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奏议十二首

译一、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应当爱惜名位器用，慎重使用刑罚。如果爱惜名器，那么斗升之禄也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那么笞杖之法也足以震慑顽劣狡猾之人。如果不爱惜、不慎重，那么即使每天任命卿相，人们也不会受到劝勉；动辄诛杀，人们也不会畏惧。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也是君主掌握政术的根本。自祖宗以来，使用刑罚极其慎重，久而成风，所以即使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也足以惩戒警告在位者；唯独对于名位爵禄，授予得太容易。每次科场放榜，进士、诸科及特奏名大约有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有二三百人，还不包括军职转补、杂色入流以及皇族外戚的荐举。自近世以来，取士之多、得官之容易，没有像本朝这样的。如今吏部出现一个官缺，通常总有五七个人守候争夺，纷纷争竞，廉耻之道尽失；中等才干的小官，因为官缺遥远而生活贫困，任官之后便侵吞索取，无所不为。自本朝以来，官员冗滥的弊病，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旧制中，过省举人参加御试，黜落的不少，既慎重取士，又表明名器和威福专在君主。到了嘉祐末年，才开始把出身全部赐给人，即使文章义理错乱，也让他们玷污科举；近年的流弊达到极点，甚至犯有杂罪的人也免于黜落，这都不是祖宗的本意。又如进士升甲，本来只有南省第一名唱名次序靠后时，才有特旨升甲，都是临时出于圣上的裁断。如今南省第十名以上、别试第一名、国子解元、开封解元、武举第一名、经明行修举人，以及一切按规定特奏名而正取及第的人，都明文规定升一甲。这样纷纷并进，人们不再以升甲为荣耀；法令掌握在有司，恩典不归于君主，实在毫无意义。特奏名人除去其中靠前的十多人文词稍可观之外，其余人大多词学没有可取之处，年近暮年，进无所望，退无所归；让他们临政为官，必然会危害百姓。希望圣慈特诏大臣详细议定：今后进士诸科御试取舍的办法，以及特奏名出任官职的格式，都务求精审核实，按照才艺取人，不要施行小恩惠来博取虚名；至于明文规定升甲的指挥，请今后不再施行。从前诸葛亮与法正谈论治道，大意说：“刑罚政令不严肃，君臣之道就会逐渐陵替。用职位宠爱他，职位达到极高便会轻贱。顺着他的意愿施恩，恩惠用尽便会怠慢。我如今用法令威慑他，法令施行便会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爵位增加便会知道荣耀。恩与荣一同施行，上下各有节制，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领。”唐德宗蒙尘于山南，当时形势可以说非常危急，稍稍采取姑息政策也是常理；然而沿途进献瓜果的人想获得一个试官职位，陆贽仍极力进言认为不可以。如今天下安定，朝廷清明，还有什么需要畏惧回避的，却要施行姑息政策！所以臣希望陛下常把诸葛亮、陆贽的话作为准则，这样天下幸甚。一、臣在前年十月曾经上言，大意说：“议论者想要减少任子，以挽救官员冗滥的弊病；这件事实行，人情会不高兴；不实行，积弊又不能除去。应当寻求其中的分寸和道理，务必适得其中，使国家确实能够除去弊病，又不使人有失职的叹息。请求规定：凡奏请荫补的文官子弟，每逢科场，随同进士一起考试；武官子弟则随同武举或试法科一起考试，并且三人中取一人，还须年满二十五岁，才得出任官职。其中曾经考中进士并取得解额的，可以免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满三十五岁，也允许出任官职。这样虽然有三试不第、久困的艰难，却没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能使人人努力学习，不至于败坏家业，益处不小。”后来没有蒙准下发施行。臣私下担心，当时圣意一定认为改元之初，不愿首先实行约束减损的政令。如今即位已经四年，官员冗滥的病弊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财用匮乏有损耗而没有增加，几年以后必将有无法承受这种弊病的人。如果朝廷安然不以为怪，那么应当让谁来承担忧患？等到现在才研究解决，臣恐怕已经晚了。伏乞查考前次奏章，早日赐准施行。以上谨录呈奏，伏候敕旨。【论魏王停柩，请求罢免秋宴札子】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接到钤辖教坊司发来的撰写《秋燕致语》等文字的公文。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国荀盈出使齐国，死于戏阳，灵柩停在绛地，尚未下葬，晋平公却饮酒奏乐。膳宰屠蒯快步上前，斟酒给乐工喝，说：“你只是供君王耳朵享用的，将负责听觉。辰星运行到子、卯之位，叫作疾日，君王应当撤去宴饮音乐，学士也应停止学业，因为这是灾病之日。君王的卿佐称为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能超过它？你没有听到这些却还奏乐，是耳朵不聪明。”晋平公听后高兴，撤去了音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国荀跞到周国安葬穆后，安葬后除去丧服，周景王却设宴宴请宾客，叔向讥讽他，称这是以音乐对待忧患。晋平公对于荀盈，大概没有服丧；周景王对于穆后，大概服一年之丧。没有服丧的人在未葬前奏乐，屠蒯讥讽他；服一年丧的人已经下葬却设宴，叔向讥讽他。这些事记在史册中，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不对的。仁宗皇帝因为宰相富弼的母亲尚在停柩期间，便罢免春宴。这件事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仍被认为适宜。如今魏王去世，尚未举行卒哭之祭，而礼部、太常寺都认为天子为亲属除去期服，因而不妨碍宴乐，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除去期服就可以奏乐设宴，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讥讽晋平公、周景王呢？魏王与皇帝的亲属关系，哪里能同“卿佐”相比？远远超过荀盈，近则可比富弼的母亲，亲疏轻重也有区别。魏王下葬既然因为阴阳禁忌而另择年月，就应当依照礼制，以诸侯五月为下葬期限；从今年十一月以前，都是尚未下葬的月份，不应设宴奏乐，不能因为权宜在郊外停柩，便等同于已经下葬。臣私下料想，皇帝陛下笃厚仁孝，一定会罢免秋宴，不必等臣进言。但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指挥。由于上述教坊致语等文字按规定应在宴会前一月进呈，臣既不敢撰写，也不敢拖延，伏乞详细斟酌。如果认为应当罢宴，只请求由皇帝陛下根据圣意施行，不必再下发让臣撰写的文字。臣忝列侍从，蒙恩陪侍讲读，不愿使人因丝毫事情议论圣明，所以不敢不上奏。请裁决。【叙述灾异、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

译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今天在迩英殿进读《宝训》，读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太宗皇帝每逢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雨雪合时，就高兴得不能自已，举酒向群臣劝饮。又有一天，荧惑星与太阳同度，太史上奏说将要发生旱灾，后来雨水充足，年成丰收。臣读到这里，因而进言说，水旱虽然是天数，但君主修养德行，可以转灾为福。因此宋景文公只进一言，荧惑星便退后三舍。元丰八年，荧惑星守在心宿，逆行侵犯房宿，又逆行到西边，想要侵犯氐宿。氐宿四星，是后妃的象征。当时二圣临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唯恐来不及。臣观察荧惑星退舍非常迅速，好像有所畏惧，不敢再向西行。由此可知，天人感应比回声和影子响应还要迅速。太宗皇帝亲自带来太平，每逢丰年，便像获得非同寻常的福气一样高兴快乐，这难道不是因为水旱不发生本来就是朝廷难得的事情吗？《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即使一个平民百姓、一个普通妇女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也能导致水旱灾害；何况政令的过失，小则影响一方，大则影响四海，造成灾异，按道理是毫无疑问的。自二圣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年，恭敬、节俭、慈爱、孝顺，仁厚公正，可以说都做到极致了。然而四年之中，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日月薄蚀，五星相凌，淫雨、大雪、经常寒冷、长久阴晦之类，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这难道是盛德所应得的回报吗？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养了德行，但政事还没有修明，所以监司、守令大多没有选用合适的人。百姓失去职业和生计，没有地方申诉，怨声上达，因而损伤阴阳的和谐。造成这些的原因，大概是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的过失。臣请略举事例说明。去年熙河诸将奋力作战，攻取果庄，这是奇功，因此增加官阶、赏赐金帛。泾原诸将却闭门自守，使贼人大肆掳掠后离去，如同经过无人之境，这是有罪之人，却也增加官阶、赏赐金帛。赏罚如此，怎么能够使人有所劝惩？广东妖贼岑探反叛，包围新州，派将官童政救援；童政却杀害数千平民，危害比岑探更大。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调查此事，傅燮畏惧躲避权势，把罪过推给新州官吏，又说新州官吏确有守城之功，请求以功抵过。这样愚弄上下，如同儿戏，但最终也没有追究。岑探聚众谋反，经过一年才被发觉，而所属官吏茫然不知，使一方百姓肝脑涂地，却也只受到轻微惩罚。童政凶恶狡猾、贪婪残暴，并非一天形成；监司却命令他带兵讨贼，以致一千名无辜百姓送死，也只降为一项差遣。近来温杲诱杀十九名平民，冤屈惨酷的情形令人不忍听闻，而温杲只被降官监当。蔡州捕盗的吏卒也杀害一家五六名平民，都是无辜妇女，还把尸体肢解，以她们的首级冒充丈夫的首级，想用来请赏，而守ヘ不加审问，监司也不追究。以至于臣僚上言，事情下发到本路后，竟说杀人时可以辨认，也可以不辨认。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连男女都分辨不清，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实际上是在预先为凶犯开脱罪责。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臣不敢全部说出，只举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这样做，不过是恩庇十几个无理取闹的小人，即使让这些人歌颂拥戴，又有什么补益？而纲纪废弛、偷惰成风，却会使千万人受到祸害，这能算仁政吗？大体说来，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辨明是非，以此实行赏罚；这样善良的人有所依靠，普通人有所申诉。如果不彻底查究曲直，只求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君子无处申诉，小人得意，天下的混乱就可以坐等其成。这就是臣所说的赏罚不明的过失。黄河自天禧以来，旧河道逐渐淤塞，每次决口都向西流，只是为了趋向低处。熙宁年间，黄河在曹村决口，先帝竭力堵塞它；没有几年，便又在小吴决口。先帝圣明，早已知道黄河要向西北流行，如今强行堵塞它，即使获得眼前的安定，转眼又会决口，这是必然的形势，所以不再堵塞。如今都水使者王孝先却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企图夺取河身、恢复旧河道。这岂只是一个地方的安危，而是关系天下的祸福！古人举行大事，要同平民商议，上下意见一致，尚且还会有意外的祸患。如今内至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使、转运使以及外监丞，都认为旧河道地势高仰，好像要登屋一样，工程一定不能成功，还会有无法预测的祸患。以至河北的官吏百姓，无论贤愚贵贱，都这样认为，只有王孝先一人认为可以兴办。臣听说，从孙村到海口，原来管辖堤埽四十五所，役使士兵一万五千人，负责管理的使臣五十名，每年支出物料五百多万。自从小吴决口以后，旧河道各处堤埽都废弃不修，堤上的榆树柳树连根挖走，剩余物料也全部变卖，官吏、役兵仅有少数还在。假使孙村的工程不能夺取河身，官府和民间的财力就全都白白耗费了；即使侥幸恢复旧河道，四十五处堤埽都已经废坏，横流造成的灾害必定比今天加倍。王孝先起初提出建议时，对此略不涉及；最近因舆论沸腾，才发牒给北外监丞司说：四十五处堤埽都属于北外监丞司的辖区，命令他们一面测量，一面设法支撑抵御；又说，检查计算桩木物料后，便命令筹置。如今想要兴修已经毁坏的四十五处堤埽，准备让河水重新流经旧河道。这是最大的工程，也是无法估量的费用。王孝先在提出建议之初就应首先论述此事，等朝廷上下充分议论后再行动。如今王孝先却把这项工程当作北外监丞司的日常熟事办理，命令他们一面承管负责，意图在事情失败后把罪责归给别人。他这样欺骗蒙蔽，实在令众人震惊。其余祸患，不容易一一列举。可是臣考察众人的意见，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停止。如果今年停工，不过白白浪费九百万物料，徒然役使二万名兵工；如果继续兴修，明年将役使数十万人，还要花费三千多万。此外，百姓劳苦到极点，变故横生，叹息怨恨之声足以再次招致水旱灾害。如果把三千万物料钱分作几年使用，顺着水势想要流行的地方，逐渐修筑堤防，增高低处，培厚薄弱处，几年以后必定会渐渐安定水流。为什么要听从一个人的私下计谋，违背万人的公论，兴办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措施不当的过失。

译臣私下看到，仁宗朝的名臣欧阳修任学士时，曾有《修河议状》两篇，虽然针对当时的事务，但其中规划利害、安排方略，与今天的事情很相切合。臣认为可以采用，所以冒昧抄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大臣外，还让侍从近臣充当耳目，利用请间的机会议论政事，几乎没有一天中断。如今自从垂帘听政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再没有人能够当面奏对，只有在迩英殿讲读时，还能有幸亲近圣颜。如果再默默不言，那就是耳目几乎废弃了。臣受恩深重，不敢观望上下、只为自身谋划，谨将今天进读时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上呈圣上鉴察。臣无比恐惧，恭候治罪。请裁决。贴黄：臣因衰老多病、眼睛昏花，所说又涉及机密，不敢让别人代为抄录，字迹书写不谨慎，伏望圣慈特予宽赦。【请求出任郡职札子】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因为左臂麻木、双目昏暗，担心有失仪态、旷废职守，坚决请求出任一郡。蒙圣慈降诏不准，又派使者慰问，赐假养病。恩典礼遇如此深重，即使死一万次也无法报答。按照臣子的大义说，病情没有达到死亡的程度，都应当勉强任职；即使有失仪、旷职的惩罚，也不应推辞。然而臣最终仍不敢起身就任职事，实在另有原因。说出来就会触犯权要，获罪不轻；不说又是欺骗君父，所受诛罚更大，所以最终还是说了。臣听《易经》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又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侍奉君主的道理，虽然以报效国家为先，但报国的方法应当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彼此猜忌，自身不得安宁，就只会忧虑危亡，又怎么报效国家？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登基之初，把臣从九死一生中收用回来；半年之间，又提拔臣为两制之首。臣正准备献身报国，哪里敢诉说辛劳？只是臣不善于为自己谋划，却急于报国，因而使台谏官把臣一概当作仇敌。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愚不同，但交情最为深厚。司马光受到重用，臣也突然升迁，按照人情，哪里肯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提出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免竭力争论。台谏诸人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旨，以求进用；等司马光去世，又妄自猜想陛下以司马光为主张，便结党逞强，排斥不同意见，凡有人说不便，就约集起来共同攻击。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至诚为民，本来并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我，又哪里会有所偏主？后来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韩维想守祖宗旧例，不敢依据可疑的法律杀人；谏官吕陶又因此弹劾韩维专权办事。臣本是蜀人，同这两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的成员一律憎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当时著作黄庭坚正任本州德安镇监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想在本镇实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镇上百姓少而贫穷，经不起苛求，如果实行市易法，必然使他们纷纷逃散。双方公文往来，成为士人的笑谈。后来赵挺之经大臣推荐，召试馆职，臣曾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的小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哪里承当得起这个选任？赵挺之的岳父郭概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违法虐民，朝廷诏令郭概调查，郭概却附会包庇；臣弟苏辙任谏官，弹劾此事，韩▯、郭概都被贬黜责罚。因此赵挺之更加痛恨臣，竭尽死力加以攻击。臣两年之中，四次遭受言语攻击，发策、草拟麻制，都被说成诽谤；省试榜尚未发布，便先说臣使士人失望。甚至臣所推荐的士人，也一概加以诬蔑；臣所说的利害，也不许与陛下相见。近来王觌说胡宗愈指臣为党羽，孙觉又说丁骘是臣的亲家。臣与这两个人有什么牵连？他们却在意料之外巧妙构陷，曲意拼凑，以不断增加臣的罪名。他们想让臣像十个人一起拉扯的木桩一样被折断，又想使陛下因为反复三次听到的话而产生怀疑。朝廷内外的人都明白他们的意图，认为臣如果不早些离去，必定会遭到倾覆危亡。臣并非不知道圣主天生聪明，能够察知臣无罪；只是台谏的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下至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都畏惧躲避他们的锋芒，奉行他们的意旨；他们想要罢免谁，势力所到之处就没有人能够保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只有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没有途径知道罢了。

译臣私下观察，三代以后号称贤明的君主，没有谁超过汉宣帝、唐太宗。然而宣帝杀死盖宽饶，太宗杀死刘洎，都是听信谗言，使无罪之人死去，直到今天人们仍为他们悲哀。宣帝起初知道盖宽饶忠直、不畏强御，从侯爵、司马等职擢升他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不了解他很深。盖宽饶上书说过：“五帝把天下当作公器，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产。”当时的谗人却说盖宽饶想求取禅让帝位。宣帝没有察觉，使盖宽饶在北宫阙下自刭。唐太宗信任刘洎，刘洎所说没有不听的，太宗曾把他比作魏文贞公，也不能说不了解他很深。太宗征讨辽东时患毒疮，刘洎哭着说：“圣体不安，实在令人忧惧。”当时谗人却说刘洎想要做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情。太宗没有察觉，赐刘洎自尽。两位君主并非不贤明，两个臣子受到的知遇也并非不深；他们依仗贤明君主的深切了解，不避谗人不断毁谤，终于身首异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臣自己估量受到陛下的知遇，不过如同盖宽饶受到汉宣帝知遇、刘洎受到唐太宗知遇一样；而谗害臣的人却比当时多十倍。即使陛下明哲宽仁，远远超过那两位君主，臣又哪里敢依仗这一点而不离去，最终重蹈二臣的覆辙呢？况且二臣之死，天下后世都说两位君主听信奸邪谗言、害死忠良，认为这是圣德的污点。假使这两位臣子能够察觉事机、警惕祸患将至，及早请求离去，难道不是自身和名声都安泰、君臣双方都能保全吗？臣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唯独不想到一旦获罪之后，会使天下后世有理由议论我们的君主吗？从前先帝召臣上殿，询问古今之事，命令臣今后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后来臣屡次论事，没有得到施行，便又写作诗文，借物寄托讽谏，希望能够流传上达，感悟圣意。李定、舒▯、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臣于是获罪。不过那还多少有相似之处，把讽谏说成诽谤。如今臣草拟麻制词，其中有“民亦劳止”一句，赵挺之却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就是把白说成黑、把西说成东，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的险恶毒辣超过李定、舒▯、何正臣，而臣受到的谗害也超过盖宽饶、刘洎。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若想依违苟且、同众人一样，那么内心有愧于本心，对上辜负贤明君主；如果不改变操守，凡是知道的都说出来，又恐怕怨仇交相攻击，不死便会被废弃。伏望圣慈念及臣做臣子的不易，哀怜臣处境的极端艰难，始终保全臣，把臣安置在无人争斗的地方，特赐指挥，查考前次奏章，早日赐准施行。臣感恩知罪、祈求上天请命，内心激切战栗恐惧至极。请裁决。贴黄：郭概才器平庸猥劣，众所共知；他既因附会小人获罪，最近又被提拔为监司，大概是害怕赵挺之的言语，想用这种办法姑且取悦他的心意。正如从前王岩叟在言路任职时，提拔他的父亲荀龙知澶州、岳父梁焘为谏议，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为了王岩叟。又贴黄：臣所推荐的自代人黄庭坚、欧阳▯，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都被诬陷为有过恶，完全没有事实。臣又曾建议请求实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都深深认为便利。当时正下发命令让人测量筹划，台谏却争相说不可，于是连测量筹划也不能进行。直到现在臣每次见到吕大防、范纯仁，他们都叹息惋惜这项法令没有实行，只是害怕台谏，不敢下令施行罢了。又贴黄：朝廷内外的臣僚，畏惧躲避台谏，附会他们的话来欺骗朝廷的，都有实际情状。只是事情与臣无关，所以不敢一一奏陈。又贴黄：陛下如果认为臣这些话狂妄，就请求交给外朝核实这些事情，公开加以贬黜责罚；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请求留在禁中省览，臣将另具札子请求郡职，下交外朝施行。【辨明所举王巩之事札子】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推荐宗正寺丞王巩充任节操方正、可以备任献纳科的人。臣私下听说台谏官说王巩奸邪，并且离间宗室，是因为谄媚侍奉臣，才获得推荐。奉圣旨，授王巩为西京通判。臣谨按：王巩好学有文，意志坚强，敢于进言，不畏强御，这是他的长处；年壮气盛，急于进取，喜欢议论人物，常常招致怨恨憎恶，这是他的短处。从前他被流放到万里之外，偶然得以生还，容貌却和原来一样，志气反而更加激烈，这也是他超过常人的地方。故相司马光深深了解他，把他当作国士，与他往来讨论，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臣认为他的短处不足以废弃他的长处，所以为国家搜求人才，以备选用。去年以来，吏民上书大约有数千人，朝廷委托司马光审察详定，从中选择可用的十五人；又在十五人中单独称许奖励两人，孔宗翰和王巩就是其中之二。王巩因此减免二年磨勘，并提拔为宗正寺丞。这样，臣的称许推荐与司马光的提拔任用，事情完全相同。如果王巩果真奸邪，台谏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论奏？王巩上疏说，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不应称皇叔、皇伯，虽然未必合乎道理，但不过是想尊崇君主、压抑臣下，务求符合古礼罢了，怎么能说是离间呢？何况王巩这一主张，执政大臣多认为不对，只有司马光深以为然，所以才下交礼部详细议论。兵部侍郎赵彦若也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如果这果真是离间，那么司马光也是离间，赵彦若也是离间。正在下发有司办理时，台谏起初一句话也没有；等司马光去世后，才出现奸邪、离间的说法。这就是说，王巩是邪是正，竟取决于司马光生死，显然不是公正的议论。王巩与臣是世交，幼年便相识，曾跟随臣学习，怎么能说是“谄媚侍奉”呢？这三种指责完全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上赖圣明，不因这些事情治王巩的罪，也不因此责罚臣，只是授王巩外官，以满足塞住言者的意愿。臣还有什么可辩论的？只是痛惜司马光去世还不到几个月，他所认为贤良的人就变成奸邪；又伤心言者本来想中伤臣，却连累了王巩。诬陷欺罔的势头逐渐形成，令人十分恐惧。因此冒昧进言，内心深深战栗惶恐。请裁决。贴黄：臣曾亲耳听司马光称赞王巩忠义，也见过司马光亲笔写给王巩的简帖，往复讨论政事；还见过他写给李清臣的亲笔信，称许王巩贤能，真迹至今还在。【论周▯童擅自议论配享，弹劾自己札子二首（之一）】

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从前任中书舍人时，奉诏推荐学官，曾推荐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敕，承蒙朝廷差遣充任郓州州学教授。近来私下听说▯童上疏，认为朝廷应当让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臣谨按汉律，擅自议论宗庙的人处死弃市。从高后到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都执行这一法律，以尊重宗庙、看重朝廷、防微杜渐，其中大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选始终保全德行、具有元勋重望的人配食列圣。因为这件事连天子都不敢专断，必定命都省集体议论；如果此人不属于天下公议所推许的对象，就不在选定之列；选定后，还要下诏说恭敬依照册文告祭宗庙，然后才敢实行。严厉到这种程度，哪里有已经实行之后，又允许疏远的小臣各自出于私意，议论所配享之人的道理？如果置之不问，宗庙就不再庄严，朝廷也会变得轻慢了。臣私下认为，王安石一生所作所为的是非邪正，朝廷内外都知道，难以逃过圣上的鉴察。先帝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把他置于闲散地位，始终不再任用。如今已经改掉青苗等法，也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流；至于学校贡举，也已经罢斥佛、老之学，禁止字学。重大的议论已经确定，施行了几年；先帝配享已经决定采用富弼，天下人一致认为十分恰当。▯童又是什么人，竟敢提出这个建议？他的意图是借此试探朝廷，逐步推进邪说，暗中为群小倡导。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行险侥幸，居之不疑”。而臣忝居侍从，却错误地识人，竟把这个人引入学校，玷污了学校；如果再隐瞒不说，就是欺骗皇上、包庇奸人，罪过更大。谨自我弹劾，等待治罪。伏望圣慈特命有司议论臣错误推荐的罪过，重重赐予责罚贬降，以此警戒在位者。请裁决。【论周▯童擅自议论配享，弹劾自己札子二首（之二）】元▯三年十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上言，认为臣所举荐的学官周▯童擅自议论先帝配享之事，想借此试探朝廷，逐渐传播邪说，暗中为群小张目，请求交给有关部门议处臣妄自举荐的罪过，重重责罚降职，以警戒在位官员，至今已经多日，还没有奉到指示。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明确赏罚、辨别邪正。这两件事不能确立，祸乱和灭亡就会接踵而来。《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传》说：“大君有命，是为了端正功业；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然使国家混乱。”从前郭公能够亲近善人、憎恶恶人，却仍免不了亡国，是因为他虽知善而不能真正任用善人，虽知恶而不能把恶人斥退。臣观察二圣即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城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以及宦官李宪、宋用臣一类人：有的首先挑起边境事端，使战祸不断；有的从专卖和理财中牟利，为国家积聚怨恨；有的倡导兴起大狱，陷害善良之人。他们的奸恶，难以一一列举。而王安石实在是其中的首领。如今这些人除了已经死亡的以外，虽已退居闲散之地，但他们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内外，感念他们的私恩，希望他们重新被任用，因此替他们奔走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全都矫饰情态、隐藏踪迹，像鬼蜮一样；党羽十分牢固，用心也十分一致。然而明主却不了解这些，臣实在为此忧虑。君子难以招致，就像麒麟凤凰一样，见到不合意便飞走，盘旋之后才肯聚集，何况可以挥手把他们赶走吗？小人却容易进用，就像蛆虫苍蝇一样，腥臭之处一聚集，转眼间就有成千上万，何况还可以招来他们吗？朝廷近来一天天稍稍宽纵这些人，例如李宪请求在近处居住，王安礼抗拒皇帝的恩诏，蔡确请求放回他的弟弟，都立即得到允许。崔台符、王孝先一类人，也很快又被任用。杨汲也逐渐得到牵连恢复官职。吕惠卿看出了这个意图，所以敢于请求居住在苏州。这些人都是百姓的大盗、国家的巨蠹，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怎么可以和犯了一般小过的臣子一样，按日按月等待洗刷罪名、重新任用呢！如今既然已经逐渐宽纵他们，必然会渐渐重新任用他们。这样下去，吕惠卿、蔡确一类人必定终有一天会被任用，青苗、市易等法也必定终有一天会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将作监丞李士京，是个邪佞小人，众人都讥笑鄙视他，可大臣们却没有察觉，渐渐加以引荐任用，使他玷污寺监官署，他还能够提出开挖壕沟的建议，作为修筑城池的开始。他的计策实行之后，便在众人中倡言，想要再度任用臣所创行的茶磨法。由此看来，吕惠卿、蔡确一类人还担忧什么不能被任用，青苗、市易等法还担忧什么不能恢复呢！从前卢杞被责罚降职已经很久，经历了多次赦免，德宗想授给他一个小郡，满朝都忧惧恐慌，而宰相李勉、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以及常侍李泌等人，都以死相争。李勉等人并不是舍不得一个郡，而是知道卢杞一旦得到郡守之职便不会停止，必将重新被任用；小火星会有燎原之忧，源头细流会有泛滥成灾的祸患，所以才这样做。如今周▯童如同草芥般微不足道，却敢提出这样的建议，想来必定有人给他开了先例。从前淮南王谋反时，唯一畏惧的是汲黯，认为只要游说公孙丞相，就像揭开蒙蔽物一样容易。如今周▯童不过是个虮虱般的小臣，却敢做大奸之事，愚弄朝廷，好像旁若无人；万一将来有淮南王这样的人，又还能畏惧谁呢？臣不敢远远援引古人，只说执政大臣中如果有富弼、韩琦这样的人，台谏官中如果有包拯、吕诲，或者司马光还在，这些鼠辈敢这样做吗？从前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时，千方百计地矫饰欺诈，妄自窃取盛名，有人认为他可以任用，只有韩琦独自看出他的奸邪，始终不肯推荐他。假使韩琦没有离开职位，王安石怎么能得志？由此可知，辨别人物的邪正、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臣这几天私下听说，执政大臣的意见，大多想减轻臣的责罚而宽免▯童的罪过。如果果真如此，就是让今后近臣可以轻易引荐小人，也让吕惠卿一类人能够据此推测朝廷赏罚的轻重。这关系到势力的消长，忧患涉及国家的治乱。伏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严令有关部门详细审议臣和▯童的罪过，不可轻易宽恕。即使朝廷察知臣本来没有邪心，只是昏暗错误，也请借臣来树立法令；这样臣上承知遇之恩，虽然说是获罪，实际上也等同于受到奖赏。若蒙宽免，就是偏私臣的自身，而废弃天下的法令。臣的惭愧耻辱，就像在市场上被鞭打一样，实在不胜愤懑。臣忧虑国家，心情迫切，言语愚拙，恭候诛责。请决定取舍。

译附贴黄：周▯童不过是州县的小吏，心意只在谋求一点点升进罢了，如今忽然猖狂，首先提出重大建议，这一定有人在中间暗中主使此事。不然，▯童怎么敢越出职位、违犯名分，来动摇皇帝的听闻呢？这就是臣不得不再三论列此事的原因。【论边将隐瞒败亡、宪司查核不实札子】元▯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因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任一郡守，实在也是自知性情刚直偏狭，是非分明得太过，难以和众人相处。承蒙圣上慈爱，下诏不许，还两次派遣使者来慰问安抚。天恩深厚，臣铭刻于骨髓。臣认为这样的恩德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安危，所以又起身任职。如今职事清闲，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去，每逢进读经书的闲暇，遇到有关系于当前时事的事情，便总是再次尽情进言，希望能略有补益。昨天所读的《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大多瘦弱而死，想来是饲养喂料失时，白白导致疾病死亡。近来命令取十多槽马放在殿庭下面，观察它们的草料，教人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一弊端。”臣于是进言说，马之所以生病，大概是将吏不称职，导致圉人偷盗、克扣草料粮食，并且不体恤马的饥饱劳逸。马不能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慈至极，深深怜悯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下亲自督察。百姓和马相比，贵贱轻重虽然不同，但如果官吏没有选用适当的人，百姓即使能说话，上下隔绝，也不能自行申诉，就和马没有区别。马饥饿、瘦弱、劳苦，便有倒毙、逃逸的忧患；百姓困穷、无以为生，便有流离沟壑和成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百姓不能像养马一样放在殿庭下，只应广泛任用忠贤之人，作为皇帝的耳目。如果忠贤被疏远，谄佞之人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破三川，杀死李由，而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报一个人，反而再次报告胜利，唐明皇也不追问，以至于上下互相欺骗蒙蔽。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臣听说去年夏贼侵犯镇戎，杀掠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上奏说“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后来朝廷访察得知，便交给提刑司查核实情，但提刑孙路只上奏说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赦免罪过，然后再查核实际人数。拖延至今已经两年，始终没有办结并上报。凡是为国事死亡的人家，都是官府应当抚恤的；如果隐瞒不报，那么生者死者都含冤，凭什么来役使人民？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监察之职，既不随事上报朝廷，已经实行蒙蔽，又请求赦免罪过，拖延轻慢到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逐渐不可滋长，如果任其发展而造成祸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是臣深深忧虑的。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厌烦臣多事；然而臣承受恩德深重，不敢把自己和众人同样看待。如果因此获罪，臣也没有遗憾。请决定取舍。【荐何宗元十议状】元▯三年闰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状奏报：臣伏见朝廷近来制定制度，川峡四路的员缺，都归吏部注拟。臣私下推究圣上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蜀道险远、人才众多，如果就在本路任命，士人都眷恋故土、安于迁居不远，老死在乡里，可用的人才朝廷便无法得到并任用。士人虽然身处远方，也知道这个意图，听到命令后都欣喜，人人都有不远千里前来观光求用的心愿。然而法令实行数年，还没有见到朝廷破格提拔一个人，这正是像臣等这样的人没有举荐所知人才的过错。臣伏见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熟悉明达吏治，品行修养端正，学习古道、擅长著文，很适合任用。他近来把所著《十议》给臣看，文辞雅正劲健，议论审慎恰当。臣愚昧不肖，认为可以让他试办事务，观察他的成就。谨抄写《十议》进呈。伏望圣上慈爱，下付三省详细阅看；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根据他的才能录用他。这不只是为了广泛培养人才，也是为了慰劳、答复远方众多士人求用的心意。谨抄录奏闻，恭候诏旨。【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元▯四年正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状奏报：臣伏见左侍禁何去非，本来以进士六次参加礼部考试而到省，元丰五年凭特奏名到御前唱名。先帝见他所写对策文辞义理优美丰足，长于论说军事，便问去非：“你愿意不愿意担任武臣官职？”去非不敢违背圣意，于是授任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来升为博士。如今已经八年。臣曾看过他的著述，才力有余，见识气度高远；他议论历代兴废成败的原因，都出人意料，对世事很有补益。去非虽然喜欢谈论军事，但本来是儒者，不喜欢担任武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方面，无论写什么都合宜。希望圣上特别准许给他改换一个文职资序，仍命他充任太学博士，以此激励学者，稍稍振兴文风，或许可以接近古代。如果以后不如臣等所举荐，臣等甘愿接受朝廷典章的惩罚。谨抄录奏闻，恭候诏旨。【论行遣蔡确札子】

译元▯四年四月十一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承蒙圣恩，怜悯臣的疾病，特许臣出任外地。臣私下想到自己承受恩德深重，不敢因为出京与否便同于众人，凡有所听见看见而不尽情进言。臣听说有臣僚把蔡确所作、言语诽谤的诗缴进朝廷。臣和蔡确原来并不相识，实在厌恶他的为人。如今臣并不是要替蔡确辩解，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国家体统极其重大，天下都在观察二圣如何处置；如果处置失当，损害不小。臣身为侍从，理应具奏论说。如果朝廷减轻蔡确的罪过，天下必定认为皇帝陛下看见有人诽谤圣母，却不愤怒憎恨，这对于以孝治天下，损害不浅。如果重重治罪，议论者又可能认为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相同，却不能容受一个小人诽谤怨恨的话，这对于仁政也不能说没有损害。臣希望皇帝陛下降下诏令，命有关部门立案审讯，追究蔡确的根由，然后由太皇太后从内宫发出手诏说：“我的德行不够，常常希望听到诽谤之言来警戒自己。如今如果治罪蔡确，凭什么让天下人发表不同意见？何况蔡确曾经担任辅臣，应当知道臣子的大义；如今缴进来的诗，未必真是蔡确所作。” “这一切都不要追问，仍然张榜公布于朝堂。”这样处置，二圣仁爱孝道就可以两全。天下有见识的人自然会心悦诚服。臣不胜爱君忧国之心，越出职位冒昧进言，谨伏等候诛罚。请决定取舍。【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元▯四年四月十七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因为手臂有病，坚决请求任一郡守，已经蒙受圣恩，差遣臣知杭州。臣起初不知道其他情况，只以为朝廷怜悯臣年老多病，允许臣随个人方便。等到出朝参见，才听说班列中纷纷传言，都说近来台官上奏论列臣的罪状很多，而陛下曲意庇护小臣，不肯发下这些奏疏，所以才允许臣出任外官。臣本来畏惧盈满，竭力请求闲退，既然得到了所求，哪里还会计较地为自己辩解；但私下实在不平。多年以来，臣亲眼看见陛下以至公无私治理天下，如今却因为臣的缘故，使人议论圣明，认为陛下压制台谏官，偏私庇护近侍，这对于君父的损害不小。这就是臣不得不辩明的原因。臣一生愚拙，罪过本来很多；至于不合义理的事情，自信绝对没有。只是臣任中书舍人时，曾起草吕惠卿等人的诏词，极力列举他们的凶恶；臣弟苏辙担任谏官时，又深入论说蔡确等人的奸邪。蔡确和吕惠卿的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共同仇视憎恨臣。近来又因为臣进言郓州教授周▯童，说他以小臣之身做大奸之事，所以党人共同竭尽死力，编造言语，无所不用其极。假使臣确实有这些罪过，朝廷有什么可吝惜的，为什么不把臣放逐斥退，以显示极端公正？如果臣确实没有这些罪过，臣又怎么能凭清白无瑕之身，承受这种含糊不明的诽谤呢？君主的职责，在于考察毁誉、辨别邪正。毁誉本来就难以查明，邪正也不容易辨别，只有坦然虚心地听取言论，公开公正地考察事实，真伪才会自行显现，谗毁构陷才不会得逞。如果暗中接受这些言论，却不考察事实，进言的人既没有得到听取任用，被诽谤的人也没有得到辨明，那么小人知道这样做有利可图，就会习惯于暗中中伤，流言逐渐渗入、刺伤人心，一天天加深；如此一来，公卿百官谁还敢保全自己，害怕的人就会很多，哪里只是小臣一人呢？这也是臣并非只为自己一身而说。伏望圣上慈爱，把台谏官的章疏全部发交有关部门，命令他们彻底追究，依法办理。这样可使天下明白知道臣有罪无罪，自有正当法律，并不是陛下曲法庇护臣；如此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君子所看重的，是名节，所以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的话。至于爵位利禄，大概是古代有志之士所说的如鸿毛、如破旧鞋子一样轻贱的东西。臣下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侍奉君父，谈论忠孝。如今陛下不肯发出台官的章疏，不过是爱惜臣子，担心万一确有此事，便不得不降职斥退臣，却没有想到臣原本没有任何这类事情，白白承受诬蔑；圣明在上，臣却含冤无言可诉，重重损坏臣的爵位，却轻易损坏臣的名节，臣私下为此痛心。臣心情迫切，言语已经说尽，恭候诛罚。请决定取舍。附贴黄：臣所听说的台官论列臣罪状之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因为议论涉及圣明，所以不得不辩明。如果台官原本没有这样的奏疏，那么臣妄言的罪过，也请予以施行。又附贴黄：臣如今将要远离朝廷，希望圣上慈爱，察知臣孤立无援；今后凡有人进言论列臣罪状，务请发交外廷依法办理。●卷五十六 ◎奏议十首 【乞赐州学书板状】元▯四年八月某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报：臣伏见本州学校，目前登记的生员有二百多人，加上入学参拜、请假等人，人数还在一天天增加。这是因为朝廷尊崇任用儒术，重新制定贡举条法，逐渐恢复祖宗旧制，人人仰慕义理，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如果学校的粮食供应不能接续，使来求学的人没有归宿，便会渐渐离去，这很不符合朝廷乐意培育人才的本意。前任知州熊本，曾奏请使用废止市易务时留下的书板，赐给州学，印刷出租收钱，以补助学粮；或者请求卖给州学，限定十年还钱。如今承蒙都省指挥，只限定五年；现在转运司派官重新估价，约计一千四百六贯九百八十三文。如果按期限缴纳，那么州学每年要缴纳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内实在难以承担。学生早晚都可能缺粮，却指望五年以后得到收益，对当前有什么帮助？而朝廷每年得到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就像在江海中增加或减少一滴水，完全察觉不到。这样只会使一方士人百姓认为，朝廷既然已经把利益让给百姓，废止市易，免除欠负，动辄以万计；农民商人和小民承受圣恩，没有办法计算，而唯独对于这些饥寒交迫、清贫的读书人，却吝惜极小的费用，还想从这里追收市易的利息，传到四方，造成的损害不小。这只是有关部门在收支上的吝啬，并不是朝廷宽大的政策。臣以侍从身份兼任守臣，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尽情陈说。伏望圣上慈爱，特别作出圣断，把市易务的书板全部赐给州学，不再估价收钱；这样可贵在稍稍使士人心服，以保全国家体统。谨抄录奏闻，恭候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