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十六

译申屠刚回答说：“臣听说，君王处理政事失当，就会使神灵怨怒；奸邪之人扰乱政事，所以阴阳错乱。这是上天用来谴责、警告君王的，想使失道的君主豁然觉悟，使心怀邪念的臣子恐惧而自我约束。如今朝廷不考核功劳、不校验德行，却徒然听信毁誉；屡次下诏书，设置严酷的法律，压制、禁止诽谤，禁绝切实的议论，罪行严重的甚至处以腰斩。这伤害了忠臣的心志，挫折正直之士的锐气，几乎违背了树立举荐善人的旌旗、悬挂鼓励直谏的敢谏之鼓、开辟四方进言之路、彰明广泛听取意见的原则。臣听说成王年幼柔弱，周公代行政事，听取言论，礼贤下士，平均权力，广施恩宠，不论旧臣还是新进，只亲近仁德之人；行动合乎天地，举措没有失误。然而近处有召公不满，远处又有四国散布流言。母子之间的亲情，是天道中最为亲密的关系。如今圣主年幼，才刚脱离襁褓，自即位以来，最亲近的人却彼此分离，外戚被阻隔，恩情不能相通。况且汉家的制度，虽然任用英明贤能之人，仍然要借助姻亲，使亲疏相互错杂，堵塞嫌隙，这确实是安定宗庙、重视社稷的办法。如今冯氏、卫氏没有罪过，却长久被废弃而不予录用，有的处在偏远困苦之地，待遇还不如平民，这实在不是慈爱、忠孝以及承奉君上的意义。作为人家的后嗣，自有正当的义理；无论至尊还是至卑，地位的形势都不应成为嫌疑。因此无论贤能还是愚昧的人，无不产生怨恨，奸臣贼子便借此得到便利。若发生不加避讳的变乱，实在难以预料。” 如今的师傅，并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那样极其圣明的人，尚且还会有过失，何况那些行事失去中正、不合天心的人呢！过去周公先派伯禽守护封地于鲁，以义割舍私恩，恩宠没有施加给后代，所以他的配享上天的祭祀延续了三十多代。霍光执掌政权，辅佐年幼的君主，修明善政，荐举士人，名义上被称为忠直；但他尊崇自己的宗族党羽，压制外戚，结交权贵、占据权力，势力极其坚固，最终在死后遭到灾祸，满门被灭。现在的师傅们，都处在伊尹、周公那样的地位，承担辅佐贤主、保护君上的职责；若因此想到危患，功业怎么会达不到呢？若不思虑危患，祸患又怎么会不到呢？在增益和损减的关键处，孔子曾为之叹息；保持盈满的戒惧，是老子所慎重的。大概功劳冠绝天下的人不能安稳，威势震慑君主的人不能保全。如今国家承受衰乱之后，继承重重凋敝的时代，公家财力枯竭，赋税征敛繁重频繁；苛刻的官吏夺去百姓的生产时间，贪婪之人侵夺他们的财物，百姓困苦贫乏，因疾病而夭亡的人很多，盗贼成群结队，动辄以万计；军队行动、民众停聚，有人私自号称王侯、自立名号，攻打侵犯京师，焚烧县邑，甚至流传谣言说强弩已经进入宫中，使宿卫之士惊恐不安。自汉朝兴起以来，确实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国家衰弱，奸邪的谋划得不到禁止，六种极端灾祸的后果已经危急得像堆叠的鸡蛋。君王承受天命、顺应大地，掌管爵禄和刑罚，不敢把上天授予的官职私授给自己的宗族，也不敢轻视上天授予的爵位而随意加给亲属。” 陛下应当发扬圣明的德行，彻底觉悟：远则追述历代帝王的事迹，近则遵循孝文皇帝的事业，区别五等亲属的关系，接纳至亲应有的次序，赶快派遣使者征召中山太后，把她安置在别宫，令她按时入朝觐见；又召回冯、卫两族，酌情授予冗散的职务，使他们能够执戟，亲自担任宿卫，以防患于未然，抑制祸患的源头。这样，上可以安定社稷，下可以保全师傅，内可以使亲戚和睦，外可以断绝奸邪的谋划。” 回答贤良询问时务的策问〔李固〕。

译李固回答说：“臣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山川看作珍宝。王道施行得当，阴阳就和谐融洽；政教违背常理，就会发生崩塌、地震等灾害。这些都关系到上天的心意，并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显示出征验。教化要靠各司其职才能成就，官职要由有才能的人才能治理。古代进用人才，是因为他们有德行，并且有天命；如今进用人才，只看财力和势力。臣听说诏书致力于求取宽厚博大，痛恨严酷暴虐。然而现在长吏中，许多靠杀伐树立声名的人，必定得到升迁和奖赏；那些保持宽和、没有党援的人，却往往被斥退。因此淳厚的风气不能发扬，浮薄的习俗没有改变。即使刑罚繁多、禁令严重，又怎么会有益处呢？前代孝安皇帝改变旧有典章，封爵给乳母，因而制造妖孽，使樊丰一类人乘机掌权、放纵恣肆，侵夺君主的威权，改变、扰乱嫡长子的继承，到如今圣上的自身仍然狼狈，亲自遭遇这些艰难。圣上既然从困危中被救出，像龙兴起一般即位，天下人都仰首盼望。风俗政令积累弊病之后，正容易达到中兴，实在应当充分地思考善政之道。然而议论的人还说，如今的事情又同于从前。臣隐居山野草泽，想到这些，痛心伤怀。其实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圣贤相继，共有十八位君主，难道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忘记了封爵赏赐的恩宠吗？只是他们上畏惧天威，下依照经典，知道义理上不可行，所以没有封爵。” 如今宋阿母虽然有很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但只增加赏赐，便足以酬答她的劳苦。至于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实在违背旧典。听说阿母的性情谦虚，必定会推辞退让。陛下应当允许她辞去封国的请求，以成就长久安定的福祉。妃嫔皇后的家族之所以很少能够保全，难道是天性如此吗？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专擅放纵权柄，而天道厌恶盈满，他们又不知道自我减损，所以终于倾覆。先帝宠爱阎氏，授予的位号升得太快，因此她遭受祸患，顷刻之间便接踵而至。老子说：‘进取得太猛烈，退败得就太迅速。’如今梁氏是皇亲，属于椒房之家，按礼制不应以臣下相待，尊崇并授予他们高爵，这还可以；但他们的子弟和同族亲属，荣宠显贵一并加给，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例，恐怕并不是这样。应当命令步兵校尉冀以及各位侍中选择任用黄门官，使权力离开外戚，政权归于国家，难道不好吗？又因为诏书禁止侍中、尚书等中臣的子弟担任官吏、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可是中常侍处在君主身边，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所享禄位和任职竟没有限度。即使表面上托言谦逊沉默，不干预州郡事务，那些谄媚虚伪的人也会望风而动，争相进荐。如今可以为他们设立同样的常规禁令，使其与中臣相同。” 从前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明帝没有答应，只赏赐钱千万。之所以看重丰厚的赏赐而轻视卑微的官位，是因为任用官员如果失去人才，祸害就会波及百姓。臣私下听说，长水司马武宣打开了开阳城门，羊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劳和德行，起初任命便直接授予正式官职。这虽然是小过失，却会逐渐败坏旧有章法，是先圣法度所应当坚决守护的。政教一旦跌落，百年也不能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复无常，下民最终困病。’这是讥刺周王改变祖宗的法度，所以使下民将要全部困病。如今陛下设有尚书，正如上天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斟酌元气，运行而调和四时；尚书发布、承接君王的命令，把政令施行于四海，权力尊贵、势势重大，也是责任归集之处。如果不能公平用心，灾异必定到来。实在应当慎重选择任用其中的人，以辅佐圣明的政事。如今同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人，外有公卿、尚书，内有常侍、黄门，就像一座门之内、一个家庭的事情，安定时共同享受福庆，危险时共同承担祸败。刺史、二千石在外统领政务，在内接受法令。凡是树干弯曲，树影必然歪斜；源头清澈，水流必然洁净；这就像敲击树根，所有枝条都会震动。《周颂》说：‘轻轻振动它，没有不震动跌落的。’ 这句话说的是，内部有所动作，外部就会有所响应。由此说来，本朝的号令怎么可以有丝毫差错呢？门缝一旦打开，奸邪之人就会动心；争逐利益的风气一旦暂时开启，仁义便会受到阻塞，刑罚也不能再加以禁止，教化之道由此逐渐败坏。这是天下的纲纪，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政务。陛下应当打开石室，陈列图书，召集会合群儒，询问政事的得失，指出灾变的征象，以求得上天的意旨。他们的话如果有合乎道理的，应当立即施行，显著提拔这些人，以此表彰有才能者，那么圣上的听闻每天都会有所增加，忠臣也能竭尽自己的见识。又应当罢退宦官，削弱他们的权力，只保留两名常侍，选用方正刚直而有德行的人在宫省中处理事务、侍奉左右；保留五名小黄门，选用才智而娴雅的人在殿中供职。这样，议论的人就会心服而不再争言，太平升平的局面便可以实现了。臣之所以敢于陈述自己的愚昧浅见，冒昧地使陛下听到，是希望上天或许想借臣这个微贱之人使陛下觉悟。陛下应当仔细审察臣的话，怜悯并赦免臣的死罪。” 贤良策问的回答〔晋代郄诜〕。

译诏书说：“上古时代，君王以德行安抚时世，政令简易而不事文饰。到了夏、商、周三代，礼乐完备，制度越来越繁密；文与质的变化，其道理是从哪里来的？虞、夏之间，圣明的君主接连出现，然而对旧制的增减却各不相同。周道已经衰落，仲尼仍然说‘依从周制’，那么因时制宜、革故鼎新的适当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圣王已经去世，遗留下来的制度仍然存在，霸主相继兴起并辅佐、维护它；王道的缺失，难道没有得到补救吗？为什么衰败下去而不能恢复呢？难道是霸主的德行浅薄吗？还是时运不可凭借而达到呢？况且管夷吾那样的才智，而功业只能达到称霸的程度，为什么呢？从前古人治理政事，革除乱亡的弊病，建立不可磨灭的统绪，移风易俗，使刑罚放置不用，这难道不是教化的盛大成就吗？要采取什么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地？朕有幸承受祖宗的盛美功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然而人民还没有服从教化，政道也没有得到阐述；拿古代来对照今天，为什么相差这样遥远呢？即使朕的明智有所不及，仍然想和群贤一起谋划：将用什么来辨明听闻中的疑惑和昏昧，从正直的言论中得到至当的见解呢？何况近来夷狄侵入内地，灾害屡次发生，边地百姓流离失所，被征发的士卒苦于劳役，难道是政令刑法错谬吗？还是有关官吏不称职呢？你们各自竭尽心意，深入考察并评论这些问题。上则说明古代制度，下则切合当今现实；对于朕的德行过失，以及应当振作补救之处，请直陈正当的议论，不要有所隐瞒，朕将恭敬地听取。” 回答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圣德君临天下，仍然留意广泛采纳意见，所以召集贤良方正之士。然而臣等浅薄鄙陋，不足以承受陛下提出的重大问题，因此私下心中颇有自疑。虽然来到朝廷，也只是勉强而已。臣恭敬地读了圣策，才知道陛下下问的心意是如此诚恳。臣听说，上古推举贤能而让出帝位，教化相同、道德一致，所以政令简易而人民受到感化。三代实行世袭，到了末世仍相继承袭，所以文饰繁多，后来才得以整治。虞、夏沿袭旧制而有所增减，并不是帝王之道不同，而是救治弊病的方法有别。周朝处在夏、商二代流传下来的时代，承受着雕敝虚伪达到极点的局面，于是极尽礼乐之盛，穷究制度的道理，文饰详尽完备。仲尼因应时势而说应当依从周制，并不是另有一套不同的说法。臣听说，圣王的教化首先依靠礼乐；五霸的兴起，着力于政令刑法。礼乐的教化深厚，政令刑法的作用浅近。勤勉施行，便可以得到暂时的小安；怠惰废弛，就会迅速衰败。所走的道路并不相同，因此补救的功效也不能相提并论。齐桓公在葵丘失去了机会，管夷吾局限于小器量，功业只能达到称霸的程度，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策问说：‘建立不可磨灭的统绪，移风易俗，使天下和洽，应当采取什么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地？’臣认为，没有什么比选择合适的人才并授予官职更重要。如今的法令制度并非没有统一标准，但宰相和州郡长官的才能有高下不同，政绩有的因此兴盛，有的因此衰败。” 这大概是因为人能够弘扬政事，而不是政事能够弘扬人。舍弃人才而专门致力于政务，即使勤劳，又有什么益处呢？臣私下考察古今，研究其中的美好与弊恶：古人共同寻求贤才，今人共同谋求爵位。古代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考察责任，臣下在下面举荐人才；选得合适的人便有奖赏，选错人便有惩罚，怎么会不寻求贤才呢？如今任用官员，父兄为之经营，亲戚为之助力；有人情关系就通达，没有人情关系就阻塞，怎么会不谋求爵位呢？贤能之人如果求得显达，显达在于修明道义；困穷在于失去义理，所以安静自守而等待时机。爵位如果可以求取，得到它在于积极进取，失去它在于落后于时机，所以躁动而求取它。躁动就会争逐，争逐就会结成朋党，朋党就会诬陷毁谤，诬陷毁谤就会使褒贬失去实情，真假相互混淆，君主的听闻因而受到迷惑，奸邪之事便由此汇集。安静就能坚贞稳固，坚贞稳固就能正直，正直就能诚信谦让，诚信谦让就能推举贤能；推举贤能而不自夸，彼此谦下而没有满足，君主的听闻便能明察，德行也由此趋成。所以能够使人安静，即使说只是高枕而卧，人们也会自行端正；不能禁止人躁动，即使日夜勤劳，风俗也不会统一。况且人无论愚昧还是聪明，都爱慕有名望的官位，没有不在外表上装饰正直、在内心里隐藏邪念的，因此邪正之人很难辨知。任用的人如果都合乎正道，众多正直之士就会更加到来；”}], 如果得到一个邪恶的人，各种邪恶也会聚集而来。事物繁多而同类相从，谁能【缺字】它们呢？所以亡国失去天下的情形，没有不是由众多邪恶积聚造成的。邪恶刚开始发生时，一定起于细微之处；细微的祸患若不在终结处截断，便会逐渐显著。天地不能突然变得寒冷或炎热，君主也不能突然兴盛或衰败。因此，寒暑是逐渐在春秋之间变化的，兴衰则由得失引起。当今之世，宦官没有关卡阻隔，邪恶的门径已经开启；朝廷不责成举荐贤才，正直的道路已经堵塞。得失的根源，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所谓责成贤者，就是使他们互相举荐；所谓设置关卡，就是使他们互相保举。贤才不被举荐，便有罪过；保举而不可靠，便要受罚。所以古代诸侯一定要贡士，不贡士的就削减封地；贡士而不合格的，也要削减封地。士人本来就难以识别，不合格只是过失较轻；既然无法不责罚，就应强求他们在所不知之处尽力；对不合格者施罚，把轻微的过失加重追究，这并不是宽恕。况且天子对于诸侯有不把他们当作纯粹臣下的道义，所以才责备他们。施刑的原则，宁可有所放纵，也不要滥施刑罚。如今却全都反过来，这是为什么呢？贤才是天地的纲纪、万物的根本，正应当把求贤看得最紧急。因此，宁可稍有滥求而得到贤才，也不能放纵而失去贤才。如今却不是这样，世上那些悠悠然无所事事的人，各自只求取巧争辩罢了。所以他们的才干和品行都不可靠：对公事而言，政务因此纷乱；对私德而言，则污秽狼藉。近来地方长官特别多有这种弊病：有逃亡者被悬赏捉拿，有被捆绑起来绞杀的人。贪婪鄙陋之徒窃据官位，却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擢升上来的；犀牛猛兽冲出栏槛，也不知道该责怪谁。法网疏漏到连吞舟之鱼都能漏掉，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人对于利益，就像踏入水火一样。前人虽然失败，后人却又接连而起，像这样彼此不断，谁能制止他们？这种风气一天比一天竞相滋长，又有谁忧虑它呢？即使如今圣上从早到晚辛劳思虑，所任用的执政者却总是这类人。想使圣世教化昌明、风俗平正，也只能等黄河变清了。若要改善这种状况，应当创立举贤的制度，严密设置关卡的防范。制度一旦确立，人们举荐人才时就会谨慎而不苟且，贤才便可以被识别。识别贤才并加以试用，官职就能用得其人；官职用得其人，政事就能各有秩序；政事有秩序，万物就能各得其宜；万物各得其宜，生生不息的事业就会繁盛，百姓的生活就会得到供给，和乐的风气便会兴起。因此，人们少犯过错而远离刑罚，知道羞耻而接近礼法。这就是建立不可磨灭的纲纪、移风易俗，使刑罚搁置而不必使用的原因。制策说：近来夷狄侵入内地，灾异屡次降临，难道是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吗？这些灾祸是由什么造成的？我听说蛮夷扰乱中原，皋陶便担任士官。这是说要改善末端，必须先治理根本。

译任用贤才，政令就会仁惠；任用有才能的人，刑罚就会宽恕。政令仁惠，百姓就会仰望它的施行；刑罚宽恕，人们就会怀念并发挥勇力。用施惠来增殖他们的财富，用宽刑来凝聚他们的心。这样，人们居家时资财充足而懂得正道，行动时就会亲近上级而意志勇敢。如果能考虑他们的利益而除去他们的祸害，以养生之道使他们获利，那么即使死去也不会有二心；以安逸之道使他们劳作，即使辛勤也不会怨恨。因此，他们的生命可以交付，他们的力量可以竭尽。用他们作战就能取胜，攻城就能攻克。这样，善良的人会仰慕德化而安然归服，邪恶的人会畏惧而销声匿迹；止息干戈才是真正的武功，施行仁义其实在于文治。只有任用贤才，才会没有忧患。至于水旱灾害，那是自然的规律。所以古代耕作三十年，必定有可供十年使用的储备。尧、汤遭遇水旱灾害而百姓没有困苦，是因为预先有准备。近来风雨虽然颇为失时，但考察各地，有的疆域相接而丰歉不同；所以田亩相连，成败却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并不是上天一定要伤害人，实在是人不能使劳苦平均。把人的失误归咎于天而不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就会使有关官吏懒于职守而不勤勉，百姓怠于生产而责怪时令，这不是用来安定人心、招致丰年的办法。只应当勤勉地办理人事罢了。我实在愚昧鄙陋，不足以奉答圣朝，然而还把这些话进献朝廷，难道是想让陛下从我的胸怀中取出它们来献上吗？臣只怕自己的见解不足。如果陛下能够收取不善于言说者的意见，以此求得真正有见识的言论，那么臣就可以满足了。因此，臣的言辞鄙陋而不加隐饰。《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一百八十七。明代贺复征编。制策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对——唐代沈亚之。臣答道：臣私下想到，眼睛本来能够包容光明，但到了昏暗的早晚时分，便和盲人一样；等到太阳承接光明，才可以从昏眩中醒悟。万物披上黄黄的光彩，杰出的智慧和才干处在混浊的世俗之中，也会被愚人混同；若不是遇到圣明的君主而处于合适的时代，怎么能够调和阴阳、养育万物呢？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盲人即使得到光明，也不能看见；愚人即使遇到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变得聪明。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舜、禹把光明照耀于上，益、稷一类的贤臣便在下尽其观察之能，这就像悬挂太阳而使离娄看清事物一样。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的光明微弱，臣下的智慧狭小，看见手却迷失了脚，望见前面却昏昧于后面，这就像举着萤火虫的光来照临众人的眼睛。如今陛下的神明之光震动上天，能够照察幽暗闭塞之处，还担心治理有未达到的地方，所以亲自省览群臣的言论。然而臣既盲且愚，并不能超过聪明杰出之士，实在不足以副合陛下清明的询问。臣因被荐举而来，以贤良身份应诏。臣所冒充的职位并不相称，伏地逃避也不足以抵偿罪过，于是仍冒昧伏地进献所说的话。臣恭敬地读了圣明的询问，周遍考察圣旨，知道陛下正在思考天灾造成的祸患。臣愚昧地认为，这些问题是否都由于尚书六曹的根本败坏而造成呢？确实如此。现在请允许臣总括起来逐条说明。圣上的询问涉及民俗的凋敝讹误，以及士卒、车辆的数目和货币财物，臣请以如今兵部、户部的败坏来说明。圣上的询问涉及才干是否兼通文武，而根本在于士人和农民，臣请以礼部、工部的败坏来说明。圣上的询问涉及辨别品行的真伪，臣请以吏部的滥失来说明。圣上的询问涉及朝廷的缺失，臣请以刑部的过失来说明。圣上的询问涉及四方的弊病，臣请把山东、陇右的紧急情况上奏。伏愿陛下详察臣的言论，体察臣的心志，不要因为臣地位卑微就轻视臣的奏议。臣听说周代设置六官来统领百官，国家延续八百年，是因为所制定的纲纪没有断绝。太宗兴起，革除魏晋遗留下来的弊政，修明法度，确立中枢政务，设置尚书六曹，用以安排文武官员的班次，条理统摄天下。号令一经颁布，天下各方就都服从了。他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保护黎民如同保护幼子，唯恐有所失坠。使四方的眼睛明察，是为了先替天下看见；指出君主尚未看见的事物；使四方的耳朵通达，是为了先替天下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