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策问二十三首

译问：古代军队出征，要到学校接受成法；兵事本来就是求学者应当知道的。如今关中的情形，又是各位亲自经历、亲眼见到的。从前六国时期，秦国完全占有如今关中的土地，土地并没有更加扩大，却要向东防备齐国，向南防备楚国，近处防备韩、魏，远处防备燕、赵；有敌国的忧虑，却没有中原的援助。然而在那时，秦国驱逐排斥西戎，疆域扩展到千余里。如今天下统一，只有凭关中的土地向西防备羌戎，其他三面没有敌国的忧虑，又从国内调集百郡作为援助，却还惴惴不安，连自我固守都来不及。以强大百倍的形势，却没有取得古人分毫的功业，这不能不加以讨论。古代用兵，驻守哪个地方就使用哪个地方的百姓，在那里作战就吃那里出产的粮食，守卫哪个国家就乘用哪个国家的马，因此外部遭受战事而内部百姓并不知晓，这就是能够百战不败的原因。如今却不是这样：戍守边境使用东北地区的人，购买粮食使用内地郡县的钱，骑兵作战使用西羌的马，所以一个郡用兵而百郡骚动，这也不能不讨论。从前卫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用三十辆兵车把文公封在楚丘；到了齐桓公晚年，卫国发展到拥有三百辆兵车。因此《诗经》说：“不只是人口众多，心志深厚坚定；騋牝三千。” 如果说要依靠四方夷狄，那么卫国附近没有比狄更近的了。当时狄与卫是仇敌，按形势必定不会把马给卫国；那么卫国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得到这样多的马呢？如今想使边境郡县自行使用本地百姓、自行食用本地粮食、自行乘用本地马匹，却没有找到办法，所以希望听到其中的详细做法。问：古代三代的祭祀礼仪，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要全部恢复，当然不可能一日完成。然而如今天下郡县共同祭祀社稷、孔子、风伯、雨师以及各地山川和古代圣贤的庙宇，这些礼仪尤其急切而不可缺少。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盟津时，有宗庙，有将舟。将舟中供奉着社主。由此可见，社稷是有神主的。古代军队出行，要带上迁庙之主；没有迁庙之主，就用币帛玉器代替，因为庙宇不可以一天没有神主。一天没有神主尚且不可，若没有神主却建造庙宇，可以吗？因此凡是庙宇都应当有神主。如今郡县所祭祀的，从来没有神主，却都有土木塑像；那么塑像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古代祭祀没有不用尸的，《诗经》中有灵星之尸，所以祭祀没有不用尸的。祭祀而不用尸，只是刚死之人的奠祭；否则就是祭祀夭折者。如今一概不用尸，就像勾祭罢了。儒者治理礼制，到了礼制变通之处，尤其谨慎严密而详细。如今把神主变成塑像、祭祀又不用尸，究竟是谁开始的呢？古代人坐在席上，所以笾豆的长短、簠簋的高低，正好与人的身高相称。如今土木塑像已经高高在上，却把器皿排列在地上，这样鬼神是否享用了祭品，就无法知道了。如果鬼神享用了祭品，那就是俯伏匍匐着前来取食。鬼神不能细细地同人交接，所以要让尸代替鬼神向主人赐福。如今没有尸，却在空位前接受祭肉，不是既鄙陋又可笑吗？如今想使每座庙都有神主、每次祭祀都有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希望同各位讲求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寻求既合乎古制又适合当今的方法。问：《易经》这部书，关键在于不能把它当作必然、明确而固定的论断。它开始时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后世圣人才开始为它作卦辞爻辞，大概也只是隐约显示其中的端绪；至于有时说仁，有时说义，有时说小，有时说大，则留给后世学者去分别。然而时代越久远，学者有时越会陷入邪说，所以孔子为《易经》作《彖传》《象传》等赞辞，特意用来防止和限制邪说，使各种说法纵横交错、旁出纷陈而终究不失正道，并不是把它说成必然明确的固定论断。因此它的用意广大，而言辞简约。我曾经深入观察，孔子因爻辞而加以申说，其中有很多只是重复说明，并没有损益爻辞的意义。《比》卦初六说：“有诚信而亲比，没有咎害。有孕如器中盈满，最终会到来，另有吉祥。”《象传》说：“《比》卦初六，是另有吉祥。《小畜》卦初九说：“从正道返回，有什么咎害？吉祥。”《象传》说：“从正道返回，其意义是吉祥。《损》卦六四说：“减损他的疾病，使他迅速得到喜庆。”《象传》说：“减损他的疾病，也可以称为可喜。《大有》卦上九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象传》说：“上九有大吉祥，是上天保佑。” 既然已经说过了，孔子又加以申说，却没有损益那些卦辞的意义，那么孔子本来就是多言的。可是孔子还有许多不能不说的话，所以希望同各位讨论这些问题。问：古代设置爵位、颁发赏赐，是用来对待有功之人的。如果认为有功之后才授爵，天下必然会有被遗漏的善人，因此也有对没有功劳的人授爵的情况；以六德、六行来兴举贤能，就是这种做法。古代设置刑罚，是用来对待有罪之人的。如果认为有罪之后才施罚，天下必然会有被遗漏的恶人，因此也有对没有罪的人施罚的情况；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学说错误却广博，顺从错误却文饰，以此惑乱众人，就应当杀掉。人的内心难以了解，连尧、舜都为此忧虑。只是因为某人有功，才有理由给他一个受赏的名目；只是因为某人有罪，才有理由给他一个受罚的罪状，于是天下人不会争辩。如今如果把某种德行的名目加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而授予爵位，把某种恶行的罪状加在没有罪的人身上而诛杀他，那么天下人就不知道该遵循什么，上位者也将心智昏乱而丧失自己的操守。这样说来，古人将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呢？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政事似乎整齐划一，尚且有人冒险侥幸，巧言诋毁以求出入法网，更何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呢？古人一定有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问：圣人的言论各有具体的用意。如果不能通达其意，只执着于其中一个方面，便把它当作通常不变的道理，那么天下陷于迷惑的人就数不清了。从前孔子认为丧事办得太快会使人很快贫困，尸体埋葬得太快会使人很快腐朽；有子认为这不是君子的话，但孔子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有子了解孔子，实在高明。《论语》说：“禘祭从第一次灌酒以后，我就不想再看了。”《易经》说：“观卦，像洗手而不进献祭品。”《论语》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悬挂着而不食用呢？”《易经》说：“用杞树做匏瓜形的器物，或许有东西从天上坠落。”这两处话说的字面相同，但它们说话的原因，可以相同吗？王弼研究《易经》，可以说很深了；然而因为两处言语恰好相同，便把它们当作同一训释，使求学者不能不感到迷惑。这一点也不能不辨明。

译问：古代的著作者如果不是圣人，都各有偏向。只顺从他的偏向，便会流于偏颇；抛弃他的长处，便会流于苛刻。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所谓善于学习。君子凭自身的端正，知道别人有不端正之处；又凭别人的不端正，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端正的地方。已经用正道匡正别人，又反过来用正道匡正自己。这就是过错少而成就声名的原因。从前韩愈评论荀子、扬雄的缺点，而韩愈自己的缺点比荀子、扬雄还严重。荀卿讥刺六位学者的蔽塞，而荀卿自己的蔽塞并不比六位学者少。班固评论司马迁，认为他的是非判断同圣人相违；范晔评论班固，认为他能看见眼睫毛以外的毫毛，却看不见自己的眼睫。从今天看来，不知道范晔的书是否果真逃脱了“只见别人眼睫、不见自己眼睫”的批评呢？还是没有逃脱？却没有人来纠正他。因此希望听听这几个人的得失。这并不是专门想互相较量高下、争胜负，大概也是乐于看到儒者用道义彼此匡正。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 问：从前汉朝从秦朝接受天下，沿用秦朝的制度，却不妨碍成为汉朝；唐朝从隋朝接受天下，沿用隋朝的制度，也不妨碍成为唐朝。汉与秦、唐与隋，它们的治乱安危相差极远，然而最终没有什么改易，何况长期安定、长久治理，其根本道理本来就不在于变革。世上的君子认为，善人为政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后来嫌这种说法没有奏效，急于求成，便把过错归咎于法制。因此连年派遣使者，车盖在道路上相望，以访求百姓的疾苦；废除茶禁，把茶叶经营归还百姓；不把刑狱委托给武官；至于考核功绩、选取士人，也都有所损益。实行了几年，最终仍没有成效，纷纷的议论争相认为这些措施不便利。唉，这还只是小的方面罢了。可以变更的事情，将来还会有比这些大得多的。如今想把天下骄横的士卒全部改为府兵，把天下各种异教全部驱除，使他们成为齐民，把天下懒惰的官吏全部考核，把天下游手好闲的人全部引导去从事农桑；这种违背世俗、激励风俗的做法，不只是像如今施行的这些小变革。小的事情尚且不能办成，大的事情又怎敢议论呢？那么，难道终究不能变革吗？还是变革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呢？或者已经找到了方法，而纷纭的议论不足以忧虑呢？莫非其中的根本道理可以改变，而不在于表面的事迹呢？所谓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最终难道没有成效吗？希望分条说明这些道理。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问：学士大夫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够通晓古今、考察成败。从前有人曾凭某种做法取得成功，我就一定照着做；曾凭某种做法失败，我就一定反过来做。这样可以吗？从前做君主的，忧虑自己不能勤勉；然而有的人因勤勉而治理成功，也有的人因勤勉而导致混乱。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不暇吃饭，汉宣帝振作精神，秦始皇按日程处理文书，隋文帝传递餐食；他们勤勉是一样的。从前做君主的，忧虑自己不能果断；然而有的人因果断而兴盛，也有的人因果断而衰败。晋武帝平定吴国，唐宪宗征讨蔡州，苻坚南伐，宋文帝北侵；他们果断是一样的。从前做君主的，忧虑自己不能信任臣下；然而有的人因信任臣下而安定，也有的人因信任臣下而危险。秦穆公对孟明，汉昭帝对霍光，燕王哙对子之，唐德宗对卢杞；他们信任臣下是一样的。这三件事，都是君主难以做到的，也是有志之士常常叹息、仰慕而历世难遇的。然而考察这些君主，治乱、兴衰、安危的结果竟如此相反，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原因吗？贪羡他们的成功便照样去做，因戒惧他们的失败便不去做，这两种做法都错了。求学的人将取法什么呢？按照已经发生的事迹去诋毁它很容易；推究尚未发生的道理并加以辨析却很难。因此在还没有看到成功之前，周文王的勤勉与秦始皇没有什么不同；在苻坚尚未失败之时，他的果断又凭什么同晋武帝区别开来？请列举这几位君主得失的根源，以及结果所以相反的原因，我将详细考察。问：古代把百姓的多少看作国家贫富的标准。所以管仲用阴谋使鲁、梁两国的百姓倾向齐国，商鞅也招徕三晋之人，以此兼并诸侯。周朝强盛时，人口和物产的数目登记在王府中，大概都由官员拜受记录。自汉代以来，人口繁衍、仓廪府库充实，没有比隋朝更盛的。它登记户籍、征收贡赋的办法，一定有值得观赏之处。然而学者因为隋朝取得天下不合道义，又不过两代便灭亡，所以鄙弃它而不加传述。孔子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问题而废弃他说的话。”何况怎么可以因为一个朝代的灭亡而废弃一个时代的良法呢？隋文帝初年，有三百六十多万户；平定陈朝后又得到五十万户；到大业初年，还不到二十年，户数便增加到八百九十多万，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积存的布帛多到无处容纳，天下储存的物资多得数不清。等到隋朝败亡、国土陷入混乱时，洛口等仓库仍然足以供养百万军队。它的制度难道可以轻视吗？国家太平一百多年，户口的数量超过了隋朝。然而按今天的制度来看，这些人口只不过便于征发徭役罢了，同国家的贫富有什么关系呢？不但无益于富国，反而因为人口多而成为祸患。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所以公私都空虚，各种弊病一起产生。建立法令、创立制度，本来是要远远追赶三代，却竟然还比不上隋朝，这难道不可以讨论其中的原因吗？试馆职策问三首 问：《左传》说：“秦朝失于强，周朝失于弱。”从前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重尊贵者；到了后世，便逐渐衰微。太公治理齐国，举用贤者而崇尚功劳；到了末流，也发生了争夺的祸患。亲近亲族、尊重尊贵者，举用贤者、崇尚功劳，是三代共同的原则。齐、鲁实行这些原则，却都不能免于衰败混乱，原因是什么？国家太平一百多年，六位圣主相继传承，治国方式各不相同，却都归于仁。如今朝廷想效法仁祖的忠厚，又担心百官有司不能履行职务，甚至流于偷惰；想效法神宗励精图治，又担心监司、守令不能贯彻他的本意，流于苛刻。使忠厚而不偷惰，励精而不苛刻，也一定有办法。汉文帝宽厚仁慈、为人长者，甚至在朝廷上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可耻，却没有听说他有怠惰废弛、不举职事的弊病。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甚至文学、治法之士都能精通自己的才能，却没有听说他有督责过严的过失。应当怎样修治、经营，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希望深入说明其中的原因，并分条列出应当施行的事情，全部写在篇中，以备采择。

译问：古代君子看见礼制便知道风俗，听到音乐便知道政事，由此可以讨论兴亡的先后。考察古代来验证今天，大概是学士大夫的职责，也是君主和群臣想要听到的。请借汉代来论说。西汉传了十二代，有道的君主有六位；即使汉成帝、汉哀帝失德，祸患也没有波及百姓，本来应当国势强固、不可动摇，王莽却凭着斗筲般狭小的才智和穿窬小偷般的才能，谈笑之间便夺取了天下。东汉自汉安帝、汉顺帝以后，一天天走向哀乱；汉桓帝、汉灵帝的暴虐，比东汉末三位君主还严重，按形势本应容易动摇，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却都凭着超越常人的资质，想夺取天下而不敢行动。曹操的功业盖过天下，才能超过王莽百倍，竭尽智力，终身也没能真正取代汉朝。治乱相差如此悬殊，而安危的结果却如此相反。希望考察他们的政事，观察他们的风俗，详尽陈述其中的原因。问：国家在政事空闲、没有事情的时候，开设三馆来储养士人；既命令宰相辅弼之臣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又诏令有关部门提出策问来访求人才，这不只是为了观察诸位士大夫的才能，也是想听取天下的重要事务，解决当今停滞不前的议论。官员冗滥的弊病由来已久，近年尤其严重。文武官吏等待任次、滞留都城的，几乎有数千人。难道坐视不救吗？那就会有下层官员贫困、失职的哀叹；裁减入仕名额、减少恩荫子弟来补救吗？那就会有上层伤害恩泽、失去人才的忧虑。河朔百姓不能安居已经很久了，一遇水旱灾害，就扶老携幼，辗转迁徙到南方。下令禁止吗？那么百姓会违背死亡而趋向生存，命令一定无法实行；听任他们南迁而不禁止吗？那么河朔会逐渐空虚，流民聚集在南方，也有足以忧虑的地方。黄河近年多次向西改道，听任它向西而不堵塞吗？那么会泛滥千里，农民失去职业；堵塞河道使它回到原来的道路吗？那么水流未必听从，甚至可能冲毁城邑。这三件事都关系到安危，利害相持而没有决定。诸位士大夫对此已经熟悉了，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省试策问三首 问：《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谁不正义；君主端正，没有谁不端正；一旦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君子达到这种境界，也可以说用力少而功效广了。陛下继承帝位到现在已经四年，不用言语百姓就信服他，不施作为上天就帮助他，即使群臣和有司，也不足以认识、知晓盛德所在。我私下揣想其中万分之一，大概全在于陛下用仁、孝、礼、义和爱惜生命、接纳谏言来治理天下。诸位士大夫生在这样的时代，又因德行、道艺而被宾兴到朝廷，一定会对《孟子》所说的端正君主、安定国家有所思考，希望听听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修养自身可以使天下归服的道理。尧、舜已经是最高境界，求学者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自汉代以来，道德纯备，没有像汉文帝这样的。如今考察他的行事，却有三点令人疑惑。上林苑令是没有才能的官吏，而虎圈啬夫却是才干超过常人的人；有才的人被看见却不录用，无才的人被安置在那里却不追究。那么政事不败坏的能有多少呢？既然如此，军队停止、刑罚废置的局面又是从哪里达到的呢？南越不臣服，便用使者宠待它；吴王不来朝见，便赐给他几杖。这同唐朝衰落时藩镇自行立国、以此求取旌节有什么不同，难道不近于姑息苟且的政策吗？《左传》说：三王的臣子和君主都贤明，五霸则不如他们的臣子。汉文帝没有召见贾谊，便自以为胜过他；见到贾谊以后，又认为自己不如他。汉文帝难道是五霸那样的人吗？汉文帝自己认为不如贾谊，而魏文帝却认为他胜过贾谊，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是说胜过贾谊才算贤明，或者自称不如贾谊才算贤明？汉文帝之所以成为汉文帝，大概就在这三点上，可是这些地方又如此令人疑惑。因此希望同诸位士大夫讨论这些问题，以便等待皇上询问时加以说明。问：《易经》说：“用神妙的道理使它明白，关键在于人。”《诗经》说：“没有谁比贤人更强，四方都会以他为训。”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没有不是因为得到人才才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周游失意的人，但他的弟子却可以使他们面南而王。重耳只是一个逃亡的公子，但他的随从足以辅佐治理国家。汉朝得到人才，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最盛，都是从牧童、牧夫中选拔出来，擢升到公卿之上。当时君主不认为可疑，士大夫也不认为有妨碍，是因为风俗淳厚、议论端正。宋朝蔡廓任吏部尚书时，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可以自行选用属官，蔡廓却认为这薄待了自己。如今即使宰相也不能专门主持选举，一命以上的官员都交给固定法令，这是什么道理呢？从前常衮执掌国政，即使完全公正、谨守法令，却使贤愚一同滞留，天下人讥笑他。等到崔贻孙任宰相，不到一年便任用了八百名官员，其中有许多是他的亲旧，却号称得到了人才。因此建中年间的政绩，几乎同贞观时期相同。假如让宰相像常衮那样守法，就免不了贤愚一同滞留的讥讽；像崔贻孙那样用人，又必然有威权和恩宠下移的诽谤。希望从微贱鄙陋之中得到人才，又要在规矩法度之外取得成功，难道不难吗？诸位士大夫是学问优长而求得任用的人，如今应当怎样施行，才能避免这两种弊病？希望把这些问题充分说明。问：历观前代，天下刚刚平定，百姓开始休养生息；下层已经厌恶混乱而思求安静，上层也虚心自守而不妄作，因此公家和私人都财物充足，刑罚清简。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夸饰的人喜好名声，聪明的人贪图功业，制造事端以此为乐，就像没有病却自行灸治，于是天下骚动，财力枯竭，百姓开始困苦。自汉代以来，很少有不经过这一过程的。汉初设置的郡不过六十个，到了文帝、景帝的教化，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界。到了唐朝中期，设置三百州、下辖一千四百县，而政事更加荒废。当时长期驻军八十多万，百姓离开本业去做商人、出家为佛道之徒，或混入各种科名，通常占总人数的十五分之一。天下常常是三个劳苦谋生的人，供养七个坐等衣食的人。这种弊病发展到了极点。到元和年间，才命令段平仲、韦贯之、许孟容、李绛一律减免裁省，共省去冗官八百人、吏员一千四百人。百姓稍稍得到宽舒，上下相安，没有苛刻核查所造成的怨恨。如今朝廷无事已经一百多年，虽然六位圣主相继传承，求治如同怕来不及，但官吏疲惫、百姓劳苦，弊病实在多得无法承受。如今骄兵、冗官的费用，宗室贵戚的供养，边境将吏的俸给，大概是从前的十倍。难道可以安坐旁观而怜悯他们吗？那就会有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的忧虑；按照义理裁减它们吗？那就会有违逆人情的忧患。元和时期，那四位大臣为什么唯独能够做到这一点？诸位士大夫虽还没有做官，详细情形或许有所不知道，但拯救这种局面的办法，应当讲求其中的要领，希望全部写在篇中。省试宗室策问

译问：从前周朝强盛时，它的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不是王室的伯叔父，就是王室的子弟。到了两汉之间，萧何、陈平、张良、桑弘羊、刘向等人才代不乏人。唐朝宗室的事迹最近，容易考察；武略方面有李道宗、李孝恭，文章方面有李白、李贺，这些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其中做到宰相的有九人。唉，这是多么盛大啊！建隆以来，不以政务要求宗室子弟，即使有文武方面的特殊才能，也终身不予试用。先帝独具远见，恩义并用，增加修订教育培养的制度，开始开辟选举的道路，大概已经十多年了。停止朝请而奔走郡县，放弃膏粱生活而治理簿书的人，当然并不少。然而姓名声望显著、可以追比古人的，大概还没有见到。莫非他们谦逊畏惧、谨慎沉默，不肯自我推荐？还是教育培养和选举的制度有所缺失而没有明定？请把这些都写在篇中，以等待采择。策问三首 古人有话说，邹、鲁之地谨守经学，齐、楚之地多有辩才和智谋，韩、魏之地时常出现奇特的节操。自汉代以来，豪杰之士大多出自山东、山西。国家太平一百多年，文武并用，用来辅助成就人才的条件，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然而五路的学者，仍然赶不上古人。难道是山川气象、风俗习惯有古今不同吗？还是教育培养、考核试验的办法没有掌握要领？请各自把所学习的经书以及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内容写在篇中。古代设有劝农之官，设置以努力耕田为标准的科目，与孝悌并列。自汉代以来，通常根据户口的增减来考核、升降郡守县令。如今百姓离开田地而游荡于市井，官府不禁止；带着农具前往四方，关卡也不加盘问。户口的增减不再影响赏罚，这难道是太平之世应有的情形吗？如今想依照古代的义理推行农桑政令，根据户口来制定考核办法，而议论者有的认为这样无益反而扰民，有司因此迷惑。应当怎样施行才合适？古代礼制和刑法互为表里，礼所不能制止的，刑法便加以取缔。《诗经》说：“有像皋陶那样善于审理的人，在泮宫献上囚犯。”汉朝强盛时，儒者都依据《春秋》来断决狱案。如今根据人来建立事，根据事情来制定法令；事情没有穷尽，法令也一天天更新，那么唐朝的律令便在根本上有所失误了。更何况《礼》和《春秋》所体现的儒者议论呢？如果一味追随世俗而不知返回，教化就会日渐衰微；拘泥经术来断案，人情又会不得安宁。希望听听怎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折中。私试策问 问：任用人而不依靠法，则法令简略而人的权力过重；依靠法而不任用人，则法令繁密而人的权力过轻。法令简略而人权过重，其弊病是请托公然流行，威势下移；法令繁密而人权过轻，其弊病是人们得以苟且逃避责任，而贤能与不肖一概相同。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若要人和法并用，使轻重相互制约，应当怎样折中？假使取法近古而适合当今，能够有益而无害吗？如今礼部举士都采用糊名、誊录的办法，吏部选官都采用长期任职、不可变更的格式。六卿长官一点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思任用人才，而胥吏和奸人都在其中活动。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吗？假如主管官员都像唐以前那样，可以各按自己的意旨进退天下士大夫，那么官吏专擅、流言纷纷的祸害，又用什么来制止呢？古人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才能免除这些弊病？难道他们没有办法吗？只是因为没有讲明罢了。希望听听其中的详细情况。【拟殿试策问】皇帝这样说：唉！上天保佑百姓，实在是在辅助你们的君主，又赐给我许多士人，使他们都来到朝廷。只是我德行不足，凭什么能得到这些人呢？我长久地想着，你们这些士大夫放弃田野的安逸，轻视千里路途的遥远而来跟随我，难道是为了利禄吗？从老师那里听闻道理，想把它献给君主；在家修养德行，想把它施行于国家，这才是你们的本意。我希望听到这些道理。我即位改元至今已经三年了，纵然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有成就的境界，也应当差不多具备子路所说的既勇敢又知道方向的品德；可是风俗还不淳厚，刑罚政令还不清明，阴阳还不调和，这些过错究竟在哪里？我虚心忘我地征集众人的意见，可是朝廷政治上的缺失、百姓实际的利害，还有一些没有听到；我忍辱包容、蓄养力量以等待四方来归，而羌戎还没有安定，战争不能停止；我已经施行宽免、减免债责，舍弃利益让给百姓，可农民还没有安定，商旅仍不能通行。这三件事，是我疑惑、日夜思考而没有得到答案的。你们要把它们全部说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阅览。●卷五十 ◎南省说书十道 【左传三道·问供养三德为善】回答：《易》是圣人用来穷尽人情变化的书，并不是用来从卜筮中求取神秘征验的书。自从孔子去世，学者被异端邪说迷惑，而左丘明的论述尤其奇怪，竟使伏羲、文王、孔子所竭尽心力探究的道理，流入卜筮之事，实在可悲。至于季友、竖牛的事情，说得好像亲眼看见、指着说明一样，本来就是君子所不取的。虽然如此，南蒯的说法颇为接近正理。他占得《坤》变《比》，卦辞说“黄裳元吉”。“黄”是居中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饰；“元”是善的首要。以中庸之道自守，以谦逊抑制之心持守它，又以体察仁德来实行它，用来作为文王的征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过，君子还要看占卜者本人，观察他的德行，吉凶正由此产生。所以南蒯占筮时，虽然遇到《坤》变《比》，但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譬如负贩之人，早晨劳作，晚上休息，他所希望的不过是积存一金。假如无缘无故得到千金，就会狂乱迷惑而丧失志向。南蒯这样的旧臣若得到文王那样的吉兆，怎么能不狂乱迷惑而丧失志向呢？所以说：“供养三种德行，才是善。” 又说：“三种条件都具备，才可以占筮。”南蒯没有办法符合这些条件，这正是要使后世知道卜筮不可依赖。穆姜在东宫占筮，遇到《艮》变《八》。史官说：“这是《艮》变《随》。”卦辞说“元亨利贞”，穆姜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符合这些德行。所以左氏论说《易》，只有南蒯、穆姜的事较为接近正理，其余都是君子所不取的。杜预的论说得到了要领，认为《洪范》“稽疑”的说法，是把龟卜和筮占合起来，作为与卿士共同决疑的数术。学者考察左氏的著作，再用杜氏的说法加以匡正，大概就可以了。谨此回答。【左传三道·问小雅周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