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志林十三条·论古

译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洛邑，成王命召公占卜，将九鼎安置在那里；后来周朝又以丰、镐为都城。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都洛邑。”苏轼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出现像夏桀、商纣那样极端无道的君主。周灵王神圣英明，诸侯都服从进贡，却最终不能振兴，这正是东迁造成的过错。过去武王灭商，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加以扩建。周公死后，大概由君陈、毕公相继居住在那里，不过是为了加强王室，并没有打算迁都。周公想葬在成周，成王却把他葬在毕，这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裕人家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而已。不幸败落，甚至借贷来维持生活，也还可以；但最终不应把田地住宅卖掉。现在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基业全部抛弃，这是一次失败就把田宅卖掉的人。夏、商两代的王朝都延续了五六百年，它们先王的德行并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的败坏也不比幽王、厉王更严重，却要到桀、纣之后才灭亡。在它们尚未灭亡时，天下仍奉它们为宗主；这不像东周，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却已经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卖掉田地住宅的结果。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的旧业。古公迁到岐山时，周人正像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哪里会有什么困难？卫文公向东迁都、渡过黄河，只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迁到新田，都是在国势强盛时，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其余因为躲避寇乱而迁都的，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它，申、息以北的城门都不敢打开。楚人谋划迁到阪高，▯贾说：“我们能够到那里，寇敌也能够到那里。”于是楚国借助秦人、巴人消灭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叛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都豫章，三吴豪强想迁到会稽，晋朝几乎要听从他们，只有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王者的都城。王者不会因为丰俭而迁都；即使像卫文公那样只有大帛之冠，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否则，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寇敌正强，一旦向他们显示弱势，逃到蛮越之地，名声和实际都会丧失！”于是最终没有迁都，晋朝又安定下来。王导贤明啊，可以说他能够决定国家大事了！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不比衰微的东晋强得多吗？假使平王有一个王导，定下不迁都的计策，收拢丰、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教，以地势和国力压服东方诸侯，那么齐、晋虽强，也不敢怀有二心，秦国又凭什么称霸呢？魏惠王畏惧秦国，迁都大梁；楚昭王畏惧吴国，迁都若阝；顷襄王畏惧秦国，迁都陈；考烈王畏惧秦国，迁都寿春：都不能再振兴，已经显露了亡国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往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世李景迁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秦国取楚国的笨拙 秦始皇帝十八年，攻取韩国；二十二年，攻取魏国；二十五年，攻取赵国、楚国；二十六年，攻取燕国、齐国，开始兼并天下。苏轼说：秦国兼并天下，并不是因为有道，只是因为善于用计，并非侥幸。然而我认为，秦国取齐国时巧妙，取楚国时笨拙；它没有败在楚国手里，是侥幸。唉，秦国的巧妙，也不过是从智伯那里得到教训罢了。魏、韩两国唇齿相连，智伯因此灭亡；秦国知道以智伯为戒，诸侯却始终不知道效法韩、魏，秦国兼并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吗？齐湣王死后，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秦国仍然攻打齐国。法章死后，齐王建即位六年，秦国攻打赵国；齐、楚两国前去救援，赵国粮食匮乏，向齐国请求粮食，齐国却不给。秦国于是包围邯郸，赵国几乎灭亡。赵国虽然没有灭亡，齐国灭亡的形势却已经形成了。秦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四十多年不再对齐用兵。以法章的才能，秦国还要攻打齐国；齐王建没有才能，秦国却不攻打，为什么呢？太史公说：“君王后侍奉秦国谨慎，所以没有遭受兵祸。”秦国想要的只是兼并天下，难道会因为齐国谨慎，就放过齐国吗？所以我说秦国取齐国很巧妙，是用来安抚齐国之心、离间三晋关系的。齐、秦两国不能并存，秦国片刻也没有忘记齐国，却四十多年不对齐国用兵，难道这是它的真实心意吗？齐人没有觉察，反而同秦国联合，所以秦国得以利用这个机会攻取三晋。三晋灭亡后，齐国就危险万分了。当时仍有楚国和燕国，三国联合起来，仍足以抵抗秦国。秦国大举出兵攻打楚、燕，齐国却不救援，所以两国灭亡，齐国也不到一年便被俘虏：这正如晋国攻取虞、虢一样，难道不能说秦国取齐很巧妙吗？楚、燕两国已经灭亡后，齐国才出兵守卫西部边界，不让秦国使者通行。唉，也太晚了！秦国起初派李信率二十万人攻楚，不能取胜，于是派王翦率六十万军队进攻，这大概是倾全国之力作战了。假使齐国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和一批有才干的臣子，知道亡国就在眼前，便发动全国军队攻秦，那么凭借齐国长期安定的力量，攻入疲惫空虚的秦国，颠覆秦国就会像翻手一样容易。所以我说秦国取楚国很笨拙。然而有人为什么说：“古代夺取国家都有一定方法，就像拔乳牙，必须逐渐进行，所以牙齿脱落了，孩子还不知道。”现在秦国把楚国当作乳牙，以为可以直接拔掉，于是掰开孩子的嘴一下拔掉，孩子必然受伤，秦国的手指也必然被咬。因此秦国没有灭亡，是侥幸，并不是方法得当。吴国让三军轮番出兵，使楚军疲于应战，三年后便攻入郢都。晋国平定吴国、隋朝平定陈国，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只有苻坚不是这样。假使苻坚知道采用这种办法，凭借百倍于敌人的兵力，制定轮番出兵的策略，即使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何况谢玄、牢之之流呢！由此我知道两个秦国的情形是一样的：秦始皇侥幸而取胜，苻坚只是没有这样的侥幸罢了。秦国废除封建

译秦国刚刚兼并天下，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地处偏远，不封立诸王就无法镇抚，请求封立陛下的诸子。”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这样有利。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的同姓子弟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相互诛伐，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天下依靠陛下的神威统一，都设置为郡县；把诸子和功臣封赏爵位、给予公家的赋税和厚重赏赐，已经很足以控制他们。天下没有异心，就是安定的办法；设置诸侯反而不利。”秦始皇说：“天下人共同苦于战争不止，正是因为有侯王。现在依靠祖宗之灵，天下刚刚安定，却又重新建立诸侯国，这是在培植兵乱；想求得安宁，难道不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是对的。”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苏轼说：圣人不能创造时势，却也不会错失时势。时势不是圣人能够凭空造成的，只能做到不失去它。夏、商、周三代兴盛时，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削弱、夺取他们的封地；在这种情势下，君主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能够办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势。周朝衰落后，诸侯互相兼并，齐、晋、秦、楚的疆域都达千余里，势力足以分封诸侯、建立屏藩。到了战国七国都称王，行使天子的权力，却始终不再分封诸侯、不再建立强大的世袭卿族，是因为把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作为戒鉴。世人害怕诸侯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李斯、秦始皇知道这一点。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划分郡县，设置郡守县令，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势所适宜，并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聪明独自看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不失时势，可是学者和士大夫多半反对这种做法。汉高帝想要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张良认为不可以，世上却没有人非难他。李斯的议论同张良有什么不同？世人只是把成败当作是非标准罢了。高帝听到张良的话，吐出口中的食物，斥骂郦食其，显然已经知道诸侯不能恢复了。然而最终还是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只有高帝这样做，张良也参与其中。柳宗元所以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时势造成的。”过去谈论封建的，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后来又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说一出，其他人的论说便都被压倒了；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所以我取用他的说法，再加以发挥，说：凡是有血气的生命都必然争斗；争斗必然是为了利益，而没有什么利益比封建更大。封建制度，是争斗的开端、祸乱的起点。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有哪一件不是由于承袭封爵、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呢？自从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搁置不用，却始终不能消除篡夺、弑杀的祸患。汉代以来，君臣、父子互相残害虐待的，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不世袭的卿大夫家族，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近世不再实行封建，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重新开启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和柳宗元的论述，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论伍子胥、文种、范蠡 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认为句践这个人脖子长、嘴像鸟，能够同他共患难，不能同他共安乐，于是带着自己的部属乘船出海，到了齐国。他写信送给大夫文种说：“飞鸟都被射尽了，良弓就会被收藏；狡兔死了，猎狗就会被烹杀。您可以离去了！”苏轼说：范蠡只知道观察自己的君主，而依我看范蠡本人也是鸟嘴。喜欢财货，是天下所轻贱的士人；凭范蠡的贤能，难道会只是聚敛积蓄财物的人吗？为什么要到海滨耕种，父子共同劳作，经营积聚千金，屡次散财又重新积聚？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不是他的才能有余而道义不足，所以功成名就之后虽然退身，却始终不能使自己的内心真正放任自在吗？假如句践有宽宏的气量，能够始终任用范蠡，那么范蠡也不会成为一个清静无为、终老越国的人，所以说“范蠡本人也是鸟嘴”。鲁仲连击退秦军后，平原君想封他为官，并用千金作为贺礼。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士人所看重的，是替别人排除困难、化解纠纷，却不取得任何报酬。如果有所取，就是商人的事情，我不忍心去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相见，逃隐在海上。他说：“如果我同富贵在一起，却受制于人，那还不如贫贱而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向！” 假使范蠡的离去能够像鲁仲连那样，他距离圣人就不远了。唉，自春秋以来，论用人、舍弃、进退，没有谁能像范蠡那样周全；但他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我因此反复叹息，深感悲痛。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人中豪杰，而扬雄是一个见识偏狭的人，却想凭自己一点浅陋的学问来挑剔这三个人：他把伍子胥三次进谏而不离去、鞭打吴王阖闾的尸体，作为伍子胥的罪过；把文种、范蠡没有强烈劝谏句践、使他困守会稽，作为文种、范蠡的过错。扬雄听说古代有“三次进谏仍不听就应离去”的说法，便想用它来约束天下士人，难道不是浅陋吗？三次进谏后离去，是对君臣交往尚浅的人说的，像宫之奇、AA86冶才可以这样。至于伍子胥，他是吴国的宗室重臣，和国家共存亡，离开后还能到哪里去？即使一百次进谏而不被采纳，接着以死相抗也可以。孔子离开鲁国，从来没有进谏一次，又哪里需要三次？父亲没有被依法诛杀，儿子为父亲复仇，是礼。活着就斩首，死了就鞭尸，揭发对方最大的痛处，本来就无所顾忌。因此古代君子都对此感到悲哀并予以宽恕，唯独扬雄非难他，难道他不是人子吗？至于发掘吴王王陵，是阖闾和群臣的罪过，并不是伍子胥的本意。句践困守会稽时，才能任用文种、范蠡；如果他们预先作战并强谏，反而因此害死句践，那么扬雄又会把这件事作为伍子胥式的罪过来责怪他们了。这些都只是儿童般的见解，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我不忍心让这三人的名声受到诬蔑，所以为他们辩说。论鲁国三桓

译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对鲁定公说：“臣下不能私藏铠甲，大夫不能拥有方圆百雉的城邑。”鲁定公让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准备毁掉三座都城。于是叔孙氏先毁掉后阝。季氏准备毁掉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人袭击鲁定公。鲁定公和三家大夫进入季氏宫中，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城进攻，费人败退，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往齐国，于是毁掉费邑。准备毁掉成邑时，公敛处父使成邑叛乱，鲁定公包围成邑，却没有攻克。有人说：“危险啊，孔子执政，事情也太危险、太难成功了！”孔融说：“古代王畿方圆千里，王畿以内不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的议论是在逐渐扩大分封制度，于是杀了孔融。孔融不过是说说而已，哪里能够真正实行？曹操认为天子拥有方圆千里的王畿会对自己不利，所以立即杀了他。季氏亲自驱逐鲁昭公，鲁昭公死在国外，跟随他的人都不敢回国，连子家羁也逃亡了。季氏猜忌、刻薄、嫉妒、残害到了这种程度，虽然地势不如曹氏，然而君臣之间彼此猜疑，大概也不比曹操少。孔子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毁掉三桓的名都、取出他们私藏的铠甲呢？考察《春秋》，当时三桓虽然似乎不满，却没有谁能够违抗孔子。难道是因为孔子在鲁国掌权，取得了政权和民众，三桓因此畏惧他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季桓子接受女乐时，孔子就应该能够拒绝他了。孔子却因为那些女子的言语而离开鲁国，这说明孔子畏惧季氏，而季氏并不畏惧孔子。孔子大概是先整顿自己的政令和刑法，等待三桓出现破绽吧？苏轼说：这正是孔子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田氏、晋国六卿如果不服从，齐、晋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三桓如果不做臣子，鲁国也没有能够治理的道理。孔子为世所用时，没有比这更急迫的政务了。那位晏婴也知道这一点，说：“田氏僭越，只有礼可以制止。按照礼，卿大夫之家施惠不能达到国君，卿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齐景公说：“说得好！我到现在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能够知道，却不能实行；这并不是晏婴不贤，而是他那种以正直涵养、不受损害、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比不上孔子、孟子。孔子以寄居他国的臣子身份掌政一个月，就能够推行治世的礼制，以此约束亡国之臣，毁掉名都、取出私藏的铠甲，而三桓却不怀疑他会危害自己；这必然是因为他有一种不说话也能使人信服、不发怒也能使人畏惧的力量。孔子的圣德在实际办事中显现出来，到这里已经无可怀疑。晏婴在齐国任职，比孔子任职的时间长，齐景公信任他也超过鲁定公信任孔子，可是田氏造成的祸患并没有稍稍减轻；由此我知道孔子所面对的困难。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去世。鲁哀公十四年，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对鲁哀公说：“请出兵讨伐他！”由此我知道，孔子想要整顿各国君臣，使他们遵守《春秋》的法则，直到年老将死也没有忘记。有人说：“孔子知道鲁哀公和三家大夫必定不会听从，所以只是按照礼节进言吗？”我说：不是，孔子确实想攻打齐国。孔子告诉鲁哀公后，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要攻打它，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陈恒弑杀他的君主，齐国百姓不支持他的有一半。用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一半百姓的力量，可以战胜齐国。”这难道只是按礼节进言吗？鲁哀公忧虑三桓的逼迫，曾经想借越国攻打鲁国来除掉三桓。用蛮夷攻打自己的国家，百姓不会支持；皋如、鲁出公的事情，明明可以看出这一点，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攻打齐国呢？如果听从孔子攻打齐国，那么凡是战胜齐国的方法，孔子都完全能够担当。灭掉田氏以后，鲁国公室自然强大，三桓不必治理就会自行服从，这就是孔子的志向。司马迁的两大罪过 商鞅在秦国任职，变更法令，实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却怯于私下争斗。秦国富强，周天子向孝公进献祭肉，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和诡辩，司马迁却不明白大道，把它们写进史书。我曾经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放在先，把《六经》放在后；抑退隐士，进用奸雄，这些还只是小罪。所谓两大罪，是他评论商鞅、桑弘羊的功绩。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乐意采用他们的做法；大家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字，暗中却采用他们的实际办法，更有甚者，名义和实际都尊崇他们，希望借此取得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修明政令刑法十年，没有被声色犬马、打猎游乐所败坏，即使没有商鞅，难道不会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孝公重视农业、努力耕作的结果，并不是商鞅使人流血、刻骨严刑的功劳。秦国之所以被百姓痛恨，如同豺狼和毒药一般，使一个人起事便导致子孙都没有留下，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器量狭小的才能和钻营偷窃的智慧，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司马迁却称赞他说：“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用度却充足。” 司马光的话说得好！他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这就像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想办法侵夺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两个人的名声留在天下，就像粪便污秽中的蛆蝇；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简牍。他们的办法一旦被世上采用，灭国、残害百姓、覆灭宗族、丧失自身性命的事情就接连发生，可是世上的君主偏偏乐意采用，为什么呢？因为喜欢他们那些对自己方便的话。尧、舜、禹，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进谏之臣和辅弼之士，是世上君主的良药；恭敬、仁慈、节俭、勤劳、忧虑、戒惧，是约束世上君主的绳墨。假如让君主每天面对父师，亲近良药，遵守绳墨，这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推行商鞅、桑弘羊办法的人，必定先贬低尧、嘲笑舜、轻视禹，说：“所谓贤明的君主，不过是专门让天下适合自己罢了。”这就是世上的君主人人乐意接受却不觉悟的原因。世上有人服用钟乳、乌喙，纵情酒色，想以此求得长寿，这种风气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轻时便富贵，所以服寒食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不值得奇怪。他所做的足以使自己丧身灭族的事情天天接连发生，若能死于寒食散，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仿效这种做法呢？世上服用寒食散而背上生疽、呕血的人接连不断；采用商鞅、桑弘羊的办法而破国亡族的人也都是这样。然而他们始终不觉悟，只喜欢那些说得漂亮、对自己便利的话，却忘记了祸患的惨烈。论范增

译汉王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同汉王有私交，逐渐削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基本平定，君王自己去办吧，希望赐还我的骸骨，让我回到普通士卒中去！”他回去还没有到彭城，背上毒疮发作而死。苏轼说：范增离开，是正确的；如果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他，我只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既然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因什么事离开呢？范增劝项羽杀死沛公，项羽没有听从，最终也因此失去天下，难道应当在这时离开吗？回答：不是。范增想杀沛公，是人臣应尽的职责；项羽没有杀他，还保有作为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易经》说：“能够察知事物细微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吧！”《诗经》说：“看看那雨雪，先聚集的是霰。”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陈涉能够得到民众，是因为借用了项燕、扶苏的名望；项氏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后来背叛项氏，是因为项羽杀害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是范增作为谋主策划的；义帝的生死，难道只是楚国盛衰的问题，也是范增与他同祸福的根本，义帝不可能灭亡而范增独自长久存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正是杀害义帝的征兆。他既然要杀义帝，就会怀疑范增的本心，哪里一定要等到陈平离间呢？事物一定是先腐烂，虫子才会滋生；人一定是先产生疑心，谗言才有机会进入。陈平即使聪明，又怎么能离间一个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经谈论义帝，认为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他只派沛公进入函谷关，却不派项羽；在众人之中识别出卿子冠军，并提升他做上将，不贤明的人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假传命令杀死卿子冠军，义帝一定不能容忍；不是项羽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不需要等聪明人也能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后来项羽在中途杀害义帝，并不是范增的意思。不仅不是他的意思，他一定还会竭力争辩，只是没有被听从罢了。项羽不采纳他的意见，反而杀掉他所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疑心一定从这时开始。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名分尚未确定。替范增考虑，如果力量足以诛杀项羽，就应诛杀他；如果不能，就应离开，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范增已经七十岁，君臣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就离去，却不在这时明确进退取舍，反而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业，实在浅陋。虽然如此，范增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真是人中豪杰啊！游士失去职分的祸患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诸侯、卿相都争着供养士人。从谋臣说客、谈论天道和雕琢文辞的人、争辩坚白同异的人，到下层的击剑士、举鼎士、以鸡鸣狗盗为能事的人，无不以宾客之礼相待，穿华服、吃美食，供养在门馆之中，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门客三千人；田文又在薛地招致任侠和奸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之士也有一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拥有很多士人，宾客和奴仆都是天下豪杰；田横也有士人五百名。史传中大略记载的就是这样，估计其余未记载的，人数应当超过官吏而有农夫的一半。这些人都是奸民、国家的蛀虫，百姓怎么承受得住，国家又怎么能承担？苏轼说：这是先王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国家有奸民，就像鸟兽有凶猛的爪牙，昆虫有毒刺一样。划分安置、制定条理，使他们各自安处，就可以了；如果要把他们锄除干净，则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考察世道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就出在这里，不能不察看。智慧、勇敢、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天下民众中的优秀杰出者；他们大多不能穿坏衣、吃粗食来养活别人，而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所以先王把天下的尊贵和富足分给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各得其职，百姓就安定了。四者虽然不同，先王依据风俗制定办法，使人才都从同一途径产生：三代以前从学校产生，战国到秦代从门客中产生，汉代以后从郡县吏员中产生，魏、晋以来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隋、唐直到今天从科举中产生；虽不能概括全部情况，但可按占多数的情形来说。六国君主残暴役使百姓，并不比秦始皇、秦二世轻，但当时百姓没有一个人反叛，是因为平民中的优秀杰出者大多由门客供养，没有失去职分。他们从事力耕来奉养君上，都是愚钝朴鲁、没有能力作为的人；即使想怨恨反叛，也没有人替他们先行，所以六国因此稍微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秦始皇最初想驱逐门客，因为李斯进言而停止。兼并天下以后，却认为门客没有用，于是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令来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能，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令就行。所以毁掉著名城邑，杀害豪杰，百姓中优秀奇异的人才便散去而回到田地。从前供养在四公子、吕不韦等人门下的人，都能安置到哪里去呢？难道他们能够颈项干枯、面色蜡黄，穿着布衣默默老死吗？还是会停止耕作，长声叹息，等待时机呢？秦国的动乱虽然在秦二世时形成，但假使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妥善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分，秦国的灭亡不至于这样迅速。把百万只虎狼放入山林，使它们饥渴，却不知道它们将要噬人；世人还把秦始皇当作聪明人，我不相信。楚汉之争使百姓几乎死尽，豪杰应当已经没有多少了，但代地丞相陈豨出行有千辆车，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人禁止他。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法令极其严密，但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流，仍都争相招致宾客，世上的君主也不追究。难道是他们吸取秦朝祸患的教训，认为爵位俸禄不能完全笼络天下士人，所以稍微放宽禁令，让人才有时可以从这些途径出现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他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比的吗？赵高与李斯

译秦始皇帝时期，赵高犯了罪，蒙毅审理他，判定应当处死，秦始皇却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始皇发怒，派他北上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东游会稽，沿海前往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随行。途中秦始皇生病，派蒙毅回去向山川神灵祈祷，蒙毅还没有回来，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假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使秦国灭亡。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内外轻重的形势，使内廷与外廷相互牵制，以禁止奸邪、预防祸乱，可以说安排得很严密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之中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大恶的人，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的是始皇途中生病，祈祷山川神灵这种事还需要有人去做，他却派走了蒙毅，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实现阴谋。秦始皇派蒙毅回去时，蒙毅已经看见始皇病重，而太子尚未册立，身边的辅佐之臣又都被遣走，这些都不能说是明智。然而上天要使一个国家灭亡时，祸患和败亡必定会从智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发生。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聪明才智来防止祸乱，只依靠自己不造成祸乱的途径。秦始皇造成祸乱的途径，就在于任用赵高。宦官造成的祸患，如同毒药和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胆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两人被称为善良之人，难道能指望千万人中只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人，来避免注定灭亡的祸患吗？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心任用宦官而不悔恨；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还不值得深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却也陷入赵高、恭、显造成的祸患。他们自以为聪明而杰出，哪里知道宦官不过是受奴仆熏染腐蚀的余孽；等到亡国乱政时，便同庸主没有区别。我所以把这些事特别标举出来，是要告诫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不聪明。扶苏是始皇的亲生儿子，秦国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而蒙恬又在外统率重兵，假使这两人不立即接受诛杀而重新请求申诉，那么李斯、赵高就会灭族。凭李斯的智慧，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苏轼说：唉，秦国背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秦始皇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把诛杀处死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当作常法；人臣像狼一样回头窥视、屏住呼吸，只求能够活着，哪里还有空闲再次请求申诉！当他的法令施行时，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禁止没有止不住的，商鞅自认为超过了尧、舜而驾临汤、武之上。等到他逃亡在外、无处容身，这才知道制定这种法律的弊端。难道只是商鞅后悔，秦国也后悔了。荆轲行刺发生时，手持兵器的人眼看着秦始皇绕柱奔逃，却没有人救他，是因为秦法刑罚太重。李斯拥立胡亥，不再忌惮扶苏、蒙恬，是知道秦国威势和法令一向如此，臣子不敢再请求申诉。两人之所以不敢请求申诉，也知道秦始皇凶悍刚暴、不可改变，哪里会料到这其实是伪造的诏令呢？周公说：“平和简易地接近百姓，百姓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如果把忠恕作为内心准则，把平易作为施政原则，那么上位者容易被人了解，下位者容易通达，即使有卖国的奸臣，也没有地方可以利用间隙；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没有由此发生的条件。然而在令行禁止方面，这种办法大概不如商鞅，但圣人始终不以商鞅之法取代这种办法。商鞅通过搬木头树立信用，通过丢弃灰土树立威势，还惩罚自己的亲属、老师和师傅，把威信积累到了极点。到了秦始皇时，秦人看待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无法揣测。古代王族有罪，要宽宥三次，然后才施刑。如今竟至于让人假传诏令杀掉太子，赵高、李斯都不害怕，太子也不敢申诉，这正是威势和信用过度的结果。用法令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毒害自己和子孙的。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可死也不请求申诉；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可反叛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必定不会被察明。戾太子难道本来想反叛吗？只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因此，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叛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特别标举出来，用来告诫后世那些果断杀人的君主。摄政的君主

译鲁隐公元年，《春秋》不记载他即位，因为他是摄政。欧阳修说：“隐公不是摄政。假使隐公果真是摄政，那么《春秋》就不应称他为公；《春秋》既然称他为公，那么隐公不是摄政，这是毫无疑问的。”苏轼说：不是这样。《春秋》是信实的史书，隐公摄政而鲁桓公弑杀他，史书记载得很详细。周公摄政，是后来能够恢复成王君位的人；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不称王。隐公摄政，却不能恢复太子君位的人；因为鲁公去世，所以称他为公。史书有谥号，国家有宗庙，《春秋》难道偏偏不能称他为公吗？那么，隐公摄政合乎礼吗？回答：合乎礼。我怎么知道？从孔子那里知道。曾子问：“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摄主面向北站在西阶南面。”什么叫摄主？回答：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子尚未出生，君主就去世，那么他的弟弟或兄弟的儿子中按次序应当继立的人，就担任摄主。如果后来生的是女孩，摄主即位；如果是男孩，摄主退位。这就叫摄主。古代有人这样做，季康子就是如此。季桓子将死时，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生的是男孩，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你们，让他即位；如果是女孩，季肥就可以即位。”季桓子死后，季康子即位。安葬完毕，季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把孩子抱到朝廷，报告说：“先夫子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男孩，就报告君主和大夫，让他即位。’现在已经生了，是男孩，谨来报告。”季康子请求退位。季康子所做的就是摄主，这是古代的制度，孔子实行了它。秦、汉以来不再修行这种礼制，却让太后摄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养育、难以相处。”让女子参与外朝政事尚且不可以，古人还说：“母鸡在清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衰败。”何况能让她们摄位而统治天下呢？女子执政而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和我们宋朝的曹氏、高氏、向氏，大概千人中才有一人。自东汉的马太后、邓太后尚且不能没有讥议，至于汉吕后、魏胡太后、北魏胡太后、唐武则天这一类人，造成的祸乱更是数不胜数，王莽、杨坚最终还借此改换了国姓。由此看来，哪里比得上摄主更有希望呢？假使太后可以信任，摄主也可以信任；如果两者同样都不可信，那么让摄主继位，他仍然是先君的子孙，难道不比异姓夺取帝位好一些吗？有人说：“君主去世后，百官约束自己，听命于冢宰三年，哪里还用摄主？” 回答：说的不是这种情形。继承天子的太子已经成年，只是居丧而没有发布政令，那么才依照礼制设置冢宰。如果太子还没有出生，或者出生后年幼、不能做君主，那么三代的礼制和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摄主。这难道不是合乎礼、周公也实行过的吗？所以隐公也是摄主。郑玄是儒者中见识浅陋的人，他解释“摄主”说：“这是上卿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假使后来生的是女孩，上卿难道就是继承世位的人吗？苏轼说：摄主，是先王制定的法典，是孔子所宣示的法则。然而世人不知道，只是习惯看见太后摄政，便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所以我不能不论述这件事，以留给后世的君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有人说：“不是这个意思。继承天子的君主已经成年，处在守丧期间而尚未发布政令，就应当按照礼制设置冢宰。如果太子尚未出生，或者出生后年幼孱弱，还不能主持君位，那么按照三代的礼制和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之人，而是交给摄政的君主。这难道不是合乎礼制、而周公实行过的吗？所以，隐公也就是摄政的君主。郑玄是儒者中见识浅陋的人，他解释‘摄主’说：‘上卿代替君主处理政事。’假使孩子出生后是个女儿，那么上卿难道能继承世代的君位吗？苏轼说：摄主是先王制定的法典，也是孔子所说的正道。然而世人并不了解，只是习惯看见太后摄政，便把这种情形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我不能不加以论述，留待后世的君子参考。” 隐公的不幸 公子▯请求杀死鲁桓公，以求得太宰之位。隐公说：“只是因为他年少罢了，我将把国君之位交给他。你替我营建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桓公便杀了隐公。苏轼说：盗贼拿着兵器指向人，人一定会杀他；哪里只是被指向的那个人，路上的行人也都会捕捉、攻击盗贼。路人同盗贼并没有仇恨，是因为认为如果不攻击他，盗贼就会连自己也一起杀掉。隐公的智慧，竟然还不如这样的路人，可悲啊！隐公是鲁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不是嫡子，与桓公地位相同，却比桓公年长。隐公追随先君的志愿，准备把国君之位交给桓公，难道不能称为仁人吗？可惜他在智慧上不够敏锐。假使隐公诛杀▯而把君位让给桓公，即使伯夷、叔齐，又怎么能超过这种行为呢？骊姬想杀申生，却难以对里克下手，于是让优施来离间；秦二世想杀扶苏，却难以对李斯下手，于是赵高来离间。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相同，他们所受的祸患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逃不过惠公的诛杀，李斯逃不过二世的杀戮，都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我唯独把这件事特别写出来，作为世人的戒诫。君子行仁义，并不是事先盘算利害；可是君子所做的事，通常义和利都兼顾，小人却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计谋，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取自己的地位，所以勉强同意而听从赵高。假使斯听到高的话，立即召集百官、陈列六军把他杀掉，那么他对扶苏的恩德，哪里会有尽头呢？又有什么值得忧虑蒙氏的地方！放弃这种做法而不实行，却在市中把他处以五刑，这不是极其愚蠢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仍然像蝮蛇一样，它所螫伤的草木尚且足以杀人，何况它所吞噬咬伤的人呢？郑小同任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拜访司马师。当时司马师有一封秘密奏疏还没有收起来，小同上厕所回来，司马师问他：“你看见我的奏疏了吗？”小同说：“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让我辜负你，也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跟随王敦夜间饮酒，推说醉了先睡下。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王允之已经醒来，把他们的话全听见了，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大口呕吐，衣服和脸都弄脏了。王敦果然来察看，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这才作罢。可悲啊，小同！危险啊，岌岌可危的王允之！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是有原因的吧！我读史书，得到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个人，感慨他们所遭遇的祸福竟然如此，所以特意记下这些事，后世的君子可以借此阅览观察。○七件有德之事和八件应当警戒之事

译郑太子华对齐桓公说，请求除去郑国三族而让郑国成为齐国的内臣，桓公准备答应他，管仲不同意。桓公说：“诸侯讨伐郑国，没有取胜，如果郑国有了过错，趁机追击，不也可以吗？”管仲说：“君王如果用恩德安抚郑国，再加以训诫的言辞，并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连灭亡都来不及，哪里敢不畏惧？如果只是聚集他们的罪人来面对郑国，郑国就有了辩解的理由。”桓公辞绝了太子华，郑伯于是接受了盟约。苏轼说：伟大啊，管仲辅佐齐桓公！拒绝太子华的请求，却不违背曹沫所订的盟约，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齐国可以成就王业了。可惜他不学习大道，不亲自诚意正身，以此作为治国的准则，导致家中有三归之病、国家有六嬖之祸，所以桓公没有成就王业，而孔子轻视他。然而孔子对他的赞许也已经十分深厚了，说：“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凭借战车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像这样的仁德，像这样的仁德！”又说：“仲尼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人。”孟子大概说得过分了。我读《春秋》以下的史书，得到七个人，他们所做的都是盛德之事，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得到八个人，他们全都与此相反，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所以把这些事详细论述出来。太公治理齐国时，选拔贤能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天下人都传诵这句话，齐国大概已经知道了。田敬仲刚出生时，周朝史官为他占筮，预知他将逃奔齐国；到了齐国，懿氏为他占卜，也都知道他将来应当拥有齐国。关于篡位弑君的疑虑，大概全都集中在敬仲身上了，然而齐桓公、管仲没有因此废弃他，反而想任用他为卿，这不是盛大的德行才能做到的吗？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必然称霸却没有杀死重耳，汉高祖知道东南必然发生动乱却没有杀死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齐王司马攸的话却没有杀死刘元海，苻坚相信王猛却没有杀死慕容垂，唐明皇任用张九龄却没有杀死安禄山，这些都是盛德之事。然而世上的评论者却认为，这七个人都因没有杀人而开启了祸乱。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这七个人各自都有导致失败灭亡的原因，并不是没有杀死那些人的过错。齐景公如果不繁重刑罚、不加重赋税，即使有田氏，齐国也不可能被夺取；楚成王如果不任用子玉，即使有晋文公，楚军也不会失败；汉景帝如果不杀吴太子、不采纳晁错的建议，即使有吴王刘濞，也没有自行发动叛乱的理由；晋武帝如果不立孝惠帝，即使有刘元海，也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左，即使有慕容垂，也不能叛乱；唐明皇如果不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即使有安禄山，又能做成什么呢？秦国的由余、汉朝的金日▯、唐朝的李光弼、浑▯这一类人，都是蕃族出身，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中原的地方呢？却偏偏要杀元海、禄山！况且从今天看来，元海、禄山死有余辜；从当时看来，却免不了成为杀害无罪之人。哪里有天子杀害无罪之人，却不得罪上天的呢？君主失去了正道，路上的人都成了敌国，天下的豪杰哪里还能杀得完呢？汉景帝因为周亚夫心怀不满而杀了他，曹操因为孔融名望太重而杀了他，晋文帝因为嵇康如卧龙般有才而杀了他，晋景帝也因为夏侯玄名望太重而杀了他，宋明帝因为王▯家族势力强大而杀了他，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了斛律光，唐太宗因为谶言而杀了李君羡，武后因为谣言而杀了裴炎，世人都认为这些做法不对。这八个人，在当时的考虑难道不是为了忧虑国家、预防祸乱，和担忧元海、禄山相同吗？世人把成败当作是非，已经很久了！所以那些嗜好杀人的人，必定拿邓侯没有杀楚子作为借口。凭邓侯那样微弱的力量，无缘无故杀死大国的君主，使楚国人举国仇恨他，那么他的灭亡难道不会更快吗？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保养身体，忧虑国家、预防祸乱就像服药：保养身体不过是谨慎起居饮食、节制声色而已，节制谨慎应当在未生病以前，而服药是在已经生病以后。如今我担心将得寒病，便预先服用乌喙；担心将得热病，便预先服用甘遂，那么疾病还没有发作，药物反而已经杀人了。那八个人，都是在尚未生病时就服药的人。●卷一百六 ◎外制制敕六十七首 【授吕公著特进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实封，其他照旧的制书（元▯三年四月四日）】门下：仁德没有比寻求旧臣更大的，智慧没有比任用众人更高明的。既然得到了天下的大德老臣，他将归向哪里呢？直到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才任用。如今朕这一举措，仁德和智慧都在其中。应当告知朝廷，使大号得到信服。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吕公著，谋略足以经略长远，精明的见识能够达到幽微。不是尧、舜之道就不谈论，这是过去听说他的言语；把社稷看作喜悦之事，这是如今看见他的内心。任职三年已经取得成效，百官各得其序。你的显赫父亲，曾辅佐于昭陵。大概是以清静使百姓安宁，也以劳谦获得贤士。凡是我们取法的老臣，多是他宾客中的后辈。在武丁之时，虽没有谁能与先烈相比；作为召公后继者，本来就没有什么比得上象征贤能的人。然而你却屡次上奏章，竭力请求退避。朕不愿失去这位三益之友，又怜惜你被万机政务劳累。因此把你调任平土之司，解除文昌之职。不要废弃议论政事，应该时常到朝廷来。唉！大事虽然向房玄龄咨询，却非杜如晦不能果断决定；论德行没有超过郭子仪的，而裴度也曾寄托国家安危。不要让这个人在唐代之外独享美名。特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其他照旧。仍然每月三次参加经筵，每两天入朝一次，因而到都堂议论军国大事。【授吕大防特进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上柱国、食邑、实封，其他照旧的制书】（元▯三年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