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一（1/2）

译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进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武器收藏起来，到了适当时候才动用；动用就能显示威严，炫耀武力就会使人玩忽，玩忽便不能震慑。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箭装入箭囊。我追求美好的德行，把它施行于这中原，确实是先王保佑我周的缘故。’先王对于百姓，充分端正他们的德行，厚养他们的性情，增加他们的财货和需求，使他们的器具物用便利，明白利害的趋向，用礼义文教加以修治，使他们专心谋利、避开祸害，感怀德行而畏惧威严，所以能够保全国祚并不断壮大。从前我们的先祖后稷，侍奉虞、夏。到了夏朝衰微之时，废弃后稷而不重视农事，我们的先王不窋因丧失官职，便逃到戎狄之间；他不敢懈怠事业，时时修明德行，继承并整治先业，修习祖先的训典，早晚勤勉谨慎，以敦厚笃实守护它，以忠诚信实奉行它，世世代代承载德行，不辱没前人。到了武王，发扬前人的光明，又增加慈爱和温和，奉事神灵，保全百姓，没有人不欢喜。商王帝辛对百姓极其残暴，众庶不能忍受，也不愿拥护他，武王因此在商郊发动战争。这说明先王并不是专门追求武力，而是勤恤百姓的疾苦，除去他们的祸害。先王的制度是：王畿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国和卫国为宾服，蛮夷之地为要服，戎狄之地为荒服。甸服之国负责日祭，侯服之国负责月祀，宾服之国负责四时朝享，要服之国负责每年进贡，荒服之国则终身来朝称王。每天祭祀，每月祀神，四时朝享，每年进贡，终身来朝，这是先王的训诫。如果有不来祭祀的，就修明心意；有不来祀神的，就修饰言辞；有不来朝享的，就修治礼文；有不来进贡的，就修正名分；有不来朝王的，就修明德行。各项次序都完成而仍有不至的，就修整刑罚。因此，对于不祭祀的施刑，对于不祀神的征伐，对于不朝享的征讨，对于不进贡的责让，对于不朝王的发布告诫。因此有刑罚的法令，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准备，有威严责让的命令，有文告辞令。已经发布命令、陈述辞令，却仍然不来，就进一步增修德行，不劳苦远方百姓；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方没有不服从的。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以后，犬戎氏按照自己的职分前来朝见。天子说：‘我一定要因为他们不来朝享而征伐他们，而且要炫耀武力。’这恐怕是废弃先王的训诫，王业将要因此衰败吧？我听说犬戎崇尚敦厚，能够率领百姓继承旧德，始终纯正坚定，他们一定有办法抵御我们。”穆王不听，终于征伐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头白鹿回来。从此以后，荒服之国不再来朝。进谏监视诽谤【《国语》】厉王暴虐，国人都在诽谤他。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您的命令了。”厉王大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自己的人；巫师一报告，便把那人杀掉。国人没有谁敢再说话，在道路上相遇，只用眼睛示意。厉王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他们竟然不敢说话。”召公说：“这只是堵塞他们罢了。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严重。河流被堵塞后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河流，要挖开决口使它疏导；治理百姓，则要宣通他们，使他们能够说话。因此天子处理政务，从公卿直到列士，献上诗歌；乐师献上典籍；史官献上史书；乐师之长进箴言；无眸者朗诵赋；有眸者诵读；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竭尽规劝；亲戚加以补正监察；乐师、史官进行教诲；年长有德者加以修订，然后君王斟酌采用，所以政事能够施行而不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货正是从那里产生；又像土地有原野、低湿地和平坦肥沃之处，衣食正是从那里产生。百姓从口中宣示言论，善恶成败也由此兴起。实行善政而预防失败，这正是增加财货、衣食的办法。百姓在心中思虑，再从口中说出，成熟后就实行，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能够支持您的人还能有几个呢？”厉王不听。于是国人都不敢发言，三年后终于把厉王流放到彘地。进谏不可独占财利【《国语》】厉王对荣夷公、芮良夫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吧？荣公喜好独占财利，却不知道大难将至。财利，是万物生长所凭借的，也是天地所承载的；如果有人独占它，造成的祸害就多了。天地间的百物都将从中取用，怎么可以独占呢？招致的怨怒很多，却不加防备，大难正由此教训君王，君王能够长久吗？做君王的人，应当引导财利并把它分配给上下，使神、人和万物都能得到它的充分供养，同时还要时时警惕，害怕怨恨的到来。因此《颂》说：‘思念那有文德的后稷，他能够配享上天。他建立了我们的众民，没有谁不得到你的极致恩惠。’《大雅》说：‘陈列赐予，使周得以承载。’这不正是广布财利并警惕祸难吗？所以周朝才能承载国运直到今天。如今君王学习独占财利，难道可以吗？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君王这样做，归附他的人就少了。若任用荣公，周朝一定会败亡。”后来荣公果然做了卿士，诸侯不再朝享，厉王流亡到彘地。进谏不亲耕千亩【《国语》】

译宣王即位后，没有亲自在千亩举行藉田礼。虢文公进谏说：“不可以。百姓最重大的事情在于农业，上帝的祭品由此产生，百姓的繁衍由此实现，各项事务的供给由此具备，和谐协同、相亲相睦由此兴起，财货用度的繁殖由此开始，敦厚纯朴、坚固安定由此形成。因此稷是最重要的官职。古时候，太史顺应时令观察土地：阳气郁积充盈，土气震动发动，农事的祥兆在清晨出现，太阳月亮运行到天庙的位置，土地的脉气于是发动。在农时到来前九日，太史告诉稷说：‘从今天到初吉，阳气一同蒸腾，土壤肥力将要发动；如果不震动、不变易，使土脉充满而无灾害，谷物就不会繁殖。’稷把这话告诉王说：‘太史率领掌管阳气的官员命令我主管此事，说：从今天起九日，土地将一齐发动。’王应当恭敬地斋戒，亲自监察农事，不要更改日期。”王于是派司徒遍告公卿百官和百姓，司空在藉田修整祭坛，命农大夫普遍告诫农民准备农具。在农时前五日，乐师报告协和之风已经到来。王进入斋宫，百官和执事各自进入斋戒状态。过了三日，王才彻底洗浴，享用甜酒。到了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醴酒。王灌鬯、饮醴之后出行，百官百姓全都跟随。到了藉田，后稷监临此事，膳夫、农正陈设藉田之礼，太史辅佐王，王恭敬地照办。王耕田一墢，依次分给三人耕作，百姓最后完成千亩耕作。随后由后稷检查功效，太史监察；司徒检查百姓，太师监察。事情完成后，宰夫陈设享礼，膳宰监察，膳夫辅佐王。王享用太牢，分给众人尝食，百姓最后进食。这一天，乐师率领掌管音乐的官员考察风气和土地，把粮食供给在藉田劳作的人；把东南方的钟声收藏起来，按时分发给农民。稷于是遍告百姓，总结农事、协调功业说：‘阴阳分布，震雷使闭塞之物出来；土地如果没有充分开垦，就要归罪于司寇。’于是命令他的属下说：‘巡行农师首先督察，农正第二，后稷第三，司空第四，司徒第五，太保第六，太师第七，太史第八，宗伯第九，王亲自大规模巡察。’除草和收获时也照此办理。百姓没有不受到震动的，都恭敬谨慎地从事农业，修整田地疆界，每天使用锄具，按时不懈怠；财货用度没有缺乏，百姓和谐同心。当时，王的事务专门以农业为重，没有谁从官职上谋求私利而妨害农功。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讲习武事，所以出征就有威势，防守就有财力。这样才能取悦神灵而使百姓和谐，于是祭祀按时举行，布施也充足优厚。如今的天子想要继承先王的事业，却抛弃这项大功，导致神灵匮乏、祭祀不足，又使百姓财力困竭，将凭什么求取福祉、役使百姓呢？” 王不听。宣王三十九年，在千亩交战，王师被姜氏之戎打得大败。进谏不当立幼子【《国语》】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朝见周王，周王立戏为太子。樊仲山父进谏说：“不可以立他。这样做不合顺序，必然触犯礼法；触犯王命，必然被诛杀。因此发布命令不能不合乎顺序。命令不能施行，政事就不能建立；施行而不合顺序，百姓就会抛弃上级。臣下侍奉君上，年少侍奉年长，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今天子立诸侯，却拥立他的幼子，这是教人违逆。鲁国如果听从，诸侯就会仿效，王命将受到阻塞；如果不听从而诛罚鲁国，这又是自己诛罚王命。这件事，诛罚也错，不诛罚也错。天子应当好好谋划。”周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侯回国后去世，鲁人杀死懿公，拥立伯御。宣王三十二年，周王讨伐鲁国，立孝公为鲁君。诸侯从此彼此不和。进谏不要借狄人攻打郑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译郑国攻入滑国时，滑人听从命令，郑军回师后，又转而攻打卫国。郑国公子士泄、堵俞弥率军攻打滑国。周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请求郑国归还滑国。郑伯怨恨惠王攻入郑国而不给厉公爵位，又怨恨襄王亲近卫国、滑国，所以不听王命，反而扣押了伯服、游孙伯。周王大怒，将要借狄人攻打郑国。富辰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最高明的做法是用德行安抚百姓，其次是亲近亲族，使亲亲之恩彼此推及。从前周公哀叹二叔不和，所以分封亲族来屏藩周室。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周文王的昭代后裔；邗、晋、应、韩，是周武王的穆代后裔；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后代。召穆公想到周王室的德行不够纯一，所以在成周聚合宗族，作诗说：‘常棣花开，花萼和花蒂多么鲜明。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其中第四章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对外共同抵御侮辱。’这样一来，兄弟即使有小小的怨怒，也不会废弃美好的亲情。如今天子却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怒，要抛弃郑国这个亲族，这可怎么办呢？任用有功勋的人，亲近亲族，亲近近臣，尊重贤能，是德行中重大的事情；立即变得耳聋，听从昏昧之人，与顽劣者使用鄙陋言语，是最大的奸邪；抛弃德行而听从奸邪，是最大的祸患。郑国有平王、惠王时期的功勋，又有厉王、宣王时期的亲缘；它抛弃受宠之人而任用三良，在姬姓诸国中是较为亲近的。四种德行都具备了。耳朵听不见五声的和谐，叫作聋；眼睛分辨不出五色的文采，叫作昧；心不能遵循德义的常法，叫作顽；口中不说忠信之言，叫作嚚。狄人正好具备这四种奸邪。周王室有美好的德行，尚且说没有什么比兄弟更亲，所以分封他们；它怀柔天下，尚且害怕遭受外侮，能够抵御外侮的，没有比亲近亲族更好的，所以用亲族来屏藩周室。召穆公也是这样说的。如今周王室的德行已经衰落，却又改变周公、召公的做法，去听从这四种奸邪，恐怕不可以吧？百姓还没有忘记祸患，王又把祸患兴起，这将如何面对文王、武王呢？”周王不听，派颓叔、桃子率领狄军出兵。夏季，狄人攻打郑国，夺取栎邑。周王感激狄人，准备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王后。富辰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报答的人已经疲倦，施恩的人却没有满足。’狄人本来就贪婪，王又给他们打开贪欲之门；如果给他们女儿的恩德没有止境，妇人的怨恨也没有终结，狄人一定会成为祸患。”周王又不听。《国语》说：襄王十三年，郑人攻打滑国，周王派游孙伯请求郑国归还滑国，郑人把他扣押了。周王大怒，将要借翟人攻打郑国。富辰进谏说：“不可以。俗话说：‘兄弟在内争斗，仍能在百里之外抵御侮辱。’周文公的诗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对外共同抵御侮辱。’这样看来，争斗只是内部的侮辱，即使争斗，也不会败坏亲情。郑国是天子的兄弟之国，郑武公、郑庄公对平王、桓王有大功劳。我们周王室东迁时，依靠的正是晋国和郑国。子颓之乱，又是依靠郑国才得以平定。如今因为一点小怨就抛弃郑国，这是因小怨而置大德于不顾，恐怕不可以吧？况且兄弟之间的怨恨，不应当借助外人来征讨；一旦借助外人谋利，就成了外部之事。公开怨恨而借外力谋利，是不义；抛弃亲族而亲近翟人，是不祥；用怨恨报答恩德，是不仁。不义会使财利不能增长，不祥会使福祉不能降临，不仁会使百姓不能归附。古代明王不失去这三种德行，所以能够光大地拥有天下，使百姓和谐安宁，美好的声名长久不被遗忘。王千万不能抛弃郑国！”王不听。进谏不要立翟女为王后【《国语》】周王发兵借翟人攻打郑国。周王感激翟人，准备把翟女立为王后。富辰进谏说：“不可以。婚姻是祸福的阶梯。使内部联系获利，福祉就由此而来；使外部势力获利，就会由此招来祸患。如今王使外部获利，难道不是在设置祸患的阶梯吗？从前挚国、畴国兴起，是由于大任；杞国、缯国兴起，是由于大姒；齐、许、申、吕兴起，是由于大姜；陈国兴起，是由于大姬。这些都是能够使内部亲族得利的。过去鄢国灭亡，是由于仲任；密须灭亡，是由于伯姞；郐国灭亡，是由于叔妘；聃国灭亡，是由于郑姬；息国灭亡，是由于陈妫；邓国灭亡，是由于楚曼；罗国灭亡，是由于季姬；庐国灭亡，是由于荆妫。这些都是使外部得利、离间亲族的例子。”王说：“怎样才叫使内部获利？怎样才叫使外部获利？”富辰回答说：“尊重贵族，明辨贤能，任用有功勋者，敬重长老，爱护亲族，礼待新人，亲近旧臣。这样，百姓没有不坚定自己的心志和力量来服从君王命令的；官府不会改变方针，财货也不会耗尽；寻求逃亡的人不会出现，采取行动也不会失败。百姓众民人人奉行利益，把利益归于君上，这就是使内部获利。如果这七种德行彼此离散，百姓就会携带二心，各自因为利益而退避，君上的要求不能达到，这就是使外部获利。翟人是王室之外的族类，郑伯却属于甸服。王如果贬低郑国，就是不尊重贵族。翟人具有豺狼般的德性，郑国还没有失去周代典制，王却轻蔑它，就是不能明辨贤能。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接受过郑国的劳绩，王却抛弃郑国，就是不能任用有功者。郑伯捷年长了，王却轻视他，就是不尊敬长老。翟人是隗姓，郑国出自宣王，王却虐待郑国，就是不爱护亲族。礼待新人不应当妨碍旧人，王却用翟女离间姜姓、任姓之女，这既不合礼，又抛弃了旧亲。王一次举动便抛弃了七种德行，所以说是使外部获利了。” 《尚书》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有可能成功。” 周王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怨怒而抛弃郑国，又抬举叔隗，把她当作招来翟人祸患的阶梯。翟人如同大猪、封豕和豺狼，欲望不可满足。周王不听。襄王十八年，周王废黜翟后，翟人前来报复，杀死谭伯。富辰说：“过去我屡次劝谏王，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场灾难。如果我不出去，王恐怕会认为我心怀怨恨吧？”于是带领自己的属下为王而死。进谏不要堵塞河流【《国语》】

译灵王二十二年，谷水、洛水相斗，将要冲毁王宫，周王想把它们堵塞。太子晋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古代统治百姓的人，不毁坏山，不增高薮泽，不堵塞河流，不堵住湖泽的通道。山，是土的聚集处；薮泽，是万物归聚处；河流，是地气疏导处；湖泽，是水汇聚处。天地形成之后，地气聚集在高处，万物归聚在低处；开通川谷，用来疏导地气；修筑陂塘和低洼地，用来蓄积水的美利。因此，聚集处不会崩塌，万物都有归宿；地气不会沉滞，也不会散失越界。这样，百姓生时有财物可用，死后有安葬之处，因而没有天灾、昏乱、疾病的忧患，也没有饥寒、匮乏的祸患。所以上下能够相互巩固，以等待意外。古代圣王，只谨慎对待这些事情。从前共工抛弃了这条道路，沉溺于过度享乐，放纵欲望而丧失自身，想堵塞防护百川，毁坏高地、填塞低洼，以此危害天下。上天不赐福，百姓不帮助，祸乱一齐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到了有虞氏时，有崇伯鲧散布他的放纵之心，称扬并继承共工的罪过，尧便把他在羽山处死。后来伯禹想到从前的错误，测量、厘正并改制定制度，仿照天地的形势，类比各种事物，制定百项法则，示范给百姓，并为群生测量安排。共工的后代四岳辅佐他，使高处更高、低处更低，疏通河流、导引滞水，蓄积水利、丰殖万物；封土加高九座山，疏决九条河，修筑九处湖泽，丰饶九片薮泽，疏导九处原野，安排九方险隘的居处，使四海相合相通。因此天上没有潜伏的阴气，地上没有散失的阳气，水中没有沉滞的气，火没有造成灾害的燃烧，神灵没有违背常道的运行，百姓没有放纵的欲望，时令没有违逆的次序，万物没有受到伤害。遵循、仿效禹的功业，用法度规范加以测量，没有一项不是美好的功绩，能够充分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天嘉奖他，把天下赐给他，赐姓姒氏，称为有夏，说的是他能够凭借美善的福祉使万物繁盛富足。又把国土和命令赐给四岳，封为侯伯，赐姓姜氏，称为有吕，说的是他们能够成为禹的股肱心腹，养育万物，使百姓丰足。这一位君王和四位伯，难道只是因为受到很多宠爱吗？他们都是已亡君王的后代，只是能够整治并实行美善的道义，使后代存续于下，守护祭祀而不改变典制。夏朝虽然衰微，杞国、缯国仍然存在；申国、吕国虽然衰微，齐国、许国仍然存在。正是因为有美好的功业，才由此受命、赐姓、享受祭祀，直到天下尽头。等到他们失去这些功业时，一定有贪纵放荡之心从中作祟，因此丧失氏族和姓氏，倾覆衰败、不能振兴，断绝后嗣而无主，沦为埋没卑贱的奴役。那些灭亡的国家，难道只是因为没有受到宠爱吗？他们也都是黄帝、炎帝的后代。只是因为不遵循天地的法度，不顺应四时的次序，不测度百姓和神灵的义理，不依照养育万物的法则，以至于灭绝而没有后嗣，直到今天仍无人祭祀。等到获得天下时，一定有忠信之心介入其中；能够取法天地而顺应时令，行动使百姓和神灵和谐，依照万物的法则，所以高明显达、善终美好，声名显著光明，才能受命并获得姓氏。” 受赐氏姓，又附带美好的名号；如果开启先王留下的训诫，考察他们的典籍、图册和刑法，再观察他们兴盛和衰败的原因，大概就可以明白了。兴盛的，必定有夏、吕那样的功业；衰败的，必定有共工、鲧那样的失败。如今我执掌政事，恐怕确实有所回避，而使谷水、洛水的神灵受到触犯，以至于争相显威，妨害王宫？王如果还要堵塞它们，恐怕不可以吧？” 进谏铸造大钱【《国语》】景王二十一年，将要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可以。古时候，天灾降临、祸害发生，于是衡量资财和货币的权重，以轻重相互调节来救济百姓。百姓苦于货币太轻，就替他们制造较重的货币来流通；于是便有以母币权衡子币而通行的办法，百姓都能得到利益。如果百姓承受不了货币太重，就多制造轻币来流通，也不废弃重币；于是便有以子币权衡母币而流通的办法，轻币和重币都能发挥小利。如今君王废掉轻币而制造重币，百姓失去了资财，能够不匮乏吗？如果匮乏，王室用度将有所不足；用度不足，就会从百姓那里加重征取；百姓供给不了，就会产生远走之心，这是离散百姓。况且，在祸患还没有到来时就设置防备，和祸患到来后才救治，是不相合的。可以先做却不预备，叫作怠慢；可以后做却提前实行，叫作招来灾祸。周本来就是贫弱的国家，上天还没有厌弃它的祸患，却又因离散百姓而助长灾祸，恐怕不可以吧？本来要与百姓共同生活，却反而使他们离散；本来要防备抵御灾祸，却反而把灾祸招来；这样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国家没有常法，还凭什么发布命令？命令不能得到执行，是君上的忧患。因此圣王以德行树立于百姓之中来消除这种忧患。《夏书》说：‘关卡的石秤公平均衡，王府就会有财物。’《诗经》也说：‘看那旱山山麓，榛树、楛树繁茂。和乐平易的君子，以和乐平易来求取福禄。’ 正因为旱山山麓的榛树、楛树繁殖茂盛，所以君子能够安乐地求取福禄。若山林枯竭，林麓散亡，薮泽被任意耗尽，百姓的力量被削弱殆尽，田地荒芜，资财用度匮乏，君子将忧惧悲哀而无暇顾及，哪里还有安乐可言？况且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河流源头而造成污水积聚；它很快就会枯竭。如果百姓离散、财货匮乏，灾祸到来而防备全无，王将怎么办？我们周朝官府对于灾害防备之事，已经有很多怠慢废弃的地方，如今又夺走百姓资财来增加灾祸，这就是撤去自己的储藏，又蒙蔽百姓。王还是好好考虑吧。”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进谏铸造无射大林钟【《国语》】

译景王二十三年，周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并为它铸造大林钟。单穆公说：“不可以。制造重币来断绝百姓的资财，又铸造大钟来使他们的后继之物减少。若积聚的财物已经丧失，后继的财源又减少，百姓凭什么生养繁殖？况且钟不过是用来振动发声的；如果无射钟还配有大林钟，耳朵就听不清了。钟声本来是供耳朵听的，耳朵听不到，就不能算作钟声；正如眼睛看不见的，不能算作眼睛所能观察的。眼睛观察尺度，不过在步、武、尺、寸之间；观察颜色，也不过在墨、丈、寻、常之间。耳朵辨察和谐，也在清浊之间；辨察清浊，也不过是一个人的听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先王制定钟制，大钟不超过一钧，重量不超过一石，音律、尺度、容量、重量都由此产生，器物的大小也由此确定。所以圣人对此十分谨慎。如今君王制作钟，听起来耳朵达不到，拿来比较又不合尺度；钟声不能用来辨知和谐，制度不能用来调节节度，既无益于音乐，又使百姓财力减少，还要它做什么？音乐不过是供耳朵听，美色不过是供眼睛看的。如果听音乐震动耳朵，观看美色使眼睛眩惑，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耳目，是心的枢纽和机要。因此一定要听和谐的声音、看端正的事物；听和谐就会聪敏，看端正就会明察；聪敏，言语就会得到听取；明察，德行就会显扬。” 听到言语能够彰明德行，就能使思虑纯正坚定；用言语向百姓说明德行，百姓欣悦而归附于德，便会归心于上。君上得到民心来培植义理，因此做事没有不成功的，求取没有不得到的，这样才能快乐。耳中听到和谐的声音，口中说出美善的言语，把它制定为法令并公布给百姓，再用尺度和制度加以匡正，百姓用心力遵从而不疲倦，事情成功而不反复，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口中纳入滋味，耳中纳入声音；声音和滋味产生气，气在口中表现为言语，在眼中表现为明察。言语凭借诚信而成为名声，明察依照时令而行动，名声用来成就政事，行动用来滋长生养；政事成功，生养繁殖，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假如视听不和而有震动眩惑，滋味进入便不能精纯；不精纯，气就散逸；气散逸，便不和谐，于是出现狂妄悖谬的言语、眩惑不明的见识、反复改变的名号、过失邪恶的制度；发布命令没有信用，刑法政令放纵纷乱，行动不顺应时令，百姓没有凭借依托，不知道应当用力于何处，各自产生离心，君上失去百姓；做事便不能成功，求取便不能得到，还怎么能够快乐呢？三年之中，已经有两件使百姓离心的乐器了，国家恐怕危险吧！王不听从，便向伶州鸠询问。伶州鸠回答说：‘臣所掌管的职务，不能胜任这件事。臣听说：琴瑟以宫音为最高，钟以羽音为最高，石磬以角音为最高；匏、竹类乐器有利于制作，声音大的不超过宫音，声音细的小也不低于羽音。宫音是各种声音的主音，依次而下直到羽音。圣人保护音乐而爱惜财物，财物用来准备制作乐器，音乐用来增殖财物。所以，厚重的乐器取较细的音，轻薄的乐器取较大的音；因此金属乐器以羽音为主，石磬以角音为主，瓦器、丝弦以宫音为主，匏、竹以及皮革、木器各取一个相应的声音。政事就像音乐，音乐依据和谐，和谐依据声音的平正。用和谐来调定乐律，用平正的声音配合金石来振动它，用丝竹来传播它，用诗来说明它，用歌来吟咏它，用匏来宣扬它，用瓦来辅助它，用皮革、木器来节制它。万物各得其常态，叫作乐；各种声音集中到极点，叫作声；声音彼此应和而互相保持，叫作和；高低大小不过分，叫作平。像这样把它铸在金属上，磨制在石上，系缀在丝弦木器上，吹奏在匏竹上，用鼓来节拍，使它运行而顺遂八方之风。于是气不滞塞，阴气也不散乱阳气；阴阳依次运行，风雨按时到来，嘉禾繁生，福祉兴盛，人民和睦便利，万物齐备而音乐成就，上下都不疲惫。所以叫作乐正。如今细声超过了它所应居的主位，妨害正当使用；事物超过限度，妨害财用；正事受到损害，财物就匮乏，因而妨害音乐；细声压制大声，大声凌驾细声，耳朵不能容受，这不是和谐；听到的声音越出应有范围，这不是平正；妨害正事、耗尽财物，声音又不和不平，这不是宗官所应掌管的事。有和谐平正的声音，就会有繁殖丰厚的财物。于是用中正的德行来引导，用中正的音调来歌咏；德行和声音没有差错，便能使神灵和人相合，神灵因此安宁，百姓因此听从。至于耗尽财用、使民力疲惫来放纵淫欲之心，所听的声音不和谐，配合的音调不合尺度，既无益于教化，又使百姓离心、神灵发怒，这不是臣所听闻的正道。王不听从，最终铸成大钟。周景王二十四年，钟铸成，乐官报告说已经和谐。王对伶州鸠说：‘钟果然和谐了。’伶州鸠回答：‘还不能知道。’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君上制作器物，百姓准备乐材而乐于此事，才叫和谐。如今财物耗尽，百姓疲惫，没有谁不怨恨，臣不知道它哪里和谐。而且百姓共同喜爱的事，很少有不能成功的；他们共同厌恶的事，很少有不能废弃的。所以谚语说：“众人的心意可以筑成城，众人的言语可以熔化金属。”如今三年之中，危害金属之事已经两次兴起，恐怕其中一次会被废弃啊。’王说：‘你已经老糊涂了，还知道什么？’周景王二十五年，王去世，钟最终没有和谐。《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十三 （明）贺复征编 论谏二 劝谏不要宠爱州吁【《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从齐国娶妻，娶的是东宫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美丽却没有儿子，卫国人因此作了《硕人》。后来又从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下孝伯，早死；她的妹妹戴妫生下桓公，庄姜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宠妾的儿子，受到宠爱而喜欢武力，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进谏说：‘臣听说，爱护儿子，就应当用义理正道教育他，不让他陷入邪路。骄傲、奢侈、淫乱、放纵，都是走上邪路的原因。这四种情况的到来，是宠爱和俸禄过分造成的。如果打算立州吁为继承人，就应当现在决定；如果还没有这个打算，却让他逐渐走上祸乱之路，便会造成灾祸。受宠而不骄傲，骄傲后还能降抑自己，降抑后不怨恨，怨恨后还能自我约束的人，太少了。况且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的压制大的、淫乱破坏义理，这就是所谓六种逆理。君主合乎义理，臣下奉行政令，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六种顺理。舍弃顺理而仿效逆理，正是招来祸患。作为君主，正应当努力除去祸患，却反而招来祸患，恐怕不可以吧？’庄公不听。劝谏不要去观鱼【《左传·隐公五年》】

译春季，隐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不能用来讲习国家大事的事物，材料不能用来准备器用的事物，君主就不应当亲自举行。君主是要使百姓归入法度和制度的人，所以讲习政事以衡量法度和标准，叫作轨；取得材料以彰明事物的纹理和类别，叫作物。不合轨、不合物，叫作乱政。乱政频繁施行，就是败亡的原因。因此春季搜猎、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在农事空闲时举行，用来讲习政事。每三年整治军队，入都时振作军旅，回来时饮酒庆贺，以清点军事实力，彰明文采制度，明确贵贱，辨别等级次序，顺应少长秩序，练习威仪。鸟兽的肉不能登上俎案，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器物，君主就不射取，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制作器用的材料、皂隶所做的事务、有关官署所守的职责，都不是君主应当亲自过问的。’隐公说：‘我将要去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地观看捕鱼。臧僖伯称病没有随从。史书说：‘隐公在棠地射鱼，这是不合礼的，而且说明他前往了远地。’ 冬季，臧僖伯去世。隐公说：‘叔父对我有遗憾，我不敢忘记。’于是按高于通常等级的一等安葬他。劝谏不要接受郜国的大鼎【《左传·桓公二年》】夏季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这是不合礼的。臧哀伯进谏说：‘做君主的人，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用来面对并照察百官，尚且害怕有所失误，所以彰明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天子所乘的大路铺越席，大羹不调味，黍稷之食不舂精，用来彰明俭朴；衮衣、冕冠、黻衣、玉珽，衣带、下裳、蔽膝、鞋子，衡、紞、纮、綖，用来彰明礼制的尺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用来彰明礼数；火、龙、黼、黻，用来彰明文饰；五色配合各种形象，用来彰明器物；锡铃、鸾铃、和铃，用来彰明声音；三辰旗帜，用来彰明光明。德行俭朴而有法度，升降有等级，文物用来记录它，声名用来发扬它，以面对并照察百官，百官因此戒惧而不敢改变纪律。如今毁弃德行、树立邪恶，却把受贿得来的器物放进太庙，明白地给百官看；百官都仿效它，又有什么可以责罚的呢？国家败亡，是由于官员邪曲；官员失去德行，是由于宠幸和贿赂显著。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明受贿呢？武王战胜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把彰明违乱的受贿器物放进太庙，那将怎么办呢？’桓公不听。周王室内史听说后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君主违背礼义，他仍不忘用德行劝谏。劝谏不要追击楚军【《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毁坏随军而接纳少师。少师回去后，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准备答应，季梁阻止他说：‘上天正在把楚国交给它，楚军的衰弱，是在诱骗我们。君主为什么这样急迫？’臣听说，小国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的道路符合道义，而大国过于淫乱；所谓道义，就是忠于百姓并取信于神灵。君上考虑使百姓获利，就是忠；祝官、史官如实陈说，就是信。如今百姓饥饿而君主放纵欲望，祝官、史官却虚假夸大祭祀，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随侯说：‘我们的祭牲肥壮，黍稷丰盛齐备，为什么会没有诚信？’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使百姓成就，然后才致力于神灵。所以奉献祭牲时报告说：“广大、硕大、肥壮。”这是说民力普遍存在，牲畜硕大繁殖，没有疾病疮疡，各方面都肥壮齐备。奉献祭品时报告说：“洁净的黍稷丰盛。”这是说春夏秋三个农时没有灾害，百姓和睦，年成丰收。奉献酒醴时报告说：“美好、纯厚的美酒。”这是说上下都有美德而没有违逆之心，也就是所说的馨香而没有谗邪。因此应当努力做好三个农时的事务，修明五教，亲睦九族，以此来完成祭祀。这样百姓和睦，神灵降下福祉，所以行动就能成功。如今百姓各怀心思，鬼神没有可以凭依的主人，君主即使独自祭品丰盛，又能得到什么福呢？君主姑且修明政事，亲近兄弟般的国家，或许可以免除灾难。随侯害怕了，便修明政事，楚国不敢来攻打。劝谏不要去观看社祭【《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这是不合礼的。曹刿进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治百姓的。因此诸侯会盟，用来教导上下的法则，规定财用的节制；朝见，用来端正班次爵位的道理，统率长幼的秩序；征伐，用来讨伐不合义理的行为。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狩，以此大规模地讲习这些制度。除此之外，君主就不应亲自举行。君主亲自举行的事一定要记载，记载下来却不合礼法，后代将以什么为观法呢？’ 劝谏不要借道给晋国【《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来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一定会跟着灭亡。不能给晋国开方便之门，不能把寇仇当作可以玩弄的对象。一次已经很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谚语所说的“面颊和车辅骨相互依存，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虞公说：‘晋国和我们同宗，难道会加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太伯不肯顺从，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次子和三子，做过文王的卿士，功勋在王室，记载在盟府。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哪里会爱惜虞国呢？况且虞国能够比桓叔、庄伯的后代更亲近吗？晋国尚且爱惜桓叔、庄伯的族人；他们有什么罪，却被杀戮？不就是因为势力逼近吗？亲族凭借宠幸而形成威胁，尚且还要加害，何况凭借国家呢？’虞公说：‘我的祭祀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护佑我。’宫之奇回答说：‘臣听说，鬼神并不专亲近某个人，只依凭有德之人。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者。”又说：“黍稷并不芬芳，光明的德行才芬芳。”又说：“百姓不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是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行，百姓不和，神灵也不会享用祭祀。神灵所凭依的，将在于德行。如果晋国夺取虞国，却彰明德行来进献馨香，神灵难道会吐弃它吗？’ 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者。宫之奇带着族人离开，说：‘虞国今年过不了腊祭了，就在这次行动中灭亡。晋国也不会再举行第二次进攻了。’ 劝谏不要焚烧巫尫【《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季大旱，僖公想烧死巫尫。臧文仲说：‘这不是应对旱灾的办法。应当修整城郭，减少饮食，节省用度，努力农事，鼓励贫富相互救济，这才是应做的事。巫尫有什么用？上天若要杀他，就不应让他出生；如果他能造成旱灾，烧死他反而会使灾害更严重。’僖公听从了。这一年发生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劝谏不要对邾国不加防备【《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邾国人因为须句的缘故出兵，僖公轻视邾国，没有防备便抵御它。臧文仲说：‘国家没有大小之分，不可以轻视它。没有防备，即使人数众多也不能依靠。《诗》说：“战战兢兢，好像面对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又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是明察的，天命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先王的明德，尚且没有不把事情当作困难、没有不感到畏惧的，何况我们这个小国呢？君主不要以为邾国小，蜂和蝎子都有毒，何况一个国家呢？’僖公不听。八月丁未日，鲁军和邾军在升陉交战，我军大败。邾人俘获僖公的头盔，把它悬挂在鱼门。

译劝谏不要驱逐众公子【《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将要驱逐众位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根本就没有遮蔽保护了。葛藤尚且能遮蔽它的根本，所以君子用它作比喻，何况国君呢？这正是谚语所说的“享受了遮蔽，却放纵别人拿斧头砍伐”的道理。一定不可以这样，君主还是好好谋划吧。用德行亲近他们，他们都可以成为股肱之臣，谁敢离心背叛？为什么要驱逐他们呢？’昭公不听。穆襄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六卿与公室共同抵抗，乐豫辞去司马之职，把职位让给公子卭。劝谏夏季不要滥捕鱼【《国语》】宣公夏季在泗水深渊滥捕鱼，里革割断他的渔网并扔掉，说：‘古时候，大寒降临、土地中的蛰虫开始活动时，水官便讲习使用鱼网、鱼笱，捕取有名的鱼类，把水中的禽鸟献到寝庙中尝祭，再向国人施行这些礼仪，以助长阳气。鸟兽怀孕，水虫成长时，兽官便禁止使用捕兽网和罗网，刺取鱼鳖，用来准备夏季的干肉，以助万物生长繁茂。鸟兽成熟，水虫怀孕时，水官便禁止设置捕兽网和鹿网、陷阱以及捕兽器，把鱼兽充实到宗庙和厨房中，以积蓄功用。况且山林不砍伐新生的枝芽，湖泽不砍伐自然生长的草木，鱼类禁止捕取鲲鱼和鱼卵，野兽让幼鹿和幼兽成长，鸟类让雏鸟和鸟卵成长，虫类舍弃蚁卵和幼虫，这都是使万物繁衍的古训。如今鱼类正分别怀孕，不教鱼类成长，却又张网捕捉，是贪得无度。’宣公听说后说：‘我有过错，而里革匡正我，不是很好吗？这是一张好渔网。替我取得法度，让有关官署收藏它，使我不忘记这个教训。’师存侍奉宣公，说：‘收藏渔网不如把里革安置在身边，这样才不会忘记。’ 劝谏不要把陈国改为县【《左传·宣公十一年》】冬季，楚庄王因为陈国夏氏作乱而攻打陈国，并告诉陈人不要行动，说要向少西氏讨罪，随后进入陈国，杀死夏征舒，把他的尸体车裂在栗门，趁机把陈国改为县。陈侯当时在晋国，申叔时出使齐国，返回后复命便退下。楚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征舒行事无道，杀害自己的君主，寡人带领诸侯讨伐并杀了他。诸侯的县公都来庆贺寡人，唯独你不来庆贺，是什么缘故？’申叔时回答说：‘还可以为此辩解吗？’楚王说：‘可以。’申叔时说：‘夏征舒杀害君主，罪过很大，讨伐并杀掉他，是君王合乎义理的行为。但是人们又有话说：“牵着牛踩过别人的田地，就把牛夺走。牵牛踩田确实有罪，可是把牛也夺走，惩罚就已经太重了。”诸侯跟从您，是因为说要讨伐有罪的人；如今却把陈国改为县，是贪图它的财富。以讨伐有罪召集诸侯，却以贪取利益收场，恐怕不可以吧？’楚王说：‘说得好，我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些话。恢复陈国，可以吗？’申叔时回答说：‘可以。我们小人所谓取回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再交还给他，就是这样。’于是楚王重新封立陈国，并从陈国乡里选取一人带回，把那地方称为夏州。所以史书说：‘楚王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这样记载，是因为这合乎礼。’ 劝谏不要杀荀林父【《左传·宣公十二年》】秋季，晋军回国。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晋侯准备答应。士贞子进谏说：‘不可以。城濮之战时，晋军三天没有吃到粮食，晋文公仍然面有忧色。左右侍臣说：“有喜事却忧愁，难道有忧患却欢喜吗？”文公说：“子玉还活着，忧患还没有消除。困兽尚且要搏斗，何况楚国的国相呢？”等到楚国杀死子玉，文公才显露喜色，说：“没有人再能毒害我了。”从那以后，晋国再次取胜，楚国再次失败。楚国因此两代都不能与晋国争胜。如今上天或许是在大大警告晋国。如果又杀死荀林父，使楚国胜利更加显著，恐怕晋国将长期不能与楚国争胜吧？荀林父侍奉君主，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屏障。为什么要杀他呢？他的失败，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怎么会损害太阳月亮的光明呢？’晋侯让荀林父恢复原位。晋国灭掉潞国，晋侯赏赐荀林父，也赏赐士贞伯说：‘我能够得到狄国的土地，是你的功劳。没有你，我就要失去伯氏了。’ 劝谏襄公去楚国后不要因楚王去世而返回【《国语》】襄公前往楚国，到了汉水，听说楚康王去世，想要返回。叔仲昭伯说：‘君主这次来，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楚国的名声和民众。如今楚王去世，他的名声没有改变，民众也没有失败，为什么要返回？’各位大夫都想返回。子服惠伯说：‘既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姑且跟随君主吧。’叔仲昭伯说：‘你这次来，不是想要安顿自身，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不怕劳苦、远行而听命于楚国，并不是认为楚国合乎义理，而是害怕楚国的名声和民众。凡是尊重有义之人的，本来就应当为他的喜事庆贺、为他的忧患吊唁，何况我们畏惧楚国而服从它呢？听说楚国令人畏惧就前往，听说楚王去世就返回，假如芈姓确实有人继承王位，谁能代替他呢？承担丧事的王太子又已成年，执政者也没有改变；我们为先君而来，却因楚王去世就离开，谁会说新王不如先君？将要为丧事举行礼仪，却听说丧事便返回，谁能说这不是侮辱呢？侍奉新君而承担他的政事，谁会因为我们而产生二心？为了替自己受到的侮辱求得解脱，却急于超过前来的人，仇敌难道不会因此更加增大吗？为解除侮辱而不软弱，执政而不改变，率领大仇敌使小国畏惧，谁会说这是可以等待的吗？’如果跟随君主返回而招来祸患，还不如违背君主而躲避灾难。况且君子总要谋划成功以后才行动，你们几位考虑过了吗？有没有抵御楚国的办法，有没有守卫国家的准备呢？如果有这些，就可以返回；如果还没有，不如前往。于是他们继续前进。劝谏楚王【《左传·昭公七年》】

译楚灵王担任令尹时，制作王的旌旗去田猎。芋尹无宇把旌旗截断，说：‘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谁能忍受呢？’楚灵王即位后，修建章华宫，接纳逃亡者来充实宫中。无宇的守门人进入宫中，无宇把他捉住。有关官员不肯交出他，说：‘在王宫中捉人，罪过很大。’于是把无宇拘押起来，带到楚王面前。楚王正要饮酒，无宇辞谢说：‘天子规划天下，诸侯整治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封疆之内，哪一处不是君王的土地？享用土地上生长的财物，谁不是君王的臣民？所以《诗》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天有十个太阳，人有十个等级，下级用来侍奉上级，上级用来供奉神灵。因此王统辖公，公统辖大夫，大夫统辖士，士统辖皂，皂统辖舆，舆统辖隶，隶统辖僚，僚统辖仆，仆统辖台。马有圉人，牛有牧人，分别用来应付各种事务。如今有关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中捉人？将要把他捉到哪里去？”周文王的法令说：“对逃亡者普遍搜查，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我的先君文王制定的《仆区》法说：“盗贼所隐藏的器物，藏匿者与盗贼同罪；凭此来封建、治理你的土地。”如果听从有关官员，就是没有可以拘捕的逃亡臣民；逃亡者逃走而放弃他们，就是没有陪臣、台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君王的事务恐怕因此有所缺失吧？从前武王数说纣王的罪行，告诉诸侯说：‘纣王成了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了他们，成为深渊和薮泽。’所以诸侯愿意为此拼死作战。君王刚刚召集诸侯，却又效法纣王，恐怕不可以吧？如果按照周文王和先君文王的两条法令来处置，盗贼就有了所在之处。’楚王说：‘把他捉来而让他成为我的臣子，盗贼又有了宠幸，恐怕不能得到他。’于是赦免了无宇。劝谏晋侯【《左传·昭公九年》】晋国的荀盈到齐国迎娶妻子，回来后，于六月在戏阳去世，灵柩停放在绛地，还没有下葬。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请求协助晋侯、为他斟酒，晋侯答应了。屠蒯于是斟酒给乐工，说：‘你是君主的耳朵，掌管听觉。日辰在子、卯的日子，称为忌日。君主应当停止宴饮作乐，学习的人也应当放下学业，因为这是忧伤的缘故。君主的卿佐，就是君主的股肱；股肱有所缺损，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大？你没有听到这些却还作乐，是耳朵不聪。’又斟酒给外宠嬖叔，说：‘你是君主的眼睛，掌管明察。服饰用来标明礼，礼用来推行政事，政事各有相应的器物，器物各有相应的形制。如今君主的仪容与所处的事物不相称，你却看不见，是眼睛不明。’屠蒯又自己饮酒，说：‘滋味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志，志用来确定言语，言语用来发布命令。臣掌管滋味，两个近臣失职，而君主不下令纠正，这是臣的罪过。’晋侯醒悟，撤去酒宴。当初，晋侯想废掉知氏而立自己的外宠，因为屠蒯这番话改变了主意而停止。秋季八月，晋侯派荀跞辅佐下军，用以取悦知氏。劝谏灵王【《国语》】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多次进谏。灵王以此为忧，问史老说：‘我想停止子张的进谏，应当怎么办？’史老回答说：‘采用他的进谏确实困难，停止它却容易。您如果进谏君王，就说：“我左手拿着鬼神的中枢，右手掌管夭折者的宫室，所有的劝诫进谏，我都已经听到了；请说别的话。”’白公又按照史老的话劝谏灵王。史老回答说：‘从前殷王武丁能够振兴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后来渡过黄河到达亳地，在那里三年默默思考治道。卿士们为此忧虑，说：“君王的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若不说话，我们就没有可以接受的命令。”武丁于是作书说：“因为我负责端正四方，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像这样完善，所以不说话。”这样以后，他又借助梦中的象征，向四方寻求贤圣，得到傅说，任用他为公卿，并让他早晚规劝进谏，说：“你像金属，我让你做磨刀石；你像渡口的水，我让你做船；你像大旱，我让你做及时雨。敞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药若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人若赤脚走路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像武丁那样神明，圣德那样睿智广大，知识那样没有缺漏，尚且自认为还没有达到完美，所以三年默默思考治道。得到治道以后，仍不敢独断专行，还借助梦中象征到处寻求圣人。已经得到傅说作为辅佐，又担心他荒废、失误、遗忘，所以让他早晚规劝教诲、箴言进谏，说：‘你一定要不断帮助修治我，不要抛弃我。’如今君王或许还比不上武丁，却厌恶规劝进谏，不是很难吗？齐桓公、晋文公都不是嫡子，却能使诸侯归服，不敢纵情放逸，内心与有德的言论相合，因此能够拥有国家。近臣进谏，远臣批评，普通百姓传诵，把这些作为自我告诫。因此他们刚开始即位时，四境还不完备，后来统一诸侯，直到拥有王畿土地，最终成为今天的贤明君主。桓公、文公都是如此。君王不考虑两位贤君的忧患，却想独自放纵，恐怕不可以吧？《周诗》说：‘不亲自办理，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任。’臣害怕百姓不信任君王，所以不敢不说；否则，我为什么急着用言语招来罪过呢？’灵王厌烦他说：‘我再告诉你一次：你这个不才之人，即使我不能采用你的话，我也会勉强把它放在耳中。’白公回答说：‘正是倚赖君王会采用它，所以我才进言；否则，巴浦的犀牛、牦牛、兕、象，难道能够全部拿来作耳饰吗？难道还要把规劝当作塞耳的玉瑱吗？’说完快步退下，回去后闭门不出。七月发生干溪之乱，灵王死于乱中。劝谏不要诛杀祝官和史官【《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齐景公患疥疮，后来发展成疟疾，过了一个周期还没有痊愈。诸侯派来问候疾病的宾客很多，梁丘据和裔欵对景公说：‘我们侍奉鬼神，比先君更加丰厚。如今君主患病，使诸侯担忧，这是祝官祝固、史官史嚚的罪过。诸侯不知道内情，恐怕会认为我们不敬神。君主何不把祝固和史嚚杀掉，用这个说法答复宾客？’景公高兴了，把这件事告诉晏子。晏子说：‘当年宋国结盟时，屈建向赵武询问范会的德行。赵武说：“范会家政治理得好，在晋国发表言论竭尽真情而没有私心；他的祝官、史官祭祀时陈说实情而不惭愧；他的家政没有猜疑，他的祝官、史官也不向神灵虚求。”屈建把这些话告诉康王。康王说：“神人与人之间没有怨恨，范会应当享有光荣；他辅佐五位国君，使他们成为诸侯的盟主。”’景公说：‘梁丘据和裔欵认为寡人善于侍奉鬼神，所以想杀掉祝官、史官。你称述这些话，是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如果是有德的君主，外内事务都不荒废，上下没有怨恨，行动没有违背正道，那么他的祝官、史官进献实情而内心无愧。因此鬼神享用祭祀，国家得到福祉，祝官、史官也参与其中。他们之所以能够使国家繁荣、降福、长寿，是因为替诚信的君主办事。他们向鬼神所说的话忠诚真实。若遇到淫乱的君主，内外都偏邪，上下都怨恨厌恶，行动违背正道，放纵欲望、满足私心，筑高台、挖深池，撞钟、让女子起舞，耗尽民力，搜刮百姓积聚，以成就自己的违逆，不顾后代，暴虐放纵，肆意行事没有法度，毫无回避顾忌，不考虑诽谤，不畏惧鬼神，神灵发怒，百姓痛苦，内心却不悔改；他的祝官、史官若仍进献虚假之辞，就是祝史的罪过；他们掩盖君主失去的许多美德而虚假欺骗，进退都无话可说，便以空话求取宠媚。因此鬼神不享用这个国家，反而降祸于它；祝官、史官也有罪。他们之所以使人夭折、昏乱、孤苦、疾病，是因为替暴虐的君主办事；他们向鬼神所说的话，是僭越而轻慢的。’ 景公说：‘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么办？’晏子回答说：‘这是不能用杀人解决的。山林的树木，有衡麓之官守护；泽中的蒲草，有舟鲛之官守护；薮泽中的柴薪，有虞候守护；海中的盐和蛤蜊，有祈望之官守护；县邑边鄙的百姓，进城来就受到各种政令管束；靠近国境的关卡，暴虐地征收私税；承袭官职的大夫，强行改变、索取财物；布置常规徭役没有限度，征敛没有节制，宫室每天改建，淫乐没有停止，内宠的妾在市场上肆意夺取，外宠的臣在边鄙擅自发令，私欲和供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于是百姓都遭受困苦，夫妻一同诅咒。祝祷有益处，诅咒也有损害。聊摄以东、姑尤以西，那里的人很多。即使祝官善于祈祷，难道能胜过亿万人的诅咒吗？君主如果想解决祝官、史官的问题，就应当先修养德行。’景公高兴了，命有关官署宽缓政令，毁掉关卡，撤除禁令，减轻征税，停止追讨债务。劝谏不要为彗星禳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禳除灾祸。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取得欺骗的罪名。天道不会谄媚，也不会重复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为彗星禳灾呢？况且天上出现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还禳什么呢？如果德行污秽，禳除它又能减少什么呢？《诗》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明白地侍奉上帝，于是获得众多福祉。他的德行不偏邪，所以接受四方诸侯。”君主没有违背德行，四方诸侯将会到来，何必忧虑彗星呢？《诗》又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夏后和商朝因为混乱的缘故，百姓最终流亡。”如果德行偏邪而政治混乱，百姓将要流亡。祝官、史官所做的事，不能补救这些。’景公高兴了，于是停止禳灾。劝谏不要攻打鲁国【《左传·定公九年》】阳虎带着宝玉和大弓逃奔齐国，请求齐国出兵代替鲁国，说：‘三次进攻一定可以取得鲁国。’齐景公准备答应，鲍文子进谏说：‘臣曾经在施氏家中做过奴仆，鲁国还不能夺取。鲁国上下仍然和睦，民众仍然亲近，能够侍奉大国而没有天灾，为什么要攻取它呢？’阳虎是想让齐军疲劳。如果齐军疲惫，大臣必定会大量死亡，于是他就可以施展欺诈谋略。阳虎曾受季氏宠信，却准备杀死季孙，以对鲁国不利来求得容身；他亲近富贵而不亲近仁义，君王怎么能任用他呢？君王的财富多于季氏，势力大于鲁国，这正是阳虎想要颠覆的对象。鲁国免除了阳虎造成的祸患，君王却又收留他，恐怕会造成祸害吧？’齐景公拘捕阳虎，准备把他送往东方，阳虎恰好投奔赵氏。仲尼说：‘赵氏世代大概要发生祸乱吧？’ 劝谏答应越国议和【《左传·哀公元年》】

译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以报复檇李之战，随后进入越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名披甲持盾的士卒守卫会稽，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嚭来请求议和。吴王准备答应，伍员说：‘不可以。臣听说，培植德行没有比使它增长更好的，去除疾病没有比彻底去除更好的。从前有过国的浇杀死斟灌，进攻斟鄩，灭亡夏后相；夏后相的妻子后缗当时正怀孕，从墙洞逃出，回到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做有仍的牧正，憎恨浇，能够戒备防范浇。浇派椒去寻找他，少康逃奔有虞，担任庖正，以消除浇的祸害。虞思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纶地封给他，给他田地一成、民众一旅。少康能够布施德行、开始谋划，收拢夏朝遗民，安抚夏朝旧官职；派女艾去侦察浇，派季杼诱骗豷，于是灭掉过国和戈国，恢复禹的功业，使夏朝的祭祀配享上天，不失去原有的土地。如今吴国还不如过国强，而越国比少康当时更大；如果反而帮助越国壮大，岂不是很难对付吗？’勾践能够亲近民众并努力施恩，施恩不失去民众，亲近民众而不抛弃劳苦之人；越国与我们土地相连，世代都是仇敌。如今战胜它却不取其国，反而保存它，这是违背天意而使仇敌长大；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了。姬姓周王朝的衰落，已经指日可待。处在蛮夷之间却让仇敌壮大，凭此来求得霸业，一定不能实现。’ 吴王不听。伍员退下后告诉别人说：‘越国用十年时间生聚民众，又用十年时间教训民众；二十年以后，吴国恐怕要成为沼泽了吧？’ 《国语》说：‘吴王夫差于是告诉各位大夫：“我将对齐国有大谋划，我将答应越国议和，不要违背我的考虑。越国如果已经改变了态度，我还要求什么？如果它没有改变，我再回头施行整顿军旅的行动。”申胥进谏说：“不可以答应。越国并不是真心喜爱吴国，也不是害怕我军甲兵的强大。大夫文种勇敢而善于谋略，将要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实现自己的心愿。他本来知道君王夸耀威势而喜好争胜，所以委婉地说话，顺从君王放纵安逸的心意，使君王在中原诸国之间沉溺淫乐，从而自我伤害。等到我们的甲兵疲钝破败，百姓离散，日益憔悴，然后越国就会安然接受我们的残余。”越王喜欢守信而爱护百姓，四方都归附他，年年粮食按时成熟，势力一天比一天兴盛。等到吴国还可以作战时，越国只像小蛇，尚且不把它斩除；等它成为大蛇，又将怎么办？’吴王说：‘大夫为什么把越国看得这么重要？越国曾经足以成为大的忧患吗？如果没有越国，我凭什么在春秋会盟上显示我的军队呢？’于是答应与越国议和。将要结盟时，越王又派诸稽郢辞谢说：‘如果认为结盟有益，先前盟誓的口血还没有干，已经足以建立信用了；如果认为结盟无益，君王舍弃甲兵的威势来亲临并命令使者，为什么反而看重鬼神而轻视自己呢？’ 吴王于是答应了越国未经正式盟誓的和约，没有举行盟誓。劝谏不要攻打齐国【《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国将要攻打齐国，越王率领民众来朝见。吴王以及列位士人都得到馈赠贿赂。吴国人都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害怕，说：‘这是越国在豢养吴国啊！’他进谏说：‘越国是我国心腹上的疾病。它与我国土地相连，又对我国有所企图，如今柔顺服从，是为了求得实现自己的欲望。不如及早对付它。即使在齐国取得胜利，也如同得到一块不能耕种的石田，没有什么用处。越国不变成沼泽，吴国就会灭亡。假如医生除去疾病，却说一定要留下病根，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盘庚的诰令说：“如果有颠覆、逃亡、不共戴天者，就割鼻灭绝，不留下后代，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更换种族；这就是商朝兴盛的原因。”如今君王却要改变这种做法，想以此求得更大的事业，不是很难吗？’吴王不听。伍子胥出使齐国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鲍氏，作为王孙。伍子胥完成使命回来，吴王听说后，派人赐给他属镂剑，命他自杀。将要死时，他说：‘在我的坟上种植楸树，楸树可以做棺材。吴国大概就要灭亡了吧？三年以后它开始衰弱。盈满必然毁坏，这是上天的道理。’ 劝谏秦昭王不要轻视韩、魏【《战国策·秦中期》】秦昭王问身边的人：‘如今的韩国、魏国和当初相比，谁更强？’回答说：‘不如从前。’秦王说：‘如今的如耳、魏齐和孟尝君、芒卯相比，谁更贤能？’回答说：‘不如他们。’秦王说：‘即使让贤能的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仍然不能把寡人怎么样；如今让无能的如耳、魏齐率领衰弱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他们不能把寡人怎么样，就更明显了。’中期推开琴站起身说：‘大王估计天下形势错了。从前六晋分裂的时候，智氏最强，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包围赵襄子于晋阳，决开晋水灌入晋阳城，城中未被淹没的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智伯出外巡视水势，韩康子驾车，魏桓子陪乘。智伯说：“起初我不知道水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到现在才知道。汾水适合用来灌溉安邑，绛水适合用来灌溉平阳。”魏桓子用手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的肘和脚在车上相互接触，于是智氏被他们分裂。智伯本人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秦国的强大不能超过智伯，韩、魏虽然弱小，却还比当时晋阳城下的赵国强。这正是他们的手肘和脚相互接触、准备联合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 劝谏秦昭王不要攻打赵国【白起】

译秦昭王已经使百姓休养、整治军备，又想攻打赵国。武安君白起说：‘不可以。’秦王说：‘前年国家空虚，百姓饥饿，你不估量百姓的力量，仍要求增加军粮来灭亡赵国。如今寡人使百姓休养来养育士卒，积蓄粮食，三军的俸禄比从前增加了一倍，你却说不可以，理由是什么？’武安君说：‘长平之战，秦军大胜，赵军惨败。秦国人欢喜，赵国人畏惧。秦国死者得到厚葬，伤者得到优厚抚养，劳军者相互宴饮，饮食馈赠耗费了秦国的财物。赵国死者不能收葬，伤者不能治疗，人人哭泣相互哀悼，尽力共同承担忧患，努力耕田来增加财物。如今大王发兵，即使军队比从前增加一倍，臣料想赵国的防备也已经增加十倍了。赵国自长平以后，君臣忧惧，早朝晚退，降低言辞、加重币帛，向四面八方嫁出女子，和燕、魏结亲，和齐、楚联好，把积蓄财力、同心协力防备秦国作为要务。它对内充实国力，对外交结联盟。此时还不能攻打赵国。’秦王说：‘寡人既然已经起兵，于是派五校大夫王陵率军攻打赵国。王陵作战失利，损失五校军队。秦王想派武安君出征，武安君称病不去。秦王于是派应侯去见武安君，责备他说：‘楚国土地纵横五千里，拥有持戟士卒百万；从前你率领几万人的军队进入楚国，攻取鄢郢，焚烧楚王宗庙，向东到达竟陵，楚人震恐，向东迁徙而不敢向西。’ 韩、魏两国相继发兵，人数很多，您所率领的军队不到他们的一半，却在伊阙同他们交战，大败两国军队，血流得可以漂起盾牌，斩首二十四万。韩、魏因此称臣为东方藩属，这就是您的功劳，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如今赵国在长平战死的军队已经十有七八，国力空虚衰弱，所以寡人要大规模发兵，人数是赵军的数倍，希望让您统率，必定要把赵国灭掉。您平常总能以少击多，取胜如神，何况现在是以强击弱、以多击少呢？武安君说：当时楚王昏乱，国家政事极其荒废，群臣又互相嫉妒功劳，谄媚之人掌权，贤良之臣被排斥疏远，百姓离心，城池不加修治，既没有贤臣，也没有防备，所以我才能率军深入，多次攻克城邑，拆毁桥梁、焚烧舟船，使百姓专心服役，又在郊野掠夺来补足军粮。那时秦国士卒把军营当作家，把将帅看得如同父母，不用约定便彼此亲近，不必谋划便互相信任，同心协力，至死也不后退。楚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都顾念各自的家，各有离散之心，没有斗志，所以我们才能建立功劳。伊阙之战时，韩国孤立，只顾依靠魏国，不愿先动用自己的军队；魏国倚仗韩军锐利，想把韩国推在前面作为先锋。两位国君争夺有利形势，力量不能协调，所以我得以设置疑兵。我用军队牵制韩国，使军阵集中、军队合并而锐利，出其不意地冲击魏军。魏军一败，韩军自行溃散，我们乘胜追击败军，因此能够建立功劳。这都是根据利害和形势作出的谋划，是自然的道理，有什么神奇呢？如今秦军在长平击破赵军，如果不趁赵军震恐之时消灭它，反而因为畏惧而放过它，让赵人得以耕种来增加积蓄，抚养孤儿和老人来增加人口，修治兵器铠甲来增强力量，增高城墙、疏浚城壕来加强防御；赵王降低身分礼贤下士，臣下推诚相待来为死士效命，甚至平原君一类的人，都让妻妾到军队中缝补衣服。君臣一心，上下同力，就像勾践困守会稽时一样。现在攻打赵国，赵国一定固守；挑动它的军队交战，它必定不肯出战；包围它的都城，一定攻克不了；攻打它的各座城池，一定拔除不了；掠夺它的郊野，也必定没有所得。军队出动却没有功劳，诸侯就会产生异心，外面的援军必定到来。我只看见这样做的祸害，没有看见它的利益，而且又担心不能实行。应侯惭愧地退下，把这些话告诉秦王。秦王说：难道没有白起，我就不能灭掉赵国吗？于是再次增发军队，改派王龁代替王陵攻打赵国，包围邯郸八九个月，死伤很多却没有攻下。赵王派出轻装精锐部队袭击秦军后方，秦军多次失利。武安君说：不听我的计策，如今果然怎么样？秦王听后大怒，于是召见武安君，强令他起身说：您虽然有病，也请勉强为寡人躺着率军出征。如果立功，是寡人的愿望，我将更加厚重地赏赐您；如果您不去，寡人就要怨恨您。武安君叩头说：我知道出征即使没有功劳，也只能免于罪责；即使不出征，也不能免除无罪而被诛杀的命运。然而只希望大王审察我的愚计，放过赵国、休养百姓，以等待诸侯发生变化；安抚他们的恐惧，挫败他们的骄慢，诛灭无道之国，以此号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平定，何必一定先拿赵国开刀呢？这就是所谓使一个臣子受委屈而取得天下胜利。大王如果不察看我的愚计，一定要在赵国身上求得痛快，以致加罪于我，这也就是所谓战胜一个臣子，却使天下受屈。战胜一个臣子的威严，哪里比得上战胜天下的威势广大呢？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爱护自己的国家，忠臣爱护自己的名声；国家破亡便不能再完整，死去的士卒不能复生。我宁愿再受重刑而死，也不忍心做一个使军队蒙受耻辱的将领。希望大王明察。秦王没有回答便离开了。劝魏王割地与秦讲和【战国策】华阳之战，魏国没有战胜秦国。第二年，魏国将要派段干崇割让土地来同秦国讲和。孙臣对魏王说：魏国没有因为战败而割让土地，可以说是善于利用失败；秦国没有因为战胜而要求割地，可以说是不善于利用胜利。如今过了一年，才想要割地，这是群臣的私心，而大王并不知道。况且想要玉玺的是段干子，大王却因此派他去割地；想要土地的是秦国，大王却因此派他去交出玉玺。想要玉玺的人控制土地，想要土地的人控制玉玺，照这样下去，魏国必定灭亡。况且奸诈之人本来都想用土地侍奉秦国，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比抱着柴薪去救火；柴薪不烧尽，火就不会停止。如今大王的土地有尽头，而秦国的要求没有穷尽，这就是抱薪救火的道理。魏王说：好。虽然如此，我已经答应秦国了，不能改变。孙臣回答说：大王难道没有看见博弈者怎样使用枭棋吗？想吃就吃，想握就握。如今大王被群臣劫持而答应秦国，于是说不能改变，为什么在运用智慧方面反而不如枭棋呢？魏王说：好。于是停止了割地的行动。劝魏王不要攻打邯郸【魏季梁】

译魏王想要攻打邯郸。季梁听说后，走到半路又返回来。衣服烧焦了也不整理，头上的尘土也不拂去，就去拜见魏王说：今天我来时，在太行山看见一个人，正面朝北牵着车马，告诉我说：我想去楚国。我说：您要去楚国，为什么面朝北方呢？他说：我的马很好。我说：马虽好，这却不是通往楚国的路。他说：我的路费很多。我说：路费虽多，这也不是通往楚国的路。他说：我的车夫善于驾车。这几个条件越好，他离楚国却越远。如今大王一举一动都想成就霸王之业，做任何事情都想取信于天下，依仗魏国土地广大、兵力精锐，却要攻打邯郸来扩张土地、尊崇名声。大王的行动越多，离霸王之业却越远，就像到了楚国却向北走一样。《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四 明代贺复征编 论谏三 劝谏季武子不要刻勒战功【《左传·襄公十九年》】季武子把从齐国缴获的兵器铸成林钟，并在上面铭刻鲁国的功劳。臧武仲对季孙说：这不合礼。铭文，对于天子应当称颂美德，对于诸侯应当记述时令、计算功劳，对于大夫应当称说战功。如今称说战功，这是下等的做法；计算功劳，却是借助别人的力量；记述时令，就会妨害百姓很多。凭什么来作铭文呢？况且大国讨伐小国，取得它所缴获的东西，铸成礼器，铭刻战功，用来昭示子孙，是为了彰明美德、惩戒无礼。如今将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危亡，怎么能把它铭刻下来呢？小国侥幸得到大国的帮助，却昭示自己所获得的东西，这是招致大国发怒、走向灭亡的做法。劝谏武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襄公死在楚宫。于是拥立敬归的妹妹齐归所生的公子稠。穆叔不赞成，说：太子死了，有同母弟弟就立弟弟，没有就立年长的；年龄相同便选择贤能的，品德相同就占卜，这是古代的制度。他不是嫡长子，何必立妾的儿子呢？况且这个人居丧却不悲哀，处在忧戚之中却面有喜色，这叫不守法度。不守法度的人，很少不成为祸患。如果果真立他为君，一定会成为季氏的忧患。武子不听，最终还是立了他。到下葬时，齐归三次更换丧服，但丧服的衣襟仍和原来一样。到这时，昭公已经十九岁了，却还保有孩童般的心性。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劝谏魏献子不要接受贿赂【《国语》】梗阳人有一场官司，将要败诉，想向魏献子行贿。献子将要答应，阎没对叔宽说：要不要一起劝谏？我们的主公以不接受贿赂闻名诸侯，如今却因为接受梗阳的贿赂而给他带来祸患，不可以。两人上朝后不退下。献子将要吃饭，问庭中是谁，说是阎明、叔褒在。献子召他们进来，让他们陪自己吃饭。吃完饭时，他连续叹息三声。吃饱后，献子问他们：有人说只有吃饭可以忘忧。你们吃一顿饭却叹息三次，为什么？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小人，贪心。食物刚送来时，害怕不够，所以叹息；吃到一半时又责备自己，说难道主公的食物会不够吗？因此第二次叹息；主公已经吃完了，希望用小人的肚子来体会君子的心，只求吃到满足而已，因此第三次叹息。献子说：好。于是拒绝了梗阳人的贿赂。劝谏孟尝君不要驱逐门客【齐鲁连】孟尝君有一个门客，不喜欢他，想要把他驱逐。鲁仲连对孟尝君说：猿猴离开树木、到了水中，就不如鱼鳖；经过险境、登临危地，骏马也不如狐狸。曹沫挥舞三尺长剑，全军也没有人能抵挡。假使曹沫放下三尺长剑，拿起锄头和耰，与农夫一起生活在田地之间，就不如农夫。所以万物离开自己擅长的地方，进入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便会失去长处。就是尧也有做不到的事。如今让人做事而他做不到，就说他不贤；教人做事而他做不到，就说教者愚拙。教得拙劣就罢免，做得不贤就抛弃。假使人有被抛弃驱逐的遭遇，不能与人相处，后来反过来造成祸害，这难道不是世间树立教化的首先要戒惧的事吗？孟尝君说：好。于是没有驱逐他。劝谏平原君不要攻打燕国【赵冯忌】平原君对冯忌说：我想向北攻打上党，出兵攻打燕国，怎么样？冯忌回答说：不可以。秦将武安君公孙起乘着七次胜利的威势，在长平同马服君的儿子交战，大败赵军，接着又用剩余的军队包围邯郸城。赵国凭借战败后的残余部众，收拾破败军队来防守，而秦军在邯郸城下疲惫不堪。赵军坚守而不能攻拔，这是因为进攻困难而防守容易。如今赵国没有七次胜利的威势，燕国也没有遭受长平那样的灾祸。现在赵国七次失败的祸患还没有恢复，却想凭疲惫的赵军去攻打强大的燕国，这是让弱赵成为强秦进攻所依靠的对象，让强燕成为弱赵防守所依靠的对象，而强秦又乘赵国疲敝来休整兵力。这正是强大的吴国因此灭亡、弱小的越国因此称霸的情形。所以我还没有看出燕国可以攻打。平原君说：说得好！《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五 明代贺复征编 论谏四 请任用冀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当初，臼季出使经过冀地，看见冀缺在锄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彼此恭敬，像对待宾客一样。臼季便和他一同回来，把这件事告诉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聚集，能够恭敬一定有德；有德便能治理百姓，请君主任用他。我听说，出门如同接待宾客，办理政事如同举行祭祀，这是仁德的准则。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吗？臼季回答说：舜治鲧的罪，把他流放，却起用他的儿子禹；管仲是齐桓公的仇敌，桓公却实际任用他为相而成就霸业。《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敬顺；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敬，罪责不相牵连。《诗》说：采葑采菲，不要因为根茎不好就连叶子也不要。君主只取其可取之处，就可以了。文公任命冀缺为下军大夫。文公从箕地回来后，襄公以三命任命先且居统率中军，以二命任命先茅的县赏赐给胥臣，说：这是表彰举荐郄缺之子的功劳。又以一命任命郄缺为卿，把冀地重新赐给他。请求归还卫国的土地【《左传·文公七年》】

译晋国攻打卫国，夺取戚地。郄缺对赵宣子说：过去卫国不和睦，所以夺取它的土地。如今既然和睦了，就可以归还。叛乱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归服而不安抚，凭什么显示怀柔？既没有威严又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主持诸侯盟会？您身为正卿，主持诸侯，却不致力于德政，将怎么办呢？《夏书》说：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不要使事物败坏。九种功业的德行，都可以歌咏，称为九歌；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端正德行、便利民用、使百姓生活富足称为三事。依照义来实行，才叫德。礼乐不能废弃，否则就是叛乱的由来。像您的德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歌咏，谁会来归附您呢？为什么不让和睦的人歌颂您的德行呢？宣子很赞同。请求立赵氏遗孤【《左传·成公八年》】晋国赵姬因为赵婴逃亡的缘故，便在晋侯面前诬陷赵同、赵括，说：原屏将要作乱，栾氏、郄氏可以作证。晋侯于是讨伐赵同、赵括，把武藏在姬氏那里，养在公宫中，又把赵氏的田地赐给祁奚。韩厥对晋侯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却没有后代，行善的人恐怕要害怕了。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都能享受数百年上天赐予的福禄，难道是因为没有昏庸的君主吗？是依靠前代贤哲才得以免祸。《周书》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是为了彰明德行。于是晋侯立武为赵氏后嗣，并归还了他的田地。请求同戎族讲和【《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国的子嘉父派孟乐到晋国，借魏庄子献上虎豹皮，请求同各戎族讲和。晋侯说：戎狄没有亲情而且贪婪，不如攻打它们。魏绛说：诸侯刚刚归服，陈国新近来讲和，将要观察我国。我们有德，他们就和睦；否则就会离心。劳师去攻打戎族，而楚国攻打陈国，我们必定不能救援，这就是抛弃陈国，华夏各国也必定叛离。戎狄是禽兽，得到戎狄而失去华夏，恐怕不可以吧？夏朝的训诫中有后羿的故事。晋侯说：后羿是怎样的？魏绛回答说：从前夏朝将要衰落时，后羿从鉏迁到穷石，凭借夏民取代夏政，仗恃自己的射术，不治理民事，却沉溺于田猎，抛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爱说谗言的子弟，伯明的后代寒抛弃了他，夷羿收留他，信任并任用他，让他做自己的宰相。寒浞在内献媚，在外施行贿赂，愚弄百姓，使后羿沉溺于田猎，布置奸诈邪恶来夺取他的国家，内外都归服了他。后羿仍不悔改，打猎回来时，家中的众人杀死并烹煮了他，拿来给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在穷门自杀，靡逃奔有鬲氏。寒浞于是占有后羿的妻室，生下浇和豷，凭借谗言、邪恶和欺诈，不施德于百姓；又让浇用军队消灭斟灌氏和斟寻氏，把浇安置在过，把豷安置在戈。靡从有鬲氏收集两个国家的残余力量，消灭寒浞，拥立少康。少康在过地消灭浇，后杼在戈地消灭豷，有穷国因此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从前周代辛甲任太史时，命令百官各自劝谏君王的过失；虞人的劝谏说：禹的足迹广大无边，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开通九条道路。百姓有居室和宗庙，野兽有茂盛的草地，各自都有适宜的居处，德政因此不受扰乱。到了帝夷羿时，他沉溺于田猎，忘记忧虑国事，只想着追逐母兽和雄兽；武力不能反复滥用，也不能因此使夏室扩大。主管苑囿的兽臣，谨敢把这些话告诉仆夫。虞人的劝谏如此，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晋侯喜欢田猎，所以魏绛提到了这件事。晋侯说：那么不如同戎狄讲和吗？魏绛回答说：同戎狄讲和有五种好处：戎狄逐水草而居，以财货为贵而容易交换土地，土地可以拿来交易，这是第一点；边境不受惊扰，百姓熟悉田野，农夫可以取得收成，这是第二点；戎狄侍奉晋国，四邻震动，诸侯既畏惧又归服，这是第三点；用德行安抚戎狄，军队不劳苦，铠甲兵器不损坏，这是第四点；以便后羿的教训为鉴而施行德政，使远方来归、近处安定，这是第五点。请君主认真考虑。晋侯很高兴，派魏绛同戎族结盟，修治民事，按时田猎。请求辞却金石之乐【《左传·襄公十一年》】郑国人把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车十五乘，装备齐全的铠甲兵器，共计兵车一百乘，编钟两套，以及鏄、磬和女乐二八送给晋侯。晋侯把乐器的一半赐给魏绛，说：您教导寡人同戎狄讲和，以端正华夏。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就像音乐和谐一样，没有不协调的，请您同我一起享用这些乐器。魏绛辞谢说：同戎狄讲和，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诸侯没有邪恶之心，这是君主的威灵，也是诸位臣子的劳苦。我有什么力量呢？不过我希望君主安享这些音乐时也思考它的后果。《诗》说：快乐的君子，保卫天子的国家；快乐的君子，福禄与他相同，亲近的臣子都来归附，也都率领众人跟从。音乐用来安定德行，用义来处置事务，用礼来施行，用信来守护，用仁来勉励，然后才可以保卫国家，使福禄相同，使远方来人归附，这才是所谓的乐。《尚书》说：处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危险就会有所准备，有准备便没有祸患。我谨以此规劝。晋侯说：您的教诲，我怎敢不听从？如果没有您，寡人就没有办法对待戎狄，不能渡过黄河。况且赏赐是国家的典章，收藏在盟府之中，不能废弃。您还是接受吧。魏绛从此开始拥有金石之乐，这是合乎礼的。请求赦免叔向【《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译栾盈逃亡到楚国，宣子杀死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囚禁伯华、叔向、籍偃。有人对叔向说：您陷入罪祸，难道是因为不明智吗？叔向说：与其死亡，又能怎么样呢？《诗》说：安闲啊安闲，姑且这样度过一年。明智的人能够自得其乐。王鲋来见叔向说：我替您请求赦免。叔向没有回答，出去时也不拜谢。众人都责怪叔向。叔向说：一定是祁大夫。家老听见后说：乐王鲋在国君面前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求他赦免您，您却不答应；祁大夫所不能做到的事，您却说一定要由他办成，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鲋只是顺从国君的人，怎么能办成？祁大夫在外举荐人才不抛弃仇敌，在内举荐人才不遗漏亲属，难道唯独会遗漏我吗？《诗》说：有明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他。祁大夫正是明察的人。晋侯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乐王鲋回答说：他没有抛弃亲属，这一点就是他的罪。于是祁奚已经年老，听说后乘驿马去见宣子，说：《诗》说：给我无穷的恩惠，使子孙长久保有它。《尚书》说：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白的征验可以确立保障。叔向在谋划事情方面少有过失，在施行仁惠、训诫不倦方面也有长处，这些他都具备，是国家社稷的保障。即使这样的人应当宽宥十代，用来劝勉有才能的人，如今却一次也不能使他免罪，因而抛弃国家社稷，不是太糊涂了吗？鲧被诛杀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后来又辅佐他，最终都没有怨恨的神色。管叔、蔡叔被杀，周公却辅佐成王，怎么能因为叔向像猛虎一样有威势，就抛弃国家社稷呢？您这样做是善事，谁会败坏它？不要勉强多杀人，为什么呢？宣子很高兴，便和祁奚同车，向晋侯说明此事，赦免了叔向。他没有去见叔向便回去了，叔向也没有等到被告知获赦，就上朝去了。请求重新任用椒举【《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当初，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友善，他的儿子伍举又同声子交好。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做申公时逃亡，楚人说：是伍举实际送他逃走的。伍举逃到郑国，后来将要逃往晋国；声子将要到晋国去，在郑国郊外遇见他，两人铺开荆条相对而坐，一同吃饭，谈到恢复旧日关系。声子说：您只管走，我一定让您复归。等到宋国的向戌将要调解晋楚关系时，声子出使晋国，回来后到楚国，令尹子木同他交谈，询问晋国的情况，又说：晋国的卿和楚国的卿谁更贤能？声子回答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晋国的大夫却贤能，他们都是卿的材料。就像杞梓、皮革等材料，本来出产于楚国，楚国虽然有材料，晋国实际上却任用了它们。子木说：难道楚国没有宗族和姻亲吗？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实际任用楚国人才的还多是晋国。归生听到后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越过规矩，刑罚不滥用。赏赐越过规矩，就会担心恩惠落到邪恶之人身上；刑罚滥用，就会担心牵连善良之人。如果不幸出现过失，宁可赏赐过度，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失去善人，不如让邪恶之人得利。没有善人，国家就会随之灭亡。《诗》说：善人如果亡失，国家就会困苦不堪。说的就是没有善人。因此《夏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这是害怕失去善人。《商颂》说：赏罚不越礼法，不滥用刑罚，不敢懈怠荒废；使下方各国接受命令，成就他们的福祉。这就是商汤获得上天福佑的原因。古代治理百姓的人，鼓励赏赐而敬畏刑罚，怜恤百姓而不厌倦。将要行赏时便增加膳食，增加膳食便广泛赐予食物，这由此可以看出他重视赏赐；将要行刑时便停止进食，停止进食便撤去音乐，这由此可以看出他敬畏刑罚。早起晚睡，早晚亲临政事，这由此可以看出他怜恤百姓。这三点是礼的大节。有礼就不会败亡。如今楚国滥用刑罚，楚国的大夫逃到四方求生，替别国谋划来危害楚国，已经不可挽救，这就是所谓无能为力。子仪之乱时，析公逃到晋国，晋人把他安置在戎车之后，让他担任谋主。绕角之战时，晋军将要逃走，析公说：楚军轻浮急躁，容易震动。如果多次击鼓，保持相同的声势，夜间袭扰楚军，楚军必定逃走。晋人听从了他，楚军连夜溃败，晋国于是侵入蔡国，袭击沈国，俘获沈君，在桑隧击败申、息的军队，俘获申丽后返回。郑国从此不敢面向南方，楚国失去华夏诸侯，就是析公造成的。雍子的父兄诬陷雍子，楚君和大夫因此不能善待他。雍子逃到晋国，晋国把郤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彭城之战时，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军将要逃走，雍子向军中发布命令说：让老弱回去，让孤儿和病人回去；两个人服役的，回去一个。于是选精兵、检查车辆，喂饱马匹、准备熟食，军队列阵并焚烧营垒，第二天将要交战；将要回去的人便放走楚国俘虏，楚军连夜溃败，晋军攻下彭城后返回。宋国人把鱼石送归楚国，于是失去东夷；子辛也因此战死，这就是雍子造成的。子反和子灵争夺夏姬，雍子妨害了子灵的事情，子灵逃到晋国，晋国把邢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抵御北狄，沟通吴国同晋国的关系，教导吴国背叛楚国，教吴国使用战车、射箭和驾车，又派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使者。吴国于是攻打巢国，夺取驾地，攻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直到现在仍成为祸患，这就是子灵造成的。若敖之乱时，伯贲的儿子贲皇逃到晋国，晋国把苗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鄢陵之战时，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晋军将要逃走。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中军，不过是王族罢了。如果填塞水井、铲平炉灶，整顿军阵正面抵抗它；让栾氏、范氏改变行列来诱使它；中行氏和郄氏一定能击败楚国的子姓、穆姓军队；我们再从四面合击楚王的王族，一定能大败他们。晋人听从了他，楚军大败，楚王的军队溃灭，子反为此自杀，郑国叛离，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就是苗贲皇造成的。子木说：这些事情都确实如此。声子说：如今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椒举娶了申公子牟的女儿，子牟获罪逃亡，楚君和大夫都说椒举的女儿实际上是送他逃走的人。椒举害怕而逃到郑国，伸长脖子向南眺望说：也许会赦免我吧，但楚国始终没有考虑这件事。如今他在晋国，晋国将要把县邑给他，使他的地位同叔向相当；他如果为晋国谋划来危害楚国，难道不成为祸患吗？子木害怕了，把这件事告诉楚王，楚王增加椒举的俸禄和爵位，召他复归。声子派椒鸣去迎接他。请求出兵讨伐宋国【《国语》】

译宋国人杀死宋昭公，赵宣子请求晋灵公出兵讨伐宋国。晋灵公说：这不是晋国的急务。赵宣子回答说：最大的法则是天地，其次是君臣关系，这些都是用来昭示道理的明训。如今宋国人杀死自己的国君，这是违背天地、违反百姓常法，天一定会诛罚他们。晋国是盟主，如果不代天施罚，恐怕祸患也会牵连到我们。晋灵公答应了。于是晋国在太庙发布命令，召集军吏告诫他们。乐正命令三军的钟鼓必须齐备。赵同说：国家有重大军事行动，不先安抚百姓，却准备钟鼓，这是为什么？赵宣子说：大罪便讨伐，小罪便威慑，袭击侵扰是轻率的事情。所以讨伐要准备钟鼓，是为了声讨罪行；交战时用錞和丁宁，是为了警告百姓；袭击侵扰时声音隐秘，是为了办理短暂的军事行动。如今宋国人杀死国君，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明确声讨它还怕他们听不见。我们准备钟鼓，是为了国君。于是派人向诸侯通告，整治军队、振作军旅，鸣钟击鼓直到宋国。请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赵触詟】赵太后刚刚执掌国政，秦国急忙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让长安君做人质，军队才出动。太后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明确告诉左右近臣：再有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老妇一定唾他的脸。左师触詟请求拜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向他行礼。触詟进来后慢慢快走，到了面前便道歉说：老臣脚有病，曾经不能快走，很久没有来拜见您了，只能私下宽恕自己。又担心太后的身体有所不适，所以希望来望见您。太后说：老妇依靠车子行走。触詟说：每天的饮食还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依靠吃粥罢了。触詟说：老臣最近特别不想吃饭，于是自己勉强步行，每天走三四里，稍微增加了食欲，身体也感到舒适。太后说：老妇做不到。太后的脸色稍微缓和了。左师公说：老臣的庶子舒祺，年纪最小而且不成器；老臣年老了，私下很爱怜他。希望让他补充黑衣卫士的名额，来保卫王宫，死也没有遗憾了。太后说：敬听您的安排。他多大了？触詟回答说：十五岁了。虽然年少，我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填入沟壑之前把他托付给您。太后说：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詟回答说：比妇人更加疼爱。太后说：妇人疼爱孩子尤其厉害。触詟回答说：老臣私下认为，太后您疼爱燕后的程度超过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还是疼爱长安君更厉害。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子女，就要替子女作长远的打算。太后送燕后出嫁时，拉着她的脚后跟哭泣，想到她将要远行而悲伤，这也已经很怜爱她了。她出嫁以后，太后并不是不思念她，但祭祀时一定为她祝祷，祝词说：一定不要让她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作长久打算，希望她的子孙世代做燕王吗？太后说：是这样。左师公说：从现在往前三代，直到赵国成为赵国以来，赵王的子孙被封为诸侯的，后来还有在世的吗？太后说：没有。触詟说：不只是赵国的诸侯后代没有在世的吧？太后说：老妇没有听说过还有。近的祸患会降临自身，远的会连及子孙。难道君主的子孙就一定不贤能吗？只是因为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劳，俸禄丰厚却没有劳绩，又凭借着贵重财物太多罢了。如今太后抬高长安君的地位，又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给他许多贵重财物，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家建立功劳。一天太后去世，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足？老臣认为太后替长安君作的打算太短浅，所以认为您对他的疼爱不如对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您使唤他。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一百辆车，让他到齐国做人质。齐国的军队这才出动。子仪听说后说：君主的儿子，是骨肉至亲，尚且不能依靠没有功劳的尊贵地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守住金玉般贵重的地位，何况普通臣子呢？《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六 明代贺复征编 论谏五 论是否接受郑子华【《左传·僖公七年》】秋季，齐国同诸侯在宁地结盟，是因为要谋划郑国的事情。管仲对齐侯说：我听说，用礼来招抚离散者，用德来安怀远方的人；德和礼不改变，就没有人不归附。齐侯向诸侯修明礼仪，诸侯的官员都接受了各地献来的方物。郑伯派太子华到盟会上听命，太子华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际上违背您的命令。您如果除掉他们，以此作为成全我的条件，我就让郑国成为您的内臣，您也将无所不利。齐侯将要答应。管仲说：君主凭礼和信使诸侯相联结，却要用奸诈来结束这件事，恐怕不可以吧？父子之间不行奸诈叫作礼，遵守命令、顺应时令叫作信。违背这两点，没有比这更大的奸诈了。齐侯说：诸侯曾经讨伐郑国，却没有取胜。如今如果郑国有了裂隙，乘机跟随进攻，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说：君主如果用德来安抚郑国，再加以训诫的言辞，率领诸侯讨伐它，郑国在将要灭亡之际，难道敢不恐惧？如果把郑国的罪人交给郑国来处置，郑国反而有了说辞，还怕什么？况且召集诸侯是为了崇尚德行，盟会时却排列奸人，拿什么给后代看呢？诸侯会盟，德、刑、礼、义等事情，没有哪个国家不记载。若在盟会中记下奸人的位置，君主的盟约就被废弃了。做了却不记载，也不是盛大的德行。君主还是不要答应，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太子华既然已经是太子，却向大国寻求援助来削弱自己的国家，也一定不能免祸。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臣执政，还不能离间。齐侯于是拒绝了太子华。太子华因此在郑国获罪。论把人用于社祭【《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想借此使东方夷族归附。司马子鱼说：古代祭祀，六畜尚且不能互相代用，小事不能用大牲畜，何况竟敢用人呢？祭祀本来是为了人，百姓才是神的主人。用人祭祀，哪位神会享用呢？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已经灭亡的国家，使它们归属于诸侯，义士还说他的德行浅薄。如今一次会盟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国君，又用人祭祀各种淫邪昏乱的鬼神，想凭此求得霸业，不是很难吗？能够因此死亡，已经算幸运了。论驱逐莒仆【《左传·文公十八年》】

译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他宠爱季佗而驱逐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无礼之事。太子仆借助国人杀死纪公，带着他的宝玉逃来，把宝玉献给鲁宣公。宣公命令给他封邑，说：今天一定要授给他。季文子却派司寇把他驱逐出国境，说：今天一定要把他送走。宣公询问原因，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国君的礼法，行父奉行它而周旋办事，不敢失去。臧文仲说：看见有人对国君有礼，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他；看见有人对国君无礼，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杀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用礼法来观察德行，用德行来处置事务，用事务来衡量功劳，用功劳来养活百姓。又制作誓命说：毁坏礼法就是贼，包庇贼就是藏匿罪恶，偷窃财物就是盗，盗窃国家器物就是奸。以掌管藏匿之名，依靠奸邪之用，这是极大的凶德。这些罪有常法，不能赦免，列在九刑之中。行父不能忘记这些话，回头观察莒仆，没有什么可以取法的。他如果讲孝敬，就是杀害君父；如果讲忠信，就是偷窃宝玉。他这个人是盗贼，他所带来的宝物是奸邪的征兆。保护他而使他获利，就是包庇藏匿罪恶；如果拿这些事教导百姓，就会使昏乱的百姓失去准则。他不合乎善德，处处都属于凶德，所以要把他驱逐。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齐整聪慧、宽广深厚、明察诚信、敦厚真诚，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善、明达慈爱、仁惠和顺，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美德，不使名声陨落，一直到尧的时代。尧没有能够任用他们，舜做尧的臣子时举荐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来衡量各种事务，没有一件不合时宜、井然有序，土地平整，天地和谐。又举荐八元，让他们向四方传播五种教化：父亲讲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儿子孝顺，于是内政安定、外部成功。从前帝鸿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掩盖正义、隐藏贼心，喜欢施行凶恶的德行，同丑恶之人为伍，顽固而不友善，天下百姓称他为浑敦。少皞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毁弃信义、废弃忠诚，崇尚修饰恶言，安置谗毁、任用庸邪，接受谗言、搜寻邪恶，用来诬陷盛德，天下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不可教训，不懂好话，告诫他就顽固，舍弃他就妄言，傲慢凶狠而违背明德，扰乱上天常道，天下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家族世代承袭凶恶，增加恶名，一直到尧的时代，尧仍不能除掉他们。缙云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贪恋饮食，贪图财货，贪欲侵夺而崇尚奢侈，永远不能满足，聚敛财物而不知限度；不分别体恤孤儿寡妇，不怜悯贫穷困乏，天下百姓把他同前三个凶人相比，称他为饕餮。舜做尧的臣子时，在四门接待宾客，流放四个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把他们投入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魑魅。所以尧死后天下如同一体，众人同心拥戴舜，让他做天子，正是因为他举用了十六位辅相，除去了四个凶人。因此《虞书》称颂舜的功劳说：谨慎彰明五种常典，五种常典都能实行，没有违背教化。又说：把他纳入百官之中，百官都能按时有序，没有荒废的事务。又说：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都和睦庄严，没有凶恶之人。舜有二十项大功而成为天子，如今行父虽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善人，却除去了一个凶人，这相当于舜功劳的二十分之一，或许可以免于罪过吧？论取代狄国【《左传·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后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晋侯准备讨伐潞国，众大夫都说：“不可以。酆舒有三项杰出的才能，不如等待后继之人。”伯宗说：“一定要讨伐它。狄国有五条罪状，即使有杰出才能，又有什么补益呢？不祭祀祖先，这是第一条；嗜好饮酒，这是第二条；抛弃仲章，夺取黎氏的土地，这是第三条；虐待我国的伯姬，这是第四条；弄伤其国君的眼睛，这是第五条。倚仗自己的才能而不以美德自勉，这又增加了一条罪过。后继之人也许会敬奉德义来侍奉神灵和人民，从而巩固并延长国命，那还怎么等待他呢？不讨伐有罪之人，却说要等待后继者；等后继者出现后再找借口讨伐，岂不是不可以吗？倚仗才能和人众，是灭亡的道路。商纣就是因此灭亡的。上天违背时令就形成灾害，大地违背万物常性就产生妖异，人民违背德行就造成动乱。动乱一起，妖异和灾害就会发生，所以文辞中所说的反常、正道的匮乏，在狄国全都有了。”晋侯听从了他。六月癸卯日，晋国的荀林父在曲梁击败赤狄。辛亥日，晋国灭掉潞国；酆舒逃到卫国，卫人把他送还给晋国，晋人杀了他。论三种危险【《左传·昭公四年》】

译许男到楚国去，楚子把他扣留下来。于是又扣留了郑伯，再次在江南举行田猎，许男也参加了。楚国派椒举到晋国，请求召集诸侯，晋侯和郑伯都在等待他的消息。椒举传达使命说：“我国君主派我说：‘从前君王有恩惠，在宋国赐予盟约，说晋、楚两国的属国要互相朝见。由于年成不好，我愿意同诸位君主结成友好关系，因此派椒举来请求机会。君王如果没有四方的忧患，希望借助您的恩宠，向诸侯提出请求。’”晋侯想不答应，司马侯说：“不可以。楚王正骄纵奢侈，上天或许想让他放纵心意，使他的毒害加重而降下惩罚，这还不可知。他的使者能否把事情办到底，也不可知。晋、楚两国只是听凭上天扶助，不能同上天争抗。君王还是答应他，修养德行，等待楚王回归正道。如果他归于德义，我们尚且将侍奉他，何况诸侯呢？如果他走向淫乱暴虐，楚国将会抛弃他，我们又同谁争呢？”晋侯说：“晋国有三项不会陷入危险的条件，哪里有敌手呢？国土险要而且马匹众多，齐、楚又多灾难。有这三项条件，向哪里去不能取胜？”司马侯回答：“倚仗险要地势和马匹，又把邻国的灾难当作可以预料和利用的事情，这正是三种危险。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都是九州的险要之地，却并不属于同一个姓氏。冀州北部是马匹产地，也不能因此与别国相抗。” 倚仗险要地势和马匹，不能把它们当作国家坚固的保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先王致力于修明德行，使神灵和人民都得到安宁，从没有听说他们致力于凭借险要和马匹。邻国的灾难也不能预先料定：有的国家因灾难多而巩固了国势、开拓了疆土，有的国家没有灾难反而丧失国家、失去守卫疆土的能力。怎么能预料灾难呢？齐国有仲孙的祸难，却因此得到桓公，至今还依赖这件事；晋国有里平的祸难，却因此得到文公，所以成为盟主；卫国、邢国没有祸难，敌人却仍然灭亡了它们。因此，别人的灾难不能预先料定。倚仗这三点而不修明政事和德行，很快就会来不及挽救灭亡，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君王还是答应楚国吧。”纣王施行淫乱暴虐，文王施行仁惠和顺，殷因此灭亡，周因此兴盛。这难道是靠争夺诸侯取得的吗？于是晋侯答应了楚国使者。晋国派叔向答复说：“我国君主有国家政务，因此不能按照春秋时节亲自朝见诸侯；您实在已经拥有这些条件了，何必劳烦您传达命令呢？”椒举于是请求为两国求婚，晋侯答应了。论羞辱晋国【《左传·昭公五年》】晋国的韩宣子到楚国送女儿，叔向任副使。郑国的子皮、子大叔在索氏慰劳他们。子大叔对叔向说：“楚王骄纵奢侈太过分了，您可要当心。”叔向说：“骄纵奢侈太过分，是他自身的灾祸，哪里能影响别人？只要我们奉上币帛，谨慎保持威仪，以诚信守持，用礼节行事，慎重开始并考虑结局，最终没有不恢复正常的；顺从对方而不失礼仪，恭敬而不失威严，用训诫的话引导他，奉行旧有法度，以先王的制度考察他，按照晋、楚两国的情势衡量他。即使他骄纵奢侈，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到了楚国，楚子召集大夫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其他事情都不必忧虑。如今他们来的，是上卿和上大夫。如果我把韩起安排为守门人，把羊舌肸安排为掌管宫禁的人，就足以羞辱晋国，我也算达到目的了，可以吗？”大夫们没有回答。薳启疆说：“可以。只要有所准备，有什么不可以？羞辱一个普通人都不能没有准备，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所以圣王致力于施行礼仪，而不寻求使别人受辱。朝聘时有珪，宴享时俯首接受璋；小事有述职，大事有巡功；设置坐席却不倚靠，爵中斟满酒却不饮；宴席有馈赠的财物，进餐有陪鼎；入境有郊外慰劳，离开有赠送财物，这些都是礼仪的极致。国家的败亡，是失去了正道，于是祸乱兴起。城濮之战时，晋国没有防备楚国，所以在邲地被楚国击败；邲地之战时，楚国没有防备晋国，所以在鄢地被晋国击败。从鄢地之战以来，晋国没有失去戒备，又加上礼仪，以和睦加重友好关系，因此楚国不能报复，反而来求亲。既然已经获得姻亲关系，却又想召来寇仇来羞辱晋国，那么晋国会怎样防备？谁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如果有这样的人，羞辱晋国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君王也应当考虑这件事。晋国的君臣说：“可以了。请求诸侯，诸侯迟迟不来；请求联姻，又献上女儿；楚君亲自把她送来，晋国还派上卿和上大夫迎接，楚国却仍然想羞辱晋国。君王也应当有所防备，否则怎么办？”韩起以下有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五人；羊舌肸以下有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八人，都是诸侯中可选用的人才。韩襄任公族大夫，韩须接受命令出使。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都是大族之人。韩起统辖七邑，都是县；羊舌氏有四族，都是强大的家族。假如晋国失去韩起、羊舌肸五卿、八位大夫，辅佐韩须、羊舌石，凭借这十家九县的长毂战车九百辆，以及其余四十县留下的守军四千人，奋发武力和怒气来报答晋国所受的大耻辱，楚国将如何抵挡？” 伯华谋划这件事，中行伯、魏舒统率他们，那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君王如果想用亲属关系换取仇怨，实际上是丢弃礼仪来招致寇敌，却又没有做好准备；如果让群臣前去把禽兽赠送给他们，以满足君王的心愿，还有什么不可以呢？”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大夫不要受辱，厚厚地礼待韩起。”礼官想用叔向所不知道的事情来傲慢地对待他，却不能做到，于是丰厚地赠送礼物。论石头发声【《左传·昭公八年》】昭公八年春天，晋国魏榆地方的石头发出了声音。晋侯问师旷说：“石头为什么会说话？” 师旷回答：“石头不能说话，也许是有人依附在石头上发声；否则，就是百姓的听闻混乱了。我又听说：‘做事不合时宜，怨恨和诽谤在百姓中震动，就会有本来不能说话的东西开口说话。’如今宫室高大奢侈，百姓的力量耗尽，怨恨和诽谤一同兴起，没人能够保全性命。石头发声，不也是应该的吗？”这时晋侯正在修筑虒祁宫。叔向说：“子野的话，真是君子之言啊！君子的话真实而有征验，所以怨恨远离自身；小人的话僭越而没有征验，所以怨咎反而降临自身。《诗》说：‘悲哀啊，不能说话，不以古道为准，只使自身困苦。’能够说话就好了，花言巧语像流水一样，使自身处于安乐之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这座宫殿一旦建成，诸侯一定会叛离，君王也一定会有灾咎。先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论修筑陈、蔡、不羹城【《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楚子修筑陈、蔡、不羹三城，派弃疾担任蔡公。楚王问申无宇：“弃疾在蔡国，情况怎么样？”申无宇回答：“选择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恰当的，选择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恰当的。郑庄公修筑栎城，把子元安置在那里，使昭公不能即位；齐桓公修筑谷城，把管仲安置在那里，直到今天齐国仍然依赖他。我听说，五种强大的势力不应当处在边地，五种微弱的势力不应当处在朝廷；亲信不应当在国外，羁旅之臣不应当在国内。如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王可要稍加警惕。”楚王说：“国家有大城，怎么样呢？”申无宇回答：“郑国的京、栎，实际上杀死了曼伯；宋国的萧、亳，实际上杀死了子游；齐国的渠丘，实际上杀死了无知；卫国的蒲、戚，实际上使献公出奔。如果从这些事情看，大城会危害国家。树梢太大树干必折，尾巴太大就不能摆动，这是君王所知道的。” 论是否与吴国交往【《左传·哀公元年》】吴国攻入楚国时，派人召见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询问，说：“愿意亲近楚国的站在右边，愿意亲近吴国的站在左边。”陈国人跟从田无田，田无田跟从党氏。逢滑挡在怀公面前进谏说：“我听说，国家兴盛是由于福分，国家灭亡是由于祸患。如今吴国还没有福分，楚国还没有祸患，楚国还不能抛弃，吴国还不能跟从。而且晋国是盟主。假如以晋国的名义拒绝吴国，怎么样？”怀公说：“国家战胜了，君主却灭亡了，这不是祸患又是什么？”逢滑回答：“国家有这种情况的很多，为什么一定不能恢复呢？小国尚且能够恢复，何况大国呢？我听说，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得像受伤的人一样，这是它的福分；国家灭亡时，把百姓看作泥土草芥，这是它的祸患。楚国虽然没有德行，却也没有肆意杀戮自己的百姓。吴国天天因战争而衰敝，暴尸多得像草莽一样，却还没有看到它施行德政。上天或许正在借此纠正楚国，祸患转到吴国，难道还会久远吗？”陈侯听从了他。论教育太子【《国语》】文公问胥臣：“我想让阳处父做讙的老师，教导他，他能变好吗？”胥臣回答：“这取决于讙本人。像籧篨那样弯不下腰的人，不能强使他俯身；像戚施那样仰不起头的人，不能强使他抬头；僬侥不能让他举起重物；侏儒不能让他攀援；蒙瞍不能让他观看；顽劣口吃的人不能让他讲话；聋瞶的人不能让他听见；幼稚昏昧的人不能让他谋划。如果他的本性将要向善，又有贤良之人辅助他，那么成功可以等待；如果他的本性相反，教诲就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又怎么能使他向善呢？我听说，从前太任怀孕文王时，即使在猪圈中小便也不改变姿势，后来生下文王，并没有因此感到忧患。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不忧愁，做太傅时不劳苦，处在老师身边时不烦扰，侍奉君王时不使人发怒；敬爱二虢，惠爱二蔡；成为太姒的榜样，对兄弟也亲善。《诗》说：‘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以至于兄弟，用来治理家邦。’因此，他任用四方的贤良之人。到他即位时，向八虞询问，向二虢咨询；与闳夭谋划，同南宫讨论；向蔡原征询，向辛尹访问。又有周、召、毕、荣、亿、宁等人辅佐，使百神得到安宁，万民得到和谐。所以《诗》说：‘惠爱宗庙先公，神灵没有什么忧伤。’由此可见，文王并不只是依靠教诲的力量。” 文公说：“这样说来，教诲没有益处吗？”胥臣回答：“怎么会没有益处来增益人的本性呢？所以人一出生就要学习，不学习就无法接受教化。”文公说：“那八种残疾怎么办？”胥臣回答：“这是官师选材时要考虑的。戚施可以校正锄具，籧篨可以蒙盖玉器，侏儒可以扶持车辕，蒙瞍可以整治乐声，詟瞶可以掌管火事；僮昏、嚚瘖、僬侥，是官师所不能任用的，应当把他们充实到边远地区。教导人的方法，就是根据人的身体能力和本性加以利用。它像河流一样，有源头，再汇入水浦，然后才能壮大。” 论教育太子【《国语》】庄王派士亹做太子葴的老师，士亹辞谢说：“我没有才能，不能给他增加什么。”庄王说：“依靠您的善行，使他向善。”士亹回答：“善在于太子自己。太子想向善，善人就会到来；如果不想向善，即使有善人也不会任用。所以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这五位先王都有大德，却都有不肖的儿子，难道他们不希望儿子向善吗？是因为做不到啊。即使百姓烦杂，还可以教导训练；蛮夷戎狄不归顺已经很久了，是中原所不能教化任用的。”庄王最终仍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并向申叔时询问。申叔时说：“教他《春秋》，向他举扬善行、压抑恶行，以此警戒和劝勉他的心；教他历代世系，使他彰明有德之人、废弃昏乱之人，以此使他的行动有所畏惧；教他《诗》，向他讲明广大而显著的德行，以此光明他的志向；教他礼，使他知道上下尊卑的规则；教他乐，使他疏解污秽之情，镇定浮躁之心；教他政令，使他询问各种事务和官职；教他古语，使他彰明自己的德行，知道先王的职责，即以明德施于百姓；教他旧有史志，使他知道兴废，从而戒惧；教他训典，使他知道同族类别以及行为相近、合乎义理的原则。这样教导仍不听从，一有行动就不悔改，便用文辞歌咏来推动他实行，并寻求贤良之人辅翼他；有了悔改却仍不收敛，就亲自勤勉督促他，多用训典和刑法使他归入正道，务必谨慎敦厚笃实来巩固他；有所收敛却仍不彻底，就明确说明施与舍取的原则来引导他；以忠诚、明智、长久之道引导他；以诚信、明确尺度来引导他；以义理、明确等级来引导他；以礼、明确恭敬节俭来引导他；以孝、明确敬慎戒惧来引导他；以事务、明确慈爱来引导他；以仁、明确昭示利益来引导他；以文、明确除害来引导他；以武、明确专心致志来引导他；以刑罚、明确匡正德行来引导他；以赏赐、明确整齐严肃来彰明他，并亲自临视。如果这样仍不能成功，就没有办法了。还要用诵读《诗》来辅佐他，用威仪为他作先导和后继，用仪容举止从旁帮助他，用明确的行为宣扬辅翼他，用节制和义理推动他实行，用恭敬亲自监督他，用勤勉劝导他，用孝顺使他归入正道，用忠信激发他，用美德之言宣扬他。教导已经完备却仍不听从的，不是正常的人，怎么能使他兴盛呢？”申叔时说完便登上职位，随后退下；自己退下时仍然恭敬，否则就会羞惭。论章华台【《国语》】

译灵王修建章华台，和伍举一起登上去，说：“这台子美吗？”伍举回答：“我听说，国君以享有恩宠为美，以使百姓安定为乐，以听取德行之言为聪明，以使远方归服为明智；没有听说把土木建筑得高大、涂成红色并加以雕镂当作美，把钟、磬、笙、箫、鼓等乐器制作得盛大喧闹当作乐；也没有听说把观看高大建筑、欣赏奢侈景象、沉溺美色当作明智，而把辨察清浊当作聪明。先君庄王修建匏居台，高不过能望见国中的云气，大不过能容纳宴饮的俎豆；树木不妨碍守卫和备用，不烦劳官府，百姓不耽误农时，官府不改变朝廷常规。问谁来宴饮，就是宋公、郑伯；问谁主持礼仪，就是华元、驷騑；问谁辅助办事，就是陈侯、蔡侯、许男、顿子，他们的大夫也侍奉在旁。先君因此能够平定乱事、战胜敌人，又不被诸侯憎恶。如今君王修建这座台，国中百姓疲惫，财物用尽，年成和谷物损坏，百官劳烦。全国百姓被迫留下，几年才建成。希望诸侯来和您一同首次登台，诸侯都拒绝，没有一个到来。后来又派太宰启疆去请求鲁侯，用蜀地战役来恐吓他，才勉强使他前来。又让富都那竖作陪，让长鬛之士主持礼仪。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美。” 所谓美，是上下内外、小大远近都没有受到损害，所以才称为美。如果只是满足眼睛的观赏，就算美；但若因此耗尽财物，就会匮乏。这是聚集百姓的利益来封闭自肥，却使百姓贫瘠，哪里称得上美呢？统治国家的君王，要同百姓共同生活；百姓已经贫瘠了，君王怎么能肥足？况且个人欲望广大奢侈，德义就会减少；德义不能施行，近处的人就会骚动离散，远处的人就会拒绝违背。天子的尊贵，就在于以公侯担任官正，以伯、子、男担任师旅，并且拥有美好的名声；也在于把美好的政令施行到远近，使大小各国都安定。如果搜刮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百姓憔悴，忘记安乐而产生离心，这种罪恶就太严重了。还要眼前的观赏做什么？所以先王修建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实务，台不过是用来观望云气祥瑞。榭的规模按照大军驻扎之处来定，台的规模按照临观所需的高度来定。不夺取耕地，不使财用匮乏，不烦劳官府事务，不耽误农时；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修建，在守城备用的木材中取用，在官吏闲暇时登临，在四时农事的空隙中完成。所以《周诗》说：‘开始筹建灵台，测量它，经营它，百姓来修筑它，没有多久就建成了。’ ‘开始筹建时不要急迫，百姓像儿女归附父母一样前来。’文王在灵囿中，母鹿安然伏卧。修建台榭，是为了教导百姓、使他们得利，却不能反而使他们贫乏。如果君王认为这座台美而修建它，那么楚国的灭亡确实已经不远了。” 讽谏齐王接受劝谏【齐国邹忌】邹忌身高八尺多，体形容貌俊美。早晨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美？”妻子说：“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最美的人。邹忌不相信自己，又问妾说：“我和徐公谁更美？”妾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邹忌和他坐着交谈，问他：“我和徐公谁更美？”客人说：“徐公不如您美。”又过了一天，徐公来访，邹忌仔细端详他，自己认为不如徐公；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不如。晚上睡觉时思考这件事，说：“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妾认为我美，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向我有所求。”于是入朝拜见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想向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如今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宫中的嫔妃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不害怕大王的，四境之内没有不向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到的蒙蔽太严重了。”威王说：“说得好。” 于是下令：“群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给予上等奖赏；上书劝谏我的，给予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议论我的过失，并使我听到的，给予下等奖赏。”命令刚下达，群臣纷纷进谏，宫门和庭院像集市一样热闹。几个月以后，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周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燕、赵、韩、魏听说这件事，都到齐国朝见。这就是所说的在朝廷上战胜敌国。论喜爱士人【王斗】先生王斗登门拜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奉守先君的宗庙，守护国家，听说先生喜欢直言正谏，从不避讳。”王斗回答：“大王听到的是错误的说法。我生在乱世，侍奉乱君，哪里敢直言正谏呢？”宣王脸色愤怒，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王斗说：“从前先君桓公所喜好的有五件事：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天子授予他符籍，立他为太伯。如今大王有其中四项。”宣王高兴地说：“我愚昧浅陋，守着齐国，只怕失掉它，哪里能有四项呢？”王斗说：“先君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先君喜欢狗，大王也喜欢狗；先君喜欢酒，大王也喜欢酒；先君喜欢美色，大王也喜欢美色；先君喜欢士人，大王却不喜欢士人。”宣王说：“当今世上没有士人，我喜欢什么呢？”王斗说：“世上没有骐驎、騄耳这样的良马，但大王的四马车已经齐备；世上没有东郭逡、卢氏那样的狗，但大王的猎狗已经齐备；世上没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但大王的宫中已经充满美女。大王也确实是不喜欢士人，哪里还担心没有士人呢？”宣王道歉说：“我对国家有罪。”于是选拔五位士人，任用他们担任官职。齐国因此大为安定。论宠幸臣子导致亡国【楚庄辛】

译庄辛对楚襄王说：“君王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乘车时让鄢陵君和寿陵君跟随，专门沉溺于淫逸奢靡，不顾国家政务，郢都一定危险了。”襄王说：“先生老糊涂了吗？还是想把这些说成楚国的灾异呢？”庄辛说：“臣确实看见事情必然如此，不敢把它说成国家的灾异。君王如果始终宠幸这四个人而不衰减，楚国一定会灭亡。请允许我到赵国避居，留下来观察局势。”庄辛离开楚国到了赵国，停留五个月，秦国果然攻取鄢、郢、巫、上蔡、陈等地，襄王流亡到成阳，于是派人驱车到赵国召回庄辛。庄辛说：“好。”庄辛回来后，襄王说：“我没有采用先生的话，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庄辛回答：“我听到俗语说：‘看见兔子再回头召唤猎犬，还不算晚；羊逃跑了再修补羊圈，也不算迟。’我听说从前商汤、周武王凭百里土地兴盛，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却灭亡。如今楚国虽然小，把长处和短处互相补足，仍然有几千里土地，难道仅仅有百里吗？君王难道没有见过蜻蜓吗？它有六只脚、四片翅膀，在天地之间飞翔；低头啄食蚊虫，高头承接甘露饮用，自以为没有祸患，也没有同人争斗，却不知道五尺高的童子正要在四仞高处调和糖胶和丝网来捕捉它，随后把它放下来给蝼蚁吃。” 蜻蜓还是小东西。黄雀因此低头啄食白色谷粒，抬头栖息在茂密树上，鼓动翅膀振奋羽翼，自以为没有祸患，也没有同人争斗，却不知道公子王孙左手挟着弹弓，右手拿着弹丸，正要在十仞高处射它；他们把同类作为诱饵，黄雀白天在茂树间游动，晚上就被拿去调和酸咸之味，转眼间便落入公子手中。黄雀还是小东西。黄鹄因此在江海间遨游，在大泽中停留；低头啄食鳝鱼鲤鱼，抬头啮食陵衡草木；奋张六根羽轴，乘着清风飞翔，飘摇在高空，自以为没有祸患，也没有同人争斗，却不知道射箭的人正要修治箭杆，整理箭绳，准备在百仞高处射它；它中了带刃的箭，牵引着细小的箭绳，折断清风坠落。于是它白天还在江河间游荡，晚上就被调入鼎鼐烹煮。黄鹄还是小东西。蔡灵侯也像这样，向南游玩高陂，向北登临巫山，饮用茹溪的水，吃湘波中的鱼；左手抱着幼妾，右边拥着宠女，在高蔡之地纵马驰骋，不把国家政务放在心上，却不知道子发正奉灵王之命，把他用朱丝捆起来带去见灵王。蔡灵侯的事情还算小的。君王的事情也像这样，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乘车让鄢陵君和寿灵君跟随，吃封禄土地所产的粮食，装载方府的 金银，在云梦之间纵马驰骋，不把天下和国家当作大事，却不知道穰侯正接受秦王的命令，要填塞黾塞以内的道路，并把他投入黾塞以外。襄王听后，脸色变了，身体战栗。于是拿执珪授予庄辛，封他为阳陵君，并把淮北的土地赐给他。论讲说秦国所得与失去【赵虞卿】

译秦国在长平攻打赵国，大败赵军，带兵退回；随后派人向赵国索取六座城来讲和。赵国还没有决定，楼缓刚从秦国回来，赵王和楼缓商议说：“把城给秦国怎么样？不给怎么样？”楼缓推辞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赵王说：“即使如此，姑且说说您的私下意见。”楼缓说：“大王听说过公甫文伯的母亲吗？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了，他的妻子为他在房中自杀的有十六人。他的母亲听说后，不肯哭。管家说：‘哪里有儿子死了却不哭的母亲呢？’他的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放逐，这个人都没有跟随他；如今他死了，竟有十六个妇人为他死。像这样看来，对长辈很薄，对妇人却很厚，所以从母亲的话看，她是贤明的母亲；从妇人的行为看，她们必定免不了是妒妇。’所以同样一句话，因为说话人的身份不同，人的心意就改变了。如今臣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说不交城，就不是好的计策；如果说交城，又恐怕大王认为臣已经替秦国说话，所以不敢回答。”假如让我替大王谋划，不如把城给秦国。赵王说：“好。”虞卿听说后，入宫拜见赵王，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了他。虞卿说：“这是粉饰之辞。” 赵王说：“为什么这样说？”虞卿说：“秦国攻打赵国，是因为疲倦了才退兵吗？还是大王认为秦国的力量尚能继续进攻，只是爱惜大王而不攻打呢？”赵王说：“秦国攻打我国，已经不遗余力了，一定是因为疲倦才退兵。”虞卿说：“秦国凭借力量攻打它不能夺取的地方，疲倦而退兵；大王却又把它力量不能攻取的地方送给它，这是帮助秦国自己攻打自己。明年秦国再次攻打大王，大王就没有办法挽救了。”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楼缓说：“虞卿能完全知道秦国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吗？如果确实不知道秦国力量的限度，那么连这弹丸之地也不应给它。假如秦国明年再次攻打大王，难道不会割取国内土地来讲和吗？”赵王说：“如果确实听从您的意见割地，您能保证明年秦国不再攻打我国吗？”楼缓回答：“这不是臣所敢承担保证的。过去三晋同秦国交往，彼此很友好；如今秦国放过韩国、魏国而单独攻打大王，必定是因为大王侍奉秦国不如韩、魏。如今臣替您解除秦国对您的责难，打开关隘、互通财币，同齐国交往、联合韩魏；到了明年，如果大王独自不从秦国取得利益，那么大王侍奉秦国的地位必定在韩、魏之后。这也不是臣所敢承担保证的。”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虞卿。虞卿说：“楼缓说不讲和，明年秦国再次攻打大王，难道不会再割取国内土地来讲和吗？如今讲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国不再攻打；即使割地又有什么益处？明年再次进攻，又割取它力量不能攻取的土地来讲和，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不如不讲和。秦国即使善于进攻，也不能夺取六座城；赵国虽然不能守住，也不至于失去六座城。秦国疲倦退兵，军队必然疲敝。我用六座城来收拢天下诸侯，以此攻打疲敝的秦军；这样我国虽然在天下面前失去六城，却可以从秦国那里取得补偿。我国还能够获利，哪里比得上坐着割地、使自己削弱而使秦国强大呢？如今楼缓说：‘秦国亲善韩、魏而攻打赵国，必定是因为大王侍奉秦国不如韩、魏。’这等于让大王每年拿六座城来侍奉秦国，坐着就会把土地送尽。明年秦国再次要求割地，大王将给它吗？不给，就是抛弃以前送出的利益而挑起秦国的祸患；给它，就没有土地再供给它了。俗话说：‘强者善于进攻，弱者不能自守。’如今坐着听任秦国，秦军不疲敝却得到更多土地，这是使秦国更强、赵国更弱。让本已强大的秦国更加壮大，再割取日益削弱的赵国土地，这种计策当然不会停止。况且秦国是虎狼之国，没有礼义之心，它的索求不会停止，而大王的土地却是有限的。” 用有限的土地供给无休止的索求，形势必然会使赵国灭亡。所以说：“这是粉饰之辞。”大王一定不要给。赵王说：“好。”楼缓听说后，入宫拜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告诉他。楼缓说：“不是这样。虞卿只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秦、赵结成仇敌，而天下诸侯都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将趁强国攻打弱国的机会获利。’如今赵军被秦军困乏，天下庆贺秦国获胜的人，一定会站在秦国一边。所以不如赶快割地求和，以此使天下诸侯疑惧，安抚秦国之心。否则，天下诸侯将趁秦国发怒、赵国疲敝之际瓜分赵国。赵国将要灭亡了，还谈什么图谋秦国？”赵王正要据此作出决定，不再谋划。虞卿听说后，又入宫拜见赵王，说：“危险了，楼缓是在替秦国谋划。赵军已经被秦国困乏，又割地求和，这只会更加使天下诸侯疑惧，怎么能安抚秦国之心呢？这不是把赵国的弱小完全显示给天下吗？而且臣说不要给，并不是只是坚决不给而已。秦国向大王索取六座城，大王可以把六座城送给齐国；齐、秦本来就是深仇大敌。齐国得到大王的六座城，就会合力向西攻打秦国。齐国答应大王，甚至不等大王把话说完。这样大王在齐国那里失去六城，却可以从秦国那里取得补偿；一举结交齐、赵、韩、魏三国的亲善关系，并同秦国改变交往方式。” 赵王说：“好。”于是派虞卿向东去拜见齐王，同他谋划对付秦国。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的使者已经到了赵国。楼缓听说后，逃走了。论建信君【魏公子牟】建信君在赵国地位尊贵，魏公子牟经过赵国，赵王出迎他。回头看时，座前放着一尺绸帛，正要让工匠把它制成帽子；工匠见客人来了，便躲开了。赵王说：“公子竟然赶着后车，幸而来到寡人这里，希望听听您治理天下的办法。”魏公子牟说：“大王如果能像重视这一尺绸帛一样重视您的国家，那么大王的国家就会大治。”赵王不高兴，脸色显露出来，说：“先王不了解我不肖，让我奉守国家，我哪里敢像轻视这尺绸帛一样轻视国家呢？”魏公子牟说：“大王不要发怒，请让我为您说明：假如大王有这一尺绸帛，为什么不让面前的郎中来制帽呢？”赵王说：“郎中不知道怎样制帽。”魏公子牟说：“即使制帽失败了，对您的国家又有什么损害？但大王一定要等工匠来了才让他制作。如今治理天下，掌管国家的人也许并不合适；社稷将成为空墟，先王不能享受祭祀，而大王不把国家交给贤能的工匠，却交给年幼的人。况且大王的先帝，驾驭犀首、让马服为骖乘，来同秦国争逐，秦国当时还躲避他的锋芒。如今大王心神不定，却用车载着建信君去同强秦争逐，臣担心秦国会折断大王的车辕。” 论建信君【赵国佚名】

译有客人拜见赵王说：“臣听说大王派人买马，有这回事吗？”赵王说：“有这回事。”客人说：“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派人去？”赵王说：“还没有找到善于买马的人。”客人说：“大王为什么不派建信君去？”赵王说：“建信君有国家政务要处理，又不懂相马。”客人说：“大王为什么不派纪姬去？”赵王说：“纪姬是妇人，也不懂相马。”客人说：“买马买得好，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赵王说：“对国家没有补益。”客人说：“买马买得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危害？”赵王说：“对国家没有危害。”客人说：“既然买马好或坏，对国家都没有危害，那么大王买马时却一定要等到善于买马的人。如今治理天下，任用和处置都不恰当，国家成为空墟，社稷不能享受祭祀；可是大王不等贤能的工匠，却把国家交给建信君，这是为什么？”赵王没有回答。客人说：“燕国郭氏的法令中，有所谓桑雍的人，大王知道吗？”赵王说：“没有听说过。”所谓桑雍，就是善于逢迎、亲近君王的左右之人，以及夫人、宠爱的妃妾和幼子。这些人都能趁大王酒醉昏乱时向大王求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在宫内得到所求，大臣就会在宫外为他们枉法。” 所以日月在外面发光，而祸害却藏在内部。谨慎防备那些所憎恶的人，祸患反而会出在所宠爱的人身上。论夺取成皋【韩段规】三晋已经被打败，智氏将要分割它的土地。段规对韩王说：“分地时一定要取得成皋。”韩王说：“成皋不过是石溜之池，我没有什么用处。”段规说：“不是这样。臣听说，凭百里厚的土地而发动影响千里的权势，是地利；凭千人的兵众而击破三军，是出其不意。大王采用臣的话，韩国一定能够攻取郑国。”韩王说：“好。”后来果然取得了成皋。到韩国攻取郑国时，果然是从成皋开始的。大 论侍奉君主而不被左右理解【周苏代】苏代对燕昭王说：“如今这里有一个人，像曾参一样孝顺，孝顺也仅止于此；像尾生高一样守信，守信也仅止于此；像鲍焦、史鳅一样廉洁，廉洁也仅止于此；把这三种品行都具备，用来侍奉大王，怎么样？”燕王说：“这样就足够了。”苏代回答：“您认为这样就足够，那么臣就不侍奉您了。臣将从事无所作为的事情，回到周地上等的土地去耕种；耕种来取得食物，织布来取得衣服。”燕王说：“为什么？”苏代回答：“像曾参一样孝顺，不过是奉养自己的父母罢了；像尾生高一样守信，不过是不欺骗别人罢了；像鲍焦、史鳅一样廉洁，不过是不偷窃别人的财物罢了。如今臣是追求进取的人，臣认为廉洁未必能同自身一起显达，义也未必能同生命一起树立；仁义只是使自己完善的道路，不是求取功名的办法。”燕王说：“只忧虑自己不够，这还不够吗？”苏代回答：“如果以只忧虑自身为满足，那么秦国就不会走出崤函，齐国就不会走出营丘，楚国就不会走出疏章；三王相继登位，五霸改变政局，也都是因为不以自我满足为限的缘故。如果只忧虑自身就满足，那么臣也不过是周地背笼的人，何必来烦扰大王的朝廷呢？”“从前楚国夺取章武，诸侯便面向北朝见楚王；秦国夺取西山，诸侯便面向西朝见秦王。过去假如让燕国不要离开周王室的上地，那么诸侯就不会因为区别马匹而来朝见了。” 臣听说，善于办事的人，先衡量本国的大小，再估量军队的强弱，所以功业能够成就，声名能够建立；不善于办事的人，不先衡量本国大小，也不估量军队强弱，所以功业不能成就，声名不能建立。”“如今大王有向东攻打齐国的心思，愚臣已经知道了。”燕王说：“您凭什么知道？”苏代回答：“大王手举戟、磨利剑，登上丘陵面向东方叹息，所以愚臣知道了。”“如今乌获能够举起千钧重物，到了八十岁也要寻求扶持。所以齐国虽然是强国，西边被宋国牵制，南边又被楚国拖累，那么齐军就可以击败，河间就可以夺取。”燕王说：“好！我请任命您为上卿，供给您车一百乘，您凭这些替寡人向东游说齐国，怎么样？”苏代回答：“您是因为爱我才这样给我吗？为什么不给您所爱的儿子、舅父叔父以及承坐床榻的孙辈，却拿来给没有能力的臣下呢？大王把臣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如今臣侍奉您的原因，是忠诚守信；臣恐怕正因为忠信，反而被左右的人怪罪。”燕王说：“哪有做臣子的竭尽力量、发挥才能，反而获罪的呢？”苏代回答：“臣请为大王打个比方：从前周地上等土地中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男子外出做官，三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爱着另一个人，她所爱的人问她：‘你的丈夫回来后，你将怎么办？’” 他的妻子说：‘不要担忧，我已经准备了药酒，等他回来。’不久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于是她让妾斟上药酒送给丈夫。妾知道其中有毒，走到半路停下来，想道：‘我把这酒给主父喝，就会杀死主父；把这件事告诉主父，就会使主母被驱逐。与其杀死主父、驱逐主母，不如假装跌倒把酒打翻。’于是她假装身体僵直，跌倒在地。妻子说：‘因为您远行归来，我特意准备了美酒，今天妾却把酒打翻了。’丈夫不知道真相，把妾捆起来鞭打。所以妾挨打的原因，正是忠诚守信。如今臣替您出使齐国，恐怕我的忠信不能被您的左右理解。我听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不受制于人，拥有十乘封地的臣子不受制于众人，普通徒步之士不受制于妻妾，何况当时的贤明君主呢？’臣请求出发，希望大王不要受群臣控制。《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十七 （明）贺复征编 ○论谏六 告诫子反要谨慎用兵【《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出兵救郑，经过申地。子反入见申叔时，说：“军队的情况怎么样？”申叔时回答：“德、刑、详、义、礼、信，是作战的凭借。用德来施加恩惠，用刑来纠正邪恶，用详来奉事神明，用义来建立利益，用礼来顺应时令，用信来守护万物。施德使百姓生活富足而德行端正，使用财利而办事有节制；时令顺遂，万物成长；上下和睦，行动没有违逆；所求没有不具备的，各人都知道自己的极限。所以《诗》说：‘养育我们的百姓，没有什么不是你所规定的准则。’因此神明降下福佑，时令没有灾害。百姓生活敦厚，和睦同心听从号令，无不竭尽全力服从上命，甚至献出生命来弥补君上的缺失。这就是作战能够取胜的原因。如今楚国对内抛弃百姓，对外断绝友好关系，亵渎齐国的盟约，背弃自己说过的话，违逆时令而发动行动，又使百姓疲惫来满足自己的意愿。百姓不知道什么是诚信，进退都要获罪。人们忧虑自己最终会遭遇什么，谁还肯拼死作战？您还是努力吧！我再也见不到您了。” 论说如何诘问盗贼【《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译邾国大夫庶其带着漆、闾丘两邑来鲁国投奔，季武子把国君的姑姊嫁给他，跟随他来的人也都得到赏赐。从此鲁国盗贼增多。季孙对臧武仲说：“您为什么不诘问盗贼呢？”臧武仲说：“不能诘问；我纥也办不到。”季孙说：“我有四境之内的土地，诘问其中的盗贼，有什么不能的？”您担任司寇，应当把盗贼作为务必除掉的事，怎么会办不到？臧武仲说：“您召来外来的盗贼，却隆重地礼遇他们，怎么能制止我国的盗贼呢？您身为正卿，招来外来的盗贼，却让纥去除掉盗贼，这怎么能办到？庶其从邾国窃取城邑来投奔，您把姬姓女子嫁给他，又赏给他城邑；他的随从也全都得到赏赐。这样隆重地礼遇大盗，以国君的姑姊和大城赏给他；次等的赏以皂服、牧地、车辆和马匹，最下等的赏以衣裳、剑和带子，这就是赏赐盗贼。赏赐了盗贼还想除掉他们，恐怕会有困难。纥听说：处在上位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内心，一视同仁地对待别人，使自己的法度和诚信有明确的征验，然后才可以治理人民。上位者所做的事，正是百姓所归向的。上位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去做，就要加以刑罚，使他们不敢不受到惩戒。若上位者所做的事，百姓也去做，那正是他们应做的事，又怎么能禁止呢？” 论尹何不能治理城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想让尹何治理城邑，子产说：“他年轻而且没有见识，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子皮说：“我愿意爱护他，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到那里去学习，他也会更加懂得治理。”子产说：“不行。人爱护别人，是为了使别人得到利益。如今您爱护一个人，就把政事交给他，这好比自己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割东西，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您这样爱护人，只会伤害他罢了，谁还敢求得您的爱护？您对于郑国，就像栋梁。栋梁折断，屋椽崩塌，我侨将要被压在下面，怎么敢不把话全说出来？您有美丽的锦缎，却不让人先学习裁制；大官、大邑，是自身的庇护，却让学习的人拿它来练习裁制，这对美锦的损害，不是太大了吗？我侨只听说学习之后才能从政，没有听说拿政事来学习的。这样做如果真的实行，一定会有害处。譬如田猎，驾车和射箭的技术熟练，就能捕获禽兽；如果从未登车学习驾车射箭，只怕车马失控、翻覆，还哪有空闲考虑捕获禽兽呢？”子皮说：“说得好！我虎不敏，听说君子致力于懂得大的、长远的事情，小人致力于懂得小的、眼前的事情。我是小人，只知道衣服贴在身上，所以谨慎对待它。大官、大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我却轻视而疏远它。若不是您的话，我还不知道这些。以后我说：‘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族，使它得到庇护，这样就可以了。’ 从今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从现在起，即使是我的家事，也请听从您的意见来办理。”子产说：“人的内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我怎么敢说您的脸像我的脸呢？不过，我心里认为这件事危险，所以也把它告诉您。”子皮认为子产忠诚，因此把政事交给他。子产由此能够治理郑国。告诫赵文子【《左传·昭公元年》】晋国在虢地会盟，是为了重申宋国的盟约。祁午对赵文子说：“宋国的盟约，使楚国人在晋国面前得志。如今令尹不讲信用，诸侯都听说了。您如果不戒备忧惧，又像宋国的子木那样讲信用，声誉传扬于诸侯之间，尚且会欺骗晋国来压制它，何况是比不讲信用更加严重的情况呢？楚国再次在晋国面前得志，是晋国的耻辱。您辅佐晋国，作为盟主，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和狄人服从，使东夏安宁，平定秦国的祸乱，修筑淳于城，军队没有困顿，国家没有疲敝，百姓没有怨言，诸侯没有怨恨，上天没有大的灾祸，这都是您的功劳。已经有了美好的声名，却以耻辱结束，我祁午对此感到害怕。您不可以不戒备。”文子说：“武已经承受您的赐教了。然而宋国的盟约中，子木有祸害别人的心，而武有仁爱别人的心，这就是楚国能够压制晋国的原因。如今武仍然有这样的心，楚国又实行僭越之事，并不是能伤害我的事。武将把诚信作为根本，遵循它去实行，譬如农夫耕耘、培土，即使遇到饥荒，也一定会有丰收之年。况且我听说，能够守信就不会处在人下，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诗》说：‘不僭越，不残害，很少有不成为准则的。’讲的就是诚信；能够成为别人的准则，就不会处在人下。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才是困难所在；楚国不会成为祸患。”楚国令尹围请求举行用牲礼，读诵旧有盟书，只把盟书加在牲畜身上而已。晋国人答应了。论说费无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郄宛的祸难发生后，国内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止；进献祭肉的人没有不诽谤令尹的。沈尹戍对子常说：“左尹和中厩尹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罪，您却杀了他们，因而激起诽谤，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我对此很疑惑。仁人为了遮掩诽谤而杀人，尚且不会这样做；如今您杀人反而激起诽谤，却不谋划解决，难道不是很奇怪吗？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人，百姓没有不知道的。他使朝吴离开朝廷，赶走蔡侯朱，导致太子建丧命，杀死连尹奢，蒙蔽楚王的耳目，使他不能明察。如果不是这样，平王温和仁慈、恭敬节俭，比成王、庄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会不能得到诸侯拥护呢？只是因为身边有费无极。如今又杀死三个无罪的人来激起大的诽谤，祸患几乎要殃及您了。您如果不谋划解决，留着他又有什么用？鄢将师假传您的命令，要消灭三族；他本是国家的贤良之臣，却没有过失而被处置。吴国新立国君，边境每天都令人惊恐，楚国如果发生大事，您恐怕就危险了！聪明的人除掉谗人来使自己安稳，如今您却爱护谗人来使自己陷入危险，您的迷惑太严重了。”子常说：“这是我的罪过，怎敢不认真谋划。”子常杀了费无极和鄢将师，把他们的宗族全部消灭，以此向国人解释，诽谤的话才停止。祝贺韩宣子因贫穷而忧虑【《国语》】

译叔向去见韩宣子，宣子正在为贫穷忧虑。叔向却向他道贺。宣子说：“我有卿的名分，却没有卿的实际财产，无法和几位卿大夫交往，因此忧虑。”您为什么反而向我道贺？叔向回答说：“从前栾武子没有一卒田的产业，官属不完备，宗庙祭器也不充足，但他宣扬自己的德行，遵循法令，使声名超过诸侯；诸侯亲近他，戎狄归服他，因此匡正晋国，执行刑罚没有过失，得以免除祸难。到了桓子，骄傲放纵、奢侈，贪欲没有限度，轻视法则而任意行事，借贷取利、积聚财货，本应遭逢祸难，却依靠武子的德行而得以终其一生。到了怀子，改变桓子的行为而修养武子的德行，本可以免于祸难，摆脱桓子的罪过，却逃亡到楚国而死。那郤昭子，他的财富相当于公室的一半，他家的财富相当于三军的一半，依仗富有和宠幸，在国内骄横，自己陈尸朝廷，他的家族在绛地被灭。不仅如此，八个郤氏、五位大夫、三位卿，宠幸已经很盛大了，却在一朝之间灭亡，没有人哀悼他们，只是因为没有德行。如今您有栾武子那样的贫穷，我认为您能够具备他的德行，所以向您道贺。如果您不忧虑德行不能建立，却忧虑财货不足，那么我连吊唁您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可道贺的呢？”宣子拜谢叩头，说：“我韩起将要灭亡，依靠您的话才得以保存。不是我韩起的力量，哪里敢独自承受这番教诲？从桓叔以下的祖先，也会赞美您的恩赐。” 论垒墙【《国语》】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说：“一定要拆毁那里的垒墙。我将要到那里去，如果看见垒墙，就像看见了赵寅和范吉射。”尹铎到了晋阳，反而把垒墙增高加固。简子到晋阳，看见垒墙，愤怒地说：“一定要杀掉尹铎，然后才进去。”大夫们为尹铎辩解，简子不答应，说：“这是昭余的仇人。”邮无正进言说：“从前先主文子年轻时遭逢祸难，跟随姬氏住在公宫中，凭孝德而出仕；在公族中凭恭敬的德行升居职位；凭武德而不以做正卿为耻；凭温厚的德行成就声誉。他失去了赵氏的法度，离开了老师和保傅，却以自身为根基，终于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到了景子，在公宫中长大，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教训就继承了职位，但也能够修养自身，承受先人的事业；在国内没有诽谤，顺应德行来教导儿子，选择正直的话来教育儿子，选择老师和保傅来辅佐儿子。如今您继承职位，有文子的法度，有景子的教训，又有师保辅佐，加上父兄帮助，您却都疏远了，所以遭到今天的祸难。尹铎说：‘想到欢乐就高兴，想到祸难就恐惧，这是人的常道。泥土堆成的墙也可以作为老师和保傅，我为什么不把它增高呢？’因此他修筑加固城墙，希望可以借此鉴戒并聚集赵氏宗族。若惩罚他，就是惩罚善行。惩罚善行，就必然奖赏恶行，我还指望什么呢？”简子高兴地说：“如果没有您，我几乎不能成为一个人了。”于是以免除祸难的功劳赏赐尹铎。当初，伯乐与尹铎有仇怨，简子把赏赐送到伯乐家，对他说：“您使我免于死亡，我怎敢不把俸禄归还给您？”伯乐推辞说：“您是替君主谋划，不是替我谋划。”尹铎的怨恨仍然像原来一样。祝贺赵简子【《国语》】赵简子向壮驰兹问：“东方的士人中谁最贤能？”壮驰兹拜谢说：“我冒昧向您道贺。”简子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道贺？”壮驰兹回答：“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君子总认为自己还有不足；国家将要灭亡时，却好像什么都有余。如今您主持晋国政事，却问及小人，又寻求贤人，我因此向您道贺。” 论说智氏的宫室【《国语》】智襄子建造宫室，士茁来查看。知伯说：“宫室美吗？”士茁回答：“美是美，不过我也有忧惧。”知伯说：“忧惧什么？”回答说：“我以执笔侍奉您，记载中有这样的话：‘高山和高大的原野，不生长草木；松柏生长的地方，土壤不肥沃。’如今这里土木建筑过多，我怕它不能使人安居。”宫室建成三年，智氏就灭亡了。知襄子从卫国回来，三卿在蓝台宴饮。知襄子戏弄韩康子，侮辱段规。知伯国听说后进谏说：“主君不防备祸难，祸难一定要来了。”知襄子说：“祸难将由我而起；我不制造祸难，谁敢兴起它？”知伯国回答：“事情不是这样。郤氏有车辕之难，赵氏有孟姬的谗言，栾氏有叔祁的控诉，范氏、中行氏有函治之难，这些都是主君所知道的。《夏书》说：‘一个人三次犯错，怨恨难道只在明显的地方吗？看不见的地方也应当谋划。’《周书》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君子能够勤勉处理小事，所以没有大的祸患。’如今主君一次宴饮就使别人的君主和卿相受辱，又不加防备，却说：‘他们不敢兴起祸难’，难道可以吗？有什么人不可以喜欢，又有什么人不可以畏惧？小虫、飞蛾、蜂和蝎子都能伤人，何况君主和卿相呢？” 知襄子不听。从这以后五年，便发生了晋阳之难。段规首先发动祸难，在军中杀死知伯，随即灭掉智氏。晋阳被围时，张谈说：“先主把宝器看得很重；为了国家的祸难，何不暂且不要吝惜向诸侯求取宝物呢？”襄子说：“我没有可以派遣的人。”张谈说：“土地也可以。”襄子说：“我不幸有病，身体不如先父，既没有德行却拿土地来贿赂人。请求饮食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这是养我的病来求取我的俸禄。我不答应，他们都会死。”襄子出城，说：“我该逃到哪里去？”随从说：“长子距离近，而且城墙坚固完整。”襄子说：“使百姓疲劳来修筑坚城，又让他们因守城而死亡，谁会跟随我？”随从说：“邯郸的仓库充实。”襄子说：“搜刮百姓的膏脂恩泽来充实仓库，又因此使他们死亡，谁会跟随我？大概只有晋阳吧！那里是先主所属的地方，也是尹铎宽待百姓的地方，百姓一定会和睦。”于是逃往晋阳。晋军包围并引水灌城，城中灶台被水淹没，青蛙在灶中生长，百姓没有背叛的念头。规劝申公【《国语》】

译左史倚相在朝廷拜见申公子亹，子亹没有出来。左史诽谤他，举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子亹。子亹发怒出来说：“你难道以为我年老昏聩，便要舍弃我，却又来诽谤我吗？”左史说：“正因为您年老昏聩，所以想见您来互相警戒。若您正当壮年，能够经营各种事务，我倚相将奔走承办，还忙不过来，哪里有闲暇来见您呢？从前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告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士，只要在朝廷任职的人，不要说我年老昏聩就舍弃我，一定要在朝廷恭敬谨慎，早晚轮流劝诫我。听到一两句话，一定要背诵记住并接受下来，用来教导我。乘车时有旅贲的规劝，居官守职时有官师的典章，凭几而坐时有诵训者的劝谏，居寝时有■〈执上目下〉御的箴言，临事时有瞽史的教导，闲居宴饮时有师工的诵歌。史官不失记载，学官不失诵读，以此训导和驾驭我。’于是作《懿戒》来自我警诫。”等到他去世，人们称他为睿圣武公。公子您即使在倚相看来还不能算睿圣，又有什么妨害呢？《周书》说：‘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闲暇吃饭，施恩于小民，只恭敬地处理政事。文王尚且不敢懈怠。’ 如今您使楚国衰老，却想使自己安逸，凭借这种做法来应付政事，楚王将要怎么办？如果总是这样，楚国恐怕要有祸难了！”子亹害怕地说：“这是我年老造成的过错。”于是立即多次拜见左史。《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八 （明）贺复征编 ○论谏七 论晋国君臣【《国语》】周襄王派召公过和内史过给晋惠公赐予王命，吕甥、郤芮陪同晋侯，态度不恭敬。晋侯捧玉礼器的位置很低，行拜礼时不叩头。内史过回来，把这件事告诉周王说：“晋国如果不灭亡，它的国君也一定没有后嗣；而且吕甥、郤芮将不能免祸。”周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夏书》说：‘百姓如果没有君王，要拥戴谁？君王如果没有百姓，不能和谁守卫国家？’《汤誓》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民；万民有罪，责任在我一人。’《盘庚》说：‘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众人的功劳；国家治理不好，是我一人的责任。’这说明君王有宽大的刑罚责任。既然如此，统率百姓、役使人民，不能不谨慎。百姓所急切关注的，在于国家大事。先王处理国家大事，一定依靠众人来完成。所以清除内心的私欲，以和顺惠爱百姓；考察中正，衡量内心，以此治理他们；彰明万物的法则，以此训导他们；制定合宜的义理，使众人信服，以此推行。清除内心私欲，是精诚；考察中正、衡量内心，是忠诚；彰明万物法则，是礼；制定义理使众人信服，是诚信。这样看来，统率百姓、役使人民的原则，没有精诚就不能和顺，没有忠诚就不能立足，没有礼就不能顺遂，没有诚信就不能推行。如今晋侯即位，却背弃内外所送的财物，虐待居住在其中的人，这是抛弃了诚信；不敬重周王的命令，是抛弃了礼；施行自己所憎恶的事，是抛弃了忠；用邪恶充实内心，是抛弃了精诚。四者全都抛弃，那么远方的人不会来，近处的人也不会和睦，还凭什么守卫国家？古代先王既然拥有天下，又尊崇上帝和明神，恭敬地奉事他们。于是有朝拜太阳、晚祭月亮的礼仪，用来教导百姓侍奉君主。诸侯在春秋两季向周王接受职事，以此治理百姓；大夫、士每天恭敬地处在官位上，以此警戒自己的官职；庶民和工商业者各自守护自己的职业，以此供奉上位者。还怕他们有所坠失，所以制作车服、旗帜、徽章来表彰他们；制作礼物、币帛、瑞信和符节来镇定他们；按照爵位排列贵贱来区别他们；用美好的声名和赞誉来宣扬他们。仍有离散迁徙、懈怠轻慢的人，就把他们列入刑罚，流放到边远土地。于是有夷、蛮等国，有受斧钺、刀墨刑罚的人，何况可以放纵自身吗？晋侯不是嫡长子，却取得君位，勤勉警惕、保持戒惧，还说不够。如果反而放纵心志，疏远邻国，欺凌卿大夫而轻慢上级，将凭什么巩固守护君位？捧玉礼器的位置低，是废弃了礼物应有的尊严；行拜礼不叩头，是欺骗周王。废弃礼物便没有镇定之物，欺骗周王便失去百姓。上天的事总会显现征象，承受重大责任、享有巨大祭祀的人，祸患一定很快降临。” 所以晋侯欺骗周王，别人也将欺骗他；他想废弃礼物的尊严，别人也将废弃他的礼物。大臣享受俸禄，却不进谏反而阿谀，也一定会受到牵连。周襄王即位三年，晋侯在位八年时死于韩地；周襄王十六年，晋人杀死没有后嗣的晋怀公，秦人杀死子金、子公。论说陈国必然灭亡【《国语》】

译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随后借道陈国出使楚国。清晨已经看见火星，雨季也已经结束，但道路荒芜无法通行。边境没有候人，司空不察看道路，水泽没有堤岸，河流没有桥梁，田野中堆着谷物，场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道路两旁没有排列的树木，耕地几乎被荒草覆盖。膳宰没有送来食物，司里没有安排馆舍，国都没有寄居之处，县邑没有施舍之所。百姓将要在夏氏和陈国筑台，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却戴着楚国的南冠前往夏氏，留下宾客而不接见。单襄公回来告诉周王说：“陈侯如果不遭遇大的灾祸，陈国一定会灭亡。”周王问：“为什么？”回答说：“辰星的角宿出现，雨季就结束；天根星出现，水就干涸；氐宿出现，草木的关节就解开；房宿出现，就降霜；火星出现，清风到来，寒冷将至。因此先王的教导说：雨季结束就清除道路，水干涸就修成桥梁，草木的关节解开就准备收藏，降霜就备好冬衣，清风到来就修缮城郭宫室。所以夏代的法令说：九月清除道路，十月修成桥梁。当时的警戒说：收拾并完成场圃的工作，准备畚箕和锄具；营造房屋的地方，土木工程开始；火星初次出现时，告知司里。先王就是这样不耗费财物贿赂，却把恩德广施于天下。如今陈国火星已经在清晨出现，道路却像被堵塞，田野和场圃像被遗弃，水泽没有堤防，河流没有舟船桥梁，这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周代制度有这样的规定：道路两旁排列树木以标志道路，建立边地的粮食储备以守护道路；国都设有郊外牧场，边疆设有寄居和瞭望之所，湖泽中有供人采集的草木，苑囿中有树林水池，都是用来抵御灾害的。其余土地没有不是良田的，百姓没有闲置的农具，田野没有深密的荒草；不耽误百姓的农时，不轻视百姓的功劳，使国家富足而不匮乏，使百姓安逸而不疲劳；国家有分派的事务，县邑有使百姓各得其序的安排。如今陈国道路无法辨认，田地被荒草覆盖，农事完成后却不加管理，百姓反而因逸乐而疲惫，这是抛弃先王法制的表现。周代掌管官职的制度规定：敌国的宾客来到关口，关尹要报告；行理拿着符节前去迎接；候人负责引导；卿出郊慰劳；门尹清扫门户；宗祝主持祭祀；司里安排馆舍；司徒准备役夫；司空察看道路；司寇诘问奸人；虞人送入木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视火燎；水师监视洗濯；膳宰送来饭食；廪人献上粮食；司马陈列饲草；工人检查车辆；百官各自带着所负责的物品到来，宾客进入国都就像回到家一样。因此无论贵贱大小，没有不心怀爱意的。贵国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提高一等，更加虔敬。至于周王的使者到来，所有官长都亲自处理事务，由上卿监督。如果周王巡视诸侯，国君亲自监督接待。如今我虽然是周王的朝臣，且有宗族分支在周，奉王命作为经过陈国的宾客，但主管事务的官员没有一人到来，这是轻蔑先王的官制。先王的命令有这样的说法：天道奖赏善行而惩罚放纵，所以凡是我们建立的国家，不要违背常法，不要趋近于骄纵淫逸，各自守住你们的法典来承受上天的福佑。如今陈侯不顾念世代相传的常道，抛弃自己的配偶妃嫔，却率领卿大夫和辅佐者到夏氏那里淫乱，难道不是亵渎姓氏吗？陈国是周武王长女大姬的后代，抛弃衮冕而戴南冠出行，难道不是轻慢常法吗？这又触犯了先王的命令。从前先王的教导，是要努力遵循德行，尚且还担心有所失误。如今废弃教导，抛弃制度，轻慢官职，违犯命令，将凭什么守卫国家？处在大国之间，却没有这四项，能够长久吗？周定王六年，单襄公到楚国。八年，陈侯在夏氏被杀。九年，楚子进入陈国。论说鬬伯比【《左传·桓公十三年》附论楚武王】楚国的屈瑕攻打罗国，鬬伯比为他送行，回来后对自己的车夫说：“莫敖一定会失败，他抬脚过高，内心已经不稳了。”于是去见楚子，说：“一定要渡过汉水出兵。”楚子拒绝了他。鬬伯比入宫把这件事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大夫恐怕不是在说军队，而是在说君王应当安抚小国使它归顺，教导各官以德，并用刑罚威慑莫敖。莫敖习惯于蒲骚战役的胜利，将要任意妄为，一定会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镇定安抚他，他难道不会不作防备吗？”鬬伯比本来就是要君王教导众人并善于安抚，召集各官并用美德勉励他们，见到莫敖便告诉他上天不会轻易改变常道。否则，他难道不知道楚军已经全部出动了吗？楚子派赖人追赶屈瑕，没有追上。莫敖在军中宣布：“进谏的人处刑。”到了鄢地，军队扰乱次序渡河，于是完全失去队列，而且不作防备。到了罗国，罗军和卢戎两面夹击，大败楚军。莫敖在荒谷自缢，各军统帅被囚禁在冶父，等待刑罚。楚子说：“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把他们全部赦免。春季，周王三月，楚武王举行荆尸之礼，授予军队短戈，准备攻打随国。将要整齐军队进入时，楚武王告诉夫人邓曼说：“我的心在动荡。”邓曼叹息说：“大王的禄命已经尽了。盛满而动荡，是天道。” 先君大概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楚武王临到军事行动、将要发布重大命令时，心中已经动荡。假如军队没有损失，君王死在行军途中，那就是国家的福气。楚武王于是出发，死在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清除道路，架设溠水的桥梁，把军营驻扎在随国附近。随国人害怕，准备订立和约；莫敖奉楚王命令进入随国，与随侯结盟，又请求在汉水南岸会面后返回，渡过汉水以后才发布楚王的死讯。论说用兵【《左传·庄公十年》】春天，齐国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将要出战，曹刿请求拜见。乡人说：“掌权的人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掌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作长远谋划。”于是入宫拜见鲁庄公。曹刿问：“凭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等安身之物，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这种小恩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我不敢虚报数量，一定按照实情。”曹刿回答：“这种小信用还不能使神明信任，神明不会降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这是尽职尽责的一类，可以凭此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交战。庄公将要击鼓进攻，曹刿说：“还不可以。”齐军击鼓三次，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将要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可以。”他下车察看齐军车轮留下的痕迹，登上车前横木远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斗胜利后，庄公问这样做的原因。曹刿回答：“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第二次就衰退；第三次就竭尽了。对方的士气已经耗尽，而我们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的情况难以测度，我担心有埋伏。我看见他们的车辙混乱，远望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论说卫国驱逐国君【《左传·襄公十四年》】

译师旷侍奉在晋侯身边。晋侯说：“卫国人驱逐他们的国君，不是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也许是他们的国君确实太过分了。贤明的君主将奖赏善行、惩罚放纵，像爱护子女一样养育百姓，像天一样覆盖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百姓奉戴君主，爱他像父母，仰望他像日月，敬畏他像神明，畏惧他像雷霆，这样的君主能被驱逐吗？君主是神明的主祭，也是百姓的希望。如果君主使百姓困苦，使神明缺少供奉，使百姓断绝希望，使国家没有主人，那么还要他做什么？不驱逐他又做什么？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让君主管理牧养他们，不使他们失去本性；又为君主设置辅佐，使他们教导保卫君主，不使君主过度。因此天子有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都有亲近的人，互相辅佐。做得好就奖赏，犯过错就匡正，遇到祸患就救助，有过失就革除。从周王以下，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补充、察看政事。史官负责记录，瞽者负责作诗，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传达言语，庶人进谤言，商旅在市集议论，百工献上技艺。因此《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掌握技艺来进谏。’ 孟春正月，正是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为了劝谏君主改正失常。上天爱护百姓非常深厚，难道会让一个人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抛弃天地赋予百姓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 论说威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侯在楚国时，北宫文子看见楚国令尹围的威仪，便对卫侯说：“令尹很像君主了，他将有别的野心；即使实现了野心，也不能长久。《诗》说：‘没有事情没有开端，却很少能够有终。’善始善终实在困难，令尹恐怕不能免祸。”卫侯说：“您凭什么知道？”回答说：“《诗》说：‘敬重谨慎地保持威仪，这是百姓的准则。’令尹没有威仪，百姓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对象。自己不能成为百姓准则，却处在百姓之上，不可能长久。”卫侯说：“说得好！什么叫威仪？”回答说：“有威势而使人畏惧，叫作威；有仪法而可以取法，叫作仪。君主有君主的威仪，他的臣下既畏惧又爱戴，能够以他为准则并仿效他，所以能拥有国家，美好的声名也能流传长久。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属既畏惧又爱戴，所以能够守住官职，保全宗族，使家庭和善。按照这个道理向下推行，处处都是这样，所以上下能够互相巩固。《卫诗》说：‘威仪盛美周备，不可挑剔。’说的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各有威仪。《周诗》说：‘朋友互相扶持，以威仪彼此扶持。’说的是朋友相处的道理，必须用威仪互相教导训诫。《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感怀他的德行。’ 说的是既畏惧他又爱戴他。《诗》说：‘不刻意求知，也不刻意求见，顺从上帝的法则。’说的是以他为准则并仿效他。纣王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归附文王，纣王因此害怕而释放他，可以说是爱戴文王。文王攻打崇国，两次出兵就使崇国投降称臣，蛮夷也率领部众服从，可以说是畏惧文王。文王的功业，天下人歌诵并歌舞，可以说是以他为准则。文王的行为直到今天仍被奉为法则，可以说是仿效他。这就是具有威仪。所以君子处在职位上令人畏惧，施舍恩惠使人爱戴，进退都可以度量，周旋应对可以取法，容貌举止可以观瞻，做事可以效法，德行可以仿效，声气令人喜悦，动作有文采，言语有条理；用这些面对下属，就叫作有威仪。论说晋侯的疾病【《左传·昭公元年》】晋侯向秦国求医，秦伯派医和为他诊治。医和说：“这个病不能治愈。这是由于过分亲近女色，疾病像蛊一样；它不是鬼神造成的，也不是饮食造成的，而是迷惑心志，使良臣将要死亡，上天的命运也不保佑。晋侯问：“女子不可亲近吗？”回答说：“应当节制。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各种事务的，所以有五种节奏：迟与速、本与末相互配合，以中和的声音降低。五次降低之后，就不能再弹奏了。后来出现繁杂的指法和淫荡的声音，使心耳沉溺，于是忘掉平和，君子不听这种音乐。事物也一样，到了繁杂就应当停止；已经停止，就不会因此生病。君子接近琴瑟，是用来节制仪态，不是用来使心志沉溺。上天有六种气，下降而生成五味，显现为五色，征验为五声，淫过就产生六种疾病。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它们分为四时，排列成五节，过度就成为灾害。阴气过度产生寒病，阳气过度产生热病，风气过度产生肢体末端的疾病，雨气过度产生腹部疾病，晦气过度产生迷惑疾病，明气过度产生心神疾病。女子属于阳，而在阴晦的时节过度亲近，就会产生内热和蛊惑之病。如今君王既不节制，又不合时令，能不受到这种后果吗？”医和出来后把这些话告诉赵孟。赵孟说：“谁应当称为良臣？”医和回答：“您自己说的就是您。您辅佐晋国到现在八年，晋国没有祸乱，诸侯没有缺失礼义，可以称为良臣了。” 医和听说后说：“国家的大臣享受君主的宠幸和俸禄，承担重大的节义责任，若灾祸兴起却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就一定会受到罪责。如今君王沉溺淫欲而生病，将不能谋划忧恤国家，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主君不能驾驭这种局面，所以我才这样说。”赵孟问：“什么叫蛊？”回答说：“是淫溺、迷惑、混乱所产生的病。按‘蛊’字的构形，是器皿中有虫；谷物飞出的虫也叫蛊。《周易》中，女子迷惑男子、风吹落山木，都叫蛊，都是同一类事物。”赵孟说：“真是良医。”于是厚重地赠送礼物，把医和送回秦国。论说鲁侯不懂礼【《左传·昭公五年》】鲁昭公到晋国，从郊外慰劳直到赠送财物，没有一项违背礼仪。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是很懂礼吗？”女叔齐回答：“鲁侯哪里懂得礼？”晋侯说：“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没有违背，为什么说他不懂礼？”回答说：“这只是仪式，不能叫作礼。礼，是用来守护国家、推行政令、不使百姓失所的。如今政令掌握在三家手中，鲁侯不能夺回；有子家羁这样的贤人，却不能任用；侵犯大国的盟约，欺凌小国，利用别人的灾难，却不知道检点自己的私欲。公室被四家瓜分，百姓供养他人，心中没有谁想到公室，鲁侯也不谋划后果。作为国君，困难将要殃及自身，却不忧虑所处的境况；礼的根本和末节，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他却琐琐碎碎地学习仪式，急于表现，便说他懂礼，不是离礼太远了吗？”君子认为叔侯在这件事上懂得礼。论说梁丘据【《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齐景公从田猎回来，晏子侍奉在遄台。梁丘据驾车奔驰而来拜访。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和我相和吗？”晏子回答：“梁丘据只是同而已，怎么能说是和呢？”景公说：“和与同有区别吗？”回答说：“有区别。和就像调制羹汤，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加热，厨师调和它，按照味道调配，补足不足，减去过头。君子吃了它，心情就平和。君臣相处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下就提出不可行之处，以成全可行之处；君主认为不可行而其中有可行之处，臣下就提出可行之处，以除去不可行之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相冲突，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说：‘也有调和的羹汤，既已调戒又已平和；各种福禄汇聚而来，时常没有争执。’先王调和五味，也调和五声，用来平和心情，成就政事。声音也像味道一样，以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清浊、大小、长短、快慢、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阔，互相调济。君子听了它，心情就平和；心平和，德行就和谐。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瑕疵。’如今梁丘据不是这样，君主说可行，梁丘据也说可行；君主说不可行，梁丘据也说不可行。若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若琴瑟只弹一个音，谁能听得下？像这样，一味相同是不可取的。” 论说礼可以治理国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和晏子坐在路寝，景公叹息说：“多么美的宫室啊，谁能拥有这样的宫室呢？”晏子说：“冒昧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景公说：“我认为这要取决于德行。”晏子回答：“按照君王的话，恐怕陈氏能够拥有它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却对百姓施加恩惠；豆、区、釜、钟等量器，他从公室取得时很少，施给百姓时却很多。齐国公室厚重征敛，陈氏厚重施舍，百姓已经归附陈氏了。《诗》说：‘虽然没有德行施给你，你们仍然唱歌跳舞。’陈氏的施舍，百姓已经唱歌跳舞来赞美了。后世如果稍微懈怠，陈氏又不灭亡，那么齐国就要成为陈氏的国家了。”景公说：“说得好，这该怎么办？”晏子回答：“只有礼可以制止这种局面。按照礼，私家施舍不能超过国家；百姓不能迁移，农民不能改业，工匠和商人不能改变职业，士不能滥用权力，官员不能放纵，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景公说：“说得好，我做不到了。我从现在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子回答：“礼可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并存。君主发布命令，臣下恭敬执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丈夫和善，妻子柔顺；婆婆慈爱，媳妇听从，这就是礼。君主有命令而臣下不违背，臣下恭敬而不怀有二心；父亲慈爱并教导，儿子孝顺并劝谏；兄长慈爱友善，弟弟敬重顺从；丈夫和善而有义，妻子柔顺而端正；婆婆慈爱，媳妇听从而柔婉，这些都是礼的美好作用。” 景公说：“说得好！我从今以后才听到这种礼的最高境界。”晏子回答：“先王从天地那里承受礼，用来对待自己的百姓，所以先王尊崇礼。” 论说晋国君臣【《国语》】在柯陵会盟时，单襄公见到晋厉公，发现他目光看得很远，步子迈得很高。晋国的郤锜见到单襄公，说话冒犯；郤犨见到他，说话迂曲；郤至见到他，说话夸张自负。齐国的国佐见到他，言语说尽。鲁成公来见，谈到晋国的祸难以及郤犨的谗言。单襄公说：“君王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晋国将有祸乱，它的国君和三郤大概会承担祸患吧？”鲁侯说：“我只怕不能免于晋国的祸难，如今您说将有祸乱，请问这是天道，还是人的缘故？”单襄公回答：“我不是瞽史，哪里知道天道？我看见了晋君的容貌，又听到了三郤的言语，大概一定是将要遭祸的人。君子用眼睛来确定身体的姿态，脚跟随眼睛行动，所以观察容貌就可以知道内心。眼睛用来安置义理，脚用来跟随眼睛行走。如今晋侯目光看得很远，脚步迈得很高，眼睛不顾身体的姿态，脚也不跟随眼睛，内心一定不同寻常。眼睛和身体不能互相配合，怎么能够长久？会合诸侯，是国家的大事，在这种时候可以观察国家的存亡。所以国家将没有祸害时，它的国君在会盟中，行走、言语、目光、听闻都必定没有过失，这样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目光看得远，是每天断绝义理；脚步迈得高，是每天抛弃德行；言语失常，是每天反悖诚信；听取淫邪，是每天背离声名。眼睛用来安置义理，脚用来践行德行；嘴是用来守护信用的，耳是用来听取声名的，所以不能不谨慎。偏失会带来祸患，一旦丧失，国家也会跟着丧失。晋侯曾有两次失误，我因此这样说。郄氏是晋国受宠的人，已经有三位卿和五位大夫的地位，足以知道戒惧了。高贵的地位确实容易招致败亡，丰厚的滋味确实会产生毒害。如今郄伯的言语冒犯别人，叔迃诬蔑别人，季伐攻击别人。冒犯就是凌辱他人，诬蔑就是诋毁他人，攻击就是掩盖他人的过失。已经有这样的宠幸，又增加了三方面的怨恨，谁能忍受呢？即使是齐国子，也将受到牵连。处在淫乱的国家，却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错，这是怨恨的根源。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尽言，齐国大概有这样的人吗？我听说，国家有德而邻国不修德，必定会承受邻国的福泽。如今君主受到晋国的逼迫，又邻近齐国；如果齐、晋发生祸乱，就可以取得霸业。没有德行所造成的祸患，何必忧虑晋国呢？论重黎〔《国语》〕

译昭王向观射父问道：“《周书》所说的‘重、黎确实使天地之间不相通’，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这样，百姓将能够登上天吗？”观射父回答说：“并不是这个意思。古时候，百姓和神灵并不混杂；百姓的精神意志不〔■〈忄巂〉：原文缺字〕二心，并且能够整齐肃敬、正直无邪；他们的智慧能够辨明上下、比合义理，他们的圣明能够使光辉远播、宣明开朗，他们的视觉能够看清光明所照之处，他们的听觉能够听得清楚透彻。这样，明神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男子称为觋，女子称为巫。这就让他们安排神灵所处的位置和次序、所奉的主神，准备祭祀用的牺牲、器物和应时服饰，然后让那些先圣的后代中有光辉功业、能够知晓山川名称、先祖神主、宗庙事务、昭穆世次、斋戒恭敬的勤勉、礼节的适宜、威仪的法则、容貌的庄重、忠信的本质和洁净祭祀服饰，并且能够敬重神明的人，担任祝官。又让那些名姓之后能够知晓四时万物的生长、祭祀牺牲的种类、王泉一类的事物、采服的仪制、彝器的数量、次主的规格、屏摄的所在、坛场的位置、上下诸神以及氏姓的源流，并且内心遵循旧典的人，担任宗官。于是便有掌管天地、神灵、百姓和万物类别的官职，称为五官，各自掌管自己的次序，互不扰乱。百姓因此能够具有忠信，神灵因此能够具有明德；氏族与神灵各有不同职事，彼此敬重而不亵渎。所以神灵降下嘉美的生物，百姓用这些物品来享祀神灵；祸灾不会降临，祭祀所需之物也不会匮乏。” 到了少皞衰微的时候，九黎扰乱德行，百姓与神灵混杂在一起，无法辨明事物；每个人都自行举行祭祀，每家都设置巫史，没有统一的要领和凭据。百姓因祭祀而困乏，却不知道这样做能得到什么福佑；祭祀没有限度，百姓和神灵处在同等位置，百姓亵渎斋戒和盟誓，也没有威严可言。神灵亲近百姓、沿袭百姓的行为，便不能使祭品洁净而成为嘉美的生物，也不降下福佑；没有神灵降福，便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享祀，祸灾接连到来，没有人能够保全自己的元气。颛顼承受这种局面，于是命令南正重掌管天事，以统属神灵；命令火正黎掌管地事，以统属百姓，使一切恢复旧有常规，彼此不侵扰、不亵渎，这就叫作“绝地天通”。后来三苗又恢复了九黎的做法，尧重新抚育重、黎的后代，任用那些不忘旧典的人，使他们恢复掌管这些事务的职责，一直延续到夏、商。因此，重、黎氏世代安排天地之事，并区别各自主管的范围。到了周代，程伯休父就是他们的后代。宣王时，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官职守则，成为司马氏，尊崇并神化自己的祖先，以此向百姓取得威势，说道：‘重确实主管上天，黎确实主管大地；他们遭逢世道的乱局，却没有人能够抵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地既然形成之后便不会改变，有什么可相提并论的呢？”},{ 论攻伐蜀国【秦国司马错】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司马错想要攻伐蜀国。张仪说：“不如攻伐韩国。”秦惠王说：“请让我听听你的理由。”张仪回答说：“应当亲近魏国，和楚国交好，向三川出兵，堵住轘辕、缑氏的关口，扼守通往屯留的道路。魏国就会断绝南阳，楚国就会逼近南郑。秦国攻打新城、宜阳，进而逼近东周、西周两国的郊外，声讨周天子的罪过，侵占楚国、魏国的土地。周天子知道自己无法获救，九鼎和珍宝器物一定会拿出来。占有九鼎，按照地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这就是成就王业的事业。如今蜀国，是西方偏远的国家，又是戎狄的首领。使军队疲敝、众人劳苦，也不足以成就名声；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足以成为利益。我听说，在朝廷上争的是名声，在市场上争的是利益。如今三川和周王室，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大王却不去争夺，反而去和戎狄争夺，距离王业已经很远了。”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想使国家富足的人，务必扩大自己的土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人，务必使百姓富裕；想要称王的人，务必广泛施行自己的德政。这三项条件都具备了，王业就会随之而来。如今大王的土地狭小，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从容易办到的事情做起。蜀国，是西方偏远的国家，又是戎狄的首领，而且有着像桀、纣那样的动乱。用秦国去攻打它，就好比驱使豺狼追逐羊群一样。” 取得它的土地，足以扩张国家；得到它的财物，足以使百姓富足、修缮军备；不伤害自己的民众，而对方已经降服。因此攻下一国，天下不会认为这是暴虐；利益遍及四海，诸侯也不会认为这是贪婪。这样一举行动，名声和实际利益都得到，又有禁止暴行、纠正祸乱的名义。如今攻打韩国，劫持天子，这是劫持天子的恶名，而且未必有利；又有不合义的名声，攻打天下人所不愿看到的对象，危险啊。请让我说明其中的缘故。周王室是天下的宗室，齐、韩是周王室的同姓之国。周王自己知道将要失去九鼎，韩国自己知道将要失去三川，就一定会让两国合力谋划，借助齐、赵来求楚、魏解围，把九鼎给楚国，把土地给魏国。大王无法禁止这些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还不如完整地讨伐蜀国。”惠王说：“好。我听你的。”于是终于出兵讨伐蜀国，十个月后攻取了它。随后平定蜀国，蜀王改称侯爵，并任命陈庄为蜀国相国。蜀国归属秦国以后，秦国更加富强，便轻视诸侯。论忧虑国家社稷的大臣【楚·莫敖子华】

译威王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直到我这个不肖之身，难道没有不因爵位而受到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到勉励，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吗？”莫敖子华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足以知道这些。”威王说：“如果不问大夫，我就没有可以听闻的人了。”莫敖子华回答说：“大王将要问的是哪一类人呢？有降低自己的爵位、使自身贫困，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有提高自己的爵位、使俸禄丰厚，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有割断脖子、剖裂腹部，一闭眼便永远不再看见世间，不顾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有劳累身体、忧愁思虑，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也有不因爵位而受到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到勉励，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威王说：“大夫，这番话究竟说的是谁？”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令尹子文，穿着黑色丝帛衣服上朝，穿鹿皮衣居家；天还没亮就站在朝廷上，天黑才回去吃饭，早晨就不考虑晚上，没有一天的积蓄。所以，那种降低爵位、使自身贫困而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就是令尹子文。从前叶公子高，身居边鄙之地而有功，财富达到柱国的程度；他平定白公之乱，安定楚国事务，恢弘先君的事业以遮蔽方城之外，四方边境没有不清肃的，名声也没有在诸侯中受损。在这个时候，天下没有谁敢用兵向南进犯。叶公子高享有六百畛的田地。所以，那种提高爵位、使俸禄丰厚而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就是叶公子高。” 从前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两军交锋时，士卒已经接战，莫敖大心抚摸着驾车人的手，回头长叹说：“唉，孩子啊！楚国灭亡的日子到了！我将深入吴军，或者击倒一个人，或者抓住一个人，来和大心我相伴，这样社稷或许还有救吧！”所以，那种割断脖子、剖裂腹部，一闭眼便永远不再看见世间，不顾这样做有什么益处而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就是莫敖大心。从前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吴军进入郢都，寡君亲自出逃，大夫们全都跟随，百姓离散。棼冒勃苏说：“我披坚甲、执锐器，奔赴强敌而死，这仍不过是一个士卒，不如逃往诸侯那里。”于是带着干粮秘密赶路，登上峥山，越过深溪，脚掌磨破、膝盖暴露，七天后才接近秦王的朝廷。他像鸟一样站立而不能转动，白天呻吟，夜里哭泣，七天都没有得到通报，水和汤一滴也没有入口，昏乱而极度困闷，昏迷得不省人事。秦王听说后跑去看他，连帽子和衣带都来不及整理，左手托着他的头，右手润湿他的嘴，勃苏才苏醒过来。秦王亲自问他：“你是什么人？”棼冒勃苏回答说：“臣不是普通的楚国使者，是新近遭逢灾难的棼冒勃苏。吴国与楚人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进入郢都，寡君亲自出逃，大夫们全都跟随，百姓离散，所以派下臣来报告亡国的情况，并且请求救援。” 秦王回头命人扶他起来，说：“我听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如果得罪一个士人，国家社稷就会危险，说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形。”于是出动革车千乘、士卒万人，交给子满和子虎，向东越过塞地，与吴人在浊水交战，大败吴军。秦王又听说此事传到了遂蒲，所以说，那种劳累身体、忧愁思虑而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就是棼冒勃苏。从前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之后进入郢都，君王亲自出逃，大夫们全都跟随，百姓离散。蒙穀在宫唐之上结集战斗，离开战斗逃往郢都，说：“如果能够保全楚国社稷，也许还有希望吧！”于是进入大宫，背着离次的典籍，漂流到江上，逃入云梦之中。昭王返回郢都时，五官失去法度，百姓昏乱；蒙穀献出典籍，五官才恢复法度，百姓也大为安定。蒙穀的功劳，与保存国家相当，楚王封他为执珪，赐田六百畛。蒙穀愤怒地说：“我不是普通的人臣，而是社稷之臣。如果社稷能够享有血食，我难道还怕没有君主吗？”于是自己隐弃在磨山之中，直到今天也没有再显露踪迹。所以，那种不因爵位而受到鼓励、不因俸禄而受到勉励，却忧虑国家社稷的人，就是蒙穀。”威王于是长叹说：“这是古代的人啊，今天的人哪里还能有这样的人呢？” 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先君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楚国士人便节食，扶着墙才能站立，扶着车轼才能起身；食物本来是想吃的，却忍住不吃；死亡本来是可厌恶的，却也不躲避。我听说，君主喜欢什么，臣下就会拼命追求什么。大王只是不喜欢爵禄而已；如果大王确实喜欢贤人，这五位臣子都可以招致而来。” 谋划不要把齐国东部的土地给出去【慎子】

译楚襄王还是太子时，作为人质在齐国。怀王去世，太子向齐王辞行，准备回国。齐王为难他，说：“把东部土地五百里给我，我才让你回去；你如果不给我，就不能回去。”太子说：“我有老师，请允许我退下去问老师。”老师慎子说：“献出土地，是为了保全自身。爱惜土地而不送出，父亲死了也会陷于不义。我因此说，献地是有利的。”太子进去，向齐王传达说：“恭敬地献出东部土地五百里。”齐王放楚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即位为王。齐国派五十辆车来楚国索取东部土地。楚王告诉慎子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土地，该怎么办？”慎子说：“大王明天临朝时，让群臣都献上自己的计策。”上柱国子良进见楚王说：“寡人能够请求返回祖先坟墓，使群臣重新回到社稷，是因为用东部土地五百里答应了齐国。如今齐国派使者来索地，该怎么办？”子良说：“大王不能不给。大王亲自用美好的言辞答应了强大的万辆兵车之国齐国，如果不给，就会失去信用，以后也不能凭约定结交诸侯。请先给它，再回头攻打它。给它是守信，攻打它是用武。我因此说应该给它。”子良出去。昭常进见楚王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土地五百里，该怎么办？” 昭常说：“不能给。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是因为土地广大才称为万辆兵车之国。如今割去东部土地五百里，就是割去战国土地的一半；有万辆兵车的名号，却没有千辆兵车的实际用处。这不可以。我因此说不要给，请允许我守住它。”昭常出去。景鲤进见楚王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土地五百里，该怎么办？”景鲤说：“不能给。虽然如此，楚国却不能单独守住它。大王亲自用美好的言辞答应了强大的万辆兵车之国齐国，如今不给，就会在天下背负不义；楚国也不能单独守住它。请让我向西到秦国求救。”景鲤出去。慎子进来。楚王把三位大夫的计策告诉慎子说：“子良进见我说：‘不能不给，给了再攻打它。’昭常进见我说：‘不能给。’并请求守住它。景鲤进见我说：‘不能给。虽然如此，楚国不能单独守住，请让我到秦国求救。’寡人在这三个人的计策中应当采用谁的？”慎子回答说：“大王都可以采用。”楚王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慎子说：“请让我把他们的说法逐一实行，大王将会看到它们确实如此。”楚王派上柱国子良乘五十辆车向北走，向齐国献出土地五百里。” 派子良出发的第二天，楚王任命昭常为大司马，命他前往守卫东部土地。派昭常出发的第二天，又派景鲤乘五十辆车向西到秦国求救。楚王说：“好。”于是派子良向北向齐国献地。子良出发的第二天，任命昭常为大司马，让他守卫东部土地；又派景鲤向西到秦国求救。子良到了齐国，齐国派人带着铠甲来接收东部土地。昭常回答齐国使者说：“我掌管东部土地，将与它同生共死。”于是把从五尺到六十三岁的人全都征集起来，共有十多万穿着破旧铠甲、拿着钝兵器的士卒，愿意承受齐军的威势。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来献地，如今昭常却守着它，这是怎么回事？”子良说：“臣亲自接受了命令，是敝国国君说昭常这样做的。”齐王于是进攻昭常。齐王大举出兵攻打东部土地，讨伐昭常。秦国还没有渡过强国的边界，便以五十万军队逼近齐国西部边境，说：“你们逼迫楚国太子，不让他回国，是不仁；又想夺取他的东部土地五百里，是不义。如果你们收起铠甲退兵就算了，否则就等着交战吧。”齐王害怕了，于是请子良从南面经过楚国，请秦国从西面出使调解，解除齐国的忧患。士卒没有交战，东部土地重新完整地保全了。论游说秦国【赵·虞卿】秦、赵在长平交战，赵国损失了一名都尉。赵王召见楼昌和虞卿说：“军队作战不能取胜，都尉也因战败而死；寡人派兵卷起铠甲，迅速追击秦军，怎么样？”楼昌说：“没有益处。不如派遣带着厚重礼物的使者，和秦国讲和。”虞卿说：“主张讲和的人，是认为不讲和军队必然失败；可是能不能讲和，决定权在秦国。况且大王这样议论秦国，是认为秦国想击溃大王的军队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赵王说：“秦国已经不遗余力了，一定将要击败赵军。”虞卿说：“大王姑且听从臣的意见，派使者带着珍贵的宝物去结交楚、魏。楚、魏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我国的使者。赵国使者进入楚、魏，秦国一定会怀疑天下诸侯联合。秦国必定恐惧，这样一来才可以讲和。”赵王没有听从，和赵王的弟弟平阳君一起谋划讲和，派郑朱进入秦国。秦国接纳了他。赵王召见虞卿说：“寡人派平阳君与秦国讲和，秦国已经接纳郑朱了，你认为怎么样？”虞卿说：“大王一定不能讲和，军队一定会被击败。天下各国庆贺秦国战胜的使者，都已经在秦国了。郑朱是赵国的贵人，却进入秦国，秦王和应侯一定会显著地尊重他，以此向天下展示。楚、魏认为赵国已经在讲和，一定不会来救大王。秦国知道天下不会救大王，讲和就不可能成功。” 赵国军队没有能够讲和，军队果然大败。赵王进入秦国，秦国扣留赵王，后来才答应与赵国讲和。论宰相【魏·李克】

译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寡人说：‘家境贫困时就会思念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时就会思念贤良的宰相。’如今要任用的人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臣听说：地位低的人不谋议尊贵者的事，关系疏远的人不谋议亲近者的事。臣在宫阙门外，不敢承当这个命令。”文侯说：“先生面对事情不要推辞。”李克说：“这是因为君主没有考察清楚。平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裕时看他把财物交给谁，显达时看他推荐谁，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困时看他不取什么。考察这五点就足以决定人选了，何必等我呢？”文侯说：“先生回住所去吧，寡人的宰相人选已经确定了。”李克快步走出来，经过翟璜家门。翟璜说：“刚才听说君主召见先生，来决定宰相人选，究竟是谁被选中了？”李克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愤怒地变了脸色说：“按照耳目所见所记，我有什么地方比不上魏成子？西河的守臣，是我推荐的；君主把邺地当作忧患，是我推荐西门豹；君主谋划攻打中山，是我推荐乐羊；中山攻下以后，没有人守卫，是我推荐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老师，是我推荐屈侯鲋。我有什么地方比不上魏成子？”李克说：“况且，你在君主面前谈论我，难道只是为了结党营私、求取高官吗？” 君主询问并要任命宰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君主没有考察清楚。平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裕时看他把财物交给谁，显达时看他推荐谁，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困时看他不取什么。这五点就足以决定了，何必等我呢？’因此可以知道魏成子会担任宰相。况且你怎么能和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把千钟俸禄中的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向东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当老师。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当臣子。你怎么能和魏成子相比呢？”翟璜徘徊再拜说：“我是个浅陋的人，回答失当，愿意最终做您的弟子。” 论扣留楚太子【周·苏秦】楚王去世时，太子作为人质在齐国。苏秦对薛公说：“您为什么不扣留楚太子，以此向楚国索取东部土地呢？”薛公说：“不可以。我扣留太子，郢都就会另立一个楚王；这样我就是抱着一个无用的人质，并且在天下实行不义之事。”苏秦说：“不是这样。郢都如果另立楚王，您就趁机对新王说：‘把东部土地给我，我替大王杀掉太子；否则，我将联合三国拥立太子。’这样，东部土地一定可以得到。”苏秦的这番计策，可以用来请求出使，可以让楚王赶快献出东部土地，可以使楚国增加割地，可以忠于太子而使楚国更多割地，可以替楚王赶走太子，可以忠于太子而使他赶快离开，可以让薛公厌恶苏秦，可以替苏秦向楚国请求封赏，可以派人劝说薛公善待苏秦，也可以让苏秦为自己向薛公辩解。苏秦对薛公说：“臣听说，谋略泄露，事情就不能成功；计策不能决断，名声就不能成就。如今您扣留楚太子，是为了索取东部土地；如果不能很快得到东部土地，楚国的计策就会改变。计策一变，您就会抱着一个无用的人质，并且在天下背负恶名。”薛公说：“好，该怎么办？”苏秦回答说：“请让我替您出使楚国，催促楚国赶快交出东部土地。” 楚国如果答应此事，您就不会失败了。”薛公说：“好。”于是派苏秦出使楚国。所以说，这件事可以用来请求出使。苏秦对楚王说：“齐国想拥立太子为王。我看薛公扣留太子，是为了索取东部土地。如今大王如果不赶快交出东部土地，太子将会把大王割让的土地增加一倍，转而让齐国拥立自己。”楚王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献出东部土地。所以说，这可以使楚王赶快割地。苏秦对薛公说：“楚国的形势还可以多割取土地。”薛公说：“怎么办？”苏秦说：“请把其中的缘故告诉太子，让太子来拜见您，以表示您忠于太子；楚王听到这件事，就可以使他增加割地。”所以说，这可以使楚国增加割地。苏秦对太子说：“齐国拥立太子为王，楚王请求割地来留住太子。齐国认为楚国给的土地太少，太子为什么不把楚王割让的土地增加一倍，用来资助齐国？齐国一定会拥立太子。”太子说：“好。”于是把楚王割让的土地增加一倍，送给齐国。楚王听到后，害怕太子要求更多土地，于是又献出土地，却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于是说，这可以使楚国增加割地。苏秦对楚王说：“齐国之所以多次割取土地，是因为挟持了太子。如今已经得到土地却还要求不停，是因为太子以自己的势力压制大王。所以臣能够让太子离开；太子一旦离开齐国，就没有借口再加倍索取大王的土地了。” 大王于是可以催促强大的齐国与自己结交，齐国即使推辞，最终也一定会听从。这样，大王就是除掉了仇敌而取得了齐国的友好关系。”楚王非常高兴，说：“请让我把国家托付给您。”所以说，这可以替楚王让太子赶快离开。苏秦对太子说：“灭亡楚国的是楚王；用一个空名向齐国索取土地的，正是太子。齐国未必相信太子的话，而楚国的功业已经显露出来了。楚国和齐国的交往一旦形成，太子就危险了。太子应当考虑这件事。”太子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准备车辆，黄昏时出发。所以说，这可以使太子赶快离开。苏秦派人对薛公说：“劝您扣留太子的，是苏秦。苏秦并不是真心替您考虑，而是想使楚国获利。苏秦害怕您知道真相，所以多次让楚国割地，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痕迹。如今劝太子离开的，又是苏秦，而您却不知道。臣私下替您感到怀疑。”薛公非常恼怒苏秦。所以说，这可以派人使薛公厌恶苏秦。苏秦又派人对楚王说：“让薛公扣留太子的，是苏秦；拥护大王、准备取代楚国太子的，也是苏秦；依靠盟约而割地的，还是苏秦；忠于大王、让太子逃走的，仍然是苏秦。如今有人在薛公面前诋毁苏秦，是因为他说苏秦对齐国薄情而对楚国厚待。希望大王知道这件事。” 楚王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封苏秦为武贞君。所以说，这可以替苏秦向楚国请求封赏。苏秦又派景鲤请求薛公说：“您之所以在天下享有声望，是因为能够得到天下贤士，并且掌握齐国的权势。如今苏秦是天下的辩士，世间少有。如果您因此不善待苏秦，就是堵塞天下士人的道路，使游说之途不利。那些不善待您的人，将要拥护苏秦，那样您的事情就危险了。如今苏秦得到楚王的善待，而您不早些亲近他，就是和楚国结为仇敌。因此您不如趁机亲近他，尊贵他、重用他；这样您就拥有楚国的支持了。”薛公于是善待苏秦。所以说，这可以替苏秦游说薛公，使薛公善待苏秦。《文章辨体汇选》第五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第五十九卷 （明）贺复征编 ○论谏八 论晋穆侯【《左传·桓公二年》】

译当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战役时生下太子，给他取名叫仇；后来她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君主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名称用来确定道义，道义由此产生礼，礼用来体现政治，政治用来使百姓端正。因此政治成功，百姓就会听从。易经说，生下的弟弟叫作嘉耦，夫妻关系和谐的叫妃，夫妻关系怨恨的叫仇，这是古代命名的规矩。如今君主给太子取名仇，给弟弟取名成师，这是开始显露祸乱的征兆，哥哥恐怕要衰败吧！”晋国把桓叔封在曲沃，靖侯的孙子栾宾任他的傅。师服说：“我听说，国家的建立应当根本大而末端小，这样才能稳固。因此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属的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支和亲属，大家都有等级差别，所以百姓服事上级，下面的人没有非分的觊觎。如今晋国是甸侯，却建立了根本已经削弱的封国，难道能够长久吗？” 论阳处父不得善终【《左传·文公五年》】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回来时经过宁地。宁嬴跟随他，到了温地才返回。宁嬴的妻子问他原因。宁嬴说：“阳处父凭恃刚强，《尚书·商书》说：‘深沉渐进的刚强能够胜任，高明通达的柔顺能够胜任。’阳处父专用刚强，他难道能善终吗？上天具有刚强的德性，尚且不违背时令，何况是人呢？况且外表华美而没有实际，正是怨恨聚集的地方。冒犯别人而聚集怨恨，不能安定自身。我害怕不能得到他的好处，反而遭受他的祸难，所以离开了他。” 论齐侯不讲礼【《左传·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扰我国西部边境，认为诸侯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攻打曹国，进入曹国的外城，讨伐曹国来朝见鲁国的行为。季文子说：“齐侯恐怕不能免于祸患吧？自己无礼，却讨伐有礼的人，还说：‘你为什么实行礼？’礼是用来顺应上天的，是上天的规律。自己却违背上天，又拿这个去讨伐别人，很难免祸。《诗》说：‘为什么不彼此畏惧？是不畏惧上天啊！’君子不虐待幼小卑贱的人，是因为敬畏上天。《周颂》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才能保全它。’不敬畏上天，还能保全什么呢？用祸乱取得国家，即使奉行礼来守护它，尚且担心不能善终；多次实行无礼的行为，就无法保住它了。” 论赏赐仲叔于奚【《左传·成公二年》】卫侯派孙良夫、石稷率军侵伐齐国，和齐军相遇。石稷想退兵，孙良夫说：“不可以。军队出征攻打别人，遇到敌军却退回去，将如何向君主交代？如果知道不能取胜，当初就不该出兵；如今既然相遇，不如交战。”夏季，两军在新筑交战，卫军战败，主将将要被擒。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出孙桓子，孙桓子因此得以逃脱。事后，卫国人赏赐给他一座城邑，他推辞了，请求朝见时使用悬挂四马的车和繁缨，卫侯答应了。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只有礼器和名位不能假借给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名位用来产生信用，信用用来守护礼器，礼器用来保存礼制，礼制用来推行义，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是治理百姓的重大原则。如果把名器假借给人，就是把政治权力交给别人。政治权力丧失，国家也会随之丧失，无法挽回了。” 论成子不敬【《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侯攻打秦国。成子在社神前接受祭肉时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百姓承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这就叫作天命。因此应当有行动、礼义和威仪的法则来安定天命。能够做到的人用福来养育他，不能做到的人就会败亡而招来祸患。所以君子勤勉于礼，小人尽力于职事。勤勉于礼没有比致敬更重要的，尽力于职事没有比敦厚笃实更重要。恭敬在于奉养神灵，笃实在于守护事业。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接受祭肉，战争有接受脤肉，这都是事神的大节。如今成子怠惰，是抛弃了自己的天命，他难道还能回来吗？” 论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到晋国去，范宣子迎接他，问道：“古人有句话说：‘死后仍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没有回答。范宣子说：“从前我的祖先，从虞以前是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在商代是豕韦氏，在周代是唐杜氏，在晋国主持夏盟而成为范氏；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穆叔说：“据我所听说的，这叫世代享有俸禄，不叫不朽。鲁国有位先大夫说：‘臧文仲死后，他的言论仍然流传。’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穆叔说：“我听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建立言论；即使经过很久也不会废弃，这才叫不朽。至于保全姓氏、承受氏族名号，守护宗庙，使祭祀世代不断，这种情况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是俸禄中最大的，却不能叫作不朽。” 论为国君的危难而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氏在平阴杀死鬷蔑。晏子站在崔氏门外。门人问：“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们的国君才是君主吗？我也要死。”门人问：“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这是我的罪吗？我要逃亡。”门人问：“要回去吗？”晏子说：“君主死了，我回哪里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为了凌辱百姓吗？他主持的是社稷。作为君主的臣子，难道是为了供养自己的口腹吗？他供养的是社稷。因此，君主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就应当为他而死；君主如果为社稷而逃亡，臣子就应当为他而逃亡。如果是为了他自己而死、为了他自己而逃亡，不是他的私事，谁敢承担呢？况且有人有了君主却杀害他，我怎么能为这种君主而死？又怎么能为这种君主而逃亡？那我还要回到哪里去呢？”门开后，晏子进去，把尸体枕在大腿上哭泣，起身跳跃三次，便走了出来。人们都说崔子一定会杀他。崔子说：“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放过他可以得到民心。” 论向戍主张去除兵备【《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左师请求赏赐，说：“请把免死之邑赐给我。”宋公给了他六十邑，并把这件事告诉子罕。子罕说：“凡是诸侯和小国，晋、楚用武力威慑他们；他们畏惧之后，上下才能慈爱和睦；慈爱和睦之后，才能安定自己的国家，以此侍奉大国，所以能够保存。没有威势就会骄傲，骄傲就会产生祸乱，祸乱产生就一定灭亡，所以会亡国。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弃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除兵器？兵器设置已久，是用来威慑不守规矩的人、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借它兴盛，乱臣凭借它败亡；国家的废兴存亡、昏暗光明的办法，都由兵器造成。如今您却请求去掉兵器，不也是欺骗吗？用欺骗的办法蒙蔽诸侯，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纵然没有受到大的讨伐，却又请求赏赐，贪得无厌太过分了。”于是把这段话删削后投还给左师。左师推辞城邑，向氏想要攻打司城。左师说：“我本来将要灭亡，是先生保存了我，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怎么可以反而攻打他呢？”君子说：“那位自称‘彼己之子’的人，是国家的正直官，难道说的是乐喜吗？他为什么救助我？我应当收受他的恩德。”说的就是向戍吗？论宁喜拥立国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卫献公在夷仪派人和宁喜谈话，请求恢复国君之位。宁喜答应了。太叔文子听说后说：“唉，《诗》中所说的‘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说的就是宁子不顾自己的后果了，这怎么可以呢？恐怕一定不能成功。君子的行动，要考虑它的结局，也要考虑它的后续。” 《尚书》说：‘谨慎地开始，恭敬地结束，事情最终就不会陷入困境。’ 《诗》说：‘早晚都不懈怠，来侍奉一个君主。’如今宁子把拥立国君看得还不如下棋，他凭什么能够免祸呢？下棋时，如果举棋不定，就胜不过对手；何况拥立国君却不能确定下来呢？一定不能免祸。九代卿族，一举之间就要被消灭，实在可悲啊。” 与子尾谈论财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作乱时，众多公子逃亡；等到庆氏灭亡，又把他们都召回。齐国把晏子的乡邑连同鄙地六十邑赐给他，他不接受。子尾说：“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唯独你不想要？”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封邑已经达到可欲的程度，所以灭亡了。我的封邑还没有达到可欲的程度，若再增加鄙地，就足够了。欲望一旦满足，灭亡就不远了。我在外面不能治理自己的一个封邑，所以不接受鄙地，并不是厌恶富贵，而是害怕失去富贵。况且财富就像布帛有边幅一样，应当为它制定制度，使它不至于越界。百姓生活富厚而使用财物有利，于是用正德来约束它，使它不至于放纵轻慢，这叫作边幅。利益过度就会变成祸害，我不敢贪求太多，这就是所谓边幅。” 论公子围【《左传·襄公三十年》】楚国公子围杀死大司马蒍掩，并夺取他的妻室。申无宇说：“王子一定不能免祸。善人是国家的根本，王子辅佐楚国，却要把善人封植壮大起来的事业摧毁并虐待他，这是祸害国家。况且司马是令尹的辅佐，也是君王的四肢。断绝百姓的根本，除掉自身的辅佐，砍断君王的四肢来祸害国家，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他凭什么能够免祸呢？” 论不可毁掉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人到乡校游憩，议论执政的好坏。然明对郑子产说：“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憩，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只听说用忠诚和善行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制造威势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很快制止吗？可是那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流突然决口，冲毁的地方伤人一定很多，我们救不了。不如开一个小口让水有出路，不如听取意见，把它当作治病的药。”然明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您确实值得共事。小人实在没有才能，如果您果真这样做，郑国确实要依赖您，哪里只是我们几个臣子呢？”孔子听到这番话后说：“由此看来，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论诸大夫讥评公子围【《左传·昭公元年》】楚国公子围穿戴好服饰，离开卫队。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真美啊，像国君一样！”郑国子皮说：“前面已经有两个拿戈的人了。”蔡国子家说：“蒲宫前面有卫士，不也可以吗？”楚国伯州犂说：“这次出行，是辞谢后借用我君主的仪仗。”郑国行人挥说：“借去了就不会归还了。”伯州犂说：“您姑且担心子晳想要背弃誓言吧。”子羽说：“象征君位的玉璧还在，借了却不归还，您难道不忧虑吗？”齐国国子说：“我替这两位担忧，真是可怜。”陈国公子招说：“不忧虑，事情怎么会成功？这两位可以快乐了。”卫国齐子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件事，即使忧虑又有什么害处？”宋国合左师说：“大国命令小国共同承担，我只知道共同承担罢了。”晋国乐王驸说：“小国这样做，最后结果是好的，我跟从他们。”退朝后，子羽会见子皮说：“叔孙穆子言辞简练而委婉，宋左师简明而合礼，乐王驸文雅而恭敬；您和子家坚持己见，都是能够保全国家世代的臣子。齐、卫、陈的大夫恐怕不能免祸吧？国子替别人爱护子招，却以忧虑为乐；齐子虽然忧虑，却认为没有害处。事情还没有波及自己却忧虑，事情值得忧虑却高兴，心中忧虑却认为没有害处，这些都是招来忧患的道路。” 忧患一定会波及他们。《太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顺从。”三位大夫已经显露了忧患的征兆，忧患怎么会不到呢？从言语就能知道事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论晋侯的疾病【《左传·昭公元年》】

译晋侯患病，郑伯派公孙侨到晋国出使，同时询问病情。叔向问他说：“寡君的疾病，卜官说是‘实沈、台骀作祟’，史官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神，冒昧请问，这是什么神呢？”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次子叫实沈，居住在旷远的树林中，彼此不能相容，天天拿起武器互相征讨。后帝认为他们不善，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商人因此奉祀他，所以辰星叫作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唐人因此奉祀他，以此服事夏、商。他的末世后代有唐叔虞。武王时，邑姜正怀着大叔，梦见上帝告诉她：我命名你的儿子为虞，将把唐地给他，并使他与参星相属，使他的子孙繁衍。大叔出生时，手上有文字，写着‘虞’，于是就用这个字给他命名。到了成王灭掉唐国，把唐地封给大叔，所以参星就是晋国的星。由此看来，实沈就是参星之神。从前金天氏有一个后代叫昧，担任玄冥之官，他的后代生下允格、台骀。台骀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官职，治理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使太原得以安居。上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川，沈、姒、蓐、黄四个氏族实际负责祭祀他。如今晋国主持汾水，却把这些祭祀废除了。由此看来，台骀就是汾水之神。” “还是说，这两件事都比不上国君自身呢？山川之神，遇到水灾、旱灾、疫病之类的灾害，就向它们祈禳；日月星辰之神，遇到雪、霜、风、雨失时，也向它们祈禳。至于国君自身，不过是出入、饮食、悲哀、欢乐之类的事情罢了，山川星辰之神又能做什么呢？”侨听说，君子有四时之政：早晨听取政事，白天访问民情，傍晚修明政令，夜晚使自身安宁；这样才能调节、舒展自己的气，使它不至于壅塞闭滞、积聚郁结而显露于身体。如今心志不清明，因而各种事情都昏乱，恐怕是把心思专注在一件事上，所以生病了吧。我又听说：宫内的女官不能是同姓之人；如果生育不能繁殖，先天的美貌又过早衰败，就会相互导致疾病，君子因此厌恶这种做法。所以古书说：‘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就用占卜来确定。’违背这两条，都是古人谨慎对待的事。男女辨别姓氏，是礼制中最重要的事情。如今国君宫内确实有四位姬姓女子，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如果是由于这两件事，那就无法挽救了。四位姬姓女子若有所节制，还可以；若没有节制，必定会生病。”叔向说：“说得好！我从未听说过这些道理，原来全都如此。”叔向出城，郑国人挥手送他。叔向询问郑国的情况，又问到子晳，郑人回答说：“还能有多久呢？他不讲礼而喜欢凌辱别人，安于享乐而轻视上级，是不能长久的。” 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真是个博学多识的君子啊！”于是厚重地赏赐他。与叔向谈论齐国和晋国【《左传·昭公三年》】齐侯派晏婴到晋国请求迎娶继室。婚事办成后，晏子接受了礼物。叔向跟随他赴宴，两人相互交谈。叔向说：“齐国将会怎样？”晏子说：“这是末世，我不知道。但齐国恐怕要归陈氏所有了。国君抛弃百姓，百姓就归附陈氏。齐国旧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的三种量器都比公家的大一倍，于是钟也变大了。他用私家的量器借粮，却用公家的量器收粮。山上的木材拿到市场出售，价格不比山上贵；鱼、盐、蛤蜊，也不比海边贵。百姓用三分力量生产，其中两分交给公家，自己只留下三分之一的衣食。公家的仓库聚积着腐朽蛀蚀的东西，三老却受冻挨饿。国都各处市场上，鞋子便宜，刑具踊却昂贵。百姓痛苦不堪，有人就给他们温暖和安慰。他们爱戴陈氏如同父母，把财物归附陈氏如流水。想不取得民心，哪里能够避开这种结果呢？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辅佐胡公、大姬，已经在齐国建立了陈氏的基础。”叔向说：“是啊，即使是我们晋国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战马不能驾车，卿大夫没有军队出征。国君乘车没有人驾驭，军队队列没有将领。百姓疲敝不堪，宫室却越来越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而女子的财富尤其充盈。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栾氏、却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都已经降为奴隶。” 政权掌握在卿大夫家门之中，百姓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国君每天都不改悔，只顾享乐来排遣忧愁。公室的卑弱，还能有多少日子呢？谗鼎上的铭文说：‘天未明时便努力使德业大为显著，后世仍然怠惰。’何况每天都不改悔，怎么能长久呢？”晏子说：“您将怎么办呢？”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已经完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弱时，它的宗族枝叶会先行凋落，随后公室也会衰亡。我的宗族有十一支，如今只有羊舌氏还存在罢了。我又没有儿子。公室没有法度，幸而能够活到死去，难道还会得到祭祀吗？” 谈论伯有成为厉鬼【《左传·昭公七年》】郑国人互相用伯有来惊吓，说：“伯有来了！”于是都奔逃，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铸造刑书的那年二月，有人梦见伯有披甲而行，说：“壬子日，我将杀死驷带；明年壬寅日，我又将杀死公孙段。”到了壬子日，驷带死了，国人更加恐惧。齐国和燕国讲和的那个月的壬寅日，公孙段死了，国人更加恐惧。第二个月，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以此安抚众人，恐惧才停止。子太叔问其中缘故，子产说：“鬼有所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我替他找到了归宿。”太叔说：“公孙泄起了什么作用？”子产说：“这是为了取悦众人。他自身没有义，却谋求取悦；从政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目的在于博取媚悦。不取悦人，就不会得到信任；不得信任，百姓就不会服从。”后来子产到晋国，赵景子问他：“伯有还能够作鬼吗？”子产说：“人刚出生时形成的叫魄，魄形成以后阳气产生的叫魂。接触、使用的事物越精多，魂魄就越强，因此会有精气爽利而达到神明的程度。普通男女如果强死，他们的魂魄尚且能够凭依于人，成为淫厉鬼，何况良霄是我先君穆公的后裔、子良的孙子、伯耳的儿子，是我国的卿，已经执掌政事三代了。郑国虽不富厚，但俗话说：‘小小的国家而有一个家族三代掌握政柄，他所使用的事物很广博，所取得的精气很多；他的宗族又大，所凭依的基础深厚。’” “这样的人强死之后能够成为鬼，不也是很合宜的吗？” 谈论楚国攻灭蔡国【《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楚子在申地召见蔡灵侯，灵侯将要前往。蔡国大夫说：“楚王贪婪而没有信用，只是对蔡国有所图谋罢了。如今礼物厚重而言辞甜美，是在诱骗我们。不如不要去。”蔡侯不听。三月丙申日，楚子埋伏甲士，在申地宴请蔡侯，等他喝醉后将他拘捕。夏四月丁巳日，杀死了他，并处死他的士大夫七十人。公子弃疾率军包围蔡国。韩宣子问叔向：“楚国能攻克蔡国吗？”叔向回答：“一定能。蔡侯得罪了自己的国君，又不能统治百姓，上天将借楚国之手杀死他，为什么不能取胜呢？不过我听说，不能靠侥幸取得信任，侥幸也不可重复。楚王奉孙吴之命讨伐陈国，说：‘我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命令，于是楚国便把陈变成县。如今又诱骗蔡侯并杀死其国君，来包围蔡国；即使侥幸取胜，也必定受到灾祸，不能长久。夏桀攻克有缗，因而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商纣攻克东夷，最终丧失了自身。楚国国小位卑，却屡次施行比这两位暴君更残暴的行为，能没有灾祸吗？上天假手帮助不善之人，并不是赐福给他，而是使他的凶恶更加深重，降下惩罚。况且这好比天有五种材料，准备拿来使用，却把力量耗尽、材料毁坏，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救助，也不能振兴。” 谈论楚子干能否取得国家【《左传·昭公十三年》】子干回国，韩宣子问叔向：“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很难。”宣子说：“坏人彼此寻求帮助，就像市场上的商人相互交易一样，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没有共同爱好的人，谁会同坏人合作呢？取得国家有五种困难：有宠爱却没有人支持，这是第一；有人支持却没有君主，这是第二；有君主却没有谋略，这是第三；有谋略却没有百姓，这是第四；有百姓却没有德行，这是第五。子干在晋国十三年，晋国和楚国的依附者中没有听说有人向他显达，可以说是没有人；宗族灭尽，亲属叛离，可以说是没有君主；没有事变却贸然行动，可以说是没有谋略；终身作寄居之人，可以说是没有百姓；逃亡在外却没有人爱戴，可以说是没有德行。楚王残暴而不知忌惮，楚国公子子干又兼有这五种困难，即使杀死旧君，谁能使他成功呢？如今拥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吧。国君在陈、蔡城外，那里安定，奸邪不作，盗贼潜伏，私欲不违背法度，百姓没有怨心，先祖神灵授命于他，国人信任他。芈姓发生内乱，必定由季氏建立君位，这是楚国的常规。得到神灵授命是第一，有百姓是第二，有美德是第三，有宠爱尊贵是第四，处于常规地位是第五。有五种有利条件来消除五种困难，谁能伤害他呢？子干的官职只是右尹，论他的尊贵宠爱不过是庶子；按神灵所授的君位来说，他又远远不及弃疾。” “他的尊贵已经没有了，他的宠爱也被抛弃了，百姓不怀念他，国家也没有人与他同心，他凭什么建立国家呢？”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取得国家的吗？”叔向回答：“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国氏、高氏作为内应；听从善言像流水一样自然，能够使下面的人行善并整肃自己，不藏匿财物，不放纵欲望，施舍不倦，求取善人不厌，因此取得国家，不也是应该的吗？我们的先君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爱学习而不改变志向，十七岁时已有五位士人拥护他；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辅佐，有齐、宋、秦、楚作为外援，有栾、郄、狐、先作为内应；流亡十九年，守志更加坚定。惠公、怀公抛弃百姓，百姓便跟随并支持他；献公对他没有不同于亲子的待遇，百姓对他没有不同的期望。上天正在帮助晋国，谁能够取代文公呢？这两位君主和子干不同：他们都有宠爱，有自己的国家，有内应，却没有施惠于百姓，没有外援；离开晋国时没有人送行，回到楚国时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望取得国家呢？” 与昭子谈论官制【《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昭公设宴招待他。昭子问：“少皞氏用鸟名来命名官职，是什么缘故？”郯子说：“那是我的祖先，我知道这件事。从前黄帝时代以云彩为纪，所以设置云师而以云命名；炎帝时代以火为纪，所以设置火师而以火命名；共工氏以水为纪，所以设置水师而以水命名；大皞氏以龙为纪，所以设置龙师而以龙命名。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时，凤凰恰好到来，所以以鸟为纪，设置鸟师而以鸟命名：凤凰氏掌管历法；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丹鸟氏掌管立冬；祝鸠氏掌管司徒；鴡鸠氏掌管司马；鸣鸠氏掌管司空；爽鸠氏掌管司寇；鹘鸠氏掌管司事。这五种鸠鸟所命名的官职掌管百姓；五种雉鸟是五种工正，负责使器物便利、校正度量、治理百姓；九种扈鸟是九种农正，负责使百姓从事农事而不放纵。自颛顼以来，不能用远古的事物命名，于是改用近世的事物，以百姓之师为官，按民事命名，这就是能力不够的缘故。”仲尼听说后，拜见郯子向他学习。回来以后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官学便保存在四方夷狄之中，这话果然可信。” 谈论政令应宽缓还是严厉【《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子产病重，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你一定会执掌政事。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缓使百姓服从，其次没有比严厉更好的办法。火势猛烈，百姓远远看见就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水性柔弱，百姓轻视并戏弄它，就有很多人被淹死。所以宽缓很难实行。”病了几个月后去世。太叔执政，不忍采用严厉而实行宽缓，郑国盗贼增多，甚至在萑苻之泽捕捉人。太叔后悔说：“我早听从先生，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于是发动徒兵攻打萑苻之泽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死，盗贼才稍稍平息。仲尼说：“好啊！政令宽缓，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施行宽缓。用宽缓调和严厉，用严厉补助宽缓，政事因此和谐。《诗》说：‘百姓也劳苦够了，差不多可以稍得安康。爱护京畿百姓，使四方安定。’这是用宽缓施政。又说：‘不要听从奸诈随顺之人，以谨慎防范不善者；遏制盗贼暴虐，使他们畏惧显明的法令。’这是用严厉纠正。又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以此安定我们的王。’这是用和谐来平治。又说：‘不争强，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广施政令而从容和缓，各种福禄都来归附。’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子产去世后，仲尼听说，流着眼泪走出来说：‘这是古人遗留下来的仁爱啊。’” 谈论子常修筑郢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译楚国囊瓦担任令尹，修筑郢城。沈尹戍说：“子常一定会使郢城灭亡。如果不能守住城，修城也没有益处。古代天子的屏障在四方夷狄；天子地位卑下时，屏障在诸侯。诸侯的屏障在四邻；诸侯地位卑下时，屏障在四境。谨慎守护四境，结交四方援助，使百姓安居田野，农、虞、工三业都成功，百姓没有内忧，又没有外患，国家哪里用得着筑城？如今害怕吴国，却在郢地筑城，守卫的范围已经缩小了。即使地位卑下还不能获得安全，能不灭亡吗？从前梁伯挖沟围绕自己的宫室，百姓便溃散；百姓抛弃君上，不灭亡还等什么？整治边界，修治田地，使道路险要，亲近百姓，明确设置伍长和候官，使邻国信任自己，慎重对待官职守卫，遵守交往礼节；不越分，不贪婪，不懦弱，不贪图安逸，完备防守来等待意外，又有什么可怕的？《诗》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应当修明他们的德行。’难道不应当以此为鉴吗？若敖、蚡冒直到武王、文王，土地不超过同这个地方。他们谨慎守护四境，尚且不修筑郢城。如今土地不过数圻，却要修筑郢城，不也太困难了吗？” 与赵简子谈论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拜见赵简子，简子询问揖让、周旋等礼仪。子太叔回答：“那只是礼仪的形式，不是真正的礼。”简子说：“请问什么叫礼？”子太叔回答：“吉曾听先大夫子产说：‘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义理，也是百姓的行为准则。天地有常道，百姓实际遵循它；彰明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于是产生六气，运用五行。六气化为五味，发露为五色，彰显为五声；六气过度便会昏乱，百姓失去本性。因此制定礼来调节它们。用六畜、五牲、三牺来供奉五味；用九文、六采、五章来配合五色；用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配合五声；设置君臣上下以体现大地的义理；区分夫妇内外以确立阴阳两种事物的常规；设置父子、兄弟、姑、娣、甥、舅、婚、媾、姻、亚等关系以象征上天的光明；办理政事、征发劳力、推行事务以顺应四时；设置刑罚、威狱，使百姓畏惧戒慎，以类比雷霆的震动和光明的诛戮；施行温和、慈爱、恩惠、和顺，以仿效上天生育、滋长、养育万物。百姓的喜好、厌恶、喜悦、愤怒、悲哀、欢乐，产生于六气。因此要审察法则，按照事类制定规范，以调节六种情志：悲哀时有哭泣，欢乐时有歌舞，喜悦时有施舍，愤怒时有战斗。喜悦产生于喜好，愤怒产生于厌恶。因此要审慎地实行行为，兑现命令，并以祸福、赏罚来控制生死。” “生是人所喜爱的事物，死是人所厌恶的事物；喜爱事物便欢乐，厌恶事物便悲哀。悲哀和欢乐不失其当，才能与天地的本性相协调，因此能够长久。’”简子说：“礼的作用真是太大了！”子太叔回答：“礼，是上下关系的纲纪，是天地运行的经纬，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依据。因此先王尊崇它。人能够使自己的是非曲直服从礼的要求，这才叫作成年人；礼的作用如此重大，难道不是很合宜吗？”简子说：“我赵鞅请求终身守持您的这番话。” 与叔向谈论婚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起初，叔向想娶申公巫臣氏的女儿为妻，他的母亲却想让他娶自己同族的人。叔向说：“我母亲的姊妹很多，庶出的子女也多，很少有不让我惩戒舅氏一族的人。”他的母亲说：“子灵的妻子杀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又使一个国家的两位卿逃亡，难道不能引以为戒吗？我听说，极其美丽的人必定有极其可怕的一面。这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也是子貉的妹妹。子貉早死，没有后代，而上天把美貌集中在她身上，她必定会因此遭受大的败亡。况且夏、商、周三代的灭亡，以及它们太子的废黜，都是这种美色造成的。你要她做什么？拥有特别美丽的女子，足以改变人的心志；如果没有德行和道义，就必定带来祸患。”叔向害怕了，不敢娶她。平公强迫他娶她，生下伯石。伯石刚出生，子容的母亲跑去拜见他的姑母，说：“长叔姒生了男孩，姑母去看看他吧。”到了堂上，听见孩子的声音便回头说：“这是豺狼的声音！狼崽子有野心，除了这个人，没有谁会使羊舌氏灭亡了。”于是再也不去看他。谈论铸造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赵鞅、荀寅率军在汝水边修筑城邑，便征收晋国一鼓铁，铸成刑鼎，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刻在上面。仲尼说：“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它丧失法度了！”晋国本来将要守持唐叔所接受的法度，用它来治理百姓；卿大夫按等级守持这些法度，百姓因此能够尊重贵族，贵族因此能够守住自己的事业，贵贱各不逾越，这就叫作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置执秩之官，制定被庐之法，用来成为诸侯盟主。如今却抛弃这种法度，铸造刑鼎，百姓都把法令看在鼎上了，还凭什么尊重贵族？贵族又守什么事业？贵贱没有秩序，凭什么治理国家？况且范宣子的刑书，是夷地搜集的刑法，是晋国混乱的法制，怎么能把它作为法令呢？” 谈论季氏驱逐国君【《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史墨：“季氏驱逐了国君，百姓却服从他，诸侯也支持他。国君死在国外，却没有人责怪季氏。”史墨回答：“万物的生成有两个、三个、五个因素，也有陪贰的辅助。因此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自都有配偶。天子有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佐的。上天使季氏成为鲁侯的辅佐，已经很久了。百姓服从他，不也是应该的吗？鲁国国君世世代代跟随自己的过失，季氏世世代代修治自己的功业，百姓已经忘记国君了。即使国君死在国外，又有谁会怜悯他呢？社稷没有永远固定的奉祀者，君臣也没有永远固定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诗》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三位先王的后代，如今也成了庶民，这是君主应当知道的。”在《易》卦中，震卦乘在乾卦之上，叫作大壮；震、乾，都是天道。过去成季友，是桓公的幼弟，也是文姜所宠爱的儿子。他出生时发生震动，占卜者拜见桓公说：“出生后会有美好的声誉，名字叫友，将成为公室的辅佐。”等他出生，果然如占卜者所说，手上有文字“友”，于是就用它命名。后来他为鲁国建立大功，受封费地，成为上卿。到了文子、武子，世世代代增加他们的功业，没有废弃旧日的功绩。鲁文公去世后，东门遂杀死嫡子而立庶子，鲁国国君从此失去政权；季氏掌握国君的政权，到这位国君已经四代了。” 百姓不知道国君，又凭什么取得国家呢？所以要成为国君，就必须谨慎对待权力和名分，不能把它们假借给别人。谈论夫差【《左传·哀公元年》】

译吴军驻扎在陈国，楚国大夫都害怕，说：“阖庐只能够利用他的百姓，在柏举击败我们；如今听说他的继承人更加厉害，将怎么办呢？”子西说：“你们几位忧虑的是彼此不和，不必担心吴国。从前阖庐吃饭不吃两种味道，居住不用重席，房屋不筑高台，器物不施红漆雕饰，宫室不求壮观，舟车不加装饰，衣服财物只选择不费钱的。在国内遇到天灾疫病，就亲自巡视孤儿寡妇，供给他们的匮乏困苦；在军中，煮熟的食物要先分给士卒，自己才敢吃，自己所尝的食物，士卒和车辆上的人也一同享用。他勤劳地体恤百姓，和百姓共同承担劳苦与安逸，所以百姓不疲惫，死也知道不是白白牺牲。我们的先大夫子常改变了他的做法，所以使我们失败。如今听说夫差处处建造台榭池沼，宫中住着妃、嫱、嫔、御；一天之中所想要的事必定实现，所喜爱的玩物必定得到，专门聚集珍奇异物，专门追求观赏享乐，把百姓看作仇敌，却每天更加役使他们。他已经先自行败亡了，哪里还能战胜我们？” 谈论按田地征赋【《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想按田地征收赋税，派冉有去询问仲尼。仲尼说：“我不知道。”冉有再三说明：“您是国老，国家要等您发言后才实行，这件事您怎么能不说呢？”仲尼不作正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施政，要以礼为尺度；施舍取用要宽厚，办事取其中道，征收赋税要从轻。如果这样做，那么即使按我的办法，也足够了。若不以礼为尺度，而贪婪无度，那么即使按田地征赋，也仍然不够。况且季孙，如果想按照正道施行，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只想苟且推行，又何必来询问呢？”季孙没有听从。《文章辨体彚选》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 （明）贺复征编 ○论谏九 谈论三川地震【《国语》】周幽王三年，西周的三条河流都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间的气运行不失其秩序；如果超过其秩序，就是百姓发生动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退避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如今三条河流确实都震动了，这是阳气失去位置而压制阴气。阳气失位而处在阴气之中，水源必定堵塞；水源堵塞，国家必定灭亡。水土流通，百姓才能使用；水土不流通，百姓就缺乏财物和用度，不灭亡还等什么？从前伊水、洛水枯竭，夏朝灭亡；黄河枯竭，商朝灭亡。如今周朝的德行就像夏、商末世一样，河流源头又堵塞了，堵塞必然导致枯竭。国家必定依靠山川，山崩川竭，是国家灭亡的征兆。河流枯竭，山就一定崩塌；如果国家要灭亡，不超过十年，这是天数的期限。上天所要抛弃的事物，不会超过这个期限。”这一年，三条河流枯竭，岐山崩塌。十一年，幽王终于灭亡，周朝于是向东迁徙。谈论郄氏必定灭亡【《国语》】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国以后，派郄至到周王室报捷。事情还没有办完，王叔简公请他饮酒，彼此酬酢，赠送的礼物都很丰厚。饮酒宴谈，两人都很高兴。第二天，王叔子在朝廷上称赞郄至。郄至见到召桓公并同他交谈，召公把这件事告诉单襄公说：“王叔子称赞温季，认为他一定会做晋国的执政；做了晋国执政，一定会大大得到诸侯的拥护，所以劝你们几位大夫先去引导他，这样可以树立功劳。如今郄至见我时，把晋国取胜说成是他策划的结果，说：‘如果没有我，晋国就不会交战。’楚国有五项败因，而晋国不知道利用，我便强行促成战事：背弃宋国盟约，这是第一；德行浅薄，却用土地贿赂诸侯，这是第二；抛弃壮年贤能的人而任用幼弱者，这是第三；设置卿士却不采用他们的意见，这是第四；夷人、郑人跟随它，却列成三军而队伍不整，这是第五。罪过不在晋国，晋国因此得到民心。晋国四军的将领精力强盛，士卒队伍整齐，诸侯支持晋国，这就是五项胜因：有正当的言辞，是第一；得到民心，是第二；军队将帅强劲，是第三；队列整齐，是第四；诸侯和睦，是第五。有一项胜因就足以使用；现在有五项胜因来攻打楚国的五项败因并避开其祸患，不是人力所能解释的，不能不交战。栾氏、范氏不想作战，我便强迫他们。战而取胜，是我的力量。” “况且这次作战，即使没有我的谋划，我也有三项功劳：攻伐勇敢而有礼，反过来又以仁爱行事。我三次驱逐楚君的士卒，这是勇；见到楚君一定下车快步趋行，这是礼；能够俘获郑伯却赦免他，这是仁。像这样，如果我掌握晋国政权，楚国、越国一定会来朝见。有人对我说：‘您确实贤能。’不过晋国任用人才，也没有失去次序。我担心政权还轮不到您，于是对他说：‘哪里有什么次序呢？’从前先大夫荀伯由下军佐升任执政，赵宣子尚未出任军职便担任执政。如今栾伯从下军出任执政，这已经是第三个人了。我又超过了四人而没有得到执政之位。如果辅佐新军而升任执政，不也可以吗？他必定会谋求这个职位，这就是他说的话。您认为怎样呢？”襄公说：“有人说：‘武器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了。’这句话说的不就是郄至吗？君子不自我夸耀，并不只是为了谦让，而是厌恶压倒别人。人的本性是凌驾上级的，不能让别人盖过自己；想要压倒别人，只会使自己受到更多压制。因此圣人看重谦让。俗话又说：‘野兽厌恶罗网，百姓厌恶上级。’《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凌驾。’《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禄不走邪路。’按照礼，彼此相当的事情一定要谦让三次；这说明圣人知道百姓不能被凌驾。” “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必定先把百姓放在前面，然后施加保护，这样才能长久获利。如今郄至处在七位卿大夫之下，却想位居他们之上，这是想压倒七个人；他也就会招来七种怨恨。怨恨即使来自小人尚且难以忍受，何况来自骄纵的卿大夫呢？他将怎样应付？晋国取胜，是上天的力量；上天厌恶楚国，所以用晋国来警戒它。郄至却轻慢上天，把胜利说成自己的力量，不也危险吗？轻慢上天是不祥，凭借别人的力量是不义。不祥，上天就会抛弃他；不义，百姓就会背叛他。况且郄至有什么三项征伐之功？仁、礼、勇，都是百姓共同成就的。因为义而死，才叫勇；奉行义而顺从，才叫礼；积蓄义行而建立功劳，才叫仁。破坏仁叫轻慢，破坏礼叫羞耻，破坏勇叫贼害。作战时彻底击败敌人，是勇的最高表现；守持和平、同心协力，是义的最高表现。所以用果断刚毅来治理军队，用秩序成就朝廷。违背战事约定而擅自放走郑君，是贼害；放弃刚毅而实行宽容，是羞耻；背弃国家而亲近仇敌，是轻慢。他有三种破坏仁礼勇的行为，却想取代上级，离取得政权还远着呢。依我看，他已经兵临脖颈，不能长久了。即使有王叔为他援助，也不能避开灾难。《大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顺从。’王叔想要郄至得志，能够不顺从民意吗？”郄至回国，第二年死于祸难。等到发生伯舆案件时，王叔陈生逃奔到晋国。谈论祭祀爰居【《国语》】

译有一种海鸟叫爰居，停留在鲁国东门外三天。臧文仲派国人祭祀它。展禽说：“臧孙处理政事真是荒谬啊！祭祀是国家的大节，也是节制政事的依据。因此应当慎重制定祭祀制度，把它作为国家的典章。如今没有缘故却增加祭祀，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做法。古代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把法施行于百姓的人就祭祀他；以死勤劳于政事的人就祭祀他；以劳苦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患的人就祭祀他。不是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祀典章。从前烈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柱，能够种植百谷百蔬。夏朝兴起时，周弃继承了他的事业，所以祭祀他们，把他们作为稷神。共工氏成为九州之长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平治九州土地，所以祭祀他，把他作为社神。黄帝能够成就万物，使百姓明白并共同享有财物；颛顼能够修明黄帝的事业；帝喾能够安排日月星辰来使百姓安定；尧能够尽力公平地施行刑法以规范百姓；舜勤劳于民事，死在野外；鲧堵塞洪水，因而被杀；禹能够用德行修成鲧未完成的功业；契担任司徒，使百姓和睦；冥勤劳于官职，死于治水；汤以宽缓治理百姓，除去邪恶；稷勤劳种植百谷，死在山中；文王以文德显明天下；武王除去百姓的污秽。所以有虞氏在大禘中祭祀黄帝，以颛顼为始祖，在郊外祭祀尧，以舜为宗祖；” “夏后氏在大禘中祭祀黄帝，以颛顼为始祖，在郊外祭祀鲧，以禹为宗祖；商人祭祀舜，以契为始祖，在郊外祭祀冥，以汤为宗祖；周人祭祀帝喾，在郊外祭祀稷，以文王为始祖，以武王为宗祖。幕能够率领颛顼，有虞氏报祭他；杼能够率领禹，夏后氏报祭他；上甲微能够率领契，商人报祭他；高圉、太王能够率领稷，周人报祭他们。大禘、郊祭、宗祭、祖祭、报祭这五种，是国家的典章祭祀。再加上社稷、山川之神，都是对百姓有功劳的人物。还要祭祀前代有智慧、有美德的人，因为他们是百姓的榜样；祭祀天上的三辰，因为百姓要仰望它们；祭祀大地的五行，因为它们使万物生长繁殖；祭祀九州的名山大川和泽薮，因为它们出产财物。不是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祀典章。如今海鸟到来，已经不知道它的来历便祭祀它，把这当作国家典章，实在难说是仁爱而且明智。仁爱的人考察功劳，明智的人辨别事物。没有功劳却祭祀它，不是仁爱；不知道情况却不加询问，不是明智。今年海上难道会有灾害吗？广大水域的鸟兽，通常都能预知并躲避灾害。这一年，海上多大风，冬天温暖。文仲听到柳下季的话说：‘确实是我的过错。’柳下季的话不可不效法。” 于是让史官把这些话写成三份简策。谈论郄氏多有怨恨【《国语》】子叔声伯到晋国，向季文子致谢。郄犨想把城邑送给他，他没有接受。回来后，鲍国问他说：“您为什么推辞苦成叔的城邑？是想表示谦让以取得信任，还是知道自己不能接受呢？”他回答：“我听说，不加厚屋梁，就不能承受重物。重物没有比国家更大的，屋梁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苦成叔的家族想承担两个国家的重任，却没有大的德行；它能够存在还是灭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好比疾病，我恐怕它很快就会发作。苦成氏有三种导致灭亡的原因：德行少而宠爱多，地位低却想掌握政权，没有大功却想得到大禄，这些都是怨恨聚集的地方。他的国君骄傲而私心很多，战胜敌人回来后，一定会建立新的卿大夫家族。建立新家族如果不依靠百姓，就不能取代旧家族；如果依靠百姓，却没有很多怨恨百姓的事情，也没有地方开始树立怨恨。这样一来，三处怨恨已经很多了。他自身尚且不能安定，怎么能把城邑给别人呢？” 谈论妾与马【《国语》】季文子辅佐宣公、成公时，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妾，也没有吃粮食的马。仲孙它劝谏说：“您担任鲁国上卿，辅佐过两位国君，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别人恐怕会认为您吝啬，而且使国家显得不华美吧？”文子说：“我也希望这样做，然而我看国人之中，父兄吃粗食、穿破衣的还很多，因此我不敢。百姓的父兄吃粗食穿破衣，我却让妾穿华美的衣服，让马吃精粮，难道不是不配做百姓的辅佐者吗？况且我听说，以德行的荣耀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靠妾和马使国家光彩。”文子把这件事告诉孟献子，献子把仲孙它囚禁了七天。从此，子服的妾穿衣不过七升布，马的饲料不过稂和莠。文子听说后说：“有过错而能够改正，是百姓中的上等人。”于是任用他为上卿大夫。谈论劳逸【《国语》】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他的母亲。母亲正在纺线，文伯说：“以我公父家的身份，主母还亲自纺线，我害怕季孙发怒，认为我不能侍奉母亲。”他的母亲叹息说：“鲁国大概将要灭亡了吧！让一个小孩子担任官职，却还没有听说过这些道理吗？坐下，我告诉你。从前圣王安排百姓居住，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他们劳作而使用他们，所以能够长久统治天下。人劳作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忘记善行，忘记善行就会产生恶心。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放纵；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义的，是因为劳作。因此天子清晨穿大采礼服朝日，与三公九卿考察地德；中午考察政事，与百官办理政务；师、尹、众官、州牧、诸侯辅相，宣布并安排百姓的事务。傍晚穿少采礼服祭月，与太史、司载谨慎地考察天刑；日落后监督九御，使她们洁净地供奉禘祭、郊祭的祭品，然后才安歇。诸侯早晨修治天子交付的事业和命令，白天考察本国职务，傍晚省察典章法令，夜间警戒百官，使他们不放纵享乐，然后才安歇。卿大夫早晨考察自己的职守，白天讲习各种政务，傍晚整理自己的事业，夜间治理家中事务，然后才安歇。士人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傍晚温习复习，夜间计算自己的过失，做到没有遗憾，然后才安歇。” “从庶人以下，天亮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王后亲自织玄色的冠带，公侯的夫人还要织纮、綖，卿的正妻织大带，命妇缝制祭服，列士的妻子还要缝制朝服；从庶士以下，都穿着自己的丈夫所分得的土地上生产的衣服，并承担赋役，冬祭时献上劳绩。男女都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若有过失就受刑罚，这是古代的制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先王的教训。从上到下，谁敢放纵心志、舍弃劳力？如今我寡居，你又处在下位，早晚处理事务，还害怕忘记先人的事业，何况懈怠懒惰，那将凭什么逃避刑罚？我希望你早晚修治自己，对我说一定不会废弃先人的事业。你现在却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安逸，凭这些话来承接国君交给你的官职吗？我害怕穆伯的祭祀会断绝。”仲尼听到后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季氏的妇人没有放纵自己。” 谈论骊姬败坏国家【《国语》】

译晋献公攻打骊戎，取胜后灭掉骊戎，俘获骊姬带回国，立她为夫人。她生下奚齐，她的妹妹生下卓子。骊姬请求让申生居住曲沃，促使曲沃成为县；让重耳居住蒲；让夷吾居住屈；让奚齐居住绛，以此警戒防备亡国受辱的事情，献公答应了。史苏入朝告诉大夫们说：“诸位大夫，你们可要警惕啊！祸乱的根源已经产生了。从前国君把骊姬作为夫人，百姓的疾苦和怨恨本来都已经出现了。当初攻打骊戎，是为了百姓而发动百姓，所以百姓能够高兴，没有不尽忠尽力、拼死作战的。如今国君发动百姓是为了自己扩张封地，百姓在外得不到利益，在内又厌恶他的贪婪，于是上下已经有了叛离之心。然而骊姬又生了男孩，这是天道使然。上天增强她的毒害，百姓憎恶她的姿态，祸乱岂不就要发生了吗？我听说君子喜爱应当喜爱的人，厌恶应当厌恶的人，以喜乐为喜乐，以安宁为安宁，因此能够保持常道。砍伐树木不从根部下手，树木必定重新生长；堵塞水流不从源头下手，水流必定重新流淌；消灭祸乱不从根基下手，祸乱必定重新发生。如今国君杀灭骊姬的父亲，却养育她的儿子，这是祸乱的根基。养育她的儿子，又顺从她的欲望；儿子想报父亲的耻辱，又相信并满足她的欲望。即使国君喜爱美色，也必定产生恶心，这不能说是喜爱应当喜爱的人。骊姬的美色必定会被接受，她的情意也必定会得到满足；她借此加强自己的欲望，国君顺从她的恶心，必定败坏国家并使祸乱更加深重。” “祸乱必定从女色和女祸开始，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骊姬果然发动变乱，杀死太子，驱逐重耳、夷吾两位公子。君子说：“史苏已经知道祸难的根源了。” 谈论攻打翟柤【《国语》】献公打猎时看见翟柤上空的气象，回来后躺下不能入睡。却叔虎入朝，献公告诉他这件事。却叔虎回答：“是因为床席使您不安吗？还是因为骤姬不在身边吗？”献公推辞不说。出宫后遇到士蒍，士蒍说：“今天晚上国君不能入睡，一定是因为翟柤。翟柤的国君喜欢专擅利益而不知忌惮，他的臣下争相谄媚以求取悦。进用的人堵塞言路，退居的人抗拒违背；上位者贪婪而残忍，下位者苟且偷安而侥幸求利。有放纵国君而使进谏之臣灭亡的，有冒犯上级而使忠诚下属灭亡的。君臣上下各自满足私欲，放纵自己的邪曲。百姓各有心思，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治理国家，不也很困难吗？国君如果攻打它，一定可以取胜。”我不说，您也一定会说这番话。”士蒍把这些话告诉献公，献公很高兴，于是攻打翟柤。与诸位大夫谈论战争【《国语》】鄢陵之战时，晋国攻打郑国，荆国前来救援。栾武子统率上军，范文子统率下军。栾武子想要交战，范文子不想，说：“我听说，只有厚德的人才能承受众多福分；没有德行却使众人归服，必然会自取伤害。衡量晋国的德行，诸侯都已背叛，国家可以稍稍安定，只是因为还有诸侯存在，所以才扰攘不安。大凡诸侯就是祸乱的根源。况且不是圣人，哪能没有外患又没有内忧？不是圣人，没有外患，必然有内忧。何不暂且放过荆国和郑国，把它们作为外患呢？这样，诸位大臣内部一定会和睦。现在我们交战，如果又战胜荆国和郑国，我们的国君就会自以为智谋多、力量强，懈怠教化而加重赋税，扩大自己的私宠，增加妇人的田产；如果不夺取大夫们的田地，又从哪里取得土地来增加这些呢？那些抛弃妻室而空手退走的人，将有几个人愿意作战？如果不能取胜，那是晋国的福分；如果取胜，就是扰乱国家秩序的行为，后果将十分严重。何不暂且不战呢？”栾武子说：“从前韩之战，惠公不能恢复旧业；邲之战，三军不能整队回国；箕之战，先轸未能复命。晋国本来就有大耻辱。如今我执掌晋国政权，既不能减轻晋国的耻辱，又要因为违抗蛮夷而使耻辱加重，即使有后患，也不是我所能顾及的了。” 范文子说：“选择福分，没有比取重更好的；选择祸患，没有比取轻更好的。福分无须选择轻重，祸患却不能选择重的。晋国本来就有大耻辱，与其让君臣彼此不以为耻，反而成为诸侯的笑柄，不如暂且把违抗蛮夷当作耻辱吧！”栾武子不听，于是和荆人交战于鄢陵，大败荆军。此后，国君自以为智谋多、力量强，懈怠教化而加重赋税，扩大私宠，杀死三郤，把尸体陈列在朝廷，收纳他们的妻室，分给妇人。于是国人不能安宁，最终在翼地杀了他，葬在翼城东门之外，只用一辆车送葬。厉公之所以死亡，只是因为没有德行却功业太多，使众人归服的缘故。论述侍奉国君【《国语》】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韩献子，任命他为司马。河曲之战时，赵孟派人乘坐他的车冲犯军阵，韩献子把那人拘捕并杀掉示众。众人都说：“韩厥一定不得善终了！他的主人早晨提拔他，晚上他却杀了主人的车夫，谁能容忍他呢？”宣子召见韩献子，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亲近而不结党。出于公义而亲近，是亲近；出于私情而举荐，是结党。军队行事不应侵犯军纪，犯了军纪却不隐瞒，这就是义。我向国君推荐你，是担心你不能胜任。举荐了人而他不能胜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结党呢？侍奉国君却结党，我凭什么参与政事？所以我用这件事来考察你，你要努力。假如你能照这样做，将来执掌晋国的，除了你还能是谁？”他又把这些话告诉大夫们，说：“诸位可以向我道贺了！我举荐韩厥而得当，如今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罪责。” 论述诸位大夫【《国语》】

译赵文子举行冠礼后，去见栾武子。武子说：“美好啊！从前我还来得及侍奉庄主，外表华美固然荣耀，但内在的实际却不知道；请务必致力于实际吧！”他去见中行宣子，宣子说：“美好啊！可惜我已经老了。”他去见范文子，文子说：“如今可以告诫你了。贤德的人受到宠爱，反而更加警惕；不足的人受到宠爱，就会骄傲。所以，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大臣，安逸的君王却惩罚他们。我听说古代的君王，政治和德行已经成就后，还要听取民意。于是让乐工在朝廷吟诵讽谏，列位大臣献上诗歌，使君王不要闭塞视听；在市场听取众人的言论，从歌谣中辨别吉凶，在朝廷考察各种事务，在道路上询问毁誉；有邪曲就纠正它，竭尽一切告诫的方法。先王厌恶的就是这种骄傲。他去见却驹伯，驹伯说：“美好啊！然而强壮时不如年老时的情况多。”他去见韩献子，献子说：“要警惕！这正是成就人格的开始。成就人格在于开始亲近善，开始亲近善，善就会增长；不亲近善，恶就没有由来。开始亲近不善，不善就会增长；不以善对待不善，也就没有由来。就像草木生长，各自按照自己的种类一样。人戴冠，就如宫室有墙屋，只是用来遮蔽尘土罢了，还要再增加什么呢？”他去见知武子，武子说：“您要努力！” “成宣之后能够年老仍做大夫，难道不是可耻的吗？成子的文德、宣子的忠诚，难道可以忘记吗？成子阐明先人的遗志来辅佐先君，遵循法度，最终以政事成就功业，难道不能称为文吗？宣子在襄公、灵公时竭力进谏，因为进谏而招致厌恶，却不怕死而进言，难道不能称为忠吗？您要努力！如果具有宣子的忠诚并把它实践出来，再加上成子的文德，侍奉国君一定能够成功。”他去见苦成叔子，叔子说：“只是年轻而执掌官职的人太多了，我哪里能容得下您呢？”他去见温季子，季子说：“谁能不如别人，难道还可以有所求吗？”他去见张老并同他交谈，张老说：“很好！听从栾伯的话可以增长，接受范叔的教导可以宏大，遵循韩子的告诫可以成就，所需的条件都齐备了。志向就在您自己！至于三郤灭亡时说的话，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呢？知道您的道术已经很好了，这是先主在庇护、滋养您。” 论述人的教化【《国语》】赵简子叹息说：“麻雀进入大海变成蛤蜊，野鸡进入淮水变成蜃。鼋、鼍、鱼、鳖，没有不能变化的，唯独人不能变化，真可悲啊！”窦犨侍奉在旁，说：“我听说：君子悲哀的是没有贤能的人，不悲哀没有财物；悲哀没有德行，不悲哀没有宠爱；悲哀声名不好，不悲哀年成不丰。中行氏、范氏不救济百姓的灾难，却想独占晋国。如今他们的子孙将要在齐国耕种，宗庙祭祀用的牲畜将变成田间耕作的劳力。人要发生变化，哪里需要等到某一天呢？” 论述贤良的大臣【《国语》】赵简子叹息说：“我希望得到范氏、中行氏那样的贤良大臣。”史黯侍立在旁，说：“将要怎样使用他们呢？”简子说：“贤臣是人人所希望得到的，又何必问呢？”史黯回答说：“我认为他们并不贤良，所以才这样说。侍奉国君的人，应劝谏过错而奖赏善行，推荐能干的人而罢黜无能的人，献出才能而举进贤者，选择人才而推荐他们，早晚反复讲述成败得失并使国君采纳，以文德引导他，以顺道推行教化，以力量勤勉效劳，直到死而后已。国君听从就进用，不听从就退处。如今范氏、中行氏的大臣，不能匡正辅佐他们的国君，使他陷入祸难；国君逃亡在外，又不能安定他而抛弃他，那还谈什么贤良？如果他们不抛弃国君，国君怎能得到他们呢？那两家的贤臣，应该竭力谋求使他们的国君在外复位，死而后已。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没有来？如果来了，就不是贤良大臣了。”简子说：“好！我的话确实错了。” 论述子常必然灭亡【《国语》】鬬且在朝廷上拜见令尹子常。子常同他交谈，询问蓄积财货、聚集马匹的事。鬬且回去后对弟弟说：“楚国大概将要灭亡了吧？不然，令尹大概也不能免祸吧？我见令尹时，令尹询问蓄养马匹、聚积财物的事情，像饥饿的豺狼一样，恐怕一定是将要灭亡的人。古代聚积财货，不妨碍百姓衣食的利益；聚集马匹，不损害百姓的财用。国家的马足以用于军队，公家的马足以充当赋税，这就够了；公家的财货足以用于宾客和进献，卿大夫家的财货足以供全家共同使用，这就够了。财货、马匹积聚过多，百姓就会有所缺乏；百姓缺乏得多了，就会产生离心叛乱的想法，这样还凭什么守住国家呢？从前鬬子文三次辞去令尹之职，家中没有一天的积蓄，是因为体恤百姓。成王听说子文早晨的粮食不能维持到晚上，于是每天早朝都送给他一束干肉、一筐干粮来供给他，直到现在令尹仍按此作为俸禄等级。成王每次出行，子文的俸禄必定逃避不受，直到成王停止出行后才重新领取。人们对文子说：‘人生在世都求富贵，您却躲避它，为什么？’他回答：‘从政是为了庇护百姓。百姓大多困乏，而我却取得富贵，这是劳苦百姓来使自己富足，离死也就不远了。我逃避的是死亡，不是富贵。’所以庄王在位时灭掉若敖氏，只有子文的后代还存在，直到现在居住在郧地，成为楚国的贤臣。这难道不是先救济百姓，然后才顾及自己的富贵吗？” 如今子常是先大夫的后代，却辅佐楚君，在四方没有美名；百姓日益瘦弱饥饿，四境之内到处修筑营垒，道旁饿死者相望，盗贼窥伺，百姓无处安身。他对这些都不加体恤，却不断蓄积财货，因此从百姓那里招来的怨恨太多了。财货积聚得越多，怨恨积累得越深，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百姓心中的愤怒，就像堤防拦住大河一样，一旦溃决，所造成的祸害一定很大。子常难道能比成王、灵王贤明吗？成王不以礼对待穆王，想吃熊掌，却没有得到就死了；灵王不顾念百姓，全国人像丢弃遗迹一样抛弃了他。子常执政却没有礼法，对百姓的漠视比成王、灵王更严重，他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祸患呢？一年之后，便发生了柏举之战，子常逃往郑国，昭王逃往随国。论述吴国将要灭亡【《国语》】子西在朝廷上叹息，蓝尹亹说：“我听说君子只有独处时，才会思念前代的盛衰和悲哀的丧亡，因此叹息，其他时候不这样。君子临政时思考义，饮食时思考礼，同宴时思考乐，在享乐时思考善，没有什么可为难的。如今您临政却叹息，为什么呢？”子西说：“阖闾能够打败我国军队，阖闾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又比他更厉害，因此我叹息。”蓝尹亹回答说：“您应忧虑的是政德没有修养，不必忧虑吴国。阖闾不贪恋美味，耳朵不喜欢放纵的声音，眼睛不迷恋美色，身体不贪图安逸，早晚勤勉用心，体恤贫弱的百姓，听到一件善事就像受惊一样重视，得到一个贤士就像得到赏赐一样高兴，有过错一定悔改，有不善一定恐惧，所以获得民心来成就自己的志向。如今我听说夫差喜欢耗费百姓的力量来满足私欲，放纵过错而遮蔽进谏；一夜住宿之间，台榭、堤池一定要建成，六畜和玩好之物也一定要齐备。他已经先使自己败亡了，哪里还能打败别人？您修养德行来等待吴国吧，吴国将要灭亡了。” 论述管燕轻视士人【《齐田需》】

译管燕得罪齐王，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谁愿意同我到诸侯那里去？”左右默默无言，没有人回答。管燕接连流泪说：“可悲啊！士人为什么这样容易得到，却难以任用呢？”田需回答说：“士人一天吃三顿饭还不能吃饱，而君王的鹅鸭却有多余的食物；宫中下人穿着罗纨，拖着绮縠，而士人却不能把这些布帛作为衣服的边饰。况且财物是君王所轻视的，死亡却是士人所看重的。君王不肯把自己轻视的东西给士人，却要求士人用自己看重的生命来侍奉君王，这不是士人容易得到而难以任用，而是君王的做法造成的。” 论述不可尊奉秦王为帝【鲁连】赵孝成王时，秦王派白起击破赵国长平军队，前后四十多万人。秦军于是向东包围邯郸。赵王恐惧，诸侯的救兵没有谁敢攻击秦军。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援救赵国，因害怕秦国，停在荡阴不再前进。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暗中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国急于围攻赵国，是因为从前曾同齐愍王争强，想称帝，后来又放弃帝号。如今齐愍王已经更加衰弱，现在只有秦国称雄天下。这不一定是贪图邯郸，而是想再次求得称帝。赵国如果确实派使者尊奉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高兴，就会撤兵离开。”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鲁仲连恰好游历赵国，遇到秦军包围赵国，听说魏将要让赵国尊奉秦王为帝，于是拜见平原君说：“事情将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赵胜哪里敢谈论国事？先前在外面损失了四十万军队，如今秦军又在城内包围邯郸而不能撤去。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让赵国尊奉秦王为帝，如今他就在这里，我赵胜哪里敢谈论国事？”鲁仲连说：“我原先以为您是天下最贤能的公子，如今才知道您不是天下最贤能的公子。魏国使者新垣衍在哪里？” “请让我替您责备他，使他回去。”平原君说：“请允许我替您作介绍，让您见他。”平原君于是拜见新垣衍，说：“东方诸国有位鲁仲连先生，如今他正在这里，请允许我替您作介绍，使您同将军相识。”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的高士。我是魏国臣子，出使有职务在身，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说：“我已经把您的事情泄露给他了。”新垣衍答应了。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却默然不语。新垣衍说：“我看住在这座被围城中的人，都是有所求于平原君的。如今我看先生的仪容，不像是有所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还要长久留在这座被围困的城中而不离开呢？”鲁仲连说：“世人认为鲍焦是因为不能从容处世而死，这都不对。一般人不了解情况，就只会为一己之身考虑。秦国是抛弃礼义而崇尚军功的国家，用权术驱使士人，把百姓当俘虏对待。如果秦王肆意称帝，把错误的政令施加于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就要跳入东海而死。我不忍心做秦国的百姓。这次来见将军，是想帮助赵国。”新垣衍说：“先生打算怎样帮助赵国呢？” 鲁仲连说：“我将让魏国和燕国帮助赵国，齐国、楚国本来就会帮助赵国。”新垣衍说：“燕国我可以请求它服从，至于魏国，我本来就是魏国人，先生怎么能使魏国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祸害，所以才这样。如果让魏国看见秦国称帝的祸害，它一定会帮助赵国。”新垣衍说：“秦国称帝有什么祸害？”鲁仲连说：“从前齐威王曾经施行仁义，率领天下诸侯朝见周天子。周国贫弱，诸侯都不来朝见，唯独齐国来朝见。过了一年多，周烈王去世，齐国使者后来才到，周王怒气冲冲地派人赴告齐国说：‘天崩地裂，天子离开席位。东方藩臣田婴齐来迟了，就要斩首。’齐威王勃然大怒，说：‘呸，你这个母婢！’最终反而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烈王活着时齐国朝见他，死了以后却斥骂他，实在是不堪忍受他的索求。天子尚且如此，周室灭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新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见过奴仆吗？十个人跟随一个人，难道是力量不如他、智慧不如他吗？是因为害怕他。”鲁仲连说：“唉！魏国同秦国相比，难道像奴仆吗？”新垣衍说：“是的。”鲁仲连说：“我将使秦王把魏王烹煮成肉酱。”新垣衍不高兴地说：“唉！” “先生这话也太过分了。先生又怎么能使秦王把魏王烹煮成肉酱呢？”鲁仲连说：“当然可以，我将给您说明。从前九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公。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漂亮，进献给纣王；纣王认为她不好，就把九侯制成肉酱。鄂侯为此争辩，强行直说而触怒纣王，所以被制成肉干。文王听说后，长声叹息，因此被拘禁在羑里仓库中，纣王想让他一百天后死去。为什么同样都称王，最终却落到被制成肉干和肉酱的地步？齐愍王将要去鲁国，夷维子手执马鞭跟随他，对鲁国人说：‘你们将怎样接待我国君王？’鲁国人说：‘我们将用十头太牢接待您的君王。’夷维子说：‘你们怎么能按普通礼仪来接待我的君王？他是天子。天子巡狩时，诸侯要避开正堂，交出管钥，整理衣襟，捧着几案，在堂下侍奉饮食。天子吃完，才退下听理朝政。’鲁国人把钥匙扔掉，不肯交纳，齐愍王不能进入鲁国，只好前往薛地，向邹国借道。当时邹君去世，齐愍王想入境吊丧，夷维子对邹君的孤子说：‘天子来吊丧，主人必须将灵柩加倍安置，在南面设立面向北方的席位，然后天子面向南方吊丧。’邹国群臣说：‘如果一定要这样，我们将伏剑自杀。’ “因此齐愍王最终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两国的臣子，君王活着时不能奉养他，死后又不能为他饭含，却还想在邹、鲁两国实行天子的礼仪。邹、鲁两国的臣子没有接受。如今秦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两国各自占有万乘之国，都有称王的名号，只看见秦一战取胜，便想跟随它尊秦为帝，这就等于使三晋的大臣还不如邹、鲁的奴仆和侍妾。况且秦国如果不停地称帝，就将更换诸侯的大臣；它会夺去那些它认为不肖者的职位而给贤者，夺去它所憎恨者的妻女而给它所宠爱的人，还会让自己的女儿和受宠的谗妾做诸侯的妃嫔，住进魏国宫殿。魏王怎能安然无事呢？将军又怎么能得到原来的宠遇呢？”于是新垣衍起身，拜了两拜道歉说：“起初我以为先生是庸人，如今才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贤士！请让我出去，再也不敢谈论尊秦为帝了。” 与田单论兵【赵奢】

译平都君田单问赵奢说：“我并不是不赞同将军的兵法，只是不服气将军使用军队的方式。使用大军，就会使百姓不能耕作，粮食和运输都供应不上，这是坐在那里自行毁灭的道路，不是我田单所采取的办法。我听说，帝王的军队，使用不过三万人就能使天下归服。如今将军一定要拥有十万、二十万军队才使用它们，这是我所不服的。”马服君说：“您不只是不了解用兵，也不明白时势。吴国干将之剑，用肉来试，可以砍断牛马；用金属来试，可以截断盘匜。把它薄薄地靠在柱子上击打，就会折成三段；把它平放在石头上击打，就会碎成许多片。如今用三万军队去抵挡强国的军队，就像把剑靠在柱子上、击打石头一样。况且吴干之剑，材质即使坚厚而锋刃不入，或者质地虽薄而刀刃不断，如果兼有这两种情形，却没有钩竿、剑镡、剑套等便利，手握刀刃去刺，就会还未刺入敌人，自己的手已经断了。您没有十万、二十万军队来形成这种钩竿、剑镡、剑套的便利，却只凭三万人驰骋天下，怎么能做到呢？况且古代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池即使大也不过三百丈，人口即使多也不过三千家；集合三万军队去抵御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困难呢？” 如今把古代万国分成七个战国，不能准备几十万军队，长期耗费时日，过了几年就会像您在齐国那样。齐国用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五年才停止；赵国用二十万军队攻打中山，五年才回师。如今齐、韩相互对抗，国家被围攻，难道还有人敢说‘我只用三万军队去救它’吗？如今千丈高的城池、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相互望见，却想用三万军队包围千丈之城，连城角的一处也保全不了；在野战中又不够使用。您将凭这些军队到哪里去呢？”平都君长叹一声说：“是我没有想到。” 《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一 （明）贺复征编 ○说一 刘勰说：“说，就是使人喜悦。‘兑’表示口舌，所以说话在于使人咨询、喜悦和愉快。过分取悦就必然虚伪，所以舜惊惧于谗佞之说。凡是游说的关键，必须使时机有利而道义正当，进言时有助于成就事务，退处时不妨碍保全自身。除非是欺诈敌人，否则就只能依靠忠诚和信实。披露肝胆来奉献给君主，以敏捷的文辞来完成说服。这就是游说的根本。” 游说秦惠王【周苏秦】

译苏秦起初打算用连横的策略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富饶，北面有胡貉和代马的资源，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险阻，东面有殽山、函谷关的坚固；田地肥沃，百姓富足，拥有万辆战车，奋勇攻击的士卒有百万，沃野绵延千里，蓄积丰厚，地势险要而形便，这就是所谓的天府，是天下雄强的国家。凭大王的贤能、士民的众多、车骑的力量和兵法的教导，可以兼并诸侯，吞并天下，称帝而治理。我希望大王稍加留意，请允许我陈述它的功效。”秦王说：“我听说，羽毛没有丰满，不能高飞；文章没有完成，不能施行诛罚；道德不厚重，不能役使百姓；政教不顺畅，不能烦劳大臣。如今先生庄重地不远千里来到朝廷教导我，希望改日再谈。”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不能任用我。从前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并擒获蚩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有夏，文王讨伐崇，武王讨伐纣，齐桓公任用武力而称霸天下。由此看来，哪里有不交战的呢？古代使车辆辐毂相撞奔驰，言语彼此结盟，天下归于一体；合纵连横，兵革不藏，文士一同整饬，诸侯纷乱疑惑，各种事端一齐兴起，无法胜数。” “法令条文完备以后，百姓多有虚伪的姿态，文书典籍纷杂混乱，百姓贫困，上下都忧愁，百姓无所聊赖。明确地讲说名理，兵甲反而更加兴起；以巧辩的言辞和华美的服饰相互夸耀，战争攻伐不会停止；繁多地铺陈文辞，天下仍不能治理，舌头说破、耳朵听聋，也看不见成功，实行道义、约束信用，天下却不亲近。于是只好废弃文治而任用武力，优厚供养敢死之士，缝缀铠甲、磨利兵器，在战场上求取胜利。只停留不动就取得利益，安坐不动就扩张土地，即使是古代五帝、三王、五霸以及明主贤君，也常常想坐着实现这些目标，但形势不允许，所以只好用战争来接续。宽缓时两军相互攻击，紧迫时便拿着戈戟相撞，然后才能建立大功。因此，军队在外取胜，道义在内强盛，威势在上建立，百姓在下归服。如今想兼并天下，凌驾于万乘之国，挫败敌国，控制海内，抚育百姓，使诸侯称臣，非用兵不可。如今的继承君主忽视根本大道，都被教化所迷惑，在治理上混乱，在言论上迷失，在辞说上沉溺，以这些情况来看，大王本来就不能实行我的主张。”苏秦给秦王上书十次，游说都没有实行，黑貂皮衣穿破，黄金百斤用尽，资财断绝，离开秦国返回。他用麻绳捆扎行李，穿着草鞋，背着书、挑着袋子，面容憔悴，脸色黧黑，神情显得惭愧。回到家里，妻子不从织机上下来迎接，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苏秦长叹说：“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叔父，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于是夜里打开书箱，摆出几十箱书，找到《太公阴符》的谋略，伏案诵读，选择研习，作为揣摩之术。读书想睡觉时，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流到脚上，说：‘哪有游说国君，却不能使他拿出金玉锦绣、取得卿相尊位的呢？’经过一年，揣摩之术学成，说：‘这真正可以用来游说当世的君王了。’于是便研习燕乌集阙的学说，在华屋之下拜见并游说赵王，击掌而谈。赵王大为高兴，封他为武安君，授予相印，给他革车百辆、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跟随在他的身后。他订立合纵，瓦解连横，以此抑制强秦。因此苏秦在赵国任相，函谷关不再通行。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广大、百姓的众多、王侯的威势、谋臣的权力，都要由苏秦的策略来决定。不费一斗粮食，不烦劳一名士兵，不让一名士卒作战，不断一根弓弦，不折一支箭，诸侯彼此亲近，胜过兄弟。” 所以说：“应当依靠政治，不应当依靠勇力；应当依靠朝廷之内，不应当依靠四境之外。”当秦国威势正盛时，黄金万镒作为费用，车轮相接、骑兵相连，光彩照耀道路，崤山以东的国家像风吹草倒一样归服，使赵国的地位大大提高。况且苏秦不过是住在穷巷、门是挖洞、门轴是桑木的士人罢了；如今他伏身车轼、收紧马缰，横行天下，在朝廷上游说诸侯之主，使左右近臣闭口不言，天下没有人能抗拒他。他将要游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听说后，清扫房屋和道路，奏乐设宴，到郊外三十里迎接。妻子斜着眼看他，侧着耳听他说话；嫂嫂像蛇一样爬行，拜了四拜，跪下道歉。苏秦说：“嫂嫂为什么先前傲慢而后来卑下呢？”嫂嫂说：“因为叔叔您的地位尊贵而且钱财多。”苏秦说：“唉！贫穷时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时亲戚都畏惧我。人活在世上，权势、地位和财富，怎么可以忽视呢！” 游说燕文侯【苏秦】苏秦将要为合纵向北游说燕文侯，说：“燕国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呼沲、易水，土地纵横二千里，拥有几十万披甲士兵、七百辆战车、六千匹骑兵用马，粮食足够支用十年。南面有碣石、鴈门的富饶，北面有枣、栗的利益；百姓即使不耕作，枣栗的果实也足以供百姓食用，这就是所谓的天府。安乐而没有祸事、没有遭遇军队覆没和将领被杀的忧患，没有哪个国家超过燕国。大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不被用兵，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替它遮蔽。秦、赵交战五次，秦国胜了两次，赵国胜了三次。秦、赵彼此损耗，而大王凭完整的燕国从后面控制局势，这就是燕国不遭受祸难的原因。况且秦国攻打燕国，要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上谷，绵延数千里沿道路推进；即使得到燕国的城池，秦国本来就不能守住。秦国不能危害燕国，也是明白的。如今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到十天，几十万军队就驻扎在束垣；渡过呼沲、涉过易水，不到四五天，就抵达国都。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之内作战。对于百里以内的祸患不忧虑，却重视千里之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谋划了。因此，希望大王同赵国合纵亲善，天下合为一体，国家就一定能免除祸患。”燕王说：“我的国家弱小，西面受到强秦逼迫，又靠近齐、赵；齐、赵都是强国。如今主君幸而教导我合纵来安定燕国，我谨慎地带着全国实行合纵。”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使他到赵国去。游说赵王【苏秦】

译苏秦从燕国来到赵国，开始组织合纵，游说赵王说：“天下的卿相、大臣，乃至平民士人，没有不称赞大王的行为和道义的，都很久以来希望在您面前奉献教诲、陈述忠言。虽然如此，奉阳君嫉妒大王，不让大王处理政事，所以外来的宾客和游说之士都不敢在您面前尽忠。如今奉阳君去世，大王现在才得以同士人百姓亲近，因此我才敢进献愚忠。为大王谋划，不如使百姓安定而无事，不必勉强有所作为。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选择得当，百姓就安定；选择不当，百姓终身不得安宁。请让我谈谈外患：齐、秦成为两个敌国，百姓不得安宁；倚靠秦国攻打齐国，百姓不得安宁；倚靠齐国攻打秦国，百姓也不得安宁。所以，那些谋求做国君、攻伐别国的人，常常苦于出言不慎，断绝别国的邦交。希望大王谨慎，不要轻易从口中说出话来。”苏秦请屏退左右，说：“我所说的，不过是使阴阳有所区别罢了。大王如果确实能听从我，燕国一定会献出产毡裘、狗马的地方，齐国一定会献出海边产鱼盐的地方，楚国一定会献出产橘柚的云梦之地，韩、魏都可以使它们献出封地和汤沐邑，贵戚父兄也都可以接受封侯。割让土地、献出财物，是五霸覆灭军队、擒获将领后所求取的；“封赏贵戚、给他们汤沐邑，是汤王、武王放逐、诛杀暴君而争取的。如今大王垂衣拱手就能同时得到这些，这就是我替大王愿望的事情。”大王如果亲近秦国，秦国一定会削弱；韩、魏如果亲近齐国，齐国一定会削弱。楚、魏削弱，秦国就会割取河外；韩国削弱，就会献出宜阳，宜阳献出后，上郡的通道就会断绝；河外割让后，道路就不通；楚国削弱，就没有援军。这三种策略，不可不仔细考虑。秦国攻下轵道，南阳就会动摇；劫持韩国、包围周室，赵国自然会逐渐消耗；占据卫国、夺取淇水一带，齐国一定会入朝。秦国如果想在崤山以东实现自己的意图，就一定会发动军队进攻赵国。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战争必将在邯郸城下发生。这就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地方。如今的形势下，崤山以东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强大的。赵国土地纵横三千里，拥有几十万披甲士兵、一千辆战车、一万匹骑兵用马，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西面有常山，南面有河水、漳水，东面有清河，北面有燕国。燕本来就是弱国，不值得害怕。况且秦国在天下所畏惧、所想伤害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甚的。然而秦国不敢发动军队攻打赵国，为什么呢？是害怕韩、魏在它后方谋划。这样说来，韩、魏就是赵国南面的屏障。秦国攻打韩、魏时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险阻，秦国可以逐渐蚕食，一直推进到国都才停止。” “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会向秦国称臣。秦国失去韩、魏的阻隔，祸患一定会落到赵国身上。这就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地方。我听说，尧没有三夫之地的分封，舜没有咫尺之地的土地，仍然拥有天下；禹没有百人的聚落，仍然使诸侯称王；汤、武的军队最终不过三千人，战车不过三百辆，却成为天子，确实是因为取得了正确的道术。因此，英明的君主对外衡量敌国的强弱，对内估量士卒的多少和贤能、不肖，不等两军相遇，关于胜败存亡的关键，早已显现在胸中，难道能被众人的言论蒙蔽，而在昏暗中决定事情吗？我私下按天下地图考察，诸侯的土地总和是秦国的五倍，诸侯的士卒总数是秦国的十倍。六国合力成为一体，面向西方攻打秦国，秦国必定会被攻破。如今却面向西方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攻破别人和被别人攻破，臣服别人和使别人臣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是想割诸侯的土地献给秦国。等秦国目的达成，他们就修筑高台楼榭，美化宫室，听竽、笙、琴、瑟的音乐，品尝五味调和的美食，前面有轩辕，后面有长庭，美人巧笑；最终即使秦国带来祸患，他们也不承担忧虑。所以连横之士日日夜夜借秦国的权势恐吓诸侯，来求取割地。” “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断绝疑惑、排除谗言，屏弃流言的踪迹，堵塞朋党的门径，所以尊重君主、扩大土地、增强军力的谋划，我才能在您面前陈述忠言。因此我私下替大王谋划，不如让韩、魏、齐、楚、燕、赵六国合纵亲善，共同抵抗秦国，使天下的将相在洹水之上会盟，互通人质，杀白马盟誓，约定说：秦国攻打楚、齐、魏，各国都出精锐军队援助；韩国断绝秦军粮道，赵国渡过河水、漳水，燕国守住常山以北。秦国攻打韩、魏，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齐国出精锐军队援助，赵国渡过河水、漳水，燕国守住云中。秦国攻打齐国，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韩国守住成皋，魏国堵塞午道，赵国渡过河水、漳水和博关，燕国出精锐军队援助。秦国攻打燕国，赵国守住常山，楚国驻军武关，齐国渡过渤海，韩、魏出精锐军队援助。秦国攻打赵国，韩国驻军宜阳，楚国驻军武关，魏国驻军河外，齐国渡过渤海，燕国出精锐军队援助。诸侯中有先背弃盟约的，五国共同讨伐它。六国合纵亲善来抵抗秦国，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害崤山以东。这样，霸业就能成就。”赵王说：“我年纪还轻，治理国家的时间很短，从未听到过有关国家长远谋划的意见。如今上客有意保存天下、安定诸侯，我恭敬地带着全国实行合纵。” 于是封苏秦为武安君，整治车马一百辆，赐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用来约结诸侯。游说韩王【苏秦】

译苏秦替赵国组织合纵，游说韩王说：“韩国北面有巩、洛、成皋的便利，西面有宜阳、常阪的关塞，东面有宛、穰、洧水，南面有陉山。土地纵横千里，拥有几十万披甲士兵。天下强劲的弓弩，都出自韩国。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等弓弩，都能射到六百步之外。韩军士卒踮脚发射，连续百发也来不及停止；远的能射中胸膛，近的能遮蔽心口。韩军的剑戟，都产自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在陆地上可以砍断牛马，在水中可以射击鸿雁，遇到敌人就斩杀；坚固的铠甲、盾牌、兜鍪、铁幕、皮革、箭囊等装备，无不齐备。凭韩国士卒的勇猛，穿坚固铠甲，踏强弩，佩利剑，一个人抵挡一百人，也不值得多说。凭韩国的强盛和大王的贤能，却想面向西方侍奉秦国，称为东方藩臣，修筑帝王宫殿，接受冠带，春秋祭祀，拱手屈服。这种使国家蒙羞、被天下人耻笑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大王侍奉秦国，秦国一定会索取宜阳、成皋；今年献出，明年又会增加割地的要求；到最后没有土地可以供给，不答应，就会放弃先前的功劳而再次遭受秦祸。” “况且大王的土地总有尽头，而秦国的索求没有止境。拿有限的土地去应付无止境的索求，这就是所谓主动购买怨恨、招来祸患。不交战而土地已经被削减了。我听俗语说：‘宁愿做鸡的嘴，不愿做牛的肛门。’如今大王面向西方拱手，向秦国称臣，与做牛的肛门有什么不同呢？凭大王的贤能，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却得到牛后的名声，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韩王愤怒变色，挽起衣袖按住剑，仰天长叹说：“我即使死，也一定不能侍奉秦国！”如今主君凭赵王的教诲来劝告我，我恭敬地奉守国家实行合纵。游说魏王【苏秦】苏秦替赵国组织合纵，游说魏王说：“大王的土地，南面有鸿沟、陈、汝、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面有淮水、颕水、沂水、黄、煮、枣、无疎；西面以长城为界；北面有河外的卷衍、燕、酸枣。土地纵横千里，名义上虽小，然而房屋田地密集，曾没有一块可以放牧牛马的空地。人口众多，车马繁多，每天道路上车马往来不息，已经不比三军的人数少了。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国力不在楚国之下。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诱导谋划，使大王向西对强暴如虎狼的秦国称臣，以侵害天下，最终给国家招来祸患，却不能免受它的灾害。借助强秦的势力，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主，如今却打算面向西方侍奉秦国，称为秦国东方的藩属，修筑帝王宫室，接受冠带制度，春秋两季祭祀秦王。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惭。我听说越王句践凭借三千名残兵，在干遂擒获夫差；周武王凭三千士卒、三百辆兵车，在牧野斩杀纣王。难道是他们的士卒众多吗？实在是因为能够振奋自己的威势。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士卒有二十多万，苍头军二十万，奋击之士二十万，厮徒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 这些军力远远超过越王句践和周武王。如今大王却被群臣的说辞所胁迫，想要向秦国称臣。侍奉秦国必定要割让土地、交纳人质，所以军队还没有出动，国家已经受损了。凡是群臣中主张侍奉秦国的，都是奸臣，不是忠臣。做臣子的，割让君主的土地，以对外讨好强大的秦国，窃取一时的功劳，却不顾后患；损害公家的利益，成就私人的门庭。他们在外面凭借强秦的威势，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君主，以求割地。希望大王仔细考察这件事。《周书》说：‘细丝绵延不断，藤蔓蔓延将会怎样？毫毛不拔，终将长成斧柄。事前不能谋虑确定，事后便有大患，那时将怎么办呢？’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意见，六国合纵相亲，专心并力，就一定能够消除强秦带来的祸患。因此敝国赵王派使者让我献上愚见，奉上明确的盟约，听候大王裁决。魏王说：‘寡人没有才能，从来没有听到过高明的教诲。如今主君奉赵王之命来教导我，我恭敬地率领全国参加合纵。’ 游说齐宣王【苏秦】苏秦替赵国组织合纵，游说齐宣王说：“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就是所谓四面有险可守的国家。齐国土地纵横二千里，披甲士卒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齐国战车精良，五家之兵行动快如锥矢，作战如雷电，解散如风雨。即使发生军事征发，也从未需要背负泰山、穿越清河、渡过渤海。临淄城中有七万户，我私下估计每户下等也有三个男子，七乘三为二十一万；还不必征发远县的士卒，临淄本地的士卒就已经有二十一万了。临淄非常富足，城中百姓没有不吹竽、击瑟、击筑、弹琴、斗鸡、跑狗、玩六博、蹴鞠的。临淄道路上车轮相撞，行人肩膀摩擦，衣襟相连可以成为帷幕，举起衣袖可以成为帐幕，挥洒的汗水多得像下雨。家家富厚，志气高昂而意气张扬。凭大王的贤能和齐国的强盛，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如今却向西侍奉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况且韩国、魏国之所以畏惧秦国，是因为同秦国接壤。军队出动彼此交战，不到十天，胜负存亡的关键就决定了。韩、魏同秦交战，即使获胜，军队也损失一半，四面边境都守不住；如果不能取胜，灭亡便会紧随其后。这就是韩、魏慎重同秦交战、却轻易向秦称臣的原因。” 如今秦国攻打齐国却不是这样：它要越过韩、魏的土地，到达卫阳晋的道路，经过亢父的险要之处；那里车不能并排行驶，马不能并行，百人守住险隘，千人也不能通过。秦国即使想深入齐境，也会像狼一样回头，害怕韩、魏从后方谋议攻击它。因此秦国只能虚张声势、恐吓叫嚣，声势高涨却不敢前进，那么秦国不能伤害齐国，也是明摆着的。没有估量秦国奈何不了我们，却想向西侍奉秦国，这是群臣的计谋错误。如今我没有侍奉秦国的名义，却有强国的实际，我本来希望大王稍作停留，重新考虑计策。”齐王说：“寡人不够聪明，如今主君奉赵王的教诲来告知我，我恭敬地奉守国家而参加合纵。” 游说楚威王【苏秦】

译苏秦替赵国组织合纵，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王。楚国西面有黔中、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缺字】塞、郇阳，土地纵横五千里，披甲士卒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这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能，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如今却想向西侍奉秦国，那么诸侯就没有不面向南方到章台宫下朝拜的了。秦国对天下的危害，没有比楚国受到的更大。楚国强大，秦国就弱；楚国弱小，秦国就强大，这是势不两立的局面。因此替大王谋划，没有比联合合纵、使秦国孤立更好的了。大王如果不参加合纵，秦国一定会出动两路军队：一路从武关出兵，一路从黔中进军；这样鄢、郢就会震动。我听说：‘要在事情尚未混乱时治理它，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谋划它。’祸患临头后才忧虑，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及早谋划。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意见，我请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按四时进献贡物，以承奉大王的明令；把社稷宗庙托付给大王，训练士卒、磨砺兵器，听候大王使用。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愚计，那么韩、魏、齐、燕、赵的美妙音乐和美人，必定充满后宫；” 赵国代地的良马和橐驼，必定充满宫外的马厩。因此合纵成功，楚王就可以称王；连横成功，秦王就可以称帝。如今放弃霸王的事业，却得到侍奉别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秦国是虎狼之国，怀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诸侯的仇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侍奉秦国，这就是所谓养育仇敌、奉事仇人的做法。做臣子的却割让君主的土地，对外讨好强暴如虎狼的秦国，以侵害天下，最终招来秦国的祸患，却不顾后果。在外面借助强秦的威势，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君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合纵相亲，就是诸侯割地来侍奉楚国；连横联合，就是楚国割地来侍奉秦国。这两条策略相差太远了。面对亿兆之数的百姓和土地，大王将在两种策略中选择哪一种呢？因此敝国赵王派我献上愚计，奉上明确的盟约，听候大王命令。”楚王说：“我国西面同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兼并汉中的野心。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亲近。然而韩、魏被秦国的祸患所逼，不能同它们深谋；如果同它们深谋，恐怕反而会把人送入秦国，所以计谋还没有发动，国家已经危险了。寡人自己估量，以楚国对抗秦国，没有看到取胜的可能。国内同群臣谋划，也不值得依靠。” 寡人睡觉不能安稳地躺在席上，吃饭也没有滋味，心中摇摆不定，像悬挂的旌旗一样，却没有最终的归宿。如今君主想要统一天下，使诸侯安定，保存危亡的国家，寡人谨慎地奉上社稷来参加合纵。” 游说齐闵王【苏秦】

译苏秦游说齐闵王说：“我听说用兵却喜欢抢先向天下发动进攻的人，会有忧患；结盟却喜欢替别人招致怨恨的人，会陷于孤立；后发制人的人能够凭借形势；远离怨恨的人能够掌握时机。因此圣人做事，一定凭借权势，致力于顺应时机。权势和凭借，是万物运行的统率；时机和形势，是各种事情的主导。所以没有权势凭借、违背时势而能成事的，很少。即使有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如果没有人的力量，也不能割断刺破东西；即使有坚硬的箭和锋利的金属，如果没有弓弦和机括的力量，也不能射杀远处的目标。箭不是不锋利，剑也不是不锐利，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权势和凭借不在自己手中。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赵氏袭击卫国，车马不停，传递攻势到卫国城下，削平卫国八座城门的城墙，其中两座城门的土城已经坍塌。这是亡国的形势。卫君赤脚逃走，向魏国求救。魏王亲自披甲、佩剑，向赵军挑战求战。邯郸城中以及黄河、太行山之间，卫国局势混乱；魏国得到这个凭借，也收集残余军队向北进攻，摧毁刚平，坍塌中牟的外城。卫国并不比赵国强，就好像卫国是箭，而魏国是弓弦和机括。魏国借助这种力量，占有河东土地，赵氏害怕了；楚人救援赵国，进而攻打魏国，在州西交战，从梁门出兵，军队驻扎在树林中，战马到大河饮水。” 赵国得到这个凭借，也袭击魏国黄河北岸，烧毁棘蒲，击破黄城。因此，刚平被摧毁、中牟被攻破、黄城被击破、棘蒲被烧毁，这些都不是赵、魏两国原本想做的事，然而两国为什么勉强去做呢？因为卫国明白时势和权势所能凭借的作用。如今世上治理国家的人却不是这样：军力弱小却喜欢同强国为敌，疲敝却喜欢招致众多怨恨，事情失败却喜欢反复追究；军力弱小却憎恨弱者，土地狭小却喜欢同大国为敌，事情失败却喜欢长久欺诈。做了这六件事，却想成就霸业，就相距太远了。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顺应百姓的意愿，估量军队的能力，然后顺应天下大势。因此结盟不会替君主招致怨恨，征伐不会因力量不足而挫败。这样，军队不受损耗，权势不被轻视，土地可以扩大，愿望可以实现。从前齐国同韩、魏攻打楚国，战事并不特别激烈，分给韩、魏的土地也不多，然而天下唯独把罪责归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替韩、魏主持了招致怨恨的事。况且天下各国都在用兵：齐、燕交战，赵氏乘机兼并中山；秦、楚交战，韩、魏不得休息；宋、越专门动用自己的军队。这十个国家，都把彼此为敌作为目标，为什么唯独把心思集中在齐国呢？因为齐国结盟却喜欢替人招怨，出兵却喜欢挫败强国。” 况且强大国家的祸患，常常是把称王天下作为目标；弱小国家的灾祸，常常是把谋诈作为利益。因此大国会陷入危险，小国会灭亡。大国的计策，不如后发制人，慎重征伐不义之国。后发制人所凭借的力量多，军队强劲，就可以用众多的力量制胜强敌，使疲惫寡弱的敌军困顿。军队必定能够立于不败。所做的事情不违背天下人的心意，利益自然会归附。大国这样做，名号不必刻意争夺便会到来，霸王之业不用强求便能建立。小国的处境，不如谨慎安静而少与人结盟。诸侯谨慎安静，四邻就不会反叛；对诸侯少许诺，天下就不会背弃。外部没有背弃，内部没有反叛，那么积蓄的粮食即使腐朽也用不完，钱帛即使虫蛀也穿戴不尽。小国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不举行祭祀也会得到福祐，不借贷也能显得富足。所以说：以仁爱为根本的人可以称王，树立义的人可以称霸，靠用兵走到穷途的人必然灭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吴王夫差凭强大而抢先向天下用兵，袭击郢都，使越国退处会稽，亲自跟随诸侯君主，最终自己身死国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这是夫差平日谋求称王，凭强大而喜欢抢先给天下带来祸患的结果。从前莱、莒喜欢谋诈，陈、蔡喜欢欺诈。莒国依仗越国而灭亡，蔡国依仗晋国而亡。这些都是内部滋长诈术、对外信赖诸侯所造成的灾祸。” 由此看来，强弱大小所带来的灾祸，都可以从前代的事情中看出来。俗话说：骏马衰弱时，劣马就会跑到它前面；孟贲疲倦时，女子也能胜过他。劣马和女子的筋力骨骼，并不比骏马、孟贲更优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后发而得到凭借。如今天下各国相互交往，不要一起去消灭有能力的国家，而应按兵不动，等到后来出兵，寄托于民众的怨恨，诛伐不正义者。只要稍稍用兵而寄托于义，天下就可以安坐等待而归服。明白诸侯之间的缘故，察知地形的规律，就不必结盟相亲，不必互相交纳人质，也自然不会争先追赶，不会为各种事情反目，不会互相割地而产生怨恨，彼此都强大并且互相亲善。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使他们共同忧患，而他们又共同趋向利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燕、齐在桓之曲交战，燕国不能取胜，十万军队中尽是胡人袭击燕国，攻取楼烦数县，掠走牛马。胡人与齐国平素并不亲善，出兵也不是因为结盟交质、共同谋划攻燕。然而它们却大力趋赴相助，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使它们共同忧患，军队又共同趋向利益。由此看来，因共同形势结盟，利益就会长久；后发制人，就能使诸侯争相服役。因此明主观察形势，真想以霸王为志，就不应把战攻放在首位。战争是国家的残害，也是都邑县城的耗费。” 损害和耗费已经先发生了，能够再使诸侯归服的就少了。战争所造成的损害是这样的：士卒听到要打仗，就输送私财来充实军市，输送饮食来供养敢死之士；命令折断车辕来烧火，杀牛给士卒饮酒，这就是使百姓家产耗尽的道路。中等人家为君主祈祷祭祀，遮蔽酿酒作坊以供应都城；小县设置社神，有集市的城邑，无不整饬事务来奉承君王，这就是掏空内部的计策。战争的第二天，死者被抬走，伤者被扶持，虽然表面上似乎有功，军队出动却耗尽财物；百姓哭泣，又会伤害君主的心。死者的家庭破产来安葬，受伤残废的人耗尽财产共同购买药物，完好的人在国内举行宴饮而追求华美欢乐。因此它的耗费同死亡、受伤人数相当。百姓所耗费的财物，即使十年的田产也无法补偿。军队出征，矛戟折断，环铉断裂，弩机损坏，战车疲坏，战马死亡，箭损失大半；甲兵器具由宫中私下支出，士大夫隐匿，厮养之士偷窃。即使十年的田产也不能补偿。天下有这两重耗费，还能使诸侯归服的就少了。攻城的耗费是：百姓修理衣被，抬起冲车和守城大盾，家家杂乱，身体躲入洞穴，在刀兵中疲惫，士卒则困于土木工程。将领不能脱下铠甲，经过数月还不能攻下城池的，才是常事。君上疲于教导，士卒困于兵器，所以即使攻下三座城而能战胜敌人的也少了。”

译所以说：那种战攻之事，不是应当优先做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智伯瑶攻打范氏、中行氏，杀死他们的君主，灭亡他们的国家，又向西包围晋阳，吞并两个国家，只忧虑一个君主。这是用兵达到极盛的情形。然而智伯最终自己身死国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因为把战攻放在首位，消除了范氏、中行氏两个祸患，反而造成自身的祸患。从前中山国全部出兵迎击燕、赵，向南在长子交战，打败赵氏；向北在中山交战，战胜燕军，杀死燕军将领。中山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却攻打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连续两次交战都获胜。这是用兵最好的节制。然而中山国最终还是灭亡，国君臣属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不节制战攻所带来的祸患。由此看来，战攻失败的后果，可以从前代事情中看出来。如今世人所说的善于用兵，是连续交战而连续取胜，守城又不可攻拔，天下便称他善于用兵。一国即使因此得到保全，也未必是国家的利益。我听说，取得大战大胜的国家，士卒大多死亡，军力反而更加弱小；守城不可攻拔的国家，百姓疲惫，城郭暴露。士卒死在国外，百姓残破于国内，城郭又暴露在边境，这不是称王者所乐见的。如今靶子并没有得罪人，弓箭手张弓引弩射它，射中就算本领高强，射不中就感到惭愧。” 无论老少贵贱，为什么都同心协力贯穿它呢？因为厌恶把困难显露给别人看。如今一味苦战而连续取胜，守城又一定不能攻破，这不只是把困难显露给别人看，而且还会伤害别人。这样一来，天下必然仇恨它。使士卒疲惫、国家暴露，却又多次同天下结仇，明君是不会这样做的。平日使用强兵却使它变弱，明察形势的君主不会这样做。那种明察形势的君主，五种兵器不用出动，诸侯就会归服；通过辞让和厚重的贿赂，目的便可达到。因此明君发动攻战，铠甲兵器不用出军，敌国就会取胜；冲车、橹盾不用施展，边城就会投降；士卒和百姓还不知道，王业已经成就。那种明君做事，耗费钱财少，耽误时日少，而长远的利益大，所以说后发制人，就可以使诸侯争相服役。我听说，攻战的道理不在于出动军队：即使有百万军队，也能把它们看作堂上的事情；即使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将领，也能在门户之内擒获；千丈高城，也能在酒宴之间攻取；百尺高的冲车，也能在席榻之上摧毁。因此钟鼓竽瑟的声音不断，土地可以扩大，愿望可以实现；和乐、倡优、侏儒的笑声不缺，诸侯便可以在同一天招来。所以名声可以与天地相配，却不以尊贵为贵；利益可以控制海内，却不以丰厚为厚。善于成就王业的人，在于使天下劳苦而自己安逸，使天下混乱而自己安定。”}], 诸侯没有形成统一的谋略，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把安逸和治理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劳苦和混乱留给天下，这就是成就王业的道路。精锐军队来就抵御它，祸患到来就迅速应对，使诸侯不能形成统一的谋略，他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忧患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魏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带甲士卒三十六万，倚仗自己的强大，攻下邯郸，向西包围定阳，又让十二个诸侯跟随自己朝见天子，向西谋划攻秦。秦王为此忧虑，睡觉不能安席，吃饭也没有滋味，于是下令国内把城墙上的设施全部改作战具，最终做好防守准备，组织敢死之士，设置将领来等待魏军。卫鞅对秦王谋划说：“魏氏的功业很大，号令在天下推行；又有十二个诸侯跟随它朝见天子，它的援军一定很多。因此凭一个秦国来抵挡强大的魏国，恐怕不如大王。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魏王呢？那样我一定能使魏国向北面事秦。”秦王答应了。卫鞅见魏王说：“大王的功业太大了，号令已经在天下推行。如今大王所率领的十二个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本来就是大王可以鞭打驱使的人，不足以凭此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先向北攻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么赵国一定会跟从；向西攻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那么韩国一定会跟从。” 大王有讨伐齐、楚的意图，又顺应天下人的志向，那么王业就成功了。大王不如先实行天子的服制，然后再图谋攻取齐、楚。”魏王听信了卫鞅的话，于是扩建自己的宫室，制作赤色衣服，宫柱上建立九面旒旗，使用绘有七星的旌旗；这些都是天子的仪制，魏王却据此自处。于是齐、楚愤怒，诸侯纷纷奔向齐国，齐人进攻魏国，杀死魏国太子，覆灭魏军十万。魏王大为恐惧，赤脚行走，在国内按兵不动，向东退驻到齐国附近，这以后天下才放过他。当时，秦王垂衣拱手就接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却不把这归功于魏王。所以卫鞅起初同秦王谋划时，计谋还没有离开坐席，话还只是在宴饮之间说出，谋划已经在殿堂上定成，而魏国的将领已经被齐国擒获了。攻城的冲车、楼橹尚未施用，西河以外的土地已经归入秦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把将领擒获于堂上，把贼寇消灭在门户之内，在宴饮之间制胜、在席上击退敌人的道理。”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二 （明）贺复征编纂 说二 游说韩王【周，张仪】

译张仪替秦国实行连横，游说韩王说：“韩国土地险要而贫瘠，多居山地，所产的五谷不是麦就是豆，百姓吃的大多是豆饭和豆叶羹。一年歉收，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土地面积不到九百里，连两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估量大王的军队，总数不过三十万，其中还包括杂役和运送粮饷的人。除去守卫边界、亭障和关塞的现役士卒，实际上不过二十万人罢了。秦国拥有带甲士卒一百多万，战车一千乘，战马一万匹；像虎狼一样勇猛的士卒，赤脚、露头、贯颐奋戟的人，多得数不清。秦国良马众多，戎兵强盛，奔驰时前腿探出、后腿蹬起，马蹄之间一跃可达三寻的马匹，多得数不过来。山东诸国的士卒披甲戴盔来会战，秦人却丢下铠甲，徒身赤膊奔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秦国士卒同山东诸国士卒相比，就像孟贲同怯懦之人相比；用强大的力量相压，就像乌获同婴儿相比。作战时，凭孟贲、乌获那样勇猛的士卒去攻打不肯屈服的弱国，无异于把千钧重物坠压在鸟蛋上，必定没有幸免的可能。诸侯不能估量自己兵力的弱小、粮食的缺少，却听从纵横家甜美动听的言辞，结党相互粉饰，都奋然说道：‘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使国家强盛、称霸天下。’” 不顾国家长远的利益，却听信片刻之间的游说，误导国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发兵攻下宜阳，控制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地；再向东攻取成皋、宜阳，那么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就不再属于大王了。堵塞成皋、截断上地，您的国家就会被分割。先事奉秦国就安全，不事奉秦国就危险。制造祸患却想求得福气，谋略浅薄却结下深仇，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即使想不灭亡，也办不到。因此替大王谋划，没有比事奉秦国更好的办法。秦国所希望的，没有什么比削弱楚国更重要；能够削弱楚国的，没有什么比韩国更合适，并不是因为韩国能够强过楚国，而是因为它的地势决定了这一点。现在大王向西面事奉秦国，借此攻打楚国，我国秦王一定高兴。攻打楚国而占有它的土地，转祸为福并取悦秦国，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因此秦王派使臣把书信献给大王的御史，等待大王决定此事。韩王说：“幸蒙客卿教导，请把韩国比作秦国的郡县，筑造帝王宫室并加以祭祀。”《春秋》记载说，应当称为东方藩属，献出宜阳。” 游说楚王【张仪】张仪替秦国破坏合纵、推行连横，游说楚王说：“秦国的土地占天下一半，军力可以抵挡四国，背靠山、环绕河流作为险固屏障；虎贲之士一百多万，战车一千乘，战马一万匹，粮食堆积如山。法令既已严明，士卒安于艰难而乐于战死；君主威严而明察，将领有智谋而勇武。即使秦国不出兵，铠甲也会席卷常山的险要，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最后归服的国家就会先灭亡。况且主张合纵的人，和驱赶羊群去攻击猛虎没有区别。猛虎同羊相比，胜负本来就很清楚。如今大王不和猛虎结交，却同羊群结交，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计策错了。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国势力相当，互相争夺，形势不可能两全。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发兵攻下宜阳，使韩国的上地同外界隔绝，再向下攻取河东、成皋，韩国一定入朝称臣于秦。韩国称臣后，魏国就会随风而动；秦国攻打楚国的西部，韩、魏攻打楚国北部，国家难道能不危险吗？况且订立合纵盟约，不过是聚集一群弱国去攻打最强的国家。以弱攻强，不估量敌情而轻率交战，国家贫困却骤然出兵，这是走向危亡的办法。我听说，军力不如人家就不要同人挑战，粮食不如人家就不要同人长期相持。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修饰辩辞、编造空话，抬高君主的节操品行，只说它的好处而不说它的害处；最终楚国遭受祸患时，就来不及挽救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 秦国西面有巴、蜀，可以用方船装载粮食，从汶山出发，沿江而下到达郢，路程三千多里；船上装载士卒，一条船装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顺流漂行，一天可以走三百多里。虽然里数很多，却不费马匹奔驰的劳力，不到十天就能抵达扞关。扞关一旦受到惊动，合纵诸侯从竟陵以东就会全部筑城防守。黔中、巫郡就不再属于大王了。秦国发动军队从武关出兵，向南进攻，那么楚国北部的土地就会断绝。秦兵攻打楚国，危险困难在三个月之内就会到来，而楚国所依仗的诸侯救援却要在半年以后，这种形势彼此根本来不及接应。依仗弱国的救援，却忘记强大秦国带来的祸患，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原因。况且大王曾经同吴国交战五次，三次取胜，却在陈地灭亡，士卒都耗尽了，只能偏守新城，百姓也困苦不堪。我听说，攻取大国很容易陷入危险，百姓疲敝就会怨恨君上。大王守着容易陷入危险的战功，又违逆强大秦国的意志，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况且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从函谷关出兵攻打诸侯，是因为它暗中怀有吞并天下的谋略。楚国曾经同秦国结怨，在汉中交战，楚人不能取胜，通侯、执珪以及战死的人有七十多人，于是丢失了汉中。楚王大怒，起兵袭击秦国，同秦国在蓝田交战。” 楚军又被击退了，这就是所谓两虎相斗。秦、楚两国彼此损耗，而韩、魏可以保持完整，趁机控制它们的后方，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秦国发兵攻打卫国、阳晋，必定会扼住天下的咽喉。大王如果把军队全部发动起来攻打宋国，不到几个月就可以攻下宋国。攻下宋国后向东进军，那么泗水一带的十二个诸侯国就全都归大王所有了。天下人所相信的、认为合纵亲善牢不可破的，不过是苏秦被封为武安君并出任燕国相国时，暗中同燕王谋划一件事情（一作“危”），打算破坏齐国，和燕国共同瓜分齐地；苏秦于是故意制造罪名逃走，投奔齐国。齐王因此接纳他并任命他为相国，过了两年才察觉真相。齐王大怒，在市中把苏秦车裂。凭这样一个靠欺诈反复的苏秦，却想经营天下、混一诸侯，这件事不能成功，也是很明显的。如今秦国同楚国接壤，本来就是地势相连、关系亲近的国家。大王如果确实能听从我的意见，我请求秦国太子入楚为质，楚国太子入秦为质；请求把秦国女子送给大王，作为执箕帚的妾；献出各国的都城作为楚国的汤沐邑；长久结为兄弟之国，终身不相互攻打。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所以我国秦王派使臣在随行车辆下献上书信，等待大王决定此事。”, 楚王说：“楚国偏僻鄙陋，依托在东海之滨；我年纪幼小，不熟悉治理国家的长远计策。如今上等宾客幸而教导我以明智的制度，我听从您的话，恭敬地把国家交给秦国。”于是派遣使者，带着一百辆车，把鸡骇之犀、夜光之璧献给秦王。游说魏王【张仪】

译张仪替秦国实行连横，游说魏王说：“魏国土地面积不到千里，士卒不过三十万人。土地四面平坦，同诸侯四通八达，道路纵横交错、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险阻。从郑国到大梁不过百里，从陈国到大梁二百多里，马匹奔驰、人疾行，不等到疲倦就能到达。大梁南面同楚国接境，西面同韩国接境，北面同赵国接境，东面同齐国接境；士卒戍守四方，守卫亭障的军队排列相连，储存和转运的粮食不下十万。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魏国向南同楚国交好而不同齐国交好，齐国就会攻打它的东面；向东同齐国交好而不同赵国交好，赵国就会攻打它的北面；不同韩国联合，韩国就会攻打它的西面；不同楚国亲善，楚国就会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道路。况且诸侯主张合纵，是为了安定国家、尊崇君主、壮大军队、显扬名声。合纵的人把天下统一起来，约定结为兄弟，在洹水之上杀白马歃血为盟，以此相互坚定信约。亲如同胞兄弟、同父同母，尚且还会争夺钱财，却想依靠欺诈反复的苏秦留下的谋略，这种事不能成功，也是很明显的。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发兵攻打河外，攻取卷衍、燕、酸枣，劫掠卫国，攻取晋阳；这样赵国就不能向南进军，赵国不能向南进军，魏国就不能向北进军。” 魏国不能向北进军，合纵的道路就断绝了。大王的国家想求得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秦国挟制韩国来攻打魏国，韩国受秦国劫持，不敢不听从。秦、韩合为一国，魏国的灭亡转眼之间就会到来。这就是我替大王忧虑的地方。替大王谋划，没有比事奉秦国更好的办法。事奉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妄动；没有楚、韩的忧患，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一定没有忧患。况且秦国想要削弱的国家，没有比楚国更合适的；能够削弱楚国的，没有比魏国更合适的。楚国虽然有富强广大的名声，实际上却空虚。它的士卒虽然很多，却轻易逃跑、容易败退，不敢坚决作战。魏国的军队向南进攻楚国，必定能够取胜。削弱楚国而使魏国得益，攻打楚国而使秦国满意，对内嫁祸于敌、安定自己的国家，这是好事。大王如果不听我的话，秦国的军队出动向东进攻，即使想事奉秦国，也办不到了。况且合纵家大多言辞激昂而少有可信之处；他们游说一个诸侯国的君王，出门就乘坐他的车，约定一个国家便以为成功，回来后就取得封侯的资本。因此天下的游说之士，没有不日夜握腕、瞪眼、咬牙，竭力宣扬合纵的好处来游说人的。君主如果只看他们的言辞，受他们的说法牵引，怎么能不被迷惑呢？我听说羽毛积多了可以使船沉没，许多轻物聚集也能折断车轴，众人的言论足以熔化金属，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魏王说：“我愚昧无知，先前的计策错了。请允许我自称东方藩属，筑造帝王宫室，接受天子的冠服，按春秋祭祀，并献出河外的土地。” 游说齐王【张仪】张仪替秦国实行连横，游说齐王说：“天下的强国没有超过齐国的，大臣、宗族父兄众多，国家富足安乐，也没有超过齐国的。然而替大王谋划的人，都只是在进行一时的游说，不顾万世的利益。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必定会说：齐国西面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魏，是背靠大海的国家；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士卒勇敢，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将领，也奈何不了我们。大王只看他们的说法，却没有考察其中真正的事实。那些合纵之人结党相互勾结，没有不认为合纵可行的。我听说，齐国同鲁国交战三次，鲁国三次取胜，但国家危亡也随之而来；虽然有取胜的名声，却有亡国的实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如今赵国同秦国的关系，就像齐国同鲁国的关系一样。秦、赵在河漳之上交战，两战两胜；秦军在番吾之下交战，又两战两胜。秦国四次交战以后，赵国损失士卒数十万，只剩下邯郸，虽然有战胜秦国的名声，国家却已经破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如今秦、楚互相嫁女娶妇，结为兄弟之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到黾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来事奉秦国。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魏攻打齐国南部，赵国的军队全部渡过黄河，直指博关，那么临淄、即墨就不再属于大王了。” 国家一旦在一天之内遭到攻打，即使想事奉秦国，也办不到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齐王说：“齐国偏僻鄙陋，隐居在东海之滨，我从未听说过安定国家的长远利益。如今大宾客幸而教导我，请允许我奉国家来事奉秦国，向秦国献出鱼盐之地三百里。” 游说赵王【张仪】张仪替秦国实行连横，游说赵王说：“我国秦王派我来，冒昧地把书信献给大王的御史。大王统率天下诸侯抗拒秦国，秦国军队十五年来不敢出函谷关。大王的威势在天下推行，山东各国和我国秦国都恐惧畏服，于是修治铠甲、磨砺兵器、装饰车马，练习驰马射箭，努力耕田、积存粮食，守卫四境之内，忧愁地居处、畏惧地自守，不敢有所动摇，只等待大王有意责罚我们。如今秦国凭借大王的力量，向西攻取巴、蜀，兼并汉中，向东收取东西二周，又向西迁移九鼎，守卫白马津。秦国虽然偏僻遥远，但心中愤懑含怒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的君主只有少量铠甲和钝劣的兵器，驻军在渑池，希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在邯郸城下迎战；希望在甲子日交战，以此纠正殷纣的旧事。特意先派我把这件事告知您的左右。大王所信任、认为可以实行合纵的人，依仗苏秦的计策，迷惑诸侯，颠倒是非，想使齐国反复却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在齐国的市中遭到车裂。天下不能统一，也已经很清楚了。如今楚国同秦国结为兄弟之国，而韩、魏向东称藩，齐国献出鱼盐之地，这就砍断了赵国的右臂。砍断右臂却想同人争斗，失去同党而孤立自处，还想求得没有危险，难道办得到吗！” 如今秦国派出三位将军：一支军队堵塞午道，告知齐国使者出兵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东面；一支军队驻扎在成皋，驱使韩、魏军队驻扎到河外；一支军队驻扎在渑池，并约定说：‘四国联合起来攻打赵国，攻破赵国后瓜分它的土地。’因此我不敢隐瞒心意和实情，先把这些告知您的左右。我私下替大王谋划，不如同秦国在渑池相遇，面对面相见并亲身缔结盟约。我请求秦军按兵不动，不要进攻，也希望大王定下计策。”赵王说：“先王在位时，奉阳君担任相国，专权擅势，蒙蔽先王，独自掌管国政；我居住在宫中，受师傅约束，不能参与国家谋划。先王去世，群臣留下我这个年少的君主；我主持祭祀的日子还很短，内心本来就私下怀疑这件事。我认为实行合纵而不事奉秦国，并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现在我愿意改变心意、改换思虑，割地来谢罪，事奉秦国；正要准备车辆动身，却恰好听到了使者明白的诏令。”于是赵王便带着二百辆车到渑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来事奉秦国。游说燕王【张仪】

译张仪替秦国破坏合纵、推行连横，对燕王说：“大王最亲近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亲近的了。从前赵王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想要兼并代国，约定同代王在勾注山的关塞相会，于是命令工匠制作一只金斗，把斗柄加长，使它可以用来击打人。他同代王饮酒，并暗中告诉厨人说：‘等酒喝到兴浓欢乐时，端上热羹；趁机把斗反过来打他。’到了酒兴浓厚欢乐之时，厨人端来热羹，便拿起斗击打代王，代王被杀，脑浆流满地面。他的姐姐听说后，拿簪子刺死自己，所以直到今天还有摩笄山。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赵王凶暴残忍，连亲人也不顾，这是大王明明看见并知道的。况且您认为赵王值得亲近吗？赵国出兵攻打燕国，两次包围燕都并劫持大王，大王割让十座城，他才退兵，以此向赵王谢罪。后来赵王又到渑池朝见秦王，献出河间来事奉秦国。如今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从云中、九原出兵，驱使赵国攻打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属于大王了。况且现在赵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郡县一样，不敢擅自出兵征伐。如今大王事奉秦国，秦王一定高兴，赵国也不敢妄动。这样西面有强大秦国的援助，南面又没有齐、赵的祸患，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燕王说：“寡人居住在偏僻的蛮夷之地，虽然身为大丈夫，才智却仅如婴儿，言语不足以求得正确的谋略，也不足以决断政事。如今上客幸而教导我，请允许我奉守国家，面向西方侍奉秦国，献出常山以南的五座城邑。” 游说秦国攻打魏国【张仪】张仪游说秦王说：“我听说，不知道却妄加言说，是不明智；知道却不说，是不忠诚。作为臣子而不忠，应当处死；言语不审慎，也应当处死。即使如此，我仍愿意把所听到的一切全部说出，请大王酌量我的罪过。我听说天下诸侯暗中亲近燕国，表面亲近魏国，联合楚国，巩固齐国，收拢残余的韩国，结成合纵，准备从西南来与秦国为难。我私下笑他们，世上有三种灭亡之道，而天下诸侯竟一同走上了它，这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我听说：‘以混乱攻打治理之国的必亡，以邪道攻打正道的必亡，以逆势攻打顺势的必亡。’如今天下各国的府库连粮囷都没有装满，仓廪空虚，却把全部士民都征发出来，张设军队数千百万，前面有白刃，后面有斧质，而他们都离弃这些，不能以死相战；并不是他们的百姓不能死，而是说到赏赐却不给予，说到刑罚却不执行，赏罚不能实行，所以百姓不肯死战。如今秦国发布号令，施行赏罚，只是还没有进攻而已，并没有彼此交战的事情。秦国把士卒从父母怀抱之中带出来；他们出生以来从未见过敌寇，一听到战争便赤足奔走，徒手裸身冲犯白刃，踏过炭火，在阵前决死的人到处都是。决心赴死与决心求生不同，而百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重奋勇。一人可以抵十人，十人可以抵百人，百人可以抵千人，千人可以抵万人，万人就可以战胜天下。” 如今秦国的地形可以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著名的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以及地形的利弊，天下没有哪一国比得上。凭这些与天下相争，天下不足以被秦国兼并而占有。因此可知，秦国作战从未不胜，进攻从未不夺取，所面对的敌人从未不被击破。开拓土地数千里，这是非常大的功业。然而铠甲兵器疲敝，士卒百姓困病，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囷仓廪空虚，四周诸侯也不服从，称霸称王的名号没有成就。这没有别的缘故，是谋臣都没有竭尽忠诚。我冒昧谈谈往事。从前齐国向南击破楚国，中间击破宋国，向西使秦国臣服，向北击破燕国，中间使韩、魏两国的君主听命；土地广阔而兵力强盛，战胜攻取，号令天下，济水清、黄河浊，足以作为界限；长城和巨大防御工事，足以作为关塞。齐国是一个经受过五次战争的国家，一次战斗不能取胜，齐国便不复存在了。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万乘之国的存亡。我又听说：‘削去树桩，挖出树根，不要让祸患有邻，祸患才不会存在。’

译秦国与楚人交战，大败楚军，袭击郢都，夺取洞庭以南五座城邑，江南的楚国玉石也被夺走；楚军向东逃跑，败伏在陈地。当时如果趁势用兵追击楚国，楚军便可以被消灭；消灭楚国，它的人民足以掠取，土地足以获利。向东可以增强齐、燕，向中部可以压制三晋，这样一举便可成就称霸称王的名声，四周诸侯都可以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率军退却，与楚人讲和，使楚人收拢亡国之民、聚集离散的百姓，建立社主，设置宗庙，命令他们率领天下诸侯面向西方与秦国为难；这已经是没有霸王之道的第一处了。天下诸侯同心合意，军队驻扎在华下，大王用诈术击破他们，兵至魏国都城大梁，包围大梁数十天，大梁就可以攻下。攻下大梁，魏国就可以消灭；消灭魏国，楚、赵的意图就会断绝。楚、赵的意图断绝，赵国便危险；赵国危险，楚国便孤立。向东可以增强齐、燕，向中部可以压制三晋，这样一举便可成就霸王的名声，四周诸侯都可以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率军退却，与魏氏讲和，使魏氏收拢亡国之民，聚集离散的百姓，建立社主，设置宗庙；这已经是没有霸王之道的第二处了。先前穰侯治理秦国时，使用一国的军队，却想成就两个国家的功业，所以军队终年暴露在外，士卒百姓在国内困病，霸王的名声没有成就；这已经是没有霸王之道的第三处了。赵氏处在各国中央，是各种人民杂居之地；它的百姓轻浮而难以使用，号令不能治理，赏罚不能取信，地形也不便利。赵王不能充分用尽百姓的力量，这本来就是亡国的形势，却不忧虑百姓，把全部士民都征集到长平之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用诈术击破赵军，攻下武安。”},{ 在这个时候，赵国上下彼此不亲近，贵贱之间互不信任。既然如此，那么邯郸就会守不住；攻下邯郸，保全河间，引军离去，向西攻打修武，越过羊肠山，降服代地和上党；代地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损失一副铠甲，不使一个百姓受苦，便都归秦所有。代地、上党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秦，东阳、河外不经交战就已经重新归齐，中呼沱池以北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燕。这样一来，只要攻取赵国，韩国必然灭亡；韩国灭亡，荆、魏就不能独立。这样一次行动便能使韩国毁坏、魏国衰败，挟制荆国来削弱齐、燕，决开白马津的堤口使水冲向魏国；一次行动就能使三晋灭亡，合纵诸国也会失败。大王只须拱手等待天下遍都归顺屈服，霸王的名号就可以成就了。然而谋臣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引军退去，同赵国讲和。凭大王的英明、秦军的强盛，霸王之业、尊贵的地位本来可以取得，却反而被亡国欺骗，这就是谋臣的拙劣。况且赵国本当灭亡却没有灭亡，秦国本当成就霸业却没有成就，天下本来就已经据此衡量秦国谋臣的才能了。后来秦军又把全部力量用来攻打邯郸，却不能攻下；丢弃铠甲兵器，愤怒而战栗地退却，天下本来就据此第二次衡量秦军的力量了。军队于是引兵退走，驻扎在李树下；大王又合并军队与赵军交战，却不能彻底战胜他们，双方再次疲惫退却，天下本来就据此第三次衡量秦军的力量了。在内，天下衡量了我们的谋臣；在外，天下看清了我们的兵力。由此看来，我认为要使天下合纵之势归服，难道还会困难吗？从内部说，我军铠甲兵器已经困顿，士卒百姓疲惫，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仓空虚；从外部说，天下同心合力，关系十分牢固。希望大王对此有所考虑。况且我听说，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如果谨慎地遵循这个道理，天下就可以占有。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纣王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军队，左边在淇谷饮水，右边在洹水饮水；淇水干涸了，洹水也不再流淌，仍凭此同周武王作战。周武王率领三千副白色铠甲的士卒，交战一天就攻破了纣王的国家，擒获纣王本人，占有他的土地，统治他的百姓，天下没有不感到痛惜的。智伯率领韩、魏、赵三国的军队，在晋阳进攻赵襄王，掘开水渠灌城，三年之久城池将

译要攻下。赵襄王把龟甲反复错综排列，屡次占卜，察看吉凶利害，究竟哪个国家可以降服；又派张孟谈暗中出城，破坏智伯的盟约，取得韩、魏两国的军队，进攻智伯的国家，擒获智伯本人，从而成就了赵襄子的功业。如今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精锐军队数以百万计；秦国的号令、赏罚以及地形的利害，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凭借这些同天下争战，天下就可以兼并而占有。

译臣冒死请求见大王，说明用来举兵击破天下合纵、攻取赵国、灭亡韩国、使荆国和魏国臣服、使齐国和燕国亲附，从而成就霸王名号、使四邻诸侯入朝的方法。请大王试着听听我的说法：如果一次行动不能破坏天下的合纵，不能攻取韩国，不能使荆、魏灭亡，不能使齐、燕臣服，不能使霸王的名号成就，四邻诸侯也不来朝见大王，就请把臣斩首示众于国中，以惩罚对国家不忠的人。《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三。明代贺复征编。说三。游说齐国联合三晋【秦国，陈轸】。秦国攻打魏国，陈轸联合三晋向东行动，对齐王说：“古代君王出兵讨伐，是想用正义匡正天下、建立功名，为后世留下事业。如今齐、楚、燕、赵、韩、梁六国接连相攻，不能建立功名，反而只足以使秦国强大而自己削弱，这不是崤山以东各国的上策。能够使山东各国陷入危难的，是强大的秦国。你们不忧虑强秦，却接连相互削弱，反而把自己的国家都送给秦国；这就是我认为山东各国的祸患：天下互相割让给秦国，秦国竟连刀也不必拿出来；天下互相煎熬供秦，秦国竟连柴薪也不必拿出来。秦国为什么这样聪明，而山东各国为什么这样愚蠢呢？希望大王明察。古代五帝、三王、五霸出兵讨伐，是讨伐不行正道的人。如今秦国讨伐天下却不是这样，凡是反抗秦国的君主必定被杀，侮辱秦国的百姓必定被杀或俘虏。如今韩国、魏国的百姓尚未曾触犯秦国，而齐国百姓却独自遭受这种祸患。这不是齐国亲近秦国而韩、魏疏远秦国，而是齐国距离秦国远、韩魏距离秦国近。如今齐国也将要接近祸患了。如今秦国想攻打大梁、绛、安邑；秦国取得绛、安邑，向东渡过黄河，必定形成河山表里之势，向东进攻齐国，攻取齐国直到海边；向南使楚、韩、魏陷于孤立，向北使燕、赵陷于孤立。齐国就没有办法施展计策了。” 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如今三晋已经联合，又订立兄弟般的盟约，派出精锐军队驻守大梁、绛、安邑，这是万世之计。齐国如果不赶快派精锐军队同三晋联合，必定会有后患。三晋联合后，秦国一定不敢攻打魏国，必定向南攻打楚国。楚、秦交战，三晋发怒，齐国又不参加，秦国一定向东攻打齐国。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国必有大忧，倒不如赶快出兵同三晋联合。”齐王恭敬地答应了，果然派兵同三晋联合。游说赵国联合韩、魏【陈轸】。陈轸对赵王说：三晋联合，秦国就弱；三晋分裂，秦国就强，这是天下人都看得明白的。秦国凭借燕国攻打赵国，凭借赵国攻打燕国，凭借魏国攻打赵国，凭借赵国攻打魏国，凭借楚国攻打韩国，凭借韩国攻打楚国，这也是天下人都看得明白的。然而山东各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是因为兵力弱小。既然弱小却又不能彼此统一，这究竟是秦国太聪明，还是山东各国太愚蠢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山东各国的忧患。老虎将要捕食禽兽时，禽兽并不知道老虎已经逼近自己，反而彼此争斗，双方都疲惫后各自回去，最终都死在老虎手中。所以，如果禽兽知道老虎已经逼近自己，就决不会彼此争斗了。如今山东各国的君主不知道秦国已经逼近自己，却还在彼此争斗，双方疲惫而归，把自己的国家送给秦国，智慧远远不如禽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如今有一件事必须赶快处理：秦国想攻打韩国、魏国，向东窥伺周王室，甚至到了睡梦中也不忘记的程度。如今秦国向南攻打楚国，是因为害怕三晋大规模联合。秦国攻打楚国，休战后又再次进攻，已经五年了，夺取楚地一千多里。如今秦国对楚王说：‘如果您肯移步来见寡人，我一定同楚国结为兄弟之国，一定替楚国攻打韩国、魏国，归还楚国原有的土地。’楚王认为秦国的话说得很好，又恼怒韩、魏不来救援自己，一定会归附秦国。秦国是有谋略的，所以派使者到赵国，用燕国作为诱饵来离间三晋。如今大王认为秦国的话说得好，想要攻打燕国，攻燕所得的粮食还没有吃饱，祸患已经临头了。楚王一旦进入秦国，秦、楚联合，面向东方攻打韩国。韩国南面没有楚国援助，北面没有赵国援助，不等秦国进攻，便会割地，带着马匹兔子般向西逃走。秦国同韩国结成上等交好，那么秦国的祸患怎么会不转移到魏国呢？凭秦国的强大，又有楚、韩的助力，魏国不等秦国进攻，也会割地带着马匹兔子般向西逃走。秦国同魏国结成上等交好，那么秦国的祸患就会在赵国境内盘旋了。凭强秦拥有韩、魏、楚三国的力量，又加上燕国的愤怒，赵国所割让的土地一定会很多。臣来这里，正是为了国家的这件事。臣所以说，事情有必须赶快做的：趁楚王还没有进入秦国，三晋彼此亲近、团结牢固，派出精锐军队驻守韩国、魏国的西部边境。楚王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不会进入秦国。秦国必定恼怒而接连攻打楚国，这样秦国的祸患就不会离开楚国，对三晋有利。假如楚王进入秦国，秦国看到三晋大规模联合而且团结牢固，一定不会出兵；楚王就会多割让土地，这样秦国的祸患也不会离开楚国，对三晋有利。希望大王仔细谋划。赵王于是立即发兵向南攻打山戎，驻守韩国、魏国的西部边境。秦国看到三晋团结坚固，果然没有放出楚王，并且要求楚国割让更多土地。替楚国游说秦国【陈轸】。楚国同齐国断绝关系，齐国出兵攻打楚国。陈轸对楚王说：“大王不如向东割让土地来同齐国和解，向西同秦国讲和。”楚王派陈轸到秦国。秦王对陈轸说：“您是秦国人。我是因为同您的旧交才这样说。我没有才德，不能亲自处理国事，所以您抛弃我而去事奉楚王。如今齐、楚相互攻打，有人说救援齐国方便，有人说救援齐国不方便，您难道不能出于忠心为您的君主筹划，同时把剩余的好处留给我吗？”陈轸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过那个到楚国游历的吴国人吗？楚王非常爱他，他生了病，所以派人问他：‘您确实病了吗？还是心里想念吴国呢？’左右侍从说：‘臣也不知道他是想念还是不想念。如果确实想念，他就会发出吴地的吟唱。’如今臣将替大王作吴地的吟唱。大王没有听过管与的说法吗？有两只老虎争夺一个人而相斗，管庄子准备刺杀它们。管与制止他说：‘老虎是凶猛的野兽，人是甘美的食物。现在两只老虎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小虎必死，大虎也必受伤。您等到老虎受伤后再刺杀它们，这样一次行动就能兼杀两虎。不费刺杀一虎的劳力，却能得到刺杀两虎的名声。’如今齐、楚交战，交战必有一方失败；失败的一方，您出兵救援它，就能得到救援齐国的好处，而没有攻打楚国的害处。这个计策听取还是拒绝，只有大王自己能够决定。” 谋划是事情的根本，听取意见是关系存亡的关键。谋划失误、听取意见错误，还能保有国家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说：谋划只要有一两个关键环节就难以违背，听取意见如果不失去根本和末节，就难以受到迷惑。替韩国游说秦国【周苏代】。

译韩国人攻打宋国，秦王大怒，说：“我爱宋国，就像爱新城、阳晋一样。韩珉同我交好，却攻打我最爱的地方，为什么呢？”苏代替韩国游说秦王说：“韩珉攻打宋国，正是为了大王。凭借韩国的强大来辅助秦国，宋、楚、魏一定会恐惧；恐惧之后一定会向西侍奉秦国。大王不折损一名士兵，不杀一个人，不费任何事情就能得到安邑，这就是韩珉向秦国祈求的事情。”秦王说：“我本来就担心韩国难以捉摸，时而合纵，时而连横；这件事又该怎么解释呢？”苏代回答说：“天下本来已经可以看清韩国了。韩国既然已经攻打宋国，就会向西侍奉秦国，用万乘之国的力量来辅助秦国；如果不向西侍奉秦国，宋国的土地就不能安定。中原那些白发的游说之士，都积聚心智，想要离间秦、韩的交往。伏在车轼上系紧车靷向西奔驰的人，没有一个说韩国好；伏在车轼上系紧车靷向东奔驰的人，也没有一个说秦国好。他们都不希望韩、秦联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晋、楚就显得聪明，而韩、秦就显得愚蠢。晋、楚联合，必定会窥伺韩、秦；韩、秦联合，必定会图谋晋、楚。请大王据此决定事情。”秦王说：“好。” 替信安君游说秦国【苏代】。秦国召魏国的信安君，信安君不想前往。苏代替他游说秦王说：“臣听说，忠诚不一定要结党，结党也不一定忠诚。如今臣愿意替大王陈述臣的愚见，只是担心信安君对下属官吏不忠，使自己犯下被斩断腰颈的罪过，希望大王明察。如今大王派人到魏国任职，是想使秦、魏的交往完好；臣却担心魏国反而更加怀疑秦国，将以此堵塞赵国，臣又担心赵国因此更加强大。魏王爱护、熟悉魏信，十分深厚；认为他有智慧而重用他，也十分优厚；魏王畏惧并严肃尊奉秦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如今大王派人进入魏国，如果魏国不用他，那么大王派人入魏就没有益处；如果魏国任用他，魏王就必须舍弃自己所爱、所熟悉的人，而任用自己所畏惧、所厌恶的人，这是魏王所不安的。舍弃万乘之国的政事而退让，这是魏信难以做到的。使别人的君主处在不安之中，使别人的国相去做不能做的事，却把这当作亲近的办法，关系就难以长久。因此臣担心魏国同秦国的关系会更加疑惧。况且魏信舍弃政事之后，赵国的谋臣一定会说：‘魏信既然舍弃秦国，秦国一定会让它所爱信的人来任用赵国的人；这样就是赵国得以保存而我国走向灭亡。’赵国安定而我国危险，于是上层有野战的气势，下层有坚守的决心。因此臣担心赵国会更加强大。大王想要修好同魏国的关系，同时使赵国小心戒备吗？” 不如任用魏信，并用尊贵的名位来抬高他。魏信侍奉大王，魏国就安定而他的名声尊贵；一旦离开大王，魏国就危险而他的权势就轻微。这样，魏信侍奉大王，对上来说是为他的君主尽忠，对下来说也使自己获得厚利；他侍奉大王一定会尽心尽力。赵国掌权的人一定会说：‘魏氏的名望和族姓并不高于我，土地的实际面积也不比我大。魏信凭魏国的力量侍奉秦国，秦国非常赞许他；国家因此得到安定，自身也得到尊贵。如今我同秦国构成祸难，军队成为招致灾祸和人质，国家处于被削弱、濒临危险的形势，这不是好计策。对外结下怨仇，对内产生祸患，自身处在死亡之地，这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他将会为先前的行动感到悲伤，为自己的行为悔过，希望得到利益，必定多割让土地以加深对大王的臣服；这样大王便可垂衣拱手，不费力气就得到大量土地作为利益，这是连尧、舜所求而不能得到的事情。臣希望大王明察。” 游说齐王不要称帝【苏代】。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在章华东门求见。齐王说：“啊！您来得很好。秦国派魏冉来送上帝号，您认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这样问我，正是忧患产生的根源。请大王姑且接受秦国所称的帝号，却不要准备称帝。秦国称帝，天下会安定；大王也称帝，就没有后患。而且推让、争夺帝号，本身没有什么损害。秦国称帝，天下会厌恶它；大王因此不称帝而收拢天下，这是很大的资本。况且天下拥立两个帝王，天下应当尊重齐国，还是尊重秦国？”齐王说：“尊重秦国。”苏代说：“放弃帝号，天下是爱齐国，还是爱秦国？”齐王说：“爱齐国而憎恨秦国。”苏代说：“如果两帝并立，约定攻打赵国，与攻打暴虐的宋国相比，哪一个有利？”齐王说：“攻打暴虐的宋国有利。”苏代回答说：“那样，盟约虽然相等，与秦国并称帝王，天下却只尊重秦国而轻视齐国。放弃帝号，天下就会爱齐国而憎恨秦国；攻打赵国不如攻打暴虐的宋国有利。所以希望大王明确放弃帝号，以收拢天下，背弃盟约而斥退秦国，不争夺尊贵的名号，并利用这个机会攻取宋国。拥有宋、卫以北的土地，齐国西部就会危险；拥有济水以西、赵国阿地以东的土地，齐国东部诸国就会危险；拥有淮北楚国以东的土地，楚国东部诸国就会危险；有陶、平陆，魏国的梁门就无法打开。放弃帝号而暂缓这些事，以攻打暴虐宋国为目标，国家就会尊重，名声就会尊贵。” 燕国、楚国之所以在形势上臣服，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这是商汤、周武王的举动。暂且尊敬秦国以取得名义，然后再使天下憎恨秦国，这就是所谓以卑下取得尊贵。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于是齐国取消帝号，重新称王。秦国也取消帝位。游说魏王不要与秦国讲和【苏代】

译五国攻打秦国，没有功劳便返回。后来齐国想攻打宋国，秦国禁止它。齐国派宋郭到秦国，请求联合秦国攻打宋国，秦王答应了。魏王害怕齐、秦联合，想与秦国讲和。苏代对魏王说：“秦王对宋郭说：‘分割宋国的城邑，使宋国强大者屈服的，是六国；趁宋国衰敝而与大王争夺利益的，是楚国、魏国。请大王不要禁止楚国攻打魏国，而大王自己只管攻取宋国。大王攻打宋国，请刚柔两种手段都使用。像宋国这样的国家，欺骗它不算违逆，杀害它也不算结仇。大王不要先同它讲和来取得土地，既然已经得到土地，又用武力攻打它，只求吞食宋国罢了。’我听到这些话，私下替大王担忧。秦国一定将把这种办法用于大王，也一定会胁迫大王来索取土地；既已取得土地，又将用武力攻打大王；还一定会说大王，使大王轻视齐国，导致齐、魏的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会收拢齐国，向东索取大王的土地。秦国曾经这样对待楚国，也曾经这样对待韩国。希望大王深思熟虑。秦国善待魏国，实在难以预料。所以替大王筹划，上策是攻打秦国，其次是以宾客之礼对待秦国，再其次是坚定盟约，详尽地同盟国讲和，彼此不要结仇。秦、齐一旦联合，国家就无法保全了。” 大王还是听从我的话，千万不要与秦国讲和。秦国权势重大，魏冉又明察，所以凡是有人说伤害秦国的话，都不敢公开说出来。天下可以让秦国受攻打，就暗中劝说，却不敢公开谋划；看见天下要伤害秦国，就先出卖盟国来为自己解脱；天下可以让各国以宾客之礼对待秦国，就说自己是被盟国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允许这样做，就先行离开盟国，把秦国作为上等交往，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像这样的人，出卖大王来作为自己的资本，怎么能使国家免除祸患？能够使国家免除祸患的人，必定把三种办法都推究实行：上策不可行，就实行中策；中策不可行，就实行下策。下策也不可行，就明言不与秦国联合而保存自己，同时削弱秦国，使秦国无法得到百般怨恨和百般利益，只得到自己的利益。安定国家，不让天下出卖魏国而与秦国联合，这才是使国家免除祸患的计策。我哪里足以承担这种责任？即便如此，希望您评议我的计策。燕、齐是仇国，秦国却同魏国结兄弟之交。联合仇国来攻打婚姻之国，我为此深感忧虑。黄帝在涿鹿之野作战，西戎的军队没有到来；大禹攻打三苗，东夷的百姓没有赶赴。用燕、齐攻打秦国，是黄帝都难以做到的事，而我已经使燕国出兵、齐国起兵了。” 我又遍事三晋的官吏：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余等人，我都跟随并加以劝说，担心他们怀疑要攻打秦国。我又亲自使自己在秦国面前蒙受羞辱，装扮成请求焚烧天下秦国符传的人，是我；后来传达焚烧符传盟约的人，也是我；想使五国约定封闭秦国关隘的人，也是我。奉阳君、韩余已经讲和，苏修、朱婴都暗中在邯郸。我又游说齐王并前往破坏这件事，使天下各国共同讲和。于是让苏修把这些话游说天下，又把齐国作为上等交往对象，请求攻打魏国。我又以死相争，最终果然向西进军；又因苏修重新报复。我并不是不知道秦国权势重大，然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您。” 游说燕昭王不要入秦而实行合纵【苏代】秦国召见燕王，燕王想前往。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得到枳地而国家灭亡，齐国得到宋国而国家灭亡。齐、楚不能凭借拥有枳地、宋国来保有国家，那么侍奉秦国又有什么用呢？这说明凡是有功的国家，都是秦国的深仇。秦国想取得天下，不是实行仁义，而是实行暴政。秦国施行暴政，先向天下公开宣告。秦国告诫楚国说：‘蜀地的铠甲部队，乘轻舟漂浮在汶水上，趁夏季水涨顺江而下，五天就能到达郢都。汉中的铠甲部队，乘轻舟从巴地出发，趁夏季水涨顺汉水而下，四天就能到达五渚。寡人积聚铠甲军队在宛地以东，向下攻取随地，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发怒。寡人进攻楚国，就像射取飞隼一样容易。大王难道要等天下攻打函谷关吗？那不是太晚了吗？’楚王因此侍奉秦国十七年。秦国明确告诫韩国说：‘我从少曲出兵，一天之内就能截断太行山道路；我从宜阳出兵，触及平阳，两天之内韩国没有不被攻取的地方；我离开东周、西周而攻郑，五天之内韩国全国都将被攻取。’韩国认为这话有道理，所以侍奉秦国。秦国明确告诫魏国说：‘我攻取安邑，堵塞女戟；韩国从太原卷入，向下直达轵道，取道南阳，封锁冀地，并吞东周、西周。乘夏季水涨驾轻舟而下，强弩在前，锋利的戟在后，决开荥口，魏国就没有大梁；决开白马津的河口，魏国就没有济阳；决开宿胥的河口，魏国就没有虚、丘；陆路进攻就攻取河内，水路进攻就淹灭大梁。’” 魏国认为这些话有道理，所以侍奉秦国。秦国想攻打安邑，担心齐国占有它，便把宋国交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制作木人来象征寡人，射它的脸。寡人同宋国土地隔绝，军队又远，不能攻打它。如果大王能够击破宋国并占有它，寡人就像亲自得到它一样。’秦国已经取得安邑、堵塞女戟，便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秦国想攻打韩国，担心天下救援韩国，便把齐国交给天下，说：‘齐王四次同寡人订约，四次欺骗寡人，曾三次想率领天下攻打寡人。有齐国就没有秦国，有秦国就没有齐国，一定要攻打它，一定要灭亡它。’秦国已经取得宜阳、少曲，夺取蔺、离石，便把攻破齐国作为天下的罪过。秦国想攻打魏国，重视楚国，便把南阳交给楚国，说：‘寡人本来就将同韩国断绝关系，摧毁黾陵，堵塞黾隘。如果对楚国有利，寡人就像自己拥有这些地方一样。’魏国抛弃盟国而与秦国联合，秦国便把堵塞黾隘作为楚国的罪过。军队在林中受困，秦国重视燕、赵，便把胶东交给燕国，把济西交给赵国。秦国已经同魏国讲和，扣留魏公子延，便借犀首的名义行动而攻打赵国。军队在离石受伤，又在马陵遭到失败，秦国转而重视魏国，便把叶、蔡交给魏国。秦国已经同赵国讲和，就胁迫魏国。魏国不割地，陷入困境，秦国便让太后、穰侯出面讲和。” 秦国取胜时，就连舅舅和母亲也一起欺骗。对燕国使者说：‘把胶东给燕国。’对赵国使者说：‘把济西给赵国。’对魏国使者说：‘把叶地给魏国。’对楚国使者说：‘把塞、鄳隘给楚国。’对齐国使者说：‘把宋国给齐国。’一定要让这些话彼此循环，用兵像刺杀飞虫一样反复迅速。母亲不能识破，舅舅也不能约束。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国所杀三晋百姓达数百万人；如今活着的人，都是死于秦国的孤儿。西河以外、上雒之地、三川和晋国所遭受的祸患，以及三晋的一半土地，秦国造成的祸患竟这样大。然而燕、赵两国侍奉秦国的人，都拿争相侍奉秦国的话劝说自己的君主，这是我最大的忧患。燕昭王没有前往，苏代又重新受到燕国重用；燕国反过来约请诸侯合纵亲善，像苏秦当年一样，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而天下从此尊奉苏氏的合纵盟约。苏代、苏厉都以长寿终老，名声显扬于诸侯。” 游说韩王谋划对付秦国【某人】

译有人对韩王说：“秦王想在魏国发动事变，又想攻打并使安邑投降，韩国的计策将从哪里施行呢？秦国想攻打韩国，并向东窥伺周王室，已经到了睡梦中也不能忘记的程度。如今韩国不察觉，反而想与秦国联合，必然会成为崤山以东各国的大祸。秦国想攻打魏国，是想得到魏国来逼近韩国，又担心魏国不听从，所以想痛击魏国以巩固秦、魏交情。大王不察觉，反而想保持中立，魏国一定会因韩国不与自己联合而恼怒，必然转而为秦国所用，韩国就一定会被攻取。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不如赶快派遣重要使者到赵国，和魏国重新结为兄弟，使崤山以东各国都派精锐军队戍守韩国、魏国的西部边境。如果不这样做，崤山以东各国就没有办法救亡，这是万世之计。秦国想兼并天下，大王如果不与秦国联合，即使古代共同侍奉秦国，虽然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秦国仍将灭亡你；行为即使像伯夷一样，秦国仍将灭亡你；行为即使像桀、纣一样，秦国仍将灭亡你。即使善意侍奉秦国，也没有益处，不能凭此保存国家，只足以使自己很快灭亡。这样看来，崤山以东各国如果不能合纵亲善、彼此坚定如一，就一定都会灭亡。” 游说韩国尊奉秦国【某人】有人对郑王说：“昭厘侯，是一代的明君；申不害，是一代的贤士；韩国与魏国，是势力相当的敌对国家。申不害和昭厘侯手执玉圭去朝见魏王，并不是喜欢卑下、厌恶尊贵，也不是考虑错误、议论失当。申不害谋划政事时说：‘我手执玉圭到魏国朝见，魏王一定会在韩国面前得到满足，也一定会在天下面前显得骄纵。这样魏国就会疲敝，诸侯厌恶魏国，一定会侍奉韩国。这是我屈居一人之下，却伸展于万人之上。’削弱魏国军队而提高韩国的权势，没有比朝见魏国更好的办法了。昭厘侯听从并实行，这是明君；申不害思虑政事而提出建议，这是忠臣。如今的韩国比当初的韩国弱，如今的秦国比当初的秦国强。如今秦国已经有了魏王的心思，而大王和群臣却不以尊奉秦国来安定韩国，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英明比不上昭厘侯，大王的群臣也没有一个比得上申不害。从前秦穆公在韩原一次战胜，便在西州称霸；晋文公在城濮一次战胜，便安定了天子。这都是凭一次胜利建立尊贵的号令，在天下成就功名。如今秦国已经强盛数代，大胜有十多次，小胜有上百次；大的胜利却不能称王，小的胜利也不能称霸，尊贵的名声没有建立，号令也不能施行。” 然而《春秋》中用兵，难道不是为了寻求使君主尊贵、使王业在天下成就吗？从前先王的攻伐，有为名义而作的，有为实际而作的。为名义而攻伐，是攻打对方的内心；为实际而攻伐，是攻打对方的形势。从前吴国与越国交战，越人大败，退守在会稽山上。吴军进入越国，挨家挨户安抚越人。越王派大夫种到吴国求和，请求男子做臣，女子做妾，自己亲自拿着禽鸟跟随在吴国使者的车后。吴人果然听从他的言辞，与越国讲和却不订立盟约，这是攻打对方内心。后来越国与吴国交战，吴人大败，也请求男子做臣、女子做妾，反过来按照越国侍奉吴国的礼节侍奉越国，越人没有听从，于是残灭吴国，擒获夫差；这是攻打对方形势。如今是要攻打对方的内心吗？那就应当像吴国；是要攻打对方的形势吗？那就应当像越国。既然攻打形势比不上越国，攻打内心比不上吴国，而君臣上下、长幼贵贱却全都高呼霸王，这就好像站在井中却说：‘我将替你寻找火。’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杀国相，兼君许异逼迫列侯，将他们杀死，拥立许异为郑君。韩国的军队没有不听从号令的，这是因为许异在前面率先实行。因此列侯做君主，许异终身做相国；韩国尊重许异，就如同尊重列侯一样。” 如今郑君已经不能被拥立为君，虽然可以亲自做他的相国，却说‘我不这样做’，难道不是谋划过失吗？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没有一次不是凭借周襄王的命令。这样看来，即使尊崇周襄王，齐桓公也照样成就了霸业。九次会合诸侯对齐桓公的尊崇，也如同对周襄王的尊崇一样。如今周天子已经不能被拥立为王，虽然可以像齐桓公那样行事，却说‘我不这样做’，难道不是谋划过错而且不知道尊崇吗？韩国的士人有数十万，都拥戴列侯为君，唯独许异取得相位，没有别的原因。诸侯的君主没有不在周王室任事的，而齐桓公独自取得霸业，也没有别的原因。如今强国将要创立帝王事业，而有国家率先侍奉它，这就是齐桓公、许异一类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没有善于谋划吗？先行给予强国利益，强国如果能够称王，我就一定成为它的霸主；强国如果不能称王，我也可以躲避它的兵锋，使它不来攻打我。这样，强国的事业成功，我就拥立帝号而成就霸业；强国的事业不成功，也仍然等于它厚待了我。如今先与强国交好，强国事业成功就有福，事业不成也没有祸患。因此，先行与强国交好，是圣人的计策。”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四 （明）贺复征编 ○说四 游说秦昭王【楚国黄歇】

译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冬夏就是这样；推到极端就会危险，层层堆叠的棋子就是这样。如今大国的土地占天下一半，有两个边远方向；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万乘之国从未有过的形势。先帝文王、武王，以及大王本人，三代都没有把土地连接到齐国，以此断绝合纵亲善的关键。如今大王派成桥在韩国主持事务，成桥已经向北进入燕国；这是大王不使用铠甲、不伸张威势，便取得百里土地，大王可以说很有能力。大王又发动铠甲兵器攻打魏国，堵塞大梁的门户，攻取河内，夺取燕、酸枣、虚、桃，使楚、燕的军队进入，像云飞翔一样却不敢抗衡；大王的功劳也很多了。大王休整铠甲、让众军休息两年，然后再次出兵，又取得蒲衍、首垣，以此逼近平丘、小黄、济阳，魏氏便环城而降服了。大王又割取濮磨以北的土地归属燕国，截断齐、秦之间的要道，隔绝楚、魏的中枢；天下诸侯五次联合、六次聚集，都不敢救援，然而大王的威势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大王如果能保持功业、守住威势，减少攻伐的念头，扩充仁义的教诫，使灭亡不再留下后患，那么三王也不足与您相比，四霸、五霸也不足以与您相比。大王如果倚仗众多的人力，依靠强大的铠甲兵器，摧毁魏氏的威势，又想凭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我担心会有后患。” 《诗》说：‘没有事情不是有个开始，却很少能够有终结。’《易》说：‘狐狸涉水沾湿了尾巴。’这些话说的是开始容易，结束困难。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智伯只看见攻打赵国的利益，却不知道榆次的祸患；吴国只看见攻打齐国的便利，却不知道在干隧溃散的结局。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取得大功，而是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却轻视了后来的祸患。吴国信任越国，于是跟随越国攻打齐国，后来却在三江之滨被越王擒获；智伯相信韩、魏，带领他们攻打赵国，攻打晋阳城，胜利指日可待，韩、魏却反过来攻打他，在凿台之上杀死智伯瑶。如今大王嫉妒楚国没有被摧毁，却忘了摧毁楚国会使魏国强盛。我替大王考虑，认为这不可取。《诗》说：‘大武远处安居，不从这里渡过。’由此看来，楚国是援助，邻国就是敌人。《诗》又说：‘别人的心思，我可以揣度。’跳跃的狡兔，一遇到猎犬就会被捕获。如今大王在中途相信韩、魏善意侍奉大王，这正是吴国相信越国的情形。我听说敌人不可轻视，时机不可错过；我担心韩、魏用卑下的言辞谋划祸患，实际上是在欺骗大国。大王已经失去了历代施德于韩、魏所得到的厚重关系，反而结下了历代的怨恨。”}], 韩、魏的父子兄弟接连死在秦国手里，已经有百代之久了。本国残破，社稷毁坏，宗庙倾覆，有的被剖腹折颐，身首分离；尸骨暴露在荒草泽地，僵硬的头颅彼此相望于边境。父子老幼被捆绑俘虏，接连在道路上；鬼神和狐狸等也没有东西可吃，百姓无法安生，族类离散，流亡而成为臣妾的人，遍满天下。韩、魏不灭亡，是秦国的忧患。如今大王攻打楚国，不也是失策吗？大王攻楚之日，难道还要从仇敌韩、魏那里借道出兵吗？军队出发以后，大王又担心它不能返回。这样，大王就是把军队资助给仇敌韩、魏，韩、魏一定会攻取随阳以右的土地。这些地方都是大河大川、山林溪谷之间不能供食的土地，大王即使占有它们，也不能算取得土地。这样，大王只有毁坏楚国的名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况且大王攻楚之日，四国一定会全部起兵响应大王。秦、楚两国交战而不能脱离，魏国将出兵攻打留、方与、铚、胡陵、砀、萧，那么原宋国的土地必定全被攻取。齐国人向南越过泗水以北，必定会全部夺取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平原四通、土地肥沃之地。大王却让齐国独自攻取它们，等于大王击破楚国，却使韩、魏在中原获得肥沃土地，并使齐国强盛起来。到那时，韩、魏的强大就足以与秦国抗衡了。这样，齐国南面以泗水为边界，东面背靠大海，北面依凭黄河，后方没有忧患，天下各国没有比齐国更强的。齐、魏得到土地、保有利益，却假意侍奉下级官吏；一年以后，齐、魏便可以称帝。如果不能这样做，要阻止大王称帝，也还绰绰有余。以大王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兵甲强盛，却把土地送给楚国，使韩、魏屈服，并使帝位的尊贵归于齐国，这是大王的失策。臣替大王谋划，不如亲善楚国。秦、楚合为一体来对付韩国，韩国一定会俯首投降。大王以崤山以东的险要为衣襟，以黄河曲折之处的便利为腰带，韩国一定会成为关中的侯国。如果这样，大王用十万军队戍守郑、梁氏，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就会心寒，不敢前来。这样一来，魏国也会成为关内侯。大王只要对楚国示好一次，关内两个拥有二万乘兵车的君主就会把土地送给齐国，齐国西面的土地便可以拱手取得。这就使大王的土地一带连接两海，截断天下的交通。这就会使燕、赵没有齐、楚，使齐、楚没有燕、赵。然后再威逼燕、赵，牵制齐、楚。这四国不用等到遭受重创，就会屈服了。游说燕王、赵王救援魏国【齐国田文】。

译秦国将要攻打魏国，魏王听说后，连夜召见孟尝君，对他说：“秦国将要攻打魏国，您替寡人谋划一下，该怎么办？”孟尝君说：“如果有诸侯来救援，国家就可以保存。”魏王说：“寡人希望您亲自出行，并郑重地为此订立盟约，给您车一百乘。”孟尝君到了赵国，对赵王说：“我田文愿意借用赵国的军队来救魏国。”赵王说：“寡人不能答应。”孟尝君说：“我之所以冒昧请求借兵，是因为忠于大王。”赵王说：“可以把其中的道理说给我听吗？”孟尝君说：“赵国的军队，并不比魏国的军队强；魏国的军队，也不比赵国的军队弱。然而赵国的土地不会年年危险，百姓也不会年年死亡；魏国的土地却年年危险，百姓也年年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魏国在西面替赵国遮挡秦军。如今赵国不救魏国，魏王同秦国歃血订盟，这就等于赵国要同强大的秦国接壤，赵国的土地也将年年危险，百姓也将年年死亡了。这就是我田文忠于大王的原因。”赵王答应了，便准备起兵十万，战车三百乘。孟尝君又向北去见燕王，说：“前些日子，公子曾经约定两国君主结交；如今秦国将要攻打魏国，希望大王救援魏国。”燕王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收成不好了，如今又要行军数千里去援助魏国，那将怎么办呢？” 田文说：“行军数千里去救援别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事。如今魏王一走出国门就看见军队，即使想行军数千里去援助别人，还能做得到吗？”燕王仍然没有答应。田文说：“臣把有利的计策献给大王，大王却不用臣忠心提出的计策，我田文请求离去了，只怕天下将要发生大变。”燕王说：“大变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田文说：“秦国攻打魏国，却不能攻克魏国；而台榭已经被焚烧，游地已经被夺取；燕国又不救魏国，那么魏王一定会降低身份、割让土地，把国家的一半送给秦国，秦国一定会撤兵。秦国已经离开魏国，魏王便会集合韩、魏两国的军队，又向西借用秦国的军队，凭借赵国的兵力，以四国的军队攻打燕国，大王那时能得到什么好处？是行军数千里去援助别人有利吗？还是走出燕国南门就能看见军队有利吗？到那时，道路近了，运输也容易了。”燕王问：“那究竟有什么好处？”燕王说：“您出发吧，寡人听从您的意见。”于是为田文起兵八万，战车三百乘，跟随田文。用射鸟之说游说顷襄王【楚国，作者姓名失载】。楚国有一个人，喜欢用弱弓和细小的丝绳，射取水鸭和大雁。顷襄王听说后，召见他询问。那人回答说：“小臣所喜欢的，不过是射鶀、雁和罗鸗；用小箭发射，这有什么值得向大王说的呢？况且凭借楚国的强大、依靠大王的贤明，我所要射取的并不只是这些。过去，三代用弋射取道德，五霸用弋射取战国。因此，秦、魏、燕、赵就像鶀鸟；齐、鲁、韩、卫就像青首；邹、费、郯、邳就像罗鸗。其余在外的，就不值得射取了。如今眼前有六双鸟，大王打算取得哪一种呢？大王为什么不用圣人做弓，用勇士做丝绳，按时张弓来射取它们呢？这六双鸟，完全可以捕获后装袋运走。那种快乐不只是早晚射鸟的快乐，所获得的也不只是水鸭、大雁这样的实物。大王早晨张弓，射向魏国大梁城的南面，再射中它的右臂，使那里直接同韩国相连接，那么中原的道路就会断绝，上蔡郡也会毁坏。回头再射向圉地的东面，解开魏国的左肘，同时从外部攻击定陶，那么魏国东部的外围土地就会被弃守，大宋、方与两个郡也会全部取得。况且魏国两臂被断，就会颠覆败亡。正面攻击郯国，大梁就可以取得并据有。大王在兰台系好丝绳，饮马于西河，平定魏国大梁，这就是发射一箭的快乐。” 如果大王对于弋射确实喜爱而不厌倦，那么就拿出宝弓和碆制的新丝绳，射取东海的噣乌；回头再覆盖长城，把它作为防线，早晨射东莒，傍晚射浿丘，夜里再加射即墨；回头据守午道，那么长城以东就可以收取，太山以北也可以全部夺取。向西同赵国结成边界，向北通达燕国，三国布置■〈羽氐〉，那么合纵之势不用等待约定就可以形成。向北游目于燕国的辽东，向南登高远望越国的会稽，这是第二次发射的快乐。至于泗水一带的十二个诸侯，只要左边牵制、右边拂击，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消灭。如今秦国攻破韩国，反而留下长久的忧患；得到许多城邑，却不敢守卫。攻打魏国却没有功效，攻击赵国反而遭受困病，这样秦、魏的勇力就屈服了。楚国过去的土地，如汉中、析、郦，都可以重新取得。大王拿出宝弓和碆制的新丝绳，渡过鄳塞，等待秦军疲惫；山东、河内就可以合为一体。使百姓劳作之后得到休息，使军众得到休养，面向南方称王。因此说：秦国像一只大鸟，背负着天下而居，面向东方站立；左臂据守赵国西南，右臂接触楚国的鄢、郢，胸部攻击韩、魏，低头俯视中原。它所处的形势既便利，又占有地利；如果振翅鼓动■〈羽氐〉，方圆三千里，那么秦国就还不能由自己独自招致天下、在夜间射猎。”}], 这是想要激怒襄王，所以故意这样回答。襄王于是召见他同他交谈，他便说：“先王被秦国欺骗，客死在国外，没有比这更大的怨恨了。如今一个普通人有怨恨，尚且可以报复万乘之君，白公子胥就是这样。如今楚国土地纵横五千里，拥有带甲士卒百万，仍然足以在原野上纵横驰骋。现在却坐视受困，臣私下认为大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于是顷襄王派使者到诸侯各国，重新组织合纵，想要借此攻打秦国。想要替齐王游说魏国之事【齐国，姓名失载】

译齐国想要攻打宋国，秦国命令起贾禁止齐国这样做。齐国于是援助赵国来攻打秦国。秦王大怒，把怨恨归咎于赵国。李兊约合五国攻打秦国，没有成功，把天下的军队留在成皋，又暗中同秦国讲和。又想让秦国攻打魏国，以解除秦国对赵国的怨恨，自己取得封地。魏王对此不高兴。齐国人对齐王说：“臣替大王对魏王说：三晋都有秦国的祸患，如今攻打秦国，是为了赵国。五国攻打赵国，赵国必定灭亡。齐国驱逐李兊，李兊必定死亡。如今攻打秦国，是为了救李先生免于死亡。现在赵国把天下的铠甲军队留在成皋，却暗中把它们卖给秦国；讲和以后，又让秦国攻打魏国，以便成就李兊私下取得封地的目的。大王侍奉赵国，得到了什么呢？况且大王曾经渡过漳水，亲自到邯郸朝见，抱着阴成，背负蒿葛孽，为赵国充当屏障，而赵国没有替大王做任何事情。如今赵国又把河阳、姑密封给他的儿子，却反而让秦国攻打大王，以便取得阴地。这样以后，大王才知道赵国的贤能不如大王。若把侍奉赵国的做法拿出一半来收服天下，齐国天下还有谁敢谋害大王吗？大王侍奉齐国，没有入朝的耻辱，也没有割地的费用。齐国为了大王的缘故，在燕、赵面前空竭国力，在两千里之外用兵，所以攻城野战从来没有不替大王先行，替大王承受箭石的。齐国取得两座都城，把河东全部割让献给大王。从此以后，秦国攻打魏国，齐国没有一年不到大王的边境来援助。请问大王拿什么报答齐国，才算合适呢？”韩珉身处赵国，距离齐国三千里，大王因此怀疑齐国，说：“其中有秦国的阴谋。”如今大王又把旧日的薛公任命为相国，亲善韩徐以建立最高等级的交往，尊重虞商作为贵宾，大王难道还可以反过来怀疑齐国吗？于是魏王听了这番话，极大地压抑了想要侍奉齐王的念头，却更加追究他对赵国的怨恨。臣希望大王赶快让魏国听从自己，不要让魏王憎恶大王。臣请求替大王把魏王的怨恨转移到赵国身上，希望大王暗中尊重赵国，不要让秦国看出大王尊重赵国。秦国看见这一点，也将尊重赵国；齐、秦交相尊重赵国，臣一定会看到燕、韩、魏也将尊重赵国。这样各国都不敢同赵国一起处理三国的事务，赵国合纵亲善并同秦国联合，一定会使大王声望更高。臣所以希望大王遍布威势胁迫天下，却使各国都私下甘心接受。大王派臣凭韩、魏和燕国胁迫赵国，使丹心甘情愿；凭赵国胁迫韩、魏，使臣心甘情愿；凭三晋胁迫秦国，使顺心甘情愿；凭天下胁迫楚国，使珉心甘情愿。这样天下都会逼迫秦国来侍奉大王，却不敢彼此偏私。各国的交往确定以后，大王再作选择。” 游说应侯辞去相位【秦国蔡泽】

译蔡泽听说应侯任用郑安平、王稽，两人都在秦国犯有重罪，应侯内心惭愧。蔡泽于是向西进入秦国，将要拜见昭王，便让人公开散布话语来激怒应侯说：“燕国客卿蔡泽，是天下雄伟俊杰、宏辩多智的人。他一旦见到秦王，秦王一定会使您困窘并夺去您的相位。”应侯听说后说：“五帝三代的事情，诸子百家的学说，我都知道；众人的辩论，我也都能击破。蔡泽怎么能使我困窘并夺去我的相位呢？”于是派人召蔡泽。蔡泽进来，只向应侯作了一揖。应侯本来就不高兴，见到他后又表现得傲慢。应侯于是责备他说：“您曾经公开说想要取代我做秦国的相国，难道有这回事吗？”蔡泽回答：“是。”应侯说：“请让我听听您的说法。”蔡泽说：“唉！您为什么见识得这样晚呢？四时运行有次序，功业成功的人就应当离去。人生百体坚强，手足灵便，耳目聪明，心地圣明智慧，这难道不是士人的愿望吗？”应侯说：“是。”蔡泽说：“本性仁厚，秉持义理，推行道义、施行德政，在天下取得志向；天下人怀着快乐、敬爱而尊崇仰慕他，都愿意奉他为君王，这难道不是才智之士所期望的吗？”应侯说：“是。”蔡泽又说：“富贵显荣，成就治理万物的事业，使万物各得其所；使人的性命长寿，终享天年而不夭折受伤；天下人继承他的传统，守护他的事业，传之无穷；名声与事实都纯正完美，恩泽流布千里，世世代代称颂他而不绝，与天地同始终，这难道不是合乎道义的征兆，也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 应侯说：“是。”蔡泽说：“至于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种，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值得羡慕吗？”应侯知道蔡泽想使自己困窘，却故意用反话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呢？”公孙鞅侍奉孝公时，竭尽自身而没有二心，尽力为公而不顾私利；设置刀锯般严酷的刑罚来禁止奸邪，确实执行赏罚来达到治理；剖露内心表达真情，承受怨恨责罚，欺负旧日朋友，夺取魏公子卬的土地，安定秦国社稷，使百姓获利，最终成为秦国的禽将，击破敌人，夺地千里。吴起侍奉悼王时，使私事不能损害公事，使谗言不能蒙蔽忠诚；言语不苟且迎合，行为不苟且取容；不因危险而改变行为，实行义行而不逃避艰难；为了成为霸主、使国家强盛，不躲避祸患凶险。大夫种侍奉越王时，君主即使困窘受辱，他仍竭尽忠诚而不懈怠；君主即使濒临灭亡，他仍竭尽才能而不离弃；功业成功后不自夸，富贵以后不骄傲懈怠。像这三个人，确实是义的极致、忠的典范。因此君子可以因义而死于患难，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归；活着受辱不如死后荣耀，士人本来就有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的，只要义所在，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蔡泽说：“君主圣明、臣下贤能，是天下最大的福气；君主明察、臣下正直，是国家的福气。” 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贞节，是家庭的福气。所以有众多忠臣却不能保存殷商，伍子胥有智慧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而晋国仍然动乱。这些都是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亡、混乱，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明君贤父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天下人把他们的君父看作可耻之人，却同情他们的臣子儿子。如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作为臣子，就是这样；他们的君主却并非如此。所以世人称说三人建立功业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恩德，难道是羡慕生不逢时而死去吗？如果一定要等到死后才可以树立忠诚、成就名声，那么微子就不够仁，孔子就不够圣，管仲就不够伟大了。人建立功业，难道不是希望功业能够成全吗？自身和名声都保全，是上等；名声可以为后人效法而自身死亡，是次等；名声留下耻辱而自身保全，是下等。”这时应侯称善，蔡泽稍稍得到机会，于是说：“商君、吴起、大夫种，作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业，这当然值得羡慕。闳夭侍奉文王，周公辅佐成王，难道不也是忠而且圣吗？从君臣关系来说，商君、吴起、大夫种值得羡慕，和闳夭、周公旦相比，谁更值得羡慕呢？”应侯说：“商君、吴起、大夫种比不上他们。” 蔡泽说：“既然如此，那么您的君主慈仁而任用忠臣，敦厚而重视旧交；他的贤明智慧同有道之士亲密如胶漆，不背弃功臣。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相比，谁更贤明呢？”应侯说：“不知道怎么样。”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臣，尚且比不上秦孝公、楚悼王、越王；而您所设置的智谋，能够替君主安危、整顿政治、治理乱局、强兵御患、克服困难、扩张土地、增加粮食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家给而君主强盛、尊崇社稷、显耀宗庙，使天下没有人敢欺凌侵犯他的君主；君主的威势震动海内，功业显扬于万里之外。您同商君、吴起、大夫种相比如何？”应侯说：“比不上。”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臣而不忘旧交，比不上孝公、悼王、勾践；而您的功绩、受爱信任和亲近宠幸，又比不上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您的俸禄、职位、尊贵显盛，以及私家的财富，都超过了这三人，而您还不退隐，我恐怕您的祸患会比这三人更严重，私下替您感到危险。”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移，月亮满了就会亏缺，万物盛极就会衰败，这是天地运行的常理。进退、盈缩随着时势变化，是圣人的常道。所以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隐退。圣人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大人。’不合乎义而得到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如今您的怨仇已经报复，恩德已经报答，心愿已经达到极点，却还没有改变计划，臣私下认为您不应这样做。况且翠鸟、鸿鹄、犀牛、大象，凭它们所处的形势，本来并非不能远离死亡，但它们之所以死亡，是因为被诱饵迷惑。苏秦、智伯的智慧，并非不足以避开耻辱、远离死亡，但他们之所以死亡，是因为被贪图利益而不知停止所迷惑。因此圣人制定礼制、节制欲望，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有一定限度，使役百姓要合时宜，使用财物要有节制，所以志向不过分，行为不骄纵，始终同道相合而不失其道，于是天下承受其恩而不绝。过去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匡正天下，到葵丘会盟时产生了骄傲自满的心思，背叛他的有九国。吴王夫差的军队天下无敌，凭勇武强盛而轻视诸侯，欺凌齐、晋，所以终于杀身亡国。夏育、太史敫呼喝之声使三军震骇，然而自身却死在平庸之人手里。这些都是乘着极盛而不知回头，不遵守道理、不安居于卑下退让和俭约的祸患。商君替秦孝公明确法令，禁止奸邪的根本，尊贵的爵位一定赏赐，有罪一定惩罚；统一权衡，端正度量，调节轻重，破除阡陌，使百姓的产业安定而风俗统一；劝导百姓耕种土地，以一户人家专做一件事，努力耕田、积蓄粮食，学习作战布阵的事情。因此军队出动，土地就扩大；军队休息，国家就富足，所以秦国天下无敌，在诸侯中树立威势，成就了秦国的事业。

译功业已经成就，却终于被车裂。楚国土地纵横数千里，拥有持戟士卒百万；白起率领数万军队同楚国作战，第一战攻取鄢郢，焚烧夷陵；第二战向南兼并蜀、汉，又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赵国，在北面坑杀马服君赵括，杀戮四十多万军队，把他们全部消灭在长平之下，鲜血流成河，沸腾的哭喊声如雷，终于进入并包围邯郸，使秦国拥有了成就帝业的基础。楚、赵是天下的强国，也是秦国的仇敌。从此以后，楚、赵都震慑屈服，不敢攻打秦国，这是白起势力造成的。白起亲自攻取的城池有七十多座，功业已经成就，却终于被赐剑，死于杜邮。吴起替楚悼王建立法令，降低、削弱大臣的威权，罢黜无能之人，废除无用之职，削减不急需的官职，堵塞私门请托，统一楚国风俗，禁止游说之民，精练耕战之士；向南收取扬越，向北兼并陈、蔡；破除横纵离散，使游说之士无从开口；禁止朋党以严厉整治百姓，安定楚国政治，军威震动天下，威势使诸侯屈服。功业已经成就，却终于被肢解。大夫种替越王深谋远虑，解除会稽的危难，使越国由亡转存、因受辱而转荣；开垦荒草，使人民进入城邑，开辟土地、种植粮食，率领四方之士，集中上下的力量，辅佐勾践的贤能，报复夫差的仇恨，最终擒获强大的吴国，使越国成就霸业。功业已经显著，信用也已经建立，勾践最终还是辜负并杀死了他。这四个人功成之后都没有离去，所以祸患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有信用却不能屈曲退让，前进之后不能返回。范蠡知道这一点，超然脱离尘世，长期成为陶朱公。您难道没有观察过下棋的人吗？有人想要大举投入，有人想要分取功劳，这些都是您明白知道的。如今您担任秦国相国，计谋不离坐席，谋略不出朝廷，却坐镇制约诸侯；利益施及三川，使宜阳充实，攻破羊肠险道，堵塞太行道路，又斩断范、中行的道路，使六国不能合纵。千里栈道通往蜀、汉，使天下都畏惧秦国，秦国的愿望已经实现，您的功业也达到了极点。这也是秦国该分给您功劳的时候。这样还不退去，您就会成为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这样的人。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吉凶。《尚书》说：‘功业成功以后，不可以长久停留。’四人的祸患，您打算置身其中吗？您为什么不把相印归还，谦让给贤者并授予他？退隐而居于山岩、观赏河川，一定会有伯夷那样的廉洁。长久做应侯，世世代代被称为孤独的人；同许由、延陵季子那样谦让，获得乔松那样的长寿，和以祸患结束一生相比，哪一个更好呢？” 既然如此，您还要置身于哪种处境呢？忍耐而不能自行离开，疑惑而不能自行决断，一定会遭受那四个人的祸患。《易经》说：‘亢龙有悔。’这就是说处在高位而不能下来，有信用而不能屈曲退让，前进而不能自行返回。希望您仔细考虑。”应侯说：“好。我听说，有欲望却不知道停止，就会失去原来想得到的东西；已经拥有却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原来拥有的东西。先生幸蒙教诲，范睢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 游说商君【赵良】商君担任秦国相国十年，王室宗亲和贵族外戚中有很多人怨恨不满。赵良拜见商君，商君说：“我鞅能够得到拜见您的机会，是通过孟兰皋。如今我请求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有所希求。孔丘有句话说：‘推举贤人并拥戴他的人会进步，聚集不肖之人而称王的人会退步。’我是不肖之人，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我听说：‘不处在应该处的职位却占有它，叫作贪位；不拥有应有的名声却占有它，叫作贪名。’我听从您的道义，恐怕自己会贪图职位、贪图名声，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商君说：“您不喜欢我治理秦国吗？”赵良说：“能反过来听取自己，叫作聪明；能反观自身，叫作明智；能战胜自己，叫作强大。虞舜有句话说：‘能够自处卑下，是高尚的。’您不如遵循虞舜的道理，不要再问我了。”商君说：“从前秦国接受戎狄的教化，父子没有区别，同住一室。如今我改变了这种教化，规定男女之间的区别，大规模修筑冀阙，营建得像鲁、卫那样。您看看我治理秦国，比五羖大夫贤明吗？”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下的皮；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争辩。周武王有直言相谏的人所以昌盛，殷纣王身边的人默默不言所以灭亡。” 您如果不认为武王做得不对，那么我请求整天直言而不受惩罚，可以吗？”商君说：“俗话说：外表好听的话是华饰，正直的话是实际，苦口的话是药，甘甜的话是疾病。您果真肯整天直言，就是我的药；我将以礼相待，您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赵良说：“五羖大夫是楚国边远地方的人，听说秦穆公贤明，希望前去拜见；出发时没有钱财，便把自己卖给秦国使者，穿着粗布衣服，替人放牛，一年之久。秦穆公知道了他，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到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他担任秦国相国六七年，向东攻打郑国，三次拥立晋国君主，救援楚国的灾祸一次。他发布教令于国境之内，巴人便来进贡；向诸侯施行恩德，八方戎族便来归服。由余听说后，叩关请求拜见。五羖大夫担任秦国相国时，劳作时不乘车，暑天不张伞盖，在国内行走不让车马跟随，不拿兵器。功名收藏在府库之中，德行施及后世。五羖大夫死时，秦国男女都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劳动号子。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如今您拜见秦王，是通过宠臣景监作为引荐人，这不是建立名声的办法。您担任秦国相国，却不把百姓的事情作为根本，只大规模修筑冀阙，这不是建立功业的办法。” 您施刑并黥面太子的师傅，用严酷刑罚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蓄积祸患。教化百姓，比命令更深刻；百姓效法上位者，比接受命令更迅速。如今您又在左边树立标志、在外面改易制度，这不是教化百姓的办法。您又面向南方自称寡人，每天用法绳约束秦国的贵公子。《诗经》说：‘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仪；人没有礼仪，为什么不赶快去死？’从诗句来看，这不是求得长寿的办法。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欢，黥刑公孙贾。《诗经》说：‘得到人才的兴盛，失去人才的崩亡。’这几件事，都不是得到人心的办法。您出行时，后车有十乘，随从车上装载铠甲；力气大而肋骨并列的人担任骖乘，拿着长矛、操持闟戟的人在车旁快步跟随。这些东西有一样不齐备，您本来就不会出行。《尚书》说：“凭借德行的昌盛，凭借武力的灭亡。” 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难道还想延年益寿吗？那么为什么不归还十五座都邑，到边远地区灌溉园圃？劝秦王举荐隐居山林的贤士，赡养老人、养育孤儿，敬重父兄，按功劳排列次序，尊重有德之人，这样可以使您稍稍安稳。您却还要贪图商于的富足，贪恋掌管秦国政事的权势，积蓄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去世而不再临朝处理政事，秦国用来收拾您的手段，难道会轻微吗？您的死亡可以跷起脚来等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译游说燕国归还赵王【赵国厮养卒】赵王同张耳、陈余向北攻取土地，到了燕国边界。赵王偶然独自出行，被燕军俘获。燕国将领把他囚禁起来，想要让赵国分出一半土地才归还赵王。赵王的使者前往燕国，燕国将领总是把他们杀掉，以此索取土地。张耳、陈余为此忧虑。有一个饲养人员在住所中自告奋勇说：“我替赵王去游说燕国。”他同赵王一起乘车归来。住处的人都嘲笑他说：“使者去了十多批，全都死了，您凭什么能够救回赵王？”于是他跑到燕军营垒。燕国将领接见他，问：“你想要什么？”燕国将领说：“你想得到赵王罢了。”他说：“您知道张耳、陈余是什么样的人吗？”燕国将领说：“是贤人。”他说：“知道他们的志向想要什么吗？”燕国将领说：“想要得到他们的赵王。”赵国的养卒于是笑着说：“您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想要什么。武臣、张耳、陈余骑着马挥动马鞭，攻下赵国几十座城，这些人也各自想面向南方称王，难道想终身做卿相吗？臣下同君主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只是当时形势刚刚安定，他们不敢三分赵国而称王，暂且因为年龄长幼的次序，先拥立武臣为王，以安定赵国人心。如今赵国土地已经归服，这两个人也想分割赵国而称王，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如今您囚禁赵王，这两个人名义上是来索求赵王，实际上是想让燕国杀死赵王。” 这两个人分割赵国、自立为王，凭一个赵国尚且容易对付燕国，何况由两个贤王左右扶持，并追究杀死赵王的罪责，灭亡燕国就更容易了。”燕国将领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归还赵王。养卒为赵王驾车返回。《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五 （明）贺复征编 ○说五 游说汉高祖定都关中【汉代娄敬】陛下定都雒阳，难道想同周王室比美兴盛吗？”皇上说：“是。”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的方式同周朝不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开始，尧把他封在邰，积累德行和善行十多代。公刘躲避桀，居住在豳；太王因为受到狄人攻伐，离开豳地，拄着马鞭离去，居住在岐国，人民争相归附他。到文王成为西伯时，裁断虞、芮两国的诉讼，才开始接受天命。吕望、伯夷从海边来归附他。武王讨伐纣王，没有约期，诸侯却会集于孟津，以上有八百诸侯，于是灭亡殷商。成王即位，周公一班人辅佐他，于是营建成周，定都雒阳，认为这里处于天下中央，诸侯从四方来进贡供职，路程远近均等。有德就容易称王，无德就容易灭亡。大凡居住在这里，是想让君主致力于用德行招致人民，并不是想凭借险要阻隔，使后世骄奢而虐害百姓。到了周朝衰微时，天下分裂为二，天下没有人朝见周王，周王也不能控制天下，这并不是德行浅薄、形势衰弱的缘故。如今陛下从丰、沛起兵，收集三千士卒，凭此径直前往，席卷蜀、汉，平定三秦，同项籍交战于荥阳，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尸骨暴露在原野中，数也数不尽，哭泣声连续不断，受伤残废的人还没有起身恢复，却想同成王、康王时期相比，臣私下认为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况且秦地背靠山、面临河流，四面都有关塞作为坚固屏障，突然发生危急情况时，可以装备百万军队；凭借秦国原有的物资，条件非常优越，土地肥沃，这就是所谓的天府。陛下进入函谷关并在那里定都，即使崤山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完整地占有秦国原有的土地。人与人争斗，如果不扼住对方的喉咙，拍击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如今陛下进入函谷关并定都，凭借秦国原有的基础，这也是扼住天下的喉咙、拍击天下的后背。” 游说淮南王英布【随何】汉王派使臣随何奉书进呈给大王的侍从，私下感到奇怪：大王同楚国究竟有什么亲近关系呢？淮南王说：“寡人面向北方，像臣子一样侍奉楚王。”随何说：“大王同项王都位列诸侯，面向北方像臣子一样侍奉他，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把国家托付给它。项王攻打齐国，亲自背负筑城的土具，带头为士卒劳动，大王应当把淮南的军队全部调出，亲自率领，作为楚军的先锋。如今却只发出四千人帮助楚国，面向北方侍奉别人做臣子的，原本就是这样吗？汉王在彭城交战时，项王还没有从齐国回来，大王应当把淮南的军队全部调集，日夜赶到彭城城下作战；如今大王拥有一万军队，却没有一个人渡过淮水，只是暗中拱手旁观谁胜谁负，把国家托付给别人，原本就是这样吗？大王只拿着空有的名义向着楚国，却想使自己得到厚重的托付，臣私下认为大王不应这样做。然而大王不背叛楚国，是因为认为汉国弱小。楚军虽然强大，天下却因它背弃盟约、杀死义帝而给它加上不义的名声。可是楚王只凭战胜来使自己强大，汉王收集诸侯军队，回来守在成皋、荥阳一带，用蜀、汉的粮食，深挖沟壕、修筑壁垒，分出军队守卫边境、据守关塞。楚军返兵进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想要交战却没有机会，想要攻城又力量不足；老弱之人要把粮食运送到千里之外。楚军到达荥阳、成皋时，汉军坚守不动；前进不能攻打，后退又不能解脱，所以说楚军不值得依靠。” 假如楚国战胜汉国，诸侯就会自行感到危惧而互相救援；楚国强大，恰好足以招来天下的军队，所以楚国不如汉国，其形势很容易看清。如今大王不选择万全的汉国，却把自己托付给将要危亡的楚国，臣私下认为大王实在糊涂。臣并不是认为淮南的军队足以灭亡楚国，而是大王一旦发兵背叛楚国，项王一定会停留下来应对；他停留数月，汉王取得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臣请求同大王持剑归附汉王，汉王一定会割地分封大王，何况淮南呢？淮南一定会归大王所有。所以汉王恭敬地派遣臣进献愚计，希望大王留意。” 游说韩信【蒯通】

译蒯通以看相之术游说韩信，说：“我曾经学习过看相的术数。”韩信说：“先生看相怎么样？”蒯通回答：“人的贵贱在于骨相，忧喜在于面色，成败在于决断，把这些结合起来考察，万无一失。”韩信说：“好。先生给我看相怎么样？”蒯通回答：“希望能有片刻闲暇。”韩信说：“左右的人退下吧。”蒯通说：“看您的面相，不过可以封侯，而且危险不安；看您的背相，富贵就不可言说了。”韩信说：“这是什么意思？”蒯通说：“天下刚刚起兵为难之时，俊杰豪雄纷纷建立名号，一声呼喊，天下士人如云聚雾集，像鱼鳞一样杂沓而来，火焰突然到达、风势骤起。那个时候，忧患只在于灭亡秦国。如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的人肝胆涂地，父子尸骨暴露在原野，数不胜数。楚国军队从彭城起兵，转战追击败军，到了荥阳，乘着胜利席卷而前，威势震动天下。然而军队在京、索之间陷入困境，逼近西山而不能前进，至今已经三年了。汉王率领几十万军队，抵御巩、雒，凭借山河险阻，一天交战数次，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败退时没有人救援，荥阳失守，成皋受创，于是逃到宛、叶之间，这就是所谓智谋、勇力都陷入困境。” 锐气在险要关塞前受挫，粮食又在内府中耗尽，百姓疲惫至极而心怀怨恨，惶惶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依臣看来，这种形势若不是天下的贤圣之人，实在不能平息天下的祸乱。如今楚、汉两位君主的性命都悬在您的手中，您帮助汉国，汉国就胜；您帮助楚国，楚国就胜。臣愿意剖露内心，交出肝胆，献上愚计，只怕您不能采用。果真能够听从臣的计策，不如使双方都得到利益而共同保存，三分天下，像鼎的三足一样对峙，使形势上没有谁敢先动。凭您的贤圣，拥有带甲军队，占据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从空虚之地出兵，控制楚、汉的后方；顺应百姓的愿望，向西替百姓请求生存，那么天下就会像风吹草伏一样奔来响应，谁敢不听从？削弱强国、扶立诸侯，诸侯已经建立，天下都服从听命，并把恩德归于齐国。凭借齐国原有的胶水、泗水之地，怀抱诸侯归附的恩德，深深拱手作揖、谦让退处，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到齐国朝见。听说上天赐予而不取，反而会遭受灾祸；时机到了却不行动，反而会受到伤害。希望您深思熟虑。”韩信说：“汉王待我非常优厚，用他的车载我，用他的衣服给我穿，用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乘坐别人的车，就要承担别人的祸患；穿别人的衣服，就要怀抱别人的忧虑；吃别人的食物，就要为别人办事而死。我难道可以只趋向利益而背弃道义吗？”蒯生说：“您自以为这样是好的，但汉王想建立万世的事业，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常山王和成安君还是平民时，彼此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张黡、陈泽的事情发生争执，两人互相怨恨。常山王背叛项王，带着项婴的头逃走，归附汉王。汉王借给他军队向东进兵，在泜水以南杀死成安君，头和脚分处异地，最终被天下人嘲笑。这两个人相交，关系是天下最亲密的，然而最后却互相杀害，是什么原因呢？祸患产生于欲望太多，而人的内心难以测度。如今您想以忠信同汉王交往，必定不能比这两个人的交情更牢固；而您所要处理的事情又比张黡、陈泽之事重大得多。因此臣认为，您以为汉王一定不会危害自己，也是错误的。大夫种、范蠡使越国起死回生、成就霸业，勾践建立功业、成就名声，最终却使他们自身死亡。野兽已经捕尽，猎狗就被烹杀。若从交朋友来说，您还不如张耳同成安君；若从忠信来说，您不过如同大夫种、范蠡对待勾践。这两件事足以作为鉴戒了。希望您深思。况且臣听说，勇武谋略震动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劳盖过天下的人不能得到赏赐。” 请允许我谈谈大王的功业：您向西渡过黄河，俘获魏王；擒获夏说；率兵攻下井陉；诛杀成安君；巡行赵地，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摧毁楚军二十万人，向东杀死龙且，向西面回去报仇。这就是所谓天下无二的功业、世所罕见的谋略。如今您头戴震慑君主的威势，身负无法赏报的功劳，归附楚国，楚人不会信任您；归附汉国，汉人又会震恐。您打算凭借这些处境到哪里安身呢？您身居人臣之位，却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声名高于天下，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韩信辞谢说：‘先生暂且不要再说了，我将会考虑这件事。’过了几天，蒯通又劝说道：‘能够听取意见，是成事的先兆；能够谋划，是成事的关键。听错了意见、谋划失误，却还能长久安定的，很少有。听取意见没有失误一二处的，不可用言辞扰乱他；谋划没有失掉根本和枝节的，不可用繁辞搅乱它。跟随仆役去服劳役的人，会失去拥有万辆兵车国家的权力；守着一石或数斗的俸禄，会失去卿相的职位。所以，有智慧的人贵在能够果断决定；疑惑不决，是事情的祸害。过于计较毫厘般的小计，却丢弃天下的大计；明明知道其中的道理，却果断不敢实行，是一切事情的祸根。所以说：猛虎犹豫不决，还不如蜂蝎立即螫刺；千里马徘徊不前，还不如劣马安稳地行走；孟贲犹疑不决，还不如平庸之人一定能够到达。即使有舜、禹那样的智慧，吟咏而不发言，也不如哑聋之人用手指挥。这些话说的是贵在能够实行。功业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错失。时机啊，时机啊，不会再次到来。希望您仔细审察这件事。’韩信犹豫不决，不忍背叛汉王，又自认为功劳很多，最终没有夺取齐国来据有。于是辞谢蒯通。蒯通的劝说没有被采纳。后来，他假装发疯，做了巫师。劝说吴王【枚乘】

译从前，秦国向西应对胡戎的祸患，向北防备榆中的关隘，向南抵御羌筰的边塞，向东正面对抗六国的合纵。六国凭借信陵君的声望，彰明苏秦的合纵约定，激发荆轲般的威势，齐心协力防备秦国。然而秦国最终擒获六国，灭亡它们的社稷并吞并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地利不同，而百姓的轻重强弱也不相等。如今汉王占据整个秦国的土地，兼有六国的民众，修治抵御戎狄的事业，并且向南使羌筰来朝，这使汉与秦的土地相比达到十倍、民众相比达到百倍，这是大王明明知道的。如今那些谄媚奉承的臣子替大王谋划，不论骨肉亲情，不衡量民众的强弱和国家的大小，便把这件事说成吴国的祸患；这正是我替大王忧虑的原因。率领吴军来与汉军较量，就好像苍蝇蚊虫附着在群牛身上，腐肉去碰锋利的剑刃，一交锋必然不会有好结果。天子听说吴国率先失职，诸侯愿意追究先帝遗留下来的盟约；如今汉王亲自诛杀三公来谢罪以前的过失，这正是大王的威势施加于天下、功业超过商汤和周武王的时机。吴国拥有诸侯的爵位，实际财富却超过天子；有隐匿不露的名声，实际占有的利益又超过中原。汉国兼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国，物资正交错运出，运行数千里，车船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它的珍奇物产比不上东山的府库，转运粮食向西，陆路运输不断、水路运输充满河道，也比不上海陵的粮仓；修治上林苑，兼有离宫，积聚珍玩，圈养守护禽兽，也比不上长洲的苑囿；游览曲台，登临上道，也比不上朝夕池；深挖城壕、高筑营垒，再辅以关城，也比不上江淮的险要。这些都是我认为大王值得庆幸的地方。如今大王赶快撤兵回国，还能保住十分之五；否则汉王知道吴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必然勃然大怒，派遣羽林军和黄头郎沿江而下，袭击大王在鲁、东海的都邑，截断吴国的粮饷道路；梁王整治车骑，训练战射，积聚粮食，坚守城池来防备荥阳，等待吴军饥困。大王即使想返回都城，也办不到了。淮南三国的计谋没有违背盟约，齐王自杀以消灭痕迹，四国不能出兵，赵国的郡守又被囚禁在邯郸；这些事情无法掩盖，也已经很清楚了。大王已经离开千里之外的封国，却被控制在千里之内。张良、韩信将率领北方的弓高等地兵力，驻守在左右，使吴军不能向南推进，军队也不能停息，我私下为此感到悲哀，希望大王仔细审察。劝说王凤论九女【杜钦】按照礼制，娶九名女子，是为了充分体现阳数，广泛繁衍子嗣，尊重祖先。必须从乡里选举，寻求美好贤淑的女子，不问外表是否华美，是为了助成德行、治理内宫。姐妹和侄女即使有所缺额，也不再补充，是为了保养寿命、杜绝争斗。所以，后妃具有贞洁贤淑的品行，后代就会有贤明圣德的君主；制度具有威严庄重的礼节，君主就会享有长寿的福分。废弃这些制度而不遵行，女子的德行就不能令人满意；女子的德行不能令人满意，寿命就不能达到高龄。《尚书》说：‘有的四年，有的三年’，这是说放纵欲望会产生祸害。男子到了五十岁，喜好美色的心还没有衰减；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已经改变。以已经改变的容貌，侍奉欲望尚未衰减的男子，如果不以礼制加以约束，那么这种祸根就无法挽救，后来便会出现各种异样的情态。后来出现异样的情态，正后自然会疑惧，而庶出的子女便会产生争夺嫡位的心思。因此，晋献公遭受被人进谗的诽谤，申生蒙受无罪而死的罪名。如今圣主年富力强，还没有嫡子，正在向方术之士学习，还没有亲自参与后妃之事的议论。将军辅佐朝政，应当趁着事情开始、局面兴盛之时，建立九女之制，详细选择有品行义理的家族，寻求贤淑女子的资质，不必一定要求她们有声乐、容貌和技艺，作为万世不变的大法。男子年轻时就应当警戒色欲，《小弁》的创作足以使人寒心。只是希望将军常常把这件事作为忧虑。劝说王凤论罽宾【杜钦】从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来是汉朝所立，后来终于背叛作乱。德行没有比拥有国家、抚养百姓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拘捕杀害使者更大的。他们之所以不报答恩德、不害怕诛杀，是因为自知距离遥远，汉兵无法到达。有所求时就言辞卑下，没有欲求时就骄横傲慢，最终不能使他们归附。中原之所以通好厚待蛮夷、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双方土地相邻，担心他们成为寇盗。如今县度的险阻，不是罽宾所能越过的。它们向往汉朝的心意不足以安定西域，即使不归附，也不能危害汉朝的城郭。过去罽宾亲自作出叛逆之举，凶恶暴虐地对待西域，所以汉朝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如今他们来悔过，但没有亲属贵人来奉献的，都是经商的贫贱之人，想要通货贸易，却以进贡为名。因此，使者把他们送到县度，恐怕会失去真实情况而受欺骗。凡是派遣使者护送客人的，都是为了防备盗寇伤害。从皮山以南开始，还有四五个不属于汉朝的国家，侦察士卒一百多人，五人分组，夜里敲击刁斗自我防守，尚且时常遭到侵扰盗窃。驴等牲畜驮运粮食，必须依靠各国供给食物，才能养活自己。有的国家贫穷弱小，不能供给；有的国家凶悍狡猾，不肯供给，使汉朝的符节陷在山谷中挨饿，乞讨也一无所得。离开一二十天，人与牲畜就会被弃置在旷野，不能返回。又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身热坂，使人身体发热、面无血色，头痛呕吐，驴等牲畜也全都这样。又有三池盘石坂，道路狭窄处只有一尺六七寸，长的路段有三十里，临近险峻莫测的深谷，行走的人和骑牲口的人彼此扶持，还要用绳索相互牵引。走了两千多里才到达县度，牲畜队伍还没有走完一半，山谷就已经把它们磨碎毁坏，人掉下去后因地势险恶而无法相互收救、看顾。险阻和危害多得无法说尽。圣王划分九州，制定五服制度，致力于使国内强盛，而不求扩张到国外。如今派遣使者承受至尊的命令，护送蛮夷商人，劳苦众多官吏士卒，经过危难道路，耗尽所依靠的力量，去办理没有用处的事情，这不是长久之计。使者既然已经接受符节，可以到皮山就返回。劝说孙权【诸葛亮】

译天下大乱，将军起兵，占有江东。刘豫州也在汉水以南收集部众，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如今曹操扫平大难，天下大略已经平定，于是攻破荆州，威势震动四海。英雄无处施展武力，所以刘豫州逃到这里。将军应当估量力量来决定行动：如果能够凭吴越的军队与中原抗衡，不如早早同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挡，为什么不收起兵器、束好铠甲，面向北方侍奉他呢？如今将军对外假托服从的名义，对内却怀有犹豫的打算，事情紧急却不能决断，灾祸很快就要到了。孙权说：‘如果像您所说，刘豫州为什么不干脆侍奉曹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守义而不受辱。何况刘豫州是汉室的后裔，英才盖世，众多士人仰慕他，如同水流归向大海。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是天意，怎么能再居于他人之下呢？’孙权勃然变色说：‘我不能拿整个吴地和十万军队受制于人。我的计策已经决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人可以抵挡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战败，怎么能够抵抗这场灾难呢？’诸葛亮说：‘刘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坂战败，如今回来的战士以及关将军的水军，精锐铠甲之士有一万人。刘琦集合江夏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 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听说追赶刘豫州，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这正是强弩之末，力量不能穿透鲁地所产的薄绢。所以兵法忌讳这种情况，说：‘一定会使主将受挫。’况且北方人不熟悉水战，荆州百姓归附曹操，也是被兵势逼迫，并非内心服从。将军如果真能命令猛将统率数万军队，与刘豫州共同谋划、协力作战，必定能够击破曹操的军队。曹操军队一旦被击破，必然向北撤退。这样，荆州和吴地的势力就会强大，三足鼎立的形势就会形成，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非常高兴，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人，随诸葛亮到左将军刘备那里，共同抗击曹操。于是就在赤壁击败了曹操。《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六 （明）贺复征编 ○上书一 刘勰说：‘据扬雄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书写是内心的图画；声音和图画表现出来，君子和小人就可以看见了。”所以“书”就是舒展、铺陈的意思，把自己的言语舒展开来，陈列在简牍上。’徐师曾说：‘考察战国时代向君王陈述事情，都称作“上书”；秦汉以后，古代制度仍然存在。萧统编《文选》时，为了使它同臣下的一般书信区别开来，所以把“上书”单独列为一体。其他章、表、奏、疏一类，则分别按类别排列。’ 贺复征说：‘《左传》中所见的书信，晋国魏绛给仆人授书，以及郑国子家告知赵宣子、子产与宣子讨论重币的书信，只有几篇罢了。现在录入魏绛给晋侯的上书，作为上书一体的首篇。’ 给晋侯的上书【晋·魏绛】晋侯的弟弟扬干在曲梁行军时违犯军法，魏绛杀了他的仆人。晋侯大怒，对羊舌赤说：‘集合诸侯本来是为了取得荣耀，如今扬干受到戮辱，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一定要杀掉魏绛，不要错过机会。’羊舌赤回答说：‘魏绛没有二心，侍奉君主不逃避困难，有罪也不逃避刑罚。他将来会来申辩，哪里需要劳烦您下令呢？’话刚说完，魏绛就到了，交上给仆人的书信，准备伏剑自杀。士鲂、张老制止了他。晋侯读完他的书信，光着脚走出来说：‘寡人说那些话，是出于亲爱；您进行讨伐，是遵守军法。寡人有弟弟，却不能教导，使扬干触犯大命，这是寡人的过错。您不要加重寡人的过错，我斗胆请求您原谅。’晋侯认为魏绛能够用刑法辅佐民众，便让他返回军中，同他礼遇进食，使他辅佐将军。魏绛说：‘君主缺少使令之臣，所以让我担任司马。我听说，军队众多而能服从命令，才叫作武；军务中有死无犯，才叫作敬。君主命令诸侯，我怎敢不敬？如果君主的军队不能显示武威，执掌军务的人又不能恭敬守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害怕这种罪导致死亡，也牵连扬干，没有地方逃避罪责。不能使他受到教训，终于发展到使用斧钺刑罚，我的罪过更重了；怎敢不服从，以免使君主更加愤怒？请允许我回到司寇那里领死。’ 给魏王的上书【魏无忌】

译魏王因为秦国救援魏国的缘故，想亲近秦国并攻打韩国，以求取过去失去的土地。无忌对魏王说：‘秦国同戎狄风俗相同，怀有虎狼般的心肠，贪婪暴戾、喜好利益而没有信用，不懂礼义和德行。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亲戚兄弟，简直像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不是可以施行厚德、积累恩德的国家。所以太后是秦王的母亲，却因忧愁而死；穰侯是秦王的舅舅，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最终却仍被驱逐；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两次被夺去封国。他们对亲戚兄弟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仇敌之国呢？’如今大王与秦国一起攻打韩国，却更加接近秦国，我非常疑惑。大王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是不明智；群臣知道却没有人凭此劝谏，就是不忠。韩国现在依靠一个女子辅佐一个弱主，内部有大乱，对外又怎么能抵挡秦、魏的强兵？大王以为韩国不会被攻破吗？韩国灭亡后，秦国得到郑地，便与大梁相邻，大王以为这样能安宁吗？大王想得到旧地，却招来强秦的祸患，大王以为这是有利的吗？秦国不是一个会安分无事的国家。韩国灭亡以后，秦国一定还会另起事端；另起事端必然选择容易而有利的目标，既然选择容易而有利的目标，就一定不会先攻打楚国和赵国。这是为什么呢？翻越山岭、渡过河流，越过韩国的上党去攻打强大的赵国，就是重演阏与之战，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 ‘如果取道河内，背靠邺和朝歌，截断漳水、滏水，在邯郸郊外同赵军决战，就是承受智伯所遭的祸患，秦国也不敢这样攻打楚国。取道山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险要关塞，行军路程极远，所要攻取的地方又极难，秦国也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外，背对大梁，向右经过上蔡、召陵，在陈地郊外同楚军决战，秦国也不敢这样做。所以说，秦国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也不会攻打卫国和齐国。韩国灭亡以后，秦军一出动，就没有不可以攻打的魏国了。秦国原有怀地、邢丘、安城、垝津，凭这些地方逼近河内，河内的共、汲等地没有不危险的。秦国拥有郑地，取得垣雍，决开荥泽的水淹灌大梁，大梁必然灭亡。大王派出的使者实在太过分了，竟然在秦国面前诋毁安陵氏。秦国想诛杀安陵氏已经很久了。秦国的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相邻，听信使者对安陵氏的诋毁，就会乘机灭亡安陵氏。秦军绕过舞阳北面，向东逼近许地，那么南方诸国必然危险。南方诸国即使没有危险，魏国难道能够安宁吗？况且憎恨韩国，不爱护安陵氏，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担心秦国不爱南方诸国，那就错了。从前秦国还在河西，晋国距离大梁一千多里，有河山阻隔，有周、韩从中间隔开；从林乡之战到现在，秦国十次攻打魏国，五次进入魏国腹地。’ ‘边城全都被攻拔，文台坍塌，垂都被焚烧，林木被砍伐，麋鹿被捕尽，国家接着又被包围。秦军又长驱直入大梁北面，向东到达陶、卫的郊外，向北到达平阚。魏国被秦国夺去的，是山北、河外、河内的大县数百个，著名都城几十座。那时秦国尚且在河西，晋国距离大梁还有一千里，祸患就已经如此。何况如今使秦国没有韩国作为屏障，却拥有郑地，土地之间没有河山阻挡，没有周、韩隔开，距离大梁只有百里，祸患必然会增加百倍。从前合纵没有成功，是因为楚、魏互相猜疑，韩国也无法同它们订立盟约。如今韩国遭受秦军攻打已经三年，秦国以讲和来扰乱它；韩国知道将要灭亡，却仍不听从，反而把人质送到赵国，请求参加天下的合纵。我根据愚见推断，楚国和赵国一定会同韩国合力进攻秦国。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秦国的欲望没有穷尽；除非把天下的兵力全都消灭、使海内百姓都臣服，它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我希望大王实行合纵，赶快接受楚、赵的盟约，挟持韩国的人质，以保存韩国为要务，然后向韩国索取旧地，韩国一定会献出。这样，士卒百姓不劳苦而旧地得到，功劳超过同秦国共同攻打韩国，而且没有同强秦相邻的祸患。保存韩国、安定魏国而使天下得利，这也是大王获得大好时机的时候。’ ‘把韩国的上党同魏国的共、宁连接起来，使道路畅通，然后在这里设关征税，对出入者收取赋税。这就等于魏国以韩国的上党作为重要人质，魏国又取得它的赋税，足以使国家富裕。韩国一定感激魏国、爱戴魏国、看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国一定不敢反抗魏国。这样，韩国就成了魏国的县。魏国得到韩国作为县，卫国、大梁、河外就都安定了。如今如果不保存韩国，那么东西二周一定危险，安陵一定易手，楚、赵会遭到重大破坏，卫、齐十分畏惧；天下向西奔向秦国、入朝称臣的日子就不远了。’ 给燕王的书【周·苏代】

译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苏代于是写信给燕昭王说：‘身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却把人质寄托在齐国，名分降低而权势减轻。供给齐国、帮助它攻打宋国，使百姓劳苦而国家实际耗费。攻破宋国、削弱楚国，使淮北肥沃广大。这三件事都会使齐国变强而本国变弱，都是国家的大败。如今您却这样做，是想借此消除祸患、取得齐国的信任。然而齐国不仅没有因此信任您，反而更加忌惮燕国。既然如此，您侍奉齐国就失去了原本的目的。百姓劳苦而国家耗费，又没有得到丝毫功劳；攻破宋国而使仇敌强大，世世代代都将承担这种祸患。您把宋国加上淮北，就等于使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强大起来；齐国若兼并它们，就等于使齐国增加一个齐国。北方夷地方圆七百里，再加上鲁国、卫国，这就是所谓强大的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齐国若兼并它们，就等于使齐国增加两个齐国。一个齐国的强大，燕国尚且不能抵挡；如今竟让三个齐国逼近燕国，灾祸一定更大。即使如此，我听说有智慧的人做事，能够转祸为福、因败而成功。齐人把紫色布帛染坏成了白色布帛，却把它卖出十倍的价钱；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后来却灭掉吴国、称霸天下。这些都是转祸为福、因败而成功的例子。如今大王如果想转祸为福、因败而成功吗？’ ‘那么不如从远处使齐国称霸，并且厚待、尊崇它，使它到周王室那里结盟，把天下各国与秦国订立的符信盟约全部烧毁。最高的策略是攻破秦国，其次是长期拘留秦国的宾客。秦国挟持宾客等待时机攻破齐国，大王一定会忧虑。秦国经过五代经营才结交诸侯，如今却要成为齐国的下属。秦王的心意是，只要能够困住、穷困齐国，即使把一国的都城作为功劳也不顾惜。然而大王为什么不派平民之士用困住齐国的说法去游说秦王，对秦王说：燕、赵攻破宋国使齐国强大，尊崇齐国而居于它之下，并不是燕、赵觉得这样有利；既然无利而形势却迫使它们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信任秦王。如今大王为什么不派可信的人接纳燕、赵，让泾阳君或高陵君先到燕、赵去。秦国一旦发生变故，就趁机把他们作为人质，那么燕、赵就会相信秦国。让秦国成为西帝，赵国成为中帝，燕国成为北帝，建立三帝并立的局面。然后命令诸侯：韩国、魏国不听从，就攻打它们；齐国不听从，就让燕、赵攻打它。天下谁敢不听？天下服从后，就驱使韩、魏攻打齐国，说：‘必须归还宋地，把淮北还给楚国。’归还宋地、把淮北还给楚国，是燕、赵共同获利的事情；三帝并立，是燕、赵共同的愿望。实际上得到利益，名义上实现愿望，那么燕、赵抛弃齐国，就像扔掉破旧的鞋子一样。’ ‘如今大王不招纳燕、赵，齐国称霸就一定会成功。诸侯拥戴齐国，而大王独自不跟从，这是国家受到攻伐；诸侯拥戴齐国，而大王也跟从它，这是名分降低。大王不招纳燕、赵，名分降低而国家危险；大王招纳燕、赵，名分尊贵而国家安宁。舍弃尊贵安宁而趋向卑下危险，聪明人不会这样做。秦王听到这样的说法，一定会像心口被刺一样难受。大王为什么不致力于派遣智士，把这些话拿去游说秦王呢？秦王一定会攻打齐国。取得秦国的上交，是上策；攻打齐国，是正当的利益。尊重上策、致力于正当利益，是圣王所做的事情。’ 给燕昭王的约书【苏代】秦国召见燕王，燕王想前往。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得到枳地而国家灭亡，齐国得到宋地而国家灭亡。齐、楚并不是因为拥有枳地、宋地而灭亡，那么侍奉秦国的国家为什么会灭亡呢？这是因为有功劳的国家，正是秦国深深仇恨的对象。秦国夺取天下，不是实行仁义，而是施行暴力。秦国施暴时，曾明确警告天下，对楚国说：蜀地的铠甲士卒，乘轻舟漂浮在汶水上，借夏季水势顺流而下进入长江，五天就能到达郢都；汉中的铠甲士卒，乘轻舟从巴地出发，借夏季水势顺汉水而下，四天就到达五渚。我在宛地以东积聚军队，顺流而下，智者来不及谋划，勇士来不及发怒，我就像射中了鹞鹰一样。大王难道还要等天下军队来攻打函谷关吗？楚王因此侍奉秦国十七年。秦国明确警告韩国说：我从少曲出兵，一天之内就能截断太行山；我从宜阳出兵，抵达平阳，两天之内各地没有不被攻占的；我离开东西二周，抵达郑地，五天之内韩国就会全境被攻取。韩国认为这话有道理，所以侍奉秦国。秦国又明确警告魏国说：我攻取安邑，堵塞女戟；韩国夺取太原，卷下轵道，取道南阳，封锁冀地，兼并包围东西二周；乘夏季水势漂流轻舟，强弩在前，锋利长戟在后，决开荥口，魏国就会失去大梁；决开白马津的河口，魏国就会失去济阳。’ ‘决开宿胥的河口，魏国就会失去虚、顿丘；从陆路进攻就能打击河内，从水路进攻就能消灭大梁。魏国认为这些话有道理，所以侍奉秦国。秦国想攻打安邑，担心齐国占据它，于是把宋国交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制作木人来象征寡人，射它的脸。寡人土地隔绝、军队遥远，不能攻打它。大王如果能够攻破宋国并占有它，寡人就像自己得到它一样。秦国取得安邑、堵塞女戟以后，就借机把攻破宋国归罪于齐国。秦国想攻打韩国，担心天下援救它，于是把齐国交给天下，说：齐人四次同寡人订约，四次欺骗寡人；三次企图率领天下攻打寡人。有齐国而没有秦国、没有齐国而有秦国，寡人都一定要攻打它、灭亡它。秦国取得宜阳、少曲，迫使蔺、离石归附，便借机把攻破齐国说成是替天下除罪。秦国想攻打魏国，又忌惮楚国，于是把南阳交给楚国，说：寡人本来就要同韩国断绝关系，摧毁均陵，堵塞黾隘；只要对楚国有利，寡人就像自己拥有它一样。魏国抛弃盟国而同秦国联合，于是秦国便把堵塞黾隘归罪于楚国。秦军在林中受困时，便看重燕、赵，把胶东交给燕国，把济西交给赵国。秦国同魏国讲和以后，便把公子延作为人质，借犀首攻打赵国。秦军在离石受伤，又在马陵遭到失败，于是重视魏国，把叶、蔡交给魏国。’ ‘秦国同赵国讲和以后，就劫持魏国。魏国不肯割地，困窘时便让太后、穰侯出面讲和；得势时又同时欺骗舅舅和母亲。对燕国使者说的是“把胶东给燕国”，对赵国使者说的是“把济西给赵国”，对魏国使者说的是“把叶、蔡给魏国”，对楚国使者说的是“把黾隘给楚国”，对齐国使者说的是“把宋国给齐国”。它的话必定像循环一样反复，用兵必定像刺飞虫一样迅疾。母亲不能使它觉察，舅舅不能约束它。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都是秦国杀死三晋百姓数百万人的战役。如今活下来的人，全都成了秦国所杀者的遗孤。西河以外、上雒地区、三川和晋国，都是三晋的祸患；三晋的土地已经失去一半。秦国的祸患如此巨大，而燕、赵两国中主张侍奉秦国的人，都以争相侍奉秦国为说辞来游说君主。这是我最大的忧虑。’ 献给燕王的书【燕阙名】

译有人献书给燕王说：‘大王如果不能依靠自己，又不嫌弃降低名分来侍奉强国，那么侍奉强国可以使国家长久安定，是万世的好计策。如果侍奉强国不能成为万世之计，那就不如联合弱国。该怎么办呢？联合弱国却不能使它们团结如一，这正是我替崤山以东各国忧苦的原因。比目鱼如果不能彼此配合，就不能游动，所以古人称说它，是因为它们合在一起便如同一体。如今山东各国联合弱小，却不能团结如一，这说明山东人的智慧还不如鱼。又好比车夫拉车，三个人不能拉动，增加两个人，五个人车就能前进了。如今山东三国弱小，不能抵挡秦国，增加两个国家，就能战胜秦国。然而山东各国不知道彼此联合才是智慧，所以还不如车夫。胡人与越人语言互不相通，志趣也不相通，同船渡过水面，到了危急时却能够像一体一样相互救助。如今山东各国相互交往，就像同船渡水；秦兵到来，却不能像一体一样相互救助，智慧又不如胡人与越人。这三件事都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山东诸侯却始终不明白，因此我替山东各国忧苦。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山东各国联合，派出士卒戍守韩国、魏国西部边境，这是燕国的上策。’ ‘如果不赶快这样做，国家一定危险，大王一定会深深忧虑。如今韩国、魏国、赵国三国已经联合。秦国看到三晋团结坚固，一定会向南攻打楚国；赵国看到秦国攻打楚国，一定会攻打燕国。事物本来就有形势不同而祸患相同的情况。秦国攻打韩国，所以中山灭亡；如今秦国攻打楚国，燕国也一定灭亡。我私下替大王谋划，不如向南出兵同三晋联合，约定共同戍守韩国、魏国的西部边境。山东各国如果不能坚定地这样做，就一定会全部灭亡。’燕国果然出兵向南同三晋联合。给燕惠王的回信【乐毅】臣无能，不能奉行大王的命令来顺从左右近臣的心意，恐怕会损害先王的英明，也有损于您的道义，所以逃亡到了赵国。如今您多次以罪责责备我，我担心侍从近臣不能明察先王蓄养宠信我的道理，也不能说明我侍奉先王的心意，因此斗胆用书信答复。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不因禄位徇私亲近的人；功劳多的人就奖赏他，才能相当的人就授予相应职位。所以考察才能而授予官职，是成就功业的君主；评论品行而结交，是建立声名的士人。我私下观察先王的举动，看到他有超越世俗君主的心志，所以借魏国的符节，使自己在燕国得到考察。先王错误地把我从宾客之中提拔出来，置于群臣之上，不同父兄商议，就任命我为亚卿。我私下并不自知，只认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幸而可以免于罪责，所以接受任命而不推辞。先王命令我说：‘我对齐国积有怨恨和深仇，不估量自身轻弱，却想把攻打齐国作为事业。’我说：‘齐国是霸国遗留下来的事业，也是最强盛霸业的余绪，熟习兵甲，惯于战争。大王如果想攻打它，必须同天下共同谋划。要同天下共同谋划，没有比结交赵国更好的。况且淮北、宋地，是楚国、魏国所想要的。’ ‘如果赵国答应，并约定四国共同攻打齐国，齐国就可以受到重创。’先王认为有道理，准备好符节，向南派我出使赵国。我返回复命后，先王发兵攻打齐国；凭借天道和先王的神灵，黄河以北的土地随着先王一起被攻取。在济水一带，济水一带的军队接受命令攻打齐国，大败齐国轻装精锐的军队，长驱直入齐国都城。齐王逃走到莒地，仅仅保全自身。珠玉财宝、车辆铠甲和珍贵器物全都收入燕国，齐国的器物陈设在宁台，大吕钟陈列在元英，故鼎归还到磨室，蓟丘的树木被移植到汶水边的竹林。自五霸以来，功劳没有能够赶上先王的。先王认为自己的志愿已经得到满足，所以割地封赏我，使我的地位可以同小国诸侯相比。我私下并不自知，只认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幸而可以免于罪责，所以接受任命而不推辞。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功业建立后不会废弃，所以记载在《春秋》中；早有见识的人，声名成就后不会毁灭，所以后世称颂。像先王报仇雪耻，消灭万辆兵车的强国，收取八百年积蓄；直到先王弃世之日，留下的教化仍未衰落。执掌政事、担任职务的臣子，修明法令，谨慎对待庶孽，恩泽施及百姓和奴隶，这些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教训。我听说：善于创作的人未必善于完成，善于开创的人未必善于收尾。’ ‘从前伍子胥的劝说被阖闾听取，吴王因此远道攻到郢都；夫差却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赐给他鸱夷，把他沉入江中。吴王没有觉悟到先前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可以建立功业，所以沉杀伍子胥也不悔恨。伍子胥没有早些看出君主的器量不同，因此到了沉入江中仍不能改变命运。保全自身、建立功业，以彰明先王的事业，是臣的上策；遭受毁谤和羞辱，损害先王的名声，是臣最大的恐惧。面临不可测的罪责，却把侥幸当作利益，是道义所不允许臣做的。我听说古代君子，即使交情断绝，也不说对方坏话；忠臣离开国家，也不洗刷自己的名声。我虽然无能，却多次接受君子的教诲。担心侍从近臣偏听亲近左右的言论，不能明察疏远之臣的行为，所以斗胆献上书信，使您听到这些话。希望君王留意。’ 给赵王的上书【周·苏厉】

译赵国收服天下，准备攻打齐国。苏厉替齐国写信给赵王劝说道：‘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德行并没有施加遍及海内，教化、顺从和慈爱也没有布施于万民，祭祀和四时享祀也没有完全符合鬼神的意愿；甘露降下，风雨按时而来，农夫获得丰收，谷物丰盈，众人都认为这是善政，贤主却反而厌恶这些。如今您的功力并没有多次严重打击秦国，怨恨和恶意也没有深深凌辱韩国。我私下听到大臣和下级官吏的议论，都说大王面前有专断之臣，认为秦国爱赵国而憎恨韩国。我暗中根据事情观察，秦国难道会爱赵国而憎恨韩国吗？它是想灭亡韩国、吞并东西二周的土地，所以把韩国作为诱饵，先向天下发出声势，使邻国听到并观察形势。秦国恐怕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出兵假装给赵、魏看；又恐怕天下惊觉，所以稍稍攻打韩国，以使天下产生二心；还恐怕天下怀疑自己，所以送出人质作为信用，在盟国那里宣扬恩德，实际上却攻打空虚的韩国。我私下观察秦国的谋划，议论秦国的计谋，大概一定出于这个目的。况且游说之士的计策都说：韩国灭亡三川，魏国灭掉晋国，那么韩国尚未穷困，祸患就会波及赵国。事物本来有形势不同而祸患相同的，也有形势相同而祸患不同的。从前楚国人长期攻打中山国，结果中山灭亡；如今燕国吞尽韩国黄河以南的土地，向南距沙丘直到巨鹿边界三百里，向北从扞关到榆中一千五百里。’ ‘秦国吞并韩、魏的上党，土地同国都和各属地连接起来，边界相接达七百里。秦国凭三军和强弩，坐守羊肠山上，距离邯郸只有二十里。况且秦国凭三军攻打大王的上党，使赵国北方受到威胁，那么勾注山以西就不再属于大王。如今越过勾注山，封锁常山，守住三百里土地，直到唐、曲逆一带，那么代地的马和胡地的小马就不能向东来，昆山的玉也不能运出。这三种宝物也不再属于大王。如今如果跟随强大的秦国同它一起攻打齐国，我担心祸患就会从这里产生。五国的君王曾经合纵谋划攻打赵国，打算三分赵国，把土地刻在盘盂上，把它交给仇敌作为凭证。五国出兵已经选定日期。齐国于是向西出兵遏制秦国，使秦国发布命令，穿着素服听从，把温、轵、高平归还魏国，把三水、什、清归还赵国；这是大王明明知道的。齐国、魏国侍奉赵国，本应成为赵国最重要的盟友，如今赵国却因为小罪责招致攻伐，我担心以后它们侍奉大王时不敢自我保证。如今大王收服齐国、号令天下，一定会被认为是得到了齐国；齐国抱守社稷来侍奉大王，天下一定更加看重您。这样，齐国以天下之势尊奉大王而归附，大王又以天下之力收服齐国，这是整个时代的命运都归于大王了。希望大王同左右群臣深入谋划，慎重重新考虑。’ 先把事情考虑成熟，再仔细谋划。《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十七 （明）贺复征编 ○上书二 给秦昭王的上书【楚·黄歇】

译天下没有比秦、楚更强大的国家。如今听说大王想攻打楚国，这就像两只老虎相互争斗；两虎相斗，疲弱的犬只会从中获利。大王不如善待楚国，请允许我说明其中的道理。我听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冬夏就是这样；达到极点就会危险，棋子堆叠就是这样。如今大国的土地遍及天下，占有天下的两面边疆，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局面。先帝文王、武王在世时，三代都没有忘记同齐国接壤，以断绝合纵亲善的关键。如今大王派盛桥在韩国任职，盛桥把他的土地献给秦国，这是大王不动用铠甲、不凭借武威就得到百里土地，大王可以说很有才能。大王又举兵攻打魏国，堵塞大梁的城门，攻取河内，拔取燕、酸枣、虚、桃、人、邢等地；魏国的军队像云鸟飞翔一样奔走，却不敢前来救援，大王的功劳也很大。大王收兵休息，使众人安歇，三年以后再发动军队，又兼并蒲衍、首垣，以此逼近仁平丘、黄、济阳、婴城，于是魏氏服从。大王又割取濮磨以北的土地，堵住齐、秦往来的要道，截断楚、赵的脊梁，天下军队五次联合、六次聚集，却不敢来救援，大王的威势也达到极盛。大王如果能够守住功业、保持威势，抑制攻取的欲望，扩大仁义的领域，使以后没有祸患，那么三王也不足以同您相比，五霸也不足以列为第六。’ ‘大王如果依仗众多的百姓，凭借强大的兵甲，乘着毁灭魏国所形成的威势，想用武力使天下诸侯称臣，我恐怕会留下后患。《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但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易经》说：“狐狸渡水，水沾湿了尾巴。”这些话是说开始容易，结束困难。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从前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好处，却不知道榆次的祸患；吴王只看到攻打齐国的便利，却不知道干隧的失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取得大功，只是被眼前利益蒙蔽，而轻视了后来的祸患。吴国信任越国，便跟随越国攻打齐国；战胜齐人于艾陵后返回，却被越王在三渚之浦擒获。智伯信任韩、魏，便带领它们攻打赵国；攻打晋阳城，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韩、魏却背叛了他，在凿台之下杀死智伯瑶。如今大王嫉妒楚国没有被毁灭，却忘了毁灭楚国会使韩、魏变强。我替大王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可取。《诗经》说：“大武远方筑居而不渡水。”从这件事看来，楚国是援助之国，邻国是敌对之国。《诗经》又说：“小小的狡兔跳跃，遇到猎犬就会被捕获；别人心里有打算，我能够推测出来。”如今大王中途相信韩、魏善意拥戴您的话，这正是吴王相信越国的做法。’ 臣听说，敌人不可放过，时机不可错失。臣担心韩、魏用卑下的言辞来消除祸患，实际上却想欺骗大国。为什么呢？大王在韩、魏并没有世代相传的恩德，却有累世积累的怨仇。韩、魏的父子兄弟接连死在秦国手中的，将近十代了；本国残破，社稷毁坏，宗庙被毁，有的被剖腹、断肠、折颈、折颐，尸身首级分离，骸骨暴露在草泽中，僵硬倒伏的头颅在边境彼此相望。父子老弱被捆住颈项、束缚双手，成为成群俘虏的人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鬼神孤独悲伤，已经没有血食可享；百姓无法生存，族类离散，流亡后沦为奴仆婢妾的人遍满天下。因此，韩、魏不灭亡，就是秦国的忧患。如今大王资助韩、魏来攻打楚国，难道不是错了吗？况且大王攻打楚国，将从哪里出兵？难道大王要向仇敌韩、魏借路吗？军队出发后，大王还要担心它不能回来。这就是大王把军队资助给仇敌韩、魏。大王如果不向仇敌韩、魏借路，就必定要攻打随水以右的土地。随水以右，都是大河大水、山林溪谷，是不能耕食的地方。大王即使占有它，也不能算得到土地。这就是大王徒有毁灭楚国的名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况且大王攻打楚国时，四国一定会全部起兵来响应大王。秦、楚两国的军队交战而不能分离，魏氏将出兵攻打留、方与、铚、湖陵、砀、萧，那么从前的宋国必定会全部灭亡。齐人向南攻楚，泗水一带必定被攻取。这些都是平原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的地方，却要让齐国单独攻打大王、击破楚国，使韩、魏在中原获利，使齐、韩、魏的力量增强到足以和秦国抗衡。齐国南以泗水为边界，东面背靠大海，北面依凭黄河，没有后顾之忧，天下各国没有比齐、魏更强的。齐、魏得到土地、保存利益，假意侍奉下级官吏，一年以后就会称帝；到那时，即使不能阻止大王称帝，也绰绰有余。凭大王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兵力强盛，却一举兴兵便和楚国结怨，迟延到韩、魏归附齐国、尊齐国为帝，这是大王失策了。臣替大王考虑，没有比善待楚国更好的办法。秦、楚合为一体来面对韩国，韩国一定会束手就擒。大王把崤山以东的险要施加给韩国，再用黄河曲流的便利控制它，韩国一定愿意成为关内侯。这样，大王派十万军队戍守郑、梁氏，韩国就会胆寒；许、鄢陵、婴城以上诸地便会归服，而上蔡、召陵也不再往来。如此一来，魏国也会成为关内侯。大王一旦善待楚国，关内两位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就会把土地献给齐国，齐国右方的土地便可拱手取得。大王的土地一面贯通两海，约束天下，使燕、赵没有齐、楚，齐、楚没有燕、赵。然后危逼燕、赵，直接动摇齐、楚，这四国不用等到遭受惨重打击就会服从了。献给秦昭王的书【魏范睢】

译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执掌政事，有功劳的人不能不奖赏，有才能的人不能不授官。劳绩大的人俸禄优厚，功劳多的人爵位尊贵，能治理众人的人官职高大。因此，没有才能的人不敢担当他的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被掩盖埋没。如果大王认为臣的话可行，就施行它，并使治国之道更加有利；如果将不施行，就不要长久留着臣，没有意义。俗话说：‘君主奖赏自己喜爱的人，惩罚自己厌恶的人；贤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奖赏一定加给有功者，刑罚一定施于有罪者。’如今臣的胸膛不足以承受砧板，腰身不足以等待斧钺，难道敢拿疑惑不明的事情来对大王试探吗？即使大王认为臣卑贱而轻视侮辱臣，难道臣就不应该重视任用臣的人以后不再反复改变先前的决定吗？臣听说，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这四件宝物，都是工匠遗失的东西，却成为天下闻名的器物。既然如此，历代君主所抛弃的东西，难道就不能用来使国家富厚吗？臣听说，善于使家族富厚的人从国家取材，善于使国家富强的人从诸侯那里取材。天下有贤明的君主，诸侯就不能擅自使自己富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能明察事物的盛衰。良医知道病人的生死，圣明的君主明白事情的成败，有利就施行，有害就舍弃，有疑虑就少量试行。即使尧、舜、禹、汤重新活过来，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最精深的话，臣不敢写在书上；浅显的话又不值得大王听。难道是臣愚蠢，不能契合大王的心意吗？还是说进言的臣地位卑贱，不值得听取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臣只希望大王稍稍赐给臣游观之间的机会，让臣得以望见大王的容颜；如果一句话也不能奏效，请把臣置于斧质之下。书信送上后，秦王很高兴，于是向王稽道谢，派人驾车召见臣。初次拜见秦王的上书【韩非】臣听说，不知道却妄加言说，是不智；知道却不进言，是不忠。作为人臣不忠，应当处死；言语不审慎，也应当处死。即便如此，臣仍愿意把所听闻的一切全部说出，请大王裁断臣的罪过。臣听说，天下诸国暗中亲附燕国，表面联合魏国，连接楚国，巩固齐国，收取残余的韩国，结成合纵，准备向西同秦国为难。臣私下对此发笑，世间所谓三种灭亡而天下却因此获得利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臣听说：‘以混乱攻打安定的必亡，以邪道攻打正道的必亡，以逆势攻打顺势的必亡。’如今天下各国的府库不能充满粮囷，仓库空虚，却把全部士民征发出来，张开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白刃在前，斧质在后，人们都胆怯退走，不能以死相战。这不是百姓不能死战，而是说到奖赏却不给，说到惩罚却不施行。奖罚不能实行，所以百姓不肯死战。如今秦国发布号令，实行赏罚，不必发动攻伐，也没有谁敢来攻打秦国。秦国把士民从父母怀抱和衣襟中带出来，他们出生以来从未见过敌寇；听到战事便跺脚，赤膊上阵，冲犯白刃，踏过炭火，在阵前决死的人比比皆是。决死和求生本来不同，而百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重奋勇。一人可以联合十人，十人可以联合百人，百人可以联合千人，千人可以联合万人，万人就可以战胜天下。如今秦国的地形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精锐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地形利弊，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凭借这些同天下争战，天下不足以兼并占有。因此可以知道，秦国作战从来没有不胜的，攻打从来没有不能夺取的，所面对的敌人从来没有不被击破的。开拓土地数千里，这是极大的功劳。然而铠甲兵器疲敝，士民困苦，蓄积耗尽，田地荒芜，粮囷仓库空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的名声没有形成。这没有别的缘故，是谋臣没有竭尽忠诚。臣斗胆说说往昔：从前齐国向南击破楚国，中间击破宋国，向西使秦国服从，向北击破燕国，又在中间使韩、魏两国的君主屈服；土地广大，兵力强盛，战胜攻取，号令天下，清济、浊河足以作为界限，长城和巨大堡垒足以作为关塞。齐国是一个经历五次战争的国家，一战不能

译取胜，就没有齐国了。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万辆兵车之国的存亡。况且臣听说：‘削去树桩，挖断树根，不要让祸患成为邻近之物，祸患才不会存在。’秦国和楚人交战，大败楚军，袭取郢都，夺取洞庭五都；江南的楚王逃亡，向东躲藏在陈地。当时如果趁势用兵攻打楚国，楚国就可以被全部攻取；攻取楚国，百姓就能得到足够的粮食，土地也能取得利益；向东可以削弱齐、燕，中间可以凌驾于三晋之上。这样一来，一次行动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名声，四邻诸侯都可以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楚人讲和，让楚人收集亡国之众，聚合离散的百姓，重立社主，设置宗庙，命令他们率领天下诸侯向西，与秦国为难；这已经是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一点。天下诸国志向相同，军队驻扎在华下，大王用欺诈手段击破了他们。军队抵达梁都，包围梁国数十天，梁国就可以攻下。攻下梁国，魏国就可以被全部攻取；攻取魏国，楚国的志向就会断绝；楚国的志向断绝，赵国就危险；赵国危险而楚国孤立，向东可以削弱齐、燕，中间可以凌驾于三晋之上。这样一来，一次行动便可以成就霸王名声，四邻诸侯都可以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魏氏讲和，让魏氏收集亡国之人，招取散民，重立社主，设置宗庙；这已经是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二点。从前穰侯治理秦国时，使用一个国家的军队，却想成就两个国家的功业，因此军队终身暴露在外，士民在国内疲劳困苦，霸王的名声不能形成；这已经是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三点。赵国处在天下中央，是各种民众杂居的地方；其民轻浮而难以使用，号令不能治理，赏罚不能取信，地形也不便利，在上者又不能竭尽百姓的力量。赵国本来就已经呈现亡国的形势，却不忧虑百姓，尽起士民驻军于长平之下，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用欺诈手段击破赵军，攻取武安。当时赵国上下互不亲近，贵贱之间彼此不信。这样一来，邯郸就不能守住；攻取邯郸，控制河间，带兵离去，向西攻打修武，越过羊肠，降服代地和上党。代地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披一领铠甲，不使一个百姓劳苦，就都归秦所有。代地、上党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秦，东阳、河外不经交战就已经重新归齐，中山、呼沱以北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燕。这样一来，攻取赵国，韩国必定灭亡；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独立。这就是一举毁坏韩国、削弱魏国，挟制楚国向东削弱齐、燕，决开白马之口使水流向魏氏；一举之中三晋灭亡，合纵者失败。大王拱手等待天下各国全部跟随归服，霸王的名声就可以成就。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赵氏讲和。凭大王的英明、秦兵的强盛，霸王的事业本来唾手可得，却反而被一个亡国之国欺骗，这是谋臣的拙劣。况且赵国本应灭亡却没有灭亡，秦国本应称霸却没有称霸，天下已经第一次估量秦国谋臣的能力了。如今又尽起士卒攻打邯郸，却不能攻下，只好丢弃铠甲兵器，愤怒、战栗而退却。天下已经第二次估量秦国的力量了。军队于是撤退，驻扎在李下；大王又合并军队逼近交战，却不能大胜，又一次交战后疲惫退却。天下已经第三次估量秦国的力量了。对内，秦国的谋臣被人估量；对外，秦国的兵力也被人看透。由此看来，我认为天下诸国要合纵，难道还困难吗？对内，我国铠甲兵器疲敝，士民困苦，蓄积耗尽，田地荒芜，仓库空虚；对外，天下诸国志向相同而且十分坚定，希望大王认真考虑。况且臣听说，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如果谨慎地遵循正道，天下就可以拥有。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纣王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铠甲之士，左军在淇谷饮水，右军在洹水饮水，竟使淇水枯竭、洹水不流，来同周武王为难。武王只率领三千副白色铠甲出战，一天之内击破纣王的国家，擒获纣王本人，占有他的土地，拥有他的百姓，天下没有谁感到悲伤。智伯率领韩、魏、赵三国的军队，在晋阳攻打赵襄主，决水灌城，三年后城池将要攻下。

译襄主多次错开龟甲、反复占筮，观察吉凶利害，思考可以降服哪一国；又派张孟谈，于是张孟谈秘密出城，反过来破坏智伯的盟约，取得韩、魏两国的军队，攻打智伯的国家，擒获智伯本人，成就了襄子的功业。

译如今秦国地形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精锐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地形利弊，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凭这些条件同天下争战，天下就可以兼并占有。臣冒死请求拜见大王，说明怎样举兵击破天下的合纵，攻取赵国、灭亡韩国，使楚、魏称臣，使齐、燕亲附，从而成就霸王的名声，使四邻诸侯来朝见。请大王姑且听听臣的说法；如果一次行动不能破坏天下的合纵，不能攻取赵国，不能灭亡韩国，不能使楚、魏屈服，不能使齐、燕称臣，不能成就霸王的名声，四邻诸侯不能来朝见大王，就请斩臣，把臣示众于国中，以此惩罚对国家不忠的人。上给秦王的《谏逐客书》【秦李斯】臣听说官吏们正在商议驱逐客卿，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缪公求取贤士，向西从戎地得到由余，向东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求得丕豹、公孙枝。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出生的，但缪公任用了他们，兼并诸国二十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风俗习惯，百姓因此富足，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于效命，诸侯亲近归服，战胜楚、魏的军队，攻取土地千里，直到今天国家仍然安定强盛。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三川之地，向西兼并巴、蜀，向北收取上郡，向南夺取汉中，控制九夷，制服鄢、郢，向东占据成皋的险要，割取肥沃土地，于是瓦解六国的合纵，使它们向西侍奉秦国，功业延续至今。秦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增强王室，杜绝私门势力，逐步蚕食诸侯，使秦国成就帝王事业。这四位君主，都是凭借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任用，就会使国家没有富足强盛的实际，秦国也没有强大的名声。如今陛下拥有昆山的玉，有隋侯珠、和氏璧，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乘坐纤离马，树立翠凤旗，架设灵鼍鼓。这些宝物，秦国一件也不出产，可陛下却喜欢它们，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使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物就不能供玩赏，郑、卫的女子就不能充入后宫，骏马、良马、駃騠就不能充满外厩，江南的金锡就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就不能拿来采色。因此，用来装饰后宫、充实下陈、使心意愉悦、使耳目快乐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出产于秦国才可以使用，那么宛地的明珠簪、传世的玑珠耳饰、阿地的白绢衣服、锦绣装饰就不能进献到面前，随俗而高雅美好的、姿态美丽幽深的赵国女子也不能站在身旁。敲击瓦瓮瓦缶、弹奏筝、拍着大腿歌唱呜呜之声使耳朵畅快的，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郑、卫之音、桑间之乐，韶乐、虞乐、舞象，都是外国的音乐。如今舍弃敲击瓦瓮瓦缶而取用郑、卫之乐，停止弹筝而取用韶、虞之乐，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快乐就在眼前，听着顺耳罢了。如今选择人才却不是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赶走，是客卿就驱逐。这样看来，所看重的是美色、音乐、珠玉，所轻视的是人民。这不是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办法。臣听说，土地广大，粮食就多；国家强大，人口就多；兵力强盛，士卒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舍弃细小的水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多百姓，所以能彰明自己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四方，百姓不分异国，四时都充满美好，鬼神降下福祉，这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如今不能这样，抛弃百姓来资助敌国，拒绝客卿来使诸侯成就事业，使天下贤士退缩而不敢向西来，裹住双脚不进入秦国。这就是所谓借兵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物产不出于秦国却值得珍爱的东西很多，人才不出生于秦国却愿意效忠的人很多。如今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百姓来增益仇敌，使国内自行空虚，又在国外同诸侯结怨；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劝说秦二世实行督责之术的书信【李斯】

译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守时，群盗吴广等人向西攻掠土地，经过三川却不能禁止他们。章邯已经击破并驱逐吴广等人的军队，使者反复查究三川之事，接连斥责李斯：身居三公之位，怎么能让盗贼这样猖獗？李斯恐惧，吝惜爵位俸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迎合秦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容身之地，所以写了这封书来回答。所谓贤明的君主，一定是既能保全治国之道，又能实行督责之术的人。实行督责，那么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效死于君主。这样君臣的名分确定，上下的义理明白，天下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敢不竭尽力量、承担职任来效死于君主。因此君主独自控制天下而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就能享尽欢乐的极致。贤明圣智的君主，难道不应当明察这一点吗？所以申子说：‘拥有天下却不能肆意纵横，就叫作把天下当成枷锁。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能实行督责，反而顾念自身，使自己劳苦于天下百姓，像尧、禹那样，所以说这是枷锁。’如果不能修习申不害、韩非的明智之术，实行督责之道，只知道用天下来满足自己，却徒然劳苦身心、亲自为百姓效力，那么就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蓄养天下的人，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用别人来为自己效命，自己就尊贵而别人卑贱；用自己来为别人效命，自己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替别人效力的人卑贱，被别人效命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古人之所以尊重贤能，是因为贤能尊贵；之所以厌恶不肖，是因为不肖卑贱。尧、禹是亲自为天下效力的人，如果因此随从他们而尊奉他们，也就失去了尊重贤能的本意。这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把它称作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是不能实行督责的过错。所以韩非子说：‘慈爱的母亲会有败家的儿子，严厉的家庭却没有抗拒命令的奴仆，为什么呢？因为一定会施加刑罚。’所以商君的法令规定，在道路上丢弃灰土也要受刑。丢灰本来是轻罪，却要受到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能够对轻罪也严加督责。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重罪呢？因此百姓不敢犯法。所以韩非子说：‘普通人不会放下寻常的布帛；即使有百镒熔化的黄金，盗跖也不会伸手抢取。这并不是普通人心中把寻常利益看得重、盗跖的欲望看得轻，也不是因为盗跖的行为使百镒黄金的价值变轻了；而是伸手抢取必然立即受刑，那么盗跖就不会抢百镒黄金；如果刑罚不一定施行，那么普通人也不会放下寻常布帛。’因此城墙高五丈，楼季也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百仞，那只跛■〈牜羊〉却能在山上放牧。楼季尚且难以越过五丈的限制，难道那只跛■〈牜羊〉反而容易登上百仞高山吗？这是因为险峻的形势不同。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长久居于尊位，长期掌握重大权势，独自享有天下利益，并没有别的道路，只是能够独断，并且慎重实行督责，必定严厉惩罚，所以天下不敢触犯。如今不努力实行使人不敢犯法的办法，却去做慈母所做的导致儿子败坏的事情，这也就是没有明察圣人的论说。如果不能实行圣人的方法，那么除了做天下人的仆役，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不可悲吗？况且节俭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淫放纵的享乐就会停止；善于陈说、讲论道理的臣子在身旁进言，放荡散漫的志向就会受挫；刚烈之士以死守节的行为显现于世，淫逸安乐的享受就会废止。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废除这三类外在事物，只独自掌握君主之术来控制听命服从的臣子，并修明自己的法令，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重大。凡是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够违拂世俗、磨治风俗，废除自己所厌恶的，树立自己所欲求的；所以活着时拥有尊重显贵的权势，死后拥有贤明的谥号。因此明君独断，权力便不在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消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士的嘴，困抑烈士的行为，闭塞耳目、掩蔽聪明，在宫内独自掌握视听；这样对外就不能用仁义、烈士的行为来动摇他，对内也不能用劝谏、游说、愤怒争辩的言论来夺取他的意志，所以能卓然独行，任意施展纵横之心，而没有人敢违逆他。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是明白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并修治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明、权术清楚，而天下仍然混乱的事，从未听说过。所以说：王道简约而容易掌握，只有贤明的君主能够实行。如果这样，那么实行督责确实有效，臣下就没有邪心；臣下没有邪心，天下就安定；天下安定，君主就威严尊贵；君主威严尊贵，督责就一定能够贯彻；督责贯彻，所要求的事情就能得到；所要求的事情得到，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君主就能享有丰厚的快乐。因此一旦设置督责之术，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群臣百姓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敢图谋改变什么？这样一来，帝王之道就完备了，也可以说是明白君臣之术了。即使申不害、韩非重新活过来，也不能超过它。狱中上给皇帝的书【秦李斯】臣担任丞相治理百姓三十多年了。当初秦国土地狭小，先王在位时，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军队只有数十万。臣竭尽微薄才能，谨慎奉行法令，暗中施行谋臣的策略，资助金玉，让他们游说诸侯；暗中修治铠甲兵器，整饬政教，任用勇士，尊重功臣，厚待他们的爵禄，所以终于威胁韩国，削弱魏国，攻破燕、赵，平定齐、楚，最终兼并六国，俘虏六国君王，使秦国成为天子之国，这是第一项罪过。土地并非不广，又向北驱逐胡、貉，向南平定百越，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第二项罪过。尊崇大臣，顺应他们的爵位，以此巩固他们的亲近关系，这是第三项罪过。建立社稷，修治宗庙，以彰明君主的贤德，这是第四项罪过。更改历法，统一斗、斛、度、量，把文字颁布天下，以树立秦国的名声，这是第五项罪过。修治驰道，兴建游观之所，以显示君主的得意，这是第六项罪过。放宽刑罚，减轻赋税，以成全君主获得众人拥护的心愿，使万民拥戴君主，至死也不忘记，这是第七项罪过。像这样做臣子，罪过足以处死，本来已经很久了。皇上幸而让臣竭尽能力，臣才得以活到今天，希望陛下明察这些事情。《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八 （明）贺复征编 ○上书三 论述军事的书信【汉晁错】

译臣听说，自汉朝兴起以来，胡虏多次侵入边地，小规模入侵就获得小利，大规模入侵就获得大利。高后时期两次进入陇西，攻城屠邑，驱赶掠夺牲畜财产。后来又进入陇西，杀死官吏士卒，大肆盗窃。听到战胜的威势，百姓的士气就增加百倍；战败的士卒，则终身不能恢复。自高后以来，陇西已经三次被匈奴困扰，百姓士气受到破坏创伤，已经没有取胜的意志。如今陇西的官吏依靠社稷神灵，奉行陛下的英明诏令，和辑士卒，磨砺他们的气节，振作受创的百姓，使他们抵挡乘胜而来的匈奴，以少击众，杀死一名匈奴王，击败其军队并获得大利。这并不是陇西百姓有勇有怯的不同，而是将领官吏统率方法的巧拙不同。因此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选择。臣又听说，用兵临战、两军交锋的紧要条件有三项：第一是取得有利地形，第二是士卒训练熟习，第三是器械锋利。兵法说：‘五丈宽的沟渠，能浸没战车的水流，山林中堆积的石块，纵横的河流和丘陵高地，以及草木生长的地方，都是步兵作战的地形。’车骑二人也抵不上一个步兵。‘土山丘陵绵延相连、平原旷野开阔的地方，是车骑作战的地形。’ 十个步兵也抵不上一个车骑。‘平坦的山岭彼此相隔，河流山谷夹在中间，可以仰攻高处、俯临低处，是弓弩作战的地形。’一百个短兵也抵不上一个弓弩手。‘两军相距很近，地面平坦而草浅，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是长戟作战的地形。’三名剑盾兵也抵不上一个长戟兵。‘芦苇、竹子、萧草密集，草木茂盛，枝叶繁密交接，是长矛、鋋作战的地形。’两名长戟兵也抵不上一个长矛兵。‘道路曲折、彼此可以埋伏，地势险狭、相互逼近，是剑盾作战的地形。’三名弓弩手也抵不上一个剑盾兵。‘士卒没有经过挑选训练，军队没有熟悉操练，起居行动不精整，行动静止不能协调，趋利赶不上，避难不能周全，前军攻击、后军解散，和金鼓的声音失去配合，这是不训练约束军队的过错。’一百人也抵不上十人。‘兵器不完备锋利，就同徒手一样；铠甲不坚固严密，就同赤身露体一样；弩不能射到远处，就同短兵器一样；射击不能命中，就同没有箭一样；命中却不能穿入，就同没有箭镞一样，这是将领不懂得检查兵器造成的祸害。’五人也抵不上一个人。因此兵法说：‘器械不锋利，就是把士卒送给敌人；士卒不能使用，就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就是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事情。臣又听说，小与大形势不同，强与弱态势不同，险与易防备方法不同。使自己屈身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形势；联合小国攻打大国，是敌对国家的形势；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原国家的形势。如今匈奴的地形和技艺同中原不同，可以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马比不上它们。道路险峻倾斜，既能奔驰又能射箭，中原的骑兵比不上它们。经受风雨和疲劳，忍受饥渴而不困乏，中原的人也比不上它们。这些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平原易地，轻车突骑，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容易被扰乱。用强劲的弩和长戟，射击稀疏的目标并达到远处，那么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穿坚固的铠甲、持锋利的刀刃，长短兵器交错，游弩往来射击，十人五人编队一齐前进，那么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材官快速发射，箭道都指向同一目标，那么匈奴的皮革箭囊和木制盾牌就不能承受。下马奔驰交战，剑戟相接，进退相逼，那么匈奴人的脚力就不能应付。这些是中原的长处。这样看来，匈奴的长处有三项，中原的长处有五项。陛下又要兴起数十万军队，来讨伐数万匈奴，从人数多少计算，是用一击十的办法。即便如此，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把大事变小、把强者变弱者，不过在俯仰之间。拿人的生命去争取胜利，一旦跌倒而不能振作，后悔也来不及了。帝王的道路，应当出于万全之策。如今投降的胡人、义渠等蛮夷归附汉朝的有几千人，他们的饮食和长处同匈奴相同，可以赏赐他们坚固的铠甲、丝絮制的衣服、强弓利箭，再增加边郡的良马，命令明智而能干的将领了解他们的习俗、调和他们的心意，用陛下的英明法令统率他们；遇到险阻，就用他们抵挡；平地通道，则用轻车、材官制服敌人。两支军队彼此形成表里，各自发挥长处，再用人数加以压制，这就是万全之策。传记说：‘狂妄之人的话，贤明的君主也会加以选择。’ 臣晁错愚昧浅陋，冒死献上狂妄之言，只希望陛下裁量选择。上给皇帝的守边备战书【晁错】

译臣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貉，在黄河岸边修筑要塞；向南攻打杨粤，设置戍卒。秦朝起兵攻打胡、粤，并不是为了保卫边地、拯救百姓免于死亡，而是贪婪暴戾、想要扩张土地。因此功业尚未建立，天下就已经动乱。况且起兵却不懂得形势，交战就会被人擒获，驻屯就会使士卒不断死亡。胡、貉之地，是阴寒积聚的地方，树皮有三寸厚，冰有六尺厚，以肉为食、以酪为饮；那里的人肌理紧密，鸟兽的羽毛浓密，天性耐寒。杨粤之地，阴气少而阳气多，那里的人肌理疏松，鸟兽毛羽稀少，天性耐暑。秦国的戍卒不能适应当地水土，戍守的人死在边地，运送物资的人倒毙在路上。秦国百姓把出征看作被押往刑场，于是用罪犯来充发，名叫‘谪戍’。先征发有罪过的官吏以及赘婿、商人，后来又征发曾有市籍的人，再后来征发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的人，最后进入闾巷抓取左邻的人来征发。不顺从出行的人，心中深深怨恨，产生背叛之心。百姓守城作战直到死也不投降逃跑，都是用这种办法造成的。因此战胜、守城坚固，就有拜授爵位的奖赏；攻城屠邑，就能取得财物俘虏来使家室富足。所以能够使士众冒着箭石、奔赴汤火，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如今秦国征发士卒，有万死的祸害，却没有一铢一两的报酬；死于战事之后，也得不到一算的补偿。天下人明明知道祸患猛烈地临近自身。陈胜出发戍守，走到大泽乡，首先向天下发难，天下像流水一样跟随他，这是秦国以威势强迫百姓服役所造成的弊端。胡人的衣食产业不固定在土地上，形势上容易扰乱边境。怎么可以证明呢？胡人吃肉饮酪，穿皮毛，没有城郭、田地、住宅可以归依，像飞鸟走兽一样住在广阔野地；遇到丰美的草、甘甜的水就停留，草吃尽、水喝完就迁徙。由此看来，往来转徙，时来时去，是胡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原百姓离开田地的原因。如今假使胡人在边塞下面多处转移放牧、行猎，有时面对燕、代，有时面对上郡、北地、陇西，来窥伺防备边塞的士卒。士卒少，他们就入侵；陛下不救援，边民就绝望而产生投降敌人的念头；少量发兵救援又不足够，多量发兵则等远县军队到达时，胡人已经离去；军队聚集而不能解散，费用非常大，解散军队，胡人又会再次入侵。这样连年下去，中原贫困，百姓不得安宁。陛下幸而忧虑边境，派遣将吏、征发士卒修治边塞，这是极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卒守边，一年更换一次，不如选择常住当地的人，让他们拥有家室、从事田作，同时负责防备；还应便利他们修筑高城、深沟，准备蔺石，设置渠荅，反复布置成一座城。在内城之间，每隔一百五十步设置要害之处。对于通行河流的道路，应当调集民众建立城邑，每处不得少于一千家作为中心。四周设置虎落，先修建房屋，准备田间器具，然后招募罪人和免除徒刑而重新服役的人，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不足的，就招募愿意用成年奴婢赎罪的人，以及愿意输送奴婢来求取爵位的人。不足的，再招募愿意迁往那里居住的百姓，全部赐予高爵，免除他们家中的徭役，发给冬夏衣服、廪食，直到能够自给为止。郡县百姓可以购买爵位，逐步增加到卿的等级。失去丈夫的妇女或失去妻子的男子，由县官买来婚配给他们。人的情感，如果没有匹配的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居当地。边塞下面的百姓，俸禄利益不丰厚，不能让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险艰苦的地方。胡人入侵驱掠时，能够截住并夺回被驱赶的人和财物，就把其中一半给他。县官负责赎回被掳的百姓。这样一来，乡邑之间就会互相救助，奔赴抗击胡人而不怕死；这不是因为感戴君上的恩德，而是想保全亲属、获得财利。这同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势、心中畏惧胡人的情况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趁陛下在位之时迁徙百姓充实边地，使远方不再有屯戍之事，边塞百姓父子得以相互保全，没有被拘系俘虏的祸患，利益施及后世，声名足以彰显圣明。这同秦朝使百姓怨恨而出征相距很远。劝说迁徙百姓充实边塞的书【晁错】陛下幸而招募百姓相互迁徙来充实边塞，使屯戍之事更加减少，运输供给的费用更加少，这是极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确实能够符合陛下的厚意，奉行英明的法令，抚恤迁徙者中的老弱，善待其中的壮士，调和他们的心意而不侵扰刻薄，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困的百姓就会相互招募，争相前往。臣听说，古代迁徙百姓到远方，是为了充实广阔空虚的土地；先观察阴阳是否调和，尝验水泉的味道，审察土地是否适宜，查看草木是否丰饶，然后营建城邑，建立城池，划分里巷和宅地，开通耕作的道路，整齐阡陌的界限；先修建住宅，有一间正堂、两间内室，关闭门户，置备器物，使百姓到来后有房屋居住，有器物可用。这就是使百姓容易离开故乡、愿意迁往新邑的办法。还应设置医师和巫祝，用来救治疾病、修治祭祀；男女有婚姻，生育和死亡都有救恤，坟墓相邻，种植树木、蓄养牲畜，房屋完整安稳。这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在那里，并产生长期定居之心的办法。臣又听说，古代设置边县来防备敌人，使五家编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伍为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一十连为一邑，邑有假候。这些人都选择本邑贤能有才、熟悉训练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他们在平时训练百姓射箭，出战时教百姓应敌。因此内部卒伍编成，外部军政便能确定；训练熟习形成以后，不要让他们迁徙。年幼时一同游玩，长大后一同做事；夜战时能凭声音互相辨认，足以互相救援；白天作战时能彼此看见，足以相互识别；欢乐亲爱的感情足以使他们互相舍命。再用丰厚奖赏来鼓励，用严厉刑罚来威慑，那么他们向前战死，连脚跟也不会转回来。迁徙来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而有才力的人，只会耗费衣物粮食，不能使用。即使有才力，没有好的官吏，也仍然不会有功效。陛下断绝匈奴，不同它和亲，臣私下料想匈奴今年冬天会南下；一旦大举整治边防，就会使他们终身受到创伤。想要树立威势，应当从匈奴南下时不能使胶凝固、不能使他们困顿开始；如果让他们积聚气势离去，后来就不容易使他们服从。愚昧的臣没有见识，只希望陛下裁察。劝说皇帝削弱吴国的书【晁错】从前高帝刚刚平定天下时，兄弟很少，诸子年幼，于是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因此，庶出的儿子悼惠王为齐王，拥有十二城；庶弟元王为楚王，拥有四十城；兄长的儿子为吴王，拥有五十多城；又封立三个庶出之子，分去了天下的一半。如今吴王先前有太子之争的嫌隙，又假称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古代法令本应诛杀；文帝不忍心，于是赐给他几案和手杖，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了。他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纵放肆，公开开采山铸钱，煮海水制盐，诱使天下逃亡之人，图谋发动叛乱。如今削弱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叛；不削弱，他也会反叛。削弱他，反叛就来得快，但祸患小；不削弱他，反叛来得迟，但祸患大。南粤王尉佗的称臣书【南粤王佗】

译蛮夷的大长老、臣尉佗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原来是粤地的官吏，高皇帝幸而赐给臣尉佗印玺，让我做南粤王，成为汉朝的外臣。当时按时进贡，孝惠皇帝即位后，出于道义不忍心断绝关系，所以赐给老夫的恩德非常厚重。高后亲自临朝执政，亲近卑劣之士，听信谗臣，区别对待蛮夷，下令说：‘不许给蛮夷和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使给予，也只给公的，不给母的。’老夫居住偏僻之地，马、牛、羊的年齿已经增长，自己认为祭祀不能修治，犯了死罪，于是让内史籓、中尉高、御史平三批人上书谢罪，却都没有得到答复。又私下听说老夫父母的坟墓已经毁坏削平，兄弟宗族已经被诛杀论罪，官吏们相互议论说：‘如今在内不能得到汉朝的扶持，在外又没有办法使自己显得高贵特殊，所以改称皇帝，在自己的国家称帝，并不是敢于危害天下。’高皇后听说后大怒，削去南粤的属籍，派使者往来断绝。老夫私下怀疑是长沙王的谗臣进了谗言，所以才敢发兵攻打他的边境。况且南方低洼潮湿，蛮夷之中西面有西瓯，人口一半羸弱，也向南称王；东面有闽粤，人口数千，也称王；西北有长沙，其中一半是蛮夷，也称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所以老夫才敢擅自盗用帝号，姑且用来自我娱乐。老夫如今据有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拥有披甲士卒一百多万，却面向北方称臣侍奉汉朝，这是为什么？是不敢背弃先人的缘故。老夫居处粤地至今已有四十九年，已经抱上孙子了；可是仍然早起晚睡，睡觉不能安席，吃饭不能感到滋味，眼睛不看妖冶美色，耳朵不听钟鼓之声，都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如今承蒙陛下幸而哀怜，恢复我的旧号，使我像从前一样与汉朝通使，那么老夫即使死后骨头不腐，也不敢再改号称帝了。谨向北面，借使者奉献白璧一双、翠鸟一千只、犀角十枚、紫贝五百枚、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禀告。谏 《伐闽越书》【淮南王安】

译陛下君临天下，广布德行，施加恩惠，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哀怜鳏夫寡妇，抚恤孤儿和孤独之人，奉养老者，救济贫乏之民，盛大的德行向上隆盛，和厚的恩泽向下普及；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方的人感怀德行，天下震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都以为终身不会再见到战争。如今听说有关官员要发兵，准备诛伐越国，臣安私下替陛下对此深感忧虑。越国是远方之外的土地，是剪发文身的民众，不能用中原戴冠束带之国的法度来治理。自三代盛世以来，胡、越不接受中原的正朔；若不是凭借强力，便不能使其服从，若没有威势，便不能制服它们。古人认为那是不宜居住的土地、不受治理的民众，不值得因此劳烦中原。所以古代的制度是：王畿以内为甸服，王畿以外为侯服，侯服之外为宾服，蛮夷之地为要服，戎狄之地为荒服，这是因为远近的形势各不相同。自汉朝初年平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互相攻伐的次数多得无法计算，可是天子从未发兵进入过他们的土地。臣听说越地并没有城郭邑里，居住在溪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水上作战，擅长使用舟船；那里地势幽深昏暗而且多有水险。中原人不了解那里的地势，凭借险阻进入其地，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上越人的一个人。即使得到那里的土地，也不能设置郡县；即使进攻，也不能迅速夺取。用地图考察它的山川要塞，彼此相隔不过几寸，可实际中间却往往有数百、数千里；险阻、树林、丛竹不能全部标示出来，看起来似乎容易，走起来却非常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天下依赖宗庙神灵，境内才得以大安；头发已经白了的老人没有看见战争，百姓能够夫妻相守、父子相保，这都是陛下的恩德。越人名义上是藩臣，他们进贡所奉之物，连供给大内一名士卒的费用都不够，也不能供给朝廷使用；他们互相攻伐，陛下却发兵去救，这反而是用中原来劳役蛮夷。况且越人愚昧轻薄，背弃约定、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天下的法度，并非一天形成的。一旦不奉诏令，便发兵诛伐他们，臣恐怕今后的战争将没有停止的时候。近几年来，年年收成不好，百姓靠卖爵位、卖掉子女来接济衣食；幸赖陛下的德泽救济，才得以不至于转死沟壑。四年歉收，第五年又发生蝗灾，百姓的生活还没有恢复，如今却发兵行军数千里，带着衣服粮食进入越地；抬着车舆翻越山岭，拖着舟船进入水中，行走数百、数千里，夹在深林丛竹之间；水路上下都要撞击石头，林中又多有蝮蛇猛兽，夏月暑热之时，呕吐、泄泻、霍乱等疾病接连发生。还没有交战、接刃，死伤的人必定已经很多了。先前南海王反叛，陛下派先臣使将军间忌率兵攻打他，使他的军队投降后安置在上淦；后来他们又反叛，正逢天气炎热、雨水很多，楼船士卒居水中划船，尚未交战便因疾病死亡过半。亲属哭泣，孤儿啼号，家破业散；到千里之外迎回尸体，包裹骸骨回来，悲哀的气氛多年不能消散，长老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作为记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还没有进入越地，灾祸就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了。臣听说战争之后，必定有凶年；这是说百姓共同产生的愁苦之气，侵薄阴阳的和气，感动天地的精气，于是灾害之气便因此产生。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如日月，恩惠达到禽兽，泽被草木；只要有一个人因饥寒而不能享尽天年便死去，陛下都会为此内心凄怆。如今境内没有狗叫般的警报，却让陛下的甲士死亡、暴尸野外，使中原沾染山谷间的污血，使边境百姓因此早早关闭门户、很晚才开门，早晨也不能安稳到晚上。臣安私下替陛下对此深感忧虑。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多以为越国人多兵强，能够危害边城。臣治理淮南国时，大多接触边境官吏，私下听说那里与中原之间隔着高山，人迹断绝，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隔开内外的地方。越人进入中原，必定要经过领水；领水的山势陡峭险峻，水流冲击石头、撞破舟船，不能用大船载运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若想发动变乱，必定先在边界内耕田，积储粮食，然后才进入，并砍伐木材修造船只。边城守备如果确实严谨，越人一有进入砍伐木材的，便逮捕他们，烧毁其积聚；即使百越一起行动，又能把边城怎么样呢？况且越人的力量绵弱、器材简陋，不能进行陆战，又没有车辆、骑兵、弓弩可以使用。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轻易进入中原，是因为依靠地势险要，而中原人又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臣听说越国甲士不少于数十万，要进入越地，兵力必须是其五倍才够；负责牵车运送粮饷的人还不包括在内。南方暑热潮湿，接近夏季便更加炎热；士卒暴露在外、居住水上，蝮蛇伤人，疾病多发，军队还没有交锋，因病死亡的便有十分之二三。即使把越国全部攻取、俘虏其民，也不足以抵偿所损失的兵力。臣听道路上的传闻说，闽越王的弟弟甲弑杀闽越王，甲又因诛杀之罪而死，他的百姓如今还没有归属。陛下若想把他们召来安置在中原，派重臣前往慰问，施行德政、给予赏赐来招致他们，他们一定会携幼扶老，归附圣德。陛下若认为他们没有用处，也可以继承其断绝的世系，保存其灭亡的国家，重新建立王侯来统辖越人；这样他们一定会献上人质，成为藩臣，世世代代共同进贡纳职。陛下只用方寸大的印、丈二长的丝带，便能镇抚远方，不劳烦一名士卒，不折损一支戟，而威势和德行同时施行。如今如果发兵进入他们的土地，他们必定震惊恐惧，认为有关官员是想把他们全部屠灭。他们一定像野鸡、兔子一样逃入山林险阻；背弃我们而离去，便会重新聚集，留下来据守。经过多年，士卒疲惫，粮食断绝；男子不能耕种播植，妇女不能纺绩织布；壮丁从军，老弱转运粮饷，留在家中的没有食物，行军的人没有粮食，百姓苦于战争，逃亡的人必定很多。在陆地上诛伐他们，又不可能全部消灭，盗贼必定兴起。臣听长老说：秦朝时，曾派尉屠睢攻打越国，又派监禄开凿渠道、疏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密林，无法攻取；秦军留下驻守，土地空旷，日久不能结束，士卒疲劳困倦。越人出来袭击，秦军大败，于是又征发适戍来防备他们。当时内外骚动，百姓疲敝；出征的人不能回来，前往的人没有返回的，都无法活下去，逃亡者互相跟随，成群结伙做盗贼。于是山东的祸难开始兴起，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战争是凶险之事，一个地方有紧急情况，四面都会受到牵连。臣恐怕变故的发生、奸邪的兴起，就从这里开始。《易》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鬼方只是小小的蛮夷，高宗却是殷朝盛世的天子。以强盛的天子讨伐小小的蛮夷，三年以后才攻克，说明用兵不能不慎重。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而没有交战，意思是没有人敢与之抗衡。如果让越人冒死侥幸，抵抗陛下属官的车驾前列，甚至连驾车、抬舆的士卒中有一个没有防备而返回，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臣私下也替大汉感到羞耻。陛下以四海为疆域，以九州岛为家，以八薮为苑囿，以江、汉为池沼，凡有生命的民众都成为臣妾；人众之多足以供养千官的费用，租税的收入足以供给乘舆的使用。

译陛下使心神游于神明之境，秉持圣道，背负黼扆，凭靠玉几，面向南方听取政事、裁决事务，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响应的。陛下施行德惠来覆盖、滋润天下，使普通百姓安居乐业，那么恩泽将遍及万世，传给子孙，施行而没有穷尽。天下的安定，就像泰山一样稳固，并由四方维系。夷狄之地，哪里值得用一天的时间去顾虑，因而劳烦战马奔波呢？《诗》说：“王道确实充实，徐方已经来归。”这是说王道非常广大，所以远方也怀德归附。臣听说：农夫劳作，君子才能得到奉养；愚者发表意见，智者从中选择。臣安有幸替陛下守卫藩国，以自身作为屏障，这是做人臣的职责。边境有警，却爱惜自身性命，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不是忠臣。臣安私下恐怕将吏竟把十万大军当作一个使者所能承担的任务。《与淮南王书》【薄昭】我私下听说大王刚直勇敢，慈爱宽厚，正直守信而且多有决断，这是上天把圣人的资质赐给大王，实在非常盛美，不可不察看。如今大王的行为却与上天所赐的资质不相称。皇帝刚即位时，要更换在淮南的侯邑，大王不肯，皇帝最终还是更换了，使大王实际得到三个县，待遇十分优厚。大王因为从未同皇帝相见，要求入朝觐见；还没有尽享兄弟的欢乐，大王便杀列侯来为自己树立名声，皇帝不让官吏从中干预，对大王的赦免十分优厚。按法令，二千石官职有空缺，便应报告汉朝补任；大王却驱逐汉朝所任命的人，请求自行任用丞相和二千石官，皇帝违背天下的正常法度而答应大王，待遇十分优厚。大王想把封国交还，做平民去守护真定的坟墓，皇帝不答应，使大王不失去面南而王的尊贵地位，待遇十分优厚。大王应当日夜奉行法度，修治贡职，以此来相称于皇帝的深厚恩德。如今却轻率发言，放纵行事，使天下归咎于自己，实在不是好计策。大王以方圆千里的土地作为居所，以万民作为臣妾，这是高皇帝深厚的恩德。高帝经受霜露，冒着风雨，迎着箭矢和石块，野战攻城，亲身负伤，才为子孙成就万世基业，艰难危险、困苦不易到了极点。大王不思念先帝的艰苦，不能日夜警惕，修养自身、端正行为，奉养祭牲，丰盛祭品，奉行祭祀，以不忘先帝的功德，却想交还封国做平民，实在太过分了。况且贪图让出国土的名声，轻易废弃先帝的基业，不能称为孝。父亲为你打下基业，你却不能守住，不贤。你不求守护长陵，却请求去守真定，这是把母亲置于父亲之前，不合义理。多次违逆天子的命令，不顺从劝告而节制行为；因为兄长无礼便加以重责，幸臣有罪，大的立即处决，小的施以肉刑，这是不仁。以平民凭一把剑所能承担的职责为贵，却轻视王侯之位；不知道、不喜好学问大道，任凭感情妄行，这是不祥。这八件事，都是走向危亡的道路；大王却去做了，抛弃面南而王的职位，逞勇如孟贲、夏育，常常出入危亡之路。依臣所见，高皇帝的神灵必定不会在大王手中享受祭祀，这是明白无疑的。从前周公诛杀管叔、放逐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死自己的弟弟，以恢复国家；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迁徙自己的母亲，以安定秦国；韩王失去代地，高帝夺取他的国家，以便于行事；济北王起兵，皇帝诛杀他，以安定汉朝。所以周、齐在古代这样做，秦、汉在今天也这样做。大王不察看古今安定国家、便利政事的方法，却想凭亲属之情向太上皇帝求情，这是不可能得到的。逃亡的诸侯、出游任官侍奉他人以及收留藏匿逃亡者的人，依法都要论罪；在大王宫中主管这些事的官吏也要承担罪责。如今诸侯的儿子做官，归御史主管；做军官的，归中尉主管；负责宾客出入殿门的，归卫尉主管；大行负责各地蛮夷前来归附、表达敬意的事务，以及逃亡后自行登记户籍的人；内史负责县令，县令又负责那些想把事情推给下级官吏、自己不愿承担祸患的人，这种情形是无法逃脱罪责的。大王如果不改正，汉朝就会把大王拘禁在王府中依法论罪；到那时，丞相以下的官员又能怎么办呢？毁坏父亲的伟大基业，退为平民；所宠爱的幸臣都依法伏诛，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使先帝的德行蒙羞，这实在不是我替大王所取的做法。大王应当赶快改变态度、改变行为，上书谢罪说：“臣不幸早早失去了先帝，年少时在吕氏当政的时代成为孤儿，从未忘记以死报国。陛下即位后，臣倚仗恩德，骄傲自满，做了许多不合规矩的事；回想自己的罪过，恐惧地伏在地上等待诛杀，不敢起身。”皇帝听到后一定高兴，大王与兄弟在朝廷上欢欣，群臣在下面都能延长寿命；上下各得其宜，海内永远安定。希望大王仔细谋划并迅速实行，实行时若有迟疑，灾祸就像离弦之箭一样，无法追回了。《上吴王书》【邹阳】

译臣听说秦朝凭借曲台宫，悬衡天下，划定土地而百姓不敢侵犯，兵锋还加于胡、越。到了它晚年末路之时，张耳、陈胜联合众多军队据守，进逼函谷关，咸阳于是危急。为什么？因为各郡彼此不亲近，万户不能互相救援。如今胡人多次渡过北河之外，上面连飞鸟都覆盖不见，下面连伏兔也看不到；战斗的城池不得休息，救兵不能到达，死者一个接着一个，运兵车接连不断，转运粮食绵延千里而不绝。为什么会这样？强大的赵国在河间施加压力，六个齐国势力都对惠后有所企望，城阳王顾念卢博，三个淮南王都思念坟墓。大王若不忧虑，臣恐怕救兵不能专心应战，胡马就会继续前进，窥伺邯郸。越地的水军经过长沙，回舟到青阳；即使让梁王合并淮阳的军队，向下进军淮东、越过广陵，以截断越人的粮道；汉军也折向西河而下，向北守住漳水来辅助大国；胡人也更加深入，越人也更加深入，这就是臣替大王忧虑的地方。臣听说蛟龙昂首振翼，浮云便出现，流雾和雨水都聚集而来；圣王磨炼节操、修养德行，游说之士便归附正义，思求名声。如今臣竭尽智谋、用尽议论，耗尽精力、穷尽思虑，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不能去求见；修饰自己固陋的心志，那么哪个君王的门前不能拖着长衣裾而入呢？然而臣之所以历数大王朝廷的过失，背离淮南千里而自行前来，并不是厌恶臣的国家而喜欢吴国百姓，而是私下推重高尚的风尚，尤其喜爱大王的义行，所以希望大王不要忽视，仔细听取。臣来到这里，听说猛禽即使有数百只，也比不上一个鹗。赵国完整存在时，武力强盛、勇士众多，穿着华美服装聚集在丛台之下的人，一旦形成市场般的集群，也不能阻止幽王沉没；淮南忧患于联合山东的侠士，死士充满朝廷，也不能使厉王从西方返回。这样看来，谋划不当，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地位，这是明白的。所以希望大王慎重筹划罢了。当初孝文皇帝据守关中入朝即位，内心寒栗、意志消沉，天不亮就起床穿衣；自立为天子以后，却让东牟、朱虚向东褒奖仪父的后代，深深割取婴儿王的封地，封自己的儿子为梁王、代王，又增加淮阳，最终废黜济北王，把弟弟囚禁在雍，这难道不是受新垣等人的影响吗？如今皇帝刚刚据有先帝遗留下来的基业，左边谋划山东，右边控制关中，权势变化、形势更易，大臣们难以看清；大王如果不察觉，臣恐怕周鼎又会在汉朝兴起，新垣的错误计谋再次出现在朝廷，那么我们吴国的后代就不可能长存于世了。高皇帝烧毁栈道，水淹章邯，军队行进不停留，收拢疲弊困倦的百姓，向东奔驰到函谷关；西楚大败。用水攻，章邯因此失去城池；在陆地进攻，荆王因此失去土地。这些都是国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希望大王仔细察看这些事情。《狱中上梁王书》【邹阳】

译臣听说忠诚没有得不到报答的，守信的人不会被怀疑。我过去常以为这是真理，后来才觉得只是空话。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义气，出现白虹贯日的异象，太子却因此害怕；卫先生替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出现太白星侵蚀昴星的天象，昭王却怀疑他。精诚足以改变天地，却不能使两位君主明白自己的忠心，难道不可悲吗？如今臣竭尽忠诚，尽述谋议，希望得到了解；左右近臣却不能明辨，最终使臣接受官吏审讯，被世人怀疑，这就像让荆轲、卫先生再次出现，而燕王、秦王仍然不能觉悟一样。希望大王仔细察看。从前玉人献宝，楚王却杀了他；李斯竭尽忠诚，胡亥却把他施以极刑。因此箕子假装疯癫，接舆避开尘世，恐怕遭遇这样的祸患。希望大王体察玉人、李斯的用心，再考察楚王、胡亥听取意见的方式，不要让臣成为箕子、接舆所嘲笑的人。臣听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装入鸱夷袋，我起初不相信，如今才知道确有其事。希望大王仔细察看，稍稍给予臣一些怜悯。俗话说：“白头相交还像初识，车盖刚刚相倾便如故交，为什么？在于相知与不相知。”所以樊于期逃离秦国到燕国，借荆轲的首级来成就燕丹的事业；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在城下自刎来击退齐军、保存魏国。王奢、樊于期对于齐国、秦国并不是新近结交的人，却成为燕国、魏国的故交；他们之所以离开原来的国家而为两位君主去死，是因为行为符合自己的志向，对义理的仰慕没有穷尽。因此苏秦在天下人中不被信任时，燕国仍把他看作尾生；白圭作战失去六座城，魏国仍让他攻取中山。为什么？因为确实彼此相知。苏秦任燕国相时，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他，燕王按剑大怒，却仍把駃騠赐给他食用；白圭在中山显达时，中山人在魏文侯面前诋毁他，魏文侯却把夜光之璧投给白圭。为什么？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都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彼此信任，难道会被浮泛的言辞改变吗？所以女子无论美丑，进入宫中都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进入朝廷都会遭人嫉恨。从前司马喜在宋国被剔去膝盖骨，后来终于做了中山国的相；范雎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打落牙齿，后来终于成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谋划必定正确，舍弃朋党私情，依靠孤立而真诚的交往，所以不能自行免于嫉妒之人的伤害。因此申徒狄跳入雍水，徐衍背负石头投入大海；他们不被世俗容纳，也不肯苟且求取，不在朝廷结党营私来改变君主的心意。所以百里奚在道路上乞食，秦穆公却把政事交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却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这两个人难道是先前在朝廷做过官，或借助左右近臣的赞誉，然后两位君主才任用他们的吗？只是内心受到感动，志趣相合，关系坚固如胶似漆，即使兄弟也不能离间，难道会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吗？所以偏听会产生奸邪，独任一人会造成祸乱。从前鲁国听信季孙的说法，驱逐孔子；宋国相信子冉的计谋，囚禁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辩才，尚且不能自行免于谗毁，而两个国家也因此陷入危难，为什么？众人的言语足以熔化金属，累积的诋毁足以销蚀骨头。因此秦国任用戎人由余，称霸中原；齐国任用越人子臧，使齐国威势强盛。这两个国家难道会拘泥于世俗，受世系奇异偏见之说牵制吗？它们广泛听取意见、全面观察，因而名声流传当世。所以意气相合，即使胡、越也可以成为兄弟，由余、子臧就是这样；意气不合，即使骨肉也会成为敌仇，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如今君主如果真能采用齐、秦的明智，摒弃宋、鲁的听信，那么五霸也不足相比，三王也容易与之并列。因此圣王觉悟，舍弃子之的野心而不取悦他，承认田常的贤能，封赏比干的后代，修治孕妇的坟墓，所以功业覆盖天下。为什么？因为想要向善没有满足的时候。晋文公亲近自己的仇敌而使诸侯臣服，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敌而匡正天下。为什么？因为慈爱仁厚、诚意深切地施加于内心。这些并不是可以用空话借来的。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向东使韩、魏弱小，使天下强盛，最终却把商鞅车裂；越国采用大夫种的谋略，擒获强大的吴国而称霸中原，后来却杀了大夫种。因此孙叔敖三次离去相位也不后悔，于陵仲子辞去三公之位，替人灌溉园圃。如今君主如果真能去除骄傲之心，怀有报答功劳的意愿，敞开心腹显露真情，披肝沥胆施加厚德，始终与士人同甘共苦，不因士人的穷达而有所爱憎，那么即使是夏桀的狗也可以让它向尧吠叫，盗跖的门客也可以让他刺杀许由，更何况凭借万乘之权、借助圣王的资质呢？然而荆轲沉杀七族、要离焚烧妻子儿女的事，哪里值得说给大王听呢？臣听说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如果暗中投给路上的人，众人没有不按剑相视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凭借、没有缘由就到了面前。盘曲的树木根柢，弯曲奇特，却能成为万乘之家的器物，为什么？因为左右近臣预先替它做了包装和铺陈。所以没有凭借而突然来到面前，即使拿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也只会结下怨恨而不能得到恩德。因此只要有人先作介绍，即使是枯木朽株，也能建立功业而不被遗忘。如今天下身为平民、困居贫贱之中的士人，即使掌握尧舜的学说，具有伊尹、管仲的辩才，怀有龙逄、比干的忠心，想要竭尽忠诚侍奉当世君主，但平素没有根基和铺垫，即使耗尽精神，想要开启忠信、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君主也一定会重复按剑相视的做法。这就使平民士人不能成为枯木朽株那样的可用材料了。因此圣王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独自化育于陶钧之上，不被卑下混乱的言语牵制，也不被众多人的议论动摇。所以秦始皇听信中庶子蒙嘉的话，相信荆轲的说辞，结果匕首从中突然刺出；周文王在泾水、渭水之间打猎，载着吕尚回来，因而称王天下。秦始皇相信左右近臣的话而亡国，周文王却以乌合之众而成就王业，为什么？因为他能够超越拘束人的言辞，摆脱域外的议论，独自观察光明开阔的大道。如今君主沉溺于谄媚奉承之词，受宫帷宫墙制度的牵制，使不受羁束的士人与牛、骏马同槽，这是鲍焦所以对世道愤懑、不肯留恋富贵享乐的原因。臣听说盛装入朝的人，不会因私情污损大义；磨炼名节的人，不会因利益损害操行。所以乡里名为胜，曾子不肯进入；城邑名为朝歌，墨子调转车头。如今却想让天下胸襟开阔的士人受到威权的诱惑、被地位势力的尊贵胁迫，转过脸来、玷污操行去侍奉谄媚之人，并求得亲近左右近臣，那么士人只能伏死在洞穴、山岩和草泽之中，哪里还会有竭尽忠信、奔赴宫阙之下的人呢？《上谏猎书》【司马相如】

译臣听说，万物中有同类而能力不同的，所以说力量要数乌获，敏捷要数庆忌，勇猛要数孟贲、夏育。臣愚昧地认为，人既然如此，兽也应当如此。如今陛下喜欢亲临险阻，射杀猛兽，突然遇到才能超常的野兽，处在意想不到的危险地方，冲撞随从车驾扬起的清尘，来不及回转车辕，人的手脚也来不及施展，即使有乌获、逄蒙那样的技艺，力量也无法发挥，连枯木朽株都会成为阻碍。这样一来，胡、越就会在车轮之下兴起，羌、夷也会接连来到车后，难道不危险吗？即使万无一失、没有祸患，这本来也是天子不应当接近的地方。况且即使清理道路以后才行走，在道路中间奔驰，也还时常有马勒断裂、车轴折断的变故，更何况涉过丰茂的草地，驰骋丘墟，只顾前面捕获猛兽的快乐，内心却没有防备突发变故的念头，那造成的危害就不难想见了。轻视万乘之尊的重大责任，不以安稳为乐，却把走上万分之一危险的道路当作娱乐，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臣听说，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萌发前看得长远，有智慧的人能在危险尚未显现时避开；祸患大多隐藏在细微之处，却从人们忽略的地方爆发。因此民间俗语说：“家中积累千金，坐着时也不靠近堂边。”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希望陛下留意，幸而明察。《谏吴王书》【枚乘】臣听说：能够保全一切的就会昌盛，不能保全一切的就会灭亡。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户人家的聚落，却使诸侯称王。商汤、周武王的土地不过百里，向上不使日月星辰的光明断绝，向下不伤害百姓的心，是因为掌握了王道。所以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忠臣不避重刑严诛而直言劝谏，那么政事就不会留下失误的谋略，功业将流传万世。臣枚乘愿意敞开心腹，献上愚忠，只希望大王稍加留意，对臣枚乘的话生出恻隐怜悯之心。用一根丝线所承担的力量，却系着千钧重物；上面悬在无极的高处，下面垂向不可测的深渊。即使非常愚笨的人，也知道为它即将断绝而悲哀。马正受惊时，又击鼓使它更加惊惧；绳索正要断裂时，又加上重物镇压。绳索若从天上断开，便不能再接续；一旦坠入深渊，也很难再拉出来。能否出来，间隔只在头发丝那样细微的一线之间。若能听取忠臣的话，百次行动都能脱离危险。若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将比堆叠的鸡蛋更危险、比登天更困难；改变原来想做的事，却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像泰山一样安稳。如今大王想要享尽天命所赐的长寿，享受无穷的快乐，穷尽万乘的权势，本来不必离开翻掌之易、泰山之安，却偏偏想冒堆卵之危、走登天之难，这是愚臣最为困惑的。人的本性是害怕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的脚印，于是转身背对着它们奔跑；脚印越多，影子追得越快。不如走到阴凉处停下来，影子消失，脚印也断绝。想让别人不要听见，不如自己不要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要做。想要使汤水变凉，一个人烧火，百个人来扬扇，没有益处；不如断绝柴薪，使火停止罢了。不在那一边断绝源头，却在这一边补救，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养由基是楚国善于射箭的人，距离杨柳叶一百步，发箭一百支，支支命中；杨柳叶即使加大，也能百发百中，可以说善于射箭了。但他的本领也只限于百步之内，和臣枚乘相比，还不知道怎样操弓持箭。福气的产生有根基，祸患的产生有胚胎；接受福根、断绝祸胎，祸患从哪里来呢？泰山流下的水滴能穿透石头，极细的丝线也能断裂树干；水不是钻石头的工具，绳索不是锯木头的工具，却是逐渐磨损造成的。逐铢逐铢地称量，到了石这个重量一定会有误差；逐寸逐寸地测量，到了丈一定会有偏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直接测量，反而很少有差错。十围粗的大树，刚开始生出枝芽时，足以用手指搔断，也可以用手拔出；趁它尚未长成，先在祸患尚未形成时除掉它。不断磨炼砥砺，看不见损耗，却有一天会耗尽；种植树木、蓄养牲畜，看不见增加，却有一天会长大。积累德行、累积善行，看不见它的好处，却有一天会发挥作用；抛弃道义、背弃正理，不知道它的害处，却有一天会因此灭亡。臣希望大王仔细谋划，并亲自实行，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上书重谏吴王》【枚乘】从前秦国向西举兵应对胡戎的祸患，向北防备榆中的关塞，向南抵挡羌笮的边塞，向东面对六国的合纵。六国凭借信陵君的声望，彰明苏秦的盟约，激发荆轲的威势，合力同心防备秦国。然而秦国最终擒获六国，灭掉它们的社稷并吞并天下，为什么？因为地利不同，百姓力量的轻重也不相等。如今汉朝占据整个秦国的土地，兼有六国的民众，修治戎狄地区，向南面临羌笮；它的土地比秦国大十倍，百姓比秦国多百倍，这是大王明白知道的。如今那些谗谀之臣替大王谋划，不论骨肉亲情、百姓力量、国家大小，竟以吴国会遭祸为说，这正是臣替大王忧虑的。发动吴国军队去与汉朝较量，好比苍蝇蚊虫附着在群牛身上，又好比用腐肉去碰利剑，锋刃一接触必定立即失败。天子听说吴王多次失职，诸侯愿意追究先帝遗留下来的约定；如今汉朝亲自诛杀三公来谢罪前过，这样反而会使大王的威势加于天下、功业超过商汤、周武。吴国拥有诸侯的地位，财富却超过天下；有隐匿之名，所占居的土地却超过中原。汉朝兼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四方贡物交错运来，军队行军数千里，郊外运输不断；汉朝的珍奇财物不如东山的府库，转运粮食向西，陆路运输不断，水路装满河道，也不如海陵的仓库；修治上林苑，间杂建造离宫，聚积玩赏之物、圈养守护禽兽，也不如长洲之苑；游览曲台、登临上路，也不如朝夕之池；深筑壁垒、高修营垒，再辅以关城，也不如江淮的险要。这些都是臣替大王感到庆幸的地方。如今大王退兵迅速返回，还能保全十分之五；否则汉朝知道吴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便会赫然震怒，派羽林军和黄头军沿江而下，袭击大王的都城、鲁地和东海，截断吴国的粮饷道路；梁王整治车骑，训练战射，积蓄粮食、坚守城池来防备荥阳，等待吴国陷入饥荒；那时大王即使想返回都城，也做不到了。三个淮南王的计谋没有背弃他们的约定，齐王杀身以消灭自己的踪迹，四国不能出兵；其郡赵王被囚禁在邯郸，这些事实已经清楚，无法掩盖。如今大王已经离开千里之远的国家，却受制于千里之内的形势；张、韩二将使北地的弓高驻扎在左右，军队不能向下推进，行军不得稍作喘息，臣私下为此悲哀，希望大王仔细察看。《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九 （明）贺复征 编 ○上书四 《谏伐匈奴书》【主父偃】

译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以便广泛观察；忠臣不回避重刑严诛，以便直言劝谏。因此政事不会留下失误的谋略，功业会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藏忠心、躲避死亡，来献上愚陋的计策，希望陛下幸而赦免，并稍加察看。《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喜好战争也必定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必定危险。”天下已经太平，天子大为喜悦，于春季搜猎、秋季狩猎；诸侯春季操练军队，秋季整治兵器，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况且愤怒是违背德行的，兵器是凶险的工具，争斗是末节。古代的君主一旦发怒，必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圣王慎重地采取这种行动。致力于战胜、穷尽武力，没有不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威势，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天下，兼并吞食战国，使海内归于一统，功业与三代相齐。他致力于取胜而不停止，又想进攻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居所，也没有囤积物资来防守，迁徙如鸟飞，难以捕捉和制服。轻装军队深入，粮食必定断绝；运粮同行，辎重又赶不上军队。得到它的土地不足以获利，得到它的百姓也不能调遣、守护。取胜后必定还要放弃它，这不是爱护百姓的父母之道。使中原疲敝，却甘愿让匈奴得到好处，不是周全的计策。”秦始皇不听，于是派蒙恬率兵向北攻打胡人，击退他们千里，以黄河作为边界。那里的土地坚硬而盐碱，不能生长五谷。此后又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军队暴露在外、驻扎野地十多年，死者多得无法计数，最终仍不能渡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人数不够、兵器铠甲没有准备好吗？是形势不允许。秦朝又让天下运送饲草和粮食，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县出发，转运到北河，大约运输三十锺，才能送达一石。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足以供给粮饷；女子纺绩，也不足以供应帷帐；百姓疲敝，孤儿寡妇和老弱者不能互相养活，道路上死者相望，这大概就是天下开始反叛的原因。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在边境略取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以外，便想进攻他们。御史成劝谏说：“不可以。匈奴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一样散开，追逐他们就像追赶影子。如今凭陛下盛大的德行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很危险。”高帝不听，于是到了代谷，果然遭遇平城之围。高帝后悔了，便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此后天下才没有干戈之事。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曾经聚集数十万军队，即使能够覆灭敌军、杀死将领、俘获单于，也只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天下的耗费。匈奴以盗窃、侵扰、驱掠为职业，本性原本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上自有虞、夏、殷、周以来，本来就没有按照通常的法度督责他们，也没有用羁縻的方式对待他们，因此不值得与之较量。若不上观有虞、夏、殷、周的治国传统，却向下沿袭近世的过失，这正是臣非常恐惧、担心百姓遭受疾苦的原因。况且战争持续久了，变故就会发生；事情困苦了，人的想法就会改变。边境百姓疲敝愁苦，将领和官吏彼此怀疑，并在外面做交易，所以尉佗、章邯得以实现私心，秦朝的政令不能推行，权力分散到二人手中；这就是得失的明证。《周书》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希望陛下仔细谋划并加以明察。《言世务书》【严安】

译臣听邹子说：“政治教化有文、质的不同，是用来挽救时弊的。适合当时就采用，过了时势就舍弃；有变化就随之变化。所以只守着一种制度而不改变的人，还没有见到治理的最高境界。”如今天下百姓使用财物奢侈靡费，车马、衣裘、宫室全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它有节制，汇集杂陈五色使它形成文采，重视五味，在面前摆出方丈大的食物，以满足天下人的欲望。百姓的性情，看见美好的东西就想得到，这是在用奢侈教导百姓。奢侈而没有节制，就无法供给，百姓便离开根本而追逐末利。末利不能凭空得到，所以士大夫不怕行诈，佩剑的人夸耀杀人、以强力夺取，世人还不知道惭愧，于是奸邪之事逐渐滋长。美丽珍奇之物本来就顺合耳目，所以奉养失度便流于奢泰，享乐失度便流于淫荡，礼制失度便流于华采，教化失度便流于虚伪。虚伪、华采、淫荡、奢泰，都不是用来规范百姓的道理。因此天下百姓无休止地追逐利益，犯法的人很多。臣希望替百姓制定制度，以防止他们放纵，使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从而使人心和顺。人心既然和平，性情便会恬静安定；恬静安定而不去营求，盗贼就会消失；盗贼消失，刑罚就会减少；刑罚减少，阴阳就会调和，四时就会正常，风雨按时而来，草木畅茂，五谷丰熟，六畜顺利繁殖，百姓不会夭折、遭受灾病，这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治理了三百多年，其中成王、康王时期最为兴盛，刑罚停止使用四十多年。到了周朝衰微时，又过了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所谓霸主，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灭暴乱，禁止邪恶，匡正天下，以此来尊奉天子。五霸相继死去以后，没有圣贤继承其事业，天下孤立衰弱，号令不能施行，诸侯任意妄为，强者欺凌弱者，人多势众者暴虐人少势弱者。田常篡夺齐国，晋国的六卿瓜分了晋国，天下并立为战国，这才是百姓开始受苦的时候。于是强国竞相攻伐，弱国修筑防守，合纵连横，车轮奔驰相撞，士兵穿着铠甲，身上生满虱子，百姓无处申诉。到了秦王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天下，兼并各个战国，称号为皇帝，统一天下的政权，毁坏诸侯的城池，销毁他们的兵器，铸成钟和钟架，以表示不再使用兵器。普通百姓得以免除战国时期的战争，遇到了英明的天子，人人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生。假使秦朝减轻刑罚，减少赋税，省去徭役，崇尚仁义，鄙弃权势利益；在上位者笃厚，在下位者不逢迎巧诈，改变风俗，使天下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一定会安定。秦朝没有实行这种风气，反而沿袭旧俗，使机巧权变、追逐利益的人得到任用，使笃厚忠正的人遭到排斥；法律严酷，命令苛刻，谄媚奉承的人很多。秦始皇每天听到的都是对自己的赞美，志意更加骄横，心情更加放纵，想要以威势震服海外，于是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强大的胡人，开辟土地、推进边境，在北河驻军，并不断运输粮草跟随其后。秦朝又派尉屠睢率领楼船水军进攻越地，派监禄开凿渠道运输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散，战争拖延日久，粮食也断绝了。越人反过来袭击秦军，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卒驻守越地。当时，秦朝的祸患在北方与胡人相连，在南方又牵连越地，军队驻扎在无用的地方，进不能前进，退不能撤回，这样持续了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服兵役，成年女子转运粮食，苦得无法生活，有人在道路旁的树上上吊自杀，死者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规模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地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穷山深谷之间，豪杰一同兴起，不能一一记载。然而他们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长官属下的官吏，没有一尺一寸的势力，都是从闾巷中起兵，手执木棍，顺应时势而行动；没有共同谋划却一起起兵，没有事先约定却同时会合，势力逐渐扩大，土地不断扩张，最后竟成为霸主、君王。这是当时的形势和教化造成的。秦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断绝世代祭祀，这是穷兵黩武造成的祸患。所以周朝失于弱，秦朝失于强，都是不知变通所造成的祸患。如今又巡行南方夷地，使夜郎来朝，使羌人、僰人投降，侵略薉州，修筑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焚烧他们的龙城。议论这件事的人称赞它，这是做臣子的功利，却不是有利于天下的长远策略。如今中原没有像狗叫那样的警报，却在外部被远方的防备拖累，耗损国家，这不是爱护百姓的办法。满足无穷的欲望，追求称心快意，同匈奴结下怨仇，这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祸患牵连不断而不能解除，军队暂时停止后又重新兴起；近处的百姓忧愁困苦，远方的人惊恐不安，这不是维持长久安定的办法。如今天下都在锻造铠甲、磨砺刀剑，校正箭矢、张弓上弦，转运军粮，还看不到休止的时候，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情。军队长期出动，必然会发生变故；事情繁多，忧虑也会随之产生。如今外郡的土地，有的方圆几千里，排列着几十座城，地势和疆域互相牵制，像带子一样束缚并胁迫诸侯，这对皇室并不是好事。向上看齐国、晋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公室卑微削弱，而六卿势力过于强盛。向下看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刑法严酷、法令苛刻，欲望无限扩大。如今郡守的权力，不仅仅像六卿那样重大；土地方圆几千里，也不仅仅是闾巷中的财产；铠甲兵器，也不仅仅是木棍那样的武器。如果遇到万世以来的大变故，后果将无法尽数掩饰。《论土崩瓦解书》【徐乐】

译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没有万辆车乘的尊贵地位，没有一尺土地，本人也不是王公大人或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乡里间的声誉，也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能，更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巷中起兵，举起木棍，袒露一臂大声呼喊，天下人便像风吹草动一样纷纷跟随。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加体恤，臣下怨恨而君主不知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令不加修治；这三点，就是陈涉可以凭借的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等国的军队就是这样。七国谋划发动大逆，号称各自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披甲士卒几十万人，威势足以震慑本国境内，财力足以奖赏自己的士卒和百姓。然而他们不能向西推进一寸土地，最终却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普通人还轻，军队比陈涉还弱。当时先帝的恩德还没有衰减，安土重迁、安于风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瓦解。由此看来，天下如果确实有土崩的形势，那么即使是平民和穷困偏僻之地的士人，也可能首先发难而危及天下，陈涉就是这样。何况三晋的君主，难道还能存在吗？天下即使尚未安定，只要确实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和精锐军队，也不能转身回头便被擒获，吴、楚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作乱吗？这两种形势，是关系安危的明确要点，是贤明君主所应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近来关东五谷连年歉收，年成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穷困，又加上边境的战事，推究事实、按照事理观察，百姓本来就应该有不能安居的了。不安于居处就容易动乱，容易动乱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事万物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之上加以整治，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其要点，只是期望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因此，即使有强国和精锐军队，陛下仍然可以追逐走兽、射取飞鸟，扩建游乐宴饮的园囿，尽情观赏放纵的景象，享受奔驰驰骋的快乐；金石丝竹的乐声不断在耳边响起，帷帐中的私宴，俳优侏儒的笑声也不缺少在面前，而天下没有长期积存的忧患，这又何必非要达到夏、商的程度？风俗又何必一定要达到成王、康王时期？即使如此，我私下认为，陛下天生的资质宽厚仁慈，如果真能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要务，那么赶上禹、汤的声名并不困难，成王、康王时期的风俗也未必不能复兴。这两种形势确立之后，陛下就能够处在尊贵安定的实际地位，在当世宣扬广大的声誉，亲近天下百姓而使四夷服从；遗留下来的恩德可以使数代都兴盛。陛下南面而立，背靠依凭，〔疑有脱文〕挥袖作揖，使王公来朝拜，这些都是陛下所能做到的。臣听说，谋求称王即使没有成功，其余威也足以使天下安定。因此，陛下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得到？有什么威势不能建立？要征伐什么而不能使其服从呢？《讼太子书》【令狐茂】我听说父亲如同天，母亲如同地，子女如同万物。因此天平地安，阴阳调和，万物才能茂盛成长；父亲慈爱、母亲疼爱，家庭之中子女才能孝顺。阴阳不和，万物就会夭折受伤；父子不和，家庭就会丧亡。所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就不像臣子。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能吃得下吗？从前虞舜是最孝顺的人，却不被瞽瞍理解；孝子伯奇遭到诽谤，被放逐流离。骨肉至亲，父子彼此猜疑，是什么原因呢？是长期积累的毁谤造成的。由此看来，儿子没有不孝的，而父亲却有不能明察的。如今皇太子是汉朝嫡出的继承人，承受万世的帝业，承担祖宗的重任；亲属关系上，他是皇帝的嫡长子。江充不过是平民，是闾巷中的奴仆。陛下显拔任用他，使他奉持至尊的命令，逼迫皇太子；他制造、粉饰奸诈之事，群邪交错混乱，因此亲戚之间的道路被阻塞而不能相通。太子进宫不能见到皇帝，退下又受乱臣困迫，独自含冤无处申诉，不能忍受愤懑的心情，于是起身杀死江充，因恐惧而逃亡。他盗用父亲的兵力，只是为了救难自保罢了。我私下认为他没有邪恶的心思。《诗经》说：“营营飞舞的苍蝇，停在藩篱上。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交相扰乱四方国家。从前江充用谗言杀害赵太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罪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但陛下没有明察，反而深深责怪太子，大发怒火，调动大军去追捕他。三公亲自统率军队，聪明的人不敢进言，善于辩说的人不敢开口。我私下对此感到痛惜。我听说伍子胥竭尽忠诚而顾不得自己的名声，比干竭尽仁爱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忠臣竭尽诚意，不顾斧钺诛杀的危险，陈述自己的愚见，是为了匡正君主、安定国家。《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和老虎。”希望陛下放宽心意，稍加察看您所亲信的人，不要忧虑太子有什么过错，赶快停止军队，不要让太子长期流亡。我怀着无比恳切的心情，冒着一旦获罪的危险，在建章宫阙下等待治罪。《谏击匈奴书》【魏相】我听说，挽救混乱、诛除暴虐，叫作义兵；义兵，是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兴起的军队，叫作应兵；应敌而起的军队能够取胜。为了小事争斗怨恨，不能忍受愤怒，叫作忿兵；忿兵必然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物，叫作贪兵；贪兵必然破败。倚仗国家强大，夸耀人口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势，叫作骄兵；骄兵必然灭亡。这五种情形不只是人为的事情，也是上天的规律。近来匈奴曾经表示善意，得到汉朝百姓就立即送还，没有侵犯边境，即使争夺车师的屯田，也不值得放在心上。如今听说诸位将军想出兵进入匈奴境内，我愚昧，不知道这支军队应当叫什么。如今边郡困乏，父子共同穿一件牛羊皮衣，吃草木果实，常常担心不能自我存活，实在难以发动战争。战争之后必然有灾荒，这是说百姓因战争愁苦的气息，损伤了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取胜，仍会留下后患，恐怕灾害的变故会因此产生。如今郡国的守相很多并非真正经过选择，风俗尤其浅薄，水旱灾害又不合时宜。查考今年的簿籍，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我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如今陛下身边的人不忧虑这些事情，却想出兵到远方夷地去报复微小的怨恨，恐怕正是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希望陛下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参与议论此事的人详细商议以后再作决定。《尚德缓刑书》【路温舒】

译我听说齐国有无知作乱的祸患，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造成的灾难，晋文公因此成就霸业。近世赵王没有善终，诸吕发动叛乱，汉孝文帝因此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将要由此开启圣人。因此齐桓公、晋文公扶助衰微、复兴败坏，尊奉文王、武王的事业，恩泽施加于百姓，功德惠及诸侯，虽然比不上三王，天下却归附于仁德。文帝长久思念至高的德行，以承顺上天的心意，崇尚仁义，减少刑罚，打通关卡桥梁，使远近统一，敬重贤人如同尊贵宾客，爱护百姓如同初生婴儿，把自己内心所能体谅和安置的事情施行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承接变乱之后，必然要有不同于旧日的恩惠，这正是圣贤彰明天命的方式。从前昭帝去世而没有后嗣，大臣忧愁焦虑，共同谋划，都认为应当借助昌邑王的尊贵亲属关系拥立他；然而上天没有把帝位授予他，他的心被淫乱迷惑，最终因此自取灭亡。深察这场祸变的原因，才知道这是上天用来开启至圣君主的机会。所以大将军奉受天命，作为武帝的股肱来辅佐汉室，披露肝胆，决断大计，罢黜无义之人，拥立有德之人，辅佐上天行事，然后宗庙得以安定，天下都获得安宁。我听说《春秋》慎重记载即位，是为了彰明大一统并慎重对待开始。陛下刚登上至尊之位，与上天的符命相合，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开始承受天命的统绪，洗涤繁琐的文法，解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的国家复存、断绝的世系延续，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一种至今还存在，那就是掌管刑狱的官吏。秦朝时期，鄙视文学，喜好武勇，轻视仁义之士，尊重掌管刑狱的官吏；正直的言论被说成诽谤，阻止过错的言论被说成妖言。因此，穿着盛服的先生不能被任用于世，忠良恳切的言论都郁积在胸中，赞美阿谀的声音每天充满耳边，虚假的美誉熏染人心，真实的祸患反而被遮蔽，这就是秦朝所以丧失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深厚的恩德，没有刀兵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共同努力以安定家庭；然而太平还没有完全达到，正是因为刑狱混乱。刑狱是天下最大的命运所在，死者不能复生，断绝的亲属关系不能再续。《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当。”如今掌管刑狱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迫，把苛刻当作明察；深文周纳的人可以获得公正之名，平实办案的人反而常有后患。所以掌管刑狱的官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憎恨人，而是认为让人死亡才是自我安身的办法。因此死人的鲜血流淌在市中，受刑的人肩并肩站立，被判死刑的案件每年多达数万件，这是仁德圣明的君主所应悲伤的。太平没有完全达到，原因全在这里。人的性情安定就愿意活下去，痛苦就想到死亡；在鞭打刑罚之下，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呢？所以〔疑“囚”或“罪”字有误〕人承受不了痛苦，就编造供词来应付；掌管刑狱的官吏认为这样有利，便指引、诱导他，把这些话作为明确证据上奏。又害怕被驳回，就反复锻炼、罗织罪状，把人纳入罪名之中。等到奏报判罪的文书形成，即使皋陶来审理，也还会认为这个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反复罗织的人很多，文辞构成的罪状看起来十分明白。因此狱吏专门从事深文刻毒、残害人的事情而没有止境，苟且应付一切，不顾国家的祸患，这些人是当世最大的祸害。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作监狱，议论也不肯进去；刻一块木头作狱吏，约定也不肯答应。”这些都是痛恨狱吏作风、表达悲痛的言辞。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刑狱更深的；败坏法令、扰乱正道、离间亲属、堵塞道路，没有比掌管刑狱的官吏更严重的。这就是所说仍然存在的一种过失。我听说乌鸦和老鹰的卵不被毁坏，然后凤凰才会来；诽谤的罪名不被诛罚，然后正直的言论才会进来。所以古人说：“山林沼泽能够藏纳疾病，河流湖泽能够容纳污秽；美玉也有瑕疵，国君应当包容耻辱。”希望陛下除去诽谤之罪来招纳恳切的言论，开放天下人的嘴，扩大进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王、武王的德行，减少法律制度，宽缓刑罚，以废止苛察刑狱的做法；这样，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在世间兴起，长久地履行和谐安乐之道，与上天同样没有尽头。天下幸甚。《谏胶东太后游猎书》【张敞】我听说秦王喜好淫靡的音乐，华阳后因此不听郑、卫之乐；楚庄王喜欢打猎，樊姬因此不吃鸟兽的肉。她们的口并不是厌恶美味，耳朵也不是憎恨丝竹之乐，而是要抑制自己的心意、断绝嗜好欲望，以此来引导两位君主并保全宗庙祭祀。按照礼制，君主的母亲出门就乘坐辎车軿车，下堂就由傅母跟随，进退时就使玉佩发出声响，内衣装饰则系结绸带。这些礼制说明，尊贵的人应当自我收敛节制，不可放纵任性。如今太后资质美善，慈爱宽仁，诸侯没有不知道的。如果因为年少而以纵情田猎闻名于天下，听来也是不合适的。希望太后察看往古的事迹，在当今完全实行，使后妃有所效法，使臣下有所称颂，那就是臣张敞的幸事。《自请治盗贼书》【张敞】我听说忠孝之道，在家退居就要尽心侍奉双亲，出仕做官就要竭力效忠君主。小国的普通君主，尚且有奋不顾身的臣子，何况英明的天子呢？如今陛下把心思放在太平上，精力操劳于政事，勤勉不懈，昼夜不舍，群臣百官都应各自竭尽全力、献身职守。山阳郡有九万三千户，人口五十万以上，至于统计盗贼，尚未捕获的有七十七人，其他各项考核大体也如此。臣张敞愚昧无能，既不能帮助陛下谋划，又长期居处偏远郡县，自己安逸享乐而忘记国事，不合忠孝的节操。我听说胶东、渤海以及附近郡县连年歉收，盗贼一同兴起，甚至攻打官署，劫夺囚徒，搜掠市朝，劫持列侯的属吏，纲纪失序，奸邪不能禁止。臣张敞不敢爱惜自身、躲避死亡，只希望听凭明诏安排，愿意竭尽力量摧折他们的暴虐，保存抚慰他们的孤弱者。事情一旦有了头绪，我到达各郡后，将分条上奏那里败坏的原因以及使它兴盛起来的情形。《上书陈兵利害》【赵充国】

译我私下看见骑都尉安国此前有幸得到诏书，选择可以出使的羌人，去〔缺字〕晓谕他们，说大军将要到来；汉朝不诛杀〔缺字〕，以此瓦解他们的谋划，恩泽十分深厚，不是臣下所能比拟的。我私下赞美陛下盛大的德行，认为这是至高的谋略，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增加的，所以派遣开豪、雕库去宣扬天子至高的德德，〔缺字〕开等人都已听知明诏。如今先零羌的杨玉，是羌人的首领，号称名王，率领骑兵四千人；又有煎巩骑兵五千人，凭借石山树木阻挡，等待机会侵犯〔缺字〕羌。〔缺字〕羌还没有侵犯我们，如今却安置先零，先去攻击〔缺字〕羌，这是放过有罪的人而诛杀无辜，挑起一个祸难而造成两重危害，实在不是陛下原来的计策。我听说兵法说，攻击不足的敌人时，防守应当有余力；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来受制于己，而不是自己被敌人牵制。如今〔缺字〕羌想要侵犯敦煌、酒泉，应当整饬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到来，这就是坐等敌人到达的办法，以逸待劳，是取得胜利的道路。现在恐怕两郡兵力太少，不足以防守，却派出军队主动进攻，放弃使敌人来受制于己的办法，反而采取被敌人牵制的道路。臣愚昧地认为这样不妥。先零羌人想要背叛，所以同〔缺字〕羌解开仇怨、订立盟约；然而他们内心的私意并没有消失，恐怕是害怕汉军到来而被〔缺字〕羌背弃。臣愚昧地认为，他们的计策总是想先赶去救援〔缺字〕羌的危急，以此巩固盟约；如果先攻击〔缺字〕羌，先零羌一定会帮助它。如今敌人的马匹肥壮，粮食正充足，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反而会使先零羌有机会对〔缺字〕羌施加恩德，巩固盟约，联合党羽。敌人的交往更加牢固，党羽更加联合，精兵将有二万多人；迫使依附他们的各个小部族逐渐增多，像莫须之属，也不容易脱离他们。这样一来，敌军日益增多，诛灭他们所需的力量将增加数倍。我恐怕国家的忧患和负担会由十年之内增加到不止二三年。臣承蒙天子厚恩，父子都位列显要；臣官位达到上卿，爵位为列侯，犬马之年已经七十六岁，只想在奉行明诏时死于沟壑，尸骨即使腐朽也无所顾惜，因为没有什么值得我再顾念的。我只是反复思考兵事的利害，已经非常熟悉。按照臣的计策，先诛灭先零羌，那么〔缺字〕羌等部族不用动兵就会降服。先零羌已经被诛灭，而〔缺字〕羌仍不服，经过正月再进攻他们，既有取胜的道理，时机也合适。按照现在的情况进兵，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希望陛下裁断明察。《言钱币书》【贡禹】古代不用金钱作为货币，专心致力于农业，所以一个人不耕种，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汉朝铸造钱币以及各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和徒役，开山采铜取铁，一年所役用的工人有十万人以上；一个中等农户供养七人，这样就有七十万人经常挨饿。开凿土地数百丈，消耗地下阴气的精华，使地藏空虚，不能含蓄地气、吐纳云气。砍伐林木，没有按时禁止，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自从五铢钱开始铸行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私铸钱币而获刑的很多；富人把钱积满屋子，仍然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逐利益，东西南北奔走，各自运用机巧，喜好华美衣服和精美食物，每年获得十二成的利益，却不缴纳租税。农夫父子暴露在田野之中，不避寒暑，拔草翻土，手脚长满老茧；已经缴纳谷物租税，又要缴纳槁税，乡里的官吏和私人的索取又多得无法供应。因此百姓放弃根本的农业而追逐末业，耕种的人还不到一半；贫民即使得到赐予的田地，也仍然低价卖掉去经商，困穷以后就起来做盗贼。为什么呢？因为末业的利益深厚，使人迷惑于钱财。所以奸邪无法禁止，其根源都起于钱财。要憎恶末业，就应当断绝它的根本；应当停止采集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署，不再用钱作为货币，市场上也不得贩卖钱币；废除按钱计租的法律，租税和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支付，使百姓完全归向农业，恢复古代的道路，这样才便利。《言风俗书》【贡禹】孝文皇帝时，尊重廉洁，鄙弃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污获罪的官吏都被禁止任用，铜也不得用来铸造官印。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不偏袒亲戚。罪证确实的人服罪受诛，证据可疑的人则把案件交给百姓评议，没有赎罪的法令。因此命令得以执行，禁令得以禁止，天下受到很大的教化。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与刑罚几乎停止没有差别。武帝开始临御天下时，尊重贤人，任用士人，开拓土地，扩大疆界，达到数千里。自认为功劳很大、威势已经施行，便放纵自己的欲望。用度不足，于是实行权宜的变通，让犯法的人赎罪，让缴纳谷物的人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逃亡者很多。郡国害怕获罪，于是选择善于玩弄文书、熟悉簿籍计算、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人，把他们任为显要职位。奸邪之徒多得无法胜数，就选取勇猛、能够严厉压制百姓的人，用苛刻暴虐来威服下属，使他们居于高位。因此无义而有钱财的人在世上显贵，欺骗蒙蔽而擅长文书的人在朝廷受尊重，悖逆而勇猛的人在官场显贵。所以风俗都说：“为什么要孝悌？钱财多才光荣。为什么要礼义？会写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勇猛就能担任官职。”所以那些受过黥刑、割鼻、剃发、加颈箍的人，仍然伸臂在世间执政；行为即使像狗猪一样，家中富有、势力充足，也能颐指气使，人们还把他们当作贤能之人。所以人们把居官而置办财富的人称为豪杰，把身处奸邪之中而能获利的人称为壮士。兄长劝勉弟弟，父亲鼓励儿子，风俗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允许犯法者赎罪，郡守相互选举不按实际情况，官吏有贪污就立即惩罚的制度没有实行所造成的。如今想要兴起最高的治理、实现太平，应当废除赎罪的法令，废止郡守相互徇私的选举，官吏有贪污就立即惩罚，不要只免去官职；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尊重孝悌，鄙弃商人，任用真正贤能的人，举荐真正廉洁的人，那么天下就会治理好了。孔子只是一个平民，因为乐于道义、端正自身而不懈怠，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可以作为折中标准的东西。何况凭借汉朝土地的广大、陛下的德行，处在南面而王的尊位，掌握万辆兵车的权力，又借助天地的力量；至于改变时代、移易风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端正天下，容易得就像截断决口的水流、压制溃堤一样。自成王、康王以来，差不多将近千年，想要实现治理的人很多，然而太平不能再次兴起，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舍弃法度而任凭私意，奢侈流行而仁义废弃。陛下如果真能深思高祖创业的艰苦，效法太宗的治理，端正自己来作为臣下的先导，选拔贤人来辅佐自己，开纳忠正之士，诛除奸臣，疏远放逐谄佞之人，放出园陵中的宫女，停止倡优歌舞，断绝郑声，撤去甲乙之帐，退除虚伪浅薄的器物，修明节俭的教化，驱使天下百姓都归向农业；这样坚持不懈，便可以比肩三王，赶上五帝。希望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讼盖寛饶书》【郑昌】

译宣帝时，盖寛饶任司隶校尉，举发、纠察官员从不回避。当时皇帝正使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和宦官。盖寛饶上密封奏章直切进谏，又引用韩氏《易传》的话说：五帝把天下当作公器，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产。把天下当作家产，就传给儿子；把天下当作公器，就传给贤人；这就像四时运行，事情成功的人就离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不应占据那个职位。奏章上达后，皇帝大怒，执金吾议论说盖寛饶想求取禅让，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上书为他申辩说：我听说山中有猛兽，连藜藿都因此无人采食；国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因此不敢兴起。司隶校尉盖寛饶，居处不求安逸，饮食不求饱足，进朝有忧虑国事之心，退居有以死守节的义气。他在上面没有许史一类的外戚依靠，在下面没有金张一类的权贵托庇。他的职务在于监察，沿着正直的道路行事，因此仇人多而同党少。他上书陈述国事，有关部门却弹劾他应处死刑。我有幸位列大夫之后，官职以进谏为名，不敢不发言。《谢上书》【诸葛丰】臣诸葛丰愚钝怯懦，文才不足以劝导善行，武力不足以执掌邪恶。陛下不衡量臣的才能，任命我为司隶校尉，我还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效。后来又提升我的秩禄为光禄大夫，官位尊贵而责任重大，并不是臣所应当处在的位置。又迫近年老暮年，常常担心突然死在沟壑中，不能报答厚德，使议论之士讥笑臣没有补益长处，得到尸位素餐的名声。所以我常常愿意舍弃一时的生命，不等待时日，斩下奸臣的首级，悬挂在都市，编写他的罪状，使四方明白作恶的惩罚；然后退下来接受斧钺之诛，这实在是臣甘心情愿的事。普通布衣之士尚且有刎颈之交，如今天下这样广大，竟然没有一个舍身守节、以死守义的臣子，几乎全都苟且迎合以求取容纳，结党相互庇护，只顾私门的利益，忘记国家的政事；邪恶污浊混乱的气息，上感于天，因此灾异屡屡出现，百姓困苦贫乏，这就是臣下不忠的结果。臣实在对此惭愧不已。人的性情，没有不想安定存活而厌恶危险死亡的；然而忠臣直士不躲避祸患灾害，确实是为了君主。如今陛下像天覆盖、像地承载，万物没有不容纳的，派尚书令尧赐给臣丰诏书说：“司隶的职责，是纠察举发不法，奖励善良、憎恶邪恶，并不是可以专断一切。要努力处于中和，顺应经术的旨意。”恩德深厚，臣诸葛丰叩头谢恩，感到万分幸运。臣私下实在不能压抑愤懑，希望陛下赐我清静的宴见，唯愿陛下裁断并予以体察。《复上书自陈》【诸葛丰】我听说伯奇孝顺却被父亲遗弃，子胥忠诚却被君主诛杀，鲁隐公慈爱却被弟弟杀害，叔武友爱兄长却被哥哥杀死。凭这四个人的品行，加上屈平的才干，尚且不能自行显明而遭受刑戮，难道不足以引为鉴戒吗！假使臣能够杀身安定国家，蒙受诛戮而使君主显明，臣确实愿意这样。只是担心还没有来得及有所补益，就被众多邪恶之人排挤，使进谗的人得以实现目的，正直的道路被堵塞，忠臣灰心，智士闭口不言，这是愚臣所忧惧的。《讼王尊书》【公乗兴】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益显著。从前南山的盗贼依仗山势横行，抢劫平民，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道路不能通行，甚至城门都要戒严。步兵校尉派人追捕，军队长期暴露在外，耗费时日和资财，却不能擒获制服盗贼。两位卿因此获罪被贬，群盗更加猖獗，官吏的气势受到挫伤，这些事流传到四方，成为国家的忧患。当时有人能够捕杀盗贼，不吝惜金钱爵位和重赏，关内侯宽中派人询问原司隶校尉王尊捕捉群盗的方略，于是任命他为谏大夫，代理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的职务。王尊竭尽节操，劳心尽职，早晚思考职守，降低身份礼待士人，激励那些因失败而气馁的官吏，振作他们受挫的士气。二十天之内，盗贼的大党便震动瓦解，首领献出首级，盗乱被清除，百姓重新从事农桑；他安抚贫弱，锄除豪强。长安旧日的豪强大猾，如东市的贾万、城西的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都交通邪恶、结成党羽，挟持豢养奸邪之徒；对上触犯王法，对下扰乱吏治，并且兼并役使，侵夺小民利益，成为百姓的豺狼。更换了许多二千石官员，二十年来没有人能擒捕讨伐他们。王尊依正法审理并诛杀他们，他们都服罪，奸邪之气消散，官吏百姓心悦诚服。王尊处理剧乱，诛灭暴徒、禁止邪恶，都是过去少有、名将也比不上的事情。王尊虽然被授予了真实的官职，却没有得到特别优厚的褒奖。如今御史大夫上奏说王尊伤害阴阳，成为国家的忧患，没有承受、采用诏书的意思，表面说得平静而实际违背，像貌似恭敬而实则傲慢的共工一样。推究他之所以被弹劾，是因为御史丞杨辅过去曾是王尊的书佐，平素行事阴险，言语恶毒而不讲信用，喜欢用文书笔墨把人陷入法律。杨辅曾经醉酒经过王尊的大奴利家，利家抓打了他的脸；王尊兄长的儿子闳拔刀想刺杀他，因此杨辅深深怨恨并怀有恶意，想要伤害王尊。我怀疑杨辅内心怀有怨恨，表面借公事提出这个议论，编造奏章，逐渐加以诬陷，以报复私怨。从前白起做秦国将领，向东攻破韩、魏，向南攻下郢都，应侯诬陷他，秦王赐死于杜邮。吴起为魏国守卫西河，秦、韩不敢侵犯，谗人从中离间他，吴起被斥逐而逃往楚国。秦国听信逐渐浸润的谗言而诛杀良将，魏国相信谗言而驱逐贤能守臣，这些都是偏听偏信、不能明察而失去人才的祸患。臣等私下感到悲伤，王尊修养自身、清洁己身，磨砺节操、首先奉公，刺举讥察时不惧将相，诛除恶人时不避豪强，诛杀不能控制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劳显著，职务治理得好，威信没有丧失，实在是国家的爪牙之臣、抵御冲击的臣子。如今一旦无罪而被仇人控制，受到诋毁欺骗的文辞伤害，对上不能凭功劳抵消罪过，对下又不能得到像棘木审听那样的公正审理，只能被仇敌偏私的奏章掩盖，蒙受共工那样的大恶名，却无处陈述怨恨和罪状。王尊因为京师荒废混乱、群盗一同兴起，便被选拔征召，起自平民而成为卿。盗乱已经平定，豪强大猾也伏法获罪，却又因为谄媚巧诈而被罢黜。一位王尊，在三段任用时期之间，忽而成为贤臣，忽而成为佞臣，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孔子说：“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这是迷惑。逐渐浸润的谗言能够不被实行，才可以说是明察。”希望下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王尊平素的品行。臣子如果伤害阴阳，是死刑之罪；表面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是放逐处死的刑罚。如果御史奏章所说属实，王尊就应当受到在观阙下诛杀的刑罚，放逐到无人之地，不得苟且免罪。至于推荐任用王尊的人，也应当承担选举失察的罪责，不能只到此为止。即使御史奏章不实，只是修饰文辞、深加诋毁，用来控告无罪之人，也应当加以惩罚，以惩戒进谗害人的言论，断绝欺诈蒙骗的道路。希望明主参酌详察，使黑白分明。《请复丙吉后爵邑书》【士伍尊】

译臣年轻时做郡邸小吏，私下看见孝宣皇帝作为皇曾孙住在郡邸监狱中。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受无辜的牵连，仁慈之心受到感动，流泪悲伤，便选择复作胡组来养护照看皇孙。丙吉常常跟随臣士伍尊，每天两次到庭上侍奉卧起。后来遇到查办监狱案件的诏令，丙吉抵挡这场大难，不躲避严刑峻法。大赦以后，丙吉对守丞说：“像皇孙这样的身份，怎么能让他留在官府？请你给京兆尹发文书，派人和胡组一起把他送走。”京兆尹不肯接受，又把他送了回来。等到胡组服役期满应当离开时，皇孙思念她，丙吉拿自己的钱雇用胡组，让她留下，同郭征卿一起抚养皇孙，几个月后才让胡组离去。后来少内啬夫告诉丙吉说：“供给皇孙饮食没有诏令。”当时丙吉得到粮米肉食，便每个月拿出一部分供给皇孙。丙吉一生病，就让臣士伍尊早晚前去询问皇孙，查看床席褥垫的干湿，监视胡组、郭征卿，不让他们在早晚离开皇孙而使他独自游荡。丙吉多次进献甘美柔软的食物，用来保全皇孙的精神，成就、养育圣躬，他的功德已经无量了。当时他难道预先知道这是天下的福祉而求取报答吗？实在是他的仁爱恩德在内心自然凝结的结果。即使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肌肉来保存君主，也不足以同孝宣皇帝时期的丙吉相比。臣上书说明这些情况，有幸得到诏令交给丙吉审理。丙吉谦逊谨慎，不敢夸耀自己，删去臣上书中的言辞，把美名专门归给胡组、郭征卿。胡组、郭征卿都因为接受田宅和赐钱而得到封赏，丙吉却被封为博阳侯。臣士伍尊的地位不能同胡组、郭征卿相比。臣年老贫困，死亡就在早晚之间，本想至死不再言说，又恐怕使有功之人的功劳不能显著。丙吉的儿子丙显因犯轻微文书之罪而被夺爵，降为关内侯。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以报答先人的功德。《文章辨体彚选》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七十 （明）贺复征编 ○上书五 《上元帝书》【汉谷吉】中原与夷狄之间有相互羁縻而不断绝的道义。如今既然抚养并保全他的儿子十年，恩德已经十分深厚，却无故断绝关系而不把他送回去。最近使者从边塞回来，表现出要抛弃、不再收养他的意思，这会使他失去归附之心，抛弃以前的恩德，结下日后的怨恨，对我们不利。议论此事的人看见先前江乃才开始失败，没有抵御敌人的谋略，智谋和勇气都困竭，以至于蒙受耻辱，就预先替臣忧虑。臣有幸奉持强汉的符节，承受明圣的诏命，宣示深厚恩德，不应当敢于桀骜如怀有咆哮之意，对臣施加无道行为；否则单于将长久背负大罪，必然逃到遥远的边塞，不敢接近边境。牺牲一个使者来安定百姓，是国家的计策，也是臣的愿望。希望把他送到朝廷来。《论神怪书》【谷永】我听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会被神怪迷惑；了解万物的情状，就不会被异类之说欺骗。凡是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守五经正当言论，却极力称说奇异怪诞和鬼神之事，广泛推崇祭祀方法，寻求向没有福报的祠祀求取报答，以及声称世上有仙人，服食能够长生不死的药物，轻身飞升，登上高远之处倒看日影，游览悬圃，浮游蓬莱，耕种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与山石同样长存，炼制黄​​金使其变化，能使坚冰变成泥水，把颜色变化为五仓之术的人，全都是奸邪之人，迷惑众人，挟持旁门左道，怀藏欺诈虚伪，用来欺骗当世君主。听他们说话，声音洋洋盈耳，好像将来真能遇到；寻找他们时却茫茫无着，像系住风、捕捉影子一样，终究不可能得到。因此英明的君主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谈。从前周朝史官苌弘想用鬼神之术辅佐周灵王，使诸侯来朝会，结果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更加叛离。楚怀王大力兴办祭祀、侍奉鬼神，想借此获得福佑来帮助自己击退秦军，结果军队受挫、土地削减，自身受辱，国家危急。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就一心迷恋神仙之道，派徐福、韩终一类人，带着大量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采集药物，结果他们借机逃走不再回来，天下人因此怨恨。汉朝兴起以后，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都凭借仙人、炼金、祭祀和侍奉鬼神之术，派人入海寻找神仙、采集药物，得到尊贵宠幸和累计达千金的赏赐；其中尤其受到尊崇显盛的，甚至娶了公主，爵位官职层层加重，震动天下。元鼎、元封年间，燕、齐之间瞪大眼睛、挥手攀援，声称有祭祀神仙、求取福佑方法的方士，多到以万计。后来新垣平等人都因方术穷尽、欺诈败露而被诛杀、灭族、伏法。到了初元年间，又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师张宗等奸人纷纷重新出现。周、秦末年以及三、五帝王兴盛的时候，都曾经专心散发钱财、厚加爵禄，振作精神，动用天下力量去寻求这些东西；经过很长时间和多年岁月，却没有一点一毫的验证，足以用来衡量今天。《经》说：“祭享使用很多仪式，如果仪式赶不上祭品的实质，只能说没有真正祭享。”《论语》解释说：“孔子不谈论怪异和鬼神。”希望陛下拒绝、断绝这一类事情，不要让奸人有机会窥伺朝廷。《谏立赵皇后书》【谷永】臣听说，上天要赐予什么，必先赐下祥瑞符应；上天要违背什么，必先降下灾异变化。这是神明感应的征兆，也是自然显示的预验。从前武王、周公承顺天地，接受鱼鸟呈祥，但仍然君臣敬畏戒惧，一有举动便变色相互告诫。何况处在衰败的末世，不能蒙受继嗣的福分，却屡屡遭遇上天威怒的灾异呢？即使日夜自责，改过易行，敬畏天命，顾念祖业，精心选取有德之家，考察卜问幽静美好的女子，用来承奉宗庙、顺应神明，内心忧虑天下，盼望子孙降祥，仍恐怕为时已晚。如今却任情纵欲，倾心于卑贱女子，想让她成为天下之母，既不畏惧上天，也不以人议为惭愧，没有比这更大的迷惑了。俗语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做栋柱，卑贱的人不能做君主。’上天和人们都不赞成的事，必定有祸而无福。市井之人都共同知道这一点，朝廷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话。臣私下痛心，想到自己得以凭同姓身份被提拔，却尸位食禄而不尽忠，玷污了谏诤之官，实在不敢不竭尽死力进谏。唯愿陛下深察。《营救刘辅书》【辛庆忌】

译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施行宽容的听纳，尊重谏诤之官，广泛打开忠直进言的道路，不因狂放耿直的言论而治罪；这样以后，百官各守其位，竭尽忠诚、贡献谋略，不害怕日后的祸患，朝廷没有阿谀奉承之士，君主也不会有违背正道的过失。臣私下见谏大夫刘辅，先前以县令身份请求进见，便被提拔为谏大夫；他的言论一定有卓异奇伟、切中圣心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个职位。可是不过十天，便被收捕下到秘狱。臣等愚昧地认为，刘辅幸而凭公族亲属身份，位列谏臣，刚从下层地方来到朝廷，不了解朝廷的体制，独自触犯了忌讳，不值得深究重罚，小罪惩处即可，应当暂且容忍。如果有大恶，也应当公开交给执掌刑狱的官员，与众人共同审理。从前赵简子杀了大夫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返回去了。如今上天的心意还不安宁，灾异屡次降临，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正应当扩大宽容、广泛询问，褒奖直言、尽量听取臣下意见；却对进谏的大臣施行惨酷急迫的刑罚，使臣下震惊，丧失忠直之心。假使刘辅不是因直言获罪，那么他究竟因何获罪，天下人无法逐户说明。同姓近臣，本来就是凭借进言而显达，按照亲近宗亲、培养忠诚的道理，实在不应幽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见陛下迅速任用刘辅，却又立刻摧折伤害他，暴露在外的人便心怀恐惧，精锐之气消磨软弱，没有人敢尽忠守节。这并不是彰明有虞氏听纳意见的作风，也不是扩大德行美善风气的做法。臣等私下对此深感痛心，唯愿陛下留意省察。《为陈汤申诉书》【耿育】延寿、陈汤为圣汉发扬探究幽深、声威远播的威势，洗雪国家多年积累的耻辱，讨伐绝域不受羁束的君主，擒获万里之外难以制伏的敌虏，哪里有可以相比的功劳呢？先帝嘉奖他们，仍然下达明诏，宣扬彰明他们的功劳，改定年号，垂示后世，流传无穷。应当如同南郡献白虎那样，使边境没有警报。适逢先帝卧病，但仍然挂念此事而没有忘记，几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为他们确定功劳。唯独丞相匡衡排斥此事，不肯给予封赏，只封延寿数百户。这就是功臣战士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承继开创基业的基础，凭借征伐建立的威势，兵革不动，国家无事；可是大臣邪曲，谗佞之人在朝廷中，竟不能深思事情根本和末节，不能以防患于未然为戒，反而想独揽君主威权，排斥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孤苦地蒙受冤屈，被拘禁而不能自行申明，最终以无罪之身老死弃置在炖煌，正处于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使这样一位以威名折服敌人的大臣，转眼间自身反被郅支遗留下来的敌虏讥笑，实在可悲。直到今天，奉命出使外族的人，没有不陈述郅支被诛之事，以此宣扬汉国的强盛。援助他人的功劳来使敌人畏惧，却抛弃他本人来满足谗言，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强盛时必定要考虑衰败。如今国家既没有文帝多年节俭积蓄的富饶储备，也没有武帝时期不断招致、延揽杰出人物和擒敌的大臣，只有一个陈汤而已。即使后世不如陛下，也还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封表他的坟墓，用来劝勉后来的进取者。陈汤幸而身逢圣明时代，功劳还没有多久，反而听信邪臣的鞭打驱逐和斥退，使他逃亡离散，死后也没有安葬之处。那些眼光长远的士人没有不估量此事，认为陈汤的功劳是历代都难以相比的，而陈汤的过失却不过是人情所能有的。陈汤尚且如此，即使再使筋骨破裂、尸身暴露在外，仍然会受制于谗言，被嫉妒之臣拘系俘虏。这就是臣为国家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论王氏书》【梅福】

译臣听说，箕子在殷代假装狂乱，却为周朝陈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制作礼仪制度。叔孙通从前并不是不忠，箕子也不是疏远自己的家族、背叛自己的亲人，只是有些事情不能用言语明说。从前高祖接受善言好像唯恐来不及，听从劝谏好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听取言论不苛求其人的才能，举荐功劳不考察他过去的资历。陈平从亡命之徒中崛起，成为谋略之主；韩信从行伍中被拔擢，建立上将之功。因此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谋异能。聪明的人竭尽策略，愚笨的人也用尽思虑，勇士极尽操守，怯懦的人也勉力赴死。汇聚天下的智慧，合并天下的威力，所以举起秦国如同鸿毛，取得楚国如同拾取遗物。这就是高祖能够消灭天下敌人的原因。孝文皇帝从代谷起兵，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老师，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只是遵循高祖的法度，再加上恭敬节俭。在这个时候，天下几乎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的法度就能安定，不遵循就会混乱。为什么呢？秦朝施行灭亡之道，削除孔子的遗迹，毁灭周公的法度，破坏井田制，废除五等爵制，礼崩乐坏，王道无法通行，所以想实行王道的人，没有谁能够取得成效。孝武皇帝喜好忠诚劝谏的言论，甚至直言也能得到爵位，不必等到廉洁茂异才授予；庆贺赏赐也不必等到建立显著功劳，因此天下平民都磨炼志向、竭尽精力来奔赴朝廷，自我夸耀推销的人数不胜数。汉朝得到贤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假使孝武皇帝听取并采用他们的计策，升平之治是可以达到的。后来尸骨堆积、暴露在外，终于使匈奴和南越等地感到痛快，因此淮南王刘安乘机起兵；他的谋划不能成功、计议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所以他的大臣势力受到压制，不敢同他附和。从今时看，平民竟然窥伺国家的空隙，发现机会便起事，蜀郡就是这样。至于山阳的亡命徒苏令一伙，践踏名都大郡，寻求党羽，招揽同党，怀着逃亡藏匿的意图，这些人都轻视大臣，没有什么畏惧顾忌。国家的权力轻弱，所以匹夫也想同君主争衡。士人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得到士人国家就强盛，失去士人国家就衰弱。《诗经》说：‘贤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朝廷的议论，不是草野之人本来应当妄加议论的。我实在担心自己死后尸体暴露在野外，与士卒同葬，所以多次上书请求进见，却总是得到停止召见的答复。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人凭借九九乘法来求见，桓公没有拒绝，因为想由此招致大才。如今臣所说的并不只是九九，陛下却已经三次拒绝臣了，这就是天下士人不能前来效力的原因。从前秦武王喜好勇力，任鄙叩击宫门自我求荐；秦穆公实行霸业，由由余归附而获得德助。如今想招致天下士人，凡有百姓上书请求进见的，就让他到尚书那里，询问他所说的内容；言论有可采纳之处的，便授予升斗之禄，赏赐一束帛。如果这样，天下士人就会发泄愤懑，吐露忠言，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被上达。天下的条理，国家内外的情况，就会清楚鲜明地显现出来。四海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能够进言的人自然极多；然而其中才智杰出、能指陈时事政务，言辞写成文章，拿来与先圣之言相验证而不违背，施行于当世又合乎时务的，也没有几个人。所以爵禄和一束帛，是天下士人的砥柱，也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之才的手段。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张设诽谤的罗网，把它当作汉朝的车马来驱使；除掉倒持泰阿的危险，却把剑柄交给楚国。因此，如果确实能够不失去权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者，也没有人敢触犯它的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开拓疆土、建立功业，成为汉代世宗的原因。如今不遵循霸主之道，却想用三代选举的方法来取得当世士人，就像查看伯乐的图画，想到市场上寻找千里马一样，显然不可能得到。所以高祖可以舍弃陈平的过失而取得他的谋略，晋文公召回周襄王，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对时势有益便不顾顺逆，这就是所谓霸道。一种颜色形成一个整体，叫作醇；白黑混杂，叫作驳。想用承平时代的法度治理暴秦留下的局面，就像用乡饮酒的礼仪来治理军市一样。如今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言论，又施加杀戮。■〈栽，鸟代木〉鹊遭到伤害，仁鸟就会更加远去；愚昧的人受到杀戮，聪明的士人就会深深退避。近来愚民上疏，大多触犯不急之法，有的被交给廷尉而死的人很多。自阳朔以来，天下把进言视为禁忌，朝廷尤其严重，群臣都承顺皇上的意旨，没有人坚持正道。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把百姓上呈的书信中陛下所喜欢的内容取来，试着交给廷尉审理，廷尉一定会说：‘不是应该说的话，是大不敬。’由此便可以推知一端。因此京兆尹王章，资质忠诚正直，敢于当面引据道理、在朝廷上争辩，孝元皇帝提拔他，用来激励尸位素餐的大臣、矫正曲邪的朝廷。到了陛下时，却杀戮牵连妻子儿女，而且仇恶之心还只停止在他本人身上。王章并没有谋反背叛的罪过，却祸及全家，折损正直士人的气节，封住谏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不对，却不敢争辩。天下把进言当作戒忌，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轨迹，堵塞秦朝灭亡的道路，多次亲临听取《十月之歌》，留意防止亡国逸乐的警戒，废除不急迫的法令，下达不禁忌言论的诏令，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使深切的意见不被隐瞒，远方的声音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谓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都能看见。况且所谓不急之法，就是关于诽谤的细微禁令。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如今君命受到侵犯而君主威势被夺，外戚的权力日益隆盛，陛下没有看见它的形状，希望您察看它的影子。建始以来，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概括来说，是《春秋》所记的三倍；水灾更是无法相比。阴气盛而阳气微，金属铁器飞起，这是什么征兆？汉朝兴起以来，社稷有三次危险，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太后的家族。亲近亲属的道理，以保全他们为上策，应当给他们贤能的老师和良好的辅傅，用忠孝之道教导他们。如今却尊崇宠幸他们的地位，把大权交给他们，使他们骄横叛逆，最终达到被夷灭的地步，这是最严重地违背亲亲之道。即使霍光那样贤明，也不能替子孙作长远打算，所以权臣一旦换代，子孙便容易陷入危险。《尚书》说：‘不要等到火刚刚燃起，就让庸庸碌碌的人势力超过君主、权力高过君主，然后才去防范，那也来不及了。’ 《请封孔子为殷后书》【梅福】

译臣听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政务，是臣子的职责。职位卑下却议论高位之事，是罪过。越过职分触犯罪责，冒险谈论当世祸患，即使伏在刑具上被肢解，也是臣的愿望。守着职分却不说话，到死都保全自身，死时尸体还没有腐烂而名声已经灭亡，即使拥有景公那样的地位、像槽中的马一样享有千乘之禄，臣也不贪求。因此希望能够登上文石殿的台阶一次，走过赤墀的道路，面对宫门窗户前的法度，把平生愚拙的思虑全部说尽；即使对当时无所补益，也不愿给后世留下遗憾。这就是臣睡觉不安、吃饭忘味的原因。希望陛下深思臣的话。臣听说，保存人才是用来使自己立足，堵塞人才是用来使自己自我闭塞。善恶的报应，各自如同所作之事。从前秦国灭掉东周、西周，夷灭六国，使隐士不能显达，使逸民不能被举用，断绝三统，灭绝天道，因此自身危亡、儿子被杀，孙子也不能继承，这就是所谓堵塞人才而使自己闭塞。所以武王攻克殷朝，还没有下车，就保存五帝的后裔，封殷的后代于宋，延续夏的后代于杞，明白地彰显三统，表示天下并非由自己独占。因此姬姓宗族遍布天下，迁庙中的神主流出宫门，这就是所谓保存人才而使自己立足。如今成汤没有祭祀，殷人没有后代，陛下的继嗣长久衰微，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春秋》经文说：‘宋杀其大夫。’ 《谷梁传》说：‘不称他的名字和姓氏，是因为他处在祖先的地位，尊崇他。’这说的是孔子本来就是殷的后代。虽然不能成为正统，也应当封他的子孙为殷后，这在礼制上也是适宜的。为什么呢？诸侯可以夺取宗子的地位，圣人和庶子可以夺取嫡子的地位，传记说：‘贤人的子孙应当拥有土地。’何况圣人又是殷的后代呢！从前成王用诸侯的礼仪安葬周公，皇天却震动示威，雷鸣风起而显现灾异。如今仲尼的庙宇没有超出阙里，孔氏子孙仍不免列入编户，却让圣人享受匹夫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旨。如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依据仲尼一贯的功德来封赏他的子孙，国家必定得到他的福佑。又陛下的名声与夭亡相差到极点吗？【原文有疑】为什么呢？追念圣人一贯的功德，封赏他的子孙，从来没有这样的法令。后世的圣人一定会把这作为法则；这种不可磨灭的名声，难道不可以努力求取吗！《论王氏书》【杜业】王氏世代掌握权力，时间已经很久，朝廷没有刚正敢言的大臣，宗室诸侯衰弱得同囚犯没有区别。从左史以上直到大官，都是权臣的党羽。曲阳侯王根此前任三公辅政，知道赵昭仪杀害皇子，却不立即上奏，反而同赵氏勾结，任意妄行；他诬陷旧许皇后，使她被加以无罪之刑，诛杀破坏许氏全族，败坏元帝的外家。他在内心嫉妒同胞兄姊红阳侯王立以及淳于氏，他们都年老后被抛弃。如今京师新近血流成河，威势权力令人畏惧。高阳侯薛宣有不奉养母亲的名声；安昌侯张禹是奸人的首领，迷惑扰乱朝廷，使先帝蒙受天下的诽谤，尤其不可不谨慎。陛下刚即位，谦让推辞尚且来不及，孤立独处，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权臣一旦换代，危险仿佛伸手探汤，应当早早以大义割断私恩，使百姓安心。臣私下见朱博忠诚守信、勇猛果断，才干谋略世所罕有，实在是国家雄杰俊才中的宝贵大臣。应当征召朱博置于左右，用来填补天下的期望。此人在朝廷，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从前诸吕想要危害刘氏，幸赖高祖遗留下来的大臣周勃、陈平还在；否则，几乎要被奸臣讥笑了。《谏伐匈奴书》【严尤】臣听说，匈奴造成祸害，来由已经很久了。没有听说上古有一定要征伐匈奴的君主。后世三代，即周、秦、汉征伐匈奴，却都没有得到上策。周朝得到中策，汉朝得到下策，秦朝则采取了亡国之策。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内地，到了泾阳，周王命将出征，直到边境便返回；他把戎狄的侵扰看作蚊虻叮咬，不过驱赶罢了，所以天下称颂其英明，这叫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约束携带的军需，使军队深入远方戍守，虽然取得战胜俘获的功劳，胡人总是报复，战争连绵、祸患相接，三十多年中原疲惫耗损，匈奴也受到创伤恐惧，而天下称颂汉武帝雄武，这叫下策。秦始皇不能忍受小小的耻辱，却轻易耗费民力，修筑坚固的长城，绵延万里，运输徭役从海边开始；边境防线完成后，中原内部已经耗尽，最终丧失社稷，这叫亡国之策。如今天下遭逢阳九之灾，连年饥荒，西北边境尤其严重；即使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日粮食，向东援助海岱，向南取粮江淮，然后才算准备完毕，计算道路里程，一年尚且不能集合完毕。先到的军队聚集在野外暴露，军队疲老、器械破损，形势上已经不能使用，这是第一难。边境既然空虚，不能供给军粮，内部调运各郡国的粮食又不能及时相接，这是第二难。计算每个人三百天的粮食，需要干粮十八斛；不是牛的力气不能驮载，而牛又应当自行携带饲料，还要增加二十斛的重量。胡地多沙漠盐碱，水草缺乏；按照过去的事情推算，军队出发不到一百天，牛必定因故死亡而几乎耗尽，剩余的粮食还有很多，却没有人能够背负，这是第三难。胡地秋冬非常寒冷，春夏多风；大量携带锅、釜和薪炭，重量无法承受，只能吃干粮、饮冰水来度过四季，军队还有疾病瘟疫的忧患。因此前代征伐胡人不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长久作战，而是力量形势不能支持，这是第四难。辎重跟随军队，就会使轻装精锐的部队减少，不能快速行进；敌虏慢慢逃走，军队势不能追上。即使有幸遇到敌虏，又会被辎重拖累；如果遇到险阻，前后相随，敌虏从前后截击，危险祸患不可预料，这是第五难。大规模耗费民力，功业却未必能够建立，臣私下对此忧虑。如今既已发兵，应该放开先到的军队，让臣严尤等深入敌境，像雷霆一样攻击，暂且用来创伤和震慑胡虏。《谏不要接受单于朝见书》【扬雄】

译臣听说，治理《六经》所贵在于尚未混乱时便加以治理；兵家取胜所贵在于尚未交战时便取得胜势。这两件事虽然细微，却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察。如今单于上书请求朝见，国家却不答应而加以推辞。臣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就要产生嫌隙了。北方的狄人，是五帝都不能使其臣服、三王都不能制服的民族，不能让他们产生嫌隙，已经非常明显。臣不敢追溯太远，只请从秦以来举例说明。凭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势，拥有四十多万披甲士兵，却不敢窥伺西河，只好修筑长城来划界。适逢汉朝刚刚兴起，凭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困，士兵有的七天没有进食；当时奇谋诡计之士、谋画大臣很多，最终得以脱困的原因，后世没有人能够说清。又孝高皇后曾经对匈奴发怒，群臣在朝廷议论，樊哙请求率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说：‘樊哙该杀，他是在妄自迎合旨意。’于是大臣们用权宜之计写信送给匈奴，这才使匈奴的怨结解开，中原的忧患平息。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部边境，侦察骑兵到了雍和甘泉，京师大为惊恐，便派三位将军驻扎细柳、棘门、霸上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设计马邑之谋，想诱骗匈奴，派韩安国率二十万军队在有利地形设伏；匈奴察觉后离去，只是白白耗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敌虏也没有见到，何况见到单于本人呢？后来深思社稷的计策，谋划万年长久的方略，于是大规模兴兵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越过大漠，攻破寘颜，袭击匈奴王庭，穷尽地势追击逃奔败北者，封禅狼居胥山，在姑衍山举行禅祭，登临瀚海，俘获匈奴名王贵人达数百人。从此以后，匈奴震恐，更加请求和亲，但仍不肯称臣。况且前代难道喜欢倾尽无数费用、役使无罪之人，在狼望山以北逞快吗？只是认为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久安宁，所以忍受动用百万大军来摧毁饿虎的口喙，运输府库财物填入卢山的深谷，也不后悔。到了本始初年，匈奴有桀骜之心，想劫掠乌孙、侵扰公主，于是派五将军的军队、十五万骑兵在匈奴南面搜捕；长罗侯则率乌孙五万骑兵震慑其西面，军队都到达质地而还，当时很少有所俘获，只是奋扬威武，使匈奴明白汉兵如同风雷罢了。即使空走一趟、空手返回，仍然诛杀了两位将军。因此北方狄人不服，中原还不能高枕安睡。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教化广大而神明，恩德宏大而普遍，匈奴内部发生混乱，五位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携带国家归附，伏地称臣，但仍然只是采用羁縻的计策，并未完全控制。从此以后，想来朝见的就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人天性忿怒凶悍，形貌魁梧强健，仗恃力量、依凭意气，难以用善政教化，却容易用恶势力使其隶属。他们强大时难以使其屈服，和好时也难以得到。因此在尚未服从时，劳师远攻，倾尽国力财货，尸体横陈、鲜血流淌，攻破坚城、拔除强敌，是如此艰难。已经服从之后，则要慰劳抚恤、安抚循导，交往接待、赠送财物，威仪进退，也要如此周备。从前曾经屠灭大宛的城池，踏破乌桓的营垒，探取姑缯的壁垒，践踏荡姐的场地，扫灭朝鲜的■〈施，冉代也〉，拔取两越的旗帜。近的不过十来天、一个月的战役，远的也不超过两季的劳苦，本来已经犁平其庭院、扫荡其乡里，设置郡县治理它们，像云气消散、席子卷起一样，后来再没有余患。唯独北方狄人不是这样，是真正中原的强敌。其他三方与它相比，差距悬殊。前代对此十分重视，这件事更加不容易，不能轻视。如今单于归附正义，怀着诚恳的心意，想离开自己的王庭，陈述请求来朝见，这是上古以来遗留下来的策略，也是神灵所盼望的事情。国家即使有所耗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反而用拒绝来推辞，用没有日期的期限来疏远他，消磨过去的恩德，开启将来的嫌隙呢？如果接受他的诚意却又同他结怨，使他怀恨在心，背弃先前的话，依据过去的言辞，把怨恨归于汉朝，因而自行断绝关系，那么他最终就不会再有面北称臣的心了。威势不能施展，理论又不能说服，怎么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无形迹时看见它，聪敏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听见它；如果确实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防备，那么蒙恬、樊哙就不必再部署棘门、细柳的防备，马邑之谋又何处需要设置？卫青、霍去病的功劳，怎能使用五将军的威势，又在哪里能够震慑敌人？如果不是这样，一旦产生嫌隙以后，即使智者在内部劳心思考，辩士在外部往来游说，也仍不如事情尚未发生时。况且过去谋划西域，控制车师，设置城郭、都护，治理三十六国，每年耗费以百万计，难道是因为康居、乌孙能够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乃是为了控制匈奴。百年的劳作如果在一天之内丧失，耗费十份却吝惜一份，臣私下替国家不安。唯愿陛下稍稍留意于未乱、未战之时，以遏止边境崩溃的祸患。《论丁傅董贤书》【鲍宣】

译臣私下看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牵引自己偏私的人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仕进道路，使天下混浊混乱，奢侈过度而没有限度，导致百姓穷困，所以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如今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刚正敢言、年高德劭、卓异伟岸之士，没有能够通论古今、感慨而触动众人之心、忧虑国家如饥似渴的人，臣没有见到。厚待外戚家的小童以及幸臣董贤等人，使他们出入公门、省户之下；陛下想同这些人共同承受天地之任、安定海内，非常困难。如今世俗把不聪明的人称为能干，把聪明的人称为无能。从前尧放逐四罪而天下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古代刑罚罪人尚且能使人服从，如今奖赏人反而使众人迷惑，请托寄托之人结党为奸，群小之徒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一同兴起，官吏成为残害百姓的贼害之人，年年比以前增加。百姓有七种亡失：阴阳不调，水灾旱灾成为祸害，这是第一种亡失；县官加重责罚，增加徭役、赋税，这是第二种亡失；贪吏把持公事，不停收取财物，这是第三种亡失；豪强大姓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百姓而不知满足，这是第四种亡失；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人错过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亡失；部落击鼓鸣号，男女被拦截阻隔，这是第六种亡失；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亡失。七种亡失尚且如此，又有七种死亡：酷吏驱赶杀害，这是第一种死亡；审理案件深文刻薄，这是第二种死亡；冤枉陷害无罪之人，这是第三种死亡；盗贼横行突然发动劫掠，这是第四种死亡；怨家仇人互相残杀，这是第五种死亡；年成不好而饥饿，这是第六种死亡；时气流行而发生瘟疫，这是第七种死亡。百姓有七种亡失却没有一种所得，还想希望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却没有一种生路，还想希望刑罚废止，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酷、形成这种风气所导致的吗？群臣有幸居于尊贵官位，享受丰厚俸禄，难道肯对贫民稍加同情，帮助陛下传播教化吗？他们的心志只在经营私家利益，把宾客当作奸利的工具罢了。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称为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食禄称为聪明，反而说像臣鲍宣这样的人愚蠢。陛下从山林隐士中提拔臣，确实希望臣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益处，难道只是想让臣享受美食、担任大官、抬高门第的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在上是皇天的儿子，在下是黎民的父母，替上天牧养百姓，应当把他们看作一体，符合尸鸠之诗的意思。如今贫民吃菜也不能满足，衣服又破烂不蔽体，父子夫妻不能互相保全，实在令人酸鼻悲痛。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把命运托付给哪里呢？为什么唯独偏爱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赏赐动辄以万计，使他们的奴仆、随从、宾客享用美酒厚肉，苍头、庐儿也都因此致富，这不是上天的意旨。至于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官爵不是陛下个人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把不该授予的官爵授出，把官爵授给不合适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难道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说足以动摇众人，强悍到可以独立行事，是奸人的首领，迷惑世人的程度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退处。至于外戚中年幼而不通经术的人，都应当命令他们退处，跟随老师学习。应当急速征召旧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征召旧大司空何武、师丹，旧丞相孔光，旧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经更任博士，历任三公，具有智谋、威望和信誉，可以同他们建立教化、谋划安危。龚胜任司直时，郡国都谨慎选举，三辅的委输官不敢作奸，可以对他大加任用。陛下先前因为一时不能忍耐而斥退何武等人，使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够容纳许多没有功德的人，却竟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可以只凭个人意愿快意行事。对上会受到皇天的谴责，对下会遭到黎民的怨恨。即使还有进谏争辩的大臣，陛下如果只想自我菲薄却厚待恶臣，天下仍然不会听从。臣虽然愚昧迟钝，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受美食、担任大官、扩建田宅、优厚妻子儿女，不同恶人结仇来安身吗？实在是被大义所迫，官职又以谏诤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见。唯愿陛下稍稍留意心神，阅览五经的文章，推究圣人的深意，深思天地降示的警戒。臣鲍宣言辞迟钝，不能胜任心中恳切的情怀，只能竭尽死节而已。《论董贤书》【鲍宣】陛下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把黎民当作子女养育。即位以来，作为父亲的天失去光明，作为母亲的地发生震动，作为子女的百姓因流言而互相惊恐。今天发生在三始之日的日食，实在可怕。小民在正月初一尚且害怕器物毁坏，更何况太阳亏蚀呢？陛下深切地在内心自责，避居正殿，举荐直臣，查求过失，罢退外戚以及依附权势、尸位素餐的人。征召孔光，授任为光禄大夫；揭发孙宠、息夫躬的过失罪恶，免去官职，遣送他们回封国。众人都欣然欢喜，没有不喜悦的。天意和人心同一，人心喜悦，天意也就可以解除了。可是到了二月丙戌，白虹贯日，阴云连绵而不下雨。这说明上天的忧结尚未解除，百姓的怨望也尚未平息。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来没有葭莩般的亲属关系，只凭美好的容色和谄媚的言语进身；赏赐没有限度，耗尽府库财藏，合并三座宅第，还认为太小，又毁坏暴室。董贤父子竟让天子的使者和将作官吏为他们修建宅第，连夜工作的吏卒也都得到赏赐。董贤父亲上坟有聚会，便停止太官供给宫廷的物品来为他供应。海内的贡物本来应当供养一个君主，如今反而全都耗费在董贤家中。这难道是天意和民意吗？上天不可长久违背，如此厚待他，反而正是害他。若确实想怜悯董贤，应当替他向天地谢罪，解除与海内的仇怨，免去官职遣送回封国，收回车舆器物交还给官府。这样才可以使他父子终享天年；否则成为海内仇敌的人，没有谁能够长久安宁。孙宠、息夫躬不应居留封国，都可以免去封国待遇，以此给天下人看。重新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使天下豁然改观，让百姓改变看法，以响应天意。建立重大政令，开创太平的端绪。高门距离省户只有几十步，我请求进见出入两年，却一直没有得到召见。难道想让处在海边、地位卑微的人自行通达于远方吗？希望赐给臣几刻时间，让臣竭尽微薄而恳切的思虑；即使退入九泉，死去也没有遗憾。《论封拜丁傅书》【师丹】

译古代居丧时，三年之内不说话，听从冢宰处理政务，对父亲的道义没有改变。此前大行皇帝的尸柩还停在堂上，而给臣等以及亲属的官爵显然都升高受宠，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没有确定，却预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派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接连下达，变动政事，最终突然发生而没有渐进的过程。臣即使不能明白陈述大义，难道竟不能坚决推辞爵位，反而相继白白接受封侯，增加陛下的过失。近来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洪水涌出冲杀人民，日月失去光明，五星运行失常，这些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所显现的征兆。臣私下思考，人情在没有儿子时，即使年纪六七十岁，也还会广泛取得、尽力求取。孝成皇帝深深看见天命，明察最高的德行，在壮年时克制私欲，立陛下为继嗣。先帝突然抛弃天下，而陛下继承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感到恐惧，这是先帝圣德与上天人心共同成就的结果。臣听说天威近在咫尺而不违背人的面容，愿陛下深思先帝建立您为继嗣的用意，并且克制自己、亲身实行，以观察群臣百姓是否随之改变。天下是陛下的家，至亲何愁不能富贵，不应当仓促行事。先帝没有正确估量，臣愚昧地被任为太傅；陛下把臣托付为师傅，所以臣没有功德却备位三公，封给大国，加赐黄金，地位列于三公，职责又在陛下左右，却不能竭尽忠诚来弥补过失，反而让百姓私下议论，灾异多次出现，这是臣的大罪。臣不敢再说什么，请求辞去官职归居海滨；又恐怕被怀疑虚伪不诚，惭愧辜负重任，但从道义上说不能不竭尽死力。《论傅喜书》【何武】傅喜品行高尚纯洁，忠诚正直，是忧虑国家、辅助君主的大臣。如今因为卧病，突然将他遣送回去，众人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良的儿子，因为议论不合于定陶太后，所以被斥退。’百官没有不替国家感到遗憾的。忠臣是社稷的屏障，鲁国凭季友治理乱局，楚国凭子玉决定强弱，魏国凭无忌抵御敌军，项氏凭范增决定存亡。因此楚国占有南方广大土地，拥有百万披甲士兵，邻国却不把它视为难以对付。子玉担任将领时，晋文公侧身而坐、恭敬等待；等到子玉死去，君臣相互庆贺，百万军队还不如一个贤臣。所以秦国用千金离间廉颇，汉朝散发万金来疏远范增。傅喜立于朝廷，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衰的关键。《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一 （明）贺复征编 ○上书六 《遣刘均上书后》【东汉窦融】臣窦融私下伏地思量，幸而得以凭借先后亲属的末属关系，蒙受恩宠成为外戚；家族世代担任二千石官，到了臣这一代，又得以列于官位，暂且历任将帅，守持一方。以臣身为人臣，就容易陈述；要献纳忠诚，也容易尽力。书信不足以深切表达至诚，所以派刘均口头陈述肝胆，自认为内心深处已经全部显露，没有一丝保留。然而玺书大力称赞蜀汉两位君主，以及三分鼎足的权谋、任嚣和尉佗的计策，臣私下深感痛心。臣窦融虽然没有见识，仍然知道利害的关头、顺逆的分别，怎么可以背弃真正旧日的君主，侍奉奸诈虚伪的人，废弃忠贞的节操，去做倾覆之事，抛弃已经成就的根基，寻求没有希望的利益呢？这三件事即使询问狂妄之人，他也知道应当舍弃什么、选择什么，臣独自又凭什么这样用心呢？谨派同胞弟弟窦友到宫阙，口头陈述臣微薄的心意。《为马援申诉书》【朱勃】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和圣明的政治，不忘记人的功劳，采纳他的一项长处，而不要求众人样样完备。因此高祖赦免蒯通，又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大臣们心胸开阔，都不再怀疑自己。大将领在外，谗言在内，如果稍有过失便记录在案，却不计较大功，实在是国家应当谨慎的事情。所以章邯害怕谗言而逃奔楚国，燕国将领据守聊城不肯投降，难道他们甘心于最终的计策吗？只是痛惜巧言会伤害同类。臣私下见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被拔擢出来，敬仰圣明的道义，历经艰险，冒着万死，孤立于群贵之间，身旁没有一句援助之言；他驰入深渊、闯进虎口，难道顾念过自身的安危吗？难道他预先知道自己应当担任要统率七郡的使者，谋求封侯的福分吗？建武八年，车驾向西征讨隗嚣，国家计策犹豫不定，众营尚未会集，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策略，最终攻破西州。等到吴汉攻下陇地，通往冀地的道路断绝阻隔，只有狄道为国家坚守，士民饥饿困乏，生命危在旦夕；马援奉诏出使西方，镇抚慰问边地百姓，于是招集豪杰，晓谕羌戎，谋略如泉涌，势态如转动圆规，终于解救倒悬般的危急，保全几乎灭亡的城池；使军队完整、主力推进，凭借敌人的粮食供给自己，陇地、冀地大略平定。马援独自守卫空郡，军队一出动便有功，部队推进便获胜，诛杀铲除先零，沿山谷深入，勇猛愤怒、奋力作战，飞箭贯穿小腿；后来又出征交趾，那里多瘴气，马援与妻子儿女诀别，心中没有后悔吝惜，于是斩灭征侧，攻克平定一州。后来又向南征讨，很快攻陷临乡，军队已经建立功业，却未等完成便死去。将吏士卒虽然染病，援却并非独自存在。战争有时因持久而建立功业，有时因求速而导致失败；深入敌境未必就是得策，不进军也未必就是错误。人情难道愿意长久驻扎在绝地，不能活着回来吗？只是援侍奉朝廷二十二年，向北出塞漠，向南渡江海，遭受有害之气，僵死于军事之中，名声被毁，爵位断绝，国土也没有传下来；天下人不知道他的过错，百姓也没有听说他的毁谤，最终却遭遇三个人的言论，横遭诬陷谗毁。家属闭门不出，死后不能归葬祖墓，怨恨嫌隙一齐兴起，宗族亲属恐惧战栗；死者不能自己申辩，活着的人也没有替他诉讼申冤。臣私下对此深感悲伤。明主使用赏赐慷慨，使用刑罚谨慎。高祖曾给陈平黄金四万斤，让他离间楚军，却不追问钱财的出入和用途，难道还会因用钱粮离间敌军而怀疑他吗？像援这样怀有孔父般的忠诚，却不能自行免除谗言，这正是邹阳所悲痛的。《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荒远之地；北方荒远之地也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话是希望上天来平定他们的罪恶。惟愿陛下留意臣这个卑陋儒生的话，不要让功臣在黄泉之下抱恨。臣听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功劳抵消罪过；圣王祭祀功臣，有五种义理，援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所谓以死勤勉奉事国政的人。愿陛下把此事交给公卿，评定援的功劳和罪过，应该断绝的断绝，应该延续的延续，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臣年纪已经六十岁，常年隐居田野，私下感念栾布哭祭彭越的义举，冒昧陈述悲愤之情，在宫阙前战栗惶恐。呈给皇上请求宽容诽谤之书【孔僖】

译臣愚昧地认为，凡是说诽谤的，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加以诬陷。至于孝武皇帝政事的好坏，清楚地记载在汉代史书中，像日月一样明白，这是直截了当地叙述史书中的事实，并不是虚妄的诽谤。帝王行善，天下的善事都会归于他；行不善，天下的恶事也会聚集到他身上。这些都有原因造成，所以不能把责任归罪于别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恩德却有所增加，这是天下人都亲眼看见的。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讥刺您呢？假如我们所非议的确实正确，陛下本来就应当悔改；倘若不恰当，也应当宽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根本大理，不作长远谋划，只是放纵私愤来满足自己的意愿。我们受到杀戮，死就死罢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回头观察、改变想法，以这件事窥测陛下的内心。从今以后，如果再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再没有人敢说了。臣之所以不惜一死，还敢于把话说尽，实在是因为替陛下深深惋惜这项大业。陛下如果自己都不珍惜，臣又能依靠什么呢？齐桓公亲自宣扬先君的过错，以此倡导管仲，于是群臣才能尽情表达心意。如今陛下却想替相隔十代的武帝远远掩饰事实，难道不是与齐桓公不同吗？臣担心有关官吏突然受到诬陷，含恨蒙受冤屈，不能自行申诉，使后世评论者擅自以为陛下明察过度；难道还可以让子孙后代再来追究掩饰此事吗？谨到宫阙前伏地拜谒。替兄长上书【班昭】妾的同胞兄长、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幸而凭借微小功劳得以封爵，列为通侯。班超当初出征时，立志捐躯舍命；依靠蒙受陛下神灵般的庇佑，才得以在沙漠延续生命，至今已经三十年，与骨肉亲人活着分离，彼此再也不相认识。跟随他的士卒也都已经去世。班超年纪最大，如今将近七十岁，衰老又患病，虽然想竭尽力量报答边塞之外的皇恩，却迫于年岁将暮，像犬马一样齿落力衰。蛮夷的性情悖逆，轻侮老人，而班超早晚将入土，长期没有人来替代他；妾恐怕会给奸邪留下可乘之隙，使他们生出叛乱之心。如果突然发生暴乱，班超的气力又不能随心应付，上面会损害国家历代的功业，下面会丢弃忠臣竭尽力量的作用，实在令人痛惜。班超曾写信给妾诀别，恐怕再也不能相见。妾实在为班超悲伤：他在壮年时于沙漠竭尽忠孝，衰老疲惫后却将死于旷野，实在值得哀怜。如果不能蒙受救护，班超以后万一发生意外，希望班超的家属能够蒙受赵母、卫姬事先请求宽免的恩典。呈上请求消除灾异之书【郎顗】

译臣先前回答的七件事，都是当前应当施行的重大政务。臣确实知道见识浅陋，不合圣上的心意，人微言轻，应该受到诛罚，因此惶恐不安，不知道把自己置于何处。臣听说剖空船只、削尖船桨，是将要渡过江海；聘用贤才、选择辅佐，是将要安定天下。从前唐尧在上，群贤都得到任用；周文王、周武王开创德业，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因此能够建立天地般的功业，增加日月般的光辉。《诗经》说：「赫赫的王命，仲山甫来执行；国家是好是坏，仲山甫使它明白。」周宣王依赖他，因而达到太平和乐。陛下登基以来，勤心处理各项政务，但三公九卿等重要职位还没有见到合适的人选，所以灾害屡次到来，四方还未安宁。臣考察国家典籍，验证所闻所见，没有不把得到贤才看作成功、失去士人看作失败的。况且贤才出仕或隐退，必须如鸟翔集一样选择时机；按德行晋爵，他们的心意就不会苟且。这样以后，才能使君子以贫贱为耻、以富贵为乐。如果有德行的人得不到报答，有意见的人得不到回应，来朝没有乐趣，进身没有趋向，那么他们都会怀念山林，重修旧日的志向。求贤，上是为了承顺天意，下是为了顺应人心。不任用贤才，就是违逆天统、违背人望；违逆天统，灾异就会降临；违背人望，教化就不能实行。灾异降临，下面就会发出叹息；教化不能实行，君主之道就会亏损。四始的缺失、五际的困厄，过错都由此而来。难道可以不刚健笃实、谨慎戒惧，以守护上天的功业、盛德和大业吗？臣私下看见光禄大夫、江夏人黄琼，沉心喜爱道术，清正明洁而自然，身穿粗布却胸怀珍宝，含咀经籍的滋味；又果断从政，明白通达治乱变化。朝廷先前已经加以优宠，使他位居上位。黄琼入朝时间很短，谋划还没有完成，便因丧亲患病而离职，遂行其志。老子说：「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不见，最大的器物很晚才完成。」善人为国家任职三年，功业才会建立，天下没有不赞美的。朝廷有这样一位贤人，却又责怪他不能及时回任。陛下应当加厚崇重他的恩典，极尽养贤的礼数，征召他回到京师，以慰藉天下人。又有处士、汉中人李固，年四十岁，通晓子游、子夏的学术，践行颜回、闵损的仁德，守持洁白的操行，心志如明亮的太阳，忠贞正直，卓绝胜过古人，当世无人能及。他是天地元气所孕育的、君王的辅佐之臣；上天生下李固，一定是为了圣汉，应该特别征召他，以此昭示四方。具有超出常人的才能，不应当用官阶次序来限制。从前颜子十八岁，天下便归于仁；子奇年幼，治理阿县便有声誉。如果征召黄琼回来，起用李固处理当时的政务，那么即使伊尹、傅说也不足以相比，就可以垂留光辉，招致祥瑞了。臣郎顗明察不足，不懂得识人，只是伏听众人的议论；百姓所归向的、共同赞叹的，我都听到了。愿陛下广泛询问百官，考核他们的名声和品行；只要有一项不合，臣就是欺骗国家。惟愿陛下保留圣明，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谨再条列四件有利的事情，附在奏章左侧。第一件事：孔子作《春秋》，记载正月，是因为敬重一年的开始。君王应当效法天象，顺应时序，应该发扬德行，授予贤者名位，任用士人，广施宽大的恩泽，垂示仁厚的德行，顺应并扶助元气，涵养万类。这样天象就会明亮灿烂，星辰排列显现，五纬星沿轨道运行，四时和顺；否则太阳就不光明，天地混浊，时气错乱逆行，阴霾雾气遮蔽太阳。自从立春以来，已经多次经过十日和朔日，却没有看见仁德有所施行，只听见罪罚拷掠的声音。上天对人的感应，比影子和回声还迅速；自从进入这一年，常有蒙昧之气，月亮不能舒展光辉，太阳不能显发光耀。太阳属于阳，以它象征君主；政事在下发生变化，太阳便在天上应验，清浊的征兆随着政事而升降。上天显现异象，事情不会无故发生，难道只是陛下疲于处理万机，帷幄中的政事有所缺失吗？为什么上天的警戒屡次显现？臣希望陛下发扬刚健之德，援引贤能之士，勤勉寻求掌管国家机要的人才，以获得同心协力的利益。臣所陈述的，常常把太阳放在首位，是为了说明太阳不能长久昏暗，必须赶快改正。异象虽然微小，所关系的事情却十分重大；臣的话虽然简约，含义却十分广泛。惟愿陛下垂览臣的奏章，深深留下明察的思考。第二件事：孔子说：「雷开始发出声音，是大壮卦开始；君主衰弱、臣下强盛，从解卦开始。本月九日至十四日，是大壮卦当令，是消息卦。在这六天之中，雷应当发声；发声，年岁的气候就会和顺，王道就会兴盛。」《易经》说：「雷从地中出来振奋万物，这是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尊崇德行，隆重地祭祀上帝。」雷，是用来开发萌芽、排除阴气和灾害的；万物需要雷来解冻，依靠雨来滋润。所以经典说：「雷使万物发动，雨使万物滋润。」君王尊崇宽大、顺应春令，雷就会按照节令出现；否则雷就会在冬天发动，应该震动时反而潜藏。所以《易传》说：「到了雷鸣的时候雷却不鸣，是太阳之气衰弱；如果蒙昧之气不能消除，日月改变颜色，便是它所产生的效验。」天网广大，虽然稀疏却不会遗漏，随着时节进退，回应政事的得失。大人应当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相合；璇玑运转，也要与上天相应。雷象征号令；如果生养万物的号令几乎废止，本应生长时却反而杀伐，雷就会在不合时宜时出现，年成也就不能成熟。陛下如果想消除灾害、彰明福祉，顺应上天而取得和谐，就应当察看臣下中残酷伤害百姓的人，赶快加以斥退罢免，使百姓安定，那么太皞之气就会喜悦和顺，雷声才会发出。第三件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星与岁星在房、心二宿会合。太白在北，岁星在南，相距几寸，光芒交相连接。房、心二宿，是天帝的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殿。《孝经钩命决》说：「岁星守在心宿，年成丰收。」《尚书·洪范》记载说：「月亮运行在中道，节令移动而符合时序，德行厚重就能接受福祉。」重华留住它。「重华」，是说岁星在心宿。如今太白星跟随它而相交会合，明堂中的金星和木星彼此相克，却反而同处会合，这是阴气凌驾阳气、臣下专权的异象。房、心在东方，它所主的国家是宋，是石氏所说的宋国。经典说：「岁星出现在左边，就有丰年；出现在右边，就没有丰年。」如今金星、木星都在东方，岁星在南方，这是出现在右边，恐怕年谷不能成熟，宋人将要饥荒。陛下应当审慎详察明堂发布政令的事务，然后妖异就可以消除，五纬星也会顺序运行。

译第四件事：《易传》说：阳气没有德行就会干旱，阴气僭越阳气也会干旱。阳气没有德行，是说君主的恩泽没有施加给百姓；阴气僭越阳气，是说俸禄从公室流失，臣下专权。自冬季进入春季，一直没有好的雨水，反而多次刮西风，违逆时节；朝廷大规模祈祷，祭祀山川，甚至在市场上暴晒龙形物件求雨。臣听说上天感应万物，不会被虚伪行为感动；灾变应验于人，关键在于责备自己。假如雨水可以请求，降雨可以通过禳祭停止，那么每年就不会有隔井而汲水的困苦，太平也可以等待了。然而灾害不停息，祸患并不在这些地方。立春以来，没有看见朝廷真正记录功劳、表彰有德、存问孤寡、赈济贫弱，只看见洛阳都官驱车奔走东西，拘捕细小罪过的人，牢狱充满。臣听说恭陵起火的地方近来有光彩，这是明明白白的天灾，不是人的罪过。丁丑日大风，遮蔽天地；风象征号令，是上天威怒的表现，都是为了感悟君主、劝诫其忠厚。又连续数月没有下雨，将要危害粟和麦；如果一种谷物都不能成熟，那么饥民将有十分之三四。陛下实在应当广泛施布恩泽，赈贷供养百姓。就像尧遭遇九年洪水时，百姓还有十年的储蓄，减省赋税、预防灾害，才是应对的方法。愿陛下早日宣布德泽，以响应上天的功德。如果臣的言论不被采用，朝廷也不改变政事，等到立夏以后才下及时雨，那么在如今这个时候就不能指望了。如果朝廷改变政事而上天仍不下雨，那么臣就是诬陷君上、愚蠢而不知分寸，应当受鼎镬之刑。劝谏宦官和女宠之书【刘瑜】臣愚昧地自我思量：我是东方小国的鄙陋之人，得以凭借丰沛宗室的后裔身份，蒙受免除徭役的恩典，不必充当士卒。因此太尉杨秉了解臣，臣私下窥读典籍，竟被显著举荐，实在希望自己愚直的意见能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然而杨秉忠诚的谋划未能实现，生命就先像朝露一样消逝了。臣身在下土，听到民间歌谣，关于骄纵臣下、虐政的事情，以及远近百姓叹息的声音，私下感到辛酸悲痛，泣血不止。幸而得到召见记录，得以回答圣上的询问，抒发至诚之情，不敢庸常敷衍。诚愿陛下暂且作片刻思考，看看古今的事情：人们为什么叹息？上天为什么发生变异？诸侯的地位，上承法于四七，垂示光明灿烂的文德，是关系国家盛衰的。如今宦官奸邪之辈，肩并肩地分裂土地，人人争相树立后嗣，继承宗庙、传授爵位；有的请求疏远宗族的子弟，有的在市道上买孩子，几乎违背了开国承家之义。古代天子娶一位正妻、九位嫔妃，娣妾和侄女都有次序；河图所授的继嗣之道，正在九房之中。如今受宠的女子以美色取悦君主，充塞闺帷，都应当增加她们的玩好服饰，徒然消耗宫中粮食，劳损精神，滋长六种疾病，这是国家的耗费，也是生育的伤害。况且天地的本性，阴阳有正常的纲纪；隔绝这种道路，水灾和旱灾就会一同发生。《诗经》说：「五天约定为期，到了六天还不来。」这是怨女旷夫所作的歌，孔仲尼记录了它。何况她们从幼年到成年，一直幽闭隐藏，直到终身，又常常进入黄门，也广泛娶妻；怨毒之气凝结起来，便形成妖异灾祸。行路之人的传言说，宫中发出掠夺人的命令，女子夺取民间女子后又安置起来，彼此转相惊惧，这些事情谁会全都知道呢？没有缘故，不会凭空产生这样的诽谤。邹衍不过是平民，杞氏不过是平民妇女，尚且有城墙崩塌、霜降异常的灾异，何况群臣百姓一同怨恨，难道能不感动上天吗？从前秦国修建阿房宫，国家中充满受刑之人；如今宫室宅第越来越多，穷尽奇巧，挖山取石，不避时令，以严刑催逼，以正法威吓，百姓没有罪却被反复牵连，百姓有田产却又被反复夺取。州郡官府各自考察案件，奸情和贿赂都成了官吏的诱饵；百姓忧愁郁结，于是起来加入盗贼集团，官府便动用军队讨伐他们的罪行。贫困的百姓，有的甚至卖掉自己的首级来求取赏钱；父亲和兄长相继送死，残破的身体和妻子儿女彼此相对。把百姓分裂、困穷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悲痛吗？又陛下以北辰般尊贵的地位、神器般宝贵的权力，却微服出行到亲近之臣家中，私下临幸宦官的宅舍；宾客买卖交往，声势熏灼道路，因此暴虐放纵，没有什么不容许的。如今三公在位，都博通道术文艺，却各自端正自身，没有人敢匡正补益，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害怕死罪和刑罚。惟愿陛下设置七位近臣，以扩大进谏的渠道，并且开启东序中金縢和史官所藏的书，考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致成兴盛的道路，远离奸佞邪恶之人，放弃郑、卫淫靡的音乐，那么政治就会达到和平，德行就会感召祥瑞之风。臣诚恳地推究实情，但言语不足以采纳，害怕触犯圣意而惶恐战栗，心中惊悸，不敢上达圣上。荐举谢该之书【孔融】臣听说高祖开创帝业，韩信、彭越等将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献《诗》《书》之说；光武中兴，吴汉、耿弇辅佐成就帝业，范升、卫宏整理叙述旧业，所以能够文武并用，成就长久的谋划。陛下的圣德钦明，与汉高祖、光武帝相合；劳谦而处于困厄的国运中，三年之后才获得欢乐。如今尚父般的将领鹰扬奋发，方叔般的将领翰飞远举，王师如雷霆猛禽，群凶被击破消灭，刚刚有了收起弓、放下鼓、休息军队的时候，正应当得到名儒来典掌综理礼制。臣私下看见已故公交车司马令谢该，具有曾参、太史子义般的美好品性，兼有卜商、子游般的文学才华，广泛通晓各种学艺，周遍阅览古今，事物到来便能应对，事情发生便不迷惑，操行清白出众，敦厚而喜爱道德教训。若是巨大的骨头出现在吴地、隼鸟飞集陈国朝廷、黄熊进入寝宫、亥年出现两个头等事，若不是博闻多识的人，谁能辨识它们的端倪呢？隽不疑在北阙之前判定疑案，夏侯胜辨明常阴的征验，此后朝廷士人更加重视儒术。如今谢该确实卓然出众，可以与前代名儒并列；只是因为父母年老有病，弃官想回去，道路险阻闭塞，无法自行到达，竟使良才抱着未被发现的璞玉逃走，越过山河，沉沦在荆楚，这就是所谓去了便不回来的人。以后难道还要再用馈赠礼乐来招致他，像由余那样获得，像刻画求取傅说一样，岂不是烦扰吗？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推举记录所在之处的谢该，召他回来。楚人曾阻止荀卿离开国家，汉朝曾从平原追召匡衡；这是尊重儒者、重视学问，也是爱惜失去贤才。为朱穆申诉之书【刘陶】臣伏见被施以刑罚的朱穆，身处公职而忧虑国事，接受任命到州郡的那一天，便立志清除奸恶。他确实因为宦官受到尊贵宠信，其父兄子弟遍布州郡，争相变成虎狼，吞食平民百姓。因此朱穆张设天纲，修补法网的漏洞，网罗捕取残余的祸害，以此补塞上天的意旨。由此，内官全都共同怨恨憎恶他，诽谤讥议纷纷兴起，谗言和嫌隙接连发生，终于把他施以极重的刑罚，送到左校服役。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与禹、稷一样勤劳，却遭受了共工、鲧那样的罪名。如果死者有知，唐帝一定会在崇山发怒，重华也会在苍梧之墓愤怒。当今宦官和近幸之臣暗中掌握国柄，手中操持王爵，口中含有天子的法令。他们运用赏赐，就能使饥饿的奴隶比季孙还富有；一呼一吸之间，就能使伊尹、颜回变成桀、跖。然而朱穆独自昂然不顾自身祸害，并不是厌恶荣耀而喜爱耻辱，也不是厌恶生存而喜爱死亡；只是感念王纲不能收摄，害怕天网长久失坠，所以竭尽心力怀抱忧虑，为皇上作深远谋划。臣愿意刺面、系足，代替朱穆到左校服役。呈给献帝的书【袁绍】

译臣听说从前有人因哀叹而使霜降，因悲哭而使城墙崩塌。每次读到这些记载，都认为确实如此。如今拿自己的遭遇来对照，才知道那是虚妄之说。为什么呢？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业，以至于怀抱忠心却招来祸患，守持信义却受到怀疑，昼夜长叹，剖肝泣血，却从来没有使城崩霜降的感应。因此邹衍、杞妇怎么能够感动上天呢？臣凭借背柴的微薄资质，从陪隶之中被拔擢出来，供职于宪台，升任为军校。常侍张让等人扰乱天常，侵夺朝廷威势，残害忠臣贤德，煽动奸党。因此大将军何进忠于国家、痛恨祸乱，一心震怒，认为臣颇有一点操守，可以责成我建立鹰犬般的功劳，所以授予臣督司之职，向臣询问方略。臣不敢畏惧强暴有权势者，不肯避祸求福，便与何进共同谋划事情，没有违背其忠诚的策略。事情还未完成，元帅何进便遭受失败，太后被挟持，宫室被焚烧，陛下圣德尚幼，却亲自遭遇困厄。当时何进已经被害，军队和部属丧失斗志，臣独自率领家兵一百多人，拔戈进入承明门，举剑护卫宫室，像老虎一样叱喝群臣，奋力攻击凶恶之徒，不到一昼夜，罪人就被消灭了。这确实是愚臣献出生命的一次证明。适逢董卓乘虚而入，图谋不轨，臣的父兄和亲属随从都身居要位，不顾全家遭祸，只求维护安定国家的道义，于是解下符节逃奔，在黄河以北开始谋划。当时董卓正贪图结交外援，招致脱离困境的豪杰，所以立即任命臣为渤海太守，并授予军号；这样看来，臣与董卓之间还没有丝毫嫌隙。假如臣只想随波逐流、偷取荣华、求取利益，那么进可以享受窃取来的禄位，退也没有家门遭祸的忧患。然而臣愚昧地所守持的志向没有改变，所以终于召集天下英雄，兴起百万军队，在孟津饮马，在漳河歃血为盟。适逢原冀州牧韩馥怀有叛逆谋略，想独占权势，断绝臣的军粮，使臣无法继续进军，竟让狡猾的敌人肆意施毒，祸害波及全家，尊卑老幼同日被杀。鸟兽尚且知道号哭，臣之所以荡然无哀、外表没有隐藏忧戚，实在是因为忠臣的节操与叛逆之道不能两立，只是顾念私情已经不能成就大功；这也是愚臣破家徇国的第二个证明。后来又有十万黄巾军焚烧青州、兖州，黑山的张杨践踏掠夺冀州城，臣于是回军奉诏讨伐叛乱。金鼓尚未震响，狡敌已经知道畏惧，因此韩馥心怀恐惧，谢罪归还土地，张杨、黑山同时请求投降。臣当时便承受皇帝的权宜制命，私下比拟窦融，任命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适逢公孙瓒的军队向南奔驰，掠夺北方边境，臣立即快马奔驰、席卷而进，与公孙瓒交锋，借助上天的威势，每战总能取胜。臣是公族子弟，生长在京城，颇听说自己不熟习祭祀礼仪而熟习干戈；加上从臣的祖先和先臣以来，世代担任辅弼，都是凭借文德竭尽忠诚，从而免除罪过。臣并不是要与公孙瓒争夺战马军势、争取战阵功劳，实在是因为叛臣不被诛灭，就会受到《春秋》的贬斥；只要说是有利于国家，即使专断行事也毫不怀疑。因此冒着霜雪，不惧劳苦，实在希望获得一次胜利的福分，以建立终身的功业。社稷尚未安定，臣实在以此为耻。太仆赵岐奉命前来征召，宣明陛下宽宏的施恩，免除细小过失，与臣下重新开始。臣接受诏命之日，便引军向南，这是臣畏惧天威、不敢怠慢的第三个证明。又臣所举荐的将校，大多是清正英俊、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登上战锋、踏着刀刃，死者超过一半，勤勉恭谨的功劳却没有记录在册，而州郡牧守争相窃取声名，心怀两端，观望不决，却都分封土地、赐予圭玉，跨州连郡。因此远近狐疑，议论纷扰。臣听说遵守常法的时代，德行高尚的人地位尊贵；仓促危急的时代，功劳多的人赏赐丰厚。陛下流离播迁，不能居于洛邑，海内祭祀缺失，使有志之士伤心愤懑；所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裂却没有悔恨之心，是因为受道义感召。如今把赏赐加给没有功劳的人，以致有德之人离心；阻止、贬黜忠臣的功劳，使众人的期望疑惑不定。这难道是陛下心腹之臣的长远谋划吗？恐怕是谗邪之人的邪说使事情变成这样。臣的爵位是通侯，官位是二千石；特殊的恩宠和深厚的德泽，臣已经承受了，哪里敢窥伺希求更重的礼遇，来希望获得彤弓、玈矢的命令呢？臣实在痛惜偏将、佐将和列校辛勤作战却没有被记录，为国尽忠反而成为重罪，这正是蒙恬在边狱中悲号、白起在杜邮抽泣的原因。太傅金日磾身居师保之位，承担东征的职责，却耗乱王命，所受宠任并不恰当；凡是他举荐任用的人，都是众人所弃绝的，他却接纳其计策，把他们当作谋主，使臣的骨肉兄弟反而成为仇敌，彼此交锋接刃，构成的祸难越来越严重。臣虽然想解下铠甲、丢掉兵器，但事情实在出于不得已；臣诚恐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有所照不到，四方聪听有所听不到。请陛下把臣的奏章下发，向群贤咨询，让三槐九棘共同议论臣的罪过。如果把臣如今的权宜行事视为罪衅，那么齐桓公、晋文公也应当受到诛绝之刑；如果把众人不讨伐叛贼视为贤能，那么赵盾也可以被记载为弑君而受贬斥。臣虽然是小人，志向却守持一点操节；如果能让我申明本心，不愧对先帝，那么即使低头伏在欧刀之下，提起衣襟走向鼎镬，也是臣的愿望。惟愿陛下施行尸鸠那样公平的裁断，断绝邪曲谄媚的言论，不要让愚臣在九泉之下结成遗恨。《文章辨体彚选》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七十二 （明）贺复征编 ○上书七 呈给文帝的书【魏·曹植】

译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光明与日月相齐，诚信同四时一样恒常；因此诛杀凶恶不会过重，赏赐善行不会过轻，发怒像惊雷，喜悦像及时雨，恩德不会中途断绝，教化没有两样的标准。用这种方式临朝，臣下就知道应当为谁而死。有人受任在万里之外，审察君主授予官职的原因，也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舍命效忠；即使有诬陷构害的人，仍然安然不因此害怕，这大概就是君臣彼此信任的明显效验。从前章子担任齐国将领，有人告发他要反叛，齐威王说不可能。左右问大王凭什么知道？齐威王说：我听说章子改葬死去的母亲，他尚且不欺骗死去的父亲，难道反而会背叛活着的君主吗？这是君主信任臣下。从前管仲亲自射杀齐桓公，后来被囚禁，由鲁国用槛车押送，让少年拉车送往齐国。管仲知道齐桓公一定会任用自己，害怕鲁国反悔，便对少年说：我唱歌，你应和；应和时应当快跑。于是管仲唱歌，少年一面应和一面快跑，一天走几百里，连夜赶到；到达后，管仲便辅佐齐国。这是臣下信任君主。臣当初接受封爵策书时说：植接受这片青社之土，封在东方，用来屏障辅弼皇家，作为魏国的藩辅；然而臣所得的士兵一百五十人，全都年过耳顺，或者已超过不惑之年；虎贲、官骑及亲事合计二百多人，即便不算年老，全部让他们壮年服役，来防备意外、检阅守城，也还不足以自救，何况他们都已经衰老不堪行动呢？却名义上称为魏国东方的藩国，使其屏障王室，臣私下对此感到惭愧。就诸侯各国而言，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士子合计不过五百人；臣认为这对于三军的增益或损失已经不再值得依赖。四方尚未安定，必定需要办理军务时，臣愿意率领部曲加倍赶路前往，夫妻背负襁褓，子弟怀抱粮食，踏着锋刃、冒着刀剑来为国难而死，难道只是让这些学习小业的孩子去做吗？臣实在认为，这样做即使挥泪能够增加河水、鼷鼠能够饮尽海水，对朝廷也万无损益，对臣的家计却会造成极大损害。况且臣的士卒前后已经三次被送出，加上家人已经用尽，只剩下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的小孩三十多人。如今部曲都年老，躺在床席上，除了糜粥什么也不能吃，眼睛不能看，气息仅仅相连的共有三十七人；疲惫羸病、患风病、瘤疣、失明、耳聋的人有二十三人。臣正需要这些小孩：年龄大的可以充作宿卫，虽然不足以抵御敌寇，大致可以警戒小盗；年龄小的不能承担大事，可以让他们锄草除秽、驱赶鸟雀。休息或等候他人一天，就会荒废一件事情；打猎则各种事务都会散失；不亲自经营，功效就不能集中，所以只能常常亲自办理，不把事情交给下级官吏。陛下仁圣，恩诏三次下达，士子供给国家，长久以来不再征发；明确的诏书如同明亮的太阳，保障金石般的恩典一定…… 圣明之神的诚信，清楚而坚定，像天地一样牢固。如今却把那些正在学习事务的人一并重新送出，昏暗得仿佛白昼变成黑夜，令人惆怅而失去主意。臣认为，陛下既然使臣的爵位列在百官之上，居于藩国的职责之中，为臣设置卿士，房屋称为宫，坟墓称为陵，却不使臣居处安稳、独自站立，这与普通百姓没有什么不同。假如像栢成在野外耕作而欣然自得，像子仲以灌园为乐，住在蓬户茅牖之中，那是原宪的居所；住在简陋小巷、只有箪食瓢饮，那是颜子的居处。臣的才能没有得到任用，常常慨然坚持这个志向。如果陛下听从臣，请把部曲全部归还，罢免官属，减少监官，使臣解下印玺、脱去绶带，追随栢成、子仲的事业，经营颜渊、原宪的生活，居住在子臧的屋舍，住进延陵的房室。这样即使进仕没有成功，退处也有可以守持的事业，死去之日，也可以像松、乔一样。可是臣私下估量，朝廷终究不会答应臣这样做，必定要把臣羁绊在世俗之中，以俸禄官位绳缚维系；怀抱琐碎的小忧虑，执持无穷无尽的百般念头，哪里能够彻底放开志向，逍遥在宇宙之外呢？这个愿望既然不能实现，陛下如果一定要崇尚亲亲之恩、厚待骨肉，使白骨得到润泽、枯木重新荣盛，惟愿施行仁德，以副先前的恩典。劝谏明帝之书【张茂】臣伏见诏书规定，各类士人女子嫁给非士人的，一律登记夺取，配给战士。这确实是权宜之时的措施，却不是教化大成的善政。臣请求加以说明：陛下是上天之子，百姓和官吏也都是陛下的子民。礼制规定赏赐君子、小人不能在同一天，是为了区别贵贱。官属属于君子，士人反而属于小人。如今夺取那边的妻子交给这一边，也就无异于夺取哥哥的妻子给弟弟，这是偏私父母的恩爱。诏书又允许用年龄、容貌与原妻相当的活人来替代，因此富人倾尽家产，穷人举债借贷，重价购买活人来赎回自己的妻子。县官以配给士人为名，实际上却把人送入掖庭。那些丑陋的女子才被送出交给士人，得到妻子的未必有欢喜之心；失去妻子的必定面有忧色。有人困穷，有人忧愁，人人都不能称心。君主拥有天下却不能得到万民欢心的，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数千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只是千金；征收天下赋税来供养这场战争，尚且将会不足，何况还有宫廷中没有编制、没有登记的女子，以及椒房太后之家，赏赐横生，内外交相牵引，其费用将抵军费的一半。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信任方士，挖地造海，封土为山，只是因为当时天下统一，没有人敢与他争执罢了。自从衰败混乱以来，四五十年间，战马没有离开鞍，士卒没有脱下铠甲。每次交战，鲜血流遍红色的原野，伤残者的号哭疼痛之声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强大的敌寇仍在边疆，图谋危害魏室。陛下不谨慎勤勉地思考崇尚节约、安定天下的方法，却把奢侈靡费当作要务。尚方专门制作玩赏之物，在后园炫耀；建造承露盘，这确实能满足耳目的观赏，却也足以助长敌寇仇人的野心。可惜舍弃尧舜的节俭，却去做汉武帝那样奢侈的事情，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愿陛下痛快地下诏，凡是万机政务中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的，一概除去；把节省下来的无益费用，厚厚赏赐给将士中父母妻子饥寒的人。询问百姓所苦，除去他们所厌恶的；充实仓廪，修缮铠甲兵器，恭敬谨慎地面对天下。这样，吴国贼兵就会当面反绑，蜀地敌虏就会用车载棺来投降，不必诛讨便会自行服从，太平之路可以按日等待。陛下就不必劳神思虑海外之事，军队可以高枕，战士也只需充数。如今群公都闭口不言，而臣之所以不敢不献上愚昧之言，是因为臣从前上书阐述重要言论，散骑奏报了臣的书，陛下认为听取劝谏是善政，下诏说：「对。」于是提拔臣为太子舍人。况且臣曾作文章讥刺臣子不能进谏；如今有可以劝谏的事情而臣不劝谏，这就证明那篇文章是虚妄的，自己不能说话。臣年五十岁，常常害怕直到死也没有办法报效国家，所以不顾性命，冒昧把这些话报告给您。惟愿陛下裁决明察。呈上《六代论》的书【曹冏】

译臣听说古代的君王，必定分封同姓，以彰明亲近亲族；也必定树立异姓，以彰明尊重贤能。所以《左传》说：「任用功勋，亲近亲族；亲近近臣，尊重贤人。」 《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近九族。」 《诗经》说：「怀有德行才安宁，宗子就是城墙。」由此看来，没有贤能之人，就没有人可以共同兴成功业；没有亲近亲族，就没有人可以共同辅佐。亲近亲族的道路，如果专门任用亲族，弊端就会渐渐衰弱；尊重贤能的道路，如果偏重任用贤人，弊端就会发展为劫夺。先圣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广泛求取亲疏各类人才而一并任用。近处有宗族盟誓和藩屏卫护的坚固，远处有仁德贤人的辅佐；国家强盛时有人与君主共同治理，衰弱时有人与君主共同守土；安定时有人与君主共同享福，危急时有人与君主共同受祸。正因为这样，才能拥有国家，保全社稷，历经长久岁月，使宗族支脉延续百世。如今魏国尊崇尊贵者的法令虽然明白，亲近亲族的道理却还不完备。《诗经》不是说过：「鹡鸰在原野上，兄弟在急难中相救」吗？由此可知，兄弟应当在丧乱时彼此救助，在忧患中同心协力；即使有兄弟阋墙的愤怒，也不能忘记共同抵御侮辱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忧患是共同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任用却不加重视，有的释放却不再任用。一旦边境报警，关门反而拒绝他们；股肱不能扶助，心腹没有卫护。臣私下想到这些，睡觉都不能安席，想要献上赤诚之心，把策略进献到朱阙之前。谨慎地汇集所听闻的事情，叙述成败的道理。论理愍怀太子之书【晋·阎缵】臣伏见赦免文书以及张榜公布的前太子司马遹亲笔疏文，感到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没有比这更加严重的了。幸赖上天慈爱，才保全了他的首领。臣私下想到，司马遹出生于圣明的父亲，却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自幼在深宫中长大，沉溺于富贵，又受到先帝和父母的娇宠。每次选取太子的师傅，下至群吏，大多挑选膏粱子弟、击钟列鼎之家的人。幸而有卫绾、周文石这样的寒门儒者，以及奋、疏广这样的洗马、舍人，但也没有达到汲黯、郑庄那样的程度，于是使太子没有见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的道理。臣考察古代典制，太子居处应当遵循士人的礼制，与国人同列，以此表明先王想让太子先知道卑贱，然后才知道尊贵。近来东宫的待遇也稍微过于盛大，所以导致失败。不只是东宫，遍观各王的师友、文学之官，也都是豪族凭借势力能够取得的，大多不是龚遂、王阳那样能够以道义训导人的人。朋友没有正直明亮、三种有益朋友的节操，官职虽以文学为名，实际上不读书，只是一同穿鲜艳衣服、骑好马，纵酒盛会，嬉游博弈，哪里有切磋琢磨、相互长进的道理？臣曾经担心公族子弟因此渐渐衰败而叹息。如今司马遹可以作为鉴戒，只恐怕等他被斥退、抛弃、驱逐到远郊，才开始悔过，却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从前戾太子无故起兵抗拒诏命，而壶关三老上书中有田千秋的话，尚且说：「儿子戏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应当只是受鞭笞罢了。」 汉武帝有所感悟，便筑起思子台。如今遹行为无状，言语悖逆；即使获罪之日，也不敢失去正道，这仍比戾太子当年罪轻些，尚且可以约束。应当慎重选择太子师傅，如司空张华，道德深厚远大，内心忠诚，可以任他的老师；光禄大夫刘实，出身寒微而能自立，始终不衰，年纪与吕望相同，仍不废弃经籍，可以任他的保傅；尚书仆射裴頠，明察诚信、恭敬严肃，体察正道而守持正义，可以任他的朋友。设置游谈文学官，全部选取寒门出身、孤单任职而凭学问品行自立的人，以及那些勤劳服事、历尽艰难、侍奉君主和父母、声名品行一向为人所知的人，让他们同太子居处。派严明的御史监督保护他的家属，断绝贵戚子弟和轻薄宾客的往来。这样一来，太子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师傅和文学官，可以命令他们每十天讲论一次，使他们共同在太子面前讨论。命令他们只讲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以及思过改错的道理，使太子都能听到善道，希望或许可以保全他。过去太甲有罪，被放逐了三年，思念常道而终于恢复德行，成为殷朝的贤明君王。魏文帝又害怕被废黜，早晚都自我警戒，最终能够保全自己。到了明帝，因为母亲获罪，他被废为平原侯；当时为他设置家臣、庶子、师友和文学官，全都选用正直之人，共同匡正矫治他。他对刑罚战战兢兢，侍奉父亲以孝，父亲去世后谨慎地侍奉母亲，名声传到了上天。至于如今所称的汉高皇帝，曾多次在宫庭设宴，想要废掉太子。后来有商山四皓做太子的老师，张良做太子的师傅，最终太子又成就了大业。前事不能忘记，正是后事的鉴戒。孟轲说过：‘孤臣和孽子，他们用心危险，考虑祸患深远，所以往往能建立善功。’李斯说：‘慈爱的母亲往往败坏孩子，严厉的家庭不会有不成器的奴仆。’这是由于陛下骄纵遹，才使他到了这种地步，希望他自获罪以来，已经足以自行思考改过。如今天下多有忧患，四夷尚未安宁，正将窥伺国家的空隙，太子的重大事务不应空缺。况且为了国家大计，姑且再稍作停留，先严加教诲，依照平原侯的旧例办理。如果仍不悔改，到时再抛弃他也不晚。臣一向出身寒门，没有力量做官，也未曾经过东宫，实在不是出于私情偏袒遹。臣想到从前楚国处女劝谏楚王说：‘有龙却没有尾巴，意思是年过四十还没有太子。’臣曾经充任近侍之职，虽然没有机会亲自接近天子，情意却如同守门宦官一样，只是忠诚恳切，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大计。臣的老母亲看见臣写这篇奏表，便替臣占卦说：‘奏书送进宫去，自己就会死，妻子儿女只能守着臣。’她哭泣着阻止臣，臣却独自认为自己屡次被提拔，曾经担任近侍之职，这种恩德难以忘记，用什么来报答呢？只有陈述忠诚，至死献上忠心。于是准备好棺材和■〈奴上纟下〉，伏地等候颁下刑罚诛杀。谏伐晋书【秦后张氏】我听说天地生成万物，圣王治理天下，无不顺应事物的本性而使其畅达。所以黄帝驾驭牛、乘坐马，是顺应它们的本性；禹凿开龙门，疏导洪水，是顺应水势；后稷播种栽培百谷，是顺应土地的气性；汤、武灭亡夏、商，是顺应民众的愿望。因此，顺应条件就能成功，不顺应条件就会失败。如今朝廷上下都说不可，陛下又有什么可以凭借呢？《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民众的聪明；上天尚且顺应民众，何况人主呢？’我听说君主有讨伐国家的意图，必定上观天象，下采众多的征兆。天道高远，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从人事来说，还没有看出这样做可行。谚语说：‘鸡在夜里鸣叫，不利于出兵；群犬一齐狂叫，宫室必定空虚。’兵马一动，马匹惊乱，军队就会失败而不能回来。从秋冬以来，每夜群犬大叫，众鸡夜鸣。我又听说马厩中的马惊逃，武库里的兵器发出声响。吉凶的道理并非细微难察，这些全都不是出兵的祥兆。按照我的看法，愿陛下详细考虑。劝伐河北书【宋谢灵运】

译自从中原遭受战乱，已经一百多年了，百姓流离失所，盗寇和兵戎接连不断，许多不同的族类都被消灭。先帝聪明神武，怜悯并救济众生，想要荡平赵、魏，使礼制和车轨统一，让长期衰败的地区重新归于正统教化，使偏僻的风俗归向华夏风尚。可是时运衰败，事情与愿望相违，形势不合心愿断绝；仰慕先帝的德行而心怀悲痛，只恨自己活着直到生命尽头。何况先帝陵墓修成还没有多久，凶恶的敌虏便窥伺空隙，有识之士无不愤慨叹息。可是景平年间的执政者，都不是能够担当大事的人，又遇到京师纷乱，哪里能够考虑托付大事？终于使孤城困穷陷落，没有人肯竭尽忠诚，烈士被囚于朔方沙漠，绵延三千里的河山反而被敌寇占有。后来派出的镇守军队，都是先朝开拓出来的地方，一旦沦亡，这种国耻应当洗雪，也是应当从近来之事着手的。再说北方边境自从被叛虏侵染，穷困苦难无不遭受，征发和赋税没有停止的时候；所求不能满足，便动辄杀戮，使人身遭祸、家族破灭，合家北迁，这也是仁人所说的令人伤心之事。都说西方敌虏舍弃近处而远道出兵，陇山以东的敌虏又乘虚而入，呼应着可以袭击；西军一旦返回，便可占据关中，长期包围咸阳，退路已经断绝。即使派兵救援，停驻在河东，于是又远道攻打大城，想要形成首尾呼应；可是西方敌寇处在深山重重阻隔之中，根本已经巩固，单单攻取其巢穴也不足以相互救援。军队疲弊在外，国家空虚在内，如今机会到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展示军力、扬威天下，正是在今日。如果相持不止，或许发生事变，忽然遇到新近兴起的军队，形势就会不同于现在；一旦错过时机，便难以筹划经营，即使兵力和粮食增加一倍，也没有万全的把握。再考察前代，大都把乘对方弱小作为根本，古今圣人的德行，没有不同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天时、人事与理数相互契合，兴亡的时势和期限自然已经确定了吗？所以古人说：‘既看见天灾，又看见人祸，才可以谋划。’从前魏国强盛时，平定荆州、冀州，是乘袁绍、刘表衰弱之机；晋朝强盛时，开拓吴、蜀，也是趁葛洪、陆抗衰败之时。这些都是前代已经成功的事情，写在史册上。自从平定羌人以后，天下也都认为敌虏应当一并消灭，长驱直入滑台，席卷各城，敌人丧失斗志，指日可尽；只是长安违背法度，潼关失守，使上天的诛罚被拖延，苟且延续了几个月，直到今日，已经十二年，这叫作一纪。从前已有过预言，况且五胡交替的气数、齐世敌虏的期限，其残余寿命将在明年终结；它们彼此攻伐，双方都陷入困境，卞庄刺虎的形势，正可在这次战事中得到验证。臣仰望圣上的恩泽，如同饥渴之人盼望饮食，专心向着南方的云气，已经很久了；百姓盼望来苏的希望，实在寄托于圣明。若现在不乘此机会，以后便未必再有这样的先兆。如今府库确实没有多余储备，然而凡是谋划大事，若等到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未必就能遇到对我方有利的时机；关键在于能够把握时机。器械既已充足，众人的力量大致够用，和前后形势相比，才应当有取胜的优越条件。这个常议已久的增损问题，早就该作出决定。可以证明冀州人口有数百万以上，田赋肥沃，见于贡赋典籍；先前已经经营开创，根基仍然存在；疏浚水流、引导源头，桑麻遮蔽原野，强盛富足的实际情况，明白可见。为了国家长久的计策，难道还有什么比一次出兵所需的费用更值得吗？有人因惩戒关西的失败，便说河北难以守卫；但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内外并不相同。关西杂居着不同人群，种类不一。从前汉代在霸上屯兵，烽火可以通到甘泉，何况远方戍守的军队，正遇到新旧交替的时候呢？河北全是旧有居民，几乎没有杂人；山岭相连，地势阻隔，三关设置为险隘。如果骑兵长驱而入，沙漠一带便会像风吹草倒；如果严整军队守卫边塞，冀州一方就有山势可以固守。从前陇西遭受破坏，晁错为此发言；匈奴傲慢侮辱汉朝，贾谊为此愤叹。与今日相比，那些都已经算是遥远的事情了。晋武帝也不过是中等之主，恰逢孙皓暴虐混乱，上天保佑他的德行，又由于羊祜献策、贾充改变谋议，所以能够使功业在当时崇高，天下归于一统。何况如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附仁德，文德与武功并举，凛冽的威势和纯正的风化一同施行，又有贤明的宰辅、贤美有令的诸王、宣扬功烈的岳牧、满朝的勇将；而且天威远播、命令所至，又有哪个敌人不能消灭？何况是那些顽劣的敌虏，不过是借着时日苟延残喘罢了！伏望陛下深思其中的机谋，立志谋求长久安定，施行神明的谋略。臣身份卑贱浅陋，逃居山林岩穴，实在是仰望并希望太平之道，倾心于都城和岱宗封禅之事；虽然缺少司马相如那样的文笔，希望可以免除史谈那样的遗憾。凭此即使因病辞居京师，也万无遗恨了。臣很久想要上奏陈说，又害怕触犯禁忌；承蒙恩赐，暂时离开禁省。臣患消渴十年，常常担心生命如朝露般短暂，怀抱这一片愚诚，冒死把它奏闻。狱中上后主书【陈传縡】凡是统治人民的君主，都应恭敬侍奉上天，像爱子一样爱护百姓，节制嗜好欲望，远离谄媚奸佞，天还没亮就穿衣起身，直到太阳偏西还忘记吃饭，因此恩泽覆盖天下，福庆流传子孙。陛下近来沉溺酒色过度，不虔诚祭祀郊庙神灵，专门媚事淫昏的鬼神；小人侍奉左右，宦官弄权，把忠诚正直的人看作仇敌，把百姓视如草芥。后宫拖曳着绮罗锦绣，马厩中的马剩余豆粟，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遍野；货赂公然流通，国库财物损耗，神明震怒，民众怨恨，众人叛离，亲信离散。我恐怕东南方的王气从此就要消尽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三 （明）贺复征编 ○上书八 请太宗不要诘问为难臣僚上言书【唐刘洎】臣听说帝王与普通百姓、圣哲与贤愚之间，上下相差悬殊，根本不能相比。如果让极愚之人回答至圣之人，让极卑下的人面对极尊贵的人，即使只想勉强振作自己，也是不可能的。陛下降下恩旨，显露慈和的容颜，垂下冕旒来听取臣下的言论，虚心接纳臣下的意见，尚且担心群臣不敢回答，何况还要劳烦圣聪、施展天才般的辩说，用修饰的言辞折服他们的道理，援引古事排斥他们的议论，这要让普通百姓从哪里来回答呢？臣听说上天以不言说为贵，圣人以不言说为德。老子说‘大辩若讷’，庄子说‘至道无文’，这都是不愿烦扰的意思。所以齐侯读书，轮扁暗自讥笑；汉皇仰慕古代，长孺进言。这也是不愿劳神的意思。况且记忆太多会损伤心神，说话太多会损耗元气，心神元气在内受损，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不觉察，后来一定成为负累。难道是为了国家社稷，爱惜自己反而成为天性上的自我伤害吗？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太平，都是陛下努力实行所达到的；若想使它长久，并不靠辩才广博，只应忘掉个人的爱憎，慎重对待取舍，每件事都崇尚质朴，一切以至公为准。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始皇强词善辩，因自负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华宏大，却因空谈而损害众望。这就是才智辩说所造成的弊害，清楚可见。伏愿陛下略收雄辩之才，浩然涵养元气，少看那些缃色书卷，使眼目淡泊愉悦；愿陛下像南岳一样长寿，像东户那样使百姓安乐，那么皇上的恩德就会广泛施及天下，天下幸甚。谏曹仁师出军书【陈子昂】

译臣伏见诏书要调发怀远军，命郎将曹仁师部署军队，出征匈奴。我听说古代天子将要举行大礼，必先振作军威、整顿军队，以告成功。所以汉孝武皇帝将要举行封禅，便征发精锐士卒十万人，向北巡视朔方，略取土地后返回。这大概是遵循古代圣王的礼制。如今神皇陛下应合天命、接受符箓，将要郊祀天地，巡视并拜谒河洛，建造明堂，朝会万国，这是超越古代的盛大礼仪。实在应当遵循旧典，在边塞炫耀武力，巡视完边境就返回。臣担心曹仁师不懂典礼，任意让军队长驱深入，直到沙漠尽头，不顾惜士卒和马匹，只把求得战果当作利益，不把保全军队作为上策。如今朝廷百官虽然有疑虑，却没有人敢说。臣实在愚昧，不懂忌讳，曾■〈悉，耳代心〉侍奉君主的道理，所看重的就是尽心；心里认为不对，怎么能不说？臣估计仁师到达云内城时，出兵的日子应当已到九月初；到达突利城、回军的日子，应当已到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木枯萎，泉水干涸，南方来的士卒和马匹不能忍受野外的严寒。估算仁师所带的马匹，从灵州平时出发的地方到云内城再返回，已经走了四千多里。云内城中先前又没有储备粮草，马匹既已疲瘦，整个冬天都没有粟米。按臣的愚见计算，马匹十成中恐怕保存不了五成。紫蒙的军队，情况大致相同。况且仁师这次出行，打算晚出发而快速到达，对于应时会合并没有精心筹划。依臣推算，恐怕不能成功。假如事情没有成功，士卒和马匹先已损失殆尽，那么中原再想购买士卒也很难得到。况且自古以来与匈奴作战，非有士卒和马匹相互资助不可。臣担心马匹已经被过度使用而耗尽，敌寇又逃到远方，仍未平定；只是担心后来的谋臣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自古以来深入绝漠，大多损失士卒马匹，并不是臣妄加揣测而随意陈说。过去汉朝卫青出塞时，汉朝有马三十万匹；军队回师时，马只剩四万匹，十四年不能再对匈奴用兵，大概就是因此。臣希望陛下考察验证前代事例【缺】谏雅州讨生羌书【陈子昂】

译将仕郎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冒死上言：我私下听说道路上流传着这些说法，国家想要开通蜀山，从雅州道路进入，讨伐生羌，并趁机袭击吐蕃；主管此事的人没有审慎谋划其中的利害，于是废弃梁、鳯、巴、蜒等地的兵力来迁就这件事。臣愚昧地认为，西蜀的祸患将由此结成。臣听说祸乱的产生必定由怨恨引起。雅州边境的羌人自从有国家以来，没有一天做过盗贼，如今却无罪受戮，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怨恨深重又害怕被诛杀，必定像蜂群惊散一样逃入西山。西山盗寇一起，蜀地边邑就不得不连续用兵防守；军队长期不能解散，蜀地的祸患就形成了。过去后汉末年，西京丧败，大概就是由于这些羌人，这是第一件事。况且臣听说吐蕃是桀骜狡黠的敌虏，君长之间彼此信任而且多有奸谋，自恃可以抗拒天诛，近来将近二十多年，大战就大胜，小战就小胜，从未有过一支军队失败、损失一支箭的情况。国家过去以薛仁贵、郭待封为勇武之将，在大非川杀败十万军队，却一名士卒也没有回来；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朝廷宰辅，却在青海湖泽使十八万军队蒙受耻辱，自己也成为俘虏。当时精锐铠甲和勇士，声势如雷如云，然而最终连一个敌人也不能擒获，连一个敌人的首级也不能斩取，以至于现在关陇空虚。如今竟想让李处一担任将领，驱赶疲惫困顿的军队，准备袭击吐蕃，臣私下对此忧虑，恐怕反而会被这个敌虏嘲笑，这是第二件事。况且有些事情本来求取利益，结果却得到祸害。蜀国从前不与中原相通，秦惠王想要称霸天下、兼并诸侯，认为如果不兼并賨、不夺取蜀地，形势就无法实现，于是采用张仪的计策，装饰美女，假造金牛，借机用财物引诱蜀侯。蜀侯果然贪图利益，派五丁力士凿山通谷，修筑褒斜栈道，为秦国开通道路；从此险阻不再设关，山谷不再封闭。张仪紧随其后，乘机放兵，大败蜀国，蜀侯被诛杀，賨邑灭亡，直到今天蜀地成为中原的一部分。这就是贪图利益而灭亡，是第三件事。臣听说吐蕃这个羯族敌虏，爱慕蜀地的珍宝富庶，想要盗取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它的势力不能夺取蜀地，只是因为山川阻隔、关隘不通，这正是它像饿狼一样只能停住嘴边而不能偷食的原因。如今国家竟撤去边境羌人的防守，开通险隘道路，使吐蕃收纳逃亡的部族作为向导来进攻边境，这就是借敌寇的兵力替贼人扫清道路，把整个蜀地送给它，这是第四件事。臣私下看蜀地是西南的一大都会，是国家的宝库，天下珍货大多从那里聚集出产；那里人口富足、粮食丰多，顺着长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原。如今主管此事的人却图谋侥幸所得的利益，把自己完全交给西羌；即使得到西羌的土地，也不足以耕种；得到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白白杀害无辜民众，损伤陛下的仁德，糜费也随之而来，对圣德没有益处。何况这种侥幸的利益，未必能够谋得呢？这是第五件事。蜀地所珍视的，是依靠险要；百姓所安定的，是不被徭役劳苦。如今国家却要打开它的险要，役使它的百姓。险要一旦打开，就便利敌寇；百姓一旦被役使，就会损伤财力。臣恐怕还没有见到羌戎，蜀地内部已经出现奸盗了。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想要图谋这种奸利，传布檄文说吐蕃要侵犯松州，于是使国家发动大军等待它，转运粮饷防备它。不到二三年，巴蜀二十多个州骚动不安，遭受极大损害，却始终没有见到吐蕃的面，而李崇真贪赃的钱已经计算到数万了。蜀人残破不堪，几乎不能维持生计。这件近来的事还在人们口中，也是陛下亲自知道的。臣愚昧地想，难道不是有奸臣想要图谋这种利益，又把生羌当作借口吗？这是第六件事。况且蜀人羸弱，不习惯作战，一个敌人拿着长矛，百人也不敢抵挡。又因山川阻隔、地域辽阔，距离中原精锐军队所在之处很远。如今国家如果攻打西羌、袭击吐蕃，最终能够攻破它的国家，俘虏它的人民，使它的君长被绑着头颅悬于北阙，那么这样的计策也还可以实行。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臣将亲眼看见蜀地边疆不能守卫，而被羌夷横行暴虐。过去辛有看见披散头发的人在伊川举行祭祀，认为不到一百年，这里就会成为戎人的地方。臣恐怕还不到一百年，蜀地就会变成戎人的土地。这是第七件事。况且国家近来废弃安北，拔除单于，放弃龟兹，疏远疏勒，天下一致认为这是盛大的德政。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陛下致力于仁德而不在于扩张，致力于养育百姓而不在于杀戮，想要以此平息边境，休止兵甲，实行三皇五帝的事业。如今却要听从贪夫的议论，谋划发动战争，将要诛杀无罪的戎人，却给整个蜀地留下祸患，这将凭什么向天下发号施令呢？这是愚臣非常不能理解的地方。何况如今崤山以东发生饥荒，关陇疲弊，连年遭受旱灾，百姓流亡，实在是圣人应当宁静思考、谋求和谐的天时，不能动用兵甲、兴起大规模徭役，自行制造祸乱。臣又听闻西军失守，北军失利，边地人心动荡，情势很不安定。如今又驱赶这支军队投入不可预测的险境。臣听说自古以来国家灭亡、家族败落，没有不是由于滥用兵力。如今小人议论征伐夷狄的利益，并不是帝王最高的德行，何况还要因此使中原疲弊吗？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谋划大事而不计较小利，致力于德政而不专务刑罚；谋求安定时就想到危险，谋求利益时就想到祸害，然后才能长久享受福禄。伏愿陛下反复周详地考虑这件事。论教本书【元稹】

译某年某月某日，臣元稹拜了两拜，献书给皇帝陛下。臣伏见陛下降下明确的诏令，修复废弃的学校，增加胄子，选任司成。伟大啊，尧作为君主，由伯夷掌管礼制、夔教育胄子的深意就在这里。然而事情还有比这重要万万倍的，臣冒死斗胆陈说。臣听贾谊说过：‘三代的君主，仁德而且长久，是因为教育的缘故。’这话确实正确！周成王不过是普通人的资质。亲近管叔、蔡叔，谗言就进入耳中；亲近周公、召公，义理就为人所知，难道能说他本来明智吗？然而他能够终于守住正道，难道不是教育造成的吗？起初他还是太子时，未出生就有胎教，出生后有保傅教育；太公做他的老师，周公做他的师傅，召公做他的保傅，伯禽、唐叔和他一同游处。礼、乐、《诗》、《书》供他观习，他不能看淫艳妖诱的色相，耳朵不能听俳优戏笑、陵乱礼法的声音，口中不能学习操弄、断击、搏斗的书籍，居处不能接近媚顺邪佞的党徒，出游不能任意追逐禽鸟、捕杀野兽取乐，玩赏不能贪爱远方异域、偏僻绝奇的珍物。这几件事，并不是说把它们都摆在面前而禁止不做，而是连看见它们的机会也不能有。等他长大成为君主，血气已经安定，游习已经形成，即使有使他放纵心意、快意自己的事情天天陈列在面前，也本来不能夺走已经形成的习惯和已经安定的心志。这样一来，那些忠直道德的言论，本来就是我平日习惯听闻的，所以提出它们的人便有道理可讲；回避、谄佞、庸俗、违理的言论，本来就是我长期所警惧的，所以进谗的人也就有可以辩解的地方。人情没有不想炫耀自己所能，并亲近自己所接近的人的；如果将要得志，就一定要使自己积蓄的东西得到畅快发挥。事物的本性也是这样：鱼得到水就游，马脱离驾车的束缚就奔跑，鸟得到风就飞翔，火得到柴薪就旺盛，这都是事物使自身所积蓄的本性得到畅快发挥。成王所积蓄的是道德，所亲近的是圣贤，所以举目所见，左边是周公，右边是召公，伯禽治理鲁地，太公治理齐地；他的本性得到畅快发挥，就兴起礼乐、朝会诸侯，施行刑罚、使教化美善，这就是教育达到极致的表现，难道不能说确实如此吗？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毁灭先王的学术，说是要使天下人愚昧；废黜师傅保傅的职位，说是要使君臣关系明白。胡亥出生以后，听不到《诗》《书》，接近不了圣贤。赵高是一个靠欺诈入宫、以残害人为能事的宦官，却把残忍伤害的术数传授给他，还说：‘任意纵横天下才是尊贵，使人不能见到自己的面孔才是尊严。’因此天下人还没有全部变得愚昧，胡亥却已经连禽兽和牲畜都不能区分了；赵高的威势震慑天下，胡亥也已经把自己幽禁在深宫中了。李斯是秦朝受宠的丞相，却因谗言陷害而冤死，连自己都无法申辩，更何况那些疏远的臣子呢？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秦朝的灭亡也是有原因造成的。汉高祖用兵革承接秦朝，汉文帝用廉洁谨慎守成，最终却不能使古代的大教化恢复兴盛。因此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天生资质十分美好，也只能勉强避免祸乱；到了哀帝、平帝之间，就不能防备篡位弑杀了。然而惠帝被废黜、改立之时，仍依赖辅佐他的羽翼，才战胜了邪恶的心意。此后凡是有国家的君主议论教化，没有不把兴办廉洁、推举孝行、设置学校、尊崇儒学作为意图的。却不知道教化不能推行，是从尊贵者开始的。忽略尊贵者，却去教育卑贱者，难道不是接近本末倒置吗？到了太宗文皇帝还在藩王府邸，直到成为太子时，选取十八名懂得道德的人与他游处学习。即位以后，即使在宴游饮食之间，这十八个人也确实在身边。皇帝有过失，没有不进言的；下情没有不能上达的。不到三四年，名声就高盛超过古人，难道是一日两日造成的吗？这是游习逐渐形成的结果。贞观以后，师傅之官都由宰相兼领，其余官僚的选任也十分慎重。马周因为官位高，遗憾自己不能担任司议郎，这就是明证。文皇帝以后，逐渐疏远并轻视这件事。到了太后临朝，剪除抛弃王族。在中宗、睿宗二位圣主辛勤劳苦的时候，虽然有骨鲠敢言之士，却既不能担任调护保安的职务，最终也不能提出一句扶持保卫的话。竟要让工匠胡安金剖腹来证明这件事，难道不是极其悲哀吗？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这种弊病更加严重。师、资、保、傅之类的官职，不是由患病、被废、昏眊耳聋而不能办事的人担任，就是由退伍罢职、又不懂书学的人充任。至于友、谕、赞、议一类的人，更是疏散闲冗、地位卑贱到极点，士大夫都以此为耻。普通士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尚且要为他寻找明智、贤哲、慈惠的老师来教导，寻找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朋友来辅佐。难道天下的太子，却可以让患病、废弃、昏眊耳聋、不能办事的人担任老师，让疏散闲冗、卑贱而不堪任用的人担任朋友吗？这和上古相比，差得何止一点！在规定的官僚之外，往往还用沉滞、偏僻、衰老的儒生充任直讲、侍读的候选人。又疏远、抛弃、斥退他们，使他们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季又一季不能得到召见。他们又怎么能够辅导太子成就道德、保养自身呢？臣认为，造成这些弊病，难道不是因为皇天眷顾保佑，把唐朝的福祚赐给了我们？从舜生舜，以尧继尧，已经传到陛下这一代，共十一位圣主。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生来神明，长大后仁圣？正因为把这些看作琐碎的习仪，所以才不加省察罢了。臣私下认为，对历代圣主的谋划来说这样做或许可以，但若要为无穷的事业谋划并传给后代，就不可以了。假如万代以后，出现一个具有周成王那样中等资质的人，又生长在深宫优笑之间，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保傅来教育他，那么他将不能知道喜怒哀乐从何而来，何况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呢？如今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开始君临天下，正是天下人人倾耳听闻、专心注视的时候。特愿陛下思考成王受训导的功效，念及文皇帝游习渐染的作用，慎重选择师保，谨慎选拔官僚，都任用博厚弘深的儒者，同时又选取通晓政务机要的人，使他们轮番进见，日日有所成就，月月有所进步。因而命皇太子召集诸生，确定年长者与胄子讲学的礼仪，实行向严师问道的礼节，用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来成就他，以记善、记过来警戒他。血气尚未安定，就停止追逐禽兽、沉溺女色的娱乐而专心学习；圣贤之道已经齐备，就借助游习来弘扬德行。这就是使一人的元良之德成为天下万方正道的教化。难道仅仅修复废弃的学校、选任司成，就足以与这种盛大事业相匹敌吗？还要使历代君王都以此为法，使他们幼年都同受师教，长大都同遵治术，懂得君主之道早已确定，知道天伦本来如此；然后选用贤良，树立他们作为藩篱屏障。出外就有晋、郑、鲁、卫那样的强盛诸侯，入内就有东牟、朱虚那样的宗室力量。这就是所谓宗室子弟成为国家城墙、像犬牙交错的磐石一样互相盘结的形势。又怎么能和魏、晋以后那些因为轻贱兄弟而自行剪除根本枝叶的人相提并论呢？微臣私下思量，想为陛下建立永远无穷的长久策略，所以冒着昧死获罪的危险斗胆陈说。臣元稹谨言。请设置诗学博士书【李行修】

译元和三年六月一日，乡贡进士臣李行修谨冒死惶恐，拜了两拜，向宫阙献书。臣反复考察汉初的经籍，从口头传授和隐藏在墙壁中的典籍开始，终于焕然明备；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修复废弃的官学，建立太学，早晚讲习贯通，以求明白圣人的旨意；按年按时考核课程，以严肃师道，所以才达到这样的结果。到了桓帝、灵帝时代，终于使扶持最高根本、匡正修饰衰败风俗、传承帝王大业得以完成，这难道不是儒术已经实际验证的明显功效吗？近来学校没有专门的学科，经书没有老师传授，只凭音韵确定字形，只用注疏解释经义；这只能使学生依循其中的文字，却不能使天下依循它而达到明理治世。大体上五经都是这样，臣独独把诗学上奏，是因为它最为急迫。伏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盲见，降恩听取考察。诗，是发抒人的内在情志；在政治上称为风，是手舞足蹈时的声音，是施政作用的光辉；祖宗垂示风教，歌咏功劳、哀怨讥刺的声音，是施政作用的观察。官吏治理得当、教化实行得好，因此即使四海广大、众生众多，仍像人民的和气一样，从脚跟止息，达到头颅，流通到手足；又像草木的丰润一样，浸润根部，直到枝梢，覆盖枝叶，上下没有滞塞的气息，内外没有隐藏的情实。这样，诗就尽到了它的作用，风也就合乎它的本性了。从前殷、周相继，都有圣明的治理，德化流行于下，臣民没有怨恨之心；王道教化盛大彰明，功业告成于神明；德泽衰微时，又反映在礼制的变化上。诗辞以文饰为主，委婉劝谏而不直相攻击；教化温柔敦厚而不使人愚昧。孔子处在这个时代，认为君王应当用诗陶冶风俗，臣下应当借诗洗涤疑惑和谬误，使道理施及民间；他想，我还能做什么呢？于是采集诗歌，合成三百零五篇。善的全部保存并采用，不善的全部删去；不像《春秋》等经书，有的改变、有的沿袭，错杂编成。至于礼乐、征伐、天地阴阳的规律寄托在言辞中，可以看见喜怒哀乐；讥刺、讽谕没有固定方式。不是有志向的内容就不能流传；有志之士亲身处在治乱时代，气势有惨淡舒展的变化，达到极点以后才发动，积聚在内心之后才显现。因此说话要形成文辞，歌唱要形成声调，其中有一处没有达到，就不是完整的诗。圣人因此用完整的诗感动万物，万物没有不被牢固感化的：还没有对人施加敬意，人就已经敬仰；还没有对人施加哀情，人就已经悲哀；顽愚的人因它而开明，躁急的人因它而舒缓安静。道的源头就在这里，却断绝而没有后继者，只有楚国的屈原颇能得到诗人的风骨。他夹处在子兰、靳尚之间，最终因放逐而死，所以他的诗道没有完成。到了秦朝，讥笑三代，焚烧经籍，坑杀当时的儒生，于是后来的学者互相传述而困顿，以低声喑哑相传授。直到汉朝兴起，残缺的经书混杂流传了七十年，依靠老师口说的传承有四三代；汉武帝笃好经术，虽把经学立于学官，章句大为修治，却仍不了解比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当时杨雄、司马相如因此逡巡观望，迎合忌讳，百句中只劝说一句，反而推波助澜。他们的文辞虽然有余，却不足以称道。然而由于诗学的根本逐渐兴盛，当时又因灾异屡次发生，正直的声音起初有时不能伸张，最终却得到诗学的助力。因此自殷朝以来，拥有天下的王朝没有比这更长久的。后来君臣之道衰薄，诗道也逐渐衰微，有内心蕴含义理、满怀感慨的人，甚至说：‘我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向上追随屈原，却不足以保全性命；向下仿效司马相如，又不足以匡正过失。因此平常居处时，他们胸中郁闷，咬牙切齿，历代都没有人能沟通诗道的源流。臣伏思此事，认为诗教当时还没有兴盛，风雅还没有普遍施行于下。教化不兴盛，士人就不受勉励；风雅不普及，言论就多有缺失，所以听见的人最终惊愕，愤怒的人很多，像把东西暗中投去却被拒绝一样。自从十位圣主继承事业以来，已经满二百多年，经学日益得到实践，周旋于各种制度之间；官吏之事反而成为文饰，霸道也没有受到驳斥。到了陛下又登用礼贤于岩穴、发扬隐伏人才，圣心与正直的议论相应，如同天地相互宣达。儒学风气和正直言论昌盛，与日月并行；以辞让代替征伐而不暴烈，以诚实明达推行教化而不浮夸。这样，诗学怎么还会郁积在空虚而无人使用的地方呢？古今传下来的书籍已有残缺，齐、鲁一带的论说也有失误。汉代有毛苌、郑康成，他们传授经学的师道值得观法。到了本朝，刘迅讲说《诗经》三千言，近代讲诗的人还推重他。伏望陛下诏令公卿和儒者，讲论各种说法的异同，综合其中的旨要，列明四始的根本源流，穷究六艺的精纯奥义；不要因为讲说涉及的事物太多而喧哗，只取能够用一句话揭示全部要旨、达到诗义极致的人作为师法，传授经书时实行毛苌、郑玄的学说，对于其中不安妥的地方也随时刊正。选立博士弟子员，依照汉朝旧例；然后命令乐官、史官把诗学献入圣听，命令司成教育世子，这叫作端正根本。由朝廷施及民间，由京师推行到远方，这叫作垂示教化。再设置采诗之官来考察风俗，这叫作兼听。优先选拔人才来激励学生，这叫作兴复古道。这四件事都具备，大化自然流行，就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使豚鱼也受到感化，使甘甜的堇荼来到，使异俗归心、鬼方怀服，都会归于同一条道路。推而广之，使之神妙化育，也没有什么困难。微臣不知时势变化，沉溺于老师的言说，谨到光顺门冒死上奏，伏候刑罚。上论贡士书【舒元舆】

译草野微臣某冒死上奏：皇帝陛下的圣德修明了三代的教化，已经尽善尽美。只是贡士这一方面还空缺而没有修整，臣私下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的过失。臣年幼时学习读书，看见《礼经》说乡里推举、选拔人才，必定得到合适的人才而贡举给上级；上级然后用名号旌表、束帛礼聘来招纳他们。臣十五岁时已经通晓经书，不久心中仿佛文思的窍门打开，于是又继续学习，遍览群书。看见古人有一件善行值得称道，必定上闻天子和有关官府；天子和有关官府也会修饰礼仪、郑重接待他们，绝不苟且。臣既然向古代圣人学习文章，便相信书中所说，以为自己有相似的资质，等待上国的询问，必定会看见上国的礼遇并不会少。前年臣二十三岁，文章学业已经成就，被州县考察，得以列入地方贡士的数目。到达宫阙下一个多月，等待有关部门发落，才看见贡院悬挂榜板，设置束缚、检验、约束的条目，反复核验文书，对吏胥一类人严厉责问。臣幸而文书齐备，没有被驳回放弃，得以引领到尚书省考试的日子。臣看见八百人全都亲自带着油脂、蜡烛、水、炭以及早晚饭食的器具，有的扛在肩上，有的提在席边；吏胥纵声懒慢地大声呼喊他们的姓名，应试者突然进入层层荆棘围栏，才分别坐在廊庑下面，天气寒冷，雪花飞舞，地上只有一张席子。唉！唐尧、虞舜打开贤路，三代贡举士人，从来没有这样轻慢简易的。臣看见如今天下贡士已经如此，有关官府对待他们又如此，于是更加不相信古代圣人的话。等看到如今的甲赋、律诗考试，全都是割裂经书诰令、侮辱圣人言语的做法，才知道这些人不是圣人的门徒。臣伏见本朝开设进士这一科，凡是有能够登第升用的人，都凭此成为宰相、公侯、卿大夫，那么这一科本来就不轻贱。凡是将来要成为公侯卿相的人，非贤人君子不可；有关官府却让举子坐在寒冷的廊庑、冰冷的地上，这是把他们看得比仆役还低，不是用来体现征召贤人的意思。设置荆棘围栏阻挡他们，是把他们当作奸贼党徒来怀疑，不是用来表示忠直的节操。考试甲赋、律诗，是把他们当作雕虫小技之人对待，不是用来考察人才以文教化成天下的道理。有关官府不知道这种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臣恐怕贤人君子会远远离去，不肖之人却受到污辱而仍为陛下所用。姑且指近事来说，如今四方进贡珠玉金银，有关官府就用竹筐、箱笼、皮帛承接；进贡贤才俊杰，有关官府却用一张席子和冰冷的地面承接。这是明白彰显陛下轻视贤才、重视金玉，贤才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臣又看见每年礼部把条例下达天下，没有不说必须考察访问实际品行、没有邪曲，然后才能上贡；如果不合条例，就治举荐者的罪。臣刚看见这些条例时，私下独自心中庆贺，认为三代的风气一定要在今天兴起了。等到条例下达而法令没有跟着下达，于是每年都有没有才艺的人结成朋党，喧哗鼓动，煽动冲撞而不能禁止。这又何必制定条例呢？只是白白扰乱人罢了。又按照条例中符合标准的人数，每年多的本来不超过三十人，少的有时不到二十人。这也不是天子接纳士人的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陛下的内地；从渐海、流沙、朔方、南方，周遍绵延亿万千里，其间不同的地气所孕育，生出的英豪俊彦本来就不少。假如陛下明发诏令，必须按礼举荐他们，忽然一年之内有一百多个像元凯、扬马那样才德的人来到，有关官府却一定说：‘我们的条例只取二十人，斥退八十人，这究竟是求取贤才，还是遗漏贤才？’如果有关官府像对待仆役那样对待贡士，忽然一年之内凭才德而来的人还不到十几批，有关官府却一定说：‘我们选取二十人，其中一半是错误收取的，只是为了凑足人数，这究竟是在选取人才，还是只选取符合条例的人？’由此可见，人数不可以预先限定，是非常明白的。前面所说的几件事，臣已经长期替陛下忧虑有关官府不能尽职，使圣朝取士的第一科刚开始就委弃在地上。臣如此寒微，所说的话不足以决定贡士的取舍得失，然而百般考虑之中，或许也有一两点所得。臣私下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按照三代的旧例，明确修订贡士的规章，使天下来入贡的人都必须有丰厚的德行和实际才能，不拘泥于人数；对于德行才能不够的人，应依法处置。这样做是在澄清源头，源头清澄以后，后来的人都会趋向正道。还应让有关部门更加严格而有礼地接待他们，并用六义考查他们。考试时，免得他们亲自背负行李，挤在廊庑之下；应特意设置褥席床榻，陈设炉火、油脂和蜡烛，安排早晚的饭食，那么过去的弊病或许就可以痊愈了。人人都知道天子重视贤能、奖掖士人的道理，胜气■〈氵岔〉漫到如此地步，士人立身处世没有不由正道成就的；士人自身正直，公卿就正直；公卿正直，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天下太平，而陛下想不垂衣拱手、不以羲皇、轩辕那样的圣德高居上位，也是不可能的。假如不这样，那么士人求取名声没有不由邪道成就的；名声一邪，公卿没有不邪的；公卿邪僻，天下没有能够治理的；天下不能治理，而陛下想不劳神忧虑百姓，也是做不到的。臣虽然极其愚钝，从这一点看来，知道贡士之道所关系的尤其重大，所以愿意倾吐自己的赤诚，来端正这条道路。陛下不要因为臣的履历在贡士之列，就怀疑臣是在自夸。臣虽然不聪敏，私下看太常的第一等功名并不难取得。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假如让我成为今日贡士的样子，去迎合权贵、施展机巧谄媚，奔走钻营于权要之间，凭臣的能力本来并非做不到，只是以这样做为耻。所以臣凭着顽钝的才干求取功名，有关部门若录取我，我固然不感到惭愧；若不录取，我就穿上鞋离去。追踪巢父、许由的遗迹，以享受陛下熙熙和乐的教化，到哪里会没有泉石之间的快意呢？伏望陛下留意此事，独自听取臣言，这是天下的幸事。对臣来说又有什么幸运呢？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上六惧五畏书》【五代康澄】臣听说，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本，妖异和祥瑞哪里是国家兴衰的源头？所以，野鸡鸣叫飞上鼎中、桑树和谷树同时生长在朝廷，也不能阻止殷宗的盛世；神马长声嘶鸣、玉龟显示吉兆，也不能延长晋朝国运。由此可知，国家有五种不值得恐惧的事，有六种深可畏惧的事：阴阳失调，不值得恐惧；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值得恐惧；小人散布谣言，不值得恐惧；山崩水涸，不值得恐惧；害虫盗贼损伤庄稼，不值得恐惧。贤人隐藏不出，深可畏惧；士农工商四民迁移改业，深可畏惧；上下互相[疑作“构”]陷，深可畏惧；廉耻之道消亡，深可畏惧；毁谤和赞誉扰乱真实，深可畏惧；直言被轻视而无人听闻，深可畏惧。不值得恐惧的事情，希望陛下保存其常态而不要议论；深可畏惧的事情，希望陛下加以修治而不要有所差错。《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四 （明）贺复征编 ○上书九 论包拯任三司使上书【宋欧阳修】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于懂得任用人才的先后而已。任用人才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队中的将士，以才能为先；朝廷中的士人，以名节为先。军队以建立功绩为主，只怕他们不急于争取赏赐、争逐利益；把才能放在前面、名节放在后面，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道的兴衰，都取决于用人。教化施于下民，不可能挨家挨户地恳切教诲，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士人，用他们来感化天下，激励那些刻薄偷惰的人。所谓有名节的士人，就是懂得廉耻，修习礼让，不以苟且求得利益，不被苟且随从之事牵制，只依照义所在而行。刀刃的威势有所不逃避，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也有所不肯做，只守持义所在之处。他们立身朝廷，进退行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种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尊重。所以作为士人，应当崇尚珍视名节来使自己身价自重；而作为君主，也应当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贤善之士。臣近来看到陛下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喧哗，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顾惜名节；但仍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住义理，坚决推辞以避开嫌疑，也替朝廷顾惜体面。几天之内，竟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可惜，也实在可叹。包拯性情刚强，天资峭拔正直，然而平素学问较少，对朝廷事务有时未能周全思考。至于排挤某人而取代他的职位，即使起初没有这样的心思，但见到可以得到职位便不能想到义理，这些都不足为怪。至于造成嫌疑的行迹，普通人都知道可以避开，难道包拯独独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任御史台官员时，常亲自到中书省斥责宰相，指陈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没有早日罢免他。后来御史台的同僚相继上奏论列，张方平因此被罢免，由宋祁代替。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任命宋祁的命令发布后，御史台同僚又交相上章极力陈说，宋祁也因此被罢免，而包拯于是取代了他的职位。这就是所谓踩了人家的田地还夺走牛，难道能够不顾过失、整理帽子、穿上鞋子，而不避开可疑之处吗？凭包拯的才能和资望，即使另行加以升迁，任用他又怎么会因为三司使这一职位而有所嫌疑呢？这不仅使他自己陷入嫌疑，对于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追溯事情的始末来说。国家几十年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视为贤德；等到这种风气的弊病显现，就变成因循沉默、苟且偷安、颓惰宽弛，习惯成了风俗，却不认为这是错误。等到各种官职都不能修治，纲纪废坏，时局正处于无事状态时，本来还没有觉察到它的危害。一旦敌人侵犯边境，军队出动却没有功绩，财用又空虚，公私都困乏，盗贼同时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考虑革除这些弊病，提拔任用几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时，才增设谏官名额，以优宠任用敢于论事的臣子，使他们举发弊端。于是修整纲纪，纠正废坏，准备分别贤能与不肖，进退有才与无才之人，而积久的弊俗骤然暴露出来，人们便惊骇了。于是众人一同指责论事之臣，有的说他们喜欢揭发阴私，有的说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的说他们沽名邀誉，有的说他们只是谋求自己的升迁。各种议论纷纷，几乎使皇上的听闻受到迷惑。幸赖陛下极其圣明，察见这些臣子本来是忘却自身、以国事为先，并非为自己谋利；谗言离间不能进入，于是他们得以保全，而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渐渐相信了他们。自此以后这二十年间，御史台和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的人，其中斥退奸邪、屏绝权幸、弥补过失、救正错误的事，多得数不清。这就是接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都很难做到；自陛下即位以来，实在成为朝廷的盛德，也是辅佐政事的成效，并不是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安定，上下已经信任，凡是纤邪之人的一举一动，都常常畏惧论事之臣；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只听从论事官的意见。追溯从最初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效，难道容易做到吗？能不珍惜吗？评论别人的过失，似乎近于激烈揭发；取代别人的职位，似乎近于倾陷；而论事之臣能够自我申明，唯一的条件就是在其中没有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利益。如今包拯接连排挤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了他们的职位，使将来的奸邪佞臣有了借口，便可以惑乱皇上的听闻。从今以后，论事之臣将不再被人相信，也无法自我申明，这样一来，圣明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因为包拯而一旦毁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一举一动，是人们仿效的法则；如果包拯在这时有所不取、也有所不做，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感化天下。然而包拯取了不应取的东西，做了不应做的事情，哪里只是自己轻薄了自身，也会诱使后来的论事之臣通过倾陷他人来企求职位，彼此习染而形成风气；这种祸患，难道能说小吗？但是包拯所依仗的，只是认为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心。内心藏在里面，别人看不见；行迹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凭自己相信那看不见的内心，而掩盖呈现于天下的行迹，这就像手伸进去拿取东西，嘴里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自己想相信，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何况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在乡里闻名；晚年又有正直的节操，在朝廷上很有声望，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置事情又不合适，这样的人也实在可惜。伏望陛下另行选拔有才干的大臣担任三司使，给包拯安排其他职务，把他安置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造成嫌疑的行迹，消除天下人的疑惑，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不胜庆幸。臣忝居侍从之列，职掌号称论思，从前曾亲眼见到朝廷开始接纳谏言时十分艰难，如今又亲眼见到陛下任用谏官的成效已经显著。臣不愿因为包拯而使这种成效毁坏，是替朝廷爱惜它。臣的言语狂妄，谋划愚拙，伏候诛戮。《通进司上书》【欧阳修】

译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任馆阁校勘的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在皇帝宫阙下面上书。臣看到，国家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事进言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提出两条策略来估量贼人的情势，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开始还迟疑，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兴起已经很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暴露，和臣平素的估料颇为接近，所以私下认为或许有能够帮助万分之一、供陛下阅览的内容，谨分条陈述。只愿陛下仁慈圣明，宽免臣狂妄的罪责，臣就十分幸运了。关西放松防备，而百姓没有见到战事已经二三十年了。假使贼人刚刚萌生叛乱之时，隐藏形迹、暗藏计谋，突然袭来，那么我方边地驻军寡弱，城堡没有修完，百姓长期习惯安定而容易受到惊吓，将领又不是平素选拔出来的，因而失败怯懦；贼人便可以长驱直入。可是国威还没有受挫，民力还没有疲惫，贼人即使攻得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久守住，抢掠之后便离去，我们还可以拦击他们的归路，这只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这一点而不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便逃走，胜利便再来，大概是通常的做法，这属于中策。所以贼人把这些办法兼用起来。至于假借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击我方一两个容易取得的地方，使他们高兴；然后训练、养护精锐，谋求长久之计。所以他们来时，即使获胜也不前进，即使没有失败也自行退去，是为了诱使我军出动并使其疲惫。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我方西面，忽然出现，忽然进入，是为了使我军分散防守、疲于奔命而不能休息。我方想迅速进攻，贼人正处于新锐状态，坐等交战；他们如果不来，这样相持不过三四年，我军就会衰老，民力也会疲惫；不幸又遇到水灾旱灾，征调赋敛应付不了，盗贼群起，他们便可以集中全部精锐，攻击我方的困弊。假使我方不能忍受这种困境，愤怒而出兵进攻，决战于一场，他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取胜。幸而我方苦于战争，尚且没有想出办法，于是寻求通使，要求按时节送来贿赂；估量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这也可以成功。只要我方力量一困，贼人的谋略就会施行而不可阻止，这就是兵法所谓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的上策，而贼人现在正采用它。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吃用粮食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靠本地百姓供养；自古以来没有四五十万军队连续多年依靠供给而国家力量不困乏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从最初僭越叛乱、把轻侮的文书送上来，过了一年却不出兵，一旦出兵，锋芒便不可抵挡，俘获蕃官，擒获我方将帅，却以礼相待而不杀死他们；这说明他所蓄积的谋略，都不是仓促形成的。为什么他能够用上策使我方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困顿了呢？他用长久的计策来扰乱我们，难道我们没有长久的策略来制伏他吗？训练军队、养育将士、窥伺空隙、乘机而动、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由君主不直接干预，是可以的。至于在外面推测贼人的谋心，在内部审察国家的形势，了解敌我双方，根据谋略制伏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也就是所谓在宗庙朝廷中筹划而获胜，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今贼人的谋略可以知道，不过是想凭借持久作战使我方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看清，西部百姓已经困顿。如果确实能够充实财物、积储粮食，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整、军队强盛，那么贼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筹划也就能成功了。用兵不过攻和守而已，但攻守都以财用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用便不能长久，这是不用说的。请让我试着谈谈进攻：从前秦国凭借六代积累的强大资财来对付胡人，最终使天下困顿而未能如愿。汉朝依靠文帝、景帝积蓄的富强力量，三次出兵才勉强得到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常同中原互有胜败、互相攻伐，虽然有战胜他们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一举将其消灭。秦、汉尤其强盛，它们所攻取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占据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贼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受到挫败。攻守的计策，臣并不了解。天威所到，虽然最终期望把他们扫荡干净，但是驻守边境的将领还没有听说取得贼人的破绽、挫折他们凶猛的锋芒。因此攻守都还没有休息的期限，而财用又没有长久的计划，臣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在那里仰赖供给粮食。然而关西的土地，物产并没有增加；关东所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去。细碎地搜刮克扣，既没有增加什么好处，也已经停止了。至于卖官收粮，没有人响应；改变专卖货物的法令，商旅又不通行。这样一来，四五十万人只能从西部百姓那里取得足够的供给。西部百姓怎么会不困顿呢？百姓困顿而没有起来作乱，只是还需要水旱灾害等条件罢了。外部受到贼人谋略的疲敝，内部又遭遇水旱灾害和许多变故，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呢？关西的物产不能增加，就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来。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充足，那么仍然无法运到西部。所以臣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对商贾实行专卖，这三种办法同时施行，那么财用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会得到缓解，国家力量就会完整，军队也能够长久地防守和进攻，一切只听陛下的调遣。那些眼前琐碎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略，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见效。所以制定长久计划的人，开始时似乎迂腐愚拙而可笑，但只要一定实行它，利益就会广泛。因此臣区区不敢逃避迂腐愚拙的责难，请求陛下酌定三件有利国计的事情，从中选择一件。第一，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谋划西部事务的人，都以漕运不能畅通为忧。臣认为只是没有认真寻求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京，漕运不向西运输，人们见惯了这种情况，便以为不能向西运送。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和古代发生变化，古人能够行走的道路都还在，今人为什么就不能走呢？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几十万石粮食，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好，漕运数量尚且不多。后来汉武帝进一步修治渭渠，转运漕粮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粮食相互转运，关东和汾、晋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遗留下来的粮仓遗迹，往往还在。然而当时仍有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访隋代的旧路，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修路十八里，用陆运避开险阻，最终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

译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说善于治理财利、精通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最为突出。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出一二百万石运给关西，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吃用汴京漕粮的，出外戍守的人很多，有关部门并不吝惜拿出百万石粮食分给他们，所忧虑的只是三门阻隔在中间。现在应当疏浚整治汴渠，使每年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照寻求裴耀卿旧迹的办法，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运漕运就会畅通，物资可以运到，也能缓解关西的困苦。古代没有实行的办法如今尚且可以实行，仍应当去做；何况古人实行过而且路程并不遥远，今人实行它难道会很难吗？裴耀卿和刘晏刚开始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他们晚年收入增加到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关东走，而是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打算从南阳经丹析进入长安。那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往南阳，这就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到南阳，询问当地的遗老，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还常常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进入关中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通行的道路，应该不会太狭窄险阻。只是自从以洛阳为都城以后，行路的人都趋向东阙，这条道路因为较近便逐渐废弃了。如今如果能够考察寻求并疏通它，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等沿汉水地区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到南阳，在南阳改用轻车、人力车分段转运；招募设置转运士兵，分为十五六个驿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每天进入关中而不会断绝。沿汉水地区山中有很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依靠这些木材就足以有余，用来制造船和车并不困难。从前陛下深切体恤有关部门的辛劳，曾从宫中赐出禁钱几十万供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险遥远，车载运输经过一年还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的输送，大多苦于秋季淫雨；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如此地步。假如让州县负责运输的官吏长途运送到京师，辗转经历艰难阻滞，然后再送往西部，哪里比得上衡量南阳附近各郡，估计它们到武关的路程，与到京师的远近相当的，以及其中距离更近的，都让它们直接运到关西？京师的用度如果不足，就用宫中府库拿出来赐给有关部门的钱物来代替补充；其中迂回和直接的不同、利弊的差别，显然可见。这就是陆运的好处。第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臣听说，从前谋划财利容易制定办法，如今谈论财利却难以提出策略。从前百姓只有赋税这一项负担，所以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中的铜铁、煮海取盐，专卖酒和茶，征收关市税并计算舟车税，尚且有办法可以勉强供一时之用。自汉、魏以来直到现在，这些办法一天天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细密。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在赋税以外征收，是为了准备发生事情时使用；如今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全部用尽，又把它们耗费在各种冗余开支上了。等到突然有事情发生，便没有办法再增加财用，但仍有两件事可以做：百姓从事耕作并向官府输送，已经十分劳苦；游手好闲的人却正安逸。土地所生产的物资，耕种者不能替代供给；没有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百姓还有剩余的力量，土地还有未尽的利益，是可以利用的。何况纵观前代用兵，从来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财用缺乏，赵过制定畎田和人力耕犁的方法来增加供给。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者争相要求出击，赵充国深思全胜的策略，能够忍耐而等待敌人疲弊，甚至违背诏令停止出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远的边境耕田，用游动的军队防备抄掠盗寇；这样治理田地并不容易，他仍然努力去做。后汉时，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来自四面；照今天看来，会怀疑他随时要交战而没有闲暇，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耕种许地附近的土地，每年得到粮食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各国都实行屯田，积存的粮食数不清。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不能一一列举。形势艰难、土地难以耕种，没有比赵充国面对紧迫局势而无暇屯田更困难的；没有比曹操所处的情形更困难的；然而他们都努力去做，并不因为迂缓而不屯田，是知道土地资源广大，可以缓解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的土地，不耕种的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谨举出距离较近的地方：从京城向西，不知道有多少土地没有开垦。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弃置，大概是因为没有人劝导农业，以及徭役繁重而百姓逃亡。长期荒废的土地，其利益是屯田的数倍。如今如果督促百姓勤劳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多了。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便，议论此事的人正在讨论。充任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托言接受训练，聚集饮酒赌博，取用家里的资财，不顾家中是否有无。官吏不加禁止，父兄又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当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这些还具有用处；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而遇到水旱灾害反而足以成为盗贼。其中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京西一向贫穷的地方，没有山林水泽的富饶，百姓只能依靠尽力耕作生活。如今三夫之家有一人、五夫之家有三人游手好闲。总计十八九个州，即使少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种却要吃粮，这是彼此消耗、加重困苦。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驱使出来，让他们在荒废的土地上耕种，由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田地的收入由官府和他们平分，按照百姓的办法；再招募熟悉耕田的官吏担任田官，优厚地考核奖赏他们并加以诱导，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多了。太宗皇帝时，曾经借钱给陈州、蔡州的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田。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治理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在京西一带。如果由官府出面购买，并不难得到。而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以后便放弃了农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里，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忧患；这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若在安逸状态下计算，可以承担耕种熟田一顷；假使四五万人都去耕种长期荒废的土地，收益又增加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就多得数不清了。京西地区北面有黄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它的水陆运输，在各处积存粮食，就只等陛下诏令有关部门调运使用了。第三，权衡商贾之利。臣听说秦朝废弃先王的法令，开启兼并之门；上面侵夺公家的利益，下面刻剥普通百姓，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

译自汉代以来，曾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并夺取商人的利益，却不能做到。大概治理国家的人日益广泛地兴办财利，兼并者追逐利益的办法也日益巧妙；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人坐在那里就能操纵国家的利益。这其中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君上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的百姓共同经营，然后财货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归于公家而由公家专营，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的利益反而越受损。过去有关部门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法令，一年之内损失就有数百万。议论者不知道利益不能专有，想专有反而造成损失，只说变法不合适；不断变法，损失就越来越多。想让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结果即使减少亏损，也得不到十分之三；不如同商人共享，通常可以得到其中的五分。如今国家的利益来源，主要就是茶和盐。茶自从改变法令以来，商人不再每年经营，几年也不能弥补损失，各处积存的茶腐朽后只好丢弃焚烧。过去议论此事的人屡次说三税法便利，有关部门已经详细研究过了。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此法，使商人有利可图而货物畅通，那么上下双方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现在应当暂时降低价格，诱使各地商人把它分散销售。先发布命令说：“三年以后将恢复原来的价格。”这样贪图利益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聚集来购买。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产于水中，取之不竭。把价格降低而分散销售，三年之内库存不会减少十分之一二。茶和盐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是因为它们能够为国家提供资财和钱币。如今不把它们分散销售而积存起来，这是爱惜它们腐朽损坏，究竟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增殖，难道是靠亲自拿着极小的货物到市场上去卖吗？一定要有小贩和小商人前来分销。小贩和小商人没有利润就不会经营，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小贩分得其中的利益；他们依仗货物多，即使每件所得利润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治理大国的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得其中的利益，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而腐朽损坏，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小贩；善于经营大国的人，也不吝惜自己的利益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取得少而获得多的办法。至于由官府自己经营市场贩卖，这正是大商人也不做的事情，臣认为是难以长久实行的。确实能够不计较细微得失而考虑长远，那么积存腐朽的物资就会分散出去，钱币也会流通，不费劳力而财用就足够了。臣愚钝，不足以了解时事；至于坚守来抵御贼人、有利时出兵袭扰他们等一切小的权宜之计，希望全都交给边地将领办理。至于积聚粮食，使钱财流通，疏通漕运，不到二三年，国家力量就会逐渐富足，边地军队逐渐熟练，贼人的锐气逐渐受挫而出现可以乘取的空隙，然后一举将其消灭，这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把小的事务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并实行大的计划，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五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 论台谏官进言未获听从允准书【宋·欧阳修】

译某月某日，具官臣欧阳某冒死拜了两拜，在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宫阙下上书。臣听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治理有方的君主，却常常达到天下混乱；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变得昏庸，其原因是什么呢？是被喜欢猜疑、任意独断所困扰。猜疑之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被外界迷惑；视听一旦迷惑，忠臣和奸邪便无法区分，是非也随之错乱。是非错乱以后，全国的臣子都可以被怀疑。把所有臣子都怀疑一遍，君主必然只任用自己的见解。以猜疑迷乱的心意而独断专行，便会多有过失。有了过失，国家的忠臣必然依据道理来争辩。争辩得不急切，君主的想法就难以改变；争辩得太急切，又会激起君主的忍心，使他更加坚持独断的意愿。然后君臣互相争胜，于是奸邪谄佞的臣子便可以乘隙而入，迎合旨意、顺从心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要是君主所想要的，就跟随并帮助他。君主正同臣下争胜，又得到一个顺从心意的人，便乐于他的帮助，而忘记他是奸邪谄佞之臣，于是和他合力拒绝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相信奸邪，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没有不昏庸的。自古以来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也不是厌恶治理而喜欢混乱，更不是厌恶明智而想要昏庸，只是因为喜欢猜疑、任意独断，想同臣下争胜。假使君主能够豁然去除猜疑之心，改变任意独断的想法，那么奸邪之臣就会远离，忠言就能进入。忠言进入，听察就明智而不受迷惑，万事也都能合乎道理；使天下尊奉他为明主，使万世仰望他为治世之君，难道不是君臣都荣耀而快乐吗？这同拘拘固守自己的意见、同臣下争胜，内心更加劳苦而事情更加迷乱相比，差别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任意自用只能取得小成。”商汤是古代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但能够改正过错，这就是他胜过他人的地方。以商汤的聪明，他所做的事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还告诫他不可任意自用；那么自古以来的君主，只有能够改过而不敢任意自用，才能成为治世的君主、英明的君主。臣看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执掌政权以来，不合众望，屡有过恶，招致众人议论，而陈执中拖延至今，仍然玷污着宰相之位。陛下忧劳勤政，恭敬节俭，仁爱宽慈，这是尧、舜的用心。按照陛下的用心，天下本应早已达到太平；可是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政令一天比一天乖谬，国家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流民遍野，冗滥的官员充满朝廷，这又是为什么造成的呢？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近年宰相多因论事者指出过失而被罢免，陛下没有醒悟，反而怀疑不是宰相不合适，而是论事者喜欢排斥宰相。猜疑之心一产生，视听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形成任意独断的想法，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亲自罢免，不可以因为论事者进言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重大罪恶、明显过失，陛下仍委屈自己的意志来容忍他；宰相即使惶恐，自己想求退，陛下也委屈自己的意志来挽留他；即使发生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者倒毙道路，陛下都无暇顾及，仍委屈自己的意志任用他。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想挫败论事者。论事者对陛下有什么辜负呢？假使陛下对上不顾天灾，对下不体恤人言，却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一个不学无识、谄邪狠愎的陈执中，并且甘心如此，那么论事者本来想对陛下有所补益，反而损害圣德的情况就很多了。然而论事者的用心，本来并没有打算达到这种地步，只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任意独断，自己造成损害。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心意更加坚定，论事者攻击他的言辞也更加急切。陛下正想着怎样在论事者面前取得胜利，于是奸邪之臣便乘隙而入，必定有人迎合陛下的心意，说道：陈执中是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不可让小臣动摇他的地位；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说论事者想要驱逐陈执中而引用其他人。陛下正担心论事者上奏忤逆圣听，听到这种顺意的话便高兴，不再察看其中的奸邪而相信它，于是拒绝论事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凭万乘之尊，同三几个进言的小臣争较必胜的力量，即使圣意最终不可挽回，论事者也应当知道困难而停止了。然而天下人和后世议论的人，会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相，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弹劾梁适的罪恶，陛下大怒，使御史台空缺并将他们驱逐；而今天御史又敢于再次弹劾宰相，不避雷霆般的威势，不畏权臣带来的祸患，这正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忘掉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们、厌恶他们、拒绝他们、断绝他们。陈执中做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流民逃亡，公私财力全都困竭；而且他不学无识，爱憎夹杂私情，任免差遣错误，受到朝廷内外的嘲笑，家中私事污秽恶劣，传闻遍布道路，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专门做讨好君主的事；这正是谄媚上级、傲慢对下、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重用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看得清楚的，不应当这样颠倒，只是因为论事者进言太过急切，激起了陛下的猜疑迷惑罢了。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本不足以再议论，难道陛下竟忍心这样吗？难道要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直士在圣明时代都卷舌不言吗？臣希望陛下彻底回转心意，放下疑虑，察看论事者的忠心，明白陈执中的过恶，醒悟任用人才的方法不合正道。愿陛下具有成汤改过的圣明，遵守仲虺关于不可任意自用的告诫，把御史前后所上的章疏全部交给外廷议论，审正陈执中的过恶，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务安定，拯救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以自身蒙受陛下恩遇，职务在于论议思考，心意急切而言语狂妄，罪责应当万死。臣冒死拜了两拜。《准诏言事上书》【欧阳修】

译某月某日，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接到诏书，准许臣上书谈论政事。臣学问见识愚钝浅陋，不能广泛引述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选取当前的急务，分条列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回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伏望陛下裁夺选择。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劳勤勉的心意，却不知道达到治理的关键，那么内心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智，却没有坚决实行的力量，那么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迷惑。所以做君主的，对细小事务应当责成臣下办理，对重大事务应当专心掌握、独自决断，这是达到治理的关键方法。采纳一条意见而认为可以实行，即使众多议论也不能阻挠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臣看到，国家自从大规模战争一发动，朝廷内外就骚动不安。陛下思考社稷的安危，挂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惫困乏，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一天比一天衰老，贼人一天比一天强大，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西方戎族中较小的部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北方较大的戎族又违背盟约发动行动，将用什么来抵御它呢？过去所忧虑的是西北，如今西北已经叛乱；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所忧虑的是水灾旱灾，如今水旱已经发生；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缺少。陛下内心的忧虑一天比一天加重，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内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寻求达到治理的关键。近年朝廷开通言路，献计的人不下数千。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过去采纳的各种意见纷纷扰扰，到了遇到实际事情时，究竟哪一条策略可以采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多，不如坚决实行来得果断。臣私下思考，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缺少的事情，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人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件事，陛下忧虑它们尚未具备，而臣认为如今全都具备。然而陛下还没有能够使用它们，是因为还没有想出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盘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尚且能够向南夺取荆楚，收取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和官吏，数量有多少呢？只是因为善于使用，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建国初年的十倍。所以臣敢于说，国家有兵、有将、有财用、有抵御敌人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却都不能加以使用，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弊？一是号令不谨慎，二是赏罚不分明，三是不考核功绩实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下去，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柄。如果号令不能取信于人，赏罚不恰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以功绩实效责求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徒然发布，赏罚才不会滥施。谨慎发布号令、分明实行赏罚、责求功绩实效，这三项是帝王的奇特权术。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的英主，像唐太宗那样的聪明之君，都懂得运用这三种权术，并亲自掌握威势和权柄，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汉武帝喜好用兵，就诛灭四裔，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意；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霍那样的人才供他指使；想得到贤士，就有公孙、董、汲一类的人来满足他的心愿。唐太宗喜好用兵，就诛灭突厥，使辽东归服，威势震动远方，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绩一类的人受他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一类人在身边。这两位帝王，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并没有别的权术，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柄罢了。臣恭敬地想，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越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那样的天下；然而想要驾驭边境，常常担心没有军队；想要攻破贼寇，常常担心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常常担心没有财用；想要以威势使四夷服从，常常担心没有策略；想要任用贤能之才，常常担心没有人才。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如意。没有别的缘故，是因为不使用掌握威权的办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柄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身边也没有小人；没有偏信任用而沉溺其中的弊病，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戴陛下，侧耳仰首，愿意听从陛下的作为，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陛下显然地执掌威柄来统治他们，就可以使万事都办成，又何必担心上述五项事情无法解决呢？因为三弊因循，导致一件事情也不能办成，臣请求说明这三弊。言语多变就不能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周详审察，实行不久便又更张改变，以不能取信的话去施行，以难以遵从的命令去下达，所以每逢有处置事情，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确定不变的命令，官吏们有时互相说：‘暂且不要执行，不久一定还会更改。’ 有时又说：‘只管备办礼仪，略微依照应当执行的指挥办理。’可是从早到晚果然又发生变化，以至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的人疲于迎送，公文符牒纵横上下，没有人能够遵守。中外臣民，有的听到后叹息，有的听到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是因为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是因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像这样，想要威服天下，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不谨慎发布号令的弊病。用人的办法，不过在于赏罚。然而赏赐施加于没有功劳的人，恩惠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错过了有罪的人，威势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任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回来，功劳不小，却因犯法被贬谪，十年不予任用。当时正在征讨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诸将，以此立法。太祖神武英明果断，他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赏罚的法度就是这样。前些日子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担任官职。军中看到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诸将谁肯建立功劳呢？副将中畏惧怯懦、逗留不进的人，都应当处斩，有的暂时贬谪后不久又升迁，有的甚至不贬仍旧任职。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诸将谁肯效死用命呢？

译这就是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人，威势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赏罚像这样，想要用人，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赏罚不分明的弊病。自从出兵以来，处置事情的措施不少，但大多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效果。臣请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他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几年来，征点士兵没有中断，各路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患病、身材矮小、怯懦的人，多得数不清。这是有征兵的空名，而没有得到真正兵员的实数。新招集的士兵，各处都在训练，上下追呼催促，百姓不得安居。主持训练的人，不是将领之才；所训练的队伍，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度。往来于州县之间，百姓忧愁叹息，哀号不止。既然大多是老弱、患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心操练的方法。这是有训练士兵的空名，而没有训练士兵的实际本领。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累民力；用车运输，又苦于道路奔波。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坚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寸。制造器械的地方，只图凑足数目、赶快完成，并不考虑所造之物能不能使用。经办、审核的官司，也没有检查责问。这是有制造器械的空名，而没有器械的实际功用。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百战百败，是不容置疑的道理。到了临事之时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办理，这就是不责求功绩实效的弊病。臣因此说：三弊在上面因循下去，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在下面废弛败坏，万事的弊端更是说不尽。臣请说最重要的五件事。第一是军队。臣听说，进攻别人要靠谋略，不要靠力量；用兵要斗智，不要斗人数。前代用兵，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取胜。汉王刘寻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取胜。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取胜。曹操凭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手下大败，退回许地；后来又凭两万人击破袁绍的十四五万人，这是用兵越多越容易失败、兵少反而取胜的明显证验。何况如今的敌人，更不能只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可见军队不在于多，只要能够用计取胜罢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当作多数使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像更少。就今天的情形来说，增加兵力就会耗费国家，减少兵力又会使贼寇得逞。如今沿边军队不下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和虚报的数目，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所以七八十万军队，实际上不抵七八万人使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制，分散支离，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更少，所以常常作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显赫地振奋威势，告诫激励诸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有时能以一当百；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够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为多，古人兵少却常常取胜，也是这个道理。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图增添人数，耗费国家、耗费百姓，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即使贼寇没有到来，天下也已经困弊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将领。臣又听古语说：‘将相并不是天生有种，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加以任用，才成为名将。’国家求将的用心虽然辛劳，但选将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荐举将领，却又以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身处下位的英豪之士就无法得到。考察将领才干，又只限于弓马和一人之勇，那么有抵敌万人之智谋的人也都被遗漏了。山林间的奇异杰出之士，被召来以后，却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给一个主簿的虚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夫、垂钓者、替人喂牛者中的杰出人才，也都会被激怒而失去了。到了没有人可以任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脚残疾、庸碌怯懦、昏暗低劣之徒，也都把兵权交给他们，天下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这是朝廷的危险。从前澶渊的士卒，几乎给国家惹出事端，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议论的人不知道选取将领没有办法，只说：‘如今之所以没有将领，是因为选将的旧弊没有革除。希望陛下奋发振作，精心访求贤能豪杰之士，不要以身处下位为限制；有智谋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才，不可因其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够用非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以非常的功效报效国家。’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患病的部位；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追寻弊病产生的源头。’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因为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了历代积累的财物；当时在勒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尚且能够困竭国力，何况现在有七八十万军队，连续四五年而不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生的物产，竭尽万民的膏血，而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谋略也无从施展。只有减少冗余士卒的虚费，训练精兵而迅速决战，功成之后罢兵，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军队有可以裁减的理由，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进击的有利时机，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战。错过时机以后事情失败，只是白白耗费国家、耗费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是抵御边患的策略。臣又听兵法说：‘上等的用兵之道是攻破敌人的谋略，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关系。’契丹与朝廷通好，已经仅仅四十年，不敢妄自发动行动。如今突然发动狂妄的谋略，它的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见中国屡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生出贪心，窥伺空隙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告诫激励诸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界，只要能够痛击昊贼一阵，我军威势就会大振，敌人的谋略也会受挫，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等之策在于攻伐谋略。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知道，契丹与西贼暗中谋划，想要合并两国力量，窥伺我河北、陜西。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先击败其中一国，敌人的势力就削弱一半，不能独自举兵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伐外交关系。元昊的地盘狭小，贼兵不多，以往进攻我方时，传闻契丹常常有援兵。如今如果敌国内部正有征集军队的谋划，而元昊又突然遭到攻击，他必定向契丹求援。契丹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它南侵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敌人外交关系的策略。

译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来侵犯，我军能够提前大举出击，那么元昊仓促自救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契丹互为表里呢？这就能破坏他们原先订立的约定，扰乱他们约定的日期，是兵法所说的‘使亲近者离散’，也是破坏敌人外交关系的策略。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常有轻视诸将的心理。如今又看见朝廷正为契丹忧虑，在河朔经营部署，一定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征。现在乘着它骄傲懈怠，正是迅速奔驰、急切攻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胜的上策。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势正盛，我军尚未训练精熟，朝廷还准许他出兵，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正是不可错过的时机。敌方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料想不到我军能够向西征讨；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四路分别设置统帅以来，到现在已经半年了，经过训练并施以恩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来屡次上奏取得小胜。这说明我军渐渐振作，贼军的气势渐渐受挫，正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两个敌人先行来犯，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此事的大臣仔细商议后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武官员遍布天下，其中难道没有才智之臣吗？只是陛下总理万机，事务重大，既没有空暇全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举荐贤能、罢退不肖。执政大臣动辄拘泥旧例，也不敢举荐贤能、罢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的职掌，只不过掌管文书簿册和官员差除罢了，也不敢越过常规举荐贤能、罢退不肖。这样从天子直到各主管机构，没有一个人能够举荐贤能、罢退不肖，所以贤者和愚者混杂，侥幸之徒也一并被容纳。三年升迁一次，再没有区别表彰。平时没有事情，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无法安排；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却常常担心没有人可用。自古以来任用官员的办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把举荐人的数目足够而升官看作举荐贤能，把犯罪后被贬黜惩罚看作罢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弊病有多么深。大凡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同类聚集，所以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秽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浑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前来请托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能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举荐人的数目足够，便给他改换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上去了，贪浊的人也升上去了，请托之人也升上去了，没有才能的人也升上去了。混乱混淆到这种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举荐贤能的办法吗？如今贬黜惩罚官吏，哪里有澄清吏治、纠察举发的办法呢？只有犯有贪赃罪而被百姓诉讼的人，才能够被贬黜。那些能够玩弄法令文书、谋求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一定由自己说了算；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尚且有时还顾不上贫弱之民。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不能主持政事，众多胥吏一起作奸欺诈，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在一时之间受到弊害。这样说来，贪赃的官吏和没有才能的人造成的祸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官吏因自己败露而被贬黜的，十人中还除不掉一两个。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追究，宽纵迟缓、容纳奸邪，弊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罢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设置的官职虽多，却没有人可以任用，也就不奇怪了。臣希望陛下分明赏罚，责求功绩实效，那么有才能的人就都会列在陛下面前了。臣因此说：五件事本来都具备，陛下却不能任用，是因为存在弊病。三种弊病和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明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就是这些。如今上有天文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形势已经如此，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为了社稷和百姓留心此事，臣修惭愧至极，冒死拜上。《文章辨体彚选》卷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七十六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一 上书给仁宗皇帝，陈说政事【宋·王安石】

译臣愚昧而没有才能，承蒙恩典担任一路使者，如今又承蒙恩典被召回朝廷，接受了所任之事，应当把出使的情况回来报告陛下。臣自己知道没有能力称职，却还是想借出使所涉及的事情，冒昧谈论天下大事。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思考，选择其中可取的意见，那就万分幸运了。臣私下看到，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对于声色、狗马、游观玩赏等事情，没有丝毫沉溺，却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传布于天下。又公正地从天下人所希望的人中选出辅相，把政事交付给他，而不受谗邪倾巧之臣的影响。这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罢了，按理说应当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天下大治；然而成效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是对内不能不为社稷忧虑，对外不能不害怕边患，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败。四方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担心天下长久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呢？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如今朝廷法令严密、制度完备，可以说无所不有，臣却说没有法度，这是什么缘故？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治，所以才这样。孟子说：‘有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却不能使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的，是因为治理政事不合乎先王的道路。’ 按照孟子的说法观察当今的过失，正是这个问题罢了。当今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已经非常遥远，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并不相同，却想一件一件照搬先王的政事，即使是很愚钝的人也知道这很困难。然而臣所说当今的过失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事，是说应当效法先王政事的精神罢了。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天下有时治理、有时动乱，兴盛衰败的时期都经历过了；他们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施政设置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用意，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却从来没有不同。所以臣说：‘应当效法他们的精神罢了。’效法他们的精神，那么我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使天下人耳目震惊、众口喧哗，却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政事了。虽然如此，按照当前的形势来衡量，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情，使它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一定不允许。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如果再加以用心，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想要什么不能得到呢？然而臣反而认为，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情，使它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一定不允许，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臣曾试着私下观察天下在位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层人才缺乏，那么就会有沉沦废弃、隐藏在下层而不被当时发现的人。臣又到民间乡野寻找，也没有看见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才造成这样的吗？臣认为如今在位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如今只看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的缓急轻重，并且能够让百姓各自修治自己的事务的人很少，而没有才能、苟且简慢、贪婪鄙陋的人多得数不清。能够讲明先王的精神而适应当时变化的人，大概在全郡之中常常一个也没有。朝廷每下一道命令，命令的用意虽然很好，在位的人尚且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于百姓，官吏却总是借此作奸，扰乱百姓。所以臣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乡野之中也没有看见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情以符合先王的精神，大臣即使有能够体察陛下心意而想主持这件事的人，九州岛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又有谁能够符合陛下的意旨，把这件事一二项地推行下去，使人人都蒙受它的施行呢？所以臣说，形势一定还做不到。孟子说：‘仅有法令不能使它自行施行’，不就是说这个吗？既然如此，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于人才罢了。如果真能使天下人才众多，那么在位的人才就可以选择其中的贤能，足以充任各职。在位者得到合适的人才之后，再稍稍观察时势是否可行，依据民情的疾苦，改变天下有弊病的法令，来趋向先王的精神，就很容易了。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的时候，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唯独不足呢？所以说，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商代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祸败接连而来，都是因为用非其人。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曾经很少。在那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具备士君子的才干，然后根据他们各自所有的才能任官使用。《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个。等到人才造就成功，即使微贱如《兔罝》诗中所说的人，也都爱好德行；《兔罝》的诗就是证明，何况在位的官员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做，所以用兵征伐就使人服从，守护国家就使政治安定。《诗经》说：‘手捧玉璋，仪容高峻，俊秀之士各得其所宜。’又说：‘周王出行，六军都随从。’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文臣武将都各得其才，没有废弃的事情。到了夷王、厉王造成的动乱时期，天下人才又常常很少。等到宣王兴起时，能够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如鸿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爱护他的人却没有谁能帮助他。’大概是哀叹人才稀少，而仲山甫没有助力。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举同类人才来更新、美善天下的士人，之后人才才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朝之国，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姑且说采芑吧，在那新开的田里，在那初耕的田亩里。’这是说宣王能够更新、美善天下的士人，使他们成为可用的人才，就像农夫更新、美治田地，使田里长出可以采食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干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而成，是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养育他、选取他、任用他，都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直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并且严格选择。朝廷礼乐刑政的事情，都在学校中讲授。士人所观察、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和治理天下的用意。他们的才能也都可以作为天下国家的用处。如果不能作为天下国家的用处，就不教育。

译如果可以作为天下国家的用处，就没有不在学校中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谓养育的方法是什么？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性情如果在财物上不能满足，就会贪婪鄙陋、苟且求取，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制定俸禄制度，即使是任官的庶人，俸禄也已经足以代替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向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养成廉耻之心，远离贪鄙的行为。还认为这样不够，又把俸禄推广到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父子兄弟妻子的供养、婚姻和朋友交往，都没有遗憾；他们死后，子孙也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性情如果财物已经充足，却没有礼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越轨，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婚丧祭祀、供养宴享的事情，衣服饮食、器物使用等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用律令和度量衡的法则使之整齐。如果身份等级允许制作而财力不足以备办，就不制作；如果财力可以备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就不让增加一铢一两、一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已经用道术和技艺教育他们了；如果不遵从教导，就用屏弃到远方、终身不得列入士籍的法律来对待。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了；如果不遵守礼，就用流放、处死的法律来对待。《王制》说：‘改变衣服制度的人，他的君主就流放他。’《酒诰》说：‘如果有人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要把他们全部拘捕押送到周地。你应当杀掉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改变衣服是小罪，流放、处死是重刑。以重刑加于小罪，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迟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用法律裁制，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触冒犯，也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严明就能做到的。大概还因为我们有至诚恳切、哀怜体恤的心，努力实行，并以身作则。凡是在身边和地位显贵的人，都顺从君上的意愿而服从实行。有一个不遵从的，施法惩处一定从他开始。君上以至诚之心实行，显贵的人知道避开君上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需要处罚便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养育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让众人推举他们所认为贤能的人，把名单写下报告给上级，再加以考察。确实贤能之后，再根据他的德行大小、才能高下授予官职、加以任用。所谓考察，并不是只凭自己的耳目聪明，听信一个人的私下说法。想详细知道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详细知道他的才干，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之后，再用事情来试验他。所谓考察，就是用事情试验他。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何况在尧舜之下的人呢？至于九州岛的广大、四海的遥远，以及众多官员和亿万卑贱之人所需要的士大夫人才，那就太多了。拥有天下的人，又不可能逐一亲自考察，也不可能偏偏把事情全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内考查一个人的品行才能，再决定他的升降。大概是我们已经能够考察出才能品行优异的人，让他担任大官，便让他按照同类去选取人才，长期试用他们，再考核其中有才能的人，报告给上级，然后授予爵位、任命、俸禄和等级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人的才德有高有低、有厚有薄，各自适宜和不适宜担任的职务不同。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把懂得农业的人任为后稷，把懂得工艺的人任为共工。德行深厚、才能高强的人任为长官，德行浅薄、才能较低的人任为辅佐和属官。又让他们长久担任本职，这样上级逐渐熟悉并了解他的事务，下属也服从驯化而安于他的教导。贤能的人，他的功绩可以达到完成；不肖的人，他的罪过也可以达到显著。所以让他长期任职，等待考核其成绩。考核功绩的办法就是这样。因此，有智慧、有才能、有力量的人，就能竭尽自己的才智去追求功业，不必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绩不能成就。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在一时取得容身之处，却想到耻辱正在后面等着，怎么能不努力呢？至于没有能力的人，本来就知道应当辞职退避而离开。任职办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的罪责不能侥幸逃脱，所以他们也不敢冒充有能力，知道辞退避让了。这样，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进谗献媚、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详细，任用已经恰当，任职也已经长久；到了真正任用他的时候，又让他专心负责，不逐一用法令束缚他，而使他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能够治理百官、使众多官职兴盛，不过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便罢退昏暗无能者、升进贤明有功者。’说的就是这个。可是尧舜时代，被贬黜的人是有记载的，大概就是四凶；被升进的人则有皋陶、稷、契，他们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没有调动。所谓升进，只是增加他们的爵位、任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养育、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既然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够同大臣们竭尽耳目心力，以至诚恳切、忧思怜悯之心来思考并实行，那么臣下就不会有疑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也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如今州县虽然有学校，不过是取得墙壁和器具罢了，并没有负责教导、培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有教导的官员，却也从来没有严格选择。朝廷礼乐刑政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学校中讲授。求学的人也漠然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关部门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学校所教的，也只是讲说章句罢了。讲说章句本来就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些年才开始用应试文章来教育他们。应试文章，如果不是广泛背诵、努力学习、穷尽整日的精力，就不能掌握。等到能够写得精巧，大的方面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足以供天下国家使用。所以即使有人在庠序中白首穷日、竭尽精力遵从君上的教导，等到让他从政时，却茫然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使人困苦、损毁，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呢？

译人的才干，因专一而成，因杂乱而毁。所以先王安排百姓中的人才，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野，把商贾安置在店铺，把士人安置在庠序，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不接触异类的事物，因为担心异类事物足以妨害他们的本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使他们不能接触异类事物而已，而是一旦把先王之道教给他们，诸子百家的异说就都排斥在外，使他们不敢学习。如今士人应当学习的，是天下国家所需要的本领。如今却全都放置这些内容而不教，反而教他们应试的文章，使他们耗损精神、疲惫心力，整天竭尽力量从事这种学习。等到任用他们担任官职时，又全都把应试文章放下，要求他们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代人早晚专心从事天下国家的事情，尚且有才能够用和不能够用的差别；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的时间，使他们早晚从事于没有补益的学习。等到任用他们处理事务，才突然要求他们成为天下国家所用的人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少，也就很自然了。所以臣说：现在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使他们困苦、损毁，使他们不能成才。还有危害更严重的：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干，有的可以担任公卿大夫，有的可以担任士人，才能有大小、任用有适宜与不适宜，这是有区别的。至于武事，则随着才能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大的，在朝中居官就担任六官的卿，出外就担任六军的将领；次一等的，则担任比、闾、族、党的教师，也都是卒伍、师旅的统帅。因此边疆守卫的职务都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侵占这些职任。如今求学的人认为文事和武事是不同的，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守卫的职任，就推给卒伍，往往是天下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即使才干品行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也有不肯离开亲戚而应募从军的。边疆守卫是天下的重要职任，也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所以古代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看作急务；其他技能，则看其才干所适宜的再进行教育，才能做不到的也不强求。至于射箭，这是男子的事情；人出生有疾病，那就算了，如果没有疾病，没有不放弃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庠序之间，本来就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区别士人的品行高下、考察他们是否同等有能时，也用射箭。在礼乐的事情中从来没有不寓含射箭，射箭也从来没有不处在礼乐祭祀之中。《易经》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只是认为射箭可以用来学习揖让的礼仪吗？本来是把射箭看作武事中最重要的项目，看作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平居时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征时用它来参加战争，士人既然早晚从事于此，能够射御的人就会很多，那么边疆守卫的职务都可以从中选择人才来担任。士人曾经学习先王之道，品行道义又曾经得到乡党推许，然后根据他的才能把边疆守卫的事情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交付给合适的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要职任、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职任，推给奸诈强悍、无赖而且才行不足、不能在乡里立足的人。这正是当今常常忧惧边患、担心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求安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求安呢？只是认为天下的学士以执掌兵器为耻，而且又没有人能够骑马射箭、行军布阵；这样看来，除了招募来的卒伍，还有谁能担任这些事情呢？不严格教育他们，不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执兵为耻、从未学习骑射行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些全都是因为教育人才的方法不对。如今俸禄制度大体都很微薄，除非是朝廷侍从之列的人，家中食口稍多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所得才能维持生活的。下至州县官吏，每月所得多的有钱八九千，少的有四五千；还要守选等待授官、守阙等待补缺，通计起来，大概要经过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计算每月所得，实际上还不到四五千；少的实际上还不到三四千罢了。即使仆役的供给，也窘迫到这种程度；而养生、送死、婚姻、葬送等事情，都要靠这些钱来承担。人的品行超过中等之人，即使贫穷，也不会失去成为君子的本质；品行低于中等之人，即使安逸富足，也不会失去成为小人的本质；只有中等之人不是这样，贫穷就会成为小人，安逸富足就会成为君子。考察天下士人，品行才能高于或低于中等之人的，千百人中没有十一个；贫穷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中等之人则天下都是。先王认为多数人不能靠力量压服，所以制定人的行为规范时，不以自己的情况为标准，而以中等之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加以有利引导，使之成为中等之人能够遵守的规范，这样自己的志向就可以推行于天下，并流传到后世。按照如今的俸禄制度，却想让士人不损毁廉耻，大概是中等之人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官位高的人往往相互馈赠贿赂，经营财产，以至背负贪污的恶名；官位低的人则贩卖货物、乞讨行乞，什么事都做。士人既然已经毁弃廉耻，使自己背负累累罪名于世，那么苟且偷安、取悦容身的念头就会产生，而奋发自强的心志就会消失；这样一来，职业怎么能够不治理，治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原文“而不地治道何徔而兴乎”疑有脱误】何况执法官吏接受贿赂、侵夺百姓财物的现象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富来宽恕他们。婚丧嫁娶、奉养亲长、衣服饮食和器物使用等物品，全都没有制度加以节制，于是天下把奢侈当作荣耀，把节俭当作羞耻。只要财力能够置办，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有司既不禁止，人们又把这种行为当作荣耀。假如财力不足，不能在世俗中自我炫耀，那么在婚丧之时往往会得罪族人亲戚姻亲，而人们便以此为耻。所以富人贪求而不知止，穷人则勉强拿出不足的财力去追随他们；这就是士人之所以更加困窘，而廉耻之心之所以毁坏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礼制来约束他们。如今陛下恭敬地实行俭约，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近臣和贵臣亲眼所见的。然而在内闱之中，奢侈靡费没有节制，触犯陛下所厌恶的事情，损害天下教化的行为，已经有过分严重的了。

译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贬黜，以此向天下人表示警戒。从前周人拘禁群聚饮酒的人，并对他们施以杀刑，是因为认为饮酒的末流会滋生祸害，甚至有许多人因此死去，所以严厉禁止祸害的根源。严禁祸害的根源，所以施刑极少，而人们陷入祸败的也少了。如今朝廷法律中最为严厉禁止的，只有贪污官吏。严禁贪官，却放松对奢靡的法令，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官员冗多，而县官的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种看法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如今官员进入仕途的确冗多了，然而前代设置的官员大概非常少，俸禄又如此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它的原因。难道官吏俸禄值得计较吗？臣对于财利固然从未学习过，但私下里观察过前代治理财用的大概方法：大概是依靠天下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时代，从未把财用不足当作天下共同的忧患，忧患只在于治理财用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罢了。如今天下看不见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方面常常把困穷作为忧患，大概是因为治理财用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而有司不能衡量世情的适宜与否，通达地应变罢了。如果确实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治理财用并通达地应变，臣虽然愚昧，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并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如今法律严密、命令完备，用来罗致天下士人的办法，可以说很周密了。然而是否曾经用道艺教导他们，又有不服从教诲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又有不遵循道理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又有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不先用道艺教导他们，实在不能责罚他们不服从教诲；不先用制度约束他们，实在不能责罚他们不遵循道理；不先把职事交给他们，实在不能责罚他们不能任事。这三点，是先王法令中最为急切的。如今这些都没有做到，却对琐碎细故、并非危害治理的紧急事项制定禁令，月月改变，年年不同，作为官吏的人甚至多到无法计数，又何况能够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它们的人呢？这就是法令因而被轻视而不能实行，小人有幸得以逃免，君子却不幸受到牵连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加以裁制。以上这些，全都是治理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如今选取士人，能够强记博诵而大略通晓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和贤良方正，都是公卿的候选人。记诵不必强求，博学也不必具备，只要大略通晓文辞，又曾经学习诗赋，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可作为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得到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必等到讨论之后便可以知道。然而世上的议论者竟认为，我们一向就是凭这两科来选取天下士人，而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也常常出自其中。不必效法古代选取人才的办法，也能得到人才；这种看法同样是被道理蒙蔽了。先王之时，把所有选取人才的方法都用尽了，仍然担心贤能的人难以进用，而不肖之人混杂其中。如今完全废弃先王用来选取士人的方法，把天下有才之士全都驱使去应试贤良、进士，那么才干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固然应该成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也确实有时会得到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之人只要会雕虫篆刻之类的学问，凭此升到公卿之位；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于没有实际补益的学问，因而以此被黜退，老死于岩野之中，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个如此。古代统治天下的人所慎重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选得合适以后，便让他们推举同类，使同类聚集到朝廷；这样百官和各种事务便没有不得其人的了。如今如果让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因而得以推举同类，使他们聚集在朝廷，那么朝廷之所以有许多不肖之人，就是由此造成的；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也往往困于没有助力，不能实行自己的志愿。而且公卿不肖，已经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朝廷中的不肖之人，又推举同类来充任四方的职务；充任四方职务的人，又各自推举不肖之人，把他们分布到州郡，那么即使有举荐官员而与其同罪的科条，难道值得依靠吗？这只不过成为不肖之人的凭借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以及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担心这些科目对世事没有用处，于是稍稍要求他们通晓大义。然而在大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比过去优胜。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进用研习经术的士人。然而明经科所取用的，也不过是能够记诵、大略通晓文辞的人。那些通晓先王之意，能够把它施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恩荫子弟：学校不以道艺教导他们，官司不考查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保举担保他们的品行道义，而朝廷却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并让他们承担职事。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过时说：“按世袭来任用官员。”按照世袭任用官员而不考虑他们的才干品行，正是纣王走向乱亡的道路，是太平之世所没有的。再其次叫作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却反而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使他们位居士民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的人来治理不肖之人吗？按照臣奉命出使所到的地方，在一条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的，往往有能够委任事务的人，但大概不到两三个人，其余都只是应当防范、限制其奸邪的人罢了。古代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却没有流品的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圣贤的人也曾经做过季氏的属吏；虽然做官吏，却并不妨碍他日后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流品之别，凡是流外出身的人，他们所形成的立身处世方式，本来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成为高尚之人的志向。况且近世风俗日益流于败坏，即使士大夫的才干势力足以进取，而朝廷又曾用礼义来奖掖他们，到了晚年末路，往往仍然因畏惧而作奸，何况他们平素形成的立身处世方式本来就没有高尚之人的志向，朝廷又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呢？他们临民任职，放纵偏邪、淫逸奢侈，本来就是必然的。至于边疆宿卫人员的选拔，臣已经说过它的弊病了。以上这些，都是选取人才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如今选取人才既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到了任用时又不询问其德行是否适宜，只问出身的先后；不论才干是否相称，只论历任官职的多少。

译凭文学才能进身的人，先让他治理财务；已经让他治理财务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治理礼制。这等于要求一个人具备百官各自应有的才能，人才自然难以胜任。用别人去承担他所难以胜任的事情，那么能够胜任的人就少了；能够胜任的人少了，大家便相互跟随而不愿做事。所以让人掌管礼制，却从未因他不懂礼而担忧，因为如今掌管礼制的人从未学习过礼；让人掌管刑狱，却从未因他不懂刑狱而羞耻，因为如今掌管刑狱的人从未学习过刑狱。天下人也已经逐渐浸染于失教的风气，穿戴、奉行着既成的习俗；看见朝廷任用某人，如果不是按照他的资历次序，便相互议论讥刺；至于任用不合其才，却从未有人非难。况且在位官员屡次调动，便不能长久任职，所以在上者不能熟悉其事务，在下者也不肯服从教化而安于职守。贤能者的功业不能做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发展到显著。至于迎接新官、送走旧官的劳顿，以及因簿书交接断绝而产生的弊病，本来只是较小的危害，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抵都应当让人在任上长久；至于所辖地区遥远、所任事务重大，就尤其应该长久任职，然后才可以责求他有所作为。可是如今尤其不能让官员长久任职，往往才过几天就把他调迁了。选取人才既不周详，任用又不恰当，处置又不能长久，到了任职时还不让他专断，却又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使他不能实行自己的意图。臣当然知道如今在位者多非其人，如果稍稍把权力借给他们而不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便如此，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却依靠法律来治理，自古至今也没有能够治理成功的。即使在位者全都选得合适，却一一用法律束缚，不让他们实行自己的意图，自古至今也没有能够治理成功的。选取既不周详，任用既不恰当，处置既不长久，任职又不专一，还一一用法律束缚，因此即使贤者在位、能者任职，与不肖而无能的人几乎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知某人的贤能足以任事，如果不是符合他的资历次序，便不让他任事而贸然提拔；即使提拔了，士人仍然不服。明知某人无能而不肖，如果不是有罪被主管事务的官员弹劾，便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贸然罢退；即使罢退了，士人仍然不服。他确实不肖而无能，但士人为什么还不服呢？因为所谓贤能的人被任用去承担事务，与不肖而无能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臣先前所说，不能把职事交给人，却又没有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教导他们、养育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其中有一项不合正确的方法，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项兼而有之呢？这样，在位者中不才、苟且简略、贪婪鄙陋的人便多得数不清，而民间乡野之间也少有可任用的人才，本来就不足为怪。《诗经》说：“国虽不能安定不止，仍有人圣明，有人昏昧；百姓虽不富足，仍有人明哲，有人谋划，有人严肃，有人善治。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同陷入败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在位者的人才已经不足，乡里草野之间又少有可用的人才，那么岂只是实行先王的政事却不能成功而已吗？把国家社稷托付给谁，守卫封疆靠谁，陛下难道能够长久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常态，而不担心有朝一日发生祸患吗？大概汉朝张角率三十六万人同日而起，各处郡国都不能察觉并揭发他的谋划；唐朝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官吏没有人敢同他抗衡。汉、唐灭亡，祸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国势衰败，直到五代；武夫掌权，贤能之人隐伏消沉而不再出现。在位者再也没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了。在那时，改换社稷，简直比下棋换子还容易，而百姓肝脑涂地，幸而没有转死于沟壑的人没有几个。人才不足，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如今公卿大夫没有肯替陛下作长远的谋划、考虑日后的忧患，为宗庙万世筹划，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晋武帝只顾应付眼前，而不为子孙作长远谋划，当时在位者也都苟且迎合、苟且容忍，风俗荡然无存，抛弃礼义，废弃法制，上下共同失道，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晋朝必将动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氐、羌控制了二百多年。臣恭敬地想，三庙祖宗的神灵把国家托付给陛下，本来是要使祖宗万世享受祭祀，并且长久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戒汉、唐、五代乱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明诏大臣，思考怎样陶铸成就天下人才，用谋略加以筹划，用计数加以规划，逐步实行，期望符合当今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先王的本意，那么天下人才便用之不尽了。人才用之不尽，陛下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用谋略加以筹划，用计数加以规划，逐步实行，那么成就天下人才是很容易的。臣起初读《孟子》，看见孟子说王政容易实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读到孟子与慎子讨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的制度下，国家大概不过方圆百里；如果今天有王者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之后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动用兵革，便使方圆数百里、上千里的强国在一日之间愿意削减自己土地的十分之八九，使它们与先王时代的诸侯相等呢？后来，臣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命诸侯王把封地全都推恩分给子弟，由汉朝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并且每一封便另行隶属于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有了分封土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因此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样以后才知道，用谋略筹划，用计数规划，逐步实行，就可以使大的变小，使强的变弱，而不至于发生倾覆、惊乱、败坏、伤害的祸端。孟子的话并不过分。何况如今要改革变更，其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困难。因此臣说：用谋略筹划，用计数规划，逐步实行，那么事情就非常容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百千里〕

译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只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的性情，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士人；天下士人如果有能力遵循先王之道来治理，先王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都给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使自己成才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只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度已经完备了，除了极其愚昧、不可改变的人，没有人不能依此努力前往。然而如果不以至诚恻怛之心谋划，努力实行并以身作则，就没有人能够以至诚恻怛之心努力响应。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只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努力去做罢了。臣又看到，朝廷过去想要有所施行改革时，起初筹划利害并不周详，只因有一类世俗中侥幸求利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便停止下来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独自蒙受侥幸。因此先王的政令虽然足以使天下受益，但在承受弊坏之后、处于侥幸之时，创立法令制度从来没有不艰难的。正因为创立法令制度，天下侥幸求利的人也顺从而乐意趋附，没有发生抵触，所以先王的法令才能保存至今而不废弃。只是由于创立法令制度艰难，而侥幸求利的人不肯顺从趋附，所以古人想要有所作为时，从来没有不先用征伐诛讨，然后才实现自己的意图。《诗经》说：“攻伐它，施行它；断绝它，忽略它，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文王先行征伐诛讨，然后才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图。先王想要建立法度，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才，即使有征伐诛讨的困难，也仍然忍耐着去做，因为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有所作为。后来孔子以平民身份游历诸侯，所到之处便使君臣舍弃旧习，违背原本顺从的事情，增强原本弱小的方面，心情不安而忙乱，最终困于排斥驱逐；但孔子始终不因此改变，因为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大概与文王的意旨相同。处于上位的圣人，没有比文王更伟大的；处于下位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想要有所施行改革，大概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处在先王的位置，创立法令制度，并没有征伐诛讨那样的困难。即使有侥幸求利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也必定比不上天下顺从而乐意的人多。然而一听到世俗中侥幸求利者不高兴的话，便停止下来而不敢做，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果断实行罢了。用谋略筹划，用计数规划，逐步实行，又用勉励促成，用果断决断；如果这样仍不能成就天下人才，那么据臣所听闻，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然而臣所说的，是世俗所不讲的，如今议论的人认为它迂阔陈旧而且说滥了。臣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想要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确实有人。他们的心意不是只考虑一切利害，就是认为当世能够实行的事情，士大夫既凭此迎合世俗，朝廷从天下士人那里所取用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的伦理、大的法则和礼义方面，先王努力学习并坚守的事情，大概都顾不上了。一旦有人谈到这些，大家便聚集起来嘲笑他，认为迂阔。如今朝廷把全部心力放在一切利害之事上，在刀笔之间处理有司法令，已经不是一天了。然而它的成效是可以看见的，那么所谓迂阔陈旧而说滥了的道理，希望陛下也稍稍留心考察一下。过去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的议论，像封德彝之类，都认为不杂用秦、汉的政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事情，虽然未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本意，但大体上可以说相合。因此在几年之间，天下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盛大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仍然如同今天。魏文正公的话，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阔陈旧、说滥了的话，然而成效却如此。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的事情来看看呢？”那么唐太宗的事也足以拿来观察了。臣有幸因职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知才力低下、不能称职，却敢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蒙陛下任用出使，理当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朝廷又没有可以称许的；朝廷任用天下士人的本意，或许不合道理，使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也是臣出使所到之处亲眼见到的，是陛下应当首先听闻的事情。如果放弃这些不说，只是琐细列举一两件利害之事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恳切事奉陛下的本意了。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思考，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天下幸甚。《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七。（明）贺复征编。○上书十二。《上仁宗皇帝书》【宋·程颐】。

译草野卑贱之臣程颐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宫阙上书。臣恭敬地观察前古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听直言劝谏、广泛采纳民间意见的，所以视野更加明察，听闻更加聪敏，法纪纲常端正而天下安治；昏庸混乱的君主，没有不厌恶听到过失、轻视抛弃正直言论的，所以视野更加蔽塞，聪明更加昏暗，纲纪废弛而天下混乱。治乱的原因，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臣恭敬地想，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等，明察同日月一般，宽厚慈爱、仁德圣明，自古无人可比。何曾伤害过一个忠臣，杀戮过一个正直之士？群臣即使有因言事获罪的，也很快又被提拔，待遇超过了他们应有的分际。这是千年难逢的进言时机。夏桀、商纣暴虐混乱，残害忠良，然而义士仍不顾死亡来尽自己的节操。圣明的君主在上，仁德如同上天；平民士人虽然不是负责进言的官员，只要有可以补益圣明政治的意见，怎么忍心默默不言呢？臣如今竭尽愚昧的忠心，并没有遭受斧钺诛戮的忧虑。臣所担心的是，进言的人如此众多，难道都值得采纳吗？狂妄愚昧的言论一定很多，而陛下因此认为卑贱士人的言论都没有用。臣即使剖开心腹、滴尽肝胆，如果不被省察阅览，也只会徒然如此，这是臣所害怕的。倘若陛下稍稍留心圣意，那么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臣请先陈述自己所学，然后用臣所学来议论天下之事。臣所学习的，是天下最为中正博大的道。圣人禀承它而成为圣人，贤者遵循它而成为贤者，尧、舜运用它而成为尧、舜，仲尼阐述它而成为仲尼。它的道理极其宏大，实行起来却极其容易。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谁不遵循它；自秦以后衰落而不能振兴，魏、晋一类的时代离它更远，汉、唐只是取得小康，实行得并不纯正。自古以来学习它的人很多，而考察真正有所得的人，大概很少。道必须充实于自身，然后才能施行并及于他人。因此，道如果没有大成就，便不肯轻易用于世；但也有不只顾自身，能够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的人。出仕或退处没有固定规则，只看义理所在。所谓道未大成便不肯轻易用于世，说的是颜回、曾参一类的人。上天赋予天下的大使命在孔子身上，所以他们能够独善其身；不是达到至圣境界，就不出仕。在太平时代没有可用之处的人也是这样。所谓不只顾自身、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说的是诸葛亮和臣这样的人。诸葛亮感念先主三顾之恩，怜悯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希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的境地，按义理不能安居自身，所以出来做事。像臣这样的人，生逢圣明的君主，而天下又有危乱的忧患，按义理难道可以苟且独善其身，而不以一句话使陛下醒悟吗？所以说，出仕或退处没有固定规则，只看义理所在。臣请议论天下之事，不知道陛下认为如今的天下是安定呢，还是危险？是治理得好呢，还是混乱？哪里可以知道呢！如果天下已经危乱却不思考拯救的方法，反而说天下安定且治理得好，那么臣请说明它其实并非如此。如今的形势，确实像把火堆放在柴薪积聚之下，自己睡在上面一样。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便因此说它安全吗？《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臣私下认为，巩固根本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衣食充足。如今天下民力已经竭尽，衣食不足，春天耕种播种，延续气息来等待一年收成，一旦失望便必须流亡。这样看来，国家根本还不能说已经牢固。臣料想陛下仁慈爱民如子，一定不忍心使他们困苦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怀疑左右前后之人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不能知道实情。如今国家财用常常很不足，不足就责令三司筹措，三司又责令各路转运使筹措，转运使还能从哪里取得？不过是向百姓诛求剥夺罢了。有时四方发生事情，还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摊派征收，毒害尤其深重，紧急下令搜刮求取，耗尽百姓的膏血，往往使人破产失业，骨肉离散，众人看见了都觉得悲伤痛苦。陛下是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怜悯吗？百姓没有储备，官府的粮仓又空了。臣观察京师、沿边直到天下各地，大都没有两年的储备。万一连续几年发生灾荒，如同明道年间那样，不知道国家将用什么来应对？坐食俸禄的士卒，计算起来超过一百万人，既然没有办法供给费用，就将加重向百姓征敛，而百姓已经离散了。强敌在外部乘隙而入，奸雄在内部萌生野心，那么土崩瓦解的形势，实在令人深深忧惧。太平安宁的时代，圣人尚且不忘记预备，必定有九年的积蓄来等待灾年。何况如今百姓困苦愁怨的气息上冲于天，灾害、凶荒，正是由此招致的。陛下能保证它一定不会发生吗？普通百姓之家有十金的财产，子孙不能守住，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孝。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而眼前已有土崩瓦解的形势，难道不可恐惧吗？契丹强盛，自古无比，幸而眼下还遵守盟誓，难道果真能够用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能确定他们常常只打算如今日这样做吗？那么沿边地区怎么能没有防备？增加军队便费用不足，减少戍守便力量不支，都不是长久之策。此前昊贼在西部边陲叛逆，用兵数年之间，天下极其困苦，大概是内外治理安排多有失当。陕西百姓所受的苦毒尤其严重，许多人又逃散；朝廷还用军法严禁逃散，以至人心和上天都产生怨恨，到处都有想要投靠盗寇的言论，悖逆之深，不敢把它说给陛下听。臣只担心陛下也已经略有所知。所以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久之心，只有士人能够做到。至于那些普通百姓，饥寒已经在内心紧迫，父子尚且不能互相保全，还能顾念忠义吗？这并不是百姓本性不良，而是政治造成的。”当时秦中盗寇屡次兴起，假如稍有延误而不能扑灭，一定会有许多响应者。幸而在很短时间内全部加以诛除，还依赖社稷的福佑。西部敌人也疲惫了，他们知道不能长远图谋，于是暂且用欺诈的言辞表示顺服。假如当时再相互牵制，不能获得停战，内部的祸衅就会产生，想起来令人惊骇。如今天下劳苦凋敝，不比景祐以前；如果再有像从前那样的战事，臣愚昧而深切地担心国家不能承受。何况造成忧患的难道只有西戎吗？臣每每想到这些，精神魂魄都飞越不安，不知道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怎样？也曾经把它放在心上考虑吗？难道认为没有制服它们的方法吗？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事，民命也还没有十分危险，陛下应当及早从内心警醒思考，实行王道；不然臣恐怕岁月容易流逝，因循下去而不思考。根据事势来看，事情不可能永远如此。即使我太祖拥有天下，拯救五代的乱局而没有杀戮一人，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汉、唐都不能相比。

译固然知道赵氏的宗祀安稳如泰山，然而有人阻塞陛下的圣明，使百姓陷入苦难，这实在令人深为痛惜。臣料想群臣一定从未有人替陛下陈说王道；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会有进言却不听取的吗？臣私下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仁。臣观察陛下的仁德，是尧、舜那样的仁德。然而天下还没有治理好，确实是因为有仁心却没有仁政。因此孟子说：“如今有仁心和仁德的声誉，百姓却不能受到它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准则，是因为不实行先王之道。”陛下精心处理各种政务，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所，从未因一时喜怒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官吏有陷害他人、使人获罪的，陛下便终身弃置不用，这是陛下爱护百姓深厚的表现。然而凶年灾岁，老弱之人辗转死于沟壑，壮年人四散到各方，因做盗贼而触犯刑戮的，几乎有成千上万人。这难道是陛下爱护百姓的心意造成的吗？如果一定说这是年岁的灾害所造成的，不是政治的罪过，那么同刺杀一个人把他杀死，却说“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区别？三代的百姓没有这种祸患，难道三代的政治不能实行于今天吗？州县官吏有陷害人使其触犯刑法的，陛下必定深恶痛绝。然而百姓不懂道义，又被逼迫困于贫穷，放纵偏邪、淫逸奢侈而陷入罪行，难道不是陛下使他们陷入其中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如果一定说这是他们自然如此，那么圣人的教化难道是妄言吗？天下得到治理，是因为得到贤才；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失去贤才。世上并不缺少贤才，只在于寻求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如今寻求贤才本来就是为了治理天下，而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不是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的方法。寻求通晓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之道的人，按照他们所得的大小来任用：有宰相才能的，让他做宰相；有卿大夫才能的，让他做卿大夫；有治理郡国方法的，让他做刺史；有治理县政才能的，让他做县令。各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任职，那么没有一个职务不能办好；天下却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国家选取士人虽然有几种科目，然而贤良方正每年只不过一两个人，而所得的也不过是博闻强记之士。明经一类，只专门诵读，不懂义理，是尤其没有用的人。最尊贵显盛的，只有进士科，以词赋声律精巧为能事。词赋之中并没有治理天下的方法。人们学习它来取得科第，日积月累，直到做到卿相，帝王之道、教化的根本，哪里曾经知道呢？身居那个职位，却要求他建立相应的功业，而他从未学习过这些。譬如让胡人驾船，让越地来的人掌舵，想求得他们善于航行，不也很困难吗？过去丁度进言，说自祖宗以来得到的人才不少，愚昧不明到了极点，议论者至今还咬牙切齿。如果让墨家的人评论墨家，当然会认为墨家是好的。如今天下没有治理好，确实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难道世上没有人，只是寻求人才的方法错了吗？如果想要选取士人而必定得到真正的人才，难道没有办法吗？王道不能实行，已经两千年了。后世愚昧的人都说时代不同、事情变化，王道不能再实行，这是无知到了极点。然而君主往往被他们的话迷惑。如今有人在路上得到一件东西，拿给玉工看说是玉，拿给众人看说是石，那么将认为玉工说得对，还是众人说得对？必定认为玉工说得对。为什么？因为有识与无识的区别。圣人留下教诲，是想用它治理后世，愚昧的人却说不能施行于今天，那么是应当守持圣人的道，还是听从众人的话呢？如果说众人认为王道可以实行，就如同责问盲人五色的鲜明，询问聋人八音的美妙；他们说看不见、听不到，本来是应当的。他们并不是憎恨五色、厌恶八音，而是听见和看见受到限制。臣观察陛下的内心，并不是不忧虑天下。凭陛下忧虑天下的心来实行王道，难道困难吗？孟子说：“用齐国的力量来实行王道，就像翻一下手掌那样容易。”又说：“以文王为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一定能够在天下实行王政。”凭诸侯的地位、一国的土地，五年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何况陛下居于天子的尊位，命令施行于四海，如同风吹动一样；如果实行王政，哪里只是翻掌般容易呢？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八年在外，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去，因为想着使天下获利，即使劳苦也不逃避。如今陛下实行王政，并没有劳苦身体、劳累心思那样的困难，为什么畏惧而不做呢？《孝经》说：“立身行道，使名声流传后世。”使世世代代显耀父母，是孝道的最终成就。平民尚且应当行道来显耀父母，何况陛下贵为天子，难道不想发愤求治，思慕齐同尧、舜，使百姓享有仁德与长寿，对上光耀祖考，使美德流传无穷吗？所有所谓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治理今天的天下，就像整理乱丝；如果不拿住它的线头提起，就无法治理。所以臣先前所陈述的，没有逐一指明政治的缺失，只是看见有危乱的忧患，认为救治它应当采用王道。然而实行王道，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完的，希望能够亲自面见天颜，详尽陈述所学。如果臣的话有一处能够帮助陛下，请把臣安置在左右，使臣尽心竭诚；如果确实可以任用，陛下就大力任用臣。如果实行以后没有成效，臣应当接受欺罔君上的诛罚，而不敢徒然接受陛下的爵禄。陛下询问群臣，群臣一定会说寒微卑贱的士人不能让他接近陛下身边。臣自己思考，认为不是这样。臣的高祖程羽，在太祖朝年过六十还任县令，因为一句话得到圣祖的知遇，特意加以提拔，后来依附太宗，终于做到兵部侍郎，受到的厚遇，群臣没有能比的。家谱文牒中完整保存着这些事情，臣不敢繁琐叙述。臣的曾祖程希振，已经因父亲的关系得到任用；后祖程遹，又承受推恩，国家录用先世的功勋。臣的父亲程珦，又蒙受延赏，如今任国子博士；臣家并没有拔草之类的微小功劳，却享受君王俸禄达四代一百年。臣料想天下承受国家厚恩的，没有比臣家更多的。臣自从任职以来，一直想为国家竭尽死力，只是没有得到途径，所以臣进见陛下应当没有疑虑。有人或许还会强词夺理，说臣不可任用，这只是他们怀有私心，害怕遭到揭发罢了。恭敬地希望陛下出于圣断，不要依从众人的言论，以王道为心，以养育百姓为念，斥退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从前汉武帝嘲笑齐宣王不实行孟子的学说，以致不能称王；却又不用董仲舒的策略。隋文帝嘲笑汉武帝不用董仲舒的策略，却没有达到王道，也不听王通的言论。这两位君主的昏昧，臣料想陛下也曾经嘲笑过他们。臣虽然不敢希望自己有三位贤人的才德，然而臣所学习的，正是三位贤人的道。陛下不要使后世看待今天，如同今天看待古代一样，那样天下就极其幸运了。希望陛下特别留意。臣愚昧，不能承受越礼放纵、狂直进言的罪责，恐惧到了极点，臣程颐冒死叩头谨言。《上太皇太后书》【程颐】。

译臣是个愚陋鄙贱的人，从年轻时起就不喜欢求取功名，只把读书求道作为事业，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英宗朝以及神宗初年，我多次被当权者称荐；那时臣自知学问不足，不愿做官。等到皇帝陛下继承皇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求贤若渴，愿意治理好国家，大臣们体察圣意，搜求隐居贤才，首先涉及臣这样的微贱之人，臣蒙恩授任西京学官。那时臣仍没有做官的打算，推辞躲避了两次，随即又接到召命。臣门下的学生催促臣赴任的有一半，劝臣不要去的也有一半。催促臣去的人说：“君主召见，按礼制不应等待车驾备好。”劝臣不要去的人说：“古代的儒者，君主召见也不前往。”臣认为，被召而不去，只有子思、孟轲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两人处在宾师之位，不去是为了规劝他们的君主。至于臣这样微贱的人，食用土地上生长的物产，做王朝的百姓，被召而不到，国家有常法可治罪，因此只好奔走应命。到了宫阙，蒙恩授予馆职，臣正要以义理推辞，却又蒙召入对。那时臣仍没有做官的打算。臣进到帘前近在咫尺，却始终不敢用一句话谈及朝政。陛下看臣，难道是求取进身的人吗？后来臣亲自听到陛下的圣旨，被提拔置于经筵，事情出乎意料，臣茫然惊惧。臣内心深思，儒者能够用道学辅佐君主，实在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假使让臣自己选择所处的位置，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时臣虽然以无才为由推辞，但报效国家的心确实已经萌发。只是还担心陛下爱惜贤才、喜好善道，果断任用人才，对臣的了解或许还不够审慎，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详察：“如果臣稍有可用之处，怎敢不就职；如果臣狂妄无用，就请允许臣辞避。”奏章上了两次，陛下又两次命臣恭敬接受，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的话是妄言。于是臣接受诏命前来供职，早晚竭尽精力、耗尽心思，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如同尧、舜，将来天下享有尧、舜那样的治理，宗庙社稷建立起永无穷尽的根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本是山野之人，禀性朴实正直，言辞鄙陋笨拙，这些缺点确实存在。至于爱戴君主的心、侍奉君主的礼节、劝告君主的方法，臣怎敢有所保留。还望依靠陛下的圣明来照察鉴别。臣自认为极其愚钝，却蒙陛下特别透彻的知遇，遭逢这样的际遇，愿献出微薄的诚心，希望能有丝毫补益。只愿陛下留意审阅，臣不胜荣幸。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亲自奉行大道，接纳忠诚正直之言，任用有德望的老臣，不仅维持国家大业，还想使天下达到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也不能比的。只要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臣认为，今天最重大、最紧急的事情，是宗庙社稷和百姓。长远的谋划，只有辅导培养皇上的德性罢了。纵观前代，辅导培养幼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周公的做法足以成为万世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超越世俗的见识，认定圣人的言论必定可信，先王的道路必定可行，不要拘泥停留在近世的成规上，不要因众人的议论而改变、迷惑。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正是这个意思。周公作《立政》一书，列举常伯、常任，直到缀衣、虎贲等职，认为懂得忧虑国事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郑重叮咛，所重视的只有这件事。

译《尚书》又说：“仆臣端正，君主才能端正。” 又说：“君主有德，臣下才有德；君主无德，臣下也无德。”又说：“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以便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君主出入、起居时，没有不恭敬的。”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步也不能离开正直之人。这样做是为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才能使智慧随着习惯增长，使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后世不再懂得这一点，以为君主到学校学习，只是为了涉猎书史、观看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观看古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如果只做到这样，那么能写文章的宫人就可以充任劝讲，懂书的内侍就可以充当辅导，何必设置官署职务，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体说来，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禀赋自然不同。历考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不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备、通晓治道的君主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辅导培养不得其道，而权位和形势又使他们变成这样。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纯美，德性仁厚，一定会成为有宋一代的贤君，只可惜辅导培养的方法还没有做到极致。臣供职以来，六次侍奉讲筵，只见各位臣子拱手默坐，轮到讲说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便退下。这样即使年复一年，能得到多少益处呢？这同周公辅佐成王的方法完全不同。有人认为皇上年纪还小，暂且应当这样做，这是不懂根本的说法。古人养育孩子，孩子能够吃东西、能够说话，就开始教育他；大学的教育方法，把预先教育放在首位。人年幼时，认识和思考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正应当每天把格言和至理名言陈列在他面前；即使还不能明白，也应当不断熏陶、反复灌输，使这些话充满耳中、充实心腹，久而久之自然安于习惯，仿佛本来就有。即使后来用别的话迷惑他，也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如果不预先这样教育，等到稍稍长大，内心产生私意偏好，外界众人的议论又不断侵蚀，要想使他德性纯全，就不可能了。所以要紧的是抢先教育，哪里会有太早的问题呢？又有人认为皇上天资极其美好，自然不会违背正道，不必过分忧虑；这尤其不是正确的说法。圣人之中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但禹、皋陶仍未曾忘记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好游荡，骄傲暴虐。”况且舜不做游荡、骄傲暴虐之事，即使最愚笨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反而不知道吗？这是因为身处崇高地位，警戒规劝的方法不得不如此。何况人心哪里会始终不变呢？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竭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他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拆毁隋炀帝的层楼高观、宽广宫殿，不到六七年，却又想修建乾阳殿。这样看来，人的心志果真能够长久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在明盛之时，也不废止规劝告诫而有所忧虑，难道不是考虑得深远吗？何况年幼的君主，防止邪念、纠正违失的方法，能够稍有懈怠吗？臣自四月末因为天气炎热而停止讲读，到中秋时，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古人希望早晚承受辅弼，君主出入起居都有人辅导；如今竟然三个月不见一次儒臣，这同古人的心意相差多远啊！如今士大夫家中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经过数月而不亲近儒士。初秋天气渐凉，臣想请在内殿或后苑清凉之处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陈说道义。即使没有深远的益处，也可以让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并且一人单独应对，同众人进见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情意，不到三五次便应当熟悉。如果不这样做，渐渐听其自然发展，辅道之官都不起作用，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呢？伏请假期结束后，仍依旧按轮次值日，以便经常有一名讲官单独进见。开发启发的方法本来就有一定规律，同伴学习的益处最为切要。所以周公辅佐成王时，让伯禽同他相处，圣人的做法必定没有不恰当的。真宗让蔡伯希侍奉仁宗，这就是效法古制。臣想请挑选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颖明悟的子弟三人，侍奉在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同读。天刚亮就入宫，天黑便停止学习回去；应当让两人侍奉，另一人轮流休息。每人选择年长的宫人、内臣各两人跟随照料，不得片刻离开。平常的说笑也不要禁止，只是言语必须端正，举止必须庄重。还要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诲约束，使他们知道敬畏。年龄刚满十三岁，就让他们停止侍奉。经过年月，自己就会觉察到其中的益处。近来宰相十天到经筵一次，也只不过默默坐着罢了；又隔日讲读时，则由一名史官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是君主的言语行动都必须记录。用于君主临朝处理政务时可以，在经筵讲习的地方，那是休息之处。皇上正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应当心情舒畅、身体放松，才能感到愉悦。如今前面面对大臣，稍有动静便担心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说出一句话就立即记录。这样皇上想舒展心志，能做到吗？想开口说话，敢说吗？这深深妨碍学习，不得不改变。臣想请特地下达指示，让宰臣每月两次同文彦博一起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就请改在崇政殿讲说，并让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说书这一职务设置已久，本来就是讲说的地方。汉、唐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这是旧例。迩英殿狭窄，讲读官和内臣在其中将近三十人。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很热，讲官已经汗流浃背，何况皇上体质幼弱，哪里会方便呢？春夏之交，人的气息受到蒸逼，实在值得深思。祖宗时期偶尔在这里讲读，后人便拘守为成例，实在没有道理。臣想请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后面的楹柱垂下帘子，帘前设置御座。每逢政事稀少、圣体安康时，太皇太后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不仅可以让陛下察知皇上的学习进度，太皇太后的圣明听察也未必没有补益。同时，讲官辅导之间有不少事情，有应当奏报的便可以让皇上听到，也不必劳烦圣体。限定日期，十天半月之间，意兴相合时前往即可。如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都兼任要职，只有臣没有兼领其他官职。近来又差遣臣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是兼任其他职务，于是没有一人专门负责辅导皇上，执政者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愿让他们闲置罢了。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这是尤其不加思考的说法，臣也不敢再说。劝告君主的方法，只能把它作为对众人所说的话来讲。凡是劝告别人，不积累诚意，就不能使对方感动而接受。

译圣人用蒲苇来比喻教化，说的是要用诚意感化人。如今钟在愤怒时敲击它，就发出刚猛的声音；在悲伤时敲击它，就发出哀切的声音，这是诚意感受并传入其中的缘故。劝告别人也是这样。古人为什么要斋戒后才劝告君主呢？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醒，暗中思索、保持诚意，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内心。假如臣整日忙于职事，思绪纷乱，等到皇上面前才修饰言辞，仅仅凭口舌去感动人，不是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习的人不能明白。道术衰微、学问废弃以来，世俗哪里听说过这些？即使听到了，也一定认为迂腐荒诞。陛下见识高远，应当能够明察。以朝廷之大、君主地位之尊，设置二三名臣子专职辅导，绝不是过分的事。如今各位臣子兼任的都是要职，如果不能立即罢免他们的兼职，那么请暂且免除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差事，使臣早晚专心思考，竭尽诚意，专门从事辅导皇上；这不仅在事理上本来就应如此，也可以让天下知道朝廷把这看作重要事务，而不是把它当作闲职。陛下把臣从草野中提拔出来，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的书，听闻圣人的道，臣怎敢不把所学报效圣明？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臣有幸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它，不自量力，以自身承担弘道的责任，天下惊骇嘲笑的人虽然很多，但近年来相信、跟从的人也不少。臣正要竭尽微薄之力阐述自己的学说，给学者们看，希望能够流传后世，却没料到天幸至极，竟能在君主身边担任讲说，使臣得以用圣人的学问来滋润圣明的听闻，那么圣人的道就有希望施行了，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没有把臣的话当作可信，为什么不赐臣一次询问的机会？臣一定陈述圣人之学的端绪，阐发至道的深奥幽微。陛下圣明鉴察高远，一定会蒙受照察采纳；如果这些话是虚妄伪谬的，臣愿随即接受诛杀。臣愚昧而不能充分表达诚恳之情，惶恐至极，等待获罪。《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八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三 上书给仁宗皇帝【宋·苏洵】

译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平民臣苏洵恭敬地叩头再拜，冒着万死向皇帝陛下上书。臣上月五日，承蒙本州抄录送来中书札子及连署文书，得知臣凭两制大臣的议论，向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请求朝廷加以甄别收录。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试作策论，又命本州发遣臣赴阙。臣本是田野中的平民，姓名没有登记在州里乡间，如今突然被召，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能够使自己通达朝廷。接到命令后惊悸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凭陛下亲具至圣的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和天下众多士大夫，像臣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应少；有臣无臣，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增损。臣不幸患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符合陛下搜求人才的心意，忧惶而自负罪责，几乎无地自容。臣本是平庸之才，没有进身的途径。年轻时也曾想侥幸通过陛下所设的科举考试，有司认为臣不成材，动辄将臣黜退。臣退居下来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尽力，也自知疏陋笨拙，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意旨，只怕再次获罪，反而辱没圣明的诏令。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而来，意思是认为臣能够有所阐发，希望对圣明政治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现在，犬马之年几乎已经五十岁，却始终不敢废弃读书，其心愿也是想在当世贡献一点力量，以实现平生的志向罢了。如今虽然不能奔伏到宫阙之下，给有司增添麻烦，却仍不忍默默无言地死去。天下的事情，其中深远而切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贱，不敢立即谈论；至于那些切近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事情，谨慎地分条写成十篇，以此答塞圣明的诏命。第一条说：臣听说利益所在之处，天下人都会奔向它。因此，千金之家想要有所作为，百家聚集的市场也没有能够安居的人。古代圣人掌握着重大利益的权柄，用它驱使天下人奔走；意向所指之处，天下人争先恐后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人的权力，却不能运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鼓励；如今陛下增加官阶、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官职是自己应得的，却不知道竭尽全力报答皇上的恩德。等到遇到事情，谁来效力呢？这是由于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士人日积月累、长久等待便可得到它，就像出力受雇的人按工计酬；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念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的机会。只要谨慎遵守规矩，就足以取得高位。官吏过多，超出编制，使陛下忙忙碌碌地急于为他们安排职位而无暇他顾；又不能辨别贤能与不肖，因而使百姓困苦，并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正是议论者想要革除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臣私下思考，如今驾驭天下官吏的制度，从州县令、录、幕职改任京官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所以才这样纷乱。现在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责任，延长考察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也恰好只能隔绝贤者而容纳不肖。况且天下太平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错误；一旦改任官职，便什么事情都可能做。举荐他的人说这是廉吏、能吏，朝廷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廉洁、为什么能干。幸而没有出事，就永远成了廉吏、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未见有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蔽，请托之事公开进行。任官六七个考绩期，寻求五六名举主，这是谁做不到呢？臣愚见，举荐人才，应当让举主明确写出他的事迹，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做过某事，因此知道他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做过某事，因此知道他能干。”不一定非要有非凡功劳，但都应有可以记载的事状。如果只特别写明“廉洁能干”而已，不予接受。这样一来，庸人即使没有罪过，但因为没有值得称道之处，也不能混入其中。在州县终老而没有什么成就，并不值得十分惋惜；但天下官吏一定都会努力做出值得称道的功绩，同百姓兴利除害，唯恐不能由自己来完成。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方法。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实际道理是相同的。如今降官、罢任的人，必定上奏说某人犯了某项罪，罪状确实成立，然后朝廷据此举发施行惩罚。现在如果不写明他所犯之罪的原因，只说这是无才无能的贪官，朝廷怎么肯凭空话加罪于他？如今为什么唯独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是极不加思考的做法。有人认为这样做，天下官吏就会只求做出可称道的事，可能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逐渐形成不可遏制的风气。臣认为不是这样。圣人必定观察天下的形势，然后制定相应的法令。天下刚刚安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便实行因循宽缓的政令，让百姓休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化，就必然产生衰弱不振的祸患，因此圣人便打破苟且的心理，振作怠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只是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导致了祸乱。如今天下少有【疑】懒惰之风，应当有办法激发人心，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社会风气。何况冗官如此纷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裁减，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陛下同天下士人约定以功名相期，却不允许他们苟且求得，这是对他们最深厚的期待。如果有宏大的才略、不乐意担任小官而默默无闻的人，应当让两制大臣可以破格举荐；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名罢了。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官吏，也应允许他们用功劳赎罪；这样既能显示陛下有所推恩，而不只是苛刻对待他们。第二条说：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位俸禄都必须由孝悌忠信、品行修洁、学识广博的人取得；这些人先在乡党中闻名，再通达朝廷。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旁门小技也都可以进身，但他们取得官位仍有一定凭借，其弊病还没有今天这样严重。如今任用人才最没有道理的制度，大概就是所谓任子吧？凭父兄的资历得到大官，又任用自己的子弟；子弟将来再任用自己的孙子，孙子又任用自己的儿子，这样不学习便能取得官位的人永无穷尽。官位取得容易，失去时就不太可惜；让不学习的人居于不太珍惜的官位，他们把百姓视如草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译朝廷从近年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但都只是知道要减少，却没有找到应减少的对象；这叫做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本质，侥幸求取官位的风气虽稍有衰退，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必定还要使天下人的心完全信服。如今想要有所革除，必须让天下知道革除它的道理；这样即使全部革除，也不会有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依靠的是把道理说明白。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父兄而任用其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靠学习取得官位的，学习的人可以任用别人，不学习的人只能被别人任用，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如今的制度，如果侥幸使某人的官位达到可以任用子弟的等级，便一概让他任用，却不追问他当初凭什么得到官位。况且他自己还来不及被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一个借贷度日的人，反而想向他人乞贷，不是很困难吗？臣愚见，凡是凭父兄任子而取得官位的人，即使做到正郎，也都应不准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品行、超越资历次序而达到清要显贵职位的人，才准许任子。这样一来，天下的冗官必定大为减少，公卿之后也都会奋发立志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靠任子取得官位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应当勉强自立，不肯到老仍自暴自弃为庸人。这样带来的益处，哪里只是一两项呢？第三条说：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功绩的办法；周朝灭亡后，这种制度便废止了。自京房提出考课的建议，后来始终不能实行。有官职就必定有考核，有考核就必定有赏罚；有官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有考核而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既没有官制也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不能明白。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真正实行；一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也无法考察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的官吏，不能够全部逐一考核。如今如果想人人都考核，就必定要把他们纳入九等之中，这样颠倒错乱，反而不如不设考核方便。臣观察过去实行考课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天下的官员都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人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这些长官又将用来做什么呢？只有那些没有所属、没有长官的大官，才适合由朝廷考核。为什么呢？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个人，下面的人都可以整顿；人数少，所以能够查清他们的贤能与不肖而不出差错。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没有人辨别。这些守、令、丞、尉贤能与不肖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司不明。职司不明，过错在于他们没有所属、没有长官。陛下把这些没有所属的官员交付给一路，那么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应当让谁来考察呢？古代考核功绩，都是从司会上达天子。古代的司会，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废除后，只有御史可以总管考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见，可以让朝臣议定职司和考课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机构。由中丞提出大纲，从属官中选拔一名刚强明察的人，专门办理此事。以举荐、弹劾次数多的为上等，次数少的为中等，没有举荐、弹劾的为下等。等到他们罢职归还时，奏报其治理的要点，使朝廷有依据进行赏罚。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和不可掩饰的罪过，还应当另行奖赏或惩罚，使职司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这样一来，下面的守、令、丞、尉就不能再有所依违，而考核的对象又不过几十人，足以查得真实情况。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效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其穷困，过错都在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的话并非虚妄。第四条说：臣听说古代诸侯把境内的人当作臣妾，而卿大夫之家也各有臣下，供其臣下的事务。他们的君主就像君主侍奉天子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境之内，决定谁生谁死、谁给予谁夺取、谁富贵谁贫贱的权力，都由自己掌握，所以自然能够把人当作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到唐仍有宰相、藩镇等相君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设置属官、征辟举荐的权力，仍足以使人臣服。所以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在堂下拜伏，即使奔走叩伏，谁敢说不应如此？自太祖受命以来，收取天下的尊贵权力归于京师，凡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皇上亲自任命；衣食供给来自大司农，宰相直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是皇上任用来并肩侍奉君主的人。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但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制度，使州县官吏以侍奉君主的礼节侍奉他们。既然都接受天子的爵位、享用天子的俸禄，又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能把人当作臣下。小吏对于大官，不担心大官有不服从之处，只怕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以地位高贵者为尊，以地位卑贱者为奉承对象，为什么还要让州县官吏到太守庭前奔走，不亚于仆役侍妾，连声应诺还来不及呢？因此大官常常肆意妄为而不忌惮下属，小官又不能纠正，最后只好曲意顺从、谄媚奉承，助长他们作恶；能够保持中立、不受屈挠的人，实在已经很难得了。这并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人如此。州县官吏地位卑下、俸禄微薄，离百姓最近，也容易作奸犯科；朝廷所依靠来约束他们的，只是勉励他们保持廉正，保全节操气概，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况且其中必定有特别的人才，将来要任用为公卿，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取的是，如今把县令也按照州县官吏侍奉太守的礼节对待。县令的官位虽然卑下，但他承担的是治理一县的责任，同京朝官知县相等；他的吏胥和百姓习惯看到自己的长官在太守庭前拜伏，认为县令如此没有威严，便轻视他；一旦轻视，便容易作奸，这就是县令难以任事的原因。臣愚见，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处于卑下，不敢抗拒而已；但不必通报姓名、赞礼拜见，也不必在太守下风之处奔走，这样既能保全士大夫的节操，也可以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条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一些不让人窥测的安排。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会临时起用平素没有任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趁仓促之际侥幸取得官位俸禄，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平时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驱使；临到事情发生才选取的人，也不足以任用。《传》说：“宽缓时就宠用重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

译如今所任用的人不是平时培养的人，平时培养的人又不是战时任用的人；国家用兵时，搜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以及健壮勇武的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而战争结束后，即使有超世之才，只因吝惜斗升之禄，也不肯任用。我担心天下人会因此窥测朝廷的虚实。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等到突然有急难时，谁能够供陛下驱使呢？陛下的老将，那些从前所谓战无不胜、善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见，可以恢复武举并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制的弊病。况且过去所谓武举，大略很粗疏。凭弓马取得资格的，不过是能够拉强弓、引重物的市井粗人；凭策试中选的，也都是记诵文书章句，拘守于无用的小学问。并且取士太多，天下懂得军事的人不应有这样多，而朝廷对待他们又过于轻慢。那些落第的人还免不了服劳役，所以获得武举资格的大多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参加为耻而不肯就试。应当趁贡士的年份，让两制大臣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由有司考验其中可用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权谋方略之外，还要考察弓马便利、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二人，授予破格的职位，试任守边的责任。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即使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还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足以救济时务了。第六条说：臣听说法令不足以控制天下，如果只靠法令控制天下，在法令达不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令必然有所达不到之处，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保存法令的大体原则，再用至诚来补足，使天下之所以不欺骗我们，未必全是法令能够禁止，也有一部分是人心有所不忍。君主驾驭大臣，不可以像对待身边侍从那样一味使用法令；如果必须等到法令规定后才会驾驭大臣，那么疏远卑微的小官又将凭什么做事呢？天下这样广大，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足以称为国家了。臣观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非没有贤能俊秀之士，但都只是奉行法令、办理职务，以不犯错误为止，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举一两件事来说：两府和两制的官员，应当让他们日夜互相往来，讨论当世事务，并且借此熟悉彼此的为人，遇到事情授予职任，才不会用错人才。如今法令不允许他们相互往来，意思大概是要杜绝他们私下请托。君臣之间的道理不同，臣下只应自我防范，君主则应当对臣下不设防，因此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可以信任，就不应有所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可信，他们又何必担心没有制度限制私心？既然如此，怎么还要禁止他们往来呢？如今两制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不采用封弥、誊录制度；奏报之后，又派御史亲自前往监督，严厉得像审讯大案，使人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这也太过分了！臣愚见，这一类制度应当一概撤除。他们稍有见识，就应当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只是天下无才无耻之人罢了。陛下赫然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畏惧得两脚并立，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来为陛下效力。第七条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用有名望的器重职位授予人，却不能用这些职位预先许诺给人。人的才干不可能一天就看清楚，这个道理由来已久。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像市场一样拥挤；一旦让有司评定名次，这当然不能真正了解他们才干的高下大小，只不过暂且收取他们罢了。等到实际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表现和长久作为，必定会有很大不同。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释褐那天天下人都希望他们将来做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一个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天的长处，就独享终身的富贵，选拔任用后便把这些都归给他们，仿佛朝廷欠了他们什么。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也可能因此懈怠而不再修养；那些任性放纵行事的人，众人又望风畏惧，不敢按察。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有更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者彼此抬高、贵者相互承继，让天下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高岳，不是攀援便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出众的才干，就不能轻易得到高位。因此天下知道有所忌惮，不敢妄想觊觎。如今五尺高的童子，都文采斐然，个个有意于公卿之位；得到它便不知惭愧，得不到便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早已习惯知道，凭一时侥幸就可以轻易得到。这样一来，普通人便轻视朝廷。臣愚见，进士三人之中，如果优先授予一人普通官职，就足以酬报他一日的才长；馆阁、台省等清要职位，非经举荐不得进入。假如他确实没有才能，怎么能进入呢？假如他确实有才能，又何必担心没有人举荐呢？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器，更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第八条说：臣听说古代敌国相互观察，不看山川险要，也不看士兵战马众多与否，只观察人才罢了。高山大江之中必有猛兽怪物，时常显露威势，所以人们不敢轻慢。不必等到战胜之后才使对方服从，只要使对方常有所忌惮而不敢发难，使我们常有所凭恃而没有怯惧就够了。如今凭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让荒远边裔之国轻视我们；他们极其不畏惧，竟敢提出烦琐言辞来扰乱我们的听闻。他们如果没有窥测到我们的虚实，怎么能这样毫无畏惧呢？敌国有事时，彼此以将帅相待；无事时，彼此以使者相观。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说某人是什么人、任什么官，便认为应当派他出使。今年派某人，明年就应派某人，后年又应派某人，像县令分派差役一样，只求平均罢了。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长，不可能强迫每个人都善于专门应对、言辞敏捷、勇敢果断；这些也不是靠学习就能获得的。如今一定强求他们这样做，他们只会仓皇失措、举止失常，成为敌人的笑柄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到境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如今法令太严密，使小吏拿着简册站在旁边记录，稍微动一下脚就跟着记下；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敌人看到这种情形，会认为在饮宴谈论之间尚且不能办好事情，到军旅之际当然更没有人才了。这样将凭什么破除敌人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见，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择适合的人而不必强求平均；对于不适合的人，陛下可以用文章、政事方面的才能责成他，不必强迫他在言辞应对上行事而败坏国家大事，同时也应稍微放宽相关法令，使他能够有所施展。

译况且如今世人的忧患，是把出使看作艰险危难之事，所以才一定要求轮流平均才肯前往。如果天下太平时派人出使，人人都可以推辞免除；以后有缓急，要派他们进入生死之地，难道都会逃走吗？臣这番话也不只是为出使一事而说。第九条说：臣听说刑罚中有赦免，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周朝制度有八类可以议定赦免的人，却没有规定可以赦免的时机。自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大规模赦免的诏令；但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之事，经历凶荒流离之后，或盗贼横行、污秽混乱之后，于是以恩泽大规模洗涤天下的罪愆，仍不如如今因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可以预先知道将要赦免，因而侥幸犯法。平时百姓畏惧法律，不敢游移犯法；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钱粮来赏赐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花费以万亿计，赋税征收不能减轻，百姓不能安生，全都是这个缘故。凭陛下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心，并非不想革除这一弊端，只是认为它流传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人会认为朝廷薄恩，而凶恶豪强、无赖士兵又可能借此为借口制造叛乱，所以难以改变。大概有些事情不是不能改，而是一直不改；这样忧患必定越来越深，一旦改动，祸患就会很快发生。只要既不失去推恩之意，又能救济天下的弊病，臣愚见，在举行郊祀的前一年，可以借某件事作为理由，特别发布大赦诏令，如同郊祀时的赦免和赏赐军士，并且告诉天下人：“我对天下并不是吝惜推恩，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将要赦免，便立即犯法，借此残害良民。从今以后，不再把郊祀之年赦免作为固定制度，天下人高兴吗？不是郊祀之年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又哪里有空考虑以后的事呢？此后隔四五年实行一次，隔七八年再实行一次，然后再逐步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制度也就一天天远去了。况且这种制度产生于五代之后、兵荒之中，本来只是为了暂且安抚天下、安定反复不定的人罢了。后人相继沿袭而不能革除，一直到今天；如今法令清楚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改的呢？现在如果不替它筹划，等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再征收租赋来喂养骄横的士兵，又赶上饥荒，那就很少有人能够逃脱祸患了。到了那个时候才想办法，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条说：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身份疏远卑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位俸禄可爱，所以言论公正；不知道君主威势可怕，所以言语正直。如今臣幸而还没有在陛下的朝廷任职，没有什么需要顾惜的，只是心中思虑着：天下的事情中，那些陛下的群臣不敢全部说出的，臣请求能够冒昧地说出来。陛下选拔任用俊杰贤能，思求达到太平，至今有几年了？事情眼看就要建立，却总是突然废止；功业还没有完成，便很快离去。陛下知道其中的缘由吗？陛下如果知道，今天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终究也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陛下待士大夫很有礼节，凡是在位的人都不敢用轻薄亲昵、嬉戏侮慢的态度来求得陛下的亲近和宠爱；而那些谗言邪谋得以传到朝廷的原因，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没有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他们看作供自己耳闻目见、玩弄取乐的臣子，却不知道他们暗中阴险狠毒、奸诈为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机会来到陛下面前，所以全都通过宦官沟通。珠玉锦绣作为贿赂，络绎不绝地在道路上往来，用来离间、阻挠贤人的谋划。陛下即使不听从、不采用，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心意。臣所以说：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臣私下听道路上传说，陛下将有意除掉并疏远他们。如果像传闻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是天下的福气；然而臣正因此感到忧虑，还不敢向陛下道贺。古代有些小人曾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被激成天下的祸患，臣每每为此痛心。东汉衰败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后，便上奏诛杀阳球，于是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时更加严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遭害，所以汉朝的衰败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挽救的地步。君子要除掉小人，只有把他们全部除尽，才不会留下后患。希望陛下思量宗庙社稷的重大，以及天下形势的可畏，既然除掉他们，就继续除掉；既然疏远他们，就继续疏远。即使经过刀锯诛戮，也一定会留下忠良之士。即便其中有些微小的节操，不过是帷帐宫门之间洒扫服侍的勤劳，对政事并没有益处。只要务必断绝他们的权势，使朝廷清明，让忠言和良策容易传入，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希望陛下不要使臣的预料成为事实，日后让后世认为臣确实说中了，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从前臣所撰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大略谈论当代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辞采稍有可取之处，却未必认为其中的话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臣常常说些狂妄的话，被世人讥笑为迂阔。然而臣认为，终究会有时候证明这些话并不迂阔。贾谊的策略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使主父偃等人得到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代施行。既然在孝武帝时代施行，当然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介平民的言论就忽视它，臣不胜越级进言、忧虑国事的一片心意，愿把自己的见解贡献出来。况且如果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话也没有办法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说了许多话，竟至于此。希望陛下宽容臣，臣实在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九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四 上书给神宗皇帝【宋·苏轼】

译熙宁四年二月某日，具位臣苏轼恭敬地冒着万死之罪，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不自量愚昧卑微，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购买花灯的事情。臣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便在私室中铺藁而坐，等待斧钺诛杀。可是侧耳听候十多天，惩罚的命令却没有到来。向府司询问，才知道购买花灯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超过了预料，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知错就改而不吝惜，听从善言如同水向下流，这是尧、舜、禹、汤勉力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回头看这购买花灯的微小过失，哪里会累及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却立即改变命令，一刻也不耽搁，这就是所谓智慧超出天下，却能听从最愚昧之人的意见；威势施加四海，却能屈尊接受匹夫的劝谏。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汤武，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除刑罚，可以使兵力强盛而使不服王化者臣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能力所及去效力，不再顾及其他。近来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花灯更大的，但臣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圣人不赞许；与人交往尚浅却谈得过深，也是君子所戒惧的。因此臣先试着谈论较小的事情，而较大的事情本来要等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加诛责，这就等于已经允许臣说下去了。既然得到允许却不说，臣便有罪。所以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厚植风俗，保存纲纪，如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凭借的：臣下凭借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凭借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凭借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处境了。人心聚合时便成为君臣，离散时便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人归附他，就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就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借的只是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萎，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其可怕之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好逞狂妄、轻率地丧失志向，哪里敢放纵胸臆，轻易冒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书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用财物贿赂伯石来安定卿大夫之家，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之后才可以使百姓劳作，尚未取得信任就役使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众人的意见，虽然能够迅速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天下，也会很快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背负罪名出逃，诸侯不肯接纳他，后来被车裂而死，秦人也没有为他哀痛。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因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合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谈论行事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拥护还是反对。谢安任用桓氏诸将，未必完全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便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入朝，未必完全错误，但形势有不得已之处，反而造成危难和耻辱。自古至今，从没有与众人和顺相同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自祖宗以来主管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历经一百年，从未发生过失误。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使’，让六七名年轻人日夜在内廷研讨，让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开端如此宏大，百姓实在惊疑不安。创设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恐迷惑。贤能的人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解释，免不了忧虑；小人则凭自己的猜测揣度朝廷，于是加以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求利，说执政大臣以天子的宰辅身份管理财物。商人不敢经营，物价飞涨，近的从淮甸，远的直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将要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的深山将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削减兵士和官吏的廪禄，如此之类，不可胜数。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认为朝廷要恢复肉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便惶恐顾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都不加理会，只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在意别人的议论？’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都是真的，但事情只要有相似可疑之处，就会招致诽谤。一个人必定贪财，别人以后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好色，别人以后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这个工具，却讳言它的实际事务；有了这个名称，却推辞它的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为自己辩解，即使在市场上陈列千金收买人心，别人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使’，是求取利益的名义；六七名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取利益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打猎的。’还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捕鱼的。’还不如丢掉网罟，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了。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如罢免它后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除去，那么就不要罢免；如果罢免它后天下喜悦、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又无所不可，那么为什么苦苦不肯罢免呢？陛下想除去积弊、建立法令，就一定要让宰相熟悉讨论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建立法令不能不经过中书省，详细讨论又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徒然增加程序而没有名义？有智慧的人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代的文帝、景帝，史书上没有什么可大书特书的事情；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传记中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道的人都推许文帝、景帝，谈论贤相的人都推许房玄龄、杜如晦。因为事情已经建立而看不见痕迹，功业已经完成而人们并不知道。

译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取得，迹象却已经传播天下，仿佛泥中野兽互相争斗，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拔三司的官属和漕运使、副使，由陛下和几位大臣勤勉地共同研讨，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除去，而人们也不会知道。但只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说：‘前进太锐利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进行。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希望快些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就成不了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把谋划拿去和卿士商议，直到百姓，大家完全一致，才会达到大吉。’如果反对的意见多而赞成的少，安静等待就是吉祥，贸然行动就是凶险。如今上至宰相大臣，已经辞免而不愿担任此事，那么外界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用此事玷污自己，陛下却独自安心接受这个名声而不肯辞去，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君臣早起晚睡，已经将近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了五千多人而已。用这种办法，谁不能做到？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桓帝派遣八使，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实在没有办法，才采用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比得上文帝、景帝，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使者前往；孝武帝认为郡县办事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察。到了萧齐，这种弊病仍未革除，所以竟陵王子良上疏极力谈论此事，说这些使者早晨离开宫门，态度就已经不同；晚上住进州县，威福便开始施行，驱逼邮传，折辱守宰，使公私都受到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抚携带户口，检查追责隐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先后被罢免。虽然查得户口八十多万，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旨意，把主要的算作次要，把少数夸成多数。到后来让百官在都省集体议论，公卿以下又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他的传记阅读，看看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实行均税宽恤，官员车马接连不断，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其中的错误，而天下直到今天仍把它当作诽谤的话题。还没有过几年，是非就已经清楚了，臣恐怕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况且这次派遣的人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从，有时还会招致侮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便没有办法建立功绩，只好制造事情来塞责。陛下虽然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按照君主明说的命令行事，而按照君主暗含的意图行事。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同意而厌恶异议，意旨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年岁了。至于他们要做的事情，路上的人都知道难以实行。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水流，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们的禾黍茂长。’什么时候说过‘使我们的粳稻茂长’呢？如今想筑堤使水变清，种一万顷稻田，必定要有千顷的堤陂；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让陛下以为可以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国库，下面夺去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河水失去原有的河道，即使把提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救呢？天下长久太平，百姓和万物滋生繁息，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被略尽了。如今想凭空访求水利，正如‘追逐野鹿却没有虞官引导’，岂只是徒劳，必定还会造成极大的扰乱。凡是筹划的事情，不问利弊，只要事情小就随时给予酬劳，事情大就根据才能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就一并重重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原谅；如果才力不足以兴修工程，便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深。然而始终没有说明，各色人等如果妄自上奏陈说，或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劳役，应当受到什么罪罚。这样一来，妄庸轻浮、急躁浪荡的奸人就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工程成功便有赏，事情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即使知道事情疏漏，难道能够不立即实行吗？于是便压下各地的意见，征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吏卒经过的地方，鸡犬也会被搜掠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定姑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的罪重，而错误兴工的罪轻。人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大多被附近的人冒称耕种，年月既久，已经等同于永久产业。如果想恢复它们，就必须全部追回。人心或许因此动摇，这很不是善政。又有好诉讼的党徒和多怨恨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陂渠，图谋毁坏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他人的旧产业为官陂；冒充佃户的诉讼，一定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一件急务，为什么偏偏要实行这些事情呢？自古以来役使民众，必定要使用乡户，正如吃饭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丝麻，渡河必定要用舟楫，行走陆地必定要用牛马。其间虽然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人服役，便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弃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的坊场卖掉，用来补充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役，也不再给予酬劳。长役所得本来就少，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衰弱不堪，也就可以知道了。士大夫舍弃亲戚、丢下坟墓，到四方做官，完成职务之余，也想得到娱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困乏得太严重，厨房和驿传都萧条冷落，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会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管束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惩罚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处以死刑。然而逃军常常遍及天下一半的地方，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用什么罪名惩处他？其势必然比逃军的刑罚轻，那么他们逃亡一定比今天更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不也就更加难以管理了吗？

译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大多可以雇人代役，但至于所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这样一来，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并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各项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可见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要征收庸钱呢？圣人制定法令，必定会为后世考虑，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再产生新的税目呢？万一不幸，后世有贪欲很多的君主，又有专门搜刮财物的大臣辅佐，庸钱不废除，差役仍旧实行，使天下充满怨恨。推究它的由来，将来必定有承担这个罪责的人。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和乡户一同服役，让品官、权势之家与普通百姓一样服事。其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地不生产的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作为依据的理由。’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勉励他们务农却不出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和夫家之征，百姓没有办法生存，离开乡里去经商，这是形势所迫，怎么还要以什么名义役使他们呢？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工钱是三百。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差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能够免除的，他们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处处都有旧例；如果是百姓不喜欢、习俗不安宁的事情，即使有经典中的明文，也不能消除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古代的君王首先要救恤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男丁但尚且年幼；如果暂且宽免他们几年，男丁一定会成年而服役，直到老死而终。官府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救恤？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作丘甲’、实行田赋，都是着重谴责这种事情开始成为百姓祸患。青苗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却首次制定成法，每年照常实行。即使说不允许强行摊派，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的粮草不许折兑，朝廷已经有明文规定，主管部门也常常执行；然而购买绢帛从来没有不折换盐，粮草从来没有不折换钞的。由此可知，所谓青苗不许强行摊派，也只是一纸空文。治平初年挑选义勇军时，当时的诏旨明白安慰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如同盟约。到如今才过了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用它代替归还东军，有人想用它抵充弓手，禁约难以凭恃，这不是很清楚吗？即使这道命令确定施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自愿入户的人，也一定都是孤贫困乏、无力自给的人家。如果家中本有余裕，何至于同官府交易？这些人一旦遭受鞭打逼迫，便会接着逃亡；逃亡之后，负担又会均摊给邻里保甲，这种情势一定会出现，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十分完善了。它所守的是约束，所惠及的范围却很广。假使一个有万户的县邑，在粮价昂贵时上面有一千斛粮食，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会平稳。一地的粮价平稳了，一个州的粮食便充足了，既没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它改成青苗法，每家贷一斛，那么一千户以外，还有谁来救济饥饿呢？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放贷；如果留下来用于放贷，那么能收购多少粮食呢？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并存。破坏原有的成法，丧失的东西反而更多；既亏损官府，又伤害百姓，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私下估计，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就一定会询问众人。人人都知道陛下正要大力推行，于是一定会说这种法令有利无害。依臣愚见，恐怕未必可信。怎么证明呢？臣前些时候在陕西，遇到挑选义勇、提举各县的事情，臣曾亲自巡行，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实行，不过是迎合上意、求取容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怎么会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怎么会不知道？如今事情虽然还没有到那种地步，臣也只是希望陛下审慎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财力匮乏，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于是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增多，几乎到了引发动乱的地步。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废止了它，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套议论又重新兴起。刚开始制定法令时，说法还很浅显，只说把贵处的物资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运往远处。然而大量设置官属，拿出很多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易货物，变易一旦实行，就从未听说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的经营，曲折复杂，难以简单办理。商人买货时，要在约定日期之前先付钱；卖货时，则在约定日期之后才收取货款。他们通过多种方式相互周济，委婉周转，彼此沟通，成倍取利的道理便由此产生。如今官府购买这种货物，必定要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文书、俸禄等费用已经很大；不是优良货物不收，不送贿赂也办不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一定比民间昂贵。等到出售时，弊病又和以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它。此钱一旦发出，恐怕就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收商税的数额所损失的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却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丢失一头牛便隐瞒不说，得到五只羊却说成是自己的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法说成青苗法的功绩，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陛下天资明察，圣明谋略如同神明，这件事如此清楚，哪里会有不明白的道理？只是一定认为事情既已施行，不愿中途改变，恐怕天下认为自己不能始终如一、任用人不能坚持到底，所以迟疑拖延年月，希望事情或许有万一的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谁超过汉高祖。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势力，想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信；等听到留侯的意见，又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快去销毁印信。

译称赞它好还没有多久，接着就骂它；刻印和销印，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这哪里会损害高祖知人之明，反而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行便实行，知道不可行便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做法，没有什么能超过它。那些议论者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开始的事情，所以陛下才坚持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推行；这其实是战国时代贪求功劳之人的说法，是冒险侥幸的主张。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谈阔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坚持空洞的名声而招致实际的祸患，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说希望凝聚人心，指的就是这件事。进言的士人已经不少了，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历数长短的原因告诉陛下吗？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弱；历数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弱，也不妨碍国家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浮薄，即使强盛富足，也不能挽救短促灭亡。君主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什么该轻、什么该重。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为国家弱小就损害道德，不因为国家贫困就伤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一个国家，也一定依据这些来考察。齐国强盛到了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弱小到了极点，季子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击破楚国、攻入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却没有想到国家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房玄龄知道隋朝不会长久。元帝斩杀郅支、朝见呼韩邪，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却因偷安而使王氏的祸患滋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于宪宗、武宗，却因销毁兵器而引起庞勋之乱。臣希望陛下努力崇尚道德、厚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足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这些。国家的长短如同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存亡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强体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元气尚存，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不得已需要用药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药物，于是五脏调和，寿命长久。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疑吐纳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却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危险，倒地死亡也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深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务，忠厚之道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似乎迟钝；然而他们终究不肯用前者取代后者，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所丧失的很大。曹参是贤相，说：‘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奉行循良之政的官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笑谢安以清谈废弃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执掌法令的官吏，二世便灭亡了。’刘晏任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喜好求利的党徒互相效法，渐渐成为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佑甫为宰相，崔佑甫用道德和宽大推行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时兴盛，天下寄予希望，几乎可以赶上贞观。等到卢杞任宰相，便劝说皇帝用刑名法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终于发展到播迁流离。我们仁祖治理天下时，持法极为宽和，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饰、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章；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仅仅够用而没有余裕。只是因为他的德泽留在人心，风俗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人如同失去父母，社稷长久而遥远的未来终究一定会依赖他。因此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如今议论者没有察觉，只看见仁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务不能振作办理，便想用苛刻审察来矫正，用才智来整齐他们，招徕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一切迅速见效。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完全协调，谁能没有过错？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于苛察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陛下从各方面加以包容，人才便可以逐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也难道是陛下所愿意的吗？汉文帝想任用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他只是能说会道、会损伤风俗，便使文帝放弃。如今如果因为口舌敏捷、应对迅速就选取士人，因为应答迟钝就斥退人才，因为虚浮荒诞而没有实际内容就认为善于文章，因为偏激矫饰、不肯出仕就认为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会逐渐消散。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历练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已经建立功绩。一方面可以让他经历变故而知道困难，做事不会轻率；另一方面要等到功劳高、声望重时再任用，别人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先主任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这不合乎忠勇之名，也担心黄忠的声望一向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突然让他的爵位与他们相同，他们必定不高兴。后来关侯果然以此提出意见。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契合，尚且还要考虑这些，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意义，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让自己担任属国，想要拘系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大言、少年的锐气。从前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像贾谊一样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别人都知道它疏漏，却想用它困住中行说，更是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很轻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军、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文帝立即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等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必定会更加精密；不幸早逝，只是出乎意料而已。不然，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遮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尤其以刻薄著称，文帝时代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激愤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策略也穷尽了。文帝、景帝的优劣，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大体而言，名器爵禄是人们竞相追逐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功劳后才升迁，以表明它们需要持久努力且难以得到；这样人人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

译如今如果大量打开突然升迁的门路，使人有机会意外获得，公卿和侍从的职位转眼之间就可以谋求。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既不肯把侥幸说成自己的名声，得不到的人便都会以沉沦失意为恨，使天下按常规选举的人产生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希望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做到？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举荐之后还要经历艰难险阻，逐项考察，期间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合，就常常终身沉沦弃置。如今竟凭一个人的举荐就授予他们，尚且还担心不能相称。章服随即发下，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久候才得到官职的人，又怎么能够心悦诚服呢？按常规选调的人，不是任主簿就是任县令，职位多而空缺少，长期以来已经以此为忧，不能再打开更多门路来让投机钻进者取得职位。如果投机者侵夺得太过分，那么朴拙者就会受到逼迫、惶恐而无所措手，利害相互显现，不能不加以察看。因此近些年朴拙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求进的士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日三司进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们先次指射，以酬答其劳，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和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得以优先占据空缺，按常规候补的人就会更加困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巡行农田水利的人，已经占据监司的体制，各自怀有求取进用的心思。转对的人希望迎合圣旨而突然升迁，奏课的人希望取得优等而迅速变通升进，彼此较量力量，彼此以言辞争高下，于是名声和实际混乱了。希望陛下以简约平易为法，以清静无为为心，使奸邪无从凭借，而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臣所说希望厚植风俗，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唐，便是外部权重而内部权轻；像秦、魏，便是内部权重而外部权轻。内部权重的弊病，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部权重的弊病，必然有强大诸侯问鼎的忧虑。圣人正在强盛时便考虑衰败，常常预先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部权重。恭敬地思考祖宗深谋远虑、预先筹划的用意，本来不是小臣所能完全推测、周遍知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方面，便可见这是圣人防范过度的深谋远虑。遍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名；而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话治罪过人，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越级升迁。允许台谏凭传闻进言，却没有直属长官约束；不论尊卑，都以风采声望为重。言论涉及皇帝，就使天子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就使宰相等待治罪。所以仁宗时代，议论者讥笑宰相不过是在奉行台谏的风旨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只是徒然吗？这是要在奸臣的萌芽初生时将其折断，以挽救内部权重的弊病。奸臣刚刚开始时，凭台谏制止他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形成，使用兵戈来除掉他都还不够。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按道理万万不会出现。但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不能因为没有奸人，就养一条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能向上思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大呢？臣从幼年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者谈论的，都说台谏所言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讨论称亲之议，这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礼典中的明文，只是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赞成。当时台谏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诽谤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可是彼此相望却不发一言，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弹劾之风积久而形成威势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振作声势、显示风采；而威势消散衰退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起来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逐渐形成风气，所有人都变成执政者的私人，以至于君主孤立，法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孔子说：“鄙陋小人可以和他共事君主吗？他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得到以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起初读到这段话，怀疑说得过分，认为鄙陋小人所谓担心失去，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忍。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去自己的权力，便拥立二世，终于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便误导德宗，造成再次动乱。他们的心本来只是产生于担心失去权势，造成的祸患却竟至于亡国。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平常一定要经常有敢于舍身犯颜直谏的人，这样遇到危难时，才或许会有以义为先、守节而死的臣子。如果平常尚且不能说一句话，那么遇到危难时凭什么要求臣子为守节而死呢？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啊！君子与人和谐却不盲目苟同，小人与人苟同却不能和谐。和谐好比调和羹汤，苟同好比把水混合在一起。所以孙宝曾说：“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已载于经典，却没有损害双方。” 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开国元老。他每次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赞说好，只有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谢。假如说话没有一句不同意，意见没有一点不相合，只是一唱一和，那么还有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处在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说希望保存法纪，就是这个意思。臣不敢一味诋毁新政，苟且提出异议。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款，修缮器械，检阅操习鼓旗，都是陛下谋划极其明智、意志刚健而果断的表现，舆论已经认可，臣岂敢有异议？然而至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所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放纵游乐。”难道舜真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湎于酒而败坏德行啊。”难道成王真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并没有因此怪罪他们，反而把这些话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献的三句话，朝廷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参与了这份幸运。若万一有类似之处，陛下怎么可以不加以察看呢？

译然而臣这样的打算，可以说是愚蠢了。拿蝼蚁一样的性命去试探雷霆般的威势，积累如此狂妄愚昧的言论，怎么能够屡次得到赦免？重则身首异处、家门破败，轻则削去官籍、流放荒远，流离在道路上。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笃信自己的见解。从前臣参与讨论学校贡举，首先违背了大臣们的本意，已经料想会被放逐，哪里敢希望保全自己？可是陛下唯独认为臣的话对，特意赐臣召见回答问题，从容谈论了很久。后来陛下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明陈述。”臣当即回答说：“陛下有生而知之的禀性，上天纵赐文才武略，不担心不明察，不担心不勤勉，不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过于急切，任用人才过于锐进，听取意见过于广泛。”陛下又让臣详细说明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你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是只有今天才得到陛下宽容，陛下已经宽容很久了，哪里有开始时宽容而最终却不赦免的道理？臣依仗这一点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臣讥刺的人已经很多，结下的怨仇实在不少，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周纳的手段诋毁臣，用危险的法令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臣死也不推辞，只是担心天下把臣当作戒例，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两三次。臣感念陛下曾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感动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献了这番意见。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忠，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五 上给皇帝的书信【宋·苏轼】元丰元年十月某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臣苏轼冒死叩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凭借平庸的才能，充任册府的官员，出任两郡长官，所任都在东方的重要地区。臣私下认为，只是遵守法令、处理文书、按期赴会，还不足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臣冒昧俯伏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中，有一两件是陛下应该知道的，于是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职密州时，曾建议说：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而京东地区，是向河外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一旦空了，酒坛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一旦消失，牙齿就会寒冷。这里的百姓又喜欢成为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因此臣替陛下谋划了对付盗贼的策略。后来调任徐州，观察山川的形势，考察当地的风俗，随后又从典籍中加以考证，这才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和防御的要害，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的地方。从前项羽进入关中，烧掉咸阳后向东返回，便把都城建在彭城。以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可见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愿。臣观察那里，三面被山阻隔，只有西面是几百里的平原，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迎接敌人，精锐的材官骑兵迅速出动，突击骑兵如云般跟随，真像在屋顶上向下倾倒水一样，势不可挡。那里适宜种植粟和麦，一次成熟便足以使人吃好几年。城池三面有水阻隔，城楼和城墙垛口下面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宽广百步；如果处在战争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檑木、炮石等各种攻守器具，使它与城池内外相为表里，并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大、力气强，超过常人，喜欢抢劫掠夺；稍微不合心意，便有飞扬跋扈的念头，并不只是想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他们都在今

译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当地人因此自负，凶悍桀骜的风气积久而成为习俗。魏太武帝率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着普通士卒出身和庸常才能，在徐州恣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他，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便利、士卒勇猛强悍吗？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便是冶铁官署，也是商人聚集之处。当地百姓富裕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炉，各炉冶户都是大户，藏有数万缗钱，常常被盗贼窥伺；可是兵卫很少而且弱，主管官员把防备当作儿戏。臣半夜想到这些，立即心寒，即使凶恶的盗贼只有十多人拼死来犯，也会造成危险。盗贼白天进入市场，守卫就会全部丢下职守逃跑。当地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善于锻造；如果分散各冶户的财物，号召招集无赖之徒，那么一批数千人的乌合之众，片刻之间就可以聚集起来。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到了辰时便已抵达，徐州就有失守的忧患了。万一盗贼中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像吕布、刘备那样的人，取得徐州而施展其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运入河北，朝廷听从了。过去楚国人说：“弓不能忘记楚国。”孔子尚且认为这见识小，何况天下是一家，东北两地的冶铁都是为国家兴利，却要把那里的利益夺给这里，岂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有失业的忧虑，来向臣诉说的已有好几批。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使他们成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炉，每炉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的，大多是饥寒交迫、逃亡在外、强悍凶狠的百姓。臣想让每炉冶户各自挑选有才能、有力量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由官府登记姓名，授给他们戈、刀、矛、槊，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官署的庭院集中检阅考核，把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不得役使他们，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冶户早就被盗贼盯上了，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让每炉冶户选出十人来自卫，是百姓所乐意的。官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而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缓急不能守御，如今只有战兵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这些人原本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所需的材料都还具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过去转运使把东、西两路分开时，害怕运送粮饷劳苦，才把他们迁往西边。现在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调动并没有什么损益，却足以成为徐州的重兵。城下几里之内出产优质石料，取之不尽；奉化厢军又缺额数百人。臣愿意招募石工来补足这些缺额，不派他们承担其他差役，使这数百人长期采石砌筑城墙，几年以后，整座城便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徐州就没有事情；徐州无事，京东也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没有才干，臣愿意再任徐州知州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京东凶恶的盗贼，大多是逃亡的军人。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法律惩罚又重。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敌，法律严重就只能拼死，这种形势自然如此。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政，士兵都已精锐，可是仍然不能避免逃亡，臣曾考察过其中的原因。大概从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时，都不再使用役人，而改用禁军。负责押送的军士接到公文便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理。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即使借出也不能收回。只有负责押送的将校才敢把息钱借给他们，回来后便从军粮和赏赐中刻扣，以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整顿，赌博下棋、饮酒等事情无所不做，穷困无聊便逃走成为盗贼。臣到徐州

译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库的钱一百多千，另行储存；遇到押送罪犯时，根据路程远近酌量取用，限三个月刻期归还，不收取利息。将吏若敢借取息钱，便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兵都能吃饱穿暖，技艺训练娴熟，按等级考核，成绩居各郡之首。陛下派遣敕使考察检阅时，所见正是这些情况。臣愿把这个办法下达各地，让各郡推行，那么军政便会整顿，逃亡者减少，这也是消除盗贼的一条途径。

译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说过：“汉文帝时，二千石的长官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应付的意思。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互相催逼，司隶和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便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越来越轻贱，官吏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受到危害，稍有不如意便产生背叛之心。”此前山阳的逃亡者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面对危难没有人肯守节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一向被剥夺了。国家有紧急事情，要靠二千石办理；只有使他们地位尊重、不轻易陷入危难，才能使下属听从。根据王嘉的话考察今天的情况，郡守的威权可以说一向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们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抓住他们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问，差遣替换的命令已经下达。想督促捕捉盗贼，即使依法外筹措一文钱来使用人力，也不可能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罪情严重而法律所定刑罚较轻，守臣往往把他们发配流放，却要当地司法官复查案情，弹劾守臣误判入罪，惶恐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使官吏士卒竭尽力量去击破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所以越来越猖獗，是因为陛下对守臣的权力限制得太轻。臣愿陛下稍微加重守臣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纲，对细小过失从宽处理。京东盗贼较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择守臣，允许他们依法外处置强盗，并赐给相当数量的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如果赐得太多，难以长期维持；赐得太少，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给一二百千，用来酿酒。凡是派人缉捕盗贼，都可以用酒赏给他们；如果敢把酒钱另作他用，便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还能得到几百斛酒，也足以役使人力。这也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其中大的问题本不是臣所应当谈论的。若默默不说，臣又私下想到，恰逢陛下如此英明圣达，如果有所保留而不说尽，便不是忠臣的道义。因此臣冒死再次进言。从前以诗赋取士，如今陛下以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不同，然而都是凭文章辞藻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辈出的地方；当地人沉着刚毅、勇猛强悍，可以任用办事。然而如果要让他们研习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人争较细微得失，那么他们便只好不出来做官了。因此从那里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干有余的人困于没有出路，便会无所不为。因此臣愿陛下特意为五路士人另开一条仕进之门。汉朝的法令规定，郡县推举优秀百姓为官吏，考察品行、察看廉洁，逐级升迁补任，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便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章辞藻取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从啬夫中选出，邴吉从狱史出身，其余名臣和良吏由此进身的，数也数不清。唐朝自中期以后，方镇都选拔低级军官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凭科举显达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虽然老奸巨猾和大盗有时也从中出现，但像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名卿贤将，所得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主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汇聚而来。蛟龙由此产生；等到江河离开而流向别处，鱼鳖便没有地方安身，鲵鳅也会因此受到控制。如今世间的胥史、牙校都成了奴仆般的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使用他们。如今要任用胥史、牙校，而胥史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粮，这种职务本来就不能废弃。可是如果动辄鞭打他们，鞭打一行，豪杰便不会从其中出现。因此，凡是受过刑的士人不可任用，已经任用的人不可施刑。所以臣愿陛下采用唐朝的旧制，让五路监司、郡守共同选拔本地人补充牙职，专门选取才干心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参加科举的人，用现在的庸钱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和督捕盗贼。对盗贼一类的人，凡公罪杖刑以下，允许赎罪，依照将校的法令办理；使长官能够推荐其中有才干的人，按功劳等级排列，记录年限，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比照任子，而不以流外官限制他们最终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提拔任用几人，那么豪杰英才便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徒也可以由此网罗。具体条目曲折繁多，臣不敢全部陈述，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论说这样不可行，皇帝见到后说：“这是天下最有见识的话。”却不能采用。到了永宁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无事之时，屡屡把盗贼作为话题，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分了。陛下即使能够宽容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讥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因此受到嘲笑，那也可以。否则，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过在所不赦。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陈言。代张方平劝谏不要用兵的书信【苏轼】

译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最终一定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最终一定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享有安全的福分；不胜利，也一定没有意料之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做却仍然要做，所以胜利了，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很大；不胜利，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战争胜负的功劳，而深深戒惧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劳累滞留在道路上的家庭有七十万户。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后来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者的愁苦怨恨，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念头。各种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引起的。至于最初倡议发动战争的人，受到冥冥中的谴责尤其深重，大概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充满，必定要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因此圣人敬畏并重视战争，若不是不得已，绝不敢使用武力。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干戈，由失败而灭亡的不可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战争的坏处，请为陛下说说战争胜利的情形。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继续对胡人、越人用兵，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叛乱；秦二世遭到杀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汉文帝、汉景帝富足充盈的余业，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逐渐波及各国，年年征调发兵，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达与天相齐；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用兵三十多年，死亡者数不清。到了巫蛊之事兴起，京师血流成河，僵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在战争中长大，始终与战争相伴；皇帝即使后来悔悟并自我克制，终身的悔恨也已经来不及挽回了。隋文帝攻下江南后，又继续对夷狄用兵；隋炀帝继位，这种心思没有衰减。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很快便灭亡。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灭亡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后来武氏之难发生，唐朝皇室衰落不绝如一线，大概是用兵的祸患终究难以逃脱自然规律。否则，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己、使百姓富裕安宁，几乎达到了刑罚不用的境地，可是传了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应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获胜仍仅能保存国家；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获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流泪，痛惜他们谋划用兵的错误。如果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便立即遭到失败，警惕而戒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患和败亡的兴起，本来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每次举兵都获胜，所以沉溺于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臣因此说：胜利，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大；不胜，变化来得快而祸患小；对此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苟安，兵器铠甲朽坏钝劣。元昊乘隙突然发动攻击，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失败了三四次，损失动辄以万人计算；但全国仍然安定，战争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留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他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有不得已的实情。如今陛下天赐勇略智慧，志向在于富国强兵，登基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的变化。群臣百官窥见了这个意图，大多谈论用兵。开始时，辅弼大臣掌握国政，却没有深谋远虑的心；枢密大臣主持国事，却没有考虑祸害、持重应难的见识；任台谏之职的人，也没有提出规谏、纳忠的意见。事情从细微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严重的祸根。不久薛向提出横山的谋略，韩绛献出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同他们协力，军队损失惨败，财用消耗殆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动，陛下因此几个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意，反而责怪陛下。还依赖祖宗积累的深厚基业和上天保佑的深重，才使军队出战没有功绩，从而使圣意有所觉悟。然而见识浅陋的人却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取胜利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端，章惇在横山挑起事衅，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事。但这些人都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连续使老弱疲惫、心腹之地受到困苦，却夺取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而忽视实际的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中，死亡者十人中有五六人；道路上的人又死于运输资粮器械。还没有见到敌人，却已经把所有力量都用在战争上。战争的念头本来应当稍有衰减，李宪的军队却又从洮州出动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想法；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害怕。况且战争胜利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的捷报、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的肝脑被刀刃屠割，筋骨因运输粮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尽，卖掉儿女、熏瞎眼睛、折断手臂、自缢身亡的情状，陛下一定看不见；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孤独的臣民、寡居的妇人的哭声，陛下也一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宰杀牛羊、剖开鱼鳖作为食物，吃的人觉得味美，死去的却极其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哭，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强，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一样，战胜以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不可挽救；何况现在各地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了千万倍？而且这几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存的财物扫地无余，州郡征税储备几乎全部上供，百官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赏赐长期没有办妥。以这样的状况举兵行动，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了。

译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形容。如果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便会随之发生，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按这种形势，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趋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发生，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就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面对食物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举行大事，必须顺应天意。天意所趋向的，依此办事必然成功；天意所背离的，依此办事必然失败。天意向背的迹象，大概表现在灾异与祥瑞、丰收与歉收之间。如今从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和疫病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意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陛下却正断然不顾，不停地兴办战事，这好比儿子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思过、责备自己，或许才能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意鞭打奴婢，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得到父母赦免的。因此臣愿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入察看天意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确立国家长久的计策；对上使两宫能够安享朝夕奉养，对下救济四方亿万百姓，那么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中，也能在地下闭目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拥有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的祭祀与上天相配。可是到了白登被围，就商议和亲，到西域请求官吏，便说出谢绝的言辞。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用兵。他们大概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便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讨论讨伐，老臣我愚昧懦弱，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如果趁君主已经厌倦而劝他停止，较容易办到；如果迎着君主锐气正盛时去折断它，就很难收到成效。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平民卑士，也有不可改变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通达、器量超过常人，就没有谁能在奋发争胜之中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只以义理为准。如今陛下用兵的气势正盛，形势已经难以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所以不敢把一般人的好胜之心拿来要求陛下。况且臣想到，陛下日后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为什么从未说过一句话。臣也将老去并且死亡，到了地下拜见先帝时，也可以有话为自己辩解。只希望陛下哀怜而明察。《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一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六 上给神宗皇帝的书信【宋·苏辙】

译熙宁二年三月某日，具位臣苏辙冒死叩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官位疏远卑贱，朝廷的事情不是臣所应当谈论的。然而臣私下思量，虽然形势上不应当进言，至于报效国家的道义，仍有可以说的地方。从前仁宗亲自策问直言之士，臣因为不懂得避讳而得罪了有关官员。仁宗怜悯臣的狂妄愚昧，竭力排斥群议，使臣不至于被世间彻底抛弃。臣感激不已，想着要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凭借圣德统治天下，将要大有作为以救济这个时代，而臣才能力量低下，无法自我效力。臣私下从道路传闻中听到一两件事，想把它们送到陛下左右。如果因为惩戒从前的事情，便不再把意见上报，那么臣想要报答的诚心，终身也无法表达。因此臣冒昧发出狂妄之言而不知停止。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先后次序；从应当先做的事情做起，后面的事情就一定能办成；从应当后做的事情先做，那么先后两方面都会废弛。《尚书》说：“想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想到遥远的地方，必须从近处开始。”世上没有不从低处开始却能够登高、不从近处开始却能够到达远方的事情。然而世上的人常常轻视低下的事情，厌弃眼前的事情，专门先去做高远的事情，不知道那是无法得到的。《诗经》说：“不要去耕种大田，田中只是杂草长得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只会使心中忧劳不安。”这是说，耕种大田而力量不够，田地就会荒芜而得不到治理；还不如不耕种。思念远方的人而德行不足，心中劳苦却没有收获；还不如不去思念。想耕种大田，就必须从较小的田地开始；小田有了余力，大田便可以开垦。想招来远方的人，就必须从近处开始；近处的人已经服从，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假如遵循正确的道路，形势便可以自然实现；假如不遵循正确的道路，即使强行追求，也不能得到。臣愚昧无能，曾经试着冒昧议论当今世道先后的适宜，私下观察陛下施政措施的一点一滴，认为应当先做的事情，问题在于没有去做；应当后做的事情，问题在于做得太早。然而臣不敢认为一定如此，只是所见情况有些接近这种情形，因此根据这些近似之处，为陛下深切陈述。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而宏辩，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决断，既勤勉劳苦，又恭敬节俭；凡是古代帝王即使历经百世也未必能兼有其中一项的优点，陛下一天之内便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再加上求治的心志，施行于政事，便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没有愿望不能实现的事情。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可是政治并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向太平的道路，灾异横生，河流原野震裂，江河涌动沸腾，人民流离失所，灾火接连发生，经过几个月、几季，灾变仍没有停止。臣所以日夜思考却不得其解，怀疑是先后次序有还没有掌握的地方。如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紧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也是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通常都必然由财用决定。从前赵充国讨论防备边疆的计策，认为湟中谷价每斛八钱，购买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假如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自行前进半步；假如有财用，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一日行进千里。陛下近来因为西夏不臣，显然发怒，制定用兵策略，招纳横山的百姓，打算夺取险要之地，直到毁灭西夏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失去人心，横山百姓厌恶困苦而思念归汉，又碰上连年饥荒，假如加以用兵，这本来并不是谋划上的错误。然而边境沿线没有数月的粮食，关中没有足够一年的储备，而所发动的战役费用又极其庞大。陛下却安然不以为忧，认为万事一举便能取得万全之功。后来边臣失职，事先轻率出兵，已经进入并践踏敌国，拘捕俘获了当地百姓。然而陛下取得土地后，却不敢收取并安置那些百姓，也不敢使他们臣服；虽有战功，却不能继续下去。最终只得罢免谋臣，讲和修好。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这件事，却在已经出兵之后停止，难道是认为原先做得不当而后悔吗？实在是没有财用来收拾后续罢了。况且财用不足，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处理的事情。至于鞭打四方夷狄、使遥远荒僻之地臣服，那是治理达到极盛之后的余功，是太平时代的装饰。然而现在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陛下先后次序还没有掌握好的原因。如今陛下吸取从前事情的教训，拿出秘府的财物，调拨内郡的租赋，督促转运漕运的官吏，使他们准备沿边三年的储备。臣由此猜想陛下大概已经有意于财用了。然而臣仍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财物不能大量取用，内郡的百姓也不能过度困乏；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忧患，却不能作为长久的计策。这就是臣想要竭尽微薄力量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急迫、万物都依赖财用，所以常常使财用能够胜任事情，而不使事情超过财用的承受能力；这样财用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财用好比车马，事情好比车上所载的物品。载运物品时，总要使马的力量大于车的负担，使车的承载能力大于物品的重量；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才能涉过泥泞而车不翻倒，登上险峻山坡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的财用没有不被全部取尽的，百姓的力量已经竭尽，而朝廷的使用仍然不足；平常便惴惴不安，只能勉强自我维持，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就像破旧的车、瘦弱的马，却要牵引丘山一样的重载；侥幸没有灾祸，尚且担心不能承受，不幸遇到阴雨、山陵深谷等变化，祸患必然有不可知的地方。因此臣深思熟虑，认为当前的计策没有比增加财用更好的。然而臣所说的增加财用，并不是谋求更多财物，而只是去除那些损害财用的事情罢了。如果损害财用的事情没有除去，即使搜求财物来增加，财用也会更加不足；如果损害财用的事情全部除去，即使不刻意增加财用，财用也不会不充足。因此臣谨慎地为陛下说明损害财用的事情有三项：一是冗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

译关于冗员，我的说法是：请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先有这样的百姓，之后才有这样的官职；先有这样的官职，之后才有这样的官吏。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职，根据官职数量寻求官吏，根本都是为了百姓。因此古代按照官职来选取人员，郡县职位有空缺，就从百姓中选取；府寺属官有空缺，就从郡县中选取。出任地方长官，入朝成为卿相，出入之间彼此承接，朝廷内外互相贯通；一个人离职，另一个人补上，形势上不容许有冗余吃闲饭的官吏。近世以来，选取人才不依照官职，前来求仕的士人没有穷尽，而官职却有定额，于是兼任、守任、判任、知任等办法产生，官职制度也开始败坏。逐渐分散蔓延，不能恢复旧制，因此上层官吏越来越多，下层士人也越来越多，上下彼此阻塞。好比把水决入一片不流通的泽地，前面的人还没有排尽，后来的人已经到来，拥挤堵塞、充满其中，一旦陷进去便不能出来。因此平民士人多方设法求官，已经做官的吏员又多方设法求得晋升。下面的人羡慕上面的人，后来的人羡慕前面的人，不以欺诈为羞愧，不以争夺为可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穷困到了极点，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然而人的情绪得到舒缓，就会安乐平易；安乐平易，就会有所不去做。困窘就会烦闷混乱，烦闷混乱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如今若使众人一同都从狭窄的门径中进取，脚步相接，肩肘相碰，徘徊不能前进，却又要禁止他们奔跑争先，那就不如停止让人进来，拓宽道路。现在驱赶市井之人而把他们纳入仕途，已经多得无法容纳；又在中途设置险阻，使他们更加艰难，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希望陛下及时救治此弊，颁下哀痛之诏，明白告示天下。又因为官吏太多，请陛下为此重新制定三条法令。第一，使进士及诸科增加年限，过后才许应举；名额不增加，屡次应举者也不再推恩。理由是：今天之所以多到不可胜数，是因为取用得太多。古人选拔官吏极为精审，人们知道官吏不可妄求，所以不敢轻易去做士人。做士人的，都是品行清洁修养的人。如今取士，只要诵读文书、熟习程式课程，就没有不能做官吏的；求取不难而得到官职又很快乐，所以人们群起趋赴。如今凡是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舍弃旧业而做士人的。做士人的日益增多，然而天下反而更加不能治理。试举今天所谓居家而不从事生产、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体恤妻子、游荡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没有参与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多少，与今天相比连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然而他们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著，显扬于后世。今天的士人，连他们万分之一也不敢指望。士人少于今天，而功业却超过今天，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取士极少，人们就不敢轻易去做士人；所取的都是州郡选拔出来的人。因此制定这项法令，使人知道朝廷意旨所向。十年以后，那些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不必贬斥也会自然减少。况且设置科目以等待天下士人，原本就是要使有才者能够入选，无才者不能入选。我若取用他们，而他们却不能被录取；如果又说虽然不能录取，但屡次应举者必定取用，不可遗弃，这就是用官职徇私迁就人。况且屡次应举的士人，大多已经不是少年，等到耳目昏塞、筋力疲惫之后才取得官职。任职几天就计算得失，便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他们治理政事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譬如有人蓄养牛羊而求牧者，既取壮牛壮羊，又取老牛老羊；取壮的说：我取的是它们的力气；取老的说：我怜悯它们年老。如果只是怜悯年老的，为什么还要把老牛老羊算进去呢？如果确实认为其中有遗漏的人才，那么如今所谓遗逸之书，已经有办法收录他们了。第二，使官职达到任满的人，任用他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使其世世代代享受俸禄、在朝廷做官，承袭冠簪服绶，守护祭祀，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项法令，必须从二府开始；如果法令施行于卑贱者而在贵人那里屈服，天下将不会服从。天下不服从，却想求法令推行，是不可能的。纠正弊失以挽救祸患，必须有所过当，然后才能成功。我并非不知道二府不能和一般庶官同列。第三，使各部门分别减少所掌职务而增加其出职的年限。[“出职。之岁月”原文疑有脱误，语义不明。]理由是：各部门的事务我不能全部详述，请只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的官吏，世人一向认为太多而不能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财计重大，文书簿籍繁多。我认为不是这样。主管大计的人，必须执掌简要来驾驭繁杂，自己处理简要，把繁杂分托给他人。自己处理简要，心思就不会混乱；心思不乱，利益到来就一定能知道，祸害到来就一定能察觉。把繁杂分托给他人，事务就有所分工；事务有所分工，细微末节都不会遗漏，真情和虚伪也一定会显露。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四海那么大的事务，连一丝一毫的开支都必须汇集到三司，所以三司堆满了案牍。案牍堆积，官吏就不得不增多；案牍积聚而官吏增多，欺骗他们的人也增多，即使有极大的利害，也不能察知。天下的财物，从郡县下达到转运使，再层层相互考核查验，已经足以保证不致遗失了。然而世人常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才算完。假如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而三司却可以承担责任，那么三司就没有不把责任归咎于属吏的，难道三司的官吏就比转运使更可靠吗？所以我认为，天下财物的详细事务可以分给转运使办理，而让三司每年总揽纲要和目录。这样既能使三司从容治理财货的源流，又可以大大减少属吏，以断绝扰乱法令的弊端。如果三司的官吏还可以减少，那么百司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条法令，都是世人所谓违拂时世、违背风俗、招致怨恨而招来诽谤的办法。现在将要施行它们，我并不是敢于触犯众人的怒气而做这种危险的事，而是认为有可以推行的办法。为什么呢？过去从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官，每三年任用一人；从两制以上官，每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百年来的制度，世代相承而没有改变。仁宗时代却减少了这种任用，三年考核成绩没有罪过的才升迁；自唐以来也从未改变的制度，英宗时代却增加了它。这两件事，难道合于世俗便利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大家认为官吏太多而想要减少它，是天下的公议。

译不想减少官吏，则是天下人的私心打算。以私心打算怨恨公议，这种怨恨就是不正当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而不顾惜怨恨；并不是不顾惜怨恨，而是知道怨恨没有能力造成什么。况且现在这三条法令还没有施行，天下却也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做官吏，损失自己的生业，抛弃田园乡里，用尽力量为王事效劳；如今却因为官吏太多，积累劳绩的人长期不能升迁，离任的人长期不能调任，又制定许多条约加以阻碍，减少举荐他们的官员，破坏他们的资序，使他们穷困无聊，求取进身却不能如愿。这种怨恨，难道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少吗？两种怨恨同样都不可避免。然而如果新进士人日益增多，国家力量枯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这种祸患必定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臣希望陛下亲自决断并努力推行。假如每天都增加士人，官吏逐渐减少，臣还将设法整治旧有官吏：使各道职司每年年终任用所属郡守、监郡，各自任用自己的属吏。规定：从今以后，过去没有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赃物确实收入己身达到若干数额的；这两项，都由上级衡量轻重而裁决。[末句疑有脱误，原文“自上钧其轻重”语义或有讹。]后来如果因其他事情被揭发，就与他同罪；即使已经离官，或者遇到赦免，也不减免。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赃物确实收入己身达到若干数额，这种恶行已经很明显了；上级却不能察知，那么也可以知道上级是不明察的。所以即使与他同罪，也不过是依照当今的法令。任用一个人，就要对他终身负责；如果他有罪，终身都要连带承担责任。对一个人的终身负责，是承担他未来尚不可知的事情；年终任用而考察他没有过失，是承担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臣请加以比较：承担未来尚不可知的事情，即使圣人也有所不能；承担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任用人要承担圣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已经不敢推辞了，何况承担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负责按察的官吏，也不必担心他们不知道，只须担心他们知道了却未必都去按察。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损害，只不过使我徒然招来怨恨罢了。现在如果使他们也受到罪责牵连，他们势必什么都要追问。陛下如果真能选择奉公守法、痛恨恶行的臣子让他们推行此事，陛下又振作精神加以察看，像去除心腹疾病一样去除百姓的祸患，那么所谓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赃物确实收入己身达到若干数额的，就不再是过失，也不是恰好陷入苛细深文的人了。如果最终把他们放归，使他们终身不得与士大夫同列，让奸吏有所惩罚，那么冗余官吏的弊端就可以去除了。关于冗兵，臣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域狭小，兵革很少。后来荡平消灭诸国，开拓疆土既广，兵员也随之增多。雍熙年间，天下兵力只有三十万。正当这时，屯戍、征讨以及各种役使同时进行，兵力却没有困乏，从来没有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继迁叛逆，每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得失，便请求增兵，于是招募日益增加，兵额终于加倍于前代。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又使各道点选百姓为兵；沿边屯驻的军队达到七八十万。从此天下遂以百万为兵额。即使近年没有战事，关中的兵力也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兵力全部拿来，也不过足以供今天关中一隅使用。兵多到了极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然而臣听说如今宿迁的兵力，分隶于各处保障，真正由将帅统领的战兵其实没有多少。每次遇到敌人，敌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往往失败。从前将帅失利，没有不以此为自己解脱的。祖宗时代兵力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当今兵力极多，却常常苦于不足，这两种情形不可不察。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出征千里，百姓的费用、国家的供给，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疲惫在道路上的有七十万家。有人吝惜爵禄和百金，却不能了解敌情，是不仁到了极点。”所以三军的事务，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重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认为，祖宗用兵能够以少为多，而当今用兵却以多为少，得失的根源全都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使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四人，使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使他们防备西羌。都用关市征税的收入厚待他们，用金帛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在道路上贸易的，不征问其商税。所以这十四个人都富厚有余，把丢弃财物看得如同丢弃粪土，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因此勇于效死的士人贪恋他们的钱财，便舍弃生命，冒犯患难，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隐秘谋划来报告。至于敌人的饮食起居、行动静止，没有不全部看见的。每当敌人入侵，总能预先知道。所以他们所防备的地方兵力少，兵力不必分散；敌人到来，往往一无所获而有所损失。因此在那个时候，防守边疆的军队，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五六千人。凭天下之大，三十万兵力就足以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都要由三司登记，有人敢擅自使用，就说是私自盗取。所谓公使钱，多的不过数千缗，而各种需要都在其中；监司又窥伺其出入，用法律加以绳治。至于使用间谍，就说“官府只给茶和彩帛”。一百饼茶、几束彩帛，显然不足以换取人的性命。因此如今做间谍的人，都不可依赖，只听取传闻的话，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活动不过越出国境，所询问的不过是熟户。如果能找个借口欺骗将帅，也就停止了，并不是能够真正了解敌人实情的人。既然不能得到敌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常常屯驻大量军队，以防备意外祸患。拥有百万军队却常常苦于不足，原因就在这里。

译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呢？关市的征税，比起茶和彩帛的赏赐要多；三十万军队的供给，比起百万军队的供给要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损害，却不知道日积月累的祸患。平时不忍舍弃关市税收给别人，到了供养百万军队时却安然接受而不觉奇怪。从前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平定天下，对于军旅之事，思考周密，谋划熟练。因此臣希望陛下重新修明祖宗已经制定的办法，选择任用将帅，以财物厚待他们，使他们多养间谍，以作耳目。耳目既然明察，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接近；这样，即使雍熙年间的兵力，也可以满足当今使用。陛下如果确实认为此事困难，臣请陈述可以减少军队的实际办法。为什么呢？如今最强的兵，没有比沿边土兵更强的；如今最懒惰的兵，没有比内郡禁军更懒惰的。他们的名号越高，廪禄越优厚；廪禄越优厚，他们的才能越薄弱。从前西边用兵，禁军不能胜任其劳役，死亡的人不可胜数。羌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多就举手相贺，听说土兵多就彼此告诫不敢轻易侵犯。实际比较，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抵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供养土兵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假使禁军一万人驻在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土兵，却常常耗费三万人的储备。边郡的储备与内郡相比，价格不止高出数倍。这样权衡，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减少，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无疑的。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谋划，臣请使驻在内郡的禁军不再调往边境；随着他们年老、死亡或逃亡，不再补充，使他们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而已。逐渐裁减，经过十年实行，冗兵的弊端就可以去除。关于冗费，臣说：世上的冗费多得不可计数。请说其中大的以及臣所知道的，陛下可以由此类推。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发展到尽头的时候，恩泽也有必然穷尽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却还役使谋划，就会损害事情；恩泽已经穷尽，事后才迁延改变，就会损伤恩泽。从前太祖、太宗厚待亲睦九族以示天下，当时宗室人数还不多，所以聚居京师，长久没有分开。世代经历五位圣主，太平已有百年，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此时的。俸禄供给的费用超过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都容纳不下。不分亲疏，不别贵贱，从出生有了年齿起，全都由县官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婚嫁、丧葬，没有一项不仰赖朝廷供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日积月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尽头、恩泽必然穷尽的情形。然而从未听说有人谋划改变它。古代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按照人子爱亲的心情推上去，从自己的祖先一直推到百世祖先，似乎应当没有不爱的，也就应当没有不立庙的。如果顺着这种无穷的心意推下去，百世祖先都立庙以后才算相称。圣人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所以规定七庙以外，若没有功德便依次毁去；春秋祭祀，也不再参与。天子最尊贵，天子的祖先最尊贵，而宗庙数目也不超过七座，为什么呢？因为恩泽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就不能无限延伸。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却不是这样？臣听说三代之间，有些公族因为亲属关系尚未断绝而列为庶人。两汉的制度，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不再有爵位和土地，有的降为平民，有的本来是平民而后来又在朝廷做官。到唐代也是如此。因此臣认为，凡是宗室，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分等，依次使他们出居，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一样从仕；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逐步试用。凡是他们的俸禄品秩、升迁次序、黜陟制度、任子法令，都应与异姓相同。用按察来监督他们，用同僚属吏来约束他们，用刑法禁令来威慑他们，按时加以考察，使无才者不至于损害百姓，有贤能者能够自行效力。至于不能任官为吏的，就把他们迁出京城，安置到附近郡县，由官府建造房舍并供给廪禄，使他们能够沾有田地、治理生计，与士人和平民相同。如今却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用不可估量的俸禄厚待，用最尊贵的爵位抬高，使其中贤能的人老死而郁郁不得施展，不贤的人居住狭陋，忧惧不安而没有快乐可言，实在不是好的谋划。从前唐武德初年，封赏堂表兄弟的儿子，凡能穿衣以上的人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怀疑这样不便，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任命越尊崇，劳役就越多；把天下当作私人的供奉，不是至公的法则。”于是把亲属疏远而封王的人降为公爵。从王降为公，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却还是实行了。如今如果让他们的爵禄照旧，而使他们获得治理百姓的机会，即使有内外之别，也应该没有怨恨。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未有人敢涉及此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宗室亲属；把他们分布到四方，恐怕会启发奸人的心思，产生意外变故。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喜好多疑而防备过多，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掌握尺寸之权；被幽囚禁锢，和普通人同列的，莫过于秦、魏。然而秦、魏都只经历数代便灭亡了；它们灭亡的原因，在于刘氏、项氏和司马氏，而不在于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了正道，即使胡人、越人也都能谋取它；如果没有可乘之隙，即使宗室之人又有谁敢觊觎呢？希望陛下坦荡无疑地对待宗室，使他们依次出居外地，像汉、唐旧例一样，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然有末大难制的忧患，但运输粮饷的劳苦还不至于太严重。祖宗受命以后，惩戒了这个大患，却略去了细小的弊端，把重兵收聚到京师。根本既然强大，天下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转运漕运的费用，遂比古代增加了一倍。如今东南的米，每年沿汴河逆流运上来，按石计算达到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全用来造船，州郡的士卒疲困于道路，按月发廪、按年供给的费用，不可胜数。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常常发生侵盗，又混杂其他物品，运到京师的米大多已经不是完整的粮食了。由此看来，当今的制度只是用人力把它运到，却不计算由此产生的祸患，不是良好的制度。臣希望另制定办法，把如今每年运输的数额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运输，一切照旧；

译另一份招募六道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来运输，经过的地方免除商税。能够运送若干数量到京师而没有欺骗、盗窃、损坏、遗失的，就把如今三司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如今沿江百姓用自己的船为官府运输，不求官府付给船价，大概是取官府所收而不再核查的部分，从中取得盈余来润泽自己；富民中想求仕进的，也往往请求做军大将。由此推想，应当有愿意应募的人。再一份，由官府在京师自行设场收买；京师的士兵应当得到米却不愿领取的，便按照米价折成钱偿付给他们。物资有固定的数目，从南方取来，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目的必然，不能逃避。如今官府想收买粮食，开始时不免价格高；价格太高，东南百姓就会争相前来；来的人多了，价格反而会降到低处。用高价招致低价，用低价又必然招致高价，这也是必然的规律。因此臣希望把这两种办法同旧法一起制定出来，试验比较它们的利害，考察可行与否；其中必定有可以采用的，然后推广实行。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听说使国家富裕有办法：凡是值得体恤的，无不加以救济，这是富裕的开端；认为不值得体恤、可以放弃的越多，就是贫穷的根源。顺从那些值得体恤的事情而收取其利益，没有什么不收取的，那么保存下来的就广泛了；顺从那些不值得体恤的事情而抛弃它们，没有什么不抛弃的，那么损失的就多了。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既然富足，何必顾念区区用度；这只是有司的职分，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天下流行，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因此天下的费用，可以停止的总是比过去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自嘉祐以来，圣人相继兴起，天下的官吏，京秩以上的官员两次升迁官职；天下郡守和职司两次补用自己的亲戚。自治平年间京师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大地震，百般劳役同时兴起，国家有极为紧急的费用，而郊祀的赏赐却没有因此减少百官的俸禄。自从横山用兵，军需供给尚未安定，加上京西流民的安抚招徕还没有停止，官私都贫乏困顿，每天无暇供给；而宗室的丧事却不等到年岁便安葬。由此看来，可以知道朝廷有不值得体恤的事情。臣确实知道已经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如果从今以后顺从值得体恤的事情而加以救助，那么无益的费用仍可逐渐减少。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不胜恳切，因私下忧虑、过分筹划，特将三冗之说献上。臣伏惟陛下思虑深远，对天下事务详尽听断，无不洞察。臣所陈述的，哪里值得一提？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假如三冗不能去除，大约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重新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求它的根源，制定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把已经制定的法令交给他们，使他们长期任职，然后责求他们的成绩？如今天下的官员，大都怀有想离职、不能久任的心情。侍从之臣，任职超过一年还不能替代，就惶惶不乐。现在虽然不能使他们全都长期任职，但至于各道职司、三司官吏、沿边将佐，这些都是与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人。将要把天下的事情责成他们办理，却不让他们久任；开辟源头的人看不见水流，提出谋划的人看不见成功，这就是事情不能办成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加以任用，使他们和二府一样长期任职，人人知道不能苟且免除责任，便会考虑长久的谋划；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冗的弊端才可以去除。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当今士大夫厌恶同道而喜欢标新立异，痛恨事情成功而喜欢事情失败；如果事情不是出自自己，稍有龃龉、不合，就群起喧噪。比如现在让按察官任用自己的属吏，年终考核没有过错，这种形势必然会使他无所不按察，获罪的人必定比过去更多。这样一来，天下的舆论就会纷纷非难他。若不幸有一件处理不当，众人便群起指责；法令一旦有一处不当，便不能推动；不幸接连两三次如此，即使上层的人也免不了疑惑。众人在下面非难，朝廷在上面怀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有人耕田却用农具杀了人，有人便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止。杀人应当诛罚，耕田不可废止，这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前者而损害后者呢？所以按察别人而不依据事实，治罪是可以的；但法令本身的是非，却不在这件事上。陛下如果确实认为可以施行，就必须先能破除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在中途废止；这样以后，三冗的弊端才可以去除。三冗既然去除，天下财物就能日益产生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的没有不成功，所希望的没有不如意；发动天下众人，任意使用他们，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即使西北有两个边境的不臣之国，宽宥它们便成为汉文帝，不宽宥便成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掌握在我方手中。如今陛下不办理根本，却先处理枝末，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臣不胜愤懑，越过次序进言，雷霆般的谴责，我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臣辙实在惶恐惧怕，叩头叩头，谨此上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二。（明）贺复征编。○上书十七。到宫阙上书【宋·陈亮】。

译臣认为，中国是天地间的正气，是天命所聚集之处，是人心会聚之处，是衣冠礼乐汇集之处，是百代帝王相承之地。把中国的衣冠礼乐带到偏远之地，虽然天命和人心仍有所依系，但难道能因此认为可以长久安定而无事吗？天地间的正气郁结阻滞，长久不能伸展，必定会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本来就不是偏远之地所能长久维系的。国家二百年的太平根基，是三代所没有的；二圣北行被掳的痛苦，是汉、唐所未曾有的。南渡初年，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发誓不与敌人共生，最终竟能凭奔败残余的力量战胜百战强敌。等到秦桧倡导邪说，竭力阻挠，忠臣义士被斥逐而死在南方，天下的气势便衰惰了。三十多年间，即使西北流寓之人也都在东南抱孙长息，对于君父的大仇一概不再挂念；若不是敌人自己送死到淮南，甚至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更何况希望他们为故国之耻愤怒，而相互率领射出一箭呢？丙午、丁未之变，难道如今还认为它遥远吗？而海陵之祸，大概就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唯独陛下奋勇而不顾自身，志在消灭敌人；天下人却安然如同无事之时，嘴上议论、心中非难，以陛下为喜欢功名而不顾后患。即使陛下凭崇高的威势，也不能独自战胜这种情势，只能隐忍到今天，又过去十七年了。从前春秋时代，君臣父子相互残杀的祸乱，整个时代都安然视之，只有孔子认为三纲已经断绝，人道于是变成禽兽之道。他惶惶奔走，认为义理不能让人安然苟过一朝，最终却没有遇到可以施展志向的机会，只能把自己的志向发抒在《春秋》一书中，仍然能够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如今整个时代都忘记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可以安然接受的吗？假使求学的人知道学习孔子的道，就应当引导陛下有所作为，绝不应以苟且偷安来阻挠陛下。南方军队已经多少年没有出动了？难道没有一个豪杰能够自我奋发吗？这种形势必定有一天会发泄出来。如果国家不能奋起承接它，必定会有别人来承接。不能倚仗衣冠礼乐的旧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长久维系。上天没有偏爱，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施惠之人。三代的圣人都知道这件事极其可畏。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落，吴、越从小国兴起，终于称霸诸侯；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事，可以说明中原已经没有人才。王通曾谈到这些，是当今儒者尚未讲论的。金源已经扎根很久，不可能一举就消灭；国家的大势还没有张大，也不可能一朝之间大举兴兵。然而人情都以通和为便利，臣认为通和只是成全上下的苟且安逸，成为妄庸之人两面取利的场所，所以它适合成为人情所乐于接受的事。自从和好达成以来，已经有多年了。凡是今天规划方略的人，到了日后将只把它用于坐在屋中筹划；今天击球射雕的人，到了日后将只把它用于纸上谈兵。府库充满，不过是财物；铠甲鲜明，不过是兵器。假使一旦开战，这些东西的真实情况就会暴露。为什么呢？人才要通过使用才能显出能与不能，安坐而自称有能的人不值得依靠；兵力和粮食要通过使用才能显出充足和匮乏，安坐而看似充足的也不值得依靠。朝廷正庆幸一旦无事，庸碌愚昧、猥琐苟且的人都可以守着条例、传递文书来奉行陛下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作为。只是使超出常格的人才被排斥，不能施展，日月蹉跎，老年将至。因此臣说：通和只是成全上下的苟安，成为妄庸之人两面取利的场所。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从未通和，所以它的臣子奔走于东西，多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如今和好一旦不能维持，朝廷内外的议论便常像敌兵就在边境，唯恐不能和好。即使陛下也不得不求和。从前金人居住在草野之间，往来没有常规，能使人不知道应当防备什么，军队也没有一天不能出动。如今他们有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都和中国没有不同。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辄经历一年；一方有警报，三边便骚动。这难道能够年年出兵来扰乱我们吗？然而假使朝廷内外常常像敌兵在边境，这反而是国家的福分，也是英雄借以争夺天下的机会。掌权者为什么要急于求和而使人心懈怠呢？晋、楚在邲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它的君主没有一天不讨伐国人，并向百姓说明民生不易、灾祸随时会来，戒惧之心不能懈怠；在军中没有一天不检阅军实，反复警戒胜利不可保全。纣王虽然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讲和止兵时，子罕认为：战争是用来威慑不守规矩者、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它兴盛，乱臣凭它败亡；国家的废兴存亡、昏昧光明之道，都由战争表现出来，而要求废除战争，就是用欺诈的说法蒙蔽诸侯。人心不可以懈怠，兵威不可以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太平时期，也仍有这样的主张。征讨四方不朝者，张扬六军之威，这正是李沆深切不愿真宗皇帝与辽和亲的原因。何况现在正处于南北对峙之时，却废弃军备使人心懈怠，让人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国置于不顾，只是为了便利妄庸之人，那么掌权者的失策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彰明大义，慨然与金国断绝关系呢？降低车驾的仪制，不临御正殿，深刻地自我责备，发誓一定要报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的气势，感动中原的人心。即使尚未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士人才俊奔走东西，人才就会出现；兵力和粮食彼此补充，军队和粮食的充足与不足也会显现；狂妄的言辞不必攻击便自行平息，懦弱庸碌的人不必斥退便自行退缩。当会有超出常格的人才兴起，任凭陛下使用。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不是安坐所能造成的。臣请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根本和末流，开启今日大有作为的谋略；讨论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今日大有作为的机会，希望陛下幸而听取。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权柄，藩镇彼此称雄，擅自占有土地人民，使用甲兵财赋，官爵任意授予，人才也各自尽心于所侍奉的藩镇，最终形成君弱臣强、正统多次变易的祸患。艺祖皇帝一兴起，四方便依次平定，藩镇拱手趋附约束，使各郡都能自行通达京师，由京官代理知州，三年更换一次，财赋归于漕司，兵力各归郡县。

译朝廷用一纸诏书下达到郡国，如同手臂指挥手指，没有阻滞困难。从管理仓库的微小职务起，也一定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的形势统一了。因此京师曾经驻扎重兵以求坚固，郡国也各有禁军，无非是天子用来守护自己的土地。军队都是天子的军队，财物都是天子的财物，官职都是天子的官职，百姓都是天子的百姓；纲纪总摄，法令明确完备，郡县不能擅自决定任何事情。士人按照尺度选取，官员按照资格升进，不求超出常格的奇才，不羡慕绝世的特殊功业。天子早晚在上面忧劳，以义理廉耻缠绕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待百姓的生活，使天下都处在规矩准绳之中，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便由此建立。然而北方藩国于是得以猖狂恣肆，与中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个朝廷，而双方头目手足混然无别。若不是澶渊一战，中国的势力就会逐渐衰微，根本即使深厚，也无法建立。因此庆历增加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大耻，终身不敢自称有功。因为讨伐征令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天子向臣下供贡则是臣下的礼法。契丹最终能够胜过中国，是长期逐渐积累的结果。它刚建立国家时，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因此我朝祖宗常常严肃对待朝廷而尊重大臣，宽待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之内，从未使天下富商大族受到折困；在格律之外，又能够容纳、奖掖天下的英伟奇杰。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建立国家的形势，作为防备意外的准备。庆历年间的诸位大臣，也曾为中国形势不能振兴而愤慨。然而他们的主要做法，却是让群臣争相进献主张，变更法令，使朝廷的威望变轻；严格掌握按察权，借此邀功生事，使郡县的地位又变轻。这样岂止对建立国家的形势没有帮助，反而还从中削弱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排斥阻挠这件事，又怎么能够不自行受挫呢？只是他们破除旧例，不按次序任用人才，劝勉农桑，力求宽大，这些做法合于因时改革的道理；但他们的主要方向已经错了。这就是他们不能洗雪敌人平视中国的耻辱，最终激发神宗皇帝大愤怒的原因。王安石以端正法度的主张，首先合乎圣意；但实际上他想把天下的兵籍全部归于朝廷，另行教阅，以此求强；把郡县的财利全部收归朝廷，另行封椿，以此求富。青苗法的政策，唯恐富民不陷于困窘；均输法的制度，唯恐商人不受损失。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于是士大夫都闭口害怕获罪了。西北两边，甚至让宦官主持筹划经营，使豪杰以被役使为耻。这样只使神宗皇帝看见军费和财赋的数目已经很多，便锐意进行南北征伐，最终违背了圣意，而天下的形势实际上从未振作起来。他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形势，正忧虑法令文书过于严密，事权分割得过于零碎，郡县在下位过于轻弱，琐细事务又不足以凭恃；军队和财赋全都集中于上层，因而行动迟重、难以举措。祖宗只是利用前面四项来加强国势，王安石却竭尽全力把它们耗尽。不懂得立国的根本和末节，确实不足以谋划国事。元祐、绍圣年间一反一复，最终都成为敌人侵侮的凭借，还能希望它振兴中国、威服四方吗？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旧制，虽略有沿袭、变更、增加和减少，也不足以改变大局。像赵鼎等大臣，固然已经不懂得通权达变的道理；何况秦桧又把这些全都取来阻挠毁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只在一隅之地粉饰太平，用来欺骗世人。他的罪过难道杀戮得尽吗？陛下痛愤王业困屈于一隅，励志报仇，不免借用天下的军队来求强盛，搜括郡县的财利来求富足，施恩于百姓，却使富人没有五年的积蓄。不增加赋税，却使大商人没有巨万财产的储藏。国势一天比一天困乏枯竭，臣担心名册上的军队和府库里的财物，不能够支撑某一天突然发生的用度。陛下早朝晚退，希望建立中兴功业，却按照固定格式取用人才，用文法条令处理政事，由圣明的裁断控制内外事务，而大臣徒居职位，胥吏坐等执行，百司借条令逃避责任，人才一天比一天卑弱。臣担心只会写程文的士人和凭资格升迁的官员，不足以担当意料之外的任用。艺祖筹划天下的大略，太宗已经不能完全实行；如今其中遗留下来的意旨，难道对陛下就没有可取之处吗？陛下如果推究它的本意而实行，便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的根基，更何况恢复旧有疆土呢？否则维持国势的方法已经穷尽，臣恐怕祖宗积累下来的基业也不足以凭恃了。陛下若命令臣把意见全部陈述在面前，那么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陛下必定知道应当怎样处置。吴、蜀是天地偏处的气运，钱塘是三吴的一隅。唐朝衰败时，钱镠凭借闾巷豪雄的力量兴起，主持其地；从此不能独立，常常向中原称臣朝贡，以此自重。到了我宋受命，钱俶带着全家入京，自行献出土地，所以钱塘在五代始终遭受兵祸最少；二百年间，人物一天比一天繁盛，于是成为东南第一。到了建炎、绍兴年间，成为皇帝车驾驻跸之地，当时的论者固然已经怀疑它不足以张大形势、从事恢复。秦桧又在其中设置各个官署府库，以讲习礼乐；当地风俗本来已经华丽奢靡，士大夫又修治园囿台榭，在干戈之后以此享乐，上下都安于宴乐，于是钱塘成了享乐之国。一块狭小的土地，本来就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并镇压天下；况且经过五十年，山川之气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了。因此谷粟、桑麻、丝枲等物产的利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息，一天比一天衰微，而上下却不认为有什么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人，所以人才也一天比一天平庸低下。科场中的士人以十万计，只要文章略有小小不同，就足以在其中称雄。陛下凭借气运已经耗竭的钱塘，任用日渐衰弱的闽浙士人，却想鼓动东南习惯安逸、脆弱不堪的民众，向北争夺中原，臣因此知道这很困难。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期，楚国凭借它像虎视眈眈一样威胁齐、晋，而齐、晋不能使楚屈服。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独能与秦争夺帝业。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在南阳起兵，同时共事的人往往都是南阳旧人。

译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终于成为三国交相占据的地方。诸葛亮从这里兴起，辅佐先主，荆楚之士像云一样跟随他，汉氏因此得以在蜀地复存。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都凭借这个地方显扬名声。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氏南渡，荆、雍一带常常在东南称雄，而东南往往依靠它来壮大，最终以此取代齐地的作用。等到这里的气运发泄殆尽，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远地区的下等州郡。五代时期，高氏始终独自向各国称臣。本朝二百年间，这里降为荒凉衰落之地，北面连接许、汝，百姓居住稀少，土产低劣贫薄，人才中能够在上国通报姓名的，稀少得像晨星相望。何况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其中出没，所受祸害尤其严重。直到现在，虽有南北分界、彼此占据的局面，往往又把这里置于不足使用的位置，百姓没有粮食来源，军队也不能从这里进发。议论者有的因此忧虑，却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其实足以使用。它虽然处在偏远一方，却从来没有偏方之气经过五六百年还不发泄的。况且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到湖湘，北控制关洛，左右伸缩进退，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真能开垦这里的土地，整治这里的人民，使它的气运得以发泄并为我所用，使其足以承接关洛的气运，就可以和中原争衡。这也是形势消长的常理。陛下慨然迁都建业，各官署府库都从草创开始，军国礼仪一概从简；又在武昌修建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的意思；常常把江淮军队作为防备敌人侵扰的力量；再精心选拔沉着果断、有谋略而心胸开豁、没有私心的士人，委任他们主持荆襄事务，放宽文法限制，听任他们废置事物；在三五年之间加以抚慰、整顿、振作和激励，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石晋丧失卢龙一道，造成开运年间的灾祸，大概是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天下。后来北方蕃国在甲辰年败于澶渊；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示天下太平，大概就是本朝最强盛的时候。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确实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从此发生了变化。又过了六十年，到丙午、丁未年，终于发生靖康之祸。上天偏偏在这个年份启发陛下，又启发陛下产生向北报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年已近十年了。原文有“矣”字，疑为衍文。天道每六十年发生一次变化，陛下难道不应当有所回应以顺应这种变化吗？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不可以苟且求安、虚度岁月。臣没有才能，从年轻时就有驰骋四方的志向，曾多次到行都，那里人物如林，但他们的议论都不足以振奋人心。臣因此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独的。辛卯、壬辰年间，臣开始退居下来，穷究天地造化的起源，考察古今沿革的变化，以推究帝王霸主的道理，因而得以了解汉、魏、晋、唐兴衰长短的原因，天与人的关系清清楚楚，可以考察而知。臣这才醒悟到，当今世上的儒士自以为掌握正心诚意之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举世都安于君父之仇，而他们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之学，连什么叫性命都不知道。陛下接见他们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由此佩服陛下的仁厚。臣又明白，当今所谓才士、自以为掌握富国强兵之术的人，都是狂妄迷惑、放肆呼喊的人。他们不在有余暇时讲究立国的根本和末节，却扬眉吐气地谈论富强，连什么叫富强都不知道。陛下察知这一点而不敢全部任用他们，臣由此佩服陛下的明察。陛下厉志报仇，足以回应上天的命运；深厚地施行仁爱，足以凝聚民心；又有足够的明察来照见群臣各执一端的议论，这正是百代少有的英主。如今却任用庸人，笼络浅陋的儒生，以此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臣不胜愤懑忧闷，所以忘却自己的卑贱而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真命令臣把意见全部陈述在面前，难道只是臣个人的小小愿望吗？天地的神灵、祖宗的英灵，实在也将共同听到这些话。又到宫阙上书（陈亮）。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厉志报仇，不肯立即安居于一隅，这是对社稷建立大功。然而坐守钱塘这个浮华奢侈的偏隅来图谋中原，不是合适的地方；使用东南习惯安逸的民众来实行进取，不是合适的人力。财物只停留在府库中，就不足以调通天下的有无；军队只限于名册上的兵员，就不足以兼收天下勇怯之士。因此拖延的计划得以实行，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被违背了。这就是臣忠心愤懑不能自胜的原因，所以斋戒沐浴，写成这封书献到宫阙之下，希望能够面见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根本和末节，提出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说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大有作为的关键事务，使之符合艺祖筹划天下的本意。然而等待命令八天，还没有听到回音。臣担心天下豪杰已经据此窥测陛下的意向，而云集响应的形势无法形成。又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用来维持局面的办法，到今天已经穷尽；但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旨，仍然可以凭恃而长久实行。如果推究它的本意并加以变通，那么恢复旧业并不是做不到的。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几十年的策略，有可以作为一百五六十年计划的办法，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根基的方略。事情的形势明白显著，而成效的差别又极其悬殊；如果不是陛下的聪明超过百代，决不可能听取其中一二。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话，大臣们拱手称是，向臣询问，臣也姑且只取其中可以说出的主要内容三件来回答。第一，二圣被迫北行的痛苦，大概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怒。五十多年过去，天下人的气势虽已消磨衰败，不再知道仇恨应当念念不忘，正需要君主和二三位大臣振作这种气势，发泄这种愤怒，使人人都像报私仇一样报国仇，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意思。第二，国家的规模制度，使天下人都遵循规矩准绳办事，群臣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舒展四肢、寻求完成常规之外功业呢？第三，艺祖皇帝任用天下士人来替代掌管事务的武臣，所以本朝以儒学立国，而儒学之道的振兴尤其超过前代。如今天下士人庸俗腐烂、委靡不振，确实令人厌恶，正需要君主和二三位大臣反过来改变做法教育他们，振作他们的气概并培养他们，使他们临事时不至于缺少人才，所用的人都足以发挥作用；这样立国的规模便不至于违背艺祖的本意，而东西驰骋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臣向大臣所论述的，大略就是这些。

译《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三。（明）贺复征编。○上书十八。地震上书【宋·杨万里】。臣听说，在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不妨碍它成为忠言；在已经发生事情的时候却把它当作无事，它所表现的奸邪就太大了。南北和好超过二十年，突然断绝使者往来，敌人的情况难以测知。有人说：“他们有五个单于争夺继立的祸乱。”又有人说：“他们有匈奴被东胡困扰的祸乱。”后来这些都没有应验。道路上相互传说，他们正在修缮汴京城池，开凿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签发民兵，增加驿站骑兵，制定马匹和马厩的簿籍，查验井泉，使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一件。有人说蕃主北归，可以作为中国的贺事；臣认为中国的忧患正是在这里。这个人北归，大概是由于此前倾尽全国南侵而受到惩创，他将要向南进攻，就必须先巩固北方。有人认为他亲自镇抚北方，而让他的儿子和女婿经营南方。 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二件。臣私下听说，有人议论：“如果缓急之时淮河不能守，就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是大错。过去吴国和魏国竭力争夺合肥，吴国取得合肥后才开始安定；李煜失去滁阳二州，从此南唐开始窘迫。如今说放弃淮河而保卫长江，既然没有淮河，长江还能保得住吗？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三件。如今淮河东西共有十五郡，所说的守帅不知道是怎样选定的：陛下是让宰相选择，还是让枢密院选择？让宰相选择，宰相未必替枢密院考虑；让枢密院选择，任命就不是出自陛下亲自决定。一方面不替国家考虑，一方面又不是自己作出的决定，缓急之时事情失败了，便都说“不是我的责任”，陛下将要责问谁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四件。况且南北各有长处：骑马和射箭，是北方的长处；用船和步战，是南方的长处。如今替北方筹划的人，每天修缮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在修缮。有人说：“我们的船一向完备。”有人说：“船虽然没有完备，却害怕扰民。”绍兴辛巳年的战事以及山东采石的功劳，不靠骑马，不靠射箭，也不靠步战，只靠船罢了。当时的船，如今还能重新使用吗？况且百姓一日受到的扰乱，与社稷百世的安危相比，哪个轻、哪个重？事情本来就有比扰民更重要的。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五件，就是这些。陛下认为今天是什么样的时局呢？敌人一天天逼近，边境一天天受扰，却没有听说防御敌人的策略是什么、保卫边境的方法是什么。只听说某日修订某项礼仪文书，某日进呈某部书史；这就像在乡饮酒礼中治理军队，拿干羽舞来解除包围，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六件。臣听说，古代的人君，如果人不能使他觉悟，天地就会使他觉悟。如今国家的事情，敌情像这样不可测，而君臣上下却把它当作太平无事的时候来处理，这就是人不能使他觉悟了。因此上天显现灾异：先前荧惑侵犯南斗，近来镇星侵犯端门，荧惑守在羽林。臣是读书人，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如此。至于春季正月，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好像有两个太阳相互摩擦，这难道不叫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日阳气盛时，又有雨雪降下杀伤万物，这难道不叫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仍然不相信。到了五月庚寅日，又发生地震，这又难道不叫大异吗？况且天变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不相信也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州郡，不敢让陛下听到，不相信也可以。如今又天变频繁不断，地震发生在京城，而君臣没有听到警惧之声，朝廷没有听到询问访察之举；人不能使他觉悟，天地就会使他觉悟。臣不知道陛下对此是否已经觉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七件。近年以来，两浙最近的地方先遭旱灾，江淮又遭旱灾，湖广又遭旱灾，流离迁徙的人接连不断，路旁死者相互枕藉，而常平仓的积储徒有名义、实际上已经空虚，鼓励纳粮的法令在上面推行、在下面却遭到怠慢。平静无事时，尚且不知道用什么来赈济；一旦发生变乱，将靠什么来取得资助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八件。古代要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只在于粮食和财货。如今所谓钱财，都被富商巨贾、宦官和权贵装满屋子收藏；至于百姓和三军的使用，只剩下破旧的纸钞罢了。万一发生像唐代泾原军那样的事情，因为对粗劣饭食愤怒，便把饭踢翻，口出不逊之言，终于引起朱泚之乱，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九件。古代建立国家，一定要有令人畏惧的力量；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那个国家中的人。因此苻坚想图谋晋朝，王猛认为不可，说谢安、桓冲是江左的希望，保存晋朝的只有这两个人。过去的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都是敌人所畏惧的人。近来刘珙可以任用却早死，张栻可以任用却被阻挠而死；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不知道可以督率各军的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是谁，敌人一向所畏惧的又是谁。

译但有人说，人的才能要使用以后才能看出来。臣听说，《记》说：“如果真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轭；如果真有话，一定会有它的声音。”如今说有这样的人，却没有听说他可以做将军、宰相，这就像有车却没有轭，有话却没有声音。况且所谓使用以后才能看出才能，如果不把他置于重大的安危关头、不让他经受重大的胜负考验，就无法看出他的作用。平时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非要等到重大安危、重大胜负之后才看出来；事情成功还算幸运，万一事情失败，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过去谢玄在北方抵御苻坚，郗超就知道他必定取胜；桓温向西讨伐李势，刘倓就知道他必定取胜。大概谢玄在穿鞋着履这些小事上，无不胜任；桓温在赌博时，如果不能取胜就不肯下注。二人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必定已经能够从细小之处考察他们的才能，然后才相信他们有大才。难道一定要大用以后才能看出来吗？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有事的第十件。希望陛下超然远望，明白地从长远处觉醒；不要以圣德崇高自矜，却不补益自己尚未做到的地方；不要倚仗中国人口繁衍、民物聚集，却不严密整治尚未完备之处；不要把天地的变异看作偶然，而应效法先王对灾异的戒惧；不要因为臣下苦口的劝谏逆耳，便不肯采纳，而应体会太宗引导臣下进谏的做法；不要把妇人进谒和近臣的政害看作小事，而应鉴察汉、唐末世造成祸乱的原因；不要认为仇敌暗中包藏祸心、没有别的企图，而应吸取宣和、政和末年受祸惨烈的教训；应当按照富弼的请求，责成大臣通晓边境事务和军务；不要因为东西二府心意不同，就不任用大臣像萧何所推重的人那样荐举谋臣良将；不要因为文武分途而使他们各走不同的道路；不要让人行贿宦官而取得旄节，重蹈唐大历年间的弊病；不要让人用财货买通近幸而取得招讨之职，重蹈梁代段凝失败的覆辙；应以重视蜀地的心情重视荆襄，使东西两方的形势相互连接；应以保卫长江的心情保卫两淮，使内外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不要认为海道没有忧患，不要认为长江可以凭恃；增加屯兵、聚集粮食，修治舰船、扼守险要。君臣所共同询问访察的，早晚所共同讲习谋求的，都应暂且放下不急迫的事务，专心研究防备敌人的策略，这样或许上可以消除天变，下可以不被敌人的奸谋所败。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枝叶；臣前面所陈述的只是枝叶罢了。所谓根本，就是君主不可以自作主张；君主一旦独断，君主就不肯承担责任，但这还没有造成祸害。至于军事，却还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我自己来忧虑”，那么今天的事情将恐怕就会类似这样。传记说：“水和树木都有本源。”圣学高明，希望陛下更加思考它的本源所在。己未年上给皇帝的书【文天祥】。

译十一月吉日，奉敕赐进士及第，臣文天祥冒死百拜，谨奉诏书向皇帝陛下献上这封书。臣只是一个疏远卑微的人，幸逢圣明之世，竟凭平庸愚昧，早早承受陛下亲自选拔。世道漫长，风尘流荡，臣在其中曾经感激奋发，认为从今以后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改变当今的风俗，一旦遇到关系天下国家的事情，便担心自己不能辱没使命。臣闭门四年，除读《礼》以外，几乎没有一天不想着为国效力。到了夏季五月，陛下临轩策问士人，偶然垂念臣，把臣从家居中召起，列入仕籍。臣恭敬地接受皇帝的命令，感激之情不能自胜。回想最初蒙受恩典时，因为被阻隔而不能入朝谢恩，只能向北遥望天路，立即奉上表章报告。又承蒙圣上慈爱，允许臣到宫阙之下拜见，这是恩德极其深厚。臣上路以来，没想到国事渐渐艰难，边境烽火突然逼近。陛下责备自己、反省自身，改正过错、重新开始，召回旧日有德之臣，斥退元恶奸臣，凡是可以上当天意、下回人心的办法，无不尽力施行。臣伏惟陛下不以自己为神圣自满，仍亲自挥写御笔，广泛发布诏书，希望内外臣民都能直言极论，对今日的国事有所补益。陛下悔悟的心意上通于天，天下人在此感服于陛下的勇气。臣刚刚来到朝廷趋前谢恩，两次读到诏书，都因此哽咽流泪。君臣之义与天地并立，何况臣蒙受的厚恩不是普通人可比；如果在这个时候默默无言，对上辜负陛下，对内辜负帝王的真心，还凭什么在天地之间饮食生活呢？因此臣不避斧钺之诛，立即奋发陈述愚拙的心意，分条列举意见献上，唯愿陛下裁察。一是简省文法以便办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从容安泰的姿态处于穆清之上的，是至尊之体。本来不幸遭逢时局艰难、兵革四起，成败在俯仰之间，变故在呼吸之间，若不采用马上治军的办法就不能成功。如今国势动荡，固然还没有达到马上治军那样紧急，但敌寇侵入腹心，事情关系宗庙社稷，陛下谋求急切拯救，不能不略微仿效马上治军的意思。如今陛下在上面焦虑劳苦，两府大臣在下面勤勉努力，不能说君臣之间没有每天计算军事实力、申明警戒的事情。然而尊卑相隔遥远，礼节又繁多。陛下清晨临朝，百官依次奉行起居之礼，宰相插笏出奏，从容之间不超过一个时辰。军国大事，即使陛下日夜与宰相急切谋划，尚且担心不能完全谋定治国断事的措施、尊奉君主保护百姓的筹划，怎么能靠片刻的交往便把它们彻底讨论清楚呢？陛下退朝用膳的闲暇，虽然有时发出内批给宰相商议，宰相也有时上奏报告，以提出自己的主张。然而天下的事情，通过当面讨论得到的，利害常常在一句话中决定；写在纸上的文字，有时反复几百句话仍然不足以说明。事情的关键相互交错，片刻时间也值得珍惜。假使宰相常常进行这样的应答周旋，那么一件事的末节，固然就会耗费一天的精力。对于机要政务，难道不会有所妨碍吗？古代天子对大臣，有时赐座，有时赐食，有时奏事直到太阳偏西，有时讨论政事直到夜半，都是为了沟通上下情意，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谋划。赐茶的典礼，五代时还存在；只是国初范质、王溥还略存形式，这件事后来便废止了。陛下不如稍微恢复古初的做法，脱去外在礼节，在宫禁中选择一个地方，召集两府大臣，每天与他们讨论军国大事。陛下赐给他们亲近密切的待遇，亲自在其中判断是非可否；众议如果一致，三省便当时拟定施行。上下同心，在赞同和否定之间，必将有超出常规的举措，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至于官员的任命，尤其关系重大。比如近来重臣建置帅府的事情，刚任命为海门统帅，随即调任建邺；刚镇守建邺，又升任上饶，布置调换像下棋一样，卯日下诏，辰日就出发，奔走听命还来不及。大的筹划尚且如此，小的迁徙调动就更多；人没有确定的意志，事情没有成形的谋划，在这样的艰危时局中，难道不会耽误事情吗？从今以后，陛下应当与大臣反复商议，某人担任何职，某人负责何事；把人物衡量得当以后再任用，把朝廷命令确定以后再发布。这样，旁观听闻的人不至于惊疑迷惑，奔走执行的人不至于迟疑徘徊；人人知道命令既然从朝廷发出就必须执行，便不会产生轻视朝廷的心；士大夫知道可以舒展才能、尽力办事，便会鞠躬尽瘁而不再观望，对于国事来说，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又如任用一个人，有时出自陛下的提拔，有时出自宰相的建议拟定；中书已经耗费文书往来，后省才送到书牍，如果有人认为不恰当，又要缴还驳正；等到不再缴驳，黄纸诏书直接下达，那个人也直接接受命令了。台谏官这才跟着提出指陈，于是造成国论纷乱，内外官职的任守调动像旅舍一样频繁。平时实行或许还有礼制可循，用在今天恐怕会耽误事机。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仿照唐代谏官随宰相入阁的旧例，命给事中、舍人、台谏官跟随两府大臣每天入禁中共同议事；其中有不可行的，应当当时提出辩论，不要退朝以后才另有后话。这样，国事没有聚众争论的讥评，皇帝的命令没有反复收回的过失，事情的机会也没有迟滞蹉跎的悔恨，难道不是简便易行吗？至于中书，是王政由此发出的地方；宰相地位重要，又是天子用来讨论治国之道、经营国家大事的人，不应屑顾其他琐事。如今宰相仓促上任，却要制伏千里之外的困难；在败坏之后才站立起来，却要负责在一天之内取得功效。即使这样做很敏捷，也不能实现大有作为。必须广泛采纳四方的谋略，尽量听取天下的意见，然后才不会在事情上失败。臣私下听说军期文书堆积如山，宰相本可用来开诚布公的岁月，却疲惫地耗费在调遣、科降等事务之间，侍从近臣也每天没有空闲相互接见。诸葛亮凭区区蜀地抗衡天下，取得十分之九的成效；推究他治理国家的大要，只是说“集中众人的思虑，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如今众人的思虑没有时间集中，忠诚有益的意见也没有时间广泛采纳。宰相不得已，只能竭尽一人之心、役使两耳两眼，每天和文书、期限、会期在无穷无尽中相互追逐。这难道是他的才能不够吗？是我朝三省制度繁密琐碎，形势本来就发展到了这一步。柳宗元说过：过失在制度，不在政事。如今的办法，只有提高六部的权力，才能清理中书的事务。如今六部所掌管的事务极其简省，其中长官和副职常有空缺。不如把尚书省六房改隶六部：吏部可以接受丞相除授的诏旨，拟发省札；兵部可以接受枢密院调遣的命令，发出符移。

译其他事权都仿照这个办法，同时多设置两府属官，如检正、都承之类；熟悉蜀地事务的设置一人，熟悉淮地事务的设置一人，熟悉各路事务的设置若干人。两府每天与属官反复切磋、讲求谋划，以治理这些敌寇，而文书往来不必参与其中。这样，大臣便有从容的闲暇，可以每天接见百官以及四方贤能俊杰。应酬事务简少，聪明才智就能保全；心志专一，利害就能审察。堵塞祸乱的道路，开启功名的门径，应当从这里开始。唯愿陛下思考。一是仿照方镇来建立守令制度。天下的大患，在于没有军队；没有军队的祸患，又是因为郡县制度的弊病。祖宗为纠正唐末五代方镇的弊病，建立了郡县分置繁密的制度，使军队和财赋全都归上层掌管，而守令不得自行专断。过去能够擅自控制数州、挟持力量与上国争衡的人，到这时都只能拱手听从约束，把铠甲收起藏起来。制度传世越久，天下越没有变乱；然而国势也因此逐渐衰弱，于是盗贼便得以在其中肆意横行。宣和、靖康以来，天下并不是没有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而各自只举一州一县的力量来抵抗敌寇锋芒，所以失败后不能支撑，疲惫于盗贼。中兴时期的大臣知道循环往复地救治弊病的方法，大概曾有人提出建立方镇的建议；错过这件事而不谋划，因循到今天，削弱而不能振作，所受的病害和从前一样。到了现在还不稍微改变，臣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作善后计。如今陛下命令重臣建立宣阃，节制江东、江西各州的官民、军队和财赋，全部听从调遣；朝廷谋划深远，大概已经掌握方镇的大意了。然而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虽然重大，体统却不明确。比如同一项军队和财赋，宣阃正要调拨给各司，各司又另行差遣；开始发出的指挥彼此不相照应，下面承接执行时，究竟应当听从谁呢？今天的事情，只有略微仿照方镇旧有的规制，划分地区、建立守镇，才可以舒缓祸患。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州相邻，朝廷既然倾尽全国力量前往，这姑且不论。只说敌寇到湖南的，已经逼近堂奥；除此之外的八州，布置安排也不能草率。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处于冲要；敌军用兵的规律常常有所避忌：避开八桂就从清湘出来，避开长沙就从衡阳出来。如今宜春被认为有军队，只有庐陵仍然没有防备；舍弃坚固之处而攻击薄弱之处，放弃实处而攻击虚处，敌人既然认为这样是取胜之策，那么避开宜春而趋向庐陵，其计谋一定会从这里出发。州县的力量有限，守令的权势一向微弱；敌人到一座城，便使一座城遭到创伤残破；到一个县，便使一个县荡然溃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人的过错。如果不另立规模，怎么能够平定祸乱？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在吉州建立一镇，把建昌、南安、赣州隶属于它；在袁州建立一镇，把临江、抚州、瑞州隶属于它。选择当今熟悉军事而有声望的人，各自让他统率四州办事。这四州的官吏，允许统帅自行征辟；现在任职的人，或留或去，全由帅府决定；离任者命令他们登记到别路另行差遣。这四州的财赋，允许自行使用、自行交纳；事情一开始，上供的各种名目全部交给帅府；在交付事务以前已经没有解送的数目，也允许截留。这四州的军队，现在属于伍符的必定寡弱而不能振作；现在实行团结的必定分散而不整齐；允许在伍符、团结之外另行安排，收取民丁作为军队。一个州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得到三个州稍微宽缓的力量来帮助；三个州宽缓时，可以由一个州承担它的紧急情况，不留下后顾之忧。不到二三个月，像吉州、袁州这样的地方，气势应当自然不同。照此实行，江东、广东没有不可行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郡县、方镇的制度，到了末端都有弊病；圣人可贵之处，只在于能够通权达变、推移调整。因此郡县制度用来纠正方镇权力偏重，方镇制度用来挽救郡县积久的轻弱。如今郡县的权力太轻了，所以建立方镇制度，稍微改变它琐碎而不足凭恃的形势，确实是今天第一等重要的事情。陛下一旦提出超出常规的见解，不按资历次序提拔几名沉着果断、英明勇决的人，委任他们统领数镇，使各自替国家担当一面，那么郡县之间的文书往来不至于过于繁密，事权不至于过于分散，军队和财赋便能自由调动，不至于迟重而难以举措。数旬数月之间，天下雷动云集，纷纷响应、如影随形，把敌寇驱逐出境；即使因此取得中原，也完全可以做到，还何必惴惴不安地忧虑宗社呢？三是通过团结乡兵来抽调兵员。抽调兵员的说法，臣前面已经说到了开端，但具体条目还没有全部陈述，请允许臣再说。向百姓中征取兵员，是周代井田制、唐代府兵制留下的办法。如今使者四处出发，分头巡视营阵，让各处自行团结，作为保卫乡里的力量；在快速行动中，这大概也算是善于行军步战，然而实际上没有益处。近来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把这件事下达，里胥挨家挨户走访，拿着笔抄录户口，说这是官府的命令，各家分别编为保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不久把名册上交官府，又在道路两旁的墙壁上涂白作记号，把人户按甲分成五户、五户，写作保伍。古人所谓的保伍，不过如此罢了。臣居住在庐陵，往往有敌寇警报时，乡里又组织所谓义丁。有一天，隅总敲击梆子向一方人报告说：“敌寇来了，你们不要离开各自的地方。”大家约定某日聚集在某处，练习守望的方法。到了那天，便杀牛、滤酒等待；按照各自所穿的衣服，凭借各自所持的武器，再把他们大致编成队伍，遍布村落、田野、水井、聚居处之间；一会儿聚集，一会儿解散，义丁也不过如此罢了。如今朝廷命令使者在州县组织团结，奉诏实行，推算其规制和安排，应当比臣所说的更加严密。然而某处有若干人，另一处又有若干人，属县合并文状名册上报郡府，郡府再合并文状名册上报朝廷，计算人数自然不少。但分开时，分散而不统一；合在一起时，人数多而不精锐。所以在分散的时候，乡村无法与镇市相通，镇市无法与城郭相通。敌寇突然到来，某一方力量不能抵敌，形势不能支撑；老弱还来不及挑选，训练还来不及施行；即使有金鼓旗帜等物，也不知道坐、作、进、退的节度。

译即使有城池、山岭、湖泽的险要，也不知道防备、抵御、攻击、守卫的方法。况且百姓聚集时，如果让他们自己储备粮食、准备饮食，就有不能依靠官府供给的地方；没有供给，就无法供应；即使有供给，又不能长久。因此臣说这是没有益处的。前面所说的有时一千人、有时几百人，是隅总一天之内能够辨别和管理的。如今提出建议的人没有察觉聚集容易、使用困难，增加兵额只是有名无实，抵御敌寇却没有实际力量，竟想根据他们团结人数的多寡，升降有关官员的官职和赏赐来加以劝励；还以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或许可以驱使他们到别处。贾谊说过，这些都不是事实，而是懂得治理乱世根本道理的话。陛下如果真能委任数州建立一个方镇，不如让担任统帅的人从团结的人中，每二十户抽取一人，编入军籍，以备军用。一个郡有二十万户，就可以得到一万精兵，依此类推实行；各州则一个镇的新兵应当不少于二三万人。州郡现有的租赋，可以用来供应军粮；现有的财利，可以用来供给军需。古人抽取丁壮的办法，有时从三家取一人，有时从五家取一人。如今官府收取他们的米粮来作为供养，收取他们的钱财来作为军用，既然食用他们的劳力不相称，又加重徭役来役使他们。只要从二十家中选取一家，人数就少而容易办成。州县发出征召，不会有什么困难，几个月内这件事一定能够完成。作为主帅的，教练他们使他们达到精熟，激励他们使他们发挥锐气。他们熟悉山川地势，熟悉民情，彼此以生死相托；交锋之际，面貌彼此认识，声音彼此呼应。这样一支军队，一个镇拥有两三万人，便应当威严凛然，足以抵挡一个敌国。把各路列镇合起来，精兵即使有十多万也是可以做到的。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计算他的军队还不到二十万人。假如我在各阃之外另得到十万精兵，那么向哪里进攻会不可以呢？有人说，国家的经常性开支都靠供给，州县的财赋各有固定名目。如今上游的战事还没有解决，江淮的馈运仍照旧进行；若把这些财力物力转来供给方镇军队，各阃的军费又怎么办呢？唉！选择祸害，不如选择较轻的；选择利益，不如选择较大的。我对此已经审慎筹划过了。京湖的道路既已阻塞，那么即使想漕运，船只也不能向前行驶；江广的防备既已空虚，那么即使有财赋，土地也不能自行保全。与其束手无策，把财物输送给敌人，哪里比得上变通办法，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或许还能把敌人驱逐出去呢？况且江广既然保全，那么我国境内能够正常供给赋税的地方还很多。陛下遭逢这样的厄运，不得不勉力自行节省缩减，委曲求全地通融办理，从多方面救济各阃的急需，支撑过这一年半载，等敌寇必然逐渐被消灭，然后恢复各郡县的整治，恢复国家的经常制度，也还不算晚。否则，恐怕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只愿陛下深思并赶快谋划此事。第四，打破资格限制来任用人才。本朝任用人才，专门遵守资格制度，这是祖宗的深意，原本是要使天下人才得到历练。世上即使有贤明忠智之人、英伟奇杰之士，也一定要经过多次升迁、熟悉各种经历，积累长期劳绩，之后才能到达高位；这样可以养成远大的气概，消除侥幸求进的风气，对人才和世道都有好处。然而它的弊端是：有才能的人常常因为没有达到资格而不能升迁，不肖之徒却常常因为不触犯资格法令而得到重用。天下一旦发生变故，竟由不肖之徒承担，而有才之人只能拱手旁观。因此常常给国家留下忧患。我常见近年来边疆偶然缺少一位主帅时，陛下彷徨四顾，不知把印信交给谁，只好临时安排应急，往往不得已选取有监司风力的人担任。赵魏老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陛下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别人的资格或许还未达到，而他正好具备资格，即使他的才能或许有所不足，也还想着境外没有事情，侥幸不至于败坏失职。等到他败坏失职时，就仓促变更人选，往往到了失声变色才停止。唉，这是太平时代拘泥牵制的弊病。如今天下的时势已经严重溃决，一旦有所迟误，事情就关系到国家存亡；百夫长不可轻率选择将领，一座营垒也不可轻率交给守将，更何况重大职位呢？如今自朝郎以上，凡是朝廷内的卿、监、侍从，外面的监司、郡守，佩着紫绶朱绶，呼喝着车马仪仗出行的，不知有多少人。假使其中果真有非凡才能、能够担任将帅的人，那么他的声望和实际能力都很优越，资格也相称，一旦举荐他把他置于万夫长、百将之上，谁会说不可以呢？但我料想陛下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宗社安危的关键，不能轻易决定在一个庸碌而仅有资格的人手中。世上能够辨明事务的人本来很多。三辰运行失常时，可以起用士人做宰相；蛮夷侵扰华夏时，可以提拔士卒做将领。事情本来就应当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势来论断。如今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还拘拘谨谨、孤立地困守在资格末节上？我观察州县之间，凡是僚属中的小官，奔走于繁重复杂事务中的，确实很多。荐举引进的制度渐渐被私人关系败坏，改官的资格大多被权势显要之人占据。寒微之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出仕而担当大事的人吗？三年一次贡士，庸庸碌碌而成事的人很多，但那些在乡里有气概、有才识、有声望的人，竟连一封荐书的名额也得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像在隆中抱膝而居、手执策杖来到军门的人，本来都只是穿着儒服、戴着儒冠的读书人。今天的士人，就是将来的官员；今天的小官，就是将来做公卿的人。天下有事，凡是能够担当重任、开创新局面、排除困难、解决纷争的，只有看他的才能。本来明知某人有才能，却因为资格限制而不能任用，于是也只好姑且弃置不用。这就是豪杰之士在世局变化之际痛心疾首的原因。陛下如果建立方镇、收罗人才，我希望陛下明令有关部门，稍微解除绳墨般的限制，把英豪从资格之外选拔出来，重用他们的职责，却暂且轻授他们官阶；等他们建立功劳，再逐渐增加官阶，而不要调换他们所任的职位。汉、唐的法度较为疏阔，所以当时的人才常常卓异豪放而不受拘束。本朝以道义立国，以儒术建立政治，那么也不应取法那种做法。然而到了今天事变纷纷发生、人才零落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呢？至于各州的义甲，各有土豪；各峒的壮丁，各有首领。他们在一州之中享有声望，成为众人领袖，其中大概有豪勇武略、卓异出众的人，可以充任统领之职。一旦选拔他们担任百校之长，将帅就可以从这些人中产生。那些聪颖奇异、通达敏捷的人，把他们引入帷幄之间，参与宴饮筹策的机密；再从中选拔最优秀的，交给他们治理百姓、担当社稷的重任，那么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至于山岩中的百姓、市井中的无赖、受过刑的人、盗贼之类，他们的胆量勇力足以冲在最前面，他们的智谋辩才和机警足以充当间谍；任用贪婪的人去办事，任用愚笨的人去办事，任用奸诈的人去办事，任用勇猛的人去办事，那么各种人的计谋和力量都能为我所用。过去的方镇，依靠当地土地取得粮食，使用当地百姓，安抚士大夫，驱使那些身强力壮、勇武有力的人，所以即使只凭小小的地盘，也常常足以同天下争雄。如今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陛下仿照着实行，那么我们的规模和气势本来已经比前日的衰弱大有改变了。只愿陛下仔细筹划，臣就十分感激。古代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常有敌国相持的忧虑；然而处在四面受敌的要冲，即使将领受挫、军队溃败，屡次兴起又屡次倒下，国家最终仍不可动摇，正是因为卓然有所树立。如今陛下奋发振作，作出英明决断，显著地悔悟，想要洗除旧日污垢、革除积久弊病，如同雷霆风雨一齐奔腾而来，无法抵御。陛下也在寻求使国家自立的方法，只是还没有找到途径。自立的方法，就是臣先前所进献的几条意见。不过，臣料想陛下不能实行它们，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悔悟的意思还没有真正显明。奸人执掌国政，把天下敢于发言的士人指为沽名钓誉、喧哗争竞的人；如果沽名喧竞之徒一直留在朝廷，那么清正舆论所带来的福祉，陛下必然能够享有，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只是流言浸润、肤受之言造成的毒害已经很深，后来陛下又把人才全部驱逐出去。陛下如今既然已经悔悟了，可是受急诏召见的人，大多还不如前日；那些被排斥、流落在外的人，有人因此认为陛下仍然害怕他们不能安分恭顺。这次今日的祸乱，正是所谓“安分恭顺”的回报。难道陛下还要爱护那些表面上装作安分恭顺的人吗？这是悔悟尚未显明的第一点。三四年前，缙绅中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议论政事的人，已经被奸人排斥；学校里的士人仍然不断叩击宫门，苦苦进谏而不停止。奸人痛恨他们已经造成危害，便借学法之名，特别着意于禁止上书这一条，后来陛下的言路就完全堵塞了。陛下如今既已悔悟，然而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出一句话来挽救日益衰败的祸患，只有学校里的士人不怕恳切陈说。那些人所陈述的意见固然有不完全切实之处，陛下为什么不选择其中好的而实行呢？这是悔悟尚未显明的第二点。如今有这样一个人，沉溺于酒色而自己不知道，元气日益从内部耗损，外来的邪气日益从外部冲击，四肢百骸几乎要解体。一天忽然大大悔悟，亲自创痛于自己沉溺酒色的过错，并让替他驾车、服侍他的朋友和仆人都能够尽力攻击他的缺点，那么替自身打算已经太晚了。然而他知道沉溺是疾病，却还忌讳它的来源，这说明病根本来仍在。人并不是不知道爱护自身；他忌讳病根而不肯彻底除去，是只看重小处而忘记了大处。陛下拯救社稷比拯救自身更为重要，那么病根所在，还有什么可顾惜而不除去的呢？高宗皇帝经历麦饭豆粥的艰苦，建立了东南地区一百四十年太平的根基。陛下继承无疆的大历服，所应当抚慰爱养百姓、培植亿万年宏大的天命福祉，更应加倍用力。不幸近来中外怨恨叛乱，我们的百姓竟自引来盗寇入室，图谋危害国家，发展到今天，远近之人都为此挑担背负宗社，国家几乎像系在旒带上的玉串一样危急。天下人追究这场失败的原因，认为是聚敛造成的过错；而聚敛之事使全国愤怒责骂，认为它是由陛下身边的人倡导的。这个人窃取玩弄威权，使圣德蒙受牵累；他凶恶的气焰、威势和恶行，蛀蚀国家、危害百姓，臣不能一一列举。单是他挽起衣袖聚敛钱财、招集奸邪凶恶之徒，使陛下失去民心、失去土地，给宗社留下不可预测的忧患，这一项罪过就没有比它更重的了。赵简子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问：“是要把那里弄得像抽茧剥丝一样搜刮，还是要作为保障之地呢？”简子说：“作为保障之地。”古代替天下筹划的人，不屑于计较眼前小利，只图谋长远；不满足于目前的索取，常常担心一旦发生的祸患。所以即使赵简子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夫，尹铎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吏，他们所谋划的事情仍然能够想到这一层。国家这样大的事业，不能像乡野老翁那样自行处置。后世的君主想要使天下富足强盛，固然有时会采用聚敛财物的办法。然而抽茧剥丝自有抽茧剥丝，保障之地自有保障之地。为什么让一个受过刑的人谋划不善，率领天下人共同奔向抽茧剥丝的目标，连保障之地也不能幸免呢？等到抽茧剥丝的毒害无法忍受时，保障之地的祸患也就不可收拾了。陛下近来屡次从内帑拿出金帛，分给各司，希望能够救济灾难。然而调度正十分紧张，战争又不能停止。前日聚敛所得还不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今天救济保障之地的费用大概已经达到千万亿秭，仍然没有止境。唉！是谁制造了祸患的根源，使它至今成为阻碍？假使这个人没有用聚敛搜刮的办法，砍伐祖宗深厚宽大的仁德；没有损害陛下神明英武的德性，那么他一定不会任意登记百姓财产送入修内司，不会强行夺取民产充实御庄，不会以不平等的价格经营西园，把内外贪婪沉溺之徒都纳入宠幸之中，不会同南牙勾结，打开朝廷污浊的门户。这样，奸人一定不能窃据相位、安置私人；这样，强横暴虐、贪婪苛取之流一定不能列入缙绅之中，玷污节钺。这样，各郡就会有贤能的郡守，各路就会有贤能的监司，他们一定不会侵吞百姓财物来结交北司，不会剥削民众来满足内廷进献；民心一定不会发生变化，宗社一定不会有危险。如今朝廷知道江阃残酷掠取渔船，所以我们的人做了敌人的向导，才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这几年来，外面的监司、郡守为了求得结交和应奉，什么都不顾惜，因而丧失了我百姓拥戴宋朝、别无二心的心意，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江阃的事情只是偶然显露出来罢了。如今议论者追究并诉说江阃的罪过，即使死了也罪责有余。那么，使士大夫糊里糊涂地从事聚敛，严重丧失民心，激使天下人都像臣所指的那个人一样各自怀有怨恨叛逆之心的人，死一次哪里值得一提呢？况且奸人入相时，假如不是有这个人掌管事务，与他内外相应，蒙蔽陛下的聪明，暗中替他游说扬名，使陛下开始信任他，那么贤者一定不会因为沽名而遭受中伤，进谏者一定不会因为喧哗争竞而被驱逐，学校中主持公论的人一定不会因为喧闹强横而遭祸，士大夫中秉持正直节操的人一定不会因为贪赃而被定罪。朝廷清明统一，言路光明，邪人又从哪里显赫张扬？百姓的疾苦又从哪里被堵塞隔绝？人民离散而陛下为什么不会觉察？敌寇到来而陛下为什么不会知道？奸人依靠陛下的恩宠，把陛下当作他的后台，因此颠倒宇宙、扰乱天下而毫无顾忌。

译使陛下今天在天地面前诉说自己的过错，在祖宗面前感到惭愧，在人民那里结下怨恨，在敌人那里受到侮辱，难道只是一个奸人造成的吗？推究实情而定罪，后台支持奸人的人罪责最重，奸人次之。庄周说：“兵器没有比心志更惨酷的，镆铘剑还在其次。”意思是，刺人杀人，关键不在手，而在于心；不在锋刃，而在于使用锋刃的意图。奸人就是镆铘剑，后台支持奸人的人就是心志。如今国势危急疑惧，人心动荡不安。陛下作为中国的君主，就应当守护中国；作为百姓的父母，就应当保卫百姓。况且三江五湖的险要还没有失守，六军百将的雄威也并不弱小。陛下卧薪以激励他们勤勉，拍击桌案以振奋他们的勇气。上天已经悔祸，人心同仇敌忾，敌寇叛逆很快就会死灭。有人说，那个人铺陈夸大惊恐忧患，用来阻挠陛下驱除敌寇的志向；处置事情软弱，将要误导陛下采取离开邠地那样的行动。他在前些日子说：“我能替君主办事，充实府库来盗取他的权力。”到了今天，却献出小心谨慎的姿态，表现出一点小才干，使陛下以为在缓急关头可以依靠他，以此巩固自己的宠幸。假如不是陛下斟酌国事，坚定谋划，作出至死不离职守的打算，那么一旦试行他的主张，六军一出动，变化就会从不可预料的地方发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恐怕京师中被弄得血肉横飞的人，如今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小人误国的用心，难道不该尽数诛杀吗？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事情已经十分紧急。如果不斩杀董宋臣，以向宗庙神灵谢罪，以消解中外的怨怒，以彰明陛下确实悔悟，那么中书省的政令必然会受到阻挠而不能施行，贤者的车驾必然有所顾忌而不敢到来。京城百姓的异议从哪里消除？敌人的心胆从哪里震破？将士忠义的气概从哪里激发？军民感动流泪的力量从哪里奋发？祸难到来之后，就不会有很快平息的日子了。千金之家得到一个童仆，稍微能够满足自己的私用，即使他对家庭有害，也不忍心立即赶走。何况那个人供职的年月已经很久，求怜乞恩的恳切情状也已经使人熟悉。陛下天性资质仁厚，难道忍心突然让他死心吗？然而宗社大事重要，左右近臣的恩情轻微；蛀蚀百姓、贻误国家的罪过深重，迎合圣意、顺从脸色的宠爱浅薄。伏望陛下为了宗庙社稷，割舍私爱，勉强听从公议。请把臣这篇奏章下交有关部门，揭露他的罪恶，按照法典公开正法，把他的首级传示三军。若这样处理此人，天下却不震动，人心却不喜悦，将士却不感动流泪而思奋勇，敌人却不惊骇而谋求退走，难道可能吗？人心和天理，难道可以磨灭吗？天经地义，难道可以消尽吗？臣不相信。臣曾读诸葛亮《出师表》，每每读到都满卷哀愤，为他的用心而悲伤。诸葛亮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表彰、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尽忠行善，就应交给有关部门论定刑罚或奖赏，以显示公平严明的治理。”诸葛亮将要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清除奸邪凶恶，兴复汉室；这件事对于宫中、府中的政务，本来似乎没有关系，他却偏偏把这件事放在最先，实在是因为社稷安危的权柄、国家存亡的缘故，并不在境外侵犯逼迫的敌寇，而在于内部的阴险邪恶之人常常掌握着关键。这就是诸葛亮深深权衡内外、本末的道理，所以先堵塞祸乱的根源。如今臣从上面的朝廷到下面的州县，把规划的规模、细节和条理，为辅助内修外攘所提出的一套方案，已经大略完备了。臣在末尾献上自己的狂妄愚见，仍然对诸葛亮所说的这些细小功劳有所疑惑，哪里敢拿诸葛亮来作证？只是臣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心情，正是诸葛亮的心情。臣并非不知道，臣是被疏远的人，指陈没有根据，触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即使侥幸得到宽赦而不被诛杀，左右近臣痛恨臣的言论，臣也将不能免祸。然而臣之所以不顾危险和死亡，宁愿以自身触犯不可预测的锋刃，是因为在义与命的关头，臣已经作出了明确选择。如今社稷震动，君父惊忧，这正是所谓危急存亡的时刻。臣接受任职成为臣子，愿与国家同甘共苦，亲眼看见外患如燎原之火，而内部的祸根又重新扎根蔓延；祸患一旦泛滥，灾难就没有尽头。臣早晚都有一死，与其畏惧权势的威严、忧虑个人的灾祸，闭口不言，坐等国家遭难之后再死，哪里比得上冒死进言一句，使天听有所感悟呢？如果陛下认为臣狂妄而杀掉臣，臣本来已经料定自己一死；万一陛下察知臣的忠心，实行臣的建议，使宗社获得幸免，那么臣就能同国家共享荣耀。在同样都是一死之中，又有一条生路，这就是臣流泪叹息、面向宫阙恳切陈情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冒犯天威，惶恐震惧，谨在私室中等待威严的命令降下。臣怀着仰望上天、瞻望圣主的激切惶惧之情，实在无法尽述。臣某冒死百拜上书。皇帝没有答复，不久后授任为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四 （明）贺复征编 ○上书十九 《上太祖高皇帝书》【明·叶居升】

译臣历观汉、晋、唐、宋各代，都有灾异变故，起初是因为刑法政令失当、贤能与愚庸颠倒，最终导致纲纪不振；有时政权失于权臣，有时权势转移到方镇；祸患不是由女祸产生，就是困于敌国。上下苟且偷安，勉强延续年月，谏书屡次上奏，却从来没有人省察；上天在上面显示变异而人不知道警戒，百姓在下面怨恨而人不知道抚恤，天下已经败坏却没有人能够挽救。臣每次读史读到这些地方，没有不咬牙切齿、内心激愤的，不只是长声叹息而已。到了元朝末年，天人厌弃祸乱已经到了极点，上天命令一位具有圣明神武、文治武功资质的真人出现，扫除乱局，天下四海的英雄都安坐而被召到宫阙之下，沙漠边远地区没有不臣服的；他正宵衣旰食，谋求雍和熙盛的治理。凡是汉、晋、唐、宋的过失，如今都没有了，然而上天却在上面显示变异，以至日月星辰运行失序，难道是上天鉴察前代的过失，矫正弊病时又做得过头了吗？汉代贾山说过：“忠臣侍奉君主，言语过于切直就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不够切直又不能阐明道理。明主急于听到的，正是忠臣冒死竭力进言的内容。”臣如今有些如樵夫野老般浅陋的意见，虽然不足以阐明大道，仍冒昧地切直说出，或许可以尽到忠臣侍奉明主的心意吧？臣听说，王者的心意向上与天相通，王者的行动向上与天相应；要考察天下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只要从王者那里寻找端倪就可以了。天的阴阳五行、日月星辰，是可以看见的。假使阴阳交合和谐，五行运行有序，日月星辰各得其常，那么天下即使还没有治理完善，也可以说是得到治理了。阴阳错乱，五行失去次序，日月星辰运行失常，那么天下即使没有事情，也可以说没有治理好。考察天道，观察人事，然后才能验证治乱的实际情况。臣观察当今的事情，做得过头的有三件：一是分封太过奢侈，二是使用刑罚过于繁多，三是求取治理成效过于急迫。凭什么说明呢？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臣子的象征；五星，是卿士和庶人的象征。臣愚昧，不懂星象之术，姑且根据经传中听到的说法，并摘取前代已经实行的得失来议论。《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这也是正常的；但若阴盛阳衰，就是不善了。”如今月亮受刑，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说日月互相刑克，就意味着月亮敢于抗拒太阳，臣子敢于抗拒君主。臣仔细观察，主上拥有天下以来，扫除群雄如同踩倒草芥，包容驾驭豪杰如同臂使手指；如今公卿大臣数十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朝廷只派一个使者去召唤他们，他们就拱手听命，没有人敢迟延，何况敢于抗衡呢？能够抗衡吗？《左传》说：“都城超过百雉，就是国家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得超过九分之一，使上下等级有差别，各自都有确定的制度；上级能够兼制下级，下级不能兼并上级，这大概是为了强化中央、削弱地方，遏制祸乱的根源，尊崇治理的根本。国家分割土地实行分封，使各位藩王都有自己的封地，用来建立屏藩，恢复古代制度，大概是要惩戒宋、元孤立宗室、宗室不能振作的弊病。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等国，几乎把各自土地全部拿来分封；它们都城宫室的制度，宽狭大小仅次于天子的都城，又赐给他们众多的甲兵卫士。臣恐怕几代以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那时再削减他们的土地、夺取他们的权力，就会激起他们的怨恨，如同汉代七国、晋代诸王那样；否则就会凭借险要争夺抗衡的地位，或者拥兵入朝，严重时还会乘间而起，到那时防备也来不及了。这难道是皇天眷顾得太过，或者借日月相刑的天象来谴责警告吗？如今议论者说：“各位藩王都是天子的亲生儿子，都是皇太子的亲骨肉；封地即使广大，制度即使奢侈，所谓犬牙交错、盘石相安的宗室，天下都服从他们的强大，哪里会有抗衡的道理呢？”

译《尚书》说：“爵位只有五等，土地分为三等。” 如今王也是一种爵位，汉代称诸侯王，也不过是三等土地中的一种地位罢了。礼制没有比等级区分更重要的了。如果王侯之国与京畿相同，就成了并列的诸国，还有什么君臣的区别呢？如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等国，都连带拥有几十座城，又给予他们优厚的制度，借给他们兵力，议论者为什么不摘取汉、晋的事例来观察呢？孝景皇帝是汉高皇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当时一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立即发动军队向西进攻。晋代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换了几代之后，轮流拥兵危害王室，终于酿成五胡纷扰的祸患。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即产生；援引古事证明今天的情形，实在明白清楚。这就是臣认为分封做得太过的原因吗？从前贾谊劝汉文帝早日分割各国土地，使土地空置以等待诸王的子孙，认为力量小就容易用义理驱使，国家小就没有邪心。假使文帝完全听从贾谊的建议，就一定不会有七国之祸。希望趁各位藩王尚未前往封国之前，限制他们都邑的制度，减少他们的卫兵，限定他们的疆界，也用来等待封给诸王的子孙。这一制度确定之后，那么诸王中有圣贤德行的人，可以入朝担任辅相；其余人世代成为藩屏辅佐，可以同国家共享安乐，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割舍一时的恩情，来谋求万世的利益，以消除天变、安定社稷，天下就大幸了。臣又考察历代开国的君主，没有不是因为崇尚德政、宽缓刑罚而赢得民心的，也没有不是因为专门施行刑罚而失去民心的。国运的长短，全都由此决定。三代、秦、汉、隋、唐享国年数，都记载在典籍中，明白可见。原因是什么呢？《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恶，叫作义。”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地好生的心意以及圣人守住君位的办法。然而“禁止百姓作恶”的义理特意放在最后，是说明刑罚实在不得已才使用，而不是专门依靠刑罚。古代判处死刑时，天子为此撤去音乐、减少膳食，把悲痛怜悯的意思寄寓其中，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立官长来治理他们、教导养育他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不幸有人不遵守教化，陷入罪行之中，这才不得不对他施刑。所以古代仁爱深厚，浸润到百姓的肌肤，深入到百姓的骨髓；百姓思念这种德泽，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因此他们的子孙享有国运，长的有六七百年，近的也有三四百年，难道只是偶然吗？如今议论者说：“宋、元中期以后，纲纪不振，只是一味姑息，赏罚没有章法，以至于亡国。”这是实行小仁而毁灭大义，虽然拥有君位，却不能守住它。主上正是要痛切惩治这种弊病并加以矫正。因此制定不可宽宥的刑罚，权宜采用神奇变化的法令，使人知道畏惧而又无法预料其端绪。臣听说，开创基业的君主，要给百世留下典范，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准绳，使子孙有所遵守。何况刑罚是百姓的生死所系，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刑罚贵在适中，过分或不足，都不是上天讨伐有罪者的本意。假使刑政不能建立，强暴之人可以互相凌辱，那么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于是刑法繁琐苛刻，政治操之过急，百姓就无处安放手脚了。姑且就当今刑法来说，笞、杖、徒、流、死，是如今的五刑。使用这五刑，既不徇私宽贷，一概出于大公至正，本来也可以。然而施刑之时，常常出自圣上的心意，致使审理狱讼的官吏务求深文周纳，以迎合上意。苛刻的人多能获得功劳，公平的人多遭受罪责，有时甚至以赃罪数量的多少来评定高下。想要审理狱讼公平公允，难道容易做到吗？近来特旨规定，犯杂罪而判死刑的人免死充军，其余罪犯依次仿照流刑、徒刑的法律；又删定旧律各条，按不同等级减轻宽宥。这样逐渐显现出宽宥的情形，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而主上好生的仁德已经和蔼地布满天下了。然而还没有听说有命令告诫审理狱讼务必遵从公平公允的条文，所以法司审理案件仍然沿袭旧日弊病，虽然有宽宥的名义，却没有看到宽宥的实际。所谓实际，确实在主上，而不在臣下。因此，必须有“有罪可疑便从轻处理”的意思，然后好生的德泽才会通达于民心；必须有“王者三宥”的宽仁，然后才能制定刑罚政令，之后才会有监狱空虚的效果。这不是浅薄地就能达到的。唐太宗皇帝对侍臣说：“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疫病，并不是希望害人，只是希望棺材能够卖掉而获利罢了。如今法司审查处理一宗案件，一定要寻求深文来完成考核，现在应当制定什么办法，才能使审理公平公允呢？”太宗纠正隋朝的暴虐，刑法务求宽宥，尚且担心发生这种事情，何况如今制定严密法律来矫正宽纵，能没有这种过失吗？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古代做士人的，以列入仕籍为荣耀，以罢职后不再叙用为耻辱。如今做士人的，以混迹其间而不被注意为福，以受到玷污而没有辱名为幸；把被发往屯田、服工役看作必然招致的罪罚，把遭受鞭笞捶打看作平常的耻辱。起初，朝廷从天下搜罗士人，广泛网罗、搜取，务求没有遗漏。有关部门催促逼迫他们上路，像逮捕重罪囚犯一样。等到他们抵达京师，授官又多半根据相貌选取，所以所学的或许不是他们所听闻的，所任用的或许又不是他们所学的。等到做官以后，一举一动稍微触犯法律，假如侥幸免于诛杀，就一定会被处以屯田、工役之类的罪罚。所谓取用时搜刮得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使用时却像泥沙一样随意挥霍，大多已经成为常规，稍微有一点也不顾惜。然而这难道也是君主乐意做的事情吗？是希望人们畏惧而不敢犯法。臣痛切地看到，近年来诛杀也不能说少了，但犯法的人却接连不断。难道是下面的人不害怕法律吗？实在是因为激浊扬清没有明确实行，善恶贤愚没有区别。评议贤能的制度既已废弃，以至于人们不再自我勉励，行善的人也懈怠了。宋代程颐说过：“君子和小人常常各占一半。天下太平时，小人多被感化成为君子，君子多于小人；天下动乱时，君子多被感化成为小人，小人多于君子。”这句话说明在上位的人能够对他们加以教化。假如有一个人，廉洁如伯夷、叔齐，智慧如张良、陈平，只是偶然一次不谨慎，稍微触犯了法律，在上位的人将要记录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而任用他吗？还是要舍弃他的长处，挑出他的短处而把他交付法律呢？假如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那么具有中等才质的人就会争相以廉洁、智慧自许，成为有用的君子。

译假如只取他的短处、抛弃他的长处，那么行善的人都会说：“某人那样廉洁，某人那样聪明，只稍微不合乎法律，朝廷就一点也不宽贷，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呢？”这就使如今身居官位的人大多没有廉耻；尚未做官时，就修养自身、谨慎畏惧，举动都遵守法律；一旦进入官场，就因为禁网严密、朝不保夕，于是抛弃了廉耻。有些人从事搜刮剥削，以准备屯田、工役的物资，大多都是这种情况。这难道不是使用刑罚过于繁琐吗？汉代曾经把大族迁徙到山陵附近，却没有听说把罪犯充实到那里。如今凤阳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却一概让罪犯居住，使怨叹愁苦的声音充满园邑；朝廷知道这不合乎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近来下令允许其中愿意加入军籍的人自行选择，也有免罪复官的，但仍听说把其余成年男丁和家小拘留在屯田处。罪犯的家长既然已经赦免，并且还把政务交给他，余下的成年男丁和家小又有什么罪呢？摧毁强敌营垒时，应当扬起精兵、擂响战鼓，振奋三军士气，进攻必定攻克，擒拿必定俘获，这样做才可以。如今贼人伪称四大王，突然逃窜于山谷之中，像狐狸、老鼠一样没有固定巢穴可以追捕；用计谋捕获他，或许还可以成功。却竟然劳师动众派重兵去讨伐他们；他们惊骇溃散，再加上深林大壑、人的足迹无法追踪的地方，和他们比拼奔走，他们走熟路而行动轻快；和他们较量生死，他们抱着必死的气势。三军将士中，谁肯舍生忘死与他们争斗呢？如今捕捉他们已经数年，既然没有办法，却反而把罪过归咎于新近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把他们迁徙，使四千里之地受到骚扰，鸡犬都不得安宁。何况新近归附的百姓，前些日子因兵乱流离到别处，朝廷允许他们恢复产业、返回故乡；如今既已编入户籍，却又把登记的数量全部取出迁走，这就是法律在百姓中失去信用。先有户口，之后田野才能开辟；田野开辟，之后赋税才能增加。如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为了这个。近来已经缴纳税粮的人家，虽然承蒙特旨分散释放、返回家中，但他们心里仍然不安；那些已经登记的户口，虽蒙怜恤，却被留在开封等待处置。如今军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道该怎么办，谣言使人惊动。何况太原各郡处于外界边境，民心如此，实在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臣恐怕从此以后，北方各郡的户口再也不会增加了。为什么呢？小民容易动荡而难以安定，如今百姓以为新近登记入籍便会被官府迁徙；他们不再申报，反而容易逃亡藏匿。如果想要迁徙，就一概迁走，那我为什么要先承受这种灾祸呢？凡此种种，都是臣所说的做得过头、足以招致灾异的事情，尚未见到它们能够凝聚民心、延长国运。晋代郭璞说过：“阴阳错乱，都是烦琐刑罚造成的。”如今的天变，难道不是烦琐刑罚造成的吗？臣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当顾全大局，宽赦小过，明令天下，修订并实行八议之法，严禁苛刻深文的官吏；审断案件公平公允的，就破格升迁；苛刻残酷、聚敛财物的，就罢免贬黜。凤阳屯田制度下，现任官员的家小被留在屯田处的，应听任他们耕种；已经开始征科、已经登记的户口，凡现今留在开封的，都应全部释放，使他们恢复产业、承担差役。这样，君主足以发扬好生的德行，树立国运长久的福祉，百姓自然安定，天变自然消除。从前周朝自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之后，教化才大为施行；汉朝自高帝到文帝、景帝之后，才号称富足。文王、武王、高帝的才能，并不是不能使教化施行、达到富足，只是天下的治乱、气运的转移、人心的趋向，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达到治理的道路，本来就不可能骤然完成。如今国家建元九年，到现在为止，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大定，纲纪大为端正，法令修明，也可以说是安定了。可是主上焦急地认为民俗日益浇薄，人们不知道畏惧；法令一出台，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兴起。因此有早晨诛杀、晚上又犯法的人，有昨天刚被提升、今天就被杀戮的人，甚至命令下达后很快又修改，已经赦免又重新收捕，天下臣民没有人知道该听从什么，不能彼此安定，这很不符合主上求取治理的心意。臣愚昧地认为，天下趋向治理，就像坚冰将要融化一样。冰冻坚硬，不是太阳一天的光照就能消融的；阳气发生，土壤脉络稍稍活动，和气蒸腾，然后自然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正是这样。用刑罚威慑，用礼制引导，用仁爱逐渐教化百姓，用义理磨炼百姓，然后教化才能熙熙融洽。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仁政才能形成。”这不是空话。何况如今的天下仍然是古代的天下，民俗虽然浇薄，但百姓爱好善良、憎恶邪恶的心从未泯灭。顺着他们爱善恶恶的心来端正风俗，求取治理的方法就在这里。求取治理的方法，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端正风俗的方法，没有比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更优先；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没有比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更优先；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没有比朝廷知道应当崇尚什么更优先。这样，就一定会把簿书、期限考核、诉讼、钱粮没有按期报送看作可以宽恕的事情，唯独把流俗大坏、弊病极深看作不可不追究的事情，然后端正风俗的道路才算找到了。风俗既然端正，天下还有不能治理的吗？古代担任郡守、县令的人，是百姓的老师；作为老师，就以正道率领下属，引导百姓向善，使教化形成、风俗美好。征收赋税、按期办事、审理诉讼、处理文书，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如今的守令把户口、钱粮、文书、诉讼看作急务，至于农桑、学校这些王政的根本，却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这将凭什么教导养育百姓呢？就农桑而言，到了春天，州县发下一纸文帖，里甲只不过回复一纸文状罢了；守令从未亲自查看播种时令的次序、预防旱涝的方法。就学校而言，廪膳生员是国家用来选取人才的地方。如今各处师生缺员的很多，即使名额齐备，守令也很少真正以礼义谦让来培养他们成才。朝廷十分重视社学，把它视为教导百姓的急务，所以屡次下令查取、核验师生姓名和所学习的课程技艺，要求如此严格。如今的社学，在乡社、镇、城郭之中，有的只设置一块门牌；偏远乡村又只是列出名称罢了。守令也从未把教养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准备文案以备查核而已。

译等到宪司分部巡按临察，也只是沿袭旧习，依照纸面上的文书进行查核，从来没有派一个人巡行察看实际的兴废。上下都把这些看成虚文，于是小民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东西，争斗的风气形成，奸诈的风气盛行，而礼义廉耻扫地了。这是守令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的过失。风纪官署的职责，是代朝廷导扬风化，访察善恶，分条列举纲目，救治处理各种事务；至于听讼断狱，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如今却专把狱讼当作要务，把查获赃物多的人看作称职，把办理事务少的人看作庸劣。一有不合要求，即使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也把他们看作虚文末节，没有闲暇举荐。若把这叫作察访恶行，也差不多了。所谓导扬风化，又在哪里呢？他们开始时只知道以罢黜一个贪赃官吏、判决一件狱讼为治理，却不知道劝导百姓形成良好风俗，使百姓迁善远罪，才是治理的大事。这是风宪官不知道什么最重要的过失。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风宪是亲临监察守令的官；连应当致力于什么都不知道，却想求得善治，最终当然不能做到。《王制》论述乡里的秀士：提升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评定其中的秀士，提升到太学，称为俊士；大乐正又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提升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议可以任官的人材，评定之后才授官，授官之后才授爵。考核竟然如此详备。成周时代得到人才最为盛多。如今如果让天下各都邑的生员到礼部考试，提升到太学，使他们历练各种职务，再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就可以洗刷历代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上法成周的制度了。然而郡邑生员升入太学，有的还不到几个月，就仓促选入官府；把一郡事务交给他们，间或也有这种情况。臣担心这些人还不熟悉时政，不熟悉朝廷礼法，不能倡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困扰百姓。虽说这是国家养育人才的仁德，然而世间奇才很少有像颜回、耿弇、邓禹那样的，本来不能拘泥于常法。即使是贾谊这样的才人，汉朝也因为他年少而难以委任。开国以来，选拔举荐的秀才不能说不多，所授的名位不能说不重要，但从今天数来，仍在任用的有几个人呢？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过去所举荐的人，难道不令人深为痛惜吗？这些全都是臣所说的求治过于急迫的过失。从前宋朝拥有天下，大约三百多年；它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盛盛之时，里巷之间都有忠厚的风气，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可耻。到了末年，守卫城池的将领面临敌军，力量耗尽、计谋穷竭，便视死如归；忠臣义士为国死难的数不胜数，即使妇女也以受污辱为羞耻。这些都是礼义教化的效果。元朝立国时，根本就已经先被削弱了；它的枝叶没有随之倾覆的，未曾有过。所以到了末年，弃城叛变的将领、投降敌人依附下位者，也多得无法计数；即使老儒大臣甘心忍受屈辱，自大将北征以来，又有几个人为国死难呢？这就是礼义廉耻不能振作的弊病。假使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至今还没有革除，实在令人深为奇怪。臣认为国家要迅速求得治理，没有比敦厚礼义、崇尚廉耻更好的办法。对守令，应责令他们把礼义放在首位，谨慎征收赋税，并把农桑、学校作为急务；对风宪，应责令他们把教化放在首位，审慎执行法律，并把公平审理案件、宽缓刑罚作为最紧要的事。这样，德泽就会流布到下层，求得治理的道路或许就找到了。郡邑生员升入太学后，必须命令他们在学肄业；有的三年精通一经，同时学习一门技艺，然后再参加选拔；有的充任宿卫，有的办理事务，以此观察大臣的才干，然后再把政务交给他们。这样，他们的学识和才干都能得到培养，或许可以少出败事；并且使他们知道俸禄官位都是上天所授的俸禄官位，从而可以堵塞觊觎之心。分封有制度，国家的根本和支系就能延续百世；刑罚罪责清明，便能达到刑罚最终无须施用的境界；崇尚礼义，尊重廉耻，风气习俗就会改变。到那时，君主端坐而天下清肃安宁，经过一些年月，阴阳调和、风雨应时，各种福祉祥瑞无不一齐到来，还会有什么天变不能消除呢？虽然如此，臣愚昧卑微，不能自量，轻视朝廷的议论，竟敢这样陈说，因此以蝼蚁般的性命来试探雷霆般的威严，内心极其惶恐不安。《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五 （明）贺复征编 ○上书二十 上书给孝宗皇帝【明·李梦阳】

译诏书说：“我正在谋划新的政务，乐于听取正直的言论；凡是关系军民利弊、切合治国根本的意见，可以实行的，都要由各衙门大小官员尽心列举，明白陈说。”于是户部主事臣梦阳上疏说：“臣听说，做君主的并不担心世上没有敢于直言的臣子，而担心自己不能采用他们的意见；做臣子的并不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而常常担心君主听见后不喜欢。直言的臣子，秉性朴实，不懂得避忌，看到事情积累了愤懑，内心确实受到激发，因义理而形诸言辞，所以说话恳切而不迂回，像药石一样直截而少有隐藏。因此做君主的不喜欢听，即使听见了也不乐意施行。明君英主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臣下的话恳切，是因为臣下并不是为了自身；认为药石般的言论并不是为了沽名，于是引导他们发表意见，只要言论可行，就采取措施施行。因此，下边没有闭塞蒙蔽的奸邪，上边没有错误的政令，政治教化就能普遍融洽，百姓也能得到福祉。臣私下伏地思量，陛下正是真正的明君英主，我凭什么知道呢？陛下效法祖宗已经极其周到了，敬畏天地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修饬自身，勤勉励精，延请询问意见，好像还唯恐来不及，却仍说政务治理还没有更新，正直之言还没有听到，忧勤恳切，好像将要失去什么，内心常常不安。如今陛下下诏公开诚意，广开道路，晓谕臣民要尽心陈说，以乐于听取来诱导他们，只怕知道情况的人不肯说，说话的人不肯尽言，这难道不是远远超出寻常吗？所以臣说，陛下确实是真正的明君英主。然而政治教化没有普遍融洽，百姓没有得到福祉，为什么呢？恐怕是疾病和祸害造成了这种情况，而陛下没有察觉；况且它们的渐变也不可任其滋长。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想使身体安康，没有比去除疾病更好的；想使它有益，没有比除去祸害更好的；想使它长久而完全安定，没有比让渐变不能滋长更好的。如今天下的病有两种，却没有除去；害有三种，却没有消除；渐变有六种，却没有使它们不能滋长。反而忙忙碌碌地说：‘为什么不安定？为什么没有好处？为什么不能长久而完全安定？’这同不服药却希望疾病痊愈有什么不同？唉，实在可怕啊！容易失去的是形势，难以得到的是时机。如今看见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又遇到了可以进言的时机，如果仍然闭口退缩，把求得自身保全、苟且领取俸禄作为打算，那就是怀有不忠之心而欺骗陛下。臣现在谨据自己的见闻，冒死陈呈，愿陛下怜悯察看，俯赐阅览。”两种病：第一种叫元气之病。所谓元气之病是什么呢？就是有疾病的征兆而没有显露的形状，好比内在损耗潜伏着尚未发作，自己却以为安然无恙，这就是病在元气。臣私下观察当今的士气，很像这种情形，所以说是元气之病。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言论要危切，行为要危正。’如今人们不喜欢别人直言，看见有人拱手深拜、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便把他看作老成；又不喜欢别人直率，遇到事情圆滑机巧、委曲应付，便认为他善于处置。因此相互转告仿效，很快就形成风气。做士人的口中没有对公事的是非判断，后来的年轻人承袭错误、接踵弊病，再也不知道有言语行为的实际内容了。这样还可以说没有生病吗？况且大臣是百官的表率，也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如今大臣先是不喜欢别人进言，又厌恶别人直率。谏官本来可以根据传闻进言论事。如今大臣受到弹劾，便往往在朝廷上争辩以求取胜，并对人说：‘我并不是非要做官，只是想把是非曲直弄明白罢了。’等到曲直明白了，又安然继续做官，这是什么道理？过去大臣有父母亲属的丧事，服丧期满后，若非诏命便不起复；如今大臣服丧期满就自行起复。这样还可以说有礼义廉耻吗？没有礼义，奸佞之人就会进用；缺乏廉耻，国家就没有防线。奸佞之人进用，因循苟且，彼此欺骗诋毁；国家没有防线，纲纪就不能振作。臣私下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治理，必然会逐渐积累到无可救药。所以说：‘四夷还没有入侵，百姓还没有离散，刑政还没有败坏，疆土还没有收缩，然而国家已经危险、君主已经忧虑。’这就是臣所说的元气之病。第二种叫腹心之病。所谓腹心之病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攻击它便难以攻克，不去攻击它却会危及自身的东西。臣私下考察当前的事势，宦官就是腹心之病。内官性情阴险而贪婪如狼，所处位置又接近宫禁，并且结党相互勾结，难以剪除，所以臣认为这是腹心之病。仓、厂、场、库是钱粮的要害之处，如今全都由内官主持。陛下是认为这些人忠贞可靠、可以任用吗？还是认为旧例不能废除呢？如果旧例确实不能废除，每处安排一两人也就够了。如今少的有五六人，多的有二三十人，这是为什么？况且一只虎对十只羊，势必没有一只羊能够保全；何况十只虎对一只羊呢？如今某某有司揭发了他们的奸恶，幸而陛下洞察了真实情状，外间议论都说：‘这一定不会赦免，不然也会被流放斥退。’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搁置不办。人情没有不在隐蔽处遮掩、在事情显露后玩忽的；他们的奸恶尚未被揭发时，还有所畏惧；如今奸恶已经被揭发了，既不依法处置，又不流放斥退，他们还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 古人说过：‘宦官有罪不可赦免，有缺额不可补授，关于这一点很难除去。’如今皇城之内，列入名册的宦官有几万人，也太多了。陛下命令礼部选取十五岁以下、净身的男子五百名，将要拿来做什么呢？人情谁不想求富贵？如今田野小民无缘无故尚且阉割亲生儿子，希望求得进身；何况现在已有诏令，难道还会没有报名的吗？唉，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啊！灭绝人类繁衍，必然会伤害天地的和气；伤害天地的和气，灾害必然到来。灾害到来，五谷就不能成熟，人民就会离散；天道在上面失常，人心在下面怨恨；而那些性情阴险、贪婪如狼的人在中间无所顾忌地妄行，国家不危险的就少了。因此臣说，内官就是腹心之病。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在此时选拔廉正之人，奖赏忠直敢谏之士，斥退无耻的大臣，进用卢扁那样的良医之佐，必然能使疾病转为安宁，使祸患转为福祉。况且陛下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困难而不去做呢？如今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他并没有指明实情，某人忠诚，某人正直，某人无耻；泛泛而谈，难以施行。’却不知道上面的人如风，下面的百姓如草。选拔一个君子，君子就会进用，即使有小人，也会相继被感化而向善。

译况且人不幸患病，选择医生来治疗，是因为爱惜自己的身体。如今某某有司幸而揭发了他们的奸恶，这也就是国家的医生。如果一概搁置不办，就是医生能够治疗，而上面却不肯让他治疗。况且陛下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困难而不去做呢？如今确实想使腹心安定，没有比铲除内官的权力更好的办法；想铲除内官的权力，没有比有罪不赦、有缺不补更好的办法。传记说：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不要等到已经生病才治。如今本来已经生病了，却还不治疗，实在令人疑惑。第三种害，第一叫兵害。所谓兵害是什么呢？臣认为就是军队冗余而耗费粮食却没有补益，只有空名而很少实际战力。加强根本，是为了削弱枝叶。如今京城的军队，按卫所计算，有七十多个单位，分为三营：一叫神机，二叫三千，三叫五军，大概披甲挽弓的有几十万人。原本是想以此加强根本。然而到了正统已已，不过才几十年，挑选出来的竟只有十二万人，也已经少了。于是有了十二团营的名号。团营到如今又只几十年。近来派遣将领北伐，挑选出来的还不到三万人，而且他们的腰间箭囊、弓和刀都不齐全；骑兵则牵着露出骨头的马，又临时置办鞍辔等物。军队人数并没有比以前减少，供养它们的费用却增加了，为什么一旦出兵就狼狈到这种地步呢？”},{ 官府不体恤军队，豪强权势之家又大多侵占军籍，使远处的逃亡，近处的潜逃，断绝联系的也不据实上报，粮饷名册因此不能注销。再加上壮丁各自经营自己的家业，老弱之人出来应征点名，自然会出现供养他们的人增加、实际使用他们的人减少的情况。所以臣说：军队的祸害，在于白白耗费粮食却没有补益，只有空名而很少有实效。那些腾骧四卫，如今难道不是所谓的内兵吗？外官既不参与核查他们的数目，征发服役时又不选用其中的壮丁，所以这些人多是富豪子弟，气焰骄横。所谓内官，是阴险狡诈、贪婪如狼的人。让富豪子弟般骄横的人，由阴险贪婪如狼的徒党来统率，这种祸害难道能忍心说下去吗？况且锦衣卫，是皇帝的爪牙之司。如今内官家的家人子弟，正是团营军队中的精锐。内官把他们参杂进内兵之中，又由陛下专门把这些军队交给内官掌管，陛下为什么偏偏对此不感到寒心呢？古人有话说：“任官只看贤能，赏赐只凭功劳。”如今团营的把总、号头等人，哪一个不是内官的私人呢？那些内官的家人子弟，又有谁不是通过诡诈托名、冒充官员的呢？竟然还让他们分布在要害之地，充当爪牙吗？谚语不是说过：“萌芽不及时砍除，终将折断斧柄；小火星不扑灭，等它烧遍原野又怎么办呢？”这说的是贵在预先防备。陛下如果确实趁现在查考往年李玉的事例，仍然设置总兵官，让他参与掌管内兵；并且禁止团营的把总、号头等职位，从今以后不得安置自己的私人。于是便命令各位身边的人说：“凡是以诡诈托名、冒充官员的人自首，只听凭罢免，不再追问。”这样一来，威严可以树立，恩惠也能流布，这就是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是最上等的谋略。第二，是百姓的祸害。所谓百姓的祸害，臣认为是赋税沉重而百姓贫困，又有贪污受贿的人在位，皇上的恩泽不能下达民间。臣听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创立家业，但人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就没有能够生存的。如今百姓中贤能聪慧的，百人中不过一两个；愚昧蠢笨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个。然而他们又苦于没有凭借，而主管官吏也不加体恤。征收赋税不问贫富，征发劳役不问能否承受，只说：“这是你的职责。”所以富人被剥削，穷人只得借贷。借贷仍不够，就一定卖掉子女；卖掉子女仍不够，就一定逃亡。一旦抛弃父母，舍弃亲戚，背井离乡，愁苦怨恨的声音上冲而触犯天地和气，就一定会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逃亡的人不回来，留下的人却被捆绑收监并受到牵连，就一定会有无辜者暴尸野外。臣所以说，百姓的祸害，是沉重的赋税造成的。内府供应使用的物品本来有固定数额，应该有固定账簿。如今油、蜡、皮张等各种物料，比弘治初年的费用将近多出十倍，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下面的人仿效上面的人，凡是取得盈余的，没有不想再多取的。如今既然比从前多了十倍，那么户部、工部向下摊派的数额必定又增加一倍；再往下到州县，又必定增加一倍；百姓缴纳时还有秤头等额外加派，又必定增加一倍；经过内官之手，还必然要行贿，这样就又增加一倍。唉！百姓日益贫困，而赋税日益积重，当权者不把实情痛切地奏报上去，主管官吏却乘机肥厚自己的家产，像这样还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真是后退着去求前进。陛下以前本来曾降下诏旨慰问存恤，但账簿上的数额并没有减少，摊派并没有省减，秤头仍旧存在，贿赂公开进行而无所顾忌，这就是所谓只有空名、实际带来祸害。臣所以说：“贪污受贿的人在位，恩泽不能下达民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是庄场对京畿百姓造成的祸害。臣恭敬地看到弘武某年诏书说：“直隶抛荒的田地，听任百姓开垦，永远不再征税。”百姓既然亲自开垦了它，就不能说不是他们的田地。可是如今皇亲之家听任无赖光棍投献田地，替他们充当主使，并说这不是百姓的田地。有人把此事诉至朝廷，朝廷也说这不是百姓的田地，随即把它赐给皇亲之家。皇亲之家既然奉天子的命令把田地据为己有，就擅自公然夺取百姓的土地，铲平他们的坟墓，毁坏他们的房屋，砍伐他们的树木。于是，百年世代居住于此的百姓倾家荡产、失去生业，抛弃父母妻子，方圆千里之内全都骚动不安。皇亲是与国家共同安危、共享休戚的人，俸禄不能说不丰厚，尊贵也不能说没有达到极点，却只为了区区田地损害百姓，动摇国家根本；这样做，难道是不愿与国家同休戚吗？唉，也太过分了！从前鲁国马厩失火，孔子出来，只问：‘伤到人了吗？’这是因为他把贵人看得比马尊贵。如今蓟州牧马草场却同百姓争夺田界，分厘必争，寸土必剖，臣私下对此悲伤。这是为什么把人看轻、把马看重呢？草场不过是几千顷土地，如今已经三次派遣官员查勘了。百姓连年因被拘捕传唤而受累，又相互牵连，妨碍荒废本业，耽误生计；男人不能拿耒耜耕作，女人不能上机织布，只好卖儿卖女，弱小的人辗转死去，陷于泥涂不能自拔的已经过半了。唉，这又是为什么把人看轻、把马看重呢？臣虽然还没有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私下估计当前形势，绝没有百姓侵占官地的道理；即使真有这种事，所应办理的也不过是官租罢了，不像皇亲之家那样占有土地并据为己有。如今根据勘验文书所载的四至，真正同百姓争夺的土地只占十分之一二，臣认为应当置之不问。况且一百多年、几十年的土著百姓，一旦把他们驱逐离去，陛下忍心这样做吗？王畿是天下的根本，如今却因为几十、几百顷土地失去百姓的民心，伤害阴阳的和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译臣本来知道陛下是不忍心的。愿陛下怜悯他们，听从臣的愚见，命令户部查考景泰六年勘官冯諲奏章中的有关事理：此前已经丈量的田土，仍交给百姓耕种并征收租税，只把空闲草地用作牧马。六种渐变：第一种叫贫乏的渐变。所谓贫乏的渐变是什么呢？臣认为是战争接连不断造成的。然而又苦于浪费。如今各边用兵，任用将领则多是庸才，使用士卒则多是疲弱之人，耗费钱财却没有功效，拖延时日又损害威望。钱粮官员低头供给，不敢提出异议，稍有接济不上，军吏就以此推诿自解。因此仓廪不足，却不说是军队耗费造成的，反而说是钱粮官办事失误；钱粮官又不承认是自己误事，说是没有米却要熬粥，于是开始有了和买的议论。和买仍然不足，于是有了挖运的旧例；挖运又不足，于是请求动用内库的银两。臣刚到户部时，太仓库的银子还有七十余万，如今消耗将近一半了。然而请求用银的人还没有停止，于是亏空逐渐加深而不能止息；即使想不贫乏，又怎么可能呢？如今疆土并没有比以前缩小，也很少有大盗寇，并非有匈奴、突厥那样的强敌。竭尽天下的力量供给边疆，每天还嫌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 耗费财物却没有功效，白白耽误时日而损害威望，正是这种做法造成的。钱就是泉，意思是像泉水一样流动。钱财散到上面，便聚集到下面；公家的财物减少，私家的财物就会充盈。如今京城内外，千座道观、万所寺院也越来越兴盛了。何况不只是那些身边侍从的大臣，谁不是修建寺院的人呢？动辄哪一家不是以数万计算呢？谚语说：“十份收入，只出一份。”如今他们一旦支出数万，收入显然不会只到数万。上面的人如同风，下面的百姓如同草。如今正值春气和暖，农具已经置于田野，陛下却不打开仓廪来帮助供应不足、救济不够的百姓，反而到处察看寺观等处，敕令拨给修缮费用，这是在引导百姓供奉佛教。那些收入数万的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修建寺院呢？聪明的人能够察觉细微之处：如今财货流入私人宅第，随后又拿出来修建寺观等处。假如突然发生水灾旱灾的警报，兵甲之事兴起，向内府取用就已经空乏，向外加征又会使百姓贫困，臣不知道陛下将从哪里筹划了。所以说：“又使百姓苦于浪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是盗贼逐渐滋长。盗贼逐渐滋长的原因是什么？臣认为，祸根在于百姓贫困。盗贼并不是不知道依法应当处死。他们认为，从前本来就没有粮食可吃，如今做盗贼能够得到粮食，即使因此死去，难道不仍然胜过饿死吗？从前本来就没有衣服可穿，如今做盗贼能够得到衣服，即使因此死去，难道不仍然胜过冻死吗？从前还有租税、徭役和官府的管束，如今做盗贼反而能够获得自由，难道不仍然胜过被追捕拘系、鞭打责罚吗？天下的人，无论聪明还是愚笨、强壮还是弱小，全都低头捧心来侍奉我，是因为有法律约束他们，而且害怕死亡。如今既然死亡反而胜过冻饿、拘系和鞭打责罚，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所以凭臣的愚见，私下推测当今的形势，不只是要忧虑盗贼，还必定会有大的祸患。大的祸患是什么？就是所谓有发生动乱的机会，却还没有动乱的形态。如今天下没有不称臣的邦国，四夷没有不来朝见的国家，百官奉行职守，每年都有贡品送来。太仓里有已经发红腐败的粮食，武库里的兵器也朽坏而不能使用，又没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然而，聚众哨聚、杀人，劫掠县城、焚烧村庄，抢夺妇女的事情，天天都能听到。假如不幸发生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武库的兵器和太仓的粮食耗尽，百官不再奉行职守；边境盗寇从外部入侵，国内出现警报，那么形势又会怎样呢？所以说：有发生动乱的机会，却没有动乱的形态。唉！这也足以令人寒心了。臣认为应当趁现在赶快选用贤良的主管官吏，救济饥饿、赈济寒苦，以安定民心；又秘密下令整顿修治城池和军马，以等待缓急变化。安定时不忘危险，是霸主的谋略；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是圣王的政治。何况如今太平日久，百姓不知道战争，一旦有意料之外的警报，难道不会有平原、睢阳那一类的祸患吗？臣所以说，推测当前的形势，不只是要忧虑盗贼，还将有大的祸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是名器逐渐败坏。所谓名器逐渐败坏，臣认为是升降官爵失去制度造成的。贤明的君王悬置爵位和赏赐，用来等待天下的贤才，是要奉行上天的意志、治理百姓。所以说：五服有明确的等级，这是上天命令的显示，并不是我个人规定的。又说：在朝廷上授予人爵位，要同众人共同议定，表明极其公正。因此古代的英明君主，宁可减少百万钱财的支出，也吝惜授予一个郎官职位，他们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如今求官的就能得到官，求荫的就能得到荫；罢免他的父亲，却提升他的儿子；罢免他的祖父，却提升他的孙子。臣不知道陛下究竟打算怎么办。荫官本来是用来报答功劳、又用来表示劝勉的。如今被罢免者反而提升他的子孙，那么有功劳的人还凭什么受到激励呢？因此，把爵位升得很高也不足以激励人，耗费赏赐也不足以劝勉人。攀附钻营的风气一旦流行，廉耻和名节之士就会减少。况且陛下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大学士万安，过去侍奉先皇帝时，丑行污秽已经明显暴露。陛下即位之初，曾命令内官逼迫他摘下牙牌，把他驱逐出去。如今却给他的儿子荫官，使其任丞，臣不知道这究竟是报答呢，还是劝勉呢？况且陛下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中，就不知道哪一种是香草了；廉洁和贪污的人一同受赏，谁还肯做廉洁的人呢？陛下如果认为天下如此广大，何必吝惜这一个官职，那么所谓收藏破旧的袴子、珍惜繁缨的做法，难道都不对了吗？唯独名分和器物，是不可以假借给人的。臣所以说：名器逐渐败坏，是升降官爵失去制度造成的。第四，是法令逐渐松弛。所谓法令逐渐松弛，臣认为是错乱和轻忽造成的。错乱没有比放纵罪行更大的，轻忽没有比助长奸邪更严重的。从前舜做天子时，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孟子认为应由士师把他拘捕。作为舜，只应当偷偷背着父亲逃走，因为法律属于天下公有，是从祖宗那里承受来的。掌管法律的是士师，士师不能把法律据为己有；法律出自天子，天子也不能把法律据为己有。因此士师可以拘捕天子的父亲，而舜却不能因是自己的亲人便徇私。从前有人犯了王法，擅自抢夺夷僧的货物，损害并侮辱国体，使国外之人传为笑柄，案件已经审定，按法律本来不可赦免。陛下为什么要赦免他呢？如果认为他无罪，那么本来已经追究并偿还了他的货物价值；如果认为他有罪，却没有听说过有罪而又赦免的道理。

译有罪却赦免他，就是放纵罪行。放纵罪行，奸邪就会滋长；奸邪滋长，政事就会错乱；政事错乱，百姓就会轻慢；百姓轻慢，命令就会被怠慢；命令被怠慢，法律就会松弛。这是古代最为忌讳的事，却是如今最为疏忽的事。最应当忌讳的没有比刑罚更大的，最应当警惕的没有比徇私更大的。为什么呢？刑罚，是上天的惩罚；公正，是上天的道理。君王不把上天的惩罚据为私有，所以惩罚一个人，千万人都会畏惧。谚语说：“不要以为只有尺五那么近，后来想补救也来不及了。”臣所以把赦免犯王礼者看作法令逐渐松弛的开端。第五，是方术迷惑逐渐滋长。所谓方术迷惑逐渐滋长，臣认为，对它清除得不力，就一定会被它诱导而陷入其中。自古帝王能够长久享有国运，是因为敬畏上天、忧虑百姓，并不是因为供奉佛教；身体康健、少有疾病，是因为清心寡欲，并不是因为侍奉神仙。况且陛下难道没有看见梁武帝、唐宪宗吗？梁武帝奉佛最为虔谨，然而遭受的祸患最为惨烈；唐宪宗事奉神仙也最为虔谨，然而寿命却最为短促。这些都是明显的效果和重大的验证，清楚可考。如今修建寺院、道观、请求赐予匾额，陛下不加制止；近来又下诏修缮倾圮废坏的寺观，臣不知道陛下究竟从他们那里取得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所谓真人，是太虚无为的称号。如今那些饮酒吃肉、粗俗不堪的道士，陛下却像敬奉神明一样尊敬他们，尊称为真人；又有法王、佛子等人，与人并肩乘舆出入，享用珍贵食物，穿着锦绣衣服。陛下即位时下诏说：“僧人、道士不得举行醮事来煽惑人心。”堂堂天子的诏言，四海都在诵读。陛下的神明心智和睿哲资质，并不比从前有所减损，如今却又这样做，臣因此知道一定有人在诱导陛下。对它清除得不力，就一定会被它诱导而陷入其中。譬如锄草不彻底，反而会助长它的势力。陛下为什么清除它不力，反而使它滋长呢？诱导陛下的人一定会说：“他们的道术神妙，他们的法术又灵验。”如今上天的灾变屡次显现于上，百姓在下方哀号，边境的战报还没有捷报，仓库又已匮乏。假如真人、国师的道术真能庇护陛下，他们的法术真能保佑陛下，为什么不就试验一次呢？况且他们能够设置一次醮坛、施行一次法术，就能使天变停止、使哀号的百姓安定吗？这本来是绝不可能的事，可陛下却没有察觉，反而听信他们的诱导。这正是臣日夜悲痛的原因。第六，是贵戚骄横放纵逐渐滋长。所谓贵戚骄横放纵逐渐滋长，臣认为是防范他们的堤防决口了。水的堤防只能靠土，国家的防范只能靠礼。水堤决口就会溃散，礼制决裂就会产生凌辱。过去高皇帝制定皇亲法令说：“皇亲之家不得参与政事。”臣曾恭敬地阅读这句话，感叹这是圣王不可更改的论断。等到退下来考察他们所领取的俸禄，按爵位排列，又使他们地位极高、财富极多；再考察他们的器度以及田地、奴仆等方面，又不让他们超过应有的限度。臣于是又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礼制的防堤。皇亲同国家是最亲近的关系，本来不应当有间隔；如今反而制定礼制来防范他们，臣认为这实在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安宁。如今陛下最亲近的亲属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而最应当保全并使其安宁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可是陛下却不严格遵守礼制来为他设置防范，臣恐怕这道堤防很快就要溃决了。下面的地位一旦衰替，上面的人就会受到侵犯。如今寿宁侯招纳无赖，图谋财利而残害百姓，公然夺取他人的田土，擅自拆毁他人的房屋，又强行掳掠他人的子女，开设店铺，拦截商人的货物，还侵占盐课之地并种植，横行于江河之上，张挂、挥打黄旗，势力如同插翼的猛虎；这能说是没有衰替吗？地位衰替就会侵犯上位，侵犯上位就会逼近皇权，逼迫太甚，法律就会施行；而且人们都侧目而视、咬牙议论，谁不是对寿宁侯含恨在心呢？河川决口，受伤的人一定很多；万一法律施行，陛下即使想保全他、使他安宁，能够做到吗？臣私下认为，应该趁现在谨慎设置礼制的防范，这样对张氏的厚待就达到极点了，也正是杜绝祸患渐长、剪除祸根萌芽的办法。《文章辨体彚选》第八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第八十六卷。（明）贺复征编。○上书第二十一篇。《至言》【汉代贾山】。

译臣听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和愚见，以直言劝谏君主，即使不避死亡的惩罚，臣贾山就是这样的人。臣不敢拿久远的事情来说明，希望借秦朝作为譬喻，只愿陛下稍加留意。那些身穿布衣、系着韦带的士人，在内修养自身，在外成就声名，使后世不断有人继承；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税征敛沉重而繁多，百姓疲惫不堪，穿赭衣的囚徒遍布道路，群盗充满山野，使天下人都睁大眼睛观看、侧耳倾听；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便一齐响应，这个人就是陈胜。秦朝还不只是这样：从咸阳起向西到雍地，离宫三百座，钟鼓、帷帐等物不用搬动便都已齐备；又修建阿房宫，高达数十仞，东西长五里，南北宽千步；随从的车乘排列如云，车上铺陈罗绮，四匹马飞驰，旌旗不曾弯曲。宫室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世竟然不能聚集房屋来寄托居处。秦朝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到达燕、齐，向南到达吴、楚，江湖之上、濒海的景观全都通达；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树，外侧厚厚夯筑，用金椎隐固，种植青松。驰道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世竟然连斜径也没有地方落脚。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役使官吏徒众数十万人，耗费十年时间，向下挖通三泉，合采金石，熔炼铜汁封固墓室内部，外面涂漆，再覆盖珠玉、装饰翡翠；墓中建成可供观游的楼观，地面上又造成山林。埋葬的奢侈达到这种程度，使他的后世竟然不能找到蓬草土块来遮蔽坟墓、寄托安葬。秦朝凭借熊罴般的力量、虎狼般的心肠，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诸侯，吞并天下，却不厚行礼义，所以天灾已经降临到它身上。臣冒死把这些话奏闻，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详细选择其中的道理。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言语过于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遭遇危险；言语不够切直，又不能阐明道理。所以切直的言论，是明主急于想听到的，也是忠臣冒着死亡危险竭尽智慧的原因。贫瘠的土地，即使有良种，也不能使它生长；江边河岸的土地，即使种子不好，也没有不茂盛高大的。从前夏、商的末世，即使有关龙逢、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身体死去而他们的道理不被采用；文王的时代，豪杰俊士都能竭尽自己的智慧，割草砍柴的人也都能尽其力量，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就善于滋养禾苗；君主仁慈，就善于培养士人。雷霆所击打的，没有不摧毁折断的；万钧之重所压迫的，没有不粉碎消灭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即使君主听取道理、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意见，采用其言论并使进谏者显达，士人仍然害怕而不敢竭尽心力，何况君主放纵欲望、任意行事，又暴虐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若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权压制他们，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这样一来，君主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过失，国家就危险了。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君主面前书写过失，乐官诵读箴言劝谏，盲人乐官诵读诗歌劝谏，公卿接连进谏，士人传达意见，平民在道路上议论诽谤，商旅在市场上谈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便改正，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便遵从，这就是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天子的尊贵，四海之内没有不以臣子自居的；然而天子仍在太学奉养三老，亲自拿着酱料馈送，拿着酒爵为他们漱口，祝愿老人进食不噎在前，祝愿老人喝汤不哽在后；公卿为他们奉上手杖，大夫为他们献上鞋子；选拔贤人来辅佐自己，寻求修养端正的人，让他们直言劝谏。因此，天子凭借尊贵的身份尊敬奉养三老，是为了表示孝道。设置辅弼之臣，是害怕自己骄傲；安排直谏之士，是害怕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即使割草砍柴的人，也要向他们求教，这是寻求善言而不满足。商人和平民诽谤之后，君主便改正；凡是善言，没有不听从的。从前秦政以武力兼并万国，富有天下，攻破六国而设置郡县，修筑长城作为关塞；秦地的险固、大小的形势、轻重的权势，对于一个家族的富有、一个人的强盛，哪里能计算得完呢？然而秦军却在陈涉那里被击败，土地被刘氏夺取，这是什么原因呢？秦王贪婪凶狠、暴虐无道，残害天下，使万民陷入困苦，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国家，拿九州百姓的力量来供养一千八百个国君；役使百姓的劳力不过每年三天，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君主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有剩余的力量，于是赞颂之声兴起。秦始皇却用一千八百个国家的百姓来供养自己，民力疲惫，不能承受他的劳役；财物耗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仅仅一个君主自身，为了供养他的驰骋、射猎等娱乐，天下都无法供给。劳累疲惫的人不能得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不能得到衣食，无罪而被处死的人无处申诉；人人都同他结怨，家家都把他视为仇敌，所以天下败坏了。秦始皇本人还在世时，天下已经败坏了，但他自己却不知道。秦始皇向东巡行，到达会稽、琅琊，刻石记载自己的功业，自认为超过尧、舜；统一县邑，铸造钟簴，筛土修筑阿房宫，自以为可以世世代代拥有天下。古代圣王创制定谥法，传到三四十世罢了；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世代积累美德，为子孙奠定基业，也没有超过二三十世的。秦始皇说：“死后按照谥法命名，这样父子之间的名号有时会重复。把数字从一排列到万，就可以使世世代代不再重复。” 所以死后谥号称为始皇帝，第二代称为二世皇帝，以此希望传至一世、二世，直到万世。秦始皇计算自己的功德，估量后代子孙，想让帝位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然而他本人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来，秦的宗庙就灭亡断绝了。秦始皇身处宗庙灭绝之中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天下人不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奉养老人的道义，没有辅佐君主的大臣，没有进谏的士人；反而放纵地任意诛杀，斥退诽谤他的人，杀害直言进谏的士人。因此，那些迎合谄媚、苟且容身、结党附和的人，竟然夸说他的德行胜过尧、舜，评说他的功业胜过汤、武。天下已经崩溃，却没有人告诉他。《诗经》说：“不是不能说，为什么这样畏惧忌讳？听到正言就应答，听到谗言就斥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又说：“人才济济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士，然而文王单单说有士人就能安宁，为什么呢？文王喜好仁德，所以仁德兴盛；得到贤士而敬重他们，所以贤士得到任用。任用他们合乎礼义，因此如果不能充分给予爱护和敬重，他们就不能竭尽心意；不能竭尽心意，就不能竭尽力量；不能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对待臣下，总是尊重他们的爵禄并亲近他们。

译臣下患病，君主多次亲临探视；臣下去世，就亲自前往吊唁。还要亲临小敛、大敛，已经入棺并涂殡后，才为他穿锡衰、戴麻绖，并三次亲临丧礼。尸体尚未小敛时不饮酒、不吃肉，尚未下葬时不奏乐。若臣下在宗庙祭祀之时去世，就为他停止奏乐。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对待臣下，可以说是把礼数尽到了。君主穿着合乎礼制的服装，端正容貌和脸色，然后才去见臣下。所以臣下没有谁敢不竭尽力量、舍生忘死来报答君主，使功德建立在后世，美好的声誉永远不被遗忘。如今陛下思念祖先，追述他们的功业，谋划用来彰明光大宏伟事业和美好德行的办法，于是让天下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欣喜地说：“尧、舜的道统和三王的功业将要兴盛了。”天下士人无不精诚洁白地承受美德。如今方正之士都已经在朝廷，又选拔其中贤能的，让他们担任常侍诸吏，却同陛下一天出去两三次驰骋、射猎。臣恐怕朝廷因此松弛，百官因此荒废职事。诸侯听说后，也一定会懈怠政务。陛下即位后，亲自勤勉以厚待天下，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外地徭役和卫卒，停止每年的贡奉，减少厩马，把马匹赋给各县传送使用；撤去各处苑囿，把土地交给农夫；拿出帛十余万匹赈济贫民；礼遇年满九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一名儿子的徭役，年满八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二人的算赋和徭役。又赐给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升至公卿；打开御府，拿出金帛赏赐大臣及其宗族，没有不蒙受恩泽的人；赦免罪人，怜悯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怜悯他们穿着赭色囚衣，便在他们背上写字，使他们父子兄弟相见时，赐给他们平民的衣服。放宽狱禁，减轻刑罚，天下没有不喜悦的。因此元年降下滋润的雨，五谷丰登，这是上天用来辅助陛下的。刑罚比往时轻，而犯法的人少了；衣食比前年充足，而盗贼少了，这是天下用来顺从陛下的表现。臣听说山东的官吏发布诏令时，百姓即使年老、瘦弱、残废、有病，也扶杖前去听诏，都希望暂且多活一会儿，不要立刻死去，想亲眼看到德化成功。如今功业正要成就，名声正要显著，四方都在向往朝廷；现在却跟随豪杰之臣、方正之士，天天只是和他们射猎、击兔、捕狐，以致损伤大业，断绝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对此深感悲痛。《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臣的愿望实在无法胜数，只愿陛下稍微减少射猎，到了夏季二月确定明堂的制度，兴建太学，修明先王之道，使教化如风推行、风俗形成，万世的根基确定下来，然后一切听凭陛下的安排。古代大臣不轻佻，所以君子不能经常见到他们整齐严肃的神色和恭敬庄重的仪容；大臣不得参与宴饮游乐，方正修洁之士不得跟随射猎。这样使他们都专心于自己的职分，以提高节操，那么群臣没有谁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品行，竭尽心意来称合大礼。这样，陛下的道德就会受到尊敬，功业施及四海，流传给万世子孙。如果确实不这样做，那么德行会一天天败坏，荣誉会一天天消灭。士人在家中修养德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败坏它，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陛下同群臣宴饮游乐，同大臣和方正之士相处；朝廷上进行议论。游乐不失欢乐，朝会不失礼仪，议论不失谋略，这正是治理国家的大道。《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七 （明）贺复征编 疏一 吴讷说：考察唐、虞、禹、皋陶陈述谋略以后，到了伊尹、周公，才有《伊训》《无逸》等篇，这是用文章告诫君主的开始。汉高祖、惠帝时期，没有听说有人用书信陈述政事。到了孝文帝，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于是贾山进献至理之言，贾谊上奏《政事疏》。此后进言的人日益增多，有的称为上疏，有的称为上书，有的称为奏札，有的称为奏状，有的称为封事，有的称为弹文。考察史书就可以看见。古人说过：“君臣能够相互知遇，即使只说一句话也有余；上下之间没有信任，即使说了千言万语又有什么补益？”作为臣子的，只应竭尽忠心和爱护君主的诚意罢了。确实如此！徐师曾说：考察奏疏，奏疏是群臣议论和进谏的总称。上奏皇帝的文章，名称并不相同。战国七国以前，都称为上书。秦初改称书为奏。汉代确定礼仪后，分为四类：一叫章，用来谢恩；二叫奏，用来按劾；三叫表，用来陈述情意；四叫议，用来坚持不同意见。然而当时的奏章，有时上奏灾异，并不专门用于谢恩；至于奏事，也称为上疏，并不专门用于按劾。又考察按劾之奏，称为弹事，这更可以证明弹劾只是奏的一种用途。又设置八种仪式性的秘密奏报，用黑色袋囊封缄奏板，以防泄露，称为封事。朝廷大臣出任外官时，天子派人接受他们想说的话，以及有政事交下来让群臣讨论的，也都用书面答复；这样看来，汉代的制度难道只有四类而已吗？魏、晋以后，启这种文体单独盛行。唐代使用表、状，也称为书、疏。宋人则监照前代制度加以损益，所以有札子、状、书、表、封事，而札子使用得最多。大概是沿袭唐人的牓子、录子制度，只是又改了名称。现在把篇目确定为十四种格式：一是疏，二是奏，三是章，四是表，五是弹事，六是封事，七是条事，八是对，九是议，十是启，十一是状，十二是札子，十三是笺，十四是笏记。至于疏、对、议、启、状、札六种，又都在前面冠以“奏”字，用来区别于臣下之间私下往来的问答文辞。现今论述政事的称为题，陈述私情的称为奏，都叫作本。至于辞官、谢恩之类，都使用散文，间或使用骈偶语句，也同样符合奏文的格式。至于庆贺，虽然仿照表文的措辞，但首尾也同奏文一样。只有史馆进呈书籍，完全采用表文格式。这样说来，如今进呈文章的名目，只有本和表两种，而本就称为疏。《论政事疏》【汉·贾谊】

译臣私下认为，当前形势有一件事足以痛哭流涕，有两件事足以流泪，有六件事足以长声叹息。至于其他违背事理、损害正道的事情，更难以全部在一篇疏中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说天下安定太平的，不是愚昧，就是谄媚；他们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说这是安全。现在的形势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根本和枝末颠倒，首尾横向决裂，国家制度纷乱，几乎没有纲纪，怎么能说已经治理好了？陛下为什么不下令让臣在您面前详细列举这些问题，趁机陈述使天下安定的策略，试着详细选择采用呢？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要？假使治理国家要劳费心智、苦累身体、缺少钟鼓之乐，那么这些享乐都可以不要。若仍享有今天这样的欢乐，同时又使诸侯遵循轨道，兵革不动，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归服，四方少数族都归向教化，百姓质朴，狱讼减少平息，大政的根本既已确立，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太平。四海之内气象清明和谐，一切得到治理；活着成为英明的帝王，死后成为英明的神灵，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按照礼制，有功者配祭祖庙，有德者配祭宗庙；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让太宗在祭祀中配享太祖，同汉朝建立无穷无尽的长久安定之势，成就长久治平的事业，以承继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得到安乐，使群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建立纲常、陈明法纪，使刑赏轻重都恰当，今后便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幼弱、不肖的后代，也还能承受先业而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陛下的明达，只要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的人来辅佐陛下，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具体办法本来就可以在陛下面前陈述，希望陛下幸勿忽视。臣谨慎地考察天地，验证往古，依据当前的事务，日夜思考这件事，已经考虑得非常成熟。即使让舜、禹重新活过来替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方案的。建立国家本来就一定要造成相互猜疑的形势，下面屡屡受到它的祸害，上面屡屡承受它的忧患，这实在不是使上位者安宁、使下位者保全的办法。如今有亲弟弟谋求在东方称帝，亲兄长的儿子向西进攻，吴地现在又被告发了。天子正值年富力强，行为合乎义理没有过失，恩德已经有所增加，尚且还发生这种事，何况那些大的诸侯，权力将近是他们的十倍呢？然而天下暂时稍得安定，为什么呢？大国的诸侯王年幼尚未成年，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多都已加冠，正值血气刚强之时，汉朝的傅、相称病而被赐罢免，他们便从丞、尉以上遍置私人。这样同淮南王、济北王的作为有什么不同呢？到了那时还想求得安定太平，即使尧、舜也治理不好。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就应赶紧晒东西，拿起刀就应立即割取。”现在使这种形势顺利而完全安定，实在很容易，却不肯及早办理。等到骨肉亲属之间彼此堕落、互相抗拒残杀，难道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天子之位，乘当前时机，借助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害怕把危险当作安定、把混乱当作治理。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那样的地位，难道不会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有一件事必定做不到。假设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任相，卢绾为燕王，陈豨在代地；假如这六七位公侯都平安无恙，当时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安心吗？臣因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同诸公一起起兵，并不是因为有显贵的家世可以预先凭借、安享其成。诸公中受宠幸的，也只做到中涓，其次仅仅得到舍人的职位，他们的才能相差很远。高皇帝凭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土地封诸公为王，多的拥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已经非常厚重。然而此后十年之间，反叛者竟九次兴起。陛下同这些诸公，并不是亲自同他们较量才能后才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分封他们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凭借这种办法使天下一年安定，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不过还可以推说他们是疏远的臣属，臣请再试着谈谈那些亲近的宗室。假使悼惠王为齐王，元王为楚王，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平安无恙，当时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好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有平民兄弟之间的心态，几乎没有不想自行实行帝王制度、把自己当作天子的：擅自封赏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屋车，汉朝法令根本无法施行；即使勉强施行，像厉王那样的人也不肯听从，召他又怎么能把他召来？幸而他来了，法律又怎么能加在他身上？只要触动一个亲属，天下就会环视而起。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像冯敬那样强悍的，刚一开口，匕首就已经刺入胸中了。陛下即使贤明，又能同谁来承担这种局面？所以，疏远的诸侯必定造成危险，亲近的诸侯必定造成动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那些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而发动叛乱，汉朝幸而已经战胜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同姓诸侯沿袭这条道路发动叛乱，已经有先例了。等这一势力耗尽，还会重新如此，灾祸的变化将转移到哪里，尚不可知。英明的君主处在这种局面，尚且不能使天下安定，后世又将怎么办呢？屠牛的坦一早晨解剖十二头牛，刀刃仍不变钝，是因为他所推击、剥割的地方都是筋骨自然分解之处。到了髋骨和大腿骨连接的地方，不用刀就要用斧头。仁义恩厚，是人主的锋刃；权势法制，是人主的斧头。如今诸侯王都是大块的髋骨。放弃斧头的作用，却想用锋刃去刺入它，臣认为刀刃不缺损就会折断。为什么不用权势法制呢？淮南、济北的形势是不能这样对待的。臣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大体上势力强大的先反叛。淮阴王为楚王时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倚仗匈奴，后来又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资势，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国，又反叛；黥布凭借淮南，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反而最后反叛。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而保存得最完整，势力疏远而最为忠诚。这不只是性情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假如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数十座城而称王，现在即使衰败灭亡也可以；假如让韩信、彭越一类人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可以。这样看来，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让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想让臣子不遭受菹醢之刑，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想使天下安定，不如多分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

译力量削弱了，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国家小了，就不会产生邪心。使海内的形势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没有不受控制、不听从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辐条聚集于车毂一样一同前来归命天子。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将知道这样就能安定。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明智。应当割地、定制，让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就停止。燕、梁以及其他诸国也都这样办理。对于分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国家，暂时空置，等他们的子孙出生，便全都让其担任国君。诸侯的土地如果有相当一部分削入汉朝，就迁徙其侯国，并分封其子孙。这样做只是逐步偿还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并没有从中谋利，确实只是为了确定治道。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土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没有谁担心不能封王，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诛伐之意。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确立而无人触犯，命令推行而无人违抗，贯高、利几的谋划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计策不会萌发。普通百姓趋向善道，大臣完全顺服。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义。即使把婴儿安置在天下之上，也能安然无事；即使让遗腹子在朝廷中继承王位，天下也不会混乱。这样当时就大治，后世也会颂扬圣德。只要一举行动，王业就会归附陛下，为什么还要畏惧而长久不做呢？天下的形势正患严重的肿病，一条小腿粗得几乎像腰，一根手指粗得几乎像大腿。平时已经不能屈伸，只要有一两根手指抽搐，全身就会感到无所适从。现在失去时机不医治，必定成为顽疾，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病不只是肿胀，又苦于[字词疑误]、[字词疑误]。元王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侯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侯王，是兄长儿子的儿子。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分得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有的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因此臣说：不只是患肿病，又苦于[字词疑误]、[字词疑误]。足以痛哭的事情，就是这种病。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悬。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因为处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因为处在下面。如今匈奴轻慢侮辱并侵扰掠夺，达到极不恭敬的程度，成为天下的祸患，几乎没有止息；汉朝却每年送纳黄金、丝絮和彩缯供奉它。夷狄反过来发号施令，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天子反而共同进贡，这是臣下的礼节。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反而在下面，倒悬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解救，难道还算国家有人吗？这不只是倒悬而已，又像偏瘫并患痱病。所谓偏瘫，是一面患病；所谓痱病，是一侧疼痛。如今西部边境、北部边境的郡，即使有高等爵位，也不容易得到免除徭役；身高五尺以上的人，也不容易得到休息。侦察兵守望烽火不能睡觉，将领官吏披着铠甲头盔睡眠。因此臣说：一方已经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它，但君主不让医治，足以流泪的事情就在这里。陛下怎么忍心凭帝王的名号，反而做戎人的诸侯？形势已经卑下受辱，而祸患又没有止息，长久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进献谋略的人大多认为这样是对的，实在不可理解。没有办法已经严重到极点了。臣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凭天下这样广大，却被一个县的人数困扰，实在使执掌政事的人感到羞耻。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用臣为属国官，让臣主持匈奴事务？实行臣的计策，请一定能够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运；压服中行说，鞭打他的背，使整个匈奴都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捕田野里的猪；不去搏击反叛的寇贼，却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溺于微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求得安定的办法。恩德可以施加到远方，威势也可以加临远方，可是仅仅在几百里之外，威令就不能取信，足以流泪的事情就在这里。如今百姓卖掉童仆，还要替他们制作绣衣、丝履，在衣服里边缝上偏诸作为镶边；这本是古代天子王后的服饰，只能用于宗庙祭祀而不能用于宴会，如今平民却可以让婢妾穿着。白色縠衣作外衣，轻薄的纨作内里，用偏诸缝合，美丽的还加上黼绣；这本是古代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和大商人在嘉宾聚会、召集客人时，却用它来装饰墙壁。古代这些服饰是供奉一帝一后使用的，并且有节制而合宜；如今平民的屋壁竟可以使用帝王服饰，倡优和下贱之人也可以使用王后的装饰。然而天下竟没有因此屈服，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况且皇帝本人穿着黑色粗绨，平民的墙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王后用服饰的缘饰装饰衣领，平民的宠妾却用它装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百人劳作[原文此处有疑误]，却不能供一人穿衣，想使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人耕种，十个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想使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饿寒冷切身侵害百姓，想让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屈弱了，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行动，保持大局。”风俗已经达到极端的不敬，达到极端的没有等级，达到极端的冒犯上位；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作为，这样可以维持长久。”足以长声叹息的事情就在这里。商君遗弃礼义，抛弃仁恩，一心专注于进取。实行这些政策两年，秦朝的风俗一天天败坏。所以秦人家中富裕、儿子强壮，就要分家；家中贫穷、儿子强壮，就要让儿子出赘。向父亲借耰和锄头，父亲还要摆出施恩的脸色；母亲取来簸箕和扫帚，儿子却站着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却同公公一样傲慢地坐着。婆媳彼此不和，就反唇相讥、互相责问。他们疼爱孩子、贪图利益，同禽兽没有多少区别。然而即使大家同心追逐时势，仍然天天败退。六国吞并天下，功业成就、愿望实现了，最终却不知道回头，不懂得廉耻的节操和仁义的厚道，坚信兼并的法术，继续推进攻取的事业。天下大大败坏，众多的欺压少数的，聪明的欺骗愚昧的，勇敢的威逼怯懦的，强壮的凌辱衰弱的，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大贤之人兴起，威势震动海内，德行使天下归服。从前被秦统治的天下，如今转而被汉统治了。然而秦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至今还没有完全改变。如今世人以奢侈靡费相互竞争，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义，舍弃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同了。人们只知道追逐利益，不再顾虑行为是否正当[原文“虑非顾行”疑有讹误]。如今更严重的，甚至杀害父兄。盗贼割取寝室门上的帘子，拔取两座宗庙的器物，在大都市中光天化日之下，劫掠官吏，夺取他们的金钱。弄虚作假的人动辄支出几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乘坐驿车巡行郡国。这些是丧失行为义理到了极点的人。但大臣只把文书没有上报、期限会合之间的差错当作大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因习以为常而不知道惊怪，心思不被耳目所触动，反而认为这只是偶然现象。

译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归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在刀笔文书和箱箧事务，却不知道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确立君臣的等级和上下的秩序，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各有纲纪，这不是上天自然造成的，而是人所建立的。人所建立的制度，不去创立就不会存在，不扶植就会僵死，不修治就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愚人，那还可以；但管子如果稍微懂得治国的根本，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秦朝使四维毁灭而不能张立，所以君臣乖乱，六亲遭受祸害和杀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散反叛。总共十三年，国家社稷就成了废墟。如今四维仍未完备，所以奸人得以侥幸，众心疑惑。难道不应当现在就确定常法制度，使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上下各有差等，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没有可乘之机，群臣百姓都归于诚信，上面没有疑惑吗？这种事业一旦确定，世世代代就能长久安定，然后才有可以遵循的准则。若制度不能确定，就像渡江河时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中遇到风浪，船必定倾覆。足以长声叹息的事情就在这里。夏朝做天子十余代后由殷朝承受，殷朝做天子二十余代后由周朝承受，周朝做天子三十余代后由秦朝承受，秦朝做天子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三代君主有道的时间长，而秦朝无道却这样迅速暴烈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制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关官员斋戒肃敬、端正冠冕来拜见他，在南郊让他拜见上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从他还是婴儿时就开始教育，礼制本来已经实行了。从前成王年幼，处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保养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义，太师以道理教训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是陪太子宴饮的人。所以太子到了孩提而有了知觉，三公三少便根据孝、仁、礼、义加以引导和训练，逐去邪人，不让太子见到恶行。于是从天下选取端正之士、孝悌之人、博闻之士、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翼太子，使他们同太子一起居处、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见到正事，听到正言，行走于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长期同正人居处，不能不变得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长期同不正的人居处，不能不变得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他所喜爱的东西，必须先让他接受相应的学习，才可以让他尝试；选择他所乐于从事的事情，必须先让他有所学习，才可以让他去做。孔子说：“少小时形成的习性像天性，长期习惯了就像自然一样。”等太子稍微长大，懂得男女之色，就进入学校，学校就是学习的宫室。《学礼》说：天帝进入东学，尊尚亲亲而重视仁德，于是亲疏有序，恩爱相互施及；天帝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差等，百姓不会欺诈；天帝进入西学，尊崇贤人而重视德行，于是圣明智慧的人居于职位，功业不会被遗漏；天帝进入北学，尊尚贵者而尊重爵位，于是贵贱有等级，下位者不会逾越；天帝进入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下后再向太傅学习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做得不足的地方，于是德行智慧增长，治国之道就能得到。这五种学习[原文“此五学者”标点疑误]在上位完成后，百姓黎民就会在下位受到教化而和睦。等太子已经加冠成人，免除师傅的严厉约束，就设置记过的史官、撤除膳食的宰官、进献善言的旌旗、供人诽谤的木牌、鼓励直谏的谏鼓。盲人乐官和史官诵读诗歌，乐工诵读箴言和谏言，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言语。学习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即使切直规劝也不感到惭愧；教化同内心一同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出于本性。三代的礼制，春天朝拜太阳，秋天傍晚祭祀月亮，用来表明对天象的敬意；春秋入学，和国老同席而坐，亲自拿着酱料进奉，用来表明孝道；行走时配合鸾铃和鸣，步行合乎《采齐》的节拍，快走合乎《肆夏》的节拍，用来表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去，听到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这样可以增长恩爱并彰明仁德。三代所以长久，是因为辅佐护翼太子的措施具备这些内容。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辞让，所崇尚的是告发和揭露；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审理刑狱；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人的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草芥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邪恶吗？是因为引导教育他的人所教的并不合乎正理。俗语说：“没有学习过做官，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应当引以为戒。”三代所以长久的原因，已经可以从事实中看出；然而不能遵循，是因为不以圣人的智慧为法。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留下的车辙和足迹清楚可见；然而后来的车仍不避开，后面的车又将翻覆。国家存亡的变化、安危的关键，根本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恶在于及早教导，以及选择身边的人。内心还没有放纵时就预先教导，教化就容易成功；使他明白道术、智慧、仁义的要旨，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如果服习日久、积累成惯，那么关键只在身边的人。胡地、粤地的人出生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长大形成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互沟通，有的人即使死去也不肯互相帮助，这就是教育和习俗造成的。因此臣说：选择身边的人、及早进行教导，是最紧要的。教育得当而身边的人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尚书》说：“一个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这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禁止它，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禁止它，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难以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劝善，用刑罚来惩恶，先王掌握这种政事，坚定如金石；推行政令，可靠如四时运行；依据这种公正而无私，像天地一样，难道会顾虑而不采用吗[原文“行此之令”处标点疑误]？

译然而所谓“礼啊，礼啊”，贵在于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断绝它，在细微之处就兴起教化，使百姓天天迁向善道、远离罪恶，自己却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们不发生诉讼吧？”替君主谋划，没有什么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取舍的原则在内心确定，安危的苗头就会在外部显现。安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危险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逐步积累而成，不能不察看。君主所积累的，在于取舍。用礼义治理，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和睦亲近。所以历代君主都希望百姓同样向善，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他们，有的用法令驱使他们。用德教引导，德教普遍施行，百姓的心气就快乐；用法令驱使，法令达到极点，民风就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就是祸福相应的征兆。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同汤王、武王一样；然而汤、武扩大德行，六七百年而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余年，天下便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汤、武决定取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一个大器物，如今人们安放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形同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哪里。汤王、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中，于是德泽普遍施行，禽兽草木都得到广泛丰足，德泽覆盖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共同听闻的。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中，丝毫没有德泽，怨恨毒害却流行于天下，百姓像仇敌一样憎恶他，祸患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被诛杀断绝，这是天下共同看见的。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效验和最大的证明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办法，必须用事实来检验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殷、周、秦的事情来验证呢？君主的尊贵，譬如高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如同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堂檐远离地面，厅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堂檐接近地面，厅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等级秩序，朝廷内部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师、小吏，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居于最高，所以他的尊贵不可企及。乡里俗语说：“想投打老鼠，却要顾忌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害怕投掷东西会损伤器物，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正因为要用廉耻节操和礼义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戮辱的做法；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并不远。按照礼制，不敢同君主所乘的马论齿序，踢到君马的草料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起身，遇到君主的车乘就下车，进入正门就快步走。君主的宠臣即使有过错、犯了该受刑戮的罪，也不把刑罚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就是预先使人远离对君主的不敬，也是以礼貌对待大臣、磨炼他们节操的办法。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是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可是如今却同普通百姓一样适用黥、劓、髠刑，以及笞打、辱骂、弃市的刑法，那么高堂难道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受戮辱的人难道不会更加困迫吗？廉耻不能施行，大臣岂不是会握有重权、身居高官，却怀有徒隶一样不知羞耻的心吗？望夷宫的事情，秦二世被认为应当用重法惩处，正是把“投鼠”而不顾忌器物的习惯发展到极点。臣听说：鞋子即使鲜洁，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那些曾经处在尊贵宠幸地位的人，天子已经为他们改变容色并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俯伏来敬畏他们。如今他们有了过错，皇帝可以命令废黜他，可以斥退他，可以赐他死，可以诛灭他的家族。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用绳索系住，押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役官署，任由司寇的小吏辱骂、鞭打他，这大概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做法。那些卑贱的人一旦知道尊贵者也会有这样的下场，岂不是会想：“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吗？”这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者、敬重贵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宠爱敬畏的人，即使应当处死，也只是死罢了，怎么能让卑贱之人这样突然侮辱他呢？豫让曾侍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伐并灭掉中行氏后，豫让又改为侍奉智伯。等赵国灭掉智伯，豫让在脸上涂漆、吞炭变声，一定要向赵襄子报仇。他多次行动，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养育，所以我用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同一个豫让，先前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能抗守节操、献出忠诚，行为超出烈士，这都是君主造成的。所以君主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像对待官吏、徒役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吏、徒役。他们顽钝而不知羞耻，卑劣而没有节操，廉耻不能树立，也不再自我珍重，只要这样做可以过日子就行；见到利益就离去，见到便利就争夺，君主有败亡就趁机推波助澜，君主有祸患就只求自己苟且免祸，站在那里旁观；凡有利于自身的，就欺骗、出卖君主来谋利。君主从这种情形中将得到什么好处呢？群臣人数很多，而君主只有一个；君主所托付的财货、器物和职事，都集中在群臣手中。如果大家都没有羞耻，只求苟且安逸，那么君主就最受祸害。所以古代礼制不施及普通百姓，刑罚不加到大夫身上，是为了磨炼宠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贪赃而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整饰”；因污秽淫乱、男女没有区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疲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疲弱，而说“下官不称职”。所以贵重大臣即使确实犯了罪，仍不直白地斥责、正面称说其罪名，还要迁就着替他避讳。因此那些处在重大谴责呵斥范围内的人，听到责罚命令，就戴白冠、系牦缨，端着盛水的盘子，把剑放在颈旁，前往请罪室请求治罪；君主不把他捆绑起来押走。犯中等罪的人，听到命令就自行解脱衣冠束缚，君主不派人扭住他的脖子加以刑罚。犯大罪的人，听到命令就面向北方拜两拜，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揪住压倒他再施刑。君主说：“这是你大夫自己的过错，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数了。”因为以礼相待，群臣自然感到欣喜，主动以廉耻自持，所以人人都珍惜节操品行。君主以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却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主，那就不是人类了。

译所以，教化已经成功、风俗已经安定时，做人臣的就会把君主看得比自身重要，把国家看得比家庭重要，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要；有利的事情不苟且求取，有害的事情不苟且逃避，只以义理所在为准，这就是君上的教化。因此，父兄一类的臣子确实会为宗庙而死，执掌法度的臣子确实会为社稷而死，辅佐君上的臣子确实会为君主而死，守卫边境、抵御敌人的臣子确实会为城郭疆土而死。所以说：圣人有如金城般坚固的屏障，说的就是这种事、这种志向。他们将为我而死，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生存；他们将为我而亡，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存续；他们将为我承担危难，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安定。他们只顾实行正道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依仗正义，因此可以把不受拘束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们。这是砥砺廉耻、推行礼义所造成的结果。君主还会丧失什么呢？如今不这样做，却反而看着那种局面长久发展，所以说，值得长久叹息的，正是这件事。《论积贮疏》【贾谊】管子说：“仓库充实了，人民才懂得礼节；人民连基本生活都不能满足，却能治理好国家，这种事从古到今从未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要受冻。”生产有一定时限，而使用没有节制，那么物资的力量必然会耗尽。古代治理天下，细致周密到了极点，所以积蓄足以依靠。如今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靠粮食生活的人又很多，这是天下最大的残害。奢侈放纵的风气日益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残害和祸害公然横行，没有人能够制止；国家的命运将要倾覆，也没有人振救。生产的人很少，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枯竭呢？汉朝建立汉政权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仍然令人悲痛。错过农时而不下雨，百姓将要像狼一样回头张望；年成不好，粮食不能入仓，请求出卖爵位和子女，这些事情已经听说过了。天下面临这样的危险，君上怎么还不震惊呢？世间有丰年和歉年，是上天运行的规律，禹、汤也遭遇过。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凭什么相互救济？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凭什么供给粮饷？兵灾、旱灾接连而来，天下的财力就会极度困乏；有勇力的人聚集徒众冲击官府，疲弱的男子和衰老的人只好交换子女，啃食尸骨。政治还没有完全通达，远方那些有才智、能辨疑难的人，已经一同起来争相行动了。到那时才惊慌起来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积蓄粮食，是天下最重要的根本。假如粮食多、财物有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牢固，用来作战就能获胜；使敌人归顺、使远方归附，还有谁会招而不来？如今若驱使百姓回到农业上，使他们都专心于根本，让天下人各自依靠自己的刀耕作；那些从事末业、游荡求食的人，也转而到南亩耕种，那么积蓄就会充足，人民也会安于自己的生活。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却反而对这种局面忧惧不安。《请封建子弟疏》【贾谊】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如今的形势发展，不过一代、两代之后，诸侯还会任意妄为而无人控制，豪强会滋长壮大，强大的诸侯甚至会使汉朝的法令无法施行。陛下用来作为藩篱屏障、也是皇太子所依靠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代国在北方边境，与匈奴这个强敌为邻，能够保全自身就已经足够了。淮阳同大诸侯相比，仅仅像脸上贴着的一颗黑痣，正好只能拿来诱饵大国，不能有所禁制防御。如今权力掌握在陛下手中，控制国家而只让儿子处在足以成为诱饵的位置，难道能说是妥善吗？人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只修饰小节、争求小廉，以便在乡党中立足；人主只求天下安定、社稷牢固而已。高皇帝把天下分封给功臣，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认为这样不行，于是诛杀除掉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国家空虚，又选择良辰，在雒阳上东门外册立诸子，全部封为王，于是天下安定。所以，大人物不应拘泥于小节而妨碍大功。如今淮南土地遥远，有的相距数千里，越过两个诸侯国而隶属于汉朝；那里的百姓和官吏往来长安，路上的衣服破旧、钱财用尽以及各种费用，都只能自行补足。他们因隶属于汉朝而极其想得到王位，逃走归附诸侯的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能长久维持。臣的愚见是，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划出来增益淮阳；再为梁王册立后嗣，割取淮阳北边二三座城和东郡来增益梁国；如果做不到，也可以迁徙代王，以睢阳为都城。让梁国从新郪向北连接黄河，让淮阳包有陈地以南、凭借长江，那么大诸侯中有异心的就会胆寒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终身不再有山东的忧患。这是两代都有利的办法。如今暂且安然无事，只是恰好遇到诸侯都还年少；再过几年，陛下就会看见后果了。秦国日夜苦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有力量控制天下，动一动手指就能如意，却高拱着手成就六国那样的祸患，这很难说是明智。假如身后发生变故，积蓄祸乱而长期不处理，眼看着却不作决定，万年之后把它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将使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德。臣听说圣明的君主会询问臣下的意见，而不亲自妄作决定，所以使臣下能够尽情表达愚忠。唯愿陛下裁察采纳。《谏封淮南四子疏》【贾谊】我私下担心，陛下接纳淮南王的几个儿子时，竟没有同像臣这样的人仔细谋划。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过？陛下幸而赦免并迁徙了他，他却因病死去。天下人谁会认为是大王导致他死亡呢？如今却奉养、尊崇罪人的儿子，只会在天下人面前背负毁谤罢了。这些人年少而强壮，难道能忘记父亲吗？白公胜为父报仇时，所要报复的是祖父和伯父、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只是发泄愤怒、实现心愿，举剑刺入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要同归于尽罢了。淮南王虽然年少，黥布曾经任用过他；汉朝能够保存下来，只是侥幸而已。放任仇人的儿子掌握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从谋略上说是不利的；即使把淮南分割成四国，四个儿子仍然同心。子弟众多，财物积聚，这并不是会有伍子胥、白公在广阔都城中报仇，就是恐怕会有专诸、荆轲在殿柱之间突然发动，这就是所谓借助盗贼的兵力来增添虎翼。希望陛下稍微停下来再作考虑。《谏放民私铸疏》【贾谊】

译法令规定，天下人可以公开购买铜、锡来铸钱；如果敢掺杂铅铁而制作其他巧钱，罪当处以黥刑。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形是，如果不掺杂铅铁、制造巧钱，就不能获得利润；而掺杂得极少，获利却很厚。事情有可能招致祸患，法令也有可能引发奸邪。如今让普通百姓掌握制造货币的权力，各自隐藏起来铸钱，因而想禁止他们从微小奸诈中获取厚利，即使天天有人因黥刑获罪，这种势头也不会停止。近来百姓犯罪，多的一个县就有上百人；至于受到官吏怀疑、遭受杖打而奔走逃避的，也非常多。制定法令来诱使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还有什么政策比这更糟呢？过去禁止铸钱，死罪积压在狱中；现在公开铸钱，黥罪积压在狱中。法令这样制定，君上还能依靠什么呢？而且民间使用的钱，各郡县并不相同：有的使用轻钱，每百枚要增加若干枚；有的使用重钱，平常称量又不接受。法定的钱币不能确立，官吏若急于统一，就会造成极大烦扰，而力量又无法胜任；如果放任不管、不加呵斥，市场上就会各自使用不同的钱，钱币制度大乱。假如没有适当办法，哪里可以实行呢？如今农业被抛弃，采铜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放下农具，冶炼铜矿、烧炭，奸钱日益增多，五谷却没有增加。善良的人受到惊惧而变成奸邪之徒，百姓甘愿陷入刑戮；刑戮将会更加不祥，怎么能忽视呢？国家知道这种祸患，官吏讨论时一定会说：“禁止它，禁止它！”可是如果找不到办法，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大。如今禁止铸钱，钱币就一定会变重；钱重，利润就深厚，盗铸者便会像云一样兴起，连弃市之罪也不足以禁止他们了。奸邪之事多得数不清，法令禁制屡屡崩溃，都是铜造成的。所以铜流布天下，造成的祸害十分广泛。如今可以消除这种广泛的祸害，并招来七种福益。什么叫七种福益？君上收归铜，不让它流布，百姓就不铸钱，黥罪不再积压，这是第一；伪钱不再增多，百姓彼此不怀疑，这是第二；采铜和铸钱的人回到田间耕作，这是第三；铜全部归于君上，君上凭借积存的铜来调节轻重：钱轻就用办法收敛，钱重就用办法发散，货物价格必然平稳，这是第四；用铜制造兵器，赐给尊贵的臣子，数量有所限制，以区别贵贱，这是第五；用铜控制各种货物，调节盈亏，收取奇异多余的财利，就会使官府富足充实而从事末业的百姓困乏，这是第六；拿我们所弃置的财物去同匈奴争夺百姓，使敌人归心，这是第七。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因祸而造福，转败为功。如今长久舍弃七种福益而实行广泛的祸害，臣实在为此痛心。《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八 （明）贺复征 编 ○疏二 《论贵粟疏》【汉鼌错】

译圣明的君王在上，百姓却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能够亲自耕种来给他们粮食、亲自织布来给他们衣服，而是因为为他们开辟了获得财富的道路。所以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汤时有七年的旱灾，国家却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是因为积蓄很多，预先准备充分。如今四海统一，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比禹、汤时少，又没有连续多年的水旱灾害，积蓄却还赶不上古代，是什么原因呢？土地还有未利用的利益，百姓还有多余的力量；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游荡求食的人也没有全部回到农业上。百姓贫困，奸邪就会产生；贫困产生于生活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务农，就不能固定居住在土地上；不能固定居住，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也仍然不能禁止他们。寒冷对于衣服，不等待衣服轻薄而温暖；饥饿对于食物，不等待食物甘美。饥寒临身，就顾不得廉耻。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没有制备衣服就会寒冷。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皮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占有这样的百姓呢？明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努力使百姓从事农业和蚕桑，减轻赋税，扩大积蓄，使仓廪充实，防备水旱灾害，这样百姓才可以为君主所有。百姓，是由君上所牧养的；他们趋向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四面八方都不会选择方向。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众人都看重它们，是因为君上使用它们。它们轻便细小，容易收藏，握在手中就可以带遍天下而没有饥寒之患；这就使臣下容易背叛君主，使百姓容易离开故乡，使盗贼受到鼓励，使逃亡者能够携带轻便的财物。粟米布帛生长于土地，成熟有待时令，聚集有赖人力，不可能一天造成。几石粮食那样沉重，普通人不能胜任搬运，不能成为奸邪之徒谋利的对象；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会到来。因此，明君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农夫五口之家，服役的人不少于两个，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春天耕作，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要砍柴，办理官府差事，供应徭役。春天不能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天休息。还要私下迎送宾客，吊唁死者、慰问病人，养育孤儿、抚养老幼，也都在这些事情之中。辛勤劳苦到这种程度，仍然还要遭受水旱灾害、急迫暴虐的政令和不按时征收的赋税，早晨下令晚上就改变。当他还有财物时，只能按半价出售；没有财物时，就要借取加倍的利息。于是便有卖掉田地房屋、出卖子孙来偿还债务的人。大商人囤积货物，获取加倍利息；小商人坐在店铺中贩卖，掌握奇货厚利，每天游走都市，乘着君上的急需，所卖货物一定加倍。于是他们的男子不耕田，女子不养蚕织布，穿衣一定要华美，吃饭一定要吃精粮肉食；没有农夫的劳苦，却有田间阡陌的收益。他们凭借财富丰厚，同王侯交通往来，力量超过官吏的权势，彼此用利益倾轧；出游千里，车马仪仗相望，乘坐坚固的车、鞭策肥马，脚穿丝鞋、拖着细绢。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逃亡的原因。如今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已经富贵了；尊重农夫，农夫已经贫贱了。所以，民间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违背，却想使国家富足、法令确立，是不可能的。当前的要务，没有比使百姓专心务农更重要的了。想让百姓务农，在于提高粮食的地位；提高粮食地位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作为赏罚的凭据。如今招募天下人向县官输纳粮食，可以授予爵位，也可以赦免罪过。这样，富人得到爵位，农民得到钱财，粮食也有了疏通流通的渠道。能够输纳粮食来获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取用有余粮食来供给君上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是所谓取有余以补不足，使政令一出而百姓获利。这顺应民心，可以补益三方面：第一，君上的用度充足；第二，百姓的赋税减少；第三，勉励农业生产。如今规定百姓拥有车骑和一匹马的，免除三人的兵役。车骑是天下的武备，所以免除兵役。神农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披甲士兵，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由此看来，粮食是王者最重要的用度，是政务的根本。现在规定百姓输纳粮食来接受爵位，直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兵役。这同拥有车马所获得的功劳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上所掌握的，从口中说出便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生长在土地上而不会匮乏。获得高爵和免除罪过，都是人们非常希望的事情。假如让天下人把粮食输送到边境，以此接受爵位、免除罪过，不超过三年，塞下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谏起上林苑疏》【东方朔】我听说谦逊、安静、谨慎诚实，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会用福来回应它。骄纵、满溢、奢侈华丽，也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会用灾异来回应它。如今陛下修建连绵的高台，还担心它不够高；设置射猎的场所，还担心它不够广。假如上天不降灾变，那么三辅的土地都可以用来建苑囿，何必一定要盭厔、鄠、杜呢？奢侈超过制度，上天就会因此降下灾变。上林苑即使很小，臣尚且认为它太大了。南山是天下的险阻，南面有江、淮，北面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到商、雒以西，土地肥沃丰饶。汉朝兴起后，离开三河之地，只停留在覇水、产水以西，建都于泾水、渭水以南，这正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也是秦国凭借它俘获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方。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还有豫章、檀、柘等树木以及各种奇异物产，多得无法计算；这些是百姓赖以生活、万民仰赖以充足的资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丰富物产，土地适宜生姜、芋头，水中多青蛙、鱼类，贫苦的人也能靠它们供给自己、使全家富足，没有饥寒之忧。所以丰、镐之间被称为土地肥沃之处，土地价格每亩一金。如今却规划把它作为苑囿，断绝陂池水泽的利益，夺取百姓肥沃的田地；上面使国家缺少用度，下面夺走农业和蚕桑的事业，抛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去做失败的事情，损耗五谷，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况且还要让荆棘树林繁盛，饲养麋鹿；扩大养狐兔的苑囿，增大虎狼出没的荒地；又毁坏百姓的坟墓，挖掘百姓的房屋，使幼弱的人怀念故土而思念，老人流泪悲伤，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驱逐百姓而营建苑囿，用墙围起来，骑马向东向西奔驰，车辆向南向北疾驰；又开挖深沟大渠。一天的游乐，不值得拿来危害没有堤防的百姓，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所以一味追求苑囿广大，不顾农时，不是用来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的办法。殷朝营建九市之宫，诸侯便背叛；楚灵王修建章华台，楚国百姓便离散；秦朝兴建阿房宫，天下便大乱。臣如粪土般愚昧，却忘掉生命、触犯死罪，违逆盛大的意旨、冒犯尊严的指示，罪当万死；但不能抑制心中的愿望，愿意陈述泰阶六符，以观察上天的变化，请陛下不可不加以省察。《论限民名田疏》【董仲舒】

译董仲舒劝说皇上说：“《春秋》对于其他谷物不记载，到了麦子、禾苗不能成熟时才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对于五谷，最重视麦和禾。如今关中的习俗不种麦，这是使一年失去《春秋》所重视的谷物，也损害百姓赖以生存的资具。希望下诏给大农，命令关中百姓多种越冬麦，不要错过农时。”他又说：“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过十分之一，征收起来容易共同承担；役使百姓不过三天，他们的力量容易满足。百姓在家中有足够的钱财来养老尽孝，对外足以侍奉君上、缴纳赋税，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因为极其爱护百姓，所以百姓喜悦。从高祖直到秦朝，沿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成阡陌，穷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又垄断川泽的利益，控制山林的资源，荒淫放纵、超过制度，彼此以奢侈相夸耀；城邑中有君主般的尊贵，乡里中有公侯般的财富，小民怎么能不困苦？又加上每月服役为更卒，之后还要服正卒之役，一年戍守，一年服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人口税以及盐铁的利益，比古代多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要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五，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所穿的衣服，吃狗猪所吃的食物。再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任意施加刑罚，百姓忧愁得无以为生，逃入山林，转而成为盗贼；穿赭衣的囚徒布满道路，每年判决的案件多到以千万计。” 汉朝兴起后沿袭这些做法而没有改变。古代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所占有的田地，以救济不足的人，堵塞兼并的道路；盐铁都归还给民间，废除奴婢制度，取消专擅杀人的威势，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缓百姓的力量，然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谏昌邑王疏》【王吉】臣听说古代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轻装快速行军每天五十里。《诗经》说：“不是古代的风吹动啊，不是古代的车高扬啊；回头远望周道，心中悲伤啊。”解释说：“这不是古代的风，才会呼呼吹动；这不是古代的车，才会高高扬起。”这是在为此感到悲伤。如今大王有幸到了方与，竟然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使百姓破费，还耽误耕作、蚕桑和修治道路。臣愚昧，认为不能屡屡变动百姓的生活。过去召公巡视职守、处理民事时，曾住在甘棠树下听取决断，那时人人都能各得其所。后世思念他的仁德恩惠，以至于不肯砍伐甘棠树，《甘棠之诗》说的就是这件事。大王不喜爱学问，却喜欢安逸享乐；倚着车前横木，勒紧缰绳，奔驰驱赶不停，口舌疲于呵斥，双手苦于挥鞭驾驭，身体劳累于车舆；早晨冒着雾露，白天承受尘埃，夏天被酷暑暴晒，冬天被风寒侵袭。这样多次用柔弱的玉体去承受劳苦烦毒，不是保全长寿之道，也不是增进仁义盛德之道。在宽广的房屋下，铺着细■〈施，冉代也〉，明师坐在前面，劝导诵读在后面；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的盛世，考察仁圣的风范，学习治国的道理，欣喜奋发到忘记吃饭，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这种快乐难道只是驾驭车马之间的快乐吗？休息时就俯仰屈伸来调和形体，进退行走来充实下肢，吸入新气、吐出旧气来锻炼内脏，专心积聚精气来调适精神；用这些来养生，难道不会长寿吗？大王如果确实这样留意，那么心中就有尧、舜的志向，身体就有乔、松般的长寿；美好的声誉广泛传播并上达朝廷，福禄也会聚集，社稷就会安定。皇帝仁德圣明，至今思念不曾懈怠，对于宫馆、苑囿、池沼、射猎的享乐，还没有亲自享用。大王应该早晚念及这些，以承接圣上的心意。诸侯中同皇帝有骨肉关系的，没有比大王更亲近的了；按亲属关系，大王是他的儿子，按爵位身份，大王是他的臣子，一身兼有两种责任。恩爱、行义、廉正操守有一项做得不完备，都会因此上达圣听，这不是享有国家福禄的好办法。臣吉愚昧刚直，希望大王明察。《言得失疏》【王吉】陛下亲具圣明资质，总理天下万方，帝王的典籍每天陈列在面前，专心思考世间事务，准备兴起太平；诏书每次下达，百姓都欣喜得如同获得新生。臣伏地思量，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恩惠，却还不能说是根本要务。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并不是每代都有，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言语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建立传之万世的长远策略，没有使明主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他们所致力的，只是期限、会计、文书以及审断案件、听取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宣扬德行、流布教化，一定从身边开始；朝廷自身不完备，就难以谈论治理；身边的人不端正，就难以教化远方。百姓弱小，却不可压服；愚昧，却不可欺骗。圣主独自行动于深宫，做得对，天下就称颂；做错了，天下就都议论。行为从近处发出，必然在远处显现，所以应当谨慎选择身边的人，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身边的人是用来端正自身的，所任用的人是用来宣扬德行的。《诗经》说：“贤士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根本。《春秋》所推重的大一统，是四海风俗相同、九州贯通一体。如今庸俗官吏治理百姓，并没有可以世世代代通行的礼义条文，只是单独设置刑法来维持。他们想治理，却不知道应从哪里着手，凭主观意图穿凿附会，各自只图一时之利，权变诡诈任意施行，所以一旦变更之后，就不能再恢复修治。因此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习俗不同，各户所受政令不同，人人的服饰也不同；欺诈虚伪开始滋生，刑罚没有止境，质朴日益消失，恩爱逐渐淡薄。孔子说：“使上位者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君王还没有制定礼制时，应当援引先王礼制中适合当今的部分来施行。臣希望陛下承受上天的心意，开创伟大的事业，同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整理旧礼，阐明王制，使一世的百姓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怎么会不如成王、康王时，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呢？臣私下看到当今所追求的事务中有不合于正道的，谨慎地分条上奏，唯愿陛下裁量选择。《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彚选》卷八十九 （明）贺复征 编 ○疏三 《谏节俭疏》【汉贡禹】

译古代宫室有一定制度，宫女不超过九人，饲养的马不超过八匹；墙壁只涂饰而不雕刻，木材只打磨而不镂刻；车辆、器物都不加文饰彩绘。苑囿不过几十里，同百姓共同使用；任用贤能，按十分之一征税；没有其他赋税，也没有徭役戍守之劳，使百姓一年服役不过三天；千里以内的地方自给自足，千里以外各自设置贡职而已。所以天下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歌颂之声一齐兴起。到了高祖、孝文、孝景皇帝，遵循古代的节俭，宫女不过十多人，马厩中的马一百多匹。孝文皇帝穿粗绨衣、着皮鞋，器物没有雕饰和金银装饰。后世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臣下也互相仿效；衣服、鞋袜、刀剑同君主混杂，君主有时上朝入庙，众人竟不能分辨差别，实在非常不合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奢侈僭越，就像鲁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如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过天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承接衰败、挽救乱局，矫正而恢复古代教化，责任在陛下。臣愚昧地认为，完全恢复太古制度很难，应该稍微仿效古制来约束自己。《论语》说：“君子以节制礼乐为乐。”如今宫室已经确定，无法改变，其余事项都可以削减。所以从前齐地三服官输送的物品不过十笥，如今齐地三服官的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费数千万；蜀郡、广汉郡主管金银器物，每年各耗费五百万；三工官耗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这样。马厩中吃粮的马将近一万匹。臣禹曾经跟随皇帝到东宫，看见赏赐给人的杯子、案几都绘有纹饰并装饰金银，这不是本来应该用来赏赐臣下饮食的东西。东宫的费用也多得无法计算，这些正是天下百姓因饥饿而死的根源。如今百姓大批饿死，死后又没有安葬，尸体被狗猪吞食，甚至有人互相吞食；马厩里的马却吃粮食，因过于肥胖而感到痛苦、气息非常暴躁，甚至每天还要牵出来行走。王者受命于天，是百姓的父母，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上天难道看不见吗？武帝时又大量选取美女，多达数千人，充入后宫。武帝去世后，昭帝年幼，霍光专权，不知礼制正道，妄自收藏大量金银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物，共一百九十种，全部埋葬收藏，又把后宫女子全部安置在园陵中，大大违背礼制、违逆天意，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本意。昭帝去世，霍光又照样实行；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群臣也跟随旧例，这实在令人痛心。所以天下承受这种教化，娶纳女子都大大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蓄养歌舞伎也多达几十人。因此宫内有许多怨女，宫外有许多无妻的男子；至于众多百姓的葬埋，也都只是把地上的土地空出来来充实地下墓穴。这些过错都从上面产生，都是大臣们沿袭旧例的罪过。希望陛下深察古道，遵从节俭的一面，大大削减乘舆、服饰、御用器物，去掉三分之二。子产说多少自有天命；请审慎察看后宫，选择贤德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返。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该全部遣返。只有杜陵宫中数百人，实在令人怜悯。马厩中的马不应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囿的土地作为田猎之处。自城西南到山西、再到鄠县的土地，都应恢复为农田，交给贫民。如今天下饥荒，难道不能大幅度削减费用来救济百姓，以符合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本来就是为了万民，不是只让他们自己享乐罢了。所以《诗经》说：“上天难以相信，事情并不容易；只有王啊，上帝在监临你，不要有二心。”面对仁义的事情不应退让，只有陛下可以用圣心参验天地、衡量往古，不能同臣下共同商议。若只是迎合君意、顺从旨意，随君主的好恶上下变化，臣禹实在忧惧不安，却不敢不竭尽愚忠。《上政治得失疏》【匡衡】

译臣听说五帝使用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施行的教化各有差异，是因为民间风俗和所处时代各不相同。陛下亲具圣德，开启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禁，近年多次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接连不断地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保全民众，应当用德义教导他们，用好恶昭示他们，观察他们的过失并制定适宜的制度；这样推动他们，他们就会和谐；安抚他们，他们就会安定。如今天下风俗贪财轻义，喜爱声色，崇尚奢侈，廉耻的节操淡薄，淫邪的念头放纵，纲纪失去次序；疏远的人超过亲近的人，亲戚的恩情淡薄，婚姻关系的同党却兴盛，苟且相合、希求侥幸，以自身谋取利益。根本不改变，虽每年施行赦免，仍然难以使他们改正错误而不犯法。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彻底、豁然地大大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朝廷是天下的栋梁。公卿大夫共同遵循礼法、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爱仁德、乐于施舍，下面的人就不会暴虐；尊崇义理、推重节操，百姓就会兴起善行；宽厚柔和、仁惠待人，众人就会彼此相爱。这四点，是明王不必严刑峻法而能够成就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中有喜怒形于颜色的臣子，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断的君主，下面就有不肯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者，下面就有伤害他人的心；上面有贪利的臣子，下面就有偷盗的百姓。这就是根本。如今庸俗官吏的治理，都不以礼让为根本；上面有克制压迫和暴虐，有的嫉妒伤害、喜欢陷害别人获罪，贪财而仗势欺人，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停止。即使刑罚严酷、法令峻急，仍然不能改变风俗。这并不是百姓的天性如此，而是有原因的。臣私下考察《国风》的诗篇，《周南》《召南》深受贤圣教化，所以人们笃实行义而不贪女色；郑伯喜好勇武，国人便徒手搏虎；秦穆公重视诚信，士人便多有殉死；陈国夫人喜好巫术，百姓便大行淫祀；晋侯喜好节俭，百姓便积聚财物。太王亲自施行仁德，邠国便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只在于审慎选择所崇尚的东西。如今虚伪、浅薄、嫉妒、伤害、不肯谦让的风气，已经到了极点。臣听说教化的流布，并不是挨家挨户向每个人劝说；贤者在位，能者任职，朝廷崇尚礼法，百官敬重谦让，道德的实行由内而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应当效法的对象，日益迁善而自己还不知道。因此百姓安定，阴阳调和，神灵感应而呈现吉祥。《诗经》说：“商邑整齐庄严，是四方的准则；长寿安宁，以保佑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成汤建立至高治理、保全子孙、改变异俗而使鬼方归服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它的风俗却没有同远方郡国来的人区别开来；他们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有时看见奢侈靡丽便放纵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枢纽，应当首先端正。臣听说天人交接之际，精气与邪气能够相互激荡，善与恶能够相互推移；事情在下面发生，征象就在上面显现。阴阳的道理各自回应它所感受的事物：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就变为活动；阳气受到遮蔽，明亮的就变得昏暗。水旱灾害会随着相应的类别到来。如今关东连年饥荒，百姓困乏，有的甚至互相吞食，这都是因为赋税征收过多，百姓共同承担的负担太重，而官吏安抚集合百姓的成效不相称。陛下敬畏天戒，怜悯百姓，大力减省费用，减少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士，罢除珠崖郡，停止武事而施行文治，将要超越唐、虞的盛隆，断绝殷、周的衰败。凡是看见罢除珠崖诏书的人，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看见太平。应当进一步削减宫室的规模，省去奢靡华丽的装饰，考察制度，修治内外；亲近忠正之人，远离巧佞之徒；放弃郑、卫之乐，进用雅、颂之乐；选拔奇异杰出的人才，开启直言进谏的道路；任用温厚善良的人，斥退刻薄的官吏；显扬清白之士，彰明无欲的道路；考察六艺的旨意，研究上古的政务，阐明自然之道，广泛推行和睦的教化，以崇尚最高的仁德，纠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的观念，使四海都明白地看见本朝所崇尚的东西；让道德在京师弘扬，让美好的声誉传到境外，然后大化才能成功，礼让才能兴起。《戒妃匹劝学疏》【匡衡】

译陛下秉持至高的孝道，哀伤思念始终不离于心，从未举行游乐、游猎、射箭的宴乐，实在把慎终追远的孝道推行到了极致，没有穷尽。臣私下希望陛下即使凭圣性自然做到，也还要进一步用圣心加以勉励。《诗经》说：“孤独忧伤地处在忧患中。”说的是成王丧服期满后仍思念先王，心情意气不能平复。这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崇立大化的根本。臣又听老师说：“妃嫔配偶的关系，是百姓繁衍的开始，是万福的根源。婚姻礼制端正，然后万物才能顺遂，天命才能保全。”孔子评论《诗经》，把《关雎》作为开篇，说最高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王后和夫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奉行神灵的统绪，也无法调理万物的适宜关系。所以《诗经》说：“美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能够成就贞洁淑美，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情欲的感动，不表现在容貌仪态上；宴饮私处的念头，不显露在举止动静中。这样以后，才可以配合至尊而主持宗庙，这是纲纪的首要、王教的开端。自上古以来，三代的兴衰，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历代得失盛衰的结果，以确定国家的大根基；选取有德的人，戒除声色之乐，亲近严肃恭敬之人，远离技能巧佞之徒。臣私下看到陛下圣德纯厚茂盛，专心精研《诗》《书》，爱好学习而不知满足。臣匡衡才能驽钝，无法辅佐您成就善政、宣扬德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著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区别、贯通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所以仔细研究六艺的旨意，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得到调和，草木昆虫也可以得到养育；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探究其中的意义。臣又听说圣明君王自身的一举一动、周旋进退，奉天承亲、临朝接受群臣朝见，都有礼节文饰，以彰明人伦：恭敬谨慎、战战兢兢，是事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尊亲谦逊，是奉养父母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谨慎，是面对众人的仪态；嘉美惠爱、和悦亲切，是享用臣下进奉时的面容。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使万物遵循其仪范，所以外在形貌表现为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义可以尊崇，容貌举止可以观瞻，进退可以合乎尺度，用这些来面对百姓；因此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便以他为准则、加以仿效。”《大雅》说：“敬慎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把道德光明显著、庄严肃穆地展示给他们，又用礼乐宴享、赐酒使他们受到教化后归去，所以万国没有不获得福祉、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的。如今正月初，陛下亲临路寝接受朝贺，设酒宴请四方臣民。《传》说：“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希望陛下留意一举一动的节度，使群臣能够仰望盛德的美好光辉，以此树立国家的根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论治性正家疏》【匡衡】臣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决定用心所在。接受天命而建立国家的君王，致力于开创事业、垂留统绪，使之流传无穷；继承帝位的君主，心中存念的是承继、宣扬先王的德行，并且扩大光大他们的功业。从前成王继承王位，思考发扬文王、武王的治道，以此修养自己的心性；一切美好的功业和盛德，都归于文王、武王，而不敢独占名义。因此上天欣然享用祭祀，鬼神也加以保佑。《诗经》说：“思念我的皇祖，神灵升降于朝廷。”意思是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事业，而鬼神保佑、帮助他的治理。陛下圣德如天覆盖，爱护天下如同子女；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尚未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还没有充分发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相说旧制度不可施行。只致力于改变那些应当改变的，有时又因不可施行而反复恢复旧制，因此群臣互相争论是非，官吏百姓没有可以相信的准则。臣私下遗憾国家放弃已经成就的事业，却空自制造这种纷扰。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统绪事业的事情，专心遵守旧制、发扬功业，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的德行。”孔子把这句话写在《孝经》首章，它大概就是最高道德的根本。古书说：“审察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本性的原则，必须审察自己有哪些有余之处，并努力补足不足之处。聪明通达的人，要戒除过于明察；孤陋寡闻的人，要戒除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暴烈；仁爱温厚的人，要戒除缺乏决断；沉静安逸的人，要戒除迟缓误时；心胸广大而好大喜功的人，要戒除疏忽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除的地方，用义加以调节，然后中和的教化才能应验，巧诈之徒也不敢互相勾结以求进用。愿陛下戒慎这些足以崇高圣德的事项。臣又听说，家庭之道修明，天下的治理原则就能确立，所以《诗经》从《国风》开始，《礼经》以冠礼、婚礼为根本。从《国风》开始，是推究人的性情而彰明人伦；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端正根基、预防祸患于未然。福祉的兴盛，没有不根源于家庭的；道德的衰败，没有不是从闺门之内开始的。因此圣王一定慎重对待妃后之间的关系，区别嫡子和长子的地位，在宫内施行礼制：卑者不得超过尊者，新者不得先于旧者，这是为了统摄人情、调理阴阳之气。尊重嫡子而使庶子居下，嫡子在东阶举行冠礼，用甜酒礼待他，众庶子不得与他同列，这是为了尊贵嫡系正体、彰明嫌疑。这不是徒然增加礼仪文饰而已，而是内心确实有所区别，所以通过礼制探察内情并将其表现出来。圣人的行动、静止、游览和宴饮，都有亲疏尊卑的次序；万事各得其序，天下自然修治，百姓也会受到教化。假如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反而卑下，奸佞巧诈之徒就会乘机而动，扰乱国家。因此圣人慎重防范祸端，在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不因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义理。陛下圣德纯厚完备，无不修正端正，所以天下无需烦扰而自然得到治理。《诗经》说：“用什么来治理四方？能够安定自己的家国。”《左传》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谏议修建昌陵疏【刘向】

译臣听说《易经》说：“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安定，国家才可以保全。所以圣明的君主广泛考察事情的始终，穷尽事理，使是非分明。王者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授予天命的对象广大，并不只属于一个姓氏。孔子评论《诗经》，读到“殷商的士人肌肤丰美、才智敏捷，在京城举行灌祭”时，感叹说：“天命是多么伟大！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并非永恒不变；如果不是这样，王公凭什么戒慎，百姓凭什么受到劝勉？这是感伤微子臣服周朝的事，也是痛惜殷朝的灭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改变丹朱这样的后代；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教化末代的桀、纣。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永不灭亡的国家。过去高皇帝灭掉秦朝后，准备定都雒阳，因听了刘敬的话而醒悟，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及周朝却贤于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凭周朝的德行，利用秦地的险阻；国家长久或短暂，以德行作为成败的依据，所以常常战战兢兢，不敢讳言国家会灭亡。孔子所说“富贵无常”，大概就是指这个道理。孝文皇帝住在霸陵，向北面对陵厕，心中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纻絮填塞，在中间涂漆，难道就能搬动吗？” 张释之进言说：“假使陵墓里面有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仍然会有缝隙；假使里面没有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终点，而国家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国家作长远而无穷的打算。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的坟山。《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覆盖尸体，葬在旷野中，不起坟、不植树。”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也十分简略。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当地的地势；殷汤没有明确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地槖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这些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从长远处考虑、为无穷后世谋划的办法。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承受君命、顺从心意而实行薄葬，这确实是奉安君父、尽忠尽孝的极致。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也很简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称作古墓而不起坟，说：“我孔丘是四方之人，不能不让人知道。”他筑了四尺高的坟，遇雨坍塌，弟子修整后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代不修墓。”这大概是对修墓之举的非难。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后返回，他的儿子死在嬴、博之间，墓穴没有挖到泉水，收殓时用了当时的衣服，封土掩埋墓坑，坟高只够隐没尸体。延陵季子哭号说：“骨肉归复于土，这是命运；至于魂气，则没有不前往其所归之处的。”嬴、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回去安葬。孔子前往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尊敬兄长。他们安葬君主、亲人和骨肉，都很简薄，并不是故意苟且节俭，而是真正便利于死者的形体。宋国桓魋为自己造石椁，孔子说：“不如赶快朽坏。”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有才智谋略的人编写《春秋》，也讲到薄葬的道理，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人就把它挖掘了。至于秦惠王、秦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庄王、秦襄王五位君王，都大修坟丘，埋藏了许多财物，结果全都被挖掘，尸骨暴露在外，实在非常可悲。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麓，下面用铜液封固至三重泉水之下，上面堆起高大的坟山，高五十多丈，周长五里有余。用石椁建成游观的宫馆，用人油作灯烛，用水银造成江海，用黄金铸作野鸭和鸿雁；珍宝的储藏、机关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无法一一说尽。又杀了许多宫人，把工匠活埋，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苦于这些徭役，于是反叛。骊山陵墓尚未完工，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已经到达它的脚下。项籍焚烧了秦始皇的宫室营宇，仍在其中的人都被挖掘出来。后来有个牧童丢了羊，羊钻进了墓道，牧童拿着火把进去寻找，失火烧毁了其中的藏椁。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始皇帝更奢盛的了。几年之间，外面遭受项籍的灾祸，里面又遭受牧童的灾祸，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德行越厚，葬礼越简薄；智慧越深，葬制越简略。没有德行、缺少智慧的人，葬礼越厚重，坟丘越高，宫庙越华丽，被挖掘得也必然越快。由此看来，明智和昏暗的后果、葬制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的德行衰落后便奢侈起来，宣王贤明而使国家中兴，便重新实行俭朴，宫室缩小，寝庙简朴，诗人赞美他，《斯干》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雕刻装饰宗庙，大量修筑台榭园囿，后代两次断绝，《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如此而昌盛，鲁国和秦国那样而灭绝，这就是奢侈与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后亲自实行节俭，开始营建初陵，规模极小，天下没有不称赞陛下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却增高加厚陵地，堆积泥土造成山丘，挖掘百姓的坟墓，数量多达数万；又营建城邑住宅，期限紧迫而仓促完工，工程费用多达一万亿以上。死者在地下含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又因此造成饥荒，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多达千万。臣对此非常忧闷。假如死者有知，挖掘别人的坟墓，祸害就太多了；假如死者无知，又何必采用大智之人的谋划？死者若有知，当然不会高兴；把这种做法给众百姓看，百姓也会以此为苦！如果只是为了使愚夫和奢侈之人高兴，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慈仁深厚，德行美善，聪明通达，举世无比，本应弘扬汉家的德行，崇尚刘氏的美德，使五帝、三王的光辉更加显明，却反而同暴秦和乱君竞相奢侈，用来比拟高大的坟丘，取悦愚夫的眼目，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者智士的心愿，丧失万世的安宁。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向上考察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的制度，向下观察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心意。孝文皇帝去除高坟而实行薄葬，以节俭安定神灵，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和始皇帝增高山丘、厚藏财物，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营建，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以此平息百姓的怨愤。请求兴办礼乐疏【刘向】

译有人说：不能完备地制定礼制。礼制以养育人民为根本，如果有所不周全，就是因为有过失而不能养育人民。刑罚的过失，有时会导致死伤。现在的刑法并不是皋陶制定的法令，但有关官员请求制定法律，该删的删，该增的增，这是为了挽救时局。至于礼乐，却说“不敢”，这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育人。因为俎豆、管弦之间有一点不完备，就因此废绝不办，这是舍弃小的不完备而造成大的不完备，大的不完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罚相比，刑法是轻的；这样做就是舍弃重要的而急于处理次要的。况且教化是治理国家所凭借的，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手段。如今废弃所凭借的教化而单独依靠所辅助的刑法，不是达到太平的方法。自京师起，有悖逆不顺的子孙，直到陷入死罪而受刑戮的不断出现，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之道。承受千年以来衰败的周朝、继承暴虐秦朝留下的弊病，百姓逐渐沾染恶俗，贪婪凶险而偏邪，不熟悉义理；不向他们显示大化，却只用刑罚驱迫，最终始终不能改变。所以说：“用礼乐引导人民，人民就会和睦。”当初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士人的非难，但最终成为汉代儒者的宗业，流传给后代，这就是已经形成的法则。论甘延寿等人的奏疏【刘向】郅支单于囚禁并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人数以百计，事情传遍外国，损伤了汉朝的威势和尊严。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赫然震怒，想诛杀郅支的意志从未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承受圣旨，倚仗神灵，统率百蛮之君，征集各城郭的军队，冒着九死一生进入绝域，于是踏入康居，屠灭五重城，拔取郅支手下歙侯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宣扬威势，洗雪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昭著光明的功勋。万夷震慑臣服，无不恐惧震动。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经被诛杀，又喜又惧，向往汉朝风教，奔驰而来表示归义，叩头入朝称宾，愿意守护北方藩篱，世世代代称臣，树立千载的功业，建立万世的安宁。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大夫方叔、尹吉甫替宣王诛伐猃狁，于是百蛮都来归附。《诗经》说：“军容盛大、军势猛烈，如雷霆、如雷声。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蛮荆都来畏服。”《易经》说：“有可嘉美的斩首之功，俘获的不是同类。”意思是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其他不顺服者都来归从。如今延寿、陈汤诛杀郅支所造成的震动，即使《易经》所说的斩首之功、《诗经》所说的雷霆之威也比不上。评定大功，不应计较小过；推举大的美德，不应挑剔细小瑕疵。《司马法》说：“军队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这是希望人民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这是因为重视武功，重用人才。尹吉甫凯旋归来，周王厚厚赏赐他。《诗经》说：“吉甫宴饮欢喜，已经得到许多福祉；从镐京归来。我们出征已经很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觉得遥远，何况万里之外，他的辛劳实在太大了。”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应受的奖赏，反而被贬抑，捐躯拼命的功劳长期受刀笔吏的压制，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臣、激励戍边将士的方法。从前齐桓公先有尊奉周王的功劳，后来又有灭掉项国的罪过，君子以功劳遮盖过错，并替他隐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曾经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资财，经历四年劳苦，仅仅得到骏马三十匹；即使斩下大宛王母鼔的首级，也不足以抵偿费用。他个人的罪过很多，孝武帝认为他远行万里征伐，便不记录他的过失，于是封侯授官，共封拜两位侯爵、三位九卿和二千石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的名号重于大宛王，杀害汉使的罪过重于扣留马匹；而延寿、陈汤不劳烦汉朝士卒，不耗费一斗粮食，比起贰师将军来，功德超过百倍。况且常惠曾经顺应时势想攻打他们，乌孙的郑吉迎接并招致他们归附，日逐王也都裂土封爵。所以论威武和辛劳，他们大于方叔、尹吉甫；论以功劳遮盖过失，他们优于齐桓公和贰师将军；论近来的功劳，他们高于安远侯和长罗侯。然而大功尚未显扬，小过却屡屡传布，臣私下对此感到痛心。应当及时解除对他们的禁锢，准许他们通行出入，免除过错而不再治罪，尊崇并宠幸他们的爵位，以此劝勉有功之人。《文章辨体汇选》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 （明）贺复征编 ○疏四 救陈汤疏【汉谷永】臣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侧着身子而坐；赵国有廉颇、马服君，强大的秦国不敢窥伺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向南面对沙漠进犯。由此说来，能够战胜敌人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不加以重视。君子听到战鼓和军乐的声音，就会想到将帅之臣。臣私下见关内侯陈汤，先前担任西域都护的副使，因愤恨郅支无道，怜悯汉王没有筹划诛杀他，激发义愤和勇气，奋然发动军队迅速出征，横行乌孙，越过郅支城，屠灭三重城，斩下郅支的首级，报了十年来未能诛杀郅支的仇恨，洗雪边吏长期以来的耻辱，威震百蛮，武功扬名四海。自汉元以来，征伐外方的将领，从来没有这样的功劳。如今陈汤因所上奏的事情不合事实而获罪，被长期幽禁，历时很久仍未判决，掌管司法的官吏想把他处以死刑。从前白起担任秦将，南面攻下郢都，北面坑杀赵括，只因一点小过，便在杜邮赐死；秦国百姓怜悯他，无不流泪。如今陈汤亲自执掌兵权，在万里之外席卷敌境、杀戮流血，把功劳荐告祖庙，向上天举行告祭，披甲戴盔的将士无不仰慕他的义行。仅仅因言事获罪，并没有显赫严重的罪恶。《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是适合君主所做的事。” 犬马对人有功劳，尚且还要用帷帐和车盖来报答，何况国家的功臣呢？臣私下担心陛下忽视战鼓军声，不明白《周书》的意义，忘记加以帷盖酬报的恩惠。庸臣对待陈汤，最终听从司法官的意见，使百姓产生秦国百姓怜惜白起那样的遗恨，这不是激励为国死难之臣的方法。论梁王淫乱疏【谷永】

译臣听说礼制规定，天子的宫殿外设置屏风，是不想看见外面的事物。因此帝王的心意，不窥探人家的闺门私事，不听闻内室隐秘的言语。《春秋》为亲属隐讳，《诗经》说：“亲密的兄弟，不要疏远彼此。”如今梁王年轻，颇有狂妄的毛病，当初只因恶言而审查，后来既然查无实据，却揭发闺门私事，这并不是原奏章所指的事情。梁王的供词又不服，司法官却强行弹劾，牵强附会地罗织难以明白的事情，只凭片面供词定罪；这样判案对治理没有益处，反而以宫廷内乱的罪恶污蔑宗室，把事情公布宣扬于天下，这不是替公族隐讳、增加朝廷的光荣、彰明圣德教化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梁王年少，而他的父亲同胞姐姐年长，年龄不相称；梁国富裕，足以厚礼聘娶美女，招致妖艳之人，他的父亲同胞姐姐也应当有羞耻之心。审理案件的人却只查问恶言，为什么还要无端自行揭露这些事情？从这三点推断，大概不合人情，恐怕是有所逼迫，仓促间误失言语。文吏应当趁事情尚在萌芽、还没有转移变化时查寻清楚，施加恩惠而不治罪。既然已经审查并依法举劾，就应当趁梁王不服供词之时，诏令廷尉选派德行高尚、通达事理的官吏，再加审查，清楚询问，查明事实真相，确定是非和失误的处理办法，然后回复下级官吏，以扩大对宗室亲属的恩德，为宗室洗刷污乱的耻辱，这才很合乎治理亲属的道理。为冯奉世申诉的奏疏【杜钦】从前莎车王杀害汉朝使者，约集各国背叛。左将军冯奉世根据卫侯的权宜之令发兵，诛杀莎车王，筹划安定城郭，功劳施及边境。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冯奉世奉命出使本有明确指示；按照《春秋》的义理，事情已经发生便不能追究；汉家的法令又允许有权宜改制，所以没有封他为侯。如今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使，逃往康居寻求庇护，都护甘延寿征发城郭军队和屯田吏士四万多人，将他诛杀，因此封为列侯。臣愚昧地认为，论罪责，郅支较轻；论敌众，莎车较多；论用兵，冯奉世兵少；论讨伐成功，冯奉世的功劳在于安定边境；论失败的后果，甘延寿会给国家带来更深的祸患。他们同样违抗命令、擅自生事，甘延寿被割地封侯，而冯奉世独独不被记录功劳。臣听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劳臣就会疑惑；罪过相同而刑罚不同，百姓就会迷惑。疑惑产生，行为便没有常规；迷惑产生，百姓便不知应当听从谁。没有常规，节操和趋向就无法树立；不知所从，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冯奉世谋划艰难之事而忘却生死，奉行使命而使异俗之地归服，威势功劳显著，是世代使臣的表率，却独受压抑而不得彰扬，这不是圣明君主用来消除疑惑、激励节操的本意。希望交给有关官吏议论处理。论罽宾使者的奏疏【杜钦】从前罽宾王阴末赴是汉朝所立，后来终于背叛作乱。德行没有比拥有国家、治理百姓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拘捕杀害使者更大的。那些不报答恩德、不害怕诛罚的人，是因为自知路途极远，汉军无法到达。有所求时就用卑下的言辞，没有欲求时就骄傲怠慢，最终不可能使他们感怀归服。凡是中原所以同蛮夷往来并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土地相邻，担心他们成为寇害。如今县度的险阻，不是罽宾能够越过的；他们仰慕汉朝的心意不足以安定西域，即使不归附，也不能危害汉朝的城郭。过去他们亲自违背节义，恶行震动西域，所以断绝关系而不相通。如今他们悔过而来，但没有携带亲属贵人的贡品，都是些行商和卑贱之人，只想互通货物、进行贸易，却以进献为名。因此烦劳使者把他们送到县度，恐怕会失去实情而受欺骗。凡是派使者护送客人的，原本是为了防护寇害。从皮山以南开始，还有四五个不属于汉朝的国家，斥候士卒一百多人，分成五班夜间击打刁斗自守，尚且时时受到侵盗。驴畜背负粮食，要依靠各国供应廪食才能自给。有的国家贫穷弱小，不能供给粮食；有的国家桀骜狡黠，不肯供给。使者手持强汉的符节，却饿困在山谷之间，乞讨也没有所得。离开一两旬，人和牲畜就会被弃置在旷野而不能返回。又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山和令人身体发热的阪道，使人发热、面无血色、头痛呕吐，驴畜也全都如此。又有三池、盘石阪，道路狭窄处只有一尺六七寸，长的路段延伸三十里，临近高峻险岩和不可测的深渊，行人和骑者互相扶持，靠绳索彼此牵引。走二千多里才到达县度，牲畜队伍还没有走到一半，便在坑谷中全都摔碎死亡，人一旦坠落，也势必无法相互救援。险阻和危害无法尽述。圣王划分九州，制定五服制度，致力于使内部兴盛，不求向外扩张。如今派使者承受至尊的命令，护送蛮夷的商人，劳累众多吏士，跋涉危险艰难的道路，疲弊赖以守卫国家的力量去办理无益之事，不是长久的计策。使者既已接受符节，可以到皮山就返回。上奏成帝疏【薛宣】陛下的德行至高、仁慈厚重，哀怜百姓，亲自承担日昃而不暇食的劳苦，没有安逸享乐，真正执守圣道，刑罚也适中。然而嘉祥之气仍然凝滞，阴阳不和，这是臣下没有尽职，而圣德教化仍有未能普遍施行之处。臣私下思考其中一端，大概是官吏多行苛政，政令教化烦琐破碎，大体过错在部刺史。有的不能遵守条文职责，举措各随己意，过多干预郡县事务；甚至打开私门，听信谗佞来寻求官吏百姓的过失，责骂追究细微之事，提出的要求不衡量人的力量；郡县互相逼迫督促，内部也互相刻薄，最终流弊波及百姓。因此乡里缺少款待嘉宾的欢乐，九族忘记亲亲相爱的恩义，周济急难的厚意日渐衰薄，送行迎客、慰劳往来之礼也不能实行。人道不通，阴阳就会闭塞隔绝，和气不能兴盛，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诗经》说：“百姓失去德行，只因一块干粮便互相责怪。”俗语说：“苛刻的政令使人不亲近，烦琐困苦会伤害恩义。”正当刺史奏报政事时，应当明白地申令告诫，使他们清楚知道本朝的要务。臣愚昧，不懂治理之道，只有请明主察看。选择贤能的奏疏【王嘉】

译臣听说圣王的功业，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世代相继立诸侯，是取法贤人。即使不能人人贤能，天子也要为他们选择贤臣，任命卿来辅佐。居于这样的国家，经过几代尊重贤者，然后士人和百姓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施行，治理功业得以建立。如今的郡守，地位比古代诸侯还重要。过去致力于选拔贤才，但贤才难得；有些可以任用的人，甚至从囚徒中被提拔出来。从前魏尚因事获罪被拘禁，孝文帝因冯唐的话有所感动，派使者持节赦免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因此忌惮他。武帝从囚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内史，宗室亲属因此安定。张敞担任京兆尹时，有罪应当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这一点便冒犯张敞，张敞收捕并杀了他。那人的家属自认为冤屈，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杀人，皇帝下令逮捕他，但诏令尚未下达，张敞适逢免职逃亡数十日。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还是发挥了他的才能。前代并不是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珍惜他们的才器，认为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担任官职的人有的任职到子孙，甚至以官职作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他们的二千石长吏也能安居官位、乐于职守，于是上下相互期待，没有苟且偷安的心意。后来渐渐发生改变，公卿以下的官员相互传递、相互催逼，政事也屡次更改。司隶和部刺史察访过失，把隐秘的私事全都弹劾揭发。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便被罢退，送旧官、迎新官的人在道路上交错往来。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只求保全自己；才干低下的人心怀危惧、内顾自保，一切营求私利的情况越来越多。二千石官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和百姓轻慢他们。有的抓住他们细小的过错，添油加醋构成罪名，向刺史、司隶报告，甚至上书奏章下达。百姓知道任职容易遭祸，稍有不如意便产生离叛之心。此前山阳郡逃亡的囚徒蘓令等人横行时，官吏士卒面临危难，没有人肯守节死义，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经被削弱了。孝成皇帝对此后悔，下诏说：“二千石不要受到无端牵连，派使者赐给金钱，厚厚安慰他们的心意。”确实是认为国家有急难时，要依靠二千石办成事情。二千石地位尊重而不易受到危害，才能使下属听从。孝宣皇帝爱惜那些贤良的官吏和百姓，有弹劾案件就留在宫中不下发，遇到赦令便一并解除。按照旧例，尚书很少下发奏章，是因为不愿烦扰百姓；百姓被召来作证、拘捕审治，有的死在狱中。奏章文字中一定要有“敢告”二字才下发。希望陛下留心选择大臣，记住善行而忘却过失，容纳蓄养臣子，不要用完美无缺的标准去要求二千石、部刺史和三辅县令中那些能够履行臣职的人。人情不能没有过失，应当宽缓略过，使尽力办事的人有所劝勉，这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国家的利益。从前蘓令发动叛乱，想派大夫出使追问情况，当时发现没有可派的大夫，便召来盩厔令尹逄，任命他为谏大夫，派遣他出使。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很少，应当预先蓄养可以成就事业的人，这样士人遇到危难便会奔赴，不吝惜牺牲生命；若临事仓促才寻找人才，不是彰明朝廷的做法。请求宽免赵氏的奏疏【耿育】臣听说继承人失去正统，废黜嫡子而立庶子，是圣人所制定的禁令，也是古今最应警戒的事。然而泰伯看见历王，知道嫡子季历将要继位，便坚决谦让，亲身前往吴、粤之地；这是权宜变化的安排，不拘泥于常法，从而使王位传给王季，以尊崇圣明的继承人，最终拥有天下，子孙承继事业七八百年，功业超过三王，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尊到太王。所以世间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变化，然后才会有非同寻常的谋划。孝成皇帝自己知道继承人不能及时确立，想到即使将来有皇子，万年之后也未必能够掌握国家，权柄的重要部分可能被女主控制；女主骄横强盛，欲望就没有止境；少主幼弱，大臣就不会听从；世上又没有周公那样抱负辅政的人，恐怕会危及社稷、倾覆扰乱天下。他知道陛下有贤圣通明的德行、仁慈孝顺和爱子的恩德，怀有独到的明见，内心作出决断，所以逐渐废除后宫、迁就就馆的安排，断绝微弱继嗣带来的祸乱根源，才想把帝位传给陛下，以安定宗庙。愚昧的臣子既不能深切援引安危之理，制定金匮之中的长远计策，又不知道推演圣德、阐述先帝的心志，反而反复查考、揭露宫内私密宴饮之事，以诬蔑先帝有倾惑之过，形成宠妾妒媚的罪责，实在严重违背贤圣的远见，辜负先帝忧虑国家的心意。议论大德不拘泥于世俗，建立大功不必迎合众人，这正是孝成皇帝深思熟虑、远远胜过群臣的地方，也是陛下圣德盛美、符合上天的地方，哪里是当世那些平庸浅陋的臣子所能比的呢？况且赞美并顺成君父的美德，匡正挽救、消除已经发生的过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事情发生时不据理力争，不能防患于未然，各人却都顺从旨意、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取媚；等到先帝驾崩以后，尊号已经确定，万事已经完毕，才深究已经来不及的事情，揭发宣扬幽隐昏暗的过错，这是臣深为痛心的。希望交给有关官吏议论，如果确如臣所言，应当向天下公布，使人人都明白先帝圣明的心意从何而起；否则徒然使诽谤议论向上牵连山陵，向下流传后世，远至百蛮听闻，近则传遍海内，实在很不符合先帝托付后世的心意。希望陛下明察。极力陈述时政的奏疏【鲍宣】

译臣私下看见，孝成皇帝在位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拉拢引荐自己的亲信，充塞朝廷，阻碍贤人进用的道路，使天下混浊混乱，奢侈过度，使百姓穷困，所以一天发生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见过。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骨鲠之臣，没有白发的老臣和杰出之士，没有能够通论古今、慨然感动众心、像饥渴一样忧虑国家的人，臣没有见到。敦外亲家的小童以及幸臣董贤等人，处在公门和禁省门户之下，陛下想与他们共同承受天地之任、安定海内，实在困难。如今世俗把不聪明的人说成有才能，把有智慧的人说成无能。从前尧放逐四罪，天下都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过去刑罚罪人尚且使人服从，如今奖赏人反而使人迷惑；请托寄托之事成为奸邪，群小之人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一同兴起，官吏成为残害百姓的盗贼，每年都比以前增加。百姓有七种灭亡：阴阳不和，水旱造成灾害，这是第一种；县官加重责罚，增收赋税，这是第二种；贪吏侵吞公物，收取贿赂没有止境，这是第三种；豪强大姓像蚕一样侵食百姓而不知满足，这是第四种；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百姓错过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部落击鼓鸣号，男女被拦截阻隔，这是第六种；盗贼横行抢劫，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七种灭亡尚且如此，又有七种死亡：酷吏驱赶杀害，这是第一种；审理案件严酷苛刻，这是第二种；冤枉陷害无罪之人，这是第三种；盗贼横行突然发难，这是第四种；怨家仇敌互相残杀，这是第五种；年成不好而饥饿，这是第六种；时令之气造成疾病瘟疫，这是第七种。百姓有七种灭亡而没有一种得到生存的机会，却想希望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而没有一种获得生路，却想希望刑罚废置，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暴、造成这种风气的结果吗？群臣幸而得以居于尊贵官位，享受优厚俸禄，难道有谁肯对贫民施加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流布教化吗？他们的心志只在经营自己的家业，把宾客称作亲信，用来谋求奸利罢了。他们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智慧，反而说像臣鲍宣这样的人愚蠢。陛下从民间提拔臣，确实希望臣有丝毫补益，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美食、占据高官、抬高门第的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之子，下为百姓父母，替上天牧养百姓，应当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所说的道理。如今贫民吃蔬菜也不能满足，衣服又破烂不堪，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心酸。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把性命托付给谁呢？为什么偏偏私下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赏赐动辄以万计，使他们的奴仆、宾客饮浆酒、吃霍肉，苍头、庐儿也都因此致富，这并不是上天的意旨。至于汝昌侯传商，没有功劳却得到封爵；官职和爵位并不是陛下个人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授予不合适的官职，官职又授予不合适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难道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说足以动摇众人，强悍而足以独立，都是奸人的首领，有的甚至是世间最为严重的奸邪。应当及时罢免他们，至于外戚中年幼而不通经术的人，也都应当命令他们退居，跟随师傅学习。赶快征召已故大司马传喜，让他统领外戚；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都曾经学习经术、任过博士，职位都历任三公，具有智慧谋略、威望信义，可以同他们一起建立教化、谋划安危。龚胜担任司直时，郡国都慎重选举，三辅的输送官吏不敢作奸，可以大加任用。陛下先前因为一时小小的不忍而使何武等退职，因而使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够容忍许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反而不能忍受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不可以只任性专断、图自己痛快而已。上面使皇天看见谴责，下面使百姓产生怨恨。即使还有进谏争辩的臣子，陛下如果只想自我菲薄而厚待恶臣，天下人仍然不会听从。臣即使愚昧，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用美食厚禄、扩充田宅、优待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下仇怨以保全自身吗？但确实是大义所逼，官职又以进谏争辩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诚。希望陛下稍稍留意，阅读五经的文字，推究圣人的深意，深思天地所发出的警戒。臣鲍宣言辞迟钝，不能胜任内心的恳切，只有竭尽死节罢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一 （明）贺复征编 ○疏五 日食疏【后汉朱浮】臣听说太阳是众阳所共同尊奉的对象，象征君上的地位。凡是居官治理百姓、据守郡地掌管县邑的人，都属于阳，属于上，属于尊，属于长。如果阳、上不明，尊长的地位不足，就会触动日月星三光，向君王显示警戒。《五典》记载国家政事，《洪范》区分灾异的条文，都是阐明天道、用来预示将来事情的。陛下哀怜海内百姓刚刚遭受祸害，保全宽宥生民，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吏，多数没有称职，稍稍违背治理实情，便立即被斥退，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可是即使尧舜盛世，尚且要经过三次考核；大汉兴起后，也要积累功劳和成效。官吏都长期任职，在官位上养老，甚至把官名传给子孙作为姓氏。当时的官职，怎么可能全都治理得好？那些议论的人，难道不会喧哗吗？大概是因为天地的功业不可仓促完成，艰难的事业应当积累日久。近来郡守县令频繁更换，新旧官员相互替代，使道路上的人疲惫。考察他们任职的日子很浅，还不足以显明他们的职能。既然施加严厉急切的要求，人人都不能自保，彼此观望，没有安心任职的心。有的主管官吏借着一点嫌隙，发泄私怨，苟且寻求他人的长短，以迎合上意。二千石和长吏受到举劾的逼迫，害怕刺讥责难，所以争相粉饰欺诈，希求虚假的声誉。这些全都是群阳骚动、日月运行失常的应验。事物骤然生长，必定早夭；功业仓促完成，必定很快败坏。如果摧毁长久的事业而制造速成的功劳，就不是陛下的福分。天下不是一时可以使用完的，海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治理成功的。希望陛下把心意放在多年以后，期待教化在一代之后显现，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求委任三公的奏疏【朱浮】

译陛下清明，履行信约，遵循礼法，没有违背。从宗室、诸王、外戚到皇后的亲属，都奉行遵守法度，没有结党倚仗势力的名声；甚至有人乘坐牛车，和普通百姓相同，这固然说明法令整肃，下面没有擅自作威作福的人。但从事理考察，既然应当以和平治理，却屡屡出现灾异，难道是徒然的吗？天道真实可信，不可不察。臣私下看见，陛下憎恶过去上威不能施行、下面专擅国政的情形。即位以来，不采用旧有典制，信任刺举的官员，废黜三公辅弼的职任。遇到有人弹劾奏报，便立即将其免退，复查案件又不交给三府，罪责也不能得到澄清审察。陛下把使者当作心腹，使者又把属官当作耳目，于是尚书的裁决竟决定于百石小吏。群臣因此苛刻，各自逞能，又夹杂私情，放纵自己的憎爱。在职者都争相夸大虚无之事，以求取一时利益。所以有罪的人心中不服，无罪的人却无端受到空泛文书的牵连，这种做法不能经受盛衰变化，也不能留给后代君王。事情积累日久，官吏自然自重；官吏安定，人民也自然安静。《传》说：“五年两次闰月，天道才算完备。” 天地的神灵尚且要经过五年才能完成它的化育，何况人道呢？臣朱浮愚昧，不能胜任内心的恳切，希望陛下留心于治理千里疆域的重任，审察片面偏颇的奏章。请求设立《左传》博士的奏疏【陈元】陛下平定乱世、恢复正道，文治武功并用，深切忧虑经学传授混杂、真伪错乱，每逢临朝，便延请群臣讲论圣人之道。陛下知道左丘明是最贤的人，亲自受业于孔子，而《公羊传》《穀梁传》只是后世传闻，所以诏令设立《左氏》博士，广泛询问可否，表明不专断己意，而是把事情交给群臣。如今议论者沉溺于自己所学习的学说，玩守旧闻，固执虚言和传授之辞，把没有亲眼见到事实作为依据。左氏之学孤独少有同道，于是被其他学派遮蔽冒充。最美妙的声音不能合于众人的听觉，所以伯牙断绝琴弦；最珍贵的宝物不合众人的爱好，所以卞和哭得流血。仲尼具有圣德尚且不被世人容纳，何况竹帛上流传下来的文字，被随声附和者排斥，本来就是这种结果。若非陛下极其明察，谁能看清这些呢？臣陈元私下看见博士范升等人上奏议论《左氏春秋》不可立为经，以及说太史公有违误的地方共四十五件。考察范升等人的说法，前后互相矛盾，都是拿新学派细小的文字、轻薄琐碎的言辞，以年代数字稍有差异，便搜集成重大的谬误；遗漏细微之处，就指为大罪；挑剔瑕疵、寻找嫌隙，借此掩盖《左氏》的宏大美善。这正是所谓小的辨析足以破坏言论，浅小的言论足以破坏大道。范升等人又说：先帝没有把《左氏》作为经典，所以没有设置博士；后世君主应当沿袭先例。臣愚以为，如果凡是先帝所实行的，后主就一定要实行，那么盘庚就不应迁都到殷，周公就不应营建洛邑，陛下也不应把都城建在崤山以东。从前孝武皇帝喜好《公羊传》，卫太子喜好《谷梁传》，孝武帝曾下诏命太子学习《公羊传》，不许学习《谷梁传》。孝宣皇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传》，于是专门学习它；到即位后，在石渠阁讲论经义，于是《谷梁传》学派兴盛起来，直到今天仍和《公羊传》并存。这说明先帝和后帝各有自己的主张，不一定非要彼此沿袭。孔子说：“如果礼仪纯朴俭省，我就随从众人；至于在堂下行拜礼，我却不这样做。”明察的人能独自看清事物，不会被朱紫混淆视线；善听的人能独自听出声音，不会把清音浊音混淆。因此，离朱不会因巧妙的幻术而改变视线，师旷不会因新奇的乐声而改变听觉。如今干戈稍微平息，军事行动大致收敛，陛下留心圣贤之道，眷顾儒雅之士，如果能采纳孔子行拜礼的意义，最终体会圣人独到见解的旨趣，分明黑白，确立《左氏春秋》的地位，解释先圣遗留下来的疑难，淘汰学者积累的迷惑，使基业垂传万世，后来的学者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本来愚昧鄙陋，曾经传习老师的学说，如果能够穿着粗布衣服被召见，俯伏在庭下，诵说孔氏的正道和丘明长期蒙受的冤屈。如果我的言辞不合经典，所论事情不合古制，那么退下来接受重刑；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论说当时政事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奏疏【桓谭】

译臣听说，国家的衰败或兴盛，取决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取决于辅佐大臣。辅佐贤明，俊杰之士就会充满朝廷，政事也能符合世间事务的需要；辅佐不明，议论就会失去时宜，举措也多有过错。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都希望兴起教化、建立善政，然而政道不能治理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贤人各不相同。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还没有找到治理国家的原则。”孙叔敖说：“国家所奉行的原则，往往是众人所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确定它。”庄王说：“不能确定，难道只是因为君主，也在于臣下吗？”孙叔敖回答说：“君主轻视士人，说：‘士人若没有我，就没有办法取得富贵。’士人轻视君主，说：‘君主若没有士人，就没有办法安定生存。’君主有时到了丧失国家还不醒悟，士人有时到了饥寒交迫还不肯进言。君臣不相合，国家的原则就无法确定。”庄王说：“说得好。希望相国和各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原则。”好的政事，应当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察看弊失而建立防范；威势和恩德交替振兴，文治和武功交替使用，然后政事才能适应时势，浮躁的人也能得到安定。从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就像调琴瑟，琴瑟不协调，就要拆开重新调弦。”重新调弦很难实行，而违拗众意的人会灭亡，所以贾谊因才华而被放逐，鼌错因智慧而被杀死。世上即使有特别的才能，最终也没有人敢于谈论，这是因为害怕前面的事情。而且，制定法令禁令，并不是能够完全堵塞天下的奸邪，只是要使它符合众人的愿望。大体上，能够使国家便利、使事情获利的措施，多采用一些就是可以的。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是为了治理众人；县赏设罚，是为了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罚和伤害，善人就能得到福佑。如今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结下怨仇，子孙彼此报复，后来的忿恨超过先前，甚至发展到灭户毁业，而世俗却称这种行为为豪勇强健。因此即使有怯弱之人，也仍勉强去做；这就是听任人们自行处理仇怨，而不再有法令禁约的结果。现在应当重申旧有法令：如果已经接受官府诛罚，却又私下互相伤杀，那么即使本人逃亡，也要把全家迁徙到边地。他们彼此伤害的罪刑，比通常规定加重二等，不得雇人或用财物赎罪。这样一来，仇怨自然会解开，盗贼也会止息。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提倡农业本业而抑制工商末利，所以先帝禁止人兼营两种职业，禁锢商贾，不许他们做官为吏；这是抑制兼并、培养廉耻的办法。如今富商大贾大多放贷置田，中等人家的子弟替他们承担劳役、奔走效力，和奴仆一样辛劳；他们收取的赋税，和封君的收入相当。因此众人竞相仿效，不耕作也能获取食物，甚至大肆通行奢侈靡费，以放纵耳目。现在可以命令商贾互相检举告发，如果所得财物不是靠本人劳力取得，就把它没收，赏给告发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专门役使自己，不敢用财物役使他人。事务减少而力量变弱，就一定会回到耕种田亩上来。田亩得到整治，粮食收入就会增加，土地的生产力也会充分发挥出来。我又看到法令判决轻重不一，有时同一件事适用不同法律，同样的罪行却有不同的论断，奸吏便可以借机从中牟利。想让人活，就提出使其免死的说法；想陷害人，就把他比作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使刑法开出两条门路。现在可以命令通晓义理、熟悉法律的人校订确定各种法律条文和判例，使法度统一，颁行到各郡国，废除旧有条款。这样，天下人就知道办事的准则，诉讼案件也不会有冤屈和滥判了。定。论宗庙昭穆的奏疏【张纯】陛下出身平民，兴起而取得天下，荡涤天下，诛除暴乱，兴复并继承祖宗的基业。臣私下认为，按照经义所记和人们的共同心愿，虽然实际上同样是开创改革，但名义上应称为中兴；应当奉祀先帝，恭敬地承行祭祀。自元帝以来，宗庙奉祀继承次序，高皇帝为受命之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都依照旧制。又设置亲庙，奉祀四代亲属，从南顿君以上一直到舂陵节侯。按照礼制，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那一宗当作自己的父亲；既然承继大宗，就应当降低对本支亲属的礼遇。如今在高庙举行禘祫，排列昭穆次序，却把舂陵四代的君臣并列，使卑者混同于尊者，不合礼意。假如没有遭遇王莽篡乱，而国家没有嫡系继承人，推求宗室而让陛下继承帝位，那么怎么还能够顾念私亲、违背礼制呢？从前高帝因为自己承受天命，不是由太上皇传位；宣帝因为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也不敢把私亲列入宗庙，所以只为父亲立庙，而由群臣侍奉祭祀。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撤除现在的亲庙，以遵循高帝、宣帝二帝的旧典，希望下令有关官署，广泛采纳其中的义理。为祭遵请求谥号的奏疏【范升】臣听说，先王崇尚政教，尊重美善，排斥邪恶。从前高祖极为圣明，见识深远，分封爵位、割地封赏，与臣下分享功劳，记录功臣，歌颂他们的德行和美名。活着时就用特殊礼节宠遇他们，奏事时不直呼姓名，入门时不必趋行；死后则酬报他们的爵位和封邑，使其世代不绝后嗣，赐给丹书铁券，流传无穷。这确实是大汉厚待臣下、安定百姓、使国家长久的德政，所以历经十余代、数百年，能够废而复兴，绝而复续。陛下凭至高的德行承受天命，使汉朝的正道光明，褒奖安排辅佐之臣，封赏有功之人，和祖宗的做法相合。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不幸早逝。陛下仁慈恩厚，为此感伤，远道迎接灵柩到河南，悲痛哀恸之情，显露于圣上身体和神色之间。丧葬所需费用由县官供给，又重重赏赐他的妻子儿女，数不胜数。对死者的待遇超过对生者，对亡者的厚待超过对存者，这足以矫正风俗、激励教化，光明显著如同日月。古代臣下生病，君主亲自探视；臣下去世，君主亲自吊唁，这是德行厚重的表现。这样的礼制衰微以来，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重新兴起这种礼制，群臣都受到感动，没有不自我激励的。臣私下看到祭遵修养德行、积累善行，对国家竭尽忠诚，向北平定渔阳，向西抵御陇蜀；他率先登上坻上，深入夺取略阳。众军撤退后，他独自守住冲要险隘，约束军心，不越过法度。他所到之处的官吏，都不知道有军队骚扰百姓；他的清廉名声传遍海内，廉洁正直在当时十分著名。所得的赏赐，他总是全部分给官吏和士卒，自己没有奇异华美的衣服，家中没有私财。同产兄祭午，因为祭遵没有儿子，替他娶妾并送来，祭遵却派人迎上去拒绝，认为自己既然以身许国，就不敢考虑生子续嗣的事情。他临死前留下遗言，要求用牛车运送灵柩，薄葬在洛阳；别人问到家事，他始终不发一言。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直到死后才停止。祭遵做将军时，选用士人都依据儒术；对酒设乐时，一定唱雅歌、作投壶游戏；又倡议为孔子立后，奏请设置五经大夫。他虽然身在军旅，却没有忘记俎豆礼仪，可以说是喜好礼制、以雅乐为乐、至死守持善道的人。礼制规定，生时有爵位，死后有谥号；爵位用来区别尊卑，谥号用来彰明善恶。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祭遵去世之时，论定并叙录他的各项功劳，详细考察谥法，依礼为他办理，以彰显国家笃守古制的传统，作为后代的法则。劝谏兴建陵邑的奏疏【东平王苍】

译臣伏听说，朝廷将要为两座陵墓兴建外郭和城邑，臣先前还以为只是道路上的传言，怀疑未必属实。近来奉命跟随的官员古霸去慰问涅阳主的病情，回来后才知道诏书已经下达。臣私下看到，光武皇帝亲自实行俭约的行为，深刻明白事情的始终，勤恳反复地谈论葬制，所以营建陵墓，完全符合古代典制。诏书说：“不要建造山陵、堤池，只要使流水能够流通就可以了。”孝明皇帝极其孝顺，没有违背父亲的意志，奉行贤德的行为，至于亲自营建的工程，更加节俭省约；谦逊之德的美好，在这里最为盛大。臣愚昧地认为，园邑的兴建始于强秦。古人连丘坟都不希望过于显明，何况筑造外郭城邑、建立都城呢？这对上违背先帝的圣心，对下制造无益的功劳，白白耗费国家财用，动摇百姓，不是用来招致和气、祈求丰年的办法。再从吉凶方面的世俗说法来讲，也不应无缘无故修缮丘墓、兴起土木。考察古代法制，这是不合的；考察当时的适宜情况，这是违背民心的。从吉凶上寻求，也没有看到它会带来福气。陛下具有有虞氏那样至诚的孝性，追念祖先父亲的深厚情思；但臣担心左右近臣提出过分的意见，使之牵累圣心。臣苍实在痛惜二位皇帝纯厚德行的美好，不能永远畅行。希望陛下哀怜察看。论治理郅寿的奏疏【何敞】臣听说，圣王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的耳目都能通达；开辟直言的道路，下达不避讳的诏令，树立敢于进谏的旌旗，在道路上听取歌谣，设置七名诤臣，用来反省照察自己，考察了解政事的治理情况和违背失误民心的地方，便立即改正，所以天人同时响应，福祉流传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在台上，与各位尚书议论攻打匈奴的事情，言论和谋划有过失；后来又上书请求购买公田，于是被关进狱中审问，定为大不敬。臣愚昧地认为，郅寿是机密近臣，以匡正补救为职责；如果怀着沉默不说的态度，他的罪应当诛杀。如今郅寿违背众人的正当议论，是为了安定宗庙，难道是出于私心吗？况且台阁处理政事，分辨争论可行与不可行，即使是唐尧虞舜的盛世、三代的盛治，仍然认为臣下敢于直言才能使国家昌盛，并不把诽谤当作罪行。请求购买公田，只是人情中的小过错，可以姑且隐忍。郅寿如果被诛杀，臣恐怕天下人会认为国家横加罪名，使忠直之臣受到伤害，破坏和气，触犯阴阳。臣之所以敢冒犯严威，不避灭族之祸，触犯死罪而说出愚直的话，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竭尽节操，以死作为归宿。臣虽然不认识郅寿，但料想他甘愿平静地接受这一切；臣实在不愿圣朝施行因诽谤而诛杀的刑罚，损伤太平安宁的教化，堵塞忠直之路，留下无穷的讥刺。臣敞错误地参与机密政务，说了不该说的话，罪名清楚明白，应当充入牢狱。即使郅寿先于我被处死、倒毙，我也死一万次还不足以赎罪。请求出兵的奏疏【班超】臣私下看到，先帝想要开拓西域，所以向北攻打匈奴，向西派使者出使外国，鄯善、于阗当即归向教化。如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又愿意归附，想共同合力攻破龟兹，使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平坦畅通。如果能够取得龟兹，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只占百分之一了。臣私下思量，自己不过是卒伍中的小吏，实在愿意跟随谷吉到绝域效死，希望能够像张骞那样把生命弃置在旷野。从前魏绛只是列国的大夫，尚且能够和辑各族戎人，何况臣奉行大汉的威势，难道连铅刀一割的微小作用也不能发挥吗？前代议论的人都说：“取得三十六国，就等于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西域诸国，从太阳落下的地方起，没有不归向汉朝教化的；大小国家都欣欣然，进贡奉献从未断绝。只有焉耆、龟兹独自没有归服。臣先前与属官三十六人出使绝域，备受艰难祸患；自从独自守卫疏勒，到现在已经五年，对胡夷的情势和心理，臣颇为了解。问他们城郭大小，都说依靠汉朝和依靠上天一样。根据这一点推断，葱岭可以打通；葱岭打通，就可以攻伐龟兹。现在应当任命龟兹侍子白霸为本国国主，用数百步兵骑兵护送他回国，与各国联合出兵，几个月或一年之间，龟兹就可以擒获。用夷狄攻打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臣看到莎车、疏勒的土地肥沃广大，草场牧地丰饶繁盛，不像敦煌、鄯善之间那样贫瘠。出兵可以不耗费中原的物资，粮食也能自行充足。况且姑墨、温宿两国的国王，都是龟兹特意设置的，既不是本国族属，又彼此厌恶怨恨，势必会有投降反叛的情况。如果两国前来投降，龟兹自然会被攻破。希望把臣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参考以往事例施行。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成功，臣死后还有什么遗憾？臣班超一片微诚，特别承蒙神灵护佑，私下希望自己尚未立即倒毙，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万年之觞，在祖庙祭献功勋，并把大喜之事传布天下。请求归还的奏疏【班超】臣听说，太公被封在齐地，五代之后仍葬在周地；狐狸将死时，头还要朝向出生的山丘；代地的马依恋北风。周、齐都在中原，彼此相距不过千里，何况身处遥远的绝域，小臣难道能没有依恋故土、思念家乡的感情吗？蛮夷的风俗，是害怕强壮的人而轻侮年老的人。臣班超年纪已老，常常害怕年老体衰，突然倒毙，孤魂被遗弃。从前苏武被留在匈奴，尚且十九年才回来。如今臣有幸奉持节信，带着金银，护卫西域；如果自己寿终正寝在屯驻之地，实在没有什么遗憾。然而臣恐怕后世有人说臣死在西域，臣不敢奢望能够到达酒泉郡，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臣年老多病，衰弱困顿，冒死说出愚直之言，谨派儿子班勇随同进献物品入塞；趁臣还活着，让班勇亲眼见到中原。上书邓太后的奏疏【班昭】安帝永初年间，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隲因母亲去世而上书请求退职，太后不愿把这件事拿去询问班昭，班昭于是上了这篇奏疏。臣妾班昭恭敬地思量，皇太后陛下亲自具备盛大德行的美好，发扬唐尧虞舜的政治，打开四方门户而使四方耳目通达，采纳狂夫的愚直言论，接受樵夫的谋虑。臣妾班昭能够凭愚陋衰朽之身，处在盛明的朝代，怎敢不披露肝胆来报效万分之一呢？臣妾听说，谦逊推让的风尚，德行没有比它更大的。因此古代典籍记载它的美好，神灵也降下福佑。从前伯夷、叔齐离开国家，天下人都敬服他们的廉洁高尚；太伯违背邠地而让位，孔子称赞这是三次推让。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美德才光明显扬，声名传于后世。《论语》说：“如果能够用礼义谦让来治理国家，那么参与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由此说来，推让的诚意，其影响是很深远的。如今四位舅父深深坚持忠孝之道，请求退身自处；但您认为边境尚未安定，所以拒绝而不答应。如果以后发生哪怕极小的变故，恐怕推让的美名就再也无法获得了。因受到召问，所以臣妾冒死竭尽自己的愚诚；我自知这些话不足以采纳，只是借此表示像虫蚁一样微小的赤心。《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二 （明）贺复征 编 ○疏六 论窦氏的奏疏【后汉第五伦】

译臣能够凭空疏浅薄的资质，承担辅弼的职责，素来性情愚钝怯弱，如今地位尊贵、爵位显重，被大义所迫，只能勉励自己，即使遭受百死，也不敢选择地方，何况亲身处在需要直言的时代呢？如今承受百王积累下来的弊病，世人崇尚文饰巧伪，都趋向邪路，没有人能够守持正道。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是椒房亲属，掌管禁兵，出入宫禁，正当盛年，志向美好，谦恭而乐于行善，这确实是懂得招揽交结士人的方法。然而出入贵戚之门的人，大多有瑕疵过失；受禁锢的人，尤其少有守约安贫的节操。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彼此买卖吹捧，云集到他的门下；众人的呵气可以吹动山岳，聚集的蚊子也能形成雷声，这大概就是骄纵放逸产生的原因。三辅中议论的人甚至说：“因为贵戚而被禁锢，就应当再用贵戚来洗刷他，就像解除酒醉应当用酒一样。”这些邪曲险恶、趋炎附势的人，实在不可以亲近。臣愚昧，希望陛下和中宫严厉告诫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要胡乱交结士大夫；在祸患尚未萌发之前加以防范，在尚未显形时预先考虑，使窦宪永远保有福禄，君臣彼此欢洽，没有丝毫嫌隙，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陈述政事的奏疏【李固】臣听说，气中清纯的成为神明，人中清正的成为贤人。保养身体的人把锻炼精神看作珍宝，安定国家的人把积累贤才看作根本。从前秦国想谋取楚国，楚国王孙圉在西门设坛，陈列名臣的功绩，秦国使者惊惧，于是停止了用兵。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礼敬段干木，所以群贤争相来到，声名超过齐桓公，秦人不敢在西河窥伺进兵，这大概就是积聚贤人的明证。陛下平定乱局，如龙飞腾，刚刚登上帝位，曾征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以策书赞叹他们，给予大夫的职位。因此隐居山林的人和有智谋才术的人，都整理衣冠、振作精神，乐于出仕效力，四海欣然归服。像杨厚、贺纯这样的人，圣德深厚，任职时虽然没有特别显赫的功劳，却始终警惕勤勉，专心以忧国为志。臣以前在荆州，听说杨厚、贺纯等人因病免职归乡，实在为时局感到惆怅和惋惜。有一天朝会，臣看见各位侍中全都年轻，没有一个年高有学问的大臣可以咨询，实在令人叹息。应当征召杨厚等人回来，以满足众人的愿望。黄琼长久任议郎，已经将近十年，众人都感到奇怪：当初开始受到尊崇，如今却反而长期停滞。光禄大夫周举，才智谋略高明正直，应当列于常伯之位，向他咨询政事议论。侍中杜乔，学问深厚、品行正直，是当世的良臣，长期托称有病，应当命令他起任。劝谏皇帝微服出行的奏疏【杨秉】臣听说，祥瑞因德行而到来，灾异因政事而发生。《传》说：“祸和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人自己招来的。” 上天不说话，而用灾异谴责告诫人，所以孔子说：“迅雷疾风发生时，一定会有变动。”《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纵情驰骋。”君王尊贵至极，出入应有常规，出行时要清道警戒，停止时要住在安静的宫室。若不是郊祀宗庙之事，就不应驾乘銮旗车马。因此《诗经》称“从郊外回到宫室”，《易经》说：“王来到宗庙，是为了致敬尽孝、奉献祭品。”诸侯尚且像臣下住处一样的私宅，到了《春秋》还要记载其告诫，何况穿着先王的法服私自出游盘乐，使尊卑秩序降低混乱、等级威仪没有次序呢？侍卫守着空宫，符节和玉玺交给女妾掌管，假如发生非常变故，就会落入任章之类的阴谋，上对不起先帝，下悔恨也来不及了。臣世代承受国恩，得以充任进言之臣，又因学问浅薄，充任讲论劝谏之职，特别蒙受陛下哀怜识察，受到如日月般的照耀；恩德深重而性命轻微。大义使士人敢于舍生，臣怎敢畏惧摧折，因此略陈自己的愚见。论中使的奏疏【陈忠】臣听说，职位安排不当，就会使各种事务不能治理；各种事务不能治理，政事就有得失；政事有得失，就会感动阴阳，妖异灾变便作为回应。陛下每每因灾异而宽厚自己，不责问主管官员；主管官员习惯于蒙受恩宠，也不把它看作自己的过失，所以天意仍未得到满足，隔年并年地发生灾害。青州、冀州一带淫雨不断，河水泛滥；徐州、岱山一带海水像盆一样溢出；兖州、豫州蝗虫、蝗蝻滋生；荆州、扬州稻谷歉收；并州、凉州两地羌戎叛乱。加上百姓贫困，府库空虚，从西到东，织机和织物都将耗尽。臣听说《洪范》的五事，第一是容貌；容貌应当恭敬，恭敬就表现为肃穆，容貌失当就会表现为狂妄，从而招致持续不断的雨水。《春秋》记载的大水灾，都说明君主威仪不庄重，临政不严肃，臣下轻慢，贵幸之人专擅权力；阴气强盛，阳气不能制止它，所以形成淫雨。陛下因为不能亲自到孝德皇帝的园庙奉祭，屡次派中使前去致敬，甘陵朱轩、軿车和马匹在道路上相望，可以说孝心极为深厚。然而臣私下听说，使者所经过的地方，威势权力显赫，震动郡县；王侯和二千石官员甚至向伯荣在车下独拜，仪容体制的尊严衰落，几乎等同于君主。长吏惶恐害怕，受到斥责；有的邪曲谄媚以求自保；征发百姓修路、整治亭传，设置许多储备物资，徭役征发没有限度，老弱之人相互扶持跟随，动辄达到万人；送给仆从的贿赂多达数百匹，百姓疲惫跌倒、呼喊叹息，无不痛心疾首。河间国凭借叔父的身份，清河国拥有陵庙的尊贵地位；至于掌握符节的大臣，也都卑屈地在车下向伯荣行礼。陛下不加追问，伯荣一定会认为这是陛下希望他这样做。伯荣的威势重于陛下，陛下的权柄反而掌握在臣妾手中，水灾的发生，必定由此而起。从前韩嫣凭借副车的乘舆，接受驰行察看的使者，江都王错误地向他拜了一拜，韩嫣便受到殴打和刀诛。臣希望圣明的君主严正天子的尊位，端正君主刚健的权柄；政务无论大小，都交给贤能之人办理，不应再让女使干预错乱万机。还要严密察看左右近臣：不要让他们有石显那样泄漏机密的奸邪；尚书、纳言不要有赵昌那样进谗蒙蔽的欺诈；公卿大臣不要有朱博那样阿附傅氏的援引；外戚近亲不要有王凤那样陷害王商的阴谋。如果国家政事一概由皇帝决定，王事每次都由皇帝亲自裁决，那么臣下就不能逼迫君上，臣子就不能干预君主，连绵的淫雨和大水一定会放晴止息，四方各种灾异也不能造成祸害。论大臣服三年丧的奏疏【陈忠】

译臣读《孝经》得知，它以爱敬亲人为开始，以悲哀忧戚为终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论尊卑贵贱，这一道理都是相同的。父母对于子女，同一元气而气息不同，是一体分成两部分；子女要到三年才免除母亲怀抱的抚养。因此先圣顺应人情而制定礼节，规定服丧二十五月。所以《春秋》记载，臣下遭遇大丧，君主三年不召他到门下。闵子骞虽然腰束麻带而服丧，却为了赴国家公难而办事；回来后便辞去官位，以尽对父母的私恩，所以孔子说，君主这样役使臣下是不对的，而臣下这样做是合乎礼的。周王室衰微以后，礼制失去秩序，《蓼莪》诗中的人作诗自伤说：“瓶子已经空了，这是酒尊的耻辱。”意思是自己不能最终尽到做子女的责任，这也是君上的耻辱。高祖接受天命后，萧何创立制度，大臣有因父母丧事而告假归宁的条例，符合表达忧思的道理。建武初年，刚刚承受大乱，许多国家政务都趋向简便。大臣既不能告假归宁，群臣只顾荣禄，很少遵行三年之丧，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礼义方面确实受到了损害。大汉兴起，虽然承接衰败之后，但先王的制度逐渐得以施行，所以籍田亲耕始于孝文皇帝，举荐孝廉始于孝武皇帝，郊祀之礼定于元帝、成帝，三雍之礼的秩序完备于显宗，而大臣服满丧期的制度在陛下时得以完成。圣明的功业和美好的事业，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了。孟子说：“尊敬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样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臣希望陛下登上高处向北眺望，以寄托对甘陵的思念，并由此推求臣子们的心情，那么海内百姓都能得到安置。劝谏宠幸内臣的奏疏【杨震】臣听说，政治以得到贤人为根本，治理以除去污秽为要务；所以唐尧、虞舜时代贤俊之士都任职于官府，四凶被流放，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从而达到和谐太平。如今九德之士没有得到任用，受宠幸的人充满朝廷。阿母王圣出身卑微，有幸在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奉养圣上，虽然有替圣上推干居湿的辛劳，但前后得到的赏赐恩惠已经远远超过了劳苦，却仍贪得无厌，不知限度。她对外勾连亲属、托请关系，扰乱天下，损害清明的朝廷，使日月般的圣明蒙尘。尚书告诫说“母鸡反而像公鸡一样报晓”，《诗经》讽刺“聪慧的妇人会使国家丧亡”。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的欲望，放纵弟弟的情意，几乎危及国家，后来才加以讨伐，《春秋》因此贬斥他，认为他没有尽到教导之责。妇人和小人，亲近他们时便欢喜，疏远他们时便怨恨，实在难以供养。《易经》说：“没有什么可以独自成就，只是在家中主持饮食。”这是说妇人不得参与政事。应当迅速让阿母出宫，命她居住在外舍，断绝与伯荣的往来，不让他们相互来往，使恩德两方面都得到保全，上下都显得美好。只希望陛下断绝柔媚亲爱的私情，割舍不忍之心，留心万机，谨慎授予爵位，减少进献御用物品，节省征发徭役，使民间不再有“鹤鸣”般的叹息，朝廷不再有“小明”般的悔恨，“大东”的怨叹不在今日兴起，“劳止”的怨恨不在臣下产生；这样追踪往古，比肩圣王的德行，岂不是美好吗？陈述吏治的奏疏【左雄】臣听说，安抚远方、和睦近处，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事务，没有比任用贤人更重要；任用贤人的办法，必须保存考核和罢黜的制度。因此皋陶回答禹时，认为关键在于知人善任；安定百姓，就会得到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分封伯爵、建立诸侯，让他们世代亲近百姓，百姓因此和谐安宁，礼让之风得以兴起。所以《诗经》说：“云气湿润而凄清，雨势渐渐盛大；先下到我们的公田，又降到我们的私田。”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昏乱的时候，君主不能亲自治理政事，褒姒和艳妾掌握权力，七位小人结党进用，贤愚混杂，深谷反而变成高陵。所以《诗经》又说：“四方诸国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又说：“使人哀怜的官吏，为什么像毒蛇蜥蜴一样？”这是说百姓畏惧官吏如同畏惧毒蛇蜥蜴。西周灭亡以后，六国相继而起，秦国并吞天下，坑杀儒生、湮灭典籍，废除五等爵制，改为设置郡县；县设置令、长，郡设置太守、都尉，以什伍制度互相监督，把百姓当作大猪一样驱使。大汉接受天命，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但能够谨慎任用各类官员，免除苛法、救治弊政，用恩惠帮助百姓渡过困难，安抚并顺应他们。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宁，确实是由于他们清静宽厚、柔和仁慈，能够谨慎任用官吏。到了宣帝，他从低微处兴起，综合考核名实，了解当时的弊病，刺史、郡守、国相常常亲自引见官吏，考察他们的言行，确实赏赐、必定惩罚。宣帝于是感叹说：“百姓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政事公平、官吏贤良。” “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吗？”他认为，官吏频繁更换，下面的百姓就不得安宁；长期任职于同一事务，百姓就会服从教化。官吏中有治理政事的人，便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黄金，有的甚至封爵至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按次序任用他们。因此官吏都能称职，百姓安于本业。汉代贤良官吏，在宣帝时最为兴盛，所以能够降下凤凰来仪的祥瑞，建立中兴的功业。大汉建立至今三百多年，风俗逐渐衰败，巧伪之事日益萌发；下级官吏掩饰欺诈，上级官吏放纵残暴。掌管百里之地的官员，调动没有常规，各自只顾眼前，不考虑长久，把杀害无辜说成威风，把聚敛财物、整顿事务说成贤能，把治理自己、安定百姓看作软弱，把奉行法令、遵循义理看作不通世故。剃发、戴刑具的刑罚因一点小怨而产生，尸体遍地的祸害因一时喜怒而形成；他们把百姓看作仇敌，像豺狼猛虎一样向百姓征税。监察官员接踵相望，却和地方官共同患病；看见非正之事不举发，听到恶行不察问；只在亭传观察政绩，只按期限要求成效；称说善行却不称述德性，评议功劳却不依据实情；虚妄浮夸的人得到声誉，拘谨简朴的人反而遭到诋毁；有的人借罪责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因脸色变化便借机求取名声。州郡长官不加复核，争相征召任用；官员踊跃升迁，超越等级、逾越常例；有的人受到考核弹劾、拘捕审问便逃亡，不接受罪罚，遇到赦令便行贿，再次得到洗刷；朱衣紫服混同一色，清官浊吏无法区别。因此奸猾之徒得以枉法滥行，轻率地离任就职；授官罢官如流水，空缺动辄数百。乡官和部吏，职位低、俸禄薄，车马衣服全都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只取足够使用的，贪婪的人则拿来充实家产。特选。横加征调纷纷不断，迎送往来的烦扰和费用，损害政事、伤害百姓，使和气不能融洽，灾害不能消除，过错全在这里。如今佩黑绶的郡守县令，犹如古代的诸侯，在王庭接受爵命，车舆服饰都有一定等级，却和普通小民一样违抗命令、逃避责任，这不是尊崇法制、彰明义理、惠养百姓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郡守、国相和长吏中，施行惠政、和睦百姓并且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秩，不要让他们调动；除非父母丧事，不得离开官职。那些不遵守法令禁制、不奉行王命的人，终身禁锢；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入仕宦行列。如果受到弹劾而逃亡、不接受法律制裁，就把全家迁往边郡，以惩戒后来的人。乡官和部中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吏，都任用儒生；清廉正直、能够任事从政的人，宽免他们所负的算赋，增加他们的俸秩。官吏任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可以征召举荐。这样，凭威势施福作威的门路就会堵塞，虚伪的根源就会断绝，迎送的劳役会减少，赋税征敛的来源会平息；遵循义理的官吏能够完成教化，天下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追踪文帝、宣帝中兴的轨迹，使光辉流传、福祚垂及后世，永远不可磨灭。劝谏图谶纬书的奏疏【张衡】

译臣听说，圣人明察审定律法和历法，用来确定吉凶；又以卜筮加以验证，以九宫相互参合，通过考察天象来验证道理，根本方法全在这里。有时观察星辰运行的顺逆，探究寒暖变化的原因；有时察看龟甲蓍草的占卜和巫觋的言语。所依据的并不是一种方法。在前面提出言论，后来得到验证，所以智慧的人看重它，把这类书称为谶书。谶书开始出现时，大概知道它的人很少。自汉朝攻取秦地、凭武力征战，功业成功，可以说是大事；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称说谶书。像夏侯胜、眭孟这一类人，以道术树立声名，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谶言。刘向父子掌管校订秘书，考阅审定九流之书，也没有谶书的记录。到了成帝、哀帝以后，才开始听说谶书。《尚书》说：“尧让鲧治理洪水，九年功业没有成就，鲧于是被诛死，禹才继承而兴起。”可是《春秋》的谶书却说：“共工治理洪水。”各种谶书都说“黄帝攻伐蚩尤”，而《诗经》的谶书却独自认为“蚩尤失败以后，尧才接受天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和墨翟”的事情，这是战国时代的事，不是春秋时期的事。又说另有益州，但益州的设置在汉代；书中还说到三辅和诸陵，而这些名称及世代次序都是可以考知的。至于图谶中的内容，记载一直到成帝为止；同一卷书中，竟有几件事彼此矛盾。圣人的言论，情势不可能这样，大概一定是虚伪之徒制造出来，用来迎合世俗、谋取资财。从前侍中贾逵指出图谶彼此矛盾的地方三十多件，各种称说谶书的人都不能解释。至于王莽篡位，这是汉代的大祸，八十篇谶书为什么没有加以告诫？由此可知，图谶是在哀帝、平帝年间形成的。而且《河洛六艺》的篇目记录已经确定，后人用剽窃传抄的方式附会，没有容纳篡改的余地。永元年间，清河人宋景竟然凭历法推算谈论水灾，虚假地声称自己能洞察玉版；有的人甚至抛弃家业进入山林，后来都没有应验，却又搜集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作为验证。至于永建年间重新恢复统绪的事情，他们却不能预知。这些全都是欺骗世人、蒙蔽习俗，以此迷惑权势地位，真伪显然，却没有人加以纠禁。况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之术，往往有验证应验之处，世人却不肯学习，反而竞相称说那些没有占验依据的书。这就像画工厌恶描绘犬马的真实图形，却喜欢制作鬼怪，因为真实事物难以描摹，而虚伪之说没有穷尽。应当收藏图谶，并且一概禁止断绝，这样朱紫就没有什么可以混淆视听，典籍也不会受到污损了。《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辨体汇选》卷九十三 （明）贺复征 撰 ○疏七 论宦官放纵专横的奏疏【后汉黄琼】臣听说，上天致力于使阳刚之气强盛，君主致力于使政权强固；所以君王处于高位而自我持守，不能不在安稳中警惕危险；依靠力量，也不能没有根基。自我持守而不安定就会颠覆，依靠力量而没有根据就会危险。因此圣人登高处于上位，就把德义放在首位；身临危险、踏近倾覆，就把贤人当作力量。唐尧以德化作为冠冕，以稷、契作为筋骨和力量；地位越高，德行越崇高，行动越多，根基越牢固。这是先圣能够长久守有天下、保全社稷的原因。从前高皇帝顺应天命和百姓，奋剑而称王，扫除秦、项，改变天命、创立制度，施布德泽、流传福祚。到了哀帝、平帝时期，帝王之道失去纲纪，弊政日益混乱，于是使奸佞之人专擅朝政，外戚放纵专横。头上所戴的不是仁义的冠冕，脚下所踏的不是贤佐的力量，最终导致颠覆，断绝汉朝的福祚。上天的纲维松弛，百姓鬼神都悲惨哀痛。幸赖皇天扶持眷顾，炎汉的德运重新光辉。光武帝凭圣明武略、天赋英才，继承帝统、兴建功业，在冰雪初融般的局势上创立根基，在荆棘丛生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从众多愚昧之中拔擢贤才，在无形无迹的时代筹划功业；在争斗中尊崇礼义，在乱离中遵循道化。因此，他自我持守虽身居高位而不倾覆，依靠力量虽处危境而不跌倒，兴复帝胤，开创中兴，光辉照耀八方，声名流传无穷。到了中叶，盛大的事业逐渐衰落。陛下起初出自藩国，后来登上帝位，天下拭目以待，以为将要见到太平。然而自即位以来，没有施行圣明的政事。诸位梁氏掌握权力，宦官充满朝廷，反复加封、屡增官职，足以倾动朝廷。卿、校、牧、守等官职的选任，全都出自他们的门下。羽毛、齿革、明珠、南金等珍宝，充满他们的屋室，富有程度可比王府，势力足以扭转天地。议论他们的人一定会被灭族，依附他们的人一定会得到荣显。忠臣害怕被杀而闭口不言，万人恐惧祸患而如同舌头被割断，使陛下听取意见、观察天下的耳目被堵塞，反而成为聋子瞎子般的君主。因此太尉李固、杜乔凭忠诚直言，凭德行辅政，念及国家而忘却自身，最终以死亡报国；却因为参与陈国之议而获罪，竟被残酷杀害。贤愚之人都感到切肤之痛，海内百姓悲伤恐惧。此前白马令李云指斥宦官的罪恶污秽，认为应当诛杀，是顺应众人的心愿，想挽救积薪将燃的弊政。弘农人杜众知道李云的话应当实行，害怕李云因忠言获罪，所以也上书陈述其中的道理，请求和李云同日赴死，希望以此感悟国家，使李云或许得以免罪。然而李云本来无罪，杜众又因此一同获罪，天下人更加痛心，怨恨也更加凝结。所以朝廷内外的人，都把忠言看成忌讳。从前赵国杀害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返回。鸟巢倾覆，鸟卵破碎，凤凰就不会飞来；剖杀活物、使胎儿夭折，麒麟就不会来到。这确实是同类事物彼此感应，道理使它成为这样。尚书周永从前任沛县令，向来侍奉梁冀，幸赖他的威势；后来因事情获罪，本应受罚，却越级授予如今的官职。眼看梁冀将要衰败，他才假装诋毁梁冀来表示忠诚，实际上仍因奸邪而得利。他的计策大概也是想取得封侯；黄门宦官又与邪恶的同党彼此结党，从梁冀兴盛时起，就内外亲密，朝夕共同谋划，一起制造奸邪。等到梁冀将被诛杀、再也无法施展巧计时，周永又记下他的恶行，用来求取爵位赏赐。陛下不加以澄清征验，审慎辨别真伪，反而让他与忠臣同时获得显赫封赏，使朱色和紫色混杂，粉末和墨色相互践踏。这正所谓把金玉丢在沙砾中，把珪璧摔碎在泥涂里。四方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愤懑叹息的。从前曾子极其孝顺，即使慈母也曾因流言而误以为他杀人；伯奇极其贤良，最终却被流放。谗言谄媚所抬举的人，没有地位高到不能再升；所压制的人，没有境地深到不能再沉。难道可以不加察辨吗？臣极其顽钝驽劣，世代承受国家恩惠，身份轻微而职位重大，勤勉却不能弥补过失；但臣害怕最终死亡，使罪衅更加深重。谨在将要死去之时，陈述不避讳的言论，希望还能有万分之一的作用，使我死后在黄泉之下没有遗憾。请求诛杀宦官的奏疏【傅燮】

译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是由外部产生的，都是从内部兴起的。所以虞舜登朝之后，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了十六位贤相。这说明如果不除去恶人，善人就没有进用的机会。如今张角在赵、魏一带起兵，黄巾军扰乱六州，这都是祸端从宫墙内部发生，却祸及四海的事。臣接受领兵的任命，奉诏讨伐罪人，刚到颍川，所战无不取胜。黄巾军虽然势盛，却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患。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入手，结果下游的水流越来越广罢了。陛下仁慈宽容，很多事情不忍处理，因此宦官小人操弄权力，忠诚之士无法进用。即使张角被斩首夷灭，黄巾军改换服色，臣的忧虑反而会更加深重。为什么呢？邪人与正人不应共同治理国家，也如同冰与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中。他们知道正人的功劳显著，自己危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必将共同用巧妙的言辞和饰说来增长虚伪。孝子屡次登门，也会使人产生怀疑；市场上的老虎，三个人说起便会成为事实。如果不详细察明真伪，忠臣将又会遭受杜邮之戮了。陛下应当思考虞舜诛除四罪的举措，赶快施行放逐、诛杀谗佞之人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思进取，奸凶自然止息。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一样。儿子侍奉父亲，怎么能不把自己的真实情意全部表达出来呢？即使臣自身遭受斧钺诛戮，只要陛下稍微采用臣的意见，也是国家的福分。劝谏皇帝到广城校猎疏【陈蕃】臣听说，君主在苑囿中有所活动，只有仲秋时节到西郊，顺应时令讲习武事，捕杀禽兽以助祭祀，才是为了敦厚孝敬之道。如果违背这一点，就是放纵。因此皋陶告诫虞舜不要教人沉溺于安逸游乐，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沉溺于游猎。虞舜、周成王尚且受到这样的告诫，何况德行比不上这两位君主的人呢？太平安定的时代尚且应当有所节制，何况当今正处于田野空虚、朝廷空虚、仓库空虚这三空的困厄之中呢？田野空虚，朝廷空虚，仓库空虚，这就叫三空。加上战事还没有平息，四方离散，正是陛下焦心忧虑、面容憔悴，坐着等待天明的时候。怎么适宜张扬旗帜、炫耀武力，纵情观赏车马呢？况且去年秋天多雨，百姓刚开始播种麦子，如今却错过了劝勉和帮助他们耕作的时机，反而让他们承担驱赶禽兽、清除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百姓的意思。齐景公想去海边游观，放纵车马到琅邪，晏子陈述百姓厌恶听到旌旗车马之声、抬头皱眉的感受，齐景公因此没有成行。周穆王想纵情奔驰车马，任由车辙马迹遍行天下，祭公谋父便吟诵《祈招》诗来劝止他的心意，实在是厌恶游乐对百姓造成的祸害。营救李膺等人的奏疏【陈蕃】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把心思托付给辅佐之臣；亡国的君主却忌讳听到正直的言辞。所以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也因得到伊尹、吕尚的辅佐才兴盛；夏桀、商纣昏乱迷惑，亡国就在于失去了贤人。由此说来，君主是头部，臣子是四肢，彼此同为一体、互相依赖，共同造成国家的美恶。我恭敬地看到，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品行端正而没有污点，誓死忠于国家，却因忠诚而触犯圣旨，横遭审讯，有的被禁锢隔绝，有的被处死或流徙到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堵塞天下人的嘴，使一代人变成聋子瞎子，这同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国，表彰闾里，修整坟墓；如今陛下临朝执政，却先诛杀忠贤，对待善人为什么这样刻薄，对待恶人为什么这样优厚？谗人好像说的是真话，巧言像笙簧一样动听，使听见的人迷惑，使看见的人昏暗。吉凶的应验在于能否识别善人，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察听言语。君主掌管天地的政事，执掌四海的纲维，一举一动都不可以违背圣人的法则，进退都不可以离开道义的规范。错误的言语一旦出口，祸乱就会波及八方，何况把无罪之人拘在狱中、在市上杀害无辜呢？从前禹巡行苍梧，看见市上有人被杀，便下车哭泣说：‘天下各方如果有罪，责任在我一个人。’所以他的兴盛才迅速。又逢青州、徐州发生旱灾，五谷受到损伤，百姓流离迁徙，连豆类也不够吃；而宫女积聚在后宫，国家用尽了丝罗纨绮，外戚的私门贪图钱财、接受贿赂。这正是所谓俸禄权力离开王室，政权落在大夫手中。从前春秋末年，周朝德行衰微，几十年间竟再没有灾异，这是上天已经抛弃它了。上天对于汉朝，却殷切地显示灾变，来使陛下醒悟。除去妖异、消灭祸孽，根本在于修养德行。臣位列三公，忧患和责任深重，不敢贪恋私人的俸禄、吝惜自己的生命，坐看国家成败。如果承蒙陛下采纳记录臣的意见，即使臣身首分裂、从不同的门中抬出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铲除奸臣疏【陈蕃】臣听说：言语不正直、行为不端正，就是欺骗上天、辜负他人；说出危险的直言、竭尽自己的心意，就会使群凶侧目，灾祸马上降临。这两者相比，臣宁愿遭祸，也不敢欺骗上天。如今京城喧嚣，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及诸女尚书一起扰乱天下，依附他们的人就得到升迁，违逆他们的人就遭到诬陷伤害。当今一朝群臣，好像河中的木头一样，随波漂流，向东向西，贪恋俸禄而害怕祸害。陛下刚开始执掌政权时，顺应天意施行诛杀，苏康、管霸都伏法认罪；那时天气清明，人神欢喜。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放纵身边的元恶大奸之徒，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如果不赶快诛杀他们，必然会产生变乱，倾覆危害国家，灾祸将无法估量。希望陛下把臣的奏章发出，向左右近臣宣示，并让天下的奸人都知道臣痛恨他们。劝谏停止党人议论的奏疏【窦武】

译臣听说，明智的君主不忌讳讥刺之言，以探察幽暗隐蔽的实情；忠臣不顾虑进谏争辩的祸患，以使各种事情得到畅达。因此君臣都能兴盛，声名流传百世。臣有幸生逢圣明盛世，遇到文治武功的教化，怎么敢贪恋俸禄、逃避罪责，而不竭尽自己的忠诚？陛下起初出自藩国，后来登上圣位，天下安乐，都以为将要中兴。可是自从即位以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善政。梁冀、孙寿、寇邓等人虽然有的被诛灭，但常侍、黄门仍接连作祸施虐，欺骗蒙蔽陛下，争相施行诡诈之术，擅自制定制度，妄自授予不应得爵位的人。朝政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盛。我私下考察西汉京城放纵恣肆、王氏佞臣执政的情形，最终导致天下丧亡。如今若不考虑前事的失败，再走覆车的道路，臣恐怕二世的灾难必将再次降临，赵高的变乱不是早晨发生，就是晚上发生。近来奸臣牢修制造党人之议，于是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人，审讯牵连到数百人，长年拘捕记录，却没有事实证据。臣认为李膺等人建立忠诚、坚守节操，志在经营王室，这实在是陛下的稷、契、伊尹、吕尚一般的辅佐，却白白被奸臣贼子诬陷冤枉，天下人为之寒心，四海之内失望。希望陛下留心明察，及时审理释放他们，以满足人神私下议论的不平之心。臣听说，古代的明君必须依靠贤能的辅佐来成就政治和教化。如今台阁近臣中，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宀禹〉、荀绲、刘佑、魏朗、刘矩、尹勋等，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贤良辅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家典章。内外职官中群才并列，陛下却任用亲近的佞幸，专门扶植贪暴之徒。对于在外掌管州郡、在内干预心腹机要的人，应当依次贬斥，查明罪行加以纠罚，削夺宦官欺骗国家所得的封爵，追究他们无故诬罔的罪行。信任忠良，公正评定善恶，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珍重上天授予的官职，只接受善人；这样，罪恶所招来的灾异就可以消除，上天的回应也可以期待。近来出现嘉禾、芝草、黄龙等祥瑞，这些祥瑞必定因贤士而生，福气的到来实在由于善人。有德就是祥瑞，无德就是灾祸。陛下的所作所为不合天意，不应当因此称庆。声讨袁绍的奏疏【公孙瓒】臣听说，自皇羲以来，君臣之道就已经彰明，制定礼制来教导人民，设置刑罚来禁止暴乱。如今车骑将军袁绍，凭借继承先代的轨范，爵位和任职都尊贵优厚，但本性淫乱，性情行为浮薄。从前他任司隶时，正值国家多难，太后临朝摄政，何氏辅佐朝廷，袁绍不能举用正直、罢黜枉曲之人，却专门行邪曲谄媚之事，招引不轨之徒，疑惑误导国家，以致丁原焚烧孟津、董卓制造乱局的开端，这是袁绍的第一条罪。董卓既然无礼，皇帝和太后被挟持，袁绍不能设法谋划来救助君主和父亲，却抛弃符节信物，逃窜亡命，辱没爵位任命，背弃君主，这是第二条罪。袁绍在渤海时，本应进攻董卓，却暗中选练兵马，不告诉父兄，以致太傅一家相继同死，不仁不孝，这是第三条罪。袁绍既已起兵，历经两年，却不顾国家危难，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大量征取资粮，专门用于无关紧要的事情，横征暴敛没有限度，考核责罚百姓，使百姓痛苦怨恨，无不叹息，这是第四条罪。他逼迫韩馥，暗中夺取他的州郡，伪造刻制金玉印玺；每次发布命令，总是用黑色袋子装着加封，文书却称作诏书。从前王莽篡位后奢侈僭越，渐渐发展到真正称帝；看袁绍所仿效的样子，必将走向僭越作乱，这是第五条罪。袁绍命令星官祭祀、观望祥瑞和妖异，赠送财物给他们，与他们共同饮食，约定日期，进攻劫掠郡县；这难道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这是袁绍的第六条罪。袁绍与前虎牙都尉刘勋首先共同起兵，刘勋投降张杨，屡次建立功效，却因一点小小的怨忿，袁绍便无理地加以残酷迫害，听信谗言，助成自己的无道，这是第七条罪。前上谷太守高焉、前甘陵相姚贡，袁绍因为贪婪而横加责令他们交钱，钱没有交足，两人都被杀害，这是第八条罪。《春秋》的义理说，儿子因母亲而显贵；袁绍的母亲本来只是傅婢，出身确实微贱，而袁绍身居高位，享受丰厚福禄，只有苟且求进的心志，没有谦退自守之心，这是第九条罪。又有长沙太守孙坚，先前兼任豫州刺史，能够驱逐董卓，扫除陵庙之患，忠勤于王室，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袁绍却派遣小将盗占孙坚的职位，断绝孙坚的粮食，使他不能深入敌境，导致董卓长久不能伏诛，这是第十条罪。从前姬周政治衰弱，王道衰落，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所以齐桓公在柯地订立盟约，晋文公举行践土之会，讨伐荆楚以取得菁茅，诛罚曹、卫以彰明无礼。臣虽然卑下鄙陋，名望比不上前代贤人，但蒙受朝廷恩宠，肩负重大责任，职掌斧钺，奉诏讨伐罪人，因此立即与诸将、州郡共同讨伐袁绍等人；如果大事能够取胜，罪人能够擒获，也希望接续齐桓公、晋文公忠诚的功效。请封王刘备的奏疏【诸葛亮】

译从前唐尧极其圣明，但朝廷中仍有四凶；周成王仁厚贤明，却有四国作乱；高后临朝称制时，诸吕窃取权命；孝昭帝年幼，上官氏谋反。这些人都凭借世代的宠幸，依仗国家的威势，权力达到极点、凶恶达到极点，几乎使国家社稷陷于危亡。如果没有大舜、周公、朱虚侯、博陆侯，就不能擒获凶徒、讨伐逆贼，扶持危局、安定倾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生具有圣明德性，统治治理万邦，却遭逢国运不济的灾难：董卓首先作乱，倾覆京畿；曹操乘祸而起，窃取并掌握朝廷大权。皇后、太子被鸩杀而死，残害恐吓天下，摧残毁坏百姓财物，使陛下长久蒙尘、幽闭居处，使人神失去应有的位置，阻绝王命，昏暗皇权，企图窃取帝位。左将军、领司隶校尉、兼任豫州、荆州、益州等州牧、宜成亭侯刘备，接受朝廷爵位官秩，想到应当竭尽力量以赴国难，看到事情的征兆，便奋然发怒，与车骑将军董承谋划，共同诛杀曹操。正要安定国家、平息祸难，重新安宁旧都，却因董承谋划不够严密，使曹操得以逃脱，后来继续作恶，残害消灭天下。臣等常常害怕王室遭受大则阎乐之祸、小则定安之变，早晚惶恐不安，战栗屏息。从前《虞书》讲求敦厚地依次亲睦九族，周朝鉴戒夏、商二代，分封同姓诸侯，《诗经》彰明了其中的意义，历经长久岁月。汉朝兴起之初，分割土地，尊奉皇族子弟，因此最终挫败诸吕之乱，成就汉太宗的基业。臣诸葛亮等认为刘备是皇室的至亲枝叶、宗室的藩屏，心中存有国家，念念不忘平息祸乱。自曹操在汉中战败后，四海之内的英雄闻风而来，如蚂蚁附集；但刘备的爵号还不显赫，也没有加授九锡，这不是用来镇卫社稷、光耀万世的办法。臣等奉诏在外，诏命却已断绝。从前西河太守梁统等人，正值汉朝中兴，被阻隔在河内，地位和权力相当，不能互相统率，于是都推举窦融作为元帅，最终建立功效，摧破隗嚣。如今国家社稷的危难比陇、蜀更严重，曹操对外吞并天下，对内残害群臣，朝廷有萧墙之内的危机，而抵御外侮的力量尚未建立，实在令人寒心。臣等于是依照旧典，拥立刘备为汉中王，任命为大司马，统领整顿六军，联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作为国家所设置的封地，依照汉朝初年分立诸侯王的旧典。权宜的制度，只要有利于国家，专断施行也是可以的。等到功业成就、事情办妥，臣等再退伏认罪，即使因此死去也没有遗憾。《文章辨体彚选》第九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第九十四卷 （明）贺复征编 ○疏八 劝谏后主游观声乐疏【蜀汉谯周】从前王莽败亡时，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企图玩弄帝王权柄。于是贤才智士都在寻找可以归附的人，并不一定看他的势力大小，只看他的德行厚薄。所以当时更始帝、公孙述以及其他拥有众多部众的人，势力大多已经很广，却无不放纵情欲，怠于行善，游猎饮食，不体恤百姓和财物。世祖刚进入河北时，冯异等劝他说：‘应当去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于是他专心审理冤狱，节制饮食，举动都遵守法度，所以北方各州歌颂赞叹，声名传布到远方。于是邓禹从南阳追随他，吴汉、寇恂当时还没有见过世祖，远远听闻他的德行，便运用权宜之计，率领渔阳、上谷的突骑到广阿迎接他。其余闻风仰慕德行的人，如邳彤、耿纯、刘植之类，以及那些用车载着病人、带着棺材、背着婴儿前来归附的人，多得数不清。所以他能够由弱变强，消灭王郎，吞并铜马军，击败赤眉军，成就帝王基业。后来到了洛阳，他曾想稍微出游，车驾已经准备出发，姚期进谏说：‘天下还没有安定，臣实在不愿陛下轻装多次出行。’世祖当时就让车驾返回。后来征讨隗嚣时，颍川盗贼起兵，世祖回到洛阳，只派寇恂前往。寇恂说：‘颍川因为陛下远征，所以奸猾之徒起兵叛乱；他们还不知道陛下已经回来，恐怕不会及时投降。陛下亲自前往颍川，贼人一定立即投降。’于是世祖到达颍川，事情果然像寇恂说的那样。所以，不是急迫的事务，即使只是想稍微出游也不敢；至于急迫的事务，即使想亲自前往安定，也不去做。这就是帝王希望行善的样子。所以《传》说：‘百姓不是无缘无故归附，实在是因为君主以德行走在他们前面。’如今汉朝遭逢厄运，天下分成三国，正是英雄贤哲之士寻找归宿的时候。陛下天性极其孝顺，服丧超过三年，一说到先帝便流泪，即使曾参、闵子骞也不过如此。您敬重贤人、任用人才，使他们竭尽力量，超过了成王、康王，所以国内和谐统一，上下大小都竭力效命，这些事情臣无法一一陈述。然而臣不能抑制自己的最大愿望，希望陛下再次广泛去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牵引重大物体的人，所用的力如果不集中就会很辛苦；拔除巨大艰难的人，方法如果不专一就会很困难。况且奉事宗庙，不只是为了求取福佑，也是为了率领百姓尊崇君上。至于四时祭祀，有时不能亲临；游观池苑，有时却仍然出行。臣愚昧迟钝，私下实在不能安心。忧患和责任担在身上的人，没有空闲尽情享乐。先帝的志业，宫室堂构尚未完成，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希望削减乐官、后宫所增加的营造，只奉行修整先帝已经施行的制度，并以此为子孙树立节俭的教训。论中正制度的奏疏【晋刘毅】

译臣听说，建立政权，以任用适合官职的人才为根本。选任人才有三件困难，也是国家兴衰的原因：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个人的爱憎难以防止，这是第二；真情和伪饰难以辨明，这是第三。如今设置中正，评定九品高下，把人的荣辱任意掌握在手中，操持君主所赐的祸福，夺取朝廷的权势。爱憎由内心决定，真情和虚伪也凭自己的判断。公开方面没有考核的责任，私下又没有被告发的顾忌。用心经营的方式有百种，求取品第的门路有万端。廉洁谦让的风气消灭了，苟且求进的习俗形成了。天下喧扰不安，只争夺品位，不再听说有人互相推让，臣私下以此为圣朝羞耻。名目和评语要与才干相当，品第次序要符合实际，这关系到政治的安危，不能不弄清楚。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美好；枉曲滥用，是乱亡败坏的祸根，也不能不察看。然而人才有不同的才干，能够始终修养自身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才能显达有早有晚。先前鄙陋而后来修明的，应当得到日益更新的评价；怀抱正道而不合时宜的，应当获得质朴正直的称誉；器度深远而小过失有所欠缺的，应当得到异于常俗的评语；任性直行而不加修饰的，应当获得清正真实的声誉；操行少而才干优异的，应当得到器重任用。因此，三仁虽然道路不同却同归于仁，四位君子虽然行为不同却同样合乎义。陈平、韩信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功业；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声名显赫。这是确实的论断所说明的道理。如今的中正官，不精心考察人才的实际，只图依附朋党、谋求私利；不公平地衡量人才，只一味顺从个人爱憎。想要提拔的人，就编造空泛的说法来成就他的声誉；想要压低的人，就吹毛求疵来寻找他的过失。品第高低随着势力强弱，是非取决于爱憎；随着世道的兴衰而变化，不顾人才的实际。势力衰弱就削低品第，势力兴盛就扶助提高。一个人的品状，十天之内就会发生不同变化。有的用财货打通关系，有的凭计谋和勾结得到升进。依附托请的人必然显达，坚守正道的人反而困顿憔悴。没有给中正官送礼，必然被削夺品第；对中正官有私下的好处，必然满足他的愿望。因此上品中没有寒门子弟，下品中没有有权势的家族。即使偶尔有这种情况，也都有曲折的缘故。轻慢君主、欺罔时政，实在是祸乱的根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一条。负责评定州郡人物的人，本应采纳州里公认的清议，取得众人的归附，用来镇服异议。如今只因一人的议论不合意，就凭一个人的意见评定全州人才；一个人没有考察清楚，便把被评定者当作确实如此。从仲尼以上直到庖牺，没有人没有过失；如果因此都不堪任用，为什么偏偏只责求平常人呢？如果中正官实在不能修正自身，完全可以另行选任。如今却使他的职任受到重视，而轻视任职的人；所定的品格，还要再访察刁攸。刁攸既不是州里众人归服的人，也不是按职分应当任用的人。如今却向不服从刁攸的人访察意见，向没有职权的人裁决事情，这会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产生乖离争斗的征兆，似乎不是设置州都中正的本意，也不是治理风俗、深加防范的办法。主管者既然认为刁攸所贬低的人合适，却又选取二千石中已有数人；刘良又把刁攸所贬低的人提升，石公则责罪刁攸的所作所为，于是驳斥违背的议论在州里横行，嫌隙仇怨在大臣之间结成。桑妾的诉讼，祸患波及吴、楚；斗鸡引发的变乱，使鲁国遭受灾难。何况如今人伦之间互相争斗，部党因此兴起；刑狱不断滋生，祸根因此结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二条。原本制定品第制度，是要使人伦有序，如同鱼贯而行、次序井然。设置九品，是取较低的一品作为标准，因为人才有优劣，朋辈有先后。如今中正官对于自己疏远的人，就压抑削夺其品第，使一国没有品第在其上者；对于污秽卑劣而与自己亲近的人，就越级提拔，同时包容自己。公开以品第为标准，实际上成就了自己的私心。君子无法摆脱小人的怨恨，官府也没有制裁奸邪的防范，于是上可以欺骗明主，下可以扰乱人伦。结果使优劣颠倒、先后错乱，把贵重而有异能的人推到凡庸品第之下，把背负不肖之名的人越级置于成人之首。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条。陛下登上帝位，开启天地般的恩德，颁布不忌讳直言的诏令，接纳忠直之言，以了解天下的实情。这是太平的基础，是世所罕有的法令。然而从王公直到平民，赏罚无不依照法令；设置中正官，把一国的重大权力交给他，却没有赏罚加以约束。人心多有变化，清正公平的人少，而怨诉争讼的人多。听任他们申诉，告发之事就没有止境；禁止断绝申诉，侵害冤枉就会无穷。与其烦劳于治理诉讼，尚且胜过任由冤枉侵害。如今禁止诉讼，就是堵塞一国人的嘴，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能够纵横行事而无所顾忌。所有受到冤枉的人，怀抱怨恨、积蓄正理，却独独不能蒙受天地无私的恩德，反而长期被邪人的铨选权所壅蔽，使上面的圣明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条。从前在贤圣的时代，想要敦厚风俗、安定百姓、提高乡党的道义、尊崇亲属之间的德行，便用礼教在学校中相互率导，于是贤能和不肖都显现出来。乡老把他们的善行记录下来献给天子，司马评议他们的才能，使他们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关官员考核功绩以明确升降，所以天下人退居乡里而修养根本。州郡乡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之人没有容身之处。如今一国士人多达数千，有的流徙到异邦，有的到不同地方谋生，连面容都尚且不认识，何况能够了解他们全部的才力？中正官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评定他们的品状：从台府采集赞誉，从流言中接受诋毁。任凭自己的判断，就有不认识人才的蒙蔽；听取接受意见，就有偏向此方彼方的偏私。自己所认识的人，会因爱憎而损害公平；自己所不认识的人，会因人情关系而扰乱尺度。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又不是朝廷考核功绩的制度，于是被升官的人舍近求远、背弃根本而追逐末节，靠谋求官位来取得成就，而不是凭操行立身；品第不考校功绩，朋党赞誉又是虚妄。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条。凡是设置品第、评定品状，都是为了寻求人才来治理事务，并不是徒然粉饰名誉、互相评说好坏。即使有孝悌的行为，如果不能施用于朝廷，那么出了家门之外的事情，也应当依义断恩。既然已经做官，职位有大小，事务有繁简，各自都有按功劳所得的报偿，这才是人才的实际功效和应得分际。如今却反过来，到了应当按限次升迁时，即使职位很高，也仍附在低品之中；在官任上没有功绩，却获得高等叙用，这就是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假名声。上面夺取朝廷考核功绩的权分，下面助长浮华结党的士人，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条。官职各不相同，所事奉的人和事务也不同；任用适合其才的人就能成功，用错其才就会失败。如今品第不能说明才能适合什么职务，只以九等作为成例；按照品第取人，可能并非才能所长；按照品状取人，又会受到原有品第的限制。即使品状能够符合实际，品第和品状仍会彼此妨碍，束缚选举，使人才不能按照才能所宜而被精确任用。

译何况如今对九品中所疏远的人，就削减他们的长处；对所亲近的人，就粉饰他们的短处，只是结成一纸空泛的评价，作为虚假的声誉。这样，品第不能衡量才能，百官的事务凭什么得到治理？万般政务凭什么得到修整？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条。以前九品诏书要求善恶都必须记录，用来作为褒贬，所以当时天下人没有多少可以忌惮的事。如今的九品制度，对所贬低的人不彰明其罪，对所提升的人不列举其善，废弃褒贬的意义，任凭爱憎作判断，使清浊混同以培植私党；所以反而违背前代品第制度，夸大人的声势，用来驱使众人，使他们必定归附自己。进用的人没有功劳可以用来表彰劝勉，黜退的人没有恶行可以用来形成惩罚；惩罚和劝勉不明确，风俗就会污浊，天下人怎么能不放弃德行而热衷于钻营人事呢？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八条。由此论说，选任中正而不是合适的人，授予他权势却没有赏罚；或者缺少中正而没有禁令约束，所以邪党得以肆行，冤枉滥用纵横无忌。虽然职名叫中正，实际上却成了奸邪的官府；事情名为九品，却产生了八种损害。有的怨恨结在亲属之间，有的猜疑产生于骨肉之中，自己困于仇敌，子孙也被牵连灾祸；这就是历代的祸患，不只是当今的危害。因此当时的君主应当观察时势制定法律，防范奸邪、消除变乱，而不是拘泥于固定制度。所以周朝承袭殷朝，也有所减损和增益；至于中正九品制度，上古圣君贤人都没有实行，难道他们会被这件事蒙蔽而有考虑不周的吗？如果是为了适合政治教化，就不应当采用这种制度。自从魏氏建立以来，没有看到它有得到人才的功效，却产生了结怨、轻慢的祸患，败坏风俗，对政事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认为，应当罢除中正官，废除九品制度，抛弃魏氏的弊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劝谏兴修劳役疏【魏高堂隆】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使万物生长，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德。怎样聚集人民？靠财物。这样说来，士人和百姓就是国家的屏障，谷物和丝帛就是士民的生命。谷帛没有天地造化就不能生长，没有人的力量就不能造成。因此天子亲自耕田以劝导农业，王后亲自养蚕以制成衣服，用来彰明侍奉上帝、虔诚祷告和报答施予的意义。从前在伊尧的时代，正逢阳九厄运，洪水滔天，派鲧治理却没有成功，于是举用禹，随着山势砍伐树木，前后经历二十二年。灾异的严重没有超过那时，劳役的兴起也没有比这更久。尧舜君臣只需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禹使九州得到治理，众多士人各以功劳受禄，等级各有差别。君子和小人，衣物都有相应的服饰章纹。如今并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势，却让公卿大夫都和徒役一起供给劳作事务，让四方夷狄听到，并不是美好的声誉；记录在史册上，也不是美好的名声。因此凡是拥有国家、家族的人，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抚养培育人民，所以被称为和乐平易的君子、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下都在服劳役，疾病和灾荒并行，耕种的人少，饥荒接连到来，百姓无法度过一年，应该加以怜悯体恤，来救济他们的困苦。臣考察从前典籍的记载，天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不相互应验的。因此古代的先哲君王敬畏上天的明命，顺应阴阳的逆顺变化，谨慎勤勉，唯恐有所违背，然后治理之道才得以兴盛，德行也与神意相符。灾异已经发生，就因恐惧而修整政事，没有不因此延长国祚、流传福泽的。到了末世，昏暗的君主和荒淫的统治者，不尊崇先王的法度，不采纳正士的直言，只图满足自己的情志，安然忽视灾变的警戒，没有不很快踏上祸难之路，直到国家颠覆的。既然天道已经说明，现在请从人道来论述。六情五性同样存在于人身上，嗜欲和廉贞各自占有其中一面。等到情欲发动，便在内心交相争斗。欲望强而本质弱，就会放纵泛滥而不能禁止；精神和诚意不能自我约束，就会放纵无度。情欲所处的地方，如果不是喜爱就不会认为美好；而美好事物的聚集，不靠人的力量不能造成，不靠谷帛也不能建立。情欲如果没有限度，人就不能承受劳作，物资也不能满足需求。劳作和需求一同逼迫而来，就会引发祸乱。所以不节制情欲，就没有办法彼此供养。仲尼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并不是苟且拘束人的名分，而是要远离祸害、兴起治理。如今吴、蜀二贼，并不只是占据白地的小虏、聚集城邑的盗寇，而是凭险据守、借水道进取，拥有众多士卒，僭越称帝，想同中原争衡。如今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备都修明德政，重新实行清廉节俭，减轻租税，不营治玩好之物，举动都咨询年高贤德之人，办事遵循礼法规度，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警惕地厌恶他们竟然如此，认为很难很快讨伐消灭他们，从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报告者说：‘那两个贼人都施行无道，崇尚奢侈而没有限度，役使他们的士民，加重他们的赋税，下面的人不堪忍受，叹息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勃然大怒，痛恨他们使我们无辜的百姓困苦，而想赶快对他们施加诛罚吗？其次，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困弊，认为取胜并不困难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改变心情来衡量事情，义理的道数也就不难明白了。况且秦始皇不筑立道德的根基，却修建阿房宫；不忧虑宫墙内部的变乱，却修筑长城的劳役。当时他的君臣谋划这些事情，也想建立万世基业，使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料到一天之内一个平民大声呼喊，天下就倾覆了呢？所以臣认为，假如先代君主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失败，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此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亡国，后来才终于亡国；贤圣的君主自以为国家将要灭亡，后来反而终于不会灭亡。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明君主，亲自实行简约节俭，惠待下民、养育百姓，而贾谊却把当时的天下比作倒悬，认为有一件事可以痛哭，有两件事可以流泪，有三件事可以长叹息。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足以终年使用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侵扰边境；内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如果有敌寇警报，臣担心筑城服役的人不能投身战场、把性命交给敌人。又因为将领和官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与从前相比，只剩五分之一。所有受到休假待遇的人，又断绝了仓廪的赏赐；从前不应缴纳的，如今都要缴纳一半。这使官府收入比过去增加了许多，而支出与过去相比却少了三分，然而财政经费仍每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接连征收，反过来推究这些费用，总必定有其去处。况且俸禄和赏赐的谷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官吏百姓、替他们主持生计的东西。如今如果废弃这些，就等于夺走他们的生命。既然已经得到又再次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渊薮。《周礼》说，天府掌管九赋的法则，用来供给九式的费用；收入各有分配，支出各有用途，彼此不相混杂、不相乘用，各项费用各自充足之后，才用九式贡赋的余钱供给君王玩好之物。况且上面的财用，必定要由司会考核。如今陛下共同坐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腹心之臣、近前议事之臣，本应不受任何忌讳。如果看见财用有增有减却不敢报告，只奉命奔走，唯恐不能完成，这样的人只是具备臣子名位，而不是能直言进谏的辅弼。从前李斯教秦二世说：‘做君主却不能任意纵欲，就叫作被天下的桎梏束缚。’秦二世采用了他的说法，秦国因此覆亡，李斯也遭到灭族。所以史迁议论李斯没有进行正直的劝谏，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臣恭敬地看到，尚书郎廉昭上奏，左丞曹璠因处罚当关而不依照诏令，获罪接受审判讯问。又说：‘凡是应当获罪的人，分别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既不敢推辞处罚，也不敢因为处理得重而表示恭敬。他的心意十分恳切，臣私下感到悲悯，为朝廷惋惜。圣人不选择时代才兴起，不更换百姓才治理；然而要使国家兴盛，必定有贤能的辅佐，这是因为用道义引导他们、用礼制率领他们。古代帝王所以能够辅佐天下、长久安养百姓，无不在远处取得百姓的欢心，在近处竭尽群臣的智慧和力量。假如如今在朝廷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却不能让他们竭尽力量，就不能说是善于使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的杰出人才，也不能说是善于任用官员。陛下忧劳万机，有时亲自面对灯火处理政务，而各种事务仍不得安宁，刑罚禁令日益松弛，难道不是辅弼之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推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子有未尽忠诚之处，也是君主有不能使臣尽力的地方。百里奚在虞国显得愚昧，在秦国才显出智慧；豫让曾苟且容身于中行氏，后来才显露节操；智伯死后，事情才显明，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今臣若说一朝臣子全都不忠，就是诬蔑一朝之臣；然而同类的事情是可以推知的。如今陛下感到府库不充实、军事又没有停止，甚至停征四时赋税，减少御府私藏的谷物，带头这样做的是圣意，满朝都称赞明智；但参与治理政事、在近旁秘密议事的大臣，难道有谁恳切忧虑这些事情吗？骑都尉王才宠幸乐人孟思，孟思所做的违法之事震动京城，而他的罪状却是由小吏揭发的，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陛下登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张纲纪、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少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慕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后世的俊杰吗？如今所谓的贤人，全都已经拥有高官、享受厚禄了，然而奉事君上的节操没有建立，向着公义的心意不一致，这是因为委任他们的责任不专一，而且世俗多有忌讳的缘故。臣认为，忠臣不一定是亲近之臣，亲近之臣不一定忠诚。为什么呢？因为忠臣处在没有嫌疑的地位，办事就能够尽情竭力。如今有关系疏远的人，诋毁别人却说得不真实，被诋毁的人一定会说这是私下报复所憎恨的人；赞誉别人也说得不真实，被赞誉的人一定会说这是私下偏爱所亲近的人。左右近臣有时借此进献爱憎之说，不仅毁誉之事如此，政事的增减也都受到这种嫌疑的影响。陛下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开拓扩大朝臣的心胸，坚定激励有道之臣的节操，使他们能够同古人一样，只求名声留在史册上罢了。反而让像廉昭这样的人从中扰乱其间，臣担心大臣最终只会容身保位，坐看事情得失，成为后世的反面警戒。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使大臣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这里不说贤能还是愚劣，是说明他们都应当为当世所用。尧列举舜的功绩，称道他除去四凶，也不说大小，只要有罪就除去。如今朝臣不是自己认为没有能力，而是认为陛下不肯任用；不是自己认为不聪明，而是认为陛下不肯询问。陛下为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办法、大舜除人的办法呢？让侍中、尚书，坐下便侍奉帷幄，出行便跟随华辇，亲自回答诏书询问，所陈述的意见一定能够上达，那么群臣的才能和无能，都可以得知。忠诚能干的进用，昏暗无能的退斥，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心力？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同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能够尽其所能，人人都认为得到亲近，人人都思考报效的方法；贤能或愚劣、有能或无能，都取决于陛下如何任用。用这种办法处理政事，还有什么事辨不明？用这种办法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每当有军事行动，诏书常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呢？我自己来忧虑罢了。’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必定做不到；但只要先公后私，自然就能辨明。’我恭敬地读了明诏，才知道圣上的思虑已经完全了解臣下的实情。然而也奇怪陛下不知道根本，却只忧虑末节。人的能与不能，确实有其本性，即使臣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贤明的君主任用人，能干的人不敢留下力量不用，不能干的人也不得处在不适合他的职位上。选用了不合适的人，未必就是有罪；全朝廷共同容纳不合适的人，才是奇怪。陛下知道他们不尽力，却替他们忧虑职事；知道他们不能干，却教他们治理事务。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在世，最终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陛下又担心台阁禁令不严密，人事请托不断。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司徒更换恶吏来守寺门，依靠威势禁令，实际上还没有得到施禁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辟廷尉郭躬没有罪的兄长之子，仍然受到举奏，章表弹劾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辟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司却默不作声，望风迎合上意，比受到请托还严重。选举不按实际，是人事中最大的弊病。窦嘉有亲戚的恩宠，郭躬也不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尚且如此。以今天的情形推想古代，正是因为陛下自己不督促实行必罚的措施，以断绝阿党之源罢了。伊尹的制度和让恶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太平世道的办法。假如臣的话稍稍得到察纳，何必担心奸邪不能削灭，却反而养成若昭等人呢？揭发奸邪，本来是忠诚的行为。然而世人憎恶小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苟且取容、谋求进身。若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末，必然把违背众人、触犯世俗误认为奉公密行，把告发他人误认为竭尽忠节。难道有通达事理的大才，反而不能这样做吗？实在是顾念道理而不肯做罢了。假如天下人都背弃道义而趋逐利益，那么人主最忧患的事情，陛下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为什么不在祸根萌芽时就断绝它？那些迎合上意、承顺旨意以求取容悦美誉的人，大多是天下浅薄而没有操守义行的人，他们的心意只在迎合人主的心罢了，并不是想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何不试着改变政事来给他们看？他们难道会固守自己的做法而违背圣意吗？臣下得到人主的心，是安稳的事业；身处尊贵显赫的宫位，是荣耀的事情；享受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实际利益。臣下即使愚钝，也没有不乐于这些而喜欢触犯君主的，只是迫于道义才勉强自持罢了。实在应当认为陛下应当怜悯并扶助他们，稍稍委以重任。为什么反而录用若昭等人倾邪反复的用心，却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空虚的百姓，陛下应当大力谋划天下的损益和政事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怠惰。论西陵应当加强防备的奏疏【吴·陆抗】

译西陵是建平国的屏障和表卫，既处在下游，又承受两个方向的敌人。若敌人驾船顺流而下，船首船尾绵延千里，像流星飞驰、电光疾行，顷刻之间便可到达，就不能指望依靠其他部队来救援危急了。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只是边疆受到侵扰的小害。臣的父亲陆逊从前在西境，曾陈说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虽然说容易防守，也同样容易失守。若不能守住，不只是失去一个郡，荆州也将不再属于吴国。如果有危险，应当倾尽全国的力量争夺。臣过去在西陵，能够追寻陆逊的遗迹，先前请求精兵三万人，等到抵达时，按通常情况却一直没有肯派遣。自步阐以后，兵力更加损耗。如今臣所统辖的千里之地在四面受敌，对外抵御强敌，对内安抚百蛮，而上下可见的兵员和财物只有数万，疲弱困敝已经很久，难以等待事变。臣愚昧地认为，诸王年幼，尚未统理国事，可以暂且设置傅、相辅导他们；贤能的人才不要用于统率兵马，以免妨碍要务。又有黄门宦官私自开设招募，逃避兵役的百姓和士卒都进入名册，请特地下诏加以甄别，一律核实征出，补充到边疆常年受敌之处，使臣所部足数达到八万人，减省其他事务，明确实行赏罚。即使韩信、白起再生，也没有施展才略的地方了。若兵力不增加，制度不改变，却想成就大事，这是臣深深忧虑的。如果臣死后，请把西方事务交给属下。希望陛下思考并阅览臣的这些话，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将永垂不朽。论征发徭役的奏疏【骆统】臣听说，统治国家的人，以占有疆土为强盛，以富足、掌握赏罚威福为尊贵，以彰明德义为荣耀显赫，以使后代长久延续为丰厚福祚。然而财物必须由百姓生产，强盛依赖百姓的力量，威势依靠百姓的声势，福禄由百姓繁殖，德行等待百姓兴盛，义理要靠百姓实行。这六者都具备，然后才能顺应天命、承受福祚，保全宗族、安定国家。《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共同得到安宁；君主没有百姓，就不能开拓四方。’由此推论，百姓依靠君主安定，君主依靠百姓成就，这是不变的道理。如今强敌还没有消灭，天下还没有安定，三军有无休止的劳役，江境有不能解除的戒备，征收赋税、调发兵役的次数，历来已经积累多年，又加上灾祸、疫病、死亡和丧亡，郡县荒废空虚，田地荒芜，听说相连的城邑中，百姓户数逐渐减少，而且多是残弱老年人，很少有壮丁。听到这些，臣心中如同被火灼烧，思考其中的原因。小民没有知识，本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本性；况且前后被征出充兵的人，活着便困苦，没有温饱，死了尸骨被遗弃而不能归还，因此尤其眷恋本土、畏惧远行，甚至把远行看作死亡。每逢征发，贫弱谨慎、留在家中而负担沉重的人先被输送；稍有财物的，就倾尽家产行贿，不顾一贫如洗；轻佻剽悍的人则逃入险阻之地，结党依附群恶。百姓空虚枯竭，哀号而忧愁骚扰；忧愁骚扰就不能经营生业，不能经营生业就陷入贫困，陷入贫困就不以活着为乐。所以一旦饮食生活紧迫，奸邪之心就会发动，携带家属逃亡叛乱的人也会增多。又听说民间除了居处之外稍有能力自给的，生下儿女大多不能养活，屯田的贫困士卒也多抛弃子女。上天使他们出生，父母却杀掉他们，既使人害怕触犯天地和谐之气，也会感动阴阳。况且殿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是无穷无尽的事业。强大的邻国和敌人，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消灭的；边疆长期守备，也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而兵力和民力日益减少，后代不能繁衍，这不是经历长年而取得成功的办法。国家有百姓，就像船有水；水面平静，船便安稳，水面扰动，船便危险。百姓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虽然弱小却不可战胜，所以圣王重视他们，祸福都由他们决定，因而与百姓一同休养生息，观察时势来制定政令。如今长吏亲近百姓的职责，只把办成事务当作能干，只求适应眼前的急务，很少再以恩惠施政，来副合殿下覆盖天下的仁爱、勤勉体恤的德行，于是官场、民间、政事和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败，渐渐走向陵夷，形势不能长久。医治疾病要趁它尚未严重，消除祸患贵在它还没有深入。愿殿下稍从万机事务的余暇中抽出时间，留心思考反省，补救恢复荒废空虚之处，深谋长远，养育残存的百姓，充实人才的任用，使日月星辰同样光明，使天地同样尊崇。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即使死了也足以不朽。再次上奏吴主孙皓的奏疏【陆凯】

译臣私下看到，陛下执政以来，阴阳失调，五星运行失常，主管官员不忠，奸党相互扶持，这都是陛下不遵循先帝遗法造成的。君王的兴起承受于天，修治国家依靠德行，难道在于宫室吗？可是陛下不向公卿辅弼咨询，便任性调动六军，使军民流离悲惧，违逆天地，天地因此降下灾害，儿童也歌唱着讥刺的歌谣。即使陛下一人能够安逸，百姓却愁苦劳累，又凭什么治理国家？这是不遵先帝第一件事。臣听说，国家以贤人为根本；夏桀杀死关龙逢，殷代得到伊尹，这是前代明白的教训，也是今日的榜样。中常侍王蕃，内心清明而通达事理，处在朝廷忠诚正直，是国家的重镇、大吴的关龙逢。可是陛下恼怒他的苦切言辞，厌恶他的直率回答，把他在殿堂上斩首，尸骸暴露弃置，国内伤心，有识之士悲悼，都认为吴国仿佛让夫差复生；先帝亲近贤人，陛下却反其道而行，这是不遵先帝第二件事。臣听说宰相是国家的支柱，不可不选用强干之人。因此汉代有萧何、曹参辅佐，先帝有顾雍、步骘为相。但万彧是琐碎小才、凡庸之质，从前只是家奴，却越级进入宫禁，到了万彧这里已经超出器量、过分了，而陛下却爱惜他细小的节操，不询问大政方针，使他荣居尊贵的辅弼之位，越过旧臣，贤良之士愤懑叹息，智士惊惧斥责，这是不遵先帝第三件事。先帝忧虑百姓超过忧虑婴儿，没有妻子的男子，便把妾嫁给他；看见只有单衣的人，便用帛供给他；无人收殓的枯骨，便取来埋葬。陛下却反其道而行，这是不遵先帝第四件事。从前夏桀、商纣因妖妇而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因宠妾而造成祸乱，先帝以此为自身的警戒，所以身边不安置淫邪的女子，后宫也没有闲置积聚的宫女。如今宫中有成千上万的女子，却没有按照嫔妃的制度充实后宫；外面有许多鳏夫，宫中女子哀吟，风雨失调，正是由此而起，这是不遵先帝第五件事。先帝忧劳万机，尚且害怕有所失误；陛下即位以来，却在后宫游乐，受妇女迷惑，以至如今各种事务多有荒废，下面的官吏容纳奸邪，这是不遵先帝第六件事。先帝崇尚朴素，服饰不求纯丽，宫中没有高台，器物不加雕饰，所以国家富足、百姓充实，奸盗不兴。陛下却征调州郡，竭尽百姓的财力，土地上覆盖着黑黄之色，宫中充斥朱红和紫色，这是不遵先帝第七件事。先帝对外依靠顾雍、陆逊、朱桓、张昭，对内亲近胡综、薛综，因此各种功业和政绩和谐兴盛，国内清明肃穆。如今外任的不是合适的人，内用的也不是合适的人，陈声、曹辅这样的斗筲小吏，都是先帝所弃用的，陛下却宠幸他们，这是不遵先帝第八件事。先帝每次宴见群臣，都节制减少醇厚的酒，臣下终日没有失礼怠慢的过失，百官和各级官员都能陈述自己的意见；而陛下却拘束他们，使他们顾忌仪容举止。他们恭敬畏惧，因而不敢把酒喝尽。酒是用来成全礼仪的，过量便败坏德行，这与商纣长夜饮酒没有不同。这是不遵先帝第九件事。从前汉桓帝、灵帝亲近宦官，大大失去民心。如今高通、詹廉、羊度这些黄门小人，陛下却赏给他们重爵，让他们掌握战兵。假如江边有祸难，烽火接连燃起，那么羊度等人的武力不能抵御侮辱，显而易见。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件事。如今宫女大量闲置积聚，黄门又四处奔走，州郡逐条索取民间女子，有钱便放过，没钱便夺取，百姓在道路上怨声哭喊，母子临死诀别。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一件事。先帝在世时，也抚养诸王太子；如果要征取乳母，便让乳母的丈夫免除徭役，赏给钱财，供给资粮，时常遣送乳母回去，察看她年幼的孩子。如今却不是这样，夫妻被迫生离，丈夫故意让自己被征役，孩子随后死去，家中成为空户。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二件事。先帝曾叹息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上天，衣服次于粮食。这三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如今却不是这样，农业和蚕桑一并荒废。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三件事。先帝选拔士人不拘身份低贱，让他们在乡里任职，以办事来考察他们；推荐的人不虚妄，接受任用的人不荒谬。如今却不是这样，浮华的人登进，结党的人升用。这是不遵先帝第十四件事。先帝在世时，不让战士承担其他劳役，春天只让他们从事农事，秋天只让他们收割稻谷；江边有事，才要求他们以死报效。如今的战士承担各种劳役，粮饷赏赐又不足。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五件事。赏赐用来勉励功劳，刑罚用来禁止邪恶；赏罚不公，士人和百姓就会离散流失。如今江边的将士战死而得不到哀悼，有劳却得不到赏赐。这是不遵先帝第十六件事。如今各处的监察官已经十分烦琐繁多，又有内使在其中扰乱，一个百姓要面对十名官吏，怎么承受得了？从前景帝时，交趾发生反乱，实在就是由此而起；这是重蹈景帝的过失，而不是遵循先帝，是不遵先帝第十七件事。校事官是官吏百姓的仇敌。先帝末年，虽然有吕壹、钱钦，不久都被诛杀来向百姓谢罪。如今又设置校事曹，放纵官吏任意告发。这是不遵先帝第十八件事。先帝时，任官的人都在职位上长久任职，然后才考核功绩、决定升降。如今州郡官员有的任职没有几天，便被征召、调动、升迁，迎接新官、送走旧官，路上纷纷扰扰，耗费财物、伤害百姓，于是祸害更加严重。这是不遵先帝第十九件事。先帝每次审察已经结案的奏报，常常留心推究按察，因此狱中没有冤屈的囚犯，死者也只能含冤无声。如今却违背了这一点。这是不遵先帝第二十件事。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把它收藏在盟府；如果是虚妄之言，就治臣的罪。希望陛下留意。《文章辨体彚选》卷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彚选》卷九十五 （明）贺复征编 疏九 上书请求平定吴国的奏疏【晋·羊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