而不回宫，人们认为陛下对夫妻之情淡薄。天下官吏贪污，百姓无法生存，水旱灾害没有定时，盗贼日益猖獗。自陛下登极初年，这些情况也有，只是还不严重。如今赋税徭役烦琐增加，各地都仿效这种做法。陛下破费家产礼佛，日益严重，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十多年来，天下的困苦已经达到极点。天下人于是根据陛下改元的年号，私下议论说：‘嘉靖，就是说家家都清空了，没有财物可以使用。’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被处以极刑，略微使人称快，一时称为清明之世。然而严嵩罢相以后，也只是恢复到严嵩未任宰相以前的样子罢了，并不是大为清明的世界，比汉文帝相差太远。天下人不拥护陛下已经很久了，这是内外群臣都知道的。知道了却忌讳不说。《诗经》说：‘君位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今天所依靠的，是诸位臣子辅弼、匡正、救助，使错误归于正确的责任。圣人难道竟然完全没有错误的举动吗？古代设置官职，只要能辅佐政务、施惠百姓就够了，不必专门责令他们进谏。保氏掌管规谏君王的过错，本来就不必另行设置；用木绳校正、用金石磨砺，圣贤本来就不必等人来告诫。如今却修斋建醮，群臣相继进香；天桃、天药，群臣相继上表祝贺；营建宫室，工部竭力经营；搜取香料、寻觅珍宝，户部派人四处搜求。陛下错误地行事，群臣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为陛下直言纠正。君臣之间‘都俞吁咈’的风气、陈述善道而闭塞邪说的道理，已经遥不可闻，这是阿谀到了极点。然而群臣内心惭愧、气馁，退朝后却另发议论；为了顺从陛下而昧没本心，为了歌颂陛下而欺骗君主，这种欺君之罪该怎样说呢？天下，是陛下的家。人没有不顾念自己家的，内外群臣有各自的官守，也有进言的责任，都是为了安定陛下的家业，使它像磐石一样稳固。一心玄修，是陛下的心被迷惑了；过于苛刻果断，是陛下的感情有所偏颇。若说陛下不顾念自己的家业，合乎人情吗？诸臣顾惜自身、看重身家，得到一个官职，往往因欺骗而败坏；即使不事事失败，也有不能符合陛下心意的地方。那些并非如此的人，只是君心与臣心偶然不相合，于是便说陛下轻视、薄待臣工。诸臣端正内心的学问微薄，所说的话有时不免夹杂私意，有时失于详慎，确实像胡寅所说的扰乱政事，其中有不能符合陛下心意的地方。那些并非如此的人，只是君意与臣意偶然不相合，于是便说陛下已经拒绝进谏；抓住陛下一两件不当事情的表面迹象，便推断陛下千百件事全都如此，陷陛下于错误而始终不能得到解脱。这些诸臣欺骗君主的罪过，实在太大了！《礼记》说：‘上位的人疑惑，百姓就迷惑；下位的人难以了解，上位的君长就劳苦。’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因为顾全自身和家族的心思同恐惧之心结合在一起，臣子的职责便不明白了，所以一两件事情的表面迹象，已经替诸臣解释过了。求取长生的心思同迷惑之心结合在一起，有关臣下的言辞便受到牵制，君主之道也就不正了。臣请再为陛下说明。陛下的错误很多，最大的端绪在于修醮。修醮是用来求长生的。自古圣贤只说修养自身、安立性命，只说顺受自己的正命。天地赋予人而成为人的性命，这些道理已经说尽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圣人中的盛德之君，也不能长久活在世上而不终老。后世更未曾见过。自汉、唐、宋以来直到今天，方外之士仍然存在，使陛下能够访求这种方术的，就是陶仲文。陛下称他为老师，而仲文已经死了。仲文尚且不能长生，陛下为什么偏偏如此执着地求取呢？至于说上天赐下仙桃、药丸，更是荒诞妄诞到了极点。宋真宗在乾祐山得到天书，孙奭进谏说：‘上天有什么话可说？

译难道会有天书吗！’桃子必定要采摘以后才能得到，药物也要由人捣制才能制成。这些东西无缘无故来到，难道桃子和药丸长了脚会自己走来吗？赐下它们的上天，难道有手拿着交给人吗？陛下玄修多年，一无所获。到了今天，左右的奸人还迎合陛下玄修的妄念，说区区桃子药丸可以使人长生；这是道理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知玄修毫无益处。陛下又将以为，只要悬挂刑罚赏赐来督促统率臣下，分工治理有人负责，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那么玄修也就没有害处了吗？人年幼时学习，却没有学习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的特殊学问；成年后实行，也没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的特别心愿。《太甲》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正道中去寻求；有言语顺合你的志向，也一定要在非正道中考察。’顺从的话未必就是正道。就近看严嵩，有一件不顺从陛下的吗？从前他贪污盗窃，如今又违背根本。梁材守持道义、恪守官职，是陛下认为违逆的人。他历任官职都有声誉，任户部官员时，至今仍被首先称道。虽然近来严嵩被抄没家产，百官有了戒惧之心，不再靠积聚贿赂谋求升迁，稍稍有所洗涤。然而严嵩罢相之后，也只是恢复到严嵩未任相之前的样子罢了。诸臣宁可作严嵩那样的顺从者，不愿作梁材那样的坚持者。如今严重的贪求财利，较轻的则拖延敷衍；即使有被人称道的，也在朝廷与山林之间内心交战，心情焦躁而昏乱，依违两可，苟且行事。按理说，清白自身、端正万物，承担天下的重任，使国家长久安定，最终一定要依靠这样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牵制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纯粹精诚、光明无私吗？陛下想让诸臣只执行您的意旨而不违逆，却又以效忠责备他们，把辅翼您的责任交给他们，说这是为了让您明察；同时又希望他们顺从玄修和土木营建的安排。这就使股肱之臣和耳目之官不能成为陛下心腹的护卫，反而只成为供陛下观察、听闻和执行政令的工具。若有像仪衍这样的臣子，想成就‘得志则与民共同遵行’的事业，是没有这种道理的。陛下如果确实知道玄修没有益处，臣下改变行为，百姓仿效善行，天下安定还是不安定、治理还是不治理，都将由此发生变化；陛下若幡然悔悟，每天临御正朝，辅佐宰相、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去数十年来道君式统治的错误，把自己置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境界，使群臣也洗去数十年来阿谀君主的羞耻，把自己置于皋陶、伊尹、傅说的行列，彼此前后相继，君明臣良，欢欣而起，都俞吁咈。内而宦官、宫妾，外而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及各衙门带俸人员，凡是无事而任官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上至内厨、内库，下至户部、工部各厂，以及缎绢、粮料、珍宝、器用、木材等物品，也有许多积聚起来而无所使用，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诸臣一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诸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陛下节省一下而已。京师的一金，抵得田野的百金。稍作节省，国家就会有余裕，百姓也会有积蓄，不知能达到多少。陛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官府各有职掌，过去职守正当、职守完备却没有实行，如今职守废弛、职守苟且，因循敷衍，不认真，也不完全依照法令，却自以为是。应当敦厚根本、实行德行，以端正士人的风气；停止上级官员接受贿赂，以清理仕途；让官吏将领长期任职，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训练选拔军士，以充实征募；驱使僧道游食之人归入士农工商四民；责令府、州、县兼顾富民与教化，使礼俗形成；恢复屯田、盐业的本色征收，以充裕边疆储备；平均田赋、差役和丁役，以使困苦疲敝者得到苏息；凡天下官员侵吞渔利、将领怯懦、吏员作奸、刑罚稍有姑息的，都予以整治；这必定是世代相传的仁政，是广大厚重、高明悠远的事业。诸臣一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诸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陛下振作一下而已。稍一振作，所有废弛的事情都能兴举，各种弊病都能革除，唐虞三代的治理就会灿然复兴。陛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节省、振作，也并不需要劳累陛下。九卿总揽纲要，百官分担职责，各地抚按和科道官在其中纠察举发、整肃清理；陛下掌握大纲，考核治理成效而责成结果。劳心于求贤，安逸于任用人才，就像上天运行于上方，使四时六气各得其秩序，这就是恭敬自身、无为而治的道理。天地万物本来具有一体的本性，民众和万物和乐融洽，熏陶成太和之气，陛下的天性本分中自然有真正的快乐。能够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道与上天相通，命运由自己建立，陛下的天性本分中自然有真正的长寿。这是道理所允许、可以很快达到并立即见效的事情。至于服食所谓不会使人终老的药物，遥望飞升，那是道理上不可能的事。道理上不可能，却急切地散发爵禄、振作精神，从事玄修，悬想妄思，捕风捉影，终身如此，怎么可以呢？君主之道不正，臣子的职责不明，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对于这件事不说，还能再说什么？大臣为了保住俸禄，在外表上阿谀；小臣害怕获罪，当面顺从。陛下有不能知道、不能改正、不能实行的事情，我常常为此痛恨。因此臣冒着死罪竭尽忠诚，恳切地为陛下陈说。只要在改变心意、转换方向之间作出一次转变，天下能否治理，百姓万物能否安定，就由此决定了。伏望陛下留意宗庙大业，臣就万分幸运，天下也万分幸运。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十四 （明）贺复征编 疏二十八 请求诛杀贼臣的奏疏【明·杨继盛】

译臣先前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进谏阻止马市，因为进言没有及时上奏，奏本中又脱漏了字，罪当下狱。逆贼仇鸾威逼指使审问官，把臣的手指夹折，胫骨也夹断，必定要置臣于死地。幸蒙皇上的圣恩，只作轻罚，降职调任，不到两年又升任现在的职务。像臣这样孤高正直而获罪的臣子，没有死在仇鸾手里，已经是万幸；如今又升迁得这样快，那么从今以后所经历的岁月，都是皇上使臣再生的生命；从今以后所任的官职，也都是皇上钦赐的职位。臣蒙受这样莫大的恩德，凡是有益于国家、可以仰报万分之一的事情，即使死也在所不顾；臣日夜恭敬恐惧，思考舍身图报的办法，又没有比请求诛杀贼臣更紧急的了。臣任职兵曹，以讨伐贼寇为职责；但所谓贼，并不只指侵犯的盗贼，凡是有害于国家和百姓的，都称为贼。臣看大学士严嵩，窃取权柄，误国害民，难道不是天下第一大贼吗？如今在外的贼，只有边患最为紧急；在内的贼，只有严嵩最为严重。边患，是篱笆之外的盗贼，是皮肤疮疥之疾；严嵩之贼，是家门之内的寇盗，是心腹之患。既然有内外之贼，进攻就应当有先后；从来没有内贼不除而能够消灭外贼的，所以臣请求诛杀贼严嵩，应当排在剿灭边寇之前。况且严嵩的罪恶已经累积满盈，神人共同愤怒。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人曾经弹劾过他，但只说了严嵩贪污的小罪，却未曾揭发严嵩僭越、窃权的大罪。严嵩奸诈谄媚，又善于巧妙地掩饰和粉饰，足以反过来诬陷进言者有错。皇上仁慈宽恕，又希望严嵩感念容留的恩德，谋求改邪归正的道路，所以严嵩直到今天仍能窃居职位。严嵩在这种时候，日日夜夜感恩才是，哪里料到因为进言弹劾他的人多了，反而更加严密地筹划弥缝掩饰；又因为皇上留用他，便更加放肆而无所顾忌。各种罪恶都具备了，仁义礼智四端也已断绝；即使背离经书、叛逆正道，招来天下后世的唾骂，也有些事情他已经顾不得了。幸亏仰赖皇上敬畏上天的诚心，感通于皇天上帝；上天恐怕奸臣损害皇上的治理，屡次显示灾变以作警告。去年春天雷声长久不停，占卜说是大臣专权；但臣下没有谁比严嵩更大，而专权也没有谁超过严嵩。去年冬天太阳下方出现红色，占卜说下方有叛臣。所谓叛臣，并不是说谋反；心不在君主、背离君主的人，都称为叛臣。如此说来，背叛君主的臣子，又有谁超过严嵩呢？例如各处地震，以及日月交食的灾变，这些灾祸都应当应验在贼严嵩身上；可是皇上每天侍奉、亲近他，却没有察觉，上天仁爱警告的心意，也恐怕将要因懈怠而落空了。没想到皇上聪明刚断，竟甘愿受严嵩欺骗。既然人们的进言都得不到信任，即使上天显示警告，也不醒悟，以至到了这种地步。臣斗胆把严嵩专权、叛君的十大罪过为皇上陈述如下：我太祖高皇帝亲眼见到宰相专权的祸害，于是诏告天下，罢去中书省丞相，设立五府、九卿分掌各项政务。殿阁大臣只负责备顾问，参与制诰草拟，却不得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祖训》中记载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臣下有人建议设置丞相，本人凌迟，全家处死。’这是为圣明的子孙谋划得极其深远。严嵩作为辅臣，却俨然把自己当作丞相，挟持皇上的权力，侵夺各部门的事务。凡府部每件事情的题覆，起初只是先呈上稿件，然后才敢施行；到现在则要当面禀报以后才敢起草。严嵩的直房，百官奔走如同集市；府部堂司中，严嵩派出的人络绎不绝。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严嵩作主；稍微有一点违逆，显而易见的祸患立即出现。等到事情失败，又向别人推卸罪责。即使从前的丞相专横放肆，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因此严嵩虽没有丞相的名义，却拥有丞相的权力；拥有丞相的权力，却没有承担丞相的责任。因此各官升迁时，还没有来得及向皇上谢恩，先已经向严嵩谢恩了。因为他们只知道权力和政务出自严嵩，只知道畏惧、害怕并奉承严嵩罢了。这是破坏祖宗既成法度的第一大罪。权力，是君主用来统驭天下的工具，不可以有一天向下转移。臣下也不可以有丝毫僭越。皇上命令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任用人才、谋划政务的诚意，哪里料到严嵩一有票拟奏本的职任，便窃取了施恩作威的权力？比如皇上任用一个人，严嵩便立即派人先去报告说：‘这是我票拟推荐的。’等皇上罢黜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宣扬说：‘此人不亲近依附我，所以我票拟请求罢免他。’皇上宽宥一个人，严嵩便派人先去报告说：‘这是我票拟救了他。’等皇上处罚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宣扬说：‘此人得罪了我，所以我票拟奏报处罚他。’凡是稍微得罪严嵩的人，即使小心躲避，严嵩也会另找奏本，带出皇上的旨意，进行报复陷害。因此严嵩窃取皇上的恩惠来兜售自己的恩德，借用皇上的刑罚来彰显自己的威势。群臣感激严嵩的恩惠超过感激皇上的恩德，畏惧严嵩的威势超过畏惧皇上的惩罚。任用、舍弃、赏赐、惩罚的权力既归于严嵩，大小臣工又全都依附严嵩。严嵩的野心和胆量难道不会很快变得更大、更放肆吗？臣没想到皇上的明断竟会把权力假借给贼臣之手，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是窃取皇上大权的第二大罪。善事归于君主，过错归于自己，是臣下侍奉君主的忠诚。

译《尚书》说：‘你有美好的谋略和计策，就入朝在内向你的君主报告；你于是到外面顺从君主，说：这些谋略和计策，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这是说臣下把自己的善行归功于君主，使天下人都称颂君主的德行，不敢显露自己的才能来同君主争功。严嵩对于皇上施行政务的善举，每一件事都必定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传给别人说：‘皇上原本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谋划后才实行的。’他只是怕天下人不知道权力出自自己罢了。如今又把圣谕以及严嵩所进的揭帖刻板印行，编成十册书，名为《嘉靖疏议》，使天下后世都知道皇上以前所施行的善政，全部出自他的安排和主张，仿佛皇上一无所能。臣下有了善事就归功于君主的忠诚，果真是这样吗？这是掩盖皇上治国功绩的第三大罪。皇上命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君主安逸、臣下劳苦的意思；严嵩却命令儿子严世蕃代替票拟，任意施行父亲安逸、儿子劳苦的做法。严世蕃又约集干儿子赵文华等人共同票拟，结成奸党，扰乱政务，滋生弊端。一份票拟多次经过几个人的手，机密怎么会不泄露？所以圣旨还没有下达，满朝已经纷纷预先知道了；等圣旨下达，便同先前所议的完全相合。臣第一次见严嵩时，正好原任职方司郎中江冕向严嵩禀报事务，说：‘昨天御史蔡朴弹劾守备许实等人失职误事，兵部覆奏的本章已经在东楼拟定了揭帖，听说东楼已经票拟送入，不知结果怎样？’ 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说：‘小儿已经票拟罚俸，宫中分为两等，十分清楚。皇上一定会依照拟定的办理。’臣当时很疑惑，后来圣旨下达，果然如严嵩所说。仅凭臣亲眼看见的一件事，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又从前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交给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又软弱庸鄙，奔走在严嵩门下，是严嵩的心腹，感激严嵩的恩惠，畏惧严嵩的威势，仓皇失措，不知道怎么办，便派人询问严世蕃应当如何票拟。严世蕃于是同赵文华一起拟定妥当，赵文华把拟稿藏在袖中，带进去交给李本；李本抄录票拟，封好进呈，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连弹劾严嵩的奏本，严世蕃尚且可以得到票拟权，其他事情就更可想而知了。严嵩既凭臣子身份窃取君主的权力，又凭儿子身份兼并自己的权力，百官谁敢不服？天下谁敢不畏惧？所以如今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的歌谣，又说：‘此时父子两个阁老，他日一家全都做官。’狱中囚犯大概深恨严嵩父子共同专掌权柄，所以才这样说。这是纵容奸儿僭越窃权的第四大罪。边疆事务的废坏，都源于功罪赏罚不明。严嵩作为辅臣，应当明辨功罪、激励士气，这本来可以。他却谋划垄断权力，先自己贪冒军功，又准备让孙子冒领两广军功，所以先安排他的表侄欧阳必进担任两广总督，亲家平江伯陈圭担任两广总兵，乡亲御史黄如桂担任广东巡按，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糊里糊涂地拼凑安排。先让长孙严效忠冒领两广报捷的功劳，升任所镇抚；又冒领琼州一人独自斩获七颗首级的功劳，造册交给兵部。严效忠称病，于是让次孙严鹄承袭替代。严鹄又把先前严效忠的七颗首级功劳合并计算，加升为锦衣卫千户。如今任职管事，有武选司‘昃字十九号’堂稿可以查考。严效忠、严鹄都是严世蕃的儿子，随父任职、受其豢养，从未听说有一天离开家门到军营去；乳臭未干的孩子，怎么可能一人斩获七颗首级，却虚报军功，冒领锦衣卫官爵？因此欧阳必进得以升为工部尚书，陈圭称病回京后得以掌管后府印信，黄如桂得以骤升太仆寺少卿。严嵩既窃取皇上授予爵位赏赐的权力，用来给自己的子孙授官，又因为子孙的缘故提升他的私党。这种坏的先例一开，仿效便形成风气；蒋应奎等人让儿子冒领军功、打死人后发遣，都是严嵩首先倡导的。同样都是冒领军功，蒋应奎等人贪冒军功，科道官就弹劾他们；严嵩贪冒军功，人人都知道，科道官却不敢弹劾，那么严嵩积累的威势足以钳制天下人的嘴，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冒领朝廷军功的第五大罪。逆贼仇鸾任甘肃总兵，因违法获罪而被革职。嘉靖二十九年，张达等阵亡，正是边外敌骑窥伺之时。假使严嵩稍微有一点为国家着想的心，选用一名贤能将领，边外敌人听说以后，哪里敢轻易进犯京师？严世蕃却收受仇鸾白银三千两，威逼兵部推荐仇鸾为大将。等仇鸾冒领哈丹儿军功后，严世蕃也因此得到升官荫子的好处。严嵩父子当时还曾自夸，认为自己有推荐仇鸾的功劳。后来仇鸾的权势日益强盛，超过了严嵩，反过来欺侮严嵩；严嵩曾自叹说这是养虎遗患。后来又知道皇上已经对仇鸾产生疑心，害怕事情败露而受到牵连，才开始互不相合、彼此诽谤，以湮灭当初结党的痕迹，迷惑皇上的明察。然而他们不知道，仇鸾一开始所以敢于放肆，是倚仗有严嵩在；后来严嵩与仇鸾反目，是因为知道皇上已经怀疑仇鸾。勾结贼人、背叛逆乱的是仇鸾；收受贿赂、引荐任用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假使没有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够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够施行？推荐贤能者应受上等赏赐，推荐不肖者应受显著诛戮。严嵩的罪恶又超过仇鸾了。这是引荐背叛逆乱的奸臣的第六大罪。嘉靖二十九年，边骑进犯京师，深入以后迷失道路，归路已经断绝。我军奋勇作战，正是同他们血战的一个大好机会。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询问计策，严嵩本应竭力主张出兵剿战，以伸张中国的威势，解除皇上的忧虑；他却说：‘京师和边疆不同，边疆战败还可以掩饰，这里一旦失败，皇上一定知道。不如按兵不动，任凭他们抢够以后自行退回。’因此丁汝夔传令不战。等皇上逮捕审问丁汝夔，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又说：‘虽然被逮捕审问，我会写具揭帖为你周旋，可以保你无事。’大概是怕丁汝夔供出实情，所以用这番话哄骗他，使他安心。丁汝夔也仗恃严嵩平日有扭转乾坤的手段，所以安心不作辩解。等到丁汝夔临刑，才知道被严嵩误导，于是大声呼喊：‘严嵩误了我！’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因此丁汝夔不出战的缘故，天下人都知道是严嵩主张的，只是皇上不知道罢了。

译这是贻误国家军事机密的第七大罪。官员的升降，是君主的大权，不是臣下可以专擅并据为私用的。刑部郎中徐学诗因论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革职为民。严嵩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时，恐吓吏部，将徐学诗的兄长、中书舍人徐应丰罢黜。幸蒙圣明洞察他的奸谋，仍留用徐应丰。徐应丰是皇上在内廷供职的臣子，严嵩尚且敢肆意进行私人的报复，那么在内廷遭受他毒手的人，又哪里数得过来呢？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因论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降为典史。严嵩在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时，逼迫恐吓吏部，将厉汝进罢黜。厉汝进是言官，即使进言不当，皇上既然已经降了他的官，他做典史也没有可以指责的过错；严嵩却因为私怨将他罢黜，那么在外任臣子中被他诬陷、陷害的，又哪里数得过来呢？严嵩是小人，所以善人君子大多同他相反。他不只是罢免他们的官职，还要曲意加给他们罪名；不只是惩罚本人，还要牵连子弟。因此善类被清除殆尽。当时计算天下正人君子，还能有几个人呢？所以，升降官员的权力，本应由皇上掌握，用来激励天下人的心；贼严嵩却窃取它，用来中伤天下的善类。这是专擅官员升降这一大权柄的第八大罪。严嵩既然专权，府部的权力都受到他的扰乱；吏部、兵部利益最大之处，尤其成为他专门掌握的地方：文武官员的升迁，不论人的贤能与否，只论银钱多少。各官任职，也完全不把报效皇上放在心上，只日日以向贼严嵩纳贿为事。将官向严嵩纳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大多失去生计，边疆尤其严重。主管官员既然向严嵩纳贿，就不得不滥取百姓，因此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北方百姓尤其严重。一个人专权，天下受害；道路上充满怨恨，含冤无处申诉，人人都想作乱，都恨不得吃严嵩的肉。皇上虽然屡次施加抚恤的恩典，哪里足以抵挡严嵩残暴虐害的祸害？如果不是皇上的德泽深厚、祖宗立法完善，天下的激变早已发生了。军民的内心已经怨恨并想作乱，臣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国土之内。这是丧失天下人心的第九大罪。风俗的兴盛衰败，关系天下的治理和混乱。我朝风俗淳厚，近世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逆贼刘瑾当权时，风俗才开始稍有改变。皇上即位以来，亲自实行古道，所以风俗恢复了古代的淳厚。等严嵩成为辅臣，便用谄媚欺骗上位者，用贪污带坏下属；与他贿赂往来殷勤的人，即使贪婪如盗跖，也推荐任用；奔走求进而疏拙的人，即使清廉如伯夷、叔齐，也罢免排斥。一个人贪图利益，天下便形成风气；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迟滞，善于巧妙弥缝的人被认为有才干，勉励廉洁的人被认为矫激，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事务。卑鄙污浊形成固定套路，牢不可破。即使英雄豪杰，也被套入其中。从古以来风俗的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追究它的根源，是严嵩先喜欢利益，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严嵩先喜欢阿谀，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源头不清洁，水流怎么能够清澈？风俗不正，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能做到吗？这是败坏天下风俗的第十大罪。严嵩有十大罪，昭然在人们耳目之前；凭皇上的聪明，为什么竟像不知道呢？大概是因为皇上对待臣下的心出于至诚，而贼严嵩侍奉皇上的奸诈达到了极致。用极端的奸诈欺骗至诚之心，难怪皇上陷入他的术中而没有察觉。臣再把严嵩的五种奸计说给陛下听：最了解皇上心意和趋向的，莫过于左右侍从之臣。严嵩想借助他们来窥伺圣意，所以先用财宝贿赂结交，使他们同皇上宫中的关系熟悉起来。皇上一言一动、一坐一起，即使嬉笑、叹息的声音，游观宴乐的行为，无不有人报告给严嵩，严嵩都能知道。每次报告，严嵩必定用重赏酬谢。凡是皇上所喜爱或厌恶的事情，严嵩全都预先知道，所以能够施展迎合逢迎的巧术，来取悦皇上的心。皇上看到严嵩所说所做都符合自己的心意，大概是事先有人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他了。因此皇上身边的人，全是贼严嵩的间谍，这是他的第一种奸计。通政司负责进言的官员，是严嵩想要堵塞天下言路，所以让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凡是章奏送到，赵文华必定把副本送给严嵩和严世蕃先看三四天，然后才进呈。奏本中的情节，严嵩都预先知道。事情只要稍微涉及严嵩，他就先设法为自己弥缝。听说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奏本，赵文华扣留五天才上呈，所以严嵩得以辗转搜集、编造理由。这说明皇上的纳言官，竟成了贼严嵩的拦路狗，这是他的第二种奸计。严嵩既然把内外弥缝得周密，所害怕的就是厂卫衙门缉查访察；于是他让儿子严世蕃笼络厂卫官员，强迫他们结为儿女亲家。既然同他们结成亲家，即使有忠直之士，谁能没有亲戚之情？对于贼严嵩的奸恶，又哪里忍心缉查访察、揭发暴露呢？否则严嵩籍贯江西，距离京师四千多里，却在这里结亲，形势上很不方便，他想做什么呢？不过是假借婚姻亲好的名义，来实现掩饰罪行的计谋罢了。皇上只要试问严嵩的几个孙子所娶的是谁家的女儿，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皇上的爪牙，竟成了贼严嵩的亲属和关系网，这是他的第三种奸计。厂卫既然成了他的亲家，他所害怕的就是科道官进言弹劾。严嵩害怕他们上奏弹劾，所以在科道官最初选任时，不是出自他门下的人，不得参加中书、行人的选任；知县、推官不是向他门下通贿的人，不得列入行取之列。考选时，又挑选那些圆滑软弱、处事圆融、出自他门下的人补任科道官。只要有忠诚鲠直、守节重义之气的人，必定把他安置在部属或南京，使他即使知道严嵩的罪过也不能进言，进言了也不能传达到位。选用以后，有的入朝拜见，便留他们饮酒；有的出差，便为他们设宴饯行、赠送路费。有时心中有所爱憎，便唆使他们弹劾某人，为严嵩听命。等到五六年没有提出什么建白，便升任京堂或方面官。既然接受了严嵩的恩惠，又依附严嵩并得到实际好处，谁肯说他的过错呢？

译他们中即使有一两个感念皇上的恩德而想进言的人，又害怕同类泄露秘密、自己孤立无援，因而不敢说。而严嵩门下的人，又总是夸大严嵩的声势，暗中压制他们敢于进谏的勇气。因此科道诸臣宁可辜负皇上，也不敢触犯权臣。这说明皇上的耳目，竟全是贼严嵩的奴仆，这是他的第四种奸计。科道官虽然已经被笼络妥当，但部官中还有徐学诗这样的人，也足以令人害怕。严嵩又让儿子严世蕃把部官中有才干、有声望的人全都网罗到门下：有的凭乡里关系援引，有的托亲朋相识，有的结为兄弟，有的招为门客。凡是部中有事情想要施行，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能够预先安排；各官稍有怨望，也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能够及早斥退。这样相互联络、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合成一个党派，彼此依附。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之人。皇上自己想一想，左右真正的心腹究竟是谁呢？这实在是令人流泪的事。说明皇上的臣工中，有许多是贼严嵩的心腹，这是他的第五种奸计。严嵩的十大罪，依靠这五种奸计来弥缝掩饰；识破严嵩的五种奸计，他的十大罪就立刻显现出来。唉！严嵩掌握重权，诸臣顺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大学士徐阶背负天下的重大声望，承受皇上的知遇之恩，应该深入抵抗、竭力排斥严嵩，为天下除去这个贼臣，这才可以。他却害怕严嵩的诡巧足以任意散布诽谤，害怕严嵩的毒害足以伤害自身，宁愿整日郁闷不快，凡事只听命于严嵩，不敢坚持正道稍作抗拒。这虽然是被严嵩积累的威势所劫持，但对于皇上也不能说不是辜负。徐阶作为次辅，害怕严嵩的威势，也还不足为怪。以皇上的聪明刚断，即使仇鸾隐藏的罪恶也没有不知道的，却对严嵩公开显露的罪恶一味含容，仿佛不能知道，也仿佛不能罢免他。大概不过是想保全大臣的体面，暂且宽容他，等待他自己败坏罢了。然而他不知道，国家有严嵩，就像禾苗中有莠草、城中有老虎；他在位一天，就成为一天的祸害。皇上为什么不能忍心割舍一个贼臣，却反而忍心看着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吗？况且近来有人怀疑皇上已经对严嵩产生猜忌，严嵩也已有离异之心；如果再赐予优容、暂且等待的恩典，恐怕会造成前任宰相那样的祸害。天下臣民都知道这万万不可。臣先前进谏阻止马市，被贬到边方任官，往返一万五千多里，道路艰苦，妻子流离，宗族轻视厌恶，家业零落；幸而恢复现在的职务，才刚刚一个月。臣虽然极其愚昧，并不是不知道随时势沉浮，可以谋求将来报效；但若履险冒难，攻克难以除去的祸患，难道臣只是凭空说话招来灾祸，却妄想侥幸建立万分之一的功劳吗？只是皇上既然以再生之恩赐给臣，臣怎能忍心舍弃这再生之身来报答皇上？何况臣狂直的性情，是上天赋予的，不能改变；忠义之心在胸中激荡，实在无法忍耐。臣每每痛恨败坏天下大事的，只有逆贼仇鸾和严嵩。仇鸾已经被处死，唯独严嵩还在。严嵩的奸恶又比仇鸾更加严重，将来造成的祸患必定更大。假使舍弃此事不说，臣就再没有可以报答皇上的办法了。臣如果不说，又有谁敢说呢？伏望皇上听取臣的意见，察知严嵩的奸恶。群臣对于严嵩畏惧他的威势、贪恋他的恩惠，本来就不必问了。皇上或许可以询问二王，让他们当面陈说严嵩的罪恶；或者询问各位阁臣，晓谕他们不要畏惧严嵩的威势。如果查明属实，罪重的就以专权的重罪论处，以端正国法；罪轻的就晓谕他退休回家，以保全国家体面。这样，内部的贼臣既然除去，朝廷就可以清明了。将会看到边疆各部：此前已经听说逆贼仇鸾死亡，如今又听说严嵩被诛杀，一定会畏惧皇上的圣明决断，知道中国还有有才之人；这样就会不战而丧失锐气，听到风声便胆战心惊。何况贼臣既已除去，豪杰一定会涌现；功劳和赏赐既然分明，军队的威势自然会振作起来。即使敌人再次侵犯，只要使用离间、设置伏兵，决一死战，臣敢保证战胜敌人、击溃敌军，不过是很容易的事罢了。外部的贼寇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铲除的，敌人的祸患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断绝的呢？内部的贼臣既除，外部的贼寇又铲除，要使天下达到太平，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臣愿意舍生忘死谋求报效，而必定把讨伐贼臣作为当务之急。但是，铲除外部贼寇是臣等的责任；除去内部贼臣，则是皇上的事情。臣感念皇上深厚的知遇之恩，不忍辜负皇上使臣再生的恩德，不能忘记感激之情，因此不避万死。请求立即整治奸臣、挽救国家以决定征伐大计的奏疏【沈炼】

译臣看到去年敌人侵犯边境，获利而归；近来又表面上声称前来朝贡，暗中怀有旧日的计谋，致使皇上日夜忧劳，奋发施展神威，整顿六军，必定想要乘机兴兵北伐。这本来就是天地神人共同愤恨、文武群臣都愿竭力效命的事情。然而用兵的关键，必须先在朝廷谋划；如今朝廷谋划的首要之事，必须先为天下除去奸邪、激发忠义之心，那么敌人就不足以平定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有谁能够大败逆贼和强敌，人人都要尽力进言。臣至今还想着剖肝沥胆、竭尽臣子的力量来效忠，臣实在愤懑，发誓不与这个贼臣共存于世。臣切实看到辅臣严嵩，接受国家的重大任命，却把它看得如鸿毛一般；贪婪的本性，像膏肓之疾一样严重；愚昧鄙陋的心思，比铁石还顽固。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听说他劳心苦思、广泛访求贤才豪杰、询问谋略，来制定治理国家、安定边疆的策略；只与他的儿子严世蕃日夜谋划，所考虑的不过是保全自己的计策。有人想提出忠诚的谋略和奇计，他害怕对方胜过自己，就百般阻挠。有人想献上阿谀之言、谄媚之色，他乐于对方亲近自己，便曲意与之结交。他揣摩人心的伎俩，比锥刀争利还精，却不用来治理国家；他狐媚取宠的姿态，甚至比夏日田间劳作还令人疲惫，却不用来亲近贤人。收受贿赂来卖官鬻爵，已经成为惯例；他们心里知道这是错误，却不能回头。设宴来结交士大夫，借此制造虚假的声誉；他们外表害怕事情显露，却不能停止。推究他们收受贿赂的原因，是认为既能得到钱财，又可以控制对方的心；既能得到对方的心，又可以借助对方的力量。这对他们谋求自身利益来说当然很好，但对于国家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边将如果不多用黄金，就不能得到官职，他们哪里肯奋不顾身地抵御敌人？难道要用钱买来他们死守的忠心吗？臣如果不多次送信送礼，就不能得到名声，那些人哪里肯忘却自身、爱护百姓，把私事当作公事来办呢？如今又到了考察官员的时候，也成了他们父子获利的日子。朝廷赏赐一个人，他们就说是由我使他得到赏赐；惩罚一个人，他们就说是由我使他受到惩罚。于是人人都考虑如何博取严嵩父子的喜爱、避免他们的憎恶，却不再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严了。臣不是不能指出其中的细节，只姑且列举他们最大的罪行十项：收受将官的贿赂，因而挑起边疆的事端，这是第一罪；接受各王的馈赠，使宗室藩王失去职守，这是第二罪；把持吏部权力，贪赃枉法、罪迹狼藉，甚至驿丞小吏也不放过，使官场常规无法建立、风纪大坏，这是第三罪；索取抚按官的常例钱，送信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奔走于他门下，导致有关官府搜刮财物，百姓的财产日益减少，教化无法施行，这是第四罪；暗中控制科道官，使他们不敢进言，这是第五罪；残害贤能、嫉妒有才者，诬陷中伤善良之人；只要有一个人违逆他的意旨，就一定要把对方排挤到死地才罢休，使人报效国家的心顿时消沉，这是第六罪；放纵他的儿子收受贿赂，以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这是第七罪；不断搬运财物，货物钱财扰乱道路，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国家的元气大受损伤，这是第八罪；任内阁大学士日久，奸诈贪婪日益严重，没有一件善行，这是第九罪；不能协助谋划上天的讨伐，以减轻君主和父亲的忧患，这是第十罪。所以如今边境警报传来，连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是严嵩父子造成的，何况还要加上这十项罪行呢？吏部尚书夏邦谟，名义上是公家的大臣，实际上却是私门的官吏。大事要当面向严嵩禀报以后才敢办理，小事要写信通报严世蕃以后才敢发出。三公不过参与谋划政事，难道可以让父子二人干预六卿的政务吗？如果夏邦谟稍有刚直不阿的风气，公开申明并执行法令，严嵩不能不转变态度、改变行为；即使暗中施加手段，也不过是解除他的官职让他离开罢了。只是他一产生谋求利益的心思，患得患失的计策便层出不穷。起初因贿赂而得到官职，后来又因官职而得到贿赂。权势利益比胶漆还牢固，道义却比秋云还淡薄。他们奉行妇人的道术已经到了极其精巧的地步，大丈夫的心志已经丧失了。这样怎么能够考察天下的官吏呢？官吏们说：内阁和吏部都要钱，我们这一党恪守清白也没有好处。于是内外远近彼此观望，逐渐形成风气，廉耻不再实行，盗贼纷纷兴起。如今进行考察，本来是要提拔廉洁的人、罢退贪婪的人；如果不除去这三个人，即使每天罢免贪赃枉法的官吏，也没有用。自身是污秽的官吏，却说我将提拔贤能、罢退不肖之人，这是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如果内阁和吏部都尽忠职守，那么六卿就都能尽职，又怎么会导致丁汝夔误事呢？然而今天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仍然听说有人阻止北伐，认为不可进行。但是，敌人声称来朝贡，允许他来，他也会来；不允许他来，他也会来。朝廷出兵，敌人来就讨伐，敌人不来也要讨伐。善于用兵的人既可以防守，也可以作战；不善于用兵的人不能作战，也就不能防守。如今能够阻止朝廷北伐，难道就能保证敌人不向南侵略吗？只要整顿军队、列阵防守，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以保全万无一失的胜利，就在于将帅的能力了。如今想阻止北伐的人，心里想的是：事情成功了，就把功劳归给将帅；事情失败了，就把罪过归给辅臣。这就是他们在其中倡导不可作战的说法，他们欺骗君主、贻误国家的罪行，也就更大了。伏乞皇上下令廷臣，把这三人的罪行详细议定，该诛杀的诛杀，该斥退的斥退，这样赏罚就会分明，贤能和不肖就能区别开来；忠臣义士没有不佩剑而起、感激奋发、争先效死的，而那些小人就不足以消灭国家了。近来大风暴起，皇上应当迅速施展刚健的决断，以挽回上天的变异，安慰人心。臣不胜恳切激切之至。崇尚真正儒者的奏疏【袁洪愈】

译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真儒。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求自己，而不要求别人；崇尚实行，而不崇尚言辞；致力于实际，而不致力于虚名。如果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言语超过行为，名声胜过实际，就是小人儒了。小人不过是虚伪罢了；崇尚儒学却得不到真正的儒者，就是教天下人虚伪罢了。臣见长洲县岁贡生员王敬臣，从小熟悉《诗》《礼》的教诲，稍长便学习圣贤之学，读书必定落实到身心，亲自实行时必先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他亲自咀嚼饭食来奉养祖母，拿出妻子的嫁妆来嫁妹妹。族中贫困的人，他分出空房让他们居住，筹划饮食供给他们，自己竟不知道家中已经不足。门人来受业，他教导他们思诚的学问，教导他们孝悌的道理，只怕人不能行善。侍奉父母的礼节，无论大小都尽心做到，而且始终不懈。检点自身的功夫，早晚都不懈怠，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谨慎独处时的行为。他广泛贯通五经，讲习研究从不厌倦；具备各种善行，容貌却像愚钝之人；性情和蔼平易，却不随波逐流；正直诚信，却不骄亢。他继承伊洛一派的正统，实在是圣明时代的真儒。像王敬臣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让他始终困顿于庶民之列，与草木一同腐朽吗？乞请下令查访，如果臣所说不谬，或者特意按照礼节召见他，或者专门授予他翰林的职务，他一定能够阐明道义，辅佐谋划，对圣明的治理所能带来的益处，难道是浅薄的吗？这只是臣把亲眼看见的情况说出来罢了。天下成为真儒的人，或许不止这一位；臣举出这一个人，是因为诸位大臣都知道应当举荐什么样的人。请求禁止刑狱滥用的奏疏【毛恺】臣等近来多次看到外地各抚按衙门的官员先后奏报灾情，如京畿以及吴楚南北、山西山东，还有云中、上谷之间，大都洪水暴涨，毁坏百姓田地房屋；雨雹和飞蝗接连在各地发生，受灾地区既广，灾情又重。灾变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灾害是由人的行为招致的。仰想皇上恭敬节俭、仁慈爱民、勤于政事，本应当人民安定、百姓富足、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如今却如此，莫非大小臣工没有尽到职守，因而导致了这些灾害吗？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反常呢？水、冰雹和蝗虫都是阴类之物，造成的灾害既广又重，可见阴气没有比这更盛的了。追究造成灾害的原因，虽然种类很多，但刑狱是其中最严重的。刑罚掌管阴令，主管肃杀，臣等的职事就在这里；莫非内外的刑狱中容有横暴滥用、不依法办事的情况，像洪水泛滥而无法堵塞，像蝗虫冰雹伤害庄稼、夺去百姓的生命吗？汉代朝廷遇到灾害就策免大臣，按照汉代法律，臣等实在不知道罪责还能逃到哪里。谨将内外刑狱滥用的情况列为六项，恭敬地向皇上陈述。臣私下认为，大凡诉讼都应由下级逐级上报，越级申诉者有罪，不是正式官员而擅自受理者有罪。如今却有舍弃本县而突然告到州里的，舍弃本州而突然告到府里的，府县尚未审结便又突然告到监司的；他们存心诬陷他人，纷纷而来，毫无顾忌。又有许多人私下向州县的佐贰官、首领官等申诉；那些官员既然以受理此类案件容易为利，申诉者也因此谋求私利。至于正式官员中喜欢多事的，有时不审察案情轻重和道理是非，一概按照常规受理，于是使告发攻讦的风气彼此煽动，形成喜欢逞强好讼的人，终年诉讼不止，这叫滥受诉讼。诉状中虚妄荒诞的言辞牵累很多人，明明是无辜者却捏造为正犯，不是知情见证者却指认为证人，牵连蔓延，动辄达到几十人；各该审问的官员只应摘取关系紧要的几人听审才是。至于派差役下去拘捕，竟一个也不遗漏，冲撞呼喊，惊扰得鸡犬不宁；把人捆绑起来驱赶奔走，与驱赶犬羊没有区别。押到以后，满庭都是被牵连的人；供词形成后，又有一大半被照录进去，至于欺诈、凌辱更不用说，这叫滥捕。犯人到官府后，审理本来应当迅速；但有时因为案件性质迟缓，不能立即审理，有时因为事务紧迫，无暇审理，于是不分人数多少、事情轻重，一概把人寄押在监狱、仓房、铺舍中。至于追赃的犯人，有人为了一斗粮或一贯钱而长期被拘禁，有人则因家属姻亲被幽禁，强令他们代为偿还；案件忽然拖延，动辄耽误数年。被拘禁的人坐在井中看天，悲叹郁闷；被诬陷的家属早晚供给，生计全都荒废，这叫滥禁。从古以来审讯案件固然不能完全不用刑罚，但施刑自有一定范围。因此鞭打只用来施教，杖责不过臀部和腿部，从来没有把刑罚广泛地作为非法手段，猛烈地施加到全身。如今施刑却不是这样：刑讯手部有桚子，刑讯脚部有夹棍，刑讯头部有脑篐，甚至用烙铁灼烧身体，用锡龙灌入身体，用竹签钉手指，用烧酒灌浇鼻子，诸如此类，残酷毒辣到了极点，使人全身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甚至因此毙命。他们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查明实情、使人服罪。即使不一定完全像臣等所说的那样，然而他们把伤害人的生命看得百不及一地轻视，简直像草芥一样把人的生命视为无足轻重，这叫滥刑。审议案件，贵在明白公允；与其过分追究，不如过分宽恕。因此对于罪名只存在轻罪嫌疑的，应当从轻；对于误杀的过失，应当慎重，因为一旦定案就难以改变，君主应当谨慎。无奈如今掌管审理的人喜欢多事，吹毛求疵，以苛刻为务；把罗织深文、巧加诋毁当作能干，把怜悯宽恕、不以加罪为喜当作无能。因此本来要定为某罪，就旋即增添情节来符合律文；任意援引条例，又删去字句来迁就拘捕；甚至接受请托、徇私卖法、收受贿赂，因此歪曲事实是非的情况更是说不尽。于是捶胸喊冤的男子接连不断，含冤的妇女也不只是东海那一个人，这叫滥拟。案件既已有定议，本应查照办理发落；有时却认为情节严重而律法较轻，在法定罪名之外另加惩罚，或者说是修理，或者说是备荒，或者说是兴办事业，或者说是军饷，巧立名目，重重加派厚利，最终使人卖儿卖女、流散四方、家破产尽、弃尸沟壑的，往往都是如此。这叫滥罚。这六种滥用，是刑狱的祸害、民生的灾殃，招来灾变、造成凶气，大多都是由此引起的。倘蒙皇上不认为臣等所说错误，哪怕能对修身省察略有万分之一的帮助，伏乞下令臣等遵照办理，把上述弊端严厉告诫所属官员，并咨文南京法司和各巡抚衙门，再咨文都察院转行各该巡按御史，一体痛加禁止革除。大事限二十日办结，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滥禁者应按逾期不办论罪。刑罚就像战争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因公征收财物，律例尚且严加防范；滥刑滥罚者应按贪婪残酷论处。政令出自多个部门、议定罪名不当，都是违犯法纪的事；滥受诉讼的掌印官按软弱无能论处，擅自受理案件和滥拟罪名的官员都按不谨慎论处。至于滥捕，初犯、再犯分别酌量告诫；屡犯者送往别处调任使用。以上几项用来革除滥弊，似乎是合宜的；关键在于切实实行，不要姑息迁就。如此或许能够从容地停止滥用刑罚，使太平和气充盈天下；岂只是灾变不再发生，还将风雨按时而来，年成称为大丰收了。消除灾害、招来祥瑞固然不止一个办法，这是其中最优先的一项。臣等不胜恳切，惶恐待罪。

译端正国法以消除祸患根源的奏疏【龎尚鹏】臣还是书生时，读《嘉靖初年钦明大狱录》，看到前后供词翻覆，彼此好像矛盾。后来向天下士大夫询问，才知道李午是山西太原府五台县人，是逆贼李越的侄子，起初名叫福逹；因押解戍边途中逃走，潜居在陕西洛川县，倡导白莲教，聚众作乱，攻杀长官，屠杀城邑。后来余党全部被消灭，只有李午改名换姓，把户籍挂在该府徐沟县，假称张寅，纳赀授官为太原左卫指挥使；多次被韩良相等人追究罪行，却都通过攀附权贵而脱免。不久，山西巡按监察御史马録将他捕获治罪，李午便重金贿赂武定侯郭勋，写信请托，希望能够免死。马録上疏迅速弹劾郭勋包庇逆贼，拿出他的亲笔信，并把李午谋反的情状一同上报。不久奉到皇帝钦定的命令，李午依法处死，郭勋被命令回话。郭勋害怕先帝震怒，灾祸将不可测，于是暗中结交权贵近臣，表面欺骗朝廷，毒害士大夫，祸患蔓延天下。像刑部尚书颜頥寿、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都是审议案件的法司官员，有的被逮捕关入诏狱，有的终身禁锢。给事中刘琦、御史姚凤鸣等，都是据理抗疏的言官，有的魂埋狱中，有的尸骨弃置荒远之地。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挥马豸等，都是原来审问此案的三司官员；有的已经升官，却被提解到别的省份；有的已经罢职，却在私人家中被追捕。甚至有人只是通过书信往来问候，便被说成结党；只是偶然交谈几句，便被指为讥讽诽谤。其余罗织成狱的，合计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员，共有四十多人，士大夫遭受的灾祸可以说惨烈了。逆贼李午和他的亲生儿子李大仁、李大礼等，却从法网之外脱身，案件已经形成定案，再也没有人敢说。臣也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无从揭发其中的隐情。近来臣巡行山西三关直到延绥，访得徐沟、洛川两县，都是李午像狼一样盘踞的地方。向当地老人询问，才更加知道事情的详情。又听说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贼蔡伯贯谋反被擒，供词中说以山西李同为师；李同就是李午的孙子。他传习白莲教，自称是大唐子孙，应当出世安定百姓，于是结党谋乱，煽惑人心。四川抚按衙门随即移文山西，逮捕李同下狱，反复审问，佐证十分明确。供词说李大仁、李大礼都被称为祖师；查对《大狱录》所刻姓名，竟一一相同，那么李午以妖术传给家人，世代成为逆贼，已经没有什么可疑了。如今抚按衙门将李同等人依律判处斩刑，题奏后奉到钦定命令，听候秋后处决。臣又行文山西按察司，取来原先发出的供词，与《大狱录》相互参照，彼此都能印证，竟然不约而同、完全相合。于是臣拍案叹道：“上天用来诛杀逆贼的安排，确实丝毫不差。他们能够在生前巧妙遮掩，却不能在死后再编造托词；能够侥幸使自身免祸，却终究不能使祸患不降临到子孙身上。这样看来，天网恢恢，虽然宽疏却没有遗漏，似乎也足以显示凶恶行为必受报应了。”然而李午身为叛贼，杀害长官，屠戮城邑，而且士大夫遭受的灾祸遍及天下；即使诛灭全族，人们仍有遗憾。他竟然还能保留官职，老死在家中，这难道是天道吗？如今观察李同一案，李午的罪行更加彰显。按照法律，应当剖开棺材、分裂尸体，以端正斧钺诛罚，发泄神人共同的愤怒；这是千古以来一件重大的断案。李同因散布妖言而认罪，罪责本应止于本人；如果因为李午穷凶极恶，就把他全家都依法惩处，即使满门没有留下活口，也不算滥刑，这要由执掌法律的人在其中权衡。臣哪里敢擅自断定呢？李午的罪行实在多到无法尽数诛罚！至于郭勋，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得到明主的知遇，却竟然勾结逆贼，陷害士大夫而冒犯天威，蒙蔽皇上，使整个朝廷侧目而视、闭口不言；权要之人全都任凭他的脸色和意旨行事，迎合他的心意。权奸的可怕，竟到了这种地步吗！” 万一他暗中蓄谋异变，人人都将双脚并立、低头听命，那种祸患哪里忍心说呢？要端正郭勋的罪行，似乎应当革除他生前的爵位，贬为平民，以表示惩罚；在事后诛罚权奸，给将来留下鉴戒，这正是今天端正人心、消除祸根的第一要务。至于大学士桂蕚、张璁等，当时因三法司被逮捕、官缺无人，奉命主持审狱，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大臣。只要有一句话使皇上醒悟，事情就会像转动圆环一样改变；他们却观望附和，篡改原案，甘愿触犯天下公论而不顾，使国是混乱、人心恐惧。史官执笔特别记载下来，免不了成为清明朝廷的污点；祸端日益滋长，谁来承担这个罪责？似乎应当追究他们过去的过失，以彰明辅弼大臣正直辅佐的责任，参照过去的案卷，考察舆论，使罪责归于真正的责任者，不再有其他托词。此前案件已经定下，皇上把马録视为首恶，想要杀他；幸亏桂蕚等人为他申辩救护，才改为永远充军，编发南丹卫。马録得以免死，多亏他们出力。也许他们当时受到牵制，不能自行决定。假使当时他们能够神色严正、直言不讳，以辞职去官来争取，事情一定不至于如此。如果只知道迎合时势，曲意为自己谋求保全，那么照这样的心思发展下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再看《大狱录》中的那些大臣，多是当时忠诚正直之士；他们英勇刚强的气概，历经百折也不回头，宁可触犯权臣，也不敢触犯国法。世人所说的狂澜中的砥柱，不就是这样吗？如今他们的姓名、官阶都详细载在案件记录中，刻本也还留存。凡是尚未得到抚恤和褒录的人，乞请一并交付议定，请皇上亲自裁决，特别加以优厚表彰，以扩大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伸张忠良之士感慨激发的正气。对于士大夫的风气和世间的教化，难道说没有一点补益吗？有人告诉臣说：“过去的车辙已经可以作为鉴戒，何必招来怨尤呢？”臣认为，天地间有正气，宇宙中有正人，所以天纲地维，万古不会坠落。如果依附邪人，埋没正论，最终使叛乱贼人的同党得以在后世苟且容身，那么天地尚且会颠覆，国家又依靠什么呢？上天如果有知，就应当赶快恢复正道，难道首恶留下的暴虐余焰还能在其被消灭之后继续作祸吗？陛下秉持正道、嫉恶如仇，为万世着想，倘若不认为臣的话极其错误，乞请下令有关部门重新议定施行。臣素来心性刚直，十分憎恨邪恶，所以从所见所闻中得知这些事，按道义实在难以沉默。惟愿陛下圣明，稍加怜察，臣不胜惶恐陨越、祈望之至。呼吁上天、乞求恩典，愿代替丈夫受死的奏疏【杨继盛妻张氏】

译臣的丈夫原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因为先前任职本部车驾司时进谏阻止马市，预先揭发仇鸾谋反的阴谋，皇上圣恩只从轻贬谪；不久仇鸾败亡，皇上首先赐予洗雪，一年之内四次升迁，重新做到原来的官职。臣夫接受任命以后，感激皇恩流泪，私下谋划报效，有时半夜起身，有时面对食物忘记进餐，这些都是臣亲眼看到的。没想到他错误地听信市井传言，仍然拘泥于书生的习气，竟发表狂妄言论，实在是一时昏昧。又承受皇上高天厚地般的恩德，没有立即加以诛杀，只交付有关官吏议罪。臣夫受杖刑后入狱，几次死而复苏；臀部被剜去两块肉，腿筋被截断两条，脓血流了五六十碗，全身衣服都沾满污秽，日夜被关在笼中、戴着箍具，痛苦到了极点。又因年成荒歉、家境贫困，常常无力供给，只靠臣纺纱织布、编织鞋子来供给粮食，已经三年了。有关部门两次奏请，都蒙皇上特别准许暂时监禁等候。臣夫两次走到死亡边缘，皇上却屡次使他获得生路；臣的感激佩服，只有焚香祷告，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罢了。只是听说今年众官会议，恰好与张经一同奏请，题奏后奉到钦定命令，依照法律处决。臣夫即使再次在市曹捐弃生命，也将能够瞑目于地下。臣仰想皇上正涵养中和之气、保全天地元气，连昆虫草木都希望各得其所，难道会吝惜再次垂顾臣家，照见覆盆之下的冤情吗？倘蒙皇上体察臣如蝼蚁一般的私情，稍稍从轻减免，臣便是最大的幸运。如果认为罪重而不能赦免，愿立即把臣斩首于都市，以代替臣夫受死。臣夫即使远赴边地抵御魑魅、亲自手执戈矛，也一定能成为疆场上效命的鬼魂，来报答皇上。臣即使到了九泉之下还有知觉，也将永远含恩结草相报。臣不胜激切祈恳之至。恳请承受上天恩典，允许自身代替丈夫服刑的奏疏【沈束妻张氏】臣夫沈束，幸而考中嘉靖二十三年进士，被授予直隶徽州府推官，后来又蒙上级选调，授任礼科给事中。沈束愚昧无知，冒昧妄加进言，确实应当万死；承蒙皇上宽宥，下狱待罪，至今已经十四年。沈束上有年老的父亲，下无子女，孤苦伶仃，生活无所依靠，只留下臣一人；臣寄居旅舍，早晚靠做女工维持口食，艰难困苦到了极点，度日如年。臣夫的父亲今年八十七岁，衰老疾病日益加重，生命如风中残烛，奉养他生、料理他死的费用，更没有人可以托付。臣孤苦无依，顾此失彼：想回去奉养公公，就没有钱财给丈夫供应稀粥；想留下来供给丈夫，公公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臣夫是长期被囚的罪臣，实在不敢再顾念私家。臣切见圣朝仁慈恩德广大，使万物都乐于生存，难道唯独臣这一家穷困颠沛，要被遗弃在天地覆载之外吗？臣常常自念，哪里是舍不得一死；之所以忍受苦难苟且延生，实在是希望天地有委曲保全的仁德，像雨露一样的恩泽无处不被。如今臣的公公已经到了将死之年，臣夫却还没有重新获得生命的日子。臣愿意用自身代替丈夫入狱服刑，暂时容许臣夫送父亲度过年关，随后臣再回到狱中待罪。这样或许能使臣夫重新见到父亲，稍稍伸展父子之情；臣把公公托付给丈夫，也能保全夫妻之义。如此臣全家感戴皇恩，万代都将衔恩结草，图谋报答无穷。《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十五 （明）贺复征编 ○奏疏二十九 陈述六件事情的奏疏【明·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