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四十六

译中丞统辖河西四郡，设立幕府，治所在张掖。东起武威，西至敦煌、玉门关，绵延数千里。北面有匈奴，西面控制各蕃，南面又要制御湟中的羌人，不像其他中丞那样可以专心一意防备敌人。今年春天，匈奴从武威出动，渡过黄河入侵陇西郡，又越过湟水攻击各羌，掠走申冲、豪二部的人口和牲畜。没过多久，他们又在西江上游牧，同各羌争夺水草的利益，想等到有利时机攻击他们，怎么能长久如此呢？自从汉朝在河曲以外设置四郡，截断匈奴右臂，使其同羌人往来的道路隔绝以来，如今湟中羌人以羁縻方式归附内地，却又遭受敌人的祸患，以至于到西海边上占地放牧，在羌人国境旁边出入；如果不赶走他们，各羌凭什么依赖我们，又怎能认为中丞威势重大呢？近来哈密各蕃数万人，又声称要发兵窥伺敦煌、酒泉之间。假如国家因愤怒而追讨哈密，事情已经过去，正好借此惩罚他们的罪过；一旦开关迎入各蕃的名王贵人，让他们先来接受诘问，那么他们就会像匈奴在青海上成为内应一样，又将如何对待他们呢？中丞还在西曹任职时，望见敌人的都城就在城下，急得握腕叹息，因朝廷没有擒敌之士，请求皇上大规模检阅六军，却没有得到答复。我当时已经深深赞许他的胆识了。如今适逢将要督率四道守臣，让他们分头守护河西。一旦太仆掌管边外马厩的政务，便可以借助幕府向西制驭异域。立即命令驱使军吏，征发四郡骑士，为天子宣扬推翻灭亡者、扶助存续者的威势，袭击土鲁番三次掠夺哈密的人，把首级传送到北阙之下，再在昆山的山侧刻石记功，难道还会困难吗？如今天下厌恶战乱，朝廷正准备先平定倭寇，然后再进攻敌人；又连年从云中、上谷出兵，公卿商议要留下上郡、朔方的入卫兵。使者又在上郡、朔方之间出动，招募其他敢战之士，并购买西北骏马。各郡国的二千石官员都上报补充边防的情况和应对方略。中丞如果想在万里之外兴办战事，我恐怕国家和公卿商议的大计，并不是平常人所能预见的，必定不会听从。朝廷还必将认为，这是无缘无故劳苦四郡士兵、给外国制造事端，于是下诏责问中丞：使士兵长期辛苦暴露在外，难道就不考虑施行德政、以柔和怀远，遵循旧有惯例，让百姓休养生息，哪一种更好吗？若没有中丞，谁会不乐意这样做？中丞若能推辞，又将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这样一来，陈子公的功绩，终身也再看不到了。悠闲地在河曲任职，任期一满便赶紧回来，仍不停地取得卿相之位，这足以恢复给事中的跛行吗？让另一位中丞专心防备匈奴，哪里比得上中丞您？如今却能够凭借羌人来防备匈奴吗？匈奴想同羌人联合，已经不是一代人的事了。他们的计策常常希望羌人正遇到中原有急难，便先赶去援助，以此巩固双方的约定。然而现在看来，卑禾海一带的羌人观望而没有立即作乱，是因为他们私心里仍不能忘怀，担心中丞的军队到来后，各羌部会背叛他们。中丞如果确实认为羌是小国，即使只是小规模盗寇，时常杀害百姓，而其祸根一时不能彻底禁止，那么就暂且放开不追究；对于同匈奴解除仇怨、再次订立盟约的人，查问他们，以此扶持大豪，使士卒归附义理。我们不要轻易在湟中调动军队，使匈奴得以向羌人施恩，而羌人也因此能够依仗匈奴的援助；然后再利用金符所带来的便利控制他们的命令，同时使外厩空虚，这难道不是同时制驭羌、狄的办法吗？羌有十三种，过去各自都有大豪，凭借南山、湟中自保，拥有城郭、国家已经很久了。难道他们会不加考虑，损害自己赖以生存的利益，把性命托付给自疑而关系并不牢固的匈奴，把妻子儿女抛在其他部落中，来同中丞为难吗？一定不会这样。边境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各部自有豪强，又屡屡相互攻击，势力不能统一。如果说卑禾海上有匈奴，那么现在怎么能从安睡的枕席上推测敌寇呢？因此应当责备四郡不修筑遮挡寇盗的屏障；如果只是让障候和长吏多派士卒，像雇人猎取野兽、用皮毛制作旃罽，天天拿着量具考核杞树，采山、治石制成觥杯，白白耗尽自己的力量而以此充作实际成效，那有什么益处呢？匈奴虽然在西海之上，羌人有时能够设法得到匈奴的降人，便时常用文书前来接受差遣。中丞斥退那些想要到达的羌人，埋伏截击他们必定要进入的地方，使寇盗因计谋泄露而自取失败，并给国家造成拖累；这样羌人就成为我们的屏障了。这就是所谓借羌人防备匈奴。赠王元美按察青州序【李攀龙】

译元美任守尚书郎，九年中本应两次升迁，却每次都接到罢免的答复，于是受到权贵侧目。不久，他以治理狱讼使者的身份，向北巡察燕、赵各郡，任职十个月后办完事务，将要入朝向天子传达使命，于是升为按察副使，奉玺书主持青州辖区的军务。攀龙说：“青州是四面有险可守的国家，如今那里的百姓难道仍然没有吹竽鼓瑟、斗鸡走狗、玩六博蹋鞠的人吗？临淄的道路上，难道仍然没有车轮互相撞击、人肩互相摩擦，连衣襟可以连成帷幕、举起衣袖可以形成帐幕的人吗？有这些现象，但利益不在上层。管夷吾辅佐齐国时，裁撤没有编制的士卒，认为与其在乡里做好事，不如在家中做好事。平民有不善行为，便可以依法诛罚。这样才能抵御戎狄、保卫中原，成就九次会盟、一次匡救天下的功业，使诸侯都能听命受鞭策。如今当地百姓看上去似乎都在吹竽鼓瑟、斗鸡走狗、玩六博蹋鞠、彼此寻乐，实际上不过是一些凶暴子弟和无赖少年；他们不在山中开采金矿，就到海边煮盐。轻视并触犯严厉禁令，任性放纵、旁视法度，往往暗中结交亡命之徒，倾尽自身去替急切寻仇的人效力；宁可不拔刀明示，也不愿等候法律制裁，而听命于豪强。这正是大乱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具备，而主管官吏却不知道；即使主管官吏知道了，只怕还想暗中掌握他们的罪状，恐怕他们的爆发会在左右近臣之后。” 因此，从中等奸猾之徒以下的人，仍暂且纵容逃亡者，假装表示谦逊，以消解主管官吏的愤怒；其中势力大的，不是纠集众人负险固守，就是亲自到官府对答，于是主管官吏便不再追问。主管官吏若追问，又怎么能最终让他们凭借党羽自相攻击呢？今年换一个长吏，明年再换一个长吏，又怎么能最终使主管官吏不再追问呢？三寻长的矛，只寻找敌人；一振臂高呼，便能跳跃十丈。持矛后退再进，像拖曳风雨；矛头搏击秘密迅疾如丝带打结，又如挥动刺猬；锋刃盘旋如车轮，又如重重环圈；贴着墙推进，箭虽迅疾也无法射中，剑虽锋利也不能接近；不等候尺一符令，行动比烽火传警还快。三寻长的矛，简直像邓林一样蔽天。这样说来，今天临淄路上车轮相撞、人肩相摩、连衣成帷、举袖成幕的情形，是豪强在掌权，县官哪里还靠得住呢？王者一旦兴师，百姓便在户籍上自相隐匿，不讲同袍之义；主管官吏逐一征收赋税，他们又狡猾愤怒地起来作乱，坐在那里索取车辆，用袋子装粮食；每人一年还不满足于百镪。深秋征戍时，便抢掠市场而行。渔阳的野外，为什么有这么多穿着韎韦跗注的君子呢？三寻长矛的武人，十五人彼此构结，用旗帜传递消息，睡卧在他们中间，解开冰凌下水游玩，甚至因此丧失战马；这还不如玁狁受到祭肉，天子的钟鼓实际在为他们助威，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柞浦之战，有六位君子参与。当时，一千名岛夷假装逃跑，把守护货物的任务交给他们，结果被击败的已有三千人。起初，有司也只把功劳归于你；我又不才，认为你辛劳于县官之事，却怯于公开作战。即使有豪杰真正响应，也还会因羞惭我等有司而憎恶此事。我等有司难道愿意留下嫌隙吗？古语说：“亏损它如同月亮渐缺，消耗它如同炎热渐盛。”元美如果能使临淄百姓无不吹竽、鼓瑟，斗鸡、走狗，进行六博、蹴鞠，彼此欢乐，却又不从山中采金、不在海中煮盐，那么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不善行为，当然可以诛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他们既从山中采金、又在海中煮盐，难道还要强使他们行善吗？先前没有什么不同，难道就应当行善吗？一家家都认为这是疲敝士卒、轻视并触犯严禁，任意放纵、邪视旁观；其中势力大的，还不能立即追究。元美如果能从正堂看到内室，左右之事将会自行恢复。若说：“劳费能有多少，而每年还要耗费县官的钱粮，却一定要安置他们”，那就是让凶暴的子弟、无赖少年登上琅琊山丘，面向北方叹息。像这样，若他们以征戍之事辛劳天子，怎么可以因为春秋年长，便自得其乐呢？夹谷之会时，替鲁国主持相礼之事的是谁呢？凭元美的才能，一天之内就可以鞭打驱策而使青州归服，怎么可以任凭寇盗发号施令呢？不这样的话，元美将会喜欢自行其是了。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呢？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元美有功绩，足以在诸位显贵之间自立；他之所以被牵累，只是因为不肯供养我罢了。为送袁履善郎中赴广西审理狱讼而作的序——李攀龙

译天子已经诛杀丁大司马，又把王职方交付狱官审讯。百官应当在秋季议论并上报判决时，职方被逮捕押到京城，面对案牍责问却不服罪。审理此事的官员上奏，把文书移交给司寇的属吏，准备再次弹劾他。正在这时，天下百姓悲伤哀悼，百姓死伤遍地，却又痛惜谋国之臣；即使天子威严赫怒，谁又能够揣测其中的心意呢？履善曾仰面对屋叹息说：“从前邓公在汉景帝面前谈到鼌错，说鼌错的计划刚刚施行，最终却遭受大辱；这在内使忠臣闭口不言，在外替诸侯报仇。臣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汉景帝又说：“我也为此感到遗憾。”这可以说是爱护君主吗？北方敌人残害我们的百姓，大司马惊慌失措，竟至于不敢派出一名骑兵。其他统帅带着重兵从自己的镇所前来救援，却坚守营垒、观望形势，从未发射一箭，这怎么能不把他们一并斩杀呢？职方的罪责本来就轻，两个重臣已经足够平息天下的怨愤；如果又诛杀一个职方，就会变成匈奴大肆作恶、傲慢放纵地离去，而朝廷反把它留下的毒害加到自己的臣子身上，使匈奴互相庆贺得计，说朝廷因为边疆事务，亲手杀害执掌政务的大臣，反而落得替匈奴报仇的名声。天子仁慈圣明，爱护京畿百姓胜过一个大司马，憎恶匈奴怀诈入侵胜过二三位执事之臣；众人为什么如此昏乱，竟没有邓公那样的见识呢？即使职方先前审讯案卷中所列的是重罪，也不是我可以擅自取舍的；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定案，委托给有关人臣办理，以顺应天子的德意，发扬君主的圣明呢？我愿竭尽自身去做，只是不愿阿谀逢迎、回避祸患罢了。我听说大司马自满自得，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北方敌人来到城下时，职方多次请求出战，他却不准许。此前，职方曾发檄文给各道守边官吏，要求及时侦察北方敌人的出没，先后上奏几十章，案情也已经详备，依法足以审判上奏了。履善亲眼见过大司马接受斧钺之刑、首级悬挂在藁街；三司使议论此案，稍稍拖延了一会儿，便在庭中施以笞刑，执法官吏本来个个都感到危险，这件事至今仍使我心惊。职方必然没有幸免的可能了。难道一旦再次弹劾，却从轻发落，以招致天子党护恶人的震怒，反而要做这种无益、不能犯颜直谏的事吗？履善一向年轻，这次办案时，即使宰相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材；他身材魁梧奇伟，言谈举止出众，一经见面，名声便在公卿之间重起来了。广西难道不就是汉代的百粤之地吗？从前王然用言辞劝说滇王入朝，而劳深、靡莫等部族都是同姓，彼此执杖相抗，不肯听从。如今思田一带的边疆，宗岑氏已经成为大族，表示归附；羁縻关系自行解除，这就与共同负固抗拒没有区别了。战船沿厉水而下，将军从零陵出发沿漓水而下，桂林一带的群盗便不能造成祸害。如今苗族盗贼在府江凭借武力阻挡官军，已经侵夺荔蒲等郡。驰义侯凭借巴蜀之兵，罪人调发夜郎军队，沿牂牁江进军于黔、郁之间；即使苍梧秦王曾帮助叛逆的吕嘉，也不至于像近来大藤峡的蛮人那样凶悍暴戾。至于海滨地区，西南夷的译者称臣纳贡，往来时常常向官府索取货物，使那些沉入沙中、埋藏陆地的珍宝，以及紫贝、翠羽等玩赏之物，不能进献到朝廷，以环饰华丽来雕饰覆盖宫殿帷幄；而賨■〈巾冢〉、火毳、驯养的禽鸟和封存的兽皮等贡赋，也不能充积于内府。有司治理这些事务时，彼此按剑相看；地方凭恃地势深险陡峭，中原军队前往援救，又受到低洼水潦和高山瘴雾的影响，毒气蒸腾湿重，辎重运输受阻断绝，弓弦受潮、箭镞滞涩，不能长期驻留，所以声威教化有时难以施行。即使县、道官吏督察大奸猾时过于严厉，认为他们是在挑起事端、制造祸乱，也往往半途停止，反而助长了他们不受约束的心志。官府发檄召集酋长豪强，让他们出兵作战，于是尸体枕藉城内城外；而这些人又都是从中原迁来的百姓、流亡迁徙者和亡命之徒，驱使他们冲锋陷阵，官府并不十分怜惜。他们虽然矮小、愚蠢而粗野，但对于利害祸福看得十分明白。我们向他们索取货物，译者却穿着赭色囚衣；我们每天寻求战争，敌人却承受覆灭军队的罪责。他们看见道路上到处都是被剃发加钳的罪犯，且并非本族之人，又怎么能不私下拍手嘲笑，讥笑中国人愚蠢呢？到了使者五年一次审理狱讼的期限，他们难道不会也惴惴不安，担心冤屈者得到申雪，而我们却向他们索取货物、天天寻求战争，反倒要论罪上报并被逮捕吗？然而，使者对爰书懈怠，不肯逐字推究；否则又以控制边境国家的重大事务为由，不愿轻易改变成命，于是使被拘系的人只能听由我们处置，从此不再指望活着出去，也不再得到怜恤。为什么要因过分畏惧荒远异族的意志，而限制他们的命运呢？蛮夷扰乱中原，却听任咎繇之类来处理；对内奸所写的细小章奏尚且如此，又凭什么称得上善于审理案件呢？履善在京畿审理囚犯时，曾在黎阳为越石父、卢生这类人说话，也曾收到他们呈上的狱中书信；我大概已经因此对他感到惊异了，后来他又谈到广西的事情，其中许多与王职方的情形相似。为送王元美而作的序——李攀龙

译以我对文章的观察，本朝作者大约有十几家，闻名于世的，北地李献吉一类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观察古人的修辞，即使有所失误，也多在义理方面。如今的文章，像晋江、毘陵二三位君子所作的，难道不也是家家传诵、户户熟读吗？但他们持论过分，往往损伤文章的气势格调；又害怕讲究修辞，结果义理虽胜，却彼此遮蔽。他们难道认为左丘明所记载的都是侏离难懂的话，认为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吗？同一个意思、同一件事，结撰成文却大不相同，是因为才力有达到和未达到的差别。后来的读书人只知道把耳朵寄托在众人的议论上，甚至不能自己提出一点见解；他们沉浮于文艺之林，真假混杂，竟使古代作者以为千年之后无人知晓自己。这与道路上的一群盲人有什么不同？一个人选择了道路，众人便互相拍着肩膀跟随，连绵不断地挤满道路；说到土丘，便都踮起脚、不肯落地；说到污泥，便都拖着脚、不肯前进。即使有行走趋步的动作，最终又有谁能真正独立施行呢？古语说：“哪里懂得仁义？已经奔向利益的，便被认为有德。”世上的儒者，只要整理文牍、形成一种说法，便不怕与庸俗相同，把它写成俚俗的话，刊布在典籍之中；又因为容易让人明白，便忘了它的鄙陋悖谬，迎合流俗，沿袭着窃取声誉，自己还不知道这是错误。等到看见能够写左氏、司马迁那样文章的人，却又妄称这种文章不合当今制度，只是白白耗费精神，为什么竟会有这样不可读的文字呢？况且这又有什么用呢？既然二三位君子的文章家家传诵、户户熟读，那么多一个人又有什么困难？即使让元美与二三位君子相比名声、衡量声誉，也确实不能因为一个人在一朝之间出现，便立即夺去他们终身积累的见解，轻易胜过天下随风倒的文士。文章之道，少年从小学习白纷之说，却想在一朝之间使他们舍弃所学而跟从我；天已将晚，道路又远，他们哪里肯把心志劳苦在这种未必能够达到的目标上呢？夜里的虫子扑向灯火，并不怀疑太阳，这并不是空话。此前，濮阳李先芳屡次向元美称道我；等元美见到我时，正是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他已经心里知道我是谁。稍稍亲近之后，他便说：“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不朽的盛事。如今评论文章而不把李献吉一辈子列入其中的人，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作为了。况且我从束发起就学习缀辑辞章、排列事理，如今才得以遇见先生，我愿意居于前列，举旗击鼓，必定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同左丘明、司马迁在千年之后并肩。先生难道有意于此吗？”大约在这以前五年，年轻人常常谈起我，而元美并不理会。有人说：“王世贞怎么竟然要在诸位贤德大夫那里才知道李先生呢？”从这以后，年轻人才更加回头了解我。齐鲁之间的人，虽然在文学方面具有天性，但秦汉以来一向的学业已经散失，即使关中、洛阳的世家，也都逐渐依靠培植，等待有圣王出世来振兴；所以五百年才出一个名家，世间若还不断出现，已经算多了。吴、越一带少有战火，诗书藏在市井之间，即使后来的读书人也没有不执笔染墨的；然而其中滥竽充数的人无法区别，想要超越众人、跃居其上就很困难了。因此，能够成为李献吉一类人的，难道还能不是李献吉一类人吗？为奉赠宪使、迁治延鄜的河中冯公所作的序——王世贞 乙丑年的春天，吏部臣说：“吴四郡治兵使者耿公熟悉北方事务，应该调任为上谷治兵使者。”不久又说：“东昌守河中的冯公，过去曾任常熟县令，贤能而熟悉南方事务，又治理过大郡，被称为优秀的二千石官员，最适合升迁；应升任吴四郡治兵使者。”这一年的嘉平月，吏部臣又说：“延鄜缺少治兵使者，冯公尤其熟悉西部事务，应该调任。”前后所奏，都得到批准。起初，冯公奉玺书来到吴地巡视，吴中人早已知道他任常熟县令时的政绩，于是人人大喜，摸着额头说：“皇上顾念我们，赐给我们冯公这样的人，所以恩泽吴民十分深厚。”冯公也欣然想着把过去受他庇护的人，以及受到恩泽波及的人，全都安顿得安适。他又筹划调配兵员和军粮、修筑城堡、调剂赋役；满堂商议的大事，他果断裁决，小事也处理得当。即使山川草木，似乎也熟悉冯公的容貌，因而都面露喜色。如今却突然把他调走了。这就像卢医、扁鹊拿着药石，使吴地的人瘦弱，而秦地的人肥壮；吴地还能依靠什么呢？吴地士大夫和父老商议，想阻止冯公离任，却没有办法，于是相继到王子那里说：“京城中的君子，忽然不顾念重要的地方，反而轻视往来调动。假如我公一旦被海岛蛮人乘机伪造诏命，驾着峩岢的船，夜里抵达步地，清晨便在郡城外屠杀百姓，谁来抵御他们呢？” 既然已经说耿公熟悉北方事务，那么为什么不先调往北方？耿公认为冯公熟悉西方事务，那么为什么不先调往西方？冯公又因为曾任常熟令、熟悉南方事务，那么为什么不最终把冯公的恩惠留给我们？一年之中反复更换调任的名号，只是让贤者匍匐奔走在道路上罢了。西周不过拥有几个大郡的土地，却让张仲山甫在内主持政务，又让东边由申伯统帅，南边由召虎统帅，北边由尹吉甫统帅，把贤者鼎足分为三方来应对。如今幸而号称拥有整个天下，所以不至于缺少人才。为什么却这样拘泥吝惜？南方事务紧急就让冯公去南方，西方事务紧急就让冯公去西方；如果不幸南方和西方同时紧急，又到哪里去找两个冯公呢？王子无言以对，慢慢说道：“诸位难道没有见过天驷的骏马吗？早晨在越地喂饱，晚上便在燕地刷洗，它的才能正是这样被充分使用。诸位又没有见过佽飞使用湛卢剑吗？在水中可以斩断蛟蜃，在陆地上可以刺杀犀兕，这是急于把它的全部才能发挥出来。国家将要混乱时，贤者往往安逸；国家要治理时，贤者往往劳苦。劳苦并不是贤者异于常人的地方；但如果掌握治理万物权柄的人，只用空洞礼节优待贤者，却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贤者苟且安逸，自己的志向也不能完全实现，这不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征兆。君主所关注的地方，天下人的精神、才智和技艺都会奔走响应，唯恐落在后面。” 急于使贤者充分发挥才能，却忘了平均分配贤者的劳苦；”这也忘了贤者的劳苦，却终于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这才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征兆。而且诸位知道西调冯公的用意吗？朝廷内部确实很看重西方。西方在宋代庆历年间，有范文正公；明代成化年间，有于肃愍公；正德年间，有杨文襄公；如今则有王恭襄公和大司马杨公，他们都是由西部统帅进入政府，掌握枢要。杨公是冯公的同乡，难道会不希望冯公成为他的后继者吗？不过这也只是偶然看重西方罢了。西方是夙夜忧劳之地，朝廷忽然改变考虑而转向东南，谁又知道冯公不会以中丞的节操最终把恩惠留给吴地呢？士大夫和父老原本打算挽留冯公，既然做不到，便相继到王子那里，请我写下这些话为冯公送别。到送别冯公时，耿公也已经升任中丞，抚治三辅了。赠杨凭序【王世贞】

译大海以西，讲究任侠的人都称赞杨君。兄弟二人中，杨君的哥哥尤其放荡不羁，不顾家业，仕途几次起落，却喜欢赌博，输掉数十万；即使一掷并未耗尽资财，也以豪强自居，瞪大眼睛互相震慑，没有人敢冒犯。杨君身材高大，善于骑马，熟习格斗，尤其以守信重义著称。海滨一带的人多以捕鱼、煮盐为业，杨君从中挑选能够任事的人招来，设法抚恤他们，给他们妻子儿女以优厚待遇，于是大家都踊跃愿意为杨君效力。有的人即使凶暴桀骜、行为无状，为众人所畏惧而想躲避，杨君却独自亲近他们，从而得到他们的力量。郡守、郡尉渐渐听说杨君的事迹，于是郡中盗贼增多时，便下令杨君捕捉这些任侠之人；他们都来协助侦察，稍微知道盗贼所在。杨君坐起都不离开家，只指点说：“某人从某人那里得到的。”有的从盗贼队伍中检举出来，有的盗贼正躺在铠甲上，从床上被搜出，都按次序捆绑起来，没有一个逃脱。从前大盗洪某等越狱后，便纠集众人驾驶轻快战船，首先侵犯郡城，想报复直接来巡视郡县的使者。使者正要命军将出击，军将战败而死，使者十分恐惧，另派将领出战；恰逢有人推荐杨君，于是命杨君参与军事。各艘横海楼船的别将暗中观察杨君的进退，杨君认为贼军骤然取胜后骄傲轻敌，应迅速掩袭，不可错过时机，于是乘夜出兵，黎明时距贼军一里左右，击鼓呐喊进攻。杨君指挥自己的部属径直冲击贼军，大败之，擒获首领洪某，其余敌人也全部斩获，无一遗漏。部下借袭取杨君的功劳而得到升迁，杨君只把应得的赏格上报，也不为自己辩明。他又捕获商船，没收香药珍宝，全部归于官府。杨君没有喜爱华美衣服、鲜美食物的习惯，稍有缴获便分给部下，他轻视钱财、乐于施舍，大概是出于天性。杨君同渔盐之人交游，结交的多是士大夫中的长者；初见时，他显得谦卑恭敬、完全屈己，稍稍同他谈论事情，便能慷慨剖析，众人都惊叹佩服，说读书人还不如他。今年夏天，海岛之人大举侵犯郡境，游动的部队四处抢掠。我正住在乡里，带领乡中少年举起竹竿木棒、裹着衣服抵抗他们；取得一点小利，反而更加担忧敌人大军来报复我们。杨君听说后，振衣说道：“我不能坐视不管。”他裹头穿靴，佩带两把刀，带着几十名精壮士卒赶来救援。到达后，坐在大树下考察众少年的勇敢和怯弱；勇敢的给他们精良武器，安排在前面，其余分作左右两翼，准备声援，不让他们轻率地试探敌人。于是申明约束，确定赏格，我依仗他而更加有力量。几天后听说郡兵将要出动袭击敌人，而六合令自认为勇敢果断，带领大批人马，人人都显得得意，唯独杨君说：“六合令不是能够面对大敌的人，又率领二三个应当失去节度的人，必定失败。”不久战败的消息传来，众人惊讶而又来询问杨君，杨君说：“敌人吃饱后很快就会退却。” 果然敌人退却了，他的判断准确得如同悬灯照耀一般。唉！传说中的朱家、郭解这些人，都凭借意气豪侠立身，余威足以使天下震动，却不肯为县官拼死效力，向北消灭匈奴，最终反而因任侠而失败，我本来就为他们惋惜并且痛恨。周太尉得到剧孟，欢喜得像是敌人投降一样，本来如此；但没有听说事情平定后他有所荐举，难道是吴地得到剧孟反而没有益处于汉吗？还是剧孟故意隐藏自己，或者周太尉有所忌惮呢？各位公卿本来都是任侠之人，却没有发现人才；如今杨君已经显露才能，又为什么没有人举荐杨君呢？假使给他五千名身穿组练的士卒，让他主持东南方面的事务，一定会有值得看的成就；我姑且拭目以待。送别驾濯滨刘君考绩序【沈炼】《记》说：大司马辨别评议官员的才能。《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考绩同论官不同：论官，是谈论心术的邪正；考绩，是记载功劳成效的多少。但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辨知这些。自秦、汉以来，政治日益衰败，选任官员的制度也日益败坏，学士大夫的出处进退，没有人通晓君臣大义。他们看待《诗》《书》中记载的话，竟然不如丝竹之声悦耳。他们早晚所持的言论，不过是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抱头鼠窜的人所做的事。发展到极点，甚至欺骗君父如同欺骗婴儿，杀害百姓如同割草，自以为计谋得逞，却没有人能看透他们。他们却不知道，从高明之人的角度看，一切都如日月普照；心术败坏到了腐烂的程度，天地凋零，万物又有什么功劳成效可言呢？因此，历来没有豪杰之士能在百世之后奋然而起、据此判断功绩的。由此可知，濯滨君要通过考绩，是多么困难。我因上书论事被贬到边陲，将近三年，每当闭门在家，都不愿见长官。等听说濯滨君的风采和刚烈作风，便希望同他握手论交，却恐怕不能如愿。班孟坚说：风俗改变人的力量，真可痛惜啊！黄金的贵重，胜过泥沙；松柏的坚贞，胜过桃李。这些话是说，树立品德并不容易。君以佥判的官职，承担钱粮事务，又处在边境骚扰不安的时候，当然不是不知道流俗会使人随波转迁；但你怀抱着体恤国家、忧虑百姓的本领，安详稳重地施行它，坚定得像磐石。缙绅先生谈到廉洁清明的官吏时，除了濯滨君，没有可以称道的人。若不是因为他的心术正直，就不可能被扰乱。谁能看出其中竟如此艰难，而有人却如此轻易呢？这不正是所谓在百世之后奋然而起的豪杰之士吗？因此，听闻你的政绩后，不用言语便受到暗中感化的人很多。这样的政绩，难道只是簿书、米盐事务之间的成绩吗？送朱县丞赴尤溪序【沈炼】

译我的表弟北桥朱子，候选官职已有几年，如今获授尤溪县丞，将要出发，来向我询问治县的方略。怎样做尤溪县丞？我哪里知道尤溪的具体情况，能够告诉他治县的方法呢？古人说：“一年的计划在于种谷，十年的计划在于种树，终身的计划在于培养人才。”这都是夸张铺陈其说法，被当作名言正论，以为可以实行而且余味无穷，流传到无穷无尽。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人人都应当重视自我树立。树根扎在丛生杂木之间，挺立在山林之上，直到枝叶繁茂，参入青天而遮蔽白日，万物都不能抵挡它；草木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古代君子生时饮食起居同百姓一样，等到死后，德泽施及四海，功名流传千年，难道是因为他早先禀受的资质本来就这样吗？是因为他自我树立的方式不同。能够自我树立，然后才能树立他人；不能自我树立，别人将会使他倒下。这样的人怎么能树立别人呢？一个人从平民起家做到县丞，穿着华服、束着衣带，庄重矜持地站在堂上，百里之内的百姓都惊惧地仰望他；能够在这种处境中立足，必定不是庸碌之人。我知道你的心志，不会以当县丞为满足，因此一定不会把官府当作经营家庭的资本，只急忙顾念妻子儿女。国家设置官员和老师，把自己的赤子交给他们；你应当抚慰他们，而官员却只顾怜恤自己的妻子儿女，这在内心难道忍得下去吗？” 这样一来，上级就会轻视你，下属也会怠慢你。上级轻视、下属怠慢你，那么使你倒下的人就要来了。因此，并不是别人使你倒下，而是你自己使自己倒下。君子本来就害怕别人轻视、怠慢自己，所以应当使自己尊贵起来。使自己尊贵，没有比不把家庭经营放在首位、尽心于民政更好的办法；拒绝馈赠行贿的门路，把心思放在施行刑罚和治理事务上，上下之人没有不凛然敬重你的。这样以后，德泽流布，功名显著；即使想以县丞自满，难道还做得到吗？这才是经营家庭的道路，当然比那种做法高明得多。所以能够自我树立，守关的小吏也能荣耀胜过柱国；不能自我树立，公卿的尊贵也比不上一个平民。朱子年轻时就钻研经书，又能通达世务，一定会认为我的话可以实行。送魏季朗序【刘凤】当代能够写文章的人，称得上李献吉一类的，就是这样的人；难道除了李之外，就足以独占一代的名声吗？他开始写文章时，因为沿袭的文风卑下，加上我国朝代以武力建立功业，一两个文臣的辞采胜不过义理；一百多年后，李献吉才开始创立、开拓这种局面，此后相继出现的作者，都有赖于李的力量。但李的文章，是韩愈那一派吗？后来毘陵、晋江一流的文章渐渐受到当时重视，难道是宋代遗风吗？吴地从迪功开始写六朝文章，江夏又将它发扬，那么今天流行的文风就是这种了。济南的文章树立规范，比献吉又转向古风，一时诸君相互应和，自称左丘明、太史公重新出现了。但评论者说，这是不是有袭取之弊？他们铸造辞句，必定要以古文为范式，这本来没有问题；然而行文途径和尺寸都只沿袭旧路，尚且不可以，何况拍掌谈说，像优伶戏笑那样呢？我看近来文章不超过三家，而于鳞最为盛大。魏君天赋尤其卓绝，博览广见而完备；他所理解的，上不输古人开端，下可压倒后来作者；综合运用奇诡辞藻，裁制变化万端，既不能用固定法则说明，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则；文章似乎有冥冥中的经营，有所遗留和往来而不相替代，却又不能完全知晓。这可以说是古人从自身创出、却又不拘泥于古人的文章。我过去同他亲近，彼此十分相得，却从未用来互相夸耀。从前于鳞说过：“我的才华比得上献吉，而季朗的才华又比得上我。”这话说过头了。我同魏君相比，博学广识方面不惭愧，精密考核方面却不如他。我粗略，他详尽，怎么能望得上季朗呢？而且每当我心中有所得，我先提出，魏君应和；魏君开始，我最后完成。过去那些人因为嗜好游历、追逐交游，往来亲近，寻求快速和适意，有像我们两人这样的吗？如果我们一起顺从并迎合时俗，那么即使整天谈论，口才如同炙轮般滔滔不绝，又同言语蹇涩有什么不同呢？而魏君的文章锋芒已经伸展到三尺了。行走之所以不失足，是因为不离开起点；谈论之所以不空泛，是因为彼此有所引发。所以善于辩论的人若没有可以攻破、闭塞的端绪，便无从借力；善于观察的人若没有可以隐藏、收藏的端绪，便无从借力；欢乐的人若没有离别和分散的情思，便无从借力。我同魏君交游十五年，后来又有三年。三年间，魏君在淮地的白下，没有一天安宁居住，我因此常常怀着深切的思念。那种专一幽闭的情感、振作自矜而超越的情感、奋发守节而悲苦的情感、激烈追忆而感伤的情感、枯槁仓促而惶急的情感、狭窄急迫而远离的情感、飘荡浮游而放纵的情感、宽广放达而追求利禄荣耀的情感、满溢充盈而不断进取的情感，如果锐利的刀刃一直向上而不发出，便会锋芒生涩，反而割伤刀匣；骏马不能奔驰，筋骨就会蜷曲紧缩，困弊在马槽里；年轻壮盛的人不能驰骋，便会痿弱厥逆，伤损血气；士人没有千里之行，事业就不能得到勉励；商人没有囤积居奇的活动，就不能获得相应利润。假使魏君终年不出游，那么千载之后还能等到什么呢？古代贤者豪杰不断出行的人很多，从没有不出门却不荒废功业的人。假使他积蓄的才情不因这些经历而感愤奋发，没有可以凭借来抒发的地方，那么沉默暗昧地消磨，便只是妇人儿童所为。大丈夫彼此相期许，即使身处夷貊异地，时间久远、世代变换，也能像在一日之间剖开心胸相示。难道能忍心面对面同席、并肩交臂，却彼此不能分离吗？从前汉文帝说：“很久没见贾生，便自以为超过了他。”这难道不是因为隔绝久远，各自有所独到之处吗？即使是自认为贤能的行为，在尊贵权势之中也有不能忘记的，何况我和魏君共同砥砺，难道会因为亲疏远近而改变吗？所以，迁移感触，是情感随着变化推移而完全呈现；暌离不同，是行迹的来去引发极深的思念。魏君的文章，难道不也是因这些感触而受到激发，越发奇崛，放纵而不受拘束，深远而不可轻易接近，同时兼收山岳河川的气势，并充分表现万物形态变化和情感缘由吗？如今他将带足粮食游历冀北。天都山是天下人奔走会集的地方，其中美丽繁盛、浩大丰饶、广阔众多、聚集充溢，凭借气势和才华以文章成名的人数不胜数。燕地士人尤其刚烈明亮，喜好求取声名，这是他们的天性。如今圣明君主在上，贤能的公卿大夫共同在光明和淳厚的教化中涵养积蓄，文章日益宣扬、融会、敦厚、兴盛而显明，难道仅仅像我所知道的三家而已吗？我也有十五年没有见到京城人士，但他们的风气流传、影响天下，我因此能够知道；那么文运郁郁兴盛，难道有像今天这样的吗？我希望能有所凭借，来成就足以独擅当时、流传后世的事业，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送元美太仆序【刘凤】

译《记》说：以文章任命官员，可以期待十世；璇玑得以正常运转。如今我国国家的光辉功业盛大继承，按照这种昭明之道发扬光大，超越当今、比拟唐代的文章，大概就在这里吧？因此用《伯冏之命》来任命元美，也许是因为你的祖父、父亲世代笃实，在王室建立了成就和功劳，这些都记载在宗庙的功绩中。你能够继承并修治这些事业，只有恭敬谨慎地加以运用，不要忘记前人的劳苦。因此先任命你担任四岳的职务，说“四方的事务”，正是要宣扬和叙述政绩，谨慎地使我达到成功。既然能够继承职事、承接并开拓我国疆土，就应当扩大并彰显德行，使之敦厚、明察、辅弼、巩固。至于晋、楚的郊野，若有彰显文采的服饰制度和法典的施用，就只有先生登上职位并引导它，使它不违背常道。只要每天安定我国疆域，使恩德播布于外，辅佐成就政事，没有不尽力的。这难道能忘记在左右前后辅翼、明察、敬畏和端正自身吗？所以这次选拔，难道只是为了旧日功勋吗？还是因为辅佐臣下端正，后世才能同样端正。如今圣天子刚刚接受天命，还要依靠百官中各位有职位的君子，不懈地匡正辅佐，在早晚相互告诫、约束的义理和法则中，把它推行到正直的君主那里；这并不是没有由此进入正道的途径。因此侍御、仆从等官，一定要谨慎选择人才，而太仆是其中的长官吧？周代太仆掌管端正君王的服饰和职位，传达王的大命，入朝侍奉并端正朝位，退朝后也随从君王。君王出行时，他便在左边驾车。由此可知他是亲近之臣。所以《冏之命》一篇书中特别记载了他。若按今天设置官职来看，他大概相当于司牧之官，职务难道很不相同吗？然而一旦进入九卿之列，国家大政确实都预先参与听闻。那么专心向上尽忠，难道还能有所间隔吗？况且先生这次被举荐，是凭文章和德行兴起；在职位上，文章能够使天地得到治理，使日月运行有序，使万物的道理贯通，使群体行动遵循规范。因此，要治理国家、教化天下、建立常道、奉行训辞，除了文章还能依靠什么呢？大事不能顺从，小事也不能顺从，而文章却能使事物按照自己的愿望顺从，这样的事我从未听说过。所以在内外谋议、讲论大事时，就说：“谋略明白、辅佐和谐，是文章的事业。”向一二位君主沃润启发，以辅助敬慎的德行时，就说：“你的言语只有实行，是文章的教化。”确定国家根本的命运，使人承担股肱耳目的职责时，就说：“光大彰明上天的功业，是文章的形象。”询问上下、能够说明天人关系的道理，把它载入典籍、图书、法度和象征之中时，就说：“以成法为鉴，是文章的功绩。”诵读前代言论，作为教诲和防御，牢记在耳中时，就说：“博闻典籍学问，是文章的光华。” 比如把文告施行于四方诸国，把誓命用于整肃众人；又如多种技艺的事务，以及鬼神、史官能够辨析万物名目的事情，用来周遍了解山川爽灵精气的，宗伯所掌的九仪、五礼、六乐，以及胥吏所掌的度数声律，都是这样。这些都是“文”散见于某一方面的表现。我朝文治教化昭著地承受天命，已经二百多年了。它所浸润、扩展、充溢、沉蓄、蕴育，直到今天才充分发扬，所以光明气象显著昭彰，美善的动静无所不及，恩泽覆盖天下，万物都各得其所。所谓太平盛世的嘉祥瑞应和图书，也于是接连出现。因此《坤灵图》说：“效法大地的祥瑞，便是凤凰衔着丹书出现的时代吧？”况且周朝盛时，也是传至十五王以后，制作礼乐才开始完备。如今本来已经兴举礼制、建立学校、蓄养精英、垂心思考、表彰人才、鼓舞风俗、广泛延请、博采众议、广求贤能了。可是任命太仆，君子却为此举感到高兴，难道认为这是将要兴起礼乐吗？不然，以他的才干，早已在外面扬名很久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任用他？况且《冏命》确实说：“任用你做太正，去整治群吏；不要因任用非其人而造成过失，要使官府具备耳目，导引君上不违背典章。”虽然今天的职掌和古代略有不同，但其中的意思或许仍然有所寄托吧？并不只是要让你纠正驾驭车马的政务而已。况且君子任用人才，和任用马匹有什么不同呢？难道说这与政务无关吗？所以，能任人驱使而知忧患、知安逸、知生死、知进退的，是天下一般的马；直的合乎墨绳，弯的合乎曲尺，方圆合乎规矩的，是国家所用的马；前腿探出、后腿收缩，蹄间相距三寻的，是作战的马；驾着四尺高的车辕，终日奔驰而不疲顿，力气已经用尽，却还能够再奋力一跃的，是田猎的马；进退都不行，周旋也不能，跛行而不可驱策，连登高都困难的，是劣马。因此太仆所掌管的事务，虽然是为马而设，实际上寄托着在这里选拔人才的意义。一定要有俊伟雄健、沉着勇猛、驯顺安和的人，这也就是士人中的千里马。至于虽能冲撞车驾却又是逸出群类的良材，足以任意驰骋的，也应当一并畜养到极致。寻常的马尚且不能一概轻视，何况是那些异于常格、经过剪鬃装饰的马呢？所以说有文采的良马达到四千匹，正是当今人才盛多的象征。但驾驭它们的缰绳如果已经腐朽，难道还不应忘记彼此交相警戒吗？这职位难道不就是虞舜臣下箴谏的意义吗？不然，为什么文治诏命已经四次下达，却还忙着到处求购骏马呢？赠给建州杨使君的序【吴国伦】

译杨君大概是楚地人。曾在燕南求学。刚到二十岁便考中进士，经过推选，担任留都大司马郎。他在留都任职时，不必说谨守职分、修治旧有政务，单是和各曹郎官相比，就显得格外奋发有为。大事发生时，万名士卒穷凶极恶地叛乱，甚至甘心要杀害少司徒。三山一带震动，卿相以下的人都束手无策，没人能够出面。杨君慷慨地跃马而出，举起白羽扇向他们示意，说：“我可以救活你们，你们都向左袒露右臂吧。”于是万名士卒人人响应，没有一个不左袒的。杨君在当时，拔剑也没有可施威的对象，放缓语气也没有可用辩说的地方；可是他一跃上马，大难便随即解决了。谈论此事的人直到今天还说得头发直竖、帽子将要冲起，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神气足以震慑压服众人吗？后来朝廷记录平定危难的功劳，升任杨君为建州太守。他任建州太守大约三年，年纪才三十岁。等到我入建州辅佐他时，俨然把杨君看作长官；可是杨君自己却不以长官自居。我退下后私下感叹说：“像我这样的人，哪里配替杨君执鞭呢？”海内的荐绅先生听说杨君平定留都之乱，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年长老成，经历世故很多，能够处理盘根错节的事情而不动声色，使那些心怀反侧的人自行安定。哪里知道杨君如今仍然面容年轻、黑发未白，举止从容，拖着金紫官服，仿佛只是一个章缝之士呢？后来我从旁观察杨君治理郡政，发现他又总是采用宽厚的办法：法令并不苛刻，百姓却亲近；政令并不烦琐，事情却处理得严密。适逢八闽地区苦于战争，建州处在上游，紧急军书交相奔驰，传达命令的使者接连抵达。各路征发的将士，每天不下数万人经过建州向东而行。杨君却常常在饮酒谈笑之间，授意有关官员筹划供应，说：“按这样这样计算，就足够了。”又有亡命之徒聚集在山泽中作乱，乡邑父老扶老携幼，奔到杨君那里请求发兵平定。杨君又在饮酒谈笑之间告诉父老们说：“你们只管回去，不必忧虑，我已经替你们消灭这伙人了。”不久，将士们带着得意的神色，市民竟不知道发生了战争；亡命之徒被擒获，父老也都平安无事。这确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在酒席之间折冲御敌吧；如果不是他的神气足以震慑压服众人，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已经心里明白，杨君的学问无需假以年岁便已成熟，充沛的气概也不需要外力辅助，完整的才干并不依赖阅历，却能运用不尽；可是我唯独不能探究其中的精微。过了一会儿，我又私下问他：“您在那边仓促之间平定危难，在这里从容之间化解纷争，难道有什么方法吗？”杨君笑着回答：“只是偶然罢了。”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哪里配替杨君执鞭呢？我和杨君相处还不到一个月，就因为接到绍武的任命而离开了他。绍武偏僻而且少有警备，比建州容易治理数倍；即使想用杨君治理建州的神气来治理绍武，本来就有所不及。我正日夜想着能够再次见到杨君，和他谈论治理之道，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送周兵宪赴海道的序【吴国伦】周公起初任冬官郎，按照营建宫室的功劳应当叙功升为内卿。后来他所亲善的耿御史因为直言触犯了权贵，那权贵便记恨耿御史，于是迁怒于和耿御史交好的人。当时众名士都说：“这件事确实是他们干的。”周公因此出任延平太守。不久，皇上最终采纳御史的意见，让那权贵免官谢罪离去。有客人来向周公道贺，说：“权贵已经离开，您诸位从此就要升迁了。”周公说：“算了吧！容纳直言、远离奸邪，是主上的德行；敢于直言进谏，是御史的职责。我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哪里至于掠取别人的美名来邀取主上的恩宠？即使厚着脸皮做了内卿，官位虽贵，怎么能看出它比一个贤能的二千石官更有长处呢？”于是人们更加把周公归为长者，认为富贵利达难以动摇他。他治理延平时，彰明师帅的体统，修缮防御的法令，兴办礼教、崇尚谦让，慰问老人；吏民中有善行的，便常常避开正堂来接纳他们。这就像古代蜀郡的刘弘农、孟云中一样，他的声望更加广泛传播。近来海岛之人侵扰闽中，各县道路上烽火相望，又有山泽亡命之徒乘城作乱，尤其使延平处在危急之中，情势如同累卵。周公毅然整理衣冠，向众人发誓说：“延平本来就是七闽的咽喉。延平危急，七闽的道路就会阻塞，征集兵员、运输粮饷也将无法前进。如果我身居延平，却使七闽坐困，那又怎么称得上贤能的二千石官呢？我大概已经有办法筹划这件事了。”所以敌寇到来时，周公穿着轻裘、衣带宽缓地面对他们，使百姓不感到恐惧；敌寇退去后，周公又卧薪尝胆地加以防备，使百姓不懈怠。不恐惧，就能以充足的勇气等待敌人；不懈怠，就能以充足的智谋考虑祸患。因此夷人来到别的地方，乘城作乱的众人，都被擒获成为俘虏。周公确实得到了取胜的策略。《诗经》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成为万邦的法则。”汉代制度规定太守兼管武事，便称为郡将。我私下认为如今七闽的守令，都负有郡将的责任。至于称得上文武才干相宜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周公。适逢中丞谭公、御史李公一同把周公文武兼备的才干写成奏疏推荐给皇上，认为应当让他率兵镇守漳州、泉州，在海上制服夷人，不使他们向内侵扰。当时皇上正日夜忧劳，向南方顾念，因海上得到人才而高兴，于是答复说可以。延平的父老便相互扶携，拦在道路上流泪，坚决在中丞、御史面前争辩说：“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师帅，撤去我们的保障呢？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不能像河内人那样请求借用寇君一年吗？”两位大人劝告他们说：“父老们不要忧虑，你们的周公这次出行，正是为了你们父老。闽地的大势，好比一座巨大的宅院；家长所派去守护门户的人，如果选得其人，全家人便都不会警惕不安。如今海上的敌人所由进入的地方就是门户，延平则是堂屋深处。你们的周公守在延平，延平安定，再把他调往海上，那么敌人就没有地方可以进入，七闽也就全都安定了。况且父老们难道没有听说楚国凭子玉决定轻重、魏国凭无忌折冲御敌的事吗？又没有听说晋侯说过：‘百万军队不如一位贤将吗？’为什么只习惯于堂屋深处的粗略安定，却忘记门户之外的长远计策呢？”父老们连声答应，拭去眼泪，跟随诸位大夫到郊外为周公送行，拜他说：“希望您这次出行能够大大施展您的谋略，使海上的各种祸患望风而败。这哪里只是不要辜负中丞、御史的推荐，即使是皇上十年来向南方忧劳顾念的心事，除了您还有谁能替他解除呢？”父老们如果不立即死去，还有幸能够等待太平。于是周公慷慨地策马出发。送陈使君守兰州序【汪道昆】

译自古以来，读书作文的人往往喜欢谈论军事，但并不一定熟悉军事。他们平日自负有才，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于是凭借感愤之气，幸而遇到掌权任事的机会，便想施展一番奇谋。汉代的贾谊、魏国的陈思王就是这样。他们丢下竽去拿瑟，越过酒宴去治理庖厨；这种做法是不得志者的勉强举动，并非最初的愿望。河东多豪杰，喜欢谈兵。唯独陈使君擅长文章，从未谈论军事。恰逢朝廷更换边疆长吏，使君得到兰州。兰州是边塞要地，西有羌戎，北有匈奴，必须由熟悉军事的人来镇守。主爵官只说使君生于河东，守兰州是可以的。使君是儒林中的循良之吏，这些事都写在部使者的奏疏中。我看使君，正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人。使君这次遇到合适的机会，难道不是让谋议之臣、掌握纲纪的官员来任职吗？五十岁才做大夫，而且又身在西部边地，所任用的不是自己所熟习的事情，这要对使君说什么呢？古人所谓人才难得，并不是人才本身难得，而是人才得到合适机遇很难。驾驭人的宠妾和宫中美女位居下列，劣马披着繁缨而骏马却伏在马槽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本来就是这样。假如美丽女子一定都能成为妃子，良马一定都能走大道，那么人们所歌咏的文王、所称颂的伯乐，岂不都只是空话吗？世间哪里能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呢？唉！如今做官求学实在困难：奔走钻营的人反而卑劣，投机取巧的人反而被视为贤良。我想凭吏治建功，吏治哪里还容易建功呢？浮泛的言论多有人附和，正直的言论却少有人响应。我想凭文章建功，文章哪里还容易建功呢？假使能够抓住要害，替天子守卫四方，即使不能系住单于的脖子、砍下月支人的头颅，比起那些声势很大却没有实际作用的人，似乎也算贤能了。汉武帝向西北拓展土地，开设张掖、酒泉等郡，诸将有一尺一寸功劳的便封侯。如今各郡的安危都系在兰州，就像系着旒的冠冕一样。守臣如果能够团结众人、威慑敌人，巩固边防来防备意外，即使不因功封侯，也绝非一尺一寸的小功。假如贾谊、陈思王处在这种地方，难道会没有作为吗？秦国的越人凭借秘方游历各国，他作为医生屡次迁徙，但各国人遇到越人，没有不被救活的，这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晋国任用熟习诗书的郄縠统率军队，难道他一定熟悉军事吗？使君也是晋地人，为什么要让郄縠专美于前呢？这次进入秦地，越人反而要成为小儿科医生了。过去使君患疟疾，七天才醒来；疟疾正严重时，他却躺在卧室里诵读备边奏疏，连续不断地说了几千字，大体都是西部边地的事情，连兵家也未必能说出来。五年以后，任命使君镇守兰州的檄文将要下达。那么使君的功业，难道将要从西部边地兴起吗？使君向西去了。送方民部还留都序【汪道昆】汪道昆说：方叔子难道不是谨慎谦退、亲身实行的人吗？他涉身世事却是多么跌宕不平！起初调任度支郎，就因为东平旧案应当交给司法官审理，大概是边疆事务的缘故。部使者答复说：“高皇帝的法令规定，因公罪而降职，不必追究。”于是没有逮捕东平旧官，而在度支的簿籍中办理此事；事情已经办妥，削去了叔子的姓名，替代他的人进入官舍已经满一个月了。怨恨他的人仍然不肯罢休，大约过了三年，事情才判定，恢复了他的官职。唉！屈原、贾谊在楚汉之间不得志，于是直言高论反而给他们带来灾祸。叔子这样谨慎亲行，为什么却遭遇如此多的挫折？有客人问叔子的情况，叔子谢绝说：“皇上督责过问此事，强行追究的官吏接连逮捕臣下；说应当逮捕的，是明确的诏令；说不应逮捕的，是王法章程。两方面各有其适当之处，我这个小子又有什么可怨恨、可感恩的呢？”他滞留在京城，长者们不时下车来慰问他；他便闭门读书，心中很是自得。耿介的人往往有愤懑怨怒的节操，早晨听到命令，晚上便忧愤得饮冰，屈原、贾谊就是这样。叔子陷入弓羿的射程之中，能够免祸只是上天的幸运罢了。他平日仍然欣悦，把怨恨和恩德都置之不问，哪里像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呢？总之，楚汉之际终究还有屈原、贾谊这样的人，他们怀抱愤懑而终其一生。如今公卿大夫还能在朝廷上为叔子平反，怨恨他的人因义理受阻而不能继续加害，那么他的遭遇比屈原、贾谊还算幸运了。叔子临行，拜访乡里的大夫，接受他们的赠言。有人说：“今天的事情，难道本来就是人们多半要向您求取什么吗？您独自承担、抵挡当世的罗网，本来就是您的本性。如今要走了，希望听听规矩准绳般的言语。”乡大夫说：“楚人得到和氏璧，却把它当作石头；屡次献上去，直到凭玉璧进言，众人无不按剑相视。”叔子说：“说得好。我宁可本质是玉，却被当作石头。”章先生说：“把猪养肥来酿酒，礼仪已经完备而不失其和美就够了，何必使用玄酒而玷污酒尊呢？”叔子说：“说得好。我宁可陈设醴酒。”又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要要求样样完备。宁可做一把尺子，难道还能再变成一寸吗？”叔子说：“说得好。我宁可舍弃短处而发挥长处。”道昆上前说：“回去休息吧，大夫！”叔子于是免除了这场祸患。《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十七卷 （明）贺复征编 ○序六十七 送杨学训序【明王樵】太行山从西面延伸而来，背靠幽州、蓟州向东延展；它北面的高冈重叠千层，成为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南面向着数千里平坦如手掌的平原，常山诸郡就好比京师前面的庭院。这些地方受到朝向光明的教化尤其深切，受到文教的熏陶也尤其深厚。我曾说，太行、洪河之间，承受其深厚气质而成为器物和人才的，都淳厚朴实、容易正直，能够笃实地依照义理行事；这种教化形成以后，经历一百年、几百年也不会改变。魏地的风俗俭朴，魏是禹、舜的旧都。仅说俭朴，哪里足以概括舜、禹呢？只是因为它离根本不远，教化也没有衰败，所以还保留着舜、禹的遗风。唐地的风俗勤俭质朴，且忧虑深远、思虑长久；唐是尧的旧都。勤勉而思虑深远，哪里足以穷尽尧的德行呢？只是因为它离根本不远，教化也没有衰败，所以还保留着尧的遗风。这大概是因为人的本质接近根本，容易进于中和；等到本质已经离散，再想挽回使其返本，就困难了。尧的时代，百姓都明白事理；舜、禹的时代，从三德、六德直到九德完备，人人无不在当时各尽其职。这就是所谓凭借本质接近根本而使之进于中和，是教化的功效。如今常山诸郡对于当代，正如唐、魏对于虞、夏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邢台的杨君在我们县任司训，经过四年多又调任真定；真定是常山的属县。邢台、真定正是所谓如同国都前庭的地方。做官而不远离自己的乡土，任职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道德仁义、诗书礼乐的教训，取用他在我们县已经试行有效的东西，和当地乡人共同讲习实行，那么这些教化就会更加可信、更受尊重，而他又处在接受光明、受到教化更加深切而且接近的地方。我看太行、洪河之间，那些承受深厚气质、笃实遵循义理的人，都将进于唐虞时代九德之人各尽其职的境界，以答复圣朝求取人才的心意；这难道不是要靠杨君吗？这难道不是要靠杨君吗？送翁丹山参议贵阳序【侯一元】

译辛丑年，丹山翁先生任南比部郎，已经九年了。任命的檄文送到，要任命先生为贵阳参议。先生任郎官，贤能的资质又特别长久；可是他的升迁不能超过常例，所去的地方又很遥远，那些一心求进、留恋安逸的士人，有的对此感到不满。这年三月，翁大夫将要到各乡办理行装，先生们都前往为他饯行。都门外，车马冠盖已经聚集，马匹在道路上嘶鸣。这时有人回头叹息说：“这匹马啊，范驰驱，遵行王道，不松懈也不跌倒，是国家的良马。然而驾车的人才跑三十里、五十里就休息，也可以算是良马了；但终究比不上捷足的马跑得快，您看它最后能回到哪里吗？”翁大夫说：“请让我接受教诲。”于是竭尽劣马之力来听从。驾车的人道路虽然遥远，也会按日期逐渐到达。不久大夫走在前面，到达渡口。这时又有人回头对船夫叹息说：“船造得好啊！行驶在险处而不倾覆，谨慎行驶而不破损，这是材料优良、工匠熟练的缘故。可是，那些从容划桨的人，没有冲击巨浪的忧患，却能获得善于驾船的名声，难道不可以说是遇到了好机会吗？”于是又看着翁大夫。大夫说：“请让我接受教诲。”他前去寻求渡河之处，即使险要，又怎能逃避呢？不久大夫登上船，命令船夫放开缰绳，纵马奔驰。这时又有人叹息说：“船对于船夫，马对于车夫，是不能轻易更换的，因为各有其熟习之处。更换了，就会损害船，也会损害马。所以治理百姓的人，要审慎选择五方之地；治理声乐的人，要审慎校正七均。如今大夫已经更换了器具而操持它，我私下替大夫担忧。”大夫说：“请让我接受教诲。”于是前去学习。听说有人说：“东西南北，只有道理是共同的。”又说：“车在室内，车辙在道路上；如果只管车而不修治它，又何必问道路呢？”于是各位乡先生中有人回头对顾元说：“你最年轻，何不把长者们的话记录下来？”顾元接受命令记录下来，便起身说：“这些话真完备啊！”然而，天子对先生的待遇优厚，是因为先生是大贤，并且把阐明古代之道、振救当世急务的责任托付给他；议论者却往往认为任用先生不便，这就无异于辜负主上的恩意、助长士人颓靡了。况且天下人趋向于走快路、走邪径，向来只顾自身便利已经很久了，没有谁不踮起脚来追逐。公卿们凭我亲眼所见，记录郎官升迁而出任外职的，很少有达到两次考核期的；监司、二千石官升迁更高的，也很少有达到考核期的。这是久任官员的制度毁坏了。已经升迁的人，又想用越级升迁来显得与众不同；已经越级升迁的人，有的说地方不好，有的又说地方遥远，只顾自己的处境是否便利，考虑不到百姓，这就是尽力任事的道理败坏了。古人说：“容易调动而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远方百姓更严重的了。”这是说控制官吏很难，同时也要疏通百姓受阻塞的诉求。所以只有能够自立、不会被削弱而始终正直的人，才可以安抚边地、使边疆安定。如今士大夫进入内地任职的，只打算不再出去；已经出任外职的，只打算早晚回到内地。何况边疆呢？这就是平均劳逸的道义被破坏了。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即使像汲孺那样贤能，也不能不对积薪式的资历升迁有所期待；汉宣帝曾经不愿重用萧望之，却又难以把他贬到左迁之地。祖尚崇尚文武之才，却畏惧到远方任牧守；何况那些才干不慷慨豪迈、只会随风同波的人呢？像翁先生这样的才干贤能已经很盛大了，却偏偏做郎官时间最长，升迁仍不超过常例，得到的任所又偏偏最远。这样一来，那些尸位素餐、倚城自守、聚集在繁华之地的人，才开始感到羞惭、心灰意冷。这正是天子用来纠正群臣、宰相用来压制侥幸求进之人的办法，不必堵塞而自然能够自我禁止。渡河时水正深，用先生作为表率驱逐敌人；野兽正迷惑时，用先生来守护国家社稷。这项任命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各位乡先生的话还有没有说完的。我听说东野免于奔逸，却没有听说鸣鸾车翻覆；听说虚中渡河成功，却没有听说忠信之人陷落；五方的风俗不同，却没有听说它们不合于礼；七均的声调不同，却没有听说它们不合于律。所以，善于驾马正如善于行船，善于行船正如善于施政，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处在不同的地方，却同属一个天下，先生出发吧。我又听说：根本宏大，末梢就锐利；源流宽广，波涛就洪大。不盈满于上天，是因为上天自有恒常的给予；不争竞于人，是因为人自有恒常的好恶。贵阳并不是故地，而是西南夷的边徼。俗语说：“树立敦厚、统帅德行并守持始终纯正坚定的，只有酋长才能做到。”如今贵阳既已沐浴浸润于王化，就应当凭借先生的慈惠来滋长它，用诚信来维系它，以平易安静来镇定它。这样一来，他们回转面孔而向往德化，必定比中原百姓加倍深厚。将来朝廷从冯翊选拔公卿，从河内召还列侯，到那时才会知道天子任用先生，并非只是拘守古道，而是远远超出世俗的忧虑。委屈自身来使国家美善、使风俗端正，这是周公所做的事；在先生身上就可以看见它。赠太史内山裴君奉使序【董份】

译古代太史氏掌管四方风俗的美好与丑恶、政事的得失，用来告知君王。四方上奏风俗政事的文书，也都先交给太史，副本存放在王所，所以太史专门居于中央，以备记录编载，务必了解天下美恶得失的根由。国家尊崇设置史官，大体依照古代制度。至于天子修行亲亲之礼、扩展藩国的封建之事，便每年命史官充任奉使之职。这不只是为了宠幸侍从之臣，也是因为藩封之事关系重大。大概居于中央来了解天下的人，听闻广博、阅历丰富；而亲自到各地去的人，见闻更加切近。因此希望他周遍地询问访察，亲自采集天下的风俗政事来告诉天子，并扩充史官的记载。过去在汉代，司马氏担任太史，司马迁自己说他所经历的地方大略遍及天下，所以能够融会贯通，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他自认为这是继承获麟以后史事的记述，接续《诗》《书》的传统，也正是因为他所考察询问的范围广博，这本来已经十分奇异了。然而儒者有人讥讽司马迁轻信传闻、记载互相抵牾，是非判断违背圣人，这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没有沿着正统而来，道理也不知道应当归约于何处。如今内山恰好任史官，又遇到圣明天子派遣使者亲近和睦藩国之时，正要下燕山，浮舟渡过易水，向南望恒岳，向北越过黄河、太行山，到上党后返回。过去我曾和内山交游，观察他的志趣，觉得他醇厚纯正。他内心喜爱深沉精微的思考，努力考察古人的旨意，思索性命道德的要旨；又能约束自身、谨慎行事，选择恰当的地方才落脚，可以说是大雅君子了。我听说古人内在具有真实的质朴，然后才能在外在事物上明察穷究；俗语说：“众人一起砍柴，也未必能举起楚地的大木；三个人指路，也未必有一个能走到正确的道路。”如今内心不能成就诚信，却想沿着记闻的线索，汇总众说的归宿，那就没有不失去宗旨而能够明白的。我的确曾读书读到《典》《谟》篇章，它们的言辞雅正醇厚而深奥，记载先代帝王的经常法度，用来昭示千世的轨范，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那些作者本人。如果不是史臣亲自领会圣人的精微深处，学道深厚而知道它的统绪和要约，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如今皇上光明地开启圣人之极，广泛考察上古，正遵循帝王的事业，卓越超越百代，兴制改度，编纂成就治国功业，将要出现《典》《谟》那样的著述，成为史官的光彩；那荣耀的名声真是说不尽了。如今我正要和内山搜辑金匮石室中的收藏，刻录成当世的史纪，私下仰慕唐虞史臣的风范，恰好遇到这个时代，却又不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您此行将要出发，努力吧！倘若望见蒲坂的废墟，请替我在那里伸颈远望。内山将要从京师出发，有人给他的文卷题名为《金华使节》。我为它作序，如上所说。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归有光】我还是童子时，就知道有吴纯甫先生。长大后登门拜访先生，因喜爱他而忘了回去。世人所谓慷慨豪迈、器宇不凡的人，我一定会说就是先生。先生精通学问，文章深邃，熟悉世事。年轻时做县令，受到郡邑长官的推重，当权者往往为他叹息，期望对他大用，仿佛很快就能看到那一天。后来他受到压抑、遭遇挫折，竟将近三十年；先生自负才华奇伟，不能施展，便喜欢向人谈论天下之事。无论贤愚，见到他的人无不倾倒。年轻学子中稍微知道趋向正道的，他一定引导提携，使之进步；有志之士，也都归附先生。每每在嘉树修竹之间相从，衣襟飘拂、方头鞋相伴，谈笑吟咏，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有时辨析问题，剖析得纤毫不差，议论纷纷而起，群疑顿时豁然开朗，仿佛云开雨收，天空清澄、太阳明亮。对于天下的利害、生民的得失，他心中常常怀着深深的忧虑。天子中兴，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治，诏书多次下达，所要修明千百年来废弛兴盛的事，不止一端，全都是先生过去曾经谈论过的。因此和先生交游的人，都离去做了显要官员，唯独先生仍是诸生，行揖让进退之礼，神色自若。嘉靖辛卯年，先生才考中乡试第一名，于是将要赴礼部会试，穿上王者之官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大家都为先生得到机遇而高兴，又惋惜他太晚了。然而君子的议论，不在于早晚，而在于是否遇到合适的机会；不因徒然得到机会而高兴，而因得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而快乐。我认为国家通过科举收取天下士人，名臣将相接连兴起，豪杰之士无不在其中显露自己。可是近年以来，士风渐渐衰落；卓然不被流俗改变的人，当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那些一心奔走于富贵、行动快如奔驰的人，没有人能替朝廷出一分一毫的力量，却穿着冠带，车马显赫，自以为得意；对内侵夺乡里，对外残害百姓。一旦做了官，便日夜勤勉，只怕自己的钱袋不够丰厚，升迁调转不够迅速，交结奉承不够周到；书信问候多于官府文牒，馈赠输送急于缴纳官赋，拜访谒见比履行职守还勤劳。他们的同党又互相引荐抬高，说：“那个人可是进士出身。”所以即使他们放纵横暴、肆意妄为，监察官员车盖相望，也没有人敢追究。不久之后，升迁提拔又来了。他们起初不过是瘦弱的书生，刚脱去布衣，众多财物便可以立即聚集起来。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得到的呢？难道不想想朝廷怎样取用他们、怎样任用他们、怎样给他们爵禄和宠赐吗？难道他们平日居处时没有恳切悲悯的心意吗？还是富贵的处境使人容易改变，流泪失去自己的操守呢？世上所倚重的人，竟然全都依靠这类人而到了这种地步。君子大概因此产生了对世道无穷的忧虑。当初先生和我谈论天下之事，我没有一次不肃然起敬，又默默地受到感动。我认为如果在位的人都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心意，那么天下就可以无事。然而先生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如今先生遇到了机会，在千百人中得到这样一个人，不能说没有收获；在洪流将要决堤之日挡住奔涌的流波，也不能说没有办法。若依照他过去所说的去做，就如同饥渴时得到饮食一样。趋附流俗的人彼此唱和，持守正道的人直言不讳。直言不讳未必是幸运，但天下的事情，他们不去做而这类人去做；倡导者有一个，跟随者有十个，那么本来就应当有志同道合、声气相通的人。像这样共同维持天下的形势，君子又会认为这是世道无穷的幸运。所以我说，不能说先生得到机会太晚；像先生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遇到了机会。至于那些碌碌无为的人，即使很早就得到高官厚禄，只会在殿廷上唯唯诺诺，我不认为那叫遇合。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别。送陈应虹座师以左谏议擢山东兵宪序【支大纶】

译国家设置给事、谏议之臣，让他们专门在宫门之内封还驳正诏令；这种制度比各类京官尤其重要。他们任职通常数年，不轻易调动；任期届满，便往往担任卿佐大僚，有时也出任藩司、臬司。起初何尝不是奖励忠直、酌量年资和劳绩呢？等到按资历迁转的办法实行，老成之人因为资历不足而迁转期限被催促，刚直峻厉之人又因为年资而受到压抑，孝宗以后，谏垣便多故障了。总的说来不外两条路：有的人悍然冒犯清议，设置严刑峻法来震慑进言者，结果刑法达到极点，连自身也受到牵连，于是反而成就了进言者的名声；有的人则嬉笑和悦、柔媚污浊，公开向人表示自己宽容，暗中却疏远排斥进言者，削夺其权力，严重的还用法律陷害、污蔑他，使进言者不能自行申辩，却以此向天下显示自己有辞可说。自古以来，那些玩弄圆滑机巧来磨损言论锋芒的人，虽然时而升降、交替更换，我都能看出其中的大概。我平日常想到汲长孺辅佐汉武帝时，因直率而触犯时忌，却不被察知；等到他出任太守，竟有人以“一卧治”之语讥笑他。唐子方指斥文潞国，甚至在朝廷上厉声呵斥，但潞国最终能够洗去过失、丢弃愤怒，仍与他一同升迁，共同参与大政。大概两宋崇尚清议，公卿大臣的法度气节远胜前汉，特别卓绝。况且当汲长孺与公孙弘争论布被时，难道还会替自身的资历打算吗？而唐子方在淮浦吟咏，正是凭忠义自我支持，难道会卑微地计较内外任职的资历吗？后来长孺依依不舍、深情眷恋宫禁，子方一旦受到推荐，便忘却旧日嫌隙，高兴地和他共同做事；这种胸襟不是可以向浅薄的人轻易说明的。臣子怀有犬马恋主的忠诚，怎么能片刻忘记天下呢？确实，如果认定天下的大本在于主上一人，我只要能够流出自己的血、竭尽真诚来辅佐拥护他，使主上达到尧舜的盛治，那么天下的治理就会像使用身体、手臂和手指一样容易。舍弃这一根本而去做外任官，即使竭尽所长使事情得到治理，又能把根本怎么样呢？因此有志之士、纯正之臣每天都把纠正过失、辅弼违失作为职责；而那些倡导平均任期、按资历历练并催促迁转的人，完全是为了堵塞言路、开启阻塞言路的门径。凭长孺的朴实忠诚，即使让平津侯稍微宽容他一些，又会损害平津侯什么呢？而汉朝那些强大的藩王、巨大的祸患环伺四周、暗中即将如淮南王那样发动叛乱时，事先讨伐、谋划制胜的功劳，哪里数得尽呢？只看淮扬之间的一局，子方指斥宫闱之事，正当宋天子震怒时，潞国如果顺着皇帝的意愿去做，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他却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不久又显著提升子方的官职。这对宋朝的治理补益极大，而潞国反而借此永远留下了声誉。这样看来，宽容直臣，确实是执掌国政者伟大的节操啊！从汉代到现在，中间经历了多少贤相；而潞国这一次举动，竟成为史册上的奇观。大概刚峭正直的人难以亲近，柔弱圆熟的人容易控制，谄媚的话听起来顺耳，激切的话听起来刺心，常态本来就是如此，古今一贯如此。然而长孺即使稍稍被疏远，武皇仍把他比作古代的社稷之臣；子方一旦出仕，关于孤忠独立的歌咏，直到永远都声名赫赫。如此看来，片刻之间的内外资历，哪里值得大丈夫谈论呢？我的老师应虹，历任宜宾尹，著有循良的声誉，后来被征召入朝，任左谏议，以正直之道辅佐天子，直声震动一时。任职满两年，升任山东宪司佐官，负责北海、登莱沿海的兵备。难道这也是奖励忠直、酌量年资劳绩的制度吗？我的老师实在是社稷之臣，早晚应当再次入朝侍奉天子左右。我愚昧，却要把这件事刻在金石上，宣扬潞国的功烈。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张居正】荆州统辖十三座属城，疆域之广在楚地居首；它事务繁多、治理困难，也在楚地居首。过去几任长吏，大多不能胜任，地方风俗日渐败坏，百姓也陷于困苦。吏部商议，选择郎署中有威望、精通吏事的人去镇服治理，应该可以使它得到治理。于是定山袁公从祠部出任荆州太守。他到任后，查办了几名一向违法、对百姓横暴，甚至与官吏勾结做买卖的人，郡中震惧，没有人敢再作非为。于是均平宗室俸禄，清理积压案件，审察冤狱，广施恩德，政事大成，百姓安定，府中安闲而无事。皇上考核他的治绩，在各郡中最为优异，三年后依照惯例入京朝见。归州知州汪一勺等人拥戴袁公，倡议率先撰写这篇文章，作为赠别；而我正因皇帝赐假回乡，所以能够亲眼看到大治功业的完成，便不敢推辞。序言说：从前仲尼感叹王化受到阻塞，慨然说道：“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便可以见到成效，三年就会有所成就。” 圣人的治理，并不一定都神奇而迅速，大概也要借助时势。久旱的人盼望下雨，看见云气便欢欣鼓舞；寒冷的人请求温暖，看见火气便夹着棉衣靠近。周朝衰微、列国以武力从政、百姓疲惫之时，大家都希望在有德之人的治理下得到休息；假如圣人正在这时兴起而拯救他们，那当然很容易。假使仲尼处在唐虞时代，面对亲近封建的风俗，大概会和百姓一起安居无事，彼此浑然忘怀。所谓可以共同成就功业的人，哪里能够见到呢？所以圣人承接社会的衰败而通达变化，智者借困难局势来显现功绩；百姓的哀号，本来正是圣贤可以凭借的条件。过去荆地的风俗常常因长期偷惰而败坏，袁公从容到任加以挽救，不到几年竟然大治。为什么呢？形势激烈的地方容易改变，有愿望的人容易相与合作。在这种时候，百姓思念良吏，如同婴儿盼望慈母；所以用威严督导他们，百姓就畏惧；用恩惠感化他们，百姓就怀念，这种形势自然如此。这不就是所谓乘势而为吗？从前我在京师，看见如今做官的人都重内职而轻外任；吏部、礼部等天官所属尤其受到优待尊崇，更不愿意出任地方官，即使想出任，也要自己选择富庶安逸、偏僻而容易治理的地方，然后才肯离开，并把这当作惯例。公起初在兰台任职，凭清正声望著称；听说他要出任这个郡，众人都认为他会感到为难，公却安然不为所动。大概他的气度越平和，所以政事也越精当。唉！谁知道事务繁多、形势盘错，反而更足以成为君子建功立业的凭借呢？不过，不选择难易而接受任命，是臣子的本分；均衡劳逸而考核功绩，是勉励臣下的方法。其他方面我不敢妄论，只私下看见如今任用守令和迁转官职的制度，大多不衡量地方治理的难易。事情繁简的差别，一概只以资格作为判断。太守治理一郡，取得成效，任满一年被称为称职，就只能晋升一级为按察使副使；即使功劳卓绝、才干异乎寻常，竭尽精力，也不能突破常规。而那些在偏僻简易之地优游度日的人，即使没有其他长处，也可以凭日积年累升迁。这种官制，就是劳逸没有区别。这样还怎么能鼓励人心呢？如今吏治衰败，民俗疲困，也许将要稍有改变。现在如果不采用重视选择守令的办法，又怎么能够改变呢？如果想重视守令，就必须显扬那些能够治理繁难之地、劳苦而功多的人，以此影响天下。像袁公这样的人，应当怎样处置呢？他这次出行，我冒昧地为此说几句话。赠刘都督序【余寅】

译如今总镇开府的刘公，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将帅之臣吧！过去刘公从松潘起兵，芟除白草番时，评论者说：“刘将军只是偶然成功罢了；再试一次，未必还能得到这样大的幸运。”后来将军征讨九系，大小三百多战，把失陷的土地全部收复。夜郎千里之地，有了刘将军便不再恐惧。横江等地的盗寇大肆作乱，将军讨伐平定了他们，川南因此安宁。评论者又私下揣测说：“将军用来制服羌、僰，确实已经是他的长处了；如果换一个地方驱逐盗寇，只怕就未必能胜任了。” 后来将军从蜀地转往淮南。当时海岛夷寇毒害内地，想扼守吴地、截断粮道，以窥伺南都，声势十分猖獗。于是将军把他们全部歼灭，又在岑港、三沙再次歼灭他们；这样，刘将军又建立了淮南的功劳。后来又从淮南进入福建，进军百粤，击败叛逆张琏以及邓兴、陈明光等人的军队，把海岛夷寇俘获、斩杀殆尽，不留一个残余；这样，刘将军又建立了福建和百粤的功劳。有关官司把这些功劳详细上报，于是他晋升为都督，开府，担任东南总镇。大概天下称为将帅之臣的人，确实很多；总的说来，为什么还不能列在古代名将的行列之中呢？原因是什么？大体上，通晓权变很难，能够兼顾事物分量的人很少。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感叹的事。兵器是危险的东西，古人谨慎地使用它，难道能不完全掌握其中的机变吗？关键就在这里！因此，反复斟酌而有一次偏差，出兵时机不对，进军又不合适，那和枯槁无用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通晓权变之难，就像十次举动有一次失败，耳目便会错乱，手足便会换位，这和凝滞不通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能兼顾事物分量的人很少。”权变是用兵的方法，权量是用兵所凭借的作用。机变真是深奥啊！除了刘将军，还有谁能谈得上容易做到呢？因此，圆与方交错运行，收放采取不同的轨道，正兵与奇兵的变化便无穷无尽了。进攻时看似没有进攻，没有进攻时却正是用来进攻；防守时看似没有防守，没有防守时却正是用来防守，像开合一样变化无穷。上升如雷震九天，下沉如虫蛰九地，决断时如河流奔泻，停止时如山岳屹立，起伏变化无穷。想向左就向左，想向右就向右，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屈伸变化无穷。根据所看见的推知所未看见的，根据所不使用的推知所要使用的；行动匆促时如乱麻，安排井然时又像从容有暇，参伍错综变化无穷。所以说：“不周密时却能周密，将帅之道因此发扬，用兵之道因此强盛。”所以，掌握了机变，就能在敌人面前保全自己；没有掌握机变，就会在敌人面前失败。保全自己与败于敌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刘将军是慷慨而敢于任事的大臣；让他在陆地上作战，他在陆地上取胜；让他在水上作战，他在水上取胜；用正兵，他以正兵取胜；用奇兵，他以奇兵取胜；兵多，他以兵多取胜；兵少，他以兵少取胜。其余我所谈的机变之道，全都是刘将军已经实践过的事。将军在蜀地、福建、百粤所做的事情，我只是听说而没有亲眼见过，难道是我夸大错说了吗？我是海上人，而将军来到海上已有四年，冒着不可测的深渊，亲自历经偏远海岛。岛上人听说这些事后，再没有人敢把脚浸入海水，海面也因此安静如常。大体说来，他谋划部署从不鲁莽，对士卒的情实也从不昧察，实在值得依赖。因此我所谈的机变之道，全都是刘将军已经实践过的事。将军曾自我感叹说：“过去在西部边疆时，差不多还算个男子；如今在东南，只需要有妇人的本领罢了。”唉！刘将军为什么不向北去呢？北方敌人对边地百姓的祸害尤其严重，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给他们造成创伤；把它同东南夷寇的祸患比较大小，即使是弱小的孩子也能分辨出来。将军为什么偏偏一直留在东南，独自享受安逸呢？北方敌患固然严重，但终究只是枝叶；东南富庶，内地无论缓急都要仰赖它，伤害这里才是伤及根本。善于耕种的人锄去杂草，良种才会繁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诛除横暴的百姓，良民才能安居从业。因此，将军驻守东南，正是耕种之道。唉！凭他的才能，放在哪里又有什么不能施展的呢？近来海岛夷寇幸而暂时被压制住了，东南已经安定。将军稍待些时日，暂且向北去；北方敌人还将被擒获，擒获之后便会被举起示众。《送沈君叔成序》【徐渭】叔成父亲拔剑出塞，拾取先父的遗骸归来，随后又抱着书籍到宫阙下号哭，请求为先父报仇，杀掉他所仇恨的两只虎、数只狐，以泄心头之恨。事情办完后，他拂袖回到乡里，在野棠树旁勒马停下，流着眼泪到先父墓道祭告。乡里于是称赞叔成为奇男子，说他没有辱没先父。事情结束后，他又佩着短剑、骑着一头驴，准备渡过江淮向北去，京师还有事情要办。他来向我告别时，见我被枷锁拘束、身体蜷曲，和老鼠争夺残余的烤肉，身上满是虮虱，瑟瑟发抖；破絮只够遮住头顶和身体。成父忽然流下两行眼泪，大声说道：“叔父你竟困顿到这个地步了吗？你那双曾经搏虎的手，怎么会这样？”我被他激励，虽然形貌已经像个衰弱的囚徒，精神却稍稍振作起来。于是作歌为他送别。《赠吴宣府序》【徐渭】

译嘉靖乙卯年间，海上开始大规模用兵。隶属于各大府的士兵，尤其骄横。有三四个穿绛色衣服、披锦袍、穿靴戴幆，身材魁梧而力气很大的人，进入越地乡里，手按剑柄，袖中藏着锥子，目光凶狠地斜视众人，经过市集。他们吃饭时喝得大醉、吃得很饱，把马系在狭窄的街巷，便拥着穿红着紫的人嬉闹，仿佛进了自家的厨房，一文钱也不给。太阳已经西斜，知道没有什么可发泄的了，便逐渐侵扰居民。居民聚集喧闹责骂他们，他们就奔到县衙门前，摇撼县丞、主簿，反而拘捕鞭打居民，还不停地斜视县丞、主簿。县丞、主簿害怕惹祸，不敢采取行动；他们的怒气和酒意更加发作，仍然在街市上肆意横行，不肯离去。我正和您讲学结束，在稽山下遇见他们，便径直上前看着那四个人，怒斥道：“酸腐书生懂得什么，竟敢看我！”说着一把抓下我的头巾，撕碎了它。我对您说：“市民是可以依靠的，何不鞭打他们？”您说：“没有约定就容易散乱，不能这样做。”您回家召集族人，我回寓所召集族人，召来七八个人。我说：“可以了。”您说：“没有约定，恐怕不能任由他们受害，还是不行。”于是约定族人说：“你们只打他们的下身，不要打上身。”又约定市民说：“你们不要动手，只管呐喊助威。”于是众人一齐攻击那四个人，把他们全都打倒，几乎打得皮开肉烂。动手的人尽情剥下他们的绛色锦衣和靴子，那四个人赤身裸体，号哭着乞求饶命。您说：“把东西全都还给他们。”他们叩头悔过道谢，像额头都要磕破了似的。市民们欢呼着合掌致敬。您回应并拍抚他们说：“辛苦了！”他们叩头称快，也像额头都要磕破了似的。您回头对我说：“何不回去？”我说：“好。”走到寓所将要分别时，您说：“还不行，我已经命人在寓所设宴了。”于是举杯作揖，升座的情形就像按功劳等级次第进阶一样，大家都喝醉后才散去。第二天早晨，县丞、主簿以及巡守官都派人送来谢词。有一天，我握着您的手说：“我平生只知道您提笔捻须，实在不知道您使用胆略和兵法竟然这样高明。”您笑着说：“将来如果有人用军队来考验我，也不过如此罢了。”不久您果然出仕，到如今已有二十二年，才开始替圣明的天子统率十万军队，守卫数千里的亭障；您不用小聪明和边角手段，只用一句话就平定了盗寇。盗寇六年不敢冲破栅栏、狂叫着索取食物，只是稍稍摇尾乞怜而已。朝廷内外开始一致把您看作长城，一时之间功勋名望无人可比。我因此更加相信，那些磊落奇伟、声名显赫而流传后世的士人，不是由平日的表象所能确定，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冒充的。像武侯、淮阴侯一样，他们在初次见到君主时，只凭几句话便能在座席前谋划天下；若不是您在稽山下的一场饮酒，又哪里足以同他们相比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斗〕 这时您正因贡士出身而晋升为兵部侍郎，又因任期届满而获得赠官和荫子资格，而我恰好奉公命在幕府任职，感念旧交，便写这些话赠给您。《赠同郡六子序》【许孚远】庚辰年，我们湖地的士人在南宫考试中，有十三人被赐进士出身。其中首先到吏部参加选授的有八人：董子伯被选为仪曹郎，其余七人应当出任县令。臧子晋叔特意上疏请求皇上，乞求到荆州任教。另有六人：莫子子充被授任江夏，孙子应章被授任武进，沈子汝修被授任句容，凌子孟昭被授任南昌，姜子中甫被授任光山，闵子仲升被授任安福。这六位公子认为，刚放下笔墨就要办理政务，而且还要做百姓的父母官，这条道路实在太艰难了。因此彼此商议、询问、推度，惶惶不安，不能释怀。孚远于是斟酒劝告他们说：“诸位不要过度忧虑，也不要要求太多；天下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也只在于自己罢了。所以，立身端正还是邪僻，在于志向；政务治理是通达还是闭塞，在于学问；施政规模是宽广还是狭窄，在于气量；行动和处置是勤勉还是懈怠，在于精神；性情行为是迟缓还是急躁，在于能否克制修治自己。志向端正而行为方正，就像形体显现在表面一样；否则即使勉强装作，也不能纯正。学问明达而政务通畅，就像水有源头一样；否则只是临时谋划，毫无准则。气量宏大而能应对万物，就像大海容纳百川一样；否则勉强去做也不宽裕。精神专一、意志坚定，各种事情自然都会振作起来，就像阴阳二气资养万物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否则就会被物欲陷溺，不能振作。能够省察偏失、革除弊病，面对各种事情都能恰当应对，就像手持明镜照见众多形体一样；否则好恶偏邪，就不能协调。像这样，究竟应当向别人求取，还是向自己求取呢？”我又观察到：女子刚刚成年出嫁时，举步小心谨慎；后来掌管家室，有的便傲慢地斜视公婆。借住在旅店时，得到一顿饭便露出感激的脸色；住久了熟悉起来，便会向主人提出许多要求。士人凭借文学成就起家，一旦承担治理百姓的重任，只怕自己不能胜任，所以身处祸患时如临险阱，求取善道时如饥似渴。等到他尊居百姓之上，权柄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些在他身边逢迎讨好的人，无不把他当作父母和神明。于是他的声音和脸色便会显出自得，有时甚至把人拒于千里之外。这就是所谓富贵改变人的祸患。老子说过：“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君子整天行动都不离开辎重车，意思是心中始终战战兢兢，常处于虚静淡泊、镇定安详的状态，并以此役使各种活动。”君子一定要遵循这条道路，才能免受习俗改变人的祸患。诸位努力吧！俗话说“三次折断手臂便成为良医”，我曾经做官而折断过自己的手臂，冒昧地把这些话念给诸位听。《送薛青雷都谏出参藩序》【冯琦】

译今年春天，薛君由都谏出任参楚藩，他的门生来向我请教赠言。薛君是我最初荐举的士人，过了十年，薛君也通过荐举入仕，并且已经升到三品官，仕途通达得很快。时光容易流逝，人的离合又不能长久不变。我为此再三叹息。当初薛子由吉士任给谏时，有权势的人用言语诱引他，想拉他一起办事。薛子谢绝不去，说：“士人如果依附别人，就不成其为士人。”做官以后，事业上不可能没有是非毁誉；如果把依附他人的得失也算作自己的得失，我也要承担其中一份。这样一来，后来的是非毁誉便增加了一重，而后又增加了第二重。我连一重都承受不起，何况两重呢？像薛子这样守持自身，是可以的。治理天下就像治理边疆：锋芒凌厉、彼此搏击，拿住别人的短处互相伤害，像风涛一样，仿佛战争；躲在屋檐下，甘说好话、献媚讨好、察言观色，没有什么不唯唯诺诺，仿佛调和而不偏激、不阿附；不可亲近也不可疏远，招他不来，挥他不去，屹然独立于世，不偏不倚，仿佛固守旧法。治理边疆和立身处世都有三种策略，我都取守持之道。薛君说：“处在先生所说的守持之地，也许可以；但三才是言官，未能发表崇高宏大的议论，极力指出朝廷的过失，如今又俨然出任参藩，却没有什么报答国恩的办法。” 以后即使还想有所补救，又从哪里做起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世上如果没有敢于极力进谏的人，我便要责备您；世上如果人人都想做直言敢谏的人，我反而不责备您。言路闭塞，是因为人人都不说话；言路开放，是因为人人都说话。人人都说话，也正是人人渐渐不说话的开始。事情并不少，贵在不走到极端、不反复；说话的人少了，言论才开始可贵。言论可贵，名声也随之附着；名声所归趋的地方，人数便会增多。言论众多而不能显出自己的不同，于是争相说激烈尖锐的话，触犯冒犯忌讳；君主便怀疑群臣要同自己对抗，抱定成见来抵制他们，而进言的人开始屈服。三年以来，进言一次便遭斥退，斥退后又不被召回，伏处民间的已有一百多人。于是言官中进言的十个人只有一个，非言官而进言的百个人只有一个。唉，士人怎么这样容易勇敢，又这样容易怯懦呢？所以所谓人人都进言，正是人人渐渐不进言的开始。薛君做谏官，遇到事情便进言，话说到切合事情为止；既不模棱两可，也不抗拒激烈，既不攀附，也不回避忌讳。这难道就是所谓屹然独立于世而不偏不倚吗？不论说守身，即使说守官做到这样，也不能算错。几年前，朝廷的议论大多要等言官发起，有时推行一项政令，还要由言官执掌可否之权，在事后议论它；于是任事的人地位轻，言事的人地位重。如今言官的奏牍不一定都得到答复，即使得到答复也未必施行；言语稍微尖切些，有时反而因激怒而坏事；不进言又不合言官的职责，因此还不如做外任官。这样一来，尺寸之间都可以自行树立。言语本来是为了促成施行；既然不能施行，不如不说。如今的言官，是说了话而等待别人去实行；如今的藩司、臬司，不必发言便亲自实行。亲自实行与等待别人实行，难易相差很远。古代行省的大官，多半按照自己的意旨治理，不完全拘循一条道路。国家的法度纤细详尽，一切都已完备；三尺之法使人人都从法令中行事，能够守法便称得上贤能。按照前面所说，是守官；按照现在所说，是守法。我始终赞许的，正在这里。治理边疆的人，能够守住未必就能取胜，但可以避免大的失败；做官而守持自身的人，能够守住未必就能获利，但可以避免大的祸害。我愿意同您始终守住这个原则，也愿意把它同您的门生共同遵守。《送陈侍御奉太夫人南还序》【冯琦】

译今年春天，陈侍御从龙以河南道主计吏的身份任职，执持准绳，分辨黑白，黜陟升降一概依据至公之心，朝廷官员争相认识他的风采。适逢言官因请求皇上训示储君而受到重罚，省台官员因上疏论救而被责罚的有十多人，铨部官员因迁任建言者的官职而被责罚的有四人。当时所称的端正之士，如锺都谏羽、正张都谏栋、王选部教，都在其中。侍御想起草奏疏为他们申辩，有人对他说，侍御前次的奏疏指斥宫闱，被留中不报；如今又要有所论列，必定会再次触怒圣明的君主，使太夫人忧虑。太夫人也多次劝他停止。她退居独处时，就派使者侦察侍御要做什么；侍御稍久不回来，又派人催促召回，说：“莫不是入朝上封事去了吧？”侍御久久不能施展自己的意图，默默不乐。于是侍奉太夫人回乡。友人冯子斟酒为他送行，说：“唉，端正之士都离去了！有的因进言而离开，有的因职务而离开，有的因既不能进言又不能任职而离开。朝廷士大夫真是可怕啊！君臣的离合，阴阳的消长，前面的事情已经可以反复说明了。”过去有一年，朝廷突然进用贤人，又急速罢退不肖之人。名声，是人们争夺的工具。我给人美好的名声，又突然给他美好的职位，这是天道所忌讳的。夺走人最看重的东西，再加给他极不肖的名声，按人情来说必定无法承受。天道所忌讳的，加上人情所不能承受的，形势就不可能长久。过分精明反而容易愚昧，过分洁白反而容易受辱，拘谨固执的人可以被激怒，最终彼此消耗殆尽。士人本来就以抗直而被世人注目，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进言必定说尽，说尽便必定获罪。一旦获罪，他这一类人便不能独自安然。不是因进言而离去，就是因不进言而离去；进言和离去都足以使自己同众人疏离。君主既不肯虚心听取，人臣又不肯降低心志留下来，这就是不尽不止的形势。自古以来，结伴进用的人必然结伴退去；如果结伴退去，就未必能够再次进用。宋代许多大臣只要意见不合，便走下殿来上札子请求离职。一个正直的人离去，众多正直的人便跟着离去，所以有“官家另用一番人”的说法。假使诸位公卿稍微忍让调和，不过分坚持，保全自己的高论，使君子和小人各自站立、彼此争论，虽然未必完全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却决不至于丧失同道、败坏朋类，使国家这样迅速地空虚。由此说来，君臣的离合、阴阳的消长，从前面的事情便可以完全看见了。如今君臣隔绝，外部不得安宁，内部忧患又多；天下悠悠万事，还没有一件能够靠言语争取到、使形势回转山河重振的。现在计策只有竭尽诚意、极尽忠心，从容镇定，同时暗中防备事情出现相反的情况；真正看清之后，再以死守住它罢了。正直的人通常希望朝廷无事，而不肖之人通常希望君子有事。君子身居重位而使轻微的事变得重要，处于安静而能制御躁动。即使君主闭门不问政事，只要正直的人还在朝廷，士人中那些首鼠两端、时而趋附时而背离的人，也仍然有所牵系和顾忌。即使确实是不肖之人，也有所畏惧，不敢发作。能使不肖之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发作，就是君子一类人没有完全离尽，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这就是《诗经》作者作《白驹》的用意。侍御此行，我姑且以年末为期限来等待您。侍御千万不要有别的打算，请问：假如世上君子很多呢？我便同天下人一起做君子；假如世上没有君子呢？我独自做君子。同天下人一起做君子，功效宏大；独自做君子，力量专一。侍御是言官，到哪里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如果让侍御以身犯险来博取直名，太夫人不会高兴；如果让侍御改变操守、改变思虑，学着周旋逢迎，太夫人也不会高兴；如果让侍御不能胜过膝下亲情，优游逃避、坐着荒废自己，太夫人仍然不会高兴。太夫人所高兴的，只是侍御成为君子，并且同天下人一道成为君子。侍御侍奉母亲孝顺，能够奉养老人的心志；您不妨把我的这些话拿给太夫人，请她判断是否认为正确。《赠大学士张公序》【利瓦伊桢】张明成学士的德行和声望为海内所宗仰。皇上把他从谪籍中提拔出来，重新回到讲幄；他因为母夫人年事已高，请求暂时归家。没多久母夫人去世，他服丧刚满，恰逢内阁职位有空缺，皇上便在他家中任命他参与主持大政，朝廷内外都准备好冠帽相互庆贺。按照旧例，拜相的诏书下达后，礼物、粮食和牲畜接连不断地送上道路，可张公却非常厌恶这些。古人交往以恭敬为贵，如今却变成送货取利，这难道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囊中拿出来的吗？大抵是赎金和剩余赋税出自百姓的力量，有时甚至盗取公家的储藏。下级来交往的人献媚，上级来交往的人骄亢；大官往往因此受到请托，官场邪弊纷纷兴起，政体日渐衰败，正是这个缘故。张公打算一概谢绝，希望可以借此作出榜样给百官看。我承乏任职虔州，恰好与您同行相遇，既不忍重重违背您的高雅操守，又不能只到此为止，于是私下依附古人赠言的意义，把当今的弊病中应当责望于您的地方略加陈述。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之处，利弊损益，经过百代也可以看清；但矫正弊端的人常常像被热汤烫过便害怕冷水、被热羹烫过便连冷菜也吹一样，因噎废食、削足适履，都不对。把逃走的猪放进猪圈，又把它招出来，也不对。古人连一颦一笑都不轻易给人看，更何况要加给自己矫枉过正的名声呢？近来所谓挽救时局的宰相，有的奖励退隐，有的崇尚综合考核，开始时未尝不使人耳目一新，但巧伪之事丛生，争相钓取禄位，到最后得不偿失；这种祸患在于不能持平。况且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也没有完全有害的；因为一时一事的利益而兴起某项措施，没过多久又会革除；因为一时一事的害处而革除某项措施，没过多久又会恢复。议论越来越多，功效却微乎其微；这种祸患在于不能审慎考察。人臣应当以自身殉国事，难道能让国事迁就个人吗？如今天下争相说要开放言路、去除苛政，却用这两件事作为约束他人的名目来行自己的私意；长期任用不实行，冗官重新设置，十年不在市集杀人，二十年因以市集上的媚态讨好盗寇而使军用物资毁坏，都是迁就私意的过错；这种祸患在于不能担当。祸患难道只有这些吗？还是有更大的。朝廷不举行经筵讲学，宫廷和官府之间的情形日益隔绝；国家根本尚未确定，宦官的势力日益放纵；上供不减省，公私储积日益贫乏。祸患没有比这三件更大的了。然而这三件事，不是宰相一个人的手足力量所能办成的。不能持平、不能审察、不能担当，才是宰相的责任。张公只需尽到自己所能做的，等待天意决定罢了。过去伊尹的相业，评论者说是从一介不苟取舍开始的；张公取舍义利严明，先声所振，已经宏大。我同张公交游将近三十年，号称知己，如今因衰病而竭力请求长期休假，幸而还没有填尸沟壑；日夜同乡里的三位老人期望看见德化成功，所以不愿用不合义的话赠给您，作为您相业的开端。《奉别赵汝师先生序》【汤显祖】

译宗伯吴赵公奉命出征并将要启程，当时在南方的卿大夫和正直之士都很高兴，有人对我说：“赵公，是世人所说的伟大人物，一定会有所作为。江陵相是了解赵公的人，如今两位宰相又都是同乡中同赵公亲密的人；他们都因正直进言而触怒过他，却没有人能够迎合他的意旨。能在今天违逆世俗而坚持正道的人，一定是伟大人物。”唉，这还没有说尽赵公之所以成为伟大人物的原因。赵公曾对我说：“我见过所谓的‘人’了：有的人偶然因为说了一句正直的话，表现出一项奇特的操守，后来一旦起身做官，却变得昏昏庸庸。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小人。我所不做的，是因为做官便不忍不办他的职责，办理职责又不忍不顾及他这个人；即使说出来没有人听，按照我的行动去做也可以。”所以从赵公起用到现在，前后总共几次迁调，他没有一次不谈论自己所任的官职，有时还谈论天下利害，丝毫不厌弃那种不做小人的心志。后来吉水邹君三次出任南方官职，赵公将要北行，赵公又对我说：“邹君的名声已经更加高了，可国家因我北行而受到更大损害，必定又会出现这种情形。使我的名声更加高，却让国家承受更重的负担，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来不想出行。” 我低头叹息说：“您说到这里，正是伟大人物的心胸，也是君臣之间的道义。即便如此，您还是去吧。”伟大人物行事于天下，要适应三代的法制。当时诸侯、士大夫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庶子可以学习本国政事，士人没有离开国境的想法。到了春秋时期，所去的地方如果不如意便可以离开，因此有异国，也有父母之邦，可以在多个国家任职。如今只有一个父母之邦，不能因为稍不如意就离开；这既不合形势，也不合人情。古代情形如此，土地有分界，士人出生于其中；有人贤能，地方便相互以他为重。到了天下统一，范围扩大了，所看待的士人也更广泛，形势便不得不轻视个人。古代情形如此，士人都是世家，彼此亲近；有贤者，愿意相互谦下，也愿意相互等待。如今则是天下的士人，有政务，这里不做，那里就会有人做。伟大人物的心中常有办法使自己宽解，实在不会拘拘地认为只有某种政务才算事业、没有这种政务就什么也不能做。后世的时代也没有离今天太远，为什么这样说？古代情形如此，在封国内容易让士人被君主了解；有了谦让，士人反而更容易被了解。后世即使有伟大人物，君主也未必能很快知道他；即使知道了，也往往会认为他是在非难自己的宰相，而这正是君主对待人才的情形。既然要通过对待人的方式来认识伟大人物，他本来就不忍心那样做；既然如此，通过做宰相来实现它也是可以的。如今正是可以通过做宰相来认识伟大人物的时代；如果仍然不能保全自身，那么还可以借此保全自己的言论。言论若被采纳，便等于自身施行；言论若不被采纳，自己虽不忘为天下谋划的心愿，也没有违逆君主。唉！孔子也是伟大人物，在季桓子当政时本来也可以有所作为。他在鲁国所办的事情，也没有得到信任。既然这样，孔子本来就没有在鲁国施行自己的道。有人说：“道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不能停止呢？”回答说：“我五十岁才知道天命。”这样才能达到耳朵听见便能接受、内心顺从自然的境界；在此以前，还没有知道天命。有不合道理的言语，便逆耳；有不可行的形势，便坚定自己的心志。凭借这一点达到不惑，大概就是人的道理。既然已经知道天命，那么天下的事情都有其所以然。还有什么足以违逆我的耳朵、动摇我的心志呢？即使还没有实际施行，他的道已经施行了。这样，担任其官职而不使名声增加，施展自身而不使国家受损，这就是上天的道理；不是伟大人物，便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唉！凭赵公成为伟大人物，又因为我同他交游已久，最了解这一点，所以只希望他能够知晓天命罢了。天下的事情，哪里能够全部说尽呢？” 《长安送黄竹石序》【袁宏道】黄竹石从江陵背着破旧书箱来长安访问我。那时我正任职于选曹，而选曹本来就是设置篱笆、插满荆棘的地方。我们不能常常见面，即使见面，也总被饮酒耽误，只草草寒暄几句罢了。不久他辞别我离去，请我写一句话送别。我说：“您也已经遍观三街九巷了吗？污浊的尘土遮天蔽日，腥臭的风扑鼻而来；行人跌倒在道路上，居民把粪便倾倒在市中；掩埋尸体、屠狗为业的人，衣衫破旧、补丁累累的少年，高挽发髻、衣着暴露的人，面如枣色、牙齿参差的妇女，肩挨肩、脚跟接脚跟。这里也是天下最丑陋的地方。然而回头仰望云中，那里有凤阙、铜龙，百官和宗庙都汇聚于此。引到贯城的市场上看，夏代的璜、周代的天球，如太阳般的璧、如月亮般的珠子，以及东夷北狄的珍奇异物，都陈列在那里。随后进入云韶院，经过鸣珂里，南方的南威、西方的西施、越地的俊美少年、吴地的侍童，公孙大娘的剑术、僚的弹丸、贺怀智的琵琶、念奴的歌喉、霓裳羽衣舞、呼卢博簺的游戏，各种事物都聚集于此。如今山城水郭，街巷没有不清洁整齐的，衣冠人物没有不端庄雅致的；可是一个穿茜红色衣服的人走过，便已经引得众人围观、惊讶指点。拿出汉唐旧物一两件，人们睁大眼睛也叫不出名称。” 这样之后，才知道京师的广大，千万不要因为污浊的尘土和腥臭的风，便认为都市的景观只有这些。古代的圣贤、豪杰、巨公、哲匠，不也像京城的三街九巷一样吗？无论是文章还是道理，到了这里才达到极致。您回去后尽管向他们求取教益，他们都是绰绰有余的老师。” 《唐医序》【袁中道】

译我年轻时仕途失意，喜欢游历，南行到吴越，北行到九边，用这些来稍稍发泄自己的雄心，而每到一处一定带着一名医生同行。唐生就是其中之一。唐生是江右人，凭医术游历楚地；我到公安时，他便跟随我游历，回去后就隐居乡里，跟随两位叔父饮酒。我停止游历、常住乡里后，常对两位叔父说：“唐生跟随我游历，有三件极为快意的事。”中郎和我进京，取道宛、洛，天气晴朗温和，大家都舍弃车轿骑马，先进入驿舍，却让唐生代替我们坐在车轿里。离城还有十多里时，驿吏便跪拜迎接；唐生惊愕，不知如何是好。鼓乐喧天，呵喝开道的声音十分严厉，众人簇拥着进入驿舍。唐生下车后，脸上显出很骄傲的神色，这是第一件快事。梅客生在云中开府，我前去作客，在桑干河设酒宴，举行盛大的歌舞。那天村官全都穿戴齐整，光彩耀日；前来劝酒的都是万户之家的官员，唐生也在席间。酒醉后在平原上纵马奔驰，偏禆们环绕左右，一簇人像红云。客生和我在马上鸣镝飞射，箭声像鸱鸟鸣叫，唐生也骑一匹马跟在后面，这是第二件快事。我住在都门，有个新安商人准备酒宴和教坊歌舞；我因别的事情没有陪到席终，商人已经先给了我钱，让唐生代替我饮酒。画阁朱栏，绿窗绣榻，帐子和床铺全都用绫锦制成，香气清幽，充满一室。天色将晚，两个小丫鬟前来侍奉，替他脱去已经破旧的冠帽头巾；里面穿着木棉粗布短衣，绑腿裹得像梯子一样。小丫鬟都躲着笑，唐生自己也笑个不停。这样的地方，不是风流豪侠之士根本进不来，而唐生竟然也能够混入其中，就像樵夫遇见毛女、渔郎见到仙女一样，这是第三件快事。几位叔父听我说起这些，都大笑起来，每次饮酒时总拿唐生取笑，唐生自己也很得意。后来我再去游历，想到唐生已经老了，便不再带他同行。丁未年，我从渔阳回来，进入村中，在拥挤的人群里没有看见唐生，便问两位叔父：“唐生去世了吗？”又询问他乡里的族人，他们说：“他来的时候已经断绝水浆好几天了，如今去世大概已有几个月。”我哭着说：“真令人悲伤啊！唐生多年跟随我奔波，希望我能考中一第，沾到一点升斗之禄的好处，如今竟然已经去世了。以后我应当抚恤他的遗孤，不让他们受冻挨饿。”又过了三年，辛亥年，我再次进入村中，船停在辋湖岸边。天上下着微雨，白天的景色惨淡，水面像釡鬛一样鳞鳞闪动。忽然见一个人撑着伞进入我的船，仔细一看，竟然是唐生。我大为惊骇，说：“这一定是鬼！难道是故人的魂魄听说我来了，前来托付什么事情吗？” 还是所谓三尸假借人的面貌来戏弄我呢？”我暗想鬼害怕唾液，急忙朝他脸上吐去。唐生说：“您年轻时就喜欢戏弄人，如今老了还这样吗？”我说：“您大概不是昔日同游的唐生吧。”我前年到这里，问两位叔父和您的族人，他们都说：‘已经去世很久了，这不是鬼又是什么？’唐生说：‘我确实已经死过了，不过我是差一点死去又重新活过来的人。’正当我们互相争辩时，两位叔父来了，在船中大笑，把他死而复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我的疑虑才消除。我们又一起饮酒，我把旧衣服送给他，并拿出囊中的钱替他买棺材。当时唐生将要回吴地，从帽子里取出伯修、中郎所写的两张诗文，雨水流痕和烟迹堆积在上面，几乎无法辨认；他还说：‘我同您相交最久，可您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字。每次求您，您总说：“慢慢来，再慢慢来。”唐生都要入土了。’我说：‘慢慢来，您的寿命还没有到头。’您的医术依照古方，虽然未必能救活人，却不会杀人，这应当长寿。家里虽然贫穷，但胸中洒脱，没有一件事挂怀，精神清明舒畅，这应当长寿。各种物类，如猿、如鹤，都能活几百上千年；您瘦骨嶙峋，圆眼尖嘴，浑身长毛，很像猴子，这也应当长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我如今也将隐居乡里，在湖上修筑房舍；到明年您一定要来，我应当替您写一篇生传。唐生说：“老人就像风中的灯一样。姑且替我写一句话，使后世知道世上曾有唐生，也就足够了。”于是我提笔整理记录他的话交给他，同时约定明年相聚的日期。其中有许多戏谑玩笑的话，大体上就像车子已经走过三步，肚肠疼痛也不要怪我。《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四十八 （明）贺复征编 ○序六十八【以下为贺祝类】《贺郑都指挥序》【明·崔铣】崔子说：前些日子蓟地盗寇兴起，共有八个人。他们估量险要地势如同自家庭院一样，利用防守迟缓造成的漏洞，扩张到拥有万人军队的大头领，后来才把他们制服。论赏时，劳苦的人反而居下，有势力的人却居上。大概德化衰败之后才有政令，政令失效之后才有战争，军队懈怠之后才有赏赐。因此，教化盛行的时代不谈政令，治理清明的时代不谈战争，振兴有力的时代不谈赏赐。到了需要赏赐还仍然失当的末流，哪一种情况比这更严重呢？从前闾丘氏的儿子落水，他在国内呼喊说：“谁能救出我的儿子，我给他金子。”渔人把孩子救了出来。闾丘氏的亲戚却把这件功劳据为己有，闾丘氏给了亲戚金子，亲戚却让渔人白费力气。等到他的次子又落水时，呼喊仍和先前一样，国内却没有人响应了。所以守信，是古人所看重的。我外妹的丈夫郑存，也曾跟随军队立功，由指挥使升为都指挥佥事。我的外舅鹤翁以及卿大夫都来向他道贺。我说：“郑存，功劳比你大一倍的人，你应当知道；功劳比你小的人，你也应当知道。想到功劳更大的人，就应当安分；想到功劳较小的人，就应当谨慎。自你的祖父到你，已经三代做都指挥了。你的父亲还在勤俭持家；家业充盈而能守成，所以才有你今天。你只管继承德行，只管孝顺父亲；只管报答赏赐，只管尽忠；只管接受祝贺，只管敬畏谨慎。我听说：福分不可妄自接受，享有尊贵的地位也不可只是空居其位。” 古语说，不能守持福分便是违背福分，不能配得尊贵便是自取羞辱。善于饮酒的人，大概只饮到适合自己的酒量；斟满酒量，或许还承受得住；超过酒量，很少有不困倦生病的。因此君子对福分感到畏惧，对尊贵感到忧虑。又说：郑存，你已经通达显贵，也已经刚毅坚强，还想继续升任官职，就应当早晚守持我的这些话，这样才能建立功勋，留下声名。” 《贺监察御史胡君考最序》【罗玘】

译御史这一官职，品级为正七品。在侍从官的行列中，什么官职同编修相当？都给事中。在部、寺所属官员中，什么官职同大理评事相当？太常博士。在外任的众多官员中，什么官职同推官相当？知县。这些都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的，其他途径的不在此列。然而推官、知县品级虽然相同，他们的升迁固然由御史升迁，贬黜也固然由御史贬黜；这是因为他们在外任职时形势如此。在朝廷中，大家虽然地位相当，但评事受限于狱讼，博士受限于祭祀，并不是能够全面参与天下事务的人。编修能够记载天下事务，却不能谈论天下事务；都给事中能够谈论天下事务，却不能推行天下事务。既能谈论又能推行的，只有御史罢了。唉！御史难道可以只按品级来论定其官职吗？既然不能只按品级论定，就不应受资历限制，又为什么还要用考核成绩来评定呢？即便如此，升降官员是天子的权力；御史能够在外地施行，而在朝廷中的臣子又能进言其中善处，天子于是升用他，这也等于御史升用了他；其中恶处又能进言，天子于是罢黜他，这也等于御史罢黜了他。可是唯独涉及御史自身时，他却完全没有参与其中，那么他又凭什么去责求别人呢？这种势头必然会归结到这里：同百官考核政绩一样，有最差和最好之分，也有贬黜和升迁。这样一来，对外官的贬黜升迁就不敢掺杂私心，必然公正，别人也会说公正；朝廷中官员的贬黜升迁也不敢掺杂私心，必然公正，别人也会说公正。天下治理的开端，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那么考核御史的政绩，难道只是像考核百官的政绩那样吗？天下的政务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唉！如今天下本来天天都从这件事上受益，却不知道；即使是御史，也淹没在其中而不自知。关于考核御史政绩的文字，也有不少，却没有人替它发议论。我昏昧无知，又哪里敢公开直说呢？胡惟峻是我的同年朋友，曾私下向我谈起此事。他说确实如此。等到胡君任御史满三年，台中的同僚一定要我写文章称述他的优异政绩；胡君的最优考评已经载在考功簿上，这是人人都能知道的。不过，如果让人知道御史的考绩关系到天下大事，却偏偏在胡君考绩时才显明，这既是我对胡君的深厚情谊，也是我记录天下事务、尽自己职责的缘故。《贺大中丞孟公生子序》【李攀龙】隆庆己巳年，大中丞孟公才生了儿子。第二年，左史许殿卿从孟公任所回来，对我说：“中丞公已经六十二岁了，才生儿子，真是危险而又几乎得到他了！所谓‘危险而得到’，就是几乎得到。‘几’这个字，是说得与不得还不能确定。人的传宗接代，从最初百姓繁衍、分族受姓以来，延续到今天，像绳索相连从未断绝；一旦到自己这里突然中止，不论宗庙中无后代享用祭祀，国家没有继承人，即使不能营建堂屋、不能播种收获，甚至近于制造木偶，题作‘三不孝’，那么谁不惶惶不安、希望几乎得到一个儿子呢？用弓袋祈祷祭祀来求子，用熊罴之梦在睡梦中求子，即使这样也不算过分。即使是不肖之人，不禀告父母便娶妻，以权宜办法求子；宁可抛弃爵禄，用余生去交换，以侥幸求子，那么谁不惶惶不安、希望几乎得到一个儿子呢？”攀龙说：“儿子不是靠‘几乎’就能得到的；把‘几乎得到儿子’作为求子之道的人，其方法应当就是那个真正能得到儿子的人的方法。孟公对于人伦之道，是含蓄宽厚的长者，乡里大概把他看作石相家的人，这正是我和殿卿一向所熟悉的。三十岁时游学京师，他的朋友和亲戚都说：‘既然已经抱上儿子，那么以他的厚德，一定没有不能承载的福分。’ 他出任缙云县令时，百姓像对父母一样称道他，说：‘他一定会有尊贵的仲子和贤能的季子；既然如此仁厚，必定会有后代。’四十岁时镇守陇右，秦地人同越地人一样说：‘不用占卜，商瞿膝下的子孙已经绵延不断了。’五十岁时以大中丞身份督理河南、北直隶，权贵豪强收敛手脚，百姓有所依靠，无不赞叹他，说：‘如果公爱惜自己，那么将来退朝用餐时独自站立，也无法应付庭前趋迎者肩碰肩、脚跟接脚跟，以及吟诗问礼都来不及的情形了；可见他的威望和气势必定会使人收敛。’他为什么能在梁、楚之间得到这样的声誉呢？然而他当时仍然没有儿子。这些是殿卿亲眼见到的，也是我从楚地、越地听来的。直到今天，人们还相互问道：‘公身体还好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生儿子？’难道已经能够驾驭妻妾了吗？不然，咳嗽一声便能成名的有几个人呢？再不然，将要迎接入馆的有几个人呢？乡里早晚窥看他家门上是否悬有弧矢，家家拿着羊和酒前去道贺，却很快就作罢了。这一年他六十岁，牙齿和头发仍像平日一样。这从缙云、陇右以及黄河以南以北，历经几十年，他的仪态始终没有改变，谁又不替公希望他几乎得到一个儿子呢？公如今六十二岁才生儿子，我本来就认为，他求子的办法应当是那个真正能得到儿子的人的办法；人们的期待更加确信他一定会得到，不过如此。难道最终只是说‘几乎得到’吗？正因为曾经担心不能得到而闷闷不乐，所以后来几乎得到儿子时才感到快慰；由此而得的孩子，必定贤能。况且，孩子贵重，这是上天用来报答孟公、回应秦地、越地、河南北部以及乡里众人对他的期待的；这样以后，孟公敦厚仁慈、修养威望、持守庄重的德行才算完成。现在正是可以带着羊和酒前往道贺的时候，于是我替殿卿把这些一一写下。《贺少师杨公一品四考序》【汪道昆】

译高皇帝仿照《周官》的制度，专门任用六卿。至于太宰统率百官，大司马驾驭诸将，他们的职任更加重大。直到现在十代，大多依赖柱石之臣。然而太宰的职责在于守持成法，大司马则兼用武力。守持成法必须秉持正义，用兵则必须运用权宜之计，两者都很难，兼任二者就更难了。太宰杨公侍奉肃皇帝，历任大司马多年，嘉靖末年才升任太宰。后来先帝召回旧太宰，让他兼管大司马事务，品秩如初。皇帝居丧期间，首先召太宰回朝掌管吏部事务。不久，太宰从天官升为一品，考满四次，皇帝命有关部门援引旧例上报。明朝兴起二百多年，六卿位居一品且考满四次，从今天的太宰开始。先臣马端肃只因考满三次便得到特别待遇，如今太宰的待遇不止超过了他。皇帝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赐给他的品秩比照端肃等人。杨公三次辞谢后才接受诏命，于是由少傅升为少师。端肃侍奉先朝，名实显著，功烈卓著。当时太平已久，海内仿佛将要停止用兵；一旦边事兴起，端肃因谈论军务而显名，这本来就是难事。自庚戌年毫无戒备，敌人攻入郊关，肃皇帝从宫禁中急切地察看此事，对下属的督责更加严厉。于是燕、代两地同时设置都府，直接扼守要害以保卫京师。树立军旗，把军权授给别人，敌人就会失色退却。然而代地告急时，公正在代地；燕地告急时，公正在燕地。像解右卫之围、击退郄大水峪的侵犯，都是从九死一生中取得一次胜利。这难道不是震动天下的功劳吗？各种功勋劳绩，至今仍清楚地留在边地人的口中。墨家一派正窃取国柄，近臣和奸邪之徒又认为公的做法不合己意。公将要受到牵制时，出则统领督府，入则掌管兵部。东南地区抵御倭寇，西北地区平定盗寇，公正色而立，执政大臣和其党羽最终只得放弃谋划。人们说公维系国家安危如同郭汾阳，决胜如同裴晋国，审察先机如同狄梁公，这是当时的评价。不久，众多巧言者掌权，邪曲的学说兴起，煽动人心，使尧与跖都无法辨别；又加上苛细核查过于严酷，别人稍有触犯便永远记恨，因此朋党相互勾结、进用私党。公入任太宰后，考察人物总要以诸公的行为为标准，众口纷纷等待他自行裁定，有人想借机发泄旧恨，但公一概以义理阻止，不让施行。人们说公持守大体如丙吉，砥柱中流如陶侃，这又是当时的评价。各部族归附，进贡请求册封，议论者纷纷发言，最终认为不可轻率答应。朝廷等候公来决定，于是催促召公入朝。公到后，分条列举内政中应当讲求的各项利弊，议论于是确定。近来各部族归顺纳款，每年节省边饷数额极大。人们说公决策如张子房，善于裁断如杜如晦，这又是一个时期的评价。从前任用人员就像潮汐一样，一旦失去权柄，便把自己所推荐提拔的人登记清除一空；即使是贤良之士，也将不能幸免。不久，执政者代理宰相，某些人窥伺机会，乘人之危，结交报仇，竟把这当作豪举。公回任太宰后，除去其中最过分的，其他一概不问。于是人人都能自我坚守，有幸赶上宽政。人们说公不扰乱政事如曹相国，不做得过分如司马端明，这又是当时的评价。公任职期间，又逢时局屡次变迁，但始终以遵循平安正道为要，完全归于正直，不迎合也不排斥，随时势而适宜，这已经是难中之难了。如今公位居太宰，升为少师，以一品之职历经三朝，考满四次，在一时的功勋和声望方面，应该没有人比得上公。然而公早晚更加战战兢兢，务求以身作则；有职任的人对他恭敬弯身，屏息而立，即使严寒酷暑也不懈怠。古人所说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公没有辜负。各种功业，都只是这些根本德行的余绪。月满一个辰为一年，年满十二个辰为一纪，寒暑相互更替，动静彼此耗尽，终始循环往复。以公的四次考满计算，一纪已经完成了。其中用兵的时期占十分之七，守持成法的时期占十分之三。盗寇遍布四方，真是何等劳苦。上天赐福于明德之人，君主年少而国家没有疑惧，百官全都听从公的意见，务必专一于德行来尊奉天子。公从这里重新开始，当前有利之处在于守持成法；群贤济济，众人严整，国家大概将不用劳苦便能得到治理。《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公还有什么可谦让的呢？况且公的几个儿子都具备文武才干，声望倾动海内：有的像督学使者，有的像执金吾，前途如鸿雁渐进、羽翼翩翩；有人以文武兼备、以身许国来称许公，公的儿子也将以文武兼备来继承家业。古代让世代为臣的人，使他们长久保卫社稷，汉代的周氏、韦氏就是这样。公所谓世代继承美德，哪里还用按年计算呢？过去我任尚书郎，有幸做过公任大司马时的属官；如今我入朝辅佐大司马，恰逢公已经升迁。当时左司马代理事务，部中的同僚赞同我的话，便到各位郎官那里说少师公的功劳记在勋府，劳绩载在考核文书，大半心力用于掌管军务，谋划都在边疆。如今公升任太宰，我们这些同僚不能没有一番话。公一向同右司马交好，右司马已有文章，只是借他的言辞来等待命令。我自知所说未必恰当，便请各位郎官坚决推辞。公升迁后，立即举荐谭公代任大司马。谭公到任后，诸郎把我的话告诉他，并向他求证，说：‘啊，这不是一个人的话，而是大家共同的意见。’ 把这些话刻在帛上，日后交给太常保存。”诸位郎官恭敬地答应了。《贺抚台赵公考绩加恩序》【王锡爵】

译万历甲午年，应天巡抚一职空缺。天子说：‘这里是我的股肱重地，应当选择老成持重、历练已久、熟悉文武事务的人前往。’朝廷于是推举四川赵公，任命他以原任都御史身份在家中拜为兵部侍郎，开府应天。命令下达后，东南士民拍手相庆说：‘这是用对人了。’在此以前，公曾任甘肃巡抚，后来又从福建、顺天调任，已经被称为久经任用的人。他在甘肃任职超过一年，恰逢盗寇侵入洮泯，因而罢职归来。当时舆论长久认为他受到委屈，所以再次起用他，授予重镇应天，给予卿的名衔，表示不是按照寻常资历逐级升迁。于是道贺的人又相互担忧公不能久任。没有多久，公果然两次被推举为少宰而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吴地百姓更加喜出望外。但也有人怀疑圣明君主的心意不可测，认为把公留在地方所得的利益，不如让公最终主持天下政务。恰在第二年，公以丁酉年某月计算在甘肃任职的俸满三年考绩，兵部的奏疏早晚就要下达，公得以凭贤能劳绩晋升品阶，并赐给三代诰命。这样以后，百姓才知道天子虚设职位、倚重公的心意很深；又知道公得到褒奖恩宠，是为了吴地，于是更加欢喜，说：‘公将成为周丈襄、文襄那样的前任吴地巡抚和都御史；他们在正统年间均平赋粮、治理水患，长期在吴地积累功德。’ 后来历任官职做到宫保尚书，始终没有改任镇守之地，所以吴地百姓便这样传颂公。”唉！假如公不走出长安门去取得卿相之位，有什么能换来这种声誉呢？于是公的属官布政使曹公等人一起到我王锡爵处，请我写文章道贺。天子急于治理东南，不惜长久借用公来使我们百姓得以生存，甚至把命令发布到蜾蠃、蒲蛤之乡。我辞去官职住在乡里，承蒙庇护于公的治下，难道忍心默默无言吗？或者让使君征求此事，而我不才，只能按自己的意思回答。于是使君进来说：‘丙申年秋天，苦雨损伤庄稼，那时已经八月了。按照报灾的惯例，已经错过时机，但公慨然上疏报告，言辞非常痛切，最终得以留下一半漕运粮食。所节省的损耗米以二十万计，轻赍银以九万计。若不是这样，当时粮价暴涨，漕运艰难，征收一百只能抵得上一，民间交纳一只能抵得上一百，民力早已耗尽。’锡爵拍着额头说：‘是这样。我依靠这些粮食维持生活，也已经很久了，愿意听听其次。’使君又说：‘自东南战事发生，东南驻扎重兵，百姓苦于加派。公到任后立即撤去一半，以宽解百姓。如今有人议论恢复原来的数额，公始终不愿使百姓困苦，上疏请求留下关税来补充。虽然部议没有立即批准，但已经有了开端。’ 往年当权者把镇守之地迁到句容，只是在远处显示威势、表示控制而已。公却独自冒着严寒酷暑，年年出巡，到各部督察军事实况并训练军队；又亲自以廉洁俭朴作表率。所经过的郡县，他不要求供应车马，不用罚金赎罪来进行私人交际，往往军旗停在边境上，百姓都不知道。他创制有关官府征收粮食、土著和客籍士兵发放军饷的图籍，深深击中隐伏的弊病；科条划一，贪官和奸猾胥吏不能临时上下其手，于是军民都得到安定。他的恩惠、明辨、精细而不烦扰，类似这样的事很多。某人说：‘是，是。使君和公同甘共苦，调剂缓急，本来就应当了解公。’古人重视那些不为人所闻见的功劳，今人却相反，常常把小事夸大为大事，对内缓慢、对外急迫，张嘴鼓舌，显得好像忧虑时局；眼睛不亲自看军阵，耳朵不听金鼓，脚不踏边疆，却纷纷议论增加兵力、加强防备，一切都向不能自言的小民索取，民生已经到了伤筋动骨、根本与枝末完全倒置的地步。我私下听说公过去曾任甘肃巡抚，当时两个首领内讧，朝廷士大夫拍掌谈论封狼居胥的功劳，而公务实持重，不作惊慌之态，因此获罪被贬离职。等到公离任后，究竟那些所谓安定边疆、退却敌人的作为在哪里？这样一来，他的成效就可看见了。如今天下最大的忧患，是上层不忧虑法令制度，却忧虑议论；下层不忧虑战争盗贼，却忧虑百姓流离涣散以及那些巧诈、喜好作乱的人。公在甘肃时，军书飞驰，内外震动，眼中所见只有盗寇。当时本来就有先声大、实际小的事情；如今东南的忧患，处在似乎已经出现、又似乎尚未成形之间。百姓害怕苛政甚于害怕战争，这尤其不能用慷慨激昂的空话来压住危险、镇定浮动。治理之道，不如把储积粮物寓于折征，把增加募兵寓于简选，把登城守卫、发给铠甲寓于那些平日吃饱的士卒，把筑高城、挖深池寓于尚未耗尽的民力，把手足相互捍卫寓于和睦的民心；这就叫不为人所见、不为人所闻的功劳。只要达到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定就够了，难道一定要靠口头击贼来称说自己勇武强健吗？吴地之所以把公比作周文襄，而天子殷切地向东南关注，尤其像有一件悬而未决的事在等待公。将来计算功劳、核定成效，公超过文襄是毫无疑问的。但文襄当时的吴地，像稂莠还没有除尽，虮虱还没有剪除，本来可以富国，却显得财力不足，所以治理还崇尚整饬。今天的吴地，简直像一个病弱之人，只能仰赖粱肉；若一次给他五剂药，便会像鼎水沸腾、麻沸散发作一样承受不了。这才是真正的不足，所以治理又崇尚安静、整饬。早晨革除一个弊端，晚上兴办一项利益，却不能使人不扰动而安静，这就是我所说的把各项措施寓于无形的方法。不能让人看见，如果让文襄处在公的地位，想要纵横调节田亩赋税，收缩和放宽地使用它们；把仓廪中的余粮储存起来以充实国库，把竹筐中的财物拿下来供给骄横的军队，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张弛都有时机，即使宰治天下也不过如此。公将来驱驰回朝，为天子筹划万世治安大计。锡爵已经老了，还能掌握治理之事吗？吴地愿意以左券相约，等待公回来。《贺仰蘧郜公得第一子序》【孙矿】

译没有儿子而有了儿子，本来就值得高兴。但我替郜公高兴，却另有原因。为什么呢？郜公是慷慨刚烈的大丈夫，同穆吏部、石太仆都是不拘形迹的朋友。他任御史时，刚正不阿的声名很大，激发意气，想替国家陈述重大利害；看他的志向，即使因此触犯权贵、招来显著祸患，他也不推辞。可是穆公却非常担忧他，曾说：‘仰蘧君还没有儿子，不应当这样做。’郜公默然不答。等到郜公奉诏巡察河东，穆公知道他一定会有奏疏；既然无法阻止，便派人在都城门口等候，每天询问所有上书的监察官，问到有河东人，便强行带来，询问所上奏疏；如果不肯告知，就解开行装检查，若发现言辞过于激烈，就替他扣下，不让奏疏上报。郜公知道他的用意，曾有好几次都是如此。后来郜公因自己的志向不能施行而愤懑，凡是要上奏，便严厉告诫随从，让他们绕道从别的城门进入，千万不要被穆吏部的人发现；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受到重罚。然而穆公的人最终还是侦察到了，郜公也无可奈何。过了很久，郜公也后悔了，认为父亲早逝，自己孤苦伶仃地独立生活；如果不幸遭遇意外，那么这一生永远断绝，又拿什么告慰生我之人？我若痛惜自己的志向不能施行，抽身离去就是了。于是我从河东回来，便称病不再出仕，这样已经八年了。身居宪官之职，确实应当有所进言；然而话一说出口，灾祸有时也会随之而来，若竟不考虑自身能否保全名声传之后世，那也不能算完全做得正确。因此，我过去对郜公、穆公二人的事情，都有所取法：进言的人并不是狂妄，停止进言的人也不是怯懦。若不是这样，石公曾经进谏过，穆公没有阻止他，而且还弃官来保护支持他，难道是顾念郜公的爵禄吗？至于对郜公另眼相待，实在是因为报国之事在身后仍要有子嗣承继；一旦子嗣断绝，长久的事业也就完了，他的考虑实在深远。一个人在尚未有儿子以前，怀抱忠贞的志向却不能施展，郁郁不得志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一旦有了儿子，本来就是自身可以重新被任用的时候，也是志向将要重新伸展的时机，难道不是很快意吗？所以我曾感叹，正直的大臣实在难得，千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像郜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接近这种境界了。可是他又因为尚未有子嗣，隐忍地接受了好友的劝告，终于自己请求辞去职务；这样看来，朝廷想要得到进言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至于懦弱而看重爵禄的人，实在不值得议论；即使是正直的人，如果有所特别看重的义理，不能任意实现自己的志愿，那么也同样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大概等到有了儿子以后，郜公才真正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正直；如今即使还没有立即起用他，等他起用以后发表激烈正直的言论，穆公难道还会再禁止他吗？所以说，这件喜事是不同寻常的，哪里能和那些只是抱着幼儿牙牙学语、以此为乐的事情相提并论呢？我的兄长提学君曾与郜公、石公同科中举，又曾在郜公治理的地方任职，并在穆公那里受过试。两位公都同他交情深厚，因此他对这三位公的事情知道得格外详细。据说郜公生了儿子时，御史见到正在故乡的韦苏君，确实亲眼见到了这件事，十分高兴。韦苏君进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考功成君，成君说：“这事不能不祝贺。”于是他又告诉我，我因此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第三百四十九卷。（明）贺复征编。○序文第六十九篇。《南园翁九十寿序》【明·李梦阳】。南园翁是京兆人。今年九十岁了，耳朵聪敏、眼睛明亮，身体和步履都很矫健；喜欢饮酒，但即使饮得多也不昏乱。他和人下棋，能下满一整天。人们因此对南园翁感到疑惑，私下相互议论说：“酒这种东西，血气虚弱就不能胜任；体内有热的人一定会生病。下棋是劳费心神的事，即使是壮年人下棋，也很少能下满一整天。”于是私下议论起来，其中一人说：“南园翁的长寿，是他自己造成的。一是保养得周全，二是以积累为根本，三是天生就具有长寿的条件。”说是由自身造成的那个人说：“油脂被煎熬就会干涸，蜡烛被风吹就会流泪，所以气耗损了，身体就会受损；精气动摇了，就会衰竭；形体劳累了，就会疲惫；精神受到役使了，就会受伤。”说保养得周全的那个人说：“南园翁的儿子曾经治理过大郡，又有两个孙子接连登上巍科。外在生活富足，内心就愉悦；内心有所歉缺，身体就会憔悴。耳目既然调和安适，欢乐融洽也就随之而来了。因此，志向宽广的人心情舒畅，气息舒展的人寿命长久；每天都有美味甘食陈列在面前，纷扰之事不来侵扰内心，即使不刻意求寿，长寿大概也就这样达到了吧？”说以积累为根本的那个人说：“我私下听说，水积累起来就成为湖泽，善行积累起来就成为福德。南园翁的教诲施行于家庭，教化又影响到乡里；在决断事情时显现义气，在施舍救济中阐发仁心。这四项都是使家业昌盛的道理，怎么会不能长寿呢？”说天生具有长寿条件的那个人说：“同样是龟，都有龟的长寿；同样是鸟，都有鹤的长寿。造化并不是偏爱松树竹子，只是它们在寒冷时节独自繁茂。” 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的禀赋有定数，不是人力能够增加的。若归因于自身作为，那么颜回难道是因为行为导致夭折的吗？若归因于调养，那么荣启期活到九十岁，腰系绳带、身披皮衣，边走边唱，也仍然困窘。若归因于积善，那么盗跖却也得以寿终。因此金石能够承受坚固，籛铿能够延年，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这个意思。”两个孙子经过大梁，把这些话告诉李木。李木说：“说生来禀赋的人，是把原因局限于气禀；说积累的人，是把原因归于修养志行；说调养的人，兼顾外在条件；说自身作为的人，专注于内在修养。我请教叔父。”他的叔父说：“上古的百姓浑朴无知，所以他们多能长寿；上寿是百二十岁。中古的百姓安和自足，所以他们享有中等寿命；中寿达到耄耋。末世的百姓劳苦，所以寿命短促，年老而长寿的人少了。浑朴无知的百姓，不识不知，顺从上天的法则；于是击壤而歌：‘帝王的力量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帝尧的时代。安和自足的百姓，保持着人的质朴，每天只管饮食生活；于是拍着肚子游乐，出门劳作、回家休息，那是帝王治理的时代。唉，李木，你凭这些就足以推断老人的情况了。你见过老人吗？他属于浑朴无知的人，还是安和自足的人？” 《寿姜翁夫妇八十寿序》【李梦阳】

译人们有句话说：“富裕、长寿、健康、安宁。”然而论说的人一定把它归于三王时代，难道不是说那时天下太平、风气和畅，没有忧愁困苦、夭折死亡的百姓吗？即便如此，八十岁的人在那时也很少。所以制度规定：“八十岁的人可以接受君主的任命，一天之内两次到达。”又说：“八十岁叫作耋。”这不是说他们筋力和智虑已经衰退了吗？因此有罪也不加刑，饮食常用珍馐，上朝时可以拄杖。假如八十岁的人确实容易得到，古人怎么会这样优厚地礼待他们呢？但这也只是说年老的人，并不是说夫妻能够同时长寿。假如两人都八十岁，而且夫妻相伴，又不衰老得厉害，像今天长安的姜翁那样，古人又该怎样优厚礼待他们呢？唉，这实在太少见了！我读史籍，上下几千年间，夫妻品德相同而隐居的人，我只找到三位：冀缺、梁鸿、龎公就是这样。然而三人的史书都没有记载年龄。假设他们的年龄同姜翁相当，也未必都没有衰老；即使没有衰老，也未必能同妻子一起长寿。唉，像姜翁这样的人，难道不真正稀有吗？难道不真正稀有吗？况且，长寿是气血旺盛、内心欢乐的人才能有的。如今天下百姓贫困而赋税紧迫，输送赋税没有喘息之时，征收催逼不停，也太过分了。姜翁究竟有什么可在心中欢乐的，竟能使他的气血旺盛呢？我私下曾观察过姜翁夫妇：两人都生于宣德初年，正处在太平和煦的时代。这是他们长寿的第一个理由；夫妻品德相同而隐居，也就是所谓“栽培它的就使它茂盛”，这是第二个理由。他们的儿子出任名郡长官，奋发自立而不辱没自身，奉养父母、遵循教诲，珍贵华美的供养都很充足，这是第三个理由。这三点，一点系于天命，两点系于人为，正是气机畅达和内心欢乐的关键。所以说：“掌握气机的人昌盛，知道关键的人康宁。”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不能夫妻同寿呢？又怎么会老态衰颓呢？我往年经过秦、晋一带，在山谷田野间看到很多白眉白发的百姓，他们的年纪其实不比姜翁小；然而赋税征收日益急迫，因愁苦、叹息、贫困、疾病而相继转死沟壑的，几乎有一半。即使侥幸活下来，气血旺盛而内心欢乐的人又有几个呢？唉，这也实在少见！我对姜翁夫妇有深深的羡慕，有深深的敬意，又有深深的感慨，因此写下这篇序。《寿兄序》【李梦阳】正德庚辰年，李家有一位长公，已经六十岁了。十二月十日是他的生日。传记说：六十岁才开始称寿。于是都指挥同知霖、佥事臣左长史春、右长史旵、训导泽、通判环、司务彬、仪宾正等八人，为长公祝寿，登上厅堂，致辞并举杯祝贺。蔡子说：‘德行是根基，事业昌盛，容色安康，福禄赐予无穷。’巩子说：‘智慧圆融，义理方正，能够继承祖业、建成家业，使祖先增光。’王子说：‘丈夫鸿大，妻子光彩，夫妻偕老，十分美善，子孙都能成才。’郭子说：‘儿子如鸾凤高飞，孙子如玉器行列，庄严雅正而柔和善良。’赵子说：‘高大的楼台、曲折的房屋，穿纯色衣服、着绉纱衣裳，没有灾害，也没有祸殃。’李子说：‘大田丰收，既有积蓄又有粮仓，还有牛和羊。’黄子说：‘亲族和睦，乡里亲善，家族繁衍，宗族强盛，如绵延的瓜瓞和茂盛的桑树。’仝子说：‘按时举行春祭、夏祭、秋祭、冬祭，以孝敬祖先、奉献祭品，威仪庄重而严肃。’于是长公走到众人面前，轮流向宾客敬酒，致谢；他的弟弟梦阳也走上前，轮流向宾客敬酒，再次致辞感谢，说：‘我私下听说，喜好谦逊、厌恶盈满，是上天的规律；已经满盈便知道畏惧，是人的要务。因此，观察脚步、考察吉凶，是始终践履正道；活着时保全自身，死后完整归返，是子舆所说的孝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人〕 所以君子聚集财物，却一定要散施出去，以扩大仁德；有人负债，不一定非要收取，以拓展义行；内外交往不亲狎，外部交际不放纵，以保存礼节；预先防备祸患，深入思考忧患并作长远谋划，以践履智慧。我们家门中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兄长一定流泪说：‘这不是和我的能力，实在是台祖和父亲积累的福德。’如果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兄长便说：‘这不是别人的过错，实在是我的德行不足，别人也许没有遵循。’他一定教导他们；教导后仍不遵循，便说：‘不是我不忍心，而是没有教导好。’有人遇到急难，兄长便赶去救助；赶去却没有救上，便说：‘不是我不忍心，而是没有及时赶去。’所以懦弱的人怀念他的恩惠，强横的人畏惧他的义理，疏远的人仰慕他的礼节，浅薄的人佩服他的智慧。这就是他富有而别人不嫉妒，身为平民却有官位般的尊荣，到了老年而横逆之事不能加身的原因。这就是长公的品行。《寿彭翁彦宽八十序》【罗玘】彭氏的先世祖先因长寿而闻名，到了越王时，才开始凭尊贵显达；而他们的名声都能够同世代一起长存，即使历经数千百年，谈论长寿的人也确实没有超过祖先的，更不只是彭氏一家如此。越王的尊贵，彭氏直到今天大概还没有人能达到；而其他姓氏的族人，达到越王那样的，难道能数出几百几十人吗？彭氏虽然卑微，越王终究还是彭氏之人，所以彭氏独尊祖先为彭氏宗祖，越王虽尊贵，却不与祖先并列。再说越王在刘邦、项羽之间作战而取得王位，不过是从虎口中剩下的一块肉罢了；计算其中的利害，只是拿生命换取尊贵。他的尊贵也并不高高在上、南面称孤，本来就有可以抓来剁成肉酱的理由。假使祖先面对他，也不会把他当作恶臭之物，只是恐怕沾污自己，那就差得很远了。大概是因为两人的追求不同。然而庄周称赞祖先吹气呼吸、吐故纳新、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伸展，以此求长寿，这不免是挟持小术来窃取造化的机密，违背天道常理，成为造物者的蛀虫。圣人的道理没有这种做法。至于他寿命的年数，也许只是传闻夸大；即使确有其事，他的亲属、朋友、臣妾中又有谁能同他年岁相当而一同长存呢？没有。既然如此，那么饮水饮露、吃草木，与深山中的木石、大泽中的龟蛇相处也就可以了。古代尧、舜都活到百岁以上，文王、武王也都活到九十多岁；孔子是大圣人，也不过七十多岁。传记记载，百岁就是寿命的极限，也只能到这里；从未听说圣人能够活几百岁。因为过去的人寿命不过如此，后世的人就无法继续，我看天地运行也将在此停止了，这可以吗？我曾经坚持这种说法来消除历代的迷惑，也想把它告诉彭氏。彭氏居住在京城，名叫彦宽老先生；有一位孙女嫁给益国公。我是益都人，和他乡里相同，大家都同他交游，喜爱他，于是希望我写一篇文章为他祝贺八十寿辰，便在这个月六日早晨拿来献给我。我知道老先生想继承祖先的事业，这一点很明白。然而若还没有得到这种寿命，却苦苦修炼吐纳呼吸之术；即使得到，又有约束居处、寄身荒野的困穷，这既违背圣人和天地的道理，何况只是听到传说而已呢？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书中记载的尚且是圣人的话，仍不可完全相信；那么庸俗妄人传说而神化的言语，难道可以相信吗？请老先生从传记中观察，以众位圣人的事迹来验证，以天道来考察，顺应常理，成为天下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样也就是一个彭祖了。《赠汤云谷序》【王守仁】

译弘治壬戌年春天，我向西去探寻句曲，和丹阳的汤云谷同行。当时云谷正任行人，留心神仙之学，向我谈论呼吸屈伸之术、凝神化气之道，几乎无所不谈。等到我们同人登上三茅山顶，下探华阳，在玉宸休息；他感叹陶隐居的遗迹，慨叹尘世污浊，飘然生出脱离人间的志向。当时我都没有赞同他。云谷不以为然地说：‘你难道看出了我吗？’我说：‘是的，你的眉间带着凄惨之色，仍有忧伤世事的神情。这条道路，再等十年，或许就可以了。’云谷说：‘你看见了我的外貌，而我相信我自己的内心。’分别后，云谷不久入朝任给事中，又升为右给事，尽心于职务，奔波劳苦，最终因为秉持直道触犯权奸，被排斥出京；我也因进言论事获罪，奔走于贬谪之地，十多年没有相见。到了正德癸酉年某月，我从吏部调任南太仆，再次经过丹阳，而云谷已经在家居住三年了。我去拜访他，他迎接我说：‘还记得你关于眉间的话吗？我相信自己的内心，却不如你看见我的外貌，这是为什么？如今果然十年后才从泥涂中出来，这就证明你说得对了。’ ‘然而你说我已经差不多了，可我的容貌更加衰老，年岁不断流逝，离道越来越远，只有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完全如此。’我说：‘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如今我又听到了你的言语，看到了你的容貌，也看到了你的居室，还看到了你的乡人。’云谷说：‘奇怪啊！言语和容貌尚且可以看出，居室和乡人也能用来看出我吗？’我说：‘古代有道之士，外表枯槁而内心润泽，身处狭隘环境而心胸宽广，牵累已经消释而无所扰乱，精神机心已经忘却而不与世俗相抵触。所以他们面色愉悦，居处安闲自在，所遭遇的一切就像清风吹拂万物，人们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你的步伐缓慢了，头发也变了，容貌似乎更加疲惫，但你的精神已经深藏；说话低沉而意态诚恳，气息似乎更加衰弱，但你的神志已经守定；房屋没有比过去增加什么，而你的志意却更加开阔，这是牵累已经消释；乡人不再计较贤愚贵贱，既把你看作慈母，又把你看作婴儿，这是机心已经忘却。精神深藏，太和之气便流行；神志守定，天光便发显；牵累消释，便恬淡愉悦而安静；机心忘却，心便纯一。这四点就是得道的证明。道无所不在，神也没有固定的方所；安于常道、顺应事理，已经达到极致，又何必从人间脱身而去呢？’ 云谷说：‘确实如此。我相信自己的内心，却不如你从我的居室和乡人身上看见我。’这时云谷已经七十岁了。这个月正逢他的悬弧之辰，乡人正在谋划为他祝寿；听说我到来，都来请我写文章。我说：‘唉！你们乡里的先生已经接近得道，难道还要用长寿来祝贺他吗？长寿不足以用来祝贺你们乡里的先生。你们乡里有像这位先生一样的有道之士，使乡人的子弟都可以有所尊崇、取法和效仿：出仕侍奉君主，就以他的道来治理天下；退居家中，就以他的道来修养自身，像射箭有靶子，各自都射中自己所向往的目标，这才是先生的长寿，才是你们乡人真正值得庆贺的事情。第二年三月，我又调任鸿胪，乡人再次写信来请我，于是追写了这篇文章。《姚母六十诗序》【王维桢】侍御姚君有一天经过我的住所，我请姚君坐下。姚君从容地问我：‘诗是什么？’我说：‘诗就是志，是用言语触动人的心志。说到喜事，人就欢跃；说到愤怒，人就激愤；说到美好，人就改变容色；说到苦痛，人就叹息、鼻酸而不能自已。所以说诗可以感发人的情志。又问序是什么？序就是整理义理。各家义理各自发出，杂乱地放在一起；作序的人把它们整理齐整，约束繁复、总括要旨，说明它们的归宿。《诗经》三百篇经过卜氏作序，三百篇便有了统一的纲领。’姚君猛然起身，拜了两拜致辞说：‘从前在丁未年，家母游年六十。和我交往的人大多为她作诗，才士们都作了母亲寿诗，唯独没有作序。如今先生说“序就是整理义理”，希望先生能替这些诗整理义理。’姚君随即拿诗给我看。我全部读完，便叹息、鼻酸而不能自已。母亲六十岁，大概经历了许多苦难吧，六十个春秋就是这样。游当时和他的君子姚贡士背相伴，才二十九岁。侍御君的兄弟都还年幼，又没有丰厚产业，游对此感到悲伤，到了极点才重新振作，说：‘我一定要振兴姚氏后代，终究不能让已逝之人默默无闻。’于是竭力亲自操持家计，供给费用；看待各个儿子，唯独认为侍御君与众不同，督促他学习应举所需的学业。到了甲辰年，我推举侍御君参加进士考试时，他的母亲姚氏已经五十七岁了。她白天从不跨出门槛，夜里也不停地纺织，五十七年竟如同一日。真是苦啊，真是苦啊！这些事情都详载在诗中，足以感动人，而侍御君所说的尤其详尽。王子说：“我感于姚母的事，于是考察古人的事迹，来说明她的志向。过去豫让曾侍奉智伯，智伯败亡后，豫让为了报仇，毁坏形貌、改变声音，直到最后与仇敌同归于尽才罢休。这难道不是贞士的奇节吗？程婴做赵朔的门客，赵朔就是他的主人。下宫之难时，程婴不能参与，于是抱着孤儿藏在山中，这是多么怯弱啊！后来赵氏孤儿长大，重新使赵氏有了后代，这才知道程婴当时不参与，是确实知道自己所看重的是什么。假如程婴参与下宫之难，赵氏孤儿就会断绝，即使只博得一个虚名，又有什么益处呢？豫让所做的必死之事，是因为智氏没有后代，他谋求为智氏报仇，不能以一死来偿还，于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豫让必死，并不只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无可选择。程婴没有死，并不只是因为怯懦，而是想有所成就。臣子侍奉主人，妻子侍奉丈夫，其中的义理有什么不同呢？”姚贡士最终因游学而离家，姚母悲痛至极，没有跟随他，终于成就了侍御君，使姚氏后继有人，并让贡士的名声得以显扬；这正是程婴的志向和大丈夫的气概。只是如今这些诗中没有人揭示这一点，所以我特意把它征引出来与之比较。现在那些谈论奇行、仰慕节操的士人说：“我实在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于是径直前往，什么也不顾，最后有时跌倒，自毁性命。”这不过是没有建立功业的匹夫匹妇，为了一时的愤怒而自行填塞沟壑罢了。与姚母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爱惜生命和轻视生命，虽然道路不同，却都未必正确；如果各自处置得当，便都正确。像姚母这样的人，按照太史公的评判，可以称为合乎道义。然而她的见识实在深远。《孙太夫人九十寿序》【许应元】

译从前鲍司隶宣和他的妻子少君，德行相等、义理相称，一同坚持高尚的节操。鲍宣既已竭尽忠诚于汉室，新莽嫉恨他而杀害了他。少君独自长寿而平安无恙，亲眼看见自己的子孙相继升入显贵的职位；然而她仍不忘记当初贫困相约的情分，乘鹿车出行以示训诫。两部史书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事，使贞臣的世家光耀于史册，又再加以褒扬列女，以此表明风尚。敬姜陈说劳逸的戒训，引用先王的典章；仲尼为之感叹，左丘明为之记载。闺门中的行为虽然细微，却并不玷污名节；内室中的言语虽然私密，却也不是治乱的大道。然而它们都载入国史，难道只是为了宠荣她们的后代，却有意把她们的话置之不理吗？这也是为了说明得失的缘由，彰明天道，考察人事，考见福善祸淫的规律，显示履行诚信、思虑顺理最终必得吉祥。应元私下考察我朝先正忠烈孙公的事迹，以及他夫人的谨慎自持，没有一次不感叹天命实在不可欺骗。当孙公斥骂贼人、请求诏令时，正义显现在脸色上，亲自面对白刃，言辞气概毫不屈服，难道他曾考虑过要在百世祭祀中享受祭祀、把福庆流传给后代吗？等到夫人慷慨流泪，遣送儿子奔赴危难，三个儿子同心赴仇，不避汤火。正当那时，母子共同忧虑的是不愿与贼人同生，又哪里能期望长寿多福、承受百般福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不到三十年，孙氏家族便兴盛起来，显赫而盛大，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嘉靖辛亥年，太夫人已经九十岁了，视力、听力、知觉和思虑仍如壮年时一样。三个儿子都因儒学显达，做到大臣，忠孝正直的节操、文武方面训诫言辞的美善，都传播在表彰功德的文字中。孙辈都通晓经书、谨慎修身；三人因策论而列名荐书，其中一人以优异成绩名列第一。此时，志士节士无不握紧手腕，称颂忠臣遗留下来的烈行，仿佛就在眼前。天与人似乎相互接应，施予福祉快如响应，征验与报答确定得如同质剂，难道真有这样的定数吗？六月二十二日，正逢太夫人的诞辰，从天子、三公、卿士，到列侯、勋伯，都带着财帛前来，奔走到堂下，称颂福祉、赞美德行。祝寿者乘车数十辆，缙绅中的俊彦、婚姻亲族以及乡里人家挤满街巷，无法一一记载。三位公子恭敬地辞谢宾客说：“遭逢变故已经很久了，太夫人和我们这些不肖孤儿没有一天忘记。虽然宾客有命令，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太夫人对宾客说：“即使如此，也愿意让我拜见。”三位公子恭敬地把宾客的话告诉她，太夫人忧愁地说：“唉，这难道是我当初所希望的吗？先公的忠节已经登载在策书中，记录在铭功之府，这才叫作长寿。我既不能跟随先公而活到老年，你们又都享有高禄，我正日夜恐惧，宾客反而来向我祝贺，把这当作我的喜庆吗？” 你们若能增益修治前人的事业，不使前代史册蒙羞，那么章服的华美、俸禄的丰厚、醴酒的馈赠和丝帛的供奉，哪一样能比得上一个‘孝’字的赐予呢？美好的颂词和祷告，哪一样比得上史官在彤管上的记载真实呢？一天的宴饮，哪一样能比得上流传百世的称誉长久呢？况且若不是先公遗留下来的德行，也不会有今天。先公的不幸，难道我反而把它当作福分吗？”于是三位公子叩头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心意。”他们出来恭敬地向宾客道谢，进去后率领妻子儿女，卷起衣袖、恭敬跪拜，献上祝愿康健长寿的酒。太夫人举杯一笑说：“够了，不要使我因此自满。”京城听说后，没有不称许太夫人贤德、赞叹三位公子孝顺的。人们乐于观看礼仪文物的盛大，也赞美三位事大夫好善的诚意。鲍宣仓促遇难的情形，哪里比得上忠烈公的光明显赫？鲍宣的父亲文伯，也不如三位公子贤能；把他与两位母亲相提并论，难道不是已经进了一步吗？三位公子中，长子是都督，次子是尚宝卿，幼子是少宗伯，都有很大的名声。宗伯公尤其学问足为世人师表，以法度和道义成为国家的光辉。天下人本来就每天盼望他居于宰辅、处在中枢，来为百姓求福，成为国家的镇石。这样一来，也更加使太夫人获得难老之福，使她的子孙福禄永远稳固。上天实在厚待她。应元当初在乡试中举，确实长期跟随宗伯公之后，因此不敢带财帛来祝贺，只献上这篇文章。《寿萧先生序》【作者姓名缺】大江以南，豫章是一个大都会。豫章以南有吉安、袁州、临江。临江在袁州、吉安之间，不是交通便利的大都会；百姓世代土著，不习惯投机取巧、谋求利益，也不勾心斗角。他们年长而敦厚朴实，没有别的心思。从前我居住乡里时，听长者谈说临江的风俗，知道有一位萧先生，幼年便成了孤儿，且不成器。他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却时时向乡中父老询问：“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回答说：“他和某人很相像。”他就高兴；否则便常常躺下不起，也不吃饭。乡人怜悯他，争相为他指点比拟，模仿他父亲的形貌。最后乡人都说：“你很像你的父亲。”先生便把这句话安置在正堂上，出入都俯伏拜请，让它先行。邻里有位龚先生说：“先不论像不像，人情往往整天只顾私下议论，转过脸便忌恨得彼此不相识。你父亲去世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要追求他的形貌呢？谁教你这样做的？”因此乡里都称萧先生为孝友之人。后来先生搜集获得百家著作和各种民生日用的技艺，都能领会其中精髓。人们劝他做官，他总说：“仕进很难，即使做到显达，奏章表文也时时要使用机巧和利禄之学，俯仰应酬会使我受苦。”于是就在凤山脚下建屋隐居。后来他见道路上的行人患病，又设置适宜的旅舍让过路人休息；过路人于是便不再患病。如今少傅严公为他评论并撰写了这些事，事情都见于记文之中。宾客听说后叹道：“这不就是道路上的行人吗！”如今士人接受天子的文书，手持金符，统辖一城，看到道路旁尸体相接，便说：“这些道路上的行人本来就该这样。”这正是田野百姓看待道路行人的说法。像前些年大灾荒时，江浙旱灾，楚地旱灾，吴地旱灾，淮南又旱灾，如果能得到像萧先生这样的人数十位，分布天下，难道还会使我们的皇上为旱灾忧虑吗？少傅公所作的评论，意味深长，意味深长啊！因此人们都知道萧先生，争相询问他的相貌胖瘦、年纪大小，以及他的儿子孙子是怎样的人。甲辰年，临江人萧汝荐考中进士，馆舍乡人时常来谈论汝荐，坐了一整天，却一句话也不说。他衣襟下面和腋下的衣服破了一片片，都是补丁；后来见人拿着拜帖纸来，额头上的题签染成寸许大的朱红色，便不高兴地说：“士人风气衰败，就会产生诬妄；国家风气衰败，就会产生逃亡。这都是只务求华饰而抛弃根本。”我惭愧地始终知道这是不可取的。宾客说：“你怎么得到这位长者的言论？”我说：“我的祖父曾这样教导我。”大父就是萧先生。先生今年七十岁，配偶某孺人，也七十一岁。乡里人都想为他们祝寿。文献说：“萧先生是位长者。” 大雅把这些道理整饬于自身，施行出来却不求有所藏获；百家之学都可以用于朝廷，却始终闭口不谈，只是他内心已经愚拙地把这些道理领会到底了。他本来就是一位长者。俗语说：“宁可做磨刀石，不要做兰膏。”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五十 （明）贺复征编 ○序七十 《赠穆太公序》【明·王世贞】

译燕赵自古就以多有慷慨而重节义的侠士著称，魏地也是如此。如今那里的人仍然个个志气昂扬，培养士人的风气没有衰败。然而侠士救助士人的困厄，急切地为他赴难，已经把对方的存亡生死看作自己的事情，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一旦做了合乎义理的事，天下人便归附他，百里之内歌颂他的功劳，千里之外传扬他的声名。像朱家、季心这一类人，仍然是被名声驱使的。守节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与人关系专一而事情紧迫，如羊角、左伯婴、杵等人。假如事情不能成功，便牺牲自己来保全对方；事情成功后，对方又牺牲自己来报答死者。所以他们只为两个人而已，却仍然是被意气驱使。因而，守节之士志向狭而诚信坚定，侠士志向广而施行自己的意愿。总的说来，这两种人都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若有人以仁慈之心为根本，敦厚情谊、彰明诚信，为国家爱惜栋梁，为士人爱惜仪表，内心充实于志向，外在却使自己的名声受挫，这就超越了前面两端。穆太公就是这样的人吧！穆太公是魏地人，有个儿子叫文熈，已经显达。文熈的朋友石给事星上疏议论天下大计，对皇帝身边的人有所指斥，违背圣旨，应当在北阙下受杖刑。当时皇帝身边的中贵人挟持皇上的怒意来报复他，命令守门官不得让给事的属吏进来。文熈听说后说：“果真如此，给事将要死了。” 当时我正任工部郎，还没有上任，便闯入拜见掌管缉捕的骑士。朱帅说：“您是想凭给事来抗拒中贵人吗？我的文章若不朽，就能使中贵人因给事而死；我的文章也会不朽。只是您是在替天下爱惜正直之臣，也是在替万世爱惜自己。”朱帅点头，暗中告诫负责杖刑的人。石给事最终因伤去世，使我惭愧得不敢面对那位强项郎。而给事刚受完杖刑，几个中贵人便群起辱骂他，给事也回骂，于是他们更加愤怒，棍棒交相落下。文熈急忙赶上前，用身体遮护他，并解下衣带，以极大力量撑住棍棒说：“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吗？”中贵人恼怒地斥骂说：“你是什么官，竟敢闯入禁地？”文熈喝斥道：“我是工部某郎，这是朝廷中的臣子，你们却在朝廷上非法闯入并驱逐他。”众中贵人因此屈服，渐渐退去。文熈把给事从血肉模糊中扶起，用袋子装着他，出来时给事已经成了编户百姓。文熈当天就在都门外租了房舍，为给事医治，多次因愤怒昏厥，又多次靠吹气使他苏醒。在这时，文熈拿出全部行装和卖房所得的钱，约二百金，用来办理给事回乡的费用，但估计仍然不够。过了十多天，有人骑着跛马、蹒跚而来，那就是太公。太公抚慰给事说：“你为职守而献身，足以称为大丈夫；况且身体还在，哪里还有别的忧患呢？” 太公又对文熈说：“你难道要倾尽钱囊来资助给事吗？我有儿子，拿不丰厚的钱来帮助你，可以和你一起回去。”当时朝廷将要册立东宫，太公应当受封，文熈想到放弃官职容易，而唯独这件事困难。太公受封后，察觉了他的心思，怒道：“给事的父亲还在地下做平民，我怎么忍心独自穿戴冠带呢？况且你用一顶冠带就足以使我荣耀吗？赶快让给事回去，我们三个人在田间生活就够了。”给事常常对人说：“北阙下的灾难，是穆太公父子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我这条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过了很久，文熈因品行义举闻名，公卿缙绅之间有人出力推荐他，任礼部郎，后来升为丞尚玺，又改任吏部郎。太公也随他受封为礼部郎，但默默无闻，不替自己表明身份，乡里社外没有人能叫出太公的名字。文熈任吏部郎时，想用正直来匡正长官关于人才的意见，屡次奖励提拔人才，从不隐藏自己的声名行迹。后来他的故友某侍御受到弹劾，不能胜任而称病归乡。文熈暗中从中设法，想压制那个人、伸张侍御的奏疏，事情败露后被外调为按察副使，也称病归乡。太公迎接他时说：“你的病来得太晚了，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汉庭竟然肯为你再次伸张志向。”文熈起初因为朋友的缘故被罢官，太公对此很安然；后来他最终又因为朋友的缘故被罢官，太公仍然安然接受。他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色，这难道不就是所谓内心充足而外在使名声受挫吗？给事又说太公熟习经史，尤其精通《左氏》一家的学说，有人认为这是学问的力量。然而太公在乡里所做的德行大多如此，并非只有一件，只是从不自我彰显，所以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他以仁心为根本，怀着恻隐慈爱之情，遇到事情便自然流露出来罢了。太公没有因为一时得到官职而阻止文熈弃官，他对于文熈的进退本来就坦然。我曾一两次到文熈那里，与他谈论古今人才、术业和文章，彼此都很器重对方。我也曾轻易放弃官职，触怒当权者，被他们唆使言官排斥攻击；文熈奔走去见他的长官，指天画地地为我辩解，使我得以免祸，却不让我知道。太公祝寿时，我略为整理这些事情并称扬他，认为他胜过古代喜好践行节义侠行的人；这或许是给事和文熈的意思，却未必是太公自己的意思。《寿李于鳞母太夫人序》【王世贞】

译历下有一位李生，研治毛氏《诗经》，由平民出仕，任尚书刑部郎。李生擅长古文，是位奇异的人才。他与我交好，直到燕地闲居时，谈到自己过去贫困的情状和太夫人的事情，未曾不簌簌流泪。李生说：“我九岁时失去父亲，两个弟弟还在哇哇啼哭。原来当时先父已经娶妻并有了前妻之子，太夫人是后室；祖母杨氏年老而亲近前妻之子，担心我们长大后分割财产会使她所得微薄，也希望太夫人改变心意。我太夫人日夜抱着几个孤儿哭泣说：‘天啊，难道我只爱惜朝夕的性命吗？’于是想到几个孩子若都颠沛困顿，便无法在地下报答先父，便自行发誓整洁自持，不再过问门外的事情，侍奉祖母杨氏，更加恭谨，像新妇初入门时一样，这样过了八年。杨氏去世后，前妻之子因受宠爱而逐渐荒废产业，更加怨恨有我们这些人。太夫人再次叹息哭泣说：‘天啊，难道你最终忍心灭绝李氏吗？’于是放下筷子，拿出可以出售的田产二十处，租金超过一年却仅够十租，又因借贷负息，只好端着碗迁到学舍旁的房屋居住，贫困更加严重。此时我逐渐长大，稍稍取得遗书来读。太夫人亲自辛勤做女红，纺织、漂洗；两个年幼的弟弟则给人做佣工来供养她，母子轮流承担生活责任，常常两天才能吃上一天的饭。有一天，我承蒙有关官府错误地推荐，乙巳年请假回到故乡，带着冠服，让两个弟弟在堂下拜见，置办酒席，希望能够奉陪太夫人片刻欢乐。太夫人却忧愁不乐，酒席停下很久，才想到先父和过去贫困的日子。我听李生说这些事，感到悲伤，同时私下认为太夫人磨砺节操、调和品行，顺逆都能安然承受、甘苦都能共同担当，很有丈夫的气概。不久李生又来对我说：“太夫人如今五十七岁，诞辰快到了。我想没有什么能合她心意，不如得到您的一句话来为她祝寿，怎么样？”我说：“你为太夫人祝寿，准备举行盛大的冠服仪式吗？”他说：“是。”准备水陆珍馐美味、精细的膳食吗？”他说：“是。”能力所及，率领你的妻子、两个弟弟和各位孙子，按次序排列在她面前吗？”他说：“是。”我说：“既然这样，太夫人也会像乙巳年那样忧愁不乐罢了。”李生脸色惊惧，似乎不敢再回答，说：“不要担心。您过去中进士回乡时，没有别的可以自我树立的东西，太夫人看见您财富丰厚而志向衰薄，便为您忧虑。她厌恶安逸会使人改变志向，所以为您的忧患而忧患罢了。您如今任官，恭谨磨砺品行和义理，又博通古代、擅长文章，继承并扩大先父的事业，太夫人难道还会忧愁吗？况且太夫人是贤人，她不以人情损害义理，本来就是确定的。” 于是李生的脸色稍稍舒展，我又上前告诉他说：“还没有结束，你为什么不更加努力呢？你的成就和太夫人的寿命，都会一天天增进，达到高明、融通、显达的境界。天下人把李母与孟母相提并论，更不用说河东氏了。我每年得到你的文章，就用它来为太夫人祝寿；如果不是这样，等到你的官职更加显贵、家产更加丰厚，岁时伏腊，你便会用尽各方面的力量，奏起钟鼓，穿着玉饰、拖着紫袍，县令俯身拜谒，像家人行礼一样来祝寿，而太夫人仍会忧愁自若。你认为这样算孝顺吗？”李生惊惧地起身拜谢而归，把这些话告诉太夫人。太夫人说：“好。” 《寿戚大将军序》【王世贞】过去，天子因为戚将军在福建建立了功勋，急忙传令召他到北方边境。大将军拜访汪中丞，讨论北方的军务。有五件事是难以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子如果不把某看作不肖之人、让他待罪军中，就不能把临机处置的权力授予某。于是大将军借助筹策，条列说明难以支撑的事项和授予便宜行事权的情况，中丞为此作了一篇文章，叙述得非常详尽。大将军从福建回来后，天子果然把蓟州的帅职授予他，也颇多采用便宜行事的办法，但并没有完全依照大将军的意见。于是他指着大将军说，倭寇骑兵势力很强，最终难以用骑兵与之争战。因此他参照古法，凭自己的意图教习战车，又以南方短兵作战的方法教习步兵，使战车抵挡锋芒，步兵夹护战车，骑兵接应步兵。战事有利，便让骑兵追击败军；战事不利，便让战车殿后自卫。敌寇渐渐听说此事，便收缩兵力，不敢任意侵入。到这时，边防营寨错落分布，已经五年，军队也更加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整治边防事务。他的办法是：用墙垣代替洞穴，用墩台代替山陵。我们把墙垣筑得高而坚固，稍稍疏通武备，修筑敌台来凭高制敌。台上多驻士卒，士卒储备长久的干粮，箭石按五倍准备，险阻按三倍设置；砍削树木伸出，使敌寇不能厚集兵力，只能以薄弱兵势来攻我。我从高处发射箭石，不到一顿饭的时间，烽火便能传到百里之外。大将军又在各营城中多建房屋，让部下居住；房屋材料不烦劳县官，木材就地取自树林，石料就地取自山中，并亲自做陶工来教人烧制瓦砖。士卒来报告劳苦的，大将军只用一句话安抚他们，就像给他们披上温暖的棉絮。天子于是渐渐更加器重他，多次下玺书褒奖，赐给绫绡等物，年年不断。他的官职升到左都督，已经无可再加，便授予他的子弟官职来安慰他。大将军大概从束发之年便从军，经历了数十百次战斗，南方扫平倭寇，北方抵御敌寇，天下人谈起他的事迹都惊骇不已，认为他已经不是当世常人。人们甚至称为“习大将军”的人，因为他是久经战阵的老将，便以为他将要年老，却不知道他年仅四十七岁。今年秋天，幕府白偃羽刚刚设宴大规模款待各部曲，各部曲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大将军，便跑到我这里，请我说几句话为他祝寿。我以时机不合为由推辞，他们却说：“一定要等到大将军的时节才得到您的话，岂不是不合适吗？”况且自从蓟州边境的官吏百姓有了大将军，才开始脱离虎口，知道活着的快乐。大将军一天不厌弃我们，就是赏赐我们一天；大将军一年不厌弃我们，就是赏赐我们一年。我们怎么敢忘记呢？”我无法推辞，便写下这篇序，并说：“替我向大将军致意：时常进食七箸，保重自己。”从今以后，前途无穷；年年皇帝都会慰劳大将军，询问边防计策是否有利便利，并因此亲临军中。朝廷下达制令，号令他统领各位将军，成为国家的虎臣。若时代承平，匈奴和西域亲近归附，敬畏他的威势与信誉，就像你所说的“辛子真”那样，当然是最好的。至于让大将军率领军队，染红瀚海、犁平车师，在燕然山山顶刻石记功，即使有很多人能够做到，也不是我祝愿大将军的本意。《邢母朱太恭人序》【李攀龙】

译人即使不能得到父母，得到了父母也未必长久；若非有子，便不能成为母亲。太恭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母亲，是因为程番公以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出任程番太守，属官都听从命令，称为共同治理地方的臣子；向上辅佐朝廷使远方柔服、近处亲附，向下调和椎结侏离的风俗，使百姓安息、社稷安定，培植根本、树立慈爱。是谁使太恭人有今天？不是程番公吗？太恭人做母亲，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不必说不能得到作为公婆的认可，即使得到公婆认可，若不长久，也不能成为合格的媳妇。太恭人之所以成为合格的媳妇，是因为巩昌公任郡中理官，审理陇西以西的案件，治理得很好。按察部使者下令审理河西以西的案件，那是遥远的羌族首领杂处之地。她曾经平反冤狱，以至于各地为她建立生祠，郡中人把她比作冯野王。她端庄肃穆地处于堂上，和乐融洽地主持内室，成为国家的榜样和配偶的典范，用来迎接程番公无所违逆的命令，纠正抱哺者与倨傲者并存的风气。是谁使太恭人有今天？不是巩昌公吗？不必说不能得到她丈夫的认可，即使得到丈夫认可，若不长久，也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主人。太恭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家之主，是因为追赠中丞公已经在国子监中游学。太恭人说：“君子二十岁便与天下士人交往，如果不慷慨仰慕义理，把自己托付给长者，这些士人一定会因为年齿而轻视他。士人一旦因年齿轻视他，三种损害便会日益发生；三种损害日益发生，最终便无法成名。后来公的年纪大了，仪态俨然，仿佛出身于世代公卿之家；又显得卓然不群，仿佛已经在会试之中，却没有得到宗伯的推荐列名，士人便再也不敢因年齿轻视他。外面有志同道合、和睦相处的朋友，家中才有像《鸡鸣》诗所说的安静和美的妻子；他以身作则感化妻子，庇护夫妻关系。是谁使太恭人有今天？不是追赠中丞公吗？太恭人成为媳妇并主持家庭，也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即使可以不被父母、公婆、丈夫和家庭认可，也不可以不被自己的儿子认可；即使得到儿子的认可，若不长久，也不能成为母亲。太恭人之所以成为母亲，是因为中丞公还是诸生时，她对他说：“你怎么能不同于你父亲当年在国子监求学时的样子？要慷慨仰慕义理，托身于长者，不能让士人因年齿而轻视你。”等到他以进士身份任真定尹，她又对他说：“你怎么能不同于你外祖父任程番太守时的样子？暂时守土而就任县令，处在中央却治理外地；把自己当作官员，把百姓当作自己来观察，这样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他以真定尹身份任御史时，她又对他说：“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教诲，就依照师法；依照师法仍不能解决，就用弹劾和威严来纠正。超过这些而挽起袖子强行处理，那就很难预料了。” 公任御史后，巡视京畿地区。庚戌之役，侦察了望没有不到之处，草料粮食没有不备足之处。他由御史任廷尉时，她又问他：“你怎么能不同于你外祖父呢？”外祖父任巩昌理官时，郡中理官所做的事情合宜；御史台所做的事情也应当合宜。御史台所做合宜，廷尉也应当合宜。公任廷尉时，不论是丞还是卿，凡是治理两都的事务，文书都没有差错。如今的中丞，以在外督察部刺史为御史台主官的，有几十人；在内统领御史、接受公卿奏章、作为大夫副职的，才一两人，他们终究不会竭尽力量而让位。公在这里任职三年，已经成为天子威望尊重的臣子。太恭人却不知道这些，她所知道的只是：中丞公做诸生，和追赠中丞公在国子监求学没有不同；任真定尹，和外祖父做程番太守没有不同；任御史、廷尉，和外祖父任巩昌理官时也没有不同。士人不荒废学业，即使劳苦，也会产生善心。县邑不把他当作县令，母亲难道能把他当作儿子吗？即使御史、廷尉的职位不合太恭人的心意，恐怕她也不能跟随中丞公直到终身。又是谁使太恭人有今天？不是中丞公吗？太恭人得到儿子而成为母亲，也已经四十多年了。二十年做程番公的女儿，二十年做巩昌公的媳妇，做追赠中丞公的妻子，又做四十年中丞公的母亲，太恭人在这些身份中已经八十年了。她在巩昌公家，与在程番公家没有不同；她看待中丞公，与看待追赠中丞公没有不同。因此她到了八十岁，仍然把这些身份看作值得珍重。然而不能得到父母、公婆、丈夫和儿子的认可，固然不行；但也不能不得到今天这个时代的认可。圣明天子在位已经四十年了。不必说太恭人免除了葛藟缠绕、夫妻离散的灾难；即使中丞公遇上变法改制的时代，政令急迫而无法施行；又或者处在忌讳森严的朝廷，恩泽不能下达；又或者处在祸乱滋长、声势显著的时代，爱护生民之心尚未普遍，凭什么能让一个县令升为御史，再升为廷尉，最终做到中丞而没有祸患呢？假使中丞公有一天遭遇祸患，使太恭人忧愁，那么她在这些身份中度过八十年的结果，又哪里能够预知呢？圣明天子在位四十年，正与太恭人经历八十年相应。尧舜在位时，百姓不早夭、不遭疫病，这就是我所说的：不能不得到父母、公婆、丈夫和儿子的认可，更不能不得到今日时代的认可。太恭人的娘家在昌邑，县令陈希南对我说了太恭人的这些事。程番公名琎，巩昌公名瓘，追赠中丞公名时举，中丞名尚简，由此可见昌邑有许多君子。” 《许母张太孺人序》【李攀龙】

译我二十岁时，我们这一群士人多半已经跟随殿卿交游了。殿卿于是三次到我的草庐来，居住两夜，与我谈论天下大事，握手不舍。我们这群士人甚至彼此议论说：“很久没见殿卿了，他怎么竟然和李生交朋友呢？”李生是个狂生。人人都把我看作狂生，大概只有殿卿认为我不是狂生。我和殿卿在城郭外的穷巷读书，不能顾及家中的生产，孤零零地寄身乡校，把取得毕业资格看作成为俊杰，互相约定好古，多传述前代的言论，仰慕左丘明、司马子长的文章，与世俗格格不入。日月流转，参加省试，有司的才力不能称心；既已领到廪禄，家室却仍然贫困，眼看着一个弟子员的身份，便像匏瓜一样悬在那里。我每次经过殿卿那里，便纵酒谈笑，上至赞美傅说从版筑中被发现、伊尹从屠夫和钓者中得到任用，下至谈论管仲射钩、百里奚赎骖的事，说道：“如果将来富贵了，不要忘记彼此。”我仰头望屋叹息，深深悲悼古人；正值盛年却功名无成，转眼之间，人人都志在千里，只是没有让我们这一群人知道自己的打算。太孺人在旁边观察这些情况，便急忙对殿卿说：“过去和你交游的人，不要认为他们都豪迈高贵；这个人也陷在孤贫泥淖之中，只是心志似乎要高飞远去，才能却只是普通人。你要赶快对待他，不要失去这个人！” 他们不知道李生为什么能了解你。殿卿也说：“沉沦在世俗之中，使自己没有洁白无瑕的品行；一旦遇到机会崛起，恩泽广泛施行，却没有人知道。我之所以认为李生不如你，是因为他不及你的明敏精深、见识渊博；你的气概高峻挺拔，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像百川一样浩大而不可阻挡。你却又不如李生。”太孺人中年守寡，日夜等待儿子有所建树的时刻，端严得没有愉悦的脸色。即使跟随殿卿交游的士人多次来访，殿卿也往往停下文书来迎接他们，整天不能闭门诵读。太孺人起初还在客人面前假装只是责备殿卿，时间久了，便不再谢绝那些交游者；太孺人于是关门闭户，神色严厉、言辞峻厉，把殿卿的朋友们一个个赶走。因为这样，殿卿便无法选择朋友；假如他在困穷时曾失去一些私下亲近的人，如今又怎能不耗费精神、降低身份去应酬那些从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与他们相对而坐，只能用眼睛示意，没有什么可说的；彼此隔阂，对方动辄谈及贿赂、饮食、田舍琐事和鄙俗话语，满耳都是这些，只能勉强回答；一句话不合意，便扭捏作尘土状来惊疑内心。我稍微表现出厌烦，他们又说我无故失礼，世俗人便牵衣起身离开，沿途传出恶声。这难道不是在使太孺人忧愁吗？我过去拜访殿卿，那些被赶走的人窥见我，又彼此说：“太孺人究竟怎么办呢？里面又来了一个狂生！” 我还记得殿卿从肥子来时，带来的进身钱不到一千钱，太孺人命人供给我夜读所用的灯油，还把几升灯油送给我，直到今天我仍然铭记在心。东墙漏来的余光，使我想到哀怜王孙而送食的故事；这份情意没有终止。殿卿对我，不必说像用唾沫沾湿对方、互相温润那样相互扶助；即使我上书张中丞府，中丞推重我，把我视作卑贱士人，却亲手援引我，也是殿卿的帮助。殿卿难道会知道自己日后的声名，竟会达到今天吗？太孺人即使已经八十岁了，殿卿也已经获得国士的声名，母亲得到丰厚的赐予。即使有忧虑人生的叹息，也只怕不能先享受鼎食的富贵罢了。太孺人对我有知遇、使我兴起的恩情，殿卿难道还要长久屈居人下吗？时势又有什么可作为呢？我还赶得上看到殿卿孩童时期：薛家妇人抱着孩子在襁褓中相互依靠，太孺人抚育了三代人，处处施行慈爱；他们又都秀美聪慧，怀着对长辈的敬慕，使人心情愉悦。这难道不是吉祥美好的事情吗？《寿襄王殿下序》【张居正】如今祝愿君主长寿的人说“万岁”，祝愿侯王长寿的人说“千岁”。人的寿命不可能真的达到千万年，但祝寿者都这样祝愿，这是因为君主、侯王与普通百姓不同。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人就希望它永远存在；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物，一天也不能相守。太阳升到中天，有眼睛的人靠它看见东西，有脚的人靠它行走。鸡叫三遍，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面向东方等待天明，没有人不希望太阳万年长存；这并不是因为爱太阳，而是因为要依赖它。五岳四渎处在各方角落，兴起云雨，孕育宝藏，以满足人的需求。人们没有不祭祀祈福的，因为利益在那里。君主就是太阳，侯王就是五岳四渎。君主使天下共同获利，天下人没有不愿意让他做君主的；侯王的恩泽遍及一国，一国人没有不愿意让他做君主的。因此君主万岁，天下人就能因万岁而蒙受利益；侯王千岁，一国人就能因千岁而蒙受利益。所以世间祝愿君主、侯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们千岁、万岁，为什么呢？因为这对自己有利。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祸害和灾孽，人们将诽谤辱骂他们，这样还承受什么千万年的祝愿呢？襄王建立封国已经一百年了，世代继承并发扬他的德行，屏护辅佐帝室，直到今天，襄王在江汉之间更加有声望。我在家闲居时，听说襄王贤明，却没有见过他。等经过襄阳，私下站在下风处仰望，远远看见他的容貌，才知道襄王是天下贤王。贤者能使人爱戴他，使人因他而便利安宁。我私下听太守汪大夫说，襄王虽然处在崇高显大的地位，却约束检点自己，常常像未出嫁的女子一样谨慎。士大夫经过封国内，无论认识与否，他一定降低身份接待礼遇，待客尤其优厚。他施惠百姓非常深厚，而驾驭身边人又十分严厉。事情涉及有司，即使有司之人百般曲折，也不加罪；身边人即使有一百条正当理由，仍然不宽贷。他致力于谦抑自己、约束下属，以此使有司的法令得到实行。因此从太守以下直到编户百姓，都说：“襄王对襄阳的官吏百姓有很大的恩惠，官吏百姓没有丝毫可以报答的东西，只愿襄王千岁拥有封国，使襄阳人更加蒙受恩惠。”这种德行，不只是便利一个人的一手一足而已。水潭深，鱼就聚集；树林茂盛，鸟兽就归附。《诗经》说：“他赠给我桃，我报答他李。”襄王给予襄阳官吏百姓的恩惠深厚，若不以长寿福禄来报答，又将用什么报答呢？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一个愿望。大王也知道敖氏积蓄粮食的故事吗？周人中有个敖氏，积蓄的粮食装满粮仓，足以支撑几十年还绰绰有余，却向啬夫询问如何储藏积蓄。啬夫说：“您的积蓄已经很丰厚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给您的。您如果计算自己所有的财物，只要谨慎使用它们就够了。圭、撮这样微小的容量若不谨慎使用，钟、筥也会从中泄漏；钟、筥的容量若不谨慎使用，最终又会从尾闾泄漏。江海虽然广大，用来供给漏水的杯子，终其一生也不能使它装满。我是啬夫，我只是把节俭之道告诉您罢了。精神不可放纵，节省使用便能凝聚；福分不可骤然享尽，节省使用便能长久；力量不可过分依赖，节省使用便能坚固。所以圣人的话说：‘奉事上天、治理人民，没有比节俭更好的。’大王今年三十岁，把三十岁同千岁相比，不正像积蓄装满粮仓后才开始取出一圭一撮吗？大王如果确实稍稍听从啬夫的议论，不轻易耗用自己旺盛的年力，用来保养精神、思虑长远，那么所谓千岁，还是一句比较接近事实的话了。” 《黙斋先生六十寿序》【归有光】

译我们昆山的风俗，尤其重视生日。五十岁以后，才开始举行祝寿；每年生日都要举行仪式，到了整十岁，便把它当作大事。亲朋彼此告诫，一定要全部前来庆贺；玉帛交错，献酒酬答，宴饮聚会极其盛大，仿佛礼法本来就该如此，不能做到的人还以为羞耻。考察有关记载，吴中的风俗从未达到这种程度，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长者说，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大概到了今天更加奢侈了。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是宪副黙斋孙先生的生日。先生出生以来，从丙辰年到今天乙卯年，甲子已经轮转一周。因此县里按礼仪为他祝寿的人，尤其把这件事看得隆重，来向我征求文章。至于这种礼仪，我没有文才，不能描写庆贺、献酬、宴会的盛况，只想说人生百年之内，变故很多；若能在岁时节令中叙述往事、互相感怀，亲朋聚会，饮酒谈论平生，感念今时、追怀往昔，这些已经足够了。我与先生同乡，有通家之谊，从年轻时便认识先生。先生刚二十岁，先父客游在外没有回来，遗体旅葬在苍梧荒野；他便徒步走到岭外，没有资财、行装和仆从，携带崎岖万里的劳苦，背负遗骨回来。寡母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到考中进士后，脱去布衣，授任刑曹。适逢御史因上言论事被下诏狱，先生坚守职守而不阿附，与大官争辩，几乎遭遇不测之祸。天子仁慈圣明，不忍加以诛戮，只把他贬谪到怀远、夜郎一带。此后，他从县令升迁，几个月内就屡次改任官职，历经闽粤、巴蜀、荆湖、齐鲁各地，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一半。天子亲自巡视献陵时，藩、臬、郡、县的官员多因供应不足而获重罪，先生当时任湖广佥宪，却独独免罪，还受到恩宠赏赐，并再次升任江西宪副后返乡。六十年间，荣辱利害的种种遭际，追述起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慨。如今先生放弃荣禄、辞去恩宠，在玉山南面择地筑居，有园池田舍的美景，有贤能的子孙，而且筋力健旺，完全没有衰老的样子。回想此前的一切，真如梦幻；从今以后享受山林花鸟之乐，知道是无穷无尽的。这难道还不值得祝贺吗？于是写下这些话，先生一生奇伟的忠孝大节也由此可以考见。《张母八十序》〔徐渭〕 起初我和子锡、子文等人住得相近。子锡的长兄将军子仪，和两个弟弟一同来我家私塾求学。后来子锡、子文便同我一起带着书册求学进取，那时我们都还留着童发。两家的孩子没有一天不来三四次，骑竹马、带裲珰，一路奔到我家门口。从我屋旁的小庵到卫署右边的道路，不过几百步，尘土飞扬，昏暗的一条巷子都被我们几个孩子踩踏遍了。我和二张年幼时就能应对属文，渐渐使座上宾客惊异，一时闻名，声誉传遍郡中。太君和他们的父亲一起抚爱怜惜我们；我们一到，就拿粔籹、餦餭给我们吃，有时还把果品糕饵装进我们的袖中。我们嬉戏玩闹、弄得蓬头垢面，她便替我们梳洗；衣服破了，便替我们缝补、洗涤、熨平，从不嫌事情琐碎。他们家本来就是将军门第，备有军用器械；我们有时玩弄刀剑长矛，捡起弓来拉弦，彼此牵着马厩里的马，不戴笼头便奔驰，还在卫署台阶道路上射箭，甚至跳上台阶而跌倒受伤；母亲始终疼爱我们，脸上没有恼怒之色，也不十分禁止或责骂两个儿子的心性爱好，仿佛预期他们将来要有远大成就，不屑于用儿女琐事去束缚他们。几十年来，二张轻视世俗的学问而成为诗人，天下各地都知道他们，宾客满座，吟诗长啸、饮酒作乐，夜夜不空。而我却在学校中徘徊，希望一举成名却屡屡跌倒，后来又触犯禁网，辞去衣冠，越发一心放浪不羁，时时仍与二张交游。太君更加置办肉脯，酿造黍稷之酒，告诫并约束各位妇人不要违背丈夫的心意。有人问她，她说：“只要人家在伦理天理方面没有大的亏欠就够了。至于富贵，总有结束的时候；两个儿子如果在同辈人中驰骋发展，就不应同他们计较高下。”唉，鸤鸠被用来称颂君子长寿，难道不是因为它用心专一吗？几十年来，太君看待她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完全一样。如今孩子们的处境同我们当年虽已不同，但太君从小时给我们果饵吃起，直到今天为我们置办肉脯、酿酒，始终没有不同。因此，太君戴上簪珥时，是妇女同伴；若追问她内心的志意，那么鸤鸠所象征的君子之意，大概没有超过她的了。这难道不能由此预知太君长寿吗？如今太君已经八十岁了，她的儿子们请我拿笔作颂，我答应下来，于是颂道：“我实在自暴自弃，不能像淮阴的钓徒那样拿千金报答漂母的饭食。上天如果有意眷顾我们这些人，就让我们今后再为太君作像今天这样的颂词四十年，以稍稍报答太君给我们果饵、置办肉脯和酿酒的恩德。” 《赠沈母序》〔徐渭〕 沈母太君俞氏，是沈伯子的母亲。太君嫁到沈家后才二十五岁便守寡。当时有婆母患病，太君竟割股肉为她治病，使她得以不死。然而家中贫困，连药物和饭食都供给不起，太君便靠针线纺织来供养，直到婆母去世，从未短缺。她还养育一个遗孤，起初伯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经娶妻，有了儿女，甚至有了孙子。伯子又通晓经书，能写文章，在分隶、行书方面都很出色，成为乡人的表率。像这样，孤儿和儿子都如荠菜般卑微，而太君却像苦菜和蓼草一样苦辛。这样算来，从二十五岁直到今天，太君大概已经六十六岁；太君做苦菜、蓼草一般的寡妇，也已经六十六年了。直到现在，才得到督抚以及按察徐、朱两位大人下檄有司，表彰她的家门。伯子是我的朋友，而且过去曾对我有恩。太君在我到伯子家时，常常洗涤器皿、宰杀牲畜、摆出肉脯，直到坛中酒尽、灯油耗尽，仍让伯子拉住我的衣袖，或者把自己的巾帽鞋履藏给我用。像这样，太君大概是不因为我对伯子没有什么帮助就轻视我。如今她得到旌表，我不能不向她祝贺。我平常常说，树立风教的事情即使不能立即从官府得到表彰，如果有遗逸贤人的事迹被野史记载，在简册上写下几句话，也足以取信于后世。昨天修订县志时，遇到我所知道的贞女孝妇，众人却说她们没有得到旌表家门、建立表坊，便百般阻挠，不让立即记载；遇到已经表彰旌表而我原先不知道的人，众人又逼迫我马上撰写，不再等候核查考订，往往因此遭到无休止的讥笑辱骂。由此看来，人确实不能没有实际事迹。至于有实际事迹而能否得到名声，权力并不在笔墨，而在官府的旌表和印信，这就很明显了。既然如此，这次举动我怎么能不高兴、不向太君祝贺呢？《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三百五十一 （明）贺复征编 ○序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