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策略五首

译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有所耗费，只担心耗费没有正当名义；不担心耗费没有正当名义，只担心事情不能建立。如今一年耗费千万，也不过是千万罢了；如果事业不能建立，四海将无法保全，那么区区千万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两个敌国不用折损一支箭、不遗失一枚箭头，只派一个使者，驱驰几辆驿车，所经过的地方就骚动不安，居民也因此不得安宁。他们大多提出非常的言辞、无厌的要求和难以满足的请求，用来试探我们怎样回答。于是朝廷震动，大臣们聚集商议；事情过后还不到几个月，边疆的紧急文书又接连送来了。由此看来，两个敌国的使者没有断绝往来，中原就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歇息肩膀，何况还能有所建树吗？所以臣说：‘两个敌国的重大忧患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进行。’ 中书省，是王政由此发出的地方，是天子与宰相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而不处理其他琐事的地方。没有极度安闲，就无法应对天下的劳苦；没有极度清静，就无法控制天下的动荡。所以古代圣人即使遇到大规模兵役、大兴土木，百官奔走，各自履行职务，中书省的事务也不会纷乱。如今竟然连一年的空闲都没有，那么礼乐、刑政、教化的根源，也就是使天下回心转意、归向正道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议论呢？有千金家产的人，长期不加治理，以致贩夫小民都能拿着债券来追讨欠债；如果有朝一日发愤振作，倾尽财物、倒空粮仓来偿还，然后重新谋划，那么即使只有一支簪子的资产，也足以重新致富，何至于惶惶不安呢！臣曾读《吴越世家》，看到勾践困在会稽山上，向吴国求和，所有用来行贿的金玉和女子，多得数不清。回到本国后，吴国所要求的各种劳役无不服从，甚至让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大夫，让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士人，春秋两季的贡物不断送到吴国府库。臣曾私下奇怪：越国作为蛮夷之国，又经历战败灭亡，正在救死扶伤之余，行贿馈赠的耗费又如此多得无法计算，然而最终却灭亡了吴国；可见治理国家的忧患，果然不在于耗费。越国内外互不相忧，所以能够有所建树。于是让范蠡、大夫种二人分掌国家政务。范蠡说：‘四境以外的事务，种不如我，请让我负责；凡是四境以外用来对付吴国的事情，种不了解。四境以内的事务，我不如种，请让种负责；凡是四境以内用来强国富民的事情，我不了解。’两个人各自专长于自己的才能，各自贡献力量，所以不费太大力气就灭亡了吴国。他们向吴国馈赠的财物非常丰厚而且有节制，所以财物没有耗尽；他们为吴国服役非常劳苦但有时限，所以国家的根本没有动摇。这样之后，勾践才能安心放手地施展志向，而吴国已经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如今以天下这样广大，中书省却常常有蛮夷方面的忧患，内部治理当然会有顾不过来的地方，所以臣认为治理天下不如先清理中书省的事务。中书省的事务清楚简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理的。如今天下的财赋，全归司农掌管；天下的刑狱，全归廷尉掌管；天下的军队，全归枢密院掌管；宰相只需掌握大纲，听取治理的要领并责成他们完成罢了。这三方面的事务，难道比蛮夷事务少吗？实在可以认为它们不足以劳累中书省。如今对待两个敌国的问题，过错在于所给予的权力和责任过重。古代有行人官，掌管四方宾客的政务。周朝盛世时，诸侯四时朝见，蛮夷戎狄没有不来进贡的，所以行人官只需办理宾客登堂、下堂、作揖、谦让的礼节，以及牲畜、刍草、储积物资的数目罢了。到了周朝衰落时，诸侯争强，行人官的职务才变得艰难而重大。春秋时，秦国聘问晋国，叔向命人召来行人子员。子朱说：‘我应当负责接待。’叔向说：‘秦、晋不和已经很久了，今天的事情幸而成功，秦、晋两国都要依赖它；如果不成功，三军将暴尸荒野。’后来楚国的伍员逃奔吴国，担任吴国的行人，谋划攻打楚国，最终攻入郢都。西汉兴起时，设置典属国一职。所以贾谊说：‘陛下如果试用我担任典属国，我一定能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令，压伏中行说并鞭打他的后背，调动匈奴全部军队，任凭陛下发号施令。’如今如果仿照行人、典属国的制度，专门设置一名官员，给他重大责任并严格要求他，让宰相从两制官员中选出可以任用的人，不要剥夺他的权力；让大司农把每年馈赠两个敌国的数额限定在固定范围内，并预先准备好；其余事务，朝廷就不要过问了。凡是我们派使者到敌国，以及我们接待敌国使者的事情，都让这个官员自行选择办理；敌国提出的非常言辞、无厌要求和难以满足的请求，也让他自行答复。使这些议论不必上达朝廷；在闲暇时，他便搜罗天下俊才，研究进攻、战斗、防守、抵御的策略，广泛听取、博采众议，以全面了解敌国的虚实，凡是涉及境外的事情，都交给他办理。这样，天子与宰相只需根据他的才能和成败决定升降，实际事务不就十分简省了吗？如今从宰相以下，百官都泛泛地不能胜任本职；现在选出一个人授予他专职，让他日夜思考如何应对两个敌国，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样之后，天子和宰相就能安居静思，谋求天下的大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将没有不可实现的事情。【策略三】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事务各得其所而不相互扰乱，使天下的人各安其分而不相互逾越，然后天子才能从容无为地统御天下。如今却不是这样。夷狄与中原抗衡，本来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却常常因此劳累朝廷，所以徘徊扰攘，最终不能有所建树。如今如果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使西北只不过是尚未诛灭的盗寇，那么中原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原，哪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到了这种时候，臣知道天下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请允许臣谈谈当今的形势。天下有两种祸患：一种是立法的弊病，一种是任人的过失。这两者相似而难以分辨，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处在立法弊病时，君主一定说：‘我任用了某人，天下却没有治理好，这是某人不能任用。’于是又更换他。他不知道是法令有弊病，却把过错转移给那个人。到了任人失误时，又转而责怪法令。法令这样反复改变，永远没有停止；这样下去，即使到了覆败、灭亡接连发生还不能醒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汉朝兴起，沿袭秦朝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刑法严酷急切，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无存。担心后世没有可以遵守的准则，所以贾谊、董仲舒感叹忧思，把建立法令、改革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后世看见这两人的议论，便认为圣人治理天下，都是如此，于是腐儒和浅陋的读书人都想妄自改变制度，以迷惑扰乱当世君主。

译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虽然法令有些地方还不完善，但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过错在于任用人才，而不在于法制本身。国家的法令已经改了多少次了，天下仍然不能大治，过错究竟在哪里呢？从前大臣议论说，担心天下士人的仕进不是凭正道，选取人才又不精，所以制定法令说，到了中年才举荐，并把原有名额减去一半，又恢复明经科。又担心天下的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而不肯谦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人由有关部门上报，自己陈述请求升迁的人则定为有罪。这两项法令，名义上十分美好，但实际并没有很大益处。可是议论者想凭这些措施达到天下大治，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法令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法令不可能没有奸弊，就像五声、六律不可能完全没有淫靡的音乐一样。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留法令的大体，把具体实行交给人；只要没有达到危害人的程度，并且不能强行废除的，就都不改变。因此说，过失只在于任用什么人罢了。有贤人却不任用他，任用了他却不实行他的主张，实行他的主张却不能尽用他的心力，这几种过失本质相同。古代兴起的君王，只有两位做到这一点：商汤任用伊尹，周武王任用太公，他们都把天下交给二人，之后伊尹、吕尚才能献出自身的全部力量来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完成后也没有后患，所以臣下没有什么不敢说，所说的没有什么不被实行。君主想任用的人，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可以；君主想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的人也可以。使臣下心中没有顾忌，所以能够竭尽才智并负责取得成功。到了后世的君主，开始用琐碎的小计谋来约束天下的豪杰俊士，所以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任用他们。贤人君子想有所建树，使功名显著而流传不朽于后世，他们的愿望比君主还强烈，只是担心功业尚未完成就被夺去，只会加速天下的混乱。晁错的事情，明明可以看出来。那些奋不顾一时祸患、断然只想以自身来试探君主威势的人，也是因为他们所凭借的力量不够大，这本来就不足以共同有所作为。至于沉着坚毅、果断勇敢的人，又必定要有所等待然后才会行动；假如君主不先消除自己令人无法测知的一面，显示出值得信任，他们又跟随谁来行动呢？庆历年间，天子急于求得治理，提拔任用元老，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当他们正在深思远虑、尚未提出措施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到有一天他们奋发提出，陈述天下利害，百件中还没有说到一两件，整个朝廷便喧哗起来，甚至把他们驱逐，不旋踵间就失败了。这就是天下士人彼此告诫、不敢深入直言的原因。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却想使天下达到最完善的治理，如果不对世俗习惯大加矫正、抵制，就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唯一的忧患，就是柔弱而不能振作，懒惰而不能整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道长远的谋划。臣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悚然警醒，人人不敢掩饰错误，努力竭尽心力。这些做法，都是庸人最厌恶的，也是谗佞之人由此兴起的原因。因此刘备拒绝关羽、张飞的意见，之后诸葛亮才能充分发挥才能；苻坚杀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宝，之后王猛才能完成他的功业。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诸葛亮、王猛这样的才干之人，君主想求得治理也不是不勤勉；彼此需要十分迫切，却很难相互契合，唯一的忧患只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臣下无法测知君主是否可信罢了。只有天子有一天明确有力地告诉执政大臣自己想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已经深刻了解此事，内心因此产生信任，然后才敢在外面有所作为而不顾虑。否则，即使得到千万个贤人，一天改一百次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一年又一年过去，始终不能大大满足天下人的希望，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策略四】天子与执政大臣既然已经彼此契合、没有疑虑，可以尽情表达心中所想，端正自身而实行正道，那么当今最应该优先做的事，没有比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道路更重要的了；这样之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就像治理水患。水势奔腾冲撞、决口溃堤、翻涌漂荡而不可禁止时，即使想用尽人力，减弱它哪怕一尺一寸的势头，也做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退去，就涓涓细流，仿佛不足以维持一天。因此善于治水的人，不但有水势难以削弱的忧虑，也有水势容易衰弱的忧虑。他要用恰当的方法疏导，逐步决开水道，疏通旧有的阻塞而引入新的水流，使水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沼可以没有忧患，哪里知道水还具有行舟和灌溉的好处呢？天下没有平定时，英雄豪杰都竭尽自己的长处，争先恐后地争夺利益，只怕天下一天没有事情发生，因此人人都能尽展才干。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自我磨炼，不至于懒惰废弛。所以勇敢的人相互吞并，聪明的人相互伤害，使天下人不得安生。治理天下的人知道，大乱的根源在于智勇之士争夺利益而不知满足，因此天下已经平定后，便削除造成这种局面的工具，压抑疏远天下刚强健勇、喜好名声的人，而奖赏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缩的人。不到几十年，天下便全然没有过去那种喜欢办事的风气了。于是有能力的人不再自我奋发，也没有机会显露才能；没有能力的人更加懒散废弛，变得毫无用处。到了这个时候，君主想有所作为，而身边前后左右都没有值得任用的人，于是纲纪一天天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英雄豪杰之士迟疑不前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处于逸乐时，他就用办法振作人心，使天下人的内心常常兴奋振作，乐于行善，因此天下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的事情，是让天下人去做，而自己不亲自去做。要使天下人都去做而君主自己不做，就要揭示利害的端绪，分别荣誉和耻辱的等级，使人们踊跃奔走，把为我效力当作自己的职责而不推辞；这样君主坐着就可以收取成功。假如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得到成果，那么天子还能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是出在这里。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道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上面的人致力于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下面的士人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人都是庸人相互议论，摘取先贤言论中与自己相近的部分，用来替自己的无能辩解罢了。

译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慌乱、用来镇定世俗躁动的修养，并不是用来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感、抬高身份而自我安逸的。受到称誉就受到鼓励，受到非议就感到沮丧，听到善行就高兴，见到恶行就愤怒，这是夏、商、周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情感。可是后世的君子一定说：受到称誉却不受鼓励，受到非议却不沮丧，听到善行不高兴，见到恶行不愤怒，这才叫不可测度的气量；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有沮丧，有高兴、有愤怒，然后才会有可以进入的缝隙；有可以进入的缝隙，智慧的人才能替他谋划，有才能的人才能被他任用。后世的君子务求使自己没有缝隙，那么天下还有谁能进入他的内心呢？古代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叫作皇极。‘极’，就是穷尽的意思。后世所谓中庸，却只是循规蹈矩地做众人都能做的事，便把这称为中庸；这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一乡人都称他为忠厚老实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表现成忠厚老实的人。他同流合污，迎合污浊的世道，说：‘古人为什么要孤独清冷地生活？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为这个时代做事，行善做到这样就够了。’这种人看似接近中庸，实际上并不是，所以说‘他是败坏道德的人’。孔子、孟子厌恶乡原败坏道德，想找到狂者来交往。狂者又无法得到，于是想找到狷者来交往，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做。’今天的祸患，是不取用狂者、狷者，而一概取用乡原，所以才这样委靡不振、不能立足。孔子是从子思那里接受中庸之道的；孟子是子思传授中庸之道的对象。然而他们都想找到狂者、狷者同他们共事。既然如此，那么要磨炼天下、振作天下人的懒惰，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道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策略五】其次没有什么比深深结纳天下人的人心更重要。臣听说，天子把自己的身躯寄托在巍巍高位之上，把自己的心神运用于茫茫天下之中；安定时像泰山一样稳固，危险时像累卵一样脆弱，其中的差距不容有丝毫之差。因此古代圣人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本，而依仗自己拥有值得爱戴的实际；不依仗不可撼动的权势，而依仗人们不忍心背叛他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位置。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层层相互依附，才拥有自己的富贵。假如不能取得他们的心，却想用琐碎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值得依仗的权势控制他们，那么平日无事时还可以勉强相互制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都只是路上的行人，甩开手臂就离开了，到那时还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因为一朝一夕的缘故；他们君臣之间的融洽，已经离散很久了，只是恰好遇上变故，所以一败散便再也无法收拾。事情尚未发生时，天子极其尊贵，大夫、士人十分卑贱，奔走万里，没有人敢有先后，天子庄严地面向南坐着统御臣下，说：“上天有什么可说的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敛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继盘算苟且求安的办法。贤能的人既无法施展才干，愚昧的人也能容身于自己的不肖；天下所有事情，只听任它自行发展罢了。等到事情出乎寻常、变故起于意料之外时，眼看天下没有人能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分割国土来交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都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于颠沛失据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下，是一件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件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笼里，器物和人就彼此不熟悉，因此会[字样不清]而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自己的手熟悉器物，器物也仿佛熟悉他的手；手和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相疑，所以做事便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应对祸乱最值得忧虑，而是养成安逸无事的习惯最可怕。为什么呢？怕的是一旦到了[字样不清]而难以操持的地步。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为此举行朝聘、会同、宴享，以沟通诸侯之间的感情。每年、每季、每月初一，让百姓学习法令；举行饮酒、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每五年巡行一次，到四方名山下召见诸侯，亲自会见当地的老人、贤人和士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凡此种种，并不是为了徒然使人劳苦，而是要逐步使天下人的心归服并习惯于此，使他们不至于[字样不清]而难以操持。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养成尊贵自大的姿态，专门制造深严的气势，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顺从，而内心并不服从。那些迂腐的儒生和老学究又出来替他们解释说：“天子不可以随便发言，史官会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拿来讥讽。”于是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知心，这样就只不过是木偶罢了。天下人的心既然已经离去，君主还茫然抱着那件空器物，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他的后事了。我曾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业时的情形，发生的事变已经很多了，而高祖凭借项氏破坏残余的力量，与韩信、英布一类人在中原争相驰骋。这六七个人，都有超出常人的资质，占有土地和众多的军队，势力足以作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在汉朝。传了十几代，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四方夷族都向往归附，兵革没有动用，王莽一个小人却举手之间夺取了天下；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便屏息不敢有人抗争。这是什么缘故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曾有过握手相交的欢情。凡在朝廷任职的人，都曾经接受考察试用，以了解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身体只要有一点疼痛，手脚便不约而同地自行救助。这个时候，虽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到了他们的子孙，出生在深宫之中，又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阂深远，上下的情感疏离；礼节繁多，君臣之间的义理淡薄。因此，他们不担忧眼前的小患，却常常造成长远的大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就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去掉苛细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贬抑虚浮的名声而追求实际功效；不吝惜高位厚禄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希望听到尖锐直率、毫不隐瞒的话，凡此都是为了沟通上下之间的情感。过去我朝太祖、太宗已经拥有天下时，法令简约，不故意摆出高峻的架子。当时的大臣将相，都能从容地整日相处，欢乐得像平日的朋友；下至士人和平民，也都能自行效力。因此天下人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的话，并不是因为有文采和修饰，而是因为敞开心胸、显露真诚，有能够深入人心的力量。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办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

译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愚昧地认为，应当每天更新盛大的德行，以振作天下长久安逸而懈怠的风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采纳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讨论天下的大计，同时借此熟悉地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托付来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任期结束返回时，都应当询问他们怎样施政、民情风俗安定于什么，也借此揣度他们的才能能够胜任什么。第三，身边的侍从、扈从、侍读、侍讲，本来就是用来讨论古今兴衰的大要的，并不只是为了应付旧例、充数而已。经籍以外，如果有事情可以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碍。第四，官吏百姓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全部召来询问，优厚安慰，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没有办法自行通达朝廷，然而君主的作为，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考察其中善良的人，突然召见他，使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途径被召来的。这样，远方卑微的官吏也会努力自我激励、行善，不会因为职位低、俸禄薄、没有途径向上通达，就不修养品行。使天下人都逐渐知道天子如此孜孜不倦地喜爱善人、亲近贤者、怜恤百姓的心意，大家都会受到感发，知道感念君主，便不能同他一起做坏事。这样也将使贤人增多、奸吏减少；在刑法之外，还能大大安慰天下人的心。●卷四十七 ◎策别十七首 【策别一】我听说治理国家有先后，有本末；前面所论述的，是当今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也是治理国家的大致原则。至于具体事情的利弊、谋划的得失，请允许我分别列举说明。总的有四项，分开说有十七项：一是考核百官，二是安定万民，三是充实财货，四是训练军队。考核百官，分为六项：第一是严明法禁。古代圣人制定刑罚和赏赐，知道天下人都喜欢赏赐而畏惧刑罚，所以施行人们所喜欢的赏赐时，由下而上。百姓有一点善行，不到一天赏赐就随之而来，因此下面行善的人足以知道没有不受赏的。施行人们所畏惧的刑罚时，由上而下。公卿大臣有一丝一毫的罪过，不到一天惩罚就随之而来，因此上面作恶的人也足以知道没有不受罚的。《诗经》说：“刚强的人我也不吐弃，柔弱的人我也不吞食。”天下所谓权势豪强、尊贵显赫而难以命令的人，正是圣人借以向天下表明法度的对象。舜诛杀四凶而天下人服从，为什么呢？因为这四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才能打击天下的大族，以使小民的心服从，所以刑罚最终达到可以放置不用的地步。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使用严峻的刑罚和残酷的法令来督责天下。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是因为用法先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疏远卑贱的人，所以能够使本国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的刑法不是舜所使用的刑法，但他们施用刑罚的办法，却是舜的策略。后世庸碌的人，不深入追究其中的本末，竟把舜施刑的策略与商鞅、韩非归为一类而抛弃。法禁不能实行，奸邪不能止息，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州县官吏接受贿赂、出卖案件，罪过重到被除名；而如果罢官还不足以赎罪，就会被套上木枷绳索，受到笞打，这也是天下最耻辱的事了。然而士大夫中有人竟冒险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所不服。如今大官做坏事，并不只是簿书、粮食、盐以及收支出入之类的小事；他的地位越尊贵，所造成的危害越大；他的权力越重，下面的人就越不敢说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暴权势的士人出力排斥他，又幸而没有受到上下的压制，使他的罪行终于成立，那么对他的官职所作的减损，也不过是罚金而已，大概没有多少。过错罪恶暴露于天下，惩罚却伤不到他一根毫毛；对公卿大臣处理得粗疏，对州县小吏却细密到纤毫。用法如此，天下人理应不心服。用法却不能使人心服，即使刀锯斧钺，人们尚且会有所不避，更何况木枷绳索和笞打呢！如今法令极其繁多，看它用来防范的条文，刚迈一步就可能触犯，而大官犯了法却不至于令人畏惧，原因是什么呢？天下议论的人说：古代的制度是“刑罚不施加给大夫”，大臣不能用法律加以惩处。唉！所谓“刑罚不施加给大夫”，难道是说大夫以上的人有罪却不受刑吗？古代君主，对公卿大臣要求极重，对士人百姓却对待得极轻。要求得极重，所以约束他们的条文反而宽；对待得极轻，所以防范他们的条文十分严密。大臣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不必依靠约束，便能免于罪过。因此约束越宽，大臣反而越畏惧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自己便不忍心欺骗君主。如果侥幸认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而轻易犯法，那本来就已经不容于诛杀了。所以大夫以上的人有罪，不按照士人百姓的法律接受审讯、定罪、判决和复核；这才是所谓“刑罚不施加给大夫”。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凡是任官治民有罪，都记载在所谓的履历中；至于馆阁之臣出任郡县官的，便直接罢免。这才真正符合圣人的意思，是想用较重的责任来要求他们。为什么却要同士人百姓比较罪过轻重，又因为爵位而减轻处罚呢？法律规定，有罪的人可以自首而免罪，是为了给盗贼小人开一条自新之路。如今卿大夫有罪也可以自首免罚，难道是把他们当作盗贼小人对待吗？天下人只是因为没有罪，所以处罚不能施加。如果明知有罪却特意免除他的惩罚，又凭什么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有违法行为，有人已经揭发了他，诏令却说不要追究，这是什么意思？圣人治理天下，难道容许这样含糊而不决断吗？所以说，严明法禁从大臣开始，小臣就不敢犯法了。【策别二】第二是抑制侥幸。君主之所以可贵，在于授予和剥夺都由自己决定，而不受众人议论牵制。天下读书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人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就必须让天下人都显贵之后才行。正因为不能顺从，所以官职不可以轻易得到，显贵也不可以轻易达到。这并不是有所吝惜。爵位俸禄是从我这里发出的，我认为可以授予便授予，我认为可以剥夺便剥夺；即使有人议论，也不值得畏惧。天下真正可怕的事情，是赋税征收不能不均平，刑罚不能不公平，守令不能不慎重选择；这些才真正足以导致天下安危，值得畏惧。我想慎重对待爵位赏赐，爱惜名位器用，喧嚣叫嚷的人却认为不可以，这哪里值得忧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