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正义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记正义》卷二十三 唐代张守节撰写 《礼书》第一。天地各得其位，日月光明，四时运行有序，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群生滋长茂盛，万物受到裁制；君臣的朝见仪式、尊卑贵贱各有秩序，这些都称为礼。六经都称为书。所以《曲礼》说：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化训导、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完备；分争辩讼，没有礼就不能裁决，等等。《史记》卷二十三。太史公说：天地裁制万物、役使众类，是多么盛美的德行啊！它们顺应四时运行，万事都能成功，难道是凭借人的力量经营作为的吗？我到大行礼官那里，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增减变化，才知道礼是顺着人的情性制定的，仪是依照人的本性创作的；它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人道所涉及的方面千头万绪，规矩没有不能贯通的：用仁义诱导人进步，用刑罚约束人。因此，德行深厚的人地位尊贵，俸禄优厚的人受到宠爱荣耀，这就是统合天下、整顿万民的方法。人的身体安适，驾车乘车就为它制作金车，装饰错衡来增加华美；眼睛喜欢五色，就制作黼黻纹章来表现其功用；耳朵喜欢钟磬，就调和八音来荡涤其心；口喜欢五味，就用各种美味、酸味、咸味来满足其美好享受；情意喜欢珍贵美善之物，就琢磨圭璧来寄托和沟通心意。所以，大路上铺越席，车上用草编的皮革；戴鹿皮做的皮弁，穿布制的下裳；朱弦、疏通底孔的瑟，大羹、玄酒，都是为了防止淫侈，挽救雕饰过度造成的弊病。因此，从君臣朝廷、尊卑贵贱的秩序，下至百姓的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婚嫁、丧葬、祭祀，都各有适宜的规矩，各种事物都有节制和文饰。孔子说：禘祭从灌鬯以后开始的仪节，我就不想观看了。周室衰微，礼乐败坏，大国小国互相逾越。管仲的家中兼备三归之台；循法守正的人反而受到世人欺侮，奢侈过度、僭越失序的人却被称为显达荣耀。即使子夏的弟子中最优秀的人，也还说：出门看见纷华盛丽就高兴，回去听到夫子的道就快乐；这两种心情在内心交战，尚且不能自行决断，何况中庸以下的人逐渐受到失教的浸染、穿戴着已经形成的世俗习惯呢？孔子说，在卫国所居之处不合适，首先必须正名。孔子去世后，受业弟子沉没不振，有的到齐、楚，有的进入河海。《论语》说，太师挚到了齐国，亚饭干到了楚国，鼓师方叔进入河中，少师阳击磬，襄进入海中；这是鲁哀公时礼乐崩坏，人们纷纷离去的缘故，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到了秦朝统一天下，把六国的礼仪全部收入，择取其中好的部分。虽然不完全符合圣人的制度，但尊君抑臣，朝廷仪制整肃，大体依照古代传统，施行典章法令。到高祖完全拥有四海，叔孙通对礼制有所增益、减损，大体都沿袭秦朝旧制，从天子的称号，下至丞相、宫室、官名，只有少数改变。孝文帝即位，有关官员商议想制定仪礼。孝文帝喜好道家学说，认为繁琐的礼制和外在仪容对治理没有益处，亲身实行节俭教化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停止了这件事。孝景帝时，御史大夫鼂错通晓世务和刑名之学，多次劝谏孝景帝说：诸侯是藩屏辅弼，臣子与君主一体，这是古今的制度。如今大国各自专行不同的政令，又不向京师供给粮食，恐怕不能传给后世。孝景帝采用了他的计策，结果吴、楚、赵、菑川、济南、胶西六国反叛。六国以鼂错为首要名义，天子杀死鼂错来解除危难。此事记在《袁盎列传》中。从此以后，做官的人只知培植交结、保全禄位，再没有人敢议论礼制。今上即位后，招致研习儒术的人，让他们共同制定仪礼，十多年仍未完成。有人说：古代太平时代，万民和谐喜悦，祥瑞接连出现，于是应当采集风俗、确定制度。皇帝听到后，下诏给御史说：大概受天命而称王的人，各有各的兴起原因，途径虽不同，归宿却相同；就是说要根据百姓而制作制度，追随风俗而制定规范。议论的人都称道古代，百姓又能有什么期望？汉朝也是一家之事，典章法度如果不能流传给子孙，又将怎样教化他们？教化隆盛的，制度宏大广博；治理浅薄的，制度偏狭局促，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于是以太初元年改定历法，改变服色，封禅泰山，确定宗庙和百官的仪制，把它作为常典，传给后世。礼是由人的欲望产生的：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没有愤怒；愤怒没有限度，就会发生争斗；争斗就会造成混乱。先王厌恶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调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穷尽万物，也使万物不至于屈服于欲望；二者相互制约而共同发展，这就是礼产生的原因。因此礼就是调养：稻粱五味用来调养口，椒兰芬芷用来调养鼻，钟鼓管弦用来调养耳，雕刻镂饰和纹章用来调养眼，疏朗的房屋、床榻和席褥用来调养身体。所以礼就是调养。君子得到这种调养以后，又重视其中的区别。所谓区别，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都各有相称的规制。天子乘大路、铺越席，就是为了调养身体；车上载着香草，就是为了调养鼻；车前有错衡，就是为了调养眼；和鸾发出和谐的声音，就是为了调养耳，使车行有节度；步行合于《武》《象》，快行合于《韶》《濩》，也是为了调养耳；龙旗有九旒，是为了调养信用；车上披兕皮、执虎皮，饰以鲛革、盘绕的龙纹，是为了调养威严。因此，大路所驾的马，必须驯顺可信，达到至善、顺从教令之后，才能乘坐，这是为了调养安适。谁知道士人置生死于度外、坚持节操，是为了保养生命呢？谁知道节省费用，是为了保养财货呢？谁知道恭敬、辞让，是为了保养安宁呢？谁知道礼义、文章、道理，是为了调养性情呢？普通人如果只把苟且偷生看作可取，必然会走向死亡；如果只把获利看作可取，必然会遭受祸害；如果把懒惰安逸看作可取，必然会陷入危险；如果把放纵性情、争强好胜看作安适，必然会灭亡。因此，圣人把一切归于礼义，就能两方面都得到；把一切归于情性，就会两方面都失去。儒者，是要使人两方面都得到的人；墨者，是要使人两方面都失去的人。这就是儒、墨的区别，也是治理、辨析的极致，国家强固的根本，威势推行的道路，功名汇聚的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