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书十一首

译某官执事：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常常私下为周公没有遇到知己而悲伤。后来读史，看到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而弦歌之声却没有中断，颜渊、仲由等弟子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都在旷野中奔走。难道我的道错了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颜渊说：“老师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即使如此，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妨害？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孔子欣然笑着说：“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就给你做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纳孔子，但他的弟子却能够这样彼此自得其乐。到如今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有些方面还不如孔子的贫贱。凭召公那样的贤能，凭管叔、蔡叔那样的亲近，却不能了解周公的心意，那么周公又能和谁共同享受富贵呢？而孔子所共同承受贫贱的人，都是天下的贤才，那么也足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这种生活了。我七八岁时开始知道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像古代孟轲、韩愈这类人物。又有一位梅公跟随他交游，同他共同评议各种道理。后来年纪渐长，才能够读到他们的文章，想见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飘然超脱于世俗的快乐之外，而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当时我正学习写作讲究对偶声律的文章，谋求斗升之禄，自知没有办法进入诸公之间求见。来到京师一年多，从未登过您的门。今年春天，天下的士人聚集到礼部，执事您和欧阳公亲自考选他们。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竟然考取第二名。后来听人说，执事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其中有孟轲的风格；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写世俗文章而取中我。因此我才得以在这里。不是您的左右替我事先引荐，也不是亲旧为我请托，而是过去十多年间只听说您的名声却无法相见的人，一天之内成为知己。退下后思考此事，做人不可以苟且追求富贵，也不可以只是甘于贫贱。如果有大贤在上，而自己成为他的门徒，那也就足以有所凭恃了。假如侥幸得到一时的显达，带着几十名车骑，使闾巷小民聚集观看并赞叹，那又拿什么来换取如今这种快乐呢？《论语》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这样从容自在，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执事您的名声传遍天下，而职位不过五品；面容温和而不发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是因为您在这种道义中有所快乐吧。我愿意听闻其中的道理。【上韩太尉书】我苏轼已经二十二岁了。从七八岁懂得读书，到成年以后，不能通晓熟悉当时的事务，只喜欢考察前代盛衰的事迹以及当时风俗的变化。自三代以来的历史，我大体都能加以论述。我认为，西汉衰落时，大臣们拘守寻常，不谋求长远大略；东汉末年，士大夫多有奇特的节操，却不遵循正道。元帝、成帝时期，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于俸禄职位，只顾自己的子孙，各自想树立私恩，购买田宅，制定不可动摇的家业计划，犹豫退避，只求苟延岁月；而且都依附模仿儒术和六经的言论，选取其中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口头凭据。孔子说：“厌恶身处下流却讥讽上位者，厌恶攻讦别人却自以为正直。”可是刘歆、谷永一类人，又相互弥补其中的缺陷而加以文饰。因此汉朝衰败时，士人全都像蛟龙失去风云之势，安于被豢养的快乐，最终仍不觉悟，以至于肩膀披裂、大腿剖开，登上普通人的砧板，难道不可悲吗？后来桓帝、灵帝惩戒过去的弊病，想树立君主的威权，所以大量使用严刑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能容身于朝廷，于是纷纷从民间崛起，共同极力做出险怪惊世的行为，使天下豪杰奔走到他们门下，能够替他们执鞭赶车，自己还欣喜得不亚于卿相的荣耀。于是天下士人都喧嚣地追逐无用的虚名，却不适合实际功效。所以东汉灭亡时，就像人发狂一样，不知道厅堂宫室才是安居之所，只会呼喊奔走，使自己跌倒。从前太公治理齐国，举荐贤能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一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重尊贵者。太公说：“后世渐渐衰微了。”汉代的事情确实很像这种情况。难道是当时公卿士大夫的行为，以及社会风俗的刚强或柔弱，各自都有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吗？古代君子刚毅正直，却用宽厚来持守；忠诚宽恕、仁慈厚道，却用义理来发扬。因此他们在朝廷时，士大夫都自我洗濯、磨炼，竭力从事王室事务，不敢做出非常怪异的行为，这正是三代王政兴盛的原因。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天下人幸而有不肯阿谀依附、苟且容身的人，便努力做出卓异奇特的行为，想成为像东汉君子那样的人，只怕还赶不上他们，真是可悲啊！我从小听说富公和太尉都被称为宽厚的长者，但最终都不能用不合义理的事情去冒犯。等我来到京师，正好两位公同时在两府任职。我愚笨，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只是在道路上私下远望他们的容貌：宽和而仿佛无所不容，见到恶行不发怒，见到善行也不喜形于色，难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大臣吗？过于循循守常的人固然不能有所作为，而过分突出的人又不是圣人的中道，因此我希望拜见太尉，能够听到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了。太尉与家父交情最厚，又曾经屈尊询问我的姓名，这尤其不能不去拜见。如今时机已经错过了。不再多说。苏轼再拜。【上富丞相书】我听说，向人进言，必定要等对方有可以进入的空隙，进言才容易实行。战国时代的人贪求利益，天下的游士便利用他们的贪欲去游说；国家危急的人心怀恐惧，天下的游士便利用他们的恐惧去游说。因此他们的说辞容易实行。古人一次进言就得到认可，甚至有在片刻交谈之间便取得公卿宰相职位的事，从来没有不是开始于战国、危国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可以进入的空隙。

译处在当今时代，却想在明公面前进言，如果找不到空隙而寻求进入，那也可以说是天下最愚蠢无知的人了。土地纵横万里，却受制于一个姓氏；尊贵达到了天下极点，财富也尽有天下之富，已经不可能再增加了。而明公担任宰相。四方夷狄不起事，兵革也没有使用，这是明公不贪求获得什么，也不害怕失去什么。正当西戎强盛时，敌人乘机越过我们的北方，中国这样广大尚且不怕，却害怕明公的一句话。这是明公的勇气冠绝天下。明公居于崤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流民纷纷投奔，父亲抛下儿子，丈夫抛下妻子，自己归附明公的有一百多万。明公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天天安抚他们。这一百万人从沟壑之中出来，免除了乌鸦、鹞鹰、豺狼的祸患；活着能够奉养父母、祭祀祖先，死后能够让子孙安葬祭祀，不失去原有的常道。这是明公的仁德延及百世。勇气冠绝天下，仁德延及百世，士人生活在世上，能够如此也就足够了。如今处在极其充足的形势中，那么明公已经没有什么可羡慕天下功名的了。五帝三代的事情，百家诸子的书，没有不全部读过的。礼乐刑政的大小，兵农财赋的盛衰，四海之内的地理，土地远近，山川险易，物产土地所适宜的情况，没有不全部知道的。当世的贤人君子，以及奸邪虚伪、阴险狡诈之徒，没有不全部考察研究的。至于偏曲的学问、细小的术数，那些昏暗迷惘、恍惚不可知的东西，也都能猎取其华美、咀嚼其精英，泛游其流而涉历其源。即使自称当世善辩的人，也不能拿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来傲视明公。那么明公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畏惧顾忌于天下博学之士的了。名义上是天下的贤人，尊贵地担任天子的宰相，不贪求获得什么，也不害怕失去什么；不羡慕功名，也不畏惧博学之士，难道果真没有可以进入的空隙吗？天下的士人果真就不可以进言吗？我听楚国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了，还每天向国人劝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官长、士师，只要在朝廷任职的，不要因为我年老昏聩就舍弃我，早晚都来互相劝诫我。’”他仍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作诗自我劝诫。诗中说：“仪容举止端庄恭敬，只有德行才是立身的边角。”卫武公正因为处在极其充足的地位，却每天都认为自己还不够，所以死后谥号称为睿圣武公。唉，明公难道会因为自己已经极其充足，便没有空隙而拒绝天下士人吗？那么进言的士人又何必一定要找到空隙才能进入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将诵述自己所听到的道理，请明公试着观察它。天下的小人之所以奔走聚集在大人的门下，供大人驱使，是什么原因呢？大人得到的是完整的才能，小人得到的是片面的才能。大人得到完整的才能，所以能够兼容并蓄而独自掌握事权。小人得到片面的才能，所以聚集起来，寻求在大人门下相互配合。古代的圣人，正因为聚集天下各种片面的才能，分别收取并发挥它们的作用，认为如果不是片面的才能，人们就不会肯来聚集，所以不拿完整的标准去责求片面的人。完整的才能本来就不可能为多数人所具备，因此天下具有片面才能的人，都只是向往完整的才能。如今若拿完整的标准去责求片面的人，那么他们如果能够做到完整，也只会成为我这样的人罢了，又何必来求取什么呢？从前孔子廉洁，却不做与众不同的行为；勇敢，却不采取超过常人的操守；孝顺，却不徇私于亲属；忠诚，却不触犯君主。这些，都是孔子的完整之处。原宪廉洁，以至于贫穷；公良孺勇敢，以至于争斗；曾子孝顺，以至于徇私于亲属；子路忠诚，以至于触犯君主。这些，都是这几个人的片面之处。孔子处于完整之中，却能收纳天下各种片面的才能，所以才这样崇高伟大。至于明公，也可以说是天下的完整之才了。廉洁，却不被天下人认为是孤介；正直，却不被天下人认为是揭人隐私；刚强健行，却不表现为强横；敦厚，却不表现为软弱。这是明公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也是天下人不可能期望明公人人具备的方面。明公处于完整之中，天下人效法其中各自的片面之长，又有谁能说不可以呢？从前士大夫都喜欢做卓异出众的事情，世人也看重狡猾强悍的才能。自从明公执政以后，朝廷中间养成了遵循中道的风气，努力依照规矩办事。士人中那些矫饰自己、勉强作为、故意求异的人，众人一定共同嘲笑他们。卓越的行为并不是最高尚的行为，却能得到世人的取用；狡悍的才能并不是真正的才能，却能为天下所用。这正是古代完整之人能够安坐而收取功效的原因。如今天下那些卓越的行为、狡悍的才能，全都不敢来到明公门下，害怕因为自身不纯而获罪于门下。轼不肖，私下认为天下还没有大治，军队还没有振作，财用还没有充足，天下对明公有所期待却尚未得到满足，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从前范公收纳天下士人，不考察他们平日的品行，只要可以任用，没有不被收纳的。即使那些狂放、狷介而没有操行的人，也都在他的影响下自愿效力，而范公自己也亲自表现出奇异特立的操守来震慑他们。范公取用人才的做法是对的，他自己表现出来的做法却不对。恭敬地希望明公以天下的完整之才自处，舍弃人的短处而承袭其长处，以便取得无穷的功业。轼是西南的一个平民，为求取斗升之禄来到京师。翰林欧阳公不了解我的不肖，竟让我参加制举的最后考试，使我发表了狂放的议论。因此我就冒昧向您进说，认为明公一定能够容纳这样的人。我所进献的策论共有五十篇，因为贫穷不能全部抄写，只送来了其中一半。请您只看它的大意，幸甚。【上曾丞相书】轼听说：将要向别人有所求取，而所说的话不真诚，就很难希望彼此契合。世上那些奇异特立的士人，处在民间时，没有不做异于众人的行为的；他们出仕以后，也没有不说怪诞诡异的话的。他们比附事物、援引同类，以此震动当世；道理不能使人改变，就想凭借权势胁迫他，或者用权术推销自己。古代有一位叫韩子的君子，他的说法是：“王公大人，不可以没有贫贱的士人处在自己门下，为他们推重声名，使他们的传闻流传长久。即使彼此贵贱悬殊，但相互需要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左右手。”唉，如果真的采用这种说法，那么世上君子终身老死而不得遇合，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译如今叩门求见的人说得越急切，接受他的人就越怀疑；他的言辞越夸张，他的实际情况就一定有与之不相称之处。现在我若认为王公大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我，他退下来考察我的实际情况，岂不是会发现我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吗？从前汉高祖未曾喜欢儒生，却没有失去成为明君；卫青、霍去病未曾推荐士人，却没有失去成为贤能的公卿。我将依据我的说法行事，对方将依据对方的说法行事。这样彼此互相拒绝，不能得到对方的欢心，所以贵贱之间始终不能契合，道也始终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叩门求见太急切，言辞又太夸张。有人出售价值千金的璧玉，不把它拿到市场上去，而希望观赏的人堵满自己的门。观赏者只是叹息，主人却一言不发。不是不能说话，而是知道说了也不会增加它的价值。如今不幸坐在五条大道交会的路口，却喋喋不休地自称是世间罕见的珍宝；路过的人不回头，他便拉住人的衣襟强迫人观看，那么他所出售的东西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王公大人如果对天下后世毫无用心，又何必求取人才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士人经过他面前而有触动他眼目的地方，他一定会提起衣裳快步赶去，把人才招揽过来。所以凡是惶惶不安、急急求进的人，都不是我的事情。从前我曾听闻明公的风范。明公以大臣的子孙身份，却取得天下最高的科第；才能足以超过常人，却自视有所不足，常常像是不够；安于小官，乐于清静淡泊。当您在太学时，穿着缯衣，吃着干粮，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后来德行发扬而无法遮掩，声名崇高而无法压制。贵为天子的少宰，而您自视并未比从前增加一丝一毫。您的器量宏大通达，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正是尤其不能用夸张言辞急切叩求的人。轼不才，从开始求学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我认为凡是求学最难的地方，在于做到无私；无私最难的地方，在于通晓万物的道理。因此，如果不能通晓万物的道理，即使想做到无私，也不可能。自己喜欢的就说好，自己厌恶的就说坏，以此作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便会陷入迷惑。所以我幽居静处，观察万物的变化，穷尽它们自然的道理，然后在心中作出判断。对于自己认为不对的，即使是古代所谓贤人的说法，也有不取用的。虽然我以此自信，却也因此知道自己不会为世俗所喜欢。所以我的言语文章，从来没有贸然送到公卿宰相的门下。如今天子选拔敢于直谏的人，而两制官误听误信，错误地把我的名声传闻上去。我私下认为，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是想向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有所求取的。因此我冒昧有所献进。文章共十篇，以这封信为首。只听凭您裁量选择，幸甚。【应制举上两制书】轼听说，古代存在贵贱的界限，也存在圣贤的区别。这两者彼此相胜，不能混杂在一起，这是形势决定的。若专门处理贵贱的界限，就不会知道圣贤之道的高明；若实行圣贤的区别，就不会知道贵贱之间的差等。从前子思、孟轲这类人，不去拜见诸侯，而在野外耕作；乡里的小吏只要在他们门前一呼喊，他们就提起衣裳跟随而去。至于齐、鲁拥有千乘之地的君主，带着财礼，拿着见面礼，托门人表示愿意在他们门下交往，他们却闭门不接纳。这并不是故意求异罢了，而是要表明圣贤的区别，不让它同贵贱的界限混杂。所以他们提起衣裳跟随小吏，君子不认为是畏惧；他们闭门拒绝诸侯，君子也不认为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的分际已经确定了。士人贤能与不肖，本来就有区别。子思、孟轲不可能人人都达到，然而贵贱的界限、圣贤的区别，这两点总之不能不知道。世道衰败、圣道丧失以后，人们不能深刻明白这两点，却把它们交错实行；施用时又不得其所，所以两方面的道理都失去了。如今我苏轼，早晨还出生在草野尘土之中，晚上就同州县的小吏为伍，我的官爵势力显然不足以同世上的显贵相比。而诸位公卿的尊贵，甚至可以同君主揖让周旋而无所隔阂，大车驷马来到门前，我却徘徊不敢进去。我若没有公事就贸然来到庭前，想以宾客的礼节求见您的属官，本来已经在贵贱的界限上获罪了。即便如此，当世君子不因为我愚昧浅陋，仍让我参加制举的末场；朝廷之上也不因为我地位疏远卑贱，仍让我奏陈狂放的议论。我也暂时忘掉自己的不肖，认为这正是两汉君主孜孜求取人才、亲自降低声色询问政事的做法。我的才能虽然不足以接近圣贤的境界，但学习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言，那么我所守持的就是圣贤与贵贱的分际。因此我孤单地来到这里，抬头不知道明公的尊贵，低头也不知道自身的卑贱；不经过引荐，不等待辞让，便直接谈论当世的事情而毫不迂曲，是因为我认为贵贱的界限不应当施用于这里。轼听说，处理事务不如治理人，治理人不如治理法，治理法不如治理时势。时势是国家存亡所取决的，也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周朝衰败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苟且偷安而不能自立的；周朝即使想使他们自立，也无法做到，所以周朝灭亡。秦朝衰败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贪图利益而不讲仁义的；秦朝即使想使他们仁厚，也无法做到，所以秦朝灭亡。西汉衰败时，当时的人没有不柔弱懦怯、谨慎畏缩的，所以君臣相互蒙蔽，终于陷入危亡。东汉衰败时，当时的人没有不矫激奋发、逞强厉行的，所以贤者与不肖者不能相容，终于导致混乱。时势难道是人自己造成的吗？实在是王公大人造成的。轼将要论述当今时势的弊病，认为权力掌握在诸位公卿手中。诸位公卿所喜好的，天下没有不喜好的；诸位公卿所厌恶的，天下没有不厌恶的。因此轼冒昧把当今所忧患的两件事告诉您的属官。第一是：使用法令过于严密，却不寻求实际情状。第二是：过分爱好名声，却不切合实际。这两点，是时势的重大弊病。

译什么叫作使用法令过于严密却不寻求实际情状？从前天下尚未平定、法令尚未确立时，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仁者尽力实行仁政，勇者充分施展勇力，君子小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不受规矩束缚，所以容易建立功业，也容易造成混乱。等到天下得到治理，天下人无不趋向法令，不敢使用自己的意愿，只知道遵守法令。因此即使是贤者所做的事，也必须合乎法令才停止，不敢在法律之外另作打算。人胜过法，法就成为空洞的器物；法胜过人，人就成了徒有其位的备用者；人和法并行而互不相胜，天下才会安定。如今从一命之官直到宰相，都把奉行法令、遵循命令作为称职，拱手任凭法律处置，说道：‘我哪里能够自由行事呢？’法令既然大行其道，人就成了徒有其位的备用者。事情成功了，失败了，得到治理了，发生混乱了，天下人都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法令造成的。法令的弊病难道还不严重吗？从前汉高祖时，留侯担任太子少傅，位次在叔孙通之后；周昌也由御史大夫降为诸侯的相。天下有缓急时，功臣被贬降也不怨恨。这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君臣之间的情谊，不用法令彼此抗拒。如今天下之所以任凭法令行事，是什么原因呢？任凭法令行事产生于自我怀疑，自我怀疑产生于私心过多。只有天下无私，才能在法律之外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有明确的信心。从唐代永泰年间起，奸臣执政，政事靠贿赂办成；德宗发愤而任用常衮，常衮一概依法办事，各地的奏请没有得到批准的。然而天下闭塞不通，贤者和愚者不能分别，君子并不认为这是能干。崔佑甫担任宰相，不到一年就任用了八百名官吏，其中亲属旧友很多。有人以此讥讽他，崔佑甫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亲属和旧友，怎么能了解他们呢？只要看任用他们是否恰当罢了。’君子认为他善于运用法令。如今天下人浮泛度日，没有深思远虑，都是任凭法令办事的过错。什么叫作爱好名声过分，却不切合实际？从前圣人治理天下，是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彼此辅助。不能专一就不能精专，不能精专就不能成事。从尧舜时代起，伯夷、后夔、稷、契这一类人，都不过是各自专长一门技艺、办理一种职务，以尽其才能，甚至子孙世代守着自己的事业而不改变。后夔不敢自认为懂得礼，契也不敢自任播种之事。到了三代时期，也都是各自贡献才能而安守本业，不互相侵犯。凡是书籍传记所记载的人，除圣人之外，都止于专长一门技艺、办理一种职务，所以他们的技艺没有不精湛的，他们的职务没有不办成的；后世所希望却达不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往下到了汉代，君子各自致力于自己的长处，互相辅佐，所以史书所记载的武帝、宣帝时期，从公孙弘、魏其侯、邴吉以下，都不过是凭一种才能著称于当世。每个人都有才能，才能也各有大小。才能大的安于自己的大才，不忽视小事；才能小的乐于自己的小才，不羡慕大才。因此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而不丧失自己的长处。到了后世，在上位者失去了这种道理，天下的士人都有了奢侈的志向，以只凭一门技艺著名为可耻，却想穷尽天下一切能做的事情。因此丧失了自己的长处，终于变得毫无用处。如今的士大夫，实际上的弊病就在这里。做官的人没有不谈论王道、阐述礼乐的，都想恢复三代、追赶尧舜，最后却无法实行，于是世间的政务也因此不能办成。求学的人没有不谈论天人关系、推究性命之理的，最后却无法穷究，于是世间的教化也因此不能明白。自我期许太高，考虑的范围太广；期许太高就没有实际用途，考虑太广就不能建立功绩。因此贤人君子遍布天下，事情却不能建立。听他们说话，内容夸大宏伟，令人喜悦；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却空泛漫无边际，毫无实际。这都是好名声的过错。深思古代的圣贤，他们建立功业，兴办有利之事，抵御祸患，甚至百工和小民所做的事情，也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不像当今因循苟且而又粗疏莽撞。其原因难道就出在这两件事上吗？恭敬地想到，明公才略宏伟，器量宽厚，学术广博，声名光耀，冠绝一时，并且能够震动百世。百世所仰望并以为正的人，只要心有所向，天下就会奔走趋附。因此您怜悯时世、忧虑天下的心，或许会从这些话中有所取用。轼还有比这更深的见解，却不敢说出。就此不再详述。轼再拜。【上刘侍读书】轼听说，天下所缺少的并不是才能。才能充满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天下所缺少的仍不是才能，而是气。什么叫作气？就是说，它是无法命名的东西，仿佛有鬼神在暗中帮助他。如今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办成；能够办成小事，却不能办成大事，就是气不足。气所加持的人，自己显得高大而外物显得渺小，因此承受最重大的事情而不惊惧，容纳最繁多的事务而不混乱，担当最艰难的任务而不忧虑，享受最大的快乐而不放荡。这种气，是从上天那里承受的，在不可知的境界中得到的；它卓然超出天下众人，处在万物之上，不拥有君长的职位，也没有杀伐、夺取、施舍、给予的权力，天下却环绕归附于他，这一定是有所获得了。才能很多却失败的人，是世人所说的不幸者；没有什么才能却常常成功的人，是世人所说的天幸者。至于幸与不幸，君子的议论不施用于成败之间，而施用于困穷与通达之际。因此凡是能够成功的原因，是气；能够失败的原因，是才。气不能守护自己的才能，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失败呢？世上之所以有很多失败者，都是只知道寻求才能，却不知道考察气。至于明公，也一定有所获得。轼不敢用虚浮的言辞和曲折的说法来奉承，确实是有所见到才这样说。

译天下有各自应得的分际，得到自己的分际就安定；不属于自己的分际，却从别人那里多取一丝一毫，众人就会一同起来争夺。天下有无穷的利益，从一命之官以上直到公卿宰相，利益可爱，途径也很平坦，朝廷设置科条，等待天下人选择取得。然而天下人踮起脚、抬起头，成群地仰望它，却徘徊不敢前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各自的分际有所止。天下如果有人没有功劳却升迁一级，众人就会指责他；升迁者不被下属容纳，提拔他的人也不被上级容纳，更何况升迁得更过分的呢！明公从徒步平民中起身，手执五寸之笔，书写在方尺之简上，却位列士大夫之上，纵横驰骋、迅速出众，压倒百官而成为他们的表率。这样还认为不够，又加授您师友之职，把全秦之地交给您；地方千里，这是古代方伯、连帅也不能拥有的疆域：东面阻挡崤、渑，北面跨越河、渭，南面依靠巴蜀，西面控制戎、夏。这是古代秦昭王、商君、白起之流使自身受伤、百姓受苦、经过百战才取得的地方。您奋臂而取得两制之职，不到十多年，天下却不认为太快；您没有建立战场上的功劳，也没有办理米盐之类的才能来独占富贵的美好，天下却不认为您没有功劳。您抗颜直言，高谈大论，自认为天下无可匹敌，而天下却不认为您没有谦让。这说明您的气确实足以使天下人深深折服。天下本来没有大事；天下如果有大事，除了气概超过常人的人，还有谁能够真正办成呢？轼是远方的鄙陋之人，游历京师，听闻明公的风范，庆幸明公还没有做到公卿宰相，而我还可以称诵您才气的盛美，或许也能够懂得真正的言语。可惜您将要最终向西离去，我不能跟随，所以请求在门下寻得一点空闲，希望能够仰望您的风采。就此不再详述。轼再拜。【上韩魏公论场务书】轼再拜，献书于昭文相公阁下。轼曾在西部任职，过去常认为，当今治理西部事务，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如果不痛下决心整顿，形势不足以长久安定，不能随着哪里倾斜就在哪里支撑，随着哪里毁坏就在哪里修补。然而这件事规模宏大、涉及广泛，不是可以仓促轻率议论的。如今所议论的，只是想救一时的急难，解除朝夕之间的祸患罢了。从前宝元年以前，秦地百姓的富强是可以想见的。中等人家不能用亩来计算土地，而要用顷来计算；上等人家不能用顷来计算，而要按赋税来计算。耕作于野外的人不愿意去做公侯；藏在民家中的财物，比府库还多。然而一经元昊作乱，便如冰消火燎，十成中只剩下三四成。如今所谓的富民，正是从前的仆隶；如今所谓的积蓄，正是从前残留下来的废弃物。然而我不知道元昊贼人的遗种，究竟会永远称臣服从，还是也会有时候不肯臣服。凭借从前百倍坚实完整的民力尚且不能支撑，凭如今伤残剩余的力量却能办到，我实在不明白。太平无事时，不多方优待宽裕百姓，使他们的气力充实雄厚，足以承担县官因时制宜的各种政务，却想一旦把他们投入患难之中，我恐怕外患尚未除去，内忧就已经乘隙而入了。凤翔、京兆这两个郡，是陕西的囊橐。如今假使发生变故，那么沿边遭受兵乱的郡，只知道作战和防守罢了。作战却没有粮食就会败退，防守却没有财力就会离散。假使作战不败退、防守不离散，其关键本来就在这两个郡。轼在凤翔任官时，看见百姓最害怕的事情，没有比衙前之役更严重的。从他们家中瓦罐、酒瓮、锅、甑等财物算起，长役达到十千，乡户达到二十千，都各占役一分。所谓一分，名义上说是耗费十千就可以办成，实际上都要十五六千，达到二十千，财产多的甚至多到无法计算。科役的法令虽然开始只向上等户征取，然而征不足时，就依次征取次等人家，最下等甚至家产达到二百千的，依法也可以征取。近年以来，凡是被征取的人，很少有能够超过二百千的。作为天子的百姓，从瓦罐、酒瓮、锅、甑等财物算起还不能达到二百千，凭什么称为百姓呢？如今财产达到二百千仍不能免除，百姓的穷困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县官的事务，每年以二千四百分为标准，所谓优轻、可以抵偿劳役的部分，不到六百分；捕获强恶之徒的事务愿意承担，查发赃弊的事务也愿意承担。因此二千四百分是衙前独自承担的，而六百分还不能完全由衙前承担。百姓的穷困，又可以知道了。如今最妥善的办法，只有逐日减少繁重艰难的事务，逐日增加优待轻省的事务，这样百姓还可以生存。这就是我之所以私下议论把官府专卖之利交给百姓的原因。具体情形已经详细记载在府中录送上报的文书里了。若听从我的意见，把这些全都给百姓，我曾粗略计算过损失的钱，以贯计算，每年不过二万。酒课上损失的钱，可以在税收中补回来，所以这二万还不能算完全损失。即使算作完全损失二万，增加的多、补偿的少，总之可以共同补足；这只是一个转运使所能办到的事情。如果使百姓日益困穷而无处申诉，将来没有办法应付仓促而意外的祸患，那么即使每年再得到千万钱，对失败也没有帮助，这是贤能将帅所畏惧的。轼认为，陛下刚刚统治天下，正在寻求为千万年谋划的办法，一定不会因为一个转运使能够办到的事情，而改变贤能将帅所畏惧的原则。何况相公才略冠绝天下，不受俗人的议论牵制。近来变更茶法，直到今天仍有十人中九人认为不便，相公尚且不顾，反而更加坚定地实行。如今这件事很小，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去年赦书下令由官府自行购买木材，关中百姓才知道还有活路。假如不是相公果断而努力实行，必定还要下发三司。三司本来就不会允许；即使侥幸允许了，也必定还要下发本路。本路再下发各郡，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然后监司汇集各方意见加以斟酌。等到重新报告朝廷，已经整整一年了。至于是否实行，又还不能知道。这样做，百姓还指望什么呢？

译如今山陵工程已经开始，每天耗费千金，轼却在这个时候议论把官府专卖之利交给百姓，显然会被认为迂阔而遭到嘲笑。然而我私下认为，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只在于能够在纷扰急迫之中，实行宽大、从容而长久的政策；这正是天下无法测度而又深深折服的地方。朝廷几十年来，取财没有方法，用财没有节制，所以百姓日益困穷，官府日益贫乏。一旦发生重大变故，就采取一切手段办事，不再有所选择。这是从来没有革除的过错，是今天应当深切惩戒、长远考虑的事情。山陵工程不过到年终结束，权宜的一切政令，也应当在工程完毕时停止。明年春天，就是陛下逾年即位、改元的年份，必定将首先实行王道，以此教化天下。趁现在让郡吏议定此事，减少并确定数额，再上报朝廷，那么现在正是进言的时候。恭敬地希望相公留意，千万幸甚。【上蔡省主论放欠书】轼在您的门下，踪迹实在十分疏远。然而我私下揣度，也似乎得到明公的了解。平常没有因缘，我本来不敢贸然写信；如今既然有话想说，却又默默受流俗之人的议论拘束，认为彼此关系疏远便不应干预进说，那么就是把明公也看作像普通人一样拘泥于关系疏密的区别了。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所以就冒昧有所陈说，不顾其他，只希望您稍微留意听取。轼在府中，实际负责处理拖欠的赋税。自今年麦子成熟以来，我每天都同平民结下怨恨，鞭打、枷锁拘系，以及同县官每天收取千百钱，这些我本来不敢有所畏惧。他们确实侵盗欺骗官府，又不按时偿还，即使每天鞭打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然而其中有些情形尤其值得悲痛：有的负责押运竹木，竹木被风水冲走；有的主持收运粮食，粮食因年久而损坏；有的布帛质量低劣，被估价剥削而算作亏欠官府；有的糟粕残滓溃烂，被合并计算而算作实际欠额；有的尚未交纳的赃物，责令当时主管的吏员赔偿；有的已经败坏折损的课税，摊派给担保和牵连的人家。官吏上下都知道他们并非有罪，也怜悯他们的不幸，但迫于法令条文，势不得不执行，朝廷也深知他们无处申诉，所以每次赦免都涉及这些人。如今那些日夜不停被追呼鞭打、不得休息的人，全都经历过几次赦免，远的已经经历六七次赦免了。问他们为什么不能释放，他们都说：‘我没有钱给三司的属吏。’我起初不相信，考察旧籍后，却发现有事情相同而先被释放的人。问他们，便说：‘那是有钱的人。’唉，天下人认为说出来就没有人敢违抗的，没有什么比得上天子的诏书。如今诏书已经答应释放他们，三司的属吏却独自不答应，这难道还可以忍受吗？恭敬地想到，明公在上，必定不会容忍这类人，所以我才敢把此事告诉您。共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以及杂乱物品还很多。这些都经过监司选派官吏详细核定，明确可以释放，我已经详细列出，报告本府。府中应当上奏，奏章将要下发三司，议论的人都说：‘一定不会得到答复；即使得到答复，也一定不会有明确彻底了结的命令。’轼认为不是这样。从前韩中丞审定释放拖欠，认为赦书所释放的欠额，必须等到其家业荡尽，甚至担保和牵连的人也没有一点遗产可以偿还，还要计算赦免以后经过的月日，作为应当释放的数额。这样一来，所能涉及的人很少，不符合天子一概宽免的意思。从今以后，只要没有隐瞒欺骗，就一概除免，不再追问其他事情。由此可以知道，这次所奏请的无疑都可以释放。恭敬地希望明公独自裁断并努力实行，使这二百二十五家都能够回去安顿自己的粗粮，奉养老人和幼儿，太阳西斜才起身，官吏不再来到门前，歌咏明公的恩德；也使赦书不成为空话而失去信用。冒犯您的威严，退下后更加恐惧惶恐。【答安师孟书】承蒙来信，所给予的厚意实在过分。您自己凭借美好的才华和积累的学问，取得当时的荣名，应该感念的，是您平生的师友，是朝夕同您一起讲学的人，像轼我又参与了什么呢？然而您对轼来说，您的得失、安危和忧乐，都是轼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您的处境足以影响到我。从前听说七位先生的过失，我悲伤得仿佛自己有了过失；后来听说您取得的成绩，也仿佛是我取得了成绩。如今您写信来，认为自己为此感到高兴的地方少，为轼感到高兴的地方多，您爱护我也太深了。然而那七位先生，难道会因为一次过失就忧伤吗？他们将退下来整治自己已有的学业，使它更加广博而且焕然一新，那么我对他们仍然有所希望。至于您取得成绩以后不骄傲，每天都知道自己不足之处，那么轼所得到的，也将会有更大的收获。【与曾子固书】轼叩头泣血陈说。轼所负的罪过极大，苟且活在朝夕之间，没有自行逃窜，却还贸然向朋友故旧之家通书问候。恭敬地想到，轼曾经侍奉祖父，祖父去世时，轼十二岁，还能够记得他的为人。我又曾见先君想请人撰写墓碣，虽然没有直接说要请谁，但私下揣测他的意思，是想得到子固的文章。京师人事纷扰，而先君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止步于此。唉，轼哪里还忍心说这件事！今年四月，轼护送丧柩回家，尚未下葬，偶然同弟弟辙翻阅家中的旧书，看到先君亲自疏录祖父事迹的几张纸，似乎是想撰写行状却尚未完成，这才知道他的心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件事。因此我想到，恐怕自己也会有一天突然死去，那么先君的心愿就永远不能实现了。谨将这些遗书稍加整理，编成行状，交给同年兄邓君文约，请他转告给您。恭敬地希望您哀怜并幸而答应此事。这岂只是罪孽深重的遗孤之幸，即使先君有知，也实在会因此得到您的恩宠和安慰。轼不胜悲哀祈求恳切之至。【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

译轼再拜。近来收到秦中故人的书信，得知进士董传在三月间因病去世。轼从前在岐下任官时，才开始认识董传，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对他了解得很熟。他为人不通晓世俗事务，却极其喜爱读书。他的文章清高脱俗，具有超出尘俗的姿态；至于诗和楚辞，在世上寻求能够同董传相比的，不过几个人罢了。这些本来不需要轼说，公自然知道。然而董传曾经希望公不肯尽力为他谋求一个官职，轼私下认为公并不是有所吝惜，而是知道董传禀赋太薄弱，不能胜任官职。今年正月，轼经过岐下，董传正在二曲守丧；我派人问候他的家人，董传却直接来到长安，在旅舍中见我，说明他的饥寒穷苦情状，说自己几次差点死去，依赖公才活下来。‘公又将推荐我到朝廷。我的一生没有妻子，近来有一位彭驾部，听说公推荐我，答应把他的妹妹嫁给我。如果服丧期满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又将有妻子，我这一生也不算白活，都是公的恩赐。’轼既替董传高兴，又私下为他忧虑。这两件事是活人常有的愿望，但对董传来说却是非同寻常的福分，恐怕不能实现。如今董传果然死了，悲哀啊！读书人的穷困贫薄，竟到了这样的极点吗？董传的才能器识，本来不适合通用于世俗的功名，但譬如象牙、犀角、珍珠、美玉，即使不能解决饥寒，也总不能让它们躺在泥涂之中；这就是公最终仍然推荐董传的原因。如今父子二人的尸骨暴露在寺院之中，守寡的母亲和体弱的弟弟，连自己谋求口粮都来不及，决定无法为他下葬。轼和在京师的几位故旧共同拿出钱来，作为赙赠给他的家人，但力量微薄，不能真正救济他们，实在令人怜悯。公如果还怜悯他，轼不敢希望其他，只估计足够安葬董传即可。陈绎学士将要到泾州，宋迪度支在岐下；公如果有赏赐给他们的东西，轼将把众人所出的赙钱收集起来，一并交给陈绎，再送到宋迪那里，让他负责安葬；如果还有剩余，就给他的家人。董传平生所写的文章，应当派人到他家取来；如果取得，当献给公。冒昧惊扰左右，实在惶恐不安。●卷七十三 ◎书十首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史馆相公阁下。轼到任郡中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民情质朴，过往客人稀少，真是愚拙之人适宜长久居住的地方。然而遭受灾害之后，百姓已经困苦不堪。我一进入境内，就看见百姓用蒿草藤蔓包裹蝗虫，把它们埋葬在道路左边；接连不断，二百多里都能看见。听说捕杀的数量，报到官府的有将近三万斛。然而官吏都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甚至有人说蝗虫是在替百姓除草。假如蝗虫果真是在替百姓除草，百姓将会祝祷而欢迎它们，难道还忍心杀掉它们吗？轼近来在钱塘，看见飞蝗从西北而来，声音扰乱浙江的涛声，向上遮蔽日月，向下遮盖草木，蝗虫落到哪里，放眼望去哪里就一片萧然。这只是京东余波影响到淮、浙罢了，而京东却偏偏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究竟要欺骗谁呢？郡中已经上奏章详细论述此事了。希望公稍微相信我们所说的，特意酌情减免秋税，或者暂缓征收青苗钱。轼是疏远的小臣，腰颈不足以承受斧钺，难道敢把并非灾害的蝗灾上报来欺骗朝廷吗？如果您一定不相信，正要重新检验查核，那么饥饿羸弱的百姓，就要到沟壑之间去寻找了。而且百姓不只是苦于旱灾和蝗灾。方田均税的祸患，行路的人都知道。税赋不均已经很久了，然而百姓安于旧制，无处归怨。如今却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夺取甲户的田地给乙户，结果不均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而百姓的怨恨才开始有了具体的归属。如今又实行手实法，虽然条目曲折而不一，但大体上依靠互相告发。过去治理天下的人，厌恶告发造成风俗败坏，所以制定了不干涉自身事务的原则，除非盗窃和强奸，不得捕捉告发。后来渐渐失去了前人的本意，逐步打开了告发的门路。而如今的法令，公开悬赏来寻求别人过错的，十件中常有八九件。告发别人过错的人，没有不是凶恶奸诈、没有良心的。过去州县共同憎恶他们，想尽办法除掉他们，良民才得以安宁。如今却用厚重的赏赐招来并任用他们，难道是吾君敦厚教化、相公推行正道的本意吗？这样做的人，都是想用它来平均征出役钱罢了。免役法长期实行的利弊，轼不敢妄加议论。朝廷如果一定要推行，尚且可以选择简便易行、危害不深的办法。轼认为，确定户籍簿册最为便利，应当采用古代五等户籍法，只把第四等、第五等再分为上、中、下三等。过去确定户籍簿册是为了服役，役期尚未到来时，即使分等不当，百姓也不争辩，等役期到来以后才申诉。因此旧簿不能采用。如今确定户籍簿册是为了钱，百姓知道本户应当出钱，就不容许有大的错误。户名次序和细微区别，或许还不能完全详尽，但至于等级，大概已经略微符合实际了。轼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只是应当先确定役钱需要多少，预先规定一个最低数额，把它分摊给下五等。（下五等，是指第四等的上、中、下三等和第五等的上、中两等。这五等过去服役最轻，必须使他们出的钱最少才可以；第五等下户，更不应当出一文钱。）其余的由县令、县佐自行办理，估量三等以上百姓所能承担的财力，再分配给他们。三等以上人户钱物的数额，即使是他们的亲戚也不能完全知道；至于财产厚薄，县令、县佐中稍有才能的人，可以凭意度量。比如某县第一等共有若干户，估计他们合起来可以出若干钱，就把这些人全部召到官府，把总数交给他们承担，而不逐户分派。让百姓自己互相比较选择，依次分摊承担，只要凑足数额就可以了。第二等则按乡分配：某乡第二等共有若干户，估计他们合起来可以出若干钱，就把他们召来分摊，像第一等那样办理。第三等也如此。他们聚族而居，彼此相望，贫富互相了解，利害相互比较，不容许有人独自侥幸逃避。相互推究、互相诘问，不到一两天就会自行确定。如果分户，就平均分担役钱；如果典卖田产，就把所分摊的役钱写入契约要点，使他的子孙和买主各自按照自己的名义附在旧户名下供官；到三年编造簿册时，就不再沿用旧的，全部按照新的情况办理。这样，朝廷又有什么可求取的呢？所谓浮财，绝不可能知道确切数目。凡是告发的人，也只是凭主观猜测而已。猜中了，赏赐没有定数；猜不中，最重不过杖六十到八十下。小人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近来军器监需要牛皮，也采用告发赏赐的办法。农民丧失牛匹，比丧失儿子还痛苦；老弱妇女之家，报官稍微迟缓，就遭到鞭打，并被责令交纳几十千钱，用来给那些游手浪荡之人，最后只是为了得到牛皮罢了，何至于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