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十五

译人一出生，就有声音。声音发出，七音便具备了。所谓七音，就是牙、舌、唇、齿、喉，以及舌齿各占一半所发出的音。聪明的人考察并认识它，分别清浊的类别，定为角、徵、宫、商、羽，直到半商、半徵，于是天下的声音全包括在其中了。既然如此，音就是韵书的开端吗？单独发出叫作声，形成文辞才叫作音。音必须自然和谐，不凭勉强，然后才能形成。虞廷的赓歌、康衢的民谣，姑且不去论说。至于《国风》《雅》《颂》四类诗，从身份来说，上自王公，下至平民和卑贱的奴隶，没有不作诗的；从人来说，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南北东西的差别，所以发出的声音有轻捷急促和沉重迟缓的不同。四方的声音，万种不一。孔子删定《诗经》，都能配上弦乐歌唱，是取其声音协调。声音协调，是说它自然如此吗？不只是这样，楚、汉以来，《离骚》的文辞，郊祀、安世的歌，以及魏、晋的各种作品，何曾拘泥于同一格律？也不过是使声音彼此协调罢了。自梁代沈约拘泥于四声八病，才开始分为平、上、去、入，称作《类谱》。大体上多是吴地的音。到了唐代以诗赋设置科举，声律的禁忌更加严格，因为礼部掌管贡举，便改名为《礼部韵略》，以至于丝毫也不敢违背。虽然后来经过二三位大儒，他们还说承袭已久，不愿改动。即使有人忧虑它不通，因为不是出自朝廷，学者也未能完全相信。只有武夷人吴棫对此忧虑最深，于是考察《易》《诗》《书》，下至近世，共五十家，编成《补韵》。新安朱熹依据他的说法，使《三百篇》的声音协调。见识高明的人有的虽相信它，但流行于世的韵书仍旧没有改变。唉！音韵完备的，没有超过四类《诗经》的。诗是孔子删定的，舍弃孔子所取的内容而不遵从，却只相信小小的沈约，难道不是大大的迷惑吗？恭敬地思考皇上考察古制、尊崇文治，在处理万机的闲暇亲自阅览韵书，发现其中分类失当、声音错乱，便召见词臣晓谕说：“韵学起源于江左，很不合乎正音。有些本来应合并为通用韵的，却被列为独用韵，例如东、冬、清、青之类；也有一个韵应当分成两个韵的，例如虞、模、麻、遮之类。像这样的情况，不可一一列举。你们应当广泛询问通晓音韵的人，重新刊定。” 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编修臣朱右、臣赵埙、臣朱廉，典簿臣瞿庄、臣邹孟达，典籍臣孙蕡、臣达鲁与权，恭敬遵奉明诏，精心研究、深思熟虑，完全以中原雅音为标准；又担心拘泥于方言，无法使上下通晓，便向左御史大夫臣汪广洋、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请教订正。共誊写六稿，才得以编成此书。声音和谐、韵脚协调的合并，否则便分开；意义相同、字形相同而出现两处的合并；过去因避宋代讳而未收的补入。注释则完全依照毛晃父子的旧注，刻成十六卷，计七十六韵，共若干万字。书奏上后，皇帝赐名为《洪武正韵》，并命臣宋濂为它作序。臣宋濂私下认为，司马光曾说：“能够完备万物形体和作用的，没有超过文字；能够包摄众字形体和声音的，没有超过韵。”所谓天地人的道理、性命道德的奥秘、礼乐刑政的根源，都与此有关，实在不可不慎重。古代的声音，只取其和谐协调，所以没有不能相通的。江左创制韵书之初，只知道纵向有四声，却不知道横向有七音，因此经纬不能交错，失去了建立韵部的根本，往往受到拘束而不能互相通用。宋代的有关官署虽然曾经合并通用，也只是稍微不同于《类谱》，君子仍为此忧虑。当今圣人在上，使车轨相同、文字相同，凡礼乐文物都遵循古代圣贤，显赫地承继唐尧虞舜的治理。至于韵书，也进入皇上的思虑，降诏命词臣依照声音刊正，以洗去千古的陋习。多么盛大啊！不过，旋转声音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若有人能够推演十二律以合成八十四调，使各调旋转交互，那么大乐的和谐也在其中了。所惭愧的是，臣宋濂等人的才识昏昧浅陋，无法承受并发扬圣上的教诲；接受命令后震惊惶恐，不知如何措置。谨行拜手稽首之礼，把序写在篇首，以此显示圣朝文治大兴，而音韵的法则全都恢复到古代了。《重校汉隶字源》序【宋濂】

译隶书的源头从哪里开始呢？回答说：秦始皇时，程邈把小篆减省改写为隶书，便于供属吏使用，所以称为隶书。然而当时还没有点画俯仰的姿态，因此西京时期金石刻文很少使用它。到了东汉，贾鲂用它抄写《三苍》，这种书法才大为流行。刻在碑碣上的文字，大多纷纷采用隶书。考察洪适所辑的材料，《西京杂记》中只见到一两例，东汉的则不下数百例。这样看来，说隶书源于汉代也可以。有人说：不源于汉代，也不源于秦代。考察齐国胡公，他是太公的六世孙，在秦始皇之前四百多年，有人发掘他的临淄墓，棺材上有凸起的文字，正同汉隶一样。由此看来，不是起于秦代，而是源于周代；程邈只是把它推广开来罢了。不过，也未必源于周代，怎么知道不是周代呢？假如临淄的棺墓没有被发掘，谁不会认为隶书一定始于秦代呢？秦始皇以前四百多年已经有隶书了，又怎么知道胡公以前四百多年果真没有隶书呢？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人们无法考查其中的详细情况罢了。臣宋濂私下认为，伏羲画八卦，就是文字的本源；仓颉推演发展而成为古文，《说文解字》每一部之首所列的五百四十个字，大概同篆书、籀文没有太大差别。这本来就是篆书、籀文的变化，因而相互产生，难道只有隶书才必须等待后世才出现吗？夏、殷以来，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体制有的不同、有的相同，有的可以辨认、有的不能辨认，但也没有超出六书的范围。有些大概是沿袭旧体而略加变通，隶书同篆书、籀文虽稍有不同，恐怕它们之间出自古文之后，各自以自己的名称成为一家，或者只是由精通其业的人相互传授罢了。不然，许慎曾经批评当时学者把秦代隶书称为仓颉时代的文字，这难道是虚妄的称说吗？还是另有根据呢？这些问题，臣宋濂都不敢断定。同族的宋君季子，博学而笃行，又留心隶古文字；他所得的汉、魏碑刻，必定从早到晚潜心玩味，连寒暑都不知道。他父亲的朋友处士桂竞、刑部王经劝他说：“学习一定要有老师，没有老师，虽然辛劳也不能精通。”季子于是三次前往鄱阳，拜见伯诚先生欧君复。欧君怜惜他专心不二，便把书写隶书的方法全部传授给他。凡是阴阳、向背、性情、逆顺，都掌握了其中的要领。过了很久，他又到龙虎山中，向方壶翁、从义翁请教；这两位大概都是精通隶学的人。他们见到季子，欣然接待，谈论连续不断，不能自止。季子的学问因此大有长进，终于凭借擅长隶书而闻名当时。在此以前，宋代儒者娄机彦发，是檇李人，他依据世间保存的三百零九块汉碑，把碑中文字按韵分类，各字有几种字体都列出，称为《汉隶》。季子颇以《字源》收录不够广博为不足，精心研究、深思熟虑，增补一千零八十七字；又汇集师友的精微论说，作《汉隶纲领》十四则；另撰《辨讹字类》和《连绵字略》，又收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于字有缺漏的，便采录班固、司马迁两家所使用的字补入，题名为《两汉字统》，附在《字源》之后。两部书各六卷，合为十二卷，可以传给学者。唉！金石诸刻，欧阳修著《集古录》十卷，赵明诚仿照《集古录》作《金石录》，卷数是它的两倍。欧阳修没有涉及的，赵明诚补足了。至于洪适出现后，唯独致力于隶学，他所著《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可以说丰富而繁多了。然而见闻有限，或许免不了疏漏；那么娄氏的《字源》难道不是也不可不作吗？如今看季子的重校，不只是有功于彦发，也可以补足洪氏没有涉及的地方。当今大明如日高悬，正是四海文字统一之时，日后或许有人援引蔡邕的旧事，在太学门外树立石经；除了季子的书，还能依据什么呢？愿季子好好珍爱自己。臣宋濂把他的书反复读了三遍，冒昧地为它写在篇首的序言。爱好古学的人，一定会认为宋濂说了知言。季子以字为行，家居临川，作诗作文有法度，以道自守，不被外物改变。礼部朱君梦炎极力推重他，说他不逊于大雅君子。《太古正音》序【宋濂】我年轻时学习琴，曾经学习过，却苦于没有善于教导并同我讲论的老师。虽然有时按着琴谱弹奏，以排解郁结、舒畅烦闷和愤懑，内心却并不自认为已经得当。后来听说冷君起敬以善琴闻名江南，当时学琴的人都到他门下，我尤其仰慕他，心想怎么才能听他弹一次，以偿还往日的愿望呢？等到进入国朝，我已经奉命出仕，冷君也随后来到。当时天子正关注郊社、宗庙的祭祀，忧虑乐音尚未恢复古制，便同一两位儒臣谋划改革。冷君正奉明诏制定雅乐，我也参与执笔制作歌辞，因此多次同冷君讨论辨析。冷君有时抱琴为我弹奏几曲，我闭目听着：那声音凄清，像秋日的清冷；温厚融和，像春天的和暖；空旷悠远，像悲伤的大雁在吟叫，而鹳、鹤、鸾、凤追随应和；铿锵作响，像冰层合拢于万壑之间，瀑布直泻其上，而松树桂树间的风相互应答、交相冲激；诚恳深厚，像虞、夏时君臣上相规劝、下相讽谏，却不伤害、不发怒；和乐兴盛，像汉文帝时代，天下富足显贵，田野中的老人乘车曳履，嬉游谈笑，不知太阳已经西斜。我为它疲倦得忘了睡觉，也不知不觉心气平和、精神舒适。过了十天，余音仍绵绵在耳，我确实知道它的美妙，想跟随学习，但我已经老迈，不能勉强做到了。后来冷君拿出他编次的琴谱，题为《太古正音》，给我看，并且说：“你所听到的都出自这里，尚未听到的也可以按谱学习。你可以为它作序吗？”我对此很有感触。音乐作为教化，意义大极了！古代的人除非居丧或有特殊原因，否则音乐从未离开身边，用它来收摄忿怒暴戾之气，通达神明之德，它的帮助难道是小事吗？后世古乐渐渐被遗忘，如今保存下来的古乐，像琴这样的一类已经不多；士大夫又很少有人能弹，也很少有人听。即使像我这样有志于学习的人，还留下年老而没有听闻的遗憾，何况资质不如我的人呢？实在是因为有琴器而没有琴谱，有琴谱而琴制又不完整。如今冷君唯独不把自己的技艺据为己有，而要使人人都能按谱学习，这难道不是古人的用心吗？然而我担心人们见它容易便轻视它，所以说出自己愿意学习的心意，以显示这种技艺的艰难；又叙述所听到的情形告诉世人，使人知道冷君专心于琴已经很久，并不是只有空泛的言语罢了。冷君名某某，是本郡人，现任协律郎。《六书精蕴》序【魏挍】

译唉！周朝衰落以后，天王不考察文字，已经很久了。秦国凭借凶暴的德行窃据帝位，强行取各国文字而统一，于是后世只以李斯为师，先秦古文已经残缺很久了。那些另外流传出来的文字，大多是各诸侯国彼此不相同的文字。这样说来，文字终究不能考察了吗？回答说：文字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心的图画，是用来体现天地万物形态的。古文只是先得到了我们内心共同认可的东西罢了。内心共同认可的是什么？是自然而然的本性，是经过学习而明白的道理，贯通起来本来就是一体。古人的心学广大而精密，仓颉创制六书，就像伏羲创制八卦一样，仿佛剖开混沌使它显露出来；其中的道理简易，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使他们知道，不足以单独称为大道。然而其中精深的蕴含，却有学士大夫也不能完全知晓。因此流传久了便容易讹误；有圣王兴起，议定礼制、考察文字，心法也是相同的。从前周宣王曾经考察文字，古文变化为大篆，就是史籀所述写的，文字渐渐完备起来，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有功于此事的人。心法的精微是否流传下来，我们如今固然不能知道，何况秦代的李斯，他是什么人，竟敢说“古人也没有谁比得上我”，这就是万恶的根源。大篆变化成为小篆，李斯实际上任意纷更文字，于是文字更加完备，这也是凿破混沌，且凿得太多了。秦国用官吏之道取代君道，天下一天比一天扰乱。程邈因此用隶书代替篆书，六书也随之坠落。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同于辅助夏桀的坏人。魏挍曾说：“三代以前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从秦代起才被隔断。”秦代不考察古制，后世不师法先王，历代反而以秦为常法，难道只有六书如此吗？魏挍生在千年以后，哀伤这种文化长久湮没，想请求皇上以古文来订正小篆的伪误，选择小篆中可取的部分，尚且补足古文的缺失。因为多病没有来得及完成，于是作赞阐发大义，说明心法：学者不要拘滞于文字，而应推及天地万物；也不要只在天地万物中求取，而应反过来从内心求取。天机不能被外物局限，古今都是一样的。唉！上天如果想兴盛这种文化，这大概就是它的源头了。有人说：“李斯没有道，秦代应成为百代的羞耻；请废掉这种篆书，把它一扫而空，难道不正合心愿吗？”回答说：“这种篆书又哪里能把古文全部废掉？如今又何必把李斯篆书全部废掉？如果天王考察文字，也只应以仓颉为祖本、以史籀为参照；如果把盘、盂上的文字确定并统一，李斯篆书中可取的就采用，不可取的就整理订正。即使厌恶它，也要知道其中的美处，以天地般开阔的胸襟对待它。” 程邈的隶书也一定要加以修正，使它适合世俗使用，把篆书翻改为楷书，使六书不致失传，扫除官府文字的繁琐苛细；烧毁那些背离经书、违背正道的书籍，使百姓恢复质朴，不要有人雕琢损害他们的天性。有人说：唉！如果真是这样说，古道可以恢复了。还谈什么六书呢？《啸旨》后序【唐寅】右边这部《啸旨》，馆阁以及郑、马诸家书目都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叙述啸的事情，始于孙登、嵇康先生，接着详细说明内激、外激、运气、撮唇的方法。至于声音，则说尚未为声音谱曲，因为啸是激发气息而形成的。邵子说，物理没有穷尽，音声也没有穷尽；只有无穷才能配合无穷，所以从音声开始推演数理，驾驭天下古今物理的变化。声从甲起，至庚止，如多良、千刀、妻宫、心等类。音从子起，至戌止，如古黑、安夫、卜东、乃走、思等类。这同沙门神珙的方法稍有不同：神珙以内、外八摄统摄声，以三十六母统摄音。方法虽不同，但对于声音都概括无遗。然而有字有声的虽然很多，有声无字的也不少，都必须用反切求得。所谓反，是反推出它的音；所谓切，是切出它的声。如徒公、徒丁、颠东、丁颠叫作反，徒东叫作切。其他没有文字的声音，如水声、风声之类，也都可以用反切来表示。如今道士的符咒秘字，也有声音而没有文字。佛门的密语，例如一个字的咒语合并普、林二字作为一次发声，甚至有三合、四合的字，弹动舌头发出，统统没有相应的文字。等到它召唤风雷、驱使神鬼时，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如今啸也有声音而没有文字，难道是我儒家感通天地、赞助化育的余意吗？声音虽然还没有谱出，其中有的说声音从上腭发出，有的说从舌上发出；四声中只有平声有上下之分，大概气息从上腭发出的是上平声，从舌上发出的是下平声；上、去、入声没有上下之分，属于仄声。因此平声清亮而仄声浑浊，我私下想，啸所发的声音一定出于平声而不出于仄声。孙登、嵇康已经离世很远了，白骨上长满青苔，九泉之下也不能复生，哪里能得到善于啸的人把声音谱下来并加以学习呢？登上泰山，遥望蓬莱，猛烈地长啸一声，树林和山石震动，越海的水也直立起来，这也是此生最大的快意。子儋朱君爱好古学而博雅，是当时俊杰中的优秀人物，没有谁超过他。他同我的交情非常深厚，闲暇时拿出这部书让我共同校订。于是他说：“啸失去它的旨意已经很久了，幸好还保存这部书，略能知道它的梗概；如果不把它刊刻传给世人，那么羊礼也都会亡佚，后人凭什么考察呢？您为什么不替我在书后叙述这件事，留给志同道合的人呢？幸而遇到能够由一端推知其他方面的人，把它推演并学习，或许将来还能有以啸闻名天下的人，知道是由这部书开创了端绪。《六书索隐》序【杨慎】

译杨慎从开始学习的年龄起，就已经喜爱六书之学，把《说文解字》作为枕边书，拿它作为折中标准，到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了。他远求古代、近取当世，旁搜曲证：《说文解字》以前，有大禹岣嵝碑、周宣王岐阳鼓、吕氏《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郭忠恕《汗简》、薛尚功《鼎韵》中的古文；《说文解字》以后，有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陆法言《集韵》、唐玄度《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徐铉《系传》、林罕《小说》、张有《复古编》、黄公绍《韵会》、郑樵《周伯温》，以及杨桓、戴侗、赵古则等人关于六书的论著，他全都翻检研究过。他又曾向西涯李文正公的朋友、太原乔公希大、永嘉林生应龙学习，也以六书之学彼此取长。李文正公年轻时喜爱周伯温篆书字形的美，放笔临摹；晚年才觉察到周伯温的训诂多有违背《说文解字》的错误，想为后学订正，却没有时间。太原公曾把各家的篆书汇集起来，按韵分类，却没有加以取舍。林生也著有《通雅逸古篇》，内容广博，却没有裁定。谪居期间空闲很多，于是取《说文解字》遗漏的内容、各家的长处、师友听闻以及自己思考所得，汇集刊刻成书，以古文、籀文为主。至于小篆，旧籍已经有记载，我得到后便略写。若字形相同、解释重复而没有删去的，一定是有所刊补。书成后题名为《六书索隐》，按韵收字，以便反切。于是重申前面的说法，作序并系辞说：伏羲观察图形、画卦，文字由此产生；虞舜依照律吕调和声音，音韵由此产生。神圣的帝王，作为君主和老师，历经万代，留下这两种教化。到周公出现，作为父亲便制定六书，作为诗歌便讲明六义，已经盛大完备了。古代的名儒大贤，下至骚人墨客，没有不通晓这些的。秦代的官吏还能够诵读《爰历》《滂喜》，汉代的儿童没有不通晓《急就》《凡将》的。到东汉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十四篇，分为五百四十部，本于《苍颉篇》，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这就是完整的秦篆。其中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字，籀文一百四十五字，轩辕、周代的遗迹还保存着。重文或异体六百二十二字，其上有孔子、楚庄王、韩非、左氏的说法，其下有淮南王、司马相如、董仲舒、卫宏、扬雄、京房、刘歆、杜林、贾逵、桑钦、傅毅、官溥、谈长、王育、尹彤、张林、黄颢、周盛、逯安、欧阳侨、寗严、爰礼、徐巡、庄都、咸宗等人的说法，无不尊奉古人。其中夹杂个人臆见，可以说对小学有功。自从程元岑的隶书、史游的草书、钟繇的行书和楷书出现以后，文字一天比一天讹误。梁大同年间，顾野王著《玉篇》，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用小楷书写；籀文、古文十个中有九个被写错，已经很令人遗憾。唐上元年间，南方一个妄自称高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例如把“竹”稍加改写为“笋”，把“升高山”写作“杪”；这只是儿童的见识、俳优的嬉戏，哪里值得污损竹帛呢？其中以文字学著称的人，如李阳冰，是违背古义、欺骗世俗；陆德明则顺从俗字而讹误字音，我都不取。宋代有郭忠恕的高雅、杨桓的博洽、张有的精审、吴才老对音读的通晓、黄公绍对源流的剖析。至于郑樵，则任凭己意妄加驳斥；戴侗，则放手影撰，这又是文字学的不幸。元代还有熊朋来、赵古则，能够窥见班固、许慎而采撷精华、寻求实据。至于周伯温这个人，见闻既浅陋，经学也不通，像撼树的蜉蝣，像在沙上写篆的蜗牛，文字学遭受的又一次重大不幸，比戴侗、郑樵更严重十倍。如今这门学问将要衰废、声响断绝，谈性命的人不过是抄袭程朱的残余，擅长文辞的人只止于拾取《史记》《汉书》的赘余；把形声孳乳之学展示给他们，以《苍颉》《尔雅》《字统》考问他们，他们反而不如秦代的刀笔小吏、汉代善于写奇字的儿童，又怎能指望他们到达古人的宫墙呢？杨慎因此有所感慨，想以古文、籀文为祖本，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宗旨，把各家学说中的长处分别注在下面。由于年老，精力不能胜任，加上图籍散失，无法遍阅，于是只取精华、保存要领，编成这一卷。精通六书的人，请试着珍视玩味它，便会知道本书是会通阐发古人的学说，而不是在各家之间雷同抄袭。所收的字，请不要嫌少；这些字可以形成文辞、确定字形，针砭俗弊、恢复古意。所注的意义，请不要嫌多；这些解释可以训释经书、订正正史，校订诸子和汇编之书。有人看了说：“这不过是技艺罢了，至于道又怎么办呢？”回答说：“技艺就是道。孔子的性与道，不离开文章，只是子贡还没有把它们合而为一罢了。”司马迁更加不明白这个道理，作《孔子世家》，却说：“孔子晚年喜爱《易经》，韦编三绝。”难道他把孔子当作扬雄，把《易经》当作《太玄》，把《诗》《书》《春秋》当作甘泉宫的四篇赋吗？扬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内心积藏的美好根基，难道会出自雕虫篆刻吗？又何必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呢？如果一定认为《太玄》是最高境界，而认识文字是低下的，那么孔子到了随心所欲的年纪，难道也曾排斥《诗》《书》、焚弃《春秋》，然后才做到行为不越矩吗？书编成后，把这些话一并记在卷首。我们这一类人中，有些喜欢高谈阔论而厌恶下学功夫的人，听到我的这番话，大概一定会张口反驳而心里赞同吧。《书品》序【杨慎】

译有些书以“品”为名，例如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两人都是梁代人，命名相同，用辞相近，这是时代风气如此，并不是彼此借用。 《诗品》把诗分为三品，《书品》把书法分为九品，区别多么精细，用心多么勤苦啊！有人说书法和诗都属于技艺，但书法又不能同诗相比，这是错误的。古代君子对待事物，只是不苟且而已。即使是曲工小技，也没有不把它做到极致的。所以说：“谈论兵法、评论剑术，也同道相合。”如今人不如古人，却高谈阔论欺骗世人，竟说：“我的道存在于内心，六经反而是多余的。”他们因此向人宣称：“想把字写好，就是放纵心意。”趋向简易、安于鄙陋的人纷纷跟从，于是苍颉、史籀上古时代的道已经丧失了。他们不说“道与器、形与神”相互统一，却把道同器分离，抛弃形体而只保存精神。所以说：“齐国匠人斫轮，绵驹按弦，先王之道就存在于其中。”何况六艺是君子所进修的，更不应苟且。对事物苟且，就会对道苟且；我正是有所感慨而说这些。唉！又哪里能得到真正知道其中意义的人，来完成我的话呢？《转注古音略》序【杨慎】《周官》说保氏所教的六书，最后一项是转注。它的解释说：一个字有多个读音，必须辗转加以注释，然后才能知道。虞舜典籍称它为和声，乐书称它为比音，小学家称它为动静字音，用训诂确定读音，说“读作某音”。例如“于戏”读作“呜呼”；说到引证，用它来比拟，说“某字读若某”，徐邈读作什么、王肃读作什么，就是这种情况。《毛诗》《楚辞》都称为叶韵，其实没有超出保氏转注的含义。《易经》的注疏说：“贲卦有七种读音”，实际上最早提出了这个例子。宋代吴才老作《韵补》，才开始编成专书，旁通曲贯，上下贯通千年。朱晦翁作《诗传》《楚辞考订》，完全采用他的说法。魏鹤山论说《易经》经传都押韵，详细记在《师友雅言》中。学者虽然稍微知道应当尊重诵读，却仍认为叶韵自是叶韵，转注自是转注，这就像只知道二加五而不知道十。杨慎从幼年开始研究六书，不敢把古人成编的书当作不肖之人的捷径。尤其反复推究根源，逐条贯通叶韵，有的古人晦暗之处到今天才得以阐明，有的过去的错误到后世才得到订正。因此知道思考不嫌精细，探索不嫌深入。古人常说：音义如果得到它的声音，就得到它的意义。用这种方法阅读深奥篇章和隐秘典籍，便会像冰消融一样通透，像太阳照耀一样明白。又把自己提炼出的内容同古人编成的书参照起来，删去繁复重复之处，补足遗漏，希望不蹈袭雷同，同时有助于讽诵讲说。于是作《转注古音略》，大体上对经典详尽、对文集简略，对周代、汉代详尽、对晋代以后简略。只是那些文人用韵，有时只是苟且为了使辞句流畅便利，在意义和古义上实在没有根据，例如沈约说“雌霓”就是如此，又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如今所采录的，必须有助于经书，必须有古代考据，能够扶助微细的学问、扩大不同的解释，才取用它；并不是徒然为了炫耀博学、增加卷帙而已。如今古学大为显明，应当会有看见它而喜爱它的人，不必再到后世去寻求扬子云了。《画史》序【刘凤】图像同文字契刻一同产生，虫鱼的形迹同文字的流传相距很远吗？其实从来没有不同。即使古代文字繁重奇奥，后来才变得简便易行，绘画在古今之间难道也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以来，绘画用于黼黻、文章、旗常、鼎彝，作用同文字相杂；而六书中有象形，绘画又在其中出入。周官说绘画之事以最后施加白色为成功，于是绘画的法则由此详细起来。尊重文饰而亲近实用，即使细微之处也从不苟且。后代越往下衰落，便越不能同古代相比，难道只有绘画如此吗？绘画著述自南齐以来，只记载曹不兴、陆探微、顾恺之、展子虔以后的一些论述；著述虽然越来越多，然而像信陵君、宋元君的门客，解衣盘礴作画，画龙的成庆，以及绘制大衣冠人物、甘陵美人的作品，在汉代以前却很少大略见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时代久远而难以详考，还是绘画这件事本来低下？古代擅长绘画的人很多吗？为什么弓矢、车轮、木工等还能显扬其姓名，而输尔庆、石氏的事迹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呢？大概存在于图像中的东西容易散失毁亡，只有记载在简牍上的才能因此长久。秦始皇同海神相见，左右侍从偷偷画图来满足他的要求；由此看来，古代擅长绘画的人数不胜数，但想靠此扬名，确实不容易。晋、宋时期有许多名流，魏高贵乡公、梁元帝也都因身份尊贵而特别喜爱绘画；他们的事情本来同书法一样，神采逸韵出自天性。然而若不是学习的力量，即使说他们懂得安排位置、经营形势，粗略掌握了方法，至于回腕用指、骨力掌法的技巧，各人也只能达到自己的极限；其中的灵妙不是语言能够说明的。因此评论画品要看画家本人，而画家又同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唐代也多出身于贵游之中，如阎左相、薛少保、韩滉、王维，这些人难道是拘拘于吮丹设色、临摹仿效的人，因而能独擅一代逸品之名吗？至于见于歌咏记载的画家，他们多半刚直负气、豪迈爽朗，所以因此受到推重。即使不看画家本人，假如一个庸俗鄙陋的人能够同那些雄健俊逸者相抗，他能做到吗？到了宋代，著名画家比起唐代已经不如，难道不是因为其中再没有像唐代那样的人吗？所以只把绘画视为工艺，便会看轻这种技艺；如果把它当作消磨时光的玩弄之物，却又把胸中的愤懑寄托在笔墨素绢上，使之流传千载，喜悦、惋惜、愤怒、郁结、悲哀、愁苦全都显现出来，那么就不必再论其所处的时代，作品都值得珍贵。如今关于绘画的著述，从谢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释彦悰、道醇、景玄、若虚等人算起，大约有几十家；都标举得失，评论工拙，提纲核实品类形象，核验名实，同时保存题目，叙述疑难奥妙和作画用笔所应遵循的原则，古代画法都可以从中看到。我闲暇时把它们汇集成一编。唯独本朝名家，虽有论述，却还不足以遍览，于是也一并考核他们的事迹，略加删裁，同时用来显示古今的变化，实在令人深为叹惜。我力量不足，不能搜集保存全部作品，又孤陋偏僻，不能尽览古代名画，因而无法辨识谢赫一派的流别，排列上下并评论它们。那些散落在人间的作品，最终都将归于消灭，只有这部书或许能够稍稍保存它们吧？《古今法书苑》序【王世贞】

译伏羲画八卦，人文由此萌发；圣人取代结绳，以文字记录事情，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完全泄露了其中的灵性，于是分析为六书：指事、象形，以及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旁出的各种异名，用来考察百官、治理万民。显赫的六经，都是凭借、都是依据。第一，论述书法的源流。仓颉创制古文，减省而成为籀文，在意义上没有违背；籀文减省而成为李斯小篆，到了程邈，秦隶由此兴起；次仲又把篆书的八分割改为隶书，保存其中二三分。仓颉之后，秦隶又减省成为汉隶，隶书转圆而后世稍加修饰，丰润华美达到极致。钟氏把它变化为章草，竖游创制草书，伯英最为杰出；伯英又使草书纵逸变化，穷尽形态，今草因而完备，在其中有所损益，形成藁书、行书，不流滞也不奔放过度；它的观赏性日益微弱，实用性日益接近现实，却离最初的旨趣越来越远。第二，论述书体。用笔取法于天，流动的美取法于地；阴阳既已产生，便建立形势，有物便有法则，同形体一同达到；舒展却不松懈，严密而无边际，骨力总胜过肉体，法度便配合意趣。第三，论述书法。汉代本来有史游所定的九品，庾肩吾依据它，张怀瓘因袭它，直到长文，又加以完备论述；虽未必尽能为人所知，但可贵在于尊重前人的见闻。第四，论述书法品第。籀文、李斯小篆、程邈隶书相继遥远之后，元常、伯英首先出类拔萃；到右军而集大成，献之具有武健之美，蔡邕则平夷清和；唐代如《国风》，宋代如《黍离》，如果没有君子，这些成就又从哪里取得呢？第五，论述书法评论。关于丑类书法的议论起于萧梁，又参照袁昂，众说更加详细；有的总论，有的纷繁交错，无法计量，以相似之处求取共通，其中包含抑扬褒贬，譬如敷粉施脂，却又看见雌黄。第六，论述书法评论的拟议。崔瑗、张芝如玉，逸少可比黄金，加上钟繇、索靖，光耀艺林；中等作品只能悦目，上等作品能够会心；心中受到感染便产生嗜好，下等作品只能流传于耳目；连城之璧的赏赐也可以求取，天子身边十位中等书家也抵不上半幅纸。第七，论述书法的估价。临池学习书法的人，历代相继而不绝；其中妙者进入内室，次者也能升堂，远者隔着藩篱，近者可以窥见宫墙。有的歌咏追慕八法，有的感叹遗迹；传播声名于诗歌，抒写文采于文章，像杜少陵、韩昌黎，都使这一事业增光。第八，论述文章。第九，论述诗歌。右军清纯真实，却被他的技艺遮蔽了；为什么还要把他载入国史，而赞语却只称颂书法呢？专心摹写，手追心会，千古流传而令人倾慕；僧虔作纪略，彦远广泛缀辑，宣和列述各种书体，到陶氏而完备。第十，论述书法传记。绢帛的寿命不能延续千秋；书迹流落人间而无人收存，尊崇文教的人才加以珍视，收入玉府；遭遇劫掠、潮湿、兵火，都是它的仇敌；能够保存下来的，也不过像河图、天球那样的珍宝。第十一，论述书迹。往昔大禹铸造九鼎，以及细小的钟，蛟脚、鹄头、紫金浵瀜等文字，商代质朴、周代文饰，都刻画雕琢如虫书。大篆、小篆两种篆书，就从这些文字中取得宗法；第十二，论述金属上的书迹。大禹已经把文字刻在岣嵝山，周宣王又有岐阳之猎，峄山、琅琊的刻石稍微改变了前代遗迹。受禅、劝进等文书，后来开启隶书。然而有人怀念太丘，为了廓清中原；有人喜爱征西将军的书迹，躺卧三日仍不忍释手。兰亭真迹引起争论，《淳化阁帖》争相购买；七尺长的岷山石碑，不靠腿脚也能迅速传布。第十三，论述石刻书迹。子墨客卿氏说：“世人能够尊重书法，是因为认为它是六义中精华灿烂的部分，同日月相互照耀吗？认为它像山岳耸立、河流奔涌，像飞走和夭乔那样变化吗？轻视书法的人，把它同粮食布帛等量齐观，又说它具有统一文字的作用，能够遍及中原、施行于蛮夷吗？还是把它降低为微小的一种技艺而已，认为终身耗费精神却对时世无益吗？这些说法全都不对。”第十四，论述《古今法书苑》。《知命篇》序【虞淳熈】屠纬真还没有遭受谣言诽谤时，■〈目朁〉子先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季夏太史，不久果然应验了。假使季夏没有隐藏那些织成贝锦的谗言，众人也不会交相责尤他。■〈目朁〉子说：“不是这样，我知道这是命。纬真不知道，也是命罢了。”后来纬真撰述《知命篇》，纵论命运。命运确实难以言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可是舜又因父母而哭泣。文王忧虑大道将要废弃，孔子则带着使命干谒七十二位国君。受命的人轻视货殖，炎帝因此建立市场；胶鬲曾处在鱼盐之间。人在父母面前、臣在君主面前，无论东西南北，都只服从命令。命令使人忧愁就忧愁，使人劳苦就劳苦；命令使人悲伤，便忧郁苦闷、竭尽全力；使人轻捷奔走，便如鹰鹞奋发、兔子逃脱，哪里敢不听从！它快得如谷中声响、圭表日影，像飞箭催动车轮。即使有神明般的才智，也不能隐藏；即使有超逸的才能，也不能阻止。对此又能怎么办呢？命运应当使人知命，于是家中就有纬真的《知命篇》；命运不应当使人知命，那么客阭■〈目朁〉子的书也不会出现。命运应当使人知命，那么一件事、一句话都足以作为征验、足以使人相信；命运不应当使人知命，那么即使古往今来有一千个纬真执掌教鞭来告诫，也没有用。虽然如此，纬真从哪里辑录此篇，元素从哪里推行此事，■〈目朁〉子又从哪里为它作序，难道都是命运吗？甲午年，正值辛未世后二千二百八十八年，为《大畜》上九。卦辞说：“何天之衢，亨。”这是说大道广泛通行、命运大为显明。上天让纬真担任传扬教化的人，又赐给他善于鸣发的才能，这难道不是命吗？因此，他应当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行。重刻《体仁汇编》序【黄汝亨】

译兵书，是杀人的书；善于使用它，便能借此使人存活。医书，是使人活命的书；使用不当，却往往会导致杀人。以使人活命的东西反而造成死亡，仁者不会这样做；这并不是书本身有错，而是使用书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天地间的吉、凶、悔、吝，都是从行动中产生的，而行动必定有其开始的根由。所以人的精气脉理与天地相通，万物属性的温、凉、生、克，交错存在于阴阳二气之中，并随五行而变化。人的精气既然与天地相通，所以通晓《太素》，不能没有叔和的作用；而精通叔和之学，才可以谈论《太素》。人有脉象，药有药性，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所谓从行动中产生；行动有得失，吉凶也就由此显现。于是人们制定药方，绘制图表，解说并写下其中的道理，用来作为后人的规范，而所谓使人获得生命的工具，最终也不外乎这些。不了解兵法的人，以及懂得兵法却不知道天命归属的人，结果都是丧亡。世人谈论医术，却不通晓《太素》，和懵懂地对待药性的人有什么不同？李广号称名将，却不击刁斗，不选择水草丰美之地，也不一定遵循古代法令，常常迷失道路而失败；可是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却叹息说他命运奇特。难道他们知道营平侯赵充国的上乘方略、伏波将军马援聚米为山谷来推演地形的做法吗？有了这些，行动不妄动，行动必然趋吉。因此，治病的人果然不能没有医方书。通晓脉诀，认识药性，再用药方加以验证，细微之处也能相互符合；这样便能发挥神医的作用，使养生救生之道完备。唉！世间没有秦越人，哪里能够留下药方、遵循药性，饮用上池之水而看见五脏的症结呢？这种医道，没有比《体仁汇编》一书更完备的了。从前御史中丞印台傅公在江藩刻印此书，使施德之道更加广泛；但年代久远，书编残缺，许多地方都剥落了。参政还素李公博学高雅之余，又旁通方术，于是补足亡佚、订正讹误，交付刻工刊刻。李公大概是在中丞之后，又为叔和之学立了功。东垣以救活人为己任，被称为大医王，也被称为有仁德、能施仁术的人了。虽然如此，能否将医道运用得神妙而明彻，仍在于使用它的人。假如因为惩戒李广的失败，就认为只要有医方书便能救活人，那么霍嫖姚曾说过，不必学习古代兵法，只看方略如何；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名将吗？《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六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六【图类】《五岳图序》【汉东方朔】所谓五岳真形，是山水的形象。山势盘曲回转，丘陵高阜的形态，高低参差，长短舒卷，如同波流涌动于奋笔挥毫的锋芒之间；山岭、山崖、云气、树林舒展分布，黑黄之色又像书写文字的形状。因此，天真道君从上天俯察山川，制定规矩，摹拟其纵横趋向，依据如同文字的韵律，随其形状为山命名。从前黄帝征伐诸侯，在涿鹿郊野与蚩尤交战，于是擒获了蚩尤。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取代神农，这就是黄帝。天下有不服从的，便率军征讨；凿破山岭、开通道路，从未安居不动。他向东到达海边，登上泰山，刻石于岱宗；向西到达崆峒山，登上鸡头山；向南到达长江，登上熊湘山；向北到达辉粥，与诸侯在釡山会合并验证符契，后来在涿鹿郊野建邑。他迁徙往来，没有固定居所。考察四岳都有辅佐天命的山，只有南岳孤立而无辅山，于是向三天太上道君上表陈词，命霍山、潜山为储君，奏请获准。黄帝于是亲自制作山图，亲手描绘山形，接续在五岳之后；又命青城山为丈人，任命庐山为使者，山形都按次序相互连接。这件事大概始于黄帝。古代绘制的五岳真形图，开头所标出的内容，其实是神农以前的时代、太上八会群方飞天的书法，大概是鸟迹文字的先代。如果不是得到仙人的解释和注释，使它显现出来，终究无法知道其中的意义。《禹贡九州地域图序》【晋裴秀】设置地图和图书，历史由来已久。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展示形象、建立制度来依靠它们发挥作用。夏、商、周三代都设置专门官职，让他们掌管这类事务。到了汉军攻破咸阳，丞相萧何把秦朝的地图和典籍全部收集起来。如今秘书省既没有古今地图，也没有萧何所得的秦朝图书，只有汉代绘制的舆地图以及各种杂图，而且都没有设置比例，也没有考察校正方向和位置，同样没有完备地记载名山大川。它们所记载的内容，虽然有粗略的形状，却都不精确详审，不能作为依据。有的还采用关于荒远地区的迂诞说法，与事实不合，在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大晋兴起，统一天下，使宇宙清平。军队从庸、蜀开始，深入险阻之地。文皇帝于是命有关官署访求并编撰吴、蜀地图。蜀地平定以后，六军所经过地区的远近、山川的险易、征途的曲折或直达，都与图记相互校验，没有一处差错。如今上考《禹贡》所载山河川流、原野低湿地、坡地水泽，以及古代九州和现在十六州的郡国县邑疆界、乡邑角落，古国会盟的旧名，水陆道路，绘成地图十八篇。如今制定地图的体例有六项：第一叫分率，用来辨别地域广狭和轮廓尺度；第二叫准望，用来校正彼此的形体方位；第三叫道里，用来确定道路里程的数目；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这三项都要依据地势来制订形状，用来校验平坦和险阻的不同。有图形而没有比例，就无法审察远近的差别；有比例而没有方位校准，即使在一处测得准确，也必定会在另一方向失误；有方位校准而没有道路里程，施用于山海阻隔之地，就不能使各地相互贯通；有道路里程而没有对高下、方邪、迂直的校验，道路里程的计算必定与实际远近不相符合。由于失去了方位校准的准确性，所以要综合这六项加以考察：这样以后，远近的实际距离由分率确定，彼此的位置由准望确定，道路的实际里程由道里确定，地势尺度则由高下、方邪、迂直的计算确定。因此，即使有高山大海的阻隔、遥远不同方的地域、上下升降曲折的地势，也都可以一一测定。准望的方法一旦正确，曲直远近就没有地方隐藏其真实形状了。《八骏图序》【唐李翱】我曾听说周穆王八骏的故事，如今竟有机会看到这幅图。图中骏马雄健凌厉、轻捷腾跃，有虎豹的斑纹、螭龙般的气势，与如今的马相比，高下悬殊，完全不同。它们的名字是盗骊、蜚黄、騕袅、白羲之类。看它们抬头，仿佛能排开云层；看它们抬足，仿佛正在乘风。有等待驾驭的神态，也有傲视群马的姿态。它们奔驰起来，仿佛连日月都嫌不足；至于天地，也仿佛仍不足以容纳它们。周穆王神采轩昂，气度高峻。若说它们的真实情状，实在像是星辰降下的精华；想象它们奋发奔驰的样子，又仿佛有神灵扶持着它们的魂魄。车上凭轼的人像仙人，驾车的人如在梦中。这将要发生变化，又有什么区别呢？《点戛斯朝贡图传序》【李德裕】

译从前越裳进贡白雉，把它献入宗庙；西方旅国进献獒犬，把它陈列出来作为典章训诫。这样做是为了感念远方来归，同时警戒最初的动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即位第四年，天降祥瑞灿烂，王道光明显赫。五种才德同时任用，六辔也因此柔顺。皇帝在宣室发布政令，以彰显神圣教化；在北方荒野施展兵威，以显示威灵。因此天空清朗，日光明亮，虫螟不再滋生，嘉谷因此成熟。中■〈宀禹〉已经安定，四方夷族前来朝见。于是龙荒的君长、黠戛斯派遣使者汪吾合素等人，上表进献良马二匹，穿越大漠献上赤诚，渡过流沙，马身沾满红色汗水。若不是至高的德行感召，谁能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呢？皇帝过去有鸾旗，使用骥、騄并不以贵重为尚，只有龙友才配驾御鼓车。于是命令这些使者在内殿觐见，赐给他们珍贵膳食，并赏赐有文采的锦缎。我谨按已故宰相魏国公贾耽所撰《古今四夷述》说：黠戛斯本来是坚昆国。贞观二十一年，其酋长入朝，朝廷授予他将军印，任命为坚昆都督。到天宝末年，朝贡一直没有断绝。后来中国多难，又被回鹘阻隔，黠戛斯愤恨回鹘骄横不服，趁着回鹘连年饥荒，于是攻破龙庭，焚烧毡帐，使方圆万里萧条，土地上没有了部落。他们这才得以走出重重幽暗之地，见到白日；拨开阴霾雾气，看到青天。臣下私下看到太宗对群臣说：“南方荒远地区和西方地域的人，从遥远之处前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宰相房玄龄回答说：“异域前来朝见，是因为中原安定，皇帝的德行远播，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太宗说：“从前中国不安定时，他们又凭什么会来呢？朕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感到畏惧，这是为什么呢？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汉武帝威势施加于戎狄，如今各个异域、各类族群无论多远都来归服。朕私下把自己比作秦、汉二帝，想来没有多少惭愧，也希望把这种局面传给子孙。但想到这两位帝王晚年的结局，朕所以不能不感到畏惧罢了。”臣下私下思考，太宗往日的忧惧，成就了我大唐百代的隆盛；那么圣祖留下的谋略，可以说深远了。正因如此，太宗永远保有盛大的名声，成为受命之祖；陛下继承并光大王业，成为中兴之主，难道不是很合宜吗？皇帝下诏认为贾耽具有陈平那样镇抚天下的才能，兼有赵充国那样通达敏捷的才智；他所撰述的内容，详尽说明古今。于是下诏命太子詹事韦宗卿、秘书少监吕述前往宾馆，借以进行私下会见，考察异同，详细补充遗漏，传译胡貃、兠离的语言，记载山川道路曲折的形势，条理周详完备，文辞义理融洽通达。臣下又想到，贞观初年，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说：“从前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方国家归附，周史官于是汇集这些事情，编成《王会篇》。如今万国前来朝见，蛮夷全都归服，实在可以把这些事情绘制出来。”于是请求撰成《王会图》，皇帝下诏同意。臣便根据韦宗卿、吕述所记录的异闻，加以图绘修饰，冒昧叙述各方归服的情形，置于篇首。《帝王世次图序》【宋欧阳修】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可以说都是声名显赫的人了。然而后世仍然失去了关于他们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时代太久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习，不应把穷究遥远的古事当作才能；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存缺，谨慎对待所传之说，以免迷惑世人。当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各种异端邪说一起兴起。孔子忧虑这种情况，于是整理订正《诗》《书》和史记，以制止纷乱的说法，并希望所传内容真实可信。因此他略去遥远的上古，而详细记述较近的时代；在《书》中从唐、虞以来写起，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代法则的大事罢了。至于三皇五帝君臣的世代次序，他从来没有讲述过，是因为时代遥远，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必须谨慎。孔子去世后，异端学说又兴起，周室也更加衰乱，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很久以后，《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已经不完整。正当王道中断之时，奇书异说充斥并盛行，它们往往反过来假托孔门弟子的名义，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传习盛行的异说；世间没有圣人可以作为验证，他们也不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哪是真、哪是假。甚至有些博学好奇的人，把听闻广博当作胜人一筹，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部搜集起来加以编次，起初毫不选择，只怕遗漏了它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他依据孔子的学说追述前代，只讲到尧、舜，记载大略而不追述更早的时代。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上溯到黄帝以来，又详细考察各代的世系次序；他不自量力而一味求胜，失误多也是应该的。司马迁所作《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依照他的说法绘图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共同出自黄帝。尧去世时，帝位下传给他的第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上溯传给他的第四世祖禹，而且舜、禹都活到一百岁。稷、契在高辛氏那里是儿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按照他们的世次向下推算，汤与王季处于同一世。汤往下传十六世成为纣，王季往下传一世成为文王，再传二世成为武王。这样说来，文王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服于十五世孙纣，武王则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并取而代之，世代关系是多么荒谬啊！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都表现在实际行事中；后世想要知道的这些内容，孔子全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年代久远、难以弄清的事情，后世不一定需要知道；不知道这些，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因此孔子全都没有讲述。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的智慧能够像这样知道什么应当取、什么应当舍。《越州鉴湖图序》【曾巩】

译鉴湖又称南湖，南面靠山，北面连接州城漕渠，东西两端通向江汉。它是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修建的，到现在已经九百七十多年了。湖的周长为三百五十里有八里。凡是从东南流出的水，都汇入这里。州城以东，从城到东江，北堤有两座石闸，暗沟有十九道相通；百姓的田地，南面连接漕渠、北面和东西两面连接江水的，都由这里灌溉。州城东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有十四道暗沟相通；百姓的田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靠山，西面靠堤，东面通向江水的，都由这里灌溉。州城以西三十里，有柯山斗门，连接百姓的田地；这些田地东面靠城，南面靠堤，北面滨临漕渠，西面通向江水，都由这里灌溉。总计可以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说湖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已，大概是因为直到江边的田地总共就是九千顷。湖东有曹娥斗门、槀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由此进入东江。湖西有广陵斗门、新径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由此进入西江。湖北有朱储斗门，离湖最远，大概是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疏通设置两座水门，按时察看田中的水势：水稍微泛滥，就放开其中一座；水大为泛滥，就全部放开，使水流入三江的河口。所谓湖水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一丈多；水少时，就从湖中泄水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把田中的水泄入大海。因此，即使遇到水旱之年，也没有荒废的田地。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这项水利一直没有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才开始盗取湖面改作田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改作田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使他们把田地恢复为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更加怠慢法令，奸民也逐渐增多。到了治平年间，盗湖造田的共有八千多户，改成田地七百多顷，湖泊几乎全部废掉了。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往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鸣十里；这些地方水面都不到十余丈宽。每年雨水少时，田地还没有受害，湖水却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来，人们争相提出对策。有人向蒋堂游说，认为应当设立惩罚来禁止侵占耕种，并设立奖赏来鼓励告发者。杜杞则认为，盗湖造田的人获利在于任由湖水上涨；一下雨就大声喧闹，以惊动州县，斗门就立即开启。因此他为此立下石标：一处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由会稽县主管；一处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由山阴县主管。并且规定斗门的钥匙，都要交给州府。水势上涨时，就派官员察看测量，谨慎掌握斗门的关闭和开启。又认为应当进一步修治堤防；对于敢于把斗门处改作田地的人，拔掉他的禾苗，责令他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又主张给两县县令增加提举的职名，考核他们督察水利的成绩，并据此决定退黜或奖赏。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挖出的泥土堆成丘阜，由县里主持役使；州府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则负责督促、统摄，并实行赏罚。张次山认为湖泊已经废弃，仅存部分难以立即恢复，应该进一步拓宽漕运水道以及其他便利的地方，使它们能够通航并向民田供水，同时整治安置石柱作为标志；石柱以内禁止有人改作田地。刁约认为，应该把湖面的三分之一拨给百姓做田，并加高堤坝一丈，这样湖面可以不用开挖，而水利也会自然恢复。范师道、施元长认为，即使加重禁止侵耕的处罚，仍不能使百姓完全不去犯禁；若再把湖面分给百姓，侵占者又有谁能抵御？而且比较湖水水位，湖水高于城中水面，有的高三尺六寸，有的高二尺六寸；如果再加高堤坝来蓄水，水势必然会冲毁城郭房舍。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如果使水深达到三尺，需要九年完成。但他担心工程开始之日，外部的浮泛议论会动摇人心，内部的役夫会溃散；这样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保证工程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把堤坝加高到八尺，一年就能完成；竹木费用总计九十二万三千，按越地二十万六千户计算，摊派赋税并免除他们的租税，这笔费用就容易筹足。这样，水利的好处可以坐享其成，而百姓也不会疲劳困弊。陈宗言、赵诚认为水势高下难以处理，又认为应当采纳吴奎的建议，用年限逐步恢复湖泊。当时都水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又认为应当遵守有关赏罚的命令；他们的主张如此，可以说很广博了。朝廷不是没有听取和采用这些意见，也不是没有制定刑罚，因此罚金从钱三百到一千，又到五万；刑罚则从杖刑一百到徒刑二年。法令条文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改田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得到更多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法令没有执行，而苟且敷衍的风气占了上风。从前谢灵运跟随宋文帝请求把会稽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顗不答应；他又请求把休崲湖改作田地，孟顗仍不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辱骂他。由此可见，谋求把湖泊改作田地，在越地的风俗中由来已久。然而南湖自汉代经吴、晋以来，接续到唐代，又接续到钱镠父子掌有此州的时候，它的水利作用…… 从来没有废弃过，是因为当时有的人凭一小块地方治理天下，有的人凭几个州作为屏障，有的人在一国之内自立为王。对内有供养官员、支付俸禄的需要，对外有进贡、输送和馈赠的费用，不能只是安然坐享而已。因此，他们推行强化水土治理、尽力发展农业并使农民获利的政策，也都有一定规划；其中钱镠的法令最为详尽，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很多，这正是它的水利效益没有废弃的原因。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以后，人们安于承平局面，在位者看重兴办事业的困难，乐于因循旧习。而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的人，他们的言语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人。至于修治水土、兴办水利，又要耗费钱财、动用民众，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因此，修郑国渠时，有人说足以使秦国疲敝；西门豹治理邺渠时，人们也认为劳民伤财、十分困苦。既然原因如此，我知道官吏哪里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恨，招来容易受到的责难，来等待尚未显现的功效呢？所以意见虽然广博，却从来没有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来没有真正举用。侵田的人日益增多、湖泊日益荒废的原因，就是这样罢了。由此认为法令不能施行，而苟且的风气占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座存在千年的湖泊，兴废及其利害，明明白白，很容易看出。然而自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因官吏治理因循，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还没有醒悟其中的原因；何况那些隐微难以考察的事情，由于苟简而在暗中逐渐松弛败坏，其所以如此，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译如今有人说湖泊不必恢复，理由是：“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替侵耕者谋利的游谈之士说的话。湖泊尚未完全废弃时，湖下的田地就已经干旱，这是眼前的灾害，是众人都看得见的。假使湖泊完全废弃，湖下改成的田地也会干旱，这是将来的灾害，是众人还没有看见的。因此说：“这是替侵耕者谋利的游谈之士说的话，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有人说湖泊不必疏浚，理由是：“只要加高堤坝蓄水罢了。”这是那些好争辩、喜欢听取苟且简便办法的人说的话。按地势比较，加高堤坝蓄水，必然冲毁城郭，这是提议者已经说过的。按地势比较，疏浚湖泊使湖底降低，才能不失去旧有的状态；不失旧有状态，才能不失去原来的功用，这是前面议论中没有说到的。并且，山阴的石标水深为四尺五寸，会稽的石标水深则接近它的两倍。加高堤坝蓄水，会稽只能得到一尺水，山阴只能得到一半。由于地势有高低洼隆，不能相互齐平，加高堤坝并没有补益。因此说：“这是好争辩、喜欢听取苟且简便办法的人说的话，也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这两种办法既然都不能采用，而如果要禁止侵耕、鼓励告发，就已有赏罚的法令了。如果要谨慎掌握蓄水和泄水，就有关闭、开启斗门的办法；如果要彻底禁止擅自改田，就有拔掉禾苗、责令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的办法，也已经有相应法令。有人主张把责任交给州县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有人主张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人主张禁止在石柱以内耕田，这些也都有法令。想知道疏浚湖泊应达到多深、需要多少人工、要用多少天，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加高堤坝所需竹木的费用是多少、如何筹足，也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泥土应堆积在哪里，也已经考虑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时，若外部浮议动摇人心、内部役夫溃散，就不能保证工程成功，这也已经论述过了。果真能够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采用可行的意见，再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润色完善，使言论一定实行、法令一定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水利不能恢复呢？我起初承蒙恩典，任此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寻求能够实在说明利害的人。到任之后，又向两县询问地图，向州府和河渠司询问文书；等到相互参验核查，地图绘成，文书完备，然后水利利害的实际情况才明白。因此我为此编次论述，希望谋划议论此事的人能够有所考察。熙宁二年冬，卧龙斋。《捕鱼图序》【晁补之】有一卷古代捕鱼图，有人说是王右丞的草书画稿。画纸宽度不足整幅，长度大约一丈多。水波浩渺，洲渚若隐若现；可以看见两岸背后的水边芦苇和荻草将要凋落，野草茂盛而开始变黄。天空阴沉，云气密布，风在吹，人物的衣裘都带着寒意。大概画的是江南初冬将要下雪的时候。两个人拉着船沿岸而行，一个人撑篙向下。三个人戴巾帽、穿袍束带骑行，有的骑马，有的骑驴：前面那人因寒冷缩着肩、拢着袖子，扬鞭回头；后面那人勒住缰绳说话，衣袖飘动；童子背着袋子，跟在马后，倚着马背，像是在捂鼻子。三个人弯竹搭成棚屋，三个童子蹲着把大网撑起。有一个童子从旁边出来，绑竹子横跨水面；一个人站在旁边，系住船只向下行。有笱的船并排行进，四个人撑篙向前。船上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两个童子拖着方形网，在水中行走；有人绑竹横跨水面；一个戴巾的人靠着蘧蒢坐在大网旁。用笱弯竹搭棚，绑竹横跨水面；童子跪着把大网撑起。一个人弯竹搭棚，前面可以看见瓶和盂；有的撑篙，有的划桨，有的俯身向下用罩捕捞。三个人都戴斗笠，船并排行驶，装载着大网，一边走一边捕鱼。两个孩子、两个戴盖帽的人靠着蘧蒢坐着；有人戴巾，胡须露出网外；网中捕到鱼的人掌着船桨。一个人绑竹横跨水面，回头说话，前面有杯盂。并排行驶的船装着大网；网中捕到鱼的人绑竹横跨水面，两个孩子在沉入水中的大网旁，另有人系着小船。两个人用力撑船，其中有帷幕，里面坐着过渡的人，似乎可以看出是妇女。并排行驶的船靠着洲渚，一个人撑篙，另一个人身材矮小而留着胡须。三个童子有的像在饮食，有的像在睡觉，前面摆着杯盂。一个人在芦苇间推行，童子俯身沿岸拖拽。人物约有数十人，视线所及不过五六里，却仿佛有百里千里那么遥远。王右丞精于诗，所以画中意境有余。世人只用语言和笔墨去追摹它，反而不像了。我常常想起楚人的话：“帝子降兮河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由此联想景物，仿佛湖湘就在眼前。又想到不久前岁末经过吴江时，看到的渔民正是这样：男子、妇女、儿童，船只、桥梁、笱、网、罾、罩纷纷布满江面。然而他们的行业清廉，做事闲适，所以没有市场中争利的意味。这幅画与两位大夫离开国家时的神色没有差别，只遗憾不知为什么又有所不同。元和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拿出此画想要摹写，但没有高明的工匠，于是借韩退之《序画人物意识》中的意思，由颍川晁补之作序。《周易旁注前图序》【明朱同】

译我从中年起，用经书教授门徒、教育子女，常常在正文旁边写字，来说明其中的意义；其中有前后不能相连贯的，就补写在两个字之间；如果还有不明白、不完备的地方，就再补写在正文之外。学习的人阅读正文并查看旁注，就不会看不出正文意义上的不足。只有《易经》旁注，还另有前面的图。《易》之所以成为《易》，它的根本只是图象罢了。文王、周公、孔子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为图象所作的注脚。因此，真正明白这部经的人，不能不追求它的根本。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上天不吝惜大道，把它泄露在象数之中。一幅图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两幅呢？于是作《河图洛书合一图》，这是第一幅，说明圣人以此为法则。八卦排列成行，又因而重叠成卦。流传到今天，各有横图、圆图；六十四卦的圆图中又有方图，这也就全了。帝从震卦而出，在艮卦而成；至于其中方位的形象，又是为什么呢？于是作《先天后天合一图》，这是第二幅，说明先天、后天从开始到终结，都各自有其秩序。连山、归藏以艮卦、坤卦为首，今天已经无法知道；而《周易》以乾、坤为首，以既济、未济结束。经文分为上下两篇，其中的卦序又是那样排列。于是作《周易卦序图》，这是第三幅。卦变、卦主、互体、卦数、卦位、纳甲这六项，有时杂见于经传之中，必须分别把它们完整标出，使人可以贯通考察，这就可以了。于是作六图，这是第四幅。淳安夏氏有《读易十字枢》，我平日私下探究《易经》，得到三条大义，其中两条是经传训释的关键，于是把它们附在六图之后。圣人处在忧患中的道理，从履卦到巽卦，传承古远，旨意深奥；卦名和卦义，大概不足以完全说明它。于是作《三陈九卦图》，这是第五幅。用蓍草揲筮以求卦，应当根据变化来运用爻辞；比较其中意义时，应取较长的一端，不应拘泥于一种说法。于是作《蓍卦变占图说》，这是第六幅。孔夫子说蓍卦的德性，称它为圆、为方，本来就不只是直说七为奇数、八为偶数罢了。于是作《蓍七卦八图》，这是第七幅。邵子关于天根、月窟的吟咏，并不是给今天的《易经》作注脚。豫章萧氏研究《周易》卦序，区别于三画卦、六画卦的本原；卦象和卦意明白融通，玩味卦的正变始终的缘故，教化之道也就彰明了。我先前把它编纂成图，如今把全文录在后面，并附上邵子的诗；人在时运中行事、处身立世，原则是相同的。于是作《三十六宫图说》，这是第八幅。八幅图在前，后面的《周易旁注》就可以阅读了。朱升作序 《万木图序》【杨士奇】所谓《万木图》，是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讲、建安人杨荣勉仁，为彰明其祖父达卿先生的德行，拿给后世子孙看的。先生有孝行，对于行善施义总是急切勤勉，却不喜欢把施舍说成自己的名声。他认为，接受别人施舍的人，心中常有惭愧羞耻、觉得受辱而不能自安的情绪。施舍给人，却使他的心因惭愧羞耻、觉得受辱而不能自安，这和没有施舍一样。一定要使接受我施舍的人，觉得这是他本来应当得到的，好像这件事与我无关，从而心中安适，这才差不多可以。元朝末年，战争、饥荒接连发生，百姓困苦、贫穷、受冻、挨饿，甚至没有食物而互相吞食以求苟活；即使父子、夫妻彼此相对，也不能互相保全救助，各处都是这样。当时先生藏粮很多，准备开仓赈济百姓，指着某座山向众人说：“有谁愿意帮助我出力种树吗？种一棵树，我给他若干粮食。愿意帮助我出力的人，可以先来领取粮食。”于是大家争相愿意出力，前来领取粮食。先生把他们全都安排吃饭以后，就按先前所说的，不论愿意种树多少，都给他们粮食；不登记姓名，最后也不察看他们的功劳，因而救活的人多得数不清。先生乐于施舍，是多么忠厚、周到、委婉而完备啊！过了几年，树木郁郁葱葱，高大茂盛，全都长成了木材。先生指着它们告诫子孙说：“我没有想到如今竟然茂盛到这种程度。你们不要只顾为自己谋利。将来修建学校、佛寺道观，修桥梁以及制作渡船，需要木材的，就供给他们；有贫苦的人想建住宅，死后想做棺材却没有木材的，也供给他们。不要只顾为自己谋利。”于是，他所施予而使人获益的事情就更多了。当时福建行省左丞院德柔听说此事，认为先生的德行很高，命工匠绘制《万木图》，用来表彰他。缙绅君子大多作文章或诗歌来记述、歌咏此事。后来这些人都在战乱中死去，但先生的子孙牢记并奉行他的训诫，直到今天也没有违背。然而希望他的后世子孙都牢记奉行、始终不违背，所以又作了这幅图，使它流传下去。唉！当初先生只知道施舍粮食，只知道使受施舍的人心中安适，哪里计算过种下的树木后来会怎样呢？可是接受施舍的人一定尽力做事，不能苟且偷懒，大概是因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中，有一种不能停止的力量。先生所存的心意就是这样。可惜他只是在衰乱艰难的时代、田野乡间施行这些善举，最终只是一个平民而终其一生。否则，假使他遇到太平时代，能够得到一个官职而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他所施予的利益难道不会更加广泛吗？如果他的后人能够世世代代承继他的训诫，推广这种心意而不断实行，那么他们施予的利益自然又会更加广大。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甲申十同年图诗序》【李东阳】

译《甲申十同年图》一卷，是我们同年考中进士、如今在朝任职的九个人，加上从南京来朝见的一人，共十个人在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吴兴闵公朝瑛的府第相会并作图。图分为三组。从卷首看，面颊高耸、胡须很多，胡须大半已经白了，拢袖向右侧身而坐的，是南京户部尚书、公安人王公用敬；胡须稀少、头发胡须斑白，肩膀像鸢鸟般高耸，坐在中间、背部仿佛负有重物的，是吏部左侍郎、泌阳人焦公孟阳；胡须稀少，两鬓白发纷纷，不加梳理，面部骨骼棱角突出，向左而坐，右手拿着一册书，书册半开半合的，是礼部右侍郎、掌管国子祭酒事务的黄岩人谢公鸣治。另一组中，胡须稀少、面色红润，笑得牙齿将要露出，左手握着衣带，向右而坐的，是工部尚书、柳州人曾公克明；虎头方脸，大眼睛，鼻梁丰满，胡须略白而长，左手拿着牙牌，右手握着衣带，坐在中间偏左的，是闵公；白胡子，面色黑红，面上布满老年皱纹，双手握着衣带，坐在中间偏右的，是工部右侍郎、泰和人张公时达；没有胡须，面色红润，耸肩拢袖，坐得端正而拘谨，同时向左顾望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人戴公廷珍。另一组是户部右侍郎、益都人陈公廉夫；他的脸略长而发红，眉毛浓，胡须一半已经白了。稍微向右侧身而坐的，是兵部尚书、华容人刘公时雍；他的脸略方而长，须发洁白，左手握着衣带，右手按着膝盖，坐在中间。至于我，脸略长而瘦，胡须只有几根，已经全白；头巾下仿佛带着隐约的忧愁，右手拿着一卷东西，像是要授予简册；坐着向左，位于画卷最后的人，就是我。十个人都由画工面对本人描画手貌，大体上都得到了各自的形貌和神态。只有焦公出使南方，没有赶上聚会，只能预先取来他以前画过的旧像，所以只得到他形貌的一半罢了。这一天谢公首先作诗，我们八人都作诗唱和，焦公回来后也作诗相和。古书说过，万物不齐同，是万物的常情。十是成数，而我们十个人能够在四十多年后得到这样的聚会，实在不能算少；然而以二百五十名同年进士计算，却连二十人都不到，说人数多也不能这样说。按年龄来说，闵公七十四岁，张公比他小二岁，曾公又小二岁，谢、焦二公又各小一岁，刘、戴、陈、王四公又依次各小一岁；我在同年进士中年龄最小，今年五十七岁，也已经走向衰老。追想从前那些年少的、壮年的人，若突然同他们相遇，简直会彼此不相认识。再按籍贯和姓氏来说，没有一项相同；按官职来说，则六部和都察院，无论官署还是职掌，也不能完全相同。这就是所谓各不相同的情形。然而，抒发志向、效忠尽力，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以辅佐政教，却从来没有不同。古语说：“人的心志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如今当然不能只凭相貌来判断，又何必说爵位、年龄、宗族和乡里呢？这九个人的才能和品行，汇集起来相互印证，在天下建立功业，本来就将大有成就。只是我才劣无能，正担心名实不相称，因此对于这份心意也不敢辜负。这样说来，今天的聚会，难道只是作为世俗交游中聚散离合的工具吗？唐代九位老人居于香山，宋代五位老人居于睢阳，吟诗宴饮，都是在退休之后。如今我们十个人，都有国事和公务的责任，所以这些诗即使写得和平宽裕，其中仍然有思念职守、勤于事务的意思。将来功成身退，各自回到故乡，如果还能够彼此唱和、轮流酬答，歌咏太平之乐，以续接前代的故事，那么这些诗也未必不是寄托情感、寓含义理的所在。于是将诗篇加以整理，作成序文，使各自收藏在家中。闵公名珪，张公名逹，曾公名鉴，谢公名铎，焦公名芳，刘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轼，陈公名清。如今各人都按字来称呼，而我则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长沙李东阳，字宾之。进士考试在天顺八年，会集在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第二天作此序。《萍会图序》【李梦阳】《萍会图》所绘，是王官中的十五个人：一名纪善、十二名教授、两名典善，都是所谓来自东西南北的人。出生地各不相同，却同在王官任职；官职各不相同，却同处一地。于是这十五个人约定说：“起初我们出生在东西南北，本来没有想到会同在王官任职；即使知道有王官，也没有想到会同处一地。世势没有固定的形态，人的停留也没有确定的踪迹；我们知道从今以后不会再分散到东西南北去了。”浮萍尚未接触水时，知道水吗？水知道浮萍吗？等到风吹过来，把花絮缠绕在连绵水波的曲折处，浮萍于是铺展开来，清气布散而根须深扎，浮泛精华而化育神韵，姿态轻盈美好，在水波上下嬉游，这才同水合为一体。所以有的人朝思暮想地寻求某人，终身却没有相逢的机会；有的人在路上偶然停车交谈，并不是原来彼此有交往，这就是所谓偶然的结合。结合没有不分散的，所以君子同处一地，一定要聚会饮酒吃饭以相互为乐，于是便有了聚会。聚会，是用来维系情谊、防止离散的。它与浮萍相似，所以称为“萍会”。离散之后有所思念，一定会想到亲人，也会成为子孙世代相传的交谈。世代相传时一定会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从前同某人一起任王官，同处一地，大概还一起参加过聚会。”因此，这次聚会不能不绘图记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人〕 绘图，是使事情永远流传、保存其中情义的一种方法。李先生的先人也曾任王官，他到这里看到这幅图，感叹说：“这次聚会多么美好啊！不过也是时势促成的。”末世很少有人能够安稳睡眠，危乱的国家很少有人能够甘心饮食；假如境内有绿林、铜马那样的警乱，国家又没有河间、东平那样的声誉，辅佐者端正其道却得不到信任，开导他们以善道而他们却专横自恣，那么他们就会自行发展。诸君正在背负刺骨的忧患和责任，肩扛重担谋求迁徙，不是穆生逃走，就是张衡离去；即使有维系情谊、防止离散、使情义永存的心愿，也没有闲暇顾及，又哪里会有绘图记录聚会的事呢？所以说：“宁可使深渊中没有被烧焦的鱼鳞，也是时势使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叙商城林泉图》【何景明】

译商城王君同我的父亲是朋友，在汴水边分别，分别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今年夏天，他从故乡来访，向我父亲谈起旧日交游，还带着所绘的《林泉图》，对我父亲说：“人们说，大隐士不居住在城市中，真正的隐士不让人知道姓名。若都独自隐居于林泉之间，世人既不能见到，也不能听闻。我的行迹不能避开城市，也不能在乡里隐藏姓名，又有什么可向您夸耀的呢？只是我私下里仰慕喜爱您，而所谓林泉，常常往来于我的心中。因此我每逢见到林泉，即使不是我的所有物，也能去喜爱它，并且从中得到游赏。又能把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景物扩展到视野中，去喜爱它、游赏它。由此看来，天下虽大，凡是有林泉的地方，我没有不能喜爱和游赏的，何必一定要归我所有呢？况且游览有时，不能经常进行；既然不能经常进行，就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并加以喜爱、游赏。于是我画了这幅图，林泉景物的变化无穷，图中全都包括了。打开图来观赏，先前所说可爱可游的景物，全都呈现在眼前；那么天下的林泉，本来都是我图中的景物了。我正请诸位大夫作诗，分别题写在图上，冒昧地想得到您家公子中书君的文章。”父亲答应了，于是召来景明，对他说：“王君同我交游，我一向敬重他的为人。他崇尚贤能、喜爱士人，能够救助他人的急难，喜好义理而忘却利益。人的品格有高尚、深远、平庸、低下之分，本来就是这样，不能勉强改变。气质受所处环境拘束，志向又执着于自己的见闻，谁能够改变他呢？王君的行迹在城市中，却怀有林泉的想象；姓名在乡里，却怀有隐逸的仰慕；他说话又好像不是世俗的牵累所能束缚的人。可见他的品格不同寻常，实在不可估量。我听说，喜爱贤能、乐于亲近士人的人会昌盛，急人之难的人会得到报答，重义忘利的人少有忧患。王君大概会有贤良的后代。这只是为此图作序罢了，你一定不要推辞所请，使观看的人也能够考察他的志向和心意，从而了解其为人。”景明接受命令后，退下来说：“这些全都是至理名言，又有什么可作序的呢？”于是把这些话一并记录下来。王君名贤，字崇德。《彩衣春燕图序》【归有光】吴、粤在三代时不在五服之内，《春秋》把吴仍视为夷狄中的末等。秦国攻取楚、吴，才开始把它们纳入统治；后来又大举攻取陆梁地区，都设置为郡县。然而一旦发生战事，杜潢、浦阳、山湟、溪等关隘，便同中原隔绝。到汉军攻下汇水，分开牂牁之水以后，五岭以南才成为天子的疆土。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会稽、南海的文物制度常常胜过河洛、齐鲁。古人称冀州为中州，大概是天地之气有所集中之处，便称为中州。由此可知，如今吴、粤的兴盛，不可拘泥于古代而论。我多次见到番禺士人，往往秀美聪颖，古人所谓中州也不能与之相比。有一天我们在京师会聚，我曾私下感叹，四方万国之外的人能够在朝廷弹冠结绶，国家的威灵超过三代，已经达到极盛。南海郑祖钦昊与我同榜中进士，一同在大司空处参加吏部考试；他的容貌沉静，是有德的君子。自始兴张文献公、余襄公都是岭海地区出产的人才，直到本朝丘文庄公相继出现，卓然成为名臣。我在同榜进士中曾私下特别注意他，希望他能够重新继承前代贤哲而兴起，大概我对祖钦正寄托着这样的期望。祖钦谈到他的父亲养新翁居家生活的乐趣：有书史可供娱乐，有山海可以观赏，还有荔枝洲、花坞、昌华、芳春园林等胜景；因此慨然生出万里之外衡阳的感怀。他又自己估计，明年应当能够得到州县官职，顺路回家，便可以经过家乡为父亲祝寿。我又感叹，在周代盛世之时，士人有的奔走于王事，不能见到父母，就像《陟岵》诗中所写的那样。如今番禺距离京师万里，祖钦一旦思念亲人，却可以计算着日子返回，那么今天出生的士人又是多么幸运啊！恰好有人为祖钦绘制《彩衣春燕图》，因此为它作序。《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七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七【志类】《志序》【梁沈约】

译左史记载言语，右史记载事情。记事的有《春秋》，记言的有《尚书》。至于《楚书》《郑志》《晋乘》《楚杌》等篇，都是用来彰明记述前代史事，使它们不至于在后世湮没。司马迁创作一家之言，才开始区别篇名。至于礼义刑政等内容有未能穷尽的地方，便在本纪、列传之外另创八书；片言只字，大事小事，全都完备列举。班氏沿袭这一体例，没有违背前代格式，网罗一代史事，条目流别于是更加广泛。《律历》《礼乐》的名称没有改变，把《天官》改为《天文》，把《封禅》改为《郊祀》，改变《货殖》《平准》的名称，改换《河渠》《沟洫》的名目。缀辑荀卿的言论来叙述刑法，采录孟轲的著作来叙述食货。刘向的《鸿范》开始于《春秋》，刘歆的《七略》则把儒家、墨家分列为不同部类。朱赣广泛采集民间歌谣，尤其详尽周密。班固全都沿用旧例，合为三志，但礼乐部分疏略简单，遗漏很多，数百件典章制度和史事都没有记载。天文虽然大体完备，却不讲天体形状，致使三种关于天地的学说混杂而无法辨明。因此蔡邕在朔方上书，认为应当加以记述。汉朝兴起时接续秦朝坑杀儒生之后，典籍残缺，年高有学问的老人常常以典籍散佚为忧虑。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大概就是为此而作的。黄河从龙门向东流，横贯中国，每当河水漂决泛滥，灾害就严重而深重。修筑堤坝的劳役遍及天下；况且关中、洛阳一带地势高平，河流泉源很少，所以镐、酆以及潦、潏等水，都收入礼典记载。漳水、滏水以及郑国、白公渠的丰饶，沟渠灌溉的利益，都是百姓生命所依赖的根本。国家因此设置《沟洫志》，也是适宜的。时代不同，事情有所改变，到今天可以大略说明。我私下认为，班氏《律历志》以前的事情已经详尽，而自杨伟改创景初历以后，《魏书》却缺少这一志。到元嘉年间重新制定新历，大明年间又广泛讨论并加以修改。从魏到宋的内容，应当收入今天的史书。班固有《礼乐志》《郊祀志》，马彪有《祭祀志》《礼仪志》，蔡邕有《朝会志》，董巴有《舆服志》，各自分别立志。礼所包含的内容，其作用并不只有一种；郊祭、朝飨并不是不同的事情，旗帜、章服、器物，哪一样不是礼呢？现在总合裁定，都称为《礼志》。刑法、食货，前人的论说已经完备，随着流派分异，附入本纪、列传。乐经残缺，时间已经很久；班氏所述，只是抄录举出《乐记》的内容。马彪后来的史书，也没有完整续写。至于八音和各种乐器，在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即使《世本》中略有涉及，缺漏仍然很多。至于雅乐、郑声以及民间歌谣的节奏，全都被删弃，一点概略也没有留下。郊庙乐章常常随着时代改变，雅正的旧声和典制，都还有遗文可考。又考察今天的鼓吹铙歌，虽然有篇章曲调，乐人却只是口耳相传、互相承袭，所致力的只是声音，并不先用义理加以训释。今天乐府中的铙歌，与汉魏旧曲相校，曲名有时相同，文字却完全不同。寻求文字来考究意义，没有一首能够弄清。不知道今天的铙歌篇章究竟是哪一代的曲子？今天所立的志，从郊庙以下，各种乐章只要不是淫靡鄙俗的歌词，全都详细记载。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再没有记载。何承天的《宋书》从黄初开始，徐广的志书从义熙元年开始。如今把魏接在汉之后，依照何氏的体例。那么从汉高帝五年初冬，到宋顺帝升明二年初夏，历经二辰六沴，甲子没有差错。圣明的帝王，都有祥瑞天命的记载。这大概是为了使神明护佑帝位，暗中赞助祥瑞符命，想使群雄逐鹿的图谋平息，使窥伺觊觎之心不再发生。手持黄河图、总括大地的图籍，以及绿色文字、红色文字的书，都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至于道德达到上天而降下甘露，德行感动大地而涌出醴泉，金芝、玄秬的祥瑞，朱草、白乌的瑞应，这些本来不可诬蔑否认。至于衰世德行败坏，而祥瑞仍不停息，这本来就是天道昏昧，难以用数理推求。也如同明主居于上位，却不能消除地震、日食等灾害；百神都顺从，而天象的应验却偏偏违背。现在设立《符瑞志》，用来补足前史的缺漏。各地形势错综复杂，事情难以完全辨明。魏晋以来，行政区划迁徙变化百端，一个郡分成四五个，一个县割成两三个。有的昨天隶属荆州、豫州，今天却隶属司州、兖州；早晨还是零陵、桂阳的人，晚上就成了庐江、九江的百姓。来去迁移纷乱不息，没有片刻停止，户籍因此混乱，职方官也无法记载。自从戎狄在内地侵扰，晋朝东迁，中原遗民迁徙到江南以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等地，长期陷于寇逆；从扶莫直到里足奉首，免于战乱而逃到荆、越的，遍及百郡千城，流寓者比屋相连。百姓吟咏鸿雁之歌，士人怀有思念故土之情，没有不各自建立邦邑、希望恢复旧有家园的。后来百姓凋残、户口减少，不能独自建立政区。因此魏地有韩人聚居的城邑，齐县有赵国遗民。加上省并、设置交错反复，日改月迁，寄居迁徙，始终没有固定的依托。邦国名称、城邑称号，有的难以详细记载。大宋受命之后，重新开启边境战争，淮北五州被削为寇贼之境。有的逃亡迁徙之后重新设置郡县，这就是元嘉、泰始年间同名而实际不同的情形。如今依据班固、马彪二志以及晋、宋起居注和各种记载，全部推求考察，逐条辨析，使它们都得到详尽说明。百官设置和官署分省，前人已有完备的论说；探究源流，在事情上比较容易。元嘉年间，东海何承天奉诏编纂《宋书》，其中十五篇志书，是为了续接马彪的汉志。那些征引广博、考证完备的地方，就依照采用，正如班固、司马迁共同成就一家史书一样。对于遗漏的地方以及何氏以后发生的事情，又广泛搜集材料，随处补缀。史料的源流浩大漫长，不是我一人所能穷尽；道路遥远而脚步艰难，岂是短小的鞭策所能驱使。虽然斟酌前史，充分看到了其中的美丑，但由于爱好不同、情趣各异，取舍也各有见解。每当含笔握简，推敲篇章而忘记吃饭，终究不足以同班固、左丘明并驾齐驱，同董狐、南史并辔而行。只希望留给后世君子删削草稿罢了。《云南志略序》【元虞集】

译从京师向西南行走一万里就是云南，云南的地域广阔达万里。宪宗时，世祖率军征伐并取得云南，原来的守军不能安定它。世祖在天下即位后，派省臣赛音欧德齐前往安抚，凭借威严和恩惠，顺应当地习俗加以引导，又用亲王、贵人的利益不断充实，使他们亲近，达四十年之久。正当这时，天下太平刚刚达到，士大夫大多有才干、乐于任事。朝廷不喜欢外任官员，天子怜悯远方百姓失去良牧，常常选任法令较宽、增加俸禄的人，优待他们来任命官吏。然而做官的人大多只是侥幸求取名器，没有治理的办法，也没有施恩安定远方荒僻地区的心意，把当地人当禽兽一样役使，像捕鱼一样榨取他们，无法宣扬德泽、符合皇帝旨意。更严重的还制造事端、挑起祸衅，以毒害、杀戮当地百姓。当地人本来性情暴悍，向来不懂教化，冤愤暗中爆发，是形势使然；否则他们难道会以厌恶生存、喜爱死亡为本性吗？唉！从前那些提着箪食壶浆迎接使者的百姓，如今一天天老死殆尽。掌权者受贪利所拘，虐待军民，使自己远离恩德教化。史官中有被人了解情况的，却没有机会提出意见；而在朝廷中掌握权力的人又不能察知他们的真实情状。一个边远角落的地方，常常成为中国的忧患，而讨论治理却始终没有探究到原因，难道不可悲吗？河间李侯景山，奉枢密院之命宣慰乌蛮；乌蛮，是云南的一个部族。他刚到任，还来不及施行什么措施，恰逢各部蛮人不安定，于是巡行各地，调发粮饷，充实军需，安抚百姓，周遍走访云南，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全部了解清楚，编成《志略》四卷。后来他上报政绩，我曾经考察并阅读这部书，考究其中的物产风俗、服饰饮食的适宜、人物的才力、愚昧聪慧、勇敢怯懦、山川形势的险阻要害，也由此大体可以想见世祖皇帝的神威和圣略，因此未曾不俯伏感叹。书中说：张乔斩杀奸猾长吏九十多人，三十六部全都投降；诸葛孔明任用当地豪杰，财赋足以供给军国；史万岁贪图贿赂，部众刚服从便又反叛；梁毗一文钱也不取，酋长都感动喜悦；李知古因横征重赋而被杀，张虔陀因淫暴虐待而导致祸乱。这些都是事情中最显著明白的例子。他治理的方法，难道不是很简易吗？有志之士还可以从中有所观览。至于读到其中记载行旅的诗篇，一定会为那些立志者而悲叹。《全蜀艺文志序》【明杨慎】我曾读左太冲的《蜀都赋》，其中说：“江汉炳耀神灵，世代承载英才；蔚然如司马相如，灿然如君平；王褒光彩焕发而才华秀出，扬雄含藏文采而挺然降生。”自汉代以来，文章盛盛，没有超过这四个人的。然而难道只是四海之内考察年高有德之人，游谈称誉他们吗？文章能够流传，是因为事迹也随之流传。距离今天一千七百年，人们谈论汉代的事情还像昨天一样，正是凭借这四人的文章。文章啊文章，难道可以忘却吗！至于陈子昂树立文宗的正靶，李太白照耀风雅而成为绝代之麟，苏东坡雄健善辩，有孟氏辩论的锋芒，邵庵的诗律则可比汉廷的老吏。他们承接炳耀神灵的前贤而追随其足迹，全都铺陈文采、纵横驰骋，真是美盛而繁多啊！何况王子安、杜少陵曾漫游三巴各地，范石湖、陆放翁的篇章歌咏，远及百濮；他们探究山川本原，极力描写草木，也就像楚国的人才被秦国任用、秦国的水渠被韩国利用一样。我的先父在馆阁任职时，曾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以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广泛采集，想编成《蜀文献志》，却没有完成。我悲悼先父手泽仍如新在，惆怅他过去的志愿没有得到继承。我因获罪被贬谪到南方边远地区，已经十八年。辛丑年春天，恰逢捧持军书，暂时经过故都。大中丞东阜刘公以礼聘请旧史官玉垒王君舜卿、方洲杨君实卿，编纂《全志》，却错误地把艺文一局委托给我。于是我检查旧书箱，搜寻行李中的文稿，参照近来的志书，又采集诸家作品，选取精华，删去繁重，拾取遗失的篇章，剪除那些无用的杂草。各支郡、各列邑，都分别按部类汇上。又在庐山得到汉太守樊敏碑，在黔江得到汉孝廉柳庄敏碑，文字没有错讹，碑刻仍然古朴欹斜。东阜公高兴地说：“汉碑流传到今天，在中原也已经踪迹全无了；如今竟在远方得到这些，想不到这次编纂还能有这样的收获！”唐、宋以来散佚的文章和遗落的笔墨，成批出现，纵横陈列，实在太多，难以尽数列举。于是广泛选取而简约记载，编成一卷卷，仍然多达七十卷。其中凡是名宦、游士的作品，只要篇章同蜀地有关便予以收录。至于蜀人的作品，即使只有一篇流传，只要不是涉及蜀地的，也可以收录，这是采用程篁墩《新安文献志》的体例。诸家全集，如杜甫与苏轼，已经在世上广泛流行的，只记载其中百分之一，这是采用吕成公《文鉴》的体例。同一时代、年辈相近的诸位大老的作品，都不敢收录，以避开取舍上的嫌疑，这是遵循海虞吴敏德《文章辨体》的体例。编纂工作开始于静居寺、宋方二公祠，八月乙卯日开始，九月甲申日完成，从角宿到轸宿共二十八日便告完毕，在吃早饭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惭愧不能像刘安那样迅速，以悬金招募人才；又缺少《吕览》那样的精密，于是请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交付刻书人付梓。过去汉代文治兴盛，开创它的是文翁；礼殿图后来被后世建立学校时仿效；七十子的姓名，由司马迁立传而得以考见。当时号称西南的齐鲁、岷峨的洙泗，文章同大道有关，正如文翁的功绩一样，是不可抹杀的。继承文翁而有所作为的，如今大概就是阜翁吧？只是惭愧我白发纷乱、年华已老，旧日栽培的事业又荒废零落，不足以发扬四位前贤的芳芬，完成一方的史志。希望宽恕我的不敏，补足尚未完备之处，也希望我们同道之人能够给予帮助。《苍梧军门志序》【许应元】

译少司马括苍应公著成《军门志》，嘱咐应元说：“你替我为它叙述编志的用意。”应元已经以不善作文推辞，实在无法推脱，便接受此事并完成阅读，感叹说：“唉！用意深远啊，而忧虑为什么这样深重呢！如今天下谈论侵伐之患，北方是一处，南方则有两粤的夷患。然而北方的情况近在眼前，而防备往往在千里之外；粤地的形势远在万里之外，而祸患却在萧墙之内。为什么呢？北方人居住极远，他们想要入侵中原，大多要经过数百里、数千里的空旷地带，然后才能抵达边塞。只要负责瞭望的哨所确实谨慎，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声息方向而预作防备，所以说祸患在千里之外。边塞距离京畿郡县远的有数百里，近的也只需一两天，羽书可以在早晚之间送达，所以过去常常能够凭天下的力量防备北方，因此说它近在眼前。两粤，是南方边远夷地交错之处；山海溪洞中的蛮人，同各郡犬牙交错、土地相接，共同耕作又争夺食物。他们固守险要而任性暴横，不亲近言语教化，只要能够得到利益就罢，毫不顾惜死亡。自古以来，仁德不能使他们怀服，强武也不能使他们畏惧。他们像野兽聚集、鸟群散开，亭燧、隧道、关塞等措施无法施行，铠甲、盾牌、刀剑、弓箭也来不及突然准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可是粤地百姓没有一年不受到夷寇惊扰的。然而天下人知道北方的祸害，却没有看见粤地的忧患，是因为北方近而粤地远，所以说它的形势在万里之外，而祸患却在萧墙之内。粤地的夷人并不能真正给中国造成大害，但一日不加防备，岭海地区就会震动。宪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开设府署、建立节制，驻扎重兵于苍梧，授予大臣可以不受牵制而行事的权力，为万世制定深远的规划。然而善于谋划的老臣屡次建立讨伐的功勋，士绅大夫抒发探究隐微、谋取远略的思虑，勇猛如鹰扬、充当爪牙的士卒发挥擒获敌人的力量，士马甲兵的盛大威势显耀于远方，武技和勇力在军伍中运用得便利熟练；志书所说的这些，也确实如此。然而应公反而把这些当作忧虑，为什么呢？唉！这正是应公之所以忧虑的地方。先王施行武力，本来就说要勤于体恤百姓的隐忧，替他们除去祸害。粤地用兵已经频繁，粤人的力量长期疲竭，侵盗的忧患又迫在眉睫，而军队的供给没有缓解，这正是坐等困敝的形势。《诗经》说：“那些旌旗啊，为什么不飘扬？内心忧愁沉重，驾车的仆夫更加困惫。”旗帜仪仗盛大、所托责任重大，本来可以看作荣耀，但君子却因此忧虑。因为忧虑，所以考虑周详；考虑周详，所以事情办得好；事情办得好，百姓就能安定；百姓安定，武备的节制就能振作，这是取胜的谋略。因此应公两次战胜敌人，百姓却不知道。唉！内心已经忧苦不堪，哪里还顾得上询问疲劳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编写这部志书呢？古书中说：“《采薇》废弃，征伐之事就缺失；《出车》废弃，功绩和劳力就缺失；《杕杜》废弃，军队众人的事情就缺失。”司马官揖让的法则仍然存在，而三代仁义之师在后世却很少能见到大概。治理百姓、观察形势以及驾车用马的篇章显著流传，于是攘除夷狄的功绩，《春秋》中还有记载。何况盛世之所以开始忧勤而终于逸乐的道理呢？怎么可以废弃？怎么可以缺失？废弃、缺失的东西很多，最终会导致万物不能顺利发展，四方夷族交相侵扰。因此先王十分重视它。那么应公急于编写这部志书，难道也是厌恶它有所缺失吗？唉，用意实在深远。《青州府志序》【李攀龙】

译所谓“志”，就是记志。地方志不过是记载地方事务罢了；希望把它写好，并从中有所取义，是作者作志的用意。青州作为一个郡，它的事迹见于《诗》《书》《周礼》《春秋》《国语》《史记》《管晏》等书，君子可以由此认识它的大要。它所要取的意义，就是所谓能够继承彰明的时代，续接《春秋》，以《诗》《书》礼乐的精神为根本，大概用意就在这里吧！爽鸠氏的时代已经遥远，先王规划天下疆域时，尚父刚刚受封建国，莱人却争夺营丘；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分割统领、兼并隶属，治理之所并不固定，怎么能够按照户籍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呢？因此作二十二幅地图和沿革表。起初天子赐予土地，从天子命令田和请求立国开始；浊泽之会，汉代诸王子有一半被废黜断绝，到今天只有亲王、贤者和隐士作为藩屏，有司、众长轮流任职、交替辞退，这同齐国世代的卿大夫已经不同了。乡里推举、里中选拔，以及明经、射策的制度由此兴起。于是作《封建职官选举表》。荧惑星守在虚宿，释放冤屈、救济老人；龙在马山南面争斗，却把异常天象说成上天所为；比照论述往事，不能远离彰明天威的原则。于是作《星野灾祥志》。东临大海、西至岱山的是青州，镇山称为沂山；淄水、渑水流势恶劣，怎么能够决开濩、洛之水，使肥沃的水汁从自身污浊之处流放到琅琊呢？从前先王观察太公报告政事，礼制顺从当地风俗，宽缓而开阔，政事由此平易；其中具备五种民业，土地厚重而难以动摇。齐国有人牧豕六十年，固陋的性情已经养成；齐王正希望停止对西南夷的征伐，不设置沧海郡，哪里能做到盖着布被呢？却说齐人多诈！如今亲眼看见那些采金、煮海的人不可动摇，却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命运，于是只归罪于他们的风俗。于是作《山川风俗志》。鸡鸣犬吠，车轮相撞、肩膀相磨；然而北有阴、雍、长城以及池水，龙、夏两地占其一半；不是五谷所生的物产，也充实服食、供养其政，已经富足强盛。燕地养蚕，鲁地牧马，南方多有在山谷间上下劳作的百姓；上面砍取车轮车轴，下面采集桑、栗，其余还有盐、细葛以及各种海产交错其中。户口登记增加，田地就得到治理；赋税平定，生产就能增长；三者相互成就，凭借山海资源致富，于是登上葵丘，壮大车马衣冠之会，进入石室探寻文字的源头，贤者也有这样的乐趣。于是作《户口田赋物产古迹志》。法令确定而官职设立，是君子用以建立安定政治的基础；中国授予官舍，众人聚集于州邑以享闲燕，言语一定恭敬，行为合乎义理，关系到国家社稷。祝史献上诚信，尧时已有五种官吏，哪里还用鱼干作祭品？对灵山河伯也没有什么可祈祷的。于是作《官署学校祀典志》。过去称说齐国有节制、善于技击，虽没有教导却能够作战，怎么能说它怯于众人争斗呢？郄氏统率数万骑兵平定盗贼，也同样是人人自为战斗。议论者说颜神可以筑城，却不能规划为县，大概因为一旦设置官署，百姓就会困乏，而险要也不能发挥作用。穆陵的险胜之地，号称四面关塞；闵地若起兵，也足以防备其他盗贼。桓公把游士当作客卿，以车马供养他们。国家统一之后，承接治道、推行政令，察访民间疾苦，使者往来相望，疲于奔命，驿站设置如同线络。于是作《兵防城池关梁驿传志》，记载掩埋尸骸、堵塞道路、救济饿死者、抚恤乡里的事情，令人悲怆。向南安抚龙、夏地区，北至大海；庄门山的祠庙，哪里还需要使用牛羊等牲礼呢？看到孟尝君在雍门周面前流泪，像这样被逼迫到城下而埋葬的人，也不能说完全错了。逢于何捆心，路寝中五位丈夫托梦，梧丘大概早已惨遭湮没，又有被发掘的祸患。齐、魏衰落之际，确实崇奉佛教、道家，有高耸而供人栖止窥伺的所在。我迷失正道，便作乡社、陵墓、寺观之志；记载景公不能任用晏婴，而孔子仍然是孔子，晏婴却不能使景公任用自己。尼溪使上天阻绝，不能遇合并不是人的过错。只有诸侯享有国土、遵从治理，才能使国家不断成长壮大吗？制定文辞以宠荣神灵，重重叙述九次会盟、一次匡正天下的功业，已经不可再继承了。其余则从官吏体制中选取节操和概略；士人生在其中，卓然著称的通达人才，如左司马伯公、中大夫王邑，以及辅佐富强的人才，姑且置而不论。何况还有崇、弟、蒋、弟、丁、惠等人的功绩，于是作《圣贤封建名臣宦绩人物传》，使后人相互劝勉而趋向义理。忠臣中有难以避免激怒君主而连累亲人的，孝子也有过失。自公冶长受业以后，亲身通晓田、辕、伏、郑等学派，世代成为大儒；以六经为根本，家传人授，始终围绕大圣人的篇章，号称宏大。主父、严安上书论事，能够感动君主。穰苴、孙武，直到今天谈兵法的人仍以他们为宗师。锺离业阳帮助君王休养生息，程本寄食于海滨，泯子午载书三百篇，于是作《忠义孝友传》。又作《儒林文学武功隐逸侨寓传》。侠士若没有义就只是豪强；轻视季次，所以齐人以后谈论侠士的，便把他们列入狐咺、子狄一类。他们意气充足，能够鼓动众人；士人中有私人结伙、同袍共事的，也有人过分替他们忧虑，务求摧毁剪除其豪气；最终按照户籍查考，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却惊惧疑惑而引退躲避。于是作《卓行传》。治理不越过门限，有脱珥之后，也有鸡鸣时的夫人；北宫婴儿为什么不朝见大国？询问这些事，可以看出守持礼数而精明的人，仓公大概接近这种境界。郎生能够望气，也各有所长；气质相同而行迹不同，各自达到自己的极致；圣哲之变，仙人和释子间或出现。于是作《列女方技仙释传》，同样都归于增进德行、劝善惩恶。城阳大夫自己招致杜氏灭亡，梁丘柏骞经过而能够悔改，因此从轻减罪；崔庆的恶行，则如同踏上初降的霜，终于招致祸患。于是作《外传》。从《仓颉篇》始于上古，到金匮收藏于王府；可惜《韶》乐没有篇章，无法考得其紊乱。辅助经学之术，全部列入传记义理。君子有道，就把它悬示在闾巷；食鱼乘马，史册有丹书记载，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至于亡佚的文学、天性以及后世作者的作品，文采灿然，由幽隐而显明；把形态怪异的事物作为常态来体察，精气相互依附，假合而成为万物，这只是情势本然罢了。君子保存这些内容，于是作《艺文遗文杂志》，共一十八卷，目录四十三篇，已经完备。善于把这些内容落实到人事上，大概只有这部志书最为详尽。若说它不只是保存文献而已，还要归属于具体人物，其中所取的意义全都在里面，后来的读者应当用心体会而明白。这是秦、杜二公的志书，是郡中各位君子、贤士、大夫共同努力而成的。有谁能够继承彰明的时代，续接《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根本，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因此作序。《岳王祠志序》【汤显祖】

译越地有一座忠佑祠，在泉司署内，祭祀宋武穆王岳飞。泉司原来是岳王的宅第，岳王死后改为太学，元代改为泉司，而祠堂在泉司东面。祠堂是宋孝宗时建造的。祠志共六册，凡是岳王亲自写的文章，以及从当时直到今天凡是用来荣誉或哀悼岳王的文字，全都刻印保存下来。泉司中凡是在岳王祠下拜谒的人，都描绘其形貌，且已经补足其实际事迹。岳王勇于忠孝，是他的天性。这部志书，难道能够不资助世人产生感伤流泪、指发悚然的情怀吗？我唯独奇怪，岳王有大将的才能，却被当作战将使用，而这种任用又没有得到最终结果。当时没有能够统率将领的人；这样说来，像肃宗、代宗时期的李光弼、郭子仪，可以说韩蕲王能够同郭子仪并列，而岳王又胜过李光弼。高宗的资质不能成为肃宗那样，正是形势使然。韩蕲王得到逸脱而鄂王受到拘禁，并不是鄂王勇敢而韩蕲王聪明。鄂王被拘禁，韩蕲王于是得以逃脱；韩蕲王逃脱，鄂王的拘禁也就无法避免了。肃宗、代宗虽然怀疑他们的臣子，却不能把他们诛杀于外；大多倚重藩镇军队，或者借其声名行事，如李司徒召他而他不来，最终也不能对他有所加害。岳王不肯成为李光弼那样的人，也是形势使然。有人说：“岳王为什么不彻底消灭敌人，然后入朝归附于人？臣子出了国境，便应完成侍奉君主的职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看金国兴起时，它的君臣、父子、叔侄、将相之间，都有深沉坚定的意志和雄伟长远的谋略，不是能够仓促趁其疲敝而最终消灭的。况且当时诸将都奉诏回还，岳王凭一支偏师能够成事吗？岳王因为奉召返回而死，得以成为世人哀怜的人。若轻率前往，岳王是否还能成为现在所称的岳王，就很难说了。岳王所说的进退两难，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吧？唉！有高宗把自己的宅第作为宫室，所以有孝宗依附他的宫室建为庙宇。岳王为人究竟如何，世人不能知道，只有成为神灵之后才能知道。即使如此，孝宗在位时岳王还活着，却仍然不能任用岳王。这大概就像孝宗不能成为代宗，高宗不能成为肃宗一样，为什么呢？徽宗、高宗还在，高宗和孝宗虽然有志向，形势却使他们都不能施行。假如徽宗能够幸蜀，高宗、孝宗成为亲生父子，高宗总领国政而孝宗抚治军队，彼此毫无疑忌，把河南、河北的土地划分出来交给诸将攻取，岳王收复全部土地来等待这一局面，这也正是高宗、孝宗所想做的事情。然而形势不允许。唉！古今之人彼此哀悼，难道仅仅是高宗哀悼岳王而已吗？我把这些写入志中而为之悲叹，姑且用来告诉后世的君子。《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八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八【谱牒类】《谱例序》【宋苏洵】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卿大夫世代拥有采邑；死者有宗庙，生者有宗族，以此相互承接。因此即使历经百代也不会彼此忘记。这不只是因为贤士大夫尊敬祖先、看重宗族，更是因为昭穆次序保存在宗庙中，迁移、毁坏后的神主仍保存在始祖的庙室里。族人相互为服丧、婚嫁之事往来告知而不断绝，这样一来，按形势自然会达到不忘本的结果。自秦、汉以来，做官不再世代承袭，然而贤人君子仍然能够辨识自己的先人，有的甚至百代之后也没有断绝。没有宗庙、没有宗族，而祖宗没有被忘记，宗族没有散失；本来按形势应当忘却，却能够独自保存下来，这是由于族谱的力量。大概自唐朝衰落以后，谱牒废弃断绝，士大夫不再讲求，世人也不再记载。于是由卑贱而显贵的人以谈论自己的先祖为耻，由贫穷而富有的人不记录自己的祖先，谱牒便大为废弛。从前我曾从先父在世时开始询问考察，向上追溯到今天以上五代，再往上又得到一代；一代之上失去了次序，便知道本来出自赵郡的苏氏，于是把它作为《苏氏族谱》。后来欧阳公看见了，感叹说：“我曾经也这样做过，拿出来看，发现还有不同的方法。他说：这件事不能只由我们两个人来做，天下人都不可以没有族谱。”于是我又制定大宗谱法，以穷尽谱牒的各种变化，并且同时记载欧阳氏的谱牒，作为谱例；附上欧阳公题写在刘氏碑后的文章，用来告诉当代君子，大概将会有人依从这种做法。《罗氏族谱序》【元虞集】世上有为自己家族编谱系的人，唯独眉山苏氏的谱书，把亲疏远近、详略等差别记载得最为完备，可以拿来考察。后世编谱的人，一定要考订它。如今豫章罗氏族谱，从崱这一代以下断定世系，共十五世，分为十八派，合计族中子弟上千人。确定能够知道的事实而不妄自追溯到已经遥远的世代，详细记载所能达到的范围而不轻易遗漏已经疏远的支系，这就是所说的质朴而不欺妄、详备而有条理，大概可以做到了。然而我私下看罗氏数代之间，显著地凭科举登第而显达，做官做到郡守，当时有声望的人接连不断，可以说兴盛了。到了末世，却有人离去做老子、佛门的徒众，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只能开始按甲乙次序编排；更严重的甚至没有后嗣可以承继，也足以令人感慨了。唉！盛衰相互对照，盈亏交替到来，那十几、上百人的身体，起初都只是一个人的身体。难道同是一个人的后代，福泽所沾染施及的，有的集中在这里而遗留给那里吗？其中的道理，是有我所不能知道的。古代天子的宗庙有七，诸侯有五，大夫有三，适士有二，庶人则在寝室祭祀。圣人的心，难道不也希望士人和庶人都能推行他们深厚的孝心，向上追及久远的始祖、曾祖、高祖，而没有间隔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十百人〕 至于贵贱、贫富、尊卑的等级差别，则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那种确立大宗法、具有百世不迁之义的制度，大概只有天子、诸侯之家才可以实行，其他人不是所能达到的。因此用宗庙和坟墓来维系宗族，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来告知祖先，以昭穆次序加以记载，以氏族的供养和采地租税来维持，又制定三宥之法并推行，以显示其严整。凡是宗族子弟中贤能的，必定推荐他们做诸侯、卿、大夫、士；而那些不肖的，也没有不从上面得到资助来养活自己的，不必有流离失所、沉沦衰败的忧虑。这样看来，即使延续百世也是可以的。如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平民，靠薇蕨度日，反而能够把族人的后代记载到十多世而不停止，难道不是用心深厚吗？然而祭祀没有相应的礼制，对亲族也没有办法聚合，大概也只是姑且让后代知道自身的来源，使他们不忍心自暴自弃罢了。唉！这也可以使人有所感触了。范氏族谱序【明·方孝孺】

译替子孙来奉行祭祀祖先的礼仪，也很难。做普通人的子孙，不难；做名人的子孙，就难了。做名人的子孙固然难，做大贤人的子孙，更难。谨慎地举行春祭和秋祭，守护祖先的坟墓，保存上代传下来的事业，以此在乡里自立，普通人能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但想要继承名门的事业，难道仅仅做到这些就够了吗？行为一定要端正，说话一定要守信，学问一定要有超过他人的地方，才能一定要能为世所用。求得无愧于名人，大概才可以。而想要卓然立在大贤君子之后，求得不辱没先人，那又怎么足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呢？所以说到家世的可贵，没有比做贤人的子孙更高贵的；说到道德难以完全具备，也没有比做圣贤之后更难的。才华优美、品行笃厚的人，子孙能够世代保持其家业的，并不是没有；而孔子、孟子的后裔，千年以来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没有显达者，而是祖先的德业崇高，后人很难显达。蜀地范氏，在宋朝兴盛之时，忠文公范景仁凭借敢于直言和高尚节操受到海内尊崇；正献公范淳夫凭借正直的道理和端正的学术，成为元祐年间的名臣。正献公的儿子元长，又能继承先业，成为建炎年间的良史，做官的声望和谋略才能都很美盛，前后相互辉映，可以说是兴盛了。元长的七世孙焕卿，正值元朝末年的战乱，谱牒散失，他重新辑录自己所知道的，从忠文公的高祖以下直到今天，共十五世，编成家谱来示给后人。焕卿的儿子彦良跟随我交游，于是请我作序。古人重视修谱，不只是为了标明世代次序、记载官位来向人夸耀，而是要让后世观看它，考察历代家德的淳厚或瑕疵，了解流传恩泽的广狭，并且更加思考凭什么自立。忠文公在世时，掌握国柄、用好恶和荣辱来支配当时士人的，没有超过王安石、吕惠卿的；正献公在世时，没有超过章惇、蔡京、张商英、林希这一类人的。这几个人当他们志得意满、气势正盛时，把贤能的士大夫看得不只是敌人，非要排斥、废黜、流放、诛杀他们才觉得痛快。从今天看来，他们祸害人的心思和残虐的气焰已经消灭得一干二净，但凶横的声名和恶劣的名声却无法掩藏；人们甚至不忍在口头上谈到他们，也没有听说他们还有后代留存。即使偶有后代，也不只是世人厌恶见到他们，他们的子孙也以谈论自己的世代为羞，并且不以做那样的人为满足。范氏的这两三位公卿，虽然当时没有获得富贵，有的还遭到流放排斥而死，但直到今天仍被人尊敬、仰慕、师法，时间越久声望越高；而他们的后人还能继承诗书礼乐的传统，长久不变，那么人又为什么乐意做小人而不思考呢？这不正是归入君子行列的道路吗？范氏子孙，如果读到族谱，便师法先祖的善行，警戒小人的恶行，那么成为君子，是可以希望的。有君子而没有俸禄官位，即使家族衰落，仍然是兴盛的；俸禄官位显赫荣耀而没有君子的声名，即使家族兴盛，仍然是衰败的。焕卿年过八十，学问品行敦厚谨慎，乡人都称赞他；彦良也好学而有志，这所谓不辱没贤人子孙的要求，大概就在他们身上吧？刻印《朱子实纪》序【李梦阳】《朱子实纪》共十二卷，是婺源戴氏编纂、歙县鲍雄刻印的。我在白鹿洞书院时，因感慨朱子出仕和退处的经历，适逢得到《实纪》并阅读，俯仰之间悲伤不已，于是流泪而悲。按《实纪》记载，朱子二十二岁出仕，七十岁致仕；中间五十年，经历四朝，但官职不过待制，在外任职九考，入朝任职却只有四十天。白鹿洞建成书院时，朱子已经五十岁了，仍然只是知南康军事。唉，他的遭遇为什么这样难以顺遂啊！其他事情不必说，宋孝宗难道不是宋朝英明的君主吗？也不能说他不知道朱子。朱子在三十年间，被召到垂拱殿应诏一次，到延和殿应诏两次罢了。难道这就是所谓“我退居之后，寒冷我、压抑我的人就来了”吗？世人常说任用和舍弃有命运，也关涉气数，所以即使有汉文帝的英明，也使贾谊、李广终身处于低微职位；汉武帝喜好文章，却不能让董仲舒在朝廷安居。宋朝偏安江南，难道还要把这种情况推诿给汉朝那两位皇帝的时代吗？所以，知道贤能却不喜爱，叫作不知道；喜爱却不任用，叫作不喜爱；任用了却不专心信任，仍然等于没有任用。像宋孝宗这样，对朱子究竟算是任用吗？算是喜爱吗？算是知道吗？唉，真难说啊！当时大臣中知道朱子的人，只有陈俊卿等几个人，也太少了。赞誉他的人刚停止，诋毁他的人便接踵而来；援引他的人受到困厄，嫉妒他的人却竭力攻击。黄氏为朱子撰写行状说：“百年之后定论，一定会有人说我是愚是智。”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流泪悲伤。朱子去世后，大人君子尊奉他的学说，达官显贵彰明他的谋略，谏臣文士歌颂他的事业，门人阐发他的传授承继，见过他的人怀念他的仪范，听说过他的人受到他的道理熏陶，海内海外全都诵读他的书。于是，朝廷向上议定谥号和追赠，民间向下建立祠庙，荫补、录用也惠及他的子孙。大概他的定论还不到百年就已经确定了。为什么呢？水面平静就能照见万物，所以贤者在生前受到压抑，而评价常常在身后确定，是因为身后如水平而公允。然而这对宋朝又有什么补益呢？有人说：孔仲尼不得志，是《春秋》的不幸，却是万世的幸运。既然如此，那么朱子是否得志，我又为什么悲伤呢？戴氏名铣，字宝之，官至给事中，后来去世。有个叫汪愈的人，是戴铣的外甥，把《实纪》拿给鲍雄看。鲍雄的先祖中有名叫元康的人，曾经恢复朱子祠田，事情记载在《实纪》中。东鲁韩氏世谱序【徐桢卿】

译韩氏是泸州人。称作“东鲁”，是为了追溯始祖。韩氏本来始于桓叔之后，为什么又说是鲁人呢？因为桓叔的时代已经遥远，把韩氏系联于鲁，是从有据可征的始祖开始断定世系。过去先王赐姓命氏，是为了彰明祖先，系联宗族，区别疑似，确定亲疏，而人伦之道就由此建立。所以已经断绝的支系不敢冒充为承续关系，有所怀疑的也不敢强行攀附，这可以说是慎重到了极点。自帝王以来，姓氏的变迁，把根本和枝末、同异合并考察，难以全部说清。然而治水的人知道水源，辨路的人沿着脉络行走，都是容易明白的。因此上古时代，百姓没有混乱的族属，礼制有确定的宗法，所以仁爱和亲睦得以推行，百姓不违背伦常。末世道德浇薄败坏，夷夏相互混杂，百姓多有流亡，所以世系谱牒毁坏，氏族混淆错乱，实在已经严重了。于是有宗族内部互相残害的情况，就像秦人看待越人一样，完全不知道怜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族谱湮没，仁义之道堵塞了。如今天下安定太平一百多年，士大夫之家颇为崇尚常道礼制，辑录谱牒以厚重人伦，然而往往对于祖先等第的概况没有人知道，难道不是丧乱造成的祸害吗？韩氏自鲁地分散，迁入燕地，又进入蜀地，传到鼎树已经七世，真是兴盛啊。根本旺盛，枝末就繁多；枝条披散，叶子就分散；滋长蔓延的时间长久，便会纠缠错杂、纷纭混乱而无法理出头绪，这就是造成讹误混乱的途径。因此编述者依据宗族正统，考察旁支亲属，尊崇根本以确定始祖，叙述亲疏远近以区别亲亲之亲，用来防止支流失散。对于听闻见识尚未得到验证的，以及记载中所缺漏的，就加以裁断并删削，以谨慎守护根本。《诗经》说：“绵绵不断的瓜蔓和瓜瓞。”这说的是顺着根本追溯。要使后人能够追寻始祖到末世，合并差异、返还同源，即使丧服关系已经尽了，祖先的恩泽仍未消减，那么最初的追念就会兴起，兄弟相争的怨恨也会消除，这就是编述族谱的志意。其余体例说明虽然繁多，但要点有五项：一是记载事实以彰明德行；二是铺陈爵位以尊重功劳；三是考订寿终以崇奉祭祀；四是描绘服饰以使追思长久；五是叙述亲属以表示守护。这又是族谱的变通体例。返归根源，参酌变化，然后子孙的伦常之道才完备。有人问：“族谱从哪里开始呢？”回答说：是史。史用来叙述过去，所以改朝换代后才有史书产生；谱用来彰明祖先，所以不从我这一代开始书写。这难道就是所谓子孙的伦常之道吗？回答说：“圣哲创作《易》，是为了阐明天道，并不是为天道设置的，而是用来指示人。叙述历史是为了彰明过去，并不是要把过去当作绳墨来束缚后人，而是用来警戒今天的人。” 假如宗族全部灭亡，礼教废弃，子孙不勤勉，祖庙没有祭祀供奉，坟墓污秽而不修整，这些都是孝子仁人所忧虑痛心的。因此仿照史书来编述族谱，是为了明白人伦。人伦有序，孝悌就会兴盛；孝悌兴盛，礼乐就会建立。这正是古代贤明君王尊崇姓氏、谨慎安排昭穆次序的原因。《左传》说：“明白禘祭和尝祭的意义，大概就像看见这些事情一样清楚了吧？”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氏谱序【徐渭】汉朝兴起时，尉佗凭借蛟鳄般的资势，在海岛之外垂涎观望。当时如果没有陆贾这样的贤才，用几句话使他降服，那么南海的风波几乎要沸腾起来了。到宋朝灭亡时，朝廷已经处在楼橹之间，年老的寡妇抱着孤儿哭泣，这同奄奄一息有什么区别呢？可是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其中周旋，只要还有一天气息，就要为国尽力一天。国家的存亡无法确定，却由这两位公卿决定，情形就是如此。我年轻时曾渡过庾岭，大半游历南方，即使没有到过厓山，但舟船车马所经过的地方，多是两位公卿足迹所到之处。每次想到这些，有时向当地老人询问遗迹；等到听他们说起尉佗和陆秀夫抱着小皇帝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慨，因而流泪追念，仿佛把他们重新请来交谈：一方面使人开怀，一方面又令人痛哭。如今我来访天目山，经过富春，被陆邵武君邀请，醉后住在他的庐舍里。他拿出族谱，我才知道陆君是两位公卿的后裔。环绕鹿山而居的陆氏，活着的有几十家，死后葬在封土坟墓中的，也有十几处。我问他们的来历，不过能追溯到二三世之内的人罢了。人口繁衍到这种程度，不编族谱，凭什么使世系不湮没、不疏远呢？我同陆君交谈，知道他有文才而且如此知礼。不看这部谱，又怎么知道他在敦厚人伦方面也能做到这样呢？于是我起身告诉他说：我昨天游历南方，追念两位公卿留下的事迹，已经像那样感慨；何况亲眼见到像您这样的后代呢？况且我对于两位公卿只是路人，尚且有那样的感慨；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像您这样的人呢？我这次占卜所决定的行程，正好让我见到陆氏还有后人。果真如此，即使您不嘱托我作族谱序，我也本来应当为它作序，何况您确实嘱托我了。龙游翁氏宗谱序【归有光】《传》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返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由何而生。向上治理祖父和父亲，向下治理子孙，旁及治理兄弟；使全族合在一起吃饭，按昭穆排列，用礼义加以区别，尊敬尊长、亲爱亲族、敬长有序，男女各有区别。亲爱亲族，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拢族人；收拢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因此圣王治理天下，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由此推及，从王公直到庶人，宗法明确，礼俗形成，于是权衡、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号、器械、衣服等制度都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衰败时，废弃古制，丧失根本，人们各自谋生，涣散得没有统属和纲纪，天下于是更加大乱，经过大规模战争之后才安定。在这个时候，人们像受惊的鸟、逃散的鱼，哪里还知道乡里和族属的联系呢？然而魏晋以来，虽然只不过综合考察各姓氏，以门第和官位安排人物，即使是卑微姓氏和混杂的谱牒，也都收藏在有关官署，而谱牒特别兴盛。直到李唐时期，仍然相互崇尚重视。五代衰乱之后，荡然无存，再没有什么留下来了。即便如此，古代圣王因为亲爱亲族，亲爱亲族便建立宗法；宗法建立，谱系自然明白，并不只是依靠族谱。谱牒兴盛，是魏晋的过失。到了连族谱也不存在，学士大夫不知道自己出自哪里，仁人孝子的心也茫然无所寄托，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翁氏居住在太末，相传从隋朝开始迁来，子孙繁衍，在县中的杜山坞、岑堂庵、南村，往往都能见到他们。居住在杜阳的翁文钦，能够追考十八世以上的祖先，称为学士君；学士君以下六世，记有官号、妃姓、墓地，却没有记载名讳；到下传七世才开始记名讳，传到十五世才开始记载兄弟，再下一世昭穆次序才详细明确。文钦已经把这些绘成图，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了叹息：世上的君子竟没有能够这样做的。于是作序归还给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十九 （明）贺复征编 ○序三十九【以下为纪录类】《东方朔画像赞序》【晋·夏侯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