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八十

译人的出生必然伴随着死亡，这是自然的道理。我已经八十五岁，能够安然去世还有什么遗憾？只是如果不留下遗言，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遵循。我生在衰末之世，被起用并屡经考验，却没有辅佐君主的功勋，死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气绝以后只洗手脚，不必沐浴。不要缠裹尸体，全部穿用平日的旧衣服，按照平时所穿的服饰即可。皇帝所赐的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带和盛绶的箱子，都不要用来入殓。西芒山的土地本来坚硬牢固，不要使用砖石，不要修起坟垄。墓穴挖深二丈，墓室只要能容纳棺材，不要修建前堂。铺设几案和席子，放置书箱、镜匣等物。棺材前只需设置床榻而已。干粮、肉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作为早晚祭奠之物。家中大小不必送葬，到小祥、大祥时才设置一只完整的牲畜祭祀，不要违背我的遗命。高柴哭泣到流血，守丧三年，孔子认为他愚笨；闵子骞除去丧服后，出来见人，弹琴的声音悲切，孔子认为他孝顺。所以哭泣悲哀的程度，应当随着日月推移而减少；饮食的适宜，也自有礼制。言语行为可以经受验证，是诚信的极致；推举贤能、承认过错，是德行的极致；扬名显亲，是孝的极致；兄弟和悦，宗族欣喜，是悌的极致；面对财物，没有比谦让更好的。这五件事，是立身的根本。颜回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他把这些当作天命，只是还没有认真思考罢了。这样做又有什么遥远的呢？《遗令》【杜预】古代不实行夫妻合葬，因为明白生命终结和开始的道理，死后共同归于无有。中古的圣人改变了这种做法，改为合葬，大概是为了区别合葬与不合葬没有一定之处，又借助生者的事情来显示教化。从此以后，贵人君子有的合葬，有的不合葬；连生者都不能完全知晓，又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事情呢？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办理。我过去任台郎时，常常因为公事出使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坟墓，询问耕田的人，他们说这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坟，有人又说是子产的坟。于是我带领随从祭祀并观看。那座坟建在山顶，四面望去都开阔通达；山脉南北走向端正，却斜向东北，面朝新郑城，意思是没有忘记故本。墓道只在后面堵塞，前面空着，不填满它，是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不必挖得又重又深。山中有很多美石，却不用，必定聚集洧水中天然的石头来建墓藏，贵在不劳费人工技巧，而且这些石头也不会被世俗拿去使用。君子推重它有情义，小人也没有利益可图，经历千年而没有被毁坏，这是节俭到了极点。我去年春天入朝，因郭氏丧亡，沿用陪葬陵墓的旧有礼义，亲自上表请求在洛阳城东首阳山南面营造将来的墓域。所得的土地中有一座小山，山上没有旧坟；它的高峻显要虽然还不足以和邢山相比，但向东可以奉望二陵，向西可以远眺宫阙，向南可以观看伊水、洛水，向北可以遥望伯夷、叔齐，视野开阔而能远望，正是我的情感所安适的地方。因此我就上表请求划定墓域、栽树并开通墓道，作为一定的制度。到时候全部使用洛水中的圆石，墓道向南开通，礼仪制度取法于郑国大夫，想用节俭来使葬制完备。棺材、器物以及小敛等事情，都应当依照这个标准。《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一 （明）贺复征编 ○序一【以下属于经类】吴讷说：《尔雅》说：‘序，就是头绪。’序这种文体开始于《诗经》的《大序》，开头说六义，接着说风、雅的变化，又接着说二南中王化的起源；这些话次第有序，所以称作‘序’。东莱说：‘凡是为文籍作序，应当说明作者的用意；像赠送、宴集等作品，又应当随着事情说明事实。’大体说来，叙述事情的文章，应当按照次序安排语言；善于叙述事理，是最好的。近世应用文中以赠送类最为盛行，应当取法韩愈的各篇作品，或许才能得到古人赠言的意义，而不至于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徐师曾说：‘序，也写作叙，是说它的次第有秩序，就像丝的头绪一样。’又称为大序，是相对于小序而言的。它的体制有两种：一是议论，二是叙事。宋代真德秀常把它们分别列在《文章正宗》的编次中。叙事又有正体、变体两种。到了唐代柳宗元，又有‘序略’的名称，于是体制稍有变化，文章也更加简略。贺复征说：‘序，是东西两面的墙。文章称作序，是说条理次第地叙述著作的意旨，就像墙有层次一样。’又说：‘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把文章分为议论、序事两种体制。’ 现在编列的序目包括经、史、文、籍、骚赋、诗集、文集、试录、时艺、词曲、自序、传赞、艺巧、谱系、名字、社会、游宴、赠送、颂美、庆贺、寿祝，还有排体、律体、变体等各种体制，种类各不相同。同一种体制之中，有叙事，也有议论；一篇文章之中，也有时忽然叙事，忽然议论，只要读者分别读懂它们就可以了。《毛诗序》【周·卜商】

译《关雎》篇，表现后妃的德行，是《国风》的开端。它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妻关系。因此，乡人采用它，诸侯国也采用它。所谓“风”，就是讽喻，也是教化；用讽喻来打动人，用教化来改变人。诗，是志向所指向的地方；藏在心中叫作志，发之于言叫作诗。感情在内心激荡而表现于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于是便叹息；叹息仍不足以表达，于是便长歌；长歌仍不足以表达，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感情发于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叫作音。太平时代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说明政治和谐；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说明政治乖乱；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忧思，说明百姓困苦。因此，用来纠正政治得失、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事物，没有比诗更接近的了。先王借此规范夫妻关系，成就孝敬之道，厚待人伦，改善教化，移易风俗。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位者用它教化下民，下民用它讽刺上位者；以文辞为主而委婉劝谏，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所以叫作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序、各国政治不同、各家风俗有别的时候，变风、变雅便产生了。国史明察得失的踪迹，哀伤人伦废弛，痛惜刑政苛酷，吟咏人的情性，用诗讽谏上位者；它通达时事的变化，同时又怀念旧日风俗。所以，变风发自感情，却止于礼义。发自感情，是百姓的本性；止于礼义，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因此，记一国之事而以一人为根本的，叫作风；谈天下之事而表现四方风俗的，叫作雅。雅，就是正，讲的是王政由何而兴、由何而废。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大雅。颂，是描写盛大德行的形貌，以其成功告知神明。这就是所谓“四始”，是诗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所以归在《周南》之下，属于周公；这是说教化由北方推行到南方。《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它们是先王用来教化诸侯的，所以归在召公名下。《周南》以“南”为名，是端正教化开端的道理，是王者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歌咏得到贤淑女子来匹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才，并不沉溺于女色；它为窈窕淑女而哀叹，思念贤能人才，却没有伤害善道的心意。这就是《关雎》的意义。《尚书序》【汉·孔安国】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绘制八卦，创制文字契刻，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治，于是文献典籍产生了。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讲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叫作“五典”，讲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所设置的教化各不相同，典雅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归根结底却是一致的，所以历代都珍视它们，把它们作为最高的训诫。关于八卦的学说，叫作“八索”，是为了探求其中的意义。九州的记载，叫作“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说九州所有土地所产生的物产、所适宜的风气，都聚集在这部书中。《春秋左氏传》说：“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能读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先君孔子生在周朝末年，看见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读它们的人不能得到统一的认识，于是订定礼乐，阐明旧有典章，删定《诗》为三百篇，约取史书记载而修订《春秋》，赞明《易》的道理而排斥《八索》，叙述职方之事而删除《九丘》，研讨《三坟》《五典》，从唐、虞以下断定，直到周代，削除繁乱，删剪浮辞，举出宏大纲要，撮取关键要旨，足以传之后世、树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等文，共一百篇，是为了弘扬最高的道理，给人君显示法度规范。帝王的制度坦白明晰，可以举而实行，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到了秦始皇毁灭前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读书人逃难离散，我的先人便把家藏的书藏在住宅墙壁之中。汉朝兴起后，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宏大的治道。济南伏生年过九十，丧失了原来的经书，只凭口头传授，裁取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便称为《尚书》。一百篇的意义，世人再也无法全部听闻。后来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毁坏孔子的旧宅来扩大自己的居所，在墙壁中发现先人所藏的古文，有虞、夏、商、周的书以及《论语》《孝经》的传本，都是蝌蚪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讲堂，听到金、石、丝、竹乐器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住宅，把书全部归还孔氏。蝌蚪文字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够辨认的，便拿从伏生那里听到的书来校考文义，把能够辨认的文字定为隶书古文，又用竹简抄写，因而比伏生传授的篇数增加了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并入《尧典》，把《益稷》并入《皋陶谟》，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并入《顾命》，又从中重新析出这些篇并加上序，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余篇章错乱、磨损灭失，已经无法再考知，便全部送交主管官署，收藏在书府中，等待有才干的人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我专心研究、深思熟虑，广泛考察经籍，采集众人的说法，用来建立训释和传文。约略文字而申明义理，铺陈阐发其中旨意，希望多少能对后世有所补益。《书序》是叙述作者作书的意图，使义理明白显现；既然应当与正文相互接近，所以把它们引录出来，各自置于篇首。五十八篇的定本完成以后，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学之道停息，著作没有能够上奏，便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世。如果有爱好古学、博雅的君子，与我志趣相同，我也不会对他隐瞒。《春秋左氏传序》【晋·杜预】

译《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时，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用来记载远近、区别异同。因此史书所记，必定标明年份作为一件事的开头。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采用四时的名称作为记事的称谓。周礼设置史官，掌管诸侯国和四方的事务，通达四方的意愿。诸侯也各有本国史官，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只写在简牍上而已。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称王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朝旧有的典章礼经。周朝德政衰微以后，官员失去职守，上位者不能使《春秋》的记载明白准确，告赴之辞、策书以及各种记注，多有违背旧章的地方。仲尼依据鲁国史书策书的成文，考察它们的真伪，记载其中的典章礼制：对上，是为了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志意；对下，是为了阐明后世应遵守的法则。其中教化所要保存、文辞所造成损害的地方，就刊正它们，以显示劝善惩恶。其余则都直接采用旧史的文字。史书有文采质朴之别，辞语有详略之分，不一定要改动。所以传文说：“记载善事。” 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大概周公的志意，是仲尼承接并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因此，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在经文之后说明义理的终结，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通不同记载，随着义理阐发其凡例中所重视的内容。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没有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经的要旨。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载、充分说明。他的文字舒缓，旨意深远，是要让学习者推究事情的起因和结果，寻找枝节，探究究竟；使他们从容温习，自行求取；使他们充分领会，自行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一样，疑惑涣然冰释，心情怡然、道理顺畅，这样才算真正有所收获。他所阐发的凡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传下来的法则和史书的旧章，仲尼承接而修订它们，用以形成一部经书的统一体例。其中使隐微显明、使幽深彰显、裁定义类的地方，都是依据旧例来阐发义旨，按照所记事迹来端正褒贬。凡是说“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都是用来揭示新旧、阐发大义的，叫作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没有记载，反而以此作为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文不说“凡”，而委婉曲折地加以阐明。经文如果没有特别的义例，只是因所记事情而发论，那么传文只直接说明事情的归趣而已，并不是凡例。因此，传文体例有三种，而凡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隐微而显明，文辞出现在这里，而义理从那里产生；如称举族姓以尊崇国君，命令舍弃族姓以尊崇夫人，以及“梁亡”“城缘陵”之类。第二，记载而含蓄，语言简约，用来显示制度，使人推求而知道凡例；如“参会不地”和“与谋曰及”之类。第三，委婉而成章，曲折遵循义理训释，以显示最大的顺从；如各种避讳，以及“璧假许田”之类。第四，详尽而不加掩饰，直截记载事情，以完备的文字显出意义；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第五，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追求名分而不放纵欲望；掩盖某事而使其彰明，如记载“齐豹盗”以及三名叛乱者的姓名之类。推究这五种体例来考察经传，触类旁通、不断推广，附合于二百四十二年所记的事迹，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说：《春秋》用错综文字来显示义理；如果像这里所说，那么经文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特别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并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都必须用几句话才能组成完整意思，并不像八卦的爻辞那样可以错综成六十四卦。所以本来应当依据传文来作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如今还能见到遗文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承：向前不能形成错综经文、穷尽其变化，向后又不能坚守丘明的传文；遇到丘明传文不能通晓的地方，都隐没不说，反而牵强引用《公羊》《谷梁》，恰好足以使自己更加混乱。我杜预现在所以不同，是专门整理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必定从传文中显出，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例。推究变例来端正褒贬，删简二传而排除异说，这大概就是丘明的志意。遇到疑惑错杂之处，就详备地讨论而暂缺不定，以等待后来的贤者。刘子骏开创并贯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前代儒者中的杰出人物。末有颍子严，虽然说法浅近，却也成为名家，所以特别列举刘、贾、许、颍各家的不同之处，以显示异同。把经文各年的内容与传文各年的内容编排比附，按其义类分别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行汇集各种凡例、地名谱牒和历法计算，编成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全部显明它们的异同并加以解释，名为《释例》，是要让学习者观看各种聚集起来的异同之说；《释例》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左传》和《谷梁传》都没有明文说明。解说者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树立“素王”之名，丘明就是“素臣”。谈《公羊传》的人也说：贬黜周王而以鲁国为王，行为危险而言语谦逊，是为了躲避当时的灾祸，所以使文辞隐微、义理隐藏。《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去世，敢问应当怎样解释？回答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王的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制作经书的根本意图。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已经完了吧！”这是哀伤当时君王的政治。麟、凤以及其他五种灵物，是王者出现时的嘉祥。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有应验之象，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归属，这正是圣人所感伤的地方。把笔停在“获麟”这一句上，是因为有所感发而开始写作，本来就应当以此作为结束。有人问：“既然如此，《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君王；鲁隐公，是谦让国位的贤君。考察当时，两者前后相接；论及地位，都是列国之君；追溯他们的根本，都是周公后代。如果平王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继承并开创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事业，使王室光大兴盛，那么西周的美政便可以重新寻见，文王、武王的业绩也不会坠失。所以依据当时的历数，附着所记的事迹，采录周朝旧制，会合成王道的义理，以此为后世垂示法则。

译经文中所记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怎么能说这是贬黜周王而奉鲁国为王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辞，是用来彰明往事、考察未来的，感情显现在辞语之中；言辞越高远，旨意越深远；文辞越简约，义理越隐微。这是事理的常态，并不是故意隐瞒。圣人已经周密地作好防备，完成经书以后才又隐讳以躲避祸患，这不是我所听闻的事实。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成为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而加以斥责。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说法。先儒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章完成时麒麟出现，这既荒诞妄说；又引用经文把下限推到仲尼去世，也近于诬妄。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所记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所以我认为孔子因感于麒麟而作《春秋》，创作从获麟开始，文章也止于创作所起之处，这才符合事实。至于说孔子反袖拭面、称“我的道穷了”，也没有可取之处。《尔雅序》【郭璞】《尔雅》是用来贯通训诂的旨趣，叙述诗人的兴寄歌咏，汇总绝代流传的异辞，辨别同一事物而有不同名称的书。它确实是通向九流学术的渡口，是开启六艺的关键，是博学者的深奥宝库，是挥笔作文者的华美园苑。至于要想博知万物而不致迷惑，广泛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没有比《尔雅》更接近的了。《尔雅》大概兴起于中古，盛行于汉代。自从“豹鼠”之类的名称得到辨析以后，这门学业也更加显著。才华卓异、见闻广博的儒者，文章宏富、辞藻华美的文士，无不敬重玩味、沉浸其中，为它作训释。我郭璞不自量力，幼年便学习这门学问，深入钻研、穷极探究已有二九年。虽然注家有十多人，但仍不够详备，且多有纷杂错误，也有遗漏，所以我再次汇集异闻，会合旧说，考察各方国的语言，采集歌谣俗语，错综参考樊、孙诸家，广泛贯通群言，剔除其中的瑕疵碎屑，拔除其中的蒿草杂芜。事情有隐晦难通的地方，就援引证据加以考察；那些容易明白的，便搁置不论。另编音图，用来消除尚未明白之处。我还总是手持扫帚清扫道路，仰望前人的足迹，希望将来君子也能从事于此。《谷梁传序》【范宁】

译从前周道衰微，纲纪受到侵犯，纽带断绝，礼制毁坏，音乐崩坏，常伦因此败坏。弑君、叛逆、篡夺、盗窃之事，各国都有；放纵淫乱、破坏义理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妖异灾害因祸乱而发生，民间风俗受到感染而改变。阴阳因此失调，七曜因此出现盈缩，山川因此崩塌枯竭，鬼神因此降下灾害。父子恩情缺失，于是《小弁》的讽刺兴起；君臣礼节废弃，于是《桑扈》的讽谏产生；夫妻之道断绝，于是《谷风》一篇出现；骨肉亲属离散，于是《角弓》的怨情彰显；君子的道路被堵塞，于是《白驹》一诗作成。上天显示征象，显现吉凶；圣人创作训诫，记录成败，是希望人君谨慎自己的行为，增进修养德政。只是上面谆谆教诲，下面却轻慢地听。踏到秋霜而知坚冰将至，灾祸的形成总是逐渐积累的。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华夏与戎狄混杂相连。周幽王因暴虐而遭祸，周平王因势力微弱而向东迁都。征伐不由天子命令，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因此，两观的设置显露出来，臣下的礼制便亡失；朱干陈设出来，君主的权力便丧失。下位者凌驾上位者，上位者衰微，僭越逼迫达到了极点。天下动荡不安，王道完全消失了。孔子看见大海横流般的混乱局面，于是长叹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王的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意思是说，文王之道已经丧失，兴起它的人正在我这里。于是孔子到太师那里订正《雅》《颂》，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他把黍离之感列入《国风》，把王者的德行与诸侯相比，以此说明周王已经不能恢复雅正的政治，教化也不足以遍及诸侯。当时的时间接近鲁隐公，所以借此作为开端。它包括天地阴阳化育万物的道理，赞明人道幽微的变化，列举得失以彰明贬黜升进，说明成败以显著劝善惩恶，挽救衰败的纲纪以继承三王五帝的事业，鼓动美善的风气以驱散游荡的尘俗。一个字的褒扬，恩宠超过华衮之服的赏赐；片言的贬斥，耻辱超过市朝上的鞭打。德行所帮助的人，即使卑贱也必定得到伸张；义理所压抑的人，即使尊贵也必定受到屈抑。因此，依附权势、隐瞒罪恶的人无法逃避惩罚，暗中修德、独自施行的人也无法隐藏自己的名声。这确实是不变的宏大法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典章。先王之道已经弘扬，麒麟受到感化而来应。因为事情完备，篇章也随之结束，所以在这一年绝笔。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有三家，而解释经书的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只是臧否不同，褒贬各异。大概九流分裂以后，精微的言语隐没；异端兴起以后，大义便发生偏差。左氏认为鬻拳以兵谏是爱护君主，认为文公接受币帛是合乎礼制；谷梁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认为庄公不接纳子纠是亲内而恶外。公羊认为祭仲废黜国君是权宜行事，认为妾所生之母称为夫人是合乎正统。把以武力进谏说成爱护君主，难道就是认为人主可以被臣下胁迫吗？把接受币帛说成合乎礼制，难道就是认为居丧期间可以结婚吗？把拒绝父亲说成尊崇祖先，难道这样就是儿子可以叛父吗？把不接纳子纠说成亲内而恶外，难道就是仇敌也可以容纳吗？把废黜国君说成权宜行事，难道就是国家神器可以被窥伺吗？把妾母称为夫人，难道就是嫡出与庶出可以等同吗？像这一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义理，是不能强行解释为合理的。凡是传，都是以贯通经文为主；经，是以必然正确为道理。最高的正确不可能有两个，而三传的说法却各不相同，难道不应舍弃它们滞碍不通的地方，选择正确的说法而遵从吗？既然不可能全都正确，那么本来就允许全都存在错误。若最高的言论幽深绝妙，选择善说而没有可以遵从的，难道就不能全部舍弃，寻求它们共同的根本，以道理来贯通经文吗？即使我所认定的说法，道理也未必完全正确，怎么能因为求得正确困难，便自我断绝于希望通晓经义的道路呢？自汉朝兴起以来，声望卓著的硕学大儒各自相信所习传的学说，是非纷乱交错，裁定标准没有一定，所以有父子之间意见不同的议论，也有石渠阁中分歧争论的说法。学说的废兴由好恶决定，盛衰又相继发生；这种辨析和争执，实在不是通达事理的最高原则，确实是君子所叹息的。左氏文辞华美而内容丰富，但缺点是失实；谷梁清简而委婉，但缺点是简略不足；公羊善于辩论而有裁断，但缺点是流于浅俗。如果能够内容丰富而不失实，清简而不简略，裁断而不浅俗，那就是深得三传之道的人。所以君子研究《春秋》，到终身也不会停止。升平末年，岁次大梁，我的先父出任北方藩镇，我返回时在吴地停留车驾，于是率领门生、旧属、兄弟、子侄，研习讲论六经，次及三传。左氏有服虔、杜预的注，公羊有何休、严彭祖的训释。《谷梁传》虽然有近十家注本，却都是浅薄的末流学者所作，没有经师指授；辞理、典据既没有可观之处，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本传，文义相互违背，危害实在太大。于是我斟酌讨论名物和凡例，铺陈说明疑难滞碍之处，广泛向诸儒展示各种异同的说法。上天不怜悯我，大山将要崩塌，我匍匐在墓旁，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日月不断流逝，我勉强支撑到还能视物呼吸，于是同两三个学士和诸位弟子，各自记下所知道的内容，并说明自己的意思。事业还没有完成，严霜却在夏天降落，堂弟凋亡，两个儿子也相继死去，上天实在是在夺走我，哪里有比这更令人悲痛的呢！如今我编撰诸位学者的言论，各自记载他们的姓名，名为《春秋谷梁传集解》。《三传指要序》【唐·刘轲】先儒认为《春秋》有三传，就像上天有三种光明一样。然而这样说来，《春秋》大概是圣人的文章吧？圣人的文章，就如同天。天难道会很少变化吗？所以《诗》有变风，《易》有变体，《春秋》有变例。所谓变化的意义，难道不是不经过短暂温习便无法达到深奥之处吗？这正是三传的精粹。我曾经忧虑先儒各自固守所学，彼此矛盾，使学习者没有裁定标准。难道是前代圣人把经书放在传文之后，以避开后世学者吗？还是那些拘守文字、坚持论说而最终败溃失据的人造成的过错呢？我又忧虑当今学者只涉足支流而迷失源头，舍弃经文来学习传文，只摘取直白的话而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说，这就叫舍弃经纬而只追随织成的花纹。传文既然产生于经，也正是用来辅佐、贯通经文的。三家传文，大概是同出一门而各立门户，难道不应考察它们的结论而会通其归宿吗？我愚昧浅陋，斗胆会合三家最为正确的言论，列在经文之下，编成十五卷，题为《三传指要》，希望初学者打开书卷便能看见圣贤的心意，使左氏内容丰富而不失实，公羊善于裁断而不流俗，谷梁清简而不简略。若是这样，是非大概就接近平息了；希望诸位儒者和君子能够在孔氏门下相互期许。《龙图序》【宋·陈抟】

译龙马最初背负河图，从羲皇时代、太古以前便已经出现。如今保存的是已经合成的方位，有人尚且怀疑它，何况再陈述它尚未合成时的数目呢？那么又是凭什么知道的呢？回答说：从仲尼三次陈说九卦意义的言论中探求旨意，因此可以知道。何况上天显示的征象，明确得像串连的珠子，稍有差错就不能形成次序。所以从一到满万，都连绵不绝，仿佛系在丝线上。龙图如果本来就是合成的，圣人便无法看见它的象，所以天意先使它呈现为未合成的形态，圣人观察其象而明白它的作用。这龙图，是上天分散数象来显示它，伏羲使它合成而加以运用，仲尼默默体会而将它形之于文。龙图最初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上面二十五是天数，中间贯通三、五、九，外面包围十五，完全体现天三、天五、天九以及十五的作用；后来又显现出一、六没有固定位置，也显示二十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上天显示的征象。下面三十是地数，也分成五个位置，都明确体现五的作用。十个数分为六，形成坤的象。六分而接近四象，地六没有配合的位置；在上方，一不用，形成二十四；在下方，六不用，也形成二十四。后来合成以后，天一居上，是道的根本；地六居下，是气的根本；天三、地二、地四作为它的作用。三若处在阳位就避开孤数，阴若处在阴位就避开寡数，阳的意义真是广大啊！龙图的变化，分歧出万条道路；现在姑且简略叙述它的大概。《中庸章句序》【朱熹】《中庸》为什么创作呢？子思子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创作了它。自上古圣明之人承接天意、树立最高准则以来，道统的传承就有它的源流。如今所能见到的，是“真正守持其中”这句话，这是尧传授给舜的道理。“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纯专一，真正守持其中”，这是舜传授给禹的道理。尧的一句话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遗，而舜又增加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的一句话必须做到这样才可以，希望达到近乎正确的程度。我曾经这样讨论过：心的虚灵知觉本来只有一个，但之所以说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欲，有的根源于本性天命的正理，而产生知觉的来源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微妙难见。然而人人都有这种形体，所以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人也都有这种本性，所以即使是下等愚昧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二者混杂在心中，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危险的就会更加危险，幽微的就会更加幽微，天理的公正最终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精”，就是考察二者的区别而不使它们混杂；“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使它离失。不断从事于此，丝毫不间断，必定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时时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幽微的就会显明，一举一动和言语行为自然不会有过与不及的差错。尧、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把天下相互传授，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由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来做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他们授受之间反复告诫的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从此以后，圣圣相承，如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也都凭借这些承接道统的传授。至于我们的夫子孔子，虽然没有得到君位，却用来继承前代圣人、启发后世学者的功绩，反而有胜过尧舜的地方。然而在当时，见到并理解这一道理的，只有颜氏、曾氏两代传承能够得到它的宗旨。到了曾氏再传，才又得到夫子的孙子子思；这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异端也兴起了。子思害怕时间越久，道统越会失去真实，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互传授的本意，以平日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互相发明，写成这部书，告诫后来的学者。他忧虑得深，所以言辞恳切；考虑得长远，所以论说详尽。书中说“天命就是人的本性”，指的是道心；说“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指的是精一；说“君子随时处于中正”，指的是执中。世代相隔一千多年，而子思的话与前圣并不不同，如同符节相合。历代选择前代圣人的书，用来提挈纲领、开启深奥义理的，没有比这部书更加明白完备的了。此后又再传，得到孟子；孟子能够推阐明白这部书，以承接先圣的道统。等到孟子去世，道统便失去传承，于是我们的道只寄托在言语文字之间，异端学说日益翻新、日益兴盛；到了老氏、佛氏的门徒出现，言论越发接近事理，却大大扰乱了真道。然而幸好这部书没有泯灭，所以程氏兄弟出现，得以有所考察，继续千年不传的道统；又得以有所依据，驳斥老氏、佛氏两家似是而非的说法。子思在这方面的功劳实在很大，但如果没有程夫子，也没有人能够根据他的话体会他的本心。可惜程夫子所作的论说没有流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内容，只出自他门人的记录，因此大义虽然已经明白，精微的言语却尚未剖析。至于他的门人各自作的论说，虽然颇为详尽而且多有发明，但也有人违背老师的学说，沉溺于老氏、佛氏之说。我从年少时就曾经读它而暗自怀疑，沉潜反复研究了多年，有一天忽然仿佛领会了其中的要领，然后才敢会合众说而折中取正。我已经撰定《章句》一篇，等待后来的君子评定；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又取石氏的书，删去其中繁杂混乱的部分，题名为《辑略》，并且记下过去讨论、辨析、取舍的意见，另作《或问》附在后面。这样以后，这部书的旨意便分条析节，脉络贯通，详略相互照应，大小事项全部列举；各种学说的同异得失，也能够曲折详尽、旁通各方而各自穷尽其趣。虽然我不敢妄议道统的传承，但初学之士或许能够从中有所取用，这也大概可以成为他们远行登高的一点帮助。《周礼订义序》【真德秀】

译《周礼》难以在后世实行，已经很久了。不只是难以实行，而且难以说明。然而它终究不能实行吗？回答说：有周公的心志，然后才能实行《周礼》；没有周公的心志却要实行它，就会违背它。然而它终究不能讲说吗？回答说：有周公的学问，然后才能讲说《周礼》；没有周公的学问却讲说它，就会错谬。孟子说：周公思考兼采三王的道理来施行四种政事，其中有不合之处，便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而想通了，就坐着等待天明。周公的心，就是禹、汤、文王、武王的心；他的学问，就是禹、汤、文王、武王的学问。用这样的心志施行政治，用这样的学问著成书籍，所以能够使成周达到太平，并为万世开创太平。自古以来祸乱的根源不止一种，大略有四类：君主的心放纵于安逸享乐，而群臣不敢进言；贤能的人才被阻塞在疏远偏僻之地，而在位者并非合适的人；百姓忧愁痛苦而上面听不到，君主被眼前的遮蔽耳目，不能察知远方。六官所属的官员，凡是能够使君主尊贵而增长欲望的，一概由冢宰统领。三公负责论说治道，师保氏负责诏告劝谏，也都以辅导君主为职责，于是君主便处在不犯过错的位置。士人中有德行、道术、技艺的，百姓自然推举他们，再因而让他们担任长官并参与治理。在家中修养的人，没有不能通达到朝廷的，于是人才不会被埋没，天官也不会私自给予或剥夺。使居民安居有法，使百姓得到养育有政，使百姓承担赋税有制度，使役使百姓有典章。全天下疲病、衰弱、孤苦、无依的人，没有不以能够安享其生为乐的。又从王畿附近直到六服遥远的地方，土地相距或许有千万里，感情却相通得像一家人。这些全都是禹、汤、文王、武王的政事，是周公思考而得到的，都完整地写在这里。没有周公的心志，这部书怎么能够实行？没有周公的学问，又怎么能够说明它？新室是盗贼，宇文氏是夷狄，他们所经营的一切都出于私心。立志学习先王之道的人，没有谁超过唐太宗；然而他无端伤害自身、刑罚家族的根本，却想考察井田、讨论封建，最终不能实行也是理所当然。自刘歆采用《周礼》以来，已经违背本义，儒者喧哗攻击他；王安石采用它，又再次违背本义，儒者又喧哗攻击他，说《周礼》不能实行。唉！刘歆的王田、王安石的众府，不过是窃取《周礼》的一两点来增加自己的利益罢了，怎么能因此牵累我们的圣经呢？那何休把它指为六国阴谋之书，已经近于否定圣人、抛弃法度；近世排斥荆舒的人，又说王安石废弃孔子的《春秋》，采用刘歆的《周礼》。难道不想想，《春秋》本来就是从《周礼》产生的吗？假使《周礼》一直在天下实行，《春秋》就不会创作了。后世那些实行《周礼》的人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违背本义，而谈论它的人又错谬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不只是难以实行，而且难以说明。郑玄、贾公彦等儒者分析名物、辨别制度，并不是没有功劳；但圣人隐微的指意，始终没有人看见。只有洛阳的程氏、关中的张氏，他们的论说不过几条，却独自得到圣经精微深奥的蕴意。大概程、张的学问，就是周公的学问。有周公的学问，所以能够体会周公的心志；这部书也依赖他们而得到阐明。永嘉王君次点的学问根源于程、张，对于古今诸儒的学说，没有不深入研究的，著成《订义》一编，用力极其深厚。然而他还不认为已经足够，正准备早晚思考，深入追溯经书本来的旨意，以启发当世；他的心志又是多么仁厚啊！用这样的心志来研究这样的学问，《周礼》这部书难道终于要大大明白了吗？唉！假使这部书果真大明于世，在上位的人以周公的心志施行三王的事业，那么太平的道路就会开辟，祸乱的根源就会堵塞，难道只是空话吗？我赞许王次点的志向，所以在篇首作序，并勉励他更加用力。绍定五年闰九月甲戌日，建安真某撰写。《大学衍义序》【真德秀】

译我起初阅读《大学》，看见它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本末有次序，先后有条理。我曾经抚卷三叹说：“做君主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臣子的，也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君主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出政治的源头；臣子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完全掌握匡正君主的方法。”后来又考察历代帝王的治理，没有不是从修养自身开始而推及天下的，这才知道书中所陈述的确实是百代圣人传心的要典，而不是孔氏一家的私说。三代以后，这种学问失去传承，这部书虽然还存在，也只概称为传记罢了。求取治道的人既没有人考察它，谈论治道的人也不拿它来要求自己的君主。只有唐代韩愈、李翱常常引用其中的学说，见于《原道》《复性》篇中，但他们在朝廷上的议论，曾经没有涉及此书。大概自秦、汉以后，尊重相信这部书的，只有韩愈和李翱，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正是圣学的源流、治道的根本，何况其他人呢？我曾经冒昧地说，《大学》一书，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式和条例。遵循它，必然能够治理；违背它，必然导致混乱。近世大儒朱熹曾经撰写《章句》《或问》，分析其中的义理。宁皇初年，我入宫侍讲经筵，也曾经用这部书进讲。希望有志于治理的君主如果取来这部书玩味推究，那么历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求学的根本，就会清楚地呈现在胸中。我不才，私下思考怎样辅助这部书，所以摘取经文二百零五字，载入这部编书；又在前面列出《尧典》《皋谟》《伊训》以及《思齐》诗、《家人》卦，是为了说明前代圣人的规模与此并无不同；用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的学说来维系它，是为了说明后代贤人的议论也不能超出这一范围。【以上论述帝王治理的次序。】尧、舜、禹、汤、文、武的学问，纯粹合乎这一道理；商高宗、周成王的学问，差不多合乎这一道理；汉、唐贤君所谓的学问，已经不能没有违背；至于汉孝元帝以下几位君主的学问，有的凭借技艺，有的凭借文辞，这就是偏离此道的了。上下数千年之间，治乱、存亡，都由此产生。因此我断然认为，《大学》就是统治天下君主的律令、格式和条例。不过，人君的学问，必须先知道它的要领，然后才有可以用力的地方。明白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道、体察民情，是人君格物致知的要领；崇尚敬畏、戒除安逸和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谨慎言语行为、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重视妃嫔配偶、严明内政、确定国本、教育亲戚宗属，是齐家的要领。这四方面的道理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了。每一条中，首先列出圣贤的明训，再参照前代的事迹，成败得失的鉴戒清楚可见。从前我入侍迩英殿时，曾经有志于此。近年以来，我退居闲处、没有公务，才得以翻阅经传，汇集编纂这些内容。田野之中的微薄忠心，早晚思考推演，所得只有这些；我把它珍藏在衣箱中，等待时机献上。这部书的宗旨，都以《大学》前面所列的两个纲领为根本，后面分为四个条目，用来推演《大学》的义理。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二。（明）贺复征编。序二。《周礼考次目录序》【明方孝孺】。

译周王室衰微以后，圣人的经书都被诸侯抛弃了，而《周礼》尤其受到诸侯的厌恶，所以《周礼》还没有经历秦代焚书之灾，就已经先行亡佚了。官吏将要玩弄法令、作奸犯科时，必定把法令藏起来，使百姓不能看见；如果家家都有法令、人人都通晓其中的意义，官吏又怎么能够玩弄它呢？周代的制度很详备，严格区别上下的名分，谨慎处理朝聘之礼，并确定惩罚和赏赐；用道义教导百姓，使百姓行义，救恤邻国而尊崇上级。这些尤其是战国诸侯深深厌恶、不忍听闻的事情。因此，他们把《周礼》的书籍毁去，情形就更加严重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大概是诸侯毁弃、删削之后的残余，又经过汉代儒生补缀而成，并不是周代的完整典籍。因此，它对于重大事务简略，对于细小事务详尽；烦琐而不急迫的职官很多，而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政事很少。周公的本意不应当如此疏略。那些章法明白、切中要害的内容，因为不合诸侯心意而被删削；那些与政治得失无关的内容，反而侥幸保存下来，但也已经错乱失序、杂乱无章，难以省察。《周官》一书，论述六卿的职掌，写得很好。冢宰是政务发出的根本，宗伯掌管礼仪，司马主管军务，司寇掌管禁令，司空掌管土地，这些都听命于冢宰。冢宰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的大政，应当在冢宰的职掌中体现出来。如今《周礼》列在冢宰之下的职官中，参与政务的臣属不过几个人，而六十个属官全都是烹饪膳食等卑贱事务，以及攻治、医药、服饰之类的浅末技艺。君王的膳食和服饰，本来确实是冢宰应该知道的；然而如果把这些当作冢宰的实际职掌，就浅陋而且轻亵了。这一定不是周公的本意。司徒以五典施行教化，他所负责的事情极其重要，不应当再兼管其他事务。但从乡师以下，接近教化事务的只有十二个属官，其余都是春官、秋官两类官职的事务，而冬官的属官反而最多。大概编定次序的人不知道地官的职责在于主持教化，只因事情涉及土地，就把它们归入地官；冬官的职掌与土地有关，和教化有什么关系呢？教化的大法以及冢宰所掌的大政，都已经亡佚了。没有亡佚的内容，偶尔散见于其他官职中；司马、司寇所纂入的很多，只有宗伯的内容稍有保存，但也多被其他官职夺取，至于与国家礼制有关的内容，也已经亡失了。那些亡失的，都是诸侯所厌恶而删去的；那些次序错乱的，则是汉代儒生造成的谬误。我喜欢读《周礼》，忧虑周公的用心不能被后世理解，于是以书中周公的话为准则，考订六卿的属官，重新编排次序。从宗伯归入冢宰的有五项，从司马归入的有三项，从司寇归入的有两项；合同宫正以下的，共为五项：宫正归入司徒所属，此外还有膳夫、医师、内宰、司农、典妇功、内司服，附列在冢宰的左边。这是改变古代的编制。司徒所属中删去不属于教化事务的八十项，保存四项；把司马所属的诸子、训方氏、匡人、撢人，以及司寇所属的掌交归入司徒。宗伯所属中，从司徒归入的有十项，从司马归入的有十九项，从司寇归入的有十二项。司马保存三十一项，司寇保存二十三项；又把司徒所属的司虣、司稽、司救、调人归入其中。这样，关于土地事务和财赋法则的官职，在司徒所属的有五十五项，在司马所属的有八项，在司寇所属的有十三项。设置司空，是因为土地不能没有治理的方法。因此有载师、闾师、县师、均人。治理百姓没有法度，就不能治理土地。因此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酇长、里宰、邻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种植和耕作，是土地上首先应当办理的事情。因此有草人、稻人、司稼。地图和方志，是君王应当知道的。因此有土训、诵训。山林川泽，是土地的宝藏。因此有泽虞、川衡。金、玉、锡、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都是山泽所产之物，所以分别设置主管它们的官职，以使这些物产得到利用。苑囿、场圃，是鸟兽草木聚集的地方。因此有迹人、囿人、场人。谷物粟米是土地的产出，守护它们应当有制度。因此有廪人、仓人。百姓是土地的根本，不能不加以救济。因此有遗人，在灾荒时赈济百姓。财物用度产生于土地，征取它们应当有节制。因此市场中有司廛、肆长、贾师；泉有府，另有质人、胥师、司门、司关、职方、土方、怀方、合方、形方、山师、川师、邍师，用来辨别土地，使各种物产各得其所。因此这些官职从司马所属归入司徒。疏通道路，清除污秽，有野庐氏、蜡氏；掌管危害庄稼的事，有雍氏掌管水禁；有萍氏清除毒虫、猛鸟、野兽和蛀害之物、蛙黾；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簇氏、翦氏、赤犮氏、蝈氏、壶涿氏、庭氏，负责攻治树木、杀除杂草；有柞氏、薙氏。这些也都是司空的事务，所以从司寇所属归入司空。六卿的属官，由此恢复了原来的归属。之所以不能都达到六十项，是因为亡佚的很多；而且也不必一定以六十为标准。卿所掌管的事务有大小，事务本身有繁简，为什么一定都只能限于六十项呢？所谓六十项，是汉代儒生的说法，不是周公制定的制度。周公的典籍，孔子曾经学习过。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书罢了。学者应当尽心研究，不敢轻忽，怎么可以怀疑它有所不足呢？然而我并不是怀疑周公的经书，而是寻求周公的本意却不能完全得到，所以辨明其中的错误，希望最终符合周公的本意。即使这样，假如能够合乎周公的本意，那么我又怎么敢因为害怕被称为扰乱经书而不去做呢？《夏小正集解序》【王祎】。

译《夏小正》，世人都认为是夏代的书。此书载于《大戴礼》中，传授它的是戴氏。郑康成为它作注，有人说是卢辨作注，却说成郑氏的注，这是不对的。颍川韩元吉曾经用范太史家收藏的旧本校订它，但与旧日流传的关本有讹误错舛之处，并不相同。后来会稽傅崧卿又依据关本作训释，实际上补正了很多内容。到了考亭朱子编集《仪礼》时，尊重并信任《小正》而加以采用；经过他的考订论定，其中的旨意就更加明白了。如今括苍赵君复汇集各家的学说为它作解，于是成为尤其详尽严密的著作。依我看来，把《小正》称为夏代的书，不能没有疑问。孔子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虞书把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百姓时令作为重要内容，《小正》正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法则。孔子曾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政治，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足以考证的资料；我得到了夏代的时令。’后来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又说：‘实行夏代的时令，编作《春秋》时采用夏历，以夏历的时令作为每月的开头。’他如此重视夏代的时令。假如《小正》确实是夏代的书，那么它必定是孔子所要采用的；然而它为什么没有和《禹贡》同列在百篇之中呢？郑氏说：‘夏时，是夏代四时的书；现存的夏时之书有《小正》。’那么把《小正》看作夏代之书的，正是郑氏。不相信圣人，却相信汉代儒生，这可以吗？《礼记·月令》，汉代儒生都认为是周公所作，但其中杂有虞、夏、商、周、秦、汉各代的制度，大概是汉末诸儒采集吕氏《十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等书编成的。《大戴礼》中有《小正》，《小戴礼》中有《月令》，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类作品呢？有人说吕氏依据《夏小正》来订正四时；有人说《小正》具备十二个月的记载，却没有中气，有节候应验，却没有具体日期；到了《时训》，才规定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日为一节，是因《小正》而加以详备的。莫非《小正》只是出现在《月纪》《时训》之前吗？这样看来，把《小正》当作夏代之书，确实有可疑之处。赵君说，郑氏把《小正》看作夏代之书，本来没有旁证；其中所记黄昏、清晨的中星以及星辰的出现和隐伏，大多与《月令》《月纪》《时训》不相符合。唐代一行用历法推算，才知道它实际上属于夏代时令；说它是夏代之书，应该没有疑问。又不然，天空虽然高远，星辰虽然遥远，只要探求其中的规律，那么精通历法的人都能加以考察。大概自上古以来，天体运行和太阳运行的规律、星辰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度数，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何况在夏后氏的时代，怎么知道不是精通历法的人逆向考察、上溯推求它们的规律，并把所得写入书中呢？但难道也可以就此完全相信而不加怀疑吗？世人把《本草》当作神农的书，把《素问》当作黄帝的书；它们果真出自神农、黄帝吗？《本草》《素问》不能确定是神农、黄帝所作；《月令》也不能确定是周公所作；那么对于《小正》是否为夏代之书，我当然不敢不对此有所怀疑。可惜赵君已经不能再生，无法把我的疑问向他求证。不过，赵君撰写这部书，考核既详尽，论辨又严密，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识见往往都很正确，难道不是值得流传吗？只是他的真本和其他著作都在战乱中遭受灾厄，这部书是他的长兄搜集遗稿，重新抄录而成的；章句和字词不可能没有脱漏错误，阅读者选择采用就是了。赵君名友桂，字诜仲，他的学问、品行、志向和事业，都载在宋太史所撰的墓志中，这里因此不再叙述，只讨论我所怀疑的问题，作为这部书的序。《大学衍义补序》【丘浚】。

译臣认为，《大学》一书，是儒者关于根本与实际功用的完整学问。它从一个人的内心出发，包容万事万物的道理，并且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活。它的根本在于修身，它的准则在于齐家，它的功用最终达到治理天下的广大境界。圣人确立它作为教化，人君依据它进行治理，士君子学习它并用来辅佐君王。这大概是六经的总纲要、万世的大法典，是自二帝三王以来传授心法、治理世事的遗留制度。孔子承接帝王的传授，开创百代儒教的宗旨；他用来立教垂世的言辞，共有二百零五字。凡是上下古今百千万年间学习、教化和治理的道理，全都不超出这些内容。曾子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既总括记录他的话，又分别解释其中的意义，编成《大学》一篇。汉代儒生把它杂入《礼记》中，直到宋代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才加以表彰；新安朱熹为它作章句和《或问》；建安真德秀又摘取经书、传记、诸子、史书中的话来充实它，各自依据原有言论推广其中的意义，题名为《大学衍义》。真德秀把它献给当时的君主，用来端正施政的根本，确立治理国家的准则，并将它传给后世，作为统治天下的君王应当遵守的法令。然而，他所推衍的内容只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大概是就人君最切近的事情来说，希望人君由此推行到国家和天下。臣私下认为，儒者的学问有本体、有功用；本体虽然根源于一个道理，功用却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必须把它分析得极其精细，然后才能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广大作用。因此，《大学》的教诲既列出纲领，又详细列出条目；而在各个条目之中，又都具备其中的层次和节目。它的次序不能扰乱，它的功夫不能缺少。如果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不足以成就功用的广大，而本体作为本体也会有所不完整。然而，功用之所以广大，如果不汇合众多细小的方面，又怎么能够成就呢？由此可知，所谓大，是由小的积累而成的。比如网，网当然不只是一个网眼，但一个网眼如果松解，网就不能张开。比如房屋，房屋当然不只是一根椽子，但一根椽子如果损坏，房屋就不完整了。这就是臣不顾才识浅陋，私下仿照真氏推衍的义理，在齐家之下又补充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要旨。全书分为十二目：一是正朝廷【六条】；二是正百官【十一条】；三是固邦本【十一条】；四是制国用【十一条】；五是明礼乐【六条】；六是秩祭祀【七条】；七是崇教化【十一条】；八是备规制【十六条】；九是慎刑宪【十四条】；十是严武备【十六条】；十一是驭夷狄【九条】；十二是成功化【一条】。先讲根本，后讲末节；由内而外，最后归结到圣人神妙的功业教化之极点。这样就兼顾本末、贯通内外，以成就本体和功用的最高成效。真氏前一部书以修身、齐家为根本而达到治理天下，臣编纂这部书，则又要用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成效，收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所产生的功效；因循真氏书中尚未展开的部分加以推广，补充其中的简略，使它成为完整的著作，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补》。并不是敢于和前代贤人并驾齐驱，以招致不合宜的罪责。臣曾经读过真氏的序文，其中说：‘作为人君，不可以不知道《大学》；作为人臣，不可以不知道《大学》。’接着又说，作为人君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施政的源头；作为人臣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尽到匡正君主的方法。这只是就《大学》的本体而言。若从它的功用来推究到底，君臣所应当知道的内容，则确实另有所在。自古以来，圣贤求学的道路、帝王治国的次序，都必须先知而后行；认识它，必须明白其中的意义；实行它，必须抓住其中的要领。因此，想要实行要领，必须先明白意义。如果不知道意义所在，怎么能得到要领并加以实行呢？所以臣编纂这部书，开始学习它，是格物致知的方法；最终实行它，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要领。身居高深宫阙之中，不走出朝廷殿庭，也能知道乡邑里巷和边远地区的情状。身处偏远幽僻的草野，不踏入城门，也能知道朝廷官府的政务。这部书不只是提出要领，帮助施政者取得统治天下、安抚百姓的工具，也是为了阐明其中的意义，扩充匡正君主、辅佐国家、惠泽百姓的方法。譬如医书，前编是黄帝的《素问》、越人的《难经》，后编是张仲景《金匮》中的论说、孙思邈《千金》中的药方。一剂药可以治疗一种病证，按照药方使用便可治好疾病，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前一部书着重讲道理，而这部书着重讲具体事务。真氏所记述的虽然都是前代言论和往事，实际上专门用来启发当代君主，也如同孔子、孟子告诫鲁、卫、齐、梁诸国君主，并借此把训诫留给后世。臣的这部书与前一部书相比，文字虽然不同，旨意却相互贯通。只是文字兼有雅语和俗语，事例杂有儒者和官吏所知的内容，大意在于使众人容易明白，并且适合今日实行。所引用的事例多有重复，所修饰的文辞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典雅的规范无暇顾及。臣是远方的卑微士人，蒙受恩宠在宫禁近处任职；先皇帝在位时，首次开设经筵，臣位列班行末尾，亲眼看见儒臣进讲真氏的书。陛下在青宫培养德行时，臣又看见宫臣中执经讲学的人，每天用这部书进讲。臣在那时，大概已经有志于编写这部书了。后来出任太学教官，闲暇时便采集六经、诸史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希望用来补充真氏书中的缺失。抄写刚刚完成，陛下便继承大统，仿佛早有安排。臣拳拳不忘的一片忠心，倘若圣明之主不加弃置，也未必不能对陛下初期的政务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三礼考注序》【罗伦】。

译先王之道不能在天下实行，难道是人的心性不同于古代吗？只是上面用来教化的方法、下面用来学习的方法，不合乎先王之道罢了。所谓礼，是先王用来施行教化的东西，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义理、百姓的行为。因此圣人取法于它，用来教化成就天下。士人有固定的习尚，百姓有确定的志向，官吏有一定的职守，国家有确定的制度，天下的治理就掌握在手中了。周代衰微，在战国时遭到破坏，在秦代遭到毁灭，又在汉代被穿凿附会；先王的典籍没有完全坠失于地上的，千百部分中只保存了十分之一。宋代大儒朱文公曾经考订《易》《诗》《书》《春秋》四经，但三礼的体制广大，未能整理订正。元代临川吴文正公继承他的志向，考订《周官》以订正六典，用大司徒的一半补足冬官的缺失，大概采纳了陈氏、俞氏的意见；以《仪礼》作为经，以《礼记》作为传，大概采纳了朱子的意见。考察三王而不谬误，等待后世圣人而不疑惑，这大概就是吴公的志向吧？我朝东里杨文贞公说：‘我的同乡康宗武在元末向吴公受学，战乱中书籍藏在康氏家里；战乱之后，郡人晏壁彦文从康氏的孙子那里求得此书，却掩饰说是自己所作。根据吴公零散的话语和叙录考察，逸失的礼书有八篇，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六篇；’ 《仪礼》十篇，如今增加了五篇；传文之外又增加《曲礼》八篇，共增加十三篇。我又听长者说，文正公晚年想要重新考订这部书，但来不及完成便临终了，于是把他的意旨传给孙子当当；当当曾经为此着手，却没有完成。如今这部书把增加的礼仪混杂编入，完全没有区别，绝不是当当所作，难道是晏壁增加的吗？文贞公的怀疑是对的。罗伦曾经根据他的话考察此事：《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的叙录采用了刘原甫所补的内容，而今本这两篇义疏所补的内容都出自《戴记》；叙录完成于早年，但这里没有记载年谱先后，无法考察；而《纂言》编成的第二年，吴公已经病重将死，这一点是无可疑问的。凡是考注所取的经文，例如《诸侯衅庙》，取自《大戴礼》，而《小戴礼·丧大记》中也有记载；传文如《冠义》等取自《小戴礼》的，编纂《纂言》时都放置不录。如今本书增加的《服义》《丧大记》《丧义》《祭法》《祭义》《学记》《乐记》等篇，都是重复出现的，前后取舍尤其互相矛盾。凡叙录中所载的《冠义》《昏义》等篇，编次注释精审，文义明白；其余《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及增加的十三篇，综合汇集时混杂不清，注释粗略，全都取用陈氏《集说》中的话，割裂拼缀而成，这些都可以考察出来。毫无疑问，这不是吴公亲手所作。只是其中以《曲礼》补入《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丧义》《祭义》等五篇补入丧礼、祭礼二礼的传文；传文之外的《曲礼》八篇中，《盛德》讲人君之礼，《入官》讲人臣侍奉君主之礼，《立孝》讲人子侍奉父母之礼，《内则》讲女子、妇人侍奉父母和舅姑之礼，《少仪》讲年少者侍奉长者之礼，《表记》讲揖让进退之礼，而《学记》《乐记》作为这部书的结尾，又与《纂言》没有不同。它们的篇名和取义，似乎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因此怀疑吴公已经确定了篇目，只是没有来得及完成书稿，临终时把意旨传给孙子当当；当当所说的，莫非就是这件事吗？所以后人依据他的遗意而窜入这些篇章，文贞公所听说的，难道确实如此吗？然而它与《纂言》不相合，也不能深入考证。吴公著述的功劳，没有比这部书更大的了；可惜他的书没有来得及完成，却被后人扰乱到这种程度。于是他又嘱托我校勘此书，便到临川吴文正公的子孙那里访求善本，但他们已经不知道有这部书了。书籍藏在康氏家中，文贞公所听说的，难道也是这样吗？我当时卧病深山，偏僻之地没有书籍，仲仁便取《通解》以及注疏等书从旁作证，进行订正，使圣贤遗留下来的经书因此得以流传。三位公的用心，也值得尊重。河南监察使何廷秀对我说：‘沅州刘有年，永乐初年任太平府知府，进献《仪礼》逸失的经文十八篇。逸礼在唐代初年已经亡佚，宋、元两代的大儒都没有见过，刘有年从哪里得到的呢？’然而何廷秀的话并不是虚妄的。爱好古道的君子上奏请求逸失的经文，接续同类内容编成书，把它们作为《戴记》传文来传授；那些不属于传文的，就按照《纂言》所分的类别另行编成记，附在后面。这样，先王的典章大概就不会有所遗漏了。唉！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都要等待人来实行。君子尊崇德性以建立根本，讲求学问以发挥功用；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执持这部书前往实行，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教，大概就可以复兴了吧！《礼记纂言序》【王守仁】。

译礼，就是理。理，就是性。性，就是命。上天的命运，多么深远广大而永不停息；它存在于人身上，就称作性。它灿然明晰、具有条理，就称作礼；它纯粹精美、完全善良，就称作仁；它分明裁断、具有制约，就称作义；它昭然明白、具有觉知，就称作知。它浑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不过是同一个理罢了。因此，仁是礼的本体；义是礼的合宜；知是礼的贯通。《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没有一项不是仁，没有一项不是性。上天排列次序、制定秩序，圣人哪里另有私心呢？大概没有一项不是天命。因此，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就叫作仁；穷究事理，就是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天命；充分发挥本性，举止容貌和周旋进退就会合乎礼了。后世谈论礼的人，使我感到困惑。他们纷纷争论器物、礼数，又牵扯于刑名等末节，终年勤苦，把精神耗费在祝史的糟粕上，却忘记所谓经纶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根本的礼。所说的礼，难道只是玉帛吗？而人如果没有仁，又能把礼怎么样呢？所以老子、庄子一类的人把礼排除在性之外来谈性，认为礼是道德衰败、仁义丧失的表现，结果已经陷入空虚迷茫之中。而世俗儒生的学说，又把性排除在礼之外去求礼，于是认为礼只存在于器物、礼数和制度之间，凭借对外在形迹的揣摩仿效，便以为天下的礼全都在这里了。因此，先王的礼制烟消云散，最终在天下化为灰烬，这也不能把罪责完全归于秦代焚书。我不自量力，曾经想取《礼记》所记载的内容，彰明其中的大经大本，疏理其中的条理节目，希望器物与道理、本末能够相互一致。又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胜任，而且时间也有未能完成之处。间或曾经这样解释：礼对于节文，就如同规矩对于方圆。没有方圆，就无法看出规矩的作用；没有节文，也无从看见所谓礼。然而方圆是由规矩产生的，却不能就把方圆当作规矩。因此，执着规矩而把它当作方圆，方圆就会有无穷的用途；舍弃规矩而把方圆当作规矩，规矩的作用就停止了。所以规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一种方圆，而方圆却有一定的规矩。这是学习礼的要领，也是德行盛大的人举止周旋能够合乎礼的原因。宋儒朱仲晦感慨礼经杂乱，曾想加以考订删定，以《仪礼》作为经，以《礼记》作为传，但他的志愿最终也没有实现。后来吴幼清因此编成《纂言》，也没有拘泥于朱子的学说；对于篇章先后和轻重关系，已经有很多阐发。两位先生的见解、规条和指点，其根本已经出自汉代儒生。至于所谓考察各部分的会通，以实行典礼的原则，我只遗憾自己生得太晚，没能来得及亲自听闻。即使后来有圣人出现并有所创作，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若后来没有圣人出现，那么像《纂言》这样的书，本来就是学习礼的人继承前贤的工具和阶梯，难道可以轻视它吗？我的姻亲好友胡汝登，忠诚信实而且爱好礼，他将要出任宁国知府，准备以此道施政，刊刻《纂言》来阐发其中的学说，于是请我作序。我将要进一步推导汝登的治道，使它归于根本，所以写下这篇序。《五经臆说序》【王守仁】。得到鱼以后就忘掉捕鱼的竹笱，酒酿完了就把糟粕丢弃。如果还没有得到鱼和酒酿，却说这就是竹笱和糟粕，那么鱼和酒酿最终都不可能得到。五经中具备圣人的学问；然而从已经听闻的内容来说，它对于道也不过是竹笱和糟粕罢了。把糟粕当作酒酿，还算接近；如果认为糟粕之中还存有酒酿，却从竹笱中寻找鱼，那就离竹笱和鱼都远了。龙场位于南方夷地的群山之中，无法携带书卷；我每天坐在石洞里，默默背记过去读过的书并记录下来，有所心得，便为它作训释。大约用了七个月，五经的旨意就大略都涉及了，于是题名为《臆说》。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前代贤人的见解，只是姑且写下胸中的看法，借此娱乐心情、涵养性情罢了。这样看来，我这样做本来又是忘掉鱼而去垂钓，把兴致寄托在酒曲上，并不是真正着意于酒味。唉！如果读我的学说却不能得到我的用心，认为这些也只是竹笱和糟粕，于是从酒糟中寻找酒，那就错了。全书共四十六卷，每部经各十卷，而关于礼的学说还缺少很多，只有六卷罢了。《古小学序》【湛若水】。君王的教化衰微，教育就松弛；教育松弛以后，小学和大学这两种学制就亡失了。小学亡失，王宫、党、遂的教育便没有流传；大学亡失，辟雍、泮宫的教育便没有流传。辟雍、泮宫的教育不流传，圣人的学问就没有终点；王宫、党、遂的教育不流传，圣人的学问就没有起点。学问没有起点和终点，人的道路就不能建立；人的道路不能建立，天地就不能和谐；天地不能和谐，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万物不能顺利生长，天理就几乎要灭息了。其实小学和大学并没有真正亡失，只是两种教育衰弛以后，都散佚在《戴记》之中。大学的内容虽然散佚，但篇章完整，程氏已经加以表彰；小学的内容散佚，篇章零散，还没有人会通聚集起来以恢复古制。能够有始有终的事情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能开始却能完成的。比如建造房屋，如果不考虑堂屋，怎么能够构架？勉强构架，也会倒塌。比如农夫努力耕作，如果不考虑田亩，怎么能够播种？即使播下，也不会有收成。我对此很忧惧。于是因读《礼记》而采集有关内容，重新编为蒙养、洒扫、应对、进退、事亲、敬长、隆师、亲友、礼乐、射御、书数，共七篇。文字采用古文，内容则是小孩子的事务，不敢把大人的事务混入其中，恐怕造成躐等。也不敢把今天的文字混入其中，恐怕混淆古代的礼制典章。唉！这篇文字，是从王侯的儿子直到庶人的儿子，上下都可以通用的。唉！长子和幼子，如果都能学习这些文字，实行其中的实际内容，建立自己的诚意，诚意建立起来，圣人的学问就可以有根基了。因此编成此书，在家塾中施行，并传给子孙罢了。《檀弓丛训序》【杨慎】。

译杨慎说：医生有四种技艺，即神、圣、工、巧。我想借它们来比喻文章。《易》的文章属于神，《诗》《书》《春秋》属于圣，《檀弓》三传、《考工记》属于工；庄子、列子以及九流以下的著作，其巧妙又有差等。再用《檀弓》来衡量明代高赤德，它也是众工之中的中等工匠。我认为《檀弓》可以单独流行，只是常常遗憾注释它的人不能清楚地切合读者的心意。经文如同靶子，训释如同射箭。一个人射靶子，有时射中，有时射不中；不如众人一起射，中靶的次数就多了。像郑康成的简约深奥，有时用三个字概括经文几十个字，大概是简少而不能再增加，这也体现了传注的神妙。孔颖达的明白完备，有时就经文一句话推衍出一百几十句话，大概是繁多而不能删减，这也体现了疏义的圣明。贺氏、陆氏、黄氏、吴氏补辑罗列，也都竭尽撰述者的心意，这是工巧。陈骙、谢枋得两家的批评，也稍稍窥见作者天然的巧妙。广大深远啊，哪里会消失呢！如今这部训释，从各家中采撷精华，记载它们以启发蒙昧；对于两家的批评，彰明其鉴别和文采，作为修辞的阶梯和遵循的准则。把这些汇集起来，不也可以吗？即使其中默传的妙法和筌蹄，我仍然惭愧不如子休和子玄。至于从旁搜求幽深隐藏的内容，反复品味而汇集珍奇之处，怎么就一定不如咸阳悬金、淮南鸿宝呢？《中庸辑略序》【唐顺之】。《中庸辑略》共二卷。当初，宋代儒者新昌石墩子重，采集二程先生以及他们的高足弟子游氏、杨氏、谢氏、侯氏诸家论说《中庸》的内容，编成集解若干卷。朱子于是删削它，编成《辑略》。后来朱子又亲自把二程先生的言语采入《集注》，对于诸家学说则另作《或问》加以辨析。自从《集注》《或问》流行以后，《辑略》《集解》两部书因此不再显著于世。我的朋友御史新昌吕信卿，素来有志于古人的学问，又认为石子重是他的同乡，于是设法购买寻求这两部书，我便把所收藏的宋版《辑略》本交给他。不久吕君巡按江南，便嘱托武进县令李某刊刻；至于《集解》，则再也找不到了。序中说：古代扰乱我道统的，常常在六经和孔氏之外；后世扰乱我道统的，常常就在六经和孔氏之中。从前世道教化衰微，方术竞相出现，阴阳家、老子、墨子、名家、法家曾经与儒家并立，合为六家、九流；它们的道路彼此不相谋合，却相互随着时代而有盛衰。佛教出现得最晚，而学说最盛，后来竟与儒家并立，成为儒、佛两家。然而它们彼此不相谋合而互有盛衰，也和六家九流相同。那些人各自驾驭自己的学说，兴盛时竟发展到与儒家抗衡，成为六家、九流、佛教两大系统，这就是悖乱了。虽然如此，正因为彼此不相谋合，所以本来不应相互混乱。唉！六经和孔氏的教化，本来是用来区别于六家九流和佛教的，谁知后来竟发生了什么呢？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孔氏的学说之中，却没有人能够辨别。解释《易》的人用阴阳学说，有人用老庄学说，这样一来，六经、孔氏之中就有了阴阳家和老家。解释《春秋》的人用法律，解释《礼》的人用刑名、数度，这样一来，六经、孔氏之中就有了名家和法家。解释《论语》的人用墨家的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这样一来，六经、孔子之中就有了墨家。说本性不能用善恶来言说，这是把作用当作本性的学说吗？说心不能用生死来言说，这是认为真心永远存在的佛家学说吗？这样一来，六经、孔氏之中就有了佛家。六家九流和佛教与我们的六经、孔氏并立，是门外向室内挥来的戈。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孔氏之中而没人辨别，是室内所持的戈。然而，六家九流潜入六经、孔氏之中，它们的说法粗浅，道理狭小，尚且容易辨别。佛教潜入六经、孔氏之中，它的道理宏大而广阔，言说也更加精密细致。儒者说：本体和功用源出于一理。佛者也说：本体和功用源出于一理。儒者说：明显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佛者也说：明显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那又从哪里去辨别它们呢？唉！六经、孔氏的旨意，以及伊洛诸儒讲论六经、孔氏旨意的学说，本来都具备在这些经典之中。如果能够领会其中的旨意，超然自信于我们所说的本体功用一源、显微无间，那么佛家所谓的一源无间就可以辨认了。儒者对于喜怒哀乐的发生，从来没有不希望它顺畅通达的；使它顺畅通达，直到天地万物都融会贯通于我的喜怒哀乐之中，这时才能认识所谓一源无间。佛者对于喜怒哀乐的发生，从来没有不希望逆转并消除它们的；使它们逆转并消除，直到天地万物寂然无事，没有任何喜怒哀乐相互交会，这时才能认识所谓一源无间。佛教的机要常常以逆为主，所以它所说的反转听觉、回转视觉，以及不停留在声色香触之中，是在听觉、视觉、色声香触之外。儒家的机要常常以顺为主，所以它所说的不看不听，以及无声无臭，正是在看见、听闻声臭之中。因此，虽然佛教向内求索，穷究深处、探极幽微，几乎与圣人的学说没有不同；但它的天机有顺有逆，这是绝不能勉强说成相同的。程子说：圣人以天为本，释氏以心为本。又说：善于学习的人，应当在情感已经发动的时候观察它。这就是《中庸》的旨意，是百家不能驾驭其说、群儒不能扰乱其真实意义的地方。游氏、杨氏、谢氏、侯氏诸家的学说，难道没有缺点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其中醇正的部分很广大；它们难道没有受到老子和佛教的浸染吗？我也不敢断定。不过，师门流传下来的言论大概很多，学者只需精心选择它们罢了。这样看来，这部书难道可以废弃吗？这正是信卿所谓刊刻此书以等待后学的用意。《季彭山〈春秋私考〉序》【唐顺之】。

译《春秋》的意义难以明白，究竟应当从哪里去求取呢？回答说：从圣人的内心去求取。圣人的内心，究竟应当从哪里去求取呢？回答说：从愚夫愚妇的内心去求取。《春秋》是儒者历代都不能把它的学说穷尽的著作；然而却说要从愚夫愚妇的内心求取，这不是迂阔吗？孔子曾经亲自说过：‘我对于人，诋毁谁，赞誉谁？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按照正直之道行事的根本。’《春秋》是圣人有是非判断而不任意毁誉的书。正直之道认为正确的，《春秋》也认为正确；正直之道认为错误的，《春秋》也认为错误。《春秋》正是用来寄托人人心中正直之道的。人人心中都有这种正直之道，怎么能说《春秋》的文辞有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儒者却认为圣人的经典不可能如此浅显，往往说它使用隐微的言辞；因此解释得过于详尽，反而使它的义理更加被遮蔽。况且《春秋》之所以称为《春秋》，不过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罢了。作为儿子却严厉对待父亲，作为臣子却不敬奉君主，难道人人会不知道弑君篡父是错误的吗？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有人陷入弑逆之事，这是古人所谓任意妄为。即使他因为任意妄为而陷入弑逆，他那按照正直之道行事的内心仍然隐约存在。圣人早已替人们辨明这一点，使人心中那隐约存在的善心觉醒，以消除那勃然欲动、敢于作恶的念头，所以乱臣贼子因此害怕而能够自行回头。他使他们害怕，并不是在他们勃然发动、已经不可忍受时去阻止他们，而是在那恶念尚隐约存在时引导他们，使其不能继续滋长，所以才能使他们害怕。并不是说把他们弑君的罪行写下来，以此使他们害怕。所谓害怕，只是突然察觉到自己隐约存在的恶意暴露出来，却没有察觉到自己勃然发动的恶念已经暗中消除了，所以才害怕；并不是害怕孔子把他们的罪行写下来，因而不敢去做。因而说：‘孔子害怕写作《春秋》，《春秋》完成后，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孔子所怀的恐惧之心，同普通人按照正道行事的心是一样的；普通人按照正道行事的心，也正是乱臣贼子所害怕的心。人人都有这种心，难道还要说《春秋》的文章有什么不是人人能够理解的吗？善于解说《春秋》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说：‘没有合乎义的战争，人人都可以知道它是无义之战，何必还要问其中有没有钟鼓之声之类的问题呢？’又说：‘某人是三王的罪人，某人是五霸的罪人，人人都可以知道他的罪过所在，何必还要问他的功劳和过失呢？’又说：‘乱臣贼子害怕，人人都知道这是在讨伐乱臣贼子，何必还要问国君是否有理由讨伐、是否没有理由讨伐呢？’ 这样解说《春秋》，难道不是简明易懂吗？可以说，这是用普通男女的心去探求《春秋》，而没有被圣人之经蒙蔽。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游夏为什么不能为《春秋》作传述呢？’我说：高柴、卜商，世人传说是游夏一派的弟子，师说当然应该有所依据。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免除解说过于详尽的毛病吧？至于各家纷纷杂陈的说法，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可以说是被圣人之经蒙蔽，却没有用普通男女的心去探求《春秋》。我形成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儒者被旧有传闻牵制，迂曲而不肯相信我。偶尔把它告诉彭山季君，季君欣然赞同。于是他拿出自己所著的《春秋私考》给我看，其中把《公羊传》《榖梁传》的义例、《左氏春秋》的事实以及诸家的纷纷之说，一概打破，只设身处在当时的地位，推求当时的事情，从而判定是非。即使对于千年以前的事不能完全料知，但用普通人按照正道行事的心来衡量，大体不会相差太远。因此我更加相信自己的说法，认为它同季君的见解相合。季君曾拜阳明王先生为师，听闻致知之说，能够相信普通人按照正道行事的心同圣人不加毁誉的心相同；他所说《春秋》的大旨，也多取自老师的学说，所以见解如此直截明白。至于地理沿革、古今变化，姓名氏族的源流，星历的数目和度数，以及禘祭、郊祭、尝祭、社祭、礼乐、兵赋等细节，凡古今聚讼纷纭的问题，他都辨析到毫厘，务求广博贯通。古人所称的经学大师，没有谁能超过他。只是因为这些不关系到大义，所以没有摘取列入序文。我曾听李愿中说：‘罗仲素讲解《春秋》，起初并没有很懂；后来到了罗浮山，他的学说又不知怎样了？’罗浮山同《春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因为人的心先要空明而无所执着，然后才能同众人具有共同的好恶；有了同众人相同的好恶，然后才能讲解《春秋》吗？季君已经老了，正将隐居在云门幽深之处，厌弃文字的支离琐碎，卓然洗涤心灵，遨游于无所执着的境界；他所说的《春秋》，应当也会达到这种境界吧，只是我还能不能见到它了。《诗说》序【徐渭】

译我曾经读过孟德解释孙武《十三篇》的著作，也读过李卫公同唐太宗谈论兵法的内容，他们的话多半并不是孙子原来的意思。可是谈到这两个人用兵时，他们能够根据平日所讲解的道理，把它施用于战争和营垒防守之中，功效反而超过孙子。由此可知，凡是书中记载的内容，有些不可能全部理解，不必一定要替它作出正当的解释。关键在于取用自己心中所能贯通的道理，求得适合实际运用罢了。用自己心中所能贯通的道理，去探求书中尚未贯通的地方，即使没有全部解释清楚，也好比发痒的人用手指摩擦来止痒，不能说没有效果。若用自己心中尚未贯通的道理，硬要强求书中全部贯通，即使全部解释出来，也好比麻木的人把手指搔在不痒之处当作止痒，仍然不能奏效。诗多达三百篇，孔子概括它的旨趣，只说是‘兴’，只说是‘思无邪’罢了。这并没有逐篇解释它，但它用来寄托劝善惩恶之意，使人感发善端、惩戒放纵心志的作用，自然充分地流露在言语之外。至于见于《鲁论》《邹书》的解释，像‘淇澳’‘烝民’之类，也只有寥寥几句话罢了。其他如《棠棣》本是表达兄弟之情，却被用来警戒后人遗失巧笑；《猗嗟》本是赞美美好资质，却被用来订正礼制；《雄雉》本是思念君子，却被用来激励门人进修善行。这些都不是对诗篇的正当解释了。会稽季先生所著《诗说解颐》共四十卷，我拿来阅读，大体确实从中有所收获。他的志趣端正，见识深远，意旨都以经文为根本，却不拘泥于旧有传闻，所以他的学说卓异而专一，成书时又勇于独立判断。虽然古代诗人同我们相隔数千年，各家注释又不下几十、上百种，但不能断定他们全都错而我们全都对。若说取用自己心中所能贯通的道理以适合实际运用，那么深深得到孔氏遗意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孟德和李卫公不过是选取他们所论述的兵家内容，因为有助于实际运用，我尚且取用它们，何况这部书能够排斥邪说、端正人心，对上发明先儒未曾说明的道理，对下又有益于后来的学者呢？我读它读得十分畅快，于是替它刊刻；书刻成后，先生请我作序，我便作了这篇序。至于他剔除隐伏之处，指出缺漏，考核驳正而加以禁持，像剖胃掐心、拔肾抽骨一样，即使善于躲避的人也无处可逃。像子唐子所说古代经学大师也不能达到的地方，多散见于先生各项著述之中，并不只是这部书而已。《经序录》序【归有光】我过去在汴藩任职时，有幸结识宗室西亭公。他勤于学习、喜好古代，有河间大雅君子的风范。他曾得到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传》刻本，刊行于世；又为各部经书撰写序录，凡是经书的传注训诂，几乎都载录了它们的序文，使世上的学者即使没有见到原书，也能读到它的序，因而了解它成书的用意，希望借此扩大见闻，不满足于孤陋寡闻。这实在是惠及后学的一番盛大善意。过去孔子整理、阐述先王的经书，用来教育门人，使它们世世代代流传不绝。后来遭逢秦朝焚书，汉代儒者保存将亡的学术、接续断绝的传统，不遗余力，从此六经才逐渐完备。太常总领的博士共有四十人；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仍然推举其中成绩优异的人为讲郎，在近署供职；天子还时常召集群儒共同讲论，亲自裁决，从而搜罗散失的典籍，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其用意深远啊！传到末流，很快又散失了，于是郑玄、王肃所传的《易》出自费氏，贾逵、马融、郑玄形成古文《尚书》之学，孔安国的传本最后出现，三礼只保存了郑玄的注，《春秋》的《公羊传》《榖梁传》渐渐衰微，传授《诗》的也只剩下《毛诗》郑玄笺了。唐贞观年间，开始命令诸儒分析经书章句，撰成义疏，确定为统一的标准；于是前代儒者仅存的书籍都不再流传，像李氏的《易》解，后人只能从这里看到古人传注的一鳞半爪。后来啖助按照自己的见解解说《春秋》，史官极力斥责他穿凿附会，大概是因为唐人尊崇进士科，而经学几乎废弃，所以杨绾、郑余庆、郑覃之类想要挽救这种弊病，却没有成功。宋代儒者才开始凭借自己的所得，在千年之后探求圣人的心意；然而虽然有书成稿，仍有许多没有说尽的地方，幸亏后人沿着他们开创的端绪加以推演，到了淳祐年间，相关著作已经广泛流传。前朝于是用它们来选取士人，本朝也沿袭这种做法；学校和科举的规范，免不了有唐代义疏的弊病，而没有汉人宏博通达的规模。学士大夫沿袭常规、固守旧说，陷入孤陋而自己却不知道。我自从退居山林，得以遍读各部经书，私下以自己的见解衡量，常常有同今天传注不同的地方。比如理与象的差异，以及《河图》《洛书》、大衍数、用九用六等说法，都还没有定论；古文、今文的区别，以及豫章晚出的书，都还没有厘清；三百篇的完整性，以及《桑间》《濮上》淫靡乐调是否应当排除，也还没有确定。褒贬实录的混乱，氏族、名字、日月、地名尚未明辨；郊祭与丘祭混同，五方天帝、昆仑、神州被视为一体，而始祖之祭又没有涉及各宗庙；《洪范》以后《金縢》《召诰》《洛诰》的疏解，若不是朱子的遗命；开庆年间师门所传的学说，并不是郑氏的深奥义理；绍兴年间进讲的书，也不是《春秋》三传的专门学问。那么王柏、金履祥、吴澄、黄泽、赵汸卓越的见解，难道能因为不同就废弃吗？欧阳子说：‘六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书，它将同天地一样永无终极地存在下去。’把无穷的时间来看，千年不过是其中一瞬罢了。这样说来，我留给后世的时间也是无穷的。唉！士人若想把自己的见解留待无穷的后世，就不应拘泥牵缠于一代人的说法。只是道路遥远，不能同西亭公共同订正其中的疑义，所以把大略保存如下。《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三 （明）贺复澄编 ○序三【以下属于史类】《三代世表》序【汉司马迁】太史公说：五帝三代的记载已经很久远了。殷代以前，各诸侯的世系无法编成谱牒；从周代开始，才大体可以考察。孔子根据史书的文字编次《春秋》，记载元年，订正四时和月份，这已经够详细了！至于编次《尚书》，就大略没有年月，有些篇章虽然略有年月，也多有缺漏，不能记录。所以遇到可疑之处就传述疑问，这正是他的谨慎。我读各类谱牒记录，发现黄帝以来都有年数；考察这些历法、谱牒的始终和五德相传的古文记载，彼此全都不同，互有乖异。孔子不讨论、不编次它们的年月，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于是我以五帝的世系谱牒和《尚书》所汇集的世系记载，从黄帝以来写到共和，编成《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

译太史公读《春秋》的历法、谱牒和记录，读到周厉王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他说：‘唉！师摰看见这些事情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因此叹息；周朝的政治道路开始衰败，诗人以此为根源，写下《关雎》；仁义逐渐衰落，《鹿鸣》对此加以讽刺。到了厉王，因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公卿害怕被杀而酿成祸乱，厉王于是逃奔到彘。祸乱从京师开始，后来由共和执政。此后有的凭借武力掌政，强者欺凌弱者，出兵不请示天子，却借王室的名义进行讨伐，成为会盟的盟主。政权由五霸掌握，诸侯任意行事，淫侈而不守法度，弑君的臣子和篡位的儿子越来越多。齐、晋、秦、楚在成周初期都很微弱，封地有的百里，有的五十里。晋国凭借三河的险阻，齐国背靠东海，楚国处在江淮之间，秦国依靠雍州的险固。这四国相继兴起，轮流成为霸主，周文王、周武王所褒奖、所大规模分封的诸侯，都慑服于它们的威势。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游说七十多个国君，却没有一个能够任用他。所以他向西考察周王室，讨论史书和旧闻，在鲁国兴起整理史料，编次《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获麟，约束文辞，删去烦琐重复，以制定褒贬义法，于是王道完备，人事也贯通了。七十子弟子口头接受它的传授，指出其中有讽刺、褒扬、避讳、抑损等文辞，这些意旨不能从书面文字上直接看出。’ 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持异说，各自满足于自己的理解而失去真实意义，所以依据孔子的史书，详细解释其中的话，写成《左氏春秋》。铎椒担任楚威王的老师，因为楚威王不能全部阅读《春秋》，便选取其中成败的事例，最后写成四十章，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他的相国虞卿向上取法《春秋》，向下观察当时的形势，也写成八篇，名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国，也上考察古代，删取《春秋》的内容，汇集六国时事，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为《吕氏春秋》。至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这些人，也各自常常采集《春秋》的文字来著书，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汉相张苍推演历法和五德，卿大夫董仲舒推阐《春秋》的义理，也写下了不少文章。太史公说：‘儒者截取其中的义理，纵情游说的人驰骋辞藻，却不致力于综合考察事情的始终和历代人物，只取年月；有几家把神异的天运看得很重，谱牒又只记世系和谥号，文字简略。若想一眼看清各种要点，没有比编写这部《十二诸侯年表》更困难的了。它从共和起，到孔子止，表明《春秋》《国语》所载的内容，是学者所讥议的地方。兴衰的大要都写在篇中，是成就学问、治理古代文献的人所必须删取参考的。’ 《六国年表》序【司马迁】太史公读秦国史书，读到犬戎打败周幽王、周王室东迁洛邑，秦襄公开始受封为诸侯，修筑西畤祭祀上帝，僭越的苗头已经显现。礼书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如今秦国杂有戎狄习俗，先崇尚暴戾，后来才讲仁义；地位本是藩臣，却把祭祀列入郊祀，君子对此感到忧惧。后来秦文公越过陇山，驱逐夷狄，尊奉陈宝，在岐山、雍地之间营建宫室；秦穆公整顿政事，向东疆界到达黄河，于是同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中原诸侯霸主相当了。因此陪臣掌握政权，大夫世代享有俸禄，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征伐会盟，其威势重于诸侯。到田常弑杀齐简公、出任齐国相国时，诸侯安然不予讨伐，天下从此争逐战功。三家最终灭亡晋国，终于瓜分了晋国；田和也灭掉齐国而占有它，六国强盛从此开始。各国致力于增强军队，对付敌国，运用谋略诡诈，于是合纵连横、权衡长短的学说兴起，各种矫饰的名义纷纷出现，誓约盟誓不可信，即使设置人质、剖符为信，也仍然不能约束彼此。秦起初是偏远小国，诸夏轻视它，把它同戎狄相提并论。到了秦献公以后，秦国常常雄视诸侯。论秦国的德义，比不上鲁、卫；论秦军的强大，也比不上三晋。然而秦国最终兼并天下，必定不只是凭借险固的地势和有利的形势，大概是上天在帮助它吧。有人说：‘东方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凡是创立事业，必在东南开始；收获功效，往往在西北完成。所以夏禹兴起于西羌，商汤起于亳，周朝称王时凭丰、镐讨伐殷，秦朝称帝凭雍州兴起，汉朝兴起于蜀汉。秦国得志以后，焚烧天下的《诗》《书》，尤其痛恨诸侯的史记，因为这些史书中多有讥刺秦国的内容。《诗》《书》之所以能够重新出现，大多是藏在民间人家；只有史记藏在周王室，所以周王室灭亡时也一同毁灭，真可惜啊，真可惜！仅存的秦国史记，又不记载日月，文字简略而不完备；然而其中关于战国时期权变的记载，也还有颇可采纳之处，何必只取法上古呢？秦取天下虽多用暴力，但时代已经变化，最终成就很大。传记说：‘为什么要效法后王？因为他们距离现在近，风俗变化相近，所议论的道理低近而容易实行。’学者被自己听见、看见的事牵制，认为秦在帝位的时间短，不考察它的始终，于是把秦朝一概拿来嘲笑，不敢谈论它；这同只凭耳朵听来的饭一样可笑，真令人悲哀！我于是依据秦国史记，接续《春秋》之后，从周元王开始，编列表述六国时事，写到秦二世，共二百七十年，把我听闻的事情记下来，说明兴亡的端绪，留给后来的君子观览。《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太史公读秦、楚交替之际的史事，说：‘最初发动祸难的是陈涉；残暴地灭亡秦朝，则是项氏拨乱诛暴、平定天下，最终登上帝位，而功业完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次转移。自从有人民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地接受天命。’从前虞舜、夏禹兴起，积累仁德、累积功劳，经过几十年，使德泽遍及百姓，代理政事，考察天意，然后才居于帝位。商汤、周武王称王，也是由于契、后稷修仁行义，经过十多代，不约而自然会合。孟津会盟时，八百诸侯还认为时机未到，后来才放逐、诛杀君主。秦从秦襄公开始，到文公、缪公、献公、孝公以后声势显著，逐渐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到秦始皇才得以兼并所有衣冠之国。以那样的德行、使用那样的力量，统一天下本来就是如此艰难。秦称帝以后，担心战争不能停止，是因为还有诸侯存在，于是连一尺土地也不分封，毁坏名城，销熔兵器，铲除豪杰，以求万世安定。王业的兴起，起于民间；联合起来讨伐秦，功业超过三代。回想秦朝的禁令，正好给贤能之人提供了驱除祸难的机会。因此有人愤然而起，使自己成为天下雄主：难道还会有不拥有土地而不能称王的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所说的大圣人吗？’ 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谁能承受这样的天命而登上帝位呢？《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司马迁】

译太史公说：殷代以前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周朝分封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然而把伯禽、康叔分别封在鲁、卫，土地各有四百里，这是亲近亲族的意义，也是褒奖有德之人。姜太公封在齐国，兼有五侯的土地，是为了尊重有功劳的人。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所封的诸侯有数百个，其中同姓的有五十五国，土地多不过百里，少则三十里，用来辅佐保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等国，有的封地超过规定，有的被削减。周厉王、周幽王以后，王室衰弱，侯伯和强国兴起。天子衰微，不能纠正局面，并不是德行不纯，而是形势已经衰弱。汉朝兴起后，分封两等爵位。汉高祖末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人，如果没有功劳，皇上就不予设置；而被封为侯的人，天下人都共同诛讨。高祖的子弟和同姓封王的有九国，只有长沙国仍然存在；异姓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多人。从雁门、太原以东直到辽阳，是燕国、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山向左转弯，渡过黄河、济水，到阿、甄以东，直到海边，是齐国、赵国；从陈地向西南直到九疑山，东面沿着江淮、榖水、泗水，直到会稽山附近，是梁、楚、吴、淮南、长沙诸国。它们对外都接近吴、越；对内，北方以山为界，东方土地全是诸侯封地。大的诸侯国有时拥有五六个郡，连接的城邑有几十座，设置百官、宫殿、观台，僭越得同天子一样。汉朝中央只拥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以及从江陵直到西蜀、北自云中直到陇西的地区，同内史部合计十五郡；公主和列侯也有不少食邑在其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天下刚刚平定，皇族同姓的人少，所以扩大并加强庶出子弟的封国，用来镇抚四海，接续保卫天子。汉朝安定一百年间，亲属关系逐渐疏远，诸侯有的骄纵奢侈、恐惧而走向邪道，臣下又谋划淫乱；大的发动叛逆，小的不遵守法令，因而危害自己的性命，丧身亡国。天子考察上古制度，然后施加恩惠，使诸侯能够推恩分封子弟：原来的齐国分成七国，赵国分成六国，梁国分成五国，淮南分成三国。后来天子又封庶子为王，王的支庶子弟为侯，这样的封国有一百多个。吴、楚一带先后有些诸侯因犯罪被削地，因此燕、代没有北部边郡，吴、淮南、长沙没有南部边郡；齐、赵、梁、楚的支郡，以及名山、大泽、海滨，都归入汉朝。诸侯逐渐衰弱，大国不过十多座城，小侯不过几十里土地；对上足以奉行贡赋，对下足以供养祭祀，以此屏藩辅佐京师。汉朝的郡有八九十个，交错分布在诸侯国之间，像犬牙一样彼此相接，掌握险要之处，形成地利使中央根本强大、枝叶势力削弱的格局。尊卑关系明确了，天下万事也各得其所了。’臣司马迁恭谨地记载高祖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的诸侯谱系，以及各代增损的情况，使后世能够看到当时的形势；即使诸侯强盛，也要以仁义来约束他们，使仁义成为根本。《高祖功臣年表》序【司马迁】太史公说：古代臣子的功劳分为五等：凭德建立宗庙、安定国家叫作勋；以言辞建功叫作劳；用力量建立功绩叫作功；彰明功劳等级叫作伐；按任职日数积累资历叫作阅。分封爵位时的誓词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么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平，国家也要永远安宁，并且延及子孙后代。’最初未尝不是想巩固根本，但后来枝叶逐渐衰微。我读高祖所封的功臣，考察他们当初受封而后来失爵的原因，说道：‘所听到的情况真奇怪啊！’ 《尚书》说：‘协和万国，使这种局面延续到夏、商，有时达到数千年。’ 周朝分封了八百诸侯，周幽王、周厉王以后，这些诸侯见于《春秋》《尚书》。像唐尧、虞舜时代的侯伯，经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能够保全自身来藩卫天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忠厚地奉行仁义、尊奉君上的法度吗？汉朝兴起，接受分封的功臣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大的城邑、著名都城中散亡的人口，能够查数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大侯不过万户，小侯只有五六百户。过了几代，百姓都回到乡里，户口逐渐增加，萧何、曹参、绛侯、灌婴一类的封国有的达到四万户，小侯也成倍富厚。子孙们骄纵放纵，忘记了先人，沉溺于淫逸宠爱。到太初年间的一百年中，现存的侯爵五人多，都因犯法而丧命，封国也因此消耗衰亡；法网也稍微稀疏了一些，但他们全都没有在当时的禁令面前保持谨慎。身处今日而心志向往古代之道，是用来作为镜鉴的；未必所有事都要同帝王相同，各自有不同的礼制和事务，关键在于以成功作为纲纪，哪里可以混同呢？考察他们获得尊宠的原因和遭到废黜羞辱的原因，也就是当世得失的一片树林，何必只拘泥于旧闻？于是我谨慎考察始终，表列其事，仍有不少地方不能穷尽本末；对于明显有疑问的地方，便阙而不记。后世如果有君子想继续推演排列，也可以据此阅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司马迁】太史公读列侯封爵的记录，读到便侯时说：‘这是有道理的啊！长沙王的事迹，著录在法令中，称道他的忠诚。从前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不是同姓却凭疆土称王的有八国；到了孝惠帝时，只有长沙国完整传承五代，因没有后嗣而断绝，始终没有过错，只履行藩国守职的责任，这确实可信。所以他的恩泽流及支庶子孙，后来有几个人没有功劳也被封侯。孝惠帝直到孝景帝之间的五十年，追补修治高祖时代遗留下来的功臣，以及跟随代地而来、参与吴楚之乱的功劳，诸侯子弟如同皇帝的亲属，归顺外国中因义归附而受封的有九十多人。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仁义和成功的显著事例。’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司马迁】太史公说：‘匈奴断绝和亲，进攻交通要道和边塞；闽越擅自出兵，东瓯请求投降。两种夷狄交相侵扰，正值强盛的汉朝处于隆盛时期；由此可知，功臣受封，其功劳可以同祖先相比。为什么呢？自从《诗》《书》称道“三代抵御戎狄、惩治荆舒”，齐桓公、越王、燕国讨伐山戎，赵武灵王凭小小的赵国使单于归服，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称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的力量役使百越。何况如今中国已经统一，英明的天子在上，兼具文治武功，席卷四海，内里安抚亿万民众，难道能因为安逸无事就不进行边境征伐吗？’从此以后，汉朝便出兵向北讨伐强大的胡人，向南诛讨强悍的越人，将领和士卒依次获得封爵。《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司马迁】皇帝下诏给御史：‘诸侯王如果想要推施私人的恩惠，把封邑分给子弟，命令各自逐条上报，朕将亲自确定他们的爵号和名称。’ 太史公说：‘天子的恩德真盛大啊！一个人有了福庆，天下都依赖他。’ 《外戚世家》序【司马迁】

译自古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君王，以及继承帝位、守持文治的君主，并不只是自身内在德行盛美，大概也有外戚的帮助。夏朝兴起，是由于涂山氏；夏桀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朝兴起，是由于有娀氏；纣王被杀，是由于宠爱妲己。周朝兴起，是由于姜原和太姒；周幽王被擒，是由于沉溺于褒姒。因此《易经》以乾坤为开端，《诗经》以《关雎》为开端，《尚书》赞美厘降，春秋时期讥刺鲁隐公不亲自迎娶。夫妻关系，是人道中最大的伦理。礼的实行，只有婚姻关系最需要谨慎。音乐调和，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纲纪，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人能够弘扬道义，却无法抗拒天命，真是厉害啊！妃嫔配偶之间的爱情，君主不能从臣下那里强求，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强求，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既然欢乐结合了，有的却不能生育子孙；能够生育子孙，有的又不能保证关系善终。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很少谈论命，大概是因为它难以言说。若不能通晓幽明变化的道理，哪里能够认识人的性命呢？《儒林列传》序【司马迁】太史公说：我读《功令》，读到扩大、勉励求学和设置学官的途径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他说：‘唉！周王室衰落，于是《关雎》产生；周幽王、周厉王衰微，于是礼乐败坏；诸侯任意行事，政权由强国掌握。所以孔子忧虑王道废弃、邪道兴起，于是编次《诗》《书》，修明、振兴礼乐。他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订正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世道混浊，没有人能够任用他，所以仲尼游说七十多个君主而没有遇到知音。他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见效。’西行狩猎时鲁哀公捕获麒麟，孔子说：‘我的道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他依据史记作《春秋》，用来代替王法；它的文辞含蓄而旨意广博，后世学者多有记录。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弟子散处各地，游说诸侯，大的成为师傅、卿相，小的与士大夫交游、教授门徒，也有隐居而不出现的。因此子路居住在卫国，子张居住在陈国，澹台子羽居住在楚国，子夏居住在西河，子贡最终死在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这类人，都向子夏一派受学，成为君王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喜好学习；后来逐渐衰败直到秦始皇，天下在战国时期互相争战，儒术也因此受到排斥。’ 然而齐、鲁两地的儒学传统，学者唯独没有废弃。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卿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事业，并加以润色，因此凭学问显名于当世。到了秦朝末年，焚烧《诗》《书》，坑杀方士，六艺从此残缺。陈涉称王时，鲁地的儒生带着孔子的礼器，前往归附陈王。于是孔甲成为陈涉的博士，最后同陈涉一起死去。陈涉从平民起兵，驱赶一群乌合之众去戍边，十来个月便在楚地称王，不到半年最终灭亡。他的事情极其微小浅陋，然而缙绅先生之流，为什么还背着孔子的礼器，前往归附、献身为臣呢？因为秦朝焚毁了他们所学习的事业，他们积累的怨恨，借陈王而发泄愤怒。到高皇帝诛灭项籍，发兵包围鲁地时，鲁中的儒生仍然讲诵经书、学习礼乐，弦歌之声不断，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下的教化，是喜好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的年轻人狂放而简略，文采斐然已经成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剪。’齐、鲁之间对于文学，从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汉朝兴起以后，各地儒生才得以修习经学，讲习大射、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而担任太常；共同参与制定礼仪的诸生弟子，都成为选拔任用的首批人选。于是人们慨然叹息，兴起求学之意；但当时仍有战争，要平定四海，也没有空闲顾及学校教育。孝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凭武力建立功勋的臣子；孝文帝时虽稍微征召任用儒者，但孝文帝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不任用儒者，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具备官职、等待询问，没有人得到进用。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一类人彰明儒学，皇上也向往儒学，于是招纳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以后，在鲁地讲《诗》的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源自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易》的，源自菑川田生；在齐、鲁讲《春秋》的有胡母生，在赵地有董仲舒。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排斥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凭借《春秋》学问，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三公，并被封为平津侯。天下的学士纷纷归向儒学之风。公孙弘担任学官时，痛惜圣道郁滞，于是上奏说：‘丞相、御史说：制书说：我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音乐来感化他们。’ 婚姻，是家庭关系中最大的伦理。如今礼废乐崩，朕对此非常怜悯。因此详细地延请天下方正、博闻之士，使他们都登上朝廷。命令礼官勉励学习，使学问广博通达，兴起礼制，作为天下的先导。’太常商议，应当同博士弟子一起推崇乡里的教化，以广泛培养贤才。臣谨同太常臧、博士平等人商议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政教，乡里都有学校。夏朝称为校，殷朝称为序，周朝称为庠。对于劝人为善的人，朝廷表彰他；对于惩治恶行的人，施加刑罚。因此教化的推行，要从京师建立最好的榜样开始，由内而外。如今陛下彰明至德，开启大明，配合天地，以人伦为根本，勉励学习、修明礼制，崇尚教化、激励贤才，以此影响四方，这是太平的根本。古代政教还没有普遍施行时，不能完备礼制，请依循旧有官制来兴办。设置博士官，招收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选择百姓中年满十八岁、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喜好文学、尊敬长上、严肃遵守政教、顺从乡里，言行出入不违背所学的人，由县令、长官上报所属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仔细考察合格者，应当同计吏一起到太常，得到像博士弟子一样受业的资格。每年都立即考试，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其中成绩最高、可以任郎中的人，由太常登记上奏；如果有才华出众、特别优秀的人，就立即把姓名上报。那些不从事学习、属于下等资质，或不能通晓一门经艺的人，立即罢免；并请对不合格的人加以惩罚。臣谨按诏书和所颁下的律令来看，其中阐明天人与人事的分际，贯通古今的义理，文章典雅，训辞深厚，恩惠施行得非常美善。小吏见闻浅陋，不能彻底宣扬，因此无法明白地布告晓谕天下。治理礼制，其次治理掌故，以文学为官职；因礼义而设置官职，迁用那些长期滞留的人。请选取秩禄相当于二百石以上的官吏以及百石官吏中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人，补任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秩比百石以下的，补任郡太守的卒史，各郡都二人，边郡一人。先任用诵读经书较多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再选取掌故补任中二千石属下的文学掌故，补足郡属官的名额。请把这些写入《功令》，其他一律依照法令。皇帝下诏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士吏中，文质彬彬、富有文学修养的人就多了。

译《酷吏列传》序【司马迁】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于正道。’老子说：‘上等的德行不自以为有德，所以才是真正有德；下等的德行不失掉德的名声，所以反而没有德。’法令越繁密，盗贼就越多。太史公说：‘这些话确实可信！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却不是决定政治清明或混乱的根源。’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但奸诈虚伪逐渐兴起，到了极点，上下互相欺骗逃避，终于无法振作。当时，官吏治理政事就像救火时扬汤止沸一样，如果不是武力强健、手段严酷，哪里能够胜任并感到得意呢？空谈道德的人，已经荒废了自己的职守。所以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下等士人听到道理，便大笑不止，这并不是虚妄之言。汉朝兴起以后，削去棱角使之圆转，砍去雕饰恢复朴实，法网对吞舟大鱼也有所遗漏，而官吏治理日渐兴盛，不至于滋生奸邪，百姓安宁。由此看来，关键在于那种根本的政治，而不在于表面的严刑。高后时期，酷吏只有侯封一人，他刻薄凌辱宗室，侵害侮辱功臣；吕氏败亡后，侯封一家也被擒获。孝景帝时期，鼌错因为严刻深峻而被重用，依靠权术辅佐他的资质；七国之乱因怨怒鼌错而发动，鼌错最终因此被杀。此后又有郅都、寗成一类的人。《游侠列传》序【司马迁】韩非说：‘儒者凭借文辞扰乱法令，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应受到讥评，但学士大夫中却有许多人在世上称道他们。至于凭借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之位，辅佐当代君主，使功名都显著地记载在《春秋》中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他们只是闾巷平民，读书而抱持独特的操守，具有君子的德义，不肯苟且迎合当时，当时的人也嘲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终身住在空屋蓬门之中，穿粗布衣，吃粗疏食物，只是不以死亡为厌罢了。四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弟子仍然记载他们，毫不懈怠。如今游侠的行为，虽然不合正义，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诚实履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奔赴士人的危困，既能使人起死回生，又不夸耀自己的能力，也以夸说自己的德行引以为羞；这些方面大概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况且人的危急和困顿，是时时都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困在井中，伊尹背负鼎俎，傅说藏身于傅险，吕尚困顿在棘津，管仲戴着枷锁，百里奚替人养牛，孔仲尼被困于匡地，在陈国、蔡国之间面带菜色；这些都是学士所谓有道德的仁人，却仍然遭逢这样的灾祸，何况才能中等而处在乱世末流中的人呢？他们遭受祸害的情形，哪里说得尽呢？鄙俗之人有句话说：‘哪里懂得什么仁义？’ 已经趋向并取得利益的人，便被认为是有德之人。所以伯夷以周为可耻，饿死在首阳山，而周文王、周武王并未因此被贬低为王；盗跖、庄蹻暴虐凶悍，他们的党徒却无穷无尽地诵说义理。由此看来，盗窃衣带钩的人被诛杀，盗窃国家的人却封侯；侯门之中反而保存着仁义，这并不是空话。如今那些拘守学说、怀抱狭小义理的人，长久孤立于世，难道比得上降低议论以迎合世俗、随世沉浮而取得荣名吗？可是平民中的游侠，若能在取舍、应诺之间守信，千里之外的人都称诵他的义气，为了朋友死而不顾世俗，这也有他的长处，并不只是苟且而已。所以士人穷困窘迫却能把性命托付给人，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谓贤豪之士吗？假使乡里的游侠同季次、原宪较量权势、衡量力量，在当世建立功劳，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总之，若以功业显名，以言语守信，游侠的义气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古代平民中的游侠，已经没有能够听闻的了。近世的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些人，都是凭借王者亲属的身份，依靠有封地的卿相的富厚财力，招纳天下贤士，使名声显扬于诸侯之间，不能说不是贤者。但这好比顺着风呼喊，声音并不是因为自身更加急促，而是借助风势激发。至于闾巷中的游侠，修养品行、磨砺名声，使声誉施及天下，人人都称为贤者，这才是难事。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他们，不加记载；自秦以前，平民游侠湮没不闻，我对此非常遗憾。据我所听闻，汉朝兴起时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有时触犯当世的法网，但其个人所守的义气却廉洁、谦退、礼让，其中有足以称道之处，所以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妄树立，士人也不是无故依附他们。至于结党、凭借宗族势力逞强，互相勾结以聚敛财物，使贫弱者服役，仗势欺凌孤弱，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游侠也以此为可耻。我悲叹世俗不能察知他们的本意，反而把朱家、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徒视为同类，一起讥笑他们。《滑稽列传》序（司马迁） 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是相同的：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神妙的变化，《春秋》用来申明道义。”太史公说：“天道广大无边，难道不伟大吗！谈吐言辞虽然微妙，却能切中要害，也可以解除纷争。” 《货殖列传》序（司马迁）

译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诗》《书》所记述的，自虞、夏以来，耳朵和眼睛总想极尽声色的享受，嘴巴总想尝遍肉食的滋味，身体贪图安逸享乐，心里又夸耀权势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渐渐影响人民，已经很久了。即使逐户去讲解精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改变他们。所以最高明的治理是顺应这种情况，其次是通过利益引导，其次是教诲，再其次是整顿规范，最下策才是同他们争夺。山西盛产木材、竹子、粟、纑、旄、玉石；山东多产鱼、盐、漆、丝以及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丹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这些东西相隔千里，常常各自出产，像棋子一样分布，这只是大致情况。它们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也是民间歌谣风俗中衣服、饮食、养生送死所需的物品。因此，农民生产粮食，虞人开发资源，工匠制造器物，商人使货物流通；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去发动、征集、约期会聚吗？人人各自发挥才能，竭尽力量来获得所想要的东西，所以某物贱时就会促使它涨价，某物贵时就会促使它降价；人人都勉励自己的行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日夜不停，时令不召集它们却自行到来，不征求人民却自行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道的规律、自然运行的证明吗？”《周书》说：“农民不生产，食物就会匮乏；工匠不生产，器物就会匮乏；商人不经营，财、货、流通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虞人不开发，财物就会匮乏减少。” 财物匮乏减少，山林湖泽就无法开发了。这四种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源。根源广大，物产就丰富；根源狭小，物产就稀少。对上可以使国家富足，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的道路，没有人能强行夺取或给予；机巧的人便有余裕，笨拙的人便感到不足。所以太公望封在营丘时，土地盐碱，人民稀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纺织，极力发展技巧，疏通鱼盐贸易，于是人财都归附而来，背负婴儿的人接踵而至，四面八方聚集，因此齐国的冠带衣履遍及天下，海、岱之间的人都收拢衣袖前往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加以整治，设置掌管轻重之权的九府，于是齐桓公凭此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管氏也有三归之台，身为陪臣，财富却超过列国君主，因此齐国富强，直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仍然如此。”所以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懂得荣辱。”礼产生于富足，废弛于贫乏。所以君子富裕了，喜爱施行他的德行；小人富裕了，只是用来满足自己的力量和欲望。深水中鱼会聚生，深山中野兽会前往；人一富裕，仁义也会依附于他。富贵者得到权势，声望就更加显著；失去权势，宾客便无处可去，因而不快乐，夷狄之地尤其如此。谚语说：“有千金家产的人，不会死在市井刑场。”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人纷纷扰扰，都是为了利益而往。”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拥有万户封邑的侯爵、拥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忧贫穷，何况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呢？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拥有万户封邑的侯爵、拥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忧贫穷，何况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呢？《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译从前颛顼在位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时期，继承重、黎的后人，使他们继续掌管此事。到了夏、商，重、黎两氏仍世代主管天地之事。周代时，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代。周宣王时，他失去了原有职守，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史官之职。周惠王、周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国前往晋国。晋国中军将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进入少梁。自司马氏离周赴晋后，族人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那一支，担任中山国相；在赵国的那一支，凭借传授剑术、评论剑法而显名，蒯瞶就是其后代；在秦国的那一支，司马错以名声显著，曾与张仪争论，于是秦惠王让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终于攻取，便在那里镇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又与白起一同被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担任秦国主管铁器的官员。蒯瞶的玄孙卬担任武信君的将领，攻取朝歌；诸侯互相称王时，封卬为殷王。汉军攻打楚国时，卬归顺汉朝，汉朝把他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无泽生司马喜，喜官至五大夫，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担任太史公。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向杨何学习《易》，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任官，怜悯学者不能通达六家学说的本意、反而把错误当作师法，于是论述六家的要旨说：“《易大传》说：‘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却有百种思虑；目标相同，却有不同的道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学派，只是所依据的言论道路不同，有的能省察，有的不能省察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说，它大肆讲祥瑞，又有许多禁忌，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然而它安排四时的大顺序，是不可失掉的。儒家学说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所以它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安排君臣、父子之间的礼，区别夫妇、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其主张不能全面实行；然而它强调以农业为根本、节约费用，这一点不可废弃。法家严峻而少有恩惠，然而它厘正君臣上下的分别，是不可改变的。名家使人苛细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厘正名与实的关系，是不能不察考的。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能够充分供养万物；它的方术顺应阴阳运行的大规律，吸取儒、墨两家的长处，概括名、法两家的要领，随着时代迁移，随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政事，没有什么不合宜；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务少而功效多。” 儒家却不是这样，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也就被抛弃了，反而羡慕、压制聪明才智，舍弃这些而任用权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受到扰动，却想与天地同样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四时、八方之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自都有禁令教令；顺从它的便昌盛，违逆它的不是死亡就是灭亡，这未必一定如此。所以说，它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的大法则；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不可失掉。儒家以六艺为法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文数以千万计，累世也不能完全通晓其学问，一生也不能穷尽其礼制。所以说它广博而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安排夫妇、长幼之间的分别，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称说他们的德行：宫室高三尺，土台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木椽不加刮削；吃土制簋中的粗食，饮土制的瓦器所盛之浆；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裘。送葬时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声不尽哀痛；制定丧礼一定以此作为天下人的标准。若使天下都以此为法，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时代不同了，时势变了，所做的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概括地说，强调以农业为根本、节约费用，就是使人民生活充裕、家庭富足的道路。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别亲疏，也不区分贵贱，一概断之以法，那么亲亲、尊尊的恩义就断绝了；可以用来实行一时的权宜之计，却不能长久采用。所以说法家严峻而少恩。至于尊崇君主、卑抑臣下，明确职责分工，不许彼此逾越，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细审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到事情本意，专门拘泥于名目而失去人情。所以说名家使人险僻而容易失真。至于以名责实，使名实相互参验而不失误，这是不能不察考的。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实行容易，言辞却艰深。懂得它的方法，就知道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作用；没有固定的形势，没有恒常的形态，因此能够穷尽万物的情状。不抢在万物之前，也不落在万物之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又不拘泥于法，因时制宜；有尺度而又不拘泥于固定尺度，顺应事物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守持的是随时变化。虚无是道的常态，因顺是君主的纲要。群臣同时到来，使他们各自说明情况。实际与声音相合的，叫作“端”；实际与声音不相合的，叫作“窽”。对“窽”这种不实之言不予听取，奸邪便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明，黑白也就显现出来；只在于君主想任用谁罢了。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便符合大道了。道体混混沌沌、幽深冥暗，却能光照天下，最后又返回到无名的状态。凡人所具有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不能再生，分离的不能再复合，所以圣人对此十分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凭借。不先安定精神，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什么能够做到呢？太史公既然掌管天官之职，不治理百姓，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山地的南面耕种放牧。十岁时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向南游历江淮一带，到会稽探寻禹穴，窥视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国的都城讲习学业，考察孔子遗留下来的风尚。在邹峄举行乡射礼，受困于鄱、薛、彭城之间，经过梁、楚后返回。于是司马迁出仕担任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行巴蜀以南地区，向南略取卭、笮、昆明，回来复命。这一年天子开始营建汉家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滞留周南，不能随行，因此发愤感慨；将要去世时，儿子司马迁恰好出使回来，在河洛之间见到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原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古以来，曾在虞、夏建立显赫的功名，掌管天官之事。”

译后世中途衰落，难道要在我这一代断绝吗？你如果再担任太史，就能继承我们的祖业了。如今皇上承接千年的帝王统绪，举行封禅，而我却不能随从出行，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要担任太史。担任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论述、撰写的事情。况且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赫，这才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天下人称颂周公，说他能够论述并歌咏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通达太王、王季的思虑，甚至追述公刘，以此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败；孔子修治旧典、振兴废业，论述《诗》《书》，撰作《春秋》，所以学者直到今天仍以它为准则。自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已经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的记载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以及为义而死的士人，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论述记载，这会废弃天下的史书文章，我对此非常恐惧。你一定要记住！”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聪敏，请把先人所整理的旧闻全部论述出来，不敢有所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整理石室、金匮中的史书。五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历法开始在明堂改建，诸神接受新的纪年。太史公说：“先人曾说，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以后到现在又五百年了，难道有人能够继承并阐明这个光明的时代，订正《易》的传文，继承《春秋》，接续《诗》《书》《礼》《乐》的事业吗？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吧！小子我怎敢推辞呢！”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撰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道衰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道也不会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通达王道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为空泛的言辞，不如把它体现在具体事情上，使其深切而明显。’《春秋》向上阐明三王之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明辨是非，确定疑惑，褒善贬恶，尊重贤者、鄙弃不肖者，使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弊病、振兴废业，这是王道中最重大的事情。《易》彰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讲变化；《礼》经记载人伦，所以长于讲实行；《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讲政事；《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以及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讲风俗。” 《乐》说明音乐之所以能够建立秩序，所以长于调和；《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事。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申明道义；要拨正乱世，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春秋》的文字有数万字，它所包含的旨趣有千万条，万物的离散和聚合，都记录在《春秋》中。《春秋》所记弑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而不能保全国家社稷的更是数不胜数。考察他们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丧失了根本。《易》说：‘相差虽只有毫厘，结果却会差到千里。’所以说：‘臣子弑君、儿子弑父，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渐渐积累已经很久了。’因此，有国家的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在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在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也不能不知道《春秋》：墨守常规而不知道怎样适宜，遭逢变故而不知道权宜。身为君主、父亲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身为臣子、儿子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陷入篡夺、弑杀的诛罚，背负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是把坏事当作善事去做，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受到《春秋》空文的斥责，却不敢申辩。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出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受到诛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归给谁，谁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总纲。礼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它，法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见，礼所禁止的内容却难以察知。壶遂说：“孔子当时，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也得不到任用，所以撰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作为一代之法。如今先生上面遇到贤明的天子，下面又能够守住职位……”事情已经具备，便各自叙述其应有的次序。先生所论述的，想用什么名称来命名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人说：‘伏羲最为纯厚，创作了《易》的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记载了它。礼乐因此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兴盛，诗人歌咏了它。《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褒扬周王室，并不只是讥刺而已。’自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圣明的天子，获得符瑞，举行封禅，改定正朔，变更服色，从清明肃穆的上天接受天命，恩泽流布而没有边际。” 海外各地风俗不同的民族，经过多重翻译来到边塞，请求入朝进献、拜见天子的人，多得无法说尽。臣下百官竭力称颂圣德，仍然不能把它的意义完全宣扬出来。况且有贤能才干的士人却不被任用，是拥有国家者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德行不能广泛传闻，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掌管史官之职，却废弃明圣盛德而不加记载，使功臣世家的事迹湮灭，使贤大夫的事业不被叙述，辜负了先人所说的话，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整理旧事，是整齐编次世代相传的史料，并不是所谓创作。您把它同《春秋》相比，是错误的。于是我编纂排列这些文字；到第七年，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中。于是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受辱，也不会被任用了。’退下后深思说：‘《诗》《书》的文字含蓄简约，是要实现作者志向的思想。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撰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写成《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国语》；孙膑受刖刑，仍然论述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于秦国，写下《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是圣贤发愤而创作的。’ 这些人都心中有所郁结，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才叙述往事，思考后世。”于是司马迁最终从陶唐氏以来一直叙述到获麟为止，并从黄帝开始撰写。从前黄帝效法天道、取法大地，四位圣人依次遵循，各自建立法度。唐尧让位，虞舜登临帝位；这些帝王的美德和功绩，将被万世记载。于是撰作《五帝本纪》第一。大禹的功绩在于九州由此统一。光辉照耀唐尧、虞舜之际，德泽流传到后代子孙。夏桀荒淫骄纵，于是在鸣条被放逐。于是撰作《夏本纪》第二。

译契建立商朝，后来到了成汤；太甲居住在桐地，依靠阿衡而德业盛大；武丁得到傅说，才被称为高宗；帝辛沉溺酒色，诸侯不再来朝享。于是撰作《殷本纪》第三。弃建立稷官，德业盛大。西伯和武王在牧野作战，确实安抚了天下。幽王、厉王昏乱，既失去酆、镐，周室逐渐衰微，直到赧王时，洛邑也无人奉祀。于是撰作《周本纪》第四。秦的先祖中，伯翳辅佐大禹。秦穆公思慕义士，哀悼豪杰的军队，却用活人为他们殉葬。诗人歌咏《黄鸟》，秦昭襄王的功业达到了帝王般的高度。于是撰作《秦本纪》第五。秦始皇即位以后，兼并六国，销毁兵器并铸成钟鼎，消除兵戈，尊号称帝，夸耀武力而任凭暴力。二世承受败亡的命运，子婴投降成为俘虏。于是撰作《始皇本纪》第六。秦失去治国之道，豪杰纷纷起兵扰乱天下。项梁开创基业，项羽继承它；项羽杀死庆、救援赵国，诸侯拥立他。后来诛杀子婴，背弃怀王，天下人都非难他。于是撰作《项羽本纪》第七。项羽暴虐，汉高祖施行功德，奋起于蜀汉，回来平定三秦，诛灭项籍而成就帝业，天下于是安宁，改制易俗。于是撰作《高祖本纪》第八。汉惠帝早逝，诸吕不能成事，反而扶植吕禄、吕产；诸侯谋划诛灭他们，杀死隐王、幽王、友王和大臣，祸乱疑惧交集，最终发展为宗室之祸。于是撰作《吕太后本纪》第九。汉朝刚刚兴起以后，继承人的问题不明，于是迎立代王登上帝位，天下人归心。废除肉刑，开放交通关梁，广施恩惠，他被称为太宗。于是撰作《孝文本纪》第十。诸侯骄纵放肆，吴国首先发动叛乱；朝廷出兵诛讨，七国伏罪，天下一致安定，国家殷实富足。于是撰作《孝景本纪》第十一。汉朝兴起后，历经五代而日益兴盛。建元年间，对外抵御夷狄，对内修治法度，举行封禅，改定正朔，变更服色。于是撰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夏、商、周三代的时代太久远了，年代已经无法考察。大概取自谱牒和旧闻，以此为依据略加推考，撰作《三代世表》第一。幽王、厉王以后，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擅政权，《春秋》有所不记，谱牒也大致散乱；五霸交替而有盛衰。为了看清周代诸侯相互承继的先后次序，撰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春秋以后，陪臣掌握政权，强国彼此称王，一直到秦国，最终兼并诸夏，消灭封国，独自占有帝王的名号。于是撰作《六国年表》第三。秦朝暴虐以后，楚人首先发难，项氏于是造成动乱，汉朝才扶助义兵进行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次易主，事情繁多、变化众多，所以详细撰写《秦楚之际月表》第四。自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百年之间诸侯被废黜、册立、分封、削弱的情况，谱牒记载不明，有关官员也没有继承整理，强弱变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于是按世次撰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高祖的首功辅臣，像股肱一样被剖符封爵，恩泽流传到后代；有的连自己的昭穆世系都被遗忘，有的则杀身亡国。于是撰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帝、景帝之间，记载申明功臣和宗室亲属的爵位、封邑，撰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向北征讨强大的胡人，向南诛伐强悍的南越，征伐夷族蛮族，把武功分别列举出来。于是撰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诸侯已经强大，七国结为合纵；诸侯王的子弟很多，却没有封给爵位和封邑，于是推行推恩、施行仁义，使他们的势力逐渐削弱，恩德归于京师。于是撰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国家有贤相和良将，他们是百姓的师表。应当考察汉朝兴起以来将相、名臣的年表：贤能者记载其治理，不贤者彰明其事迹。于是撰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所损益各不相同，但大体都务求接近人情、通达王道。因此礼根据人的本性制定节文，略微调和古今的变化，撰作《礼书》第一。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雅乐、颂乐的声调兴起以后，人们已经喜爱郑、卫之音。郑、卫之音的来源由来已久，是人情受到感动的结果；远方的风俗也会使人怀念故土。于是比较乐书，叙述古代以来的情况，撰作《乐书》第二。没有兵力，国家就不能强盛；没有德行，国家就不能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凭借这些而兴起，夏桀、商纣、秦二世因失去这些而崩亡，难道能不谨慎吗？《司马法》的源流已经很久远了。太公、孙武、吴起、王子能够继承并阐明它。切近考察近世，穷尽人事的变化，撰作《律书》第三。律处在阴的一面而治理阳，历处在阳的一面而治理阴。律和历相互制约，之间不能容有丝毫差错。五家的历法文字彼此不同，只有太初元年的议论可以据此考察，于是撰作《历书》第四。关于星象、云气的书籍，大多夹杂怪异的祥瑞和不合经典的说法；推究它们的文字，考察它们的应验，并无不同，只需比较汇集，论述其运行之事，验证于轨道和法度，然后依次撰作《天官书》第五。承受天命而称王的人，封禅的符瑞并不常用；一旦使用它，万灵没有不洁净祭祀的。追溯根本，祭祀各位神灵、名山大川，于是撰作《封禅书》第六。大禹疏浚河川，使九州因此安宁。后来又有宣防工程，疏通决口、河渠，撰作《河渠书》第七。货币的流通，是用来使农业和商业互相沟通的。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玩弄技巧、兼并财产之事；这些人滋长起来，在投机取利上相互争夺，舍弃根本而趋向末业。于是撰作《平准书》来观察事势的变化，列为第八。太伯逃避王位，来到江南蛮夷之地；正是在这里，周文王、周武王兴起，古公建立王业。阖闾杀死僚，宾服荆、楚；夫差战胜齐国，伍子胥被装入鸱夷，伯嚭亲近越国。吴国最终灭亡，赞美太伯的谦让，于是撰作《吴世家》第一。申侯、吕侯的后代已经衰微，尚父姜太公地位卑微，最终归附西伯；文王、武王以他为师，他的功劳冠绝群公。齐桓公在幽地施展权谋，黄发老人纷纷归附，后来享有营丘封地，不违背柯地之盟。齐桓公因此昌盛，九次会合诸侯，霸业功勋显赫。田氏、阚氏争宠，姜姓齐国因此解体灭亡，赞美太公父祖的谋略。于是撰作《齐太公世家》第二。有人依附，有人违背，周公安抚他们；他奋发有为，施行文德，天下都归附他，辅佐成王，使诸侯尊奉周王室。隐公、桓公时期，为什么唯独鲁国会这样呢？三桓争强，鲁国因此不能昌盛。赞美周公旦藏入金縢的功劳，于是撰作《周公世家》第三。周武王战胜商纣，天下还没有完全协调统一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淮夷也反叛。于是召公施行德政，安定聚集王室，使东方土地安宁。燕国后来把禅让给易王，终于造成祸乱。赞美《甘棠》的诗，于是撰作《燕世家》第四。管叔、蔡叔辅佐武庚，准备安定旧商之地；等到周公旦摄政，二叔不服，周公杀死管叔鲜，放逐蔡叔度。周公制定盟约；太任生了十个儿子，周王室因宗族而强盛。赞美管叔、蔡叔能够悔过，于是撰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后的世系没有断绝，舜、禹因此得到称颂；德行美好光明，后代子孙承受功烈，百代享有祭祀。后来到了陈、杞、楚，最终都被灭亡；齐国田氏兴起。舜又是什么特殊人物呢？于是撰作《陈杞世家》第六。周武王牧养、安置商朝遗民，叔封开始在卫地建立封邑。因为商朝沉湎于酒乱，贤才因此把这些事告知了朔；卫国倾危而不得安宁，南子厌恶蒯瞶，父子改换名号。周王室德势卑微，战国诸侯已经强盛。卫国凭借弱小与诸侯抗衡，独自坚持到最后才灭亡。赞美《康诰》，于是撰作《卫世家》第七。

译唉，箕子啊！唉，箕子啊！正直的言论不被采用，反而成为奴隶。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为宋国始祖。宋襄公在泓水受伤，君子有谁称赞他呢？宋景公谦逊有德，荧惑星退行。剔成暴虐，宋国于是灭亡。赞美微子，询问太师，于是撰作《宋世家》第八。周武王去世以后，叔虞封在唐地。君子讥讽他的封号，唐国最终灭亡。晋武公因宠爱骊姬而造成混乱，祸乱延续五代。重耳一度不得志，却最终能够成就霸业。六卿专擅权力，晋国因此耗损。赞美晋文公被赐予珪和鬯酒，于是撰作《晋世家》第九。重黎开创了事业，吴回继承了它；到了殷朝末世，粥子接续其世系；周朝任用熊绎、熊渠，继续发展。楚庄王贤明，于是楚国重新复兴。陈国已经被赦免，郑伯撤回军队；华元怀念楚王，客死在外；兰咎、屈原喜好阿谀，相信谗言，楚国最终被秦国兼并。赞美楚庄王的义举，于是撰作《楚世家》第十。少康的儿子，确实成为南海之地的宾客，身刺文身、剪短头发，与鼋、鳝一起居处。后来守住封禺山，奉行禹的祭祀。勾践困厄时，便任用文种、范蠡。赞美勾践身处夷蛮之地仍能修养德行，灭掉强大的吴国，以尊崇周王室。于是撰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齐桓公向东征伐，太史也参与其中，直到侵犯周王室的禾黍，周王室的人才加以议论。祭仲要求郑国订立盟约，但郑国长久不能昌盛。子产仁爱，世代相传都称他为贤者。三晋不断侵伐郑国，最终把郑国纳入韩国。赞美郑厉公接纳周惠王，于是撰作《郑世家》第十二。骐骥、騄耳这些良马，使造父显扬。赵夙侍奉晋献公，继承先业，辅佐晋文公尊奉周王，最终成为晋国的辅臣。赵襄子遭受困辱，于是擒获智伯。赵武灵王被活捉，饿死在沙丘。赵王迁沉溺淫逸，排斥良将。公孙鞅讨伐周室的乱事，于是撰作《赵世家》第十三。毕万受封为魏侯，占卜者预先知道了这件事。到了魏绛，他诛戮戎、狄，使他们归附和睦。魏文侯仰慕仁义，拜子夏为师。魏惠王自负骄矜，齐、秦共同攻打他。后来魏王猜疑，信陵君使诸侯停止救援。最终魏国丢失大梁，魏王假被秦军俘获。赞美魏武子辅佐晋国，魏文侯、魏文王申明霸道，于是撰作《魏世家》第十四。韩厥暗中积德，使赵武得以兴起；继承绝后的宗嗣，扶立被废的君主，晋国人尊奉他。韩昭侯显明功业，申不害辅佐他；韩王虽有疑虑，却并非不信任申不害，秦人乘机袭击韩国。赞美韩厥辅佐晋国、匡正周天子贡赋之制，于是撰作《韩世家》第十五。田完的儿子为躲避灾难来到齐国，成为齐国的援助；暗中施行德政达五代，齐人歌咏他。田成子取得政权，田和被封为诸侯。齐王建心意动摇，最终被迁徙到共地。赞美齐威王、齐宣王能够拨乱反正，并且独自尊奉周王室。于是撰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王室衰落以后，诸侯任意行事。仲尼痛惜礼废乐崩，追述修治经学以通达王道，匡正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人们看见他文章辞句所体现的制度，便为天下制定仪法，把六艺的纲纪传给后世。于是撰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夏桀、商纣失去治国之道，商汤、周武王于是兴起；周王室失去治国之道，《春秋》于是出现；秦朝失去政权，陈涉开始显露踪迹，诸侯纷纷发难，风起云涌，最终灭亡了秦族。天下动乱的开端，始于陈涉发难。于是撰作《陈涉世家》第十八。成皋的高台，是薄氏开始建立基业的地方。吕后废黜如意而使代王登位，诸吕于是尊贵；栗姬倚仗宠贵，王氏便得以成功；陈皇后过于骄纵，最终使卫子夫得到尊崇。赞美卫夫人有这样的德行，于是撰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汉朝已经使用奇谋，在陈地擒获韩信。越、荆之地轻捷剽悍，于是封高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以此加强淮水、泗水流域，成为汉朝的宗室藩屏。刘戊沉溺于邪僻礼制，汉朝又重新扶立刘交的后代。赞美刘交辅佐高祖，于是撰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高祖亲自率军作战，刘贾参与其中，却被英布袭击，丧失荆、吴和营陵等地。吕氏于是激励刘泽，使他成为琅邪王；刘濞害怕刘信，前往齐国后没有回来，最终向西进入关中。恰逢汉文帝被拥立，刘贾的后代重新获得燕王封号。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刘贾、刘泽一族仍以宗室身份成为汉朝的藩屏和辅佐。于是撰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经平定，宗室亲属却渐渐减少；悼惠王首先强壮有为，镇守东方。齐哀王擅自起兵，发怒于诸吕；驷钧暴虐凶悍，朝廷不允许他这样做。齐厉王在内淫乱，祸患因主父偃而形成；赞美齐王作为股肱之臣。于是撰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军把我们围困在荥阳，双方相守三年。萧何安抚山西地区，接连提出谋略、补充兵员，粮食供应从未断绝，使百姓爱戴汉朝，不愿为楚国效力。于是撰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萧何与韩信平定魏国，攻破赵国，夺取齐国，最终削弱楚国。百姓继续拥戴何为相国；政策没有改变，百姓因此安宁。赞美曹参不夸耀功劳，不自恃才能，于是撰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在帷幄之中运筹谋划，在无形之中制胜。张子房的谋略，事情办成后无人知晓他的名声，也没有显露勇武之功。他把困难谋划于容易之时，把大事做在细微之处。于是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平的六条奇计已经被采用，诸侯宾服而跟随汉朝。吕氏之乱得以平定，陈平的根本谋划最终完成；宗庙因此安定，国家社稷因此稳定。于是撰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诸吕结成合纵之谋，想要削弱京师；周勃却反其道而行，联合各方势力。吴、楚的军队叛乱时，周亚夫驻军昌邑以困阻齐、赵军，又出兵把他们逼向梁地。于是撰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国叛乱，成为京师的藩屏，只有梁国能够抵御。梁孝王倚仗宠爱而夸耀功劳，几乎因此招致祸患。赞美他能够抵抗吴、楚，于是撰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已经封王，亲属之间和睦相处，大小诸侯作为藩屏，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僭越比拟天子的事情渐渐减少、收敛了。于是撰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位王子的封王事迹，文辞很值得观赏。于是撰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之人争逐私利，只有伯夷、叔齐奔赴仁义，辞让国君之位，最后饿死，天下人都称颂他们。于是撰作《伯夷列传》第一。晏子十分俭朴，管夷吾却很奢侈；齐桓公凭管仲而成就霸业，齐景公凭晏子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于是撰作《管晏列传》第二。李耳主张无为而使天下自行化育，以清静而使天下自行端正；韩非能够揣摩事情，顺应形势和事理。于是撰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自古以来的王者，都有《司马法》这样的兵法；穰苴能够阐明并实行它。于是撰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不是具备诚信、廉洁、仁爱和勇敢，就不能有所传述。孙武、吴起论兵用剑，和道理相合；对内可以修治自身，对外可以应付变化。君子都把他们比作有德之人。于是撰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建受到谗言陷害，祸患也牵连到他的儿子伍奢；伍尚既然想匡救父亲，伍员便逃奔吴国。于是撰作《伍子胥列传》第六。孔氏传述文教，弟子们兴办事业，都成为老师，崇尚仁德，勉励践行义理。于是撰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鞅离开卫国前往秦国，能够阐明并施行他的学说，使孝公的国家强盛而称霸，后世也遵循他的法令。于是撰作《商君列传》第八。天下苦于连横的秦国贪得无厌，只有苏秦能够保存诸侯，约定合纵来抑制贪婪而强大的秦国。于是撰作《苏秦列传》第九。六国已经合纵相亲，张仪却能够阐明连横的说辞，又把诸侯的合纵拆散瓦解。于是撰作《张仪列传》第十。秦国所以能够向东排斥并压倒强大的诸侯，是因为樗里疾、甘茂的谋略发挥了作用。于是撰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译占据河山，包围大梁，使诸侯收敛手脚而侍奉秦国，这是魏冉的功劳。于是撰作《穰侯列传》第十二。向南攻下鄢、郢，向北摧毁长平，终于包围邯郸。武安君白起作为统帅，击破楚国，灭亡赵国；王翦的谋划也发挥了作用。于是撰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搜集儒家、墨家流传下来的文章，阐明礼义的纲纪，断绝只讲恩惠和私利的端绪，列举往代兴衰的事迹。于是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孟尝君喜好宾客，爱惜贤士；贤士归附薛地，替齐国抵御楚国和魏国。于是撰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平原君为冯亭争取权势，并像楚国那样出兵救援邯郸之围，使他的国君重新在诸侯中得到声望。于是撰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能够凭富贵身份屈身对待贫贱之人，使贤能之士不被不肖之人压制，只有信陵君能够做到这些。于是撰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以自身性命报效国君，终于使他脱离强秦；又使那些驰骋游说的士人向南奔赴楚国，这是黄歇的义行。于是撰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能够忍受魏齐的侮辱，却在强大的秦国建立威信；又能推举贤人、让出职位，这两件事范雎和蔡泽都做到了。于是撰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率领军队实行自己的谋略，联合五国军队，为弱小的燕国报复强大的齐国，洗雪燕国先君的耻辱。于是撰作《乐毅列传》第二十。蔺相如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使强秦屈服而降低姿态；廉颇也愿意为国君舍弃自身利益，他们二人在诸侯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于是撰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愍王失去临淄后逃奔莒地，只有田单凭借即墨击败并赶走骑劫，终于保存了齐国的社稷。于是撰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能够设置奇诡的言辞，在围城之中解除祸患；他轻视爵禄，以纵情行志为乐。于是撰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作辞赋来讽谏，借相类的事物来争明义理，《离骚》就是这样。于是撰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结交子楚，亲自招致诸侯的士人，使他们文采斐然地争相进入秦国任事。于是撰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曹沫凭一把匕首，使鲁国取得被齐国侵占的土地，齐桓公也因此明白了他的信用；豫让以义行事，始终不肯怀有二心。于是撰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能够阐明自己的谋划，顺应时势推助秦国，终于在天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是秦国谋臣中的第一人。于是撰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替秦国开拓土地，增加人口；向北击退匈奴，凭借黄河设置边塞，依靠山势构成险固；又修筑榆中。于是撰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填平赵地的动乱，堵住常山一带，扩大河内的势力，削弱楚国的权势，使汉王的信誉在天下得到彰明。于是撰作《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收集西河、上党的军队，跟随汉军到达彭城；彭越侵扰梁地，使项羽受到困苦。于是撰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从淮南反叛楚国而归附汉王，汉王因此得到大司马周殷，最终在垓下击败项羽。于是撰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楚军逼迫汉军，汉军困守京、索之间；韩信攻取魏、赵，平定燕、齐，使汉王三分天下而占有其中的二分，最终消灭项籍。于是撰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楚汉两军在巩、洛之间相持时，韩王信镇守颍川，卢绾断绝项籍的粮饷。于是撰作《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诸侯背叛项王，只有齐国仍与项羽联合；城阳一带使汉军得以乘隙，终于进入彭城。于是撰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攻城和野战，取得功劳后回来报告，樊哙和郦商都出过力；他们不只是挥鞭驱驰，还曾帮助汉王脱离危难。于是撰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汉朝刚刚安定时，文书制度和政事条理还不明晰，张苍主持谋划，整顿度量衡，编定律令和历法。于是撰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郦食其缔结盟约、互通使者，约束并安抚诸侯；诸侯都亲近汉王，归附汉朝而成为藩屏辅弼。于是撰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如果想详细了解秦、楚之间的事情，傅宽、靳歙、蒯成侯周緤一直跟随高祖平定诸侯。于是撰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刘敬迁徙强宗大族到关中，和匈奴订立和约，彰明朝廷礼制，依次制定宗庙仪法。于是撰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能够压制刚强、表现柔顺，最终成为列臣；栾布不受权势胁迫，即使面对死亡也不改变。于是撰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袁盎、鼌错敢于触犯君主的脸色，以求贯彻自己的义理，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制定长远的谋划。于是撰作《袁盎鼌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遵守法令而不违背大义，谈论古代贤人，增加君主的明智。于是撰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君石奋敦厚、慈爱而孝顺，说话谨慎迟缓，行动却敏捷，专心致力于恭敬谨慎，是君子和长者。于是撰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守持节操，性情严正刚直；他的义行足以说明廉洁，行为足以激励贤者，即使身负重权也不因不合理的事情而改变。于是撰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说：“医者制定医方，必须尊奉并遵守医术的法则；精通而明晓它，后世修订编次，也不能改变。”仓公可以说接近这种境界了。于是撰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刘濞是刘仲的后代。吴王刘濞受封后，正赶上汉朝初步安定，便用来镇抚江、淮之间的地区。于是撰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吴、楚发生叛乱，宗室亲属中只有窦婴贤能而又喜爱士人，士人都归向他；他率军抵抗吴军于山东荥阳。于是撰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的智慧足以应对近世的变乱，宽厚又足以用来招致人才。于是撰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勇于面对敌人，仁爱士卒；号令不繁琐，军队和士卒都归向他。于是撰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常成为中原的祸患。为了了解双方力量强弱的时机，便设置防备，进行征讨。于是撰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卫青、霍去病使弯曲的边塞道路变直，扩大河南地区，攻破祁连山，打通通往西方诸国的道路，击溃北方胡人。于是撰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大臣和宗室以奢侈糜费互相攀比，只有公孙弘节制衣食，作为百官的先导。于是撰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汉朝平定中原以后，南越王赵佗能够聚集杨越之地，保卫南方藩国，向汉朝缴纳贡赋。于是撰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王叛乱时，瓯人斩杀刘濞，保卫封禺山一带，成为汉朝的臣属。于是撰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燕丹的后裔流散在辽东一带，卫满收集燕国逃亡的百姓；他们聚集在海东，建立朝鲜国，保卫边塞，成为汉朝的外臣。于是撰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唐蒙出使，粗略打通了通往夜郎的道路；邛、笮的君长请求成为汉朝的内臣，接受汉朝官吏的管辖。于是撰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子虚赋》所叙之事，以及《大人赋》的铺陈，辞藻华丽而多有夸饰；然而它们的旨意在于讽谏，最终归向无为。于是撰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黥布叛乱，英布封国于淮南，用来镇抚江、淮以南的地区，安定剽悍的楚地百姓。于是撰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的官吏，不夸耀功劳，也不自夸才能；百姓没有什么称颂他们的地方，却也没有什么过失行为。因此撰写《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译他们整肃衣冠，站立在朝廷之上，使群臣没有谁敢于进言。浮华的言论胜过长孺，显得十分自负；又喜欢荐举人才，称赞有德长者。壮年时有灌溉之才。因此撰写《汲郑列传》第六十。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京师没有人尊崇学校。只有建元、元狩年间，文辞才灿然兴盛。因此撰写《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百姓背离根本，巧诈之事增多，奸邪违法、玩弄法令；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一概严厉削治才有可能使他们整齐。因此撰写《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汉朝已经同大夏互通使者，西方最远处的蛮夷也伸长脖子向内归附，想要看看中国。因此撰写《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在危急中救助别人，在别人无力供养自己时赈济他，这难道不是仁德之人的作为吗？既然守信而不背弃诺言，那么义士也就有值得取法之处。因此撰写《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侍奉君主，能够使君主听到悦耳的话、看到顺眼的事，使自己获得亲近，这不只是因为容貌受到宠爱，才能也各自有所长。因此撰写《佞幸列传》第六十五。不随从世俗，不争逐权势和利益，在上下之间都没有阻滞，别人也不能加害于他。这是运用道的方式。因此撰写《滑稽列传》第六十六。齐、楚、秦、赵都有以占日为业的人，各自采用当地的习俗；想要循察并观览其中的大意，因此撰写《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所使用的龟卜各不相同，四夷的卜法也各不一样，然而都用来判定吉凶。现略加考察其中的要旨，因此撰写《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平民百姓，只要不妨害政事、不妨碍百姓，能够适时地取用和给予，使财富增长，便有值得聪明人采纳之处。因此撰写《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我们汉朝承接五帝末流，接续三代的统业。周道废弛以后，秦朝扫除古代文字，焚烧《诗》《书》，所以明堂、石室中的典籍，金匮、玉版上的文书，以及图籍都散乱了。于是汉朝兴起，萧何编次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厘定礼仪，于是文学之士渐渐兴盛起来，《诗》《书》也往往间或重新出现。自从曹参荐举盖公，谈论黄老之术；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之学；公孙弘又凭儒学显达，百年之间，天下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代的事迹，没有不全部汇集起来的。太史公啊，太史公又父子相承，连续掌管这项职务，说道：‘唉！我想先人曾经掌管这件事，在唐尧、虞舜时显达，到了周代又重新掌典此事。那么司马氏世代主管天官，难道竟传到我这一代吗？恭敬地思念这件事吧！恭敬地思念这件事吧！’于是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考察王道兴起的地方，推究事物的起始，察看它的终结；见到盛盛之时，也观察衰败的原因，评论考订各项事迹，大略推述三代，记载秦、汉，上起轩辕，下至如今，撰成十二篇本纪，既然已经分条列目了。对于时代不同、年份相差而难以明辨的情况，撰成十篇表。礼乐制度的增减，律历制度的改变，兵权、山川，以及鬼神与天人的关系，承接弊病而通达变化，撰成八篇书。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共同连接一个车毂，循环运行而没有穷尽；以此配比辅佐君主、担任股肱的臣子，他们忠诚守信，奉行正道来侍奉君上，于是撰成三十篇世家。扶持正义，卓异豪迈，不使自己错过时机，在天下建立功名，于是撰成七十篇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名为《太史公书》。编次大略是为了拾取遗漏、补充缺失，形成一家之言；使它与六经的不同传说相协调，整理百家杂说；将正本收藏在名山，副本存放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以上是第七十篇。太史公说：‘我叙述了从黄帝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的历史，终于完成一百三十篇。’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四。明代贺复征编纂。序四。《异姓诸侯王表序》——汉代班固。从前《诗》《书》记述虞、夏之际，舜、禹接受禅让，积累德行和功劳，使百姓都得到恩泽；他们摄居君位、处理政事，经受上天考验，历经几十年以后才正式即位。殷、周的君王，是由卨、稷修行仁德、实行义道，历经十多代，到了汤、武，才把前代君主放逐或诛杀。秦国从襄公、章公、文公、缪公、献公、孝公、昭王、庄襄王兴起，逐渐蚕食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到始皇时才兼并天下。像这样凭借德行、那样凭借力量，事情都是如此艰难。秦朝已经称帝以后，担忧周朝的覆亡，认为那是由于处士横加议论、诸侯竭力争斗、四夷交相侵扰，使国家因弱小而被夺取。于是削除五等爵制，毁坏城墙、销熔兵器，箝制言论、焚烧书籍；对内铲除豪杰，对外排斥胡、粤，统一威权，以求为万世安定。然而十多年之间，强大的敌人意外地纷纷发动；被遣戍边的士卒势力超过了伍长、伯长，闾巷百姓被夷狄逼迫，先前对于秦朝禁令的响应，竟像疾病一样转为对谤议的反应，百姓奋臂而起，其威势超过了甲兵。回顾秦朝的禁令，正是它们资助了豪杰、加速了秦朝自身的灭亡。因此汉朝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进身阶梯，只凭一柄剑的力量，五年便成就帝业。史书传记所记载的事情，从来没有这样的。为什么呢？古代各世代的更替，都承接圣王的功业；如今汉朝却独自承受了孤立的秦朝所遗留下来的弊病。镌刻金石，难以建立功业；摧折枯朽之物，却容易施展力量，形势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根据汉朝接受天命的情况，谱列十八位异姓王，并按月份排列。天下统一以后，便以年份记载，直到孝文帝时为止，异姓诸侯王于是全部消失。《诸侯王表序》——班固。

译从前周朝以夏、商两代为鉴，三位圣王制定法度，确立五等爵位，分封八百个国家，其中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周公、康叔分别封建于鲁、卫，各自拥有数百里土地。太公封于齐，也有五侯九伯的土地。《诗经》记载这种制度说：‘贤德之人是藩篱，大师是城墙，大国是屏障，大宗是栋梁；心怀德行才能安宁，宗子就是城池。不要使城池毁坏，也不要使人独自承受这种畏惧。’这就是亲近亲族、尊重贤者、表彰功德，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深固根本，使国家不可动摇的原因。所以国家强盛时，周公、召公辅佐治理，达到了刑罚置而不用的境地；国家衰弱时，五霸扶助它的弱处，同它共同守护。自周幽王、周平王以后，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到了被逼迫于阸■〈阝区〉河、洛之间，分裂为东周、西周。虽然有逃避责任的台，也有被盗取兵器的传言，但天下仍称周王为共主，强大的诸侯也不敢倾覆他。历经八百多年，气数达到极限、德行也耗尽，到了周赧王时，周王降为庶人，享尽天年而死，王号和王位已经在天下断绝，却仍有枝叶相互扶持，没有人能够占据这个空缺的王位。天下没有君主，达三十多年。秦国凭借地势强盛的地区，施展狡诈的军队，蚕食崤山以东的土地，一概以取胜为目的。于是夸耀自己所熟习的武力，自以为凭个人的智谋就能任事，讥笑三代，荡平毁灭古代法制，私自称作皇帝，却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平民。秦朝对内没有骨肉宗亲作为根本的辅佐，对外没有一尺土地的藩屏羽翼作为防卫。陈胜、吴广挥动白木棍起事，刘邦、项羽随后将秦朝覆灭。所以说：‘周朝超过了它应有的年数，秦朝没有达到约定的期限，这是国势造成的。’汉朝兴起之初，天下刚刚安定，同姓诸侯很少；汉朝吸取秦朝孤立而灭亡的教训，于是分割土地，设置二等爵位。功臣受封为侯的有一百多个封邑，尊崇皇帝的子弟，大规模开设九个诸侯国：从雁门以东直到辽阳，封为燕国；从代、常山以南，太行山向左转，渡过河水、济水，逐渐延伸到海边，封为齐、赵；从谷水、泗水以东，全部占有龟策之地，封为梁、楚；东面沿着江、湖，逼近会稽，封为荆、吴；北面以淮水为界，略取庐山、衡山一带，封为淮南；在汉水北岸，延伸到九嶷山，封为长沙。诸侯国北部的边境，环绕三面边疆，外面连接胡、越。天子直接统辖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直到巴、蜀；北起云中直到陇西，再加上京师内史，共计十五郡。公主、列侯在其中拥有不少封邑，而大的藩国夸耀地跨州郡，连接数十座城，宫室和百官的制度都同京师相同。可以说是矫正弯曲却超过了端正的程度了。即便如此，高祖创业之时，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孝惠帝在位时间又短；高后以女主的身份摄行政权，但天下安宁，没有狂乱奸诈之人的忧患，最终平定诸吕之乱，成就大宗的事业，也依赖诸侯的力量。然而诸侯国原本因封地广大而强大，发展到后期却泛滥以至于失控；小的诸侯荒淫越法，大的诸侯离心孤立、横暴悖逆，因而伤害自身、丧失国家。所以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赵；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武帝施行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使诸侯王能够分割户邑来封给子弟，不必实行贬黜升降，而藩国自行分裂。从这以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淮南国分为三国。皇子的封国刚刚设立时，大国也不过十多座城；长沙、燕、代虽然保留旧日的名号，却都失去了南北边地。景帝遭遇七国之乱，抑制削弱诸侯，减少并罢黜他们的官属；武帝又经历衡山、淮南的谋反，于是制定左官之律，设置附益之法。诸侯只能取得衣食所需的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时期，他们都只是承继王位的后代，亲属关系已经疏远，生长在宫闱之中，不受士人百姓尊重，地位和财富同富裕之家没有区别。然而汉朝国运短促，帝统三次断绝。因此王莽看出汉朝内外都已经疲弱，本末俱弱，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便产生了奸邪之心，凭借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尹、周公的称号，专擅地施行威权和恩惠。在朝廷之上，他不必走下台阶次序，就运转天下大权。欺诈谋略已经成功，于是占据南面而王的尊位，分派五威将军的使者，乘驿马奔驰天下，颁行符命。汉朝的诸侯王纷纷叩头至地，献上玉玺和组绶，只怕落在后面；有的甚至称美颂德，以求取得王莽的容纳和宠媚。难道不可悲吗！因此考察这种始终强弱变化的过程，以此作为明确的鉴戒。《王子侯表序上》——班固。伟大啊，圣祖建立帝业！后代承接次序来扩大亲亲之恩。到了孝武帝时，由于诸侯王的疆土超过制度规定，有的僭越失度，而他们的子弟却沦为平民，轻重之间很不相称。于是孝武帝下诏给御史说：诸侯王如果想推行恩惠、分封子弟封邑，就命令他们分别列举上报，朕将亲自裁定他们的名号。从此以后，诸侯王的支庶子弟全都封为侯。《诗经》说：‘文王的子孙，本支百世。’这确实说得对啊！《王子侯表序下》——班固。孝元帝时期，没有被封为王子侯的人；他们的兴衰终始，难道不也是命运决定的吗？元始年间，王莽专擅朝政，虚假地褒奖宗室，连宗室的孙辈也封为侯。到了居摄时期，封侯的人更多，但这些封爵并不合乎正统，所以没有收录。不久之后也就断绝了，真令人悲伤啊！《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班固。

译自古以来帝王兴起，哪有不建立辅佐大臣、同他们共同成就上天所授事业的呢？汉朝兴起时，从秦二世元年秋天、楚地陈县起兵的那一年开始，最初让沛公总领和统帅豪杰俊士；三年以后向西灭掉秦朝，建立汉王的名号；五年后向东击败项羽，即皇帝位；经过八年，天下才平定，开始论定功劳、确定封爵。到十二年为止，封为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当时大城名都中，百姓逃散死亡，户口能够查数的，仅剩十分之二三，所以大侯不过一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封爵誓词说：‘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细，使泰山像磨刀石那样平，国家永远存在，并延及子孙后代。’于是又用丹书作为信约，用白马之盟加以重申，并且排定十八位侯爵的位次。高后二年，又下诏给丞相陈平，全面考定列侯的功劳，记录并排列等级，最后收藏于宗庙，在主管官署另存副本。起初未尝不是想巩固根本，但枝叶却逐渐凋落了。所以到了文帝、景帝四五代之间，流亡百姓已经归来，户口也增长，列侯中大的达到三四万户，小国的户数也增加一倍，富厚程度与之相当。子孙骄纵放逸，忘记先祖创业的艰难，多数陷入法禁，丧命亡国；有的失去了子孙。直到孝武帝后元年间，已经没有一个遗留下来的，损耗殆尽，法网也稍微稀疏了。所以孝宣皇帝怜悯他们，便打开宗庙的藏书，查阅旧籍，下诏命令有关官员寻找他们的子孙；这些人全都从佣工、奴仆之中被找出，并一并免除赋役，有的还加赐金帛，用来彰明中兴之君的德行。到了孝成帝，又进一步加以抚恤慰问，但他们渐渐衰微，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杜业进献的言论说得好：‘从前唐朝凭借万国而达到天下和谐的政治，虞、夏也凭借众多诸侯而享有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商汤效法三位圣王，殷朝因此太平；周朝分封八百诸侯，远方使者经过多次翻译前来祝贺。因此，能够宽恕他人的君主乐于继承已经断绝的世代，声名隆盛的君主安于扶立已经亡国的后裔。至于还没有下车就已经这样做，道德上的体念实在深厚。周成王考察牧野之战的胜利，回顾诸侯的辛劳，知道他们的恩德已经凝结在民心之中，功劳已经光耀于王室府藏。所以追述先父的志向，记录遗老的策略，提高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住宅，爱护、敬重并整饬礼数，命令赏赐完备而丰厚；大孝的隆盛，在这里达到了极点。等到他们去世以后，历代君主都感叹他们的功劳，百姓没有不思念他们的；他们休息过的树，尚且不忍砍伐，更何况他们的宗庙呢？所以燕、齐的祭祀同周朝一起流传，子继承兄、弟继承兄，历经多年而不废，难道是没有刑罚吗？这是由于先祖竭尽力量，所以支庶子孙能够得到依赖。考察汉朝的功臣，也都分割土地、赐予世袭爵位，接受山河为誓；活着时用以彰显他们的名号，死后用以显扬他们的魂魄，赏赐也不可谓不厚重了。一百多年间，承袭封爵的人全都断绝了；有的断绝而失去姓氏，有的缺乏后嗣而无人祭祀，朽骨孤零零地留在坟墓中，后裔流落道路之间，活着成为受怜悯的奴隶，死后成为辗转搬运的尸体。拿过去相比现在，实在非常悲伤。圣明的朝廷怜悯他们，下诏寻找他们的后代，四方人心欣喜，没有不归附的。事情进行数年却没有得到省察，我恐怕议论的人没有想到其中的大义，反而说这是虚假灭亡之事；这样就会使厚重的恩德被掩盖消散，选取、简择并公布恩典，也就不是用来显示教化、劝勉后人的办法了。三个人就可以称为众人，虽然难以全部承继，也应当依照功劳最为卓著者办理。于是成帝又使萧何的后代承袭封爵，哀帝、平帝时期，又增加修复曹参、周勃等人的封爵，这就恰当了。现在把这些事缀接到前面的记载之后，推究其本末，并排列叙述爵位次序，记载到孝文帝为止，用来彰明开国元功侯爵的名籍。《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班固】。从前《尚书》称说蛮夷归顺，《诗经》说“徐方已经来归”，《春秋》列举潞子的爵位，承认他们仰慕中原诸夏。汉朝兴起直到孝文帝时，才有弓高侯、襄城侯的封爵；他们虽然从外部归来，却是功臣的后代，所以到了孝景帝才想封归降者为侯，丞相周亚夫遵守旧约而争辩，景帝便否决了这个建议。起初制定开封赏爵的条例，又发生吴、楚之事；武帝兴起讨伐胡、越的战争，将帅接受爵位，也就符合原来的约定了。后世天下太平，颇有劳苦功臣，于是把他们汇集编次，接续在元功功臣的次序之后。《西域传序》【班固】。

译西域是在孝武帝时才开始同汉朝交通的，原来有三十六国，后来逐渐分裂，到五十多个国家，都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南北有大山，中间有河流，东西六千多里，南北一千多里。东面连接汉朝的险要，以玉门关、阳关为界；西面以葱岭为界。它的南山向东延伸到金城，和汉地南山相连接。西域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山，一个出自于阗。于阗在南山之下，河水向北流，与葱岭的河水会合，向东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阳关三百多里，东西南北各三百里；水面平静，冬夏水量都不增加也不减少，人们都认为它潜流在地下，向南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原的黄河。自玉门关、阳关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沿南山北麓，顺着河流向西行到莎车，这是南道。南道向西越过葱岭，便通往大月氏、安息。从车师前王庭沿北山南麓，顺着河流向西行到疏勒，这是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便通往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各国大多定居，有城郭、田地和牲畜，与匈奴、乌孙的习俗不同，所以都受匈奴役使。匈奴在西部设置日逐王，日逐王又设置僮仆都尉，派他统领西域，常住在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向各国征收赋税，以此取得财富供给。自周朝衰落以来，戎狄错杂居住在泾水、渭水以北；到秦始皇时才排斥击退戎狄，修筑长城作为中原的边界，但向西不过到临洮。汉朝兴起直到孝武帝时，开始征伐四方夷族，扩大威势和恩德；张骞也在这时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后来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部，降服浑邪王、休屠王，于是使那片土地空虚无人；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防线，最初设置酒泉郡，后来逐渐征发、迁徙百姓来充实那里，又分设武威、张掖、敦煌三郡，排列四郡以据守两关。自贰师将军讨伐大宛以后，西域震惊畏惧，多次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逐渐获得职权，于是从敦煌向西直到盐泽，往往设置驿亭；轮台、渠犂也各有数百名屯田士卒，设置使者校尉统领保护，以供给出使外国的人员。到了宣帝时，派遣卫司马出使并保护鄯善以西的几个国家；等到攻破姑师而没有把它全部消灭时，便分置为车师前王、车师后王以及山北六国。当时汉朝只保护南道，还不能完全兼并北道。然而匈奴已经不能安定自守了。后来日逐王背叛单于，率领部众前来投降；护鄯善以西诸国的使者郑吉迎接他。日逐王到达汉朝后，被封为归德侯，郑吉被封为安远侯。这一年是神爵三年，于是凭借郑吉同时保护北道，所以称为都护。都护这一官职从吉置开始设置。僮仆都尉因此撤销，匈奴日益衰弱，不能再接近西域。于是迁移屯田地点，在北胥鞬开垦土地，拓展到莎车一带。屯田校尉开始隶属于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如有动静变化，便报告朝廷。能够安抚整治的就安抚整治，能够进攻的就进攻。都护驻治乌垒城，距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犂田官相近。那里土地肥沃，位于西域中央，所以都护驻治在那里。到元帝时，又设置戊已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当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带领一千七百多人投降都护，都护划分车师后王以西的地方作为乌贪訾离地，让他们居住。自宣帝、元帝以后，单于自称藩臣，西域归服；关于那里土地山川、王侯和户数、道路远近等情况，都已经考察得详实了。《货殖传》序【班固】从前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皂隶、守门击梆的人，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以及生死礼制，各有等级。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这样，上下秩序井然，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了。于是辨别各地土地、川泽、丘陵、平原低湿地等的适宜情况，教百姓种植、畜养五谷六畜，以及捕取鱼鳖、鸟兽，利用芦苇、蒲草、木材和器械等资源，作为养生送死的物品，没有一样不加以培育。按时培育，使用又有节制：草木尚未凋落，斧斤不得进入山林；豺獭尚未举行祭祀，网罟不得布置在野泽；鹰隼尚未开始搏击，短箭和弋射不得施用于道路和隧道。即使顺应时令取用物产，仍规定山林不得砍伐萌芽的新枝，泽地不得砍伐尚未长成的草木，幼虫、鱼苗和鸟兽幼崽、禽卵也都有固定禁令。这是为了顺应时令、宣通生气，使万物繁盛，储备充足以供使用。这样准备齐全以后，士、农、工、商四类人根据各自土地的适宜条件，发挥才智和力量，早起晚睡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彼此交换劳绩和工作，互相获利而共同得到供养，不必等到征发或约期，远近各地都能满足需求。所以《易》说：“君王应当调节财货，辅助天地万物的适宜性，来帮助百姓。” 备齐万物以供使用，制造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管子说：“古代四民不能杂居。士人彼此在闲暇安逸时谈论仁义，工匠彼此在官府商议技艺，商人彼此在市井谈论财利，农民彼此在田野谋划耕种收获；他们从早到晚从事本业，不见到别的事物就改变志向。因此，父兄的教诲不必严厉便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苦便能成就；各自安居而乐于本业，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以自己的衣服为美。即使看见奇异华丽的东西，也不是他们所习惯的；这就像戎狄与于越，彼此不能相容一样。”因此，欲望减少，事务简约，财物充足而不相争。于是，居于百姓之上的人用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来整齐他们，所以百姓知耻而且敬畏，重视义而轻视利。这就是三代能够直道而行、不靠严刑峻法便治理天下的大概原则。等到周王室衰微，礼法败坏，诸侯雕刻椽子、涂饰柱子，大夫在斗拱上雕山、在梁上画藻，八佾在庭院中起舞，在堂上演奏《雍》乐；这种风气流传下去，直到士人和庶民也无不脱离制度、抛弃根本。务农的人少了，经商旅行的人多了，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逐渐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败坏，上下互相僭越，各国有不同的政令，各家有不同的习俗，嗜欲没有节制，僭越差等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运难以得到的货物，工匠制造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士人设计违背正道的行为，以追逐当时的嗜好、取得世俗的资财；奸伪之民背弃实际而求取名声，奸邪之徒冒犯祸害而谋求利益，篡位弑君夺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王公，侵夺他人成就家业的人反而成为豪杰。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足以威慑小人。富人用锦绣装饰房屋土地，犬马都有吃剩的肉和粮食；贫人却连短衣粗布都不能完整穿着，只能吃豆类、喝水。他们同为编户齐民，却以财力互相尊奉；即使身为奴仆，也仍然没有恼怒的神色。因此，那些装饰欺诈、施行奸邪的人，反而能在一生中得到满足；守道循理的人，却免不了饥寒之患。这种教化从上面兴起，正是由于法度没有限度。所以列举这些人的行事，用来传述世道的变迁。” 《游侠传》序【班固】

译古代天子建立国家，诸侯建立家国；从卿大夫直到庶人，各有等级差别。因此百姓服从侍奉上位者，下面没有非分觊觎。孔子说：“天下有道时，政权不掌握在大夫手中，百官有司奉行法令，履行自己的职务；失职便受诛罚，侵犯其他官职便受处罚。”正因为这样，上下互相顺从，各种事务便得到治理。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权，陪臣执掌君命，逐渐发展到战国时期，各国公子中，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势力，争相成为游侠，像鸡鸣狗盗之徒，无不以宾客礼节相待。赵国相国虞卿抛弃国家和君主，来救济处于困厄中的魏齐；信陵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君命，杀死将领而独自掌握军队，以救援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受到诸侯的尊重，名声显扬天下。那些挽袖徒手、游说谈论的人，把四豪视为首领。于是背弃公义、为朋党而死的议论形成了，恪守职分、奉事君上的道义废弃了。汉朝兴起后，禁令法网宽疏，却没有纠正改变。所以代国相国陈豨出行时有车千乘；吴王刘濞、淮南王也各自招纳宾客，人数以千计。外戚大臣中，魏其侯、武安侯一类人，竞相在京师追逐权势。平民出身的游侠，如剧孟、郭解之流，在乡里间奔驰活动，凭权势行事于州域，凭力量折服公侯；百姓以他们的名声事迹为荣耀，心怀觊觎而仰慕他们。即使他们陷入刑法，也把舍身取义、杀身成名看作理所当然，如同季路、仇牧死而无悔一样。所以曾子说：“在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明君在上，以好恶来考察他们，以礼法来整齐他们，百姓怎么会知道禁令而归于正道呢？”按照古代的正法，五霸是三王所应治罪的人；而六国是五霸所应治罪的人；四豪又是六国所应治罪的人。何况郭解之流，以匹夫的微末身份，私自窃取生杀之权，他们的罪已经不是诛杀所能容纳的了。考察他们温和善良、广泛爱人，救济穷困、周济急难，谦退而不夸耀，也确实都有卓异的资质。可惜他们没有进入道德正途，苟且放纵于末流，最终杀身灭族，这并不是不幸。自魏其侯、武安侯、淮南王之后，天子对游侠切齿痛恨，卫青、霍去病等也改变了态度；然而各郡国的豪杰，到处都有京师中的亲戚，车盖彼此相望，这也是古今常见的情形，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的。只有成帝时，外戚王氏的宾客最为盛大，以楼护为首领；到王莽时，公卿之间以陈遵为雄杰，乡里游侠则以原涉为魁首。《叙传》【班固】

译班氏的先祖与楚国同姓，是令尹子文的后代。子文刚出生时被丢弃在梦泽中，老虎用乳汁喂养他。楚人称乳汁为“谷”，称老虎为“于檡”，所以给他取名谷于檡，字子文。楚人称老虎为“班”，他的后代便以此为号。秦灭楚后，班氏迁居晋代之间，因而以班为氏。秦始皇末年，班壹避乱迁居楼烦，积聚了数千群马、牛、羊。恰逢汉初天下安定，百姓没有禁令约束。孝惠帝、髙后时，他凭财力雄踞边地，出入射猎，仪仗有旌旗鼓吹。他活到一百多岁，以长寿终老。所以北方人多取“壹”作字。班壹生班孺，班孺任侠，州郡都歌颂他。班孺生班长官，官至上谷太守。班长官生班回，班回以茂材身份任长子县令。班回生班况，举为孝廉，任郎官，累积功劳升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上奏考核，他连续获得最优，入朝任左曹越骑校尉。成帝初年，他的女儿成为倢伃；他辞官回家，资财累积到千金，迁居昌陵。昌陵后来废止，大臣和名门之家都登记户籍于长安。班况生有三个儿子：伯、斿、穉。班伯年少时向师丹学习《诗经》。大将军王鳯推荐班伯适合劝导学习，皇帝召见他，在昵殿宴饮；他容貌非常秀美，诵读讲说有条理，于是授任中常侍。当时皇帝正向往儒学，郑寛中、张禹早晚入金华殿讲说《尚书》《论语》，皇帝下诏让班伯也去学习。班伯通晓经书大义后，又向许商讲论其中的异同，升任奉车都尉。几年后，金华殿讲学的事业中断。他出宫与王氏、许氏子弟结交，置身于穿着绮绣短衣、纨绔长裤的人群中，这并不是他的爱好。他家本在北方边地，志向气节慷慨激昂，多次请求出使匈奴。河平年间，单于来朝，皇帝派班伯持节到塞下迎接。恰逢定襄大族石季羣等人报仇，杀死追捕他们的官吏。班伯上报情况，趁机自行请求试任定襄太守一个月。皇帝派侍中、中郎将王舜乘驿车奔驰，代替班伯护送单于，并带着玺书、印绶，当即任命班伯为定襄太守。定襄人听说班伯一向尊贵而年轻，知道他主动请求治理乱郡，害怕他一到任便施展威严，官吏百姓都惊恐屏息。班伯到任后，请来询问当地年长老人以及父祖旧友中曾受过旧恩的人，把他们迎到厅堂，天天供给饮食，行子孙礼节。郡中因此更加松弛安定。那些受到宾礼接待的，都是有名望的豪杰，他们感念恩德而喝醉了酒，一起劝班伯应当稍微收捕盗贼，并详细说出他们的首谋和藏匿地点。班伯说：“这正是我对父老们所希望的。”于是召集属县长吏，选拔精干勤勉的掾史，分区搜捕，并追查其他隐藏逃亡的人，十天之内全部捕获。郡中震恐战栗，都称赞他神明。过了一年多，皇帝征召班伯入朝。班伯上书希望经过故郡，拜谒父祖坟墓；皇帝下诏让太守、都尉以下官员会集，又召集他的宗族，按照亲疏关系施加恩惠，散发数百金。北方州郡以此为荣耀，长老们将这件事记载下来。班伯在途中患中风，抵达后以侍中、光禄大夫身份任职。皇帝让他养病，赏赐非常丰厚；几年间他仍不能起身。恰逢许皇后被废，班倢伃入东宫供养太后，皇帝提升侍者李平为倢伃，赵飞燕为皇后。班伯于是自称病重。过了很久，皇帝出宫经过，前来探望班伯。班伯惶恐地起身拜见。自大将军王鳯去世后，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人开始受到宠爱，出宫时改换身份秘密出行，出行便与皇帝同车并为他执辔，入宫则在禁中侍奉，还设宴饮会。赵氏、李氏等侍中也都斟满酒举杯，谈笑大声。此时皇帝坐在帷幕中的座席上，摆着画有纣王醉后倚坐、妲己陪伴作长夜之乐的屏风。皇帝因为班伯刚病起，多次用眼神示意礼待他，于是指着画问班伯：“纣王无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班伯回答：“《尚书》说‘于是听用了妇人的话’，哪里说他曾傲慢放肆地坐在朝堂上？所谓众多恶行都归到他身上，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皇帝说：“如果不是这样，这幅图要警戒什么呢？”班伯说：“沉溺酒色，是微子因此告别而去的原因；放声号哭，是《大雅》所讽刺的流连宴饮。诗书所说的淫乱之戒，根源都在酒。”皇帝于是长叹道：“我很久没见班生了，今天又听到了正直的言论。” 张放等人很不高兴，逐渐起身借口更衣，便停止宴会离开了。当时长信宫庭院外的林表恰好派使者来，听见并看见这件事后，皇帝入朝东宫。太后哭着说：“皇帝近来面色消瘦而发黑，班侍中本来是大将军推荐的，应当特别宠异他，更加寻求他的辅佐，以辅助圣德；应当让富平侯暂且回到封国。”皇帝说：“好。”车骑将军王音听说后，便暗示丞相、御史上奏富平侯的罪过，皇帝于是调张放出任边都尉。后来张放又被征召入朝，太后写信给皇帝说：“先前所说的事还没有实现，富平侯反复回来，他难道能保持沉默吗？”皇帝谢罪说：“请让我一起奉行诏令。”这时许商任少府，师丹任光禄勲，皇帝于是召许商、师丹入朝任光禄大夫；班伯升任水衡都尉，与两位师傅一同任侍中，官秩都是中二千石。每次入朝东宫，班伯常常随从；遇有重大政事，皇帝都派他们向公卿传达旨意。皇帝也逐渐减少游宴，重新修习经书，太后十分高兴。丞相方进又上奏请求让富平侯最终回封国。适逢班伯病逝，享年三十八岁，朝廷为之怜惜。班斿博学而有俊才，左将军史丹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他因对策任议郎，升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共同校订秘书。每次上奏政事，班斿都因被选中而奉诏进读群书，皇帝器重他的才能，把秘书的副本赐给他。当时书籍尚未广泛流传，东平思王以叔父身份请求得到太史公和诸子百家的书，大将军上报后没有获准，详情记载在《东平王传》中。班斿也早逝了，他有个儿子叫班嗣，在当时显名。班穉年轻时任黄门郎、中常侍，性情正直方正，谨守操行。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太子，多次派中盾询问近臣，只有班穉不敢回答。哀帝即位，调班穉出任西河属国都尉，升任广平相。王莽年轻时与班氏兄弟同列为官，关系友善；他把班斿当兄长敬重，把班穉当弟弟养待。班斿去世时，王莽为他修治缌麻之服，送出的赙金赗礼十分丰厚。平帝即位，太后临朝，王莽执政，正想用粉饰文辞制造太平，派使者分行各地考察风俗、采集歌颂声，而班穉没有上报任何歌颂。琅琊太守公孙闳向公府报告灾害，大司空甄丰派属官急赴两郡，暗示官吏百姓，并弹劾公孙闳凭空制造不祥之事、断绝祥瑞、嫉妒损害圣政，都是大逆不道。太后说：“不宣扬德行美事的人，应当与报告灾害的人受到不同的惩罚；况且他出自后宫贤良之家，我很怜惜他。”公孙闳独自下狱被杀。班穉害怕了，上书陈述承受的恩德并谢罪，请求交还相印，入朝补任延陵园郎。太后答应了他，让他终身享受原有俸禄。

译因此班氏没有显贵起来，王莽执政时也没有遭受灾祸。当初成帝性情宽厚，能够容纳直言，所以王音、翟方进等人依照法律举发过失，而刘向、杜邺、王章、朱云之流则任意冒犯皇帝。因此，从帝师、安昌侯、各位舅父、大将军兄弟，以及公卿大夫、后宫外戚、史氏、许氏之家中享有贵宠的人，没有不受到文辞讥刺和攻击的。只有谷永曾说：“建始、河平年间，许氏、班氏的尊贵震动前朝，势焰熏灼四方，赏赐没有限量，宫内府库因此空虚，女宠达到极点，已经不可再超过了。”如今后来兴起的势力，连上天也不享受其德，比从前严重十倍。谷永正是借此指斥讥讽，赵氏、李氏也没有例外。班穉生班彪，班彪字叔皮，幼年与堂兄班嗣一同游学。班家拥有皇帝赏赐的书籍，财产充足，爱好古学的人从远方前来，班嗣父亲的朋友从扬子云以下无不登门拜访。班嗣虽然修习儒学，却崇尚老子、严君平的学说。桓生想借阅他家的书，班嗣答复说：“至于严子，他断绝圣人学说、抛弃聪明才智，修养生命、保全真性，清静淡泊，归于自然，只以天地造化为师友而不受世俗役使。他在一条山沟中垂钓，万物便不能扰乱他的志向；栖息在一座山丘上，天下也不能改变他的快乐。他不被圣人的罗网所拘，不嗅闻骄横君主的诱饵，心境荡然，任意舒展志向，谈论者无法给他定名，所以值得珍贵。如今您已经被仁义的羁绊贯穿，被名声的缰绳锁住，伏身于周公、孔子的轨迹，奔驰在颜回、闵损的极致境界，既然已经被世俗教化拘束，为什么还要拿大道来使自己炫耀呢？从前有人到邯郸学习走路，还没有学到一点相似之处，反而丢掉了自己原来的步法，最后只好爬着回来。我担心您属于这一类，所以不把书给您。”班嗣的品行和立论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班彪字叔皮，只有圣人的道理才会尽心钻研。二十岁时，王莽败亡，世祖在冀州即位。当时隗嚣占据陇地，拥兵招揽安抚英俊之士；公孙述则在蜀地称帝。汉朝天下扰乱，大的势力连接州郡，小的势力占据县邑。隗嚣问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战国诸侯并起争斗，天下分裂了好几代，然后才安定下来。难道合纵连横之事又要在今天重演吗？还是承受天命、相继兴起的，只在于一个人呢？希望先生谈谈这个问题。”班彪回答说：“周朝兴衰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设置五等爵位，诸侯共同参与政事；根本已经衰微，枝叶却强大，所以末流才出现合纵连横之事，这是形势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制度，同时设置郡县，君主拥有专一的威势，臣下没有能够掌握百年的权柄。到了成帝，皇帝借助外戚；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国家继承人三次断绝，危机从上层产生，祸患还没有波及下层。因此王氏的尊贵，轻易便专擅朝廷，能够窃取帝号和职位，却没有民众根基；所以他们正式登上帝位以后，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叹息的。十多年间，朝廷内外骚乱，远近一同起兵；假借帝号的人纷纷聚集，都声称自己是刘氏，不约而同地说着同样的话。如今那些雄杰占据州城，都没有战国七国那样世代经营的资本。《诗经》说：‘皇天上帝，俯临下界威严显赫，察看四方，寻求民众的疾苦。’如今百姓都歌唱吟诵，思念汉朝故乡，仰望刘氏，这一点已经可以看清了。”隗嚣说：“先生谈论周、汉的形势是对的；但只因为看见愚民习惯知道刘氏的姓号，便说汉朝将要复兴，就疏略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刘季追逐并夺取它，当时百姓难道还知道汉这个姓氏吗？”班彪既受到隗嚣言语的触动，又怜悯狂妄狡诈之徒争斗不止，于是撰写《王命论》来挽救时局的危难。他知道隗嚣最终不会醒悟，便逃避战乱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赞赏他的美德，召见访问他，举荐他为茂材，任徐县县令；他因病离职。后来多次应三公征召，做官不是为了俸禄所带来的好处，不合学术正道的事不替人做；学问广博而不流于鄙俗，言辞不追求浮华，只是传述前人而不凭空创作。”}], 有个儿子叫班固，刚到二十岁便丧父，作《幽通之赋》来表达自己顺应天命、完成志向的心意。班固认为，唐尧、虞舜和三代的事迹，都是《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世代都有典籍流传，所以即使尧舜盛德，也一定要有典谟之类的篇章，才能在后世扬名，在历代帝王中居于德行之冠。因此说：“多么崇高啊，他有成功的功业；多么光明啊，他有灿烂的文章。”汉朝承接尧帝的天命，建立帝王事业，到了第六代，史官才追述功德，私下撰写本纪，把它编在历代帝王末尾，夹列在秦始皇、项羽之中。太初以后，记载缺失而没有收录，所以我探寻编纂以前的记载，汇集听闻所得，撰述《汉书》：上起髙祖，下至孝平帝和王莽被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合记述他们的事迹，旁通贯穿五经，使上下内容融会贯通，作《春秋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八十五 （明）贺复征编 ○序五 《皇后纪》序【宋范煜】

译夏、殷以前，后妃制度的文字记载很简略。周礼规定，天子立皇后，设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充备宫内职务。皇后端正地位于宫闱之中，与天子同体；夫人坐而讨论妇礼，九嫔掌管教导妇人的四种德行，世妇主管丧事、祭祀和宾客，女御按次序侍奉于天子的燕寝之中，分列官职、分配事务，各有掌管的典制。女史掌管彤管，记录功劳、书写过失；平时有保、阿的训诫，行动时有环佩的声响；进荐贤能来辅佐君子，怜惜女子的幽美而不沉溺于女色。因此能够宣扬阴柔之教化，修成后宫的法则，使闺房肃穆和谐，险邪谒见之事不得实行。康王晚朝，因而《关雎》作诗讽谏；宣王后起得晚，姜氏请求承担过失。到了周王室东迁，礼制秩序凋敝残缺，诸侯僭越放纵，制度规范毫无条理。齐桓公有如夫人六人，晋献公把戎族女子提升为元妃，最终导致五个儿子作乱，嫡长子遭遇祸患。到了战国，风俗法度更加浅薄，任情纵欲，甚至颠倒衣裳，以至于亡国丧身的事数不胜数。这本来就是轻视礼法、放松防范，把女色置于德行之前的结果。秦国统一天下后，大多骄傲自大，官制沿用七国的爵位，排列为八个等级。汉朝兴起，沿用这些称号，但妇女制度没有厘定。髙祖不修整帷帐内的礼法，孝文帝在床席之间也没有区别内外；然而选取纳入后宫仍然简约，装饰玩好也少有华丽。自武帝、元帝以后，历代不断增加淫靡浪费，直到后宫有三千人，等级增加到十四级；妖妃宠幸败坏政事的征兆、外戚姻亲扰乱国家的迹象，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光武帝中兴后，削去雕饰而归于朴素，六宫的称号只有皇后和贵人。贵人佩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数十斛粟；又设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但都没有爵秩，只在岁时给予赏赐供给而已。汉朝的制度常在八月计算人口，派中大夫、掖庭丞和相工到洛阳乡间，察看良家童女；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正秀丽、符合相貌标准的，就带回后宫，选择察看是否合适，然后让她们进御。这是为了慎重明确地办理选纳，详细寻求贤淑聪明的人。明帝严格遵循先帝旨意，宫中教化颇为整顿；选立嫔妃皇后，一定先看德行。宫内没有越出闺门的干政言论，权力上也没有因私情而授予职位，可以说纠正了从前的弊病。假如当时能够进一步设置外戚禁令，编入正式法令，改正后妃制度，留给后世，岂不是美善的事吗？虽然皇帝纳御已经有一定制度，但防范仍不严密，所以孝章帝以下逐渐凭姿色授予职位，恩宠深厚、情爱相合，于是终于忘记了潜在的祸患。自古以来，即使君主年幼、时局艰难，王室多有祸患，也一定把政务委托给成年的冢宰，慎重选求忠诚贤能的人；从没有专任妇人来裁断国家重器。只有秦国芈太后开始摄理政事，因此穰侯的权势超过了昭王，家产也富过嬴氏王国。汉朝仍然沿袭这一错误，明知祸患却不加改变。东汉皇统屡次断绝，权力归于女主；外戚在外掌权的有四人，皇帝亲自临朝的有六人，皇后无不在帷帐中定策，把政事委托给父兄，贪恋幼帝以便长久执政，压制明贤以独占威权。权力越重，道路越长，利益越深，祸患来得越快。她们本人在云台之上遭受雾露侵袭，家族却在牢狱之下被戴上枷锁，灭亡接踵而来，倾覆接连不断；然而仍不断重蹈覆辙，最终焦烂败亡。国家大运沉沦灭亡，正如《神宝》《诗经》《尚书》所感叹的，大致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考察排列她们的行迹，作为《皇后本纪》。虽然成败各不相同，但凡同样居于皇后正号的，都并列在本篇中。那些因私恩而追尊、并非当时所奉立的，就随着其他事情附带记载；亲属的另行事迹，各自依附在列传中；其余没有可考见的，就系连在本纪中，用来承续西京外戚的记载。《孝行》序【范煜】孔子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使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子路说：“可悲啊，贫穷！活着没有办法奉养父母，死后没有办法安葬他们。”孔子说：“即使吃豆羹、喝清水，也是孝。”钟鼓并不是音乐的根本，但乐器不能废弃；三牲并不是致孝的根本，但奉养不能废止。只保存乐器而失去根本，是音乐的失落；调和乐器来奏出和谐声音，是音乐的完成；过分增加供养而损害品行，是孝的负累；修养自己以取得俸禄，是奉养父母的最大途径。所以说到能够用大德奉养父母，周公的祭祀便能得到四海的祭祀；说到以义来奉养，仲由所吃的豆羹也比东邻的三牲更甘美。担心豆羹清水太微薄，便求取俸禄来奉养父母，这是把俸禄看作使亲人蒙羞；保持诚心以尽到品行，孝行积累而俸禄丰厚，这才是能够用义奉养父母。中兴时期庐江人毛义，年轻时守节，家境贫困，以孝行著称。南阳人张奉仰慕他的名声，前去拜访。两人坐定，恰好府中檄文送到，任命毛义为县令；毛义接到檄文入内，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张奉是崇尚志节的人，心中鄙视毛义，后悔前来，坚决辞别离去。等到毛义的母亲去世，他辞官服丧；后来多次被公府征召为县令，进退都合乎礼法。后来被举为贤良，公车征召，他最终没有前往。张奉感叹说：“贤者本来就不可揣测，他往日的喜悦，原来是为了亲人而屈己。”这大概就是所谓家贫亲老，不能选择官职而必须出仕的人。建初年间，章帝下诏褒奖宠异毛义，赐谷千斛，常在八月派长吏问候他的起居，并加赐羊和酒。他在家中长寿去世。安帝时，汝南人薛包，字孟尝，好学而品行笃厚，母亲去世时以至孝闻名。后来父亲娶了继母，继母憎恨薛包，便把他分出去。薛包日夜号哭，不肯离开；直到被父亲用杖打，也不得已在房舍外搭草庐居住，早晨入内洒扫。父亲发怒又驱逐他，他便在里门外搭庐，早晚都不废弃侍奉。过了一年多，父母惭愧，把他召回。后来服丧六年，悲哀超过常礼。不久弟弟们请求分割财产、各自居住，薛包不能阻止，便把财产分成两半；奴婢中把年老的留下，说：“他们和我共事很久，我不能让他们离开。”田地房屋选取荒废破败的，说：“这是我年轻时所治理的，心里留恋。”器物选取朽坏的，说：“这是我平素使用饮食的东西，是身体和口腹所安适的。”弟弟们多次耗尽自己的财产，薛包总是再次救济供给。建光年间，公车特别征召他到朝廷，授任侍中。薛包性情恬静谦虚，称病不起，请求以死来推辞。皇帝下诏赐假让他回去，礼遇加厚，如同毛义。活到八十多岁，以长寿终老。像这两个人一样，把至诚推行作为自己的行为，品行从内心真实发出而感动他人，因成就名声而接受俸禄、得到礼遇，这可以说是能够以孝奉养父母了。至于江革、刘般等几位公卿的义行，也同样具有这种志向。于是撰述他们的事迹，写在本篇中。《髙隠》序【范煜】

译《易经》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说。孔子称赞蘧伯玉说：“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收敛自身而怀抱道义。”然而出仕或退处的关键，正是君子用来保存诚心的地方。所以出仕时，即使沾湿双脚、蒙受污垢，也要挺身而出以报效时世；到了退处时，即使困穷隐居、只能吃豆类，也要隐藏才华以避免危乱。太原人闵仲叔，世人称为守节之士；即使清白高洁如周党，也自认为比不上他。周党见他吃豆子喝水，送给他鲜蒜；闵仲叔接受了，却不吃。建武年间，他应司徒侯霸征召，到了之后，侯霸不询问政事，只是徒然慰劳一番。闵仲叔恨恨地说：“当初承蒙美好的诏命，又喜悦又惶恐；如今见到明公，喜悦和惶恐都没有了。是认为我闵仲叔不值得询问吗？既然如此就不该征召；征召了却不询问，这是失去人才。”于是辞别出门，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而离去。后来又以博士身份征召，他没有前往。他客居安邑，年老多病而家贫，不能得到肉，每天买一片猪肝，屠夫有时还不肯给他。安邑县令听说后，命令官吏经常供给他。闵仲叔觉得奇怪，询问后知道缘故，便叹息说：“难道闵仲叔要因为口腹之欲而连累安邑吗？”于是离开安邑，客居沛地，以长寿终老。闵仲叔的同郡人荀恁，字君大，年轻时也修养清白节操，家产有千万。他的父亲荀越去世后，荀恁把财产全部分给九族，隐居山林泽野，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王莽末年，匈奴侵扰他的本县广武，听闻荀恁的名节，彼此约定不进入荀氏所在的里巷。光武帝征召他，他因病没有前往。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任骠骑将军，开设东阁延请贤俊，征召荀恁，他便应召前往。后来朝会时，显宗戏问他说：“先帝征召您，您不来；骠骑将军征召您，您却来了，这是为什么？”荀恁回答：“先帝以德行执政来惠泽臣下，所以臣可以不来；骠骑将军执掌法令来约束臣下，所以臣不敢不来。”一个多月后，他辞职回去，死在家中。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也多次被征召。同乡劝他前往，魏桓说：“求取俸禄、谋求升进，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如今后宫有数千人，能削减吗？马厩里有一万匹马，能减少吗？皇帝身边全是有权有势的豪强，能撤换吗？”众人都回答：“不能。”魏桓于是慨然叹道：“假使我活着前往，死后归来面对这些人，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隐身不出。这两三个人，可以说懂得出仕与退隐的原则，能够等待时机而处置自己。这样做，难道只是枯槁苟且而已吗？大概是违逆时俗、审察自身，以成就他们的道义。所以我把他们的风范列出，分别记载在这里。《宦者传》序【范煜】《易经》说：上天垂示星象，圣人便取法于它。宦者星有四颗，位于皇位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官职，也配备相应的名额。阍人守卫宫中门禁，寺人掌管女宫的戒令。又说，君王管理内宫有五人。《月令》记载，仲冬时节，命令阉尹审察门闾，谨慎管理房室。《诗经·小雅》中也有《巷伯》篇讽刺谗言。然而宦官存在于王朝，来由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全，气性情志专一，善于沟通宫中事务，容易役使供养吗？但后世沿袭这一制度，任用范围逐渐扩大。才能出众的，有勃貂、管苏，在楚、晋建立功劳；景监、缪贤，在秦、赵显著有功。到了弊端显露时，则有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汉朝兴起后，仍承袭秦朝制度，设置中常侍官，但也选用士人参与其中，入选者都戴银珰、插左貂，在殿省供职。髙后临朝称制时，才任用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接受并传达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受亲近宠幸。到孝武帝时，也宠爱李延年。皇帝多次在后庭宴饮，有时秘密游幸离宫，所以请奏机密事务，多由宦官掌管。元帝时，史游任黄门令，尽心纳忠，颇有补益。后来弘恭、石显凭借谄媚险诈进身，最终造成萧望之、周堪之祸，损害玷污了皇帝的德行。中兴初年，宫内官员全都使用宦人，不再夹杂选用其他士人。到永平年间，才开始规定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幼柔弱，窦宪兄弟专擅总揽权威，内外臣僚都无法亲自接近皇帝，能与皇帝相处的只有宦官。因此郑众得以专门谋划宫禁之中的事务，最终铲除大奸，享受分封土地的封爵，越级登上宫卿之位。于是宦官势力开始兴盛。自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委任逐渐增多，员额也稍有增加；中常侍多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戴金珰、插右貂，并兼领卿署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执政，而政务纷繁深远，朝臣无法参与裁决国家议论。太后在帷帐中称制，诏令不出宫闱之间，不得不委托刑余之人，把国家命运交给他们；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已经不再是掖庭、永巷中的职务，也不只是闺门窗牖、内室门户之间的差事。后来孙程有拥立顺帝的功劳，曹腾参与策划桓帝即位，又接着有五侯共同谋划、梁冀接受斧钺之权；这些事情表面上因公正而起，实际上恩宠本来出于君心，所以内外都服从，上下屏息。有人称赞他们有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勋，认为不比前代逊色；有人说他们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在今天重新兴起。虽然当时也有忠诚公正的人，却争相受到排斥；他们的举动足以回转山海，呼吸之间便能使霜露改变。迎合旨意、曲意求取的，三族都得到荣宠；率直行事、违逆心意的，五宗都遭诛灭。汉朝的纲纪，已经大乱了。[原文“汉」之”标点疑误]至于戴高冠、佩长剑，腰系朱绶、怀藏金印的人，布满宫闱；以苴茅分封、面向南方统治臣民的人，大约有十多人。府署宅第，像棋子一样分布在京城内外；他们的子弟和党羽，超过各州国人口的一半。南方的金玉、和氏璧等宝物，冰绡、纨绔、雾縠等织物，堆满珍藏；美女、侍女、歌童、舞女等享乐之物，充备于华丽房室。狗马装饰着雕纹，土木建筑披覆着红色绣品，这一切都剥削百姓，竞相放纵奢欲。他们构陷陷害贤明之士，专门树立党羽。那些相互援引、希望依附权势豪强的人，都腐身熏子，以此自我炫耀。显达者与同样有弊病的人互相救助，因此他们的党徒越来越多；败坏国家、蛀蚀政事的事情，无法全部写尽。于是海内百姓嗟叹痛苦，志士困穷隐居。盗贼乘隙而起，摇动扰乱中原。即使忠良怀抱愤懑，有时奋发而起，言语一出口灾祸便随之而来，很快就被逮捕杀戮。接着又大规模考察搜捕所谓党人，彼此转相诬陷牵连。凡是被称为善士的人，无不遭受灾祸毒害。窦武、何进地位尊崇，又是皇帝的近亲，凭借九州内外的怨愤，联合群英的势力，却因为疑虑而迟疑不决，终于走到覆灭失败的地步，这难道也是时运发展到极点了吗？袁绍虽然大举行动，把宦官铲除殆尽，但以暴力替代乱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从曹腾劝说梁冀，最终拥立昏弱的皇帝开始，魏武帝曹操又沿着这条道路，终于迁移国鼎、改朝换代。所谓君主因这种方式开始，必然也因这种方式结束，确实是这样啊。《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八十六 （明）贺复征编 ○序六 《古史》序【宋苏辙】

译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他们的道以无为作为根本，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它。他们行善，就像水必定寒冷、火必定炎热；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吃谷物。不学习便能成就，不勉强便能获得，是因为内心积累的德性有余，所以他们推行这种道来治理天下的境界，有不可思议之处。孔门遗留下来的书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以生长。”天地万物尚且要依赖它来存在，何况人呢？自三代衰微以后，圣人不再出现，世人不知道根本，只在喜怒哀乐发泄之后驰骋，所以表现在事业上，一天天变得鄙陋，连圣人的万分之一也不足以企及。即使在春秋时期，王道恩泽尚未完全枯竭，士人生于其间，熟习礼义，明察利害，如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一类人，也都不足以真正懂得它。到了孔子，懂得这一道理已经达到极致，却从未明说。孟子懂得一二分，有时把它告诉别人，但天下人也没有谁能够相信。及至秦汉，世道逐渐衰败，士人更加急于追求功利；谈论圣人的人，都凭自己所知妄加揣测，儒者流于法度名数，智者沉溺于权势利益，全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太史公开始改变编年体的办法，创作本纪、世家、列传，记载五帝、三王以来的历史，后世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体例。然而他为人浅近，不善于学习，记载疏略而且轻信。当汉景帝、武帝时期，《尚书》古文、《诗经》毛氏传、《春秋》左氏传都还没有列入学官，世上能读它们的人很少，所以他记载尧舜和三代的事情，都没有得到圣人的本意。战国时期，诸子和辩士各自著书，有的增删古事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一时流行的言论，司马迁一概相信，严重的甚至还采用世俗相传的话，来替换古文旧说。到了秦朝焚书，战国史书不再流传民间；秦朝厌恶其中议论自己的内容，几乎焚烧殆尽。幸而民间还保存一两种野史，司马迁也没有时间详细考察，所以他记载战国史事时，有些年份竟没有记载一件事，我私下为此悲伤。因此我依据司马迁旧有的体例，向上考察《诗经》《尚书》，向下考察《春秋》，以及秦汉杂录，从伏羲、神农开始，到秦始皇帝为止，写成七篇本纪、十六篇世家、三十七篇列传，称为《古史》，追录圣贤遗留下来的思想，用来明白地昭示后世。至于得失成败的关键，也详细论述其中的原因。唉！从数千年之后谈论数千年以前的事，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全部得到。幸而还有一些资料保存下来，却又有的失传了，这就是《古史》创作的原因。《唐鉴》序【石介】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前人所犯的错误，就是后人的鉴戒。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桀那样的事；而且汤的德行光明显著，国家隆盛，享国六百年。周朝把商纣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纣那样的恶事；于是周道极其昌盛，传世三十代。汉朝把秦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秦那样无道；因此汉业十分兴盛，延续了四百多年。唐朝把隋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隋朝那样暴乱；因而唐室国运长久，永远显耀了十八代。本朝虽然承接五代之后的基业，实际上接续的是唐朝的事业，那么本朝也应当以唐朝为鉴。臣远观古代，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女后干预政事而丧失国家的。臣考察唐朝，尤其严重。武氏改变唐朝而建立周朝，韦庶人、安乐公主毒死中宗，太平公主暗中谋划叛乱，杨贵妃招致天宝年间的祸乱。臣历观前代，很少有不是因为宦官掌握权力而倾覆社稷的。臣看唐朝，更觉得痛惜。代宗遭受鱼朝恩的侮辱轻蔑，宪宗被陈庆之谋杀叛逆，昭宗被刘季述囚禁羞辱。臣粗略考察历代，没有不是因为奸臣专擅政权而扰乱天下的。臣看唐朝，已经到了极点。安禄山之祸，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朱泚之乱，是卢杞造成的；陈庆之弑杀宪宗，是皇甫镈造成的。唉！不能让奸臣专擅政权，不能让女后干预政事，不能让宦官掌握权力。唐明皇起初任用姚崇、宋璟，国家就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就发生祸乱。唐德宗起初任用崔祐甫、陆贽，国家就得到治理；后来任用卢杞、裴延龄，国家就发生祸乱。唐宪宗起初任用裴度，国家就得到治理；后来任用皇甫镈，国家就发生祸乱。自从武后夺取国权，直到中宗、睿宗以及天宝末年，政权由女后掌握，李氏几乎丧失天下。自肃宗即位，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权力在宦官手中，唐朝国运最终断绝。《诗经》说：‘显赫的周宗室，是褒姒使它灭亡的。’那么，巍巍大唐，是女后扰乱了它，奸臣败坏了它，宦官覆灭了它。臣因此从《唐史》中采集女后、宦官、奸臣的事迹，分别分类编成五卷，称为《唐鉴》。唉！唐朝十八位皇帝中，只有武德、贞观、开元、元和这百余年间，礼乐和征伐才由天子亲自决定。女后在前期扰乱它，奸臣在中期败坏它，宦官在后期覆灭它；国家颠倒危殆，延续不断，却忽而倾覆、忽而安定，似乎将断又似乎未断，只勉强达到三百年。后世治理国家的人，难道还值得说吗？应当把李氏覆车作为鉴戒：不要让女后专擅政权，不要把权力借给宦官，不要把政事委任给奸臣。这样国运就会延长昌盛，历代绵延久远，传给儿子，传给孙子，可以达到千万世，哪里只是局促不堪的十八位皇帝、短促的三百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这难道不是值得警戒的吗！伏望圣明的君主以此为戒。《唐史论断》序【孙甫】

译古代的史书，就是《尚书》和《春秋》。这两部经典体例不同，但旨意相同。《尚书》记载太平时代的事情，是用来施教的书。所以一百篇都是圣人所确立的，不以恶事为篇名。即使桀、纣的罪恶，也是因汤、武的事迹而显现，并不是专门记载桀、纣的恶行。只是圣贤顺应时势、通达变化，言语和事情各有适宜，作史的人便依照这些记载下来。又因为经过圣人审定，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虽然体裁不一，却都足以对世人施教。《春秋》记载乱世的事情，是用来建立法则的书。圣人出生在末世，看见时局混乱，身居下位而不能治理，所以建立大中的法则，裁判天下的善恶并使之明白；以王道制度为准绳，是圣人在衰败动乱时代建立至善政治的办法。如果不谨慎对待它的文字，就不能匡正当时的政事，也不能为后世留下大典。这就是《尚书》和《春秋》体例不同的原因。然而，《尚书》记载太平时代的事情，使圣贤的作为流传不朽；君主和臣子看见行善的功效，怎么会不欣悦而实行呢？这就是劝善的方法。其中又因记载恶事而显现败亡祸乱的起因，这又是用来警戒的。《春秋》记载乱世的事情，用褒贬代替君王的赏罚。当时作恶的人很多，便大都辨析他们的心意和行迹而贬斥，使恶名永远流传；君主和臣子看见作恶的后果，怎么会不恐惧而加以防范呢？这就是警戒的方法。其中也有善事，便彰明其心意和行迹而加以褒扬，使其光彩显耀于世；这又是用来劝善的。因此，《尚书》和《春秋》记载治乱虽然不同，但在劝善惩恶方面，大意是相同的。后世作史的人想要阐明治乱的根本，谨慎实行劝戒的方法，如果不学习《尚书》《春秋》的旨意，又凭什么作为准则呢？到了司马迁修撰《史记》，打破编年体，创立纪传体，大概是为了便于记事。记事方便，取材就广，所以奇异琐碎的事情也都记载下来。虽然贯通群书，才力雄健，但对于治乱的根本和劝戒的方法，却变得杂乱而不明白了。然而有见识的人对此加以批评，说纪传体所记的一件事分散在数处，前后屡次出现；与编年体相比，文字繁多，按类编排时的缺失也不少。他们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失误：史书记事，没有比治乱更重要的。君主在上面发布命令，臣子在下面执行；臣子先提出谋议，君主后来采纳；事情做得好就成功，否则就失败。成功是治理的根本，失败是混乱的起因，这些都应当谨慎记载。某一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中大多不记，偏偏等到臣子死后才在传中详载，这就使臣子能够把谋议和功勋专据为己有。《尚书》虽然不严格采用编年法，但君臣之事的年代次序是清楚的，羲和的功业确实如此。羲和的功业确实载在《尧典》中，稷、契、皋陶、夔的功绩确实载在《舜典》中；三代君臣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司马迁把臣子的谋议、功勋同他们家中的日常细事混杂记载在传里，这种体例难道便利吗？又有臣子犯过失、作恶，从而招致危乱的事情，却不在当年记载，以便作为深刻的警戒，难道不是更大的失误吗？有人说：《春秋》虽然以编年为经文体例，但事情的始末载在传中；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也只是根据事情的体例而有所取舍。所以刘餗《史例》说：‘传是用来解释纪的，就像《春秋》的传一样。’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书并没有失误。回答说：《春秋》是圣人建立法则的书。因为要建立法则，所以标举事情并作出判断，阐明治乱的根本。所标举的事情，有时一句，有时数句；国家的典章制度没有不被说明的，人的善恶没有不被辨别的。左丘明是史官，看见圣人的经文所标举的事情，便随后为它作传。虽然不能深刻解释圣人的法则，但记事次序完全采用编年体，并不是脱离《春秋》的经文标目而独自创立纪体。司马迁创作《纪》时，周代以前多记载经典中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新的阐明。到了秦、汉本纪，也只是直接记载事情，哪里有什么法则可言？纪没有法则，传又解释什么呢？这只是刘餗附会司马迁而替他说的辞。有人说：史书的体例一定要崇尚编年体，难道纪传体就不能采用吗？回答说：作史的人沿用纪传体已经很久，历代都把它作为大典；如果一定要以恢复古制为理由加以非难，就是拘泥了。只要能够编排君臣之事，使善恶符合事实，不崇尚偏僻怪异，不专务繁琐细碎，阐明治乱的根本，谨慎实行劝戒的方法，即使采用纪传体，也可以。若一定要论究其最高标准，编年体端正而文字简约，还是更好。我平常有志于史学，私下仰慕古代史书的体例和方法，想要加以仿作。后来因读唐代各种书，见唐太宗的功德和法制可以与三代圣王相比，后来的皇帝英明程度又比不上他，有的还不能守住他的法制，于是出现了荒淫放纵、残酷猜忌、平庸懦弱的君主，所以太平少而动乱多。然而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是因为贞观时期功德的影响深远。《唐书》繁杂冗长，遗漏和简略很多，失去史书体例；有的事情重大却记载不全，有的事情细小却不记，有的一件事分开出现而前后意思不能照应，怪异猥琐、庸俗之事无所不载，治乱的踪迹散在纪传之中，杂乱而不显明。这当然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的根本，以及一代兴衰的原因。考察从高祖到文宗的实录，叙事详尽完备，比其他书略胜一筹，其中文理明白的部分尤其好。至于治乱的根本，仍然没有得到阐明，是因为记事范围过于广泛。劝戒的方法也没有得到彰显，是因为褒贬不够精确。作史的体例也没有完备，因为不采用编年体，君臣之事多半分散记载。又有重要切要的事情反而有所遗漏，君臣善恶的细节、四方政务的繁多，有的全部记载下来；这对于作史的原则来说，也实在是很大的失误。于是我依据实录■〈与上廾下〉书，又兼采诸家著录，参照验证而没有差错、足以流传取信的材料，修撰成这部唐史。旧史文字繁多的就删去，记载取舍失当的就改正，意思不足而有其他证据的就补充，不重要的事情就删去，重要而遗漏的就增补，是非不明的就予以订正。采用编年体，是为了排列君臣之事的次序。所采用的记事方法，虽然以《尚书》《春秋》两部经典的文意为宗旨，但体例大致同实录相近，因为唐朝一代有治有乱，不能完全仿效《尚书》《春秋》的体例，也不敢僭越而以经书命名。有人说：您修撰这部书，不崇尚纪传体是可以的；但如果不编写书志，那么郊庙、礼乐、律历、灾祥等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等制度，岂不是会有所遗漏吗？回答说：郊庙以下的事项固然是国家的重大典章和急务，但只需记载其中的大要，以说明法度政教的体制；至于完备的仪式和细密的文字，各主管机构的书籍自有保存和管理。

译史书很难把一切都完备记载下来。从康定元年开始修撰这部书，到皇祐四年草稿大体完成，于是写下这篇序来说明它的主旨，随后还要等待删削润色文字。后来因为任官事务繁忙，空闲时间少，未能完备完成。到了嘉祐元年，完成七十五卷。这年冬天我长期卧病，担心精神日渐衰耗，不能完成全书，于是姑且使编次大致成一家之言。何况我的才力不强，叙事不免疏略，但在劝戒的意义上却是谨慎的。对于劝戒意义切要而旨意深远的地方，撰写论说来加以阐明，希望君主阅读它，臣子也考察它，完全知道导致太平的原因、招致混乱的根源以及邪正的功效，使它们鲜明得如同图画呈现在眼前；善的就依从，不善的就警戒，这样治国之道可以长久兴盛，混乱的根源可以预先消除。论共九十二篇，读者不要忽略它；这样就不只是唐史中的安危可以永远作为世人的鉴戒了。《陈书》目录序【曾巩】《陈书》有本纪六篇、列传三十篇，共三十六篇，由唐代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当初，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陈两代的史官。他记录两代的事情，尚未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见到姚察，非常器重他，常常到姚察那里询问梁、陈的旧事。姚察便把所论述的内容载录下来，每完成一篇，就立即上奏。隋文帝也派虞世基到姚察那里索取他的书稿。但书还没有完成姚察就去世了。姚察临死时，嘱咐思廉继续完成他的事业。唐朝兴起后，武德五年，高祖认为从魏到宋二百多年间，世代统绪多次更替，史事散失，于是下诏编次。思廉便奉诏撰写《陈书》。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完成。贞观三年，又下诏让他在秘书内省撰写。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才上呈此书。姚察、姚思廉父子三代，传承父业，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完成这部书。它的艰难，大概就是如此。然而书完成后，和《宋书》《魏书》《梁书》等史书一样，世上流传它的也很少，所以学者对于陈朝人物行事的踪迹，也很少能够详尽了解。由于这部书流传稀少，秘府所藏的本子往往有脱漏和错误。嘉祐六年八月，才下诏校勘，使它能够刻版在天下流行。但是臣等说，梁、陈等书都有残缺，只有馆阁所藏的本子，恐怕不足以据此定稿，希望下诏让京师以及各州县藏书之家，把所藏本子全部呈上来。先皇帝把这件事交付下来，到嘉祐七年冬天，藏本才陆续开始汇集。臣等互相校勘，到嘉祐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定，可以传给学者。对其中有疑问的地方，也不敢稍加删改，只分别写在各篇末尾。此书旧时没有目录，列传的人名多有缺漏和错误，于是另外编成一篇目录，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陈朝之所以成为陈朝，大概只是苟且采取权宜计策，并没有先王纲纪、礼义、风俗的美善，也没有足以彰明后世的治国制度。然而它能够兼顾权宜、重视谋略，明白任用人才的方法，恭敬节俭、爱护百姓，这就是它起初兴盛的原因。后来被邪臣迷惑，沉溺于宠妾，忘记祸患而放纵欲望，这就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兴亡的端由，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至于它所因袭或创制、用来作为号令和刑罚威势的制度，以及官职、州郡的制度，虽然这些事情已经较为浅近，但也都曾施行于当时，都是学者不可不考察的。当时的士人中，争夺、欺诈、虚伪以及苟且求得、偷取容合的人，都尚且不得不列出，作为世人的戒鉴。何况在败坏混乱之中、仓促危急之际，那些安于贫困、乐于行义，在取舍进退之间不因祸患和势利而动摇内心的人，也并没有绝迹。其中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笃实地奉行善道的人。他们大概就是古人想见却不可得的人，是《风雨》诗所说的那种人，怎么能让他们默默无闻而丝毫不被记载呢？使他们大概显现于天下吗？那么，陈朝的史书难道可以废弃吗？这部书既然完成得如此艰难，后来又长期不显著。到宋朝兴起，已经过了一百年，古文和遗事无不被充分讲求，这部书才开始在天下盛行，列入学官。它流传的艰难，又是这样！难道不是遭遇本来就各有时运吗？《后周书》序【王安国】

译《周书》有本纪八篇、列传四十二篇，共五十篇。唐代令狐德棻请求撰次此书，唐太宗下诏让令狐德棻与陈叔达、庾俭共同完成。仁宗时期，取出太清楼本，合并史馆、秘阁的本子，又征募天下献书，采用夏竦、李巽家藏本，交给馆阁订正文字。如今已经刻版流传给学官，臣等也开始参与校正此书，并又编写了一篇目录序。序中说：北周六位皇帝处在四海分裂的时代，形势受到重重束缚，只有毅然有志于统一天下，而才力又足以有所作为的，只有文帝。文帝在众人之中召见苏绰，起初还没有完全了解他。与他卧谈之后，既然合乎自己的心意，便起身与他昼夜咨询应答，知道他果然可以谋划断定安危治乱的大事，于是抑制自己而听从他。考察书中的记载，只有设置府兵这一制度，能够把散失了千年的百姓收聚起来，使他们隶属于军队，差不多得到三代遗留下来的意义；同时又能不惊骇人们的视听而成就这件事，其功效显现在后世。文帝曾经忧虑文章浮华浅薄，让苏绰撰写《大诰》来劝导，最终竟能改变当时士大夫的文章创作。既然如此，身居人上而想要鼓舞臣下，哪里还会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呢？不过，如果不是文帝内在具有足以认识这些道理的智慧，而苏绰在外又能坚守操守、不向别人屈服，那么也不能肯定他一定能够做到。像他们这样君臣相遇，并不是凭借先王之道，却还能够恳切地用诱导劝说来启发对方；何况那些没有可以凭借的豪杰，难道能够轻易使他们被蓄养和任用吗？凭借德行和力量推行仁政，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至于抑制自己而任用他人，二者却未曾不同。然而，君主能够蓄养和任用臣下，是天下最困难的事。传记说：用自己的行为来取用人才，修养自身要依靠道，修道要依靠仁。道的极致达到不可知的神妙，而人有其具体资质；把道推行到天下国家的实际运用，所凭借的只是它粗略的一面罢了。但如果不能在自身上穷究其精微，那么它粗略的一面也不能用来成就他人。只有能够自爱其身，内心才不敢欺骗自己，外在才不会被事物蒙蔽；这样喜爱和厌恶就无从妄自发生，又哪里还有自我私意呢？能够没有私我，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充实自己，并足以衡量天下的道理；理解别人的言论，使邪正不能隐藏真实情况，又何必担心众人的议论不一致呢？这样，贤能之人的任用就能各尽其才，而没有什么遗漏；凭借天下人的耳目，小人不能假托忠心来诬陷君子，又从旁加以劝勉和禁止，于是小人的愤怒贪欲在幽暗未显之际就已经被抑制，君子乐于与同类一同进用并磨砺风俗，人人凛然知耻。君臣共同在上面谋划，因循旧弊而革新法度；这样，命令在下面推行，就会有忠信的操守，而没有阿附迎合、随意迁就。如果有这样的忧患，难道会出现法度违背民情，而臣下又不把实情告诉君上的情况吗？大概只有虚空才能容纳天下的实情，简约才能掌握天下的繁杂。君主垂下冠缨、整肃衣襟，在朝堂宗庙之间俯仰应对，以无为来处理万机，只是集中精神思考罢了。思考是王者的职责，君臣在这一点上相同，只是所处形势不同。世人只称颂尧舜的无为，却哪里知道君主固然应当无为，而思考却一日也不能停止呢？《尚书》说：‘思考就会明智。’扬雄说：‘对于道而言，就是劳心。’难道不是这样吗？法度即使很好，如果不能用道培养人，就不能使人守护它；而百姓的多少、物产的丰歉，以及法度是否应当因时变革，都必须等待人才来谋划，这难道可以不集中思考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却只想变革法度，这难道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吗？那区区北周，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不过，它能够因一时君臣之间的相互契合而取得成效，仍然足以让人看见它的作用。何况慨然推行先王之道，并且处于大有作为的形势，这本来就不应当不加以论述。《忠臣传》序【陈亮】我读到武庚的事，哪一次不为他流泪呢！唉，忠孝，是立身处世的大节。做臣子的洗雪君主的耻辱，父亲有仇而儿子为之报仇，都是人的至情。估量事情不可能做到，却仍不顾一切地去做，也许是因为我的感情不能不得到伸张。逆料事情必败而不去做，哪里知道我的内心呢？活着尚且惭愧，何况最终也免不了一死，那将凭什么借口来解释呢？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凭至仁顺应天命，凭大义拯救百姓。然而，君主和父亲并没有因为无道就被贬低其尊位，武庚看到太白旗时，一定对此有极大的不忍；可是他没有立即死去，还是有所等待。等到武王即位后去世，继承人年幼，君臣兄弟之间的猜疑和离间正在兴起，所以他将利用管叔、蔡叔的嫌隙起兵，成败暂且不论，只为表明自己的心意，奋然去做，因此即使丢掉性命也不顾惜。我认为武庚是古代的忠臣孝子。世人根据成败来判定是非，所以没有褒扬他，孔氏又有所避讳而不加论述。这样看来，武庚之死，过了两千多年，至今仍不能瞑目。虽然如此，武庚承受的是嫡系继承人的责任，处在道义上必定不能停止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后世而有什么深谋远虑。至于翟义、王陵、毋丘俭、诸葛诞这一类人，并非清议必然要责备的对象，他们低头相随、依附他人，也没有超过常情。而这几个人，忠义之胆奋发而出，看到国家倾覆、自身危急，顾不上这些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仔细权衡自己的力量，只是急于起来扶持国家；即使事情没有成功，他们的心意难道可以诬蔑吗？修史的人说，应该大书特书来作为劝戒，可是只把它归为旅途中的偶然之事，并且还免不了有不自量力的嫌疑，甚至把叛臣的话传述出来，说：“盖棺之后，评价才可以确定。”这难道可信吗？从前贯高说过：“人的感情，难道不各自爱护自己的父母妻子吗？如今我的三族都已经被判处死刑，难道我反而会用君王来交换我的亲人吗？”既然如此，这几个人的心志真是壮烈啊！只是他们所受的冤屈比武庚还要深，我为他们悲伤，所以把他们列入《忠臣传》，以取信于千古、振兴衰颓的风俗，这正是圣人惩恶劝善的方法。《中兴遗传》序【陈亮】

译起初，龙可字伯康在京师游历，同伴们在市肆饮酒，正喧呼大笑。赵九龄字次张从旁经过，他一向与伯康不相识。不久，次张追上去把他拦住，拉着他的手臂，逼他一同饮酒。当时次张的父亲正在河东任职守官，刚刚听说病了。次张把实情告诉伯康，说：“不要为你老父亲忧虑，快走，病就会痊愈。您如果愿意体谅我，就替我暂且留一会儿。”次张不得已依从了他，箕踞而坐，笑着唱歌，纵情谈笑戏谑，旁若无人。次张心中已经觉得他很奇异。有一天他们走到城外，经过麻村，观看大规模阅兵的地方。伯康突然兴致勃发，说：“您也喜欢射箭吗？”次张说：“也颇为喜欢，但不能精通。”伯康说：“姑且试一试。”次张从旁取弓拿箭站起来，射了十箭，其中六箭贴近靶心命中。次张心中很是得意。伯康拾起箭来射，一箭命中，箭箭相连，十箭没有一箭偏差。次张惊讶地说：“您的箭术竟达到这种程度吗？”伯康说：“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在千军万马之中，人的头目不停转动，我意念所指，尚且希望能够命中，何况这是固定不动的靶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次张惊得吐舌，不能收回。过了一会儿，伯康指着那片地方对次张说：“三年以后，这里将全是敌人，您姑且记住它。” 火龙骑日，飞雪满天，这是京师将在那一天被攻破的征兆。因此他发出嘻吁的长叹，不能自我抑制。三年后京城失守，他的话果然应验，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伯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难道是在丧乱之中死于战事，或者奋力抗争却没有成功吗？次张每当想起他的话，就叹息惋惜。绍兴初年，韩世忠在淮西抵御敌军，兵力相当不足。次张献策，请求决开淮西的水来灌溉敌营，朝廷认为他的意见不切实际，因而没有采纳。不久敌军突然退去，韩世忠竭力请求留下交战，敌方酋长派人说道：“听说南朝想决水灌我们的营地，我们难道能落入别人的计谋吗？”次张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用，却仍足以从心理上打击敌人，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次张曾被李丞相征召，得到丞务郎的官职；都督府被撤后，次张也径直归去。皇帝南渡后，次张寄居在阳羡。故将岳飞曾经隶属于丞相军中，次张在军伍中认识岳飞这个人，便把他推荐给丞相，发给文帖补任军校。岳飞后来任统制，遇到皇帝巡幸永嘉，和诸将徘徊在江上，不知何去何从，又缺乏粮食，便准备谋划抄掠。次张听说后竟亲自前往，劝说岳飞把军队移驻阳羡州，供给他们粮食。岳飞因此得以不生变故，阳羡州境也依赖这件事得以安定。有人向赵丞相谈起次张平生的事，丞相很高兴，想任用他。又有人进谗言说：“这个人的心志不可保全；假如让他得志，一定会成为曹操。”丞相因此疑虑沮丧，事情便停止了。次张估量当时不会被任用，于是退居不出，最终死去。从前参政周葵公多次对我谈起这个人，还说：“我曾经把他推荐给朝廷，诸位公卿都责问我：‘子端是端正之士，为什么向我说这种狂生？’”我于是告诉他说：“我们这些人一生谈论王道，讲说《诗》《书》，有一天得到任用，能够从容处于朝廷，掌持纲纪，这就可以了。至于排除艰难、调解纷争，应对仓促而多变的局势，这类人几乎不可缺少。我们既然不能办理，却又憎恶别人能够办理，这是诬蔑天下没有人才，并且期待国事一定不能成功，这怎么可以呢？”我曾经非常赞叹周公的话，对这两位年轻人的为人感到惊异，又惋惜他们的不得志，曾想把他们的事迹传下来却不能详尽，于是叹息说：“世上的豪杰和倜傥之士，沉没在困穷之中，不能自行奋发，来为世所用；想要任用他们，却最终又因疑忌而受阻，像这两个人这样的，难道会少吗？”然而自古以来在乱离战争之际，往往奇才成群出现，卓然投身于建立功名的时机之中；比如建炎、绍兴年间，确实也不少。即使有的人受到压抑而未被任用，有的虽然被任用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有的又没有善终，还不到四十年，已经有人不能说出他们的姓名了，记载这些事情的文章难道可以缺少吗？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想要编集奇闻，写成《中兴遗传》。但我仍遗憾听闻和见识太少，想要向先生和故老详细探求这些事情，所以先为它编定体例，再逐渐补充完善。第一类是大臣，如李纲、宗泽、吕颐浩、赵鼎、张浚；第二类是大将，如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第三类是死节之臣，如李若水、刘韐、孙傅、霍安国、杨邦乂；第四类是死于国事之臣，如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栗、刘竧、徐徽言；第五类是能臣，如陈则、程昌禹、郑刚中；第六类是能将，如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铳；第七类是直士，如陈东、欧阳澈、吴若；第八类是侠士，如王友、张所、刘位；第九类是辩士，如邵公序、祝子权、汪若海；第十类是义勇之士，如孙韩、葛进、石竧；第十一类是群盗，如李胜、杨进、丁进；第十二类是贼臣，如徐秉哲、王时雍、范琼。合为十二册，分别为他们作传，总题为《中兴遗传》，姑且用来彰显他们的事迹，并表达我的心意。不过这部书的开端，是因为惋惜两位年轻人的事迹失传，所以序文首先提到他们。从前司马子长周游四方，搜集旧闻，编成《史记》一百三十篇；他的文章纵横驰骋、变化万端，使读者壮心激发、惊叹不已。只是我是什么人，哪里能使人像喜爱阅读子长的文章那样喜爱读我的文章呢？我正要广泛寻访、广泛搜集材料，以备史官撰史时有所补缺罢了。《新注资治通鉴》序（元）【胡三省】

译古代各国都有史书，用来记载年代和事件。《晋乘》《楚梼杌》，虽然已经不能再见到。《春秋》经过圣人的删削，周王室东迁以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清楚得如同日月星辰。秦国消灭诸侯，焚烧天下书籍，因为各国各自有史书，讥刺秦国先祖，秦人对此尤其痛恨。《诗》《书》之所以还能重新出现，是因为诸位儒者能够把它们藏在屋壁之中。各国的史记都收藏在本国，国家灭亡，史书也随之散失。到了汉代，只有《秦记》还存在，太史公依据《春秋》作《十二诸侯年表》，依据《秦记》作《六国年表》，关于三代则作《世表》。当时，黄帝以来的文书记录仍然保存，记载的年代都很完备。司马子长考察历代谱牒的始末以及五德相传的说法，发现它们都同古文记载不相符合。而且他说，孔子编次《书》，大略没有年月，虽有一些年月记载，却缺失很多。孔子不为它排列次序，大概正是谨慎。司马子长阐述孔子的意思，所以他编列三代世系时只按世代而不按年份。《汲冢纪年》在晋太康初年出土，按年代依次编排，起自夏、商、周，止于魏哀王二十年。这是魏国的史记，躲过了秦火之灾，后来被晋人得到。司马子长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司马子长的史书，虽然分为纪、表、书、传、世家等体例，但自班孟坚以来，没有人能够改易它。虽然《史记》以“纪”来记年记事，但叙事较为简略，大概是因为有关事件分别见于志、传、纪等篇，所以应当简略。自荀悦《汉纪》以来，按年代记事的史书，历代都有作者。只有梁武帝的《通史》多达六百卷，后来侯景叛乱，王僧辩平定建业，与文德殿所藏七万卷书一起，都因江陵陷落而被焚毁。唐代四库所收的编年史有四十一家，共九百四十七卷；王仲淹的《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照《春秋》的义例作传一百卷，也都散失了。如今这四十一家的书，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几部。乙部书把司马迁、班固等人的书列为正史，编年史则次于正史。大概纪传表志一类的书流传之后，编年史只是用来充实乙库收藏的。宋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定、编次历代君臣的事迹，撰成一部编年史书；神宗皇帝认为它可以鉴察往事、资助治理之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为它作序，说明开始编纂和确立主旨的缘由。温公的意图，是专门选取关系国家盛衰、牵涉百姓祸福，以及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警戒的事迹，编成此书。治平、熙宁年间，温公与诸人议论国事，正是彼此评判是非的时候。萧何、曹参所奉行的划一政策，抵挡不住变法者的言论。他被分派到西京任职，不参与国政议论，专心把史局的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他的忠诚、愤懑和感慨不能自已而发之于言的内容，如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关系的议论，以及乐彦祯、李德裕、牛僧孺争论维州一事之类。至于黄幡绰、石野猪诙谐戏谑的话，仍然记在史局官员的记录中，想保存下来以示警戒；这其中的深意，后人不能完全知道。编年史难道只是这样吗？世上的评论者大都说：经书用来载明道理，史书用来记载事件，史书与经书不能相提并论。其实，道无处不在，散布在具体事情之中；根据事情的得失成败，可以知道道在后世的兴废，史书怎么可以缺少呢？作为君主而不知道《资治通鉴》，就会想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混乱却不知道防止混乱的方法；作为臣子而不知道《资治通鉴》，对上就无法侍奉君主，对下就无法治理百姓；作为人子而不知道《资治通鉴》，谋划自身必然辱没先祖，做事也不足以传给后人。至于用兵出师、创立法令制度，如果不知道考察古人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古人的失败作为借鉴，那么求取胜利反而失败，图谋利益反而受害，这是必然的。孔子编次《书》，从唐尧、虞舜开始，止于周文侯受命，并把它同秦、鲁的事情联系起来；《春秋》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谋害智伯的事，《资治通鉴》则把赵氏兴起、智氏灭亡写在相关事件之前，以此说明孔子删定《书》而作《春秋》，《资治通鉴》的编纂实际上承接了《春秋》和左氏传。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搜罗幽隐的材料，汇集编纂成书，实在辛劳。而且修书时分工负责：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三国至南北朝部分由刘恕负责，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负责，分别根据各人的长处交给他们办理，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历经十九年完成，于是把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编成一部书，哪里是一个人的心力、思考、耳闻和目见所能完成的呢？温公自己说，《通鉴》修成以后，只有王胜之借去完整读过一遍；其他人还没有读完一张纸，就已经打呵欠想睡了。这部正文共有二百九十四卷，尚且有人不能全部读完。至于《考异》三十卷，是用来参照订正群书的异同，使它们归于一致；《目录》三十卷，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不只是使各国的事情虽然杂然并录，却清楚地有所区别而已。前代历法的改制、天文运行的失误，都确实记载在《目录》中，难道还能把它同一般书的目录一样看待吗？先父笃好史学，淳祐癸卯年开始患鼻衄，读史一刻也不放下；鼻血洒在书上，积存的遗迹至今还在。他常对三省说：“《史记》《汉书》从服虔、应劭到三位刘氏的注解已经很多了；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裴松之注陈寿的史书，虽然间或有音义解释，实际上都是广泛补充异闻，补足原书未尽之处，以显示见闻广博。《晋书》的杨正衡、《唐书》的窦平、董冲，我不取用他们的注释。”徐无党注《五代史》，只粗略说明欧阳修撰史的笔法和义例，其他方面没有涉及。《通鉴》此前已有刘安世的《音义》十卷，但世上没有流传。释文本来出自蜀人史照，冯时行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本又有温公之子康所作的释文，与史照本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公休在史局任检阅官，既然得到温公亲自口授的教诲，又奉诏与刘、范诸公共同研讨讲明，怎么会错乱悖谬到这种地步呢？我猜想海陵释文不是公休所作；如果是这样，能不能刊正它呢？”三省拱手回答说：“我愿意学习这件事。”乙巳年，先父去世；我竭尽心力处理家事，又从事科举学业，但不敢废弃史学。宝祐丙辰年，我考中进士，才得以充分施展在史学上的力量。从此以后，我出外做官，常常把这些书随身携带；遇到奇异的书籍和人物，一定亲自前往考订订正。

译我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把它整理为《广注》九十七卷，并撰写论十篇。从周代到五代，略述各朝的兴亡。大致完成于咸淳庚午年，我从淮蠕回到杭州。延平廖公看过后认为很好，以礼聘请各家，让我校勘《通鉴》，传授给他的子弟；我因此撰写了《校勘通鉴凡例》。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相国德裕。乙亥年，我随军在江上，所说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用。不久军队溃败，我从小路回到乡里。丙子年，浙东开始骚乱，我到越地新昌避难，老师跟随我，带着妻子儿女得以逃脱，但我的书丢失了。战乱平定、回到家中后，我又买到别的版本，重新为它作注。我起初把《考异》和自己的注释分别插入《通鉴》各篇正文之下；历法、天文方面的内容，则随着《目录》中的记载附带注释。到乙酉年冬天，才终于完成编纂。凡是记载事件的始末、地名的异同、州县建置的分合、制度沿革的增损，都详细说明其中的缘故。至于释文中的错误，全都改正，撰成《辨误》十二卷。唉！注释《汉书》的学者很多。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的解释，并辨析其正确与否；臣瓒总汇各家的说法，又用自己的见解加以驳正；到了小颜的新注，又讥评服虔、应劭的疏漏错乱仍然很多。苏晋的剖析判断大概很少，反而指责臣瓒的注释有差错，诋毁蔡谟的说法互相抵牾。他自称已经穷尽水流、追究根源，综合会通，辨别解释，再没有遗憾之处。然而刘氏兄弟用来议论颜师古的地方，正如颜师古议论前人一样。人们茫然不觉察前人注释的错误，我知道这一点；我自己注释中的错误，我却不能知道。古人注书，文字简约而意义显明。如今我的注释，广博固然广博，但要返回简约，却还没有做到。世道推移，文公这样的儒学宗师也随之凋零，我无法再找到可以取法订正的人。有人劝我到北方的中国去求学，唉，我确实有这个志向，但我已经衰老了。旃蒙作噩年冬十一月乙酉日，正值冬至。天台胡三省，字身之。《书》《续后汉书》序【郝经】自建安末年起，曹氏废黜汉朝而自立，国号魏；孙氏占据江东，僭越称帝，国号吴。昭烈帝刘备以汉室宗子的身份继承汉统，在蜀地即位，讨伐贼寇，图谋恢复汉室，最终却没有能够统一天下，反而归于晋。晋平阳侯相陈寿，原是汉朝的官吏。汉亡之后出仕于晋，撰写《三国志》，让曹氏承继汉统，却不承认昭烈帝，称其国为蜀，轻视它是偏据一方的僭伪政权。这样一来，统绪体制不正，大义也不明，纲常秩序因而紊乱，所以各种称号和论议都失去了正当性。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认为三国之中应以蜀汉宗室为正统；魏虽然接受了汉的禅让，晋仍然属于篡夺，直到蜀汉灭亡，汉朝才算真正灭亡。他上疏请求越过魏而承继汉统，以端正统绪体制，但没有被采用。宋元嘉年间，文帝诏令中书侍郎裴松之采集《三国志》异文及各家说法，总计几十家，为陈寿的史书作注，补充其缺漏，辨析其错误。裴松之用力虽然勤勉，却也不能改变统绪体制。历经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七百多年，三国仍列在三史之后，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宋丞相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才开始改称蜀为汉，但仍以魏为纪年记事，并把昭烈帝视为僭伪。到了晦庵先生朱熹为《资治通鉴》撰写《纲目》，贬斥魏而以昭烈帝章武年号的元年承继汉统，统绪体制才开始得到纠正。然而，本史正文仍然沿用陈寿的史书。我曾听缙绅先生谈论此事，认为陈寿的史书一定应当改写，我私下早有这样的志向。中统元年，朝廷诏令我担任持节使出使宋朝，告知宋人元朝登上帝位，并与宋通好、止息战争。宋人把我留在仪真馆舍，不让我进退，于是我便打破旧稿，说明编纂体例，从汉写到晋，以此改订陈寿的史书，撰作表、记、传、录以及各种序、议、赞。十二年夏五月，我向两淮制使印应雷借得两汉、《三国》《晋书》，于是撰成正史，以裴松之注中的异同、《资治通鉴》的取舍和《纲目》的义例相互参校刊定，归于详实，确立昭烈帝承继汉统，视魏、吴为僭伪。十三年冬十月，书撰成，共有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合计九十卷，题名为《续后汉书》。它发扬昭烈帝隐而未显的光辉，揭示孔明宏大的志向，驱除曹操、曹丕的阴险奸诈，揭破司马懿、司马昭的深沉心机；阐明正道，排斥异端，辨明奸邪，表彰风节，甄别义烈，考核正统与伪统；对于曲折隐微的地方，传述其中的义理，以典章制度作为征验，并以道德为根本，追溯到六经的源头，弥补三史之后的缺失，使千年来的蒙蔽在一旦之间豁然开朗。古人著书，大多是因为圣贤之道被遮蔽不明，因愤懑而作；屈平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这样。然而，这些著作当时都被昏暗的现实所遮蔽，流传百世却光彩长存，所以韩愈说，拿那一方面来比较这一方面，究竟谁得谁失呢？如今我被幽禁到了极点，而编纂这部书，大概也是继承古人的志向。《正统八例》总序【杨奂】

译唉！正统的说法，给天下和后世带来的祸害太大了！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没有在孔子、孟子以前出现，因而得以滋长蔓延，却没有人知道剪除遏制它。通考古今，既不以用叛逆手段夺取天下为嫌疑，又把世系和土地看得很重，这难道算正当吗？后世那些用叛逆手段夺取天下而不感到畏惧的人，是陆贾的说法首先倡导了这种观念，王莽、曹操、拓跋氏的祖先又加以掩饰。不说‘我有惭愧的德行’，也不说‘武王的武功还没有完全达到至善’。汤、武顺应天意、回应人心，尚且还认为有所不足，何况其他人呢？若从世系来说，禹、汤、文王、武王就要和桀、纣、幽王、厉王并列了。却不说‘残害仁德的人叫作贼，残害义理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反而容许他们因土地而并列。从土地来说，秦灭六国、晋平吴、隋平陈，以及苻秦的窥伺，梁、魏、周、齐之间不停的争战，都是这种观念激发出来的。不说‘凭借武力而假托仁义的只能称霸，称霸必定要有大国；凭借德行实行仁政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等待大国。汤只有七十里土地，文王只有百里土地，这就是以王道为正统。王道所在之处，就是正统所在之处。’如果不是这样，假如开创者开始时不合乎正道，守成者末了又不谨慎，反而助长君主好大喜功的欲望，必定要到百姓糜烂之后才停止，那么这种祸害哪里数得清呢？因此，我纠正诸儒的曲说，鉴戒历代的行事，用一句话概括为八个条例：得、传、衰、复、与、陷、绝、归。什么叫‘得’？例如帝挚以后，陶唐氏得到天下；夏、殷灭绝以后，汤、武得到天下，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从秦、隋开始，年号下必定书写‘得’呢？是希望借此警诫后世。没有看到它罪恶严重便使其绝统，是私心；看到它罪恶严重却不使其绝统，也是私心。一代之后传给另一代，本来就是‘传’。武德、贞观年间的事情，既在高祖名下书写‘得’，接着又书写太宗得到天下，这是为什么？要推究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把功劳说成‘我的功劳’。功劳已经显著，夺取嫡位的罪过难道能够掩盖吗？却说‘传’，这是荒诞。可悲啊！虔化的战事还没有洗雪，灵武的帝号又建立了；李亨即位不正，后来习惯于作乱，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君子为此惋惜。这是变例中的第一例。什么叫‘传’？就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以后传给启，以及周成王、周康王这一类。什么叫‘衰’？就是周道衰落于幽王、厉王，汉朝政治衰落于元帝、成帝这一类。什么叫‘复’？就是少康布施德政，太甲思念先王的常法，宣王修治而使政教重新显明，以及文王、武王的功业这一类。晋惠帝、唐中宗则不同于此，属于所谓恢复正统，所以附带记载。以上是蒋乂的说法。惠帝已经恢复帝位却又被夺去，为什么？是责怪他受贾后的控制，甚至废黜自己的儿子，以致造成朝廷内外道德秩序的混乱。他不够刚强，德性不够刚强，君主之道就丧失了。中宗也曾改换年号，但韦后参与政事，使武氏余党的势力又重新显露。所谓‘与’，是说为什么承认其正统、保存其名分呢？有本来就应当承认的，有不得不承认的。昭烈帝是汉室宗族的后裔，最终接续汉室祭祀，是本来就应当承认的。晋武帝、元魏孝文帝，则是不得不承认的。既然昭烈帝承继魏统，那是保存正统吗？曹操和王莽的罪恶相等，却排斥王莽而接纳曹操，究竟是什么心思？这是党附魏、献媚晋，陈寿还不值得责备吗？又说‘不从汉那里取得，而从群盗手中取得’，难道是在奖掖篡夺吗？魏、晋以后直到梁、陈，习惯于篡夺和弑杀，好像已经订成了约定：今天封为公、为相国，明天便进爵称王；今天请求九锡，明天便加上天子的冕旒，声称出行时清道警跸；今天僭越即皇帝位，降自己的君主为王、为公，明天便杀害他，亲临朝堂。唉！从你那里出来的，必将返回到你自身，你难道也不思考吗？史书把这些都记载下来，接受禅让的先儒却把它们一概称为‘正统’，这算什么教训呢？有人问：既然说晋不能算‘得’，为什么又斥责它夺取魏而承继？既然斥责它，为什么又承认它？顺应生出顺应，违逆生出违逆，这是天理。上天所暂时借给人的东西，难道能够废除吗？又问：为什么后于此的政权不能承认？这是因为厌恶它。为什么厌恶它？厌恶它使祸乱延续。否则，乱臣贼子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公羊传》说：‘记录中原而简略外夷，舍弃刘宋而取元魏，为什么？’是因为痛惜中原诸夏没有君主。大明年间，荒淫残忍，实在太过分了。中原采用夷狄的礼制，便成为夷狄中的夷狄；夷狄如果进入中原并采用中原礼制，就成为中原之人。况且肃宗扫清大盗，回车京城，不称作‘复’而称作‘与’，为什么？是为了暴露他自行立为帝的事实。五代却承认明宗、柴氏、郭氏，为什么？是赞许明宗具有王者的言论。希望上天早日降生圣人，就是这个意思。周太祖因为厚待百姓而约束自己；世宗如果不死，礼乐或许可以兴起。可惜上天没有多给他几年寿命，使通达天意的功业在将要完成时陨落。所谓‘陷’，是什么？夏朝有寒浞，汉朝有诸吕，新室、晋朝永嘉之祸，以及唐朝的武氏、韦氏、安史、黄巢、温庭筠等僭越叛乱，都是这种情况。始皇十年就列入‘陷’例，为什么呢？有人说：把秦置于大乱和不合道义境地的，是秦始皇；诱使秦始皇陷入大乱和不合道义境地的，是李斯。君主的职责，在于审察任用宰相；这一年正是李斯再次担任丞相之年。憎恶罪恶的人应当迅速而严厉，所以把这一年揭示为不明智的鉴戒，以彰显辅佐宰相的重要性。又问：景帝即位之初、明帝永平八年，为什么书作‘陷’？因为轻视通行的丧服制度而开启异端。轻视通行的丧服制度，是灭绝人的天性；开启异端，是扰乱天常。即使这是出自承平时期的贤明君主，也不能因此不纠正他的过失。为什么要以此严格告诫后世？回答说：‘绝’，是自己断绝正统；桀、纣、胡亥这一类就是这样。又问：‘归’是什么意思？唐虞时代虽然有丹朱、商均，但天下讴歌和诉讼都归向舜、禹；桀、纣在上，而天下臣民的心已经归向汤、文王。又问：汉建安十三年为什么系在刘备名下？因为有当阳之战。假如我没有被百姓抛弃，百姓难道会抛弃我吗？《诗经·皇矣》说‘于是眷顾西方，回头向西寻找百姓的归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商纣末年，正是纣王的德行造成了这种局面。苍苍上天不忍心辜负百姓的愿望，急于寻找能够使他们安定的方法，而它的心意常常在于文王所说的暗中积德。又问：‘归’有时还附带‘陷’，为什么？

译这是为了表明天下不能有两个君主。请问，唐虞的禅让，夏后、殷、周的继承，为什么存而不论？回答说：圣人已经通过《春秋》的笔削作出裁断了。为什么从周敬王癸亥年开始记载？回答说：是痛惜圣人已经去世，微言大义再也听不到了。周朝时代却记载秦国的事情，为什么？是为了显示秦逐渐发展起来的过程。秦的僭越叛乱无法制止，就显出周朝的衰弱。秦人承接三代的余绪，混合疆域而统一天下，任凭自己的心意肆行，灭绝先王的典章礼制，专门任用执掌刑法的官吏；祸乱的根源既已形成，流毒便无休止。唉！王道不明，赏罚不修，已经很久了。那么，阐发天理的真诚，规范人情的虚伪，除了这样还能先做什么呢？所谓‘通载’，是唐尧、虞舜、三王治理成功的法则，以及桀、纣、幽王、厉王造成祸乱的既往事实。所谓‘通议’，是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兴亡的实际情形。因此仰承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并且全部记录而不遗漏；追究其大概，不过是善行可以作为训诫，恶行可以作为警戒罢了。前代贤哲的旨意，果然符合礼法所取的原则，难道敢强行替它判断可否吗？如果有违背义理而应当舍弃的地方，我一定用自己的浅见加以补充，希望足以成全它的良好法度和美好用意。难道忍心放纵地提出割裂、没有根基的议论，只是陷入乖戾吗？大概得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彰显；善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分辨；劝善惩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明确。即使绵延经历千百世，正统之所以成为正统，也会清清楚楚。卓然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君主，假如能够察知这些话，而不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们，每天思考如何敦厚道义的根本、堵塞功利的源头，那么国家安宁长久的福祉，坐着就可以实现；这对天下百姓来说，难道不是极其厚重的幸运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七 （明）贺复征编 ○序七 《大明日历序》【明·宋濂】洪武七年，岁在甲寅，五月初一日，新修《大明日历》完成。从皇上在临濠起兵、登上帝位起，一直到洪武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是反复谆谆告诫的事项、征伐的先后次序、礼乐制度的沿革、刑法政令的施行、群臣的功过、四夷的朝贡，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全书合计一百卷，藏在金匮之中，副本存放在秘书省。甲寅年以后，每年再行修订，续藏于此。唉！上天树立君主，君主奉行天意，能够汇合日月星辰、五岳之气的人，大概是可以数得出来的。然而皇上生于南方，却成就了统一华夏和夷狄的盛业，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只有皇上如此。他的功绩高过万古，这是第一点。元朝末年骚乱不已，皇上从民间奋起，原本没有登上帝位、建立帝业的念头。后来怜悯百姓陷于水深火热，才从群雄手中夺取土地而安抚安置百姓。与古人相比，好比汉高帝刘邦，他取得天下的正当性是第二点。他平生用兵，百战百胜，从未遭受挫败；直到承受天命出而治理天下，规划治理国家的大政，也都是由一心筹划。文臣武将不过是仰承他的成算而已，这是他独自禀受完全智慧的第三点。皇上敬畏天地，一举一动都戒慎森严，如同神明在上。到了郊外祭祀时，他始终把上天存于心中、视于眼前，感到上天赫然降临，甚至不敢抬头仰视。他施惠于贫弱百姓，又担心有一个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贪污的官吏以及豪强狡黠之徒，如果有加害百姓的行为，必定用刑法威慑他们。这是他敬天勤民的第四点。后妃居住宫中，不参与丝毫政事；外戚也遵循理法、畏惧法令，不敢倚仗宠幸而危害百姓。宦官之类，只供职于洒扫等事务。这些都是古人深以为患的事情，如今全都没有。这是他家法严明的第五点。军队是国家的大权，全部归于朝廷。有征伐之事，便诏令大将佩带将印统领军队。事情结束回朝后，便上章交还印绶，士卒各自独身回家。这是他军事政权有统属的第六点。唉！皇帝的功德难以称说，超过前代圣王，不是一两点可以说明的。今天《日历》所记载的筹划谋略、显赫功业、宏大长远的规模，其根本大概都源于这些。然而史书关系重大，古人称之为直笔，不夸大赞美，不隐瞒罪恶，务求合乎天理人心的公正。没有这件事却曲意记载，固然不对；有这件事却漏记，更不对。何况英明的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而负责记注的官员又经常迁调变换，无法穷究圣德的高深。我和宋濂有幸每天侍奉皇上闲暇相处十多年，因此对这些事情了解深，观察也精确。正因为观察得精确，所以这部书颇可说是掌握了事实真相，问心无愧。现在趁《日历》编成之际，谨慎地把其中的大要揭示在卷首，使日后修撰实录的人有所采择，希望能够把真实情况传信于千万世。臣宋濂谨作序并上呈。《通鉴纲目考证序》【朱右】

译上虞徐昭文考订朱子《通鉴纲目》的凡例，以考证刊本中的脱漏错误，并补充朱子尚未完备的地方，共若干卷，题名为《考证》。它可以使后世的人受到教益，这项功劳不小。我于是为它作序说：大道盛行的时代，典章礼仪、任命征讨都源自上天，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史书可以不必撰写。大道已经隐没，礼乐、征伐出自陪臣，刑罚、爵赏又不向众人咨询，我的老师孔子大概不得已，只好把二百四十二年间典章礼仪、任命征讨的裁断权寄托在《春秋》中，这就是《春秋》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英明君王不再兴起，治理教化没有显著成效，奸臣和女后擅权乱政日益严重，司马氏撰述《左氏传》而编年记事，追溯到韩、赵、魏三家，也因为王纲所维系、典礼所保存之处，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存在其中。朱子又以《春秋》为祖法编修《纲目》，把年代的久近、国统的离合、政刑的得失、人才的贤愚，分别大书以提纲挈领，分注以完备文辞，确实领会了《春秋》笔削所遗的旨意。后世的借鉴，确实清楚了。近代尹起莘有所阐发，已经相互依附；汪克宽考辨异同，又有许多地方不够精确。近来把朱子凡例同今本参照会合，难免产生疑问。如今读了徐君的《考证》，便像冰雪融化一样豁然明白了。其中重大的例子，如王莽弑杀皇帝，必定加写‘进毒’；曹操、司马懿进爵，必定加写‘自为’；刘裕、朱晃称帝，必定标明他们的姓氏。君臣之义，严峻得不可侵犯。汉昭烈帝章武三年，分注写建兴；晋武帝太康十一年，分注写永熙，父子之间的次序，叙述得井然不乱。又如汉景帝尊奉太后，便加写薄氏；刘禅立张氏为后，便加写贵人，用来区别嫡庶、贵贱的分别。窦宪称为舅，梁冀称为后兄，杨坚称为后父，杨钊称为贵妃兄，用来惩戒外戚僭越窃权的祸患。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等人，都书作宦者，用来防范宦官干预政事的祸患。拓跋禄官、南诏酋龙的死，都按死亡来记载，用来警戒四夷扰乱的渐变。李从珂必定书作养子，又用来揭示异姓断绝后嗣的危险。其他如高后废黜少帝，便改称为主；霍光辅佐少主，便改称为帝。至于临视写作幸，攻讨、诛杀、弑逆等事，无不特别留意而详细记载。一字的褒贬，善恶都无法逃脱，这样朱子的立言宗旨就没有丝毫差错。他们君臣贤能与否的事实，政治治理或荒乱、兴盛或衰败的关键，都已经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学者从此没有缺略抵牾的忧患了。徐君用心，可以说既公正又勤勉。假如朱子复生，一定会发出‘后学足以启发我’的感叹。这部书流行之后，可以使人认识典章礼仪、任命征讨的根源，端正礼乐、征伐的权柄，难道不会关系到世间的教化吗？《宋遗民录序》【程敏政】我曾经读到宋代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三人的事迹，为他们感到悲哀。而且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平生著述又大多在兵火以来散失。唯独在相互唱和、称述的作品中，还能从各家别集中考见一些。我在斋居闲暇时，便将这些材料搜集编纂起来，附上当时与他们意气相投的人，编成十二卷，题名为《宋遗民录》，作序并收藏起来。序中说：‘唉！宋朝待士人是多么厚重，而士人报答宋朝竟然这样啊！江南江北都已经易主，皇帝成为臣下，勤王抗难的卿相也已经被俘或死亡。可是这三个人都是平民，做文天祥的门客，起初从未做过高爵位的官，也未享受过优厚俸禄，却独自始终拳拳不忘宋朝：有的想在君主还活着时为君主而死，以成就自己的名声；有的想在君主已经死后使君主的志业复生，以彰明自己的志向；有的想在宋朝灭亡之后保存其庙祀，在王气已经断绝之后延续它，以求尽到自己的心意而不辜负君主。天理和民间伦理，借此得以不灭。这样以后才知道宋朝留下的谋略是善的，而士人厚重的报答，可以作为拥有天下国家者的鉴戒。直到今天，人们谈论这三个人，往往还以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为遗憾。然而我曾私下考察三人的事迹，已经领会到他们的内心了。’ 当他们气数已尽、世事改变之后，徘徊流连在残山剩水之间，孤独而愤懑，激烈而悲痛，长声哀号，仿佛没有容身之处。只要有机会出力，面对锋利的刀刃也在所不辞。他们环顾四周，并非不知道自身只是沧海中的一粒粟米，但纲常大义维系着他们。因此，他们宁愿像管宁、陶潜那样贫贱也不后悔，确实是因为看见天理民彝不可以泯灭。然而考察他们一生的行迹，也不过是求得不辜负自己的内心罢了，难道一定要别人已经知道吗？可是他们的志向已经在青天白日之下光耀轰鸣，即使经历万世，光彩也常新，不会同海变桑田一起消逝。本来就不是像世上那些浅薄的丈夫，建立了一点点功劳，非要等到把名字铭刻在鼎彝、镌刻在琬琰之上，才认为名声可以永存。由此看来，这三个人难道会因为史书记载与否而有所增损吗？我才疏学浅，只能不断搜集他们残存的篇章断简，伏案阅读；他们的言辞刚劲如风雷，光耀如日星，感伤故国的情怀洋溢在言语意旨之外，使人实在不能读完一篇，常常因此毛发竖起，眼泪鼻涕交错流下，仿佛在九原之下看见他们本人，凛然富有生气；想要跟随他们交游，却再也无法做到。何况同他们同时交往的人，也都是慷慨悲歌之士，有的相互唱和，有的称述其事，都足以唤起人的忠义之心，振作末世的委靡风气。百代以后，有人读到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的人格，一定会有人把维护天理民彝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在百代之上同他们心神相契、精神相交。那么，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编纂到末尾，又附上元朝君主兴起缘由的论说，一方面依据故老的传闻，一方面参照史传的记载，明确可信，可以使后世没有疑惑。这大概又是为了在地下安慰三人不忘宋朝的心，而宋朝留下谋略的善及其所获得的报答，也在这里显现出来了。《忠节录后序》【李东阳】

译《忠节录》一卷，是少师谦斋徐先生所记录的尚书吴公友云为节义而死的事迹。吴公是宜兴人。洪武初年，历任官职至刑部尚书，后来出任湖广行省参政。当时元朝梁王占据云南，尚未平定。高皇帝命吴公前去晓谕。恰逢梁王派他的臣子铁知院等二十多人出使漠北，被我军俘获。皇上将他们释放，命令他们和吴公一同前往云南边境。铁知院等人劝说吴公改动诏书，一起欺骗梁王；梁王也派人来劫持他，逼令他穿胡服相见。吴公仗义直言，以死发誓，终于遇害。梁王命人收敛他的遗骸，送到四川的给孤寺收藏。此前，金华王忠文公祎奉命出使，也因不屈而死，距离吴公遇害仅两年。后来云南归入版图，朝廷才知道吴公死亡的实情。等到吴公的儿子黻来申明此事，朝廷才命令用驿马车将遗骸送回安葬，并允许黻入国子监为生。黻贫穷，不能把吴公送回故乡安葬，只好在武昌旧治安葬，并因而把户籍登记在长子县。如今已经过了两代。弘治初年，李尚宝应祯出使湖南，寻访吴公墓却没有找到，于是撰写传记使其流传。后来都御史王公诏巡抚云南，听先生讲述吴公的事情，说王忠文在正统年间已经获得赠官、赐谥，并在当地建立忠节祠祭祀；唯独吴公的事迹没有显著表彰。王公便替吴公向朝廷请求。今上命令重新追赠吴公为刑部尚书，谥号忠节，与王祎一同祭祀，并将祠额改为‘二忠’。这就是徐先生所记录的，大略已经完备了。当初黻安葬吴公时，士大夫们写作忠节诗，编成一卷；连同诰命、遗书也都在火灾中毁失。潘子安《海天青啸集》中有诗一章，刘职方子高集中有诗四章，都是为吴公所作，所以一并收录。此外，凡是书信、奏章、公文以及后来又作的赋，也都附在后面。我们朝廷采用夏制改变夷俗，以纲常建立天下，并用风节来激励世人；对于勤于国事、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必定有褒奖抚恤的制度。即使是前朝还没有来得及知道、没有来得及实行的事情，也都举而实行，不因人已经远去、时间已经久远而有所忽略，周详而法令严密。云南远在万里之外，前朝残余势力曾残害我朝忠良，而吴公的名声事迹显著，历经一百多年仍如同一日。英宗的抚恤恩典和今上的秩禄祭祀，大概是推行高皇帝荫及子孙、遣返遗骸安葬的意旨。唉！时代变迁、境遇改变、兵革扰攘之际，即使在宫廷和京畿之内，节义被埋没的人也很多，何况其他地方呢？金华的文献在国初极为兴盛，所以王忠文的事迹最为显著。吴公的名声虽然受到前辈看重，但如果没有像徐先生这样，文章足以影响一代、言论足以使天下荣辱的人替他说话，那么他的事情最终不会得到昭雪，抚恤的典礼也未必能够实行。尊崇德行、报答功勋的权柄，原本取决于国家的公论，竟然是这样啊！至于表彰前代贤人、光重乡里的事情，只是徐先生余力所及的小事，而其中更重大的意义并不在这里。《忠义集序》【何乔新】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多年，以仁厚立国，以诗书培养士人，以节义激励士大夫，所以士人百姓受到感化而奋发，都知道舍生取义是美德。等到宋朝遭逢变故将要灭亡时，有为宗庙而死的，有为社稷而死的，有为君主而死的，有为城郭疆土而死的。下至山谷中的儒生、里巷里的妇女，也有秉持义理、守抱节操，发誓至死不受辱的。唉！汉、唐末年哪里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呢？南丰水村刘先生埙、如村刘先生麟瑞，生逢宋元交替之际，担心忠臣、烈士、贞妇湮没无闻而不能流传；水村作《十忠补史诗》，如村作《昭忠逸咏》，都根据他们亲自见闻的事迹加以记录，大概属于野史一类。他们的同乡赵秉善把两位先生的作品合成一编，又附上汪水云、方虚谷等君子感伤时局、悼念往事的若干作品，总称为《忠义集》。当时元朝统治天下，忌讳谈论宋朝的事情，各位儒者只能私下相互传抄记录。经过长久流传，遗老几乎凋零殆尽，后辈不知道前辈感伤故国的悲哀，这部集子也几乎和尘埃、虫鼠一起在破败的箱子里毁坏。上舍生赵君玺，是两位先生的同乡，从一位老农家中得到这部集子，读后为之悲伤，于是校订补正其中的讹误缺漏，拿来给我看。我接过来读它，看到观文履善回答博啰的话，看到谢君直写给留梦炎的书信，不禁慨然长叹；看到吴楚材回答录事诘问的言辞、朱浚与士兵的言语，顿时毛发悚然。只恨不能生在他们那个时代，帮助他们一起怒骂。看到刘锐的小儿子下拜接受药物，看到王士敏把诗书写在衣襟上发誓以死自守，又泪流不止，不能自已。唉！宋朝三百多年教育培养人才的成效，在这里可以看见了。于是整理为七卷，抄录下来并收藏。浙江佥宪王君廷光看到后，感叹说：‘这部集子所记载的，多是《宋史》遗漏的事情，不能让它失传，应当把它刻印出来。’并嘱托我为它作序。唉！忠义是人的大节，根源在天性，具备于人心。凡是立身天地之间、被称为人的人，谁没有这种天性，谁没有这种心呢？只要存养这种天性而不丧失，便会形成浩然之气；一旦遇到事变，面对刀刃、踏入鼎镬也不畏惧，就像这部集子所载的各位君子一样。前代正人曾说：‘读《出师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孝。’我认为，读这部集子而不叹息流泪的人，还能称作人吗？廷光辅佐外台，作风威严凛然，诚心诚意地想刊刻这部集子并使它流传，他与这部集子的情感契合实在深厚。《汉纪序》【何仲黙】

译从前左氏依据经书作传，编年记事的体例已经确立。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叙述帝王的事迹便有本纪，记录贤臣的行为便有列传，说明制度便有书，联系年代世系便有表。从此以后，历代史家都奉行这种体例，但不能精微简约地安排文辞，有的缺少事实要点而义理又没有归宿，到了极端，便流连堆缀，篇幅泛滥，错杂得无法阅读。我对此不禁慨然有所思，想要体会那一代著作者的用意。从前我在京师，曾读荀氏《汉纪》，这部书是取法左氏编年体例，同时又取《史记》某一体例而成的。至于君臣附带记载，事物全都彰明；天人关系一并包举，灾异祥瑞全部列出；政治的治乱互相考察，成败一同陈述，得失相互显明，美恶彼此呈现。即使是一时、一人、一事的踪迹，前后虽然分散记载，本末却一定完备。篇章安排仿佛有法，名义丝毫不乱；阐明幽微，摄取显著；论赞全都精当，可以说概括了史鉴的要领，探究了史籍深处的情实。难道不足以同古代良史的才能并列吗？学者说经书是承载道理的，史书是承载事实的，所以凡是讨论文章学术，横向割裂事实和道理，却不知道反过来说明二者，最终没有条理贯通，怎么能不违背正道呢？《易》排列卦象器物，《书》陈述政治，《诗》采集风谣，《礼》叙述礼仪器物，《春秋》记载列国时事，都没有舍弃事实而空谈无形之理。表现形态和道理的是事实，治理事实的是道理，所以事实顺当，道理就能得到体现；事实违逆，道理就会丧失。天下万事都是事实，而道理也由此得到验证。因此，经书和史书都是记载事实的书，只是圣贤哲人的言论成为经书罢了。所以记载事实的人，假如不能洞察性命之奥妙，穷尽事物的实情，也就难以同他讨论著作者的境界。《重刻旧唐书序》【文征明】嘉靖己亥年，吴郡重刻《唐书》完成，这是御史闻人诠想要刊刻流行的书。全书共二百卷，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它是后晋宰相、涿郡人刘昫所撰，朝廷命我文征明为它作序。考察唐朝令狐德棻等人所撰的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到吴兢时才把前后史料合为一书，共一百卷；柳芳、韦述接着编纂，从义宁年间起到开元年间止，只有一百多年；后来于休烈、令狐峘依次增修，从建中年间起到大历年间止；元和以后，则由崔龟从编成。此后韦澳等人又增修，总共成书一百四十六卷。柳芳等人又有《唐历》四十卷、《续历》二十二篇，都是当时的纪载文字，还不是完整的史书。后晋改受唐朝国命，刘昫等人才依据旧史续成这部书。然而五代史中刘昫的传记没有记载此事，难道是这部书出自当时史馆，而刘昫只是以宰相身份主持其事吗？但已经无法考证了。有人说五代战乱频仍，文气卑弱，而这部书编年次序没有法度，详略失当，不足以流传久远。宋庆历年间，朝廷诏令翰林儒臣刊修，从庆历甲申到庚子，历时十七年，编成新书二百二十五卷。与旧史相比，删去六十一篇列传，却增加三百三十一篇列传；另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续撰仪卫、选举、兵、艺文四志。所谓事实比以前增加，文字却比旧书省略，确实采用了当时表章奏议的语言；至于品评赏赐和诏令制词，也被认为宏大博洽、精审核实，超过诸家。实在是因为宋景文、欧阳文忠都是当时优秀的史才，而这部书确实经过二公之手，所以朝廷内外尊崇信任，新书于是取代旧书而流行。然而议论者认为新书用字奇涩，失去了史书的体裁；删削诏令，过于简略，确实不如旧书。司马氏编修《资治通鉴》，全部依据旧史，对新书却没有采用。只有周益公称赞它删去繁复归于简约、把今文改成古文，符合所谓文字比旧书简省的说法；而刘元城却认为事实增加、文字省略，正是新书的缺点。唐庚尤其严厉斥责它，于是极力称赞旧书的优点。他所引用的‘决开大海来救火，引鸩毒来止渴’的话，难道只是对偶工整而已吗？它本来就是一代名言。那么，这部新书难道可以不流传吗？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段秀实请求辞退郭晞，有‘我戴着我的头’的话，新书删去一个‘吾’字，议论者认为失实，这是对的。但旧史《段秀实传》竟然完全不记此事。段秀实的大节，固然不因这一句话而增损，而这件事也确实卓异可喜。柳宗元叙事尤其号称奇警，而且郑重地把文辞送交史馆。如果这样的材料都不能收入史书，那么被遗漏的事情也就太多了。更严重的是，它还诋毁韩愈的文章，说《顺宗实录》繁简失当，不善于取舍。奇怪啊！这难道就是晁氏所说的遗漏很多、是非失实吗？作史实在太难了！作者的心术有邪正，文辞义理有工拙，见识有浅深，史书也随之不同。关键在于传达真实、传扬事实，不失去事实本身罢了。如今两部书都在，工拙、繁简、是非、得失，没有什么能够掩盖。那些斥责《新唐书》为扰乱正道的说法，确实是过分的议论；但有人因此就废弃旧史，难道又可以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八 （明）贺复征编 ○序八 《皇明同姓诸王传序》【明·郑晓】

译明朝兴起后，同姓诸王很少。所谓宗庙附祭的十五王，都是追封的。当时，明朝从江左开创基业，距离边塞万里，近处也有几千里。虽然曾经谋划迁都咸阳，又下诏迁往汴京，但当时没有来得及实行，议论便中途停止了。高皇帝驱逐戎虏出塞，又平定中原，开始谋划时考虑到最终结果，防范安排极为周密。于是大力开设宗室封国，错落分布于天下，选派诸子，环绕北、东、西三面边疆。文皇帝英明谋略盖世，在北平开设王府；那里天险地利，在诸藩王中首屈一指。北平以东，经过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围大宁，控制边塞，山戎地区作为宁王封地。越过山海关，跨据辽东、辽西，沿海直到朝鲜，连接开原，与东北各夷互市，作为辽王封地。北平以西接连古北口，临近雍河，中间经过上谷、云中，巩固居庸关，遮蔽雁门，作为谷王、代王封地。雁门以南，太原是都会，内外有河山屏障，作为晋王封地。渡过黄河向西，经过延庆、韦灵，又渡过黄河向北保卫宁夏，倚靠贺兰山，作为庆王封地；同时兼有崤山、陇山的险要，周、秦都城附近的土地和牧野，直通金城，作为秦王封地。由金城向西渡河，统辖张掖、酒泉等郡，向西扼守嘉峪关，保护西域诸国，作为肃王封地。这九位王都靠近边塞，因此城郭比曹国、滕国富庶，兵车比鲁国、卫国强盛，无不辅以元侯，佐以宿将；权力尊崇，可以制定命令，势力与抚军相当。肃清沙漠时，营垒帐幕彼此相望；同宗室结好时，往来车马接连不断。至于周、楚、齐、潭、鲁、蜀诸王，分封并列在内地，也都掌握兵器、旌旗，统领军队，炫耀武力。大概天下草创时有利于分封诸侯，世道动荡时依靠宗室；斟酌周、汉制度而由县官供给衣食，难道会有尾大不掉的忧患吗？吸取宋、唐的教训而使诸侯在小国中受制，必定不会有沉溺覆亡的灾祸。天下太平时足以用来亲近宗族，时局危急时也不难重新振作。这就是思王用来控制边表、宋侯用来谋划策略的原因。等到弊端产生，盘石虽然坚固，髋骨和大腿却无法分解。叶高进献贾谊的策略，而齐王、黄王最终导致晁错的谋议；逼迫凌辱越来越深，猜疑怨恨也逐渐积累。建文年间，群臣如野鸡般遭祸，燕王如龙般腾跃，利害相继发生。靖难以后，朝廷矫正偏差、鉴戒覆辙，更加笃厚亲亲之恩；然而骄纵恣意又重新萌发，朝廷稍稍加以裁抑，多次下诏训诫，规劝教诲恳切深厚，而齐王、谷王仍不悔改，最终辜负了朝廷私下的宽贷。宣德初年，叔父们有两人不安分，汉王因义而灭亡，赵王因恩而保全。从此以后，天子掌握纲纪，收束法网，法度一天天严格：一次不遵法令，便削夺俸禄；再次不遵法令，便削夺兵权；三次不遵法令，便削夺爵位。贤明的傅氏终于老死在梁园，尊贵的亲族却在魏阙断绝了踪迹。即使力量如晋、郑两国，也无需依靠勤王之师；即使顽强如吴、楚，又凭什么能够抗拒汉朝？因此，八十多年间，虽有囚禁之事，却没有听说过郊外主刑官杀戮宗室的事。到了正德年间，寘鐇狂妄奸狡，终于在边远地区突然起兵；宸濠凶狠奸诈，长期窥伺神器，不到一月，便身死国除。如今皇帝俊美有德、明于伦理，每次颁布诏令，总是首先想到宗室。诸王拱宸、宗海，喜好礼乐，品行良善；即使尧亲爱九族、周朝享有万国，又哪里值得一提呢？聚集百姓，没有比治理财用更紧迫的事；使百姓安定，没有比通达时势、实行变通更重要的事。洪武年间，亲王每年俸禄为米五万石，其他用度也不少于一万石，而且还不包括婚丧吉凶的赏赐。髙皇帝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足，不久便将其削减了六分之一。如今列入宗籍的，有二等王、三等将军、三等中尉、五等主君，以及尚未赐名、尚未封爵的疏属、庶人和罪庶人，大约有四万多人。王府俸禄逐年增加，民间财力却日益困窘，甚至有同住在蓬屋中、分一张饼充作饭食、年过四十仍未婚、十年还不能下葬的人。唉！骄纵满溢就会横行而触犯法纪，困窘贫乏就会放纵而产生叛乱之念；它们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却不早作安排，难道可以吗？我略述前朝典制，撰成《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篇、《王五庶人传》三卷，以此作为明白的鉴戒。《皇明异姓诸侯传》序【郑晓】

译我朝最初兴起于淮甸，很快平定江东，收取拓展疆域，统一华夏。灭汉的功劳最大，攻取幽燕次之，再次是汴梁；秦、晋、齐、鲁又次于吴，再次是闽越，再次是蜀，最后是滇南。当时，获封的功臣享有租税，虽然不能分封土地、统治百姓，但有铁券、宝纶，以及上天盟誓、太庙授予等荣典；追尊褒崇的礼遇超过商、周，世代赦免的恩典宽于汉、魏。髙皇帝顺应时运、开创天下，刑法采用重典；蓝氏、胡氏奉诏平反，诛杀铲除者达数万人，相国所受惨祸甚于拘禁萧何，督府所受严刑甚于诛杀越国之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功劳太高而过失太大，疑忌积累、嫌隙深重吗？君主即使想宽容，执法官吏也会极力罗织罪名，于是宠爱俸禄被剥夺，宗族姓氏被消灭，这也是形势和时运造成的。何况革除之后，辉祖因为守义而获释出狱，景隆因为辜负国家而长期拘禁；江阴失守，辽西、长兴丧师，真定、越嶲、安陆等地的诸侯，刚刚承受收复之功，最终都沦为平民奴隶，所以幸存的只有魏、西平、武定三家。成祖靖难时，按九门、坝上、白沟、沧州、藁城、夹河、灵璧七次战役论功；后来又向北驱逐残余军队，向南擒获交趾首领，向西平定羌番，向东捕击倭寇。旧日的恩典加上新的功绩，连投降者和奴仆往往也登上封爵之列。洪熙、宣德年间，文教逐渐兴盛，九位伯爵都手持车辕，跟随出塞合骑征讨，颇称得上没有僭越。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四郊战事频仍，奸党贪图天位；到了己巳、丁丑年间，分剖符信、授封的人更加多了，不久便遭诛杀、夺爵，存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成化年间，国家太平，屯兵细柳、出征居胥；虽然军法仍然严厉，但查核封爵多有泛滥，因此能够传世的很少。弘治年间天下太平，谨慎对待名位和权器，获封者没有听说过。正德年间，任意废弛典章，滥封到了极点。如今皇帝涤荡乾坤，恢复祖宗法宪，登极诏书首先记录擒获反贼宸濠的功劳；随后主持宗庙祭祀，回顾祭祀先祖、助祭群臣，悼念开国元勋，复兴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五姓得以续封，这确实是善于继承先志。至于外戚因恩泽而受封，洪武、永乐年间还没有先例。增寿虽是文皇后的同胞弟弟，但参与靖难密谋，死于朝廷，长陵对此深为悼念，于是封他的儿子为定国公。到了献陵即位时，才开始彰显皇后的恩典，封为裕陵，又封其弟升为爵；从此逐渐增加封赏、褒奖和申明，彼此援引。如今皇帝说：营丘凭借鹰扬之功而分封土地，建成以马歃血接受盟约；皇后家族的封爵，皇祖从未制定典制。魏定封为公，虽有亲戚关系，实际是因为他有开国、靖难和辅佐皇帝的功劳；彭城、惠安二人军功占其功劳的一半，可以照旧世袭。其余人都应革除爵位，只因先朝的恩命而记录在册，并且让他们终身保有。此后庆阳、太和都停止封爵，后来逐渐陈情请求，有的只得到都指挥、指挥等官职。如今考察历朝受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中封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共二百零七人。到了今天仍能世袭的，只有四十四人。其中以文臣身份受封的，公一人、伯八人，不能世袭的有七人。我大略考察他们的事迹和世系，编成《异姓诸侯传》，让后世能够阅览。至于道德、功勋、功业最为显著的人，则记录在各篇《名臣记》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人〕 《皇明直文渊诸臣表》序【郑晓】

译明朝兴起后，设置中书省，韩、魏二国公以太师、太傅兼任左右丞相，汪氏、胡氏继任，但不能兼领三公。党狱兴起，死刑、流放的达数万人，于是下诏天下罢除中书省和丞相，以五府、九卿分别治理各项政务。监察御史许士亷请求恢复三公府，髙皇帝没有听从。然而蓝王以凉国公身份仍兼领太傅。当时，翰林春坊官考察各司奏启，署名为“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人即使担任殿阁大学士，如宋讷、吴伯宗，也只是侍奉左右、准备顾问，不能像丞相那样参与裁决国事。成祖省去公孤之职，却下诏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竒、胡俨、金幼孜七人入直文渊阁。内阁参与机密政务，是从建文四年开始的。阁中有文渊阁印，印文独异于各司；凡封进诏书草稿、进呈答复章疏，都使用此印，不能下发给各司。若下发各司，则使用翰林院印。各司上报内阁，也称为上报翰林院。翰林院官员进入内阁，也是从解缙开始的。不久，解缙出任交趾参议，胡广任祭酒；文简下狱，文穆早逝；杨荣、金幼孜在长陵任事二十三年，官职不过五品。献陵重新设置公孤之职，西杨开始加授少保。内阁官员升任三孤，是从西杨开始的。东杨在榆木川立有大功，特设谨身殿大学士一职。谨身殿设置大学士，也是从东杨开始的。景泰年间，才有孤卿进入内阁，大概从王文开始。先朝重视冢宰，即使内阁首辅历任二三十年，也不能兼任吏部尚书。内阁兼领吏部尚书，也是从王文开始的。内阁从来没有兼任四种官职的人；若有，也仍然从王文开始。陈循、髙榖后来竟兼领五种官职，徐有贞以武功伯兼任大学士，自署为掌文渊阁事，更是毫无意义。徐有贞之后的二十人中，只有万、丘二人以卿、孤身份进入内阁，其余都是修撰、赞善、通参、少卿、少詹事、侍郎。从焦芳直到现在，不是孤卿就是六卿，只有翟銮以侍郎兼任学士。因此，内阁的职权重于中书省，体制地位尊于三公府。中书省和三公府的名称虽已废除，内阁的权力和地位却更加隆盛了。在此以前，内阁官员也会调任外职。宣德年间，陈山、张瑛因为请求各司关说而被调出；陈山去教授小内使，张瑛则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年间，也调江渊出任工部尚书，并不只是解缙、胡广二人如此。内阁官员入阁，也未必全都出自翰林院。西杨原为齐府审理；文简原为中书舍人；文靖原为户科给事中；文清原为监察御史；文达原为吏部主事。近来的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贵溪诸人，也分别是中书舍人、主事、给事中。历代圣君严密防范奸邪，同时广泛搜求贤才，因此内阁诸臣大多能够尽职。三杨共同辅政，历事四朝，镇定危疑，消除谗言和嫌隙，文武并用，内政安定、外部宁静。四十多年间，号称太平治理。昭后去世后，裕陵亲自执政，一时任用五位宰相，才干器识平常，权力归于宦官王振，国家几乎动摇。景泰年间的诸臣，因人成事、庸庸碌碌；强者肆意妄为，弱者沉默退缩；有的暗中支持邪谋，有的曲从秘密诏旨，储君更换，官职赏赐纷乱。天顺复辟后，诛杀、流放、削职、驱逐，台阁官员几乎一空。从此辅臣忽然升迁、忽然罢退，恩宠和待遇微薄，甚至有人被囊头押入诏狱，有人持戟戍守边疆。南阳被斥退后又留下，最为专权而且任职长久；他当面陈述谋略，公开上章抗议。六卿用人得当，各项政务没有积压。成化年间，文宪、文毅遇到关系纲常的事情，叩击宫门竭力进谏。当时正逢佞臣得宠，他们请求赐剑而执行诛杀。弘治初年，大奸臣幸免逃脱，海内百姓欣喜。宜兴、洛阳、端靖、寛绰、长沙、余姚、文雅、谅直等人，太陵多次在白天接见，虚心听取意见，和颜悦色，振作精神访求贤能，将要大有作为。但诸君子志在宽容，意在使蛊乱得到宽缓，多思考而少决断，白白错失了良机。然而十八年间，以财物能使百姓富足为富，以少事征伐为军威，以缓刑免死为恩德，以仕进太快为羞耻，可以说是让百姓休养生息、培植国家元气了。正德初年，逆瑾掌权，完全驱逐方正的大臣。芳宇本是衣冠中的盗贼，混迹于禁宫之门，几年之间便使天下混乱。新都守正而善于应变，才干绰绰有余，仍有硕果留存，正可以渡过大川。虽然关于大礼的议论未能与宫闱意见协调，但他挽救时局的功劳，已经列于鼎铉重臣之中了。如今皇帝登基，如龙飞腾、如虎变化，独自掌握国家纲纪；辅臣仰承美德，早晚不暇，都能够修饰诏令、兴制定礼乐。这难道不是在闾巷遇到贤才胜过占卜求梦，都俞相和的风气几乎接近古代君臣之间的进谏和纳谏吗？现在把直入文渊阁的官员编成此表，共若干人，选择其中最杰出的列入《名臣记》，其余人都略次第记述他们的事迹，以备阅览考察。《建文逊国记》序【郑履淳】我曾经读《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事情，看到家国兴亡必定有其原因，大概是天意与人事相互符合，并不是偶然的幸与不幸恰好造成的。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一统而世代相传，只有秦、隋是自取灭亡。秦朝暴虐横行，隋朝奢侈淫逸，它们的灭亡都不是没有天意。读《逊国记》，我私下感到奇怪：建文君并没有秦、隋那样的情形，为什么突然灭亡？髙皇帝重新缔造乾坤，功德光照三代；陵墓的土还没有干，贤能大臣和久经战阵的老将仍然在，边境没有事故，安闲地启用铠甲，正是成王、康王时期的旧景。文皇从南方而来，却忽然势如破竹，这是为什么？人们都责怪方孝孺、黄子澄谋划国家太疏漏，有人说汉文帝是上天授予的，即使少帝有伊尹、姜太公那样的人辅佐，又怎么能够保存帝位？真是这样吗？上天把帝位交给谁，后世嫡长子却未必都能善于继承。成汤传位给孙子，文王舍弃伯邑考；扶苏最终死于上谷，汉惠帝没有后嗣；隋朝杀死杨勇，唐太宗从秦王而起；宋朝直到孝宗才由太祖后裔继承，文皇也是如此。上天所确定的命运，自古以来人们都看得出来。建文君臣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居升的奏疏说，灾祸逼近如晁错之祸，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上天要使谁兴盛，谁能不被废弃？所以我考察编年史，参照野史，编成《逊国记》，以补遗缺。传记说：“要以后羿的覆辙为鉴而施行德政。”经书说：“勤勉地施行明德，使众多诸侯国得到盛大享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逊国臣记》序【郑履淳】

译髙皇帝亲近贤者、喜爱士人，磨炼激励英豪。虽然平定乱世时崇尚严威，施行刑罚毫不宽贷，但冰霜、雨露其实都体现着造物主平等化育万物的心意，因此天下人都受到鼓舞而归向他。建文继承先祖武功，恭敬地体行祖训更加深厚。人们看重名节，士人珍惜廉耻。试试看革除时期遗留下来的事情，当时为义而死的大臣有多少？考察书契以来的历史，没有比这一时期更盛大的。文皇以义为名起兵，周公率军驻扎在江上。金川门没有守住，建文是髙皇帝亲生嫡子，岂能同改姓夺位之人相比？他英明刚毅、豁达开朗，远远超过建文。假使有人才智如管仲，能够以忠于髙皇帝为忠，那么也会忠于文皇；日后与杨蹇齐名，也未尝不可。为什么竟甘愿赴鼎而死，把捐弃生命当作自己的安适呢？宗室后嗣突然灭绝，而守志不变；同党亲属都被消灭，而内心不动。精金经过百炼更加坚劲，长河即使万次曲折也必然向东。其壮烈足以使鬼神哭泣，赤诚能够贯通天日。方孝孺、陈迪显露出刚烈如暴铁的节操，尤其光明皎洁。至于周景等诸公，则根据时势采取曲折周全的做法，最终保全了大义。其他人有的名声可知而事迹无考，有的事迹可考而姓名不传，数也数不清；又哪里没有姓名和事迹都湮没的呢？诗歌不见于蛾眉之中，难道还有多少人因为颜色举动而预先决定命运吗？大概除了推戴建文而留名的人以外，人人都像荀息、豫让一样。这里所表现的浩然正气，是天生植立的，哪里是听闻伯夷之事后才产生的呢？古人称赞商朝一代的人心和风俗，我私下认为，髙皇帝陶铸人才的教化，比商朝还要超过。《尚书》说：“已经经历了三个世代，世道变化，风俗也随之迁移。” 髙皇帝改变夷狄风俗而使天下归于华夏，大力施行文德。如今才过三个世代，而培养士人的成效已经如此。此后四十八年，才有了己巳之变。距离戊申年已经八十多年，德教更加深厚，本来应当有像文丞相、李侍郎这样的人，光耀我中华，甚至盛过建文时期才对。可是当时那些临阵赴死、奉命捐生的士人，竟寂然无闻。难道人才不如古人，竟会突然有这么大的差异吗？平时敢于直言、操守清白，与临难时抗节而死、忠于君国，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自己巳年以来，又过了一百二十年，朝廷大臣中敢于直言、操守清白的固然有许多值得表彰的人，但要寻找能够端正人心、改善风俗，像汉代长孺、唐代韩休、宋代田锡、欧阳修那样显著的人，却实在不容易。即使找到这样的人，也未必能安稳地任职。由此推测他们救济艰难时局的能力，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唉！人才关系到气运的盛衰，士气又系于人才的兴替。因此我特意详记逊国诸臣，将他们附列于《名臣记》中，不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名声不被磨灭，也为了表明当今人才不可忽视。承担风俗教化责任的人，或许会因此受到感动。《史论》序【归有光】西汉以来，世道多变，典籍浩繁，学者终年钻研也不能穷尽。宋代号称文教兴盛，当时能读史书的只有刘道原；司马温公曾经说：“自从编成《资治通鉴》，只有王胜完整读过一遍，其他人还没读完一卷，就已经想睡觉了。”如今科举之学日益趋于简便，当世人互相讥笑，把通经学古看作时文的弊病，史学也更加废弃而无人讲论。遗石先生从年轻时就沉迷喜爱史籍，仿照古代论赞的体例写成数万言的书，而先生尤其珍爱、秘藏，不肯轻易给人看。往年他在黄冈掌教，常常和客人乘舟游览赤壁；船中曾经带着几卷《史论》。正好督学使者将要到来，先生渡江走出百里去迎接他，船到青山矶时，风浪突然大作，船几乎倾覆，他只问随从：“《史论》还在吗？”这与司马公所记孙之翰的事非常相似。孙之翰的著作得到司马公和欧阳修、苏轼二人的推重，后来才在世上大为显扬。先生从三代五经的典籍一直写到宋朝灭亡，贯串千年，并不只写唐代一朝的事情。苏东坡所谓“暗中与人的心意相合”，世上一定会有人理解它。我还是童子时，因为是姻亲家的子弟，得以侍奉先生于几案手杖之间；先生一见我，便期望我成为天下名士。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落拓无成，恐怕终于会沉没湮灭，辜负先生的教诲。而先生的门人往往做到高官。先生当时在黄冈，一时之间藩司、臬司官员出任西陵，便在学宫中执弟子礼拜见先生，诸生都惊叹不已。如今福建省右辖秦鳌，更加笃厚地遵守师门情义，每每想为这部书作表章，却没有来得及。先生对我说：“你替我的书作序，但不要有所称述，只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喜欢读书，年老了也不厌倦。”我接受命令连声答应，退下后谨慎地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卓行录》序【归有光】从前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既然首先用道德教化百姓，还担心百姓不能合乎中正，于是制定礼制来防范。君上的赏罚、政令以及一切治理百姓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归于礼。即使到了使用刑罚，也只是说用刑来使百姓合乎法度而已。孔子以平民身份承接帝王之道，却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退下来和弟子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开始以仁作为教化。但对于他的高等弟子和当时有名的卿大夫，他们在仁德方面，孔子似乎都没有轻易认可。至于孔子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那么孔子的论述从来没有超出礼的范围。只是古代圣人用礼教化天下，使君子、小人都达到礼的要求；至于孔子对于求学的人，只是专门讲君子所应做的事，用来治理心术最细微之处，不过是因循礼中最精微的部分罢了。然而孔子最终也没有对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所以说：“得不到中行之士来交往，那就一定要选择狂者、狷者吧？”中行之士，他所达到的境界应当接近仁；对于狂、狷之士，孔子大概也没有深深拒绝。因此，对于隐逸之民，没有不逐一加以评论排列的。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论述极其精密，方法也尤其严厉，使世上的贤者稍有不合中道，便都成为圣人所弃；而乡愿一类人反而能够窃取中道的相似表象，用来迷惑扰乱世人。孟子知道弊病竟然如此，所以推明孔子的志向，对乡愿尤其深恶痛绝。由此说来，到了后世，如果得不到中行之士，即使是过分的行为，难道不也是君子所看重的吗？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难道能和世上那些少廉鲜耻的人一概而论吗？从司马迁、班固以下，直到范晔，都有“独行”的名目，只是选取他们奇特异常的事迹，却不分条立目。《唐书》在《卓行》之外，又另有《孝友传》。大体说来，史家的裁制虽然不同，但扶助纲常、警戒世人、激励风俗，其宗旨始终是一样的。国家统治天下二百年，金匮石室中的收藏没有广泛流传于人间，却也时时散见于文章、碑志和稗官野史之家。休宁程汝玉撰《雅志》，颇多抄取并分类汇编，共成若干卷，题名为《卓行录》。这些事迹虽然不全都合乎中行之道，但总的说来不违背孔子的志向，所以替它作这篇序。《吴越史纂》序【汤显祖】

译《赤城先生集》记载春秋时期吴越的事情，内容很详尽，而且多次按照义理严密地加以绳正和贯串，这部书似乎可以流传而不会废弃。只是我对吴越之间的情况有所感触：战争的由来，在吴越江湖之间，百姓性情急迫，取舍进退颇为轻率。泰伯、虞仲披散头发采药，蛮荆人喜欢他们，于是奉他们为君。后来楚汉之际，吴芮在江湖之间聚集民众，人们也因此奉他为君。虽然这与当地风俗容易教化、便于改变有关，也说明那里的民性不看重去留取舍。因此说，吴地多次出现反叛之气，从淮南兴起直到百粤，历时长短虽不一、姓氏也不相同，但大势是可以看见的：都迅速壮大而又迅速灭亡，完全没有依凭山河、延续广大、厚重安静的意味。传说说，兵乱的妖祸由人兴起。泰伯兄弟多次谦让，成就了最高的德行；后来阖闾等兄弟叔侄却因争夺国家而相互残杀不止。时势既然如此，谋臣伍子胥必然会到来；伍子胥一来，吴国必然称霸；吴国称霸，西施必然会进入吴国。西施一来，必然会挖出伍子胥的双眼，并使吴王夫差的心智受到迷惑，越国也必然取得吴国。司马氏有八王之乱，于是氐、羌乘机进入中原，形势一向如此。地势上，吴国像咽喉，越国像尾部；建立国家后，两国必然互相图谋。这也是延陵季子、王子搜不愿做君主的原因。范大夫似乎有道术，保全吴国后离去，但也未必没有保全越国。因为学生有奇异漫漶的见闻，所以谈到这些；了解我的人，大概会这样说吧？《列国史补》序【王衡】记载当今历史，要依靠我的史书；记载古代历史，要依靠众多史书。今史记载详细，古史记载简略；详细之处把治乱成败归于具体事势，把是非归于议论。按册考察，十件中还有二三件不会遗漏；简略的材料则在土蚀虫蛀、残败不全的遗存中若有若无。如果不在这里立案，又到那里检验、概括、参照、合并，就会纷乱而无法辨别。如今世人喜欢诵说司马迁的《史记》，只是认为其中的列国世家未免粗疏简略，把这看作司马迁的缺点。难道没有看见秦火焚书、汉代法网的惨烈吗？七制以来，孔壁、冢墓中的藏书相继发现，家国、车乘、名号等资料十分完备，但作者却寥寥无几。苏子由感叹前代史事记载粗疏，而他自己所作的古史，除了左氏和两国史书以外，最终也没有一句褒贬来提出新的疑难、订正旧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豫章魏华容氏对此深感惋惜。他先用全部力量完成全史，又大略编成《列国史补》，以《左氏》《国语》《国策》为根本，旁证《公羊》《榖梁》、杜氏年谱等书；相同的材料就分别举出，互异的材料则交错列举而取其中正。事情有疑，就用情理加以验证；情理有疑，就用义理加以验证，务必求得最为恰当才停止。人们说，华容通晓上下三千年的事情，好像数一数二那样熟悉。凭他的深厚通达和明辨才干，即使让他执三寸弱笔，记录起居注、考察郡国书而依次编排，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我私下感叹，事情并不是这样。古史中有不同的地方令人怀疑，今史中相同的地方也令人怀疑。古史容易辨析，却难以编纂；今史容易编纂，却难以辨析。春秋时期，姑且不论董狐的直笔、南史氏的简册，也不能说不合乎名史的标准。即使《公羊传》《榖梁传》有许多瑕疵，其优劣也清楚可见，不必深思便能看出。战国策士的诡诈十分厉害，但人的勇敢和谋略、欺诈和反复，有时反而会留下漏洞让人看见。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才，他尊崇黄老、推重奸雄，后世尚且能够推测他的微妙意趣而加以褒贬。因此说，读古史难而又容易；至于今史，优劣都显露出来，人们也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隐藏什么。试看如今宗庙朝廷之间，青简上写的奏书、白简上记的诉讼，都言之有据，使主事者从左右两方面听取意见，更何况史书呢？那些金匮石室中的记录，既像鼎书、泥封那样秘密而不可窥见；而丛杂的谈论、野史笔记，又都把墨笔当作心中武器，以涂听途说作为车舆。我能和谁互相作证呢？这就好比市场上众人喧闹，如果设置公正的标准并安排参伍考验，必定能够查得实情；但那些藏在腹中的诽谤、停留在嘴边的话、在家庭中争吵的事情，即使面对面逐一质问，又能怎么办呢？唉！后世撰写史书的人，大概走到困境了吧！《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九 （明）贺复征编 ○序九 《史记》序【明陈仁锡】

译见到善行却不欢喜，见到恶行却不愤怒，这就是君主的境界。文章也是如此。容易欢喜、容易愤怒，是文章的下乘；不欢喜、不愤怒，则很难说清楚。见善不喜、见恶不怒，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六经就是如此。至于遇到值得欢喜的事情并非无缘无故地欢喜，遇到值得愤怒的事情并非无缘无故地愤怒，假装欢喜却也像真的欢喜，假装愤怒却也像真的愤怒，《史记》这部书就是这样。唉！《易》是文章法则的祖宗，《诗》是文章的铃铎。高妙啊，《易》！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树立卦象就足够了，何必再多说呢？《史记》难道不是把心意表达得更充分吗？神妙而明察，默默地成就万物，这是《易》；神妙而沉默，这是史书；神妙而喧发，难道接近《诗》吗？《诗》的语言在于兴起联想：它可以由辟雍的鼓钟兴起，也可以由卷阿的车马兴起；可以由辛劳忙碌的官吏兴起，也可以由白驹般的逸民兴起；可以由继承延续的古人兴起，也可以由鸡鸣时的夫妇兴起；可以由前驱的将帅兴起，也可以由同仇敌忾的妇人兴起。它既包容天下人，可以使人相互应和，可以形成风诗、雅诗，却不加品评题断，于是正直和淫邪自然显现。因此，世道太平时，运用兴；兴用得过多，就会繁杂，繁杂便可以删削。风俗浇薄时，运用气。气运用失当就会骜悍，骜悍便会日益蔓延。因此孔子不厌恶繁多，却厌恶蔓延；他在《诗》方面不崇尚气势，而崇尚兴寄。这层意思只有太史公懂得，其他人并不懂。为什么呢？西汉有文章，东汉有月旦评论；有文章时，人人喜欢表现自己；有月旦评论时，人人都害怕暴露自己。文章就像景星庆云，是可以看见却无法躲避的东西。太史公对于书无所不取，有些本可不取却故意保存；对于人无所不收，有些本可不录却故意记录。为什么这样做呢？难道是为了自成一家之言吗？他却平静自若，并不想以此劝导世人。人能够立言、立德、立功，即使三者一项也没有，却仍有卓然自见的兴味，太史公便感到快乐。唉！这种乐意终于能够酿成百代善于作文者苦涩的言辞，使它变得甘美柔和；也使百代评论文章的刻意苛求变得平和，让读者看到真正的欢喜仿佛欢喜，假装欢喜仿佛并不欢喜，常常像是触及了可喜之处而又不直接欢喜；看到真正的愤怒仿佛愤怒，假装愤怒仿佛并不愤怒，常常像是触及了可怒之处而又不直接发怒。太史公又感到快乐。唉！弹劾，是人人都不愿意承受的；诽谤，是自己也不愿意承受的。称誉别人却是在弹劾别人，称誉自己却是在诽谤自己，这都是自己和别人所不愿意承受的。像《万石君传》《刺客游侠诸传》，何曾有一个字是在称誉他们呢？读者却击节叹赏，认为那是真正在称誉他们。唉！这就是兴象。天下明眼人少而肉眼人多，堂下的人多而堂上的人少；如果让肉眼之人争相炫耀以迎合自己的心意，让堂下的人彼此起舞来造成声势，那么事业就会兴盛，争论就会停止，天下便和平了。又如神仙诸传，何曾诽谤君主呢？其实是在自我诽谤。能够自我诽谤而不避讳，也就能够弹劾别人而不使人愤怒。为什么呢？月旦评论的弊病，不在于苛刻地要求别人，而在于宽恕自己。这部书开始读于丙寅年除夕，能够解释的就加以解释，不能解释的就放置不论。太史公不求深解却强行解释，后世论太史公也不求真正理解他却强行索解，这些都是过错。离卦文明之象出现时，万物都相互显现；《史记》是古今文人都能在其中相互显现的书。唉！鼓动、舞动它，以穷尽其中的神妙；风和水相遇而变化，造物主也不再沉默。能够读懂《史记》，就可以和他谈《诗》了，也可以和他谈《易》了。《汉书》序【陈仁锡】我曾经劝人读《史记》，也曾竭力对父兄谈论此事。但子弟十岁授读，十六岁用功，二十岁便可以成为文坛巨擘，次一等也能称为山谷之才。等到读《汉书》，又更进了一层。《史记》韵致超逸、格调奔放，穿插舍置，铺叙事情；《汉书》则典雅庄重、森严整饬，确实是朝廷廊庙之文。等我多次阅读《汉书》，又有新的体会。开始认为它是精密裁剪、宏大构筑，仿佛从天上架起楼台；后来反复品味，才发现其中芬芳而有香气，仿佛重新张挂红灯，擦亮眼睛观看长剑；赶紧拿《汉书》与它的色泽相比，只见蒸郁绚烂，这是真实的色彩，不是刻意涂饰。大概我曾说，《史记》是古今最伟大的织工，绵延不绝写出万千言语，淡雅得仿佛没有说话；《汉书》是古今最大的染坊，锦江灌口的艳丽光莹，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能够得到两家门径而进入其中的人很少。学习《史记》而学错了，就像商人抱着布匹；学习《汉书》而学错了，就像嫫母涂脂。即使如此，文章还是有文心的；文章的色彩从内心发出，由君主和父亲倡导。汉代天子的文章怎么样呢？中正和平，汉家的诏书接近这种境界。唐代以后，代天子发言、撰写高贵制作的才士，往往题写姓名和官职；汉代诏书却没有听说由哪位官员专门撰写、由哪一个人独擅其美。这就说明汉代天子的文章，本来不是他的臣下所能代作的。试举一两个例子：百姓生了孩子便免除劳役两年，这不是髙祖七年的诏书吗？正当春天和暖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百姓不能和草木众生一样各自享受生活，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又怎能不忧愁，这不是文帝的诏书吗？凡有父母亲人去世的，都不要服劳役，使他们能够收殓、送终，尽到子女的孝道，这不是地节四年的诏书吗？已经死去的人，怜悯他的丧事；尚未出生的人，保护他的胎儿。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者和困穷者，多么令人悲伤啊！那些金马门、天禄阁、石渠阁中的贤士，能够拿着简册来说明其中一个字吗？这也就是说，文章的心就是文章的色。汉代天子有文采，所以汉廷大臣有文采，汉家的文字也有文采。博士、议郎和公卿共同商议国家大事，这是议论的文采；学者专门治一经，使其家学世代相传，这是传经的文采；六曹掌故没有不专门学习的，这是典故的文采；斩将夺旗、出使绝域，这是疆域的文采。像荀悦、袁宏，才力足以摹拟司马迁、班固，却宁愿安于自己的质朴，也确实不屑于重复二公的余音，这是文字的文采。唉！得到荀悦、袁宏而和他们谈论《汉书》，就是把无色看作有色了。如今一味剽窃它的文采、偷取它的韵致，家家手里拿着一部《史记》或《汉书》，也就仅此而已。《三国志》序【陈仁锡】

译我读完《三国志》时，正停船在济阳以南，池中荷花盛开；饮酒直到半夜，仿佛有人在那里歌唱《鹤鸣》，想起古代的太白酒楼。我慨然产生遥远的遐想，独自站立了很久，放舟提笔，私下感叹孙氏诸公年纪太轻，才华太奇，志向太锐利。可惜公瑾率军远征长江，声称要讨伐汉贼曹操；子敬拒绝曹操而迎接刘备，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使曹操多了一个敌人，也为自己树立了同盟；孙吴忠诚而有谋略的，不过这两个人罢了。伯符以义断绝与袁术的关系，袭击许都、迎接皇帝，谋略十分壮烈；最终被剑击中，临死时呼唤孙权，殷切嘱咐他举用贤能、任用人才来保全江东，这种情形如今在哪里呢？曹操篡夺就篡夺罢了，他确实有杀害汉朝的事实，却借拥护汉朝的名义行事；像歆、若、虑之流，亲自牵挽后臂，两个贼人与曹操合起来就成了三人。至于用兵用人、施展奸雄才能，古今奸雄也没有超过曹操的。那时想要杀掉曹操、曹丕的，只有董承、刘阳、魏讽、金祎、耿纪、韦晃、吉本、吉本之子、以及邈邈的弟弟穆罢了。唉，昭烈帝了解孔明，若没有龎徳公、司马徳操、徐元直，便不会知道；等到刘备得到孔明，如鱼得到水，即使关羽、张飞同床而寝，也不能夺走这份信任。然而博望烧屯，已经显示出孔明自己的将略，难道全都出自忠武侯吗？汉、魏以来，要想不扰乱自己的心志实在很难。徐元直把忠武侯交给昭烈帝，是把汉室的方寸之地托付给他，把魏国的发肤性命托付给他罢了，哪里会有什么扰乱呢？龎徳公说：“人的取舍、行动和停止，都是人的巢穴，各自得到栖宿之处罢了；汉家的方寸之地，也是人的巢穴。”季汉的君主处在险境中反而更加坚贞；后主即位后，把一切政务交给丞相，丞相去世后，三十年不改变法度，是贤明而且能守成。季汉的臣子中，蒋琬、费祎文雅而遵守法令；姜维没有废止征讨，治理军国事务时间最长，勤劳而又憔悴。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诸葛瞻、诸葛尚、诸葛彤，众人和黄崇都以死守节而著名，心志光明，有足以称道之处。我认为三国的人才如同春秋时期，但陈寿记事不如《左传》，所以文辞声誉稍逊。孔明类似子产，子产用来治理郑国是有余力的；他的优点是施政不越轨，但也苦于谨慎严密而没有余地，所以谋划格局略显狭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评论。汉朝的事情重大，或许可以由徳操诸公先行承担；替诸公做事容易，替忠武侯做事困难，因此忠武侯是无人能及的。《藏书》序【陈仁锡】卓吾先生隐居了，但他人物的奇异、著述的丰富，如同珠玉一般；山因之明亮，河川因之妩媚，有些光彩不是自己想遮掩就能遮掩的。他的声名显赫，已经充满海内。有人说，先生的为人和他所写的书，令人半信半疑，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两类人都是远远听到声名而彼此思慕，尚未见到形貌便对着影子吠叫罢了。先生高迈、严肃、清洁，如泰山、华山般崇高庄严，不可亲近。听他说话，清冷得仿佛尘土全都消尽；但实际上又完全依据人情和物理，句句切实而不虚浮。只要一旦承蒙他接待，没有不突然感到心神清爽、从此自新的。世上的学者沉溺于流俗，在听闻见识的沿袭中迷失；对于他人的话，如果不是自己耳熟能详的，便不肯相信。先生衡量古今，独出胸臆，不受任何规摹仿效。听到的人有时把他的话视为河汉无极，不值得惊怪。孔雀、翠鸟夸耀自己的华美，回头照看影子而自我炫耀，人人都怜惜它们，这是固然如此。若是蛟龙兴起云雨雷电，阴云遍布百里，受到震惊的人固然不少，但最终还要依赖它的功用。难道只是微小的露水、细巧的媚态，迎合世俗喜好，就值得称道吗？先生的话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总的说来，众人的怀疑比不上贤豪的信任，怀疑者的恍惚也比不上信任者的坚定。我知道先生的书必定能够长久流传。学者重新熟悉先生的书后，既把它当作衡量是非的镜鉴，又把它当作占卜吉凶的蓍龟。我又知道后世学者将不再怀疑。即便如此，海内如果只是因为读得痛快便高声歌唱，天下喜爱卓吾的人，反而会成为祸害卓吾的人。因此，喜爱卓吾的文章，便连同相信卓吾的是非判断及其过失，也是一种错误；或者因为怀疑卓吾的是非，便遮蔽卓吾的文章，也是一种错误。所以我把这两方面都悬置起来，不偏执一端。不然，弱侯读书，是卓吾的知己，何必要把知己所肯定和否定的都取来，再反过来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呢？《续藏书》序【陈仁锡】学者一定要读书，一定要了解人，一定要做事。但没有读尽天下的书，不要轻易著书；没有认识尽天下的人，不要轻易议论别人；没有经历尽天下的事情，不要轻易做事。雷霆风雨，是等待我而发动的，难道可以自己先惊慌迷乱吗？如今的豪杰一定谈胆气，但先辈把持重、弘厚深沉、能够容人、能够成事作为宗旨；小心谨慎而胸怀广大，本来就是胆气的根基，也是雷霆风雨在无声中召来的原因。本朝的德政、行政、政事，全都超过百代而延续至今；语言文学似乎稍有逊色。又想到，也许语言的弊病在于太多，文学的弊病在于因袭；如果连政事都尚且难以考察，更何况德行呢？所以，能够读书知人的人出现，能够做事的人也会出现；不能因为文学和语言而忽视他们。《续藏书》过于简略，《献征录》过于泛滥。我庄重地阅读国史、天下郡邑志，又旁搜百种野乘，收集遗文逸事和略有评论的著作，姑且依照卓吾所编的内容，略加诠释编次，附在季氏《藏书》之后。《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 （明）贺复征编 ○序十【以下为文类】《战国策》序

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言：我所校订的《战国策》，中书本的各卷错乱混杂，又有《国别》八篇，篇数残缺不足。我于是依据《国别》大略按时代编次，把没有次序的分别取来互相补充，删去重复，共得三十三篇。原文字多有误写脱落，甚至残缺半字，如把“赵”写成“肖”，把“齐”写成“立”，类似的错误很多。中书原本的书名，有的称《国策》，有的称《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我认为，战国时代游说之士辅佐各国，为各国出谋划策，所以应当题为《战国策》。书中所记，是继《春秋》以后直到楚汉兴起，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现已全部校定，写在竹简上，可以缮写流传。序言说：周王室从周文王、周武王开始兴盛，崇尚道德，尊重礼义，设立辟雍、泮宫和庠序等教育，陈设礼乐，鼓琴歌咏，移风易俗，教化民众，明叙人伦，端正夫妇关系。天下人没有不明白孝悌的道理、敦厚笃实的行为的，因此仁义之道充满天下，终于达到四十多年刑罚几乎不用的境地。远方的人仰慕仁义，没有不来宾服的，雅诗颂诗歌咏不绝，以追念周王室的德行。到了周康王、周昭王以后，虽然德行有所衰退，但纲纪法度还很清明。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过了四五百年，然而前代的功业和遗留下来的威德仍在流传，并未消灭。五霸兴起以后，还尊重并奉事周王室。五霸之后，当时的君主虽然没有德行，但辅佐君主的大臣，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依靠君主辅政，与诸侯并立于中原，仍以义相互扶持；用诗歌相互感发，用聘问朝见相互交往，用会盟相互统一，用盟誓相互救助。天子的命令还能够施行，会盟宴享的诸侯还知道羞耻，小国还能够有所依靠，百姓还能够得到休息。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周王室流传下来的教化，难道不是很伟大吗！”到了《春秋》以后，辅佐国家的众多贤人相继去世，礼义便衰落了。孔子虽然讲论《诗》《书》，制定礼乐，使王道清楚鲜明，但他以平民身份而没有权势，能够受他教化的只有七十二人，而且都是天下俊杰。当时的君主没有一个尊崇他，所以王道终于不能施行。因此说：“没有威势就不能立足，没有权力就不能推行。”仲尼去世以后，田氏夺取齐国，晋国六卿分裂晋国，道德大为败坏，上下失去秩序。到秦孝公时，抛弃礼让而崇尚战争，舍弃仁义而使用欺诈权变，只求取得强盛罢了。于是篡夺盗窃之人也被列为侯王，使用欺诈权变的国家也因此兴起并成为强国。各国相互仿效，后代把它作为师法，于是彼此吞并，大国兼并小国，军队长期出征，鲜血遍野；父子不能相亲，兄弟不能相安，夫妇离散，没人能够保全性命，悲惨到了道德断绝的地步。到了晚世，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有七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有五个；敌我势力相当，争夺权力，于是形成了战国。各国贪婪无耻，争相进取而不知满足；各国政令教化不同，各自裁断；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霸主；凭力量和功劳争强，胜者居于上风；战争不止，欺诈伪饰一同兴起。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道德，也无法施行。有谋略就凭强力取胜，凭险阻自守，互相联合，交换人质，反复订约发誓，以守护自己的国家。因此孟子、荀卿这样的儒术之士被世人弃置，而游说权谋之徒却受到俗世尊贵。于是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地和厉地等人相继提出合纵连横、长短捭阖的学说，左右摇摆，反复倾侧。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实行连横，秦国便能称帝；实行合纵，楚国便能称王。游说之士所在的国家就显得重要，离开的国家就显得轻贱。然而当时秦国最强，诸侯正弱。苏秦组织合纵时，六国结为一体，用来排斥背离秦国；秦人因此恐惧，不敢向关中以外窥伺用兵。天下没有互相交战的时间共有二十九年。然而秦国形势便利、地势有利，权谋之士都争先奔赴秦国。苏秦起初想替秦国实行连横，却没有被采用，所以转而向东组织合纵。苏秦死后，张仪推行连横，诸侯听从他，向西侍奉秦国。因此秦始皇凭借四面险塞的坚固，占据崤山、函谷关的险要，依靠陇、蜀的富饶，采纳众人的谋略，承继六代的功业，逐步蚕食六国，兼并诸侯而占有天下。他依靠欺诈谋略的弊端，始终没有诚信笃实的诚意，也没有道德教化和仁义的感化来维系天下人心，而任用刑罚作为治理手段，把小智术当作原则，于是焚烧《诗》《书》，坑杀儒生；上面轻视尧、舜，下面鄙弃夏、商、周三王。秦二世时更加严重，恩惠不能施加到下层，民情不能上达，君臣互相猜疑，骨肉彼此疏远，教化浅薄，纲纪败坏，百姓看不见正义而陷于不安。秦朝统治天下十四年，天下便大为崩溃，这正是欺诈伪饰所造成的弊害。它同王道的德政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于正道。”使天下人有所羞耻，教化就可以实现。假如只凭欺诈伪饰苟且偷生、求得容身，而上面先这样做，又凭什么率领下属呢？秦朝的失败，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战国时期，君主的德行浅薄，为他们谋划的人不得不顺应形势以求取资助，依据时势来制定谋略。因此，他们扶助危急、支撑倾覆，采取权宜之计；虽然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施行教化，却是以兵革救急的形势所需要的。这些人都是才华卓异的士人，能够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提出奇策异智，使危局转为安全，使将要灭亡的国家转为保存下来，也都值得欣赏和观览。这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订的《战国策》书录。《魏文帝典论自序》。

译初平元年，董卓杀害皇帝，毒死皇后，颠覆王室。当时天下已经困顿，加上中平年间的政治弊害，以及董卓的凶暴叛逆，家家都希望天下混乱，人人都感到自身危险。崤山以东的州牧、郡守都依据《春秋》的义理：“卫国人到濮地讨伐州吁，意思是人人都可以讨伐贼人。”于是大举兴起义兵。名豪大侠、富裕之家和强宗大族纷纷聚集，声势飘扬如云，万里之外也相继赶来。兖州、豫州的军队在荥阳交战，河内的军队驻扎在孟津。董卓于是把皇帝迁到西面的都城长安，而崤山以东，大的连接郡国，中等的包围城邑，小的则聚集在田间道路，彼此吞并。正逢黄巾军在海内山岳间势力强盛，山贼又在并州、冀州肆虐，便乘胜转而进攻，席卷南下；乡邑看见烟火便逃奔，城郭看见尘土便溃败，百姓死伤无数，尸骨暴露，像野草一样遍地都是。那时我五岁，父亲因为天下正处于扰乱之中，教我学习射箭，又教我骑马。我八岁时便懂得骑马射箭了。由于时局多变，每逢父亲出征，我常常跟随。建安初年，父亲南征荆州，到达宛城，张绣投降，十天后父亲返回；我的兄长孝廉子修、堂兄安民遇害，当时我十岁，骑马逃脱。文武之道，各随时势而使用。我生长在军旅之中，所以从小喜爱弓马，直到今天仍未衰减。我追逐禽兽，常常驰马射击十里；有时在百步之外射击。日子久了，身体强健，心中常常不感到厌倦。建安十年，刚刚平定冀州，濊貉进贡良弓，燕、代献上名马。那年暮春，勾芒主持时令，和风吹拂万物，弓干燥而手柔软，草浅兽肥。我和堂兄子丹在邺城西面打猎，一整天亲手捕获獐鹿九只、野鸡和兔子三十只。后来军队南征，驻扎在曲蠡，尚书令荀彧奉命来犒劳军队，在谈话将结束时见到我，荀彧说：“听说您善于左右开弓，这实在很难做到。”我说：“您还没有见过我刚刚发箭时张口发声、俯身贴近马蹄而仰射月支呢。”荀彧高兴地笑着说：“竟然能这样吗？”我说：“箭靶有固定的路径，靶心有固定的位置，即使每次发箭都能射中，也还没有达到精妙。如果奔驰在平原上，奔向丰茂的草地，追逐狡猾的野兽，截击轻捷的飞禽，使弓箭没有一次空放，射中的地方必定贯穿，这才算精妙。”当时军祭酒张京也在座，他回头看荀彧，拍手说：“好。”我又学习击剑，见过的老师很多，各地的剑术方法各不相同，只有京师的最好。桓帝、灵帝年间，有个虎贲王越，擅长这种剑术，在京师很有名。河南人史阿说：“从前我曾和王越交游，完全学到了他的剑术。”我便跟史阿学习，终于精通。曾经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人一同饮酒，早就听说邓展臂力强，通晓五种兵器，还听说他能徒手夺取锋利的刀剑。我和他谈论剑术很久，对他说：“将军的剑术方法不对。”我一向也喜爱剑术，又学到了一套高明的技法，于是请求与他较量。当时我酒意正浓、耳朵发热，正在吃芋头和甘蔗，便把它们当作手杖走下殿去。交手几次，三次击中他的手臂，左右的人都大笑。邓展心中不服，请求再比。我说：“我的技法迅疾紧密，很难被对手击中；刚才只是故意让你的脸和我的手臂齐平罢了。”邓展说：“希望再交手一次。”我知道他想突然进攻，趁机击中我，于是假装深入进攻；邓展果然紧跟着向前，我便退脚避开，正好截击他的额头。座中众人惊讶地注视着我。我回到座位，笑着说：“从前阳庆让淳于意抛弃原来的医术，另行传授他秘术；今天我也希望邓将军抛弃旧有技法，重新接受要领。”满座都十分欢快。做事情不能自称已经超过别人。我年轻时稍微懂得持盾格斗，自以为无人能敌。俗称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来我跟随陈国的袁敏学习用单兵器攻破复合兵器，每次都像神一样；对手不知道从哪里出招，我告诉他们：“如果在狭路上遇到袁敏，只管直接决断。”对于其他游戏和戏弄之事，我很少喜爱，只有弹棋几乎穷尽了其中的技巧，还曾为此写过一篇赋。从前京师的弹棋名家，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我曾经遗憾不能和这几个人较量。父亲一向喜爱诗书文籍，即使身在军旅，手也不放下书卷。每当我早晚省问父亲时，他常从容地说：“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心思就专一；年长以后容易善于忘记。年长而还能勤奋学习的，只有我和袁伯业罢了。”因此我年少时便诵读《诗经》和《论语》，长大以后又完备地读过五经、四部，以及《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全部阅览的。《风俗通序》【魏应劭】

译从前仲尼去世，精微的言论便缺失了；七十弟子去世，大义也发生了偏差。又遭逢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爱好和憎恶各不相同，真实与虚假纷纷争论。因此《春秋》分成五种传，《诗》分成四家，《易》也有几家传授，加上诸子百家的说法，纷乱错杂，没有人知道应当遵从哪一家。汉朝兴起后，儒者争相恢复、比合义理，撰写章句；各家有五六种说法，都割裂文字、迁就辞句，因而越来越离题。撰写文章的人互相杂取，像鳞甲层叠，解释训诂、申说疑难，彼此转相夸饰，积累起来多如丘山，可以说极其繁富了。至于民间流行的言语，众人共同传述，错误积久而成为习惯，没有人能够追溯考察其本原。如今王室大为衰败，九州分裂，战乱没有止息，百姓所剩无几。我私下担心后来的学者更加昏昧迷惑，姑且凭借自己的浅陋，把所知道的列举出来，按类别汇集，共十卷，题为《风俗通义》。所谓‘通’，是通达流行世俗中的过错和谬误；所谓‘义’，是用义理来统摄各类事情。所谓风，就像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所谓俗，是有血气的万类，依照环境而生，所以语言歌唱声调不同，鼓舞动作形态有异，有的正直，有的邪曲，有的善良，有的淫荡。圣人兴起，就使它们整齐一致，都归于正道；圣人废弃以后，风俗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尚书》说：天子巡行诸侯的领地，到达岱宗，朝见诸侯，会见百官，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间的风俗。”《孝经》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 古书说：“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习俗不同；各家政令不同，各人的服饰也不同。” 由此说来，治理政事的要领，在于辨明风气、端正习俗，这是最重要的。周代、秦代常在每年八月，派遣乘坐轻车的使者，搜求各地不同的方言，回来后上奏登记，收藏在秘室中。等到嬴氏秦朝灭亡，这些材料散失废弃，再也没有人见到。蜀人严君平有一千多字，林闾翁孺才有大略的方法。扬雄喜爱这件事，天下的孝廉和卫卒交相会集，周遍考察、反复询问，依次作注补续，经过二十七年，才使体例和文字确定下来，共有九千字。他所阐明的内容，仍不如《尔雅》宏大华美。张竦认为这是“可以悬挂于日月之间、不可磨灭的书”。我实在愚昧，不能加以阐述发挥，哪里敢同这些人相比呢？只是想到著述的功劳，所以姑且为它发扬光大、开启流传之路。从前有个门客替齐王作画，齐王问：“什么最难画，什么最容易画？”他说：“狗马最难，鬼魅最容易。狗马早晚都在人面前，画得不像就不像，所以难；鬼魅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看不见，看不见所以容易。”如今俗语中所谓“浮浅然”一类的话，贤者愚者都共同谈论，像狗马一样，实在难以准确说明。我又把有关当今事务的内容综合起来。孔子说：“幸好如果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一定能够知道它。”希望各位明哲之士，幸而详细阅览它。《道德经注序》【晋河上公】五味有辛、甘等不同，目的都在于适合口味；麻布、丝绸有凉、暖等不同，目的都在于适合身体；学术和见闻各不相同，关键都在于适合治理。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是因为贪婪残暴、奢侈傲慢，官吏不能全都贤良，百姓不能全都谦让，因而造成混乱。假如真的不贪婪、不残暴，慈爱、节俭而又谦让，天下哪里会有不贪、不残、慈俭谦让却仍有不足的人呢？如今讲仁的人推崇仁，老氏虽然不谈仁义，却未曾不用仁义；儒者实行礼法，老氏虽然不谈礼法，却未曾不用礼法。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以虚空而不损害万物作为内在实质，保持质朴，减少私心和欲望，百姓自然就会受到感化。所以他说：“我有三件宝，持守并实行它们：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居天下人之先。”慈爱难道不是仁吗？节俭难道不是义吗？不敢居天下人之先，难道不是礼吗？因此，能够用于治理世事的学问，没有比老氏更深的。如今儒者不致力于自我修治，却沉溺于虚名的幻象；内心贪婪残暴，外表却讲仁义；身处奢侈傲慢之中，却治理礼仪文章。这正是忠信浅薄，也是混乱的开端，更是老氏所鄙弃的。《山海经序》【郭璞】

译世上阅读《山海经》的人，都认为其中内容宏大荒诞、迂曲夸张，充满奇异怪诞、放纵不羁的言语，没有不怀疑的。我曾试着这样评论：“庄子说过：‘人所知道的，没有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我在《山海经》中看到了这一点。宇宙如此辽阔，万物如此纷繁，阴阳之气温暖蒸腾，万物形态各自不同，精气混杂相激，游魂灵怪接触形象而构成形态，流布于山川，附丽成状于木石，这些事情哪里能说得尽呢？既然如此，把各种事物所以乖异的原因总括在一次声响之中，把各种变化所以混杂的情状归结在一个形象之中，那么世人所谓的奇异，未必知道它为什么奇异；世人所谓不奇异的，也未必知道它为什么不奇异。为什么呢？事物本身并不自行成为奇异，要等待我去辨认之后才显得奇异。奇异既然出在我这里，就不是事物本身奇异。所以胡人看见布匹会怀疑那是麻，越人看见毛毡会惊异那是兽毛。对于熟悉的事物，人们玩赏惯了；对于少听少见的事物，人们便认为奇异，这是人的常见弊病。现在略举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阳火从水中产生，水阴之鼠从炎山中产生，世俗议论者却没有谁感到奇怪；等到谈论《山海经》所记载的事情，大家反而都感到奇怪。这就是不以可怪之事为怪，却以不可怪之事为怪。不以可怪之事为怪，就近于没有怪事了；以不可怪之事为怪，那么从来就没有什么可怪之事。能够把不可然视为然，把不可视为不可，那么一切道理就没有不能成立的了。”考察《汲郡竹书》和《穆天子传》说：“周穆王西征，见到西王母，执持美好的璧帛相赠，并献上锦缎、锄器之类的物品。穆王在瑶池之上宴请西王母，彼此赋诗唱和，文辞意趣很值得观赏。于是又袭取昆仑之丘，游览轩辕之宫，眺望钟山的山岭，观赏帝王的珍宝，在西王母的山上刻石，在泫圃之上记载行迹。又取来嘉禾、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奇之器、金膏银烛之宝，回来后在中原种植饲养。穆王驾乘八骏之车，右边的骖马是盗骊，左边的骖马是騄耳，由造父驾车，犇戎担任车右，奔驰万里，周游四方荒远之地，名山大川没有不登临渡过的。向东登上大人之堂，向西在西王母的居所宴饮，向南驰过鼋鼍之桥，向北踏过积羽之道，尽情欢娱之后才返回。”考察《史记》的说法：“穆王得到盗骊、騄耳、骅骝等骏马，让造父驾车向西巡狩，见到西王母，因快乐而忘记归来。”这也与《竹书》相同。《左传》说：“穆王想放纵自己的心意，使天下到处都有车轮和马蹄的踪迹。” 《竹书》所记载的，正是这件事。而谯周之类的人，足以称为博通之士、卓异的儒者，却一向对此不以为然，便用史书考证，来揭示它的荒诞。司马迁叙述《大宛传》时也说：“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以后，穷究黄河源头，难道还看见了所谓的昆仑山吗？至于禹的《本纪》以及《山海经》中所有的怪异之物，我不敢谈论。难道不可悲吗！假如《竹书》不是在千年之后隐约出世，用来为今日作验证，那么关于山海的记载，几乎就要被废弃了！至于东方朔记载、明辨毕方之名，刘子政辨认盗械之尸，王颀访问两面之人，海民得到长臂人的衣服，这些精确的考验暗中产生效验，隔绝时代而遥相符合。唉！那些群集的疑惑，难道可以稍稍醒悟了吗？因此，圣明的皇帝推究造化的本原，以穷尽变化的形象和万物，用来应合怪异之事；考察事物没有遗漏幽深隐微之处，曲尽其中隐秘的情状。神妙啊，哪里能隐藏得住呢？神妙啊，哪里能隐藏得住呢？这部书跨越七代，经历三千年。虽然曾在汉代短暂显现，不久也就沉寂废弃了。书中山川的名称和称号，很多地方都有错乱，与今日不同。师承训诂没有流传，于是将要湮没。大道保存于其中，世俗却使它丧失。可悲啊！我对此有所畏惧，所以替它创立传注，疏通其中的壅塞隔阂，扫除其荒芜，领会它玄妙的旨趣，标明它洞达贯通之处。希望使散佚的文字不至于坠失于世，使奇异的言论在今日不至于断绝。夏后氏的遗迹，不被刊削而流传到将来；八方荒远之地的事情，后代子孙能够听闻。这难道不是可以的吗？那小鸟在草木丛中的飞翔，不能用来谈论大鹏凌空而飞；小小水洼中的游动，不能用来了解赤色蛟龙的腾跃。钧天之庭，难道是伶人所能踏足的吗？没有舟船的渡口，难道是苍兕所能渡过的吗？如果不是天下最为通达博识的人，就很难同他谈论《山海经》的义理了！唉！那些见识通达、博览万物的学者，鉴察它吧！《庄子序》【郭象】庄子这个人，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因此，他从未把那些狂放的言论藏起来；他的言论虽然未必彼此会合，却能各自得到应验。能够应验却不能会合，即使说得恰当也没有用；言论如果不合于事物，即使高妙也无法施行。这同那种寂然不动、到了不得已时才行动的情形，本来是有区别的。这才可以称为无心。心不妄为，就会随着感应而回应；回应随着时机，言语也只以谨慎为主。因此，他与造化合为一体，流传于万代而与万物冥合，难道曾经预先设置问答，独自遭遇什么事情后才在方外游谈吗？这就是他的著作不合常规却能成为诸子百家之冠的原因。然而庄子本人虽然未能完全体悟这些道理，他的言论却已经达到极高境界：贯通天地的纲统，条理万物的本性，通达死生的变化，并阐明内圣外王之道。向上，他知道造物者并不以某一物为造物者；向下，他知道万物都有自我生成的根由。他的言辞宏大舒展，旨趣玄妙。最高极致的道，融会幽微而高雅的旨趣，泰然自得地排遣放任，放任而不骄纵。所以说：“不知道义理归向何处，便任意妄为，践履大道。”合着口，安然处于淡泊之中；鼓着腹，悠游于混沌之境。至人把无所亲爱推到极致，孝慈最终也一并忘却；礼乐返归于自身本性，忠信从天赋的光明中自然发出。运用这种光明，质朴的本性自然形成。因此，神圣的器用独自在幽玄冥昧的境界中化育，而其源流深远绵长。所以，他那长久不息的波涛所荡漾之处、强劲高风所吹拂之处，都能使万物各得其宜，使百姓适合自己的愿望。他弘扬那些浅陋的见解，尚未施加悬洒自如的功效，便已经自我矜夸，这就是所以散失旧有根本的原因。读他的书，超然自得，仿佛已经登临昆仑，渡过太虚，游于恍惚之庭。即使是贪婪的人、急于求进的人，暂且领略其中遗留下来的芬芳，品味其中流溢的意味，依稀感受它的声影，也足以心胸旷达，忘却形骸而自得。何况那些探求它深远的情致、玩味其永恒意味的人呢？于是便会绵延深远而清幽高远，离开尘世而返回幽冥的极境。《文心雕龙序》【梁刘勰】

译所谓“文心”，就是谈论作文时的用心。从前涓子有“琴心”，王孙有“巧心”，心思是多么美好，所以用“文心”来命名。自古以来的文章，靠雕饰文采来形成体制，难道是取法驺奭那些雕琢辞藻、聚集言论吗？宇宙绵延遥远，众生纷繁复杂；能够拔萃出类，不过是凭借智慧和才术罢了。岁月飘忽流逝，人的性情和灵性不能久留；使声名飞扬、使功业显著，也不过靠著述制作罢了。人类肖似天地的形貌，禀受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性质，把耳目比拟日月，把声气比拟雷霆；能够超出万物，也已经是由于灵性了。形体像草木一样脆弱，名声却比金石更加坚固。因此君子处身于世，树立德行，建立言论，难道是喜欢争辩吗？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年纪已超过三十岁时，曾在夜里梦见手持朱漆礼器，跟随仲尼向南方行走；天亮醒来，便怡然喜悦。圣人是多么难以见到啊！这难道是我这个小子梦中所得到的启示吗？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要铺陈赞述圣人的旨意，没有比注解经典更好的了；而马融、郑玄等儒者，阐发经典已经十分精密。即使有深刻的解释，也还不足以独立成一家。唯有文章的功用，实际是经典的枝条；五礼借助它而完成，六经凭借它而发挥作用。君臣因此光辉显耀，军国因此昭彰明白。详细考察文章的本源，没有不是出自经典的；可是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文体解散，文人喜爱奇异的言语，崇尚浮华诡奇，装饰羽毛而崇尚绘画，如同刺绣佩巾，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将要终于造成讹误泛滥。大概《周书》论说言辞，重视体制和要旨；尼父陈述训诫，厌恶异端。言辞和训诫虽有不同，都应该以要旨为体。于是我提笔调墨，开始论述文章。详细考察近代论文章的人，实在很多。至于魏文帝所作《典论》、陈思王所作《序书》、应玚的《文论》、陆机的《文赋》、仲治的《流别》、弘范的《翰林》，各自只照见文章的一角，很少能够观察通衢大道；有的褒贬当时的才士，有的评定前代文章，有的泛泛列举雅俗的旨趣，有的概括篇章的主旨。《魏典》严密却不周全，《陈书》辨析却不得要领，《应论》华美却疏略，《陆赋》工巧却细碎杂乱，《流别》精密却少有功效，《翰林》浅近而缺少要旨。又有君山、公干之类，吉甫、士龙之辈，泛泛议论文章旨意，往往间或出现；但都不能披开枝叶以寻求根本，观察水波以追索源流，既不述说先哲的教诲，也无益于后代学子的思虑。大概《文心雕龙》的创作，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师法，以经典为体制，斟酌纬书，变化于《离骚》，作为文章的枢纽，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至于论述文章、叙说写作，则划分区域、辨别类别；推究本始以表明末流，解释名称以彰显义理，选择文章以确定篇目，铺陈道理以举明纲要。上篇所列的纲领已经明白。至于分剖精微、分析表里，包罗圈围而贯通条理，铺陈精神以追寻图象，包容风气形势而会通，通览声韵文字，在时代沿革中加以尊崇赞许，对才性和才略作褒贬，在知音难遇中寄托惆怅，在器量品格上表示耿介，长久怀抱而叙述志意。用来驾驭各篇，下篇以下的细目便显明了。确定义理、安排名目，彰显于《大易》的数理之中。全书论述文章功用，不过四十九篇而已。评定、编次一篇文章容易，包罗、贯通群言却困难。虽然有时轻轻采撷毛发般的细微之处，有时深入探究骨髓；有时曲折地寻求文意、秘密追溯本源，表面相近而实际相远；其中辞语未能载明的，又多得数不胜数。等到品评文章完成，有同于旧日论说的地方，并不是雷同，而是形势本来就不可能不同；有不同于前人评论的地方，也不是苟且求异，而是道理本来就不能相同。同与异，都不屑于拘泥古今；剖析肌理，只求折中恰当。驾驭在文雅的领域之中，环绕于藻饰文采的府库之间，也差不多完备了。但是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是圣人也感到困难的事。见识寄托在笔管之中，哪里能够制定规范？茫茫遥远的前代，已经洗涤了我的听闻；渺渺难测的后世，或许会沾染并观看这部书吧。《西汉文类序》【唐柳宗元】左史、右史混杂已经很久了。记言和记事相互驳杂错乱，违背《尚书》《春秋》的宗旨。自从左丘明为孔氏作传，太史公叙述古今而写成《史记》，直到今天，二者交错混乱，没有人能够分离清楚。只有左氏《国语》记言而不混入记事；《战国策》《春秋后语》颇为依据古文《尚书》的体制，但没有古代圣人盛大厚重的道。大体上说，文字越来越短促，内容也越来越浅薄了。后来那些取法古文的人承袭这种文体，文章接近古雅而尤其壮丽的，没有比得上汉代西京的。班固编写并流传它，我曾经苦恼它支离散乱、不能连贯，无法考察文章的变化，想要采集并按义类编比；恰逢年长以后疾病发作，驽钝衰颓更加严重，不能胜任此事。幸好我的弟弟宗直喜爱书籍并乐于成就此事，搜罗考订，剖析割裂的材料，拾取零散篇章而融会编结；把分离的归于同类，随类别加以编排，不用更改时日，便都按照条理得以归属，森然明晰，好像打开群玉之府，指点着相连的圭、璋、琮、璜的形状，各有排列位置，没有失去次序。即使只是依次排列它们的价值，也可以做到。以文体来看，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辨、论等文辞全都具备；以语言内容来看，右史所记的言论，以及《尚书》《国语》《战国策》中关于成败兴亡的学说，也都十分完备，没有不包括的。唉！这难道可以作为求学者的开端吗？起初我年轻时，有个名叫路子的人自称要编成这部书；我赞许他，便为他的意图作序，但他的书最终没有完成，直到最后只能等待宗直来完成。所以我删取他的序文，附在这里，作为《西汉文类》的开头。殷、周以前的文章，简略而质朴；魏、晋以后则放荡而柔靡，能够得其中正的，是汉代。汉代东迁以后便已经衰落了。汉文帝时，才得到贾生阐明儒术；汉武帝尤其喜好儒术，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些人，使文章的风雅日益兴盛，传播施行于天下，从天子直到公卿、大夫、士人、庶民，全都通晓。于是它宣示于诏策，表达于奏议，寄托于辞赋，流传于歌谣。从汉高帝到汉哀帝、汉平帝以及诛杀王莽为止，四方的文章大概已经灿烂繁盛了。史臣班孟坚编修史书，选取其中最优秀的充入简册，于是这二百三十年间历代帝王所阐明的大道，名臣的伟大典范，贤能者的志向功业，百姓的风俗美德，都排列在其中。至于汇聚其中的精华，区分其中的变化，论定、编次它们的位置，一定要等待通晓古学的人兴起而施行。唐朝兴起以后重用文章来治理，贞元年间文章尤其兴盛；它以三代为根本，接续汉代，和汉代相当。于是有能者取班孟坚的书，按类别编排其中的文章，依照先后次序编成四十卷。《注孙子序》【杜牧】

译兵事就是刑罚，刑罚就是政事。作为孔夫子的门徒，实际上是仲由、冉有所应当办理的事情。如今据案审理诉讼，给罪人戴上刑具加以拘系，在市中鞭打至死，是官吏所做的事。驱使数万士兵，毁坏敌人的城郭，拘系他的妻子儿女，斩杀他的罪人，也同样是官吏所做的事。木制刑具、绳索和兵器，没有不同的用心；鞭打和斩杀，没有不同的刑罚。事情小而容易控制、用力少的，是木索和鞭打；事情大而难以控制、用力多的，是兵器和斩杀。它们都以除掉恶人、使善人安生为目的；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就是要使教化通行流布，使人不敢任意不遵从我而放纵自己。选用官吏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不同的原则，都归结于仁义、忠信、智勇、严明。如果掌握其中一两项道理，就可以让他做小官吏；完全掌握这些道理，就可以让他做大官吏。所以用力少的，官吏容易选得，功效也容易显现；用力多的，官吏难以选得，功业也难以成就。道理只是如此，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别的原则。自三代以来，都是遵循这个道理。子贡赞颂孔夫子的德行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已经没有坠落在地上，它存在于人之中。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宏大而深远的部分，不贤的人只认识其中细小而近前的部分。” 季孙问冉有说：“你对于战争，是学习来的，还是天性通达而懂得的？”冉有回答说：“是学习来的。”季孙说：“你侍奉孔子，是从哪里学到的？”冉有说：“就是从孔子那里学到的。”孔子是兼备一切的大圣人，文治武功并用；即使听说过他的战法，也还没有详细说明，却又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哪个人开始把它分成两条道路，称为文、武，分离开来而各自运行。于是使缙绅士大夫不敢谈论兵事，有的人甚至以谈兵为耻。假如有人谈论，世人便认为他粗暴异于常人，人们也不把他列入同类。唉！丧失根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尊崇儒术；淮夷叛乱，他就出兵征讨。孔子辅佐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时说：‘有文事，必然也有武备。’他斥责羞辱齐侯，使齐侯屈服而不敢行动；这样一位大圣人，难道会不知道兵事吗？周代有齐太公，秦代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叚颎，魏有司马懿，呉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梁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寛，隋有杨素，本朝有李靖、李绩、裴行俭、郭元振。这些人在各自的时代，所制定的计划，都是考察古代、校验当今，奇妙隐秘而长远；策略先在内心和朝廷中确定，功业随后在外部成就。那些身体强健、轻视死亡、善于击刺的人，只不过供他们呼唤指使罢了。他们哪里能知道其中的由来呢？我年幼读《礼记》，读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认为这部书确实没有虚妄的说法。我十六岁时，看见盗贼起兵，波及方圆二三千里，将相被拘捕诛戮，刺史及其属官被灭族，尸体堵塞城郭，崤山以东崩溃动乱，震动不安，声势震惊朝廷。那时，假如派遣将领统兵诛讨，必定只是身体强健、善于击刺的人；卿大夫在朝廷中的进退行动，仍如平常一样，笑歌嬉游，动辄不认为这是耻辱；不是应该感到耻辱的事，他们却不感到耻辱。他们认为山东的乱事不是我们这些人应该知道的。我从此认为幼年读到的《礼记》，真是妄人的话，不值得相信，也不足以作为教诫。到二十岁时，我开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看见一个国家的建立和灭亡，没有一次不是由于兵事。掌握兵权的人若是圣贤、才智出众、博闻强识的士人，就一定能建立国家；若是身体强健、只会击刺而不学习的人，就一定会使国家败亡。这样以后我才确实知道，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兵事最为重要；不是贤能的卿大夫，就不能担当这件事。如果国家因此败亡，确实是卿大夫的耻辱，这话的确不虚。于是我寻求自古以来以兵事著书、列传后世而可以用来教导后生的，总共有十几家，将近百万字。其中孙武所著的十三篇，自孙武死后总共一千年间，统兵的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考察他们的事迹，都同孙武所著的书一一相合，仿佛用印圈模刻出来一样，一点也没有差错。孙武所论，大致是用仁义来施行权变。孙武所著的书共有几十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多、笔意不精确切的部分，整理成十三篇，编为一册；曹操亲自作序，并为之作注，说：‘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孙武的书深奥透彻；然而我为它所作的注解，十篇中还不能解释一篇。这大概不是曹操不能全部注解，而是……’我查阅《魏志》，看见曹操自己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兵书，各位将领出征都依照这部新书行事；遵从命令的便获胜，违背教令的便失败。我猜想曹操是在新书中驰骋发挥自己的学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愿意跟在孙武后面把他的书全部解释清楚；否则，曹操难道会不能做到吗？如今那部新书已经亡佚，不能再知道了。因此我取来孙武的书，完整保存曹操的注解；曹操所作的注释也全部保留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世有人读到孙武的书和我的解释，因而学习它，就像棋盘中运行九宫之数，横斜、圆直，都要根据临阵时的情况来计算，不可能全部预先知道；但有一点必定可以知道，就是知道九不能超出棋盘。朝廷在廊庙之上议定，兵势已经形成以后，才把它交付给将领。汉高祖说：‘指示踪迹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狗。’这正是这个道理。那些担任宰相的人说：‘兵事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应该知道。’君子会说：‘尸居其位而不知事，也可以吗？’ 《孙子后序》【宋欧阳修】

译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大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皥的注解，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为《孙子》作注的人尤其多。孙武的书根本在兵事，兵法不止一种，而以变化无穷为奇妙，所以为它作解释的人很多。凡人运用智谋，各有长短，具体施行也各不相同，因此有人会把自己的偏见强加给原说而造成谬误；然而没有超出所谓三家注的。三家的注解中，陈皥最晚，他的说法时时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慨然有志，最喜欢谈论兵事，却想实践而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的事情，十分博大而详细。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许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以及袁氏兄弟较量力量，并战胜了他们，于是便同呉、蜀分割汉土而称王。传说魏国的将领出兵千里，每次坐下来筹划胜败，曹公便把已经算定的策略交给他们；将领们依计使用，十次中不会失误一次。只要有一次违背，军队就往往失败。因此魏代用兵，全都依照曹公的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到了这样的程度。杜牧认为曹公注释《孙子》尤其简略，大概是借助自己的所得另写了一部书。这样说来，曹公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经拿自己的书求见呉王阖闾，阖闾采用了他的兵法，向西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因而称霸诸侯。假使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兵法，也不过只能使呉国强盛而称霸；等到曹公采用他的兵法，却最终还是不能消灭吴、蜀。难道孙武的用兵之术就到此为止了吗？还是使用它的人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呢？后世学者只看到他的书，又各自受成见牵制，所以注释虽多，却很少恰当。只有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孙子》说：“这是战国时代诸侯相互倾轧的学说。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军队，以及司马所掌握的九伐之法，孙武都比不上。然而我仍喜爱它文辞简约而意义深远；至于行军用兵、判断敌情、制胜取胜，也都有法则；他的话很有条理，只是注释者把它搅乱了，有的还失去了原意。因此我亲自作注，凡是拘泥于偏见的都删去，用自己的理解来阐发它，然后孙武的学说才不会被搅乱而能够明白。”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和三家注本一同流传；后世取法其中学说的人，往往会更多地取法我的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衣冠整肃，举止进退庄重，完全是一位儒者。后世看待他的书，若把他看成勇武之人，岂不和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一样吗？《删正黄庭经序》【欧阳修】无仙子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没有姓名、爵位和乡里，世人无法称说他的姓名。他自号无仙子，是为了警醒世上那些学习成仙的人。他说：自古以来只有道，并没有神仙；后世的人知道有道，却不能得到道，又不知道并无神仙，反而妄自学习成仙之术，这是我所悲哀的。道，就是自然之道。生而必死，也是自然之道。用自然之道来保养自然的生命，不自行残害、不使自己夭折，尽享上天所赋予的寿命，这是自古圣人和智者共同的看法。禹奔走天下，乘坐四种车，治理各地水道，可以说形体十分劳苦，却活了一百岁。颜子寂然卧居于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筐饭、喝一瓢水，对外不受物欲诱惑，对内不被心念扰动，可以说达到了最大的快乐，然而寿命却不到三十岁。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仁人。形体劳苦的人反而长寿，安享快乐的人反而短命。大概寿命有长有短，是上天赋予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只要不自行残害自己，各自尽享天年，那么这两个人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说的用自然之道保养自然的生命。后世贪恋生命的人，为了寻求养生之术，什么都做得出来，甚至吃草木，服用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华光气。又有人认为，外在事物不值得依靠，于是反过来向内求取；因此排除思虑、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于吐纳，专意守持内在来养神。这种方法虽然根本出于贪生，但发展到极端，有时还可以保全形体、退除疾病，仍胜过放纵欲望、任性满足而损害生命的人，这叫作养内之术。所以，最高明的人任凭自然，其次的人用养内之术来抵御疾病，最下等的人妄自求取、贪恋生命。世上传说的《黄庭经》，是魏、晋间道士的养生书，专门讲养内，内容多奇异怪诞。因此流传日久，容易发生讹误。如今家家所藏的版本都不同，无法考订正误。无仙子非常喜爱古书，家中收藏了许多古书文字，把它们当作玩赏的乐趣。他有一部《黄庭经》石刻本，是永和十三年晋人所书，文字颇为简约。拿它和当今世俗流传的本子比较，唯独它说得较有道理，怀疑它得到了真本。于是叹息说：我想让世人明白并没有神仙，制止人们学习成仙，但我的力量终究做不到。我看世人执迷于奇怪讹误的书籍，想求长生反而损害生命，难道不可悲吗？何况我可以利用玩赏古书的余暇，挽救世人的错误迷惑，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做的呢？于是删订各家不同的文字，完全以永和石刻本为准；对于难以理解的话略作注解，希望不要让讹误的说法迷惑世人、损害生命。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益处；至于品德高尚的君子，难道会从这里求取什么吗？《战国策目录序》【曾巩】

译刘向校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其中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访求，终于把全书找齐，又订正其中的错误，对于怀疑无法考证的地方也作了处理，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中说：刘向在序文里说，周朝先世明确教化、修治法度，所以国家大治；到了后来，权谋欺诈被采用，仁义之路闭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已经很美好了，最终却说这部书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可以说他受流俗迷惑，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数百年，周初的旧法已经消亡，旧俗也早已熄灭。两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有些原则不可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根本做不到的事吗？他们只是根据所处的时代和遭遇的变化，为当世制定法则，使之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时代变化固然不同，法制也固然各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在根本、末节、先后次序上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不过如此。大概法制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却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故意提出不同的论调吗？他们只是能够不苟且而已。可以说，他们不受流俗迷惑而坚定相信自己。战国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可信的，却乐于谈论那些容易迎合人的说法。他们存心用意，不过是苟且谋划一时的办法。因此他们只谈欺诈的便利，隐瞒欺诈的失败；只说战争的好处，掩盖战争的祸患。他们相互跟随这样做，没有谁不是得到一点利益，却承受不住它的危害；取得一点所得，却抵偿不了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一类人因此丧失自身，而采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给世间造成的大祸已经十分明显，可世俗仍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能够根据时势、适应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法则，并且考察起来没有弊病，施行起来没有祸患。因此古代圣贤从未用这一套来改变那一套。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可以不让它消失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把邪说的内容向天下人说明，使当世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整齐；使后世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警戒才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放置在那里而加以禁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批评神农学说的人，有批评墨子学说的人，都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并加以驳斥。至于《战国策》的编成，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这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迹，本来就不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的注本，共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二十二篇。《崇文总目》所保存的有八篇，如今保存的有十篇。《新序目录序》【曾巩】刘向编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时期还是完整的一部书，如今能够看到的只有十篇。我既已考订校正其中的文字，于是作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一致，使风俗相同。九州广大，百姓众多，年代久远；教化一旦明确，习俗一旦形成之后，所共同遵守的只有一条道，所共同传承的只有一种学说。所以《诗》《书》的文字，历经几十代，作者并非一人，但它们的言论始终前后相承，教化达到的程度就是这样深。当时，行为不同的人要受惩罚，言论不同的人要被禁止，防范又是这样完备。所以在二帝三王之际，以及其中间曾经经历衰乱而先王遗泽尚未消失的时候，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没有一种能够超出这种范围。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弃，遗泽也已经消失，世上研究方术的人各自只得到其中片面的一点，于是人人逞弄自己的私智，家家崇尚自己的私学，各种学派像蜂群一样在中原兴起。他们都只阐明自己的长处而昧于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隐讳自己的过失，天下士人各自制定自己的方法，不能彼此贯通，世人也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传承、道有共同的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却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更何况到了秦代，已成为世上严禁的东西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岁〕 汉朝兴起后，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遗存中重新获得的，世上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它统一起来的人。诸儒只要看到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就都喜欢并趋向它们，所以先王之道被各种学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那些怪异奇特、令人喜爱的言论各自以不同见解为师，纷纷自称一家，在中原放纵传播，和周朝末世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以圣人为标准而加以折中，能够纯正地体现道德之美的，只有扬雄一人罢了。像刘向之类的人，都不能免于被各种学说遮蔽，也不知道有所折中。孟子说：“等待文王才奋发的，是普通百姓；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奋发的，是豪杰之士。”汉代士人，难道只是没有阐明先王之道来统一天下的人吗？也是因为处在那个时代的豪杰之士很少，所以不能在流俗盛行、学术断绝之中独自奋起。大概刘向为这部书作序，在今天看来是最接近古人的；虽然不能没有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保存其中，关键只在于谨慎取舍罢了。所以我既惋惜那些无法看到的内容，又校订那些能够看到的内容，特别详细；这也足以说明我纠正它的错误，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这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补正水经序》【元欧阳玄】

译金朝礼部郎中蔡正甫撰写《补正水经》三卷，翰林应奉苏君伯修购得此书，准备刻版刊行，嘱托我为它作序。考察《隋书·经籍志》，其中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是郭璞注本；一部四十卷，是郦善长注本。善长就是郦道元，但两部书都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唐代杜佑撰写《通典》时还见过这两部书，说郭璞的注疏简略，却没有谈到郦注；至于撰写者，则完全没有考察。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郭璞所作，《宋崇文总目》也没有说撰写者是谁，只说郦注四十卷，已经亡佚五卷。然而不知道两部《水经》一存一亡的情况，在当时是否已经如此。新《唐书》经籍志于是说汉代桑钦作《水经》，又说一种说法认为是郭璞所作；今天说桑钦作《水经》的人，依据的就是这里。《崇文总目》作于宋景祐年间，和新《唐书》经籍志同时，却又不知道新志依据什么来这样说。我曾参照考订过这些说法，有人怀疑桑钦是东汉顺帝以后的人，是因为书中提到彘县而产生怀疑。如今《水经》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永安宫正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孔明的地方；现在特意记载于此，又似乎是因为这个人物而显得重要，难道不是蜀汉时期的人所作的吗？不只是这一点。书中说北方县名多是曹氏设置的，南方县名多是孙氏设置的，其余情况我又没有时间一一列举。这正是近代宇文氏认为经文和注文相互混杂的地方，这种说法是接近事实的。然而必须先确定经文和注文的作者，然后才能加以区分。也有人说：难道不是桑钦先作了原书，后来曹氏、孙氏两家又附加增益的吗？其他书或许如此，但这部书未必如此。西汉《儒林传》说涂恽传授《尚书》给河南桑钦；君长、尚书以及晁氏都说桑钦是汉成帝时人。假如古代有两个桑钦，这种说法还说得通；但如果确实是成帝时的桑钦，那么这部书本不应在汉《艺文志》中被遗漏。或者我对这一点又有所怀疑：《水经》的叙述和撰作，往往显现于南北分裂时期。即使说旧《唐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依据，那么作者是南方人，注者是北方人，当时既有南北疆界的不同，又怎么知道经文和注文的详略异同不受各自一时所见所闻的限制呢？唉，古今有志之士，思念皇极不能建立，痛惜天下同风没有实现，又哪里知道他们没有把深意寄托在这部书中呢？这样说来，景纯、道元、正甫，或许是一脉相承的。依我看来，正甫博学多识，他在其他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学问，大概有刘原父、郑渔仲的风格，是中州士人中的巨擘。这部书虽然因宇文氏的感发而作，并且纠正了蜀地刻本迁就失实之处，但它详细记述赵、代之间的水道，这本来就是景纯所难以做到的；至于寻阳以北的长江、吴淞以东的水道，又能够使道元不再留下遗憾。伯修生逢车书混一的时代，身为史官，年长而学问丰富。对于金人散失的旧闻，他搜集了很多；而这部书又关系到职方地理的大事。因此我愿意附带写下这些说法，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妄言。《司马子微〈天隐子〉注后序》【吴澄】司马子微的《天隐子》注一卷，共八篇。《天隐子》没有留下他的姓氏、族属、居邑，有人说“子微”是托名。黄帝、老子的学说，起源于黄帝和老子。太史公《老子列传》说，老子把隐遁、不求名声作为要务；至于他的道，则说无为而使万物自化，清静而使万物自正，没有其他奇异之处。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到了汉武帝，又喜好神仙之术，文成、五利一类人，都是迂腐欺诳、怪异诡谲之士，谈论神光巨迹，变化无穷。武帝虽曾到桥山祭祀，想追随黄帝的遗风，却唯独没有涉及老子、神仙和方技，难道又和道家相违背吗？东汉以来，世上的儒者开始把天文、卦候当作内学，受到天子和公卿的礼遇。更有甚者沉溺于鬼道，左慈开启了这种风气，葛玄继承了它。葛玄之后有郑君，郑君之后有葛洪，葛洪之后有陶弘景。葛洪和陶弘景本是儒者，天下多难时，想在方外逸民之中放纵自身。这一传到了王远，再传到潘师正，三传到吴筠，司马子微考察并研究了这门学问。如今《天隐子》所叙述的，已经把它说尽了。我看《天隐子》冲淡闲旷，虚静少欲，不过是黄老的遗论罢了。然而其中并没有涉及龙虎铅汞、抽添吐纳之类的事情，难道是有所秘藏而不肯说吗？老子修道养寿的说法，连太史公都不能完全相信，何况后世那些迂腐欺诳、怪异诡谲的人，难道一定能够全部考察清楚吗？从今天道家所说的来看，那些把性命之学归于儒家的人说：这是心，必定以觉悟为主；那些把命学归于儒家的人说：这是气，必定要保持它的纯一。把天人与人的性命贯通起来，凭借血肉、口鼻这些粗浅的形质，而与混沌的造化一同进入无穷尽的玄妙之中。这就是古人能够长生不死的原因，难道另有别的术法吗？不然，《天隐子》的学说也只到这里为止吗？有人说：孔子曾经拜老子为师，我们的圣人或许就是借老子的名义行事，只是因为谈论怪异之事而不说，所以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指老聃，彭指彭祖。虽然如此，老子不过是东周的一名柱下史罢了。周幽王时有伯阳父，周显王时有史儋，本来是两个人，而且都与老子不是同时代的人。老子本来就长寿。太史公想把伯阳父、史儋合为一人，并且认为他就是老子，也可见他怀疑而不能确定。彭祖本是大彭氏国的后裔，是陆终氏的第三个儿子，在尧时才受封。《国语》又说：“大彭、豕韦，商朝把它们灭掉了。”注文说是在武丁时期。从尧到武丁中兴，前后将近七八百年；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大彭之国从兴起到灭亡只相当于彭祖一代人的时间。世人所说的彭祖长寿，我又怎么能够完全相信呢？孔子所说的老彭，本来是商代的贤大夫，并不是老聃、彭祖。老子曾经向孔子问礼，那么彭祖究竟做了什么呢？难道他果真有养生之说吗？唉！我们的圣人未曾谈论养生，却也未曾不养生。礼，是用来节制人的举止仪态和周旋进退的；乐，是用来通过歌咏舞蹈抒发情感的。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人的身体，没有一样不是养生之道。只是圣人本来未曾用“养生”这个名称来谈论它。天地之间阴阳闭合、开启、屈曲、伸展的变化，又有什么不存在呢？这又怎么能说是借尸还魂呢？《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一 （明）贺复征编 ○序十一 《灵棋经解序》【明刘基】

译从前圣人作《易》，是为了让百姓使用。《灵棋》模拟《易》而作。《易》的道理深奥难知，所以制作《灵棋》来象征它。《灵棋》的象征虽然不足以穷尽《易》的蕴含，但如果不是精通《易》的人，又怎么能写出《灵棋》的卦辞呢？《灵棋》的格式，以三为经、四为纬。三枚棋中，上面代表天，中间代表人，下面代表地；上面代表君，中间代表臣，下面代表百姓。四种阴阳中，一代表少阳，三代表太阳，二代表少阴，四代表老阴。少阳和少阴相配，太阳和太阴相敌。这是通常的情形：得到相配便喜悦，遇到相敌便争斗。有时失去常道，相配的反而成为仇敌；有时合乎运行之理，相敌的反而可以发挥作用，这是变化的情形。阳多便道路相同、彼此相助，阴多便志向不同、彼此乖离，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阴阳交替发挥作用，形体有所不同，名称也随之不同，这就是变易之道。《易》取象，有车、马、椽、箭、鬼、狐之类；由此推演贯通，天下万物没有不包括在内的。说到马，又可以变化为龙；说到水，又可以把它当作云，这就是变易的意义。不是通晓天下深奥事物的人，不能认识这一点。所以说，《灵棋》是模拟《易》而作的，不精通《易》的人不能写成。我常常喜欢它占问灵验，却痛惜解释它的人不懂作者的宗旨，反而把它和世间卜师的话配合起来，所以为它申明本意并作了解说。至于说它是黄石公传授、张子房接受的，传记中没有这样的文字，史书中也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不敢随意附会。《水经序》【王祎】《水经》是汉代桑钦所作。《艺文志》缺载，没有收录。可是《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郭璞作注；一部四十卷，郦善长作注。善长是郦道元的字。但两部书都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郭璞所作。《宋崇文总目》也没有说撰写者是谁，只说郦注四十卷，亡失了其中五卷。直到新《唐书》经籍志才说是桑钦所作，又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郭璞所作，大概是有所怀疑。考察《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由涂恽传授给河南桑钦，字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成帝时人。如今考察此书：济水流经寿章，即前汉的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称；又向东北流经临济，即狄县，是安帝改的名称。荷水流经湖陆，即湖陵县，是章帝改的名称。分水流经永安，即彘县，是顺帝改的名称。那么这部书就不可能作于成帝时，如果不是顺帝以后的人所作，便无法解释这些记载。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文说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分汉中设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那里正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武侯的地方。而且书中说北方县名多是曹氏时期设置，南方县名多是孙氏时期设置；这又似乎是三国以后的人所作。书中又说把信都改隶长乐，这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河水向北靠近薄骨律镇城，注文说是赫连勃勃所筑之城，这是后魏设置的地方。因此，这部书又似乎是晋、后魏时期的人所作。或许桑钦本是成帝时人，确实撰写了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二人又作传注并不断增益。郭璞是晋人，郦道元是后魏人。正如《山海经》是禹、益所记，却出现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名称；《本草》是神农所述，却出现豫章、朱厓、赵国、常山、秦高、真定、临淄、冯翊等称谓；《尔雅》作于周公，却说到张仲孝友；《苍颉篇》由李斯编造，却说到汉朝没有天下；这些都必定是后人增益的，已经不再是原文了。这样说来，《水经》是桑钦所作无疑。大概年代久远，经文和传注互相混杂，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失。原文虽然亡失，难道就能不称它为桑钦所作吗？《通典》说郭璞的注多简略、迂曲、怪诞，因此没有流传。如今郦道元的注本四十卷仍然完整，只是旧本往往有迁就失实之处，也有错简。金朝蔡正甫曾作《补正》三卷，但同样没有流传。如今只有郦注旧本还在流行。天地之间，水是最多的，所以水就是大地的脉络。大河彼此间隔，小河彼此连接；凡是郡、县、州、道纵横分布、如棋子排列的地方，都依据水道来划分。地理书始于《禹贡》，而《禹贡》划分九州，必定以山川为依据来确定疆界。实在是因为山川的形势绵延不变，州县的设置却经常更改，所以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不能迁移；梁州可以迁移，而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不能迁移。这就是《禹贡》成为万世不变之书的原因。后世史家以州县为依据作书，州县一有更革，这些书也就随之废弃而不再流传。既然那类书容易失传，那么《水经》这部书难道也可以废弃吗？大体说来，这部书所引用的天下水道有一百三十七条，长江、黄河都在其中；郦氏注文又引用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一条，详细说明水源和流向、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水道纵横交错、枝流繁多，条理贯通而极为详尽，搜寻沟渠、考察水道，没有遗漏。总括全书大意来看，天下的地理仿佛都可以运转于手掌之中。所以自《禹贡》以后，这部书最接近古代而不可废弃，难道也可以说是所谓万世不变的书吗？只是世上研究地理的人，无不满足于眼前而昧于远方，贪图简略而害怕繁复，最终仍然纷乱而没有依据。桑氏的学问废弃而不再讲论，已经很久了，岂不是令人困惑吗？所以我作序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过凭我的力量，哪里能够使这部书重新显扬呢？读者考察它的事迹，探求其中的缘故，再观察它们彼此会通之处，一定有人能够认识其中的要旨。《中说考序》【崔铣】

译序说：《中说》这部书的写作，为什么流传这样困难而湮没却这样容易？是因为知晓它的人少，而指责它的人多吗？自魏、晋以来，上天大概已经闭塞道统了。因此世人崇尚玄虚，盛行斋戒；竞相杀伐，专门施行欺诈。谈论道只讲空寂，写文章只修饰华丽辞藻。王氏仲淹出现以后，独自以孔子为师，以《论语》为宗旨，论述以六经为准则；求学是为了治理，治理又寻求根本。国家将要昌盛，他便献出自己的谋略；国家将要混乱，他便退居而怀抱道义。自秦、汉以来，像这样的人有几个呢？指责他的人说：这是僭越经书，是模拟孔子。学习若不以圣人为老师，还能以什么为准则呢？古书不是说过吗：不是先王的法言就不敢说，不是先王的德行就不敢实行。效法圣人却说他不对，这是为什么？从前孔子生活的时代，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古籍纷纷存在，《诗》还有三千篇，各诸侯国的史书和背离经义的记载，以及四代的礼乐，孔子都加以学习。上古的治理质朴而简陋，不能恢复；中古的治理文饰而骄矜，也不能照搬。保留文质适中的状态，不鄙俗而傲慢，不华丽而虚伪；文字简约而可以学习，内容简要而不混乱。这不就是孔子的六经吗？所以，像《桑中》《鹑奔》这样的篇章，也可以参照《雅》《颂》；斥责君主悔恨欺诈的文字，也可以置于《典》《谟》之后；假借仁义、窃取礼法的记载，也可以用来保存义理。风气变化而浇薄，事物也随之改变；教化消退而衰薄，制度也随之衰微。我又能对此怎么办呢？后来伦理纲常败坏，想用文章创制来挽救它；惩治不严厉，痛感就不深；惩罚不刻峻，劝诫就不会有力。保存正道来显示邪非，以混乱作为鉴戒来建立治理。譬如膏粱和药石，养生的人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方。自汉代以后，道统衰落了，政治混杂了，文章也繁琐而芜杂；至于是非是否合乎道理，应当考察史家的记述。最著名的司马迁、班固，错误尚且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比左丘明还差。两汉尚且推尊经书，难道不会有一句话接近道吗？否则民众的伦理岂不是就要彻底泯灭混乱了吗？所以王仲淹大概有忧虑世道的志向吧！可是他续写经书的作品都亡失了，《中说》十篇中醇厚与驳杂相混，其中又有的仿照《论语》作书，使读者感到厌烦。我为它分别辨明文辞，权衡它的意义，按类别分成三类：内篇、外篇、杂篇。内篇九篇，义理优美，文辞驯雅；外篇九篇，言辞似乎夸张，义理也错杂；其余内容放纵直说而不合伦常，怀疑是后人附加润饰的，列为杂篇。我删去杜淹荒诞的内容，编为《世家》，共二十篇；间或阐发其中蕴含、纠正其错误，称为《释》。这样以后，仲淹的书真伪分明，可以作为孔氏学说的羽翼，并传给后世真正理解它的人。《文苑春秋序》【崔铣】有人说：“孔子删定《尚书》作为首篇，如今流传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可以作为可信的传本；晋人后来出现的书，可以作为存疑的传本。”凡是书中所记载的，都是重大事件和变化吗？世间细小的节文就不在其中了。尧典，记述的是禅让；甘誓，记述的是世袭；汤、武，记述的是征伐；盘庚，记述的是迁都；大诰，记述的是摄政；顾命，记述的是临终托付；吕刑，记述的是衰乱；文侯之命，记述的是动乱。周王室衰微而诸侯霸业兴起，所以以《秦誓》结束。秦以前是封建制度，秦以后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是和人共同拥有天下，威权和福泽属于公共；郡县制度则是君主独占天下，威权和福泽属于君主个人。君臣交往的方式、礼乐的施行、风俗的流传、人才的养成，因此彼此相距很远。这大概是宇宙间最大的界限。善恶有惩罚，劝善惩恶就十分明白；记载全都真实，欺诈虚伪就无法售弄。君子有所凭借，因而增长德行；小人有所畏惧，因而收敛奸邪。文章修饰得好，人们就乐于玩味道理；这样的记载也会长久流传。自汉代以来，史家记载事实，儒者阐明义理，文士施展文辞，智者申述辨析。然而诡诞而危害教化、浮华而没有实用的文章，也交错排列、兼收并存。世上的选本不是不想采录简要内容以节省阅览时间，只是很少有人有志于效法孔子、遵循《尚书》的体例。隋代王仲淹出世时，道统丧失、文风靡弱已经很久了，他奋发立志续写经书，但他的书籍已经亡失而不再流传。后人要把它彻底斥绝，为什么竟做得这样过分呢？我感慨而仰慕他的志意，私下想选取汉高帝讨伐楚国的诏告，一直到我皇祖驱逐夷狄的檄文，命名为《文苑春秋》，用来阐明文章的正道，穷尽历代的变故。因此，风气的淳厚或浇薄，文辞的简约或繁冗，事情的常态或奇变，义理的纯粹或驳杂，都可以从言辞中了解政治，从政治中观察德行，从而考察上天的谋划。我弃官居住山林十四年，仍然没有闲暇完成它。嘉靖丁酉年春天，我又读《资治通鉴》，感叹兴亡，于是抄录一百篇，略微表明作者的志意，希望后来的读者沿着头绪探求本源，玩味文章而搜取实质；向上领悟天运的因革变化，向下探究人道的始终。国家存在，在于忧患勤勉；国家丧亡，在于骄傲安逸；喜好询问的人昌盛，自以为是的人灭亡；预先堵塞祸患的根源，永远遵循治国的轨道，或许可以接近古人修订经书的遗志吧。《广文选序》【刘节】

译序说：“《广文选》，为什么要扩大萧子所编的选本？又是怎样扩大萧子所编的选本呢？萧子所选的是文章。赋有十四类；诗有二十三类；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类，共三十七类。可以说已经是选本了，但仍有遗漏，所以扩充它来补备遗漏。孔子说：有了天地，然后万物才产生。因此先从天地开始，天地是广大的。鸟兽草木都是万物；鸟兽已经选取了，草木却遗漏了。因此接着选取草木，用来补充遗漏。赋的各类已经完备，但没有列入类别的仍然遗漏，所以接着选取草木，用来补充遗漏。诗的六义已经齐备，逸诗是诗的遗漏，所以扩充从逸诗开始。补亡已经没有了，琴曲是乐府诗的遗漏，歌谣是杂歌的遗漏；把它们扩充进去，诗就完备了。” 诏，是君王的言语；玺书、赐书、敕谕也都是君王的言语，扩充时应归入同类。策、册属于同类，策问属于诏的类别，扩充时依从它们的类别。疏、上书属于同类，封事、议对都属于疏的类别，扩充时依从它们的类别。对策，是回答策问；策问属于诏，对策属于答对的类别，扩充时依从它的类别。至于文，则没有相应的类别；提问排在回答之前，有提问才有回答，也应当按同类扩充。记，是序的实际内容；传，是史论、述赞一类的记载；说，是论的概要；哀辞，是哀文的余绪；祝文，是祭告的大典。因此加以扩充，就是扩充它们的类别。文章如同赋，各种类别已经具备，没有列入类别的仍然遗漏，所以接着选取杂文来补充遗漏。骚，是屈原、宋玉所作；《九歌》遗漏了，《九章》遗漏了，《九辩》遗漏了；景差、贾谊以下的作品没有收录。汉代诏令很兴盛，选本只选了其中两篇，遗漏的很多，所以加以扩充来补备遗漏。表、笺、启、檄选得略少；奏记、设论、箴、赞选得更少；史论、述赞选得尤其少；铭、颂、诔中，那些古老而合乎法则的作品也有遗漏。书序的遗漏，如同铭的遗漏一样；论的遗漏，如同书的遗漏；碑文的遗漏，如同论的遗漏；各种类别的遗漏，如同颂、诔的遗漏。因此如今考察起来，文章的遗漏像诗的遗漏一样，有十之六七；诗的遗漏像赋的遗漏一样，有十之四五；赋的遗漏像骚的遗漏一样，有十之二三。所以要扩充它来补备遗漏。即使这样仍然可能有遗漏，因为典籍散失，现存的不过千百之中十分之一。所谓扩充，大概只是接近于这个目标罢了。文章就像分流的水，编选文章的人如同疏导水流，把它们汇聚起来。因此海水之所以汇聚，是因为扩大选取范围的人如同疏导水流，把它们汇聚到大海。唉！这实在难以说尽。《刻战国策序》【李梦阳】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刊刻《战国策》完成。有人问：“《战国策》是背叛经义、背离正道的书，然而天下人传诵它，后世人还称述它，为什么呢？”李先生说：“《战国策》有四点可取，有一点就足以流传，能够流传便会有人称述，何况有四点呢？哪四点？记录往事，考察时代，研究文章，喜好谋略。袭取智谋的人崇尚诡诈，摹拟文辞的人崇尚巧饰，考察变化的人能够融会贯通，记录事情的人内容广博。所以称述它的人认为这些可取，而君子却斥责它。为什么斥责呢？因为拿它和经书相比便是背叛，按照道来衡量便是背离。自从秦朝焚烧典籍以后，三代的事迹就荒芜了。这部书列举各国，具备各国政事；大事小事、人和物都记述繁多。取来可以补备史书，借助它可以扩大见识，记录它可以得到广博的谈论和奇诡的内容。因此说记录事情的人取其广博。然而这部书确立合纵连横，倡导纵横捭阖，以权势利益互相诱惑争夺，谗毁狂妄、倾轧夺取，完全没有廉耻和是非之心。如今看它所记载的时代，就像一群孩子争抢一块饼，还自鸣得意于这种行为。先王的礼乐刑政，到了这个时候竟被蔑视到如此地步。所以说考察变化的人取其会通，结果却使仁义昏暗闭塞，使横暴的议论胶着固结；申不害、韩非被奉为哲人，张仪、苏秦被奉为老师；狡诈的人整理它的头绪，揣摩的人偷取它的法则，陷害排挤的人窥取它的险诈，谬妄邪僻的人以它的欺骗为标准。所以说，袭取智谋的人崇尚诡诈。文叔曾说：‘高下相互求取，表面放纵而暗中闭塞；其中情意隐微而辞语曲折，这就是《战国策》的妙处。’有时一整天也难以辨析的事情，凭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因此文卿、墨家儒者佩服它的意旨，深深沉浸于它的体势；简转之士效法它的委婉，审察之士奉它的透彻为祖法，大概说的就是文辞巧妙。所以说摹拟文辞的人崇尚巧饰。”李先生说：“我读《战国策》，才知道经义是多么难以阐明。经义不明，道就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巧饰会伤害质朴，诡诈会妨碍正直；时代变迁，世道衰败，前有忧患，后有悲伤。风俗因崇尚而形成，士人因因循而败坏；崇尚旧习的人乐于保持相同，因循的人害怕改变，传承的人安于习惯，称述的人习惯于袭取，即使知道不对，也会渐渐陷入其中。佛教、老庄之学也是同类。”有人问：“周朝为什么会有战国？”李先生说：“是文章造成的。先王用礼来治理天下，必然要重视文辞；制定言辞，使它从近处出发而影响远方，贯通有关事务，通达于政治，推广到天下，本来是有益的。于是人们过度重视文辞，把它流传到《春秋》，称作辞令。到了末流，弊病变成巧饰和诡诈相互攻伐，最终就形成了战国。”有人说：“读这部书的人，只要把它当文章看，不就可以了吗？难道不会渐渐陷入其中吗？”李先生说：“唉，我哪里知道呢！” 我哪里知道呢！如果能够返归古道，忠厚而质朴，或许还可以吧。”这一年，监察御史、澶州人王君会巡视河南，于是对李先生说：“史书的意义在于列举得失；刻印这部书，是为了让后人观察，这正是曾巩所谓借此作为警戒。” 《重校汉梁王太傅贾谊新书序》【黄省曾】

译汉文帝时，懂得治国根本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贾谊。所谓懂得治国根本，并不是说国家已经治理好了，才知道治理之道；已经混乱了，才知道混乱的原因，而是在尚未治理好时就知道怎样治理，在尚未发生混乱时就知道怎样防乱，在事物尚无形迹时便能察觉，在祸患将要到来时便能迎头防备，就像扁鹊诊察疾病一样。病人行走、动作、举止、迁徙都安康无恙，而那些将要枯槁、离散、死亡、夭折的征候，他都能早早察觉并预先指出，等到最后完全应验，丝毫不差，这才叫懂得治国根本。从前周公、太公一起谈论治国，周公主张亲近亲族，太公说：“鲁国从此就要削弱了。”太公主张尊重贤者，周公说：“拥有齐国的人也一定不会是吕氏。”后来鲁国果然因削弱而衰落，传到仅存三十四世便灭亡；齐国一天天强大，称霸二十四世，后来田成子夺取了它，国家最终都如太公、周公所说。这就是所谓懂得治国根本，大概就是如此。亲近亲族、尊重贤者，本来是治国的大事，但其流弊到了后来尚且不能挽救，何况汉廷本末倒置、首尾横决，国家制度纷乱不堪，贾谊怎能不为此忧虑呢？贾谊所论述的事情，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后来都一一应验；整个汉代的情势都没有超出他那些奏疏的见解，贾谊真是所谓通晓国家根本的人。国家任用贤才所看重的，是贤才能够挽救尚未显露的祸患，改变将要发生的事变。可是汉代的人为什么不了解贾谊呢？那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一类人，竟诋毁贾谊年轻、只是初学，自己专擅权力而制造纷乱，天子因此疏远了他。这就像一个人得了必然危重的病，正遇到扁鹊来为他治疗，庸医却争相排斥扁鹊、把他赶走，那病人又能怎么办呢？绛灌、东阳侯冯敬这一类人，酿成国家祸患，实在不值得多说。只是可惜贾谊考察天地之理，验证古今事实，日夜忧劳地考虑怎样治理国家，而世人却不肯任用他。即使如此，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官高爵显，在当时固然显赫，如今学士大夫却以谈到他们为羞耻。贾谊困顿失意、无聊寂寞地死去，而束发以来稍稍懂得贤能善德的人，无不仰慕贾谊。这样看来，流传万世的声名，本来就不是片刻的荣耀可以相比的。从前我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设宴款待我，谈论治国之道；他读到我所订定的《荀氏五篇》，便举杯叹息说：“唉！贾谊的著作，传抄它的人篇章有缺、文字有误，你应当把它订正。”又过了八年，我得到宋代建宁刻本，加上原来收藏的本子，都是五十八篇，与班固所说相合，于是互相校订，使它完整而可读。可惜何公已经去世，不能看见这部书完成。何公终身忧虑国事而不衰减，所以他常常称说贾谊。有人怀疑《新书》文字繁多，像是后人附加的。先生说：“不是这样，这是贾谊草创的文字，平生已经定下来的。”到了他上书时，只是约略地陈述出来罢了。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是不能在朝廷上全部说尽的。汉中大夫陆贾《新语》序【黄省曾】我曾读赵宋人的著作，见他们说汉代圣人之道衰灭，儒者稀少，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汉代距离孔子不远，七十子门徒的教化还没有泯灭；即使天下战乱不止，齐鲁之地仍然弦歌不断、文雅兴盛。赵宋时还有这种情形吗？《易》《诗》《书》《礼》《春秋》都在汉代萌芽并传授下来，如果没有儒者，怎么能够流传呢？我常说，孔子的道理明白切实，在汉初还可以显现出来，不像后来的儒者谈论玄妙深奥的旨意，恍惚幽暗，使新学没有可以践履依据的地方，距离洙泗反而更加背离。孔子说到人性和天道，弟子尚且不能听闻；后来的儒者却张口便谈性与天道，喧嚣夸张，都以为圣人可以在朝夕之间突然达到。他们考察内心和行为，往往同盗跖一样，只因没有找到正道的门径而沉陷于异端，狂妄地放肆追求。比如中大夫陆贾所撰《新语》说：“天地万物由大地养育，圣人使它们成就，功德相参相合，于是道术产生。”这与“天地设定位置，圣人成就万物功能”的话有什么不同？又说：“纲纪没有建立，后世便衰败废弛，于是圣人才制定五经，阐明六艺，承接天道、统摄大地。”这就是“诗道衰亡以后《春秋》才作”的意思。又说：“守护国家的人凭仁德使国家坚固，辅佐君主的人凭义理而不倾覆；仁是道的纲纪，义是圣人的学问。”这也就是仁义的旨趣。又说：“法令并不是用来劝人为善的，所以曾参、闵子骞的孝，伯夷、叔齐的廉，难道是因为害怕死亡才这样做的吗？这是教化所造成的，也就是君子德行如风的说法。”在《新语》十二篇中，孔子治理太平的道理屡屡鲜明地显现出来；如果不是当时贤者众多、风气兴盛并受到熏染，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么，说汉代没有儒者，实在是心胸狭窄、见识浅陋，不能同通达大体的人谈论道理。汉代经学发展到设置官职、专门传授各经，使孔子之道在断绝之后又由后世贤者传承，这些都是陆贾创始启发的功劳。因此作序并收藏它，用来告诉论说时世的人。《山海经》后序【杨慎】

译《左传》说：“从前夏氏正处在有德的时候，远方之国把各种物产图绘下来，九州牧伯进贡金属，铸成鼎并把各种物象铸在上面，为各种事物作出备录，使百姓知道什么是神异、什么是奸邪。进入山林就不会遇到不祥之物，魑魅魍魉也不能遇到他们。这就是《山海经》的起源。”神禹接受玄圭，完成治水功业后，便接受舜的禅让，以天下为家。于是收集九州牧伯进贡的金属，铸造九鼎。鼎上的图象取自远方的图绘，包括山的奇异之物、水的奇异之物、草的奇异之物、木的奇异之物、禽鸟的奇异之物和兽类的奇异之物；说明它们的形状，记载它们的生长，辨别它们的性质，区分它们的类别。那些神奇而特别、使世人惊骇、使听闻者震惊的事物，有的见于传闻，有的亲眼所见；有的经常存在，有的偶尔出现，有的未必真实存在，都一一记录下来。大凡正常而可以遵守的事物，都载在《禹贡》中；奇异而不合常法的事物，则备载于九鼎。九鼎铸成以后，用来展示给万国，使各国看到同样的图象并加以辨识，每天让人们用耳听闻、用眼观看。即使轻车使者往来、经过重重翻译而来的贡品不断呈现，也早已把这些看作平常而不感到奇怪了。这就是圣王启发百姓、教化风俗的用意。夏后氏的时代，虽然说是崇尚忠实质朴，但礼文反而超过了成周。太史终古收藏古今的图籍，到了桀焚烧黄图，终古才抱着它投奔殷商。后来史官孔甲又把黄帝、姚姓、姒姓以及盘、盂上的铭文都搜集起来编成书，那么九鼎图象的传承，本来就出自终古、孔甲这一类人。把图称作《山海图》，把文字称作《山海经》。到了秦代，九鼎失传，只有图和经还保存着。晋代陶潜诗中有“流观山海图”的句子，阮孝绪《七录》中有张僧繇《山海图》，都可以作为证明。如今经还存在而图已经亡佚，后人根据它的义例加以推广，又增入秦汉郡县地名，所以读者对其中内容半信半疑。相信的人径直认为是禹、益所著，因而反而迷失了它的本源；怀疑的人便斥责为后人伪造的奇诡作品，这也未免失当。汉代刘歆《七略》所进呈的本子，文字很古；晋代郭璞为它作注并叙述其流传，见解很奇特。这种说法的流传，难道不是刘歆、郭璞二人的功劳吗？只是它著作的源流，后来的学者有时忽略，所以写出这些说明，附在书末。《秦汉文》序【王宠】嘉靖癸未年，吴可泉先生来任我地的长官。他尊崇古代、振兴文教，把教化作为根本。多次召见诸生到馆舍中，反复琢磨磨砺，用法度规范他们。第二年，他拿出所编的《秦汉文》给我阅读。我读完后，跪下请问：“这部编选是怎样安排的？”先生说：“五经的光辉已经显著，像日月之于天地，不能被湮没。接近古代而宏大华丽的文章，大概就是秦代和汉代西京时期的文章吧？如今士人凭文章进身，这是古代的制度；可是学习文章的人却不学习古文，这使我感到困惑。搜集经传，只求借此向主管官吏求取功名，尤其是那些弊病严重的，难道不是只凭口耳相传吗？难道不是割裂章句、死记帖括吗？要谈论秦汉文章，不必涉及这些。我奇怪他们涉足文章的源流，却不肯饮用源流中的水，因此想疏浚它使之深邃，开拓它使之广阔，而不要使用这种浅薄、局促、琐碎的做法；文章难道不能有倡导者吗？”我说：“既然如此，《左传》《国语》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要遗漏它们以外的文章？”先生说：“《左传》《国语》的旨意深奥，文辞简约；它们成书时联缀成章，是经书的羽翼。小子你只需了解这一点，哪里能够把它们选编进去呢？”我说：“既然如此，西山真德秀所编的书，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先生说：“文章从始至终都有体制，节奏有变化，繁简有裁度，经纬有章法；这好比音乐，少了一个音，音乐便不和谐。” 我私下怀疑那部书把文章拆分而失去联属，分离而没有条理，担心学习的人只看到其中一面而遗漏另一面。”我说：“既然如此，东京以后难道也没有可以收录的文章吗？”先生说：“文章的气势还没有显得浑厚，体制还没有显得雅正；偶尔有好的，我又担心学习者把它们当作法式而趋于浅薄，所以略加取舍，只保存少数。”我听从吩咐后，替它刊去讹误并加以订正。同郡汤氏乐意行善、爱好修治，请求付梓刊刻。书刻成后，我恭敬地把所听到的话写在卷首。《汉文选》序【田汝成】

译周代衰落以后，先王仁义礼乐的教化，实际上没有施行于政治，功业和光华散落在文章辞墨之中。士大夫一流，执笔作文，各自凭借所得，扩充先王遗留下来的余绪，在文艺界流传声名。这种风气大概兴起于嬴秦，盛于汉魏，沿袭于六朝，到了后来弥漫泛滥到了极点。古书说：“文王、武王之道，还没有坠落在地；贤者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者认识其中小的方面。” 然而前辈的见识重在把握实际，后辈的见识却只猎取表面的华美。我由此知道，先王教化的恩泽滋润后世，流传影响极其深远。梁太子萧统在监国抚政之余，招来才俊，深察前代典籍，删去污秽、披取珍宝，从千百篇中保存十分之一，分门别类编成三十卷，题名《文选》。自唐代以来，作文的人家家把它看作标准，鸿儒硕学没有不从中取材的，可以说总汇了七代的英华，流传着万古的膏腴。宋代学者不懂得文章的义理，妄加删改评驳，说萧统文才拙劣、见识浅陋，取舍不合宜。像董仲舒的对策、刘向的《战国策》序、王羲之的《兰亭记》、陶渊明的《闲情赋》，都遗弃而不收；司马相如《上林赋》引用卢橘夏熟，扬雄《甘泉赋》叙写玉树青葱，却一概收录而不辨其错误。这样做，是责备萧统只暴露瑕疵、掩盖美玉，却不探究编撰取舍的宗旨。萧统不是说过：“如果把立意作为宗旨，而不把文才能力作为根本，那么今天所编的文章，难道又可以略去吗？”大概文章写得好固然先要有文才，但有立意的人未必专门从事作文；因此议论国家大事、事迹载入史官记载的文章，即使是董仲舒、贾谊的言论，也不收录。如果属于文章辞章一类，构思归于藻饰文翰，那么即使是扬雄所作的符命文章，又有什么可挑选的呢？大体说来，《文选》的体例崇尚华美而略去简淡，拘守规矩而整齐体裁，所以考察文辞、按类编排，幼稚的文字如连珠，大篇和短章，都归入浓丽繁密之中。因此，诗如陶渊明的，文如《兰亭记》的，并不是不明白清逸；只是把它们收入集内，同其他各家衡量，体式便不统一了。至于《闲情赋》，明显是白璧上的微小瑕疵：陶处士情怀冲淡寂静，不应当去学习艳丽辞藻，劝诫百中只有一分，反而违背了他一生的本性。如果因为是陶渊明所作，便一概称许为佳作，就像珍藏宝玉而忘记考察它一样。《上林赋》《甘泉赋》是名家杰作，却只因其中一处错误便把它们删去，这就像厌恶蚁鼻刀的小缺口而抛弃纯钩宝剑。何况萧统汇集众多意见来决定取舍，对可取可舍之处必定经过审察；只是一味责怪萧统，不也太固执了吗？近来又有《文选增定》《广文选》等编，擅自依附于萧统，弥补它的缺漏、匡正它的错误，几乎是认为后来的学者浅薄肤浅、不懂却妄作，比宋代儒者更加过分。因此我曾说，《文选》这部书好比园林，怪石盘松、奇花异草，只是用来供人观赏消遣；楩楠、豫章这样的栋梁之材，并不是它所栽植的。再作比方，它又像散乐，吴地曲调、楚地舞蹈，按管弦奏乐，只是用来娱乐观赏和听闻；至于一唱三叹、雅乐南音，并不是它所陈列的。作者的宗旨和编选的枢纽就在这里，掌握这一点来求取其中义理，各种疑惑就可以解释了。唐代李善首先为《文选》作笺注，吕延祚认为它还不完备，于是集合吕延济、刘良、张铣、吕珦、李周翰五人，重新加以疏解。后人把他们的注与李善注合并流传，名为《六臣注》，共六十卷。大概这些人都是向唐玄宗进呈此书的，所以称为“臣”。《越绝书》序【田汝成】

译《越绝书》共十五卷，共十九篇。其中《内经》二篇，《内传》四篇，《外传》十三篇。有人说它是子贡所作，有人说是伍子胥所作，难道真是这样吗？《内经》《内传》的文辞义理深奥广博，穷究而通达天人之理，明显是先秦文字。《外传》杂乱驳杂、没有条理，其中记载地理的两篇夹杂秦汉郡县名称，大概多是后人增益，毫无疑问。《本事篇》的序又依托《春秋》，引用获麟之事，归结为符应。大概作者是何休一类、研究《公羊》学的人，所以可以知道此书不是一人所作；取其可信之处，略去可疑之处，也可以弥补史书的缺漏。书名“越绝”含有两层意思，有人说是奇异绝伦，有人说是断绝。句践困顿疲惫，余魂微弱，但自身强健、志向转而由失败走向成功，这难道不是夷狄之地雄伟杰出、旷世罕见的奇事吗？所以解释者说：“‘绝’就是断绝，是说句践当时的处境。”他的内心积蓄深厚，威势从外部发出；对内能够约束自己，对外能够压倒他人，所以叫“越绝”。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孔子以此为耻，子贡一出而使四国局势震动，终于凭借此事使越国兴盛、吴国灭亡，扰乱齐国、使晋国称霸，鲁国因此有所依恃而无所恐惧；而《春秋》所记二百二十四年诸侯之事，也正以越国攻入吴国作为结尾。所以解释者说：圣人只揭示一个方面，善于辩说的人便把它的言辞宣扬开来；圣人的文章在这里断绝，辩士的言辞在另一处断绝，所以叫“越绝”。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各有一端，都是凭主观臆断作出的判断；若加以折中，求得确切贯通，还是前一种说法较好。吴、越守着边界远方的角落，形势像唇齿一样相依，如果彼此守信讲义、互相救助，败亡的祸患怎么会产生呢？可是两国却互相残害，天天寻衅动兵，嫌隙加剧、仇恨深重，一次进攻、一次报复，兴亡之际，天意和人事都清楚地显现出来。吴国最初攻打越国时，岁星在牵牛宿，史墨占断说，越国得岁星之利而吴国去攻打它，吴国必定遭受祸害。越人迎击，阖闾战死，这是吴国违背天意，因此有檇李之辱。夫差积蓄杀父之仇，希望一定报复，人事上的谋划已经确定。越国虽然得到天时，却还不能任意施展。句践不采纳范蠡的劝谏，先行袭击吴国，终于大败，这是越国违背人事，因此有会稽之辱。越王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向吴国请求讲和，吴人答应了，大概也是天意。此后越王劳苦自身、焦心思虑，约束自己、使百姓富足，降低身份礼敬贤豪，修治整备军备，范蠡治理外政，大夫种治理内政，计然谋划策略，明察阴阳之理，天时与人事相合。夫差正放纵淫逸之心，穷尽追求奢靡，疏远伍子胥而亲近宰嚭，使忠臣和奸臣地位颠倒。当时有人说宰嚭将死，孔子说：“不，不，天生宰嚭，是要让他灭亡吴国。吴国不灭亡，宰嚭就不会死。”唉，天时人事的规律，难道还不更加明白吗？最终吴国因劳师动兵、远谋外略而衰弱，越国乘虚攻击，吴国因此遭受姑苏之辱。当时越国还不能立即占有吴国，于是同它讲和。夫差如果果真有志气，也许还能凭一支军队奋起自救，狼狈退守，保全残余性命；但越国又借仁义之名求取声誉，取舍依循正道，人事方面已经准备周全，天意的眷顾也很深厚，吴国因此遭受甬东之辱。此后越国势力更加扩张，威名震动中原，在徐州会合诸侯，主持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周天子赐予福祚，功业可与齐桓公、晋文公相提并论，盛大功业和美好声名震慑天下，称作“越绝”，不是很恰当吗？吴、越土地相连而各自封立，吴国看待越国，就像猛虎看待一只小兽，虽在笼栏之间跳跃，却不能越出范围；两国大小强弱本来明显不相称。然而吴国凭借强大而败亡，越国凭借弱小而兴盛，形势并非偶然，哪里能简单议论呢？范蠡的话说得好：“保持盈满要靠天时，挽救倾覆要靠人事。”夫差不善于保持盈满，句践却长于挽救倾覆；那么他们兴亡的关键，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太原孔子督学两浙，得到这部书而喜爱，说：“进入一个地方却不了解它的历史旧事，算不上学习。” 他校正其中的讹误错乱，付梓刊行。因为我也是吴越遗民，便请我作序；我为它写下开头的这些话，把一切归结到天时人事的规律上。唉！顺应天时的有祥瑞，违逆天时的有灾殃；修治人事的昌盛，怠慢人事的荒废，难道只有吴越如此吗？特别是考察历代的推移变化，其中的缘故都可以清楚看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二 （明）贺复征编 ○序十二 重刻《吕氏春秋》序【明·王世贞】《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共同撰写的书。书成以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的市肆上，说：“谁能增删一个字，我就赏给他千金。”结果竟然没有人能够增删一个字。这部书如今流传颇广，但传抄刊刻已久，不能没有讹误；云间宋光禄宋邦乂、徐太学徐益孙等人共同校订，重新刻印，来请我作序。我读了这部书，没有一次不是合上书长叹三声的。叔孙穆子把立言列在三不朽之首，而执笔作文的人似乎反而稍稍屈居其下。然而子桓在时代巨变之际以雄豪之气创立功业，却并不自以为有功，而把经世济民的大业、不朽的盛事都归于文章，他确实看到了其中的道理。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运用商贾牟利的手段，暗中在秦国周旋而取得志愿，把整个秦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挟持秦国强大的力量向东进取，像剖瓜一样分割天下，身居相国，号称仲父，封为通侯，食邑十万户。他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可是却勤勤恳恳地想要成就一家之言，同诸儒生争胜，并割取后世的声名；这还不算什么。吕不韦本来就是庄子所不屑谈论的人。庄子的见识，甚至想要齐同生死、消平物我，把一切有为的痕迹都视为空无，却也勤勤恳恳地务求成就一家之言，看来他在文辞上不到精工之处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古代所说的立言之人，没有一个不是被求名之心驱使的。况且以吕不韦的诡谲狙诈，难道他真能参与大道吗？他的门客也都力求相互夸尚、标奇立异，同鸡鸣狗盗之徒混杂在一起；即使偶尔采集圣贤的美好言辞来文饰自己，到了半夜心境稍稍宁静，想到那些言论同他们实际行为的关系，难道不会汗流浃背、感到污浊羞惭吗？只是他们的机心一经触发便形成机巧之言，取法申不害、韩非的严峻削刻，施展张仪、苏秦的辩巧，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相合，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况且吕不韦所说的千金，曾经两次发挥作用：一次用来使秦王耳聋目盲，割取秦国的权柄；另一次用来使一世的士人耳聋目盲，割取自己的声名。他虽然得到声名却又奇异地失去，虽然失去实际名望却最终又略有所得。吕不韦固然是商人的儿子，但也确实雄强啊！宋邦乂、徐益孙以及另外几位同伴，都擅长文章，爱好古书如同口渴，仰慕先圣，不因为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言论，于是把这部书刻印流行；这正如荷花从淤泥中开放，只采摘荷花就是了，淤泥可以不必追究。

译合刻《管子》《韩非子》序【王世贞】您的老师在诸子学中，论道理喜爱庄周、列御寇，论术数则喜爱管子、韩非子。他认为这些书的文辞高妙与否暂且不论，其中所结撰的大旨，远的出人意料，近的也能把人想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意思发明出来。只是《管子》《韩非子》不太流行于世，即使流行，传本也多有脱漏错误，读起来使人不胜校改，往往读不完一卷就把它们搁置在高阁上。因此他用尽财力，前后购买了数十种善本，穷尽校勘朱墨之功，然后交付刊刻。书刻成后，对我说：“您为它作序吧。”我说：“好的。”管仲想在齐国保存太公之道而未能做到，转而辅佐小白，最终成为齐国宰相，成为天下万世称誉的荣耀。韩非子想在秦国保存韩国而未能做到，转而逃往秦国，最终受到刑戮，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得到荣耀与受到嘲笑之间，难道只相隔霄壤吗？即使如此，这两位君子起初难道不想出奇制胜、舍弃生命来殉其所事吗？然而奇谋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奇谋屈服而生命又有不得不珍爱的时候；既然珍爱生命而又想有所自我表现，便不能始终躲避仇敌，只好甘心降服并侍奉他们。两位君子珍爱生命的原因相同，可是一个成为宰相，一个受到刑戮，为什么呢？齐国还没有形成称霸的形势，齐桓公的霸业之心一旦发动，时机便相合，时机相合，管仲的地位就不能不受到重视。秦国兼并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韩非所事奉的秦王却没有能做的事；韩非不以兼并天下来游说秦王，想压倒平日所信任的大臣而独自取得功劳，时机便不相合；时机不合，韩非就不能不被轻视。难道只是被轻视而已吗？秦王有利于韩非的机会，秦国却因为不如虞舜那样看待韩非而使韩国获得了长远利益。始皇本来暴戾刚强、喜好杀人，然而他的明智难道在齐桓公之下吗？鲍叔牙一次推荐管仲，管仲便立为相；李斯一次进谗韩非，韩非便受到刑戮。难道是两人在推荐和进谗方面的技巧竟这样悬殊吗？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形势所在就是天意：上天不愿让南方的楚、北方的戎狄侵食周室，所以把管仲托付给齐国，使他成为周王室的屏障。上天不愿让硕果仅存的韩国被五国抛弃后交给秦国，而是转而交给汉，所以听任韩非受幽囚、服毒药而不加怜恤。鲍叔牙，是助天为福的人，并不是自己能制造福运的人；李斯，是助天为虐的人，并不是自己能制造灾祸的人。那么管子与韩非子的才具相等吗？回答说：“哪里相等？”管仲，是仅次于太公的人。太公辅佐的父子都圣明而有法则，他治理国家，功业占天下三分之二，却用来承当周文王将要承受的天命。管仲辅佐的是中等之人，他治理的国家只占天下九分之一，却要用来抵挡正强盛的楚国和戎狄。这样看来，太公使周王室伸张，管仲使齐国称霸；没有太公，周王室固然不能废亡；没有管仲，齐国也固然不能称霸。即使不是这样，管子的书还保存着，其中论述四维、辨析心术，难道没有一两点关于敬与怠、义与欲的微妙旨意吗？孔子大概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感慨地叹道：“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世上本来没有不承认其德行仁厚而又否定其功业的人。韩非所说的话，虽然字字确切地衡量名实，推求显现至隐微之理，但他的本领终究只发挥在使国家富强上。秦国不用韩非，并不妨碍秦国兼并天下；但如果秦国按原有办法守成，必定灭亡。即使采用韩非之术来兼并天下，兼并之后仍按秦国旧法守成，也无法挽救灭亡。兼并天下和最终灭亡既然同样不能避免，那又何必采用韩非呢？所以韩非对于霸业似乎有所不足，而管仲对于霸业则大概绰绰有余。那么两人的文章不同吗？回答说：不不同。管仲是齐国的上卿，他的法令、言论和事迹，由门人、家老记录下来，又由稷下的学士大夫加以修饰；他的文章明辨而核实，放达而典雅，能够代表战国文章的开端。韩非子是韩国疏远的公子，有著述来抒发胸中积蓄、鸣发心中的不平；他的文章峭拔而深刻，奇异而直指要害，能够代表战国文章的终结。不必拿我们洙泗一家的言论来比较；若同鲁国儒者那种左准右绳式的严密标准相比，二者确实不太相似，但怎么至于把它们同惠施、公孙龙那种泛滥诡辩、苛细缠绕的名家言论混为一谈呢？两人的著作各有十多万字，估计不可能没有后人附益，但其中也略有可取之处；总的说来，不是西京以后的人传写增补的。我所以说两人的文章并无不同，大概管子的言论后来被孟子淘汰，到宋代才达到极点；韩子的言论，太史公似乎内心喜爱，还把他列入《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因为尊崇老子而把他们分开，宋代因为贬抑老子又把他们合在一起；无论分开还是合并，都不是因为真正把它看作韩非子的作品。唉，儒学到了宋代就衰落了。宋儒蔑视三代以后的一切，认为末世没有一个人可取，却不能不在内心折服于诸葛孔明；而孔明却自比管仲，并劝后主阅读韩非子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宋儒所得浅薄，而孔明所得深厚。宋人凭名声来取舍，所以遇到小小的辽国便不能振作，遇到强大的金国也不能振作；孔明凭实际功业取法，所以小小的蜀国能够同强大的魏国抗衡，并且始终占据上风。唉，您的老师之所以合刻这两部书，他悠然抱膝，难道不是有感于世事吗？您的老师说：“不，不，我只是爱好它的文辞，就像进献三种肉脯，只因喜欢其中的滋味罢了。” 《尺牍清裁》序【王世贞】

译书信，是辞令文告一类的文章。从前在春秋时期，使者车马相接，即使在箭矢飞扬、刀刃交错之中，也不能废弃往来应答的和婉辞令。起草和润色，既不是一人谋划的事，安定野外、治理国家又是首要任务；然而使者出境，便会根据事变而作权宜安排，寄托在行人的口中，不取决于载入书札的笔墨。离开这种情形以后，书信便盛行起来，作用也很大。因此鲁仲连用箭射入聊城，齐国百丈城墙便自行崩溃；李斯等在秦庭上进奏文章，六国使者携带的千橐财物全都退还。司马迁在毳帐中排遣心中郁结，司马长卿在蚕室中扬发被压抑的才华。书信实在能够畅达人我的胸怀，发抒今昔积蓄的情感；有时扬举沉潜幽暗之事，有时剖析疑虑犹豫，有时诱导趋向、开启蒙蔽，有时解除诅咒、沟通婚媾。它能把张仪、苏秦驱使于寸管之间，把孔丘、左丘明安置在尺牍之中。思绪如川流泉涌，辩才如云气蒸腾、雷电闪耀，真是盛大啊！然而这类文章都从容有致，文辞浩荡丰美；有时如雁阵横空、弱云舒卷，道路担心遥远艰阻；有时如鱼腹处水波狭窄，臣下只能任凭沉浮。至于黄麻诏书、薄薄的官牒，封缄用坚固的蜡，洋洋数行，远达千里；内容不过积存寒暄，专门寄托问候，只以事情作为兴端，借一件小事寄托情绪，毛笔代替舌头，墨卿代替人的面孔。醉后墨汁淋漓，酒杯中的言语若有若无；它的色彩鲜明，好像隋侯之珠忽然投来。它寄托情意，柔婉缭绕，像春天的丝线不断。因此即使山河变迁，彼此关系反而像漆胶一样更加牢固；反复徘徊吟咏、咀嚼文字，情事更加绝妙。明月仿佛依傍胸怀，白云停住而不飞去。这就是晋代宾客玄谈的深远情致，也是齐梁纤巧言语所达到的极致。西蜀杨用修，年轻时游历金马门，晚年戍守碧鸡；倾尽浮提的玉壶，手持太乙的藜杖，渔猎、采艺、搜集稗官之说，积累了多年。于是汇集这些文章，共十一卷，命名为《尺牍清裁》。有的因为原本寥落而补入，有的删去繁杂堆积；已经见于《文选》等书的，不再重复收录。美丽的砂砾，像谢氏家族散落的碎金；玄圃中的峥嵘美玉，掩映着琅琊众多的宝玉。有客人拿来给我看，我非常喜爱，只是可惜其中时代、姓名往往有错误，遗漏的典籍也不少。于是略加订正，仍增补修辑；又把自唐代以来直到如今、文辞接近雅正驯顺的作品附在后面，扩为二十四卷，收藏在匣中。唉！古代典籍已经遥远，清雅的声徽多有隐秘；陈遵使人惊坐的十束书，接连供给刘南昌的百封信，都能在前史中发扬流映，成为美谈。如今这些全都不存在了，何况比它们更次的呢？我既然惭愧自己所得只是半豹，难道能免于鲁鱼之误吗？所以我即使出于中郎极其偏爱王充的议论，也不过是像扬雄留下覆瓿的著作罢了。《刻韩非子》序【刘凤】《韩非子》这部书，学者大多拥有。太史公为韩非知道游说的艰难而悲伤，却也没有使自己免于这种遭遇。韩非的言论，只足以使他送命而已，难道还要责怪什么呢？起初韩非和李斯一起学习，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后来李斯在秦国显达，韩非也求取机会进入秦国。两雄同处一处，韩非将要免于祸患吗？况且韩非说：“有智慧、有权术、懂得法治的士人与掌握重权的人不能同时存在。能够依靠君主宠信而胜过诬陷的人，就应按公法诛杀；不能凭借宠信胜过诬陷的人，就会凭借私人的剑客来穷追逼迫。”李斯难道不是掌握重权的人吗？韩非在几句谈话之间就想矫正李斯的情状和行为而使他退下，李斯又怎能不逞发怨恨，表面隐忍而暗中施害呢？所以韩非是刻薄精核的人，连自身也不顾及。他论述游说进言者的心情，已经说得很完备。要等待君主的趋向，再拿自己的学说去迎合，这会使君主更加怀疑自己，而不敢轻易任用自己的学说，危险。说君主身边的人全都不是伯夷，却同愚昧不肖的人讨论贤能智慧，这是公开说话树立对群臣的怨恨而不替自己谋划，危险。说君主驾驭臣下，应当掌握法术，像捆束湿物、驾驭奔马一样，危险。深切地告诉君主，应当用自己不信任的人来防备自己所任用的人，而被派去防备的人就是要防备的对象，危险。说君主失去一个臣子而臣子得到百倍利益，君臣上下之间只以先发制人为要务，危险。韩非能够察见极其隐微之处，说到君主所忌讳的事情，这些都足以使人畏惧和忌恨；可是韩非把这些话全都说尽，是想保全自己，实在太难了。所以总括韩非的学说，就是使君主把臣下看作严酷的敌人；即使是极其骄横懒惰的君主，如果听到这些话，也没有不害怕的。害怕就会思考，思考就不敢把权柄交给臣下，使臣下专门蒙蔽自己，这样也许就有可取之处吧？所以所谓名法家学说，大体能够使君主意志强硬，对臣下严厉；使君主更加猜疑，不敢倚仗臣子的恩情；它虽然显得刻薄，却能避免因软弱而受蒙蔽。这就是名法家的长处。如今玉杯极其珍贵，但如果通透而没有底，就不能盛酒；瓦器虽然低贱，只要不漏，人又怎么会不把浆液倒进去呢？所以王道好比玉杯，不能像刑名之术那样容易见效；但说它没有底便不能使用，也只是徒然尊贵罢了。商鞅、申不害、韩非三人的方法大体相同，唯独申不害在韩国这样的小国施行韩术，能够终身使国家安定强盛而没有祸患。商鞅虽然因此使自身覆灭，秦国却日渐兴盛；韩非却只是寄托于空言罢了。唉，这也许是遭遇不同吧？然而韩非是韩国的孽子，最终却想覆亡韩国，他不致力于维系国家，未免太过分了吧？商鞅是魏国人，曾欺骗公子卬并把他俘虏；推究这种心术，他本来就比不上吴起、乐羊。他既怀疑君主，又轻视自己，这种权术的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可惜申不害的书长期散佚，所以我不能看到《申子》。如果能看到申不害、韩非子的著作，也就可以明白名法家的利弊了。《孙子书校解引类》序【赵本学】

译天地之间有了人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混乱。混乱不能只用鞭打扑击来治理，于是便有了兵。兵器是凶器，不能任意使用，于是便有了法。战争起因于斗智较力，所以用兵之法不得不依靠权谋。用兵而不用权谋，军队就会失败，国家就会危险，混乱也不会停止。君子迫不得已才使用权谋，就像政治迫不得已才使用兵力一样。使用权谋合乎天理，就是仁义；合乎王法，就是礼乐。所以管仲作为霸主的辅佐，使用兵力时舍弃实处而攻击虚处，舍弃坚固而攻击脆弱，舍弃困难而攻击容易，以使人欢悦为方法，借尊奉周王为名义，纯粹就是权谋罢了。孔子却称赞他说：“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虽然使用权谋，所办的事情却合乎仁义。诸葛亮以淡泊来使志向明晰，以宁静来达到深远，这是存心养性的言论；亲自耕作于南阳，不求闻达，这是尊崇道德、以求道为乐的行为。至于用兵，他明知孙权本来是汉朝的贼，却姑且同他结盟作为援助；刘璋是汉室宗亲，他却乘机袭取，以兼并其军队。仲达不出战，诸葛亮便送给他巾帼来激怒他；郭模诈降，诸葛亮便借此泄露消息来离间敌军；有时白天行军、夜间进攻，有时假装从侧面袭击；有时停止击鼓、偃旗息鼓，打开城门却洒扫庭院来使敌人疑惧。事情虽然运用权谋，内心却合乎仁义。宋代韩琦、范仲淹、寇准、宗泽、李纲、岳飞，对金国主张战争而不主张和议，权谋无所不用；考察他们本人，却都是如金玉般的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无不是圣贤正心修身的法则。王钦若、江伯彦、黄潜善、王伦、秦桧一类人，对金国主张和议而不主张战争，从未听说他们开口谈过一条权谋；考察他们的内心，却是犬彘般的小人，奸邪险薄，滔天的大恶没有什么不忍心去做的。由此看来，可以知道正确运用权谋来报复君父之仇、安定四海百姓，实在是儒者分内的事情；所以在致知格物、研习经学文章的闲暇，不可不兼读兵书，暗中探究其中的道理。古人所著兵书有四十多家，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七家。《孙子》十三篇，实在包含权谋的万般变化。几千年来儒者从未打开它的关键，虽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贾林、张豫、郑友贤、张贲、刘寅、郑灵等十五六家的笺注，也不过粗略训释义理，苟且引证，加上讹误相承，古文逐渐失真；到了今天，凡是用兵的人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这难道不是关系治乱的一大缺典吗？我自知学识不足，却私下看重这件事，重新校勘并通释此书，又取古人一两件已经实行的事来作为各篇的证明，题名《校解引类》，使四方经生学士都能读它而不感到困难。三代以后，儒者不懂军事，原因都把孔子不回答卫灵公的问题作为忌讳，却不知道春秋时期天王居上，诸侯之间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也没有可以询问兵事的适当身份，所以孔子不回答本来就应当如此。今天孔子没有回答卫灵公，后来却本来可以向鲁国请求；假如孙子生在鲁国，鲁君任用他来诛杀陈恒、彰明王法，孔子难道不会认为鲁国合乎义、孙子贤能吗？汉、唐、晋、宋以及我朝，天下一统，礼乐和征伐都出自天子；如果国家遭遇危难，挺身而出主持军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妄说德化不应当使用兵力，是迂腐儒者保全自身的谋略，也是卖国之罪。学习注释这部书，又担心文士因文字艰深而迷惑不解，所以再次推演其中学说，为它作序。《注参同契》序【徐渭】徐景休所作的《参同契》注本能够保存下来，而其他各家的注本都已亡佚，是因为他们偶然不理解古人著述的体例。后世儒者注书，逐句训释，逐章分说，所以经书自成经书的体例，注释自成注释的体例。古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注经，只取能够阐明经义的内容而已。他们注书，不是逐章分贴、逐句训释，而是编排次第，因此后人也无法按章分开、按句析解。加上著述者下笔时的音韵格调与古人相近，古今相隔，又没有办法考察询问，于是把原本存在的内容当作亡佚，辗转传抄，越传越信。景休的注本之所以湮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景休的注本湮没了，魏公的经文也随之泯灭。我这是要拯救景休，从而使魏公的经文复起。各家谈论经书的人，想拯救景休却无从下手，甚至想把四言分作经文、五言分作注文，只凭字数来区别唱和，于是引起吴地俗士任意割裂、杂乱拼凑，像千百只手缫丝一样，混乱不堪。好古的人又崇尚诡奇，便进一步错误编排次序来取信于人。注文还没有恢复为经文，经文和注文却都几乎失去了。我察觉到这种情形，于是取来庐陵陈氏的注本，分上下章，费了很久。一天，我试着拿某一篇来互相印证，把经文和注文合在一起，母子般的关系清楚明白，再依此处理其他篇章，无不全部厘清。这就像陆逊捆束火炬，先攻下一座营寨，便由此悟得攻蜀的办法；蜀营绵延七百里，也终于在一旦之间席卷而下。魏公的经文与徐氏的注释既已融会，便重新明白了。譬如长者记录财产并分配份额，众子各自另立账簿；但在尚未分配时，不仅会给众子画饼，还会使众子的亲属妄自揣度某件物品应归某房所有，并向亲戚夸耀。注文尚未分定经文时，也正是如此。等到财产分配完毕，妄自揣度的念头全都停止；注文分明、经文确定，也正是如此。虽然如此，贯通文义、凭字面使人明白，也不过是小小的补益。若能领悟真正的机要，文字本来就不再是唯一凭借；所以在悟道之后执笔分经分注可以，在尚未悟道之前牵强拘泥于文句却不可以。否则只是在揉弄糟粕，希望不被轮扁讥笑，是很难的。阜阜冬冬，有上而无下，有西而无东，心意贯通其中，开门支窗，参照斗篷，一概用来寄托冲和之气，主张说明始终，终于甘美，始于十兄。若问我的心意，正是兔三双而鸡十双，苍箕中人叙说其言。《韩非子序》——赵用贤

译我读《韩非子》一书，不禁慨然叹息说：“世道趋向权谋诡诈，君臣之间用智术相互驾驭，又用捭阖、扺巇之说相互倾轧争夺。这种风气，到秦代才达到极点吗？先王之道已经熄灭，诸侯各自竞逐诈术和武力，各国士人也各自施展机变、谋略和辩说，致力于使自己的国家尊贵安定、使自身荣耀显达。春秋末期，号称贤能的大夫，如晏婴、叔向、公孙侨之流，他们纵论言辞、执守礼法，往往以仁义相互激励，以忠诚、节俭、诚信、惠爱相互训诫，这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到了战国，张仪、苏秦之流开始凭纵横之说取胜；谈合纵亲近的坚定，就隐讳合纵失败的缘由；谈连横相合的利益，就掩盖恐吓威逼的痕迹。他们虽然揣摩驰骋，务求出奇诡谲，但归根到底还是陈述形势的利弊，谋划事态的变化，使天下各国都凭自己的说法权衡而立。因此当时的君主，得到士人便昌盛；而士人中那些设置智谋、能够应对患难的人，也使当世君主获益，在天下显扬功名。这种情势渐渐蚕食诸国，直到秦始皇时，关东各国已经全都削弱，没有可以依靠来抵抗秦国的力量；而争相投奔秦国的士人，如果得不到秦国的权力，就无法震慑诸侯、满足自己的志向；如果不把言辞说得激烈，也无法迎合秦王的心意，使关东游士闭口。” 所以游说秦国的言论越相互攻讦，越不能取胜，最终足以使自己丧命。我对韩非子深感慨叹。”韩非本来曾与李斯一起拜荀卿为师，李斯自己也认为比不上韩非。等到李斯已经掌握秦国大权，便把自己所学全部施用出来；韩非本来能够看出李斯正在自己的学说范围之内，而李斯另有独断专行之处，放纵暴戾，对上堵塞君主的耳目，对下违逆世俗、磨灭风俗。韩非的智慧又足以先于李斯看出他必然走向的结局，所以李斯正要用一套法令控制明主、树立威势时，韩非便说：“当权的大臣专擅权势，结党营私。”李斯正要遏制党羽、断绝异己时，韩非便说：“独断专行的祸害，将会乘机压制贤臣、劫持君主。”当时大臣还来不及担心自身会死，又忧虑会遭遇田常、子罕那样的祸患，韩非还把大臣的一句话同君主身边的近臣等同起来，认为这将使他们实施不法行为并改变君主。所有这些，都是李斯酝酿积聚、为秦国灭亡埋下祸根的事情，而韩非却在被疏远之后突然把它说出来，当然触犯了李斯最忌讳的地方，所以不久便死了。从前范雎以羁旅之身进入秦国，一句话得到秦昭王认可，接着便位至卿相。秦昭王的英明比不上秦始皇，李斯的专擅也比不上魏冉；韩非又是秦始皇希望与之交游的人才，才能远远超过范雎，最终却免不了受辱，被天下人耻笑的反而是范雎。秦国要达到亲善统一的局面，尚且用了几年才得以完全揭发太后和穰侯的私党，因此秦王对范雎深信不疑，使谗邪之言无法从中离间。韩非只知道揭露李斯的短处可以倾覆李斯、夺取他的权柄，却不知道李斯正怀着求宠邀功、嫉妒前人的心，挟持着一个凶狠残暴、没有亲情的君主，正要在游说论辩中自我奋进，最终却不能使自己免祸。我认为韩非持论非常精巧，但他运用权术的方法却极其悖谬，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假使韩非能够侥幸多活片刻，秦始皇正要回心转意、改变听闻，本来应当有深远的谋略，使彼此争论而不加罪责，那么沙丘之祸又凭什么能够形成，而竟会如此准确地应验韩非所料呢？《韩非子》一书大体上轻视仁义，严厉推崇刑法禁令，把尧、舜、禹、汤、孔子全都斥退，同时又采纳申不害、商鞅惨酷苛刻的学说。他的言论宏诞诡异、违背正道，没有什么值得过多取法；但他的用意在于悲悯廉直之士不能容于邪曲，想彻底反对浮华淫靡的弊病，考核功劳和罪过是否相当，这些也有可取之处。唉！夏、商、周三代以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常常胜过世间的正论，执政者运用他们的权术，却总是讳言其真实痕迹。我认为，他们全盘排斥圣贤的旨意，却唯独能够凭自己的学说攻击、排斥、诋毁圣贤，经历千百年仍未废弃，其中大概一定有使它成为《韩非子》的某种原因吧！” 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这部书过去已经亡佚，和玉又从《说林》中辑取散失的内容，共有三篇；其他散失的篇章合计五十多章，如今全都补辑编次，没有缺漏。《南华发覆序》——陈继儒 《南华发覆》是清凉山孔雀庵蕴晖老人所撰写的。老人持守戒律精严，容貌清瘦孤峭，远望很像须菩提，衣服外面露出的瘦骨都可以摸数。他长于诗歌，却没有佛教徒的套语。与他谈论方内、方外的书籍，旁及《南华经》，往往能使我们这些人无言以对。他大概从年轻时就学习这些书，长大后游历空山大泽，所见无不带有庄子的意味。积累三十年之后，他才写出了这部发覆之注。正如枯木蒸化为芝菌，精神肃穆凝聚成舍利，不是经过长年累月便可以仿袭取得的。世人说老子、庄子是一家，我却明确地把他们判为两家。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年，确实有作《易》者忧患的意思。他说：“我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等到我没有身体了，我还有什么忧患？”对于七尺之躯，既厌恶又想脱离，却没有办法计算处置，不如用委曲求全来保全自己，用昏昧来隐藏自己，用柔弱来守持自己，以不敢妄动为勇敢。像溪谷一样，像婴孩一样，像冬天涉水一样，像畏惧四邻一样。自古善于制造恐惧的人，没有谁像老子这样。南华先生听后愤愤然地笑道：‘何必采用这种顽固而鄙陋的办法呢！’于是提出逍遥、齐物的学说来救治它。大概只有破除自我，才能破除执着；破除执着，才能破除生死、寿夭、祸福、毁誉、理事以及圣凡的分别。” 这样一来，老氏在世途崎岖中产生的种种恐惧，就全都化为虚空了。老子是被忧虑和恐惧粘缚的人，庄子则是替老氏解开粘缚的人。从前元美王先生说：“庄子偏居于清静之滨，孟子不过到过大梁，未曾彼此相见、互相诘难。假如他们彼此辩难，他们的争斗一定会像涿鹿、彭城的战争那样，使天地为之震荡不安，使日月为之昏暗无光。庄子失败了，就逃到‘无何有之乡’罢了，然而并不愤怒；孟子不会失败，但如果失败了，一定会愤怒。”我笑着说：“孟子的愤怒一定会加在老子身上，而不会加在庄子身上。学习老子的恐惧，难免流于乡愿；学习庄子的豪放奔逸，却不失为狂。这就是老、庄两家门庭的区别。”蕴公说：“老子、庄子究竟相同还是不同？先不管眉道人，请依照《发覆》的注脚仔细寻找它的文脉，那里是否也有替南华转身吐气的地方呢？”我说：“别人是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庄子，而蕴公是用庄子解释庄子。蕴公是位清洁纯净的道人，这部注也是从三十年破除自我中得来的。”譬如郭象曾任东海王越的主簿，平素议论除去异己；吕惠卿、王雱掌权势盛，被禁锢在黑暗的铁围之中，不能出来。他们当时正忙于请求蕴公忏悔罪过，哪里有闲暇面对尘世来谈论《南华》呢？即使有这种事。注：把酒家中的■〈缶咅〉覆去即可。《国策脍序》——陈继儒

译古今治乱，关键只在是非与利害这两个方面。经书专门讲是非，策书专门讲利害。任用经义，天下就治理；任用策术，天下就混乱，古今的局势便由此确定了。从前结绳记事的风俗尚存、文字契券还没有萌芽时，天下和乐，百姓像野鹿一样自在。即使是殷代的誓辞、周代的诰命，也只是圣人不得已才逐渐产生的。何必需要策术呢？策术兴起以后，不必说诸侯国君采纳它会变得比有耳目还愚昧，就是国人采纳它，也会变得比只懂武力还愚昧。即使是自称‘墨卿’的那一派人，三寸之舌翻腾如波涛，七尺之身闪转如轱辘，最终还以黄金作赌注，直到如今反而陷害自身，像熏灼骨骼、残伤翠鸟一样。那么策术究竟有什么用呢？即使《国策》所载确实有一两件可喜、可取之事，但总的说来，心机和权术，正是汉阴老人捂住耳朵也不忍听闻的东西。这部策书，难道应该废弃吗？回答说：不是。纵横策术的道理，一个童子也能说出来；但刘向、孔衍、高诱、曾巩、鲍彪、吴师道诸位君子加以参考、校订，也使这部书附属于经术之后。我的道理广大，平治陇地和田地，并不废弃泰山；清流大泽，也不废弃其中的龙蛟。瓦石可以用来占卜，谈笑可以用来排解纷争，关键只在怎样使用它罢了。” 使用不当，神奇之物也会变成臭腐之物，醍醐也会变成毒药；使用得当，就能熔炼矿石成为黄金，采集腋毛制成皮裘，把各种琐碎材料汇集起来，发挥竹头木屑的作用，更何况是这部策书呢？项县令在鼓琴鸣鹤的闲暇中已经使政事成功，又删削这部书，传给文章之士，也是出于这个意思。大体说来，世上有了经书却使经书受委屈的原因，是那些游说的客卿们挥袖跳足、颠倒国政，从战国七雄直到战国四豪，都用诡诈相互豢养，使天下没有安宁的日子。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高才奇士内心郁积而不能倾吐，于是不得不用言辞操纵国君的权力。如今家家弦诵，户户传习，士人中有奇才，便张开弥天大网来罗致他们，又何必畏惧客卿、压抑各种策术呢？项侯如今被推举为天下治理太平的第一人，一定将被征召为辅弼和谏诤大臣，替天子争论是非；苏轼所谓‘我取用他的术，不取用他的心’，项侯将又把这个道理作为进谏的方法了。《刘向〈说苑〉序》——董其昌 西汉著书的人，从陆贾以下共有六家，而卯金子占其中两家。淮南王刘安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刘向则有《说苑》《新书》。人们说淮南王的书诡奇超忽，世人所谓携带风霜、饮食沆瀣，大概文士多沉醉其中。刘向的《说苑》二十篇，搜罗旧闻，合乎规范、入于法度，似乎并不是好奇之士所急于追求的。那么如今专门刊刻《说苑》，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刘向这部书，符合著书立言宗旨的地方有三项，至于文辞典雅还不算在内：有助于实用，是第一；阐述圣道，是第二；进献正直的意见，是第三。具备其中一项，都可以流传，何况三项兼备呢？常言说公输子善于制造舟车，却不善于制造木鸢，因为木鸢不是平常所用之物。顾长康描绘神鬼容易，描绘狗马困难，因为狗马是众人平常见到的东西。刘向的《说苑》，从君主之道、臣下之术，直到修饰文辞、返归质朴，其中标举篇章、持守论旨，确实都能成为百姓的准则，有益于天下国家，并不是雕琢尘俗、镂刻空虚，纵谈六合之外来惊动耳目，因此这是有助于实用、可以流传的书。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师承各异，学说各异，从董仲舒开始才有大一统的说法，但当时世人仍然不知道应当尊奉的宗旨。刘向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洗去战国遗留下来的习气，大体上以齐、鲁诸家的论说和语录为主，略微杂取诸子，却不至于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因此独列于儒家之中，这就是它能够阐述圣道、得以流传的原因。元成时期，中官和外戚相互株连、专权用事，刘向援引宗室大臣的大义，亲自遭受谗言攻击，但所谓三位独夫共同忧虑社稷、怀抱忠心却不能奏效，于是又进献《说苑》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我读《说苑》中的《正谏》一篇，其中议论昌陵、议论外戚，仿佛封事之后余音袅袅，这就是它能够进献正直意见、得以流传的原因。这三点，《鸿烈解》有吗？哪里只是《鸿烈解》呢？陆贾有刘向的华美，却没有他的实际内容；贾谊有刘向的辩才，却没有他的见识；董仲舒有刘向的醇厚，却没有他的通达；扬雄有刘向的造诣，却没有他的节操。真正懂得言论的人，一定能够对此作出公允的判断。有人说：史书载刘子政自称得到淮南王枕中秘书，因为黄金没有制成而获罪，那么喜爱《鸿烈解》的人应该没有谁比刘向更甚，所以曾巩曾讥讽他的言论不够深厚纯正。这种说法不对。刘子政确实年轻时喜爱《淮南》之书，等到发现它的义理甘美而不协调、矛盾错杂，又遍尝忧患，他的学术和见解已经改变了。过去柳宗元以《国语》为文法老师，却非难《国语》；曾南丰以刘子政为文法老师，却又诋毁刘子政。文人相互反攻，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全都相信吗？” 《淮南〈鸿烈解〉序》——顾起元

译我泛览各家著作，先秦时代得到韩非氏，西汉时代得到刘安氏这两个人；他们同样都是侯王之子，同样才思宏奇、喜好著书，最终成就也大略相同。对于他们本人，我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他们的书却是学士们共同品味喜爱的，而且两者也大有区别。韩非是失宠的公子，几乎与穿布衣的人为伍，因愤懑而著书，言论多有感慨而幽深沉郁。刘安是骄纵的公子，忧虑不能建立帝制，因奢侈而著书，言论多姿多彩而宏大开阔。韩非俯视世情的内部而深入其中，他的言论可以取来补益我的严整，只要去掉刻薄之处就可以了。刘安则昂首观察人世的外部而将其包容贯通，他的言论足以补益我的广博，只要去掉荒诞之处就可以了。况且韩非以创始为主，并不只是刻薄，有时还会流于偏僻；刘安取材于诸子百家，所以有时荒诞，有时沿袭，有时鄙俗。那些认为只有刘安独自创作的人，其实并非刘安独创，八公只是把众家学说汇集起来，刘安不过稍加裁定罢了。因此他的文字又有时重复，有时杂乱。所以韩非的书可以从头到尾涉猎，而刘安的言语则一定不能不加裁削：裁去荒诞，裁去习气，裁去鄙俗，裁去杂乱，裁去重复；千古以来没有谁能与刘安氏相匹敌。如今世上也有许多删裁它的人，只知道删裁并使其离散，却不知道删裁后还要使它重新融会。” 他们看见蜀锦上有一点瑕疵、一片痕迹，就剪掉它，再把剩下的碎片做成带子、袋子，可惜只是小范围地周全，却不适合宏大的制作。这样裁削文章，还不如不裁。我的朋友张宾王和李汝谦兄弟，亲自整理《鸿烈》，剔除污秽之处，汇成一块完整的美玉。突然读这二十一章，表面上仍是旧有的格局；逐条考察，文脉仍然存在，而且更加通畅；气势格调仍然存在，而且更加刚劲；枝节条理仍然存在，而且更加有秩序；剥去芜杂后更加有文采，删去庸常后更加奇特。试取韩非公子的言论来比较，便知道它们并不是敌手。刘安说：‘著书是为了晓喻心意，等待心境清明、心中执有玄妙明镜的人。’若没有三位君子，谁能够担当这种人呢？扬子云有句话说：‘千年以后有像扬子云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扬子云。’唉，谁知道千年以后不会有不成为刘安氏那样的人呢？这岂不是成就了刘安氏吗！” 《东坡文选序》——锺惺 有人说：‘东坡的文章，是把战国文章抬出来的吗？’回答说：‘有了东坡的文章，战国文章就可以废弃了吗？怎么说明这一点呢？战国人的言论，不是纵横之术，就是名家、法家之说，与先王的仁义、道德、礼乐、刑政都不相合。但他们的文章自古至今不能废弃，是因为那雄浑博大、高远超逸的气势，那回旋曲折、峭拔挺立的情感，常存于天地之间。假使战国人舍弃所谓纵横、名家、法家，而改作仁义、道德、礼乐、刑政的言论，那么他们的心与手不相习惯，志向与气势也不能相互配合，一定不能如此雄浑博大，如此高远超逸，如此回旋峭拔，也就不能形成战国文章。所以文章保存下来了，道理却亡失了。一定要让道理亡失之后文章才保存，这岂不是说道理反而成了事物和言辞的祸根、文章的贼害吗？哪里有这种道理！如今有一种文章，能够完全凭借雄浑博大、高远超逸的气势，回旋峭拔的情感，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取用不尽而施用不竭，体裁屡次变化，所表现的事物多姿多彩，那么我一定舍弃战国文章而归从它。这样的文章难道只有东坡的吗？如今选编东坡文章的人很多，却不考察文章的本末，随意用一个‘趣’字把它概括完。所以读他的序、记、论、策、奏、议，就勉强读完篇章，还担心困倦入睡；’ 等到读他的小札、小文，却会舍弃睡眠饮食，像李温陵那样用心用眼去追随它；没有免除这种偏失，更何况低于这些文章的呢？文章对于‘趣’来说，是没有趣便不能成为文章，而不是有趣便囊括文章的一切。譬如人，趣是人得以生存的原因；趣停止了，人就死了。人能够知觉、运动而生存，是趣造成的；但能够凭知觉、运动而生存，进而成为圣贤、成为豪杰，却不全是趣造成的。因此趣只到足以使人生存为止。如今只取足以使人生存的东西来概括东坡的文章，可以吗？所以老庄，是出世文章中最精妙的一类，却有人毅然斥责它而毫不迟疑；商鞅、韩非，是经世文章中最精妙的一类，却只是一味鄙薄其人、贬低其学说罢了。假如东坡不是文人，那还可以这样说；东坡既然是文人，哪里会不知道他的文章精妙呢？有人认为，舍弃这些文章，自己另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文章，内心充满义理，外在气势通达，胆略与见识在笔墨之下昂扬挺立，取用战国的风调，换成自己想说的话；但这样一来，二者的源流距离已经很远了。世上有人以为战国文章与道无关，却又喜爱它的文采而终究不能废弃，我愿意用东坡的文章来替代它。过去铜台有一个歌妓，音律精妙而性情恶劣，魏武帝想杀她，却又为她的才能为难，于是选了几十、上百人同时教习；过了很久，有一个人的音调与她相同，魏武帝便杀掉了那个性情恶劣的歌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就是所谓‘有了东坡文章，战国文章就可以废弃’的说法。而且战国文章本身也有不同等级。人们只知道《国策》是战国文章，却不知道《孟子》也是战国文章。老泉喜爱《孟子》，这正是苏家文章出自战国源流的地方。《奇赏自序》——陈仁锡

译郭参军说：疏通堵塞，清除蔓草，领会深奥旨趣，标举通达之处，希望散佚的文章不在世间失传，奇异的言论不至于在当今断绝。我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偶尔曾替古代文章作折中评定：有一个时代的大作家，有一个时代足以维持世道的文章，有一个时代足以使世间荣耀的文章，我分别标举出来。唉！大作家并不多，如果不能凭文章维系世道，那么姑且不要辱没文章吧！不辱没文章的作品，若不是有玉的根源，便不能成材；若没有雷声，便不能振起；若不是贞正，便不能绵延；若不是耿介，便不能严肃；若不是洗濯，便不能显出光彩；若不是知耻，便不能铲除弊病；若不是辨别，便不能品味；若不是耕耘，便不能纯净；若不是治理，便不能解除迷惑；若不是戒惧，便不能醇厚；若不是腐化蜕变，便不能化育。■〈山大山，上中下〉山中有玉膏，源头沸腾浩荡，难道只是采集繁复斑驳、奇异错杂的东西吗？还要激发朴素、飞扬清气，分开风势、劈开水流才行。所以说要以玉作为根源。夔的皮制成鼓，橛取雷兽的骨头，声音能传五百里，所以说要以雷来振起。锦在蜀江中洗濯便鲜艳，用其他水洗，锦色就会减弱，所以说要以濯来增色。渭水石柱有个村子，有人留心听神灵与鲁般谈话，鲁般让它的形貌显现并说：‘容貌狰狞丑陋，你善于描绘万物形貌，我怕你不肯出来。’所以说要用羞耻来铲除。” 女灵山不连接群山来造成高峻，也不凭借地势来使自己显得深远，所以说要以耿介使它严峻。有人滩上有一种石头，人的脸面、胡须、头发都具备，却不是人；貆■〈犭屯〉的叫声美妙，像美貌妇女，却不是妇女；涟石有鱼形，烧它会流出像鱼脂一样腥臭的东西；雷与风相互迫近，山巅如燕子上下翻飞，却不是燕子，也不是鱼，所以说要用辨别来显出滋味。鸟在会稽耕耘，春天拔除草根，秋天啄食污秽；又像廪君杀死盐神一样，所以说要用耕耘使之洁净。杨武与母亲遇到老虎，他背着母亲呼喊，老虎见到他的真情，便耷拉着耳朵离开，所以说要用义理来感动它。鸟的声音像痹病呻吟，许多放逐之士像吟诵，大水像啄木，大的徭役像猪，大旱像早晨的天鹅；大兵和立言也是这样，所以说要用戒惧使它醇厚。刘蜕的墓志文说：‘千万不要腐朽成芝菌，以奇异来使人惊怪、向人献媚；千万不要坚硬如金铁，以此流通货物、引起争端；千万不要滴出醴泉，以甜味迎合谄媚者的嘴。’所以说要让它腐化而变化。唉！猓国的狼■〈犭荒〉尚且知道在黑暗中嗅闻金子，何况是文字呢？所谓维持世道、使世间荣耀的两种文章，由此就可以明白了。这部选集开头推举屈大夫，也就是所谓大作家，这一点同样可以明白。《续古文奇赏序》——陈仁锡 文章有杀生而没有奇正变化，杀生本身就是奇；奇之外没有正，文章如同用兵，兵法也如同礼法。开头取武经，接着取《戴礼》，最后取《文苑英华》。由此看来，武事不能张大，是因为文心不足。因此兵以武为根基，以文为种子。兵法说：人人都要正正相对，言辞都要火火相逼；又说：世人能够效法祖祖相承的常道，却很少能够谦下待人。所谓火火，是文士的武心；所谓下下，是武士的文心。尊崇文士、鄙视武士，我现在不相信这种说法。如今实际没有文士，怎么能够尊崇他们？实际没有武夫，怎么能够鄙视他们？古今没有不翻案的文章，也没有白白读过兵书的武士。李卫公评论刘邦、项羽，都认为他们不是善于统率将帅的君主；阵图、阵法也都可以废弃，不应变换许多方法去误导敌人，而应使敌人来到自己面前，不被敌人牵着走罢了。这就是善于翻案。生杀存亡在于一呼一吸之间，文章也就在喉舌之间，忽而奇、忽而正，时而虚、时而实，即使敌人面对面，也无法测知我的奇正究竟在哪里。因此，有杀生变化而无固定奇正，才是最高的文章。大体说来，文章内里应当深密沉静而多有力量；如果只是诵读空文，被敌人诱导，就会因为拘泥章句而牺牲性命。有人问：‘这部选本为什么只选到唐代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为止？’回答说：唐诗并不全都佳美，而唐代以后就没有诗了；唐文大多直率而少曲折，唐代以后也没有文章了。从前有人梦见龙，刘子作文章嘲笑他，难道不是因为他曾见过画工画龙，画工弯曲龙的脊背、屈曲龙爪，再在身上施加鳞甲、鬣毛和云气吗？那只是梦中之画。前辈有个喜好铸佛的人，每次铸成就立即毁掉，三年也没有完成。工匠要离去时，童子骗他说：‘该不会像人的脸面吧？’那人顿时醒悟，一夜之间佛像的容貌便铸成了。所以唐代的文章还像梦中所画的龙，也还像人的脸面。然而《文苑英华》一书，奇异宏大的内容有学士之家扩充到一万卷的，更为奇特。我将继续选出宋文，但宋文生气太多，能够使人活跃，却不能使人肃杀；它的根基容易腐烂，形势发展下去不得不变成元代的词曲，于是文章传统断绝。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的文章并非不好，也只是像王唐、瞿薛等人，凭一时的时文而显得雄奇罢了。明朝初年，方宋、解缙、刘基诸公，以及王文成、杨文襄等人，直抒胸臆，不求工巧，大体上直率过甚、庄重过甚，却还保留唐人的遗风，因此文心郁积蒸腾，战功也不乏。后来才子成群，著书充满囊袋，有一篇不加摹拟的吗？有一段不带诙谐嘲笑，而文章还能写得工巧的吗？所以文章日益萎靡，武事日益松弛。试试看今天的武功究竟怎样吧！” 不要责怪文士杂乱、衰弱，却去诋毁武士，这是舍弃种子而求取树木。我请天下人一起诵读乔潭的《赋剑舞》：所谓剑舞，是唐代羽林裴公把征伐的胜利献给京师，皇帝亲临，花萼楼大规模设宴。酒兴正浓时，皇帝下诏让将军舞剑，作为天下壮观。其辞说：‘挥舞紫髯将军的白刃，发出帝王庭院的光彩。天子神情肃穆，下诏让乐工斥退郑声卫乐，选择美色的人让他们窥观军容，让舞剑的人使他们观察兵势。女子尚且可以布阵，何况文章之士呢！’ 《诸子序》——陈仁锡

译学问没有比六经更重要的，人才没有比经世济民更急迫的，文章没有比雄浑博大更可贵的。为什么还要刊刻诸子书呢？大概是想借此返回六经。用六经收摄诸子，不如用诸子返归六经；强迫人接受他所厌恶的，不如利用他所喜爱的。诸子大多是挽救时弊的人，但六经医治尚未发作的疾病，诸子医治已经发作的疾病；六经医治百家学说的疾病，诸子医治一时的疾病。六经的药物全都齐备，却不预先裁定一张药方，病人自己取用；诸子的药方过于齐备，药力过于猛烈，所以只能用来治疗已经发作的病。奇法可以医治一个人，拙法可以医治一个国家；奇法可以医治一个时代，拙法也一样。奇与拙都要凭药方。后世学习诸子的人，几乎没有疾病却呻吟，往往没有药方却拿着药物，又近于闯入虎狼之窟、采取乌喙之毒，这有什么可取呢？人人都说某子有才、有识、有心肠。其实他们不知道某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除去骄气、多欲、矫饰的姿态和淫邪之心？能不能像曳尾于泥涂的乌龟那样自守？在剡县的郊野，能不能使孔子束帛相赠？能不能拒绝聘礼，终身不做官？能不能被放逐后仍然眷恋故国？居处和游历是否都能有所选择？能不能招致隐居鬼谷的人才？不能的话，凭什么了解人？能不能浩放纵横而又奇伟？能不能不流于邪说？” 能不能端庄清洁、老成持重，把著作悬挂在咸阳城门？不能的话，凭什么了解言论？诸子之中有大医王，他们各自想扭转你的情性，却没有办法深入其中。老子医治怯懦的人，是一位大医，所以崇尚补益、淘汰和清凉深渊之法；庄子医治燥热的人，是一位大医，所以崇尚疏泻。没有政事便会流于鄙俗，管子医治鄙俗之人，是一位大医，所以崇尚法治。《离骚》在诗道衰亡之后仍有力量，屈子医治愚昧的人，是一位大医，所以崇尚厚重。虽然有医人的心，却没有医人的方法，墨子就是这样，是中等的医生。有医人的心，也有医人的方法，却不掌握根本，只到自身为止，管子就是这样，是随时应变的医生。把生死与寿命等同，妖异迂曲而自得，不关心疾苦，也不详察标本，这是庄子，是儒医。用言论盗取国家，必有天刑，吕不韦就是毒药。上天惩罚申不害，不在于他讲耕战，而在于他鼓励告讦；惩罚韩非，不在于他的名法，而在于他把游说进言用于富贵之家，这是贪婪的医生。然而言论与法治不能泯灭。唉！上天赋予我才能，关键在于选择方法。管子欲望多，也迎合君主的欲望，格局宽阔，可以做大事却不能长久；晏子欲望少，也减少君主的欲望，结构狭窄，善于闭守而不善于开拓。经世济民实在太难了！子华子不是说过：‘被人安排位置的人，不能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仍然担心这种说法不能广泛流传。’吗？” 至于如何安置别人以及如何安置自己，道理都在六经之中；修饰文辞、确立诚意，这就已经达到雄浑博大了。因为这是接续前集，所以汉代以后不再详细论述。《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三 （明）贺复征编 ○序十三【籍类】《高士传序》——晋皇甫谧 孔子称赞并推举逸民，天下百姓便归心于仁德。洪崖先生在上皇时代开创了高尚的道术，许由、善卷在唐尧、虞舜的朝廷也不降低自己的节操。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直到魏代兴起，凡是受天命居于其中的贤明君主，没有不征聘岩穴中的隐士、追慕逃避世俗的高士。因此《易经》著有束帛聘士之义，《礼经》有玄纁聘礼的制度，《诗经》有歌咏白驹的诗篇，《春秋》显扬子臧的节操。《明堂月令》规定，季春之月要聘请名士、礼敬贤者。这样看来，高尚谦让之士，是王政首先要推重的人，也是激励浊世、振拔贪鄙的事务。可是班固所作史书的记载，反而有所缺略。梁鸿作《逸民颂》，苏顺评定高士，有的记录了屈节之人，内容杂乱而不纯；又只取近世秦汉之人，没有涉及远古。思念一个人，尚且会爱他所栽的树，何况称述他的德行、赞美他的事迹呢？我采集古今八代的高士，他们不向王公屈身，名声从始至终没有损耗，从尧到魏，共九十多人。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守节，像两龚那样决定出处的人，也没有收入。《三国名臣颂序》——袁宏

译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贤明的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设置臣子来辅佐他。于是三皇五帝相继兴盛，历代承接根基。揖让禅让与战争，文德与武功，无不由君主和臣下共同陶铸，而群才也由此汇聚兴盛。君主筹划治理，臣下竭力效劳。虽然遭遇各不相同，行迹也有优劣，但就君臣名分相合、道义相契而言，始终牢固不坠。美好的风俗所到之处，教化流传千年，而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因此八元、八恺得到任用，唐朝便兴盛；伊尹、吕尚得到任用，商汤、周武便安定。三位贤者进用，齐桓公便兴起；五位大臣显达，晋文公便称霸。到了中古，世道衰落，这条道路也废弛了。居于上位的人不以至公之心治理万物，居于下位的人便一定通过私门求取荣华；统率众人的人不以诚信率领众人，执掌权柄的人便一定凭权谋显示自己。于是君臣离心，名教衰薄，世间多有动乱，时代不得治理。所以蘧伯玉、宁武子能够随时卷舒，柳下惠因世道而三次被罢黜；接舆因此边走边唱，鲁仲连因此投海。衰败时代之中，能够保持名节，使君臣彼此相称、如符契相合的，燕昭王和乐毅就是古代这类人的代表。没有遇到伯乐，千年也不会有一匹骏马；时逢龙颜之主，当年便能驾驭三杰。汉高祖得到贤才，在这里尤其可贵。高祖虽然没有完全依靠正道驾驭天下，群臣却能够尽情竭忠。” 萧何、曹参虽然不能以三代的方式侍奉君主，百姓却没有失去自己的产业。安静乱世、庇护百姓，也算是其次的功劳。时代正处于颠沛之中时，显达反而不如隐退；万物渴望治理时，沉默反而不如发言。因此古代君子不担心弘扬道义困难，只担心难以遇到合适的时代；遇到合适的时代并不难，难的是遇到合适的君主。所以有道而无时，是孟子叹息的原因；有时而无君，是贾谊流泪的原因。人生万年不过一次，是有生者共同的道路；千年才遇一次，是贤智者的美好际会。遇到这样的机会不能不欣喜，失去它又怎么能不感慨？古人的话，确实是有感情的。我趁闲暇时曾读览《国志》，考察其中的君臣，比较他们的行事。他们虽然在道义上不如前代，却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人物。荀彧怀有独到见识的光明，又有救世之心。论当时形势，百姓正陷于涂炭；论才略能力，没有人能超过魏武，所以他委身于霸业之朝，预先谋划天下大事。他举荐人才不以声名鉴别，所以人才死后才显出其价值；筹划谋略不以求取功劳为目的，所以事情发生后才见其成效。虽然他最终以身明顺逆，见识也已经很高了。董卓之乱时，汉家神器被迫迁移，荀攸慨然立志以死尽忠。由此说来，所以能大大保存名节。至于他身为汉朝臣属，行迹却进入魏武幕府，论其源流、志趣和取舍，大概也就是荀彧的情形。因此两人对于汉室存亡的态度不同，始终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难道因为荀彧既明智又通达，名教便有所寄托了吗？仁义不能不阐明，所以时宗能够推举它的要旨；生命之理不能不保全，所以识达能够掌握它的契机。彼此相互配合，弘扬道义难道还会遥远吗？崔生高明刚正，受挫而不屈，所以在魏武帝麾下建立功名、在霸业朝廷执笏任职，大概是因为汉主当面而立，魏后向北面朝拜的缘故吧！如果有一天传进玉玺，君臣位置发生更换，那么崔生之所以不参与，正是魏氏之所以不能容纳他的原因。江湖可以用来渡船，也可以用来翻船；仁义可以用来保全自身，也可以用来使自身灭亡。然而先贤在前面像玉石一样碎裂，后来的智者在后面卷起衣袖奋起，难道是天性从内心发出，而名教却束缚外物的缘故吗？诸葛孔明盘桓等待时机而行动，远远追想管仲、乐毅，遥相彰明他们的风流。用礼治理国家，百姓没有怨声；刑罚不滥施，没有留下多余的哭泣。即使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又有什么能够超过这里呢？等到他临终接受先主顾托，受遗命担任丞相，后主授予他权力毫不怀疑，武侯接受它时心中没有惧色，继位的君主接纳他也没有二心，百姓信任他没有异议。君臣之间，实在值得歌咏啊！周瑜卓然出众，志趣超逸而不与众同；少年时便决断孙策的事业，与孙策平素已有默契；晚年功业显耀奇伟，在赤壁奠定三分天下。可惜寿命太短，志向和才能还没有完全施展出来。张昭辅佐谋划，使孙权获得延誉的美名；停止哭泣、抑制哀痛，也有辅翼拥戴的功劳。他的精神气度所达到的地方，难道仅仅是直言敢谏而已吗？然而他闭门不用，登坛拜将反而受到讥讽。同一个人的才智和见识并没有不同，只是在任用与舍弃之间，转眼便有了差别，何况那些隐没于沟壑、能否遇合的人呢？诗歌颂赞的创作，自古以来就有。有的用来吟咏性情，有的用来记载德行、显扬功劳；虽然根本旨趣大体相同，但寄托之处有时不同。至于出处合乎道义，名分体制不受阻滞，风范德音足以为世人作榜样的作品，是不能废弃的。我又缀述自己心中的感想，作赞如下。《通典序》——唐李翰

译儒家学说流传很广，却少有要旨；学习劳苦，成效却少，为什么呢？它的弊病在于学习不精，认识不明：进入其中却找不到门径，实行起来又不遵循正道。凭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五经和群史之书，所讲的无非是根本天地之理，设置君臣关系，阐明十伦、五教的义理，陈述政令、刑罚、赏赐和惩罚的权柄，说明礼乐制度的纲要，探究治乱兴亡的原因；建立国家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不是这些经典的书，如果说它们对世道人教没有益处，那么圣人就不会记录，学者也不会阅览，只怕使人烦杂而无所遵从罢了。先师宣尼祖述尧、舜，取法文王、武王；七十弟子经常阐明大义，三代的治道，百代都可以取法。至于诸子纷纷著述，既然出自儒家门径，那么儒家教化已经完备；如果背离这条道路，那么这些人就可诛杀。然而学者把多读书当作见闻广博，把异端学说当作博闻强识，于是是非纷杂，塞满胸腹，广大混沌而昏暗，没有条理贯通。有的人只举出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它的本源；开始时没有要领，最后只会高谈阔论，等到被问就理屈词穷。即使奔走于百家之间，每天诵读万字，学得越广，志意越加迷惑；听闻越多，认识反而越加疑惑。这就是辛勤劳苦却难以成就的原因，大概并不是君子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本意。如今《通典》的撰作，难道不是在明白地警醒群迷吗？它认为君子要把学问用于实际，在于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在于建立事业；建立事业在于取法古人；取法古人又在于顺应时势。必须参酌古今的适宜之处，穷究事情始终的奥妙，才可以用来衡量古代，也可以施行于今日。对于问题加以考问辨析，端正得像贯串的珠子；提出来施行，审慎得像射中靶心。这样一来，用于文章学术，可以成为通晓古今的儒者；用于政事，可以建立天下最大的法则。因此采集五经、群史，上自黄帝，下至我唐天宝末年，把各项事务按类别相从，列举它们的始末，历代的沿革、兴废，以及当时众人的议论和得失，没有不分条记载的；并把它们附在相关事务之下，如同人的肢体和脉络分散而又联缀成身。全书共分八门，编成二百卷，名为《通典》。不是圣人之书，或违背圣人深微旨意的，一概不取，是因为厌恶烦杂；事情如果不是治理国家、教化世俗所需的制度，也不予收录，是因为弃绝无益之事。假使学者能够读到它，不出门户也能知道天下；尚未从政却能通达人情，少经世事也能知道时势变化；用功容易而见效迅速，学习精要而不繁杂。它的道理非常直截，却不是简单径直；文章十分详备，却并不烦琐。推演开来可以贯通，放宽范围也有准则；言语完备而义理穷尽，条例清楚而事情切合；拿来施行，就像指点手掌一样容易，不必跟随老师、聚众求学，便能分辨区别了。若不是聪明而有独到见解的人，谁能编修这部书呢？淮南元帅的辅佐说：尚书主客郎、京兆人杜公君卿，素来有远大的见识，立志于振兴国家，笃好古道，仿佛生来就懂得。他在大历初年开始编纂这部典籍，经过多年才完成。杜公又亲自撰写序引，各自冠于篇首。有时前代史书有所缺漏，便申述高明见解，加以阐明，用来显示劝善惩恶，使高尚的德行得以留存。近代学士多有编撰汇集，最著名的是《御览》《艺文》《玉烛》之类，搜罗古今，广博固然广博了；然而大多只是文章之事、记诵问答之学。至于陈列各种制度，缉熙王道，达到精微纯粹、道理不杂的程度，与《通典》相比，并不是同一类书。唉！当今之人轻视近世而遗弃远古，昧于精微而只看显著，得到它的人非常少，真正懂得它的人更为稀少，实在令人叹息。我与杜公讨论探究了数十天，所以颇为详尽地了解它的旨趣，因而替它作序。《古今家诫》序【宋·苏辙】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广博。”有人问：“慈爱怎么就能勇敢呢？”回答说：“父母对于子女，爱得深，所以替子女谋划事情也周密。凭着深厚的爱而进行周密的考虑，所以替子女躲避祸害就迅速，趋向利益就果断。这就是慈爱能够使人勇敢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比别人贤明，而是情势必然如此。”我年少读书时，看见父母告诫子女，总是恳切不休，唯恐没有把话说尽；忧切不安，唯恐子女没有听进去。我感叹说：“唉，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老师对于弟子，要为他们制定规矩传授给他们；贤能的便引导他，不贤的也不强求。君主对于臣下，要发布号令告诫他们；有能力的便任用，不能胜任的便不取用。臣子对于君主，可以进谏就进谏，否则就离去。子女对于父亲，要用委婉的方式劝谏，不敢公开显露，都是依礼来引导。父母却不是这样：子女即使不肖，哪有父母会抛弃子女的呢？所以必定把自己能想到的都告诉子女，直到没有遗憾才停止。《诗经》说：“远远地舀取那道路上的积水，舀来倒入这里，尚且可以用来酿酒、烹食。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是道路积水那样低劣的东西也不抛弃，正如父母不抛弃子女一样。因此，父母对于子女，是人伦中最为极致的关系。即使子女不贤，父母对他们说话，也一定忠诚而竭尽心力，更何况贤能的父母呢？太常少卿、长沙人孙公景修，年少丧父，由母亲抚养教育；他的母亲贤明，使他成就了学业。孙公年老后仍不忘思念母亲的心情，于是撰写《贤母录》来表达心意。后来又搜集古今家诫，得到四十九人的材料，拿给我看，说：“古代有人写过这样的书，但文章不完整，我为此忧虑。因此写成这部书，汇合众多父母的心意，留给天下人，希望或许有所帮助吧？”我读后感叹说：即使有凶悍的子弟在街市上愤怒争斗，也没有人能制止；一听到父亲的声音，便收起手来退到街上。路过的人也没有不哭泣的。慈爱和孝顺的心，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办法使它显发出来罢了。如今这部书，难道正是要使这种心显发出来吗？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可以。自周公以来，父亲的家诫有四十五条，母亲的家诫有四条。孙公还将继续扩大搜集，并没有停止。《列女传目录》序【曾巩】

译刘向所编叙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曹大家把所注的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样子。大概刘向旧书的散失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以《颂义》编排篇次，又把这部书重新确定为八篇，与十五篇本一起收藏在馆阁中。但《隋书》把《颂义》认为是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相合。如今考察《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作的叙文；而且《艺文志》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明不是刘歆所作。自唐代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而《唐志》所记载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本也没有记录。然而这部书如今仍在，那么古书有的曾经著录而后来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流传下来，这样的情况也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经校勘确定，可以缮写了。当初，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后宫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内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女子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迹，用来告诫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大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是如此。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畏惧的事情。假如天下女子都能做到，那该多么盛大啊！据臣所听闻，这大概有师傅、传授者、保姆的帮助，也有《诗》《书》、图画史籍的戒诫，以及珩、璜、琚、瑀等玉佩的节度和威仪动作的规范。教导她们的虽然有这些具体措施，但古代君子未曾不以自身来感化她们。因此，《家人》卦的义理归结于反求自身，《二南》的事业根本在于文王，这些难道是从外部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所以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文王亲自以身作则。所以内有后妃具备《关雎》所歌咏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推而广之，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一带的小国，手持兔网的乡野之人，没有不喜好善行却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所以家庭、国家和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从事学问的人，多被外物牵引而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可供效法的榜样，因而争相趋于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相互成就的道路吗？士人如果苟且自我宽宥，只顾谋利、冒犯羞耻而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会因家庭而拖累自己。因此说：“自身不实行道，不能在妻子身上实行。”这话确实正确！像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向处在显贵地位；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面向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所撰述的劝诫之意，可以说是深厚了。但是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说的《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为《诗经》作序者的说法尤其相违背，大概已经无法考察。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太广，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它所说“象谋划杀害舜，以及舜用来脱身的办法”，与《孟子》颇为相合；但这部传记有而《孟子》没有说的内容，大概也不足以称道。后世诸儒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有这种情况。读者采纳其中有补益的内容，再辨别其中的是非，也就可以了。因此替它作序论，来揭示端绪。《文献通考》序【元·马端临】

译从前荀卿子说：“想要观察圣王的事迹，就应当看那些显明的地方，后代的君王就是这样的人。君子审察后王之道，再拿它同百王以前的事情议论，仿佛端正地行礼后进行讨论。”因此考察制度，审察典章，广泛听闻而牢牢记忆，本来就是通儒所应做的事。《诗》《书》《春秋》之后，只有太史公号称良史，撰作纪传、书、表；纪传用来叙述治乱兴衰，八书用来叙述典章制度。后来执笔撰写简册的人，最终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然而自班孟坚以后，断代编史，缺少汇通古今、考察沿革的办法，读者为此感到遗憾。到司马温公撰作《通鉴》，采集一千三百多年间的事迹和十七部史书的记述，汇聚成一部书，学者于是打开书卷，古今之事全都在眼前。但司马公的书详于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并不是他的智慧有所不及；只是编册浩繁如烟尘，著述各有体要，势必不能两方面都详尽。我私下曾认为，治乱兴衰之事并不彼此相因：晋取得国家不同于汉，隋丧失国家不同于唐；各朝自有史书，足以包举一代的始终，并没有必要互相参照考察。典章制度则确实彼此相因。殷承袭夏，周承袭殷，继承周朝的王朝将在哪些方面损益，百代之后也可以知道，圣人恐怕早已预先说过了。从秦、汉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税征收和选举的规章，乃至官名的更改、地理沿革，虽然最终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开始时也不可能突然迥异。比如汉朝的朝廷仪制和官制，本来就是秦朝制度；唐朝的府兵、卫士和租庸制度，本来就是周朝制度。它们变通、张弛的缘故，如果不融会交错、推究源流始末而加以考察，本来就不容易说明。那些不相承袭的事情，尚且有司马温公的成书；而本来相互承袭的制度，却反而没有这样的书，难道不是后学应当尽心研究的吗？唐代杜岐公开始撰作《通典》，上自上古，下至唐天宝，历代制度沿革的缘故，都清楚可考。后来宋白曾续写此书，到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曾撰作《国朝通典》。但宋白的书写成后就没有流传，魏了翁曾经起草却未完成成书，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杜公的书。天宝以后，大概就缺失了。杜公的书纲领宏大，考订周详，当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时代有古今，叙述有详略，篇章条目之间还不够明备，取舍之际也颇欠精审，不能说没有遗憾。古代按照田地制度征收赋税，赋是米粟之类，并不能把它从田制之外另行分析。古代根据土地所产来进贡，贡是包裹、竹笼所盛的物品，也不能把它混杂在税法之中。至于叙述选举，把秀才、孝廉和铨选混在一起；叙述典礼，把经文与传注混杂在一起；叙述军事，则完全遗漏赋税调发的规章，只姑且说到战争成败的事迹。像这类情况，难道能避免小小的疵病吗？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自都有专志，而《通典》没有叙述。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虽没有这类表，但历代分封的王侯从未废止。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先设立帝系一门，用来叙述各帝在位年数的长短、近亲传授的始末，接着记载后妃、皇子、公主的姓名、封爵以及后续编次。《会要》类书仿效这一做法，但唐代以前没有这样的书。以上两类内容，大概都关系到历代的统纪和典章，杜公的书也没有涉及，因此还不能算汇集著作的大成。我从年轻时起，曾经有志于编缀搜集；只是各种忧患萦绕心头，三余时间又少，吹竽的技艺已经生疏，汲水的绳索也没有修整，哪里还敢以此文章自我夸耀呢？从前孔夫子谈到夏、殷的礼制，深深感叹文献不足以考证；解释的人说：“文，是典籍；献，是贤者。”生在千百年之后，却想讨论千百年以前的事情，如果没有史传的真实记录保存下来，可以据以考查；儒学先辈的遗言也没有流传多久，足以帮助讨论，那么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凭空臆测。私下反省自己，继承祖业，家中收藏古代典籍，书架上的积藏，以及在庭前接受教诲时的问答，对于文献来说，大概差不多具备了。我曾担心这些东西一旦散失坠亡，便没有什么留给后来的贤哲，因此不顾自己的浅陋，立即加以考察评论，旁搜远绍，分门汇类：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夷，共二十门，都仿照《通典》的成规。天宝以前，便增补其中事迹尚不完备的地方，分拆其中门类尚不详尽的地方；天宝以后直到宋嘉定末年，则续写完成。又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通典》原来没有论述的，便采集各书材料编成。凡是叙述事情，就以经书、史书为根本，参照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可信而有证据的便采用，乖异而传闻可疑的便不收录，这就是所谓“文”。凡是议论事情，就先采用当时臣僚的奏疏，其次采用近代诸儒的评论，直到名流的闲谈、稗官的记录；凡是一句话，都可以用来订正典故的是非。能够证明史传是非的，就采集记录，这就是所谓“献”。其中有些史传所载的记录令人怀疑，考察儒学先辈的议论又觉得不恰当；我精研深思，悠然有所领会，便私下写出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给这部书命名为《文献通考》，分为二十四门，共三百四十八卷。每一门著述的成规和考订的新见，都分别在小序中详加说明。从前江淹说：“修史的困难，没有比作志更难的。”确实因为志所关联的是典章制度，不是熟悉典故的人不能撰写。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以通晓旧事著称，但他们所作的两部史书都有纪传，唯独不能作志，可见此事之重要。何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却想凭我这种后学浅陋的见识，执笔删改其中内容，即使穷尽年老之力，劳苦至极、苦心钻研，又能有什么新的阐明呢？我姑且辑录所见所闻，用来准备补充散失罢了。后来的君子倘若能够删削繁杂，增补缺略，体谅我仰望屋梁、苦心经营的勤劳，使我免于重蹈覆辙的惭愧，那么有志于治理国家、考察古事的人，或许可以从中考究。《忠史》序【欧阳玄】

译所谓忠，就是竭尽自己的本分的名称。上天把事物当然如此的道理赋予人，人能够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而没有遗憾，这就叫作忠。如今对人说：“臣子侍奉君主以忠，这个‘忠’和忠恕的‘忠’相同。”人们无不惊讶，认为不对，但实际上确实如此。有人说：“臣子对君主尽到臣道，就是忠；儿子对父亲尽到子道，为什么偏偏叫作孝呢？”回答说：“不是这样。礼所说的，在内尽自己的本分，在外顺从正道；忠臣侍奉君主，孝子侍奉父母，它们的根本是一样的。”这正是我的说法。既然如此，上位者对下位者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应该叫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尽力而不敢不勉强自己的意义。”上下之间必然有区别，所以“尽”的对应是“推”；推及他人，就是恕。程子曾说忠和恕是一回事：侍奉上位者之道没有比忠更好的，待下位者之道没有比恕更好的。后来的儒者对此有所疑惑，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人出生时本来寂静，活动起来同外物接触，于是其中便产生尽己和不尽己两种情况。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一点，所以本来没有一刻不是我们竭尽忠心的时候。这一道理，是用来侍奉君主的，也是用来侍奉上天的。《诗经》说：“昊天是光明的，伴随你出入往来；昊天是清晨，伴随你游乐闲适。那真是多么威严啊！” 番阳人杨玄翁很早就对这个道理有所领悟。他的祖父通守在轩先生，在宋朝末年任官，以正直著称，后来遭难而以死守节。玄翁感慨仰慕先祖的志向，撰写《忠史》，十多年后完成。于是上下数千年臣子的大义，灿然完备地呈现出来。即使细微到一句话、一个行动，只要无愧于尽己之道，全都记录下来；又细微到异族小国、妇女女子的操守，也不遗漏；甚至推究到内心与外在行迹、表象与实质之间，都设法考核真实情况，是非曲直明白无误，不同于古人的判断。多么公正而恰当啊！唉！自从“忠”的含义不再明白，士大夫平日没有涵养、省察的功夫，处理事务没有鞠躬尽瘁的志向，立于朝廷没有直言敢谏的风气，到了遭遇危难时，怎能保证一定为节义而死呢？唉！在天地之间，这一道理明白，天地就发生变化，草木就繁茂；这道理不明白，天地就闭塞，贤人就隐退，实在可怕。我任国子博士时，职责是校勘进献的书籍；既已替它表彰申明，仍担心玄翁著书的志向没有得到说明，所以在这里陈述《忠说》。唉！这部书如果果真流行于世，是这部书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啊！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欧阳玄作序。《右编》序【明·唐顺之】古今的宇宙，就是一盘大棋局。天时有顺有逆，地理有险有易，人情有爱有恶，机事有利有害，全都包含在棋局之中。古代圣人治理天地、划分疆域、开创州郡，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端正外部方位与内部秩序，使幽明、人鬼互不侵扰，使奸邪、善良、淑美、邪恶以及鸟兽、戎夷各自安居其所，这就是用来划定棋局。至于棋局变化，纵横翻转，纷纷不一，虽然变化纷繁不齐，但达到千百亿局之后，变化也几乎穷尽，棋法也大略完备了。从三代末年到元代，上下二千多年，所谓世事治乱、善恶、利害、真伪、凶吉、成败的变化，虽然多得无法穷尽，却也几乎经历完了。治理国家的人精研思虑、竭尽智慧，因势制宜而曲折谋划，虽然不能形成固定的典要，却也未曾没有一定的法则。俗话说：“人情世事，古代和今天相同。”难道不是这样吗？奏议就是下棋的棋谱。只凭自己的心意而不看棋谱，会废弃棋谱；拘泥于成法而不知变通，会困在棋谱里；这两种错误是相同的。有人见到“背城一战”的说法，就认为背水列阵的军队有害；有人见到“置之死地”的说法，就设置背水列阵的军队。然而这两种说法都出自《十三篇》，怎么可以拘泥呢？但又怎么可以废弃棋谱呢？我编纂《右编》，只是认为棋谱不可废弃罢了，还没有谈到不可拘泥于棋谱的道理。《右编》的名称，是因为古代右史记载言论。《左编》附序【唐顺之】《左编》是为治理之法而编纂的。不关系治理的，一概不记录；关系治理的，那么妃后、外戚、储君宗室、宦官宠幸、奸臣篡夺、藩镇、夷狄、民间草野的叛乱，以及总括起来的将领、宰相，再总括起来的君主，也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周官》的治典所掌管的还有师、儒。师儒同治理法典有什么关系呢？君主、宰相和将领负责实行，师儒负责讲解阐明，所以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朝廷也就端正。师儒与治理的关系如此重要，因此编纂前史《儒林传》《道学传》等，作为《诸儒传》。经学家的训诂、文章辞藻和书札，是儒者中的另一类，所以列在其次。诸儒之后，是隐士。他们不侍奉王侯，但志向足以取法；深居山林，却使光彩照耀朝廷，英明的君主也往往尊敬礼遇他们，以此教化世俗，这就是所谓以无用为用。因此编纂《隐逸传》。至于前史有《方技传》，大概巫师、史官、宗伯、祝官用来辅佐君主；星历、医药、百工，都是拥有国家者不可缺少的。以汉代一时的事情来说，东方朔的诙谐滑稽，归根到底在于引导君主走向正道；丘子明的占卜、毛延寿的绘画，以及巫蛊之祸，其中奸邪的情形多得难以穷究，而这些人的关系尤其重大，所以编纂《方技传》。三代以后，儒术与佛、道二家此消彼长，也是世道变化的一种表现。司马迁为老子作传，《范史》开始记载西域和沙门；佛、道二家的书各有五千多卷，它们的学说如此广大，那么这些人物就不可以没有记载。而且也可以借此观察儒术的盛衰，所以编纂《二氏传》，总列在《左编》附录中。《奇女子传》序【陈继儒】

译陈先生冬日在山中居住，披着短褐，仰卧在积薪上晒太阳，手拿一卷《易》学义，边读边睡，鼾声阵阵。恰在这时，童子敲门，投进一封信，索要《奇女子传》的序。我说：“《易经》称说没有成就却有善终，《诗经》称说没有非礼、没有失仪；女子却以奇异出名，这不是闺中妇人的事情吗？虽然如此，河图、洛书难道不记载奇偶之数吗？《易经》难道不记载兑为少女、离为中女、巽为长女吗？《诗经》难道不记载《卷耳》《樛木》吗？《春秋》三传难道不记载共姜、共伯之母吗？其他如《中垒》所列的女子有传，《临川》所记的贤媛有《世说》，为什么偏偏对奇女子另眼相待呢？男子生来逢时，有的不得志而死去，使自己的杰出光明之行埋没；有的见于学士大夫的史书以及遗民老人的笔记，尚且还能存留一二。唯独妇女女子生长在深闺之中，流落到山角海边、村落废墟和草野之间，许多即使有奇行也无人知晓；即使被人知道，也不过像野火留下的痕迹、流萤的微光，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罢了。所以长卿搜集并汇编它们，略加评鉴。其中有奇特节操的、奇特见识的、奇特智慧的、奇特谋略的、奇特胆量的、奇特力量的、奇特文学才能的、奇特情怀的、奇特侠义的、奇特癖好的，种种类别。” 小的可以拍掌开怀，大的可以夺人心魄、惊人耳目。自古以来才子从来没有一次把她们全部挑出，为什么呢？男子如太阳，女子如月亮；太阳横贯天空，始终圆满，而月亮有盈有亏，也有晦暗。能够列入正史的，是月亮盈满的象征；偶尔见于杂家小说而没有显出全部光彩的，是月亮亏缺的象征；默默无闻、昏暗不明的，是月亮晦暗的象征。若本来没有可指摘之处，却不幸被写绮丽淫靡文章的人加以点缀，那岂不是被太阳侵蚀，被云雾风雨遮蔽，像妖星恶曜一样飞驰、潜伏、隐匿吗？自从长卿这部书问世，譬如看见月亮的人，有的喜爱它的新月，有的赞美它的满月，有的乐于欣赏万里清空中的月色，有的欣赏重轮月的华彩。天地之间，如果美好的月亮可以废弃，那么奇女子也可以废弃。请不要再拿六经来解嘲了。” 《米襄阳志林》序【陈继儒】我读陆友仁的《米颠遗事》，遗憾其中有关旧事的记载还不完备，曾经动意编排搜集。江东喜爱古物的收藏家，凡遇到米襄阳的书画，稍有题识的，我就随手抄录下来。范长康读过很多奇书，搜集考察米襄阳的事迹，尤其广博而详尽，于是题名为《志林》，请我作序。我想古今俊杰很多，唯独米氏以“颠”著称。总的说来，他的“颠”不是徒有虚名，根本在于浩然之气完整。后人喜欢旷达脱略而害怕检束，拖拖拉拉、放纵散漫，沾沾自喜地借米颠作为借口。米公的“颠”，哪里是容易做到的！米公早年临摹二王，晚年转入颜平原，抛弃斧斤、放下削刀，然后才变化自出。他画云山，一一以董源、巨然为师；诗文流传不多，但崖岸高峻、气势魁伟，深有造诣，于是米公的“颠”才不流于庸俗。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薛绍彭、米友仁、刘泾、王诜等人，都喜爱他并乐于同他交游，共同纵谈文史，品评书画，于是米公的“颠”才不孤独。他所居有宝晋斋、净名斋、海岳庵，收藏从王导、谢安、顾恺之、陆探微的真迹，到王维的玉轴金题，几乎同秘府相等，于是米公的“颠”才不寒伧。他陪祀太庙时，洗去祭服上的藻火纹饰；后来被夺职，是因为爱洁成癖，不能忍受淫秽，于是米公的“颠”才不污浊。穿戴衣冠，起居言谈，大略都任意而行，完全不采用世俗礼法，于是米公的“颠”才不至于堕落。近代奉诏书写《黄庭经》、书写御屏时，他奋笔振袖，酣畅呼叫，淋漓尽兴；天子为之卷起帘幕而动容，彻底赐给他酒、果品和文房用具，甚至跪请御前的砚台带回去，于是米公的“颠”才不屈服。他受到挫折而寄给别人书信，写到“芾拜”时，必定整理衣襟，行礼后才书写，于是米公的“颠”才不堕落。狡狯啊！米颠真是旷绝古今的一个人。考察古今人物，张长史得到了他的怪异，倪元镇得到了他的清洁，敷文学士和高尚书得到了他的笔法，滑稽谈笑、在宫廷中游戏，东方朔、李白得到了他的豪放。因此说，米公的“颠”，哪里是容易做到的！米公死在淮阳军，临死前一个月，把一生的书画全部焚毁，预先放置一口棺材，焚香清坐其中；到期后举起拂尘，合掌而逝。我看他胸中坦荡，直如空无一物，这难道就是圣门所说的古代狂者吗？洙泗时期，楚狂在接舆；濂洛时期，楚狂在米芾。他的狂颠可以达到，他的浩然之气却无法企及。《世说新语》序【王思任】读过《史记》以后，有时难以再读《汉书》；读过《汉书》以后，甚至不忍再看其他史书。古今风流人物，只有晋代最多。可是读它的正史，板滞粗陋，冗杂呆木，像工匠画的瀛州学士图：每个人面容肥白，虽然略能分出老少，但十八个人的神情意态并没有多大区别。前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专门搜罗晋代的事情，也旁及汉、魏十几个人。门户由此打开，体例条目另行确定，其中顿时出现了不安定之处。文字微小而不确切，我不能替它隐讳。然而它短摘简取，冷峻提点，匆忙点染，每说一句，几乎都想使王、谢、桓、刘诸人的精神骨骼复活，把他们一个个呵斥得活现在眼前，而且丝毫没有遗憾。它把本来俗语的话加以经饰，就成了文辞；本来浅白的话加以经饰，就有了积蓄；本来稚嫩的话加以经饰，就变得辛辣。大概是因为它牙齿精利、心思灵巧，笔意奇特而老练秀逸，在语言之前得到了晋人的精神，于是又在言语之外得到了晋人的言辞。这是小史中的徐夫人。后来刘孝标为之作注，有时以经书配合左氏，博大丰赡而颇有功力；须溪刘辰翁加以评论，也有时以郭解比庄子，雅致的韵味尤其奇妙。刘义庆所作的事情，到这里也就完成了。自从王世贞兄弟补充批评以来，想要达到极其玄妙畅达，续写的尾部却逐渐变长，仿效者也逐渐失真，新奇的言语于是不能自主。” 海阳张远文从江陵陈元植家得到善本，全部揭示了辰翁隐藏的意思，黜陟诸公■〈扌东〉披各语注，只取其中疏解疑惑的部分；评论则专门称赏传神之处。刘义庆的书几乎断绝而又重新获得生命，是张远文的力量。张远文又精心删削何氏的补注，另成一帙，使原书的厅堂屋舍都完整保存；这样，《新语》的事业也在这里完成了。唉，兰花、苕花、翡翠鸟，虽然不像碧海中的鲲鲸那样宏大，然而明亮的脂肪和大片的肉，吃三天也一定会厌弃；若见到珍奇精美的小菜，却唯恐吃得不能继续。这部书已经淘尽泥沙，清美的滋味自然悠长，每天拿它来佐食《汉史》，也是可以的。《读史快编》序【顾天埈】

译自古以来优秀的史书很多，但善于读史的人很少。其实也不是少，而是善于读史的人能从史书中自行获得体会，其神妙没有穷尽。像诸葛亮分别说明申生、重耳的安危，哪里有闲暇用言语来说明呢？到了宋代诸君子，才开始喜欢议论古人，坚守名理，用词语和辨析加以修饰；是非褒贬，和绳子的束缚、坊门的限制没有不同，后来的人便严肃地遵守，不敢改变。假如有人虚心默默，细致地选择全史，以时代来观察人物，以微小之处观察显著之处，以一生观察一节，再回头看那些遵循已久的成说，究竟是否相合？可惜古人的深厚广大，全都埋没在评论者的浅薄之中。我庚子年主持北闱考试，首先录取赵子无声。无声本来喜爱史书，对于历代兴盛的征兆、灭亡的预兆、用兵的机要、事情的纲要、瑰异的言论、美善的事迹，凡内心有所契合的，就赶紧记录下来，日久编成一帙，命名为《快编》。他时常翻阅，欣然忘却尘世，却一点也不立论。大概是借古人来娱乐自己，而不是用自己的见解来陷害古人。千载以前的快意，在古人；千载以后的快意，在无声。谁知道相合不相合呢？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唉，无声读史时很快意，可是他的际遇却很苦。他平生选择朋友非常严格，真正意气相投的只有四五人，近年来却一个接一个显贵起来。他们都是庚子年同榜中试的士人，往往升任清要之职，位列九卿，而无声仍然只是孝廉。每逢考试，主考官都想得到他来充任重要职位。遇到尚书省的试卷，主考官极力揣摩，常常把相似的收取为真正的，无声却无法被他们识别。他家一向贫困，又一心独自走在人世间，越发显得与世不合。有人说：“凭你的才华，游说诸侯，让他们拿着扫帚迎接你、筑宫馆安置你，实在还不算过分，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无声说：“我只是因为不屑于像歌鱼那样求取富贵，才落到今天；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争逐计较？做一个自守本分的人，也不再以私事求取他人，只是闭门读《快编》罢了。” 《三注钞》序【锺惺】所谓《三注钞》，就是节录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序说：孔子说“述而不作”，注书也是“述”的一种。即使曾子对于《大学》的阐述，文王、周公、孔子对于《易》的阐述，以及左氏、公羊、谷梁对于《春秋》的阐述，也都属于注。凡是所谓注，就是依附于所注的书。因此，离开所注之书便不能成为一部书；但即使离开所注之书，仍然能够成为一部书。大概注者的精神，能够在所注之书中自立，同时又能游于所注之外。《三注》正是这样，因此可以节录。古人借助书的力量来作注，后人却不能借助注的力量来作书，这是因为古人重视自己的述作，而后人轻视自己的著作。因此我节录《三注》，又对述与作之间的关系深有感慨。有人说：“《水经》是经，《三国志》是史，《世说》是说，书本来应当先经、次史、次说。你把这三部书排列在什么位置呢？”回答说：“它们已经脱离所注之书，而直接成为注书了。既然直接成为注，那么次序就应当依照各位注者的身份和时代来安排。” 《侠女传》序【邹之麟】举世都是儒者，传述侠客，是大丈夫的事情；又传述侠女，难道不是荒谬吗？回答说：心地是儒者，骨气是侠者；德行是女子，行为是大丈夫，这就可以了。我曾取儒者成仁取义、长久不忘而坚持追求的精神，拿来求之于侠者；又取侠者对取舍、承诺的态度，修养品行、磨砺名节的做法，拿来求之于儒者。儒者的论说已经很多了，但侠者本来未曾诵读这些论说。侠者往往与儒者相合，儒者往往又与侠者相离。唉，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听老氏说：上古时代，食物甘美，衣服漂亮，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才是真正有道的时代。失去道之后是德，失去德之后是仁义，世人局促不安、踉跄奔走，诗书被挖坟盗取，大儒纷纷传讲，而世道就令人感慨了。设置财货和劳役使贫者受困，结成朋党、依附豪强，像古代布衣侠客那样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听闻，而世道更令人感慨。抗、逊、机、云相继去世之后，扶舆而来的清正淑美之气不再聚集于男子，反而聚集于妇人，而世道就更加令人感慨了。诸葛亮把巾帼送给司马仲达，是使大丈夫退为女子；我画图传述女侠，是使女子进为大丈夫。唉，世上全是文弱之夫，正合我的愿望。若说侠者一旦举出，世间已经很少；儒者一旦举出女侠，世间就少有大丈夫，那么我哪里敢这样做？我哪里敢这样做。《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四 （明）贺复征编 ○序十四【骚类】《离骚章句》序【汉·王逸】

译从前孔子睿智圣明，天生却没有称王，于是奉天意确定经学，删定《诗》《书》，端正礼乐，撰作《春秋》，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他的弟子有三千人，没有不明晓通达的。到了临终之日，大义便开始背离，精微的言论也断绝了。此后周室衰微，战国诸侯争相兼并，道德日益衰败，诡诈开始萌生。于是杨朱、墨翟、邹衍、孟轲、孙武、韩非一类的人，各以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有的用来叙述古事，有的用来阐明当世。屈原履行忠诚却遭受谗毁，忧愁悲伤，独自依循《诗经》作者的义旨，写成《离骚》，上以讽谏君王，下以自我排遣。适逢时局昏暗混乱，意见不被察纳，愤懑难以自胜，于是又作《九歌》以下共二十五篇。楚人推重他的品行和义节，珍视他的文采，互相传授。到了孝武帝，扩大并弘扬道德教化，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其中的大义才灿然明白。后世杰出的人才无不仰慕他，抒发精妙的思想，继承阐述他的文辞。到了刘向主持校订经书时，将其分为十六卷。孝章帝即位后，深深弘扬道术文艺，班固、贾逵又根据所见改订前人的疑误，各自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残缺而未加说明，又把“壮”写成“状”，义理多有乖异，事意也没有概括提要。如今我又依据自己所认识、所了解的内容，考察旧有典籍，参照经书传注，作成十六卷《章句》。虽然还不能穷尽其中的精微奥妙，但大体旨趣大略可以看到了。况且做人臣的道义，应以忠诚正直为高尚，以坚持节操为贤能，所以有人以危切之言保存国家，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因此伍子胥投江而死并不遗憾，比干剖心而死也不后悔；这样以后，德行才能树立，事业才能成就，荣誉显耀，声名流传。至于怀抱道义却使国家陷于迷乱，假装愚钝而不说话，国家颠危却不能扶持，危险却不能安定，只知柔顺地迎合君上，犹豫退避以躲开祸患，即使保全老年，活到百岁，也是有志之士所羞耻、愚夫所轻贱的。如今屈原具有忠贞的资质，秉持清白纯洁的性情，正直如砥石和箭杆，言论如丹青般鲜明；进仕时不隐藏自己的谋略，退处时也不顾惜自己的性命，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品行，是俊杰中的英才。然而班固却说他炫耀才华、抬高自己，在众小人中争竞，怨恨怀王，讥刺椒兰；只想求得进用，勉强非难君主所用之人，不能被容纳，便愤怒投水而死，这是损害了他的高明，污损了他的清白。过去伯夷、叔齐让出国君之位、守持志节，不吃周朝的粮食，终于饿死，难道能反过来说他们是有求于世、因得不到而怨恨吗？况且诗人怨恨君主、讥刺上位者说：“唉，小子啊，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不是当面教导你，而是提着你的耳朵劝告你。”这种讽谏的话，在这里最为切实。然而孔子评论它，认为是大雅之作；引用这里来比照那里，认为屈原的言辞从容委婉而顺理，难道是因为他的君主不聪明才这样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着他的耳朵教诲呢？评论者却说屈原炫耀才华、抬高自己，怨恨讥刺君上，勉强非难君主所用之人，恐怕是失去了恰当的判断。《离骚》的文章，依托五经来建立义旨。说自己是帝高阳的后裔，就是《诗经》所说“最初生民，是姜嫄”的意思；缝缀秋兰来作佩饰，就是“将要翱翔，佩戴美玉琼琚”的意思；傍晚采摘水洲上的宿莽，就是《易经》“潜龙勿用”的意思；驾着玉虬、乘着飞鸟，就是《易经》“在适当时候乘六龙驾御上天”的意思；到重华那里陈述言辞，就是《尚书》中咎繇的谋议；登上昆仑山而越过流沙，就是《禹贡》所说的治水分土。因此，智慧越盛大，言论越广博；才力越高强，见识越深远。屈原的言辞，确实既广博又深远。自孔丘去世以来，著名的博学通达之士撰写文章辞赋，无不仿效他的仪表，奉他的规范为法式，取用他的精妙，暗中学习他的文采。他正是所谓金玉般的内外品质，百年没有匹敌，声名流传无穷，永远不会磨灭的人。《离骚新序》〔宋代晁补之〕

译先王盛世时，四种《诗经》诗体各得其所。王道衰微，变风、变雅兴起，仍然可以说是通晓时事变化而怀念旧日风俗。旧日风俗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时事发生了变化。因此诗人感伤当今而追思古代，感情流露在言辞中，这仍属于《诗经》的风、雅，只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孟子说：“王者的事业迹象消失，诗也就亡失了。”如此说来，变风、变雅兴起的时候，王者的事业还没有消失，诗虽有变化却还没有灭亡。诗亡之后，《离骚》的文辞才产生；这就不只是小小的楚辞不足道，而是离王者之迹更远了。一个人的创作，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大概《诗经》所哀叹的，最伤心的是人伦废弛，最悲哀的是刑政苛酷；而人伦废弛、刑政苛酷，还有什么比屈原所处的时代更严重呢？国家没有贤人，屈原因忠诚被放逐，仍希望返回，期望君王幸而醒悟一次、风俗幸而改变一次。他在一篇作品中三次表达这种心意。这与有些人住了三夜才离开，白天仍牵挂于心，却还认为离开得太快，有什么不同呢？世道衰败，天下人都不知道以礼义自我约束，所以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也把君主看作陌生人。可是屈原独自一人遭受谗毁将死，仍不忍离去；他的言辞合乎礼义，由此可知，诗虽亡，到屈原这里却没有亡失。假如后世做臣子的不得君主信任而内心焦灼，仍能像这样不懈地爱护君主，那就是屈原在诗亡之后仍对诗有贡献。这就是《离骚》为君子所取法的原因。《离骚》是遭受忧患的作品，最终困窘贫困，没有人知道我的艰难，正是《北门》诗的心情。为什么得罪上天？我的罪过究竟是什么？这正是《小弁》的情感。它用来补益六经的教化，在《诗经》中最为接近。所以太史公说：“《国风》喜爱美色却不淫荡，《小雅》有所怨刺诽谤却不混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二者。”这个说法是对的。班固又叙述司马迁的话说：“《大雅》说王公大人的德行惠及百姓，《小雅》讥刺小民的是非得失；它们流传到上层时所说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合起来都是归于德行。”司马相如虽然有许多浮泛的言辞和过度的铺陈，但归根结底把它们引向节俭，这也是《诗经》式的讽谏，与《诗经》有什么不同呢？扬雄认为这还像驰骋于郑、卫淫靡的音乐，曲子结束时才演奏雅乐，难道不是太戏谑了吗？班固善于推究根本，知道赋与诗同源，和司马迁的意思相近。如此说来，司马相如首先创作汉赋，扬雄也都承袭屈原的步法；只是扬雄独自因其文辞过于靡丽而悔恨。至于作品并未失去雅正，也不能因此废弃。风、雅变为《离骚》，《离骚》又变为赋，正如注有沱水，干肉成脯；可以说义理源出于同一处，只是时代不同罢了。传记说：“赋，是古诗的流变。” 所以《怀沙》说赋，《橘颂》说颂，《九歌》说歌，《天问》说问，全都是诗。《离骚》则兼备了这些体类。大概诗的流变到了楚国成为《离骚》，到了汉代成为赋；后来赋又变成诗，再变成杂言、长谣、问答、铭赞、琴操和歌引。只要是出自楚人文辞而略有变化的作品，即使相隔百世也可以辨知。因此参酌选取，编成《楚辞》十六卷，这是旧录；又编《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这是新录。使沿袭这些文辞的人保存它们的义旨，使承接其流变的人返回它的源头。说屈原在诗亡之后仍有贡献，难道是虚言吗？至于汉、唐以来的作品，如果不是承接楚人传统的，就不收录。《变离骚序》〔晁补之〕

译我已经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又编成《变离骚》二十卷。有人问：这果真有区别吗？还是说屈原的作品称为《离骚》，其余都称为《楚辞》呢？如今楚辞又发生变化，于是才称为《变离骚》，为什么呢？扬雄作《反离骚》，反与变果真不同吗？我说，《反离骚》不是反对，而是合于《离骚》。屈原死后，真正了解屈原的只有扬雄；扬雄惊异屈原的文章超过司马相如，却终于不被容纳而死，对此悲伤得未尝不流泪。他认为君子得志时就大力施行，不得志时就像龙蛇一样隐伏；得时与不得时，是命运，何必投水自沉呢？于是作《反离骚》，常常摘取屈原的文辞来反向申说。虽然不是反对屈原的纯洁、不改变这种操守，而是反对他不值得以死相殉却竟然赴死；这样看来，《离骚》的义旨要等到《反离骚》之后才更加明白。为什么呢？屈原只是没有像箕子那样佯狂，而是跟随比干而死，所以君子为他悲悼；否则他的光辉就可以与日月争辉了。扬雄又仿照《离骚》作《广骚》，仿照《惜诵》以下作品作《畔牢愁》。扬雄如果真与屈原不同，既然已经反驳他，为什么又要仿作呢？又有《变离骚》，因为与《离骚》同类而有所不同，所以不能称为“反”，而称为“变”。荀卿并非践行屈原之道，只因屈原之后，楚国诸臣都遭谗毁，作赋以讽谏；所以选取荀卿的七篇列在卷首，因与《离骚》同类而略有变化。我又曾试着从屈原以前考察，撇开《诗经》三百篇，在《书》《礼》《春秋》等其他经书中寻找材料，如《五子之歌》《狸首》的文辞，“斑然蚕则绩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无所系之”“祈招之愔愔”“凤兮凤兮”等，像这样的很多，都是古诗中风刺之作的源头。战国时这些作品都散失了，到了屈原才重新兴起，于是各国的风、雅开始完全汇合成为《离骚》。因此汉代以来的赋都以屈原为祖。可是宋玉是屈原的亲传弟子，《高唐赋》已经淫靡，缺少风谏之意；大言小言，义理都无所归宿。到了《登徒子好色赋》，淫靡更为严重，只因它是楚人所作，所以列在荀卿七篇之后。《瓠子之歌》有忧念百姓的意思，所以列在司马相如、扬雄之前。《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羽猎赋》等，赋体的宏大铺陈在这里达到极致，但都不如《大人赋》《反离骚》的高妙，仍然最终归于正义。超过《高唐赋》的作品，只评论其时代，所以列在《高唐赋》之后。至于京都、山海、宫殿、鸟兽、笙箫以及各种器物，专门指说事物名称的作品，不专在古诗那种恻隐规诲之意上，所以不予收录。《李夫人赋》《长门赋》都不是义理的正道，但文辞浑厚华丽，不能舍弃。曹植的赋最多而且精要，没有一篇赶不上汉代的赋；赋体的卑弱，从曹植才开始改变。收录他的《洛神赋》《九愁赋》《九咏赋》等篇。王粲的《登楼赋》可以用来见识魏代文章的风貌。陆机、陆云有盛大声名，但终究不如曹植。王粲作品中摘取义旨较好、较为接近古意的篇章保存下来。《思游赋》有通于幽冥的意味，但后来遗憾它的流传越来越远了。然而晋人喜欢清谈，挚虞这篇作品差不多有所作为而发言，实在值得称赞。鲍昭长于文辞，所以他的《芜城赋》独出于宋代；又借刘濞的事情讽刺刘瑱，在这方面可见他是有用心的。江淹用意不多而文辞华丽，梁代文章更加卑弱，但仍像披着虎皮，多少还在跟随楚人的步伐。唐代李白的诗文最被称为不袭取前人，但《鸣皋歌》一篇从头到尾都是楚辞体。末尾说“鸡群聚集争食，凤凰孤飞而没有同伴；嫫母穿着锦衣，西施背着柴薪”，文辞不加雕饰而旨意相类。唐人懂得楚辞的很少，误以为它是诗。王维出生在韩愈、柳宗元之前，虽然只有数十字，浅近简略，不足以谈论其义理，但抑扬婉转，很有楚人的情态。元结振作奇气，自成一家，关键在于各种言论各有不同的风味，这也值得珍视。顾况的文章不多，简约而可观；《问大钧》义理胜过文辞，《招北客》文辞胜过《阿房宫赋》，也能使后人重新哀叹后人；这些都是唐赋中不可废弃的作品。皮日休的《九讽》专门仿效《离骚》；他的《反招魂》拘谨得像影子守着形体，却并不是真正的仿作，最终离开了本旨，只顾谨慎描画毛发而失去了整体面貌。唉，《离骚》的传统从此散失了，所以一直到本朝的作品都不再收录。名重一时的作品，大多已经载入《续楚辞》。现在所收的赋以及文、操，有的宏伟奇崛，独出新意，时而相合，时而相离，也足以看出古文多次变化，到末世又重新兴起。有的只是大体述说这一意思，有的只有一句相似，总之不必完全相同，只要同出于变化，所以都附在《变离骚》之后。如果称为“变楚辞”，那么楚辞已经不是离骚；楚辞再变化，就没有离骚了。后世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实在始于屈原。厌恶后人离源头越来越远而迷失，仿佛衣服穿尽之后仍要追溯其所由来，所以为这些作品系上祖先的姓氏，端正名目以保存其传统。《新校楚辞序》〔黄伯思〕

译《汉书·朱买臣传》说：严助推荐朱买臣，皇帝召见他，他讲说《春秋》，谈论《楚辞》，皇帝非常高兴。《王褒传》说：宣帝修明武帝的旧制，征召能作《楚辞》的人，有九江被公等。《楚辞》虽然起源于楚地，但这个名称大概始于汉代。然而屈原、宋玉的文章，以及后世依仿他们的作品，通常都使用这个名称。陈说认为只有屈原所著才称《离骚》，后人仿效并继承的才称《楚辞》，这是不对的。自汉代以来，文章名家、辞赋宗师都仰慕它的轨范，铺陈华彩、争奇斗艳，但懂得它体制要旨的人也很少。屈原、宋玉诸篇骚体，都是书写楚地的语言，创作楚地的声调，记述楚地的地方，命名楚地的物产，所以才可以称为《楚辞》。像“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这些，是楚地的语言；顿挫悲壮，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是楚地的声调；“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这些，是楚地；“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这些，是楚地的物产。大都如此，所以用“楚”来命名。汉代以来，距离古代还不远，仍有先贤的风概；近世文士只描摹它的体制，模仿它的声韵，杂入燕地、粤地的事物，兼收夷夏之事，也称为《楚辞》，已经失去了这个名称的本旨。这部书年代久远，简册辗转传抄，文字讹误很多，错乱抵牾十分严重。近世秘书晁监、美叔特别喜爱此书，于是拿春明宋氏本、赵郡苏氏本互相参校，考察得失。他的儿子伯以叔予，又用广平宋氏本以及唐本同太史公的记载和其他书籍加以订正；伯思又用唐以前的旧本、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以及洛下诸人所藏的本子，还有武林、吴郡刻本进行校勘，这才大致完备。文字有异同的，都两种并列。考察此书旧本原有十六篇，加上王逸《九思》为十七篇；但伯思所见的旧本又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与《九思》共十八篇。王逸的各篇序文也都载在书末，像《古文尚书》《汉本法言》以及《史记·自序》《汉书·叙传》的体例一样，并列在卷尾，而不冠于各篇篇首。如今依照这种体例收录。又《太史公·屈原列传》《班固·离骚传》的序论，对灵均的事迹叙述得很详细，所以编在王逸序文之后。陈说本把刘勰《辨验骚》放在王逸序之前，论述时代次序不合，所以重新编排校正。《天问》的篇章，文辞严整、义理缜密，最难诵读。柳柳州在千年之后独能作《天对》来回应它，深沉宏大，奇特卓异，剖析义理精细广博；近世文人也难以立即通晓，所以分章辨析事理，把他的回答分别附在《天问》之后，希望读者清楚知道子厚的文章并不是故意写得艰深。自《屈原传》以下直到陈说的序文，再附上这篇今序，另成一卷，附在《十通》末尾，题作《翼骚》。至于屈原品行的忠贞与刚直，文章的正体与变体，事情的是非得失，本来都是前代贤者详尽论述过的，我可以略去不说。《楚辞集注序》〔朱熹〕 右边这部是《楚辞集注》八卷。这次校订确定的篇目，已经列在上面。大概自从屈原作《离骚》以后，南方诸国尊奉他，名篇相继创作，统称《楚辞》。大体都承袭屈原的意旨，而《离骚》的意义深远。我私下曾这样评论：屈原这个人，他的志向和行为虽然有时偏离中庸，不能作为法则，但全都出于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心；屈原这部书，文辞旨趣虽然有时流于放纵诡奇、怨恨激烈，不能作为训诫，但全都产生于深切缱绻、悲悯恻隐而不能自已的真情。他虽然不知道向北方学习，以求得周公、仲尼的道术，却独自驰骋在变风、变雅的末流之中，因此醇厚的儒者、庄重的士人有时羞于称道它。然而假使世间被放逐的臣子、受排斥的儿子、怨恨的妻子、被休弃的妇人，在下位擦泪吟唱，而他们所依赖的上天幸而能够听见，那么在彼此之间，天性与民间伦理的善意，难道不足以相互有所触发，从而增加三纲五常的重要性吗？这就是我每每品味他的言辞、不敢只把它看作辞赋家作品的原因。然而从屈原创作这篇辞赋到汉代还不久，解释的人已经失去了它的旨趣。像太史公，大概也未能避免；刘安、班固、贾逵的著作，后世又没有流传下来。到了隋唐之间，作训解的还有五六家；又有个僧人道骞，能够用楚地声调来读《楚辞》，如今也全都散失不存，无法验证他们说法的是非得失。唯独东汉王逸的《章句》和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流传于世。关于训诂、名物等方面，它们已经很详尽了。只是王逸书中取舍的内容，以及篇题分合之间，还有许多可以议论的地方，而洪兴祖都没有加以订正。至于其中的大意，两家又都不曾深入沉潜、反复体会，感叹吟咏，以探寻文辞意旨的由来，便急于取譬立说，旁征曲证，强行附会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上。有的因迂曲滞重而远离人的性情，有的因过于急切而损害义理，使屈原作品中原本郁结而未能在当时得到伸张的情志，又变得昏暗不明，不能在后世显白。我因此更加有所感慨。趁着疾病呻吟的闲暇，姑且依据旧编，略加删订编次，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能够在千年之后见到古人；即使死者能够复生，也足以知道千年之后还有理解我的人，不会因后来无人听闻而遗憾。唉！这种知音实在太少了！这难道是容易对俗人说的吗？《楚辞序》【明·何乔新】

译《楚辞》八卷，是紫阳朱夫子校订的。后语六卷，则是朱子依据晁氏所辑录的材料刊定并补写的。大概自《诗经》三百篇以后，只有屈子的辞章最接近古风。屈子的为人，志向高洁，品行清廉；他夸张的文辞和超逸的声调，仿佛乘着鹥鸟、驾着虬龙，漂游在尘埃之外。自宋玉、景差直到汉、唐、宋代的作者相继出现，都尊奉他的法度，却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实在是《风》《雅》的流亚，是辞赋的鼻祖。汉代王逸曾为他作《章句》，宋代洪兴祖又作《补注》，晁无咎又取古今辞赋中接近《离骚》的作品续入其中。然而王逸、洪兴祖的注释往往随着文句附会意义，没有能够阐明作者的心意；晁氏的书辨析议论纷杂，也没有在义理上有所发明。朱子凭借豪杰般的才识和圣贤之学，身处宋代中叶，被权奸压制，始终不能施展，这与屈子身处楚国没有什么不同。当时那些迎合世俗、谋求进身的士大夫，又跟着阻挠、排斥他，把他指为伪学，其情形比子兰、上官大夫一类人对屈子的迫害还要严重。然而朱子当时正和几位门下弟子在武夷讲论道理，从容徜徉于云溪山月之间；他安置自己的方式，大概是屈子也不能比的。他偶然读到屈子的辞章，读到所谓“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便深深为之悲伤，于是取王氏、晁氏的书删定为这部书，又为它作注释，辨析其中比兴的体制，发明屈子悲忧感悼的情怀。由此，作者的心事便昭然显明于天下后世了。我年轻时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它，喜爱它的词调铿锵、气格高古；后来慢慢体察其中忧愁郁悒、缱绻恻怛的情意，便又惆怅而生悲，反复诵读它的辞章，不能自已。于是让我来作序，使读者知道朱子训释这部书的用意，不敢把它只看作词人的辞赋。唉，大儒著述的旨趣，哪里是末学后生所能窥见的呢？然而我曾听说，孔子删定《诗经》和朱子厘定《楚辞》，用意是相同的。《诗经》的言辞，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惩戒、磨砺放纵的志意，它对于教化的帮助是很大的。《离骚》的辞章，都出自忠诚爱国的真心；而所谓善不是由外界强加的，名声也不能凭空造作，这不也是圣贤的格言吗？假如被放逐的臣子、遭贬斥的人在寂寞之处低声吟咏叹息，那么他们自我处置、安顿自己的方式必定有其道理。若有幸被听到他们歌咏的人，难道不会凄然生出感慨，从而引导自己遵守人伦纲常吗？这就是圣贤删定诗骚的大意。读这部书的人，应当因它的辞章来寻求其中的意义，得到意义后再反求自身，这样或许就接近朱子的用意，而不至于流于雕虫篆刻之类的末技。《骚选序》【汪道昆】《风》《雅》衰变而成为《骚》，在江潭一带流传已久，它的后继者只有两三个，也只是很快地相似于它的末流。文风流传，《骚》又变成了《选》，以孟郊、苏武、李陵为郊祀，以张衡为禘祀；柏梁、梁父的地位已经被废置了。汉代如同内室的祭祀，魏代如同堂上的祭祀，晋代还在东阶，其他都在门外。因而文风流传下来却没有《骚》，并不是没有《骚》，而是善于哭泣的人没有感情也不会悲哀，只是《骚》的优孟罢了。考察门外的遗文而没有《选》，也不是没有《选》，而是雕饰几案的工巧存在了，太朴却丧失了，只是《选》的杯棬罢了。若以《骚》为准则，便崇尚放逸；若以《选》为准则，便崇尚统摄，又到哪里去取舍它们呢？有的作品在题材类别上相同，有的作品在体制上各有极致。假如一定要追求它们的极致，难道能够举出一个而废弃一百个吗？许由有句话说：“有族就有祖，聚合族类便由后面推求，遵循祖先便由前面追溯。”把它们比类合观，《选》是它们的族类，《骚》是它们的祖先。由前面追溯，就推演而进为六义、四诗；由后面承接，就放纵铺陈而形成贞观、开元、大历的文章。汉、唐这两类作品直到今天仍诵读不绝，难道它们不是足以相互衡量、各有分量的吗？起初我在襄阳合刻《骚》《选》版本，只是想把百家以前的作品加以贯通，并在三百篇之后加以衍续；历经二十年，版本一直留在郡中。如今学士们把它置之若遗，仿佛天池之水浸润到深远的水流中，反而以为不爽。我于是再次交给刻工雕版，门人郑生主持其事，工事终于完成。郑生于是请求我为郡中版本作序，因为原来还没有序。追述古道大概很难说清；能够成为放逸之文的、成为统摄之文的，都不超出一家之言；不能成为放逸之文、统摄之文的，或许反而先已领会了我的心意。《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九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九十五。（明）贺复征编。○序十五【赋类】。《两都赋序》【汉·班固】。有人说：赋，是古诗的流变。过去成王、康王去世以后，颂歌的声音停止了；君王的恩泽竭尽以后，诗也不再创作。大汉刚刚安定时，天天都忙不过来；到了武帝、宣帝时期，才尊崇礼官，考察文章。在朝廷内部设置金马、石渠等机构，在朝廷外兴办乐府，负责协调音律，以振兴衰废、接续断绝，润色宏大的功业。因此百姓喜悦安乐，福瑞的应验尤其盛大。白麟、赤雁、芝房、宝鼎等歌辞，被进献到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等祥瑞，被用来作为年号。因此掌管言语、侍从左右的臣子，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类，朝夕讨论思考，日月不停地进献意见。而公卿大臣，如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也时时偶然创作。有的用来抒发下情、沟通讽谏，有的用来宣扬皇上的德行、尽忠尽孝。其从容和美、揄扬盛德的文章，流传于后世，大概也是《雅》《颂》的支流。因此孝成帝时期将它们评论并编录下来。大概进呈给皇帝的有一千多篇，于是大汉的文章灿然大盛，与三代具有同样的文风。况且道有平夷和隆盛，学问有粗疏和精密，顺应时势而建立德业的人，并不因时代远近而改变原则。所以皋陶歌咏虞舜，奚斯颂扬鲁国，都被孔子采录，列入《诗》《书》，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考察上古，情形是那样；考察汉代，也正是如此。这件事虽然细小，然而是先臣留下的旧式，是国家遗存的美德，不可以缺少。我私下看到天下清平，朝廷无事，京师正在修建宫室、疏浚城池壕沟，又兴建苑囿，以完备制度。西土的老人都怀着怨恨和思念，希望皇上垂顾他们，于是大力称颂长安的旧制，认为洛邑的议论有所不及。因此我作《两都赋》，把众人所炫耀的事物充分写尽，再用当今的法度加以折衷评判。《鲁灵光殿赋序》【王延寿】。

译鲁灵光殿，大概是景帝程姬的儿子恭王刘余所建的。当初，恭王开始在下国建都，喜好营治宫室，于是依照鲁僖公宫殿的基址和规模营建了它。遭逢汉朝中衰，盗贼奔突，从西京的未央宫、建章宫起，各处宫殿都被毁坏，唯独灵光殿巍然独存。想来这难道不是神明凭依扶持，用来保佑汉室的吗？然而它的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也正是能够长久安存的原因。我从南方边远地区游历而来，在鲁地观览文物，看到这座殿宇，惊叹说：“唉！诗人的兴起，是感受到外物而创作，所以奚斯颂扬鲁僖公，歌咏他的路寝，使功绩存留在辞章中，使德音彰明于歌声里。事物因赋而显现，功业因颂而宣扬。不是赋，不是颂，还能用什么来述说它呢？” 《琴赋序》【晋·嵇康】。我年轻时喜好音乐，年长以后仍然玩赏不已。我认为万物都有盛衰变化，唯独音乐没有改变；滋味都有吃腻的时候，唯独音乐不会使人厌倦。能够导引、涵养精神气息，宣畅、调和情感志趣，在困厄孤独中使人不感到烦闷的，没有什么比音乐更接近这种作用。因此反复欣赏音乐仍觉得不够，就吟咏来尽情抒发心志；吟咏仍觉得不够，就寄托言辞来扩展心意。然而八音的乐器、歌舞的形象，历代才士都为它们作赋作颂。它们的体制和风格，没有不彼此沿袭的。称说乐器的材质形制，便把险峻坚苦作为上品；描写它的声音，便以悲哀为主；赞美它感化人的作用，便把使人流泪视为可贵。华美固然华美，却还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推究他们这样写的原因，似乎原本就不了解音乐；考察他们的旨趣，也没有通达礼乐的真情。在各种乐器之中，琴的德性最为优越。因此我联缀叙写心中所感，作了这篇赋。《思旧赋序》【向秀】。我与嵇康、吕安居住相近，彼此交往；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气。嵇康的意趣高远而疏放，吕安的胸怀旷达而放纵。后来二人都因事情获罪受法。嵇康广泛通晓各种技艺，尤其精通丝竹音乐；临将接受刑命时，他回头看着日影，索取琴来弹奏。我后来将要向西行进，经过他的旧居，当时太阳已经迫近虞泉，寒冰令人凄然。邻居中有人吹笛，发出的声音清远嘹亮；我追想从前游宴的欢乐，因听到笛声而感叹，所以作了这篇赋。《三都赋序》【皇甫谧】。玄晏先生说：“古人称不歌唱而诵读的作品为赋。既然如此，赋就是因外物而发端，铺陈弘扬事物的体制和道理，使人无法再增添什么。引申扩展它，所以文辞必定极其美盛；触类旁通而扩展它，所以辞藻必定极其绚丽。这样说来，美盛绚丽的文章，就是赋的创作。过去作文的人，并不只是苟且崇尚辞藻，而是要以此联系王道教化，根本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夏、殷以前的文章已经隐没，无法详细知道。周代借鉴夏、殷两代，文章质文相济的体制，后世百代都可以由此了解。所以孔子采集各国的风谣，厘正《雅》《颂》的名称，汇集起来称为《诗经》。诗人的作品中，杂有赋的体制。子夏为《诗经》作序说：‘第一叫风，第二叫赋。’因此可知，赋是古诗的流变。到了战国，王道衰落，风雅的教化沉顿，于是贤人失意，辞赋兴起。因此孙卿、屈原一类人留下的文章灿然可观，辞意义理值得称道；保存他们所感受到的情怀，都有古诗的意味，都是借文章寄托自己的心志，托付义理以完备作品的体制，是赋的开端。到了宋玉一类人，文辞过度放纵铺张，语言超过事实，夸张竞胜的风气兴起，体制逐渐失去规范，风雅的准则也就由此背离了。等到汉代贾谊，才用礼义对它作了相当的节制。从此以后，缀辑文章的士人不遵循典雅的言辞，都致力于扩张文势，广博而荒诞，空泛无类。大的可以覆盖天地之外，小的可以进入毫厘纤芥之中；即使装满车辆、连接四匹马，也不足以装载，即使高大的屋宇接连到椽子，也没有地方容纳。其中高明的作品，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广成赋》、王延寿的《灵光殿赋》，起初极尽宏大奢侈的辞藻，最终却以简约的体制收束，文采灿然，密集如鳞，都是近代辞赋中的杰作。至于土地有固定的物产，风俗有沿袭的传统，方域因类别聚合，万物因群类分属，而长卿一类人却把不合本地的事物说成产于中原，虚构异类，托无为有；承袭仿造的作者又雷同附会，流荡而忘记返回，这种情形并非一时才有。从前汉室内部崩溃，四海分裂，孙权、刘备两家割据占有交州、益州，魏武帝平定乱局，拥据中原，所以作者先为吴、蜀两国的宾客作赋，极力称赞他们本土的险阻奇异，说可以偏据称王；又退而为魏主述说其都城区域的广大、开阔、丰美、华丽，说它有吞并中原诸华的意图；说吴、蜀将被擒灭，如同亡国；说魏接受禅让，如同唐尧、虞舜，既用来彰明逆顺，也用来作为鉴戒。大概蜀国拥有梁州、岷山的资源，吴国割据荆南的富饶，魏国跨有中原的丰盛；考察疆域分布的多少，计算物产繁殖的多寡，比较风俗的清浊，评量士人的优劣，也不能相提并论。两国的士人各自受到本国所听闻之事的熏染，家家都认为自己的土地最可喜，人们都认为自己的百姓最好。”这些说法全都不是通达各方的议论。作者又借助宾主的言辞，建立《魏都》一赋来加以驳正，用王道来折服他们。各地物产，可以展开地图考察校对；治理国家的制度，可以按相关记载加以验证。这难道是诬妄吗？《三都赋序》【左思】。《诗经》有六义，其中第二项叫赋。扬雄说：“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则。”班固说：“赋，是古诗的流变。”先王采集赋辞，用来观察各地风俗：看到绿竹猗猗，就知道那是卫地淇澳所产；看到当地建有版筑的房屋，就知道那是秦野西戎居住的地方。所以能够居处安然，并辨别天下八方。然而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说卢橘在夏季成熟；扬雄作《甘泉赋》，陈说玉树青翠茂盛；班固作《两都赋》，感叹那里出产比目鱼；张衡作《西京赋》，又述说能够游历海若之境，以假称珍奇怪异之物作为文辞润色。像这一类，远不止这些。考察果木，它们并非生长在所说的土壤；核对神奇之物，它们也并非出产于所说的地方。对于文辞来说，容易用来增添藻饰；对于义理来说，却空虚而没有凭据。况且玉制的酒杯如果没有底，即使是宝物也不能使用；夸大的言辞没有验证，即使华丽也不是正理。然而议论者没有不指责、攻击那些精心考察事实的人，作者大多却把这种虚构当作法式。积累成习而形成常规，是有来由的。我既然想摹拟《两都赋》而作《三都赋》，其中山川城邑便考察地图，鸟兽草木便查验地方志，风谣歌舞各自附会其风俗，魁梧高大的事物无不以当地旧有的为准。为什么呢？发言作诗的人，是歌咏自己心中所志；登高而能作赋的人，是赞颂自己亲眼所见。赞美事物，贵在依据它的本来面貌；称颂事情，应当以事实为根本。不是本来面貌，不是实际情况，观览的人凭什么相信呢？况且依据土地所产来制定贡赋，这是《虞书》所记载的；辨别物产并使其各得其所，这是《周易》所慎重对待的。我姑且举出其中一个方面，概括它的体制纲要，把它归结到训诂之中。《秋兴赋序》【潘岳】。

译晋十有四年，我年三十有二岁，开始出现黑白相间的头发。我以太尉掾兼任虎贲中郎将，寄居值宿在散骑省。高阁连接云天，阳光很少照耀；头戴蝉冠、身穿精美绸衣的士人，都在这里游处。我是乡野之人，休息不过是在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是同农夫、田父交往。如今承乏任职，惭愧地厕身朝廷官列，早起晚睡，没有闲暇得到安宁。譬如池中的鱼、笼中的鸟，总有思念江湖山林的心情。于是拿起笔、铺开纸，感慨地作了这篇赋。当时正值秋天，所以把篇名定为《秋兴》。《闲居赋序》【潘岳】。潘岳曾读《汲黯传》，读到司马安四次升任九卿，而优秀的史官还为他记载此事，并给他加上“巧宦”的名目时，没有一次不感慨地放下书叹息。他说：“唉！巧于做官确实有这种人，笨拙的人也应当如此。只是我常认为，士人活在世上，除非是达到至圣、没有可循的轨迹而又微妙玄通的人，否则就一定应当建立功业、成就事业，施展自己在当时的作用。因此要凭借忠诚、履行信义来增进德行，修饰文辞、树立诚信来成就事业。我年轻时私下得到乡里的声誉，后来有幸接受司空、太尉的任命；我所侍奉的君主，就是太宰鲁武公那样的人。被举为秀才，授官为郎，随后侍奉世祖武皇帝，任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今天子居丧期间，我兼任太傅主簿；府中诛除名籍，使我成为平民，不久又恢复官籍，授任长安令，升为博士，尚未受召拜官，因母亲患病便离职，官职被免。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我八次调动官职而只有一次升阶，两次被免官，一次除名，一次没有接受任职，升迁不过三次罢了。虽然有通达和困塞，也有时运际遇的因素，但这也确实是笨拙者的结果。从前通达事理的人和长舆评论我时，本来就说：‘你在运用才智方面很笨拙，若说你多有才智，那我哪里敢当？’说我笨拙，反而真实而有证据。如今俊杰都在任官，各种职事也都适时办理，笨拙的人可以断绝追求宠荣的念头了。” 母亲还在堂上，患有衰弱年老的疾病，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她膝下的侍奉和奉养之情，去屑屑然追逐斗筲之才所能得到的末流功名呢？于是我看清了进退止足的分寸，寄托了如浮云般的志向，筑屋种树，逍遥自得。池塘足以捕鱼垂钓，舂米和收税足以代替耕作；灌溉菜园、出售蔬菜，可以供给早晚膳食；牧羊、卖酪，可以等待伏日和腊日的费用。孝顺啊，唯有孝顺；友爱兄弟，这也是笨拙者的为政之道。于是作《闲居赋》，歌咏这些事情，抒发自己的心情。《豪士赋序》【陆机】。建立德行的根基有一定常规，而建立功业的道路却不止一条，为什么呢？依循内心来作为尺度，决定权在自己；借助外物来成就事业，便取决于外界。决定权在自己，功德的盛衰只限于自身范围；取决于外物，成败多少全看遭遇。落叶要等待微风才会坠落，而微风的力量其实很小；孟尝君遇到雍门周便哭泣，而琴声的感动作用反倒是次要的。为什么呢？将要坠落的叶子无需借助猛烈的风，将要落下的眼泪也不必靠繁复的哀乐声来催发。因此，假如时机由上天开启，事理在民众中已经完备，那么平庸的人也可以成就圣贤的功业，才识浅陋的人也可以完成烈士的事业，这说的是遇上了有利时势。所以说：才力不到古人的一半，功业却已经超过他们一倍，大概是得力于时势。纵观古今，凭借一时功劳而居于伊尹、周公之位的人，是有过的。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聪明的人也难免被这种观念所牵累；把万物都看成供自己利用的对象，连昆虫也都有这种情状。凭着自我衡量的尺度，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功勋，神器也因他的顾盼而增辉，万物都随着他的俯仰而转动。他心安于平常的尊荣，耳朵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难道还会知道功业在自身之外，任用那些出于才德表率的人吗？况且喜爱荣耀、厌恶耻辱，是有生命者共同的大愿；忌讳盈满、害怕冒犯上位，连鬼神也不能免除。君主掌握着常有的权柄，天下人服从他的大节。所以说：难道上天也可以被仇视吗？可是时常有人身穿奇异服装、手持戈戟，站在宗庙门下；又有人举起旗帜向众人发誓，在田间道路上奋勇而起。何况代替君主发布命令，从臣下地位擅自裁决事务的人呢？广泛树立恩惠，仍不足以抵消怨恨；勤勉地兴办有利之事，也不足以弥补造成的祸害。所以说：代替大匠挥斧砍削的人，一定会伤到自己的手。况且政权由宁氏掌握，即使是忠臣所为，也会使人慷慨悲愤、令君主感到孤独，这种情形是君主不能长久忍受的。因此君奭对周公的举动闷闷不乐，周公后来辅佐成王；高平陵之变中，众人彼此戒备，侧目看待博陆侯霍光的权势，而成王心中没有留下猜嫌，宣帝却仿佛背上负着芒刺，难道不是这样吗？唉！光照四方，德行没有比他更丰厚的；君王称他为叔父，亲近没有比他更亲密的；登上帝王之位，功劳没有比他更深厚的；终身守节，忠诚没有比他更至极的。然而仍然颠沛倾侧，仅仅能够保全自身，那么伊尹因抱持明允之德而遭杀戮，文子怀有忠敬之心却被利剑加身，本来就是应有的结果。由此说来，像那样笃厚圣明、亲睦亲族的美德，如此盛大的大德至忠，尚且不能取得君主内心的信任，止息众多人的毁谤，除此之外，还能看见什么可取的吗？安危的道理，确实可以看清了。又何况贪图过大的名声，触犯道家的禁忌，凭借短浅的才能去做圣哲都难以做到的事呢？自身陷入危险，是因为权势过盛却不知道离开权势以求安宁；祸患积聚，是因为宠爱太盛却不知道辞去宠爱以招来福分。看见百姓已经在谋划反抗，便扩建宫室、加强警戒守卫，以抬高不肯蓄养臣民的威势；害怕万民不服，便实行严刑峻法，以招致令人痛心的怨恨。于是威势穷尽于震动君主，怨恨显露于上下之间。众人的心一天比一天离散，危机将要爆发，他却还仰卧俯视、瞪眼顾盼，以为这样便足以向世人夸耀，讥笑古人做得不够好，忘记自己过去的事情已经做得很拙劣，只知道夸耀从前的功勋，却不明白成败自有时机。因此事情穷尽、时运终结，必然跌倒覆亡。风一刮起，尘土聚合，祸患到来时通常格外惨烈。圣人戒惧功名超过限度，厌恶宠禄超出分量，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喜爱和厌恶的大原则，贤人和愚人都有；可是游子在生前追求高位，志士则希望死后留下名声。人所禀受的生命，所能追求的也不过如此。盖世的功业，名声没有比它更大的；震慑君主的权势，地位没有比它更显赫的；任意行事而没有阻碍，欲望没有比它更顺遂的。假如这个人稍稍察看天道，知道满极之后不能再增加，盈满也难以长久保持，能够超然自引退，恭敬作揖而退，那么巍巍盛德便可远远超越前贤，洋洋的风范便可俯视而冠绝后世典籍。这样，他自身的大欲并没有缺少，最大的快乐也不违背原有的节操；功效越多，德行越广；身体越安逸，名声越美好。若不这样做，便一定会昏昧不明。于是，河海般的功业也会变成淤塞的细流；一筐土所造成的过失，日积月累便会堆成山岳。姓名被列入凶恶顽劣之人的名册，身体饱受荼毒之苦，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姑且写下这篇赋，希望使后世百代稍有人能够醒悟。《遂志赋序》【陆机】

译从前崔篆作诗，用来阐明道理、抒发志向；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都彼此仿效。张衡作《思玄赋》，蔡邕作《玄表赋》，张叔作《哀系赋》，这些是前代可以说到的作品。崔氏的作品简约而有情致，《显志赋》壮阔而流漫，《哀系赋》通俗而时时流于靡弱，《玄表赋》高雅却含有隐微的心意，《思玄赋》精练而和谐惠美；想要比前人更加华丽，又从容游弋于清雅的典籍之中，反而使《幽通赋》显得浅陋了。班固的文章文采斐然，切实而不刻薄，悲哀而不怨怼。崔篆、蔡邕冲淡虚静、温和聪敏，属于高雅之士。冯衍文势抑扬顿挫，则属于善发怨情的一类。难道也是因为困厄与通达的遭遇不同，声音便随着情感而变化吗？我忝居作者末流，姑且也用心于此。《思归引序》【石崇】我年轻时有远大的志向，才气凌厉，超出世俗；二十岁便入朝为官，历任官职二十五年，五十岁时因事离职。晚年更加喜爱放纵闲逸，特别喜爱山林，于是隐居在河阳的别业。我建造住宅时，后面退避着长堤，前面面对清渠，柏树几乎有一万株，流水环绕住宅。那里有楼观、亭阁、池塘和沼泽，饲养了许多鱼鸟。家中一向学习音乐技艺，颇有秦、赵一带的乐声。出门便以游览观赏、射猎垂钓为事，回家便享受琴书之乐。我又喜爱服食药物、吞咽气息，志在长生不朽，傲然有凌云的操守。忽然又被牵累羁绊，周旋于九卿之列，困于人世间烦琐污浊的事务，常常思归而长声叹息。不久我翻阅乐府篇章，见有《思归引》，或许古人的情感与今人相同，所以创制了这支曲子。这支曲子只有弦乐伴奏而没有歌词，现在我为它作歌辞，用来抒写自己的胸怀。只遗憾当时没有知音，能够让乐工创制新声，把它传播到丝竹乐器之中。《游天台山赋序》【孙绰】天台山，大概是山岳中神奇秀美的地方。渡海便有方丈、蓬莱，登岸便有四明、天台，都是玄妙圣人游历教化之处、神仙居住的洞府。它高峻极顶的形势、吉祥美好的景色，穷尽了山海的瑰丽富饶，展现了人间与神界的壮美。所以没有列入五岳，不能记载在通常的典籍中，难道不是因为它所处之地幽深奥秘，道路隐蔽遥远吗？有时它的倒影映在重重海水之中，有时它的峰峦隐藏在千山万岭之间。起初要经过魑魅出没的道路，最终还要踏入无人到过的境域。世上极少有人能够登临，帝王也无法前往祭祀。因此，它的事迹断绝于通常的篇章，名称却标记在奇异的记载中。然而图画形象的兴起，难道是虚妄的吗？如果不是遗弃尘世、玩味大道、断绝谷食而服食芝草的人，哪里能够轻身飞举并居住在那里？如果不是远托心神、深入幽冥搜求、坚定相信能够通达神灵的人，又怎么肯遥遥想象并保存它呢？我因此驰骋精神、运用思绪，白天吟咏，夜里兴起，在俯仰之间，仿佛已经再次登上天台山。我正要解下世俗的缨络，永远寄托于此山，却承受不住吟咏想象之情的极度激荡，姑且奋笔铺陈文采，以排遣胸怀。《归去来兮序》【陶潜】我家境贫困，耕种不能供给自己的生活。幼小的孩子挤满屋子，米缸里没有储粮。维持生活所需的办法，一直没有找到。亲戚朋友大多劝我去做地方长官，我自己也忽然产生了这种想法，却没有找到求取官职的门路。恰逢各地有政务，诸侯把施加恩惠作为德行，叔父因为我贫困，于是我被任用到小县任职。当时战乱还没有平息，我内心害怕远行服役。彭泽距离家乡一百里，官田的收入足够酿酒，所以便请求担任那里。上任不久，便眷恋故园，产生了归去的感情。为什么呢？本性自然，不是靠勉强造作所能改变的。饥饿寒冷虽然急迫，违背本性却使身心更加痛苦。我曾经任职应酬，都是为了口腹而役使自己。于是惆怅激愤，深深惭愧于平生的志向。还想着等到一年收成，便收拾衣裳连夜离去。不久，程氏妹妹在武昌去世，我心中急于奔丧，便自行免去官职离开。仲秋到冬季，在任八十多天。因辞官之事顺遂心愿，于是命名这篇文章为《归去来兮》。乙巳年十一月。《感士不遇赋序》【陶潜】从前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它作赋。我曾在三余之日、讲习之余，读他们的文章，感慨而惆怅。履行诚信、思考顺理，是人的善行；抱守质朴、守持清静，是君子坚定的本性。自从淳厚的真风消逝，大伪便兴起，民间松弛了廉洁退让的节操，朝廷和市场都驱使人产生轻率求进的心。怀抱正直志向、追求道义的人，有的在当时把美玉藏起来；洁身自守、操行清白的人，有的终身埋没而只是徒然勤苦。因此伯夷、叔齐有归宿难安的叹息，三闾大夫屈原发出一切都结束了的哀叹。可悲啊！寄托形体于世间百年，转眼之间便已经耗尽；建立德行的艰难，却没有一座城的人来赏识。这就是古人提笔慷慨、屡次抒发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疏导通达意气，大概只有文章吧？我抚着书卷徘徊，于是有所感触而作此赋。《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六 （明）贺复征编 ○序十六【以下属于诗类】《诗品序》【梁·锺嵘】

译气息作用于万物，万物又感动人的心灵，所以能够摇荡人的性情；把这种感情表现为舞蹈和歌咏，可以照耀天地人三才，使万物增辉，神灵凭借它来享用祭品，幽微的事物凭借它来昭示神明。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没有比诗更接近的了。从前《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它们的意义已经十分遥远。夏代歌辞说：‘我的心中郁结忧闷。’楚地歌谣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体还不完备，却是五言诗的起源。到了汉代李陵，才开始明确出现五言诗这一名目。古诗年代久远，世人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来确实是炎汉时代的制度，不是衰周时代的歌唱。自王、扬、枚、马这些人以来，辞赋竞相争胜，而吟咏诗歌的作品很少听见。从李都尉到班婕妤，将近百年之间，妇女诗人只有一人。诗人的风气顿时已经衰败。东汉二百年间，只有班固的《咏史》，质朴而缺少文采。到了建安，曹公父子特别喜爱这种文体，平原兄弟郁然成为文章栋梁，刘桢、王粲作为他们的羽翼。其次还有攀附龙凤、凭借恩宠而进入属车行列的人，大概有数百之多，文采斐然的盛况在当时极为完备。此后逐渐衰落，到晋代为止。太康年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突然又兴盛起来，继承前代正统，文采风流还没有消失，也可以说是文章的中兴。永嘉年间，世人崇尚黄老，渐渐喜爱空谈，当时的诗篇道理超过文辞，淡薄而缺少滋味。到了江南，微弱的诗风还在流传，孙绰、许询以及桓氏、庾氏诸公的诗，都平正典雅而像《道德论》，建安时期的风骨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此以前，郭景纯凭借俊逸高超的才华改变、创制诗体；刘越石凭借清峻刚健的气概，成就了这种美。但赞同者少而反对者多，仍不能改变世俗风气。到了义熙年间，谢益寿才斐然继起创作。元嘉年间有谢灵运，才华高超，辞藻丰盛，富丽艳美，难以有人追踪，已经压倒刘、郭，凌驾潘、左。因此可知，陈思王是建安诗人中的杰出者，公干、仲宣为辅；陆机是太康诗人中的英才，安仁、景阳为辅；谢客是元嘉诗人中的雄杰，颜延年为辅。这些人都是五言诗的冠冕，是文章辞采中足以传世的人物。四言诗文字简约，容易广泛取法《诗经》和《楚辞》，所以可以有很多作品，只是常常文辞繁多而意义较少，因此世人很少学习。五言诗处在文辞的要领上，是各种作品中最有滋味的一类。所以它能够会合于流俗，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物、描绘形状、穷尽情感、摹写物象，最为详尽贴切吗？所以诗有六义：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说尽而意味还有余，是兴；借助事物来比喻志向，是比；直接书写事情，寄托言语来描写事物，是赋。弘扬这三种方法，斟酌使用，再以风骨气力作为骨干，用鲜明文采加以润饰，使读者品味无穷，使听者心灵感动，这就是诗的最高境界。如果专门使用比兴，弊病就在于意义深奥；意义深奥，文辞就会艰涩。如果只使用赋体，弊病就在于意义浮浅；意义浮浅，文章就会散漫，嬉游流荡，文辞没有归宿，便有芜杂漫衍的弊病。至于诗人的气质，就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严寒一样，这些四时气候的感触，都是诗歌的题材。欢聚时以诗寄托亲近，离开群体时以诗寄托怨情。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境，汉宫嫔妃辞别宫门，有的人尸骨横陈在北方荒野，有人的魂魄追逐着飞蓬，有的人背负戈矛在边地戍守，边疆充满杀伐之气；有的寒客衣衫单薄，寡妇在闺中流尽眼泪。又有士人解下佩印离开朝廷，一去便忘记返回；女子扬起蛾眉获得宠幸，再回眸一顾便能倾覆一国。凡是这些情形，都能感动、震荡人的心灵。不陈述诗歌，靠什么来展现这些情义？不放声长歌，靠什么来舒展这些感情？所以说：诗可以使人合群，也可以使人抒怨，使困穷卑贱的人容易安于处境，使幽居独处的人不感到烦闷，没有什么比诗更好。因此文人作者没有不爱好诗歌的。如今士人和世俗，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刚刚能够穿衣，才进入小学读书，就一定甘心追逐诗歌。于是庸俗的声调和杂乱的体裁，各自装扮成一副样子。以至于富贵人家的子弟以文才不及人为耻，整天雕饰文字，半夜苦吟；自己独自看时，认为其中有警策之句，众人一看，最终仍沦为平庸迟钝。又有轻薄之徒，嘲笑曹植、刘桢古拙，认为鲍照是羲皇以上的人，谢朓古今独步。可是学习鲍照，终究达不到他的境界，正如正午集市人声鼎沸；学习谢朓，也只能勉强学到一点，正如黄鸟飞过青枝。这些人只是自甘放弃于高明的鉴赏之外，对文坛毫无益处。看那些王公和士大夫，常常在广博议论之余，哪里有不把诗当作谈资的？各人随着自己的嗜好欲望，评议判断各不相同；淄水和渑水混在一起，朱色和紫色互相混淆，喧闹的议论竞相兴起，却没有可靠的标准。近来彭城刘士章是一个鉴赏高明的人，痛恨这种混乱，想为当代诗歌评定品第，口头陈述标准和名次，文章尚未完成，便因感触而作此文。从前以九品评论人物，以《七略》裁量士人，拿名声和实际相比较，确实有很多不相称的地方。至于诗这种技艺，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大概与博弈相同。当今皇帝凭借生而知之的最高才智，体会深沉幽微的情思，文章光彩如日月，赏析穷尽天人之理。从前在显贵游历之时，已经被称为第一，何况如今八方已经归一，风气如风吹云涌，怀抱美玉的人肩并着肩，手握明珠的人接踵而来。能够俯视汉魏，不把它们放在眼中；把晋宋吞纳于胸中，这样的诗歌实在不是农歌车夫之谈所能达到的流别。我锺嵘现在所作的这部诗歌品评，只希望在乡里之间相互切磋，作为谈笑中的共同话题罢了。《河岳英灵集序》【唐·殷璠】

译序说：梁昭明太子编撰《文选》，后来相继仿效编著的有十多家，都自称已经尽善尽美。鉴赏高明的人，有的却并不完全赞同。况且从大同到天宝，执笔写作的人将近一千，除去权势显赫和以贿赂取进者，其中明显值得称许的，不到五分之二。难道能够遇到一首诗便称赞一首，往往把篇帙写得满满的吗？大概身后要树立节操，就不应当诡诈逢迎。倘若评选不精，玉石混杂，就会使众人的议论磨损作品，也使知音之士感到痛惜。文章和朋友的精神情怀、体制雅正以及编纂纪述，只有能够审察鉴别各种体裁，详尽考察其源流，才可以判定优劣、评论取舍。至于曹植、刘桢的诗多直截陈述，语言少有工整对偶，有时五字全用仄声，有时十字全用平声，但超逸的价值始终存在。然而那些只凭片面粗浅理解的人，却责怪古人不辨宫商，因词句质朴而以向古人学习为耻。于是他们攻击异端，妄加穿凿，义理不足，言辞却常常有余。完全没有比兴，只以轻浮艳丽为贵，即使装满箱笥，又有什么用呢？自萧氏以来，这种矫饰尤其增加。武德初年，微弱的诗风还在；贞观末年，格调渐渐提高；景云年间，颇能通达远古的声调；开元十五年，声律和风骨才开始完备。这实在是由于皇上厌恶华饰、喜爱质朴，去除虚伪、遵从真实，使海内诗人一致遵循古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周代的风雅诗风，又在今日重新阐明了。我殷璠虽然没有才能，却私下常喜爱做这件事，常常希望删取群才，赞美圣朝的美盛。如今因退居闲处，得以实现长久以来的心愿。像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三十五人，都是山河间的英才，所以这部集子就以“河岳英灵”为名称。诗共一百七十首，分为上下两卷，起于甲寅，终于乙酉。按次序编排在序文之后，各篇篇额之前都冠以品评。即使名声与实际不相称，才华与道理不相合，即便压倒梁、窦，也终究没有可取之处。《箧中集序》【元结】元结编作《箧中集》，有人问：‘您所编的诗，依据什么来订正取舍？’我回答说：‘《风》《雅》的传统不兴盛，几乎已经有一千年了。沉溺于时俗的人，难道世上就没有了吗？唉！有的人名声地位不显赫，寿命也没有终尽，只有没有知音，不能得到显扬，死去罢了；谁说这样的人不存在呢？近世的作者互相沿袭，拘泥于声律方面的毛病，喜爱崇尚外在形似，又把流畅浅易当作文辞，却不知道这样就丧失了雅正吗？那些作品不过是指点吟咏时令事物，使之合于丝竹声调，同歌儿舞女在私室中制造污秽惑人的声调，也就罢了。若让方正直率的人、大雅君子听来诵读，就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了。吴兴沈子运，独自挺立在流俗之中，在众人已经沉溺之后奋力抗拒，穷困到老而不迷惑，五十多年中，凡是所作文章，都与时俗不同。因此朋友和后辈中，逐渐有人看见并仿效他，能够近似的有五六人。唉！从沈公到这二三个人，都因为正直而没有禄位，都因为忠信而长久贫贱，都因为仁爱谦让而走到死亡。与此不同的人，在当世显达荣贵的，谁是能够辨明是非的人？我要问问他们！天下战乱至今已经六年，人人都致力于武事，那么这种文道由谁来继承？已经长逝的人，遗留下来的文章散失了；正被阻隔断绝、无法见到近作的人，我把箱箧中所有的作品全部编排起来，命名为《箧中集》，并且想把它传给亲友，希望它不要在当今被遗忘。共收七人，诗二十二首。当时是干元三年。《乐府古题序》【元稹】诗歌发展到周代，离骚发展到楚国。此后诗歌的流派分成二十四种名目：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都是诗人六义的余绪，也是作者所表达的宗旨。操以下的八种名目，都起源于郊祀、军旅宾客、吉庆凶丧、忧苦欢乐等场合。按照声音节拍来安排文辞，审定曲调来节制歌唱的句子；字数长短的定量、声韵平上声的差别，无不以此作为准则。又区别其中用于琴瑟演奏的叫作操、引，采自民间的叫作讴、谣，具备曲调节拍的总称为歌曲、词、调。这些都是由音乐来确定歌词，不是选择歌词来配合音乐。诗以下的九种名目，都是因事而作，虽然题目名称不同，也都可以统称为诗。后世审定音乐的人，往往采取诗中的词句和节拍制作歌曲，大概是选择歌词来配合音乐，而不是由音乐来确定歌词。后来编纂者把诗以下的十七种名目，全都编入乐府等题目中。除了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歌词记载在《乐志》中，其余如《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类，也未必都曾明确传奏于管弦。后世文人通晓音乐的很少，不再像这样分别配制，只要遇到兴起便记下题目，往往兼以句读长短作为歌诗的区别。刘补阙说：‘乐府起始于汉魏。’考察孔子学习《文王操》，伯牙创作《水仙操》，齐国牧犊创作《雉朝飞》，卫国女子创作《思归引》，那么乐府并不是汉魏以后才开始，这一点也已经清楚了。何况从《风》《雅》到乐府流派，无不是讽谏、感发当时的事情，用来留给后世之人。沿用古题，在文辞上反复唱和，有时在意义上增减长短，全都是多余的附赘，还不如借用古题寄托意义，讽刺或赞美现实事件，仍然保有诗人借古讽今的意义。曹操、刘桢、沈约、鲍照等人，偶尔能够做到这样，但也十分少见。近代只有诗人杜甫，作《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凡是歌行作品，大多都就眼前事情命名成篇，毫无依傍。我年轻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等认为这才是正确的，于是不再仿作古题。前些日子我在南梁州见到进士刘猛、李余，各自创作古乐府诗几十首，其中一两篇都有新意，于是我选取它们唱和。也有虽然使用古题、却完全没有古义的，如《出门行》不说离别，《将进酒》专门写列女之类。也有颇为接近古义、却全创新词的，如《因家止》写军粮征输、捉捕、请先、蝼蚁等事情。刘猛、李余二位正要在这种文体上尽力钻研，因此我为他们粗略说明古今歌诗相同与不同的宗旨。《又玄集序》【韦庄】

译谢玄晖的文集满篇都是作品，后世却只诵读‘澄江’的诗句；曹子建的诗名冠绝古今，后人却只吟咏清夜的篇章。由此可知，优良的禾稼即使有千箱，两穗之禾又怎会少呢；繁复的弦乐演奏九次变化，《大濩》这样的雅乐却特别稀少。进入华林之中，珍珠般的树木并不多；遍听各种声响，紫箫也只有一管。所以在芳林下采撷，在翠岩边拾取，经过淘汰沙石，才辨认出辟寒之宝；经过雕刻琢磨，才成为瑚琏一样的珍宝。因此知道，从蛤蚌下采珠，难以求得十斛；从管中窥豹，只能看到一斑。自本朝大手名家直到今天的作者，有的人百篇之中偶尔记下一首，有的人全集之中略见数首。我只摘取其中清丽的词句，录在西斋；不穷究它们巨大的流派和洪大的波澜，任凭它们归入东海。总计我记得的才子有一百五十人，背诵得出的名诗有三百首。长乐闲暇之日、穷居陋巷之时，姑且抚膝书写在衣带上，并不是聚精会神地编成简册。大概这些诗是诗中的鼓吹，名家名篇是名下的笙簧。敲击鳬氏铸造的钟，霜气清寒，日照岱宗；淬炼雷公之剑，剑影震动星河。云间分开合璧般的光彩，海上运转摩天的翅膀。夺取造化之功，雷声云气涌起；驱使鬼神，风雨奔驰。但只想到食马而留下马肝，徒然说是尝到了滋味；难道还担心烹鱼时去掉鱼乙，反而伤害鱼鳞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惭愧自己的肚量像鼹鼠一样容易满足，并不是因为特别贪爱熊掌的美味。既然如此，合于声律的作品便选取，繁芜的作品便删去。哪里知道黑白鹅的分别，不过勉强辨识淄水和渑水的差异罢了。左太冲十年写成三篇赋，未必没有瑕疵；刘穆之一日写成百封书信，哪里能篇篇华美？由此知道，班固、张衡、屈原、宋玉也有芜杂的文辞；沈约、谢朓、应玚、刘桢仍有累赘的句子。虽然遗弃砚台令人可惜，但要完备收载这些作品实在困难。也如同拿斧头砍伐山林，只求得到佳木；提着瓶子奔赴大海，只汲取井泉。各色作品如同风月烟花，各自有自己的樝、梨、橘、柚。从前姚合编撰一卷《极玄集》，流传于当代，已经穷尽精微。如今再选取其中更为玄妙的，编成三卷《又玄集》。面对万物纷陈会使眼睛眩晕，阅览丽水珠玉会使精神疲惫。鱼和兔虽然还在，捕捉鱼兔的筌蹄却已经舍弃。所以金盘饮露，只采取沆瀣的精华；花界享用珍馐，只品尝醍醐的滋味。这不只是供给我短浅的见识，也可以留给后来的子孙。选取果实而去掉浮华，等待后人评定。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补阙韦庄撰。《唐百家诗选序》【宋·王安石】我王安石与宋次道一同担任三司判官。当时宋次道拿出他家所收藏的一百多篇唐诗，委托我选择其中优良的，次道于是把它命名为《百家诗选》。我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件事上，实在值得后悔。即便如此，想要了解唐诗的人，看看这部选集也就足够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七 （明）贺复征编 ○序十七 《唐诗品汇序》【明·高栋】

译唐代三百年间，诗歌的各种体制都完备了。所以有近体、往体、长短篇、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体制，无不是在初期兴起，在中期完成，在变化中流传，到末期衰落。至于声律、兴象、文辞、义理，各有品格高下的不同。概略说来，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区别。详细分别，贞观、永徽年间，虞世南、魏征等人稍稍脱离旧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因而增加文辞的华美；刘希夷有闺帷题材的作品，上官仪有婉转妩媚的体制，这是初唐诗体开始建立的时候。神龙以后直到开元初年，陈子昂的古风雅正，李巨山是文章老宿，沈佺期、宋之问创制新声，苏味道、张说有大手笔，这是初唐逐渐兴盛的时候。开元、天宝年间，有李翰林的飘逸，杜工部的深沉郁结，孟襄阳的清雅，王右丞的精致，储光羲的真率，王昌龄的声调俊逸，高适、岑参的悲壮，李颀、常建的超凡，这是盛唐最盛的时期。大历、贞元年间，有韦苏州的高雅淡泊，刘随州的闲适旷达，钱起、郎士元的清丽丰赡，皇甫冉的冲淡秀美，秦公绪的山林情趣，李从一的台阁气象，这是中唐再次兴盛。下至元和年间，有柳宗元的超然复古，韩昌黎的博大；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得到古乐府的遗意，元稹、白居易的序文叙事清楚分明；还有李贺、卢仝的奇诡，孟郊、贾岛的饥寒，这是晚唐诗歌的变化。到了开成以后，有杜牧之的豪放纵逸，温飞卿的绮丽靡艳，李义山的幽隐艰僻，许用晦的对偶工整。其他如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等人，还能勉力作诗，气度格调超越当时流俗，这是晚唐变化达到极点的时候，但古代遗风余韵仍有保存。这些都是名家，能在诗坛独擅胜场、驰骋当世；有的称为才子，有的推为诗豪，有的被称为五言长城，有的被视为律诗的龟鉴，有的号称诗人中的冠冕，有的尊为海内文宗，却无不有精粗、邪正、长短、高下的不同。读者如果不能穷尽精微、阐明幽隐，达到超神入化、玲珑透彻的领悟，就不能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的深奥境界。现在姑且拿几十篇、几百篇诗，隐去姓名给学者看，必须能够辨认哪些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哪些是沈佺期、宋之问，哪些是陈子昂，哪些是李白、杜甫，哪些是孟浩然、储光羲、王维、王昌龄，哪些是高适、岑参，哪些是常建、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哪些是韩愈、李贺、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孟郊、贾岛的风格；把各家细微之处都辨析清楚，才算是懂得作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我很早就沉迷于诗歌，常常想窥见唐人的门墙。刚刚踏入他们的领域，就好像坠落在终南山万重山岭之间，茫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于是左边攀援，右边跋涉，早晨登临，傍晚观览，时而上行时而下行，或进或退，周旋往来，经历了十多年。其中偏僻小路通向宽阔大道，高大的门户、深邃的厅室，都清清楚楚可以一一数出。因此不自量力，私下希望合于前代贤哲的心意，采集群英，删去繁杂，汇编成一部集子，作为学习唐诗者的门径。再考察各家的选本，有的详备，有的简略，各不相同；《英华》按类别受到拘限，乐府又被题目所界定，这些选本都对盛唐略写而对晚唐详写。其他如《朝英》《国秀》《箧中》《丹阳》《英灵》《间气》《极玄》《又玄》《诗府》《诗统三体》《众妙》等集，立意和论述各有侧重，各自只涉及一个方面。只有近代襄城杨伯谦的《唐音集》，颇能辨别唐诗体制的始终，审察音律的正变，可以说得到了唐人的路径。然而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没有收录，岑参、刘长卿的古调没有保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的律诗收入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的五言诗也只是略见遗响。每次打开阅读，我都不曾不为此叹息。于是远观广搜，详审取舍，选择一二位大家、十几位名家以及善于作诗者，几乎将近数百人；考校他们的体裁，分体归类，随着类别确定品目，依据品目区分上下、始终、正变，各自立论作序来冠于篇首。从贞观到天祐，合计收录六百二十人，共五千七百六十九首诗，分为九十卷，总题名为《唐诗品汇》。唉！唐诗的倡导已经久未流传了，唐诗之道或许有时可以由此得到阐明，使吟咏性情的士人观览诗歌来探求诗人，因诗人来了解时代，因时代来辨别文章的高下、文辞气势的盛衰；从开端推及终结，考察变化而归于正道，那么优游敦厚的教化，未必没有一点补益。《唐诗分类后序》【桑怿】

译这部《唐诗分类精选》共二十卷，总计五千多首，是四明吕侯任吉水县令时所选，准备刻印以广泛流传。他的儿子尚清经过我在西昌的栖云轩，请我写几句话放在后面。我常常留意《诗经》三百篇，因而懂得其中的意义。古人的诗只是运用意旨，文辞略加点缀而意义自然明白，往往有超出句中字面之外的余意。例如喜爱召伯，就说‘不要砍伐那棵甘棠’，于是便可看出他的子孙、臣民对他的爱戴。如作乐来会合祖先，就说‘我的客人到来，长久观看功业的完成’；先代后人听到音乐而感动流泪，于是神人与人相和，又何必等待言语说明呢？况且兴起于无形的情感很难承接，比喻虽有形象却难以斟酌归类。容易创作的只是直陈其事，但语言的厚薄，又直接关系到气运教化的盛衰。正风正雅都作于周代盛世，当时诗人都饮受天地的和气而发声，所以文辞充满浩然之气，仿佛太虚，描摹却不露痕迹。《九罭》《伐柯》等诗，才略微抒发情志，诗风便发生变化。何况风雅变化到极点，怎么能不因风云而愤激、因气势而震撼山岳呢？即使拿周公所作的诗来说，《大明》和《东山》之间，也自然不能没有升降变化，何况更在它们之下的作品呢？接着《离骚》的创作，比兴手法大致完备，确实有《诗经》三百篇遗留下来的意味。大概屈原的辞章本来是因为忧虑国家、害怕谗言，在郁抑不平中写成的，又怎么能不驰骋于变风变雅的末流呢？如《九歌》中说‘内心彼此不同，媒人徒劳往来，轻易断绝’，这是最善于表达的话；但如果屈原处在文王、武王的时代，这些话又为什么会产生呢？即便文王、武王时代的诗人处在屈原的时代，感叹‘驺虞之人喜爱我，把大道指示给我’等话，又哪里能够凭空妄造出来呢？风雅变化中的变化，也不能只归咎于诗人个人。从秦到汉，离古代还不远，五言诗的创作仍保存着古意。如唐山夫人的乐章，歌咏汉代盛世，和颂歌相仿佛；但‘灵芝摇荡’等语句出现后，汉代的风雅又一天天变化了。到了魏晋，乱世多而治世少，那么像曹子建、阮嗣宗、张茂先、陶渊明这些善于作诗的人，又能从什么地方吸取和气来发出和平之声呢？大体说来，《诗经》三百篇以后，凡是诗歌上接近《风》《雅》的，应当品味其意义的深浅如何，不可以只论其文辞是否平正。曾南丰说：‘自文王、武王以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有唐太宗的治世；唐诗的和顺清适，是唐太宗的治理酝酿出来的。唐诗盛唐、中唐以后的盛衰，也可以据此考察唐朝国运。’ 其中杰出的诗人，姑且说有四家：陈子昂、李太白、杜少陵；至于韩昌黎，偶尔有几首诗略微保存了汉魏诗歌的比兴，也颇能理解古人构思的大概。然而一篇几十句话中，他的意义还不如《风》《雅》中的几句话，这又好像唐代的制度和文饰足以凌驾三代，而先王真实的德行和心意只剩下极其微小的一点。诗可以这样轻易地看待吗？然而后世学习诗歌的人大多舍弃这四家而另有所师，难道不是因为王摩诘、刘长卿、韦应物一类诗人的意义随着句子便能明白，平易顺畅而容易看懂吗？诗歌就像大海，《诗经》三百篇是海中的蓬莱仙岛，汉魏晋诗歌是较弱的支流，而唐诗则仍是海中的亶夷诸洲。学习驾船的人到了海门便震惊失措，假如只望见洲岛的岸边，心意便已经满足，还会有什么希望呢？吕侯编选这些诗，大概是剪除荆棘，除去旁路，引导人们到达这片洲岛；我再申说这些话，又希望能够越过这里继续前进，直接逆流而上到达蓬莱仙岛。何况我朝的治理隆盛可比唐虞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古代不能恢复呢？吕侯名烱，字文昭，以著名进士身份出任如今的官职，政事通达，百姓和睦，歌谣载道；在拯济万物之外，还留心文事，这实在难得。《汉魏诗集序》【何景明】周代末年文辞兴盛，帝王之迹止息，于是诗歌也灭亡了。孔子、孟轲大概都曾为此感慨叹息。汉朝兴起后不崇尚文辞，但诗歌仍有古代风气，难道不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和规模还保存着质朴、简约、宏大、深远的特点吗？汉代以后继续创作的诗歌，在魏代最为兴盛，但这种风气已经衰落了。诗人的志意流散，政治倾覆，风俗放纵，衰弱委靡得几乎不能遏止。到了晋代和六朝，作者更加兴盛，而风气更加衰微。他们的志向流荡，政治倾覆，风俗放纵，靡靡不振，无法停止。唐诗工于辞藻，宋诗偏于谈理，虽然各代都有作者，但汉魏风骨已经微不足道。明朝初年的诗人还承袭元代习气，经过历朝开创，逐渐提高格调，到弘治、正德年间达到盛况。学者中有一两个人谈论汉魏诗歌，但如果不是内心真正理解它的意义，就不能不对其中的差异产生疑惑。因此真正相信并喜爱它的人很少。有一位刘姓侍御，博学于诗，爱好古诗而不厌倦，于是辑录汉魏作品，访求搜罗遗失，汇编成这部集子。文章在盛世兴起，是在上位者倡导；在衰世兴起，是在下位者倡导。在上位者倡导，崇尚统一而道义得以推行；在下位者倡导，赞同者奉为宗旨，怀疑者加以阻挠，最终没有办法统一。因此志向所趋、形势所至、时代所向，彼此变化响应，其中的机理真是神妙啊！唉！侍御编纂这部集子，不只是诵读谈论者应当感念他的功劳，他的用意实在深远。《风雅逸篇序》【杨慎】

译《风雅逸篇录》，所收的是中古以前、先秦的歌诗。楚凤、鲁麟，是《风》诗中散佚的篇章；尧衢、舜熏，是《雅》诗中散佚的篇章。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为什么称为“逸”？三百篇以外的诗，都是逸诗。考察《鲁论语》，两次引用逸诗，最多不过两韵，大约只有五言。后来素昭彰显文采，哪里还会有远大的兴发？仁圣向贤者咨询，贤者又因圣人而兴起。于是把这些诗搜集起来，使这部分得以保存，以概括其余散佚之作，难道一定没有匡正文章、委婉劝谏的旨意，以及教导民众常伦、万物法则的训诫吗？可惜年代久远、典籍湮没，不能把它们全部举出。然而其余诗句散见于各种书中，如《二戴礼记》、如《春秋》内外传、如汲冢出土的沉埋文字、如诸子杂说；把散失的搜集起来，把残篇断简缀合起来，仍然有很多。水泽中吐出珍珠，谁能不含在口中？圣人贤哲遗留下来的东西，后人拾取后把它当作自己的珍宝，这大概就是所谓“逸篇”吧？孔子说：“诗三百。”又说：“诵诗三百。”墨子说：“诵读三百篇，弹奏三百篇，歌唱三百篇，舞蹈三百篇。”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为三百篇。”从前一种说法看，太师所掌管的诗，数量只有这些；从后一种说法看，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一二。除逸诗以外，像因事作歌、体制形式各异的《狸首》《鹥诵》《蚕蠏》《龙蛇》等，后代词人费尽心力也赶不上它们曲折宛转、贴合事物、怡然惆怅而切合情感的妙处；大概不只是惊心动魄，简直可以说一字千金。像这样的诗虽然大多已经散佚，但谨慎地把遗存搜集起来，难道仅仅足以供人换班传诵吗？所以把从黄帝《弹歌》到伯夷《采薇歌》录为第一卷，把《绿琴操》以及歌谣词曲三十一篇录为第二卷，把《石鼓诗》十章录为第三卷，把逸诗中尚存篇名而只存断章的十篇，以及有诗句而篇名亡佚的四十多条录为第四卷，把经传中记载的孔子歌辞及一切涉及孔子的事迹二十二篇录为第五卷，把鲁、卫、齐、晋、郑、宋、吴、赵、成、徐、秦、楚诸国君臣、百姓、妇女、胥靡、俳优的杂歌、讴、操、曲、诵、祝、相曲录为第六卷；第七卷收录古谚、古语、古言、鄙谚、鄙语、野语、俗语、故语、民语以及不恭敬之语一百五十条，作为第八卷；录《荀卿成相杂辞》三章、《佹诗》一章，并附《苏秦上秦王诗》，作为第九卷；录葛天氏八阕，直到师延《涤角》，其中有篇目而诗辞散佚，只保存篇名和大意，作为《风雅逸篇》十卷，到此终了。书编成后，有人来责问讥笑我说：“你知道富翁中爱好古物的人吗？斝、鼎、匜、[疑字：鼎干]等珍宝，穿孔的、破裂的图籍绘画屏障，他把货物塞进那些缝隙，耗尽自己的资财，接受市井魁首的嘲笑；你所做的事，正是这种嗜好。”古代辞章，大概没有不如此分类的吧。这些吹气般微弱的吟咏，就是穿孔的珍物；拾取糟粕，就是那些破裂的货物；玩味心力，就是耗尽资财；借此求售，就是接受嘲笑。如果你还要讥笑，请把它刊削掉。若还有多余的言辞，我便扔下笔站起来，背着这篇序文向你道歉说：“可是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不忍心废弃它。您的话，我不敢忘记。”于是把这些话写下，作为全书的结尾。《唐绝增奇序》【杨慎】我曾经品评唐人的诗：乐府本来仿效古体，意趣却反而接近绝句；本来接近近体的，意趣却实在遥远。要寻找接近《风》《雅》神韵的作品，没有比绝句更好的。唐人所偏长的地方，只有绝句达到极致，是后人竭力追赶也无法继承的。擅长此道的，是王江宁；可与之并驾齐驱的，是李彰明；偏于秀美的，是刘中山；留下余响的，是杜樊川。少陵虽然号称大家，却不能兼善：一是拘泥于对偶，二是沉溺于典故。拘泥对偶，就成为未完成的律诗，而不是绝句之体；沉溺典故，就像儒生的书袋，缺少真性情。所以看他的全集，除了《锦城丝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讥议的。近世有些人喜爱他而忘记他的缺点，专门取法仿效，这是迷惑了。过去贤者编纂唐绝，洪迈混杂无所取舍，岷玉的光彩还没有显露；章涧、两泉的选本如今盛行。它们既没有从庄重的文辞中发掘被遮蔽的东西，反而又给谢笺添足。其余如伯弜、伯谦、柯氏、高氏等，所得固然有一些，失误也占一半。我闲居多暇，评选其中最好的，各家脍炙人口之作不再同前人雷同，前人遗珠则加以拾取，于是把它们编成一书，题为《唐诗增奇》，按神妙与奇妙分编卷帙。我逃居空虚的村舍，姑且以此自娱。像叩石而歌这样的吟咏，又有谁能下车来相和呢？《选唐诗序》【李攀龙】唐代没有真正的五言古诗，却有古诗这种形式。陈子昂把自己的古诗当作古诗，反而不予采用。七言古诗，只有杜子美没有丧失初唐的气格，同时又能纵横驰骋。李太白虽然纵横奔放，却往往如强弩之末，间杂冗长的语句，不过是以英雄气概欺骗人罢了。至于五言、七言绝句，实在是唐三百年间只有一人达到极致，大概是因为不用心经营反而得到它；即使李太白自己也不知道作品达到的境界，而工于雕琢的人反倒失去了这种境界。五言律诗、排律，各家大多有佳句。七言律诗是各家都难以写好的体裁，王维、李颀颇能达到它的妙境。即使杜子美作品很多，也常常昏乱放纵。作者自己苦心经营，归根到底只是因为上天赋予人的才华并不全然相同。后来的君子，依据这部选集来穷尽唐诗，那么唐诗也就尽在其中了。《诗纪序》【汪道昆】

译起初，北海冯汝言编纂《历代诗纪》，在关中刻印出版，只因路途遥远、相遇困难，又担心校订者疏漏、刻工拙劣。吴管从新都起家，扩充十分之二来弘扬东秦诗学，亲自统率吴俞策、歙谢陛、江都陆弼分任校订。吴姓刻工认真雕版，书既告成，无不精良，于是由王元美作序。不过从贞观以下的诗还没有涉及；他发誓要搜求完整，恰逢黄河水灾开始便突然去世，只完成了十四卷。吴管亲自编集，嘱托几个人像原先那样校刻，并按时代论定高下，全部依照高棅的品评：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列为中间的羽翼，接武以下列为晚唐。当时李本宁、方子及为它作序。这样，《唐诗纪》两部书即将完工，才来向我求取序文。我一向沉溺于修饰古雅的言辞，认为作诗和属文相通，大体上以《三百篇》为祖，以楚骚为宗，汉魏为正统而把六代置于旁系；即使盛唐诗已在其中，也要在反复寻绎幽奥时以杜陵为主。但我只以讲述古道为宏大，不喜欢近体诗，持这种见解历经十年；我所处的立场是否正确，不能确定，坦率直言虽无错，却说得过于修饰。我四次作序都推斥这种看法，然而天道本来如此：夏天有瓜果，冬天饮椒酒，寒冷时穿狐白皮衣，暑热时穿絺布。人如果依仗亲戚关系而将要停止，寒冷时又该有什么可取呢？我开始改变想法而寻求唐诗体制，只取到大历以前，这才知道狶韦不能不变化，难道能够只举出一种而废弃百种吗？完成《诗纪》之后，这才看见诗歌的全貌。吴先生独自承担劳苦而取得丰厚成果，他对诗教的功劳，哪里能记述得尽？上天设置北辰作为极点，三垣列宿经行其中，七政星辰纬行其中；观察天象、辨明时令，就在这里，而一万二千五百颗恒星都可以仰望窥见。否则只含有声誉却不著名，宣夜之学就会留下被遗漏的观察。堪舆家掌管地理，学习形势家的说法，推究到极致，方圆之地可以布置宫阙，而厅堂街坊不过是一捧土罢了。然而必须相度方位，察看水源来去，明辨向背，审察刚柔，周遍观察、穷尽探究，然后才可以。若不遵从圭表测量，举一根毫毛便丢失马的全身，就会被大方之家取笑。所以大海与天相接，三座山才显得壮大；周围宫庐环列，皇帝的黄屋才显得尊贵。为什么？因为得到了全体。要说《九歌》《二雅》直到齐梁，怎能视为同一器物？从开元到唐末，怎能看成同一牲牢？那些道听途说、只求满足耳目的，哪里知道真正的滋味？假使让我进入大官府做厨宰，我也要跟随掌管烹割的人品尝它。六经若在祭祀尸前主持烹饪，日常使用也不会废弃；楚骚是早晨践礼时的祭品，汉魏诗是日常珍味，齐梁诗则只是放在旁阁里的余物，我将闭口不食。初唐像甜酒和醴酒，盛唐像黍稷和醍酒，中唐像稀粥，晚唐像昔酒。方丈大的宴席不会因为一片肉而满足，九宾的礼仪也不会因为一只小猪而完备；这些都属于诗，这就是《诗纪》。各个时代一定有完备的人才，每个人一定有完成的事业，几乎将穷尽宇宙、历遍岁时，周遍察看尚方珍味，凡口舌所适宜的，全都有了，完备了，整体也包括无遗了。宋代没有诗，没有什么可取的；诗中有益的东西，大概已经没有遗漏了吧？虽然如此，众人饮尽江河，也不过填饱肚腹，即使有敏捷的人，谁能吞下云梦泽而引来银河呢？从那里汲取、注入这里，由博大返回简约，这是深于诗的人所做的事。志向达到哪里，诗也达到哪里。如果妄称孔子删诗以后便没有诗，那就是经历三千年，天上没有文采、地上没有纲纪了。我已经衰老，哪里还能够跟随年轻人学习诗歌？我愿趁着崦嵫山的余光，拿着《诗纪》从事选择，把可以作为典范纲要的诗表彰出来。什么接近《风》？就称为“绪风”；什么接近《雅》？就称为“绪雅”；什么接近《颂》？就称为“绪颂”。至于不合乎六义而美好可爱、可以流传的，也不废弃，就称为“绪余”。下及近来的两个朝代，也不能说是一无所有；当代的人才文质彬彬，八音齐备，万舞俱全。假定给我一整月的时间，或许可以形成一家之言。总之，开拓疆土、略取土地，是吴先生承担了劳苦；占据上等肥美之地而享用其物产，则将由我享受他的余暇。谚语说：赤脚便只能得到鹿皮，穿鞋便能得到肉；我难道会辜负吴先生吗？《唐诗品汇选释断序》【屠隆】诗是由性情产生的。自《三百篇》以后，作者很多。可是世人往往喜欢称道唐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寄托兴致深远。不只是寄托兴致深远，还因为他们仍然保有《风》诗作者的遗风。不只是仍有风人的遗风，而是因为他们的诗确实生发于性情。性情有悲有喜，总的说来都可以使人喜爱。五声有哀有乐，和谐的声音能使人欢欣而忘记忧愁，悲哀的声音能使人凄怆悲痛、心中不安。然而人不只喜欢和声，也喜欢哀声；哀声直到今天仍未废弃。它之所以不废弃，正是因为可喜。唐人的语言繁华绮丽、优游清旷，盛极一时。他们写边塞征戍、离别穷愁，宁可感慨深沉、抑郁低回、顿挫深长，足以动人；这就是悲壮而可喜。读宋代以下的诗便觉得闷，它们的声调鄙俗，意味浅短；不要说其中有哀思，即使写得愉快，读起来也并不快乐。为什么？《三百篇》博大，博大才是诗；汉魏诗雄浑，雄浑才是诗；唐人诗婉转而壮盛，婉壮才是诗。宋代以下的诗，为什么诗道竟然灭亡了呢？高廷礼、高氏选编《唐诗品汇》，所取的确广博，却还不够精粹。后来黄观察公选取时更加精审，又为这些诗作了释断。这样以后，唐人山河的精灵，经历百千年仍仿佛存在；那么观察公的辛劳，怎么可以轻视呢？《唐诗纪序》【利瓦伊桢】

译起初，黄清父编纂《初唐十六卷》，不久便因病去世。鄣郡吴孟白认为还没有完成一代诗歌的事业，于是和陆无从、俞公临、谢少廉诸位，仿照冯汝言《诗纪》，编成《纪全唐诗》：收录诗人约一千三百余人，诗篇有一万、数千、数百不等；诗篇残缺而存疑的诗人五十余人；仙、佛、神、鬼之类另编外集三百余人。考察时代和里籍，叙述本事，采录评论，订正疑误，稗官野史的说法、残篇片字的遗存，没有不搜集的。合起来得到若干卷，积累多年才告完成。这确实艰难啊！我听说，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相通，时代兴隆，诗也随之兴隆；时代污浊，诗也随之污浊。《三百篇》的源流无法全部追溯，只说成周吧：周朝以勤劳俭朴开创基业，所以它的诗质实厚重、详尽而合乎人情。文王文明柔顺，教化施行于汝濆、江汉一带，所以其诗为《周南》《召南》，婉转而有情致，恭敬而不失常度。武王成功之际，周公旦辅佐他，反商纣之政而尊崇周道，所以其诗为《雅》《颂》，和谐而端正，华美而充实，安闲中含有深思。东周王道的踪迹消失，所以出现变风、变雅，如《板》《荡》愤怒而《黍离》哀伤，已经远离先民了。上下千年间时代污浊或兴隆的原因，都清楚得如同指掌；除了诗，还有什么可以观察它呢？然而用诗来评论时代容易，用唐诗来评论唐代却困难。谈论者说：唐代以诗取士，儿童从小学习诗，所以诗歌兴盛；士人用诗应试，竞相追逐时尚，所以后来衰落。少陵是诗歌宗师，却始终没有考中进士。王右丞曾与伶人杂处而演奏支曲，这对王维在诗品上的地位有什么损害呢？贞观、开元两位皇帝，以豪爽和典则为天下先导，诗本应兴盛；而最昏暗衰弱的中宗却能大力振兴雅道，即使德宗、文宗两朝也比不上，人才反而质朴而拘谨，诗本应衰落。元、白、钱、刘、柳州暂且不论；昌黎名望如山如斗，尚且佩服杜工部、李供奉而避让他们的光焰，为什么呢？古代上自君主，下至学士大夫以及平民，没有不作诗的，而诗歌盛衰的关键在上层。后世平民不懂诗，君主很少谈诗，只有学士大夫私下承继诗歌余绪，因而诗歌盛衰的关键在下层。长庆体、西昆体、玉台体能够形成体制以标异于世，却不能使人人都写成这种体制。少陵诗歌大为流行，正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它转移教化的力量，哪里能与君主相比呢？所以唐代和古代不同。音乐的八种声音都包含诗，三百篇也全都可以配乐。唐人的乐府已经不是汉魏六朝的旧制，除郊庙祭祀之乐外，常常采选五言、七言绝句以及长篇中的警策语句，配上管弦来歌唱。一个时代不过有几个人，一个人不过有几篇，因此唐代和古代不同。六朝以前只有乐府和选诗，面貌略有区别，大体上本来相同；到了唐代，又增加律诗、绝句、歌行等体裁，彼此相差很远。一个人的言论容易写好，通向众妙的门径却难以兼得，因此唐代和古代不同。先王在诗中辨论官吏才能、劝善惩恶，诗的作用达到极致。至于用来享祀神灵、使鸟兽来仪，善于创作的没有超过周公的，不过寥寥可数，其余都是太史采集而来，稍加润色。《春秋》所载列国中，卿大夫以称引诗歌来观察志向，大多是在述说旧诗；而唐代一个人的诗常常数倍于《三百篇》。一切庆贺、吊唁、问候、馈赠，都用来充作筐篚中的礼物和饩牵，用得越滥，水准就越低，因此唐代和古代不同。《三百篇》由孔子删定，才高却不炫奇，学富却不追求华饰。汉魏接近古风，十篇中还有二三篇相似。六朝厌弃卑近，求胜在字句之上，然而各人的才力相差悬殊，所以广博却损伤雅正，工巧却损伤质朴。唐人鉴戒六朝的弊病，洗削雕琢字句，使之合乎温柔敦厚的旨意；然而他们的学问相差悬殊，所以虽有变化却未能化育，接近而容易看透。概括它的盛衰，可以略说如下：律诗，情感胜过说理则有诗味，才气胜过情感则容易离题；格律严整而声韵和谐，意脉贯通而语言秀美，初唐、盛唐足以夺取千古旗帜，后来无人能继。绝句不一定需要高才，却可以凭情感胜出；初唐、盛唐大量创作，其中唐、晚唐本来也毫不逊色。歌行长短伸缩任由作者安排，只要情感和才气都胜出，便都不失体制。中唐、晚唐之人议论太多而雕琢不足，所以没有什么可取。初唐、盛唐诸家吸取六朝余沫，拿来与古诗选本相比还不值得论说。陈子昂、韦应物又陷入形迹之中，李白、杜甫这两位大家自然清新脱俗。总之不超出唐调，不敢把它们称作汉魏诗，何况《三百篇》呢？汉魏六朝逐步改变诗体，到了唐代形成唐体，直到今天仍自然流行。唐以后诗歌衰落，没有哪一代像宋代这样低于中晚唐；唐以后诗歌兴盛，没有哪一代像明代这样超过初盛唐。譬如水，《三百篇》是昆仑山的源头，汉魏六朝是龙门、积石，唐代则是大海和尾闾，还能从哪里取得增益呢？我私下认为，今天的诗不担心不学习唐诗，而担心学得太过：触及事情、面对事物，情感与境界相合而发为语言，用风骨充实它，用文采装饰它，唐诗不过如此。若事物情景一定要寻找唐人没有说过的来称道，故意探求诡异隐僻、夸耀新奇，这是过分。在山林宴游时，兴致寄托在清幽高远之境；在朝廷宴飨、侍从君主时，作品庄重华丽；在边塞征伐时，情调凄婉悲壮；在暌离患难时，感情深沉痛切而充满感慨。随着机缘、触发变化，各自适合情境，这就是唐人的妙处。如今害怕诗格卑下，便偏偏只在凄婉悲壮、深痛感慨中求取诗意，这是过分。律诗出现以后，才力低下的人沿袭它，把它当作应酬工具；才性偏狭的人驰骋其中，把它当作夸耀的凭借，于是选取古诗几乎废弃。喜好宏大的人又忌讳暴露自己的短处，强行做自己达不到的事，务求收取各家的长处、撮合各体的优点，搜罗很多而精华很少，摹拟勤苦而本真流失，这些都是不善于学习唐诗的人。唉！自《三百篇》以来，得失的园林，分明显著。孟子和诸位君子汇集这部编选，取材精粹而使用广博。倘若按照我的话去看，能够窥见其中一斑吗？《诗归序》【钟惺】

译选取古人的诗而命名为《诗归》，并不是说古人的诗以我所选的为归宿，而是希望看见我所选的诗以古人为归宿。引导古人的精神来接续后人的心目，使后人的心目有所归止，如此而已。昭明太子选编古诗人，竟把他所选的称为古诗，于是把古诗命名为“选体”；唐人的古诗又称为“唐选”。唉！不只是古诗亡佚，几乎连“古诗”这个名称也一并使它亡佚了。为什么？因为人们把它归错了。选编者的权力，能够使人归附，也能够使古诗的名称和实际一同被牵引改变。我哪里敢轻易谈论选诗呢？试着说说：诗文的气运不能不一代比一代趋于衰落，但作诗者的意兴和思虑却无不一代比一代追求高远。所谓高远，只是从路径上求取不同罢了。路径不能不变化，但它的变化是有限的；精神不能不相同，但它的变化是无穷的。把握有限的路径来追求变化，想凭这种不同同气运抗争，我认为只能做到奇异，终究不能做到高远。到最后，路径穷尽，奇异也随之穷尽，这不是越费力而离真正诗歌越远吗？这是没有求得古人真诗的过错。如今并不是没有学习古人的人，大致是把古人最肤浅、最狭窄、最熟滥、最便于口头和手头模仿的东西当作古人的真相；敏捷的人若要矫正它，必然在古人之外另作一种诗，以求标新立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但他们所谓的奇异，又都只是同古人的险僻相同，否则就是同古人的俚俗相同。这样又凭什么使学习古人的人心服呢？既不能使他们心服，却又坚持这种说法告诉别人：“千变万化都不出古人。”问他所说的古人是什么，仍然是先前那种最肤浅、最狭窄、最熟滥的古人。世人实在不知道古人了。我和同乡谭元春为此忧虑。我们反省内心，不敢预先立定所谓学古或不学古的成见，只求古人的真诗究竟在哪里。真诗，是精神所造就的。考察它幽微的情感、单独的意绪，独自行走、静静寄托在喧杂之中，然后以虚静的胸怀和坚定的力量，独自冥想远游于空旷之外。就像寻访者几乎遇见了所访之人，求取者幸运地得到满足，进入者欣喜地抵达目的地。我们不敢说自己的看法一定不对，也不敢否定从前“千变万化不出古人”的说法，只是不敢用肤浅、狭窄、熟滥的东西来塞满它。书编成后，从古逸诗到隋代，共十五卷，名为《古诗归》；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共三十六卷，名为《唐诗归》。把书取来重新阅读，发现古人传诵已久的诗，反而像今人的新作；再读自己评说古人的话，也像看别人的话一样，仓促之间竟感到陌生。中古诗和今人诗，在我的心目中因此发生了彻底改变；原本茫然无所归止，现在为什么又有所归止了呢？正是因为古人的精神在这里有远近、前后之分，使人不能不有所归止。《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八 （明）贺复征 编 ○序十八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唐·韩愈】韦侯从前以考功副郎的身份出任盛山太守，人们说韦侯是美才，考功是显要的官署，盛山是偏僻的郡县，把他从适宜的位置上夺走，安置到恶劣的地方，是屈辱了他的才干；韦侯将会怨恨而不能释怀了。有人说，不是这样。得到利益便欣喜跳跃，得不到利益便忧愁哭泣，好像不能活下去，这难道是韦侯吗？韦侯读六艺之文，探求周公、孔子的心意，又精妙地擅长写辞章，可以称为儒者。儒者面对患难，只要不是自己招来的，他拒绝而不把它放在心中，就像筑堤防止屋檐水流入；容纳并消解它，就像水流入大海、冰遇夏日；每天玩味它，并用文章辞句忘掉它，就像演奏金石之乐来压过蟋蟀的鸣叫和虫子的声音，更何况不过是在考功、盛山之间一时不快，呼吸进出之间便会过去呢？不久，果然有人把韦侯所作的十二首诗送给我。诗中的意趣，正是把进入溪谷、登上岩石、追逐云月当作每天不足为道的事情。读了它们并吟咏起来，使人想抛下一切事务，前去同他游览，不知不觉便从巴东到了胊忍。[字形有疑]当时应和他的共有十人。到这一年，韦侯任中书舍人，在禁中侍讲六经；应和的人中，通州元司马任宰相，洋州许使君任京兆，忠州白使君任中书舍人，李使君任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任秘书监，温司马任起居舍人，都聚集在这里。于是《盛山十二诗》和应和之作在当时广泛流传，联缀成一大卷，家家都有。仰慕它们而作诗的人将日益增多，于是分成另卷，韦侯请我在卷首题写文字。《荆潭唱和诗序》【韩愈】有位从事官把《荆潭酬和诗》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仰头说道：“和平之声淡泊，忧愁之声却精妙；欢乐愉快的话难以写好，穷困苦难中的话却容易写得好。因此文章的创作，常常发自羁旅草野之间。至于王公贵人，意气充盈、志得意满，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而又喜爱文章，就没有闲暇来创作。如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辖九郡；常侍杨公领有湖以南二千里的土地。两人都勤勉实行德政和刑政，爵禄的报偿也都很优厚，却仍能存心于诗书，把辞句寄托在歌咏之中，往来酬答，彼此唱和。他们搜寻奇异、剔抉怪僻，雕琢文字，同那些身穿布衣、居住里巷、憔悴而专心的士人较量毫厘分寸；诗声铿锵，如同金石，幽微深远，能够感动鬼神，真可称为才性完备而才能宏大。”两府的从事官和属下官吏，接连和作；凡编入诗集的，都值得观赏。应该把它们施用于乐章，记载在典册中。从事官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把这些话告诉两位公，并写成书信，作为《荆潭唱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韩愈】

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下来。他过去与进士刘师服在衡湘一带相识，将要经过太白，知道师服在京城，便在夜里到他家借宿。当时有校书郎侯喜，刚刚以能诗闻名；夜里他同刘师服谈论诗，弥明在旁边。他相貌极丑，白胡须、黑脸，脖子长而发髻高，喉咙里还发出楚地方言。侯喜看他如同没有这个人。弥明忽然提起衣襟、扬起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自称能作诗，能和我共同为这石鼎作诗吗？”刘师服曾听衡湘一带的人说，道士年纪九十多岁，能捉拿驱逐鬼怪，拘禁蛟龙、螭龙、虎豹，却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见他年老，便对他颇为尊敬，却不知道他还会写文章。听到这句话很高兴，立即提笔写下前两句，再传给侯喜。侯喜踊跃起来，立即在下面续写了几句。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只有这样吗？”随即把手笼在袖中、耸起肩膀，靠着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书，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菌蠢，猪腹胀得彭亨。”起初并不像是经过精心构思，诗意似乎是在讥笑侯喜。两人相互看着，既惭愧又惊骇，想用多作诗来使道士困窘，于是道士又作了一首，传给侯喜。侯喜思索得更加苦心，务必要压倒道士；每次构思将要出口时，声调便更加悲苦，拿起笔想写，落笔前又停下，最终也不能写出奇句。写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踞大声唱道：“刘，把笔拿来，我的诗如下。”他不用心经营，作品却更加奇妙，无法附加解释，句句都在侵凌刘师服。侯喜更加嫉妒他。刘师服和侯喜都已经作了十多韵，轩辕弥明应声而作，如回声一般，句句颖拔脱俗而含有讥讽。到了三更，二人思绪枯竭，无法续作，于是起身道谢说：“尊师不是世俗之人，我们认输了，愿意拜您为弟子，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振作起来说：“不行，篇章不能不完成。”又对刘师服说：“把笔拿来，我和你把它写完。”随即又高声吟出四十字，成为八句，写完后让二人读尽，对他们说：“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二人一齐回答：“完成了。”道士说：“这些全都不值得拿来交谈，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就你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来作，并不是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本领。我真正会的，你们都不够资格听。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连我的言语你们也不应当听。我闭口了。”二人大为恐惧，都起身站在床下拜道：“不敢再问别的，只愿听您说一句。” 先生称道说：“我不懂人间的书，敢问您所说的‘解’究竟是哪一种书？只请听到这个就够了。”道士寂静无声，仿佛没有听见，二人多次询问，他都不回答。二人不自在，只好退回座位。道士靠墙睡去，鼻息像雷声一样。二人惊惧失色，不敢喘气。不一会儿，天亮的鼓声冬冬响起。二人也困倦了，便坐着睡去。等到醒来，太阳已经升高；他们惊讶地环顾四周，寻找道士，却不见踪影。于是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将亮时，道士起身出门，好像要去解手。但奴仆奇怪他很久不回来，便出门到外面寻找，却没有找到。”二人大惊惋惜，自我责备，仿佛丢失了什么珍宝。后来便到我这里来，说他们不能辨认那究竟是什么道士。曾听说有位隐居君子名叫弥明，难道就是他吗？韩愈序 《董氏武陵集序》【刘禹锡】片言可以阐明百种意旨，静坐之中可以驱使万般景物。精于作诗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风》《雅》的体制虽有变化，兴寄却相同，古今声调虽有差异，义理却幽深相通。通达诗道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精工产生于才华，通达产生于明悟，二者相互发挥作用，然后诗道才算完备。我曾经持守这个评论，认为它公允正确，又用它来衡量估度诗人，内心悬着一杆秤，默默推测各家才力，分寸轻重，随着境界而穷尽。这样所见的作品千姿百态，一旦得到董生的诗，便幽然如同手托翠绿屏风、浮游于重重波澜之间；所接触的视听，不是尘世间的东西，又像明亮的金子和精粹的羽毛，得自遥远的地方，即使想不把它当作珍宝，难道可以吗？董生名挺，字庶中，幼年便喜爱属诗，晚年也没有衰减。以心源作为炉，以笔端作为炭，锻炼诗歌的根本，雕琢万物的形态，纠合纷乱错杂之处，随着意旨奔走，沿袭旧事而淘洗浑浊，协调成为新的声调。他过去交游的，都是青云得志之士；声名如卢、杜，音韵高妙如包、李，轮番以篇章在当时显扬。晚年同道日少，遇到我后非常欢喜，因而相互说道：“我闲居时以廷尉属的身份任荆州从事，因病调职罢归，幽居武陵，至今四年；言论没有被世人信服，道术没有施行于世，只好寄托性情怀抱，传播为吟咏，有时又打开书箱，诗稿纷然堆满眼前，共五十篇，因居地命名。” 您一向称说了解我，为什么不替我表彰并记载它呢？”我既要为董生助力，便不能推辞，于是写在篇中，并附记说：“诗，是文章深藏的意蕴吗？义理得到而语言反而丧失，所以微妙而难以做到；境界产生于形象之外，所以精深而少有应和。相差千里，不能容纳一丝一毫的错误；若没有明显而真实的姿态，不能使家家户户明白，必须等待知音，然后才能在当时传播。自建安到永明以来，词人接踵而立，彼此唱和，相互发扬；有的以朔风零雨寄托情怀，傲视天下，有的如蝉鸣鸟叫，灿然载入史册。本朝承继这一传统，光明显著而重新兴盛，凭篇章登上显贵仕途的人接连出现。自从战事兴起以后，崇尚武力、看重功勋，公卿大夫以忧患国事、救济百姓为责任，没有闲暇在文章之间品评人才，因此诗文风气渐渐息灭。乐府配律，却不能供应新词来配曲；讽谏的职能寥落冷清而没有记载。那么董生贫困地卧居在偏远土地上，是因为不合时宜吗？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施展原有的技艺吗？” 《有所恨诗序》【欧阳詹】《有所恨》这组诗，是因故人马绅去世而产生的。我在京师等待考试六年，同马生相知有四年，我们性情和感情相合，衣食也相同。我考中进士后回乡省亲，自从分别以来，不能说没有思念，不能说胸中没有想念，也不能说不愿亲近交谈；我一直忧思不安。昨天我到了这里，马生已经病重，巫师忌讳让他见人，说不见人病就会痊愈，见人便会受害；我于是忍住不去见他，希望以后能够相见。忍了五天，马生便去世了。唉，是故人啊！过去即使相隔万里也要设法相见，却因为相信一句话、隔着一堵墙，竟以此决定生死。生死的隔绝，是千秋长久的离别；五日之内的见面，是半句交谈的欢悦。为什么五天之内的欢聚不能实现，最后却甘愿承受千秋的离别？这是第一恨。又一次同马生分别时，我在京城门口握手告别，马生脱下紫罗半臂说道：“今日分别，各在秦吴两地，姑且把它留作纪念。”我贫穷，平素缺少衣服，没有空闲把它收藏在箱笼里，只能和其他衣物一起穿在身上。两年之间，它和破旧衣帛一同被丢弃；之所以新时轻易穿着，旧时没有留下，实在是因为我还没有衰老，而马生当时正年轻，我们日日相处，所留下的情谊哪里只是这件衣服呢？如今人已经去世，所赠之物又仓促间被我丢失了。这是第二恨。因此申述这两种遗恨，写成《有所恨》二章。《李贺集序》【杜牧】

译大和五年十月中旬的半夜，屋外有人急促呼喊，传递书信。我说：“一定有不寻常的事，快拿火来。”打开一看，果然是集贤学士沈公子明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亡友李贺，在元和年间和我情谊深厚，朝夕同起居饮食。李贺将死时，曾把平生所作诗歌交给我，杂编为四册，共一千首。几年来我奔走东西南北，确实以为已经丢失。今晚酒醒后无法入睡，便重新整理箱笼，忽然找到了从前李贺交给我的诗。回想往事，凡是和李贺谈话、嬉游的地方，所见的一草一木、一个时辰、一杯酒、一顿饭，都清清楚楚，没有一件遗忘，不觉流下眼泪。李贺又没有家产和子弟可以供养、抚恤、问候他，我常常只能思念那个人、吟咏他的话罢了。您对我情谊深厚，请您替我作李贺集序，详细说明这些诗的来由，也稍稍排解我的心意。”我那天晚上没有果真把信中的请求说出来，因为觉得不敢承担；第二天到沈公那里道谢，并且说：“世人都说李贺才华绝伦，您还是另请别人，过几天再作吧。”我深思沈公的话：“您在诗歌方面深邃精妙而奇特博大，又完全知道李贺的长处和短处；如今确实请您作李贺的序，难道不能符合您的心意吗？”我再次前去道谢，极力说明不敢作李贺序的理由。沈公说：“您如果一定这样，就是轻慢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因此不敢推辞，只好勉强为李贺作序。然而我十分惭愧，面对皇室诸孙。李贺字长吉，元和年间韩吏部也很称道他的歌诗：“云烟的绵延缭绕，不足以形容他的姿态；流水的迢迢不尽，不足以形容他的情感；春日的和暖浓郁，不足以形容他的和气；秋天的明净清洁，不足以形容他的格调；风中战船、阵前战马，不足以形容他的勇气；瓦官寺的篆书、古鼎，不足以形容他的古意；时令鲜花和美女，不足以形容他的艳丽；荒废的国土、倾圮的宫殿、杂草丛生的丘墓，不足以形容他的怨恨悲愁；鲸鱼张口、巨鳌跳跃、牛鬼蛇神，不足以形容他的荒诞幻异。”大概他是《离骚》的后代，义理虽然比不上《离骚》，辞采有时却超过它。《离骚》有感伤、怨恨、讽刺、责怨，涉及君臣关系和政治治乱，有时能够激发人的心意；但李贺所作并没有达到这一点。李贺善于探寻前代事迹，因此深深感叹古今从未有人说过的事，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等，探求事物情状，离奇绝远，笔墨之间也很难明白。李贺二十七岁便死了，世人都说：“假使李贺没有早死，再稍微增加义理，便可以奴役、命令《离骚》了。”李贺死后大约十多年，京兆杜牧为他作序。《七爱诗序》【皮日休】我皮某的志向，常常以真实纯正自许。我每每说：建立大治的，必定有真正的宰相，因此以房玄龄、杜如晦为真正的宰相；平定大乱的，必定有真正的将领，因此以李太尉为真正的将领；傲然不屈于大君的，必定有真正的隐士，因此以卢征君为真正的隐士；镇定浮薄风俗的，必定有真正的官吏，因此以元鲁山为真正的官吏；身负超逸气概的，必定有真正的旷达之士，因此以李翰林为真正的旷达之士；成为名臣的，必定有真正的才干，因此以白太傅为真正的才臣。唉！我的道术是否合乎时代呢？要推行这件事，仍在于爱护忠诚之士；不合乎时代呢？要推行这件事，也仍在于爱护忠诚之士。假如有心歌咏这些人，难道会是徒劳的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九 （明）贺复征 编 ○序十九 《述梦诗序》【宋·范仲淹】景佑戊寅年，我从鄱阳调任丹徒郡守。郡中公务闲暇时，我游览甘露寺，拜谒唐朝宰相李卫公的真堂。真堂的形制狭小简陋，于是把它迁到南楼，并在旁边刻下李公的本传。我又得到集贤钱绮翁的书信，上面说：“我的父亲汉东公曾经向四方搜求卫公的文章，得到集外的诗、赋和杂著，共编成一部书，题名为《一品拾遗》。其中有《浙西述梦诗》四十韵，当时元微之在浙东，刘梦得在历阳，都曾作诗唱和。我爱它们气势雄伟、内容富赡，把它们珍藏在纸箧中已经二十年了，希望刻在石上，使它们能够长久流传而不至泯灭。”我读了三位君子的诗，感叹他们才华宏大、声名显赫，却都受到当时世人的责难。李卫公遇到武宗时，独自挺立而毫不畏惧，治理四方，建立了宰相的功业；即使遭到奸党的构陷，他的义节也不会朽灭。元微之起初凭才华得到进用，被授为拾遗，历任御史府官职，毫无畏惧和回避，长期受到执政者的困厄。等到天子召用他时，他所作的诏书文笔高雅深远，很有补益政事的气象。至于他和晋公失和，奸人趁机诬陷，说元微之想刺杀裴剑，这实在是无稽之谈；然而一旦使正人蒙受污辱，他的光彩也会坠落尘地，真令人惋惜。刘禹锡和柳宗元、吕温等几人，因为被认作王叔文一党的同党而获罪，遭贬谪废弃，不再任用。读这些君子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礼义之意精密深厚，对道的涉猎并不浅。假如王叔文如此狂妄，按义理我一定不会同他交往。叔文凭技艺得到进用，进入东宫；他一向不为众人所看重，但传记说他懂得经书、喜欢谈论治道，因此得到太子的信任。顺宗即位后，他便受到任用，召引刘禹锡等人在宫禁中处理政事；等到议论罢免宦官的兵权时，他又和俱文珍等人发生冲突，并拒绝韦皋的私下请求，想斩杀刘辟，他的用意难道不是忠诚吗？韦皋因此怨恨他。恰逢顺宗病重，韦皋揣度太子的心意，请求让太子监国并诛杀叔文；宪宗采纳韦皋的谋划，实行内禅。因此，当时朝廷内外把他们称为党人的人，哪里还有昭雪的可能呢？《唐书》杂乱驳杂，只因循成败来记载他们，却没有加以裁断辨正。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本。”我听说孔子褒贬人物，并不因为一点过失就废弃一个人的事业。我因此刻印三位君子的诗，感到悲伤。至于柳宗元、吕温的文章，也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才，只是他们太不幸了。韩退之想写成一部唐代的经典，在人死之后诛斥奸邪谄媚之徒，发扬被埋没的德行的幽光，难道会有意诋毁这几位君子吗？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

译我听说世人常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遭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只是世上流传的诗，大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言辞。凡是士人胸中蕴藏着才学，却不能施展于世的，大多喜欢到山巅水涯之外任意抒发；看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状，往往探寻其中的奇异；内心积聚着忧思和感愤，便借怨刺兴发，来引导受羁绊的臣子、失意的妇人的叹息，写出人情中难以言说的内容。大概越困穷，诗就越精工；如此说来，并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写得精工。我友人梅圣俞年轻时因祖荫补任为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总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在州县困顿了十多年，如今五十岁了，仍然依靠征召文书去做别人的佐吏，胸中积蓄的才学郁结不伸，不能在事业上奋发显现。他家在宛陵，幼年就学习作诗，还是童子时，出口之言已经使长辈惊异。长大后，他学习六经和仁义之说，写文章简洁古雅而纯粹，不求苟且取悦世人。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但无论当时贤者还是庸人，谈论诗都一定要向圣俞请教。圣俞也因为自己不得志，便以作诗为乐，将胸中情怀抒发出来，所以他一生所作的诗特别多。世人既然已经知道他，却还没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从前王文康公曾经读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王文康公虽然深深了解他，却终于没有果真推荐他。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任用，创作雅诗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它们献于清庙，并追踪商、周、鲁颂作者的事业，岂不是伟大吗？无奈却让他老来不得志，写成困穷者的诗，只能把感情发泄在虫鱼物类、羁旅愁苦和感慨叹息的言语上。世人只喜欢它写得精工，却不知道他困穷已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他自己没有收拾整理；他的妻兄之子谢景初，担心诗篇太多而容易散失，便取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所作的诗，编次为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却苦于不能全部得到，忽然为谢氏能够分类编次而高兴，于是写下这篇序并把它收藏起来。十五年后，圣俞因病死在京师，我已经为他哭泣并写了墓志铭，便到他家搜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再加上旧日收藏的诗，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成十五卷。唉！我对于圣俞的诗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所以不再说了。《谢氏诗序》【欧阳修】大圣七年，我开始游学京师，结识了我的朋友谢景山。景山年轻时以进士身份考中甲科，因擅长作歌诗而知名。后来我又在别处得到如今的舍人宋公为景山母亲所写的墓志铭，铭文说夫人喜好学习、通晓经书，亲自教导儿子；我这才知道，景山出身于瓯闽数千里之外，凭借自己的才艺置身于众人之中，一经施展便获得赏识，终于凭此声名为人所知，都是由于他的母亲贤德。今年我从夷陵到许昌，景山拿出他妹妹希孟所作的一百多篇诗给我看；我于是又知道，景山的母亲不只是成就了儿子的声名，也把余下的才华遗传给了女儿。景山曾学习杜甫、杜牧的文章，以雄健高逸自许。希孟的诗意尤其含蓄深厚，遵守礼法而不任意放纵，有古代幽闲淑女的风韵，并不只是妇女中善于言辞的人。可是景山曾经和当世贤者豪士交游，所以能够在当时闻名；希孟不幸身为女子，不能自己在世上显扬。过去卫庄姜、许穆夫人的诗被孔子收录，列入《国风》；如今如果有杰出伟大的人物，能够评定时人的作品并得到后世信任，只要替希孟看重它们，她的诗就不会湮没。我本来就是力量不足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希孟嫁给进士陈安国，去世时二十四岁。《释秘演诗集序》【欧阳修】我年轻时以进士身份游学京师，因而得以和当世贤士豪杰广泛交往。然而我还认为，国家统一四海、停止战争、使天下休养生息已经四十年，那些智谋雄伟、才华非凡的人没有地方施展才能，往往隐伏不出，藏身于山林或屠贩之中；一定有老死而世人未曾见到的人，想跟随他们去寻访也无法得到。后来我结识了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胸襟开阔而有远大志向，当时的人不能任用他的才能，他也不肯屈身求合；无处放纵自己的心意时，便常常和布衣、乡野老人纵情饮酒嬉戏，酣畅淋漓，甚至颠倒失态也不厌弃。我猜想，那些所谓隐伏而不为人知的人，或许可以通过亲近交游而找到，所以曾经喜欢同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寻访天下的奇士。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气节相互推重，两人欢洽相处，毫无隔阂。曼卿把自己隐藏在酒中，秘演把自己隐藏在佛门中，都是奇异的男子。然而他们又都喜欢作歌诗来自我娱乐；当他们尽情饮酒、大醉之后，歌吟、欢笑、呼喊，以享受天下的快乐，那是多么豪壮啊！一时的贤士都愿意同他们交游，我也常到他们的住处。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游历河东的济、郓一带，未能与世相合，困顿而归。曼卿已经死去，秘演也老了，又身患疾病。唉！这两个人，我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盛衰，而我也将要老了。曼卿的诗文清丽绝俗，尤其称赞秘演的作品，认为它们高雅刚健，具有诗人的情怀。秘演相貌雄伟杰出，胸中有浩然之气；既然已经出家学佛，这些才华没有用处，只有他的诗还可以流传于世，但他懒于珍惜。如今他已经老了，打开他的行囊，尚且还能得到三四百篇，篇篇都值得喜爱。曼卿死后，秘演茫然无所归向。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山峰崖壁高峻奇崛，江涛汹涌，很是壮观，于是想去游览那里；这足以看出他虽然老了，志向仍在。我在他将要出发时为他的诗集作序，于是叙述他盛年时的情形，来哀悼他的衰老。《续思颍诗序》【欧阳修】

译皇佑二年，我正留守南都，已经和梅圣俞约定在颍上买田。他的诗说：“悠闲地弹琴饮酒，追逐着捕鱼垂钓；在林谷间上下行走，互相攀援登高。趁着身体强健，才开始享乐；不要等到衰老患病，必须互相搀扶。”这大概就是我的本来志愿。当时我四十四岁。后来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回到朝廷，于是进入翰林院任学士。转眼七八年过去，归隐颍上的志愿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却没有一天稍稍忘记。因此我的诗说：“请求辞官应当趁身体强健之时，可叹我蹉跎岁月，已经衰老。”这是感叹前面的话没有实现。当时我五十二岁。从这以后，我又错误地蒙受选拔提升，忝居两府，先后经历三朝。大概嘉佑、治平年间，国家多事，本来不是臣子敢说自己私愿的时候；而我没有才能却窃居职位，诽谤和罪责已经满盈。幸赖天子仁慈圣明、聪慧明察，辨别考察诬陷不实之言，始终保全我进退出处、俯仰应对达十二年。如今我六十四岁了，从那次蹉跎之叹算起，又过了一纪。其间我在亳州时，幸逢朝廷无事，内外安宁，而自身又不担负职务，认为这是臣子可以退隐而不受嫌疑的时候，于是才敢说出自己的私愿。天子怜悯我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认为我还可以勉力任事，所以我十次上奏请求辞官，却六次受到诏书劝谕，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如今承蒙皇上的哀怜，察知我确实已经患病而且衰老，既不责怪我逃避政事，又委曲地顺从我的私愿，免除我的职务，并让我兼任蔡州，以便偷得安闲。这是君父胸襟广大、宽厚仁慈，成全万物愿望，像天地覆载一样包容养育的恩德。蔡州、颍州又疆界相连，因此可以把它作为逐步归老之地，希望稍稍偿还平生的愿望，这又是莫大的幸运。当初，陆子履把我从南都到任中书省时所作的十三篇诗题为《思颍诗》，刻在石上。如今我又得到在亳州和青州所作的十七篇，附在后面。大概我从南都到中书省十八年才写成十三篇，在亳州、青州三年却写成十七篇；这可以看出我的年纪越发老，疾病越发重，时间越来越短，内心越来越急迫，所以言语也越来越多。希望读者知道，我在身体强健时就有归隐的志愿，却直到衰老之后仍未实现；幸而不要讥笑我晚年才践行自己的话。《礼部唱和诗序》【欧阳修】嘉佑二年春天，我有幸和五位同僚在尚书礼部考核天下贡士，共计六千五百人。大约完全隔绝、不与外界交通五十天，于是我们有时共同创作古体诗、近体诗、长短句、歌诗和杂言诗，大概也就是所谓群居宴饮闲处时的谈论文章，同时借此宣泄郁结，忘掉疲倦。因而诗句写得浅易而接近口语，选择也不精严；但其中往复缠绵，有时断有时续，并且时常流露出奇特怪异的意味，夹杂着诙谐、嘲讽、笑语和戏谑。写到精妙处，往往也能达到精微的境界。君子广泛从人们那里取法，即使滑稽鄙俗的言语，有时也不遗弃，何况是诗呢？古代的三百篇诗，内容无所不有，只是放达而不放纵，欢乐而不流荡，最终归于正道，这正是它们可贵的地方。于是把这些诗编次记录下来，共得一百七十三篇，流传给六家。唉！我们六个人，可以说志气正盛。然而强壮的人有时会衰弱，衰弱的人有时会老去；我们仕进或退处、聚合或离散，各不相同，那么这些诗足以使我们追忆往日，彼此握手而欢笑取乐；至于感慨地合上诗卷而流泪叹息，也将会有这样的时刻。虽然如此，难道它们只能有这些作用就算完了吗？读到它们的人一定会有所取益。《晁君成诗集序》【苏轼】通达显贵的贤者有后代，张汤就是这样。张汤本来不应有后代；没有真实才德却窃取声名的人没有后代，扬雄就是这样。扬雄本来应该有后代。通达显贵的贤者有后代，因此我由此知道蒙蔽贤才的人不会有后代。没有真实才德却窃取声名的人没有后代，因此我由此知道有真实才德却推辞声名的人一定会有后代。贤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人；蒙蔽贤者，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声名，是古今公认最尊贵的东西；看重它却窃取它，就是欺骗上天。断绝百姓、欺骗上天，没有后代不是很应该吗？所以说，通达显贵的贤者和有真实才德而推辞声名的人，都有后代。我曾经这样吟诵过。此前我在杭州任官时，杭州新城令晁君，名端友、字君成，是一位君子。我和他交游了三年，只知道他是君子，却不知道他能写文章和诗。他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后来他已经死在京师，他的儿子补之拿出父亲的诗三百六十篇。我读后惊叹说：“唉，诗的旨意虽然隐微，但它的美丑高下，还可以用言语传达、用指示看出。至于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其深远模糊、难以了解的程度，大概比诗更甚。如今我尚且不知道你的父亲能够作诗，那么我所谓知道他是君子，果真能够完全了解他吗？” 晁君凭进士身份得到官职，所到之处百姓都安乐地拥戴他，只怕他离去，却从未用一句话向别人求取什么。他总共任官二十三年，后来改任官职时便去世了。由此看来，不只是我不了解他，整个世上也没有人了解他。晁君的诗清厚、宁静而深远，正像他的为人；每篇诗总能写出新意和奇语，理应为人们共同喜爱。照这种情势，如果不是晁君深深隐藏自己，人们一定会知道他。至于他的儿子补之，文章无所不能，博学善辩、俊逸伟岸，远远超过常人，将来一定会显名于世。因此我更加知道，有真实才德而推辞声名的人一定有后代。从前李合担任汉中的候吏，汉和帝派两名使者穿便服秘密进入蜀地，住在李合家中。李合凭星象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三年后，使者做了汉中太守，而李合仍然只是候吏，没有人知道他的才德。他博学而有隐德所得到的报偿，确实就在他的儿子身上。《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神灵所慰劳的。” 《邵茂诚诗集序》【苏轼】

译人的贵贱、寿夭，是由上天决定的。贤者一定仁慈，仁慈的人一定长寿，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但人的愿望恰好和天意相合，实在很难。譬如匠庆砍伐山木而制成悬挂钟磬的架子，哪里能够常常如此呢？因为偶然相合便要求它永远如此，这正是人们多有怨尤而不能通达的原因。至于文人，他们困穷本来就很自然。他们劳心耗神，意气旺盛而触犯世人，未老便衰弱患病，没有罪过却获罪，很少有人不是因为文章而遭遇这些；天与人的相合既然困难，而人又自己损害自己，这样即使想不困穷，能够做到吗？茂诚名迎，姓邵，和我同年考中进士；过了十五年，我在吴兴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他。他拿出几百篇诗来，我读了整整一个月也不厌倦。他的文章清和美妙，像晋宋时期的人；诗尤其可爱，反复品味很有滋味，又杂有江左诗人和唐人的风格。他为人笃实好学、记忆力强，恭谨节俭、孝顺友爱，又通晓法律，处理政务敏捷。他的体貌像是不能承受衣服，言语和气息也仅仅能够接续。我本来就哀怜他承担众多艰难而使身体疲惫，又怀疑他将要生病。过了一年茂诚去世；又过一年，我经过高邮，正逢他的丧事在那里，进门哭祭他，只见破败的帷幕、瓦制的灯，尘埃冷落萧然，不禁为他流泪长叹。原宪贫穷，颜回短命，扬雄没有儿子，冯衍怀才不遇，皇甫士安身患重病；他们各自遭遇其中一项，人们都为之哀伤。如今茂诚兼有这些遭遇，难道不是命运吗？因此我记录他的文章，哀悼他却不怨恨，这也正是茂诚的心意。《钱塘勤上人诗集序》【苏轼】从前翟公被罢免廷尉，宾客没有一个人登门。后来他重新被任用，宾客想来拜访，翟公便在门上大书：“一死一生，才知道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往的态度；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出来。”世人把这件事当作谈资。然而我曾经鄙薄他的为人，认为那些宾客固然鄙陋，而翟公用这种态度对待宾客，难道不也是小气吗？所以太子太师欧阳公爱惜士人，在天下首屈一指。士人有一句话符合道义，即使相隔千里，他也会去求访，比士人求见欧阳公还要急切。因此他招致天下豪杰，使那些本来平庸的人因他而显名于世的，确实很多。士人辜负欧阳公的事情也不时有之。他曾经慨然长叹，把人心难以了解作为爱士者的警戒。我以为欧阳公对士人的热心，从此会稍有厌倦，于是他退居颍水之上。等我去拜见他时，他仍然谈论贤能的士人，只怕他们不能为世人所知。至于那些辜负自己的人，他却说：“这罪过在我，不是他们的过错。”翟公的宾客是在生死、贵贱之间辜负了他，而欧阳公的士人却在转瞬之间背叛了他。翟公责怪宾客，欧阳公却责怪自己，并且更加厚待士人，远比古人贤明。欧阳公不喜欢佛教和老庄学说，但其中如果有研治诗书、学习仁义之说的人，他一定引荐并提拔他们。和尚惠勤跟随欧阳公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常称赞他聪明、有才智、有学问，尤其擅长作诗。欧阳公在汝阴去世，我在他的居室哭祭他。后来我见到惠勤，只要谈到欧阳公，他没有一次不是流泪哭泣。惠勤本来无所求于世，而欧阳公对惠勤又并没有施加什么恩德；他之所以流泪哭泣、不能忘怀，难道是为了利益吗？我这才更加了解惠勤的贤德。假使他能够列身士大夫之间，去追求功名，他不辜负欧阳公的情义，就更加可以确定了。熙宁七年，我从钱塘将要赴任高密，惠勤拿出若干篇诗，请我写文章使它们流传于世。我认为诗并不需要文章来传播；至于像他为人的大概情形，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人能够传述了。《老杜诗后集序》【王安石】我考察古代的诗，尤其喜爱杜甫。作诗的人，其辞意所从出，深广得没有尽头，只是我苦于不能学习到他的境界。世上流传的杜诗已经很多，我估计还会有散失的，心想得到完整的诗集来读。然而每当一篇诗自然地流传出来，人们知道它不是常人所能作出却偏偏作成的，只有杜甫；我总能辨认出来。我任鄞县县令时，有客人把古代流传不下来的诗三百多篇交给我。我读过之后，知道其中那些不是常人所能作出却偏偏作成的诗，确实是杜甫的作品；它们的文辞和意旨都十分明显。然而杜甫诗的完整面貌，今天能够见到的，是我得到这些诗之后才有的。世上学习诗的人，到了杜甫才开始作诗；不能达到他的精要，就根本不懂诗。唉！诗是多么难，难道只有杜甫能够达到吗？我从《洗兵马》以下为这些诗作序并编次，把它们展示给了解杜甫的人，同时也借此抒发自己的感受。《灵谷诗序》【王安石】我的州郡东南有一座灵谷山，是江南的名山。龙蛇之神，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楠、豫章、竹箭等木竹材料，都从山中产生；神灵的树林、鬼魂的坟墓、魑魅的洞穴，以及仙人、和尚建造的宏伟奇异的观宇，也都依附在这里。至于那淑美灵秀、和润清纯的气息，盘结积聚在天地之间，是万物所不能得到的，便集中赋予了人。处士君实就出生在这座山脚下。君实姓吴，家居山麓；具有豪杰声望、统治我一州的人，大概延续了五六代，之后才有处士君出世。他的行为合乎孝悌忠信，也凭文学才能在当时知名。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和那些具有虎豹翚翟之文采、楩楠豫章竹箭之材的事物一起出山，为天下所用，只能收藏自己的神奇才华，和龙蛇混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君实胸怀浩然正气，能够自我涵养，遨游于山川之间，以长啸歌唱、吟咏诗句寄托自己的爱好，终身以此为乐而不厌，并有几百篇诗在乡里流传吟诵。有一天，他拿出《灵谷三十二篇》，交给他的朋友说：“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只是君实所获得的才华，大概还有潜藏而未显露的地方，难道仅仅都在这些诗里吗？虽然如此，能够观察万物、把它们刻画出来，又用文采加以承接，如果不是巧于作诗的人，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李白诗集后序》【曾巩】

译《李白诗集》原有二十卷，旧本收诗七百多篇，现在增至九百多篇，这是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扩充编纂的。次道既然按类别增广李白的诗，自己作了序，却没有考订、编排作品的先后。我得到这部书后，便考察其先后次序加以编排。李白是蜀郡人，起初隐居岷山，后来出居襄阳、汉水一带，向南游历江淮，到楚地游览云梦。云梦许氏，是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家族；许圉师把女儿嫁给李白，李白因而在云梦停留三年。离开云梦后，他到了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进入吴地，直到长安。唐明皇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任为翰林供奉。不久因意见不合离去，向北到赵、魏、燕、晋，向西到岐、邠，经过商、于，到了洛阳；在梁地游历最久，后来又回到齐鲁，向南游历淮水、泗水，再次进入吴地，辗转迁徙于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第二年，唐明皇在蜀地，永王李璘任东南节度使。李白当时隐居庐山，李璘强行征召他。李璘的军队在丹阳战败，李白逃亡到宿松，因而被捕，关在浔阳狱中。宣抚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审讯治理李白，认为他的罪过较轻，应该赦免；但宋若思的军队开赴河南，于是释放李白，并让他参与谋划军事。宋若思上书肃宗，推荐李白才干可以任用，没有得到答复。这时李白五十七岁。干元元年末，他因牵连永王李璘之事被长期流放夜郎，于是泛舟洞庭湖，溯江入峡，到达巫山，因赦免而获释，停留岳阳、江夏很久，后来又到浔阳，经过金陵，往来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他的族人李阳冰任当涂县令，李白经过那里，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当时是宝应元年。他一生始终所经历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根据李白诗文中他自己所作序言可以考见的。范传正为李白所作墓志说：“李白偶尔乘一叶扁舟，一天能行千里；有时遇到优美的景色，便终年停留不走。”可见李白自序中所记，大概也只是其中的大略。旧史称李白是山东人，任翰林待诏；又称永王李璘任扬州节度使，李白在宣城拜见他，于是被征召为从事；而《新唐书》又说李白流放夜郎，回到浔阳，因获罪下狱，宋若思将他释放。这些记载都和李白自己的叙述不相符合，大概是史书记错了。李白的诗联类引申、援引义理，合乎法度的虽少，但他的文辞宏大奔放、俊逸雄伟，几乎超过屈原一派的诗人，是近代从未有过的。旧史称李白有超逸的才华，志气宏大高远，飘然有超越世俗的心志；我认为这确实是实录，而《新唐书》没有记载这些话，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贺方回乐府序》【张耒】文章对于人来说，有的充满内心便自然流露，放开口便自然写成；不待思考便精工，不待雕琢便绮丽，这都是天理的自然，也是情性的流露。世上谈论雄健暴烈、勇猛威武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刘季、项籍。这两个人难道有儿女般的柔情吗？然而到了经过故乡而感慨、辞别美人而流泪的时候，感情发之于语言，流成歌词，含思深长而凄婉，听的人都会受到感动。这两个人难道是费尽心思才做到的吗？只是直接寄托他们的心意罢了。我的朋友贺方回博学而擅长文章，所作乐府词妙绝一世。他拿一部词集给我看，大多是依照曲调创作的，词句都可以歌唱。有人讥笑方回好学能文，却只在这方面精工，为什么呢？我回答说：这就是所谓充满内心而自然发出，放开口便自然写成，即使想停止也不能停止。至于他修饰润色的精工，那也是他的才华达到这个境界后自然如此，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至于他的词，有的繁盛绚丽，如同游赏金张贵族的厅堂；有的妖媚艳冶，如同牵取毛嫱、西施的衣袖；有的幽深洁净，如屈原、宋玉；有的悲壮激越，如苏武、李陵。读者自然会明白这些。大概其中有说不尽的地方。《海陵集序》【晁补之】文学，是古人的余事，不足以用来显达自身。春秋时期齐、鲁、秦、晋、宋、郑、吴、楚等列国的大夫，显名于诸侯之间，彼此聘问交往，陈述诗歌、宣扬礼义，这些都见于他们的言辞。人们至今称道他们，想象他们的为人，仿佛不可企及；这是因为他们另有事业，尊奉国君、庇护百姓，所举之事重大，所承担的责任沉重，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作用就像粮食药石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而言辞，不过是借助这些事业而施行罢了。战国时期就大不相同，士人一味追逐利益、寻求合纵连横，早晨侍奉秦国，晚上投奔楚国，并不以没有春秋时期诸大夫那样的事业为羞耻；言辞才开始专门用来夸耀贤能豪杰、虚张声势、取悦听者以求争胜。虽然义理都丧失了，但文章还很可喜，因为它距离三代和春秋时期还近。用文学来显达自身，也不值得一提。至于诗，又是文学中的余事。起初汉代苏武、李陵流离异域，写下困穷离别的言辞；魏晋时期更加竞相创作，到了唐代，家家喜爱、人人都能作诗。然而诗写得精工，并不足以取得世俗的资助；经学之士和执掌法律的官吏，都凭章句、刀笔取得公卿宰相的地位；兵家、斗士也凭谋略和勇力专掌军队。像唐代的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在任用人才、关系国家安危成败的时候，有他们也可以，没有他们也可以，所以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遭困穷。从汉代以后逐一数来，都是孙樵所说的那种相继陷于困穷的人。诗既不足以使人显达，又大多如此困穷；然而士人有的无意于取得世俗资助，或许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真正喜爱诗，却唯恐自己学习它而力量达不到，于是苦心经营、雕琢推敲，以至于忘记饮食和睡眠；一旦得到满意的作品，便洒脱自得，仿佛获得钟鼎、锦绣一样快乐，回头看其他嗜好，没有什么足以替代这种快乐。即使多次因诗招来诟骂、遭受祸患，仍然不后悔，说：“我本来就从这里有所收获。”因为这件事没有实际利益却仍然趋向去做，又遭逢患难而更加喜爱，越来越不后悔、不回头，这难道不是贤明吗？《海陵集》大概是许君大方所作，他也是困穷而不后悔的人之一。许君对于诗的爱好很深，大概辛苦刻画、吟咏推敲，像裘氏那样多年不懈；不幸的是，他那种清越的声音和我的困穷相似。然而许君年轻时已经取得声誉，至于其他事业、修身立行、任官做事，都正在向前发展，前途不可估量；为什么还要闭门弹琴歌唱，作出像霖雨、饥饿一样的声音，并且如此喜爱而不厌呢？如果是为了后世的声名，那么和当今迅速取得权位的利益相比，哪一个更好呢？还是说他认为权利和利益不值得接近？那么后世的声名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只是从来没有人用这些话劝告过他，这是他的迷惑。我已经写下这些意思作为序，是赞许许君能够独自做别人不做的事，并不是希求世俗声名；相较于追逐利益、求取迎合，他的做法还更胜一筹，但我也借此作为劝戒。许君字大方，与我和故友张芸叟、张文潜、陈伯修，都交情深厚。《黄子厚诗序》【朱熹】

译我十五六岁时，和子厚在屏山刘氏的书斋相遇，一同师事病翁先生。子厚比我小一岁，读书作文大致不相上下，有时还会参加切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三四年后，我仍和从前一样，而子厚却一下子奋发猛进，仿佛进步不是用寻常尺量能够计算的；他说话、落笔，便常常使在座的人惊异。我本来就感叹他的才华超然，无法追赶，而同辈之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赶上他。从那以后二十多年，子厚的诗文日益精工，琴艺书法日益精妙，而我却日益昏昧懒惰，竟连普通人也赶不上。我又想到自己荒废缺失的地方，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于是干脆断绝了这种念头，只安于自己的顽钝鄙陋，本来就无暇再和子厚在文字之间较量长短高下了。后来子厚一再迁居崇安、浦城，我们相聚渐少；但每当得到他的诗文书札，我一定拿在手中玩味欣赏、赞叹不已，过了很久也舍不得放下。子厚的文章学习太史公，他的诗学习屈原、宋玉、曹植、刘桢，下至韦应物；他看柳子厚的诗，还认为其中杂用今体，不够好。他的隶书、古文书法尤其得到魏晋以前的笔意；总体上气韵豪爽，情趣幽洁，萧然没有一点世俗气。他中年时在科举场屋中不得志，于是发愤辞去，闭门读书，整日清静端坐；有时就拖着手杖到田野间边走边吟，面对山水来自我适意。他作骚体辞章，能够写出楚地的声调和古雅的韵味，并为诗歌安排节奏，使声调有抑有扬、有高有低、有俯有仰，有快有慢；在凌厉顿挫之间，又有幽深微妙、曲折郁结的情致，听的人都为之感动慷慨叹息，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因此他的诗日益高古，竟和世俗相抗，后来再也不可以拿给一般人看。有人偶然得到他的诗，也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只有我还因为没有忘记旧日的习惯，颇能辨识其中用意深远的地方；我没有一次不是反复诵读，深深为之悲伤，认为子厚难道真是因为这个而陷于困穷吗？但我也没有料到他竟会困穷而死。如今我年老多病，余日无多，旧日交游又凋零，已经没有人可以同我谈论这些。我正准备访求他的遗稿，装在匣中收藏，认为后世一定有能喜爱它们的人。一天，三山的许闳生来拜访，袖中拿出子厚亲笔所作的若干篇，另有抄本若干篇给我看，其中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作品。这以后我更加知道，子厚晚年的诗变化开合，恍惚微妙，又不只是我往日所了解的那样。我为之手持诗卷流泪，并在卷后写下这些话。子厚名铢，姓黄，世代居住在建州瓯宁，中途迁到颖昌，已经是某人的第二代孙。他读书能作文，兄弟们也都有非凡的才干，而子厚的成就尤其卓异，足以自己显扬。只是他偏偏没有遇合，困顿穷苦而死，这是可悲的。许闳生曾向子厚学习作诗，得到进入其门径的要领，收集整理他的遗文，竟有这么多。他诚心诚意地编缀整理，老师死后仍不忍背弃他，这又实在值得嘉许。《指南录后序》【文天祥】

译德佑二年二月十九日，我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当时元军已经逼近修门之外，作战、防守、迁都等措施都来不及施行；缙绅、大夫、士人聚集在左丞相府中，没有人知道该想出什么办法。恰逢使者往来奔驰，元军邀请掌管国政的人相见，众人认为我去一趟也许可以缓解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身，心想元军也许还可以用言辞说动。起初奉命出使，往返的使者中没有人被留在元军那里；我更想亲自窥探一次元军，回来后寻求救国的策略，于是辞去丞相官印而不接受，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行。刚到元军营中，我抗词慷慨，上下都颇受震动，元军也不敢马上轻视我国。不幸吕师孟先行构陷，贾余庆随后献媚，我被扣留不能返回，国事于是不可收拾。我料想自己不能逃脱，便直上前去辱骂元军统帅，说他失信，数说吕师孟叔侄的罪过，只想求死，不再顾及利害。元军表面上恭敬，实际上非常愤怒。两个贵族酋长名义上是馆伴，夜里却派兵包围我所住的馆舍，我于是不能回去了。不久，贾余庆等人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军那里，元军驱使我叩拜，却没有把我列在使者的名单中。我按理应当自杀，但还是忍辱前行，古人说这是将要有所作为的缘故。到了京口，我寻得机会逃奔真州，立即把元军的虚实全部告诉东西两路的统帅，约定联合军队大举进攻；中兴的机会，也许就在这里。我停留两天，维扬统帅却下令驱逐客人；不得已，我改换姓名，隐匿行踪，穿行荒草、露宿野外，日日和元军骑兵在长淮之间出没，饥困无聊，元军悬赏追捕又十分急迫；天高地远，呼喊也无法传到。后来得到一条船，躲到沙洲，从北海出来，然后渡过扬子江，进入苏州洋，辗转经过四明、天台，直到永嘉。唉，我临近死亡的次数，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辱骂元军大酋长，按理当死；斥骂叛逆之臣，按理当死；和两个贵族酋长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当死。离开京口时，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乎自行割颈而死。经过元军战船十多里，被巡逻船搜寻，几乎葬身鱼腹而死。真州把我驱逐到城门之外，几乎徘徊而死。经过扬州瓜州、杨子桥，假如遇到哨兵，无不可能被杀死。到了扬州城下，进退都由不得自己，几乎只剩下送死一途。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几千名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入敌手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逻军士欺凌逼迫而死。夜里赶往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死亡。天将亮时躲在竹林里，几十名骑兵巡逻而来，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府的檄文下达，几乎因被捕捉拘系而死。经过城子河，在杂乱的尸体中进出，船和哨船前后相遇，几乎因偶然碰上而死。到了海陵，经过高沙，常常担心会无辜而死；经过海安、如皋，共三百里路，元军和盗寇在其间往来，没有一天不是可能送命的。到了通州，几乎因为不被接纳而死；乘小船渡过鲸波，在无可奈何之中几乎死去，本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唉！生死，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死就死了，但所处的境地危险凶恶，层层显现、交错出现，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等痛苦平定下来再回想痛苦，那痛苦究竟是怎样的啊！我在患难中，间或用诗歌记录所遭遇的事情；如今保存着诗稿原本，不忍废弃，都是在路上亲手抄录的。出使元营、停留在元军北关外，编为一卷；从北关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州，又返回京口，编为一卷；逃离京口，奔赴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编为一卷；从海道到永嘉，再来到三山，编为一卷。将要把它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到它，能够为我的志向而悲叹。唉！我活着幸而免死，但侥幸活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所求的是作为臣子，那么君主受辱而臣子死，我死得还不够受辱；如果所求的是作为儿子，那么带着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去冒险，而最终死去，我死得还不够承担罪责。我将要向君主请求治罪，君主不答应；向母亲请求治罪，母亲也不答应；向先人的坟墓请求治罪。活着不能挽救国家的灾难，死后还要做厉鬼去攻击敌人，这是义。依赖上天的神灵和宗庙的福佑，修治我的戈矛，跟随君王出兵作战，充当前锋，洗雪九庙的耻辱，恢复高祖的事业，这就是所谓发誓不和贼人共同生存，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同样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来无论到哪里，大概都不会找不到死得其所的地方。先前假使我把尸骨抛弃在荒草之中，我虽然浩然无愧、毫无惭怍，但却没有一点可以向君主和亲人自我辩解，君主和亲人将怎样看我呢？实在没有想到我还能穿着宋朝衣冠回来，重新看见日月；假如能够在早晚之间得到正首丘之死，又还有什么遗憾呢？又有什么遗憾呢？这一年夏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作序，题名为《指南录》。《文章辨体彚选》卷二百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 《刘兵部诗集序》【明·宋濂】

译诗是因情感而借托外物来表达的，难道它真的很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若不是天赋超逸的才华，就不能使自己的才具名副其实；才华名副其实了，若不加上考究古代典籍的功夫，审察诸家诗歌的音节和体制，也不能穷究它的运用；功夫加深了，若没有良师益友向他指示规矩、用范围约束他，也不能选择其中的精华；师友很好了，若不是刻苦锤炼，夜里吟咏、早晨讽诵，也不能检验自己造诣的深浅；吟咏积累丰厚了，若再得不到江山景物的助益，那么尘俗的思绪胶着纷扰、闭塞固滞，也不能发挥自己的性灵。五种美德都具备，然后才可以谈诗。大概得不到清丽景色助益的人，情思深沉而郁结；学业不专一的人，文辞芜杂而庞杂；没有师承授受的人，体制艰涩而乖谬；以自己的心意为最高准则的人，见识卑下而浅陋；资质迟钝的人，抒发滞涩而拘谨。古人所以能擅有一代声名，虽然格律各不相同，声调也不完全一致，却从未超出这五项之外。我看职方郎中刘君的诗，大概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刘君名崧，字子高，原是西昌的大族，前代凭科举出身的有三十七人。刘君也因通晓经学而考中进士，但他志趣所爱，尤其在诗歌。何况刘君天分很高，从做童子时起，就常有惊人的诗句。等到长大后更加磨炼自己而不懈怠，上至《诗经》《离骚》，下至魏晋以来直到唐宋的诗作，凡数十上百家，都钻研考察，穷究它们所以如此表达的原因。用功既深，精神融会贯通，完全不再有古今的隔阂。后来他说：“这些固然可以了，但还不够。”于是捆起书籍奔赴豫章，与辛敬、石周浈、汤士弘、郑大同交游。这五人都以能诗著名，见到刘君后，都惊异于他的才华，彼此讨论《诗经》《雅》《颂》的风雅之道，早晚勤勉，有时连睡觉吃饭都忘了。等到拿古诗来验证时，已经黑白分明、了然无疑了。后来他又说：“这固然是这样，但还不够。”再次痛切地督促自己，每天写一篇诗，即使严寒冷得折断胶也似的，酷暑热得金属熔化，刘君仍捂鼻拍膝，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诗篇没有写成就不停笔。几年之间，诗稿卷轴堆满了几案。后来他又说：“这似乎已经有所收获了，但还不够。”于是又准备好布袜和绑腿，登上钓台，三顾山，登虎鼻峰，眺望龙门；有时整日冥思苦索，有时整月流连忘返。然而州里的近处不足以穷尽耳目所能看到的远景，江右境内环绕着奇异山川，不论道路多远，他一定要到那里去。他的胸襟气度渐渐开阔，却始终像是还不能舒展自己的志向。于是又翻越庾岭，舀饮曲江之水，观赏韶石，经过清远峡，登上越王台，［字词不明］酌饮流泉，游览石室，遍观海北的名山，再次渡过鲸波，领略琼台、双泉的胜景，然后回来。刘君的诗到这时便大大兴盛起来。我有幸读到他的诗，只见笔力凌厉，气势迅疾，勇往直前；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都合乎规矩尺度。至于他自己独到的心得，则能随着事物而赋形，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变化莫测；把它放在古人的篇章中，几乎无法辨别。唉，前一千年以前的人，我从这些诗中已经能够了解他们了；后一千年以后兴起的人，谁敢说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人，除了刘君的作品，还有什么能够流传到远方呢？世上没有具备刘君五种美德的人，却只夸说写诗很容易，这话果真可信吗？我宋濂凭着荒疏空疏的资质，玩忽时日，连一篇诗都不能写成。本性很喜欢登临游览，又没有助游的器具，虽然诸生的诗无不读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窥见诗道的门径，辜负师友太多了。这样看来，我和刘君相比，难道不是更加惭愧吗？不过，我虽然不擅长作诗，但对于诗的认识决不在诸位贤者之后，所以借作序的机会同他说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假使韩愈、孟郊重新活过来，也一定不会改动我的话。刘君十九岁以前的诗全都烧掉了，二十岁到四十九岁所保存的，也只有十分之七八。如今由他的门人萧翀编成的，共有若干卷。萧翀字鹏举，也喜爱诗歌，大概是得到刘君传授的人。《樗散杂言序》【宋濂】

译《樗散杂言》，是金华许存礼所作的诗。我曾经得到并读过它，喜爱它取法于比兴，与古代作者很接近。我对存礼说：“当今的诗，我大致都纵览过；寻求像您这样的诗，在一百几十人中，也只见到一两个。若不是经过三十年磨炼洗濯，使精光发扬、灵和流通，哪里能像那出水的渠流一样，不沾染一丝尘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世俗之人心地浊秽、沉溺声色，满足于肥美浓厚的享受，未必能够了解您。然而至宝不能任其埋没光辉、隐藏光彩。我应当为您作序，使它流传下去。后来存礼让侍史抄录他的全集，在龙门山下拿给我看，于是我为此说道：“诗到三百篇便停止了吗？不过诗的体制有三种经、三种纬。所谓三经，就是风、雅、颂，诗的声乐部分由此建立；所谓三纬，就是赋、比、兴，创作的方法和裁制由此确定。所以《周官》中的大师教导国子，一定要使他们掌握这六项。三经三纬，是为了详细听察诗的音节，玩味它纯正的义理，培养端正的性情。诗的作用深远而宏大，大概就是这样。唉！学习诗的人，难道可以不取它作为准则吗？” 学习诗的人固然不能不取它作为准则。至于作品品格和裁制端正，能够公正地沟通物我，格调高而不过分激越，格调低而不流于鄙陋，那么评论诗的人又怎么可以不把它作为衡量的尺度呢？诗一变而成为《楚辞》，虽然体制有所不同，但至于因情感而托物，以忧思、眷恋、恳切、悲恻的心意，寄托尊君亲上的感情，仍然同《诗经》一样。再变而成为汉魏诗篇，古朴虽赶不上《楚辞》，但能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也还保有古代遗留下来的美好。第三变而成为晋宋诸诗，就逐渐远离古道，有所得也有所失，不是言辞所能完全说尽的。唉！三变以后，天下难道还再有诗吗？并不是没有诗，而是合于古道的诗很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风扬起沙尘，天地白昼昏暗，雨和冰雹交相落下，万物都失去光彩；不知道孔子删去的诗中，是否有这样的作品？编织事实，炫耀花藻，偏僻艰涩、难以理解，硬说它玄妙神秘；不知道孔子删去的诗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作品？牛鬼蛇神，施展奸巧眩惑的技艺，庞杂荒诞、变幻无常，无法追问究诘；不知道孔子删去的诗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几乎数不胜数。孔子，是我们这些人愿意学习的人。孔子所取的诗是那样，而后世作者却成了这样，还能称它为诗吗？唐宋各位名家，接近古道的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为什么又那么多呢？如今世上以诗著名的人，像蜂群涌起、泉水涌流一样。与唐宋相比，似乎又有所不及，姑且放下不论。间或有人倡导所谓江南体，轻佻浅薄而浮躁，几乎像乡里小人骤然学会高雅谈吐，却夹杂着猥亵言语。每次见到这种诗，我总是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诗竟到了使人不愿看的地步，那么世道的败坏又到了什么程度呢？这就是我读存礼的诗时，不由得深感喜悦，继而又叹息的原因。唉！假使从一个乡推广到一个县，从一个县推广到一个州，从一个州推广到四方，人人都像存礼这样，那么诗道差不多就可以恢复古风了吧？我虽然不会作诗，但评论诗颇自以为比别人稍有一日之长。因此喜爱存礼的作品，不等他请求，便自行替他作序。若不是深通诗学的人，大概不能了解我心中所存的意思。《项伯高诗序》【刘基】言语产生于内心，发出便成为声音；诗，就是声音形成篇章。所以世间有太平和乱世，声音也随之有哀和乐的变化，这全都出于自然，并非有人能够强行造成。因此春日禽鸟的鸣声，欢悦而和乐；秋日虫子的鸣声，凄凉而急切。无情之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年轻时读杜少陵的诗，很奇怪其中多有忧愁、怨恨、压抑的气息。评论者说，他遭逢时世的动乱，于是把怨恨悲愁发为言辞，哪里能够和乐呢？可是由于当时见闻不同，我还不能完全明白。近五六年来，战争接连发生，百姓和万物凋敝，满眼都是令人伤心的景象。每当我把这些感受形诸言辞，就不自觉地凄怆愤懑，即使想停止也做不到。这才知道少陵发自性情，实在是不得已；而我过去的惊怪，正如夏虫怀疑世上有冰一样。所以如今读项君的诗集，深有感触。项君同我出生在一个郡，比我年轻；看他的诗，却冲淡平和，逍遥闲适，仿佛只有欢乐而没有忧愁，这是为什么呢？唉！当项君作诗时，王者的恩泽流布四方，海内山岳安定。项君虽然没有被世间任用，却能够放情于山林泉石之间，耕田钓鱼，不受当时世事的束缚。既然发为言辞，又怎么会不和乐呢？凭项君的文学才华，却不能在台阁中显达，施展才华来文饰太平，这是人情所感到遗憾的事。但项君不是这样，他怀抱志向而处身幽居，甘于寂寞而没有怨言。项君也真贤德啊！贤者不能被世间任用，却又不能果断地忘却世事；我又不知道项君近来的作品，还能不能不凄怆愤懑，而长久保持和平闲适呢？还是不能呢？我感慨到了极点而思考这件事，所以作序来询问他。《照玄上人诗集序》【刘基】

译我初到杭州时，向郑希道先生求访贤士。先生对我说：“照玄上人作诗，雄健俊秀、峭拔挺立，近世以能诗著名的人，没有谁在他前面。”我一向知道郑君善于鉴识，而且说话不违心，便常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等到我在杭州访求时，却没有人能谈到上人善于作诗，我心中暗自觉得奇怪。后来我迁居白塔下面，而上人正住持万松岭的寿宁寺，这才开始全面读到他的诗作。他的诗浩荡如奔腾的波涛，森严如武器库，峭拔如苍松生长在悬崖上，凛然不可攀援；至于忧虑世事、感慨时局的情怀，则常常流露在言外。唉！这样看来，他不在杭州人中以诗闻名，不也是应当的吗？诗究竟为什么创作呢？情感从内心发出，表现在言语中。《国风》《二雅》列入六经，有的赞美，有的讽刺，有的劝诫，没有不有益于世间教化的。因此先王用它来考察风俗，观察政治的兴衰，以传达困穷而处于下位者的情感。难道只是词章而已吗？后世太师的职务废弛，于是夸毗戚施之类的人，全都用诗来承载谄媚，所以溢美的话多而讽刺少；流传到宋代，诽谤之狱便兴起了。这样以后，风雅之道便扫地殆尽。如今天下没有听说有禁止言论的法律，但人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习气没有改变，所以作诗的人无不把吟咏风月、玩弄花鸟当作能事，以达官贵人为取法对象，却不以古人为老师；在众人的评议中决定轻重，却不能分辨玉石，昏昏嚷嚷，你唱我和，互相结党附会，又转相诋毁，而诗道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了。那么，上人如今不以诗歌为世人所称道，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唉！有伯乐之后才有人识得良马，有匠石之后才有人识得梧桐和楸树。自古至今，伯乐有几人，匠石又有几人呢？怀抱奇异才材而没有遇合、因而默默死去的人不少。我既重视上人的诗，又悲叹世人不知道郑先生是伯乐、匠石，所以为他的诗集作序说明缘起。《文山诗史序》【刘定之】我年轻时得到宋丞相信国文公的《指南集》，读过它；但听说文公被囚禁时有一部集录杜甫诗句的诗集，却没有见到。等到我任职翰林院，才见到并抄录下来。这些诗都是古体，五言四句，共二百首，分为四卷。第一卷叙述他的国家，第二卷叙述自身，第三卷叙述朋友，第四卷叙述家人，最后用来抒写本心、感叹世道。内容无非是说人能够胜过天，夷狄猾夏而仍有待于天，人能够胜过他人，夏族改变夷俗终将有时。卷目的次序都是文公亲自划分的，先国事而后私事，把自己的一切交付上天裁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俗本有时把它们混杂起来，如今都替它恢复原来的次序。集子开头有总序，又有小序散列在各章开头，后面还有跋尾。序跋有文字残缺的，涉及元朝君臣、宋朝叛逆之事的残缺处便不写出，使知情者可以按意思连接阅读；如今都补全了。凡写成白字的地方，不抹去文公原来的意思；不书写纪年，是陶靖节删去‘永初’年号的用意。姓某、字履善的人，是《指南集》中所谓范雎改名张禄、范蠡改名陶朱的意思。只是他的处境比《指南集》所写的时代更加艰难。小序末尾多写“悲哀啊”，这是文公为国家灭亡而悲伤，为忠臣义士同归于尽而哀怜，为家族殉国而痛惜，并且把自己置于死地；难道一定要等到面向南方再拜、伸颈受刃的时候，才下定决心吗？唉！孔子不以仁来称许一般人，却唯独用仁来称许殷代的三位臣子和孤竹国的两位王子。我认为像文公这样的人，文山是在京口隐居而不受污染，伯颜把他拘禁在江上的战船中，弘范把他囚系在海船上，世祖把他拘禁在燕地狱中，虽被囚禁却不屈服；在庾岭服药，在乡郡绝食，后来在燕市被斩首，死而无悔。他把微子、箕子、比干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这难道不就在文公身上吗？至于这些诗的创作，难道只是如此而已吗？《麦秀》《黍离》之歌，作于国家已经灭亡之后，而作歌者本人还可以不死；怀沙、抱石的言辞，作于自身临近死亡之时，而国家还没有灭亡。自身将死，国家已经灭亡，于是才有首阳采薇之歌、燕狱中集录杜句的诗，这就是所谓“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的境界。把伯夷、叔齐的话合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言语的，不正在这些诗中吗？以这样的心来作这样的诗，文公大概可以称为仁人了。仁，是天地的元气；在古今人的最高处，它是日月的光明、风雷的壮威；在下则是江河长流、山岳永镇的根由；它浑然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君臣、百姓、万物赖以长治久安的根本；在宋代末世，它就是文公的本心；在文公死去时，它又成为这些诗。有读了这些诗却不悲伤流泪的人，我认为不是仁人。文公同时代有一位吴郡人张子善，也曾集录杜甫诗句来叙述文公的一生，大致说明他的事迹在后面，正要用来相互印证。如今内相安成彭公纯道得到他的抄本拿给我看，于是我抄录下来，附在文公诗集之后，合起来题名为《文山诗史》，取自文公序中的话。文公的宗孙廷佩想要刻印流传，于是我作序交还给他。廷佩又曾继承父亲的志愿，修建祠堂来祭祀文公，可以说是贤者了。《顾谨中诗集序》【解缙】

译臣解缙年轻时早晚侍奉太祖高皇帝，携带笔墨纸张来等待圣上的思绪。皇上尤其喜爱作诗，睿智的思绪英发，神妙的文章蓬勃兴起，像雷轰电逐一般，顷刻之间便写成精妙之作。圣上的玉音滔滔不绝，数千上百字一气呵成毫无停滞，臣解缙总是急忙草书写满一幅又一幅纸，笔来不及停下，也来不及点画完毕便进呈上去，等到墨点定下来，只须吟咏数遍而已，有时连一个字也不改。因此我曾喜欢诵读古人铿锵洪亮、光明朗润的作品，尤其厌恶咿哑含混、猥琐鄙陋的诗，认为衰世的作品不足观，而天下作诗的人很少能得到诗的真意。有一位诗僧叫宗泐，常把自己精思苦吟、认为得意的诗作一百多篇进呈。皇上只看一遍尚未读完，便每天和着它们的韵作诗，作品雄浑深厚、宏阔伟丽；与宗泐的诗相比，就像大明之光照临小火。像宗泐这样的诗，尤其不足以承当圣上的心意；圣人与贤人的器量相差悬殊，固然就是这样吗？近来我供职内廷，有幸看到先皇御览过的书籍，见其中题写着“顾录诗集二篇”，大概是先皇曾放在身边的，深深得到圣心赏识的作品。臣解缙急忙取来阅读，见其中有高出一世的抱负，却说世人没有人了解自己；有洞察万古的志向，却说圣人也可以赶上；说麒麟凤凰可以驯服亲近，九天可以安然行走，帝王所居之处也可以趋近而入。他说把亿、千、百等漫长的数量都看作片刻，把日月看作可以抚弄，把星辰看作可以推挤抛掷。他说风云可以吹吸，雷电可以驱使奔走，造化鬼神可以叱喝命令。他之所以这样自持，大概是将要同天地长存，并把历代圣人视为同道。因此，上合乎高皇帝喜爱他的诗而不忍释手的心意；而天下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诗如云行水流、同万物无所争，不明白的人却认为他狂妄、愚蠢。但这些人都不足以了解他，只有高皇帝了解他，我解缙了解他；从今以后，后世还会有人了解他，并叹息再也不能见到他了。顾录，字谨中，是松江人，起初以太学生身份掌管太常簿，因高皇帝郊祀而有任职奉事的荣耀；后来显露才名，多次被人排挤毁谤，高皇帝怜惜他而加以保全。我平素见过他进呈的诗，现在他被擢升为蜀王府教授。我平素同他相知却未曾相识，如今一见面便如平生好友般欢悦，倾心谈论诗歌；他又把诗集给我看，所以我按照上述意思为它作序。《刻阮嗣宗诗序》【李梦阳】《诗经》三百篇虽然已经远隔久绝，但后来的作者仍取法汉魏。我看魏诗，阮嗣宗居于首位。为什么呢？浑然自然的声音，同那些雕琢文饰、迎合心意的作品相比，正属于另一类。只是知音很少，得到的实际响应也少。钟嵘说：“阮嗣宗的《咏怀》诗，洋洋然合于《风》《雅》，使人忘掉它的浅近，这话并没有说错。”颜延年的注，今天已经无法考见。不过我看陈子昂的《感遇诗》，差不多接近阮嗣宗。唐代诗音浩荡流转，开辟了源流。到李白作《古风》，都以阮籍的辞章为宗祖。宋人探究古代作者的根源，只把陈子昂、李白推为极致，难道是没有见到阮籍的作品吗？谁说天下还有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呢？如今把我过去抄录的阮籍《咏怀诗》八十篇刊刻在这里，讹误缺漏暂且仍旧，等待有见识的人校订。《刻陆谢诗序》【李梦阳】李先生到了都昌，登上石壁山，浏览谢氏精舍的遗址，俯仰四顾，感慨万分而兴起怀思。知县徐冠说：“从前山壁上嵌有‘精舍’二字，二十年前，本县人还能够看到；后来被盗贼凿去，已经没有了。”于是李先生登舟，前去观看嵌字的山壁。当时秋高水落，山壁高耸直立，怪石支撑着，石壁上横嵌着字，经过风雨侵蚀剥落，藤萝苔藓交错遮蔽。李先生回头对徐生说：“你也知道谢康乐的诗吗？那是六朝诗人的冠冕。但他的诗最初本于陆平原，陆、谢二人又共同以曹子建为祖师。所以钟嵘说：‘曹、刘几乎是文章中的圣人，陆、谢是风格相近的才子。’五言诗不是宗法汉代，就是宗法魏代，本来如此。再往下的作者，就应当仿效陆、谢了。这就是所谓画天鹅画不成，尚且还像野鸭。唉！这话难道可以同不懂的人说吗？”如今辑得陆机诗八十六首、谢灵运诗六十四首，让徐生刻在县学中。《熊士选诗序》【李梦阳】熊士选是丰城人，名卓，字士选。弘治丙辰年考中进士，任平湖知县，升为监察御史。后来因刘瑾而被罢职归乡，被罢职的共有四十八人，我也在其中。刘瑾把我们的姓名下诏公布天下，称为党人。刘瑾被诛杀后，我起复任江西官职，经过丰城，到曲江岸边访寻他，却发现他已经去世。我先到他的墓前哭祭，又收集辑录他的遗诗，得到六十篇；但都精细华美，便抄录下来，让它们藏在他家中。李先生说：我对于士选的死亡，因而对祸福转折的关键产生了疑惑，实在感到痛苦。总之我确实不能深解，也没有办法推测。往来显著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过去我在曹署任职，暗自庆幸能够侍奉敬皇帝。当时国家承平已经一百三十多年，政治体制宽裕，百姓生养繁殖，斧头砍伐几乎深入山谷，马牛遍布田间道路。即使在民间，人们也轻视绫罗，粮食肉类多到腐烂，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的极盛。然而当时海内没有盗贼战争的警报，百官在朝廷从容办事，入朝时佩玉振响，出行时马珂鸣响，升降进退、政治治乱都不牵挂在心。大概有空闲时便聚会饮食，考订文史，朋友讲学，群体吟咏，深入探究幽微、剖析疑难，于是都能尽情用力于博大的学问，这也达到极盛了。当时士选任御史，每天同四方士人交游，声名光彩显赫，很有如千仞高山等待凤凰来展示光辉的期望。太平达到极点之后便接着发生动乱，名声太高之后便招来毁谤；丁卯年以后的事情，我实在难以说了。当今皇上已经诛除乱贼，使天下恢复正道，百姓心志向善而不作奸，又可以称为一番太平，这也是事物往来的规律。然而如今盗贼反而日益不能平靖，学士大夫相互放下礼器而议论战争。假如上天让士选多活一些年，在这个时候承受任用和托付，他一定会像山岳耸立、猛虎跃起，在同辈中显露头角，即使死也无憾。可悲啊！古人说过：“观察事物反复的变化，应当多看事物的规律。”这大概是说祸福、治乱必然相互转化。士选先前遭受党祸，已经很惨了，如今却又死去，难道不是正好遇上了转折的定数吗？考察事物往来的变化，没有不依据确实情况的；确实情况明白，然后关键才可验证；关键得到验证，然后治乱的规律和祸福的征兆才会显现。如今既然没有遇上这个转折，我又凭什么来推测事物的往来呢？所以说，我对于士选的死亡，因而对祸福变化的关键产生疑惑。然而盗贼平定已经指日可待，而士选这个人却终究已经不在了。我怎么能不悲伤呢？所以既收集辑录他的遗诗，又用言辞更加哀悼他。《诗集自序》【李梦阳】

译李先生说：曹县大概有个王叔武，他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如今道路上的叹息、巷陌中的歌唱，劳苦时的呻吟、安康时的吟咏，一人唱而众人应和，这些都是真实的，这就叫风。孔子说，礼制失落以后，就到民间去寻找。如今真正的诗正在民间，文人学士却往往把押韵的语言称为诗。孟子说，诗亡之后《春秋》才创作出来，这大概就是风也随之被抛弃、不再列入乐官的原因，真可悲啊！”李先生说：“唉，奇怪啊，真是这样吗？我曾听过民间的声音，它的曲调胡俗，情思淫靡，声音悲哀，歌词柔靡，这是金元的音乐。怎么能说是真实的呢？”王先生说：“所谓真实，是声音的发出，也是情感的根源。古代各国有不同的风俗，风俗就形成相应的声音。如今的风俗既然经历了胡俗，那么曲调怎么能不胡俗呢？所以所谓真实，是声音的发出、情感的根源，并不是雅俗的分别。而且你所听到的，难道也是按照曲谱配成的声音吗？难道没有率然兴起而歌谣、突然涌发而讹变的声音吗？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但长短、快慢没有不协调的，这是谁使它们如此的呢？”李先生听了，惊醒般站起说：“伟大啊！汉代以来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了！”王先生说：“诗有六义，比、兴最为重要。” 文人学士的诗，比兴少而直率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情感少而在词藻上用工多。那些道路巷陌中蠢笨的人，本来没有文采，但他们歌唱、呼喊、呻吟、吟咏，行走时小声说唱，坐下时放声歌唱，吃饭时发出声音，醒来时叹息；你唱我和，无不有比、有兴，无不是真情，这就足以用来观察其中的义理。所以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李先生说：“即使如此，您所说的只是风，难道雅、颂不是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吗？”王先生说：“这种声音在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即使有作者也极少。”李先生于是怅然若失，又豁然醒悟。于是废弃唐代近体诗的各篇，改作李白、杜甫式的歌行。王先生说：“这只是驰骋才技的手段。”李先生于是改作六朝诗。王先生说：“这只是绮丽文辞的余绪。”于是改作晋魏诗，王先生说：“这是借用辞语而连缀义理，这才叫有意。”于是改作赋和《离骚》一类的作品，王先生说：“改变它的意思而袭用它的言语，这叫有路径可循。”于是改作琴操、古歌诗，王先生说：“相似了，但只是糟粕。”于是改作四言诗，出入《国风》《雅》，王先生说：“接近了，但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您还是歇息吧！”李先生听了，黯然无言，无法反驳。于是把自己的诗抄录下来藏在箱笥中，至今已有二十年，才有人刻印传播。李先生听了又害怕又惭愧，说：“我的诗并不真实，正是王先生所说的文人学士的押韵之言，是情感少而在词藻上用工多的作品。不过它又只是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所以我自己题名为《弘德集》。我常常想改写它，以求得真实，但如今已经老了。曾子说：‘时光有时会使人来不及，难道这还叫学习吗？’这部诗集共三十三卷：赋三卷，三十五篇；四言、五言古体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诗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诗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绝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绝句以及六言、杂言诗一卷，一百二十篇；总计一千八百零七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七篇〕 《结肠操谱序》【李梦阳】李先生既作了《结肠之痛》，嘉靖初年，京口人陈鳌来到汴地游历，以诗歌著名，并把它谱入琴曲，这就是《结肠操》。李先生说：“唉！陈生太过看重我了。这篇作品，为什么要把它谱成琴操呢？从前我遭逢妻室丧事，亲眼看见那些异常的情景，感伤、警惕、吟咏，于是提笔铺陈言辞；那不过是粗疏荒鄙的声音，姑且用来发泄愤懑、郁闷和忧苦罢了。但我一直担心当今的君子认为我喜好怪异，陈生却反而把它用琴声传扬出来并谱曲，使它流传给君子们听，他们将怎样看待我呢？”陈生说：“我听说，天下有特殊情理的事情，没有不是情感的声音，为什么呢？关于常理的言语本来是平常的，有时受到激发而变得乖异，那么它的幻化变化就不可预测，《易经》所谓‘游魂为变’就是这样。至于它成为声音，便是由情感发出、由内心产生的。《礼记》说：‘人民有血气、心知的本性，却没有固定不变的哀乐喜怒；受到感应、因外物而发动，然后心术才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情感触动肠腑而发出声音，完全不改变地表达这种忧虑，本来就是真实的情感。因此这篇作品，我首先用琴来演奏它。手指在琴弦上游移，徽位流转，声音细促而衰杀，由此可以知道悲哀从哪里产生；同五音相比，它暗淡而悲伤，由此可以知道它的音调属商。” 随后再三奏出舒展的节拍，声音沉痛深长，像痛苦而呻吟，像怨恨而吟咏，像野鸡在早晨鸣叫，像鹤在幽暗处长鸣；余音则萧瑟作响，像想要申诉却哽咽，已经吐露出来却又在中途凝结。这就是楚地遗留下来的声调。李先生说：“我创作这篇作品，是把长歌当作哭泣了。知道它的思绪深沉，因悲伤、忧苦、别离而灿然显现，像被放逐的臣子怀沙而死，迷失方向，不知要往哪里去；却不知道它的‘些’声仍然是楚地的遗风。知道它的情调萧瑟凄清，像回风吹落树叶，寒蝉在傍晚聒噪；却不知道它的音调属于商声。知道它是在抒发哀情，却不知道它的声音细促而衰杀。所以，声音没有琴便不能显现，音调没有声音又如何传扬，诗没有音乐人来演奏，它的文辞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有两张琴，却不会弹奏一张；妻子还没有去世时，见到琴便常常责备我说：‘你不会弹琴，难道也能作诗吗？’妻子还亲自抚弄琴弦，也常常奏出悠扬的声音。唉，陈生，我怎么能够听到你的琴声呢？我怎么能够听到你的琴声呢？” 《海叟集序》【何景明】

译景明做官时，曾同学士大夫谈论诗，认为三代以前一天也不能没有诗，所以那时的政治美好而不可超越。三代以后，谈论政治的人不涉及诗，就同没有政治没有区别。然而诗不能流传，原因有两个：把学习看作义理之学的人，把诗比作曲艺小道而不屑于学习，于是诗辞亡失；创作诗的人，大多受当时流行趣味牵引，不知道向上追求古道，于是诗意亡失。辞和意都亡失，诗道便废弃了。所以学习诗的人，假如不是喜爱古道而坚定相信，就不会有所成就。这就像弹琴：古代琴曲人们不喜欢听，又难以学习；新声繁复艳丽，容易学习，人们又喜欢。若不是确实有自信，谁不去学习容易的、迎合人们所喜欢的东西呢？如果这样下去，只会使古道最终无人听闻罢了。景明学习诗歌，从做举子开始，到如今做官已经十年，每天都觉得以前所学并不正确。诗虽然在唐代极受推崇，但喜爱古道的人，自陈子昂以后，没有比李白、杜甫两家更好的。然而两家的歌行和近体诗，确实有可以取法的地方；至于古体诗，仍有偏离古道之处，还不能全部取法。所以景明学习歌行和近体诗，取法于李、杜，旁及唐初、盛唐诸人；古体诗则一定从汉魏诗中求取。虽然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得到，但我坚持以此自信，不敢被人夺去。今年罢官归来，自以为有余力纵观古人的言论，又想取来本朝诸位名家的文集阅读。然而没有得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读到的也都不合我的鄙意。唯独海叟的诗最为出色。海叟的歌行、近体诗取法杜甫，古体诗不完全合乎古道；但他的取法也一定自汉魏以来，他的成就，大概只是各方面具备而尚未宏大。唉，他的见识也实在少有人及。我的同郡太守孙懋仁公笃爱古道，他的儿子继芳跟从我讨论学问，很有志向，曾经搜求没有刻本的古书来传给我。他说，古书自六经以下，先秦两汉的文章，已经有刻本流传的也足以阅读。海叟是明朝初年诗人的首位，却人人都不知道他，这可以看出喜爱古道是多么困难，也说明他的诗不能不流传。于是我把诗集交给他，同时附上这些浅陋的话；读者也将凭借这些话来探求海叟的心意。海叟姓袁，名凯；他的诗集由陆吉士深编定，户部李梦阳作有序文，他的仕履经历可以考察知晓，这里不再叙述。《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一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一 《碧梧轩诗集序》【明·王慎中】不得志于当时，便寄托在诗中，以宣泄怨愤，表达不平之思，这样的人大概很多。所谓不得志，难道只是因为贫贱吗？才能不足以为世所用，于是困顿于贫贱，这是应当的，又有什么可怨呢？才足以为世所用，却又贫贱，这样的人有怨也合乎情理。他所寄托的言语，必定出于不平；烟云水石、虫鱼鸟兽、花草树木这些景物，凡是眼中所见，都可以成为引发怨情的事物；把它们写成诗，表现的都是不快乐的情志。这种人内心的气度虽然未必宏大，但这不也是他的情感所不能避免的吗？淮府仪宾、上海人李士达，大概就是不得志的士人。我从他的儿子博士李榕那里得到请求，读到了他的诗，就是所谓《碧梧轩集》。李君的诗却格外冲和融洽、宽舒闲暇，具有和平的意趣。难道是因为亲近王府的富贵，渐渐受到华靡玩乐和宴饮偷安的熏染，忘记了自己想要为世所用的志愿，以至于原来魁伟杰出、崛起奔放的气概被磨炼消解得一干二净，不再留下怨情了吗？还是因为他安于时势不可希望、命运无可作为，把志向放到事物之外，以此自我排遣而使内心平和呢？不得志于世的人，在还有一线希望时，或许还会有所期待；最终认为再也无可作为，便停止希望，完全释然了。如今同宗室亲属通婚的人，便断绝了入仕的道路；而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若不入仕就无处施展才干。李君所遭遇的既然如此，即使想不放纵自己的志向来排遣，又怎么能够呢？不得志而且贫贱的人，他的处境足以使自己以高隐、困约、枯槁、偃蹇自守而显出奇异；受到龃龉、触犯时便泄露锋芒，他的怨情还不算太深。如今他被称为不得志，却又被名声、恩宠和命运所束缚，入朝时同庸庸碌碌的人为伍，出仕后又无法把自己同那些繁华奢侈、依附权势的人区别开来；这种郁结得不能安处的处境，大概比贫贱者所处的情形更加严重。李君又凭什么自我排遣而使内心平和呢？唉！如今那些同宗室之家联姻的人，彼此以逸乐为欢娱，争相追求华丽丰厚，还担心享受不够，犬马和子女的供养全都满足便感到喜悦。唯独李君深沉寂寞，蓄积自己的气概，苦心思索，把情怀寄托在烟云水石、虫鱼草木之间，极尽陶冶雕琢的功力，同寒士争夺一丝一毫，唯恐有所不及。这是因为他的内心对于富贵生活的供养大有不能释然之处，愤懑郁积，于是从诗中决然发泄出来。谁说李君的心果真能够完全释然而平和、他的诗词虽然不写怨恨呢？大概他的怨恨所存之处反而更加深了。我既然看完并编定了他的诗，于是替他发扬此意并把诗集交还。博士李榕以醇厚的学问、笃实的品行为乡里和国家所称的善士，却困顿于主管科举任用的官署，最终只凭一部经书教授学生，正是所谓不得志的人。他的天性尤其深厚，读到我的文章，一定会流泪，不能自持；他会认为，了解他父亲志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读《碧梧轩诗》的人，再参看我的文章，大概就能了解李氏父子的心意了。《朱碧潭诗序》【王慎中】

译诗人朱碧潭，是汶地名家之子。年轻时跟随父亲远游，往来于荆湖、豫章之间，泛舟洞庭、彭蠡、九江一带，冲击颠簸于波涛之中，认为这很壮观。登上匡庐山，游览赤壁，观览古代名贤栖居隐遁、长啸吟咏的遗迹，因而激发了志趣，便学习作诗，沉溺于酒而任性放纵。他酣饮嬉游、颠倒失态时，笑喊欢娱，把诗当作乐趣，却回头对人说没有人能理解我；人们也都轻视他，他并不放在心上。他的诗当时不能流行，屋壁、门窗上题写的诗墨迹到处都是，涂抹得淋漓满壁，也只是用来使家人妇女孩子惊异罢了。他贫穷得不能谋生，家人讥讽他说：“这是什么可厌恶的东西，只会污损墙壁门户，又不能当饭吃，难道是在画饼吗？”于是拿笔砚投掷他，想以此激怒他，希望他另有所作为。朱君不生气，也不改变。有一天，郡守发布教令，访求所谓朱诗人碧潭。吏人拿着教令在市中喧闹询问，没有人知道是谁，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朱君。吏人来到门前，强迫朱君进府拜见。朱君穿着粗布衣服，衣袖窄、衣襟长，大步走进府署，郡守下阶同他行礼。朱君没有什么不敢承当的，长揖之后登堂入座。朱君住在西郊偏僻处，在田野、山林、山麓交界之地，整日没有人迹。郡守独自出访他，只见几间破旧亭屋，倾斜欲倒，竹子支撑着它；郡守便在竹下坐守。亭中烟气突起，白昼也显得湿暗；朱君随即拾取槠树叶烧火，烧笋煮茶给郡守的皂隶饮用。他忍受饥饿，任凭门外的人辱骂，像是没有听见。于是朱诗人的名声在郡中喧传开来，他的诗也渐渐流传于人口。然而，因为一个平民竟同郡守交往，指指点点的人很多，讥讽嫉妒纷纷而起。郡守之所以像这样降低身份礼待朱君，又不能作诗，是因为郡守的父亲从前与朱君的父亲有交往相知的情谊，借此讲求友好、报答旧日恩德罢了。朱君的诗虽然因此被人听闻，人们仍不知道珍重他的诗，反而又拿这件事来诽谤他。唉，可以说是困穷到极点了！世上凡是有特别爱好的人，必定有某种事物深深切合他的欲望，使他心中极其满足；他求得它便快乐，即使生死也不能改变，又哪里会计较外界的得失呢？诗若不能在当时出售，用来换取资财、博取宠幸，朱君确实明白这一点。他甘愿闭门吟咏，受冻挨饿、衰颓沮丧，却不厌弃自己的爱好，原因就在这里。人们不懂得珍重他的诗，哪里足以扰乱他的志气、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朱君曾拜访我，带着几十首诗作为见面礼，神色谦卑，言辞诚恳，大意是自得于自己的长处，并不以别人不了解他为忧，只希望得到我的一句话作为凭信。难道他把这种志向刻入肠中、镂入肺腑，爱好得过于强烈，虽然不计较外界得失，却仍不能忘掉区区的名声吗？唉，这本来就是朱君所爱好的原因。朱君死后，我因此特意为他的诗作序并刊行，希望不使他的心意落空，难道是认为我的文章足以使朱君的诗在身后增重吗？《五子诗集序》【王慎中】诗这种事业，道理确实深奥，而具体功夫却似乎微小。逐字推敲、安排词句，协调声律，使文辞值得玩味、声音可以吟诵，这也是具体功夫的微小之处。按理说，这不应是人们难以达到的境界；可是那些显赫的大人、有鸿大功业、文章施行于当世的人，常常苦于不能做到，往往竭尽一生的勤劳，在片言只韵之间争论工拙，却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反而乡野农夫、闺中妇女，即使任凭贪慕忧思的感触，借助相类之物、切近之物来歌咏自己的心志，有时却能达到精微之境。大概诗道深奥的地方，寄寓在天地之间，感动于人心，触发于万物的变化。即使只是转动喉舌、冲口任意发言，但在喜悦和忧戚、急促和舒缓之间，探取外物、引发联想，也常常会同深奥的道理相遇。唉，这也真奇怪啊！诗的具体功夫虽小，即使是当世显赫、力量巨大的人，也不能仅凭意愿得到；诗道深奥，却是普通男女不费力便能获得的。这就是诗道之所以深奥，而它的具体功夫最终也不能说是微小的原因。我天性喜欢作诗，幸而才具不合于世，处处龃龉而困穷，事业功名没有什么表现。又承蒙上天诱发我的灵性，使我不同于普通男女的愚昧，对于诗道深奥之处偶然有所明白，间或独自喜欢采集民歌俚谣，观察其中真实的机微，用来考察风俗教化、验证人的性情。可是田野和闺房中的声音，未见有合于诗道的，难道像古代《国风》所列的那样，流行于天地之间的诗道从未泯灭，而它感动人心、触发万物的作用却有时会断绝吗？我想一定有奇异节操、怪异行为、慷慨磊落的人，不涉足声名浮华，隐身于饮酒下棋之间，混迹于屠宰、垂钓之中，愤懑傲视，彼此作成言语，嘲弄风月，刻画草木，以此宣泄气愤、使内心快乐，那么不泯灭的诗道，大概将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而保存下来。如今得到所谓温陵诗社五子的诗，读来发现五人各有奇异节操和怪异行为，既然在当时没有用武之地，便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作诗上，彼此呼应唱和，以此获得最大的欢乐。旁观者都笑他们狂妄荒谬，甚至加以指责。五人却独自欢喜自得，毫不顾虑。我读他们的诗，喜爱其中有合于诗道深奥之处的地方。我平日心中所想，没想到有一天竟能见到这样的人，而且还出在同乡。想到诗道将要断绝，而仅仅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不禁叹息。我想把诗歌具体功夫微小的一面告诉他们，使他们竭尽力量去追赶古代作者的盛况。五人没有怀疑我。我如今读到的诗，都是五人的初作，已经可爱可喜到如此地步；如果他们确实竭尽力量、不懈怠而不停止自己的才能，便可以追赶古代作者而同其盛美。我也不怀疑五人。我虽然不合于世，仍然出身于接近名声宠遇之地，稍稍沾染了利禄，因早早废弃，才得以长久困穷，还希望诗道能够有所成就。像五人的困穷特别严重，我哪里能够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极处呢？可是我又因此悲伤：五人果然在世上毫无用处，只能凭借诗歌这种具体而微小的事业成就自己的名声。《陈少华诗集序》【王慎中】

译自汉代以来，作诗的人很多。这些人大都凌厉夸张、放纵傲慢，睥睨他人、踞傲暴虐，挟持才能而气势盛张，触犯万物，冒犯整个世道。有的放浪谈论诡谲之事，轻薄浮泛而没有根基，喜欢自我夸饰、任意放肆，脱离约束而成为轻慢侮辱，世人都可以同他戏狎，对人却没有什么值得尊敬之处。他们忧愁逼迫、愤懑无聊，仿佛天地都无处容身，世人也不能同他们相处。他们喜欢抒写不平，多有讥刺怨愤，又善于悲叹，因此能够设置奇特譬喻、寄托怪异意象，探究深处、揭示隐微，穷尽四时变化，联结万物类别，写成言语，来表达人的情感中想写却不能写、本来具有却无法发抒的东西；他们的诗歌工巧，往往因此达到极致。虽然诗写得工巧，却也因为傲虐慢侮、怨悲讥刺而背负世人的责难；有那样才具的人固然难免如此，难道没有这种毛病的人吗？我年轻时喜欢作诗，认为诗能够穷尽情感、极写变化，联结万物、贯通类别，指写近事而寄托远意，陈述显明而寄寓微旨，足以感动人心、使万物有感。吟咏自己的志向，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我对它的爱好非常专一，学习也非常勤奋。只是自顾性情局促猥琐，谨守绳墨、践履规矩，同诗人的毛病一点也不像，所以理应不能写得工巧。人各有各自的禀赋，不能彼此模仿。勉强去作，气质卑弱、资质驽钝，平日心境安缓，性情迟缓；震动哀悼、排击抨击之类，并非我所习惯的，终究不能相似。所以我最终也不能把诗写得工巧。可是我读陈少华君的诗，心中感到不同。陈君简静持重、修身洁净，端肃宽厚，举止衣冠俨然，是高长而有德的君子。他对人没有不爱护敬重的，思考政事、施行政令来治理百姓时，尤其害怕伤害他们，有仁人的风范。对于诗人的那些毛病，他不但不像，反而轻视而不肯去做。他诗歌的工巧，正是我所说的穷尽情感、极写变化、联结万物、善于表达志向，并且足以感动人心、使万物有感的那种工巧。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假如没有那些诗人的毛病，那么作诗便不能抵偿自己的勤苦，也不能满足自己的爱好，却还要贪求仰慕、勉强努力，侥幸希望接近他们，最终因不习惯而自行停止，并不是能够轻视那些毛病而不去做。我确实愚钝，不值得评论。但考察过去作诗的人，都是雄伟恢宏、卓绝出众的才士，尚且不能免除那些毛病，只能凭诗歌扬名而见于世间。唯独陈君两者都能得到，难道不是很难吗？我已经把陈君的诗全部读完，于是加以评论并作序，以记下我的惭愧，也让学习者知道，世上作诗的人本来就有像陈君这样不带那些毛病而能成就其才的人。《前后入蜀稿序》【唐顺之】山泽中喜爱奇异景物的人，往往把极其幽深遥远、诡异奇特的景观，以及广泛搜求山川草木鸟兽变化的情状当作快事。然而人的耳目有所滞碍，不能遍览，于是便有侧身四望的思绪，有宦游羁旅的经历。他们力量足以走尽悬车束马的小路，攀登飞鸢所难至、猿猴所挂行的险阻；可是情志有所牵累，不能排遣，于是又有怀乡去国的忧愁。情志同耳目常常互相违背，而山川与人也常常不能相遇。只有蜀地偏处西方边陲，古人所说仿佛另成一个乾坤。雪岭大江的雄浑，峨眉、巫山、青城的幽丽，都是仙灵所居之处，胜景冠绝天下；然而陆路被飞崖、断栈阻隔，水路又被惊江、急峡限制，雷霆般的声势相斗，遮蔽日月，其险峻遥远也冠绝天下。自古喜爱奇景的人仰慕它的胜景罢了，却因险远不能到达，有的人只能梦中游历，醒来叹息。若不是终身从事宦游或羁旅，便没有机会去一次。真正到达的人，又被险阻惊骇而忘记它的胜景；于是羁旅迁客的愁思加深，轻身高举、幽深探寻的爱好转移，面对衰败、摇落的感慨产生，而雄浑幽丽的景观也改变了。大概古人所赋“侧身西望阻岷峨”，已经足以表现山泽好奇者缱绻顾盼、不能自我实现的情感；而他所记载的峡州至喜堂，也足以尽情写出宦游羁旅者憔悴无聊、不能自我排遣的情状。有时虽有幸让耳目接触到景物，却被不愉快的情志所夺；有时虽有幸使情志得到满足，却又受限于耳目不能接触景物。耳目未曾接触的景物，既不能使景物依附于情感，便只好虚构揣想，写出凿空悬想之言；情志未能满足时，又不能使情感依附于景物，便无法发泄那和平深远的声音。于是，大夫缺少登高作赋的意义，骚人奇士即使想推究山川本源、穷尽草木名称，也没有凭借来聚集精华、发挥辨析广博的才识。唉！这就是春山公《前后入蜀稿》值得吟诵的原因。春山公由郎官出任郡守，又由郡守升任按察副使，先后都在蜀地。他任郡守时，在重庆，大概陆路走栈道，水路浮行峡中，然后才到达；这正是中原人所认为的险远之地。他任副使时，在建昌，则处在灵关、大渡以外的瘴雨蛮烟之地，即使蜀人也一向畏惧，认为那里险远，而春山公却安然处之。公务之余，他便披越险峻山岩，踏过霜雪，穿行猩猩、鼯鼠、豺狼、虎豹的洞穴，俯视江妃水仙的宫殿，来穷尽景胜，却还像没有尽头。既然他的脚步足以走遍险境，那么那些险阻没有不曾涉历；相应地，那些胜景也没有不曾穷尽。他所经历、所穷尽的一切可惊可喜之处，无不在诗中表现出来。大的方面，关涉政事治理和民谣风俗的缘故；细小的方面，也足以包罗万物以及山川草木鸟兽变化的情状。他描写险境，能使人唏嘘惨栗，仿佛坠入其中；他描写胜景，又能使人精神爽朗、飞动欲行，仿佛登临其上。若不是春山公把宦游旅居的经历同山泽奇士的爱好结合起来，使情志的满足与耳目的接触恰好相遇，当然不能这样摹写出来。春山公的诗已经刻成两卷，他的儿子于德请我作序。我认为，喜爱奇景的人读春山公的诗，可以不必攀登险境，便坐在庭院居室的闲暇之中穷尽它的胜景；宦游羁旅的人读春山公的诗，也将因喜爱它的胜景而忘记它的险阻，顿然在惊江断栈之上释放心中的忧思。这样一来，不能自我实现的人与不能自我排遣的人，都将从春山公的诗中有所收获。我是山泽之人，大概也是仰慕蜀地却不能到达的人，也将从春山公的诗中有所收获。于是没有推辞，写下这篇序。《六朝诗序》【朱衡】

译朱子读到六朝诗，说：“这种东西哪里值得称作诗呢？”有人问：“为什么？”他说：“诗由感触产生，感触根源于情感，情感根本在于人的本性，而本性统摄于心。所以心这种东西，言语包容着天，言语盘结着地，言语汇聚着万物的类别；蕴含于其中的叫作性，发露出来的叫作情，发出声音的叫作音，成章成篇的叫作诗，讽咏表达的叫作风，正大表达的叫作雅，美盛表达的叫作颂。它流变而成为骚、古诗、歌、乐府、引、吟、律、曲、调，于是体制格调变化得极其不同了。”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还有相同之处吗？”他说：“所谓情感，本来没有不同。”又问：“情感的极致怎样呢？”他说：“春鸟鸣叫，使人的情思融和；秋虫嘒鸣，使人的心情惨淡；女子遇到春天而怀思，士人感受秋气而悲伤；处在明亮高燥之地，思绪便舒展；面对阴暗低洼之处，忧虑便凝结；敬爱之情产生于宗庙，慷慨之气充溢于边疆；喜鹊喧叫使人欢喜，乌鸦哀鸣使人凄清。这些情形，难道不是天地和万物向人显示的声音，而是人同天地万物的气息相协调吗？所以声音就是气；诗就是各自随着情感所趋，而使气息运行在其中。它从和谐中发出，声音就舒缓而有条理；它从惨痛中发出，声音就悲哀而恳切；怀思却不淫荡，声音就宁静而贞正；悲伤却不至于伤害性情，声音就有节制而诚信；舒展却不放荡，声音就清越高远；凝结却不坠落，声音就有条理而俊逸；恭敬却不谄媚，声音就庄重而有条贯；慨叹却不激烈，声音就庄严而合乎法则；喜悦却不放纵，声音就疏朗而明亮；凄清却不伤痛，声音就悠长而含思。因此，情感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可以使神人喜悦，用来祭祀郊庙，传播于丝竹乐器，宣扬八方之气，招来四方的祥瑞。这是诗的最高功效！否则，不过是取悦耳朵、游荡耳边、放肆说话、伪造情感罢了；即使有很高的格调，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六朝诗不是盛世应有的言论，而如今的学者却还有人尊奉它。唉！这能称得上诗吗？这能称得上诗吗？” 《王履吉集序》【顾璘】唉！看看如今人才如云兴起、光彩如群星闪耀，难道不值得对当世之士有所羡慕吗？然而人的本性受情感牵引而扰乱志向，受到习俗影响而背离考察，能够温厚仁慈、成就德行的人，确实已经很少有同类了。姑且略说一说：自认为有余的人便骄傲，看别人有余的人便嫉妒；骄傲嫉妒最终使人败坏国家，这样还要士人做什么呢？能够早死也算幸运。至于我的朋友王履吉先生王遹，出身乡国，很早便闻名四方，文章如龙凤成章，学识如山海蕴藏，这不是有余得太多了吗？可是他徘徊谨慎如处女，低头屈身如蒙昧之士；据我所见，他从未在人前失色。等到遇见一件善事、见到一个人才，就像饥渴的人面对饮食一样，不知厌足，也不肯停止。因此年纪刚到强仕之年，海内优秀名流已有十分之五同他结交。后来他抱病长逝，像美玉毁于窗下，唉，令人悲痛啊！人们都说履吉的才华不可再得，我却独自说履吉的德行不可再得，因为我为国家失去这样的人而悲伤。他的兄长太常履约刻印他的诗，我得到后评论说：他的古体五言诗沉郁而有光彩，可使人愤怒，也可使人快乐，大概像曹植、鲍照；七言诗跌宕流丽，像幽深的笛声、春云的霭霭烟气，大概像杜甫、岑参；近体诗也取法杜甫、岑参，同时抒发自己的精神情感，几乎可以同盛唐诸家争雄并长，真可以称为诗人了。只是这还不是他的根本旨趣；我从履吉那里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蒲圻黄生诗集序》【李攀龙】我看黄生所作的诗，他困于贤良文学的处境，自伤没有遇合，却不能说明其中的道理，难道将要把自己当作逸民遗老来在这个世道中自我排解，而这又不是他所安于的；于是便向宗师巨匠取法，在诗歌中有所作为，并且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吗？为什么他的文辞屡屡变化，气势也随之改变呢？拙劣的地方有时反而相合，工巧的地方有时反而相离，细微得容不下一根头发；他的过失难道要等到显露出来才看得见吗？所以，里巷歌谣并不依赖经术；招隐之篇也不涉及玄妙义旨，各自的意义只在它们所达到的地方。这就是诗所具有的教化。魏顺甫说：“黄生曾把自己的诗交给我，我回去寻找，才知道他已经删去了做诸生时的诗稿。十多年后他又把诗交给我，我回去寻找，发现他又删去了诗稿，才成为如今的诗作。”这样看来，是顺甫使他有所不得、有所不安；有了不得与不安，之后才有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诗的教化。所以经术用来建立雅正，而情感发动时不能不趋向风；玄妙义旨用来涵养恬静，而情感发出时不能不趋向俊逸。这就是黄生文辞屡变、气势也变的原因吗？君子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东西，所以才会相似。”即使让黄生百次不得、百次不安，却不是他在顺甫那里所追求的，难道会有今天这样的诗吗？大概自从屈原、宋玉彼此以师友相待以来，楚人作诗的传统由来已久。只是黄生不同于那些栖栖奔走而不得志的人，他徘徊自我排解，以求得到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因此他的诗可以有怨，却仍然只是楚人诗歌的声音罢了。《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王世贞】

译自从我成年便喜欢谈论诗，所结交的海内豪杰俊士，没有不以诗作进献的。随着年岁增长，我渐渐看到了他们的论著；那些豪杰自己喜欢推行自己的诗，少有不请我作序的。我既不能工于谄媚，又不能使人人尽意地认为我的序文难得而想推辞，于是几乎要烧掉笔砚。最后却为胡元瑞作了《绿萝馆诗》序。元瑞对我说：“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我深感遗憾的两件事，以及我没有辜负您的两件事，各有两条。您很幸运啊！我献上自己的敝帚，希望得到您一句华美的评价，这件事可以确定。您答应我，马上给我宠遇施惠；但如果您一旦变得不可预测，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我虽晚年才有幸遇到您，却不能始终承受您的恩惠，使后世怀疑你我不同时代、不相称，这是我非常遗憾的第二件事。即使您过分称许我，而我奔走努力，步步追赶以求实现您的期许，只要不是辜负您而受到批评，我就会警醒，把您当作磨刀石；若辜负了您，您认为我又会怎样呢？”于是我对元瑞说：“不要急迫，请安静下来，等我为你作序。”我从余仲那里认识元瑞，不过半年；元瑞把他的诗拿来，我每次读到都不免击节三叹。上天并不吝惜给人才能，人却偏偏只取平庸之才；元气流行本无选择，人却取其浑浊、软弱而相互依附的部分。古人并不把格调秘藏起来不给后人，却有人只取其中低下中等的部分；上天也不吝惜把声色供给我们作诗，人却取声音中粗鄙嘈杂的，取色彩中黝黑昏暗的。眼前所接触的形象，本来应该淘取其中精粹英华；情感从自己心中发出，本来不应违背自己的肺腑。却以这些来作诗，又向人宣称“我善于作诗，我善于作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元瑞才华高、气势充沛，形象一定同心意相称，情感一定按规律流畅；他的诗歌发声合于宫商，响彻金石；他的形色如星汉般清明，又能舒展如云霞；拿来同开元、大历的格调相比，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余仲说：“前代先于我创作的人，能涵容宏大与纤细、并育万物，所以我推重献吉；但不能替他讳饰那种冲破尘滓、凌空而行的气势，云气灿烂，所以我推重昌谷；但不能替他讳饰轻鸣鸾佩、琼玉相击、以万象为唾沫的奇诡，所以我推重仲默；但不能替他讳饰雕琢羽声、刻画草叶、舍弃旧陈而趋向新奇，所以我推重子业；但不能替他讳饰催鞭驾风御雷、以险峻为绝妙，所以我推重子相；若能疏朗融通而超越他们，或许就可以了，但仍时时可见独到之处。后于我而作诗的人，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了。真的就在这个人身上啊！” 用今天的事实来验证，又怎么会像左契那样完全不差呢？不久便有子规之称。过去鞠傅称许他，田光说：智慧深厚而勇敢，沉静而不浅薄，不深沉便不能玄妙，不沉静便不能坚实。进入其中深沉幽深，表现出来却自然；完整而纯粹。仿佛大钧陶铸万物，却看不出人工；仿佛美玉在夜里发光，却磨灭了雕琢痕迹。这难道是《三百篇》、西京、建安的美好传统吗？这部诗集只是刚刚奠定基础，还没有达到尽善。你的邦君有了解你的人，请他刊刻此集，并把我的话作为质证。《青萝馆诗集序》【汪道昆】我听作家们说：唐代以诗歌著名，大概是它的本业。大历以后，诗风不只是像水波一样流衍，兴盛时便兴盛，污下时便污下，评论它的时代就可以了。当时以经术评论士人，士人却能作诗。太祖在草创未定之间开始兴起，到弘治年间，李献吉、何仲黙，辅以徐昌谷等人，超越前人而前进。近世以来已经相距很远了。嘉靖年间则有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吴明卿、宗子相也参与其中。于鳞对我说：“我们这一党极力称道献吉，只遗憾不能同诸位君子同时代，没想到能结伴跟随他们，取得先声而前进，真是幸运啊。”前人崛起，后人接替兴盛，百年之间渐渐进于大雅，难道不是恰好遇到这样的时代吗？人们说李、何本来相互欢好，最终却因名声太高而成为敌对。徐子与却严肃地侍奉于鳞、元美，简直要把他们当作尸位来祭祀。于鳞、元美二人周游中原，也首先推举子与。子与早晨拜访明卿，晚上拜访子相，最终直言不讳，不作表面顺从；退下来私下谈论时，彼此又互相敬重。致力于居上者，自己反而越来越低下；致力于处人之下者，自己反而越来越尊贵。由此说来，于鳞确实不是虚言。世间儒者往往只凭耳目评论后死之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见识。幸而事情正在这里，于是正好合了我的看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后来于鳞引退，元美因有困难不能离开，子相离职后去世，明卿离开而三次迁徙。子与晚年得到汝阳的职位，不久又调离。这些缘故暂且不谈。近来于鳞越来越称赞子与，难道是因为困穷而诗作更工巧吗？子与所称述的诗不下数万言，登记后传授给门人，只有十分之一。于鳞大概曾经为他编定过。我接受这些诗并读完，汝阳以后所作的又占其中三分之二。后来子与罢郡归来，四方宾客的鞋子挤满门户，客人的供给不够，便借贷来接济。困穷了，可是他的精神更加旺盛，学业更加精纯，所接受的东西也更加显著。困穷哪里能妨害子与呢？善于隐居的人说，楚国以江潭奉养三闾大夫，汤沐邑所夺取的很少，所给予的却很多；享受它利益的人便认为这是有德。这样说来，左辅、夜郎都算食邑，实际世世代代享受它们。那个人退处如同坠入深渊，终身不被召用，道术丧失、世道衰败了。今上即位后，陆续起用诸位大夫：于鳞进入大梁，元美进入晋地，子与进入楚地。当时朝廷以此勉励士人，所以得到的士人文质彬彬，这是明德盛大的表现。唯独明卿沉沦于南海，难道是上天要把南海奉给明卿吗？子与又说：楚人三次考试便赐予执珪之爵，如今也轮到明卿了。《叶子肃诗序》【徐渭】有人学习说鸟语，声音像鸟，性情却是人的；鸟有学习说人话的，声音像人，性情却是鸟。这可以用来判定人与鸟的区别吗？如今作诗的人，同这有什么不同？不出于自己亲自获得的感受，只是偷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某篇属于某种体裁，某篇则不属于；某句像某人，某句则不像。”这样即使极其工巧、逼真相似，也不免像鸟学人说话。至于我的朋友子肃的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感情坦率直白，所以语言没有晦涩；他的感情疏放博大，所以语言没有拘束；他的感情多喜少忧，所以语言虽苦涩却能自我排遣；他的感情喜好高尚而以卑下为耻，所以语言虽节俭却内涵丰富。这正是出于自己亲自获得的感受，而不是偷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根据他自己的所得，来评论他自己发出的声音，规正其中细微的瑕疵，使它归于最纯粹，这就是我徐渭献给子肃的意见。如果说“某篇不像某种体裁，某句不像某个人”，这样的人难道懂得子肃吗？” 《郦绩溪和诗序》【徐渭】

译如今和作别人的诗，不是想压倒对方，就是想踮脚追上对方；未必真的能压倒追上。但胜负之心一旦兴起，得到的少，失去的却多。古代和诗的人，没有谁比苏文忠公更多；他在惠州时和陶渊明的诗，如今吟诵他的词，都是漂浮如鸥、悠然如浮萍偶然相遇，大概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为了自得其趣；不明白的人却错误地比较工拙，这就像两个人本来只是作揖谦让，尚未争斗，眼花的人却说：“他用拳胜了，这人用肘败了。”岂不可笑！郦君任绩溪主簿时，取苏文定公的诗来和作，多至一百四十多首，数量几乎赶上文忠公和陶渊明的诗；他嬉游傲视，不屑计较工拙，也像文忠公对于陶渊明。大概郦君所承担的志向很大，不能实现大的志向，只好在小事上试验；这就是他不免呜咽叹息而计较工拙的原因，但这样反而只成就了小处，难道是郦君的本意吗？评校郦君诗的人，不知是否理解这一层意思？如果不理解，郦君应当自己解释。《李山人诗集序》【屠隆】水冲击岩石，松树遭遇风吹，声音清冷萧瑟，响亮而清远；一旦从土囊中吹出，便只成为细小的哨声。为什么差别这样遥远呢？是因为它们所凭借的东西不同。骚人墨客，各个时代都有。后人往往喜欢读仲长统、梁鸿、郑子真、尚平、韩伯休、陶靖节、王无功、孟襄阳等人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怀抱幽深真实的操守，通达柔和淡泊的情趣，胸襟寥廓疏朗，以气韵取胜吗？孙公弘独自处在石室中，只是默然无言。阮嗣宗面对他长啸，兴尽便离去；走到半山岭，听见啸声震动山崖峡谷，仿佛数部鼓吹，回头一看，原来是对着人长啸。阮嗣宗因此常常自失，认为高雅的韵致、豪迈的气概，一声长啸就足够了，哪里还用从事咳嗽般的言语呢？所以诗不只论才华，还要论性情，也在于自我涵养。世上有人内心沉溺于官爵，口头却缠绕着烟霞；他们的言语虽好，意味必定短浅。为什么？因为不真实。我的朋友李山人宾甫，年轻时便辞去荣华，中年隐居山林，家中幸而不缺乏，靠近城郭的田地也使他免于负担劳苦。他居住的地方有林野、冈阜、泉水、山石的胜景，灌园垂钓，与禽鸟游鱼亲近。他将情感发为诗歌，极力去除雕饰，自然冲和，语言必同情感幽冥相合，意境必同环境相遇，声音必同格调相合，文辞必同质朴相称。这不只是他的才华超过常人，更是因为他的性情根基深厚吧？那么他从山林丘壑得到的助益也不少。少室山、终南山难道不是清幽自在吗？一旦沾染时俗荣华，人的体质气质便随之不同。即使还津津有味地谈论云林山水，岂不也像嚼蜡一样无味吗？正因为本来具有这种东西，所以表现出来才会相似。这就是李山人的诗幽深绝妙、值得欣赏的原因。我年轻时家住鼋鼍出没的地方，野性很深，也很熟习山野生活，大概差不多有山人的心志；不幸被世俗罗网捕获，幽人的情致减损了，却还同山人津津乐道不止，这就是天台子微所讥笑卢公的原因【卢藏用隐居终南山，后来没有坚持到底；司马子微隐居天台山，被召见时不肯屈服，获赐返回山中。卢藏用送他时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有佳处。”子微说：“依我看，这是做官的便捷道路。”】不过，精神遨游八方，青莲难道不曾常在翰林供奉之列吗？《空囊草序》【利瓦伊桢】尹长吉是名家之子。因为早年丧父，所以同母亲一起过着贫困生活。长吉喜欢读古书，不惜变卖家产来购买；又喜欢交游，遇到别人有急难便亲自前往相助，于是更加贫穷。后来他被举为孝廉，有司按照旧例要表彰他的家门；没有门第可以表彰，几个同宗的人便稍微替他索取钱财，等把房屋修葺起来，有司才能办理此事。当时藩府大夫有事需要同他合作，估计费用可达百金，长吉又把钱散给知己故旧，拿着一只空囊前往。后来在南宫应试没有得志，适逢他的叔父中丞公新任山东巡抚，便迎接他进入山东；不到三天他就返回了。他往来经过陈、蔡、宋、卫、燕、赵、齐、鲁等地，三千多里路，提着一个囊回来，白色的儿女衣装都在里面。这就是他的吟咏草稿。母亲笑着说：“我听说文章家一出一入，字值千金；儿子你有这么多，难道不会塞破房子吗？”长吉道歉说自己不敏捷，略微不如阮孚只有一文钱那样羞惭罢了。我家的长吉每天骑着瘦弱的马，跟着小奚奴，背着古锦囊，遇到有所获得的诗句便投入囊中。母亲派婢女查看囊中，见所写很多，便生气说：“你一定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吗？”古今有两个长吉，他们的诗囊又非常相似。我考察刘昫撰写《唐书》列传时，把文苑中爵位高贵的人另立传记，只是希望让怀才不遇、困顿憔悴的人，千古之后也能被人知晓。然而李长吉却被置之不录，《新唐书》也说李长吉因为父亲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昌黎已经辨明这并不正确；他官位只做到协律郎，年仅二十七岁。如今尹长吉的成就已经超过他。李长吉的母亲因儿子作诗而发怒，尹长吉的母亲却安然接受。李长吉处在晚唐，诗词崇尚奇诡，以鬼才著称；尹长吉处在文明昌盛的时代，手持椽管，等待诏命，参加公车考试，或许正是我尹家的仙才，是上天赋予、世人享受的人才。如今尹长吉胜过昔日李长吉，长吉之才更为卓异。士人中没有才华像长吉这样却长久贫穷的；贫穷本来是士人的常态，长吉若不贫穷，又怎么能像虞卿那样因穷愁著书，显名于世呢？将来尹氏的空囊，黑色时会成为谏院的封事，青色时会成为中丞手持的武冠绛巾，紫色时会成为八座尚书所承荷的官服；这同梁昭明所说“词人才子，名声充满青缥书囊”相比，哪一样不是不朽呢？关于长吉的母亲，我自有传记。《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二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二 《耳伯麻姑游诗序》【明·汤显祖】

译世间万事总归于情，情感产生诗歌，而运行于精神之中。天下人的声音、笑貌、大小、生死，没有不出于此。因此它能使人心震荡，令人欢乐舞蹈、悲壮哀感，也能使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震响。诗歌能够流传，是因为精神与情感极其契合；有时二者都达到极致，有时一者达到而另一者没有达到。如果二者都没有达到，却一定说作品能够流传，也是世人不会认可的。我常常据此来判断文章的变化，却没有得到解答。卧病谢绝宾客时，忽然得到绥安来信，说耳伯游览麻姑山；他寄来几页诗，我吟诵它们，觉得即使同古汉魏诗相比也没有缺憾。耳伯起初把诗交给我时，诗意流动充盈、英气焕发，阴烟弥漫，激发了游人的思绪，可以说像空旷山谷中传来的足音；后来又有一章诗引导全篇，绵密不绝地自己说明其意趣，也正是精神情感的论说。啊！耳伯大概懂得这个道理了。中间又有一篇记，偶然写到江夫子升遐的几句话，仿佛把生死看作大事。唉，这也是精神情感所能取得的作用吗？水月转眼衰枯，宗复又在哪里呢？这正是唐人所说的“万层山上一秋毫”。偶然为耳伯写下这篇序。《李超无问剑集序》【汤显祖】这一年春天去浴佛，有个驱乌的漫游者坐到我的堂上。我向东作揖，知道他奇异，便留下他斋宿。他说不能戒酒，果然住了两夜也完全没有戒酒，只是偶尔突然说出两三则公案罢了。他平时任意作诗，心中有眼，眼中有神，眉毛、鼻子、嘴唇之间都充满奇侠之气。一天他问我：“您的老师和朋友是谁？还阅历过天下多少人？”我说：“没有。我的老师是明德夫子，朋友是达观那样的人，他们都已经朽亡了。达观因为任侠，不能最终在世上推行其道。天下悠悠，使人转而思念明德。”他于是离开我到旴地，拜明德夫子的画像，回来又经过我这里，这时头发已经覆过头顶，额间也长满了。说：“先生说任侠不能最终在世间实行，而我的侠气突然还不能除去，因此以谈论剑术为天大将军求得超度。”我笑着说：“有这种事吗？”第二年秋九月，他已经雄姿勃发，戴着武冠、束着带、佩着长剑来见我。我收到吴下诸生的书信，才知道他是江阴文士李至清。信中说：“他已经弃去书生身份做头陀，又弃去头陀身份做将军。弓剑之余，时常发愤作几十首韵语，带到豫章，题作《问剑先生》，应当请先生加以判断。”我笑着问：“已经加冠并娶妻了吗？” 他说：“还没有。”既然这样，那么剑也就无法询问了。吴地人知道干将的故事吗？他的师父铸剑三年，金铁精华不能流动，夫妻二人一同投入冶炉，剑才铸成。干将夫妇不能亲自跳入，只是割发剪指代替。如今你只有雄剑而没有雌剑，又还铸造什么呢？他生气说：“先生难道是在开玩笑吗？”我说：“不是玩笑。”他说：“您认为一定要夫妻二人才能铸剑吗？”庄子谈天子之剑，用四时包裹，用五行制成，用刑德论断，用阴阳开启。阴阳就是夫妻。这样的剑，向上可以斩断浮云，向下可以截断地脉。列子所说的那种剑，看不见它，却仿佛有物存在；有时只能见到影子而看不见光，这才是剑的本体。然而铸造这种剑的人，都不能杀人。你曾经割发出家为僧，难道也知道有不杀人的剑吗？杀人的并不是剑。像我们豫章的剑，能够干犯斗柄而化成蛟龙，却终究不能停止。世道的混乱不足以成为你的人生道路。”于是因问剑作答，替他的诗作序。《樾馆诗选序》【董其昌】汉武帝宫中的乐府诗，是取用唐山夫人进献的十五章。当时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在朝廷，难道没有俊美的声响吗？却不把它们配上管弦、撞击金石来演奏，这难道不是鉴别裁定得超凡脱俗吗？卓文君凭《白头吟》少数篇章胜过司马相如许多篇的《长门赋》，所以司马相如心灰意懒，厌倦游历，不再走茂陵那条路。实在是因为远山般的黛色总会随着时光消逝，而才情和华美辞藻却千年不朽。那宋玉、陈王的辞赋，只摹写美艳的外貌，却遗漏了高尚的才能，不能算真正有眼光。如今闺秀中的作者，不得不推重草衣道人。看她的新集，比如《贻洞汭》五言古诗四篇，颇有韦司直【唐韦应物】古朴淡远的风味；至于《代陶琴》《代庄蝶》等篇名，也都是独出心裁。大体说来，闺秀的诗虽然才思情致丰富，却在取境方面较为贫乏，没有像道人这样凭空开拓新境的。难道她只是因为抒发情感、辞藻绮丽，写成宛转的歌辞，已经止于《十离【薛涛与髙骈相失作《十离歌】》这一类作品了吗？我又听说道人成立精进的旗幢，披上忍辱的铠甲，以月上为师，以南岳为友，不愿仅仅以诗人的身份流传。还谈什么唐山夫人和卓文君呢？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姜、陆二公〈同适稿〉序》【袁宏道】

译苏州的人物在当时居于首位；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人才和技艺相继涌现，文采斐然，可以说达到了极盛。词林的地位在天下列第五。后来昌谷稍有改变，吴歈、王元美兄弟相继创作，自我标榜极高，专门写声势宏大、气势壮阔的话，于是吴中绮丽柔靡的风气因此一变；但剽窃也成了风气，千万人说着同样的话，诗道逐渐衰弱。到了今天，市井商贩和佣工小儿争相作诗歌唱，互相摹仿；见有人说出一句不合常格的话，或者句法、事实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便极力诋毁为野路诗。其实他们一个字也不肯看，双眼如同漆黑，只知道眼前几条烂熟的故实，反复雷同，实在令人厌恶。所以我过去在吴中对济南一派极力呵斥，而所欣赏的都是吴中前辈的诗篇，即那些后生不太推重的人。高季迪以上的诗人自不必说；至于有些人凭借事功名位而诗文清新警拔的，姚少师、徐武功就是这样的人。能够铸炼词语、构思立意，随着心中所想自由表达，宁可显得薄弱也不受束缚的，是吴文定、王文恪。气度高迈、才思洒脱，不肯受拘束，诗歌旷达而文章法度深广如洞庭湖的，是蔡羽。有些人受到王、李二人的排斥，但见识和议论卓越，很有可观之处；一时文人仰望他，竟看不到他的边际，这就是武进的唐荆川。文辞虽然不十分深奥古雅，但能自辟门径，也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是昆山的归震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一半顺应时风，一半学习古人，立意造词，时时有自己的见解，黄五岳、皇甫百泉就是这样的人。画苑和书法在当时精妙绝伦，以至于他们诗文方面的长处反而被掩盖了，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征仲就是这样的人。其他不太知名而诗文可观的人也很多。大体说来，庆历以前，吴中作诗的人各自写自己的诗，所以它的弊病不过是柔靡薄弱，却不妨碍作品流传。庆历以后，吴中作诗的人共同写成一种诗，千人一面，这些人不过是诗坛的奴仆罢了。它们能不能流传，我就不得而知了。间或有一两个稍稍振拔自立的人，每每被那里的士人讥笑。幼年求学的小生诋毁驳斥前辈尤其厉害。推究其中的缘由，徐、王二位先生实在是开了这个坏头。不过二位的才华也高，学问也博；假如昌谷没有中途受影响，天元美没有中了于鳞的毒害，他们所成就的应当不止于此。如今作诗的人，才华既然绵薄，学问又浅陋，受到时俗议论的毒害还比他们更深，诗道怎么能不更加卑下呢？姜、陆二位先生都是吴中东洞庭人，因为没有沾染庆历年间的习气，所以所作的唱和诗很有吴中前辈的风格；情意兴致到哪里，就随着事情直截书写，不仅与时俗的规范不同，二位彼此也各不相同。虽间或有柔靡薄弱的弊病，终究不妨碍作品流传。二位都是吴中不太知名的人，而诗歌却如此简古质朴。我因此感慨诗道过去的兴盛和如今的衰败，也叹息时下诗风流毒之深。《闽中二子诗序》【曹学佺】闽中二子都是平民。谈论诗歌的人为什么常常称道平民呢？大概是因为他们处境困穷，容易苦心经营，这是第一种便利；没有官位和冠冕的束缚，这是第二种便利；没有俗客往来和繁琐礼节，这是第三种便利；没有典章事务和约期会面的牵累，这是第四种便利。他们又担心身份卑微，作品容易湮没；关系亲近了，作品又不受珍视，因此不能不把作品托付给游历：借以衡量山川的形势，观察万物适宜与变化，向古人寻求踪迹，和当代贤士结交，使自己的道术有所寄托，不至于湮没而无人称道。既然有所托付，就会游历；游历便使我与万物交往；交往便会触动感情。感情一被触动，又怎么能停止言说呢？这就是二子的诗所以写成的缘故。二子也曾到过燕、秦、齐、楚，也到过吴、越。他们所到之处多半不合意，穷困只在于带着简单行李、穿着草鞋往来。但他们没有束缚，因为不喜欢求人请托是他们的天性；没有俗客和繁礼，所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没有典章事务和约期会面，所以他们的诗赋格外优胜。有时他们能够抑制奇险之处，描写事物能够夺取其神象，怀念古人时悲怆深切，招呼同伴时情谊笃厚。大概不能茫然无所寄托，便不能独立而无伴侣；不能独立而无伴侣，便不能孤然自守而没有感情。像这样说来，就可以称为有诚信；有诚信便正固吉祥而悔恨消失。游历的时义意义多么重大啊！所以《易经·损卦》第三爻说：“一个人出行，就能得到朋友。”二子正与此相似。《同人卦》第五爻说：“同心者的言语，香气如同兰草。”这部诗集也有这种情谊。二子是林叔度、吴元翰，都是莆田人。《朱进父饮酒杂诗序》【黄汝亨】古今之人的酒德各不相同：阮籍任性放达而简易，陶渊明率真而淡泊，李白挥洒豪迈旷达，他们的诗也因此各具特色。杜甫怀着离愁和感慨愤懑，写成悲壮沉郁的诗，他饮酒也因此而不同。这正是所谓“醉翁的心意不在酒上”。他的心意不在酒，也不在诗，但酒和诗没有一样不是他的心意，所以成为诗人和酒徒中的雄杰。用这个道理来读进父的饮酒诗，就会看出他与杜甫一唱一和，即使相隔千年也清晰可见。何况我正处在他们之后，亲自读到他们的文辞旨意呢？因此由此想到陈思王曹植，他在《自试表》中试图出任中山王，听闻音乐时所作的应答，不能不使豪杰为之抽泣流泪。《简远堂近诗序》【钟惺】

译《简远堂近诗》，是谭友夏近期所作的诗。“简远”二字，是我近来规劝友夏的话，友夏便取来作为堂名。他的心志和寄托，本来就孤高幽远。我在南都为他刻印诗集时，曾告诫他不要请求名人写一个字作为序言；这是什么意思呢？近来他却很是奉行博爱容众的宗旨，想凭借宽厚待人来避免招忌，在世俗中沉浮周旋；可是他的内心未尝不遥远，所以我才希望他的内心和行为都能一致。诗是清雅之物，它的体性喜欢闲逸，厌恶劳累；它所处的地方喜欢清净，厌恶污秽；它的境界取幽静，厌恶杂乱；它的滋味宜于淡泊，厌恶浓艳；它的游止贵在旷达，厌恶拘束。这几个方面，难道只是取决于人的内心吗？市场最喧闹，却有人说它像水一样清静；朱门最艳丽俗气，却有人说它像蓬草屋。可是隐居简朴、栖身遥远之地的人，必定不会住在市场和朱门。古人所称的名士风流，也一定说他的门庭冷落，座中很少杂客。至于让青蝇充当吊客，难道不正是因为看重内心和行为的一致吗？每天接触不愿听的话、不愿见的事、不愿交往的人，却凭孤高的心志和峭拔的性情勉强应酬，使耳目和形体都为此役使，还想让性情深厚平和、精神恬淡寂静，写出比兴风雅的诗句，这种情趣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况且本性孤僻而习惯于亲昵，就会违背本心；心意偏僻而表面顺从，就会欺骗世人；开始和谐而后来疏远，就会改变平素的情谊；平日亲近而时常乖离，就会显露嫌隙。诗是清雅之物，才士作诗，有时接近刻薄而招人忌恨；违背本心、欺骗世人，是损害诗道；改变旧交、显露嫌隙，是给忌恨制造媒介。想要以显明自己的厚道反而变得刻薄，想要免遭忌恨反而为忌恨提供媒介，都不是好的办法。独居自全，挫抑声名而韬晦，虚心处世、正直立身，既可以使自己适意，也可以行于世间，还可以流传长久，何必一定要沉浮周旋之后才不会有过失呢？古今诗人中最看重自己的局守和气节的，没有谁能超过杜审言。同一时代的沈佺期、宋之问，本来是他的劲敌，他却故意轻视侮辱二人，不肯居于其下。想来他们平日讨论诗歌时，一定有些地方与他的痛痒不相契合。友夏年轻时才华很高、意气广大，勇于相信自己。别人指摘他的作品，如果不能与他的本意相合，即使那些话出自畏友名师，也不能强迫友夏一定听从；至于词句篇章的取舍，则等待我来裁定。友夏对我又有什么私心呢？锦绣千尺，善于织造的人未必善于裁剪，善于裁剪的人未必善于织造。世上本来就有不会作诗却懂得诗的人，我所作的裁定，或许也有能够与友夏相契合的地方吧？《董崇相诗序》【钟惺】古代诗人说：“所谓风人，‘风’这个字的意思是无意为之。感情性情到了某种程度，作者有时自己也不知道作品写得精妙。诗流传到后世，作者的姓氏有时反而没有留下。”如今的诗人都是文人。文人作诗，就想获得诗人的名声；想获得诗人的名声，诗便不能不追求工巧，这是形势使然。诗既然写得工巧，世人又有什么困难不给它名声呢？然而世上所称的一代名家，起初都是就着自己所习惯的所长、心意所趋向的方向，以及有意矫饰而作的诗来创作；他们的气魄和声势都足以震慑一代人，直到世人授予他们名声才停止。如今读他们的诗，情况怎样呢？虚心自我审察，难道作者的笔力都在读者的眼力之下吗？可是其中也有一两个前辈，暗中不让世人知道自己是诗人；如今他们的诗反而能够留下一个时代的真实声调和元气，足以使读者心悦诚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名声对诗本身没有增损；但在盛大名声之下，不善于处置名声的人会因此心志不虚静，力量也不充实。看见诗作出来而名声随之而来，于是就以为诗到此为止了。他们常常把名声所达到的地方当作诗所达到的终点。那些暗中不让世人知道自己是诗人的人，往往想让自己的诗超过自己的名声，而自己作诗的用心和力量，又仿佛超过了自己的诗。这样追求诗作不工巧，是不可能的。我曾经拿这个道理来考察当今作诗的人，探求他们成就高低的原因，都不出于此。闽中有位董崇相先生，他心地朴实而见识聪慧，外貌古朴而感情深厚，所作诗歌也像他的为人。不仅不让人知道自己作诗，简直像不敢把自己当作诗人。庚戌年，我开始读他的诗并加以选编，看出他的力量达到极致而技巧又恰到好处；大概独擅一长的人超过同样有才能的人，而兼具多种长处的人反而不如专门精通某一方面的人。先生也知道我不是妄加评说，于是诗集才得以编成。丙辰年，他才请我作序，却仍不愿使自己的名声传闻于世。他深沉的心志和纯厚的气质，就像偏师探寻敌穴，口衔枚 silent night march，已经越过目标，却仍以为没有达到而不停前进。他宁可让诗作先达到而名声追不上自己，也不愿名声先到而诗作反过来追赶名声。我的朋友蔡敬夫也是有名的人，他的诗和为人都像先生。我们这些人作诗，如果不能在世上有名也就罢了；幸而在世上有了名，想到如今世间还有二位这样的君子在作诗，就深深反省并感到惭愧。由此使自己的心虚静下来，使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这也就可以了。《善权和尚诗序》【钟惺】金陵、吴越一带的僧人多以能作诗著称，如今竟成了一种风气。大意是说：僧人不作诗，他作为僧人就不清雅；士大夫不和诗僧交游，他作为士大夫就不高雅。士大夫乐于与僧人交往以成就自己的雅名，而作诗的僧人便可以掌握这种权力，用来邀取士大夫。刚一拿起笔，便时时有“诗僧”二字浮现在鼻端眉宇之间，时时撩拨人；可是僧人的鼻端眉宇之间反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僧人不一定要作诗，也不一定不要作诗；僧人作诗，可以。但如果作诗竟然丧失了僧人的本色，那么僧人还何必作诗呢？诗也就不必再谈了。我游历金陵时，遇到作诗而不失僧人本色的僧人，便同他们交往；至于作诗后竟失去僧人本色的，我不愿意见到。己酉年暮春望日，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邀请我游天界寺，恰逢下雨，便在僧人善权的庵中住了两天，无事可做，就拈韵作诗。善权和他的徒弟摘菜煮黍、煮茶焚香、洗砚铺纸，两天之中没有增加礼数，也没有疲倦的神色；不用说他的鼻端眉宇间没有地方安放“诗僧”二字，看他的神情相貌，简直像不识字的人。把韵字交给他，他不接受；问他所作的诗，他说：“没有。” 两天后雨停了，吃完饭，正要告辞离去。子丘忽然在承尘上找到一张纸，随手取下一册抄录的诗集，诗写得清新便利而有情致，于是答应替他作序。序没有写成。这年六月，船停泊在京口，暑雨无聊，我偶然想起这件事，挥笔写成这篇文章，也借此排遣愁闷。像善权这样的人，正是所谓身为僧人而作诗、作诗却不失僧人本色的人。为他作序是可以的。《竹吹堂诗序》【马之骏】

译我评论诗歌、选择诗友，在四海之内得到两个人：一位是吴门的王亦房，一位是新都的汪遗民。亦房的诗雕琢削切而灵秀，遗民的诗鲜明丰润而精华充足。我在他们之间徘徊吟咏，唱和相乐。没过多久，亦房早逝。谈论诗的人有些责怪他的诗过于刻露，认为这样恐怕不能活到老年长寿；但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车辙没有穷尽，心意也没有尽头；假如他把刻露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时间久了必定会努力兼取其他方面。一旦深入，便会含蓄包容；再次深入，便会深沉幽微，哪里能以眼前的境界限制他呢？然而亦房死后，世上再也没有人为亦房说话了。遗民苦心思索、积累学问，又过了几年，《竹吹堂诗》问世。他自己举起诗集对我说：“年轻时气势锐利、锋芒外溢，每逢盛大宴席，限韵作诗，取来钵盂击数声便当场写成，年长的诗人都惊退而佩服赞赏。渐渐深入，才知道作诗艰难；又渐渐深入，发现境界日益不同，内心日益空明。凡是片刻心意的远近、寸许景物的新旧、一个字的沉浮高下，没有不洗去旧套、涤除窠臼，反复磨炼斟酌的。以至于十天半月才开始写成一稿，一稿修改三四次，最终仍不是原先设想的样子。”我翻阅体味他的诗集，确实如此。正如前面所说，他的鲜明丰润超过苍深幽远，精华超过淡泊幽渺；他融会百家而取用材料，超越众人的思虑而标举旨趣。假如把他的各种偏长分别开来，我这个聪慧的人凭借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在诗坛自我夸耀。遗民却能够把这些长处全部包容并精炼地表现出来。我见闻狭窄，私下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遗民，再没有人能替遗民说话了。如今谈诗的舌头争相出现，论调不断翻新；然而天下获得名声的人，以及他们获得名声的原因，都并非高远绝异、不可测度到几乎无法企及。过去司马迁的《史记》在他死后才受到尊重，杜甫的诗集到宋代才开始得到尊崇。我曾说，诗道上心志和力量相互竞争，都不能立即显现；必须苦心思索、积累学问，保持充盈而等待时机。遗民自己所说的关于甘苦、生熟程度的话，意味深长啊。白居易年轻时与元稹齐名，称为“元白”；晚年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在我看来，难道这两位能给遗民当助手吗？但十年来的笔墨交往和诗友情谊，使我内心和口头都不能欺骗自己。想到亦房的墓，杨可柱的这部《竹吹堂诗》完整地在这里；如果不抬头向天发问，就只能斟酒向地下的友人酬答了。《阮集之诗序》【袁中道】本朝对风雅诗道有功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历下。他以气格高华为主旨，努力堵塞大历以后诗风的漏洞，把宋、元以及近代的习气一洗而空。到了后来，学习他的人渐渐形成固定格式，以浮泛的声调和空虚的声势相互夸耀，凡是胸中想说的话都郁积着不能说出来，于是诗道生病了。我的先兄中郎纠正了这种弊病，他以抒发性灵为主旨，开始充分畅达地表达心意，把想说的话说尽，穷尽韵致和变化，除去浮华而开启秀美，使人的耳目焕然一新。到了后来，学习他的人渐渐进入俚俗浅易的境地，没有不抒发情感的，没有不随意书写的，未免想到什么便脱口而出，不再加以检束，于是诗道又将生病了。由此看来，凡是学习前人的人，往往反而成为损害诗道的人；能够改变旧法的人，才是有功之人。中郎已经不忍心看世人损害历下的诗道，所以竭力改变它，成为历下的功臣。后来的君子，难道不可以把中郎对历下所立的功劳，再用来成就中郎吗？我常把这句话告诉别人，他们总认为相距太远而不理解，只有我的朋友阮集之深深赞同。集之才华很高，学问很博，落笔作诗，以聪慧之心为根本，以深厚之心表现出来，尤其不肯用轻率、怠慢的心态对待诗歌，我非常佩服他。大体说来，聪慧的才子起初只怕自己表达得不充分；后来却只怕自己表达得太尽。集之从束发起就作诗，也多次发生变化。到了现在，他虽然不受诗法束缚，也不被才气驱使；奇特却不喧嚣，新颖却不纤巧。这是用力改变近来诗风泛滥的潮流，对诗学大有功劳。正是中郎所说的诗啊！过去对历下诗道有功的人，学习他的气格高华，努力堵塞后来浮泛的弊病；如今对中郎诗道有功的人，学习他的抒发性灵，努力堵塞后来俚俗浅易的习气。有开创，才会有末流；有末流，才会有鼎革。这就是千古诗人的文脉所以能够无穷无尽地相承相替的原因。我自量不能走完这条道路，若没有集之，我还能和谁一道归去呢？《冒宗起诗草序》【陈仁锡】己未年，我在灯市认识冒宗起。他气势凌厉，仿佛不可一世，却又恭谨谦下；文章尤其秀美挺拔，这部诗集又有一番变化。大概这是他游历蜀地时所作，经历险阻使文采更加壮盛。我曾说，文章如同美人，浮动的香气、掠过的影子都只是侧面形态，也必须正面、侧面都美才行。如今有些文章只求媚态，日光稍斜时可以侧眼看，却不能正面观赏，就像美人可以临水照影，却不能面对镜子。宗起正是镜中的人，他所写的《山水影》则是镜中之影。宗起从此又远远超过一般人了。《秋闺梦戍诗序》【谭元春】古今为国劳苦的臣子和思念丈夫的妇人，受到感触便产生叹息。叹息进入诗歌，也并不遥远；既然如此，为什么难以直接把它表现出来写成诗呢？有时只用一句两句，便真实深厚而凄楚婉转，像猿一定要长啸之后才停止；这不完全取决于才华，而是因为叹息到了极点。然而有些诗中的劳苦未必完全发生在戍守之时，有些未必涉及秋日的情怀，有些未必产生于梦境，有些未必限于七言律诗的形式，也有些未必达到百篇只写一声叹息的程度。我的朋友宋比玉在客居服役的夜里，忽然像有所贯通，在荒村危墙的人家得到《秋闺梦戍》七言近体诗一百首。他看到其中“芳草无言，路不明”两句，惊叹着读完，才知道作者是虎关马氏的女儿。凡是秋日到来时的风物，水月、枕席、衣裳，砧杵、钟声、梵音，那些清冷的声响和苦涩的言语，一一撼动人心，直达英雄的内心：旧家的乔木，部曲的冻饿，儿女的微薄饮食；悲悯天地、怜悯众人，忧勤国事、体恤私情。这些不仅是浅薄之士所不知道的，恐怕也是做官的男子、博雅通达的儒者吟咏起来会面红的事情。而且所有这些都像梦中的声音、情感和脚步，在孤灯瘦影之间忽然来去。渔阳的道路上，夜里经过罗帷遮蔽的车轮，早晨又转动起来，难道只是土堆上鹳鸟鸣叫、闺房中妇人叹息而已吗？叹息还不足以穷尽她的才华，才华也不足以穷尽她的魂魄。一百首诗的梦境，没有一首不是秋天；三秋的魂魄，没有一处不是芬芳。所以题名为《香魂集》。我还认为，像这样的女士，如果只是用婉转缠绵的态度来对待她，只怕反而是不爱她，或者只是怜悯她过于痛苦。我说不是这样。《伯兮》诗说：“思念我的丈夫，甘愿让自己头痛。”她们都是愿意在忧愁、苦难和疾病疼痛中求得一种痛快的。假如连她们的忧愁、苦难和疾病疼痛都禁止，不让她们有梦；梦醒之后又不让她们写诗，那么这个妇人就是真正地陷入大苦了。唉，难道只有妇人才是这样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三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三【以下属于诗文集类】《东皋子集序》【唐·吕才】

译先生姓王，名绩，字无功，是太原祁县人。高祖晋穆公从南方归来北方，才开始在河汾一带置家。历经宋、魏直到周、隋，六代都有人位居显贵，国史和家谱记载得很详细。先生天性好学，博闻强记，同李播、陈永、吕才是生死之交。阴阳、历法、数术等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大业末年，他参加孝悌廉洁科举，被选为高等，授任秘书省正字。先生性情简约放达，喝酒到数斗也不醉，常说：“遗憾不能遇到刘伶，和他闭门痛饮。”于是写了《醉乡记》和《五斗先生传》，仿照《酒德颂》。他又非常擅长弹琴，增删旧曲，创作《山水操》，受到知音的赏识。高尚的情操和超凡的气概，在当时独步一时。等到任正字，需要端正冠簪、整理手板，这并不是他的爱好。后来因病免职，请求担任地方职务，被授为扬州六合县丞。先生沉溺酒德，颇为妨碍职务。当时天下动乱，藩镇法令严峻，他屡次受到审问弹劾。先生叹息说：“罗网高高悬着，我离开这里将到哪里去呢？”于是拿出所领俸禄，堆积在县城门外，借口患风病，乘小船连夜逃走。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他客居游历河北，离开后又回到龙门。武德年间，朝廷下诏征召他，以前扬州六合县丞的身份待诏于门下省。当时门下省官员按惯例每天供应上等美酒三升。先生的七弟王静任武卫千牛，对他说：“待诏的生活快乐吗？”先生说：“我待诏的俸禄实在很萧条，只有每天三升上等美酒还值得留恋。”待诏江国公是先生的旧友，听说后说：“三升上等美酒还不足以羁绊王先生。”于是判定王待诏每日供应一斗酒。当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年，他因脚病免职归乡，想要确定永久退隐的计划，却被贫困困扰。贞观年间，他因为家贫参加选官。当时太乐署有个府史焦革，他酿酒技艺精良，冠绝当时。先生苦苦请求任太乐丞，选官机构以这不是士人应任的职位而不授予。他再三请求说：“这里面有深意，而且士人与庶民的清浊贵贱，是天下所凭借的安定之道；没听说庄周避居漆园、老聃以做柱下史为耻，最终不也都任职了吗？”几个月后焦革去世，他的妻子袁氏当时还送来美酒。一年多后袁氏也死了。先生叹息说：“上天竟不让我饱饮美酒。”于是辞去官职归田。从此太乐丞成了清流人士所任的职位。先生后来追述《焦革酒经》一卷，详尽说明酿酒技艺，并兼采杜康、仪狄以来善于酿酒者的经验，写成《为酒谱》一卷。太史令李淳风看了很喜欢，说：“王先生可以成为酒业中的南董。” 先生历次任职都因为嗜酒，乡里有人嘲笑他。于是他写《无心子》来寄托自己的志向。河汾中原先有十几顷水中田地，称得上肥沃。邻近的水洲又有隐士仲长子光，服食养性。先生敬重他的贞洁朴素，回头看见住处相近，便在河洲结庐而居。任情于琴酒之间，庆吊之礼断绝了十多年。河洲东南角有一片连着沙地、铺满盘石的地方，颇为显敞。先生就在旁边为杜康建立庙宇，按时祭祀，并以焦革配享。贞观年间，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善继担任本州刺史，都请求同先生相见。先生说：“为什么都想像请严君平那样把我召来端坐，结果却见不到呢？”崔、杜二人很欣赏先生的情趣，最终也不敢强迫他，只是在岁时赠送美酒和鹿脯，彼此诗书往来不断。先生又戴葛巾、驾牛车，亲自在东皋耕作，每次写书都自称东皋子。晚年醉饮没有节制，乡人有时劝阻他，他就笑着说：“你们不懂道理，这正是理所当然的。”有时骑牛驾驴，出入郊外城郭，住在酒店，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常常题咏作诗，好事者把它们记录下来，吟诵传播于世。贞观十八年，先生在家中去世，享年若干岁。临终前自己推算出死日，遗命从简薄葬，并预先亲自写好了墓志。他所著的诗赋大多散失，我搜集访求尚未完成，暂且辑成五卷。他又著有《会心高士传》五卷、《酒谱》二卷，以及《老子》注，这些另自成一家，所以不列在本序中。《孔补阙集序》【张说】永昌初年，书坊中人才相继出现，有广汉陈子昂、巨鹿魏知古、高阳许望、信都杜澄、昌乐谷倚、广陵马怀素、东莱王无竞、河南元希声、临淄李伯鱼、谯国桓彦范。他们都说季和神采清明、韵致高远，剖析事理、探究精微，足以和卫叔宝相比。唉！这样的人已经亡故，世道又经历了许多变故。十年以后，他们将凋零殆尽。而后来的人，都头戴华贵的冠帽，脚穿金步摇，佩鸣玉、背负玺印，在丹墀之地挥笔，在紫宸殿中任职；难道他们在拜受官职的那天，未曾感叹刘王乔已经不在？在登坛讲学的时候，未曾遗憾没有谢益寿吗？《孟浩然集序》【王士源】

译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他体貌清秀，风采神情疏朗。他救助祸患、排解纷争，以此树立义行的表率；灌溉蔬菜、种植竹子，以此保全高尚的志趣。在交游之中，他与人相交通脱，一见如故，机警而毫不隐瞒。他求学却不以做儒生为务，只致力于采撷精华；作文不拘泥于古法，构思独具妙处。他的五言诗，天下都称赞其美妙无比。一次他游览秘书省，正值秋月初晴，众位英才作赋赋诗聚会。浩然写道：“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满座都赞叹其清新绝妙，纷纷搁笔，不再继续创作。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郑倩之、河南太守独孤策，都同浩然结为忘形之交。山南采访使兼本郡太守、昌黎人韩朝宗对浩然说：“你有隔代罕见的清雅诗律，把你安置在朝廷官员之列，一定会歌咏穆如之颂。”于是入朝上奏，并要和他一起同行。先在朝廷上宣扬浩然，约定日期引荐拜见。到了约定的日子，浩然正与同僚朋友饮酒作诗、谈论交谊，十分惬意。有人说：“您已经同韩公预先约定，却怠慢失约，恐怕不可以吧？”浩然斥责说：“我已经喝酒了，只管自身享乐，哪里还有工夫顾及其他！” 于是宴席直到结束他也没有赴约，因此闲置不用。后来浩然也不为此后悔，他就是这样喜爱快乐而忘却名声。士源在另一个时候曾写赞语称颂他：“漾水导引灵秀，实在生出了楚地英才。浩然清新俊发，也正是他自己名字所显示的意义。”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历襄阳。当时浩然的疾病■〈疒尔〉发、背疽将愈，他与王昌龄相逢，十分欢快，纵情宴饮嬉戏；吃了鲜食后疾病发作，终于死在城南园，享年五十二岁。他的儿子名仪甫。浩然不以做官为目的作文，兴致来了便创作，所以有时迟迟不出行，也不加修饰以求真实，因而看似荒诞；游历不以谋利为目的，为了放纵性情所以常常贫穷。他的姓名没有列入选官部门的名册，家中聚积的钱财不满一担一石，虽然屡屡空乏不足，他仍旧神色自若。士源自幼喜爱名山，十八岁时开始游灵山，登临恒岳，寻访通玄丈人；又经过苏门山向隐士元知运问道；在太行山采药，经过王屋山的小有洞，在太白山学习隐居秘诀，最后在终南山研习《亢仓子》九篇。天宝四载，夏季将尽时，诏书征召他入京拜见，与冢宰和八座官员讨论山林隐士，群贤纷纷来到，这才知道浩然已经去世。可叹他没有得到当世俸禄，史书也未必记载，怎么能让他的高明踪迹、奇妙韵致从此断绝呢？因此详细询问他的文章，随着各种情况加以论述；他的美好品行和嘉言善闻，十件中也只记载一件。浩然凡是写成的作品，往往立即毁弃，不再编录，常常自己叹息说作文赶不上心中所想。作品流散得很多，篇章散失；乡里搜求采集到的还不到一半，于是向四方广泛访求，常常有所获得。后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编次成传，使天下的士大夫经过襄阳时都想见到他的文章；大概有些人因为没有看全便离去，真是可惜啊！如今辑录他的文章和诗二百一十八首，分为四卷。诗篇有的残缺散失，尚未完备；但他的构思清新优美以及他人酬赠的作品，都一并编录而不舍弃。《文编序》【元结】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身份获得推荐，姓名列在礼部。恰逢有关部门考校旧文，我把《文编》送给有关部门。当时我年纪尚轻，声名未显，深以当时的人沿袭邪说、靠奸诈求取仕进和私利为可耻，以致我真想把自己投入方正之路上的陷阱，把当时的人推向礼让之庭，却无法做到，因此只好在山林间优游，对当世感到怨恨。这就是我所写的文章，有的可以警戒人，有的可以劝导人，有的可以使人安定，有的可以使人顺从。侍郎杨公看了《文编》，叹息说：“只不过这样会玷污元子这个上等人才罢了；有关部门能够得到元子，实在是有赖于此。”我年轻时曾师从仲行公，仲行公听说后告诉我：“唉，我常常担心正直之道断绝而无人继承，没想到您竟使它在后辈身上像一缕细线般延续下去。”第二年，有关部门在都堂策问群士，我最终名列上等。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又经历了丧乱；我所希望的只是使人保全活命，哪里想要让自己的行迹混入军旅呢？如果身处官位，触犯、践踏危险的机变，把荣利当作荣耀，我大概辞谢也不能避免，未能逃脱命运。因此所写的文章，大多是退让的，大多是激发的，大多是叹恨的，大多是哀伤怜悯的。其用意一定是劝人忠孝，以仁爱恩惠诱导人，急切追求公正正直，像这样守持自己的节操名分，并不是挽救时局、劝导风俗所特别需要的吗？我和老先生在这个州共事至今五年了，地方偏僻、事务简少，得以用文章史籍自我娱乐。于是我把近期作品依次编排，与旧编合为二百零三篇，分成十卷，又命名为《文编》，给门人弟子看，也只希望它能装在竹筐竹笥中流传罢了。关于我的名号，已经写在自我说明中。不录时日，大历三年丁未年仲冬。《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李华】开元、天宝年间，以德行著称于当世的，有河南元德秀君，字紫芝；他的事迹，赵郡李华已经写在墓碣中了。以文学著称于当世的，有兰陵萧颖士君，字茂挺，是梁鄱阳忠烈王的后代。曾祖任某官，祖父任某官，父亲名讳某，任莒县丞，他们都有德行，却没有达到最高的官位。先生七岁能背诵数部经书，背诵碑文、覆验棋局，十岁便因文章知名，十五岁声誉高于天下，十九岁考中进士。历任金坛尉、扬州参军、秘书正字、河南参军，后来辞官避乱于江左。永王修书请他出仕，先生逃避不与相见。淮南节度使袁君任命他为功曹参军，相国、诸道租庸使第五琦请他担任属官；先生因为先代遗体寄葬在嵩山一带，借此迁葬合祔，最终办完此事到达汝南而去世。唉！他的寿命有多少岁，天下儒林都为之憔悴。先生任金坛尉时，恰逢官场不能容纳他，便调任扬州参军；父亲去世，他离职守丧，后来任秘书正字；亲友请他著书，尚未写完，御史中丞认为他怠慢官职、离开职守，上奏将他贬职罢官，改任河南参军；同僚下属多嫉妒他的才名，上司又用吏治之道责备他，先生拂袖渡过长江。正逢天下多事，他的高尚节操和深远见识，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先生认为，六经以后，有屈原、宋玉，文章十分雄奇壮盛，却不能成为经书。后来有贾谊，文辞最为端正，接近义理和文章体制。枚乘、司马相如也是瑰丽有才的文士，然而不合于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通晓义理，张衡宏大旷达，曹植丰厚充实，王粲超逸不凡，嵇康高标特立；此外的人也都外表如金、内质如玉，所崇尚的各有不同，不能一一列举。左思的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的论著接近王道教化的根源；此后便遥远断绝，再没有听闻了。近来陈拾遗陈子昂，文章体制最为端正。由此来说，就可以看见先生的著述了。先生把文章体制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时人都以此赞许他。不幸死在旅途中，文集若干卷流行于世；篇目虽然还在，章句却有遗失，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有其义而没有其辞”。后世写文章的人，可以取它作为法则。

译《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顾况】都城出产麟角、凤喙，可以用来接续断掉的胶，和原来的没有不同。朱先生能够用烟霞风景来补缀华美的文辞，使它符合自然。山深月清，里面有猿啸；又像新安江水中的纹理和鱼、彩色的石头，清清楚楚可以数出。他笔下幽深美玉般的清丽、萧疏飒爽的风致，仿佛有人穿着薜荔隐居，女萝所寄寓的意趣也都很新，可以创作《离声乐女》一类的作品，情思最为真切。先生虽然担任谏官，心却游于江湖，因病辞官而来；仰慕超脱尘俗的同道，精心研习《涅槃经》《维摩经》；爱护他人、勉励人为善，有志向却未能实现，最终死在广陵的船中。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听到他的遗风而向往仁义，彼此共同叹息。我的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礼部刘侍郎，都同他有托付遗孤的旧交。其子朱郁继承先志，行为恭敬地侍奉父亲的朋友，哭泣着捧来遗文，请我为文集写序。《濮阳吴君文集序》【柳宗元】博陵人崔成务曾任信州从事，对我说：“县里有位闻名人物，名叫濮阳吴君，年少时便长着浓密的胡须和宽阔的额头，喜爱学习而且擅长写文章。他居住乡里，从来没有不以信义与人交往的；教导子弟，从来没有不以忠孝端正他们根本的。因此，卿相和贤士，大多都以同等的礼节待他。”我曾听到这些话，并铭记在心。正好他的儿子偘改名武陵，考中进士，获罪后来到永州，于是捧着他父亲的文集十卷，拜了两拜，请我写文章放在卷首。我得以全部阅览这些文章：他的辞赋，含有戒止苟且冒进、陵犯僭越的意旨；他的诗歌，含有与王公大人交往的道义；他的诔文、墓志和吊祭文章，含有孝顺、恭敬、慈爱、仁厚的诚意，并且多次阐发六经圣人的大旨。他发言便能成章，其中有许多值得观览的作品。古代的司徒，一定寻求秀异之士，从乡里选拔他们而升进天官；古代的太史，一定采求民间风俗，陈列诗歌进献到朝廷。这样以后，人才便不会被遗漏，而志向也可以显现。近世居于职位的人，有的不能完全实行古道，所以吴君的德行没有得到彰明，他的文章也没有得到荐举。虽然曾被君王授予一命之职，但最终仍使他的志向埋没。唉，真是可惜啊！武陵又编次吴君的志传三卷，续在文集末尾，其中说他的官职、姓氏以及其他才德品行都记载得很详尽。《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赞语说：文章的作用，不过是用于辞令褒贬、引导宣扬、讽刺劝谕罢了。即使它的言辞质朴鄙野，也足以满足实际应用；然而如果缺少文采，固然不足以震动当时人的听闻、向后来的学者夸示。树立言论却使它朽坏，君子是不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把握住文章的根源，却一定要借助文辞这条道路。圣人所作的，叫作经述；才士所作的，叫作文。文章有两条道路：辞令褒贬，根本在于著述；引导宣扬、讽刺劝谕，根本在于比兴。著述一类，大概出自《书》的谟训、《易》的象辞和系辞，以及《春秋》的笔削。它的要旨在于高峻壮阔、广大厚重，文辞端正而义理完备，认为适宜收藏在简册中。比兴一类，大概出自虞夏的歌咏、殷周的风雅【一作“雅颂”】。它的要旨在于华丽合则、清越动听，语言流畅而意趣优美，认为适宜流传于歌谣颂咏之间。这两者，考察它们的旨意和义理，彼此背离而不能相合。所以执笔作文的人，常常偏长于其中一端而独有所得，很少有能够兼擅两者的。因此，有才能而专长于一端、成就其美的，便称之为“艺”。即使成就了古文雅正的威势，世上也不能同时出现这样的人。唐朝兴起以来，称得上拥有这种选择而不感惭愧的，是梓潼陈拾遗。此后燕文贞，凭借著述方面的余力，钻研比兴，却不能达到极致；张曲江则凭借比兴方面的余力，穷究著述，却不能完备。其余的人各自探取一端，彼此在文章之道上背道而驰，距离就更加遥远了；文章难以兼擅，实在也太严重了。像杨君这样的人，年轻时便以篇章在当时著名；他那些光彩耀目、格外奇异的辞句，被文人讽诵，充满江湖之间，传播到京城。晚年全面领悟了文章的体制，尤其精通叙述；学问丰富，见识深远，才思奔涌而不止。他雄杰老成的风格，随着时间越来越深厚。已经获得这种成就没有几年，他就夭亡了；他晚年所作的文章尤其好。他所作的《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以及论述饯送梓潼陈仲甫、汝南周源、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太山羊士谔、陇西李谏的六篇序，和《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是人文中的精选之作。把这些文章置于陈君之后，他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具备了吧。唉！杨公已经领悟文章之道，却又患病；已经接近功成，却又废止。废止不到一年，夭亡的疾病便降临到他身上。他最终不能穷尽自己的工力、完成自己的才华，遗留下来的文章也不能流传于世，美好的声誉也不能在当时充分显扬。凡是从事文章写作的人，都应当追念、惋惜并悼念他。宗元因为与杨公是世交，年幼时有幸拜见过他，所以得以奉其长兄元公之命，编次他的篇章简册，于是叙述他的创作所达到的境界，附在文集之后。《柳宗元文集序》【刘禹锡】八音与政治相通，文章也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三代的文章，到战国便衰病；经历秦汉又重新兴起。汉代的文章，到列国时期又衰病；唐朝兴起后又重新兴盛。政治混乱而土地分裂，三光五岳的气运也随之分散，宏大的乐声不能完整，所以必定要等天下统一之后，才会大为振兴。贞元初年，皇上正崇尚文章，光明灿烂的文治之光照临天下，万物仿佛都得到光彩装饰。天下文士争相施展自己的长处，顺应时代而奋发，灿烂得像繁星排列在天空，光芒清寒而色彩端正；人们仰望而敬重的，仅有五个人。河东柳子厚，正是这五位受人敬重的人之一。柳子厚和我起初以童子身份在贞元初年获得奇异的声名，到贞元九年成为著名进士，十九年成为有才干的御史，二十一年因文章著称，首先入尚书省任礼部员外郎。这一年，他因为才疏放而少检束，获罪被贬出京，任邵州刺史，后来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居住十年，诏书征召他而没有任用，最终成为柳州刺史。五年没有得到召回，病势又加重，留下书信送给他的朋友中山人刘禹锡说：“我不幸将因贬谪而死，遗留下的草稿要连累老朋友了。”禹锡拿着书信哭泣，于是编次成三十二卷，流行于世。子厚去世后，昌黎韩退之为他写墓志，又寄信来吊唁说：“可悲啊，这个人竟然没有得到善终！” 我曾评价他的文章雄健深厚、雅正刚健，很像司马子长；崔瑗、蔡邕都不值得过多称道。”安定人皇甫湜在文章方面很少推许别人，也认为韩退之的话正确。柳子厚的姓名、仕宦经历、年岁以及为人处世的大概情况，韩退之的墓志中都有记载。至于祭文，如今附在第一卷末尾。《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刘禹锡】

译五行的秀美精气，得到得多的人就是俊杰；这种精气在脸上显现为光彩，发声便成为文章。上天所给予的资质，还要有外物来辅助；那些通过学习取得成就的人，就像工匠把夏天的染色品拿来与羽毛相比，其中有先天生死的差别。贞元初年，天子的文章焕发光彩而垂照天下，祥瑞之气在上，万物呈现五色，天下文人受到这种气运召唤，因此人才大量涌现。灵芝、萐莆和百种果实一同萌发，然而光彩灿烂、卓然出众而最终成为伟人的，却很少有。东平吕和叔正生在这个时代，而且远远超过常人。他起初以文学振兴三川，三川的长官把他列为贡士中的第一名，名声四处传播，迅速得像长上了翅膀。长安的诸生都避让他的锋芒，他连续两次考中科举，才华的锋刃更加显露。德宗听说他的名声，从集贤殿校书郎提拔为左拾遗。第二年，犬戎请求和亲，皇上询问谁能出使绝域；您因为奇异的奏表显示出善于应对专门事务的才能，被选中而转任殿内史，赐给银印，回来后又授任尚书户部员外郎，转任司封员外郎，升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担任副治书之职。适逢中执法官被贬，于是受到牵连，出任道州刺史；因政绩良好而闻名，改任衡州刺史。四十岁时去世。十年以后，他的儿子安衡哭泣着捧着遗稿来拜见我，请求我整理扩充，使之成为一家之言，共二百篇。和叔名温，别字化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凭借文学做到高官，早年向先侍郎学习《诗》《礼》，又拜吴郡李质为师，通晓《春秋》；后来跟从安定梁肃学习文章，在各种文学技艺方面都勇于进取，各有所宗法。他年纪越长，志向越大，于是抛开文字末节，与俊秀贤能之士交往，重视气概，考核名实，欣然把辅佐君主、惠及万物作为最大的愿望。他每天和门徒讲论疑难、考察要旨，讨论帝王富强的关键、臣子的忠孝之道，上下出入，纵贯千百年，反复诋斥、争辩，接连阐发而屡屡切中要害。得到一个正确见解，便睁大眼睛、击节赞叹，扬起衣袖、跺脚，面露自信和得意，眉梢都舞动起来，认为按这种说法、遵循这种道理，便与内心相合，而气势又推动着它，明白显著得如同揭开覆盖之物。这样日复一日地前进，谁能阻止他的势头、与天光争辉呢？唉！言论是可信的，但时代不同；道理十分长远，而寿命太短。精气凝聚为事物，或许各有归宿吧？古代写书的人，先树立言论，然后才描写事物；贾谊的文章以《过秦论》为首，荀卿也把赋放在后面。和叔年轻时遇到明主，却最终因贬谪而死，像贾谊一样能够阐明王道，又像荀卿一样，所以我先后考察这两部书，从《人文化成论》断定起，直到《诸葛武侯庙记》作为上篇；其余文章都是有所作为而写的。他起初学习《左氏春秋》，所以文辞略微显得丰富艳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羿张满弓时，只有巴虬和九日这样的强大目标，才能使他把弓拉到尽头并回身瞄准；即使是小鸟，也必须射中要害。在平常的情形下，如果不是后羿亲自操弓，弓便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遇到什么情形就产生什么结果。后来通达事理的解释者，把这个道理推而广之，便知道我与您的素来交情，并不只是要求在文字之内表现出来而已。《相国李公集序》【刘禹锡】上天把王者之气交给伟人，一定要加以文饰，使他在世上光耀显著。精纯和谐的气息积聚在内，铿锵高亢的声调显现在外。文章无论大小，都取决于大道的施行或停滞。因此，得到相应职位的人，文章不只是空话，都关系到深谋远虑、宽厚周密的政事，怎么可以不记载呢？唐朝凭借神武平定天下，群邪既已畏惧，便突然向天下展示文韶英华的乐音，使它与金鼓之声相继而作。所以由文章起家而成为大臣的，有魏文贞因进谏和诤谏显名，马高唐因智谋奋发，岑江陵因润色诏令闻名。他们没有草创时期披坚执锐、驰骋战场的功劳，却受到的任用和礼遇高于功臣。唐朝尊重文士，达到极点了！后来历代君王继承帝业，多把国家权柄交给文士。元和初年，宪宗遵循圣祖旧例，观察有宰相器度的人，将他们储备在内庭。因此，放下笔砚而掌握教化权力的人，十之八九。李公确实遇到了这样的时代，并因此显耀。李公名绛，字深之，是赵郡人。《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皇甫湜】吴地的山泉，气象英秀而奇丽；太湖有奇异的岩石，洞庭有朱红的果实，华亭有清亮的鹤鸣，又有虎丘、天竺等佛寺相互连缀，秀美绝伦。顾君生长在这中间，吸收了轻灵清新的气质作为本性，凝结冷峻清澈作为品格，以鲜明荣美的气象化作辞藻。他尤其擅长逸歌长句，文思奔驰，气势奋发，往往像穿透天心、从月旁突出的光芒；意趣出人意外，语言不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最为痛快。李白、杜甫已经去世，除了您还能与谁相提并论呢？顾君字逋翁，名况，凭文章入仕；他的为人，大体和他的文章相似。他曾跟随韩晋公在江南任判官，很快建立了卓越显著的功绩，入朝辅佐著作郎，却不能迎合顾忌众俗，因此受到众人排挤，任江南郡丞多年，后来才脱离束缚，再没有北上的意愿。他在茅山建屋居住，心意飘然，仿佛将要继承古代两位仙人的事业，以九十岁高寿去世。我小时候曾在扬州孝感寺见到您；您穿着黄衫，戴着白绢头巾，双目明亮有神，清秀挺立，远远望去，真像洁白的圭玉和振翅的鹭鸟。与您交谈后，您欣然把我当作扬雄、孟轲一样的人，只遗憾没有早三十年见到我。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您厚重的知音之情，我怎么曾经忘记过呢？去年我跟随丞相凉公到襄阳，有人说顾非熊已经出生，便上门询问，果然是您的儿子。他拿出您的诗集二十卷，请我为它作序。凉公正好调任宣武军，我带着行装回洛阳，答应了却还没有兑现；如今又过了一年，非熊来催促文章，于是我题写在文集卷首，作为序。《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卷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四 《白氏长庆集序》【唐·元稹】

译《白氏长庆集》，是太原人白居易所作。白居易字乐天。乐天刚开始说话时，别人试着指着东西让他命名，他不会说错两个字。等到已经会说话，读书勤奋敏捷，与其他孩子不同。五六岁便懂得声韵，十五岁立志学习诗赋，二十七岁考中进士。贞元末年，进士们崇尚奔走竞争，不重视文章，其中尤其排斥六经。礼部侍郎高郢开始用经学和文章来决定取舍，乐天一次考试便被擢升为上等。第二年又在拔萃科甲等中取中，从此由于性情和习业相近，远方求取《玄珠》《斩白蛇》等赋以及一百道判词，新进士们争相在京城传抄。适逢宪宗皇帝向天下士人发布策问，乐天回答诏问而符合旨意，又考取甲科。不久入翰林掌管制诰，屡次上书谈论政治得失，于是写了《贺雨》《秦中吟》等几十篇，指斥议论天下大事，当时人把他比作《诗经》和《离骚》。我起初与乐天一同因征召而校理秘书，多次以诗章互相赠答。适逢我被贬为江陵掾，乐天还在翰林，寄给我百韵律诗和杂体诗，前后几十章。此后我们各自辅佐江陵、通州等地的政务，又互相酬答寄诗；在巴蜀、江楚之间直到长安城中，年轻人接连仿效我们，争相创作新词，自称为“元和诗”。然而乐天的《秦中吟》《贺雨》以及讽谕一类的篇章，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可是二十年间，宫禁省署、道观寺院、驿站亭候、墙壁之上，没有不书写它们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夫的口中，没有不谈说它们的。至于抄写、摹刻，拿到市井上炫耀售卖，或者拿它来交换酒和茶的，到处都是。更严重的，有人甚至盗用作者姓名，苟且求取自己的售卖利益，把作品混杂错置在一起，也无可奈何。我在平水市中看见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争相学习诗歌，召来询问，他们都回答说：“先生教我们学习乐天、微之的诗，当然也不知道我就是微之。”又说：“鸡林的商人求购得很急，听说本国宰相常常用百金换一篇，其中伪造得特别差的，宰相总能辨别出来。”自从有篇章以来，还没有像这样流传得如此广泛的。长庆四年，乐天从杭州刺史任上以右庶子身份被召回，我当时任会稽刺史，因而得以把他的文章全部征集来，亲手编排缀辑成五十卷，共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代文人多以集中所收的年代来命名文集，我认为陛下明年秋天将要改元长庆，于是把它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大体说来，人的文章各有长处，乐天的长处，可以说是很多了。讽谕诗，长处在于激发；闲适诗，长处在于排遣；感伤诗，长处在于真切；五言律诗，达到一百字以上的，长处在于丰赡；五言、七言诗，少于一百字的，长处在于抒情；赋、赞、箴、戒一类，长处在于恰当；碑记、叙事、制诰，长处在于真实；启、表、奏、状，长处在于直率；书、檄、词、策、剖判，长处在于详尽。总而言之，长处不是很多吗？至于乐天的官职、家族、光明的德行，以及我同他的交情深浅，都不是序文的要旨，所以不再记述。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作序。《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白居易】天地之间有精纯灵秀之气，各种事物都得到它，而人得到的最多；在人类之中，文人得到的又最多。大概这种气凝聚成为本性，发作成为志向，散布出来成为文章。精纯胜过灵秀的，文章冲和而恬淡；灵秀胜过精纯的，文章显扬而秀美；精纯与灵秀均衡的，文章茂盛温雅、深厚疏朗而华美，锐利而不逼迫，通达而不放纵，古朴淡雅却不鄙陋，新奇却不怪诞。我的朋友居敬的文章，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居敬姓元，名宗简，河南人。自考中进士以来，历任御史府、尚书郎，直到京兆少尹，二十年间，著有格诗一百八十五首、律诗五百零九首、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篇，共七百六十九篇，合为三十卷。长庆三年冬天，病势更加严重，将要临终时没有别的话，只对他的儿子元途说：“我一生特别喜爱诗，白乐天是了解我的人。我死后，如果遗留下来的文章能得到乐天为我作序，我就没有遗憾了。”不久，元途奉父亲遗命，哭喊着来告诉我。没有多久，正好我从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年末改任右庶子，因病到东都洛阳休养，第二年又出任苏州刺史，四年之间三次调换官职，奔走于朝廷诏命之间，不止万里，连座席都来不及坐暖，何况笔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六十九章〕 所以元途所托付的序文，长久以来没有写成。最近我新任苏州刺史，苏州又是事务繁剧的大郡，治理数月后政务才稍有闲暇，于是打开箱箧书帙，读到居敬所著的文章，其中与我唱和的有几十首。在烛光下反复诵读，悲痛了很久，恍惚间怀疑居敬还在身旁，竟不知道他究竟是生是死。于是拿起笔草写序文。序写成后再次观看，眼泪和笔墨一同带着悲伤，还吟诵道：“黄土之下哪里知道我，白发之人徒然思念你。只有把老年人的泪水，洒在故人的文章上。”又说：“遗留下的文章有三十轴，每轴都发出金玉般的声响。龙门原上的泥土，可以埋葬尸骨，却不能埋没名声。”唉！居敬为官时的恭谨慎重，日常居处的庄重清洁，操行的贞正端方，胸襟神思的旷达淡泊，爱护骨肉亲人的敦厚深情，安居丘园的快乐，以及欣赏山水风月的趣味、抚琴饮酒长啸吟咏的情态，与人长久交往的信义、接触万物时的多情，都铺陈在文章句子之中，打开文集便完全可以知道。所以不再另作叙述。当时是宝历二年冬十二月乙酉日傍晚，在吴郡西园北斋东窗下作序。《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陆希声】

译贞元年间，天子用文化教化天下，天下便一致兴起学习文章。文章中成就尤其高的，是李元宾和韩退之李愈。当初元宾考中进士时，他的文章声誉还在退之之上。等到元宾去世，退之的文章一天比一天高明。如今谈论文章，元宾反而在退之之下。评论者认为，元宾早逝，文章尚未达到极致；退之到老仍不停笔，所以最终能够独自享有盛名。我认为不是这样。归根到底，是他们所得不同，不能简单比较高下：文章以义理为根本，而文辞的质朴与华美各有所崇尚。元宾崇尚文辞，所以文辞胜过义理；退之崇尚质朴，所以义理胜过文辞。退之即使到老仍不停写作，终究也不能写出元宾那样的文辞；假使元宾死在退之后，也不能达到退之那样的质朴。这就是两人不能相互替代之处。文章兴起于唐虞，盛大于周汉。自汉明帝以后，文体逐渐衰弱，直到魏、晋、宋、齐、梁、隋，文章妖艳华媚，再没有筋骨。唐朝兴起后，仍沿袭隋朝的旧习。到武后朝，陈伯玉才开始恢复古制，当时人推重他。虽然文章博雅典实，却仍没有完全去除谐谑浮靡的习气。到了退之，才大力革除流弊，气度落落而有老成之风；元宾则不拘泥于古，也不迎合今，卓然自成一体，激扬奋发，仿佛丝竹之中有金石的声响。每篇文章写到得意之处，都像强健的马被驾驭着，步步疾驰而不能停止。他的长处就是这样，难道不能称为雄伟的文章吗？自广明年间遭逢丧乱以来，天下的文集几乎都散失了。我在汉水之上得到元宾的文章，担心它又被磨灭，于是分条编次为三编，评论其旨意，写在卷首。大顺元年十月某日，给事中陆希声作序。《集昌黎文集序》【李汉】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如果对这个大道理解不深，文章能够达到高境界吗？《易》的卦辞、爻辞和卦象，《春秋》记载史事，《诗》用歌咏表达，《书》与《礼》剔除虚伪，这些都很深刻吧！秦汉以前，文章的气势浑厚自然。到了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刘向这些人，更是所谓杰出之作。到了后汉、曹魏，气象衰颓。司马氏以来，文章的规模荡然无存，竟把《易》以下的著作都称为古文，只把剽窃暗取当作工巧。文章与大道被荆棘堵塞，本来就没有人知道。先生生于大历戊申年，幼年丧父，随兄长迁徙到韶岭。兄长去世后，由嫂嫂辛苦抚养成人，后来才回归故里。他自己知道读书作文，每天记诵数千上百言。等到壮年，经书全都通晓背诵，明白分析义理，极力排斥释氏；诸史百家，也搜求剖析，没有遗漏。文章浩瀚奔放而卓异超拔，幽深澄澈，奇诡得如蛟龙飞翔，繁盛得如虎凤跃动，铿锵得如《韶》《钧》之乐鸣响。它像阳光和美玉一样明洁，含有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呈现千姿万态，最终都归结于道德仁义，光明灿然。先生洞察万古，怜悯当世，于是大力挽救衰颓的文风。他教人自己创作，当时人起初惊异，中途又讥笑排斥；先生更加坚定，最终众人一致跟随，形成定论。唉！先生在文章方面所作的摧毁陷阱、廓清道路的功绩，与武功相比，也可以说是雄伟而不同寻常了。《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李商隐】次山有文章，编有《后集》，还有《元子》三篇，都是他自己作的序。次山受到公弱夫的称誉，苏氏才开始有了名声；受到公浚、杨公的选取，才考中进士；受到第五琦、元载的憎恶，所以带兵时不能得到授任，做官也不能显达，母亲年老不能尽到奉养之孝，母亲去世又不能完成哀悼。二十年间，他的文章危苦激切，在性命存亡之际充满悲忧酸伤。《自占心经》以下若干篇就是这样。其外曾孙、辽东人李恽收集到这些文章，编成《元文后编》。次山的作品绵延深远、宏大长久，以自然为宗，以元气为根；变化迁移的太虚无形，大美无色，寒暑从中产生，鬼神各有职司，南斗北斗、东龙西虎、方向物色，忽然从哪里产生？沉默的钟又重新鸣响，黄色的雉鸟变成雄鸟，群山仿佛朝拜捧立，水流应时如潮汐；仿佛有大力压迫着，却不知它如何兴起；仿佛大醉，却不知何时醒来。他的文章迅疾愤怒、急切猛烈，爽利刚劲而果断，出行万里，眼中看不见敌手。高声歌唱、酒意满面，进入朝廷饮酒；截取篇章、摘取句子，如同胎儿刚刚出生，狼子豹孙争相跳跃奔走；剪除残余、斩断剩余，使血脉裸露显现。他文章中详缓柔润、抑制而趋向儒雅的部分，仿佛用一个国家换取别人一笑，又仿佛用万世换取别人一朝。高楼深宫，只看得见它的屋脊；牵引长河，却不知道它承载着什么。死去而重新获得生命，夜晚而重新明亮；衣裳和钟磬、金石之声，典雅地收藏在宫中；它端正、严厉而刚毅，不受污浊，好像面对正人君子，照见那些奸佞之徒。儿子跟随父亲，媳妇跟随婆婆；树立旗帜作为门，悬挂木牌作为标志；张开车盖乘车而来，却高耸不敢进入。将要施刑、判定死罪时，连帝王也不能赦免；它把事物打碎细分，剖裂切割成纤小颗粒，如同落地破碎，又像大口吞咽剩余之物。锯取腐朽蛀坏之物，砾石和蟒蛇吐出毒气，刺痛眼睛、苦楚牙齿，使人看不见可供观看的东西；回头看去，颠倒跌扑、错杂混乱，污水积聚、创伤损坏，如同处在险境，又如同从梦中出来。它总括旨意、会通根源，条理纲目端正，如同国家大治，又如同年成大熟；君主都像尧舜，人人都像伏羲神农；上位者看待下位者，不知道自己尊贵，下位者仰望上位者，也不知道有篡夺。编发、凿齿的人，匍匐着做臣仆；和风、彩霞、露水，飘散零落；老人还在，儿童繁多；邪人佞夫，即使指着他们、触碰他们，也受到和煦温暖的熏陶，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唉！不能把它的境界完全穷尽。然而评论者却只说次山不以孔氏为师是错误的。唉！孔氏在道德仁义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千百年间圣贤不过是相继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罢了。次山的书说：三皇运用真实而以圣为耻，五帝运用圣德而以明察为耻，三王运用明智而以过度察验为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年〕 可叹啊！这部书难道可以没有吗？孔氏固然是圣人，次山为什么一定要拜他为师呢？《樊南甲集序》【李商隐】

译樊南十六岁时，便能够写《才论》《圣论》，以古文在诸公之间崭露头角。后来相继受到郓相国、华太守的怜爱，寄居在他们门下。当时朝廷敕令确定奏记体例，他才开始通晓今体文章。后来又在两秘省任房中官，任意阅览古代文集，往往在任昉、范云、徐陵、庾信之间读得时而叹息、时而笑。他人请他作文，有时能够写出优秀的对偶句，切合事情的声势，事物景象也从心中涌出，浮华壮盛而能感动人。十年间在京师贫寒饥饿，有人评论说：“韩文、杜诗、彭阳的章檄。”樊南困穷寒冻，有人是知道的。他的二弟圣仆羲叟，尤其擅长古文；他在会昌年间考进士，取得第一名。二弟曾两次用今体文章劝戒我，我却没有因此停止写作。大中元年，我因奏章获罪而进入岭表，曾记下所作的文章，也大多是冬日写于南郡舟中。后来忽然又搜括所收藏的文章，发现一半被火烧、墨污，或有脱落，于是削笔于衡山，洗砚于湘江，按类别整理，保存下来的共有四百三十三篇，编成二十卷，命名为《樊南四六》。“四六”这个名称，是取六博格五和四数六甲之意，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十月十二日夜，月明时作序。《樊南乙集序》【李商隐】我任桂林从事时，曾出使南郡，在船中为所作四六文编成二十编并写序。第二年正月，我从南郡回来；二月，府中通过铨选任我为盩厔尉，和班县令武公、刘官人一同拜见尹，尹便留下我代理参军事，专门掌管章奏、向天子陈述事务。边康季荣首先收复七关，几个月后李玭取得秦州，一个多月后朱叔明又取得长乐州，而益丞相也不久收取维州，于是联名写章表庆贺。当时同僚有京兆韦观文、河南房鲁、乐安孙朴、京兆韦峤、天水赵璜、长乐冯颛、彭城刘允章；这些人都能写文章，每写成一篇就把底稿取走。这一年安葬牛太尉，天下设祭的有数百处。后来尹对我说：“我们太尉去世，有杜司勋的墓志和你的奠文两件事足以不朽。”十月，尚书范阳公认为徐戎凶悍，节度使缺少判官，便奏请我入幕府。按照旧例，军中移檄、牒文、刺文，都不经过其他人决断，由记室判官专门掌管。凡涉及记室的事务，记室因故不能办理，便由我兼任处理。第二年府中长官去世，我被选为博士，在国子监太学开始主持事务，讲解经书，申述诵习古道，教太学生写文章。七月，尚书河东公镇守蜀地东川，奏请我任记室。十月，我得以见到吴郡张黯，接替他改任判官，统领军务。当时河东公刚开始陈列军队、实行新教法、设置演练场，检阅几军的军事实力；判官忙于查核、举发和整理事务，没有时间写文章。第二年，记室请求回京，我又代理他的事务。从桂林到这时所作的文章已经五六百篇，其中可以取用的只有四百篇。三年以来家道丧失，平日里忽忽不乐，才开始专心事佛，正愿意敲钟扫地，做清凉山的修行者。对于文章笔墨，心绪已经疏阔简略，于是置办一只大牛皮箱，箱子破裂后便涂补遮掩，不再整理贯串。十月，弘农杨本胜开始来到军中。本胜贤能而且尤其喜爱收集笺启和刺文，因而恳切索取我平日所作的文章。恰逢此前留在京师、无法取回的四六文，于是勉强把从桂林到此时可取的文章按时间和类别编排，也编成二十编，命名为《四六乙》。这件事并不是我一生专门崇尚的事业，勉强求全而成，也不足以用来命名；只是想借此满足本胜非常爱重我的心意，于是写在卷首。这天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灯火将尽、灯光昏暗，前面没有鬼鸟，正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当时写完后，直到天明仍不能入睡。《文泉子集序》【刘蜕】我在西华主持降职事务时，那年三月辛卯日夜里还没有过半，野外的水流进屋舍，浸坏了简册。第二天天亮后，便焚烧那些书，其中有些文字已经无法赏玩。唉！当初我不敢自行显扬自己的文章，已经十五年了。如今水灾到来，是来夺我性命的，我也就算了。因此，把自穿褐衣以来、直到辛卯年以前所收集的、寄托意旨于古今上下之间的文章，编为内外篇；又收集那些抒写怨抑、歌颂记述而归结于仁义的文章，杂编为各篇。事物不能始终杂糅，所以分为十卷。分开以后，名称不能断绝，因此把它交付给后人，命名为《文泉》。泉水所象征的时义，意义重大啊！大概是把九流文章的旨趣广泛汇集起来，配合不竭的义理，所以称为“泉”。山崖深谷凝结出珠玉，如果昏暗了，就将以它来救助；云雷高亢而五谷丰盛，如果干旱了，也将以它来救助。我难道只是把它垂留为空洞的文章吗？从辛卯年到甲午年，我在襄阳郊野反复研读修订它。《丛书自序》【陆龟蒙】所谓《丛书》，就是杂乱琐碎的书。“丛脞”就像细碎之物。内容细小却不遗漏大的方面，由此可以知道它所容纳的范围。自干符六年春天起，我卧病在笠泽水边，住着几间破屋，大约有十多箱被虫蛀的书。长子只有三尺左右，乳牙还没有长齐，只教他辨认药剂，大小像梧桐子；至于研墨、蘸笔，只让他供给纸札罢了。我身体虚弱，不能承受消耗，有时也扶着几案勉强坐起。内心郁结，便在外面发作成声音，于是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乱地迸发出来，不分类别，也没有次序，混杂编载，便可以称为《丛书》。这是用来暂且排解忧愁的一件东西，并不敢拿来让世家大族和社会名流看，所以凡是其中有所避讳的地方，几乎都没有回避。笠泽，是松江的名称。《陈先生集后序》【罗隐】颍川陈先生名黯，字希孺。从前我和他在京城声名踪迹相接，各自在科举进取方面获得声誉。咸通庚寅年，我们在蒲津秋试的考场上道路受阻。从此以后，我们都屡屡被小宗伯困扰，不能顺利进取。某甲申年春天，他告诉我受到婚姻嫁娶牵累，要向东回到青门。我在操持完自己的事务后，也向东游历。等到大梁时，已故杭州卢员外浔正在幕府中，带着他的文稿对我说：“陈君落第而归，难道要让这些文章终于闭塞不传吗？您向东去追上他，替我把文章归还给他，并激励他前来。”我到了维扬，赶上他，把文章归还给他，遵照卢员外的话，与他欢聚一个多月后才分别。我辞谢了范阳公龙门之会的邀请，从此不再顾念此事。由此音信断绝。天复元年，四门博士江夏君与我在吴越有世交之好，面对面谈到当年考场中的名士以及希孺的文章。我不觉悲怆地怀念旧人。第二年，黄君因为他的文章和德业为他作序，借此请我续写，于是我得以申述这些话。唉！大唐设置进士科已经三百年了，中进士的人有的不是寻常人物，落第的人也有的不是寻常人物。像陈希孺这样才华美好的人，正是落第者中的非凡人物。说到德行，没有比厚待亲戚更敦厚的；说到文章，没有比流传后世更伟大的。如今这些内容已经在江夏君的文章中写得完备了。我不能再恭敬地停笔，只把交往之情书写到这里。唉。《湘南应用集序》【罗隐】

译我在大中末年便已列入贡士名册，命运浅薄、地位低微；从己卯年到庚寅年，十二年间看着他人的命运变化。去年冬天，河南公到长沙郡按察，我于是请求办理文书事务，以此供养父母。第二年夏天，我得到衡阳县主簿一职；当时硖州卢侍御从龙城来到，右司张员外游览曲江回来，他们都说我不适合去辅佐属县。唉，我难道是自己占卜出来的吗？仔细想来，我不过是江南一名白丁，哪里能空拿着卷轴与公卿子弟争名？幸好知道自己不行，得以减少过错。冬十月，我请求休假回乡朝见父母，却在洞庭青草之间被风阻挡，于是想到《湘南应用集》的文书已经十篇中丢失了九篇，大概是因为在马上和军前遗失的缘故。如今把现存文章分为三卷，举牒和祠祭文章也一并收入。《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五卷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五 《唐柳先生文集后序》【宋·穆修】唐朝的文章起初还没有摆脱周、隋以及五代的习气；中间称得上有李白、杜甫，他们的才华开始使文章胜出，但只是专擅歌诗之道，还没有达到浑厚完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兴起，才大力发扬古人的文章；他们的言辞与仁义相互映照，内容充实而不杂乱。像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平淮西雅》这一类作品，都是文辞严整、义理伟大，制作文章如同经典，能够高高树立唐德于盛汉之上，使人无从轻视或惭愧退让；如果不是两位先生的文章，还有谁能做到呢？我年轻时喜爱阅读两家的文章，常常遗憾柳宗元的作品没有完整流传于世，民间流传的残篇只有一百多篇。韩愈的文集虽然表面上看似完整，但缺失、脱落的字句，在各家抄本中尤其严重。我立志补足、校正其正本而传之后世，多次向好事者访求善本，前后累计几十种，得到其中较好的，便加以注释、删改和校订。遇到四方远行，有时其他书都来不及携带，唯独带着韩愈的文集随身。幸而遇到别人珍藏的本子，便借来校正。为此用力，已经经历两纪；韩愈的外集大概已经校定，而对于柳宗元的文集，我怀疑它还没有在当时充分显扬。为什么它的文章被压藏而不能大为光耀呢？寻求而没有所得，原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没想到晚年竟见到他的文集，把它们联缀编成八九部大编，夔州旧序放在卷首，按卷分别，共有四十五卷，确实可以与韩愈的巨著相配。这些书的字迹十分朴拙，不像当今的笔迹，大概是前代收藏的书。从头到尾考察阅读，有的直到一卷读完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错误脱漏；有一两处废字，是因为年代久远而磨灭，阅读时并没有很大妨害，只是更需要考证，以求接近真实罢了。于是按照旧日记录另作一部别本，与陇西李之才一起反复阅读数月，详尽校订之后才停止。唉，上天厚待我，使我得到的爱好太多了！起初用韩愈的文章使我满足，后来又用柳宗元的文章使我饱足；如果说上天没有厚待我，岂不是诬蔑上天吗？世上的人如果学习而不立志于古代文章，那就罢了；如果立志于古文，想求得进入树立言论的领域，舍弃两位先生而不遵循，即使说自己能够做到，我也不敢相信。天圣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长作后序。《江邻几文集序》【欧阳修】我私下里不自量力，年轻时学习写作铭章，因此得以评论编次当代贤士大夫的功业德行。自明道、景祐以来，著名卿相和大官，往往见于我的文章之中。至于朋友故旧，平日握手谈笑，意气雄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盛况；然而正当同他们交游时，却突然哭悼他们的死亡，于是为他们铭刻墓藏，这实在令人叹息。自从尹师鲁去世，到现在二十五年间，相继去世的人，为他们作墓志铭的已达二十人。又有我来不及作铭的，以及虽然作了铭却不是朋友或旧交的人，都没有算在内。唉，怎么这样多呢？不只是善人君子难以遇到、容易失去，就连交游零落到如此地步，回头看身世、死生、盛衰的关头，也可悲啊。其间又有不幸遭遇忧患、触犯法网，困顿流离而死的人；以及做官屡遭挫折、志向不能施展而死的人；只有他们的文章还流传在世上，这又岂不可悲吗？既然如此，即使只是残篇断稿，也仍然值得惋惜，何况那些可以流传后世、行之久远的文章呢？所以圣俞、子美去世后，我已经为他们铭刻墓穴，又把他们的文章分类编集并作序。我文章中那些尤其感慨真切、情意深厚的地方，原因就在这里。陈留人江君邻几，常常与圣俞、子美交游，又和圣俞在同一时期去世。我为他作了墓志铭十五年后，任淮西太守，又在他家得到他的文集，便为之作序。邻几是个意志坚定、仁厚的君子。虽然当时已知名，他做官很久却一直没有升迁；晚年朝廷正要任用他，他却未及受用便去世了。他学问广博，文章典雅端正、深厚精纯，议论多有发明，诗尤其清淡闲适而又纵逸可喜。不过，他的文章早已流传于世，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增减其价值。我特意为此写序，不过是有所感触才这样做罢了。《廖氏文集》序【欧阳修】

译孔子去世以后，周朝衰落，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六经也因此中断。汉朝兴起后，过了很久六经才重新出现。它们散乱、磨灭，既然已经失去了传承，后来诸儒便得以把各种异说夹杂其中。像《河图》《洛书》，就是其中最荒诞妄诞的说法。我曾经为那些只知道守经笃信、却不知道伪说会扰乱经书的学者感到悲哀。我屡次作文章加以斥黜，可学者沉溺于长期沿袭的传说，反而惊骇地非难我，认为凭一个人的见解便裁定千年以来无法考证的是非，是想夺去众人所信奉的东西而只固守己见，因此世上没有人听从我。我认为，从孔子去世到现在两千年之间，已经有一个欧阳修提出了这种说法；再过两千年，未必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再过两千年，还会有一个人出现。这样一来，同意这种说法的总共有三个人，那么后世的人便不必等上千年就会出现。赞同我的人多了，众人所沉溺的说法就可以被战胜、被推翻了。六经不是一代人的著作，它将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地存在。以无穷无尽的时间来看，几千年不过一刹那。因此，我所等待的后世还很遥远，并不是急切地想求得当世人的理解。衡山人廖倚与我交游三十年，他已经刊出其兄廖偁遗文一百多篇，题为《朱陵编》。其中论《洪范》，认为九畴只是圣人制定的法则，并没有神龟从洛水中负书而出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不必等到千年以后，当世已经有了与我见解相同的人。我起初等待后世，是希望后世有人因为我的话而与我意见相同。像廖偁这样的人，从未听过我的话，大概只是他的思想恰好与我相合。这样看来，当今世上本来就有彼此并未寻求却意见相同的人，又何必等几千年呢？廖氏家居衡山，世代因善于作诗而在湖南知名；廖偁尤其爱好古文，长于写文章，他的德行在乡里广为人知，当时的贤士都同他交游。他因为仕途不得志而早死，所以没有在世上显名。唉！懂得等待的人，必定有时机获得；懂得蓄积才德的人，必定有时机施展。只要有志向，不一定要彼此寻求才会相合。我很高兴自己与廖偁虽未彼此寻求，却获得了思想上的相合。因此写下这篇序。《释惟俨文集》序【欧阳修】惟俨姓魏，是杭州人。他年轻时在京师游学三十多年，虽然学习佛学，却通晓儒术，喜欢写文章。他同我的亡友石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从不挑拣，对人必定极尽欢洽。惟俨却不是贤士便不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论贵贱，一概拒绝赶走，丝毫不加理会。曼卿兼爱众人，惟俨品行耿介，二人的志趣虽然不同，但交情却没有因此产生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正因为不与狂妄之人交往，所以才能结交天下贤士。若贤人与不肖者混杂在一起，贤者哪里肯顾及我呢？’因此当时的贤士多跟随他交游。他住在相国寺，十五年不出自己的房门。士人曾经到他房中拜访的，他唯恐礼数不周。等到这些人离去做了公卿贵人，他从未前去求见他们。然而他常暗自奇怪，自己一生所结交的都是当世贤杰，却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著功业、值得记载的人。因此他说，世人所称的贤才，如果不是统率军队奔走万里、在海外建立功业，就应当辅佐天子在明堂施行号令、赏罚。假如都不能被任用，那么就应当断绝对宠辱的计较，遗弃世俗，自尊自守而不屈服，怎么还能沉溺于富贵、无所作为呢？他喝醉后便拿这些话讥讽同席的人，别人也反过来讥讽他。有人说，遗弃世俗、独善自守，是古人容易做到的；如果奋身而出、适逢时机，还想一定建立功业，这即使圣贤也很难做到。周公、孔子之所以有穷困和显达的不同，正是这个缘故。如今您老在佛寺之中，不被世俗任用，幸而没有走过困厄与显达的道路，难道反而要拿古人已经做到的事来要求今人也一定做到吗？然而惟俨虽然傲然退居一室，对于天下事务、当世的利弊，谈论起来终日不厌。可惜他将要老去了。曼卿死后，惟俨也在京师东面买了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他于是把平生所作的几百篇文章收集起来给我看，说：‘曼卿死后，我已经为他题表墓碑，希望您为我的文章作序。’等到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叹息：惟俨既然没有被世所用，他的才华也就没有在当时显露出来。但考察他的笔墨纵横驰骋、文章丰赡飘逸的才能，便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了。《苏氏文集》序【欧阳修】

译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平生文章的遗稿，收集编录成十卷。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于是我把文集归还杜公，并对他说：‘这些文章如同金玉，即使被抛弃、埋没在粪土中，也不会消磨腐蚀。它们在当时被遗弃，后世一定会有人收集并珍藏。即使它们埋没而没有流传出来，其中的精气光彩也已经能够经常自行显现，外物也无法遮蔽它。因此，当他受到排斥、贬抑、挫折，漂泊困厄之时，文章已经流传天下。即使是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出力将他排挤至死的人，面对他的文章，也不能稍加毁坏、遮蔽它。大凡人的情感，总是轻视眼前而看重遥远。子美在当世屈抑尚且如此，那么他在后世显达，又应当怎样呢？’杜公您可以不必遗憾了。子美曾考察前代文章与政治治理的盛衰，奇怪唐太宗治理天下的成就几乎达到三王的盛况，而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过了一百多年，韩愈、李翱一类人兴起，元和时期的文章才恢复到古代水平。唐朝衰败、战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安然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今天兴盛起来。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时候少，动乱的时候多；即使有幸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也不能纯正精粹，有时又迟迟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为什么会难到这种地步呢？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这样的人，又有幸生在太平时代，世人难道不应当珍重爱惜他吗？唉，我的子美因为一次饮酒吃饭的过错，竟被罢官成为平民，流落而死；这实在值得叹息流泪，也应当是当世仁人君子以及那些负责国家养育贤才之职的人所惋惜的。子美年纪比我小，而我学习古文反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在有司参加进士考试，见当时的学者致力于把字句声韵割裂排偶，称为时文，彼此夸耀推崇；只有子美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参军伯长一起创作古体歌诗和杂文，当时的人颇为共同非难嘲笑他们，子美却毫不在意。后来天子忧虑时文的弊病，下诏劝勉学者接近古文，由此这种风气渐渐消退，学者也逐渐趋向古文。只有子美在整个世人都不这样做的时候坚持创作，始终自守，不被世俗的取舍牵引，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人。他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后来被罢职；之后任湖州长史，死于任上，享年四十一岁。他的相貌奇伟，远看神采昂然，接近他却觉得温和亲切，交往久了更令人喜爱仰慕。他的才能虽然很高，但别人也并不十分嫉妒他。那些攻击排挤他的人，意图本来不在子美。幸亏天子聪明仁圣，当时那些被指名排斥的二三位大臣以下、想以子美为借口牵连他们的人，都得到保全。如今他们一同享受荣宠，即使是那些曾与子美同时饮酒获罪的人，多为一时豪俊，也都被收录任用，显达于朝廷，唯独子美不幸死去，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可悲啊！《内制集》序【欧阳修】从前钱思公曾认为，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都可以安排其他方面的人才担任；唯独翰林学士，非有文章才不可。思公自己说这话时，很是触怒了达官贵人，但也自负地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如今学士所写的文章很多，至于青词、斋文，必定要采用老子、佛教的说法，祈禳秘祝往往接近民间家庭巷里的事情；制诏、诰命为了便于宣读，常常拘泥于世俗所谓四六文，这类情况大多如此。这样看来，果真可以称为文章吗？您在翰林任职六年间，朝廷先后任命、晋拜二三位大臣，恰好都不该由您当值，而天下又没有事情，四方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用来指挥号令、训诫约束的文章，若不是因事而发，就没有什么可阐明的。何况我中年早衰，精神意趣凋零，凭并不高明的写作又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发挥。因此，那些琐屑的应用文章拘泥于固定格式，卑弱而没有振作之气，实在应当惭愧。然而如今的文士尤其把翰林视为荣耀的职位。我被罢职后，院吏把您当值时起草的草稿按日期编排，共得到四百多篇。我因不忍心丢弃，何况其中上至朝廷、内至宫禁，下及蛮夷海外的事情无不记载；而时政记、日历以及起居郎、舍人略去没有记载的内容，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取证。唉！我将要老了，正准备在淮水、颍水之间买田。到了凉竹席上享受暑日的风、在茅檐下晒冬日的太阳、睡醒后支枕而卧的时候，回想自己一生的仕宦经历，回头看翰林院，简直如同在天上一样。于是翻阅这些遗稿，看见其中所记载的官职和姓名，用来比较那些人的盛衰先后、谁还在世、谁已经亡故，便足以知道荣宠只是虚名，不过是提供笑谈的一声大笑；也可以借此向乡间农夫老人夸耀一番罢了。《外制集》序【欧阳修】

译庆历三年春天，丞相吕夷简病重不能上朝，皇上已经改用大臣，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纳谏官、御史的奏疏，追还任命夏竦的制书。不久又从陕西召回韩琦、范仲淹，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辞让，直到五六次仍不停；皇帝亲自下诏催促韩琦等赶快上路，催得非常急，而富弼正入朝请求对答，因为辞让而没有见到皇帝，皇帝又派宦官催促送行，合门使当即接受诏命。唉！看韩琦等人之所以辞让，以及皇上之所以任用韩琦等人，可以说是圣贤相逢，万世难遇，而君臣之间的关系多么盛大啊！在这时，天下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用之才呢？至于我是什么人，竟也被列入选用之中。四月，我从滑台被召入谏院；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西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顺，西部军队仍未解除戒严；京东盗贼多年不断，最后王伦在沂州突然起兵，转而抢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州、邓州起兵，使京西震动。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困弊不堪。天子正慨然鼓励农桑、兴办学校，打破旧例，不按常规任用人才，哀怜百姓的困苦，想要除去那些害民的贪官；知道磨勘法实行已久的弊病，想要另行考察人才与不肖者，以进用贤能；忧虑各部门不能修治，又申明实行赏罚的信用，大概是想整顿法度了。当时我虽然掌管诰命，仍任谏官，常常能够在殿中奏事，从容详尽地听到天子变更各项政事、忧悯百姓、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把这些写进制书，用来讽谕、晓告、训诫在位者。然而我当时正参与修订祖宗旧典，又修撰起居注，又修订编敕，每天同同舍官员讨论治理、文书，所裁省的事项不止一件，而任命官员的诏书接连颁下，往往一两件还没办完，时间就已经逼迫丞相出发。因此我不能专心思考、精心写作，以充分阐发天子难以明示的意旨，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当世采用已经很少，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治的盛况；即使像我这样浅陋的人竭尽才能，尚且担心不能称职，更何况不能专心于自己的职务呢？这就是我常常对这些文章感到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一年春天，暂代成德军知军。公务稍少而有闲暇，我拿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明君的意旨全部写进作品，其中也能得到百分之一二，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其中毕竟有君王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浅陋就废弃吗？于是编成三卷。我从在直阁下开始轮值，轮值八十日，刚刚期满，没过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随即又来到河北，所以所作的文章只有一百五十多篇。就是这样。《范文正公文集》序【苏轼】庆历三年，我刚满十岁，进入乡校。有一位从京师来的人，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里的先生看。我从旁偷偷观看，便能够诵读熟习其中的文辞。我问先生，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人都是谁？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如果他们是天上的人，我当然不敢知道；如果也只是人，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先生认为我的话奇异，便把全部情况告诉我，还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才考中进士，到了京师，范公已经去世。范公下葬后墓碑立起，我读碑文读到流泪，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大概已经十五年了，却一次也没有见过他的面，难道不是命运吗？’这一年我考中进士，开始受到欧阳公的知遇；通过欧阳公结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士相待，说：‘遗憾的是你没有认识范文正公。’又过三年，我经过许州，才认识范公的次子、如今的丞相尧夫；又过六年，才见到他的叔父彝叟。在京师又过了十一年，我终于和他的幼子德孺在徐州成为同僚，彼此一见如故，他还把范公的遗稿交给我，请我作序。又过了十三年，我才得以为它作序。唉！范公的功德，本来不需要文章来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来流传。然而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如今已经四十七年了。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三位杰出人物，都得以跟随范公交游，而我唯独没有见过他，把这看作一生的遗憾。如果能够把名字列在他的文章中，自认为可以依托于门下弟子之末，难道不是我从前的愿望吗？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这些人，他们建立王业霸业的谋略，都早已在田野之中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在汉中拜见汉高帝，分析刘邦、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就像用手指指点掌中之物一样；等到辅佐高帝平定天下，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兑现。诸葛孔明躺卧在草庐之中，就同先主谋划对付曹操、孙权，计划夺取刘璋的益州，凭借蜀地的资力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是靠口头传授、亲耳听闻，偶然试做而侥幸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太夫人之丧，已经有忧虑天下、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志向，因此写成万言书送给宰相，天下传诵。后来被任用为将领、提拔为执政，考察他一生所做的事，没有超出这篇万言书的。如今他的文集共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重视，大概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一样，想要片刻忘记也不可能，如同火必然是热的，水必然是湿的。他天性如此，不能不这样；即使是挥笔戏作、随意写出的文字，也总会归结到这些方面。因此天下人相信他的真诚，争相拜他为师、尊崇他。孔子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并不是他专门发表言论，而是德行从口中流露出来。’又说：‘我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报；并不是我善于作战，而是德行显现在愤怒之中。’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苏轼】

译有些话意义重大却并非夸张，通达的人相信它，普通人却怀疑它。孔子说：‘上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而我抵制杨朱、墨翟，我大概可以以此同禹相配。’文章的兴衰得失，和上天有什么关系？禹的功业可以与天地并列，孔子、孟子却凭空洞的言语与禹相配，难道不是夸张吗？自从《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孟子的学说施行后，杨朱、墨翟的道术便衰落。天下人认为这些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死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背离正道而趋向功利，残害百姓以使君主富强；他们的学说极其鄙陋。然而士人却用它来蒙骗君主，君主又侥幸希望一举获得所有功效，纷纷跟从，于是世上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的伟大先生，能够推究根本和末流，权衡祸福轻重，来挽救人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流行起来。秦朝因此失掉天下，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祸乱，死者十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祸患，大概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正当秦朝还没有实现其志向时，假如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只会成为空话，停留在思想上而危害不到政事；停留在政事上、危害其政治的事情，一定不会达到这样惨烈的程度。假如杨朱、墨翟的学说在天下得志，它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小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同禹相配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晁错不值得称道，而贾谊也曾受其影响。’我由此知道，邪说转移人的思想，即使豪杰之士也不能完全避免，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正道不出自孔氏门下，而扰乱天下的学说却很多。晋朝因老庄之学而亡，梁朝因佛教而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五百多年以后才出现韩愈，学者把韩愈同孟子相提并论，大概差不多可以了。韩愈以后又过了三百多年，才出现欧阳子。他的学问推尊韩愈、孟子，以通达孔氏之道；阐明礼乐仁义的实质，使之合于大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通达，援引事物、联类推理，把各种说法折服于最高的道理之下，从而使人心悦服，所以天下人一致拜他为师、尊崇他。欧阳子在世时，世上不喜欢他的人喧哗攻击他，能够困厄、摧折他的自身，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生活富足而且受到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但当时的文章终究比古代逊色，士人也因循浅陋、抱残守旧，议论卑下而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炼，把通晓经学、学习古文看作高尚，把挽救时弊、推行正道看作贤能，把冒犯君主直言进谏看作忠诚。经过长期培养造就，到嘉祐末年，这样的人被称为很多。士人所受的欧阳子功劳实在太多了。唉！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做到呢？欧阳子去世十多年后，士人才开始学习新学，用近似佛、老的学说扰乱周公、孔子的真道，有识之士为此忧虑。幸赖天子英明圣哲，下诏修订科举取士法，鼓励、督促学者专心学习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于是风俗为之一变。考察师友传承的源流，才又知道诵读学习欧阳子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棐那里得到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子论大道像韩愈，论政事像陆贽，记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评论。’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零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零六卷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六 《王子直文集》序【宋·曾巩】天下治理达到极盛时，教化已经完成，道德相同，风俗统一。谈论道理的人虽然说法不同，时代和人物也各不相同，却从未不与道理的旨趣相同。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本来不应有两种。所以《诗》《书》的文章，从唐尧、虞舜以来直到秦、鲁之间，相隔一千多年，作者也不止一人；期间虽然曾经历衰败动乱，但学者仍承受着前人的余泽。文章虽然有数万篇，其中所阐发的道理却彼此相互表里相应，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叫人感觉不到时代的久远和作者人数的众多。唉！上下之间逐渐磨炼、陶冶，竟达到这样的境地，难道不是盛况吗？自从三代教养人才的方法废弛，先王的恩泽断绝，学者人人各有见解，诸子也各自建立一家学说。难道他们本来就彼此相反吗？只是因为不合于道理，所以不能统一。汉代以来，离太平之治越来越远，因此学者虽然有奇异杰出的人才，文章能够纵横驰骋、宏伟华丽而令人喜爱的很多，但其中是非取舍不合圣人心意的也太多了。所以他们的学说从未统一，圣人的道也从未得到阐明。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言论能够合于道理，也可以说是很难了。由此看来，文章的得失难道不取决于天下的治乱吗？长乐人王向，字子直，年轻时已经写成数万字的文章，和他的兄弟一起闻名天下，真可说是奇异杰出的人才；他的文章能够纵横驰骋、宏伟华美，令人喜爱。读他的著作，知道他同汉代以来那些以善写文章著名的人并列在作者之林，只是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考察他的思想，少有不合于道理的地方。然而子直晚年自认为不足，悔恨年轻时的作品，想要更加深入探究、竭力追求圣人的旨趣要义。在仕途得意时，他想把这些道理发扬出来、体现在事业上；困居不得志时，则想把它们寄托在文章中，将要同《诗》《书》的作者并列，又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不幸的是他早早去世了，所以虽然有难得的才华、独立的志向，却不能等到成就事业。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同道之人与子直的哥哥王回、字深甫，都深深看重这个人。子直的官职、世系、品行事迹，他的父亲已经为他作了墓铭；他写成的数万字文章则嘱托我作序。我看子直自己所显现的才华，已经足以彰显于世，所以特意为他作序，以说明他的志向。《王深甫文集》序【曾巩】

译深甫是我的朋友，姓王，名回。当先王的事业消失、六艺残缺、道术衰微之时，天下学者没有可以折中取正的标准。深甫于是奋然独自兴起，凭借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探求其中的意义，把它们领会于心，实行于自身。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必定以法度来考察；无论穷困还是显达、获得还是丧失，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他的文集二十卷，文章反复辨析而通达，对事理有所阐发，最终大概将归于简约。他破除诸子百家的传注，推究散佚残缺、不完整的经书，以便在千年之后阐明圣人的道，用来振兴将要坠落的文化，使沉溺其中的学者回头，可以说是关于道德的要言，而不只是世俗文人的别集。后世专心学习圣人的人，必定会由此有所收获；那么它对于世道人教，难道只是一点小小的补益吗？唉！深甫的志向正强盛，德行正不断长进，却不幸去世了。因此他的恩泽不能施加于天下，而他的言论也止步于此。然而考察他所研究的内容，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能够名闻一世的人吗？他的文章中有片言半简，并非大义所在，却都附录而不删去，是为了说明深甫即使在细小的操行方面，也都足以流传后世。深甫是福州侯官县人，如今家居颍地。他曾参加进士考试，考中后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不到一年便弃官离去，从此不再做官。他死于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三岁。天子曾以某军节度使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的职位就近到他家任命他，但深甫已经去世了。《王平甫文集》序【曾巩】王平甫去世后，他的家人收集他的遗文，编成一百卷，嘱托我作序。平甫从小就出类拔萃，凭借高才显名于世，写文章时思绪如同河水决堤，语言惊人，当时的人争相传诵。他学习尤其敏捷，又以不知疲倦的努力充实自己，到了晚年更加笃实；他博览强记，对书籍无所不通。他对于是非得失的道理看得尤其详尽，文章宏大丰富、典雅庄重，诗歌广博而深厚。自周朝衰落以来，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已经丧失；汉朝兴起后，文学尚且接近古代，等到汉朝衰落，文风逐渐衰微而完全消失。到了唐朝，过了很久，善于作文的人才开始接近汉代；唐朝衰落后，文风又昏暗不明了。宋朝受天命建立一百多年，天下文章又恢复到汉唐盛时的水平。从周朝衰落到现在一千多年，古代文化濒临泯灭，能够自行振起、追及古代的，只有这三个朝代而已。在各自兴盛的时代，士人中能以独特才华显名于世的，通常不过三五个人；世代如此稀少，人才如此难得。平甫的文章就是能够独特地显名于世的。世人都说，平甫的诗应该谱成乐歌，荐用于郊庙；他的文章应该写入典册，施用于朝廷，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当世任用。然而推究实际情况，千年之中并不缺少时日，苦心经营翰墨的人也不少，身居富贵地位的人更从未有一天缺少；但那些人都湮没无闻，不能流传，有的还把丑名传给后世。平甫自身具有难得的资质，负有独特显著的才能，凭此树立于不朽之中。即使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他文章的可贵之处也没有人能够遮蔽。那么，平甫内心所追求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古今的作者，有的能写文章却不一定工于书法，有的长于诗歌却不一定擅长文章；唯独平甫兼而有之。他尤其喜欢诗歌，忧愁、喜悦、悲哀、快乐、感动、激愤、怨恨、愤懑等感情，全都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诗歌尤其多。平甫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人质朴正直、简易真率，遇到别人便坦然推心置腹，不存丝毫疑虑障碍，同人交往尤其深厚。他去世那天，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听说后都为他哀悼。他的籍贯、世系、历任官职和事迹，将留待为平甫作墓志铭的人来记述，所以这里不再写了。《先大夫集后序》【曾巩】

译先公所写的书，题为《仙凫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纪》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刊行于世。如今又编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二篇，另自编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时期，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街巷中学习治国的学业，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公虽然年轻，所学已经都明白治乱得失、兴衰成败的道理。他写的文章宏大深刻、隽永优美，尤其长于讽谕；现在编排的乐府以下作品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后，先公开始出仕。当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纲纪和大法，先公于是勇于议论当世的得失。他在朝廷时，痛恨执政者不忠，所以凡是论说天下要务，必定以天子忧怜百姓、为万事劳心的意旨为根本，进而指出大臣、从官和办事之人观望徘徊、怀奸藏私，不符合天子托付任用他们的本意。因此国家长期治理不好。遇到难以言说的事情，别人有所不敢说的，即使他屡次因意见不合而被外放，他所说的话却越来越切直，不因利害祸福而改变心意。起初先公尤其受到太宗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任上被召见，任为直史馆，随后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更加因才能而了解他。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事发生后，又任命他为陕西以西经略判官。但先公曾经猛烈地批评大臣，当时的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他。不过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先任命他为泉州知州，不满一年又任命为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命为扬州知州，这是准备再次召用他。先公在这时又上书，言辞斥责大臣更加激切，所以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先公所说的大问题是：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困穷已经很久了。海内既已统一，天子正要修明法度，而执政者仍有许多烦琐苛细之举，管理财利的臣子又更加急切。先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的原则，停止专卖禁榷，使百姓得到休息，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祥符初年，四方争相谈论祥瑞符应，天子因此任意在泰山、汾阴举行祭祀，道家的说法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公更加竭力进谏，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靠，应当贬斥奸臣，修治人事；反复上奏，达到数百上千字。唉！先公竭尽忠心，天子能够接受一切直言，哪里一定只是古人才有呢？这不就是《尚书》所传的‘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公在两浙上奏请求罢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同三司争论，免除百姓租税，释放百姓所负的拖欠；先公所施行的，大致就是这些。从这些实际施行的事情来看，已经很接近理想了。先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书稿已经散失的，大概无法收集。他的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后来仍值得思考的言论，以及他历任官职和行事，由庐陵欧阳修记载。欧阳公已经为先公撰写碑铭，记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至于那些没有全部记载的内容，先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品行也许没有被史官记载。即使记载了，当时喜欢先公的人少，史书果真可信吗？后世如果有君子想要推究考察这件事，读先公的碑铭和书信，再读我的这篇序文，那么他的内外情形和真实面貌便都可以看见，对于虚实的判断也可以得到核验。先公去世后，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某，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人，是先公的孙子曾巩。《王定国文集》序【黄庭坚】元城人王定国洒脱旷达，具有高远的风韵，才华器量远超常人。他年轻时，所交游的都是长者，有些还是他祖父一辈的门客。他生长在富贵之家，爱好却都是老书生的事情，并不显得寒酸乞怜，诸公大多因此降低身份与他交往。他写文章，起初并不自以为珍贵，仿佛随意吐唾沫一般，时常写出奇特雄壮的语句，使天下士人惊异。后来因作为大臣之子而不慎交游，被夺官流落岭南，便更加改变作风、自我刻苦，研读诸经，颇多撰立训释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读到他的诗和其他文章，可以看出他不拘守近世师儒的绳墨尺度，而是摹拟远大境界，必定有所作为才写作，想以才华长久称雄一世。虽然没有完全称心如意，但终究不随人之后。到了得意之处，便不比古人逊色。定国年纪尚轻，却经历岭海崎岖、离国万里而脱身生还；偶然在江边相逢，举杯饮酒相慰劳，他只说自己罪责重大而责罚很轻，从未提到报答君主的话，心中的郁结全都发泄在文章辞藻中，却从不私下怜悯自己。这种志向，不容易向俗人说清。王良给骏马套上缰绳，却只问它如何认路，气势已经没有奔驰万里的志向了。【此句疑有典故或文字讹误，‘王良秩骥子而问途’语义未详。】恐怕读者会以为定国所以能够流传后世的只是这些，因此作序说明这一点。定国名巩，是文正公的孙子、懿敏公的儿子。八月壬辰作序。《秘丞章蒙明发集》序【张耒】古人评论人物，考察的是他的为人，而不计较他的功业。士人本来有才华，可以有所作为，却不幸来不及施展；以及已经施展才能却中途被夺去机会的人，哪里数得过来？至于才能平庸的普通人，乘着时势凭功名显达，世上却常有这样的人。孟子说：‘至于成功，那是上天的事。’成败既然取决于天，那么不能仅凭成败来判定贤能或不肖。司马子长评论李将军时，对他做将军的遭遇反复哀叹，深深悲痛他没有功业，认为百姓无论知道还是不知道李广，都为他流泪。至于评论霍去病，没有说别的优点，只说他‘常常得到上天的幸运’，不至于陷入困乏断绝。司马子长并不稍稍宽容屡次取胜的霍去病，却唯独对老死的李广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深深痛惜庸人凭借时势取得名声，而豪杰之士却受命运制约，不能稍稍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他在取舍之间才会如此。唉！难道只有人的事情如此吗？万物也一样。夏日万物生长繁殖，丛生的荆棘也能得到一些庇护；遇到疾风严寒，大树即使粗达百围也会僵直倒下而死。秋水按时到来，沟渠田畎也能有灌溉之功；若逢旱年，深潭干涸，江河水少，连鱼鳖也不能存活。万物本来就受所遭遇的环境制约吗？今年春天，我在宛丘遇到友人、会稽人章邦老。他一见到我，便拜了两拜，流着眼泪拿出他先父秘丞君的三编诗文以及行状，请我为之作序。他的文章和议论都非常高明，只可惜没有得到充分施展。《集策》序【秦观】

译我听说，春天黄莺鸣叫，夏天蝼蛄鸣叫，秋天寒蝉鸣叫，冬天野鸡鸣叫。这几种动物都很微小，但时令没有到来时，便寂静无声；时令一到，便日夜鸣叫不停。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受到阴阳之气的鼓动和四时变化的感发。外界的气候发生变化，内心的情感便受到催迫，即使想不鸣叫，也做不到。我这个淮海小臣，没有听闻朝廷的见识，也不知道帷幄之中的谋划，只是从耳闻目见中搜集情况，多少知道当今世道利弊的缘由。曾经想剖明肝胆、表达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但又想到自己不是谏官，职分也不是御史，越出职位、冒犯名分，必定会加重受到有关官署惩处的罪责，于是隐忍徘徊，不敢发言。幸而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下达明确的诏书，命大臣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才，将要修明祖宗的政事，并亲自在朝廷策问。唉，这也是愚臣应当发声的时节啊！我于是暂且忘记自己的疏远卑微，把自己想说的意见分条写成三十篇献上。希望陛下加以采择。这些文章的总目是：以思想寄托于言语，以言语寄托于文章，显示变化的始终，使天下人明白了解其中的道理。于是作《国论》。瑟不鸣时，二十五根弦各自按照自己的声音应和；车毂不转动时，三十根辐条各自凭借自己的力量旋转。沉默就能治理，言语安静就能控制。行动以主术为依据，急迫没有达到极点，缓和就不会产生；缓和没有达到极点，急迫就不能形成。一旦愤怒兴起，就像圆环没有端点。于是作《治势》。把治理作为险要，山川就是凭借；把军队作为险要，却不能厌弃通达。于是作《安都》。相信自己的人不回避嫌疑，自许的人不求与人苟合；能够倚重并容纳这样的人，功绩才可以成就。于是作《任臣》二篇。众多贤人聚集在朝廷，是奸人所不利的；他们便巧妙地制造诋毁诬陷，以迷惑众人的听闻。于是作《朋党》二篇。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超绝的人才，应该受到宽广的选用。于是作《人材》。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是孟子所排斥的；申不害、商鞅兴起，没有谁能够阻止你们。于是作《法律》二篇。获得与失去相邻，利益与祸害同门，若不是极其精细，就不能把它们分辨开来。于是作《论议》二篇。爵位俸禄是用来激励世人、磨炼庸钝的，科条、品目，怎么可以不详尽呢？于是作《官制》二篇。善于治水的人把四海作为蓄水之壑，善于理财的人把天地作为资财来源，国家的大计，就在这里。于是作《财用》二篇。能够判断敌人的虚实，像辨别牛马一样；能够应对仓促的变化，像数一二一样；不是有道之士不能做到。于是作《将帅》。以少数战胜多数，来时如风雨，离去如断弦之声。于是作《奇兵》。美妙的言辞，可以凭三寸之舌获得市场，胜过百万军队。于是作《辨士》。机会到来时，间隙容不下一根头发；若不是靠龟卜，也不是靠明镜，怎能不失去它呢？于是作《谋主》。心不能治理，精神就会扰乱；气不能调养，精气就会丧失。治理心神、调养元气的方法，自然可以掌握。于是作《兵法》。愚昧的百姓玩弄兵器，依靠山谷险阻，灭亡很快就会到来；有时还会酿成大祸。于是作《盗贼》三篇。党项这一微小部族，盗取了我的灵武，已经超过八十年，上天的诛罚还没有到来。于是作《边防》三篇。东西作为纬线，南北作为经线，有见识的人掌握综线，文章就能织成。详细内容在那些篇章中，大略内容在这里，于是作《序篇》。《王平甫文集后序》【陈师道】欧阳永叔对梅圣俞说：“世人说诗会使人困穷，并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会写得精工。”圣俞以诗闻名于文坛，仕途没有超过前人，年岁也没有晚于前人，可以说是困穷了。与他同时有个王平甫，是临川人。他年过四十才在荐书中获得名次，位居众多下士之列；任职没有几年，又解下官印绶回到乡里，他的困穷更甚。然而他的文章义理郁郁而盛，又能作诗；正因为他的困穷越深，所以得到的成就越多，这确实就是所谓人困穷之后才能写得精工。虽然如此，上天赋予万物，不能使它们样样完备；坚实的东西不华美，深沉的东西不浮在陆地上。万物不能完备，是万物的规律。若要把天下所有的美好都占有，就不可能同时兼有尊贵和富裕。诗使人困穷的说法，也确实可信。当平甫在世时，他的志向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才华积蓄而不能发扬，名声、地位和势力不足以打动世人；可是人们听到他的声名，家家收藏他的书，他的文章流传于当时，又流传到千秋万代，即使他的怨敌也不敢议论他。这样看来，诗反而能使人通达，我没有看到它使他困穷。士人立身处世，穷困还是显达，不值得评论，只须评论他所传下来的东西罢了。平甫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对朋友诚信，行义勇敢，又喜好仁德；他值得流传的，不只是文章。假使平甫当年把力量用于仕途，在郊庙进献诗歌，在朝廷施行典章策令，但事情违背了自己的言论，后来又违背先前的主张，那么连同他本来可以流传的东西也会一并被抛弃。平生的学问可以说勤苦了，天下的声誉也可以说盛大了，但一旦失去这些，难道不可悲吗？南丰先生已经为他的文章作序，用来告诫学者；先生去世后，彭城人陈师道因此加以申说，使它流传于世。我的确愚昧迟钝，难道能够使人把利益置于身后、把被世人抛弃的东西加以尊崇吗？我借先生的话来表达他的志向，也用它来激励自己，如此而已。《吕居仁集序》【陆游】

译天下的大河，没有比黄河、长江更大的了。它们的源头都来自蛮夷荒远、辽阔遥远的地域，绵延数万里之后才到达中原，注入大海。如今禹留下的书中所说的岷山、积石山，只是记载禹治水的遗迹，并不是说它们的源头果真止于此处。所以《尔雅》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虚，传记又说黄河上通天汉。我到蜀地追寻长江源头，才知道从蜀地岷山以西全都是岷山，土地断绝，山壤隔断，再也无法穷尽。黄河、长江的源头，哪里容易知道呢？古代的学者，大概也是这样。他们向上探究伏羲、唐、虞以来的道统，有源头也有流派，不因路远而停止，不因艰难而止步，所以能够卓然把它传播给天下后世而无愧。古代所有的言论，没有不是如此的。汉代以后，即使不能达到三代盛时的程度，也差不多可以接近了。宋朝兴起以后，儒者接连出现，有的成就超过汉唐。到了建炎、绍兴年间，承受丧乱之后，学术和文章仍不愧于前代。像从前的紫微舍人、东莱吕公，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吕公年轻时已经承继家学，内心体认并亲身实行，近三十年如此。仕途越是坎坷，学问越是进步。于是利用闲暇，广泛结交天下名士。他讲习、探讨、磨炼、浸润，不穷究源头就不停止。所以他的诗文浩大奔放，各种体裁都很完备，间或显出新意，越奇特却越浑厚；源流震动显耀，足以惊动耳目，却不失高古之气。一时的学士都尊奉他。晚年稍稍得到时世任用，在西掖任职，曾兼任内廷直职，起草赵丞相鼎的制书，竭力排斥议和的主张，因而触犯秦丞相桧。秦公亲自起草日历，把吕公的制辞载入其中作为罪证，而天下更加知道吕公一生的正直公平。吕公平生所作的诗，已经独自流行于世。嗣孙祖平又把他的其他文章全部搜集起来，共若干首，编为若干卷，嘱托我作序。我从童子时就读吕公的诗文，一直希望学习他。稍长以后还没能远游，吕公便去世了。晚年我见到曾文清公，文清对我说：“您的诗的渊源大概出自吕紫微，只恨没有亲自见过他。”我于是更加遗憾。如今能够把名字托附在吕公文集的卷首，难道不是幸运吗？庆元二年九月十六日，中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真观，山阴陆某谨序。《师伯浑文集序》【陆游】乾道癸巳年，我从成都前往犍为，在眉山结识了隐士师伯浑。一见面就知道他是天下的伟人。我出发后，伯浑在青衣江边为我饯行。酒兴浓时放声高歌，歌声震动江面，水鸟全都惊起。伯浑喝了约一斗，我向来不善饮酒，也不知不觉大醉。夜将过半，船才开走。到了平羌，酒意消解，我在船中得到一幅大字长轴，原来是伯浑醉后挥笔写在纸上的，墨汁写到干涸，气势如春雷震动蛰虫，又如奇异的鬼怪搏击人，何等雄壮啊！后来过了四年，伯浑得病不起。他的儿子怀祖搜集伯浑的文章，寄信奔走八千里，请我作序。唉！伯浑年轻时声名震动秦、蜀，向东传到吴、楚；当时的名流都尊敬仰慕他，愿意同他交往。当宣抚使驻守边疆、谋划收复中原，制置使统领梁、益两地军民时，这些都是显赫的大官，听到伯浑的名声，正要把他推荐给朝廷，却终于被忌妒他的人阻挠了。伯浑既然决意不肯出仕，即使没有阻挠者，也不过是有关部门按时送些粮帛牛酒慰问他，最多像孔某、徐复一类人，获得“散人”的称号，把他的事迹写入史书罢了。伯浑对此又有什么得失，竟使忌妒者如此过分？假如伯浑出仕侍奉君主，成为卿或公，那么忌妒他的人必定更多，排斥、攻击、阻挠也一定会不遗余力；至于被迁徙到北方、送入左校，那就很难说了。怎么能像在眉山时那样，亲自耕田、妻子织布，纵情于山水之间，从容自在地终了一生呢？如果这样，那么伯浑没有得到任用，也看不出有什么可遗憾的。有人说：伯浑的才气充满海内，无人能与之相比；他的文章英秀奔放、宏伟瑰丽，应该在清庙中歌咏，在彝器上镌刻，这样才相称。如今才华一点也没有得到施展，反而只写些在山巅水涯排遣忧乐、舒缓悲愁的话，难道不可遗憾吗？我说：这就是命运。了解道理的人替时代感到惋惜，却不为伯浑叹息。《南丰集序》【王震】南丰先生凭文章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当年他年富力强，志气锐利，他的文章迅疾猛烈、奔放不羁，雄健浑厚、瑰奇伟丽，如三军的朝气、猛兽的怒扑、江湖的波涛、烟云的形态，真是何等奇异！当时先生自负才华，认为即使刘向也未必知道自己，韩愈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长期被外放迁徙，世人颇说他困顿而不得志，正当一时的后生纷纷崭露头角时，先生却淡然自若。晚年回到朝廷，天下都希望朝廷任用他的学问，恰逢新的官制建立，于是掌管起草诏令。那时百官重新设置，旧日的舍人没有一个在任；任命一经下达便送入院中，任命文书堆满桌面，占满纸张，连续书写，起初似乎并不在意；午时的漏刻结束，他把草稿交给院吏，骑马离去。凡是任命郎官、御史几十人，他依据法意，推究原有职守，为他们作训诫敕令；每个人都不相同，全有新的意味，而且铺陈丰裕、雅正庄重，自成一家。我当时任尚书郎，掌管待制、吏部事务，有一天得以全部观看，才知道先生的学问虽老而不衰，真正的大手笔自有人在。唉！先生的仕途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但他的学问已经完成了。总之，他的声名将与天地同存，不可诬蔑。《周南仲文集后序》【叶适】自从我来到吴、楚、淮南一带已有十多年，周南仲、孟良夫以及滕孔等人彼此相互切磋追逐。我们回忆往事，在秀州遇到敌国使者返回，只好避入曲折的小巷和庵舍。访求已经断绝，积冰堆得像小山，我们裹着被子挨过一夜，又接续芦苇燃烧取暖；窗纸忽然两次变白，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夜。彼此诘问答辩，往来很多。然而南仲于是想要探究进入幽微深远之处，言语达到世人所不能到的境界；他身体穿着粗布衣，双眼都熬得通红。我对此心存疑虑，认为他的气血不能承受，却没有敢说出来。不久我得了无法医治的重病，病势危急，几乎死去；多年以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回答他。那时南仲正纵横辩论，接连堵住我的话头，使我只能默默无言。唉，南仲想听而我没有说，我想告诉他而他没有来问；颜回、曾参的旨意即使还有留存，李膺、郭泰遗留下来的风范最终也无法再见了，难道也是命数如此吗？南仲还没有去世时，曾把近来的文章寄给我；文章上承折衷，下接峻峭宏阔而不失跌宕。我本来就惊异于它与各家体裁都没有相似的外貌，而深源也说，南仲平素常常对今人的作品不满意。这样看来，他一定将有很大的成就，而这种力量也不容易达到。文章，是语言的铺衍。古人约束义理而形成言语，把语言中尚未穷尽的意思稍加曲折、伸展出来罢了。后来世俗日益低下，作用日益浅薄，小则随事逐物而作科举文章，大则撰写典册；即使刻意浓丽、削减浮华，往往也在义理之外了，难道还能称为文章吗？君子把这种东西寄托于文章，就不足以教导德行；学者在其中学习，就足以损害正道。力量将尽而言语又不能树立，距离古人不是更远了吗？南仲已经去世，我却没有与他讲论。季度已经为文集作序，嘱托我记下末尾，我于是这样写。《南昌刘应文文稿序》【元·虞集】

译江西境内，山势奇秀，水流清澈，曲折回旋、流转奔注；到了南昌，山更加雄壮，水更加浩大。因此，生长在那里、禀受这种山水之气的人，大多擅长文章；他们写文章，又能摆脱粗鄙质朴的弊病，振作委靡的文体。所以谈论文章的人，没有谁能排在江西之前。然而，世俗习气的弊端是：上等的，常常把怪异诡奇、险僻艰涩、断裂起伏、挥霍闪避当作能事，窃取庄子和佛教的余绪，造出的语句竟然无法理解，还说这是绝妙。次一等的，广泛取用耳闻的经、史、子、传，下至小说，不管相类不相类，都剽窃近似的语句杂乱排列，以多为博，蔓延堆积，像醉梦中的人一样，使人听一整天也不能明白。更下等的，便使文章首尾突兀，情态轻浮，像俳优说笑，随意立论应答，把作文当作一件玩意。唉，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大体说来，这些人对学问没有见闻，对德行没有积蓄，借文章来掩饰自己的浅陋；跟随他们的人也以这种容易做到的东西为乐，难怪祸害发展到这样不可收拾。唉，文章之道，暂且不泛泛评论古今天下，即使只评论江西，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曾南丰，难道不是榜样吗？执笔作文的君子，也曾取来他们的书阅读；那么自己所作的文章，究竟合不合于这三位君子呢？如果不合，那么自己的谬误就可以知道了。可是为什么竟不从这三位君子那里学习呢？大概是因为三位君子的文章并非凭空而成，也不只是出于天资；他们贯通当今、博学古代，修养德行、约束操守，根源由来深远。难怪那些乐于浅陋、以为自己有能耐的人不知道反省。这三位君子的文章尚且不足以使人真正了解他们，何况在三位君子之上，还有更应当知道的人，而且相距还很遥远，难道还能知道吗？像这样却想以文章自我标榜，真是可惜了秀美才气的委弃。可悲啊，难道只是学者的过错吗？难道只是学者的过错吗？南昌刘君资深比我小一岁，我们相交甚好。他不远万里，把他儿子应文的文章带来请我指教。从资深的心意看，他对儿子寄予了很深的期望。我读应文笔下的文章，清新而不险僻，刚健而不暴烈；他在科举中接连考中，又分教一郡，是很合宜的。山水清秀润泽所钟爱的才气，确实值得期待。不过我听说，传记中有这样的话：“观察事物的会通之处，来推行其典礼；不能观察会通，就只是固陋罢了。”端正自己已经具备的才能，再提高自己尚未具备的才能，这是君子的道路。我寄居江西已经三十年了，难道对江西人、对江西没有感情吗？何况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怎么能不因为忧虑江西文章的衰敝而告诫他呢？应文，希望你回应这番话；应文，努力吧。这就是勉励你。《孟君文集序》【程以文】文章就像车，所以善于驾车的人一定要规范它的奔驰，善于写文章的人一定要端正它的法度。写文章却不端正法度，就像用诡诈的方式驾车而不能走远一样，这是明白的；何况车上还空着没有装载东西呢？如今世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大体有三种：寄托事物、联类取譬，因事抒情，语言华美、辞藻丰富，恍惚间似乎合乎人的心意，这叫应付世俗的文章；见识高明、志向远大，议论卓越，使人发觉平常事物中最深的滋味，振起金石般清越的声响，使一世之人都心悦诚服，说这是“名传当世的文章”；把它编入《诗经》《尚书》一类的典籍而不惭愧，把它放在天地之间而不疑惑，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千年以后有喜爱它的人，这就是所谓传于后世的文章。有志于文章的人，无不想使文章传世；但要达到名传当世的程度，也不可多得，往往做到应世便停止了。那么文章难道是容易说清楚的吗？山高了云才在那里兴起，井深了泉水才清冽；枝叶舒展茂盛，是因为树木内部蓄积深厚；树干粗大到百围，也是因为内部积累深厚，外在的发达就是这样罢了。平昌孟君善于写文章，往年我读到他拟古的几篇文章，竟不知道是当今之人所作。他来到京师，我才得以请教于他的门下，后来又得到他的己亥集，读了整整一个月才停止。他的文章有先秦、战国的风格，纵横驰骋，上下贯通，尽情变化却不失正道，如王良、造父驾车一样；然而我更加欣喜的是它合乎法度。孟君在乡里考中进士，曾经辅佐使者巡行治所，走遍天下十之七八；他的雄才大略表现在实际行事中，发为文章，又不流于空洞的言辞。这样继续进步，名扬当时而流传后世，难道有什么困难吗？然而世人只知道他的文章，却不知道他这个人；他的文章不过是余事，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他的志向所在，本来将有更大的任用，难道只是文章吗？我已经亲手抄录几篇，作为自我矜持和效法的准则；又为他的文集作序，把它归还给他。虽然如此，孟君的文章日后应当有大贤君子为之表彰，哪里需要以我的话来增加声誉呢？读孟君的文章而拿我的话来验证，或许可以知道我并没有虚妄。孟君名昉，字天暐，如今任某官。《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六。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明）贺复征编。序二十七。《剡源集序》【明·宋濂】

译我曾向黄文献公学习文章。对于宋朝末年的辞章之士，黄公乐于称道而从不停止的，只有剡源戴先生。于是我每天收购戴先生的文章，却始终不能多多得到。恰逢朝廷下诏编修《元史》，任命我总裁其事；遇有缺漏遗失的史料，便上报朝廷，派遣使者到各郡各国访求。我私下认为，戴先生的著作关系到前朝，应该很多，于是嘱咐使者进入鄞地，在鄞地各处遍求，希望先生的乡国或许能够有所收获。没有过多久，有司果然把《剡源集》二十八卷送上来，我这才得以全部阅览。于是写道：辞章到了宋朝末年，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公卿大夫把应付实际事务看作急务，以俳谐作为文体，以骈偶作为奇特，厚着脸皮自负声名高雅。稍高一等的，便穿凿经义，牵合声律，孜孜不倦地把文章作为取悦世人的工具。再高一等的，剽窃前代学者的语录，辅以方言，堆积千百条而不停止，还说‘我将用它来阐明道理，哪里还需要文章呢？’再高一等的，驰骋宏博，便精粗混杂而略去绳墨；仰慕古奥，便删去语助之辞，使文章无法成句，却反而想纠正弊病，结果弊病更加滋长。我私下想到，辞章存在于世间，就像日月高悬在天空；即使狂风暴雨，不时运行变动，也不能遮蔽、侵蚀它的光明。我曾经奇怪，当世的士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挡这股狂澜呢？又想到，豪杰之士哪一代会没有呢？只是我见闻浅陋，所以很少能够认识他们，并不是事实真如此。等到读了先生的文章，才发现其新颖而不雕琢，清丽而不显露，像晴日的山峦从云中显现，姿态纵逸舒展，连续不断；又像通畅的河流曲折回旋，十步九折，却没有直冲猛奔的缺失。唉，这不就是所谓接近豪杰之士的人吗？先生七岁便懂得学习写文章，咸淳年间进入太学，按三舍法升入内舍为主；后来参加礼部考试，列第十名，登进士乙科，调任建宁府教授；及至改任临安教授、任户部掌故，都没有就职。适逢宋朝灭亡，元朝执政者推荐他，起用为信州教授，那时先生已经六十一岁了。不久改任婺州教授，他以疾病为由辞去。后来过了六年去世。当初先生考中进士后，怜悯宋末文辞的鄙陋，立即奋然自异。久而久之，四方人士争相以他为师、效法他的文章，所以到了至元大德年间，东南文章大家都归附于他，先生也没有异议。先生去世仅六十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或字，实在令人悲哀。我在史局时，已经奉命把他汇入《儒学传》中；后来任成均司业，又将录取他的《剡源集》的人带回，拿给众人看，而先生的同乡夏君阅来为国事来到这里。子正正在和先生的孙子资先商议刻印此集，夏君于是请我撰写题辞，并且说，最深知先生的只有黄文献公；公既然已经不能再写，您幸勿推辞。于是我忘却了自己身份逾越，替它写下这篇序。像这样，唉！丰城的宝剑、荆山的美玉，即使埋没在黄泉土壤中已经很久，它们的神光直冲霄汉，终究也不能被掩盖。这大概说的就是先生吧？先生名表元，字帅初，另有一字曾伯，是庆元奉化州人。《詹学士文集序》【宋濂】从前湖湘一带才德兼备的士大夫，大多以擅长词赋著称，江夏詹先生同文就是其中之一。大概同文胸襟气韵洒脱，又以雄健博大的学问为辅助，所以描写事物流畅明快，铿锵有声，如同金石发出的声音。等到归入我大熙朝，便以文章闻名。当时有一次胜友如云，酒喝到兴浓耳热之时，有人拿着书卷来求文，同文振衣而起，握笔环顾四周，文气氤氲，从口鼻之间流露出来，片刻之间纸上写满文章，光彩灿烂，五色俱备。旁观者在一旁鼓噪，还说：“倚马立成万言文章的人，大概也不会相差太远。”从此以后，有人询问奇异俊伟的才士，众人都说：“同文！同文！”我和同文相交已久，又同在翰林任职，初次见到他的文章非常惊异；后来多次见到，私下叹息自己的赋才暗弱低劣，拘拘守在方圆规矩之中，每天都沿袭古人的轨迹，不敢奋笔迅疾地吐出一句奇崛的话。即使我见于文书的作品将近一两千篇，也都气息奄奄，仿佛毫无生气。人写文章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去年秋天，京畿试选乡贡士，今年在南宫考试天下士人，同文都主持评阅文章，我也参与听取最后的评议。我看同文评阅五经试卷时，朗读几行，便拿起笔写下某某话；写完后又朗读，再写下某某话。我看他的批语，剖析义理精密细致，像汉廷老吏议论法令一样，是非轻重都无法掩饰。人们只是以文辞称赞同文，固然还没有见识到他的气势和才思。如果像同文这样的人，谁能够赶得上呢？谁能够赶得上呢？韩退之推重李白、杜甫的文章，说它们光焰万丈；少陵的作品顿挫沉郁，高得无法攀登，深得无法探测；谪仙的文辞则飘飘然如同在璇霄丹台游玩，吹奏鸾笙，吞食紫霞，完全远离人间尘土。想到这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精华发为光耀，连绵交贯，自己也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韩退之的话应当不是虚妄的。同文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难道没有原因吗？然而我听说太史公遍览名山大川，所以写成《史记》，文章神采奕奕而有奇气。同文日后向西返回时，我将随他同行，泛舟洞庭湖，漂浮于沅水、湘水之上，登临大别山、九疑山，吸纳清风，吐纳云气，把胸中的污浊彻底洗涤一番，使心境虚静到极点而产生明悟，明悟到极点而发出光彩，然后挥笔接续在同文之后，聚取灵凤的彩色羽毛，采摘上天奇花的芬芳，也许会有值得观赏的作品。同文认为怎么样呢？同文把文集交给我时，我的思绪摇荡不定，赶忙展开纸张写下这篇序，唯恐它凌空飞去。这就是序。《郭考功文集序》【宋濂】

译国家正逢兴王创业的时运，人才必定超出常人。谋划国政、决定天命，足以开创基业并传承统绪；奉行天意、施加上天的惩罚，足以威势加于四海之内。至于担任文学侍从的臣子，也都广泛学习经书六艺，显露文采，足以充当顾问、辅助政治教化；因此竭尽经纶辅弼的责任，激发奋发有为的勇气，发挥进谏和纠正过失、赞助辅佐的益处，使礼乐制度和文章辞采达到盛美。这些全都是天意，天意早已在冥冥之中决定了。楚国生出人才而晋国加以任用，能够拨乱反正；彰明、宣扬人文教化，使风气感化四方，这难道是小事吗？洪武七年秋天，我侍奉皇上登上武楼，皇上赐我坐在身旁，从容地问道：“天下虽然已经平定，朕仍然留意有学问的老儒，你能知道这样的人吗？”我回答说：“会稽有个郭传，字文远，寄身于佛教法门之中。他的学问有渊源，文章雄健丰富、新颖华丽而精神光彩耀目；他的议论崇高宏大，都以六经为依据，文势波澜层层推进，仿佛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实在是一代奇才。”皇上点头赞许。不久皇上又召见我，对我说：“郭传的文章，你可以带来，朕将亲自阅览。”当时文远恰好拿着一卷文章来赠给我，于是我就把它进呈上去。皇上看完后笑着说：“确实如你所说。”适逢丞相、御史大夫入朝，皇上命内史拿给他们看，并且两次加以褒奖赞美；当天就在谨身殿召见文远。他奏答符合圣意，皇上下诏铨曹提升他为应奉翰林文字。于是文远每天侍奉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得到的赏赐丰厚繁多，不能一一列举。每当皇上命题让他撰写文章或诗，他总是受到赏识喜爱。文远自以为受到的知遇非常深厚，便精诚专一，以此承受并报答皇上的美德；凡是可以进谏或纠正过失的事情，都毫不隐瞒。不久升任修起居注，改任考功丞，皇上的眷顾和关注更加隆盛。今年春天，我承蒙特别恩典辞官，向东归去，将要同文远分别；文远拿出自己所作的全部文章，请我为文集开头作序。唉！古今以来写文章的人从来不缺，只是忧虑认识他们的人太少罢了。在乡里有人认识他，已经足以稍稍自慰，何况卿大夫呢？卿大夫认识他，声名就会逐渐显扬，也可以在世上显露，何况诸侯呢？诸侯认识他，光辉就会传遍四方；在十人百人之中，仅有一两人能被如此看见，人们便会羡慕他说：“这个人做人，已经十分足够了。”何况被圣明天子亲自知晓，并且屡次得到褒奖言辞的人呢？然而圣人的言语就是天意，文远的文章连上天都已经知晓，那么他身逢有道的朝廷，恭敬地遇到这样的恩宠，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了。从前宋孝宗曾在宫禁之中阅览苏子瞻的文章，史臣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认为是极大的荣耀；不同的时代尚且如此。如今文远亲自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这种荣耀光辉又应当怎么样呢？日后文远的道德学问更加施行，文章更加显著，史臣一定会为他立传，使他和治理国家的诸位大臣一同载入史册，以显示兴王创业的时运和人才的出现都不是小事，难道不可以成为盛典吗？我宋濂不才，年齿日渐衰老，学问日渐荒落，即使每天以文章自我娱乐，比起文远来，也大概如同土制的铏器之于殷代的敦器；把序写在文集开头，能不感到惭愧吗？虽然如此，我是了解文远文章的人；如果相知的人不说一句话，谁还会替他说呢？因此不敢坚决推辞，文远应当删削订正它。《胡仲子文集序》【宋濂】韩退之以严肃的神态拜郦师一为师；世人从李习之以下，都想让弟子面对他学习，也都理直气壮，并不十分服输。他们所说的崇高言论和正确议论，往往能与韩退之相抗衡。他们所作《复性书》《平赋书》二篇，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意旨明白而深切，掌握了道的实际运用，大概是唐人中仅有的成就，并且可以和韩退之的《原道》互相表里。我常认为李习之见识高远、志向伟大，并不在韩退之之下；他遇到像韩退之那样令人敬畏的人也不屈服，真是豪杰之士啊！古代君子，对待自己的要求高远，对自己的期望长远，对自己的评价尊重，选择老师和朋友也很审慎。假如遍天下都没有足以满足自己心意的人，就去寻求古代贤人，以他们为师友。只要心中有所收获，就不在意当时的人是否知道，也不计较自身地位的贵贱；把它实行出来就是事功，把它宣说出来就是言论，二者是一致的。他的心胸开阔，能够会通天地的整体，并在万物之上遨游；看古今如同一朝一夕，把千年以前的人看作同堂相对、膝前接谈的朋友，哪里有闲暇让凡俗浅近之人牵累自己的心呢？孟子离开子思门人的学派而希望拜孔子为师，并不是遗弃自己的老师，而是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近世的学者鄙陋而没有志向，听到古人便像听到雷霆鬼神一样，丝毫不敢振作自己，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庸常之人学习，口口声声说拜师，最终却一事无成，这些人都是李习之所鄙弃的。我的朋友胡先生却独独不是这样。他年轻时就诵读了数十万字，在诸生之中已经震动乡里，老儒们都敬畏并尊重他。等到他成年壮盛之后，才华奇异超迈、卓越不凡，专心师法古人；说话简约深奥，不烦琐而处处合乎法度，像夏圭的画、商代的敦器一样，一望便知道不是当今世间的东西。同郡的大儒，如吴贞文公立夫先生，曾经拜他为师。吴公屡次称赞他的才华而不止；黄文献公晋卿以文章学问闻名天下，见到先生便邀请他来共同交谈，对他的期待非常高，而先生也不因之屈服。诸位名公去世后，先生的学问更加成熟，品行更加修养，德行更加高尚，文章更加雄健。长江以南称说贤者，必定会说到先生，而先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极致。今天子建立国家之初，大臣们交相推荐先生的才华和品行，皇上怜悯他年老，不愿再让他过多劳累于政务，任命他为衢州教授。适逢修撰《元史》，又推荐他进入史馆；史书修成后，赐给他金帛，遣送他回乡。有人说先生没有施展出自己的学问，而先生对此却淡然处之。先生曾经仰慕邵子、程子的为人，修养深厚；学问极其广博，而操守却简约；致力于宏大的事业，却不遗漏细小之处。他很少推许别人，却赞许许多人；一旦认为某人贤能，必定认为其胜过自己的言语，不轻易开口，而他所说的话，人们必定认为恰当。他所著的《井牧》《皇初》等文章，具有李习之的文辞风格，但他的所得却不是李习之所能达到的。先生年纪还未老，文章已经在当时流传；读到它的人无不知其可贵。然而它的可贵之处，难道只在文章本身吗？先生由自身所得的境界，世上的人未必能够知道，即使我宋濂也不能完全了解其中详情。我和先生共同拜吴公为师，互相友爱了五十多年，如今头发秃了，牙齿也缺了。我见过世上的士人很多，心中所仰慕而佩服的，只有先生一人。那么先生的文章，难道只是如今难以遇到吗？学生刘刚编次成集，王君士觉替它谋求流传，前来请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便写在文集篇首，用来感叹先生善于学习古人，也庆幸天下人能够看到他的文章。先生名翰，字仲申，是金华人；“仲子”是他的别号。

译《徐教授文集序》【宋濂】曹丕说过：“文章，是能够不朽的盛大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山势高大巍峨，有时也会崩塌；河水深广，有时也会干涸；金和石极其坚固坚硬，也有时会销蚀剥落。文辞所寄托的内容，不过存在于竹简和缣帛之间，却说它能够不朽，大概是因为天地之间有形之物就会败坏，而文章是道所寄托的地方。道没有形体，它能够导致不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天地尚未分判时，道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已经分开后，道存在于圣贤之中；圣贤去世后，道存在于六经之中。凡是存心养性之理、穷究神妙而认识变化的方法、天与人相互感应的机理、国家治乱存亡的征兆，没有不在六经中完整记载的。皇极依靠它来建立常道和人伦，依靠它来理顺人心，依靠它来端正这些根本，这难道是小事吗？后世立言的人，必须期望自己的文章不违背经书，才可以称为文章；否则，便不足以与经书相提并论。因此，像飞沙走石、飘忽奔放的文字，不是文章；像牛鬼蛇神一样诡异荒诞、不合经典而又不能宣达通晓的文字，不是文章；像《桑间》《濮上》那样，使用紧张的弦乐和急促的管乐，只是使五音繁复交错而流于淫靡过度的文字，不是文章；因愤怒而抒情，专门用言辞讥讽诋毁，使怨恨责怪蓬勃兴起而缺少和平顺畅的文字，不是文章。像纵横捭阖、修饰错误、助长邪说，只求欺骗他人的文字，不是文章；像枯槁贫乏、艰苦涩滞、刺喉塞吻，读起来甚至无法断句的文字，不是文章；像使用瘦弱的辞藻和隐晦的言语，夹杂诙谐戏谑的文字，不是文章；像事例类别失去条理、次序体例不严谨，把黄钟与瓦釜并列，把春日的繁盛与秋日的枯败混杂出现，杂乱无章、刺痛眯乱人的眼睛的文字，不是文章；像腐臭败坏、沉闷不振，如同低俗人的衣装，不合尺寸标准的文字，也不是文章。这样的类别不能一一列举。一定要像乾坤那样旋转，像日月那样辉映，像阴阳那样开合，像风雷那样变化，妙用与鬼神相同；大的方面能够用于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能为天下国家所用，这才可以称为文章；否则，便不足以同它相提并论。所以文章之所以可贵，是在千万世以前看不见它的起始，在千万世以后也不知道它的终结，却有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作用；它能够达到不朽，是理所当然的。曹丕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他不过认为鲁国的孔融等七人，学问没有遗漏，文辞没有借取外物，足以使声名流传后世罢了，哪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章呢？《左传》中说：“语言用来充分表达心志，文章用来充分表达语言；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实行起来就不能流传久远。” 这就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的文章，文章之外没有道，道之外也没有文章；灿然明白地载于道德仁义言语中的，就是道；有条理地体现在礼乐刑政器物制度中的，就是文章。道积累在自身，文章不期待工巧也自然工巧；如果不致力于阐明道，即使像蠹鱼一样在典籍之间进出，直到老死，也没有一句话可以接近道。自从孟子去世以后，世上不再有真正的文章。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只得到它的皮肤；韩愈、欧阳修只得到它的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位先生才得到它的心髓。看五位先生所著的文章，精妙得接近造化而不违背它，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此感到疑惑。这种文章，不是宋代的文章，而是唐虞三代的文章；也不只是唐虞三代的文章，而是六经的文章。文章达到六经的境界，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缺了，这才开始无愧于“文章”二字吧？世上立言的人为什么要背离它而去呢？我的朋友天台徐君大章，天赋才质超绝，从年轻时学习文章，就以承载道为目标。凡不是六经中保存的内容，他便不再轻易把心思放在其中。积累酝酿已久，终于卓然以文章闻名江南。洪武年间，他曾被召入史馆，参与修撰《大明日历》，后来出任武陵教授，每天都把讲经论道作为自己的事务。远近的学生没有不奔赴他门下的，就像水流奔向沟壑一样。修撰《大明日历》时，我恰好担任总裁，每次和大章谈论文章，私下都感叹如今的作者与古人相差多么悬殊。大章深深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去年他经过武林，我有幸看到他的文集若干卷。如今我在山中居住，空闲时间很多，于是顺从大章门人的请求，姑且为文集篇首作序。唉！世上有豪杰之士，知道文章与道并不是两回事的，一定会认为我的说法没有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会认为我好高骛远、夸大过分罢了。我只听凭他们这样说，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讷齐文集序》【宋濂】

译天地之间凡是青色和赤色，都称为“文”。因为两种颜色相互交错，光彩鲜明、繁盛耀眼，层次分明而可以看见。所以凡是事物有条理、有骨架，交错综合而形成章法的，都称作“文”。自唐尧、虞舜以来，贤明圣德的君主相继出现，而“文”到了周代尤其完备。划定疆界、规划田野，授田分井，是国家的文。前室后寝、左昭右穆，是宗庙的文。车服有明确的等级标志，爵位封土有规定的数额，是官制的文。钟、磬、竽、瑟，干、戚、旄、翟，是音乐的文。朝会、宴享，郊祀、社祭、禘祭、时享，是礼制的文。整顿军队、扎营休息，治理军备、举行大阅，是军事的文。发布号令、陈述经义、颁布纲纪，是政事的文。阳气舒展、阴气惨烈，彰明善行、惩戒恶行，是刑法的文。类似这样的情形，几乎不能用一两件来数清。这种“文”，并不只是指文章辞章而已。从前孔子生于周朝末年，怜悯先王之道衰微，便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导学生，其中子游、子夏以文学著名。他所说的“文学”，是指礼仪章法、制度法度之间的学问；有时对它加以损益，使它归于适中，目的是让体与用相互资助，使根本与枝末都得到兼顾。可惜当时的君主没有任用他，他于是退居而怀有深深忧虑，开始把往日没有机会施行的抱负，全部寄托在六经之中。阴阳变化的道理，系于《易》；国家政治治乱、事变由微而著的原因，确定于《书》；成就孝道、敦厚人伦的原则，经删定而见于《诗》；尊崇王道、贬抑霸道的谋略，修订于《春秋》；辨明叙次名分、使神人和悦的办法，则体现在礼乐之中。难道只是为了显示空洞的言辞吗？孔子的意思仿佛是说：“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够规范天下，我不能亲自实行它，便把它著明在经典之中，希望后世的人或许有所奋起吧！”孔子忧虑世道的志向实在深远。无奈世教衰败，学者不明白根本源流，于是专门把辞章当作文，搜罗青白之色，编织华丽巧妙的辞藻，只求供一时的美观。譬如春草芬芳茂盛，不是没有娇艳可爱之处；但与水火所具有的实际功用相比，作用大概很少。唉，文章的衰败，难道竟到了这种极点吗？括苍王先生名毅，字刚叔，刻苦专志于经传，而他所学的一定要体现于实际应用。他曾经常说：“古人所谓文章，是治理事务的工具。六经所记载的，不过是这个罢了，并不像后世那样以文辞铺张奢靡。铺张奢靡的文章，我不愿看。我所谓文章，只是通达我胸中想说的话，起初并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因此，先生的文章明白通达，都不凭借雕琢，而最高妙的意味自然充足。先生去世十年后，他的高等弟子章存道和他的弟弟章存诚，都笃实好学、努力实践，能够不违背先生的教诲；又认为先生的为人本来不需要借助文章来显现，然而若没有这些文章，又不足以了解先生，于是辑成四卷，前来请我写序。我因此把古人所谓文章并不是指辞章的说法，写在篇首，这大概也接近先生的志向吧？先生的事迹，我曾经写成一篇小传，已经完整记载在其中了，这里不再书写。《郑士亨东游集序》【刘基】我起初在杭州与豫章人郑士亨相遇，观察他的为人，玩味他的文章，便同他结成忘年之交。我们每天互相拜访，谈论文章，常常从白天谈到黑夜还唯恐来不及。有了心得，就各自互相庆贺安慰，叫来酒一起喝到醉。近世写文章的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善于谄媚之人；不合时宜的，士亨既不能谄媚，又不出仕，所以不敢把文章给别人看，而只是认为这比下棋赌博贤明，写下来收藏起来。如果有幸流传到后世，那么也可以使人受到惩戒、受到感动和启发，不能说毫无益处，也不违背古代圣贤的心意。虽然没有指望它一定流传，却也未曾不希望它流传。他那年冬季十月，有个叫牛谅的人读到郑先生的文章，非常高兴，带领他的朋友闻正把它刻在木板上，来请求我写序。我对此十分惊异。埋藏在山中的璞玉，虽然不会自己求售，却不能遮蔽它的光彩。说卞和不常有，可以；说世上没有卞和，难道可以吗？我曾经认为郑先生的文章只有我懂得，却没料到又有这两个人。他们二人喜爱写文章，却不取法当时人所趋向的东西，唯独仰慕处在低位的郑先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既为郑先生的文章得以流传于世而高兴，又为有这两人能够认识世人所不认识的东西，自己从流俗中拔身而出，为它作传而高兴。于是写下这篇序。《张彦辉文集序》【方孝孺】

译过去说文章同政治相通，只是举其大概而言。概括地追究起来，文章其实同作者的为人相类似。战国以后，姑且从著名的人说起：庄周的为人，有把天地视作壶中之物、包罗万物形态的气度，所以他的文章宏大博杂而放纵，飘飘然如云游龙，腾跃而不可拘守。荀卿恭敬而爱好礼仪，所以他的文章敦厚严正，像大儒老师一样，衣冠伟岸，揖让进退，无不具有法度。韩非、李斯为人峭刻酷虐，所以他们的文章盘绕深切，排斥搏击、纠缠不休，排比文辞、联类铺陈，像司法官审理案件，务求把意思说尽，使人无处措手足。司马迁豪迈而不受拘束，宽宏大度、平易正直，所以他的文章高峻如恒山、华山，浩大如江河；曲折周密，像家人父子谈话那样详尽，不崇尚藻饰，却终究不可模仿。司马相如有侠客和美丈夫的容貌，所以他的文章绮丽柔曼、优美华都，如清歌绕梁，合于节拍而悦耳。贾谊年轻时意气风发，慷慨地想建立功业却未能实现，所以他的文章深沉笃实而富有谋略，悲壮而激切。扬雄拘谨自守、缺乏自信，木讷而少有风骨气节，所以他的文章拘束谨慎，模仿窥取，艰涩不流畅；虽然用心劳苦，却离道实在很远。再往下，从魏晋到隋，文章流丽淫靡，浮薄急促繁碎，几乎到了没有文章可言的地步。只有陶元亮凭借冲淡旷达、天然质朴的资质，从肺腑中发出文章，不事雕琢；他的道理表达得通达，描写事物确切，稍稍接近古风。韩退之在中唐兴起，才开始大力振兴文章。退之才智俊异而善于辨说，所以他的文章开合阴阳，奇特绝妙、变化多端，有如雷霆震动，又有如《韶》《濩》那样淡泊，卓然成为一家之言。他同时代还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这一类人。子厚为人精致敏锐，习之志向远大、见识深远，元宾性情激烈而善于立论，所以他们的文章都各自类似于其为人。五代的弊病，比魏、隋之间更严重。宋朝兴起后，到欧阳永叔、苏子瞻、王介甫、曾子固，文章才算完备。永叔厚重深沉而清洁，所以他的文章曲折委婉、和平温厚，不作斩截诡怪的形态，却有肃穆悠长的余韵。子瞻身材魁梧、学识宏博，气概高昂、力量雄健，所以他的文章常常震惊超绝于一世，不作婉转亲昵的细语。介甫心胸狭窄、缺少容人之量，简静沉默而有裁制，所以他的文章能够以简约取胜。子固俨然是儒者，所以他的文章纯粹洁白、纯正无杂，始终出入于礼乐和法度之中。南宋渡江以后，真希元、魏华甫把典章文物作为文章内容，陈仝甫把纵横家的学说作为文章内容；此外，凭文章显名的人也非常多。到了末流，文章又衰弊了。元朝兴起后，以文章自负成名的人，在一百年间接连不断；为世人所称道的，有姚宽甫、虞伯生、黄晋卿、欧阳原功。宽甫敦厚庞大而有威仪，身旁佩着玉佩，所以他的文章沉郁而隆厚。伯生身材高大、见识卓异，谈论巨大的问题，古代故事和遗留法制，整天说也说不尽，所以他的文章铺陈丰富、没有边际，无法作为准则。晋卿谨慎而知礼，所以他的文章遵守范围、依循法度，考证切实恰当，既不放纵又严密。原功博学多识，所以他的文章繁富众多而不迫促。到了当今，潜溪先生出现了。先生以诚实笃厚、和顺坚毅的资质，凭宏大深奥、渊博深厚的见识发而为文。原功称赞他的文章，如淮阴侯统率百万军队，百战百胜，意志丝毫不受震慑；又如列子驾御长风，轻盈地飞腾而起，不沾染尘土。它足以鸣响一代文章的盛况，追上古代作者同他们并列，近代作家没有足以相比的。由此看来，从古至今，文章各不相同，大体上像作者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文章有所不同的是辞藻，不可不同的是道。譬如金、石、丝、竹，材质不同，但发声相同；江、河、淮、海，形态不同，但蓄水相同；日、月、星、火，形体不同，但能照明则相同。人的文章各不相同，就像人的形体不同；不可不同的，是天下之道，而它根本上出于人心，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以，建立言论而使众人纷纷仿效的，是文章的附属末流；阐明道理而不刻意求异的，才处在道的范围之内。人写文章，难道是故意要写得各不相同吗？人的形体各不相同，声音、笑容和相貌各不相同，所以各人的言语本来就不能强求一致，也不必拘泥于一定相同。道理明白了就可以停止。然而道理并不容易阐明，文章达到高境界，道理却未必也达到高境界，这就是文章难作的原因。唉，道与文章都达到高境界的，大概只有圣贤吧？圣人的文章著于各部经典，是道得以流传的途径；贤人的文章盛行于伊洛之间，是用来阐明此道的；但他们的文章从未相同，他们的道却从未不同。学习他们的道而在文章上求取，是善于学习文章的人；袭取他们的辞句而忘记道理，不值得同他谈论文章。然而这难道是很容易的吗？世上有自称不师法古人辞句的人，便剽窃、生造怪异，杂取艰深的辞语，错杂铺陈成文，用来掩饰自己的鄙陋思想，以至于不能断句，使人诵读却不明白意思，还以为文章本来就应当这样。有人要纠正这种弊病，便松弛怠慢、不加思考，汇集陈旧的套语，混杂成篇而不加修饰；更严重的，甚至把乡里谈说、街巷语言以及猥亵嘲笑的言辞写入篇章，认为这就是阐明道理，结果把文章和道理割裂为二，彼此互相诋毁。又有人看到这种情形，便放纵言论加以攻击，认为古代的道理不能用今天的文章来解释，今天的文章也不应当学习古人的辞句。这三种做法虽然不同，却全都错了。不师法古人，不成其为文章；但只师法古人的辞句，也同样不对。写文章的人，难道只应当学习古人的道吗？道理明白，气势就旺盛；气势旺盛，文章自然会达到境界。文章自然达到境界，就是所谓文章类似于作者本人而又不违背道理。作者的高下各不相同，文章也随之不同，不能强求。我曾经坚持这一说法，私下观察天下的文章，归入这三种弊病的很多，但无愧于古人的也有。过去我住在京师，跟随潜溪先生学习，得到句曲张彦辉的文章阅读。他的辞句不拘泥于古人，务求出自自己，却没有艰深或浅陋粗俗的毛病，往往本于圣贤之道，大概可以称得上这样的文章了。《逊志斋集序》【林右】

译奔流而不能停止的，是形势；习染而不能改变的，是风俗。随着形势一同前进、同风俗一起随波逐流的，是普通人；知道形势和风俗所趋向，却能坚定地以圣贤自守，不被其中浸染的，是君子。不仅不被形势和风俗浸染，而且自己一言一行所达到之处，天下的形势都随之确定，天下的风俗都随之改变。譬如猛烈的风和震响的雷，鼓动震撼上下之间，没有什么不摧毁，无论幽深之处也没有什么不进入；即使有强横顽梗的东西，也会自行屈服而气馁，委顿在它的下面。这不是圣贤豪杰之士不能担当的事。周朝末年，孔子的门徒已经逝去，杨朱、墨子的学说盛行天下。孟子从平民中慨然兴起，修明仁义之道，于是杨朱、墨子的学说因此废止。孟子以后，又经历秦汉，天下学者已经因坑杀和焚书之祸而看不到完整的经典；老氏、佛氏的门徒宣扬私说，鼓动天下，天下人都相互拜他们为师、尊崇他们，说：“这就是当今的圣人。”使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其祸害超过杨朱、墨子；即使凭韩文公的雄才，最终也不能使天下改变。到宋朝程氏、朱氏诸先生出现，才一扫陋习，使天下顿然回到大道之中；天下人猛然醒悟而改变，说：“我们的道本来就在这里。” 这样以后，老氏、佛氏的学说便无用了。唉！当它们肆意宣扬邪说，趁着我们的道无人维护，在其中残害正道时，根蔓盘曲、枝叶四散，牢牢扎根于人心，漫延得无法拔除。上天若不让程氏、朱氏出生于世，那么天下人终日昏昧，就像盲人在黑夜中行走，哪里能够看见青天和白日呢？所以说：能够确定天下的形势、改变天下的风俗，不是圣贤豪杰之士不能做到。必须有像云一样的大船，才可以驶向无边的大海；必须有乌获那样的力气，才可以背负千钧重物；必须有足以担当天下的才能，才可以剖析天下的事务。才能不足以担当天下，却想剖析天下的事务，就像乘小船驶向大海、让柔弱的人驱赶去背负重物一样，不必等有见识的人说明，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必担心天下的形势不能由我来确定、天下的风俗不能由我来改变，只应担心自己没有有益于天下的学问。那郭林宗、王导一类人，拘拘于衣冠人物之间，尚且还能使天下人仿效他们，何况我佩戴奉行圣贤之学，难道还要说天下形势不能由我确定、天下风俗不能由我改变吗？可惜如今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沿袭前朝的旧习，偷取成说来写文章，杂糅老氏、佛氏学说以自称博学，志气污浊卑下，议论低劣浅薄，拘谨琐屑，再也没有大人君子的气象。我的朋友方君希直奋然兴起，说：“这哪里足以称为学问？不以伊尹、周公的心志来侍奉君主，就是残害君主；不以孔子、孟子的学问作为学问，就是残害自身。他发表言论、坚持主张，一概以至理为根本，合于天道，这是程氏、朱氏以来从未见过的。天下有志之士，没有不推重他的言论、几乎想全部放弃自己所学而跟从他的。唉，这难道不是豪杰所用心的地方吗？普通人世代出生，豪杰之士并不多见；而在我的朋友希直身上见到了，难道不也是我的愿望吗？希直的文章，我已经评论过了。譬如春气刚刚到来，真气和液汁的色泽充满并扩展到飞禽、潜鱼、动物、植物，各自都具有生机，天下人没有不相信它的。这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概括说来，他最大的长处并不在此。虽然如此，文章是用来表达志向的；不看他的文章，凭什么知道他的志向所在？所以我又为他的文章作了这篇序。”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 （明）贺复征编 ○序二十八 《陈思王集序》【明李梦阳】李梦阳说：“我曾经读曹植的辞赋诗歌，读到《瑟调怨歌》《赠白马》《浮萍》等篇，以及看到《求试审举》等奏表，没有一次不流泪。我说：‘唉！曹植的声调婉转，感情危苦，言辞愤激恳切而余悲未尽，他大概是处在危急疑惧的境地吧？’我由此知道魏国不能兴盛了。先王建立国家，重视根本来控制外部，敦厚宗族来理顺关系，然后亲疏各有等级，治理的工具才可以建立。所以说：‘九族已经和睦，便辨明百姓的等级。’又说：‘至于兄弟，要用来治理家族和国家。’曹操凭借雄诈、智谋和武力，窃取帝王神器；曹丕承接父亲的事业，逼迫汉献帝禅让，凭借此取得尊位，却不趁时改变做法，实行重本敦族的计策，反而顾念剪除宗室枝干，把心思托付给异族。有曹植这样的弟弟，却使他处在危疑之中，禁锢起来观看事变，以至于扼腕长叹、流泪不止，转徙途中悲歌，不能自已。唉！我由此知道魏国不能兴盛了。况且凭曹植的贤能，只要稍微自我矜持整饬，夺取太子储位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但他竟然纵酒放浪、遮蔽自己，以表明自己没有觊觎兄长帝位的心。文中子说得好：‘陈思王是通达道理的人，已经把天下让给别人，却仍然内心的委屈不能申明，困窘压迫以至终身；直到今天，《箕豆》的吟咏和悲叹的歌声，仍使人惨痛得不忍卒读。’ 曹丕对兄弟确实刻薄。唉！这就是魏国之所以成为魏国的原因。”按《植审举表》说：“权力所在之处，即使关系疏远也必然受重视；势力失去之处，即使是亲人也必然被轻视。”我曾经抚摸着书卷叹息，认为这是名言。表中又说：“夺取齐国的是田氏，分裂晋国宗族的是赵、魏。”意思似乎暗中指向司马氏。魏明帝曹叡号称明主，竟然也没有醒悟，最终使曹植愤懑郁闷、发病而死。可悲啊！有人却认为，扶苏被杀而秦朝灭亡，季札藏剑而吴国动乱，上天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扶苏、季札，而是要使秦朝灭亡、吴国动乱。若是这样，那么魏国不能任用曹植，本来也是上天要抛弃它了。然而我又独自奇怪曹操竟能生下曹植，难道这也就是所谓不受世代和族类支配的吗？” 《刻陶渊明集序》【李梦阳】

译我已经找到陶渊明的墓山，作了封识；又找到他的旧屋、祠堂遗址和田地，命令他的后裔老人陶琼主持这些产业。然而这座山和田地都隶属于德化县，而老人陶琼是星子县人；适逢九江陶亨来告诉我，说自己本是陶渊明的后裔。陶亨本来年轻，只粗略懂得文字义理，于是我让他成为郡学学生。我的确想长久保护陶渊明的墓，而陶生却说：‘我的力量能够刻印祖先的文集。’我说：‘刻他的文集，一定要删去其中的注和评。’青黄斑驳，是木材遭受灾害的表现；太羹的滋味，难道是众人的嘴都能品尝的吗？真正懂得陶渊明为人的人很少。何况只是他的诗，朱子说：‘吟咏《咏荆轲》诗，陶渊明显露出了本来面目。’懂得陶渊明的人，只有朱子。起初陶渊明的墓失去踪迹，过了一百多年也没人找到。我找到他的山和田地后，便迁走几座盗占墓地而埋葬的坟墓，并作了封识。但仍然对此存疑。等到读到陶渊明文集，看到他的自祭文说：‘不封土，不植树。’难道他当时真的没有封土植树，才给了盗占者在这里埋葬的机会吗？墓在德化县楚城乡面阳山。文集删去注和评，共八卷，说总计八十一板。因此附言说：‘陶渊明是才华很高、豪放超逸的人，又善于察知事机。他所遭逢的时代不好，只能像潜藏的龙一样不出仕。’ 然而我读他的诗，看到其中有俯仰之间的悲慨，也有玩世不恭、任意抒发志意的心情。唉！可惜啊！” 《王文恪公集序》【霍韬】文章能够流传，有三个条件：一是人品，二是学力，三是才格。所谓凭人品，是说作者为世人所敬重；所谓凭学力，是说学问足以为世人之师；所谓凭才格，是说文章因才华奇特而流传。世上因才华而流传的文章，我见过；才华与学力兼备的，我还没有见过。才华、学力兼备的人，大概是有的；人品、才华、学力三者兼备的人，我几乎还没有见过。所以说，文章之所以流传，在于人品、学力和才格。三者都具备，是上等；具备其中两项，是次等；只具备一项，又次一等。守溪先生早年的文辞气势，如风帆驾驭波涛，如骏马奔驰原野，如银河倾注大海，如长虹横贯天汉，如闪电驰走于列缺，如疾风怒号于六合之间，可以说是雄奇的。晚年则如落英离枝，崇尚淡泊而重视质朴，像太羹不加调和、大烹不加分割、玄酒不加曲酿、大音不凭弦奏；又如古钟石磬，使听者难以调和，这大概是雄奇而古朴。所以说，公的文章可以流传，这是才格，第一项。先生早年向苏轼学习，晚年向韩愈学习，又以程朱为取舍裁定。因此，读《怒惧箴》，便知道公在心学方面的学力；读《慈湖记》，便知道公辨析异端的学力；读《昭穆对》《观尊亲议》，便知道公对于天伦关系十分明白；读《教太子》，便知道公慎重对待天下根本大事；读《讲学》《观亲政》《观边事议》，便知道公有安定天下、救济时艰的抱负；读《历代官制》，便知道公具有考察古制并通权变通的见识；读各篇序文、记文、书信、碑铭和诗歌，便知道公排斥浮华、崇尚古朴的大略。这些足以使文章流传。所以说，公的文章可以流传，这是学力，第二项。公与寿宁侯原有旧交。寿宁侯戚密，椒宫中的大臣和无耻之徒都去趋附他。公自从寿宁侯显贵以后，便不再与他通姓名、通信札。君子说：这是公的耿介。武皇帝时，刘瑾权势横行、声势显赫，无耻之徒都去趋附他。公毅然离去。有人说：离去就是触怒刘瑾，或许会招来不可预测的祸患。公说：我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职位就离开，哪里还顾虑什么祸福呢？天下人这才知道有大臣的刚烈。因此，公出仕时，人们说这是瑞麟、威凤出游；公任官时，人们说这是景星、卿云出现；公归隐时，人们说这是冬雪中的松柏呈现秀色；公去世时，人们说这是夏鼎、周彝入藏。公实在无愧于名臣之称了。所以又说，公的文章可以流传，这是人品，第三项。还可以说，才格、学力、人品三者相互依赖，才共同成就了公。三种美德只具备其中一项，尚且可以闻名于世，何况公三者全都具备呢？有人问：公若在孔门弟子中，应当怎样排列？渭厓子说：公如果生在孔门，应当列在子游、子夏之间。关于性善的回答，应当以孟氏为法；关于人心、道心的论说，应当以程朱为法。《重刻一峯先生集序》【罗洪先】

译天地间有一种合乎正义的气，太和之气乘着它来运行四时，阳春凭借它收聚万物的成就；它震动起来成为雷霆，激荡起来成为风暴，惨烈起来成为霜雪，升起起来成为山岳，奔流起来成为急流和波澜。它凝结在物中，便成为坚硬的金属、完整的璞玉和后于群木凋零的树木；它赋予人的灵性，便成为刚正严明、果敢坚毅、正直通达和没有偏私。有人稍稍得到它，各种欲望便消亡；把它说出来，异端便熄灭；用它来行事，群奸便屏退，四方夷狄便安宁。即使不被当世采用，也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首先要立定最大的根本，这样小的东西就不能夺走它。”唉！像我的罗文毅公，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公的名声传遍天下，连儿童都能说出他的事迹；至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即使是学者也不能完全认识。面对生死，这是大事啊！公家里贫穷，常常到了中午还不能生火做饭，却能对着客人谈论学问而不知疲倦；得到一件新衣，遇到路旁冻死的人，便立即脱下来为其收殓，而自己身上却没有一件完整的衣裳。如今处在贫贱之中的人，未必都困于衣食；即使困于衣食，以至于受冻挨饿的人，也更加少了。公受冻挨饿，几乎到了死亡的地步，却没有任何事情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他还能有什么可求的呢？名位不能使他以为荣耀，排斥贬斥不能使他感到耻辱，功业才能不能使他快乐，祸患不能使他忧虑，言论不能使他迷惑，意气不能使他改变。所谓浩然而刚大的气，乃是本性自然形成的，并不是靠勉强作为得来的。我唯独奇怪那些学者的言论：有人嫌它偏僻，有人怀疑它矫饰；听他们娓娓而谈，似乎未尝不平和，但一谈到他们平生的行为，即使是丝毫细节，也足以使人惊心变色，而他们还自以为懂得道，这难道不是世道人心的忧患吗？洪先从小听人谈起公，常常有未能执鞭随侍公的叹息，也想亲身私下以公为师；然而当时只是羡慕公所能做到的难事，本来并不知道应当求取公所得到的境界。近两三年来，我渐渐后悔自己的错误，于是再次阅读所谓《一峯集》的作品：不拘泥于章句，不沿袭固定途径，不执着于外在意象，也不从事雕琢刻镂；其文辞令人感慨，其气势充沛，其光彩明亮。内心得到它，便发为言语；怯懦的人会惭愧，鄙陋的人会恐惧。然后我才知道，孟氏的学问极其正大光明；公的言论实在是天地正义之气的发露，怎么可以只把它看作空洞的文章呢？桂林张君思黙以进士身份来任永丰县令，首先考察文献，勉励诸生；听说公的文章还有遗刻，便向双江聂君请求搜集、整理编次，使之成为全集以流传，于是因张君索取序言于我。唉！公所得到的境界，并不取决于这部集子有没有、全不全。想要知道公的浩然之气的人，读了这部集子，大概不会觉得它像洗去暑热的清风、使蛰虫苏醒的迅疾雷霆吗？《董中峯侍郎文集序》【唐顺之】气在喉中转折，声音在气管中转折。气有时被阻塞而又通畅，声音有时停歇而又重新发出。闭合用来帮助开启，结尾用来牵引开头。这些都是出于天机自然，凡是演奏音乐的人没有不这样的。最善于演奏音乐的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妙处常常在喉与管交接之处，而作用常常潜藏在声音和气息的外表之下。气在气尚未阻塞时便转折，所以阻塞与通畅千变万化，却常常好像只是一口气；声音在声音尚未停歇时便转折，所以停歇与发出各不相同，却常常好像只是一个声音。使喉、管、声、气融为一体而不能被窥见，这大概就是最细微的关键了。然而声音和气息必定有所转折，所谓开合、首尾的节奏，凡是演奏音乐的人都不能不这样，这一点却不容有异。假如气和声音不转折，凭什么成为音乐？假如它们转折而且可以被看透，音乐又凭什么显出神妙？有些低劣的乐工，见善于演奏的人好像没有转折，便以为果真没有转折，于是把气和声音直直地发出，戛戛然一往而不复，这就是腐木、湿鼓发出的声音。谈论文章的人为什么不同于此？汉以前的文章未尝没有法度，却又未尝拘泥于固定法度；法度寓于无法之中，所以它的法度细密而不可窥测。唐代以及近代的文章不能没有法度，而且能够做到丝毫不违背法度；它们把有法度当作法度，所以法度严密而不可触犯。法度细密，便容易让人疑心它好像没有所谓法度；法度严厉，便容易让人疑心它确实有法度而且可以被看透。然而文章必定有法度，这出于自然而不可改变，仍然不容有异。况且连法度都不能具备，又凭什么谈论无法呢？有些人见汉以前的文章似乎没有法度，便以为果真没有法度，于是率意写出，把割裂当作体制，把杂凑当作辞藻，完全去掉自古以来开合、首尾、经纬、错综的法则，另造一种臃肿、拘涩、浮荡的文章。它的气脉离散而不相连，声音离散而没有节奏，意旨卑下，语言艰涩，却以为秦汉文章就是这样，难道不仍然是腐木湿鼓的声音吗？而且还惊诧地说：“我的音乐合乎神妙！”唉！如今谈论秦汉文章的人，纷纷都是这样；他们知道自己写的果真是秦文、汉文吗？不知道。中峯先生的文章从不刻意声言秦汉，却能充分发挥自己才力所及；他谨守绳墨而不放纵，又时常在绳墨范围内产生新意，大概这就是他自己所得到的境界，而从未离开法度。他的记和序，是文章家所谓法度极其严密的作品，也是先生尤其擅长的体裁。先生在翰林院任职三十多年，曾经听闻弘治以前各位前辈老儒的学业文章，并暗中思考以求达到他们的境界，所以他的文章才会这样。然而如今写作先生这种文章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先生文章而喜爱它的人就更少了。先生的儿子思近将要刻印文集以流传，便请我作序。思近难道也认为，世上那些谈论秦汉文章的人未必能懂得先生的文章，而我这个愚陋之人反而稍微懂得吗？晋江王道，字思平；凉赵景仁，他们的文章在当时文人中最有法度，都是先生丙戌年任考官时录取的士人。思近不妨把先生的文章同我的话相互验证，看是否一定有所契合。《禺山文序》【任瀚】

译张愈光的声名在海内显赫了四十年，如今已经老了，却仍然探求奇异、穷极诡奇，傲视一世。他说六经以后便没有文章，只有《檀弓》《柏梁》之间的文章可取，只可惜时代太晚；穆然之间，不禁感叹其壮美！我看他的志趣寄托在空同、箕山，他的心志寄托在湘、漯；他的忧患、离乱和罪谴，使他衰老、头白而接近死亡。他的遭际在江夏，然而他所叙述称道的事情仍然多是宏大壮烈、旷远高远的，不写怨愤凄惋的辞句，却能使我读它时仿佛倚着松树和梧桐，面对万重山壑，听哀伤的瀑布奔流和虎豹■〈犭员〉狖百怪的声音，感到一片清冷。这将是韩愈所说的“善于鸣叫的声音”吧？人们说宋代不如唐代，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春秋战国时代，就好比江河不能逆流而上回到山中一样。可悲的只是时代罢了！那么我看愈光吟咏他的文章，只问文章本身而不问其为人，哪里还来得及相信所谓时代呢？东汉、西汉以后，文章哪有古今之分，哪里会有时代的限制？孔子、孟轲不过是衰周时代的老儒生，却没有听说他们所作的文章低于夏商；相反，他们还超过了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等诸位君子，这一点凭什么可以说明呢？作者本人圣明，他的文章便成为经；作者本人贤能，他的文章便成为史；作者既不贤也不圣，他的文章便成为野语。凡是古代湮没而不显于今的人，以及当今辛苦写作却不能流传后世的人，都是野人的言语，怎么能归罪于时代呢？我看愈光作文像程子华，作诗像李白；他的学问取法古人而进于圣贤，即使我不知道他究竟像谁，难道他还会成为野人吗？他辛勤劳作而不能流传后世，必定是不会的！哪一天我回到昆明，见到新都太史，要替我哀悼他的困穷，并把我的话问问他。《唐伯虎集序》【袁袠】《唐伯虎集》二卷，共收乐府诗三十二首、赋二首、杂文一十五首。其中《金粉福地赋》残缺，未能流传。唐伯虎名寅，起初字伯虎，后来改字子畏，是吴地人。他年轻时就有俊秀才华，性情豪放不羁，家境贫寒却不经营产业；喜爱古文辞，与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祯卿、内翰文公征明交情友善，尤其擅长四六文，文思华美飘逸，轻灵中自有奇异气象。然而他的行为放纵旷达，世人并不认为奇异。他曾经给吴文定公寛上书，吴公读后说：“吴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于是大力在公卿之间替他扬名。提学御史方志却厌恶他行为不检，准备黜退他。等到考试时，大学士梁公储读到他的文章，惊叹认为是奇异的人才，于是推荐他列为第一；从此他的声名在长安盛大传扬。会试在礼部举行时，众人都料想伯虎还会再次名列第一，伯虎自己也很自负。江阴徐经暗中贿赂考官程公敏政的家人，从他们那里得到考试题目和范围，拿给伯虎看，并且请人代他起草文章。事情败露后，伯虎被逮捕送入锦衣卫狱，受拷问而无法自明。此前，梁公奉命出使外夷，伯虎曾拿着一束帛书请程公写文章送给梁公，最终就因这件事被弹劾发落；他以做官为耻，不肯就任，获准回乡。文征明写信安慰他，伯虎回信为自己辩明，许多文字都收在文集中。此后他更加放纵自弃，纵情饮酒而落魄，所写文章多是不合规矩的造作之语，十分俚俗浅陋，有人规劝他。伯虎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言。我遭到青蝇般的谗言，蒙受白璧蒙尘般的玷污，被世人抛弃。即使有颜回、冉耕那样的品行，最终也无法取得世人的信任；至于夔、龙那样的功业，又凭什么能够成就？只是想靠空洞的言论流传不朽，我恐怕会像扬雄作《剧秦美新》、蔡邕依附董卓、李白牵累于永王、柳宗元受到叔文之讥那样，反而徒然成为可笑可辱的材料罢了。况且人生贵在使心志舒适，何必费尽心力，以空洞言论使自己受苦呢？”宁王宸濠谋反时，想招致四方有才有名望的人，于是派人带着厚重的财物招揽伯虎，伯虎坚决推辞不去。使者到来后，他暗中得知宸濠将有淮南王那样的谋划，于是假装癫狂，以饮酒来玷污自己。宸濠说：“唐生不过是个狂妄无能的人罢了。”于是放他回去，使他免于灾难。经过富春渚时，他想到严子陵的风范，慷慨悲歌，徘徊了很久。在桃花坞中筑室居住，读书、灌园，家里贫穷得没有一担粮食，宾客却常常满座。他的风流文采，遮映江左；外表似乎奢侈放纵，内心却仰慕沉静玄妙，勤于研习佛教经典，同时精通绘画。我袁袠年幼时，曾有幸侍奉聆听他的高论，和他共饮而得到欢乐。如今哲人已经远去，九泉之下也不会再生；我抚读他的遗文，感慨而仰慕他久远的功业，于是加以搜集采录，希望保存一个大概如此而已。《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八卷。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九卷。（明）贺复征编。序二十九。《陈子昻集序》【明刘鳯】诗，是从人的性情中发出的。诗的作者，谁不是由此而作呢？三代的诗发于真情，又止于礼义，所以著录下来作为经典。汉代以来，专以质朴取胜，仍然保留着古代遗风。黄初以后，接近晋代正始年间，文章逐渐开放；下至六代，绮丽浮靡发展到极点。大概是因为志趣沉溺，所以气势卑弱；因为情感荒疏，所以声调散漫。以这种情况去寻求古代的淳厚质朴，怎么可能得到呢？到了唐朝开创天下，声气融会统一，才重新振作兴发。然而诗歌稍稍趋向声律，讲求声调谐合、体制变化，于是成为近体诗，便同古诗划开了界限。陈子昻出现在麟德以后，逐渐浸润于华美文采，以深沉蓄积形成雄健构思，以约束裁剪达到精练丰茂，以熔铸规范形成清新情致，以郁积抗发而归于平夷淡泊，以驱遣驾驭形成杰出明朗；略去华艳而致力于气格，轻视外在形貌而专注于兴寄。他向下开启了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况，于是唐代的律诗便雄视百代、流长千古。这难道不是陈氏使诗风发生一次变化的力量吗？讽咏开始时，不能直接表达情感，情感郁积胸中，便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舒展开来，所以产生了节奏。古诗疏散而不急迫，宽缓而耐人寻味。后来的作者越发追求纤密，于是声病和禁忌由此增多，诗歌便转变为律诗。律诗的变化，又随着时代而迁移。所以如今谈论律诗的人，独自推尊唐代盛期。子昻的诗流传已久，只是他的文章大多散佚。大中丞南岷王公授给我一部编本说：“子昻是我们蜀地所产生的人才；如果不能由我来传扬他，我心中便不能释然，所以把它交给你。”考察子昻是射洪人，年轻时凭资财自负，性情刚正而有奇异气概。起初进入京城时，世人并不认为他奇特；不久以后，他的名声一日之间传遍长安。他写文章激昂，善于分条列举利害，陈述当世事务，不只是沉溺于讲求俳偶对仗。像《止营原陵》以及《慰抚十姓》等篇，都在匡正补益、规劝教诲，表现出救济时世的谋略，正直的气概也时时显现在文辞之中。只是他的文章被诗歌的声名掩盖了；中丞公之所以出面为他传扬，是担心世人最终遗忘子昻磊落的大节和他的论著，那岂不是会失去一位真正的士人吗？况且他所遭遇的事情多令人感伤愤懑、感到不平；才华足以有所作为，却受到压抑，不能实现志向；品行芳洁，却不得不周旋于诸武之间，在禁中劝导辅佐，并非没有取得些许成效，但所成就的又不是他真正想做的。因此他的诗歌更加充满叹息反复，含有未尽之意。我已经替它校正，又为它作序，原委就是这样。

译《何大复集序》【王世贞】敬皇帝在位时，教化美善而政事兴盛。往日诸位先生从事文章，声名显赫而受到极大尊重，学士大夫本来都欣然称道，彼此倾慕；唯独北地李子认为那不是自己所喜爱的，于是辞谢而离去。不久，又有信阳何子出现。何子虽然稍晚出道，但才华资质敏锐秀美，各方面都瑰丽，各自凭长处相当；然而李子得到何子的激励，便更加雄健。鄙陋之人哪里知道仁义而不趋向利益呢？那么，这两位君子能够从草野中拔出，倡导微妙的言论，并非有父兄师友的积累，却能夺取天下已经趋向的利益而自成其德，实在太难了！距他们初起，大约只有一甲子，诗道已经衰亡；举凡大历以后，文章已经衰亡；举凡东京以后，又是谁的力量造成的呢？然而这两位君子的后学不能长久沿着他们老师由此而得的道路前行，只是罗列辩难之语，以好胜为能；其他容易取巧的工匠、厌恶渡船桥梁的人，往往偏袒何子而攻击李子，这又似乎并非何子的本意。百鸟聚集在词林之中，而二子高飞：有的振翅逆着羊角旋风而横空直上，有的顺着大风任意翱翔；他们飞行九万里，达到的高度是相同的。李子取法刚健之风，何子取法典雅之风，所以不断变化，是为了彰明自己的志趣。况且看他深沉、苍莽、放宕，激昂、鼓舞、雄壮，时而喑呜，时而凄清，忽然端正而又奇崛；端正如山岳峻厉，奇崛如大海■〈风贝〉然，这就是李子吧！这实在是少孙为他概括的：他顺应感情，取象于事物，触景而能类比，没有什么不能如意表达的。辞藻如璧玉运转、玑珠飞驰，文章如彩霞沉入水面而荡起涟漪，文思如春风摇曳，春花徐徐开放；有时骤然显得浅近，反复咀嚼却越发深厚，我疑心没有谁能超过何子而居其上。何子的文章刻削精工，近于左史韩非、刘向《家言》，大体上在诗歌方面可与他们并列；关中的康氏、乔氏是他的同乡，樊孟氏则深深惋惜何子的志业因年寿未及而未能完成。世上那些谈论经纶、拍掌夸说功业的人，难道反而嘲笑何子不如他们吗？假使何子不死，已经可以称为名公卿了。他所要削除洗涤的卑琐文风、振兴的衰颓习气、扶助的昌盛国运、开启的中兴局面，究竟是什么呢？在经世治国方面，谁有比这更多的作为？何子的外甥袁灿来对我说：‘请王生为何子写一篇叙述遗言的文章吧。’王生说：‘何子是文质彬彬的大家。简单地说，《易》说，有亲和之道才能长久。李子得到助力而长久流传，何子的功业，使李子也显得伟大了。至于这两个人对天下的功业，那确实伟大啊！’ 《宗子相集序》【王世贞】唉！这是广陵宗臣、字子相的诗集。吴国伦将它传播开来，吴郡王世贞为它作序说：‘从前在建安年间，二曹如龙奋起，公干独立争雄；到了潘岳、陆机铺陈文采，太冲修饰质朴；沈约、宋玉辞藻绮丽，必简气势峻拔；李白、杜甫并驾齐驱，龙标又脱颖而出。古代擅长文辞的豪杰，往往志趣有所契合，却不肯相互屈服；气质有时彼此不投，却又能互相取用，这难道全是人的力量吗？大概也有造物者深微的意旨吧。那天我和李攀龙、字于鳞在燕地游历，子相正带着吴生和天目徐生前来。子相才高气雄，非常自负；曾经跟吴生一两次讨论诗歌，争论不胜，竟把酒盂打翻咬裂，回来后苦思整日整夜，直到咯咯呕血。他用尽心意创作时，精神与才华相互结合，天赋的灵窍自然开启，敲击出来的声音清越而合于五声；诵读它，爽快得仿佛风露从腋下侵入而直达咽喉。他用尽心意仍不止息时，有些道理未必天地间曾有，有些语言也未必是千古流传之语，却偶尔能被他独自发现。以于鳞这样的才华，尚且不敢完全抛弃规矩法度而另创自己的好尚，更何况我王世贞呢？唯独子相时时对此不屑，说：‘宁可有瑕疵，也不要平庸无光。’又说：‘劣马虽在驾车，精美的金属却藏在竹篓里；即使可以咬断它、使它废弃，也不能因此废掉千里之行。’ 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责难子相的。赞赏子相的人说，子相超越渡河的津梁和舟筏而向上；少年中非议子相的人说，子相想越过渡口而抛弃舟筏，但这实在不是子相的本意。充实我构思文章的思绪，达到我才力的边界，使它与外物相遇、与境界相合，我就收取它完整的美玉；如果不相合，我姑且取其美而任其瑕。字不能拖累句子，句子不能拖累篇章。我时时驾着最好的马，依次驰骋于天下中等以下的文章之间；只许有一次不能胜过，不能再有第二次不能胜过，就是这样罢了。如今他的篇章都在这里，即使公干、太冲、必简、龙标稍稍贬低自己，附在诸贤的骏马之后，子相难道会甘心吗？子相尤其擅长文笔，他的力量足以破除冗杂腐朽，成就一家之言，使当今读者振奋，而最大的旨趣却在北地李先生那里。子相的诗本来足以无愧于诗法，却往往屈抑诗法而伸展自己的才华；他的文章本来足以充分发挥才华，却往往屈抑才华而迁就文法；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寿命便去世了，可悲啊！可悲啊！然而这样也已经足以不朽了。世上那些追求功名、崇尚通达显贵的人，每天讥笑文士说他们没有丝毫实际用处，唯独子相不是这样。他任考功郎时已经声名卓著，因为不能逢迎附会，不久便出任闽藩属官参议。当地发生海盗之乱，他安抚百姓，调度兵粮，谋划经营，成为一方之冠。后来他又辅佐按察使，成为儒生的老师。主帅去世后，家家祭祀他，人人为他哭泣。子相平日却常常不高兴，说：‘麒麟、凤凰难道能够和鸡犬一样被使用吗？不能得到施展，就不能成为圣明时代的栋梁。我厌恶做这样的鸡犬，要离去了。’于鳞十分赞赏他，作诗说：‘一旦说起麒麟凤凰，三次叹息，连吃饭也要加倍。’他们这些同辈人持论，大致就是如此。《俞仲蔚集序》【王世贞】

译我所结交的布衣朋友有三个人：俞允文，字仲蔚；谢榛，字茂秦；卢柟，字次楩。谢榛、卢柟本来是河北人，任侠好义，往来于燕赵之间。燕赵的读书人一向称道他们。仲蔚喜欢居住乡里，又多病，一生病就不出门接待客人。家里人常常数着米下锅，早晚不能置办饭食，就煮些稀粥罢了，始终不能再去求见权贵。仲蔚平日所作所为，不过是桑木作门轴、破瓮作窗户，吃藜菜，穿粗短衣，直到死也不以此为厌；然而他在古文辞方面的自我寄托，却特别深。吴中少年惯于听说本乡有名望的人，便日益互相抬高，偷偷窃取声名而不停止，给嫫母装饰打扮，夸扬她的长处来售卖。仲蔚却不理会这些。他对我说：‘你来到我面前，是想做黄初年间那样的文人吗？’他显得多么神采洋溢啊！即使不能与人并驾齐驱、只能执鞭随从，也感到欣喜。仲蔚又渐渐厌恶唐代以后的书，虽然不能完全屏弃，也只搜求一两种，算是共同参加扫除的工作，并不是他平素所仿效羡慕的。因此，少年们日益违背仲蔚的文章和声名，使他不能奔走于市井之间、声名传播于南北。即使这样，天下还有两三位君子不鄙弃我，我和仲蔚常常欢乐相伴，足以终老。假如连这也做不到，而使仲蔚最终抛弃故业，向那些少年低头，在他们中间放浪淫靡，白首奔走而道路遥远，难道还能使洛阳纸贵，从而以此败坏名声吗？可是，为什么仲蔚的声名最终又如此寥落呢？五父这个人收藏着寿梦的鼎，每次都先斋戒，然后才出来给客人看。客人说：‘唉！主人难道是因为没有鼎而傲慢地对待我吗？’五父默不作声，聚集金属把它熔化，按照自己的意思铸造了新的鼎，拿出来出售，商贾像绳索一样聚集而来。客人经过五父门前，只斜眼看了一下而不进去，说：‘这种文采昏暗模糊、黯淡无光的东西有什么用？这不是原来的形体，贵贱已经不同了。’于是就无法辨析争论了。仲蔚把他的文集十卷投给我，我有幸得以浏览，重新编为四卷，包括赋、诗和杂文若干篇。赋，我不知道它从哪里学来，难道是楚人的遗风吗？五言古诗有志向而深沉，莫非是潘岳、陆机中的佼佼者？可以确定的是，它不受齐梁绮靡诗风的影响。七言古诗绮丽而有法度，五言律诗构思深远，长篇作品庄重，五言、七言诗悠然有意味而俊秀。至于文章中的赞、铭、尺牍，简直使七子也惊惧退避了。《杨忠愍公集序》【汪道昆】嘉靖年间，大将军仇鸾主张开放互市的议论，几乎误国。杨忠愍竭力指出它的错误，没有被采纳。仇鸾暗中入朝活动，忠愍被贬到临洮。不久，仇鸾一族获罪，仇鸾被召回，忠愍又极力揭发大学士严嵩违法乱纪的情状。严嵩主张吏部议罪，皇帝把忠愍交付刑部。恰逢县官想以别的囚犯论罪，忠愍也未能免罪。此后七年，严嵩败亡，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伏法被诛。今上奉行先帝遗诏，抚恤各位直臣，把忠愍列为首位。先帝驾驭臣下，戒惧严明；他的明察如日月，他的威势如雷霆。两份奏疏判若丹书，听到的人立刻就能辨明。既然一次进言不被采纳就贬谪，两次不被采纳就施以刑罚，为什么这样急迫呢？前后进言的臣子，大多是刚直之臣，目的在于获罪而一定要把话说尽，应该没有谁比忠愍更为如此。当忠愍抗疏进谏时，难道不正合先帝的心意吗？莫非先帝把将相看作自己的股肱，要借助他们来奉行社稷大事吗？即使要投鼠也还顾忌器物，何况是社稷呢？衣服不破就不必换新，成就股肱之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宁可失去药石般的直谏，也不要失去股肱之臣。那是当时的情形；后来庸人上书告变，仇鸾一族被谏官弹劾，之后才查抄严嵩的家产，查抄他的宅第。即使让善于进言的人说话，哪里又比过去有所增加？最后皇帝因一时震怒而处以不可赦免的罪，那么忠愍最初进谏的那一天，正如明雷潜伏而后震响；事情的由来，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兵器没有比志向更惨烈的，何必说到镆铘剑呢？忠愍出身于牧童之间，平日常常不忘置身沟壑。正当他讨伐君侧的罪人时，如果不是抱着万死的志向，怎么会出发呢？即使对方反戈刺中他，他也已经把刀刃刺入对方腹中。那么忠愍所使用的兵器，莫非就是殷帝所藏的含光剑吗？后世的人若听从他的意见而施行他的法令，那就如同镆铘一类的宝剑了。有人说忠愍因为直言而死，明主此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事。即使严氏父子被消灭，又哪里足以抵偿忠愍呢？仇鸾跋扈，严嵩父子作恶，忧患在于社稷；忠愍以自身承担社稷，自己死了而社稷没有忧患，算是死得其所。先帝没有舍弃忠愍，最终采用了他的意见，他死后也将不朽。天王圣明，尚且将到地下报答他的恩德，忠愍的话难道是虚妄的吗？起初，忠愍将被处以大辟，王元美到严嵩的门客那里游说严嵩；恰逢严嵩党羽阻挠门客的建议不能实行，于是严嵩便决心杀害忠愍。元美和徐子与及诸位郎官到郊外哭祭忠愍，料理他的丧事。严氏派人追查他们，迫害那些到郊外哭祭和料理丧事的人。于是元美首先遭遇祸难，子与也相继而行。如今诏书下达九原，两位大夫相继得到起用。元美惭愧自己没有为忠愍写状，于是搜集他的遗书，交给魏都传播。子与分管汉阳时，又把这部文集交给孙汉阳，在楚地传播。我进入楚地，子与嘱托我为它作序。当两位大夫哭祭忠愍时，我正在休假。过去我想为忠愍立传，恰好有诏令要记录先帝的旧事，不敢侵越官职。元美有优秀的史才，事状已经完备了！孙汉阳任大宗伯，公子的余从忠愍、元美之后，都是您门下的士人。《副墨自序》【汪道昆】

译汪道昆说：我的先世家居大彰，后来迁到千秋里。里中世代承受什一之税。我起初凭借儒生的身份出身，年幼时跟随先师学习，低声诵读，仰慕古人。学业完成后，退居私室，打开书箱，把藏书全部读遍。一旦撰写文章，便全部取法古人。老师不以为好，就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父亲说：‘小孩子夸夸其谈，只求多闻，会妨害正业。’于是父亲恭敬地答应，把书箱中不是科举学业所需的书全都搬走。等到我参加公车考试后，才放弃科举功名而学习古文。等到出任县官，每天办理程文，没有闲暇读书。任尚书郎时，恰逢司马主持巡察、考察学校的事务，诸位郎官文采斐然地讲论学业，我不能参加。后来治理郡政、整治军队，历经十年左右，这期间十分之九荒废了学业。我想，做官应当先办理政务，不是这样吗？退居谼中，计算自己的年岁，或许还来得及完成我的事业。恰逢生病而离职，便作方外游，想吹奏律管以应和《咸池》，却只有一声微弱的响声。客人到来，请我拿出旧日的文章，愿意把它和诸位作者的作品并列，悬挂在各国都城的门上。唉！当今以作者自鸣的人，八音都齐备了。剑首的微光尚且不足以抵挡里耳，何况一声微弱的响声又有什么用？凭这样的文章希望闻名，实在可耻。等到我奉诏勉强重新出仕，从郧关到夏门，客人说：‘闽署、郧署相继遭受灾祸，您的两处居所都毁失了，唯独各处藏书中还有您过去的旧稿。’ 这些难道不是祝融氏留下的吗？古人要成就一家之言，必定把作品藏在名山之中。泰衡山处在文明昌盛的地域，这里大概就是祝融氏的旧墟。只要把旧日的作品载录下来藏在这里，也是不朽的事业。不才我从年轻时起就从政，头发已经斑白，仍在行伍般的官场中奔走，想偷偷拿出余力来追随古人，却每天忙得没有空闲；作品像卵一样还未长出翅膀，哪里能求得一鸣，把雏鸟的声音寄托在九皋之上？我知道它不可能得到应和了。假使能够修成旧业，直到终老，即使不能在洞庭奏演盛大的乐章，郢中也应当有能够应和的人。请客人姑且等待吧。客人笑着说：‘郢中所珍贵的，是流传的商调、刻画的羽声罢了。草梗作鼓槌、土鼓作乐器，上古也有遗留下来的声音。这同样是微弱的雏鸟之音，不过是一声微响罢了。您的头发已经日渐短少，即使好古之心还没有改变，哪里能长久等待黄河澄清呢？岁月不会等待我们，难道一定要等到钧天广乐才算听得满足吗？人们也有句话说，只有山能藏疾。不才我本来就多病，姑且把这些作品藏起来吧。客人将要舍弃我的缺点而善意收藏它们，我怎敢不听从您的吩咐！于是《副墨》的作者，因为公重新起家，四岳、玄畤都在眼前，嵩山、华山与衡山相望；如今又有事于衡山，便请我抄写副本，以等待后来的命令，我答应了。《苏门集序》【吴国伦】高子业出仕任按察使，死于楚地。他的朋友陈约之曾经刊刻《苏门集》，留给楚地人。二十年后，门人亢子益又在梁地重新刊刻。留在楚地的，楚地人人都传诵；留在梁地的，即使荐绅大夫也不认为它可贵。亢子益又把刻本带回家族，家里屡次贫困，不能守护，后来被放高利贷的人借故藏匿，近二十年不能流传。我再次到梁地，才和陆道函谋划，赎回它，使它重新流传。唉，子业差不多可以不朽了吧！中州谈论文学的士人，大都说子业继承七先生之后；但从献吉、仲黙以下，要想与他们并列，实在困难。子业则是后来子钟称说诗歌而要求在文献方面更多，吉评议文章而要求在诗歌方面更多；即使把这两种说法并列，优劣本来也是互相不能遮掩的。我友徐子与过去任汝南太守时，曾登上平台，拜谒唐三贤祠，感慨叹息说：‘高常侍与李白、杜甫齐名，是一时际遇造成的。献吉、仲黙并驾最好的马驰骋中原，高子业虽然也能并驾，不过是稍稍放慢马缰，后来才到罢了。况且他们都是中州名产，和唐三贤相比，难道还分什么古今吗？’事情已经上奏，蔡中丞请求把三人增入祠中，使六贤并祀，朝廷同意了。可是后来竟被乡里人暗中阻挠，罢去子业而把李、何列入五贤祠。 我看李川父所作《五贤祠记》，在中州七先生之外，还有许多不能胜数的推崇之辞，却唯独不谈子业。唉，子业身后尚且如此不得志，士人之间要彼此知己实在困难，又怎么能责怪放高利贷的人之流呢？道函说：‘这部集子能够再次流传，子业不必再靠祭祀来加重声名。若不是您，玄珠就会沉没，谁还能让象罔把它找回来？它被投入已经烧焦的梧桐木中，今后只能到弃灰的道路上去寻找了。’他希望我为这件事作序，作为后世的凭证。序文写成后，灌甫宗正又替李氏一派表达了意见。我将继续谋划这件事。《项思尧文集序》【归有光】永嘉项思尧在京师与我相遇，拿出他所作的诗文若干卷，让我为它作序。思尧怀有奇才而未曾施展，立志学习古人的文章，他的著作值得传诵。大概当今所谓文章，实在难以说了。没有学习过古人的学问，却只要有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推为宗师，众人就争相附和，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芒万丈长久不灭。不知道那些小孩子愚蠢，为什么还要无端诽谤伤害他们。蝼蚁妄想撼动大树，真是可笑而不自量。’文章到了宋元各位名家那里，他们的力量足以追及几千年以前的作者，并与之抗衡；而世人竟只把他们看作蝼蚁去撼动大树，实在可悲。难道不是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推为宗师，倡导这种说法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增益，只是如今像思尧这样的人尤其少。我认为文章是天地间的元气，得到它的人，其气息正与天地同流。即使那些人的权势足以使作者获得荣辱、毁誉，他们也不能参与我们的文章之事；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自行把使自己获得荣辱、毁誉的权力掌握在手中。这两者相互背离而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因此，别人认识我超过我自己所认识的，不能算真正自得；自己认识自己超过别人所认识的，才算真正自得。正要在几千年以前追寻古人，聆听大音之声，哪里会期待因《折杨》《皇华》这样的俗曲博得一笑呢？我就是这样同思尧谈论自得之道的。思尧果真认为这话正确，那么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诣必定会达到很远的境界。《袁文荣公文集序》【王锡爵】

译我世宗肃皇帝起初确定大礼，使天地人神和谐安宁，于是更加重视文学之士。奉持圭璋祭祀宗庙，携带笔墨登车，而被称为禁近之臣的人，大概希望恢复唱和歌咏、揖让有礼的风气。可是公车考试的士子在司马门鳞集，等待诏命的人很多，不能全都符合皇上的意旨，便往往从别的门路窥伺机会，凭借口才求得入仕。于是掌权大臣及近臣中那些负责荐举士人的人，皇帝有时亲自用手书排定次序、决定取舍，逐渐削弱、夺去了他们的权力。这样，我的老师少傅袁文荣公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公起初凭明经登上春官考试，取得第一名。及至中第，任翰林二十年，皇帝日益深入地知道他的声名，把他召入内廷侍奉帷幄，晋升为参预大政，所有这些都没有预先占卜谋划，皇帝显然悔恨发现公太晚。即使公自己也说，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所以他一生的著作，以代皇帝起草诏令和应制之作为最多。皇上多次有所征询，半夜拿出一张纸，宫中派宦官刻漏计时，接受公的答复；答复写成后交给身边的史官，只封好题记，记录年月罢了。至于他出入朝廷、评论政事，洋洋数千上百言，从皇帝身边、兰台、石室之外被秘密收藏而没有流传的，难道还少吗？公去世将近数年，他的嗣子中书君珍藏着父亲的手迹，搜集散佚遗文，从四方好事者那里得到十分之一二，把它们刊刻出来。唉，这也不过是禁鼎中的一片肉，尝过的人便可以知道全部滋味。不久以后，我王锡爵偶然听到当世儒者的议论，想用他们来压倒那些刚刚萌芽而尚未成形的作品，写些微薄的文章加以怒骂，突然闯入班固、扬雄、阮籍、谢灵运的文苑，因此高明的文章竟到了无法成句的地步，低劣的则如虫飞蟋蟀鸣，只在那里喋喋喳喳。公认为，文章一旦形成台阁体便开始衰败；他曾试着让那些人撰写典诰、铭文和鼎彝文字，结果就像乡野男子、闺中妇人勉强穿戴冠服、作揖行礼，五官失去主宰。大概学士之家沉溺于这种职习已经很久了。我自从游学于公门下，公所作文章都任意直出，面对客人站着就能写成；古代的辞句、故事仿佛鬼神搬运而来，供他随意驱使，而文章华美丰富、温润缜密，最终都归于仁义，光明灿然。公身不出长安城门，螭头之下余沥四处流淌，所在之处都成为霖雨，所以没有尖嘴薄舌、悲鸣哀叹的姿态。他不是两汉、三代的书就不看，不是博雅多闻之士就不交，不是咸池、夏乐、钧天之音就不听，所以没有荆棘阻塞、诡异惑众的辞句。天球和璧玉串成的美玉陈列在广庭，大剑高冠的贤士排列侍立左右，这才知道鱼目的光芒是不存在的，面向墙壁而立的困窘是多么严重。公在壬戌年策试士子时说：‘古代帝王建立宏大功德，必定有宏大的文笔之臣，用来褒扬、歌颂、记载，宏大功德才得以彰显。’这大概也是他借此自况吧。当时我锡爵有幸成为公门下的高等弟子，所受教益还不深，公却已经升列星辰，因此中书君请我为文集作序，我便把这篇文章交给他，并不敢说自己真正懂得文章。《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 《抄小集自序》【明徐渭】山鸡喜爱自己的羽毛，每次到水边照影，甚至头晕溺死也不顾。孔雀也喜爱自己的尾巴，每次栖息一定先选择安置尾巴的位置。人要取它的尾巴，便带着刀藏在竹林丛中，等候它经过，迅速把尾巴割断。稍微迟疑一下，孔雀忽然回头一看，金翠的光彩便全都消失了。这难道是它吝惜尾巴的意思，专门把心神贯注于此，所以人不能夺走它所爱的东西，反而一定要等它离去之后再归还给它吗？这与麝被剖取脐香、蛇被剖取珠子相比，又稍有不同。我早年学习作古文辞，晚年被少保胡公征召写《鹿表》，后来一再推辞却一再被牵缠。往来幕府五年，终于因此感到无聊，闺房之中发生变故，于是下狱。各种所留恋的东西全都丢弃了，却还在散失的稿本中搜购、抄录余稿，以及曾经代胡公或代他人写的诗文若干篇。这大概就是所谓即使死了也不顾，夺取自己所爱的东西，等离去后再归还给它；我和孔雀、山鸡又有什么不同呢？昌黎替当时宰相写《贺白龟表》，词语近于谄媚附会；等到进谏佛骨时，却直截了当、正气凛然。人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所以我不掩饰那些替胡公和他人代作的文字。即使如此，自己妄自称许羽毛，又妄自称许尾巴，哪里能保证别人一定称许我的羽毛、一定称许我的尾巴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购买、抄录这些文章，几乎免不了被山鸡、孔雀讥笑了。《抄代集小序》【徐渭】古人写文章，很少有替别人代作的。大概能够写文章的人，不是显达就是隐逸。显达的人尊贵，想求得他们尚且不容易，更何况让他们代作；隐逸的人高洁，找不到他们，又怎么能让他们代作？我徐渭在文章方面是不幸的，仿佛马耕地一样，又处在不显达也不隐逸之间，所以别人能够找到我来代作，我自己也不能逃避代作。再加上如今的制度以时文为用，因此靠旧业科举得官的人，大多不写古文辞。即使有写的，他们送人、赠人、祝贺、启事等礼仪文章，又比古代多出百倍。形势上不得不取用代笔，而代笔的人一定是地位卑微的士人，不是隐士。所以从代笔文章中可以观察一个人，也可以考察一个时代。《调象庵集序》【汤显祖】

译万物处在气势厚重、材力猛烈的时候，奇异、逼迫、怪诞、困窘；如果不能及时与时代相会合，就一定会崩溃而有所流出，逃遁而有所归往，通常总要先尽力使胸中郁结得到畅快，超过限度之后才停止，时间久了才慢慢平复它的势头。因此，冲开孔穴、震动门闩而有猛烈的风，冲破险隘、踏决堤防而有奔腾的河。后来它的声音变得清冷，水流变得曲折，气势一往一回，才力稍有抵触便安定下来，这也是人情的大体情状。感情和意趣达到极点，可以用来行事，可以忘却言语，但最终总有不能忘记的东西，存在于诗歌、序记、词辨之间。这本来就是圣贤不能舍弃、英雄不能遮蔽的。东吴邹公彦吉，著有《调象庵集》数十卷。我正有所喜好，急忙取出他的诗来讽诵，已经觉得奇异了。他兴致勃发而起时，浩荡汹涌、重叠奔会，气势勃发而光彩灿烂，可以使雷霆发作、电光闪耀，使鱼跃鸟飞，突然之间无法抵挡。等到法度到来而运行，又变得依傍对偶、淡泊平和，切实精密、反复深究，如晴云和穆雨，坚车和良驷，奔驰而去，叫人不能厌倦。至于文章，都像名山大岳、宽广河川环绕于前，又像博通之士、精选宾客骈集于后，光彩焕发，文气充沛，总之足以流传；其中有大的情致触动我的心。大概公的才具高大卓异于世，所以他的事业绵延不绝，开创扶济绰绰有余；而他的心目太过明澈，精神骨气太过峻拔，对尊贵傲慢之人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对平庸同列之人也没有什么可以相同的。因此我任意写下这些话来酬答他，大概不是频频所能完全理解的。大概从此以后，公的进退没有定准，而天山已经有了占筮的结果。唉！有高才而少有显贵仕途的人，他同那些能够安守本分、折节逢迎、钻营缝隙的人不同；这并不是公所习惯的，所以他的郁结、触怒、喷发、迸裂便杂出在诗歌、文章、记事之间。虽然谈论世事只有十分之一，谈论情趣占十分之九，但最终英气洋溢、文思流动，有所不能忘怀的，大概就是他的真情。直到今天，四海人士很少有不推重公的；然而如果只看重他的才华、推高他的气节，那么当时那种卓然凌驾一世的气概，又该如何呢？即使如此，世人所做的是使那些不可传的东西流传，而公所做的是使那些可以传的东西流传。唉！风一起便飞扬，怒气一发河水便奔腾；世人可以在那里压抑他，却不能不让他在这里纵横。可是公又自号愚公，对我说：‘我平生从事这条道路，常常因为饮酒而荒废，因为疾病而荒废，因为游历而荒废，近来又因为事佛而荒废。’这大概不对。公的文字中谈酒、谈病、谈游、谈佛的，接连不断都是。公所谓的荒废，难道不正是他由此兴发创作的吗？声音从虚空中产生，意象从精神中生成，本来就有逼近它却不能亲近、疏远它却不能离开的力量。听说元成、宁本二公将要经过公的住处，他们大概也会用这个道理来告诫他吧。《孙鹏初〈遂初堂集〉序》【汤显祖】汉代儒者疏解五事，把水归于形貌，把火归于言语，确实不能不令人感慨。如今树木生长，它之所以长得滋润、繁茂、美好、恢宏、瑰丽、曲折，大体是水的作用；到了极点，把树木砍下作为柴薪，借它来传递火种的，是树木的神明；而言语，是人的神明。言语有东西可以传递，传递得久远，就是神明所达到的境界。可是，难道可以忽略形貌吗？人的形貌有明暗、刚柔，既然形成就具备文理，也应当如此。位置和格局有不能倒置的地方，脉络纹理有一定的通道，不能凭主观臆断来归属。假借神明达到极高境界，却不能落实到形貌上，就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国初大儒彝鼎之文，无须我敢于评论。到了李献吉、何仲黙二公，才是世上所谓显赫而足以流传的人。大体上李氏气势刚劲而色泽不能没有晦暗，何氏色泽明丽而气势不能没有柔弱；在神明与形貌之间，还没有能够兼备的。总的说来，他们的文章瑰丽曲折，也可以说具备了形貌，世上应该有流传者。近来文士喜欢凭神明自负，忽略形貌而不加修饰，奔向险僻，驱使杂芜，以此作为可以流传的文章。看他们其中所谓倒置位置、凭臆归属的情况，仍然很多。文章紊乱而没有边幅，写尽之后又缺少蕴含，用这种文章同李、何相比，他们对于所谓‘流传’究竟算怎样呢？然而世上却有人喜欢这种文章。华容孙公鹏初对此忧虑，叹息说：‘李、何对于这门文章，确实有起衰振溺的功劳；王元美和七子已经开辟了道路，后来却日渐流散，长此以往怎么会有尽头？况且我家先公四代都是文林中人，很早就把二公作为准则，已经很久了，不能失去。公又早年便负有才华和志向，入内阅读秘藏典籍，出外阅览各省奏章，浸淫于古今事理，隐居之后文章更加丰富。他曾想总汇史传、聚集前代事略，从唐虞以来直到胜国，仿效司马迁的体例写成纪传之书，并因此综括十三经疏义，订正核实、搜集采录，名为《儒藏》。唉，公大概是学问通博、文章宏伟绮丽的儒者。至于他写文章，封奏、志、序、记、读、歌、咏等，各自按照文体取法尺度：气势勃发的以势为主，舒缓延展的以情为主，叩击迫切的以声为主，流动舒展的以情致为主，兼备这五者，所以篇幅宽裕而蕴意深厚。这就是公写文章的原因。大概江汉、洞庭水势深广，足以滋养、铺演文章的形貌；而鹑首、祝融之火雄健精纯，足以显发文章的神明。那么公的文章一定能够流传，流传后也一定长久。在李、何、七子之间，公自有安置之处。’ 《徐文长文集序》【虞淳熈】

译元美是文苑中如南面称王的人，于鳞的文章也是如此；文苑如果没有二王，元美便独占一席。我身穿青衿，在藩地拜见王、李二人。李氏鬓发长而下身修长，王氏鬓发短而下身丰厚。他们体貌没有奇异之处，却胸襟广大，没有哪一种士人不能包容。二王以高大英伟压过徐文长，以稍显锐利压过汤若士。徐文长自称是江淹的遗才，汤若士则想以藻饰文笔包摄诸家，汤若士不响应征召我的文牍，我也不响应他。钱囊空空，没有士人可用，到了晚年才包容了瓠肥的袁中郎，即所谓桓谭一类的人。过去我开设龙月玉文馆，中郎和陶周望一同来，我用饵食招待他们，还有杨家果。中郎揉梅蘸饵，在他的文章上作点染，红白相间，于是问：‘当今文章谁是第一？’陶周望斜眼看袁中郎，偷笑说：‘该不会是说长孺吧？徐文长第一吗？’袁中郎说：‘如果如你所说，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且让元美家那个迟钝的贼先占第一吧！’恰好诸生在旁边，听到这话，各自惊诧的声音穿过墙衣，渐渐传到外面。袁中郎起身大声搜索：‘这里有贼党，赶快把他们赶走，让他们僵死在中原白雪之中。’我这才知道文长的钱囊中藏有这样的人，于是奉文长为南面之王。当时，文苑中有苏东坡临朝统治。东坡是天上西方的奎宿，降落人间后分成四身：一身成为元美，得到奎宿的斗背；一身成为若士，得到奎宿灿烂的眉毛；一身成为文长，得到它风流的韵致和命犯磨蝎的命运；袁郎晚生，只得到它滑稽的口才罢了。借助天上奎府的光辉，分布光彩、散播珍宝，四个人的文章各有所得：元美得到烧猪用胶黏合的技法，若士得到供石上题字的技法，文长得到临摹书法、双雕并搏的技法，中郎得到酝酿真乙酒的技法，用来调和诸子，唯独推重文长。文长于是成为第一，等到评论选录、传播真实作品时，果然成为第一。那些原本没有听说过而惊诧的人，也都听说了。只是烧猪已经完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心僵死；即使假令张开天屏遮蔽天空的混浊，接承文长的余光，也不过是十六星各自分身的一部分。将来锋芒从囊中显露出来，有利没有钝，各人只是在讨好自己的主人罢了。难道不是还会有南北朝那样的分立吗？这就是我调和诸子的说法。奎宿形状像鞋，只有鞋却不利于行；文长则是文章和品行都能远行的人。《徐文长三集序》【陶望龄】徐渭，字文长，过去有三部文集流传：《文长集》十六卷，缺篇十卷；收藏在家中的《樱桃馆集》若干卷。流传的版本雕板本来就不好，徐渭去世以后，收藏的部分又逐渐亡佚。我朋友商景哲和我在徐渭那里交游时，心里早已答应要把它们汇刻。到了这时，他叹息说：‘我过去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不能在心里辜负这些亡佚的作品，于是购买、抄写，把它们合在一起。’他嘱托我编次校定，交付刊刻。我为此作序说：‘明朝兴起以后，经义盛行，而艺文之学逐渐衰落。那些喜好古学、博通事物的人，往往只是以余力从事，学习晚而积淀浅，有的还来不及探究精微之处。他们看待古文辞，就像书法家看待篆书、籀书和虫书、鸟书一样，只略取形似，傲然自以为能够掌握；而众人的眼光浅短，把自己少见的东西看得高明，互相唱和引证，仓促间便认为超过锺繇、王羲之，贬斥虞世南、柳公权，却不知道草书、隶书的变化，其中仍具备篆籀的法则，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事物彼此杂合叫作文，文章是变化到了极点的东西。古代写文章的人，各自发挥尽自己的才力，穷尽各种变化，所以人人有一家之业，各代有一代之制度；它的高低可以用手摹拟，青黄可以用眼分辨。古人不照搬今人，今人也不蹈袭古人，关键在于不断迁变而日益新鲜，常常使用却不会败坏。然而如果细察它的脉络联系，又像草书、隶书发生变化一样，其中仍然保有篆书、籀书的法则，不是深通书法的人不能辨认。’ 如今文人的议论，却厌恶变化而崇尚相同，舍弃真情而喜爱外貌，压抑眼前所见和内心裁量，只求苟且附会古人的辞句。迫切得要吐露时便不选择言语，受到触动而写作时便不选择事物；若选择言语，吐露就不真实；若选择事物，记述就不完备。不完备而又不真实，词句虽然形成，情感和事实却已经隐藏，黯然如同木偶没有感情，而上面敲击它也没有韵律。因此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作者像树林一样众多，古学灿烂；能够修明而形成所谓一家之言、一代之制的人，大概确实有，但也很少。文章有常新的作用，也有必然败坏的方法；承接而不能胜任迁变的，是感情；繁多而不能胜任更易的，是事物；空疏而不能胜任发抒的，是才华；丰厚而不能胜任取用的，是学问。叩击空疏而取给于丰厚，用来抒发极大的迁变，记述极大的更易，所以在一天之中，供我写文章的材料便不断更新而用不胜用。这样怎么会有穷尽呢？我见过有人的文章仿效左丘明、国语，诗歌仿效初唐，后来人们厌弃他而想摆脱这种风格。正当他自己得意于新奇时，有识者已经笑他浅陋，这就是必然败坏的方法。文长老年仍困居学校，受困于狱中，曾在幕府中一举成名；他的诗文往往深得法度而略去外在形貌，文章近似宋、唐，诗歌杂有唐代中晚期风格。他自负极高，世上那些自称掌握文坛权柄的人也不能俯身进入他的境界；但当时正高谈秦汉、盛唐，他的体格与之不合。他居住的地方又偏僻在越地，因此了解他的人很少。然而他的文章确实有规矩尺度，诗尤其深奥。古代困穷的士人如卢仝、孟郊、梅尧臣、陈师道之流所作的诗，有些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他的书既然篇帙丰富，刊刻时文章取五卷，诗歌取八卷。像文长这样的人在当代究竟如何，姑且称他为文长。一家之文确实如此，所以仍沿用最初的名称，叫作《文长三集》。《曾太史集序》【袁宏道】

译我曾经奇怪韩退之评论文章时，看见别人嘲笑他就认为可喜，看见别人称誉他就认为是弊病。文章是文道的外貌，唯恐不合规范，怎么会把别人嬉笑、愤怒、呵斥当作快意呢？等我读到他所写的《毛颖传》，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僻的内容，当时人却认为它是在讥讽戏弄，不近人情；即使像张文昌一类与他十分熟悉的人，仍然有所责难。对它叹服，认为绝奇而不可及的，只有柳柳州和李肇罢了。人的情感本来会因别人称誉而产生厌恶；一旦触动他习惯的东西，原来熟悉的观感稍有改变，耳目便会惊诧，怎么能说称誉不会成为弊病呢？我的才力赶不上古人，却妄想著述，曾被一时诸君子津津乐道的作品，他们错误地认为不对，于是我便想离开共同的取向而求取独特，世人争相嘲笑我。唯独退如曾太史认为这接近古人，过分地相互认可。我和退如并非一向亲密，难道另有气味相投之处吗？我的称誉与毁谤本来不值得说；倘若退如有喜爱无盐的癖好，世人嘲笑他一定比嘲笑我更厉害。退如的诗清新而含蓄婉转，不因俊逸而损伤气势，不因法度而妨碍才华；我的诗却多有刻露的弊病。他的文章高古秀逸，竭力追摹古代作者；馆阁体以严整为主，他却把刁斗、楼阁序记一类文章写得纵放；馆阁体如江海，他却如云烟。我的文章确实只是任凭笔锋直写寄托罢了。拿我的诗文同退如相比，百篇也抵不上他一篇；可是退如过分抬举我，仿佛把我当作同调之人，这其中一定有气味相合之处。从前人说茶和墨有三种相反之处，但德性却相同。我和退如相同的地方，只有真实罢了。他的诗与我的诗甘苦不同，但直抒性情这一点相同；他的文章与我的文章雅正、质朴不同，但不写浮词滥语这一点相同。这就是我和退如气质相类的地方。退如擅长辨析名理，当时志同道合的人如雷思霈、何思、苏潜夫，彼此如函盖相合、水乳相融，其中有真正的气味相投，并不只是文字表面相同。即使如此，这仍是龙树所说下等士人听见便会发笑的道理，但对文章来说却是一个关键。过去有个禅师被老和尚讥笑，羞涩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二天他请求进一步指教，老和尚说：‘你见过登场的木偶吗？’他说：‘见过。’老和尚说：‘你还不如它。’禅师惊惧，问是什么缘故。老和尚说：‘木偶喜欢别人笑它，你却害怕别人笑你。’这句话和韩退之的话可以互相发明。退如是想在文章中显现自己的性命，还是要借文章显现自己的性命呢？这两者都应当在笑声中求取。《潇碧堂叙》【雷思霈】六经之外，另有自成一界的文章：蒙庄近似《易》，荀卿近似《书》和《礼》，左丘明近似《春秋》，屈原《离骚》近似《风》《雅》，他们都是楚人。古人能够在六经之外崛起，自作文章；如今却只在一字半句之间寻求两汉、盛唐的风格，这是多么鄙陋啊！道学先生又更加酸腐，见到独创新奇、富有神情的句子，就推开它，说是“文士家的言语”；见到根本上合乎理道的议论，往往连连退避，说是“异端家的言语”。唉，这是多么轻视六经啊！所谓真，是精诚到了极点；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勉强装笑的人并不欢悦，勉强结合的事物并不亲密。只有真人，才有真言。所谓真人，见识境界极高，才情又丰富，能够说出人们想说的话、不能说的话和不敢说的话。说出人们想说的话，就是把心里明白却无法举说的意思写出来；这种笔头的妙处同舌头的妙处一样，使人豁然开朗、笑容舒展，受到鼓舞而不能停止。说出人们不能说的话，即使是千古未决的公案，以及无法摹写的境界、难以描绘的感情，也能用片言解释清楚；其文如风雨连下数千言而不竭，如江河奔流不息。说出人们不敢说的话，就是把世人几乎全都忽略的事忽然当作神圣，把世人视为神圣的事忽然看作平常。道理不一定是古人一向具有的，言语也不一定是人们历来讲过的。后世有人懂得我的解释，那是后人证明我；后世有人不懂得我的解释，那就是我自己证明自己。石公的诗说：“不要拿古人来同我相比，同床异梦，各自毫不相干。”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和文章。就像山有云，水有波，草木有花，形形色色、千变万态，从来没有穷尽，也没有人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任由我真率地表现罢了。从前有人见到前辈，问他的文章是什么风格，他回答说“两汉”；又问他的诗是什么风格，他回答说“盛唐”。那只是两汉的文章，不是我的文章；那只是盛唐的诗，不是我的诗。石公的文章，是石公自己所作的文章，是明代的文章；石公的诗，是石公自己所作的诗，是明代的诗。假如有一个人称赞他说：“您的文章如同子真，属于两汉；您的诗如同盛唐。”这个人会面露喜色；又有一个人称赞他说：“您的文章，是一代的文章；您的诗，是一代的诗，简直超越汉唐而在其上。”这个人一定会更加高兴万倍。由此看来，不能自成一家之言，却借助古人来掩饰自己的短处，就是勉强装笑、勉强结合一类的人。如果一定要成为古人那样才算可以，那么号称一代作者的人，反而掩盖了前代贤者；为什么受到这样的称赞，喜悦反而加倍呢？石公胸中没有尘俗气，胸怀慷慨而有大略，以玩世的态度涉入世间，又以出世的精神超脱世间。经世济民而有美善操守，品格高标、超然物外，同时是非分明，临机沉着坚定，具有白居易、苏轼的风致。他所写的各类作品，有些是古人写过的，石公未必也要写；有些是古人没有写过的，石公也未必不能写。他出入于两位君子之间，而总要以性命之学来验证大智慧，具备宏大的辩才。像鹅王辨水，能从乳与水中辨出乳来；又像罔象探取玄珠一样，这种独到的契合，恐怕古人也很少能够达到。石公是楚人。如今刊刻的《潇碧堂集》共有若干卷，难道这就是所谓蒙庄、屈原、宋玉之外，又另立一个世界吗？《苎萝山稿序》【王思任】

译从前孝立的名声在越中很响，我却没有见过他的面。门人沈逸少多次对我说：“这是文长之后的又一人，或许可以在泄云飞水之间与他相会交谈。”没想到孝立被白玉楼召去了。今年，他的长兄亢侯拿出遗稿给我看，请仲醇为它作序，又请道之加以申述。于是孝立的眉目风采，仿佛全都显现出来了。天气寒冷，云气很重，我围炉煨芋、饮酒，终于读完他所写的稿子，才知道其中竟有这么多纵横放达、奥妙充实、冲淡深邃的文章！世间没有仙才，便不得不把仙气寄托于鬼；世间庸才太多，便不得不把文章托付给圣人。孝立的骨相具有九还之采，胸腹之中如有五色丝线。他咏叹古事、题写今事，考察文章、征引事实，全都根源于玄妙而端正的气识。他飘飘然仿佛将要成仙，洞彻深厚又仿佛将要成圣！试拿先前那些粗鄙庸劣的文人来比较，他们果真能压过一篇文章，又把它缩成一句话吗？假使孝立再能低头用功十年，在纯鸡伏雉之后使自己的雄健精神更加老成，那么即使臣弇奴、厯媵嫁眉山，也还未可知。可惜上天想把他的才华隐藏起来，只让它成为黄泉中的碧色锦绣罢了。这部稿子因苎萝山而得名。苎萝山难道只是出美女吗？《歇庵集序》【黄汝亨】人具有天地之心，不过在于虚而已。虚动而成为灵，灵通而成为道，道推演而成为经，经散开而成为文章，于是诗、赋、传、记、序、述等篇章便充满世间。所以文章是道的器具，而虚灵则是才华的钥匙。文章不能彰明道理，不从虚灵的源头发出，即使能刻在金石上、绚烂如云霞，留下不朽的功业，声名流传后世，也不过是才子的文章罢了。然而风气所标举的，往往专擅才华便称霸；流波所煽动的，往往遍说义理便称王。因此，以才华自负其道的是秦汉文章；以义理掩盖才华的是宋代文章。我朝有北地、信阳、厯下、琅琊诸家，是凭借秦汉文章的重器而称霸的；有金华、天台、毘陵、晋江诸家，是掌握宋代文章的符信而称王的。真是大雅啊！约束奇诡淫靡，振兴衰败芜杂，还有谁能超过他们呢？不过，虚灵的妙处和至道的旨意，究竟是相合还是相离、相离还是相合，我无法断定。三代以后，这样的人实在难得。我在汉代找到了董子，在唐代找到了韩子，在宋代找到了欧阳子、苏子，在我朝找到了阳明王子。这几个人，我不能说他们一吐言语便是经，一咏诗歌便是雅；但董子的醇厚、韩子的刚健、欧阳子的超逸、苏子的通达，以及阳明王子对道的觉悟，都已经接近这种境界，能够出入于虚与灵之间而不受拘滞。自从阳明子去世以后，文士纷纷出现，近来也有人在文坛上尊奉秦汉人，同时以宋人为祭祀对象。然而才华成为才华所自矜的对象，义理成为掩盖才华的东西，这两种情形都应受到讥评。如今我在周望陶子那里得到了兼具二者的人。陶子在文章方面，有《史记》《汉书》的气势，也有《离骚》《诗经》的风格，尤其擅长序、记；他谈论道、证明性，概括事物、综理事务，明亮透彻。在诗歌方面，有陶渊明、柳宗元的风致，也有李长吉的奇崛；品评泉石，吟啸云烟，超然脱俗。他的才华不敢说超过秦汉诸文人，但能从道理中推出新意，不被宋人的义理掩盖。他学习阳明子，却不靠辨说而得到禅宗的深奥；一心以孔氏为准则，不留下刻意践履、摹拟的痕迹，而把虚灵所契合的境界雕琢成文章，把游艺写成解说，把组织编撰形成法则，笃守古道而适应时代，卓然成为陶子的文章，流传千载也无疑。陶子清净寂静如处女，清瘦如山泽中的瘦人，但灵活机敏的神采流露在眉宇之间。他十七年栖身岩穴，十三年出仕簪笏；以道德文章作为人伦的模范，却不标榜自己；治理当世而使其脉络严密。临终时没有散乱遗物，也没有奇异表现，只是舒展手足，潇然而逝。唉！这就是陶子之所以为陶子，也就是陶子文章之所以为陶子文章。《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一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一十一卷 （明）贺复征 编 ○序三十一【奏议类】《谏垣存稿序》【宋·韩琦】善于进谏的人，不以讽谏为主，也不以直露显言为主，只以道理胜过对方为主。所以以讽谏为主的人，必定委婉含蓄，广泛引用譬喻，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实行，却不知道事情若不能明白辨析，君主就会忽略而不听。以直露显言为主的人，必定激烈揭发，拿危亡来恐吓，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打动君主，却不知道议论有时过分，君主就会发怒而不信。想要劝说而必定被听取，说话而必定被相信，如果不以道理取胜为主，实在困难啊！庆历年间，韩琦任三司度支判官，因为家族贫困请求出任外职，获得舒州一职。将要出发时，朝廷因谏官空缺，提升他授任古司谏，把他留在京城。我私下想到，谏官承担言责很重，难的不只是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上直谏，而是懂得体统、掌握分寸最难。若得到通达明白、端正朴实、见识高远、学问广博的人，行动必定合乎道理，君主也会一天比一天更愿意听取；如果让愚昧不肖的人冒充而居此职，本来就不能胜任。于是他两次上章辞职，都没有得到答复。便叹息着对自己说：“皇上了解你、任用你的心意很深厚。你所说的话，应当顾全体统、斟酌是否合宜，以道理取胜为主，再用至诚来实行；这才是报答陛下了解并任用你的心意。若明知时机不可行，却只是发表高论来卖弄正直、求取名声，你的罪过就不可诛罚了！” 他任职超过三年，凡是阐明政治得失、端正纲纪、辨别忠良、抨击权贵宠臣，以及当时人们不敢说的事情，都一定冒死上奏陈述。皇上宽容而认可他的奏章的，有十分之八九，最终免于重罚，升任谏官，实在是先前自我告诫的力量。他把保存下来的稿子想要收集后焚毁，以效法古人谨慎秘密的原则。然而又想到《诗经》《尚书》中记载的，听从劝谏是圣君的德行，弥补君主过失是臣子的忠心。前代进谏的大臣，其嘉言正论，广泛记载在典籍之中，使阅读的人知道君主从善的美德和达到治理的根本。如果全都删削焚烧，那么后世拿什么作为法则呢？于是把它们保存并记录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命名为《谏垣存稿》，收藏在家中。我私下记述，皇上的聪明、仁厚和宽宏大度，是三代、汉、唐以来那些虚心纳谏的盛德君主都比不上的。又让子孙传阅这些文字，使他们知道走正直道路没有祸患，忠诚劝诫是有事迹可考的。时在庆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斋序。《田表圣奏议序》【苏轼】

译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的奏议共有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他把话全部说出而毫不避讳，大概连敌对者以下的人都有人不能承受，更何况君主呢？我因此知道宋太宗、宋真宗是圣明的君主。自太平兴国以来直到咸平，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千载难逢的时代。然而田公的话常常像是有不可预料的忧患近在朝夕，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君子，必定在太平之世忧虑，在圣明君主面前警惕。圣明君主具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太平之世却没有可畏惧的防备；有超人资质，君主必然轻视臣下；没有可畏惧的防备，君主必然轻视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担忧的。汉文帝时，刑罚几乎不用，战争也没有发生，可是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息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贬低汉文帝，也不因此过分责怪贾谊。由此看来，君子遇到太平之世、侍奉圣明君主，理应如此。贾谊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他所说的意见大略已经实行；不幸早逝，功业没有在当时显著起来。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按次序分别接受封地，文帝来不及采用，经过孝景帝到武帝时，主父偃将此建议实行，汉室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意见，十条中还没有实行五六条。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举出而实行呢？希望把这部书广泛流传于世，一定会有人同田公的意见相合。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心愿。《范贯之奏议集序》【曾巩】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它作序。自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曾因论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官，从后宫直到四方幽隐之处，凡有关系于政治治理的得失善恶，范公无不竭尽心力，反复陈说，替皇上极力进言：有时纠正其情欲，有时切磋其谋虑，有时辨别忠臣和奸佞并决定其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时达到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论、独自陈述，有时则全都召集谏官、御史共同议论，尽情发言。仁宗曾经虚心采纳，因此改变命令，改废近来的举措，有时立即实行，有时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时节，有的直到后来最终都听取采用。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事的真伪和群臣的能否，正用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和取舍，则一概归于公议，不凭个人意志。像范公这样因进言而被提拔任职的人，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不曲意顺从、不苟且停止，因此天下的实情得以全部上达，违背事理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奇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因此失败悔恨。所以在那个时候，朝廷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履行职责，天下安定。能够任用人才而不凭个人意志，是合乎天道的。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在位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功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而评论那个时代，看到君臣上下彼此成就到这种程度，一定会低回感慕，发出难以企及的叹息。然后才会知道那个时代的难得，也才知道范公的言论没有湮没，哪里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实在是为了使先帝的盛德流传无穷。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从政时宽厚平易、爱护人民；到了朝廷上，却能正色直言，这是别人所难以达到的。凡是同时代担任言责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范公早逝。范公名斯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见于今资政殿学士赵公忭所作的墓志铭。《宗忠简公奏疏序》【明·方孝孺】国家的衰败、兴盛、存续、灭亡，大概有天命的因素，但也有人事的因素。从事情已经形成的结果来看，人谋是否顺利、事机是否得失，似乎都已经确定而不可改变，人力又有什么作用呢？从事情尚未形成的开始来讨论，成败祸福的关键，等待人来促成或破坏，难道都出于天命吗？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竭尽人事来挽回天道；不善治理的人，把一切推给天命而怠慢人事。田单以齐国一个城邑的残破百姓，在几个月内收复七十多座城。诸葛孔明作为辅佐王者的人，率领蜀地全部军队，想要夺取中原的一寸土地，终其一生也没有成功，这不只是天命的原因。人事有难有易，本来就不同。率领孩子去救父兄，只要疾声呼喊便可以集合；劝说路上的人，让他们去救邻居于危难之中，即使善于辞令，也会有人不听。贤者能够勉励人去做他们乐意做的事，却不能强迫人去做他们难以承担的事。田单所利用的齐国人都有亡国丧家的愤恨，都是自愿作战，所以成功容易。诸葛孔明所处的时代，人们只知道有曹氏，不知道汉室的恩德已经很久了。孔明只是想用忠义激发他们，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听从自己呢？宋朝败给金而不能再中兴，人们以为是天命，却不知道是人事失去了时机。张浚、赵鼎，可以说是天下的贤相；韩世忠、岳飞、刘锜等人，也是一时的将帅人才。高宗虽然庸弱怯懦，难道就立刻低于刘邦、项羽吗？然而事情受到阻挠而不能成功，是因为当初没有采用宗忠简公的意见。徽宗、钦宗的灭亡，在于军队不足以作战；而忠简公进入都城后，百万军队立即具备，争相愿意为他拼死。忠简公的贤能，本来足以赢得众人；百姓拥戴宋朝的心，也怎么能诬蔑呢？当时正是田单复齐的时机，而忠简公是诸葛孔明一类的人。假使高宗能够采用他的策略，忠简公再多活几年，那么沦陷的土地可以迅速扫平，狡猾的统帅和强悍的将领都可以捆绑起来献到太庙，哪里会有国土收缩、报仇失败的耻辱呢？错过这个时机而不听从，直到逃窜藏身于东南、想要再图恢复时，百姓忘记宋朝也已经很久了，因此最终不能成就事业，这不只是秦桧、汤思退的罪过。人并没有固定的勇敢或怯懦，只看怎样使用他；趁着士气正盛而使用，即使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壮士；等到气势衰败、意志恐惧，即使乌获也会丢下剑回头退却。忠简公诚心诚意希望高宗定都汴京，是想利用天下正盛的锐气来恢复失地、洗雪耻辱；高宗却相信小人畏避退缩的谋议，抛弃而不再听从，忠简公也随即去世了。这难道是天命造成的吗？实在是人事没有尽到而造成的。忠简公去世至今三百多年，请求高宗还都汴京的奏疏有二十四篇，并没有全部载入史书。他的九世孙浚把它们抄录收藏在家中，嘱托我作序。忠公的忠义显著于后世，不必等到看奏疏才知道；奏疏所显明的内容，也不必等到说明才明白。然而世人都知道宋朝不能再振兴，是由于秦桧任相，却不知道根源在于没有采用忠公的意见。我因此把这些事情完整地论述出来，使人知道这些奏疏没有被听从，实在是宋室分裂的原因。

译《余肃敏公奏议序》【杨廷和】肃敏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了。他的嗣孙、南京锦衣指挥承恩，取出他的奏议，汇集编次成册，按类别编排，分为六卷：巡抚类、兵部类、总督类各三卷，并附有录文，共一百二十八篇。他的孙子、翰林编修承勋，又替它订正真伪和错误，急忙请工部尚书李士修公刻板传播。尚书是肃敏公的侄女婿。肃敏公是一代名臣，正直而不流于世俗，廉洁而不近于求名。他在朝廷上的功业、施于天下的恩泽，人人都知道。至于他的谋划多么周详、奏请多么委曲详尽，如果不看这些奏议，有些事情未必能一一了解其始末。如今距离肃敏公去世已经很久，而他的奏议才开始流传于世，本来就是有待于后代贤能子孙。起初肃敏公去世时，他的儿子、锦衣指挥宜叙述父亲的事迹，托我写行状，以便请太史公撰写墓志铭。他所叙述的还不到十分之三四。当时我正在史局任职，便把肃敏公前后的奏牍以及过去从他那里听到的事情摘录写下。丘文庄公见到后，说这些已经足以概括肃敏公的一生。我心里仍认为不够，如今读了这些奏议，果然如此。肃敏公曾对人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随着事情竭尽力量。” “凡是有所建设，即使事情近小，也必须为百年大计着想。”他又说：“大臣谋划国家，遇到重大的利害问题，应当以自身承担责任，千万不要经营交情、收买恩惠，为将来躲避怨恨、保全自己留下余地。”他镇守延绥时，怨恨和诽谤纷纷而来，肃敏公毫不顾虑，坚持原则不改变，最终获得成功。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从中获利，并且不断称颂他的德行。根据他的言论可以求知他的志向，根据他的奏疏可以考察他的功绩，二者没有一处不相互印证。肃敏公确实是一代名臣。我出生得比肃敏公晚，不能为他效力，但肃敏公最喜爱我。往年我因父母丧事回乡，取出藏书中有关乡人职掌文字的部分，肃敏公把《大明律》《诸司职掌》交给我，说：“这些日后可以派上用场。”肃敏公对我了解得很深，只是惭愧自己年老而没有成就，无法用什么报答他。虞雍公曾把乡里前辈的文献没有流传下来视为自己的责任。我在内阁时，想修辑范景仁、张德远二公的奏疏议论，记录下来以便流传，却没有来得及。肃敏公本来就是二公一类的人。这部集子能够流传，我得以为它作序，也可以有话向乡人交代了。《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一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一十二卷 （明）贺复征 编 ○序三十二【政类】《平赋书序》【唐·李翱】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处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按照农时役使百姓。”孟子说：“想让赋税轻于尧舜之道的，就是大貉、小貉；想让赋税重于尧舜之道的，就是大桀、小桀。”因此，实行什一税的原则，公家和百姓都足以满足。人民富足以后，才可以接受教化，恢复淳朴。古代圣贤，没有不善于治理政事、管理人民而能够光耀后代的。所以善于施政，莫大于治理人民；治理人民，莫大于使他们富足并且教育他们。凡人的性情，无不希望富足而厌恶贫穷。四类民众的苦难，没有比农民更严重的。麦、粟、布、帛，都是农民生产的。一年大丰收，农民还不能做到衣食充足；如果有水灾旱灾，农民就首先受到祸害。有若说：“百姓不足，君主同谁富足？”既然如此，百姓把他们的长官看作仇敌，平安时尚且不能享受利益，危急时又怎么肯尽力呢？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危亡，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人人都知道重税可以取得财物，却不知道轻税取得的财物更多。为什么呢？重税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就会流亡者不归，天下的人也不来。因此，土地虽然广大，却有荒地无人耕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即使耕种了，土地的肥力也有所遗失。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这叫作抛弃天时，遗失地利，耗尽人民的财力。这样做，即使想成为社稷之臣，建立不朽功业，诛灭暴虐叛逆、威服四方夷族，也只是徒有此心，哪里能够做到呢？所以轻税，人民就乐于生活；乐于生活，定居者就不会流亡，流亡者也会日益归来。定居者不流亡，流亡者日益归来，土地就没有荒芜，桑树柘树日益繁茂，所有可耕的土地都能尽力耕种，不会留下多余的地利。人民日益富足，军队日益强盛。四方邻国的人归附这里，像归附父母一样；即使想驱逐他们离开，难道做得到吗？因此，让他们在安定中居住，他们富足后便可以接受教化；让他们在危难中守卫，他们人人都会自己固守。孟轲所说的，带领自己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能够成功的。唉！仁义之道，明明白白如同大路，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都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是因为认识它还不够全面，又有人的嗜欲来损害它。人们对自己要求太多，对别人寄望太少，所以拥有土地的国家无代无之都这样。虽然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它而使功业惠及后代。原因就在这里。秦朝毁灭古法，破坏井田制，于是夏、商、周的治道废弃了。这些制度相互承袭，延续得太久，不能仓促恢复。因此李翱取当时可以实行的办法写成《平赋书》，同时保存什一税的原则。希望或许有能够实行它的人，仅此而已。《兵序》【杜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