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七◎碑二首

译宋朝兴起一百三十年，四方没有忧患，人才每年增多。大概自秦、汉以来，从没有像这样兴盛过。虽然达到这种局面并非只有一个原因，但关键在于军队不使用，即使使用也不会长久；如果总是让有智慧的人谋划、让仁厚的人守持，即使达到无穷久远的太平也可以。自晋代天福年间以来，契丹占有幽州、蓟州，北部边境的警报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共有六十九年。到景德元年，契丹举全国来侵犯，进攻定武，包围高阳，没有攻克，便攻陷德清以侵犯天雄。真宗皇帝采用宰相寇准的计策，决定亲自出征。军队驻扎澶渊后，各路军队会集于行在，契丹受到震动，双方刚一交战，宋军便射杀了契丹骁将顺国王挞览。契丹害怕了，于是请求议和。当时各位将领都请求在界河会合军队，拦截契丹军队归国，再慢慢用精锐部队从后面追击，将其消灭。契丹害怕，向皇帝求情。皇帝说：“契丹和幽州、蓟州的百姓都是我的百姓，为什么要多杀人呢！”于是诏令各位将领按兵不动，不要进攻，放契丹回国。契丹从此与宋朝通好守约，不再侵犯边境，持续了三十九年。等到赵元昊叛乱，西部连年转战，战争长期不能解决。契丹的大臣中有贪图功劳的人，认为宋朝怯弱而且厌恶战争，于是教唆契丹君主编造说辞来挑动宋朝，想要取得晋高祖给出的关南十县。庆历二年，契丹在边境聚集重兵，派其大臣萧英、刘六符前来聘问。军队已经压境，使者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到来，朝廷内外都很愤怒。仁宗皇帝说：“契丹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不能抛弃；应当用重大恩惠来安抚它。”命宰相选择回访使者。当时契丹的意图难以测度，群臣都不敢前往。宰相推荐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富弼立即入内殿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仁宗因此变了脸色，于是任命富弼为接伴使。萧英等进入宋境，仁宗派中使慰劳他们，萧英借口脚有病不行礼。富弼说：“我曾经出使北方，病得躺在车中，听到命令仍立即起身行礼。如今中使到来，您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惧地起身行礼。富弼敞开心怀同他们交谈，不把他们当作夷狄对待。萧英等看到富弼毫不隐瞒，也不再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于是支开左右侍从，秘密把契丹君主想要的东西告诉富弼，并说：“可以答应，就答应；不能答应，就再用一件事来堵住他。”富弼把这些全部上奏。仁宗命御史中丞贾昌朝负责馆伴，决定不割让土地，但答应增加岁币，又命富弼出使回访。富弼到达契丹后，刘六符负责接待他；富弼反复往返十多次，每次都说明割地绝对不可行。见到契丹君主后，富弼询问原因。契丹君主说：“南朝违反盟约，封闭雁门，增筑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什么意思？群臣请求举兵南下，我认为不如先派使者求取土地，求取不到，再出兵也不晚。”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恩了吗？澶渊之战时，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话，北方军队将没有人能够逃脱。况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君主独享通好的利益，而臣下没有所得；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战争的祸患由君主承担。因此北朝群臣争相劝说用兵，都是为自身打算，并不是国家的计策。”契丹君主惊问：“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援；末帝昏乱，神人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凭一国军队独自取胜。虽然俘获了财物，充实了群臣之家，但壮士和健马死亡过半，这种祸患由谁承担？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处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获胜吗？” 契丹君主说：“不能。”富弼说：“胜负还不能确定。即使契丹取胜，损失的士兵和马匹，应当由群臣承担吗？还是由君主承担？如果不断通好，岁币全都归君主所有，臣下得到的，只不过是每年一两名出使者的俸禄罢了，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契丹君主完全醒悟，久久点头。富弼又说：“封闭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始于何承矩，修建之事发生在通好以前；由于地势低洼，水聚集在那里，形势上不得不增筑。城池都是修复旧有的，民兵也是旧日的名册，只是补足缺额罢了，并不是违反盟约。晋高祖把卢龙一道割让给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了，如果双方都想索取不同朝代的旧地，难道是北朝的利益吗？本朝皇帝命使臣传达的话是有依据的。他说：‘朕替祖宗守护国家，绝不敢把土地给别人。北朝所想要的，不过是从中获得租税罢了。朕不愿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两国百姓多遭杀戮，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以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有意破坏盟约，只是借此作为说辞。朕难道也能独自躲避战争吗？澶渊盟约，天地鬼神确实都在监临。如今是北朝首先发动战争，过错不在朕。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契丹君主深受感悟，于是想要联姻。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人的寿命长短又无法预知，不如岁币稳固长久。”契丹君主说：“你暂且回去吧。下次再来，我当选择一个公主嫁给你，你就带着誓书来。” 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契丹君主深受感悟，于是想要联姻。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人的寿命长短又无法预知，不如岁币稳固长久。”契丹君主说：“你暂且回去吧。下次再来，我当选择一个公主嫁给你，你就带着誓书来。” 富弼回朝复命，准备再次出使，先从政府接受国书和口头传达的言辞。出发后走到乐寿，他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看过国书；万一国书上的措辞与口头传达的内容不同，那么我们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查看，果然不同。于是急忙返回都城，在下午入宫觐见，留宿学士院一夜，换好国书后才出发。富弼到达契丹后，契丹不再要求联姻，专门要求增加岁币，说：“南朝送给我国的国书，应当写‘献’，否则就写‘纳’。”富弼争辩说绝对不可以。契丹君主说：“南朝既然已经害怕我了，为什么吝惜这两个字？如果我拥兵南下，难道你们不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百姓，不忍让他们遭受刀兵，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怎么能说是害怕呢？如果迫不得已而用兵，那么南北两国交战，应当以是非曲直决定胜负，不是使臣所忧虑的事。”契丹君主说：“你不要固执，自古也有这种事情。”富弼说：“自古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因此以臣下身份侍奉突厥。当时送出的礼物，或许称为‘献’、‘纳’，这已经无法知道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哪里还有这种道理！”富弼声色俱厉，契丹知道无法使他改变，便说：“我应当自己派人去商议。”

译于是契丹留下已经答应增加岁币的誓书，又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带着本国誓书前来，同时要求使用“献”“纳”二字。富弼上奏说：“臣既然以死拒绝了这件事，契丹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再答应；契丹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仁宗听从了他，只增加岁币二十万，契丹于是安定下来。北方无事，大概又持续了四十八年。契丹君臣至今还传诵富弼的话，守住盟约而不忍破坏，正是因为他的道理使他们明白，知道通好和用兵各自的利害所在。所以我曾私下评论：一百多年间，战争没有大规模发生，是由于真宗、仁宗的德政，也是寇准和富弼的功劳。赵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曾祖父赵处谦，曾任内黄令；祖父赵令荀，曾任商州马步使；父亲赵言，曾任尚书都官员外郎；都因赵公显贵而追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分别封为邓国公、韩国公、秦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亲韩氏，分别封为鲁、韩、秦三国太夫人。赵公年幼时专心求学，胸襟宏大。范仲淹见到他便赏识他，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范仲淹带着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立即把女儿嫁给他。仁宗再次实行制科考试，范仲淹对赵公说：“你应当凭此进身。”天圣八年，赵公以茂材异等科中第，授任将作监丞，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因李迪征召，任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秦国公去世，赵公服丧期满。适逢郭后被废，范仲淹等人据理力争，范仲淹被贬为睦州知州。赵公上奏说：“朝廷一次举动却得到两项过错，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当召回范仲淹，以招来忠言。”赵公任绛州通判。景祐四年，召试馆职，升任太子中允，充任直集贤院。又因王曾征召，任郓州通判。宝元初年，赵元昊反叛。赵公上疏陈述八件事，并说：“赵元昊派使者请求割地、索取金帛，使者的部属、仪仗、物品都像契丹使者一样，而言辞十分傲慢，这一定是赵元昊的心腹谋臣主动请求出使。应当出其不意，在都市斩杀他们。”又说：“夏守【字疑】是庸人，平时尚且不应任用，何况在艰难时期，怎么可以任枢密呢！”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他有宰相的气度。朝廷召他回京，任开封府推官，又升任知谏院。康定元年，元旦发生日食。赵公进言请求停止宴饮和音乐，即使契丹使者住在馆舍，也只应前往赐给饮食罢了。执政认为不可。赵公说：“万一北方契丹这样做，岂不是使朝廷蒙羞吗？”后来出使契丹归来的人说：“契丹境内停止了宴饮。”正如赵公所说。仁宗深深后悔。当初宰相厌恶听到忠言，下令禁止越级谈论政事。赵公借论日食之机，认为应对天变没有比疏通下情更好的办法，于是朝廷废除了这项禁令。赵元昊侵犯▯延，杀死二万人，攻破金明，俘获李士斌。延州知州范雍、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中贵人黄德和率兵先逃；刘平、石元孙战死，而范雍、卢守勤却把罪责推给通判计用章、都监李康伯，二人都被流放岭南。黄德和诬奏刘平投降贼人，诏令派兵包围看守刘平的家。赵公说：“刘平从环庆率兵前来救援，因为奸臣不救，所以失败；他最终还骂贼而不肯进食，因而死去，应当抚恤他的家属。卢守勤、黄德和都是宦官，依仗权势诬陷别人，希望借此自我免罪，应当彻底审理他们的案件。”枢密院奏称目前正在用兵，案件不能立即审结。赵公说：“大臣依附下属、欺骗皇上，案件不能不审结。”当时卢守勤的儿子卢昭序任御药，赵公上奏请求罢免他；黄德和最终被判腰斩。延州有二十名百姓到宫阙前报告危急情况，仁宗召见询问，完全了解到各位将领战败死亡的情形。执政大臣厌恶这件事，命令边郡禁止百姓擅自到宫阙申诉。赵公说：“这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宰相厌恶皇上知道四方有败事罢了。百姓有急事，不能到朝廷申诉，就会向西投奔赵元昊，向北投奔契丹了。”夏守勤任陕西都统管，又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赵公说：“任用守勤已经被天下人耻笑，王守忠担任钤辖又与唐代宦官监军没有区别，将领和官吏必然怨恨恐惧，难道还要再走卢守勤、黄德和失败的老路吗？”诏令罢免王守忠。当时又任用观察使，魏昭▯丙任同州知州，郑守忠任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任步军都指挥使。赵公说：“魏昭▯丙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一定会坏事；郑守忠和高化原来都是亲事官，都是奴才小人，不可以任用。”诏令派侍御史陈洎前往陕西督促修城，并且修筑潼关。赵公说：“天子把四夷作为屏障，如今修筑潼关，难道是要放弃潼关以西吗？”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自从用兵以来，官吏百姓上书的人很多，起初朝廷都不采纳。赵公说：“知制诰本是中书省的属官，可以选择两人设立机构，由中书省考察他们所说的话，有可采用的就采用。”宰相把这件事交给学士办理，赵公说：“这是宰相偷懒避事，想把天下的是非全都交给别人。”请求与宰相在朝廷上辩论。又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交给枢密院。周代宰相魏仁浦兼任枢密使，建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知枢密院事。如今军队兴起，应当让宰相按照旧例兼领枢密院。”仁宗说：“军国事务，应当全部归中书省，枢密院不是古代的官职。”但仁宗又不想立即废除枢密院，便从宫中降诏，命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议论枢密院的事务，并且把诏令抄录在案。宰相把宫中降诏拿到皇帝面前，说：“恐怕枢密院会认为臣夺取了它的权力。” 赵公说：“这只是宰相逃避事务罢了，并不是害怕被夺权。” 当时西夏首领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自以伪造的将相身份来投降，朝廷授予他们借奉职的官职，拘留安置在荆湖。赵公说：“这两人投降后，他们的家族已经被灭了，应当厚加赏赐，以此鼓励后来投降的人。”皇帝命令把赵公的意见送交中书省。赵公见到宰相，谈论这件事，宰相起初竟不知道。赵公叹息说：“这难道是小事，而宰相却不知道吗？”他又极力陈述此事，皇帝听从赵公的意见，任命宰相兼任枢密使。赵公被任命为盐铁判官，升任太常丞、史馆修撰，奉命出使契丹。庆历二年，改任右正言、知制诰，负责纠察京城的刑狱案件。当时有人使用伪造的文书剃度为僧，事情败露后，发现是堂吏替他们办理的。开封府审查了其余人员，却没有追究堂吏。赵公向执政申明，请求把堂吏交付司法审理。执政指着自己的座位说：“您就坐到这个位置上吧，不要为了博取名声而做事。”赵公神色严肃，不接受这番话，说：“一定要抓到那个堂吏，这件事才算完。”执政更加不高兴，故意推荐赵公出使契丹，想借机给他定罪。欧阳修上书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请求留下赵公，皇帝没有答复。

译出使回来后，赵公被任命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恳切辞谢而不接受。刚接受出使命令时，听说一个女儿去世；再次接受命令时，又听说一个儿子出生；他都没有顾念，径自出发。收到家书后，他没有拆看便烧掉，说：“只是白白扰乱人的心意。”不久升任翰林学士。赵公见到皇帝后极力辞谢，说：“增加岁币，并不是臣原来的志愿，只是因为朝廷正在讨伐赵元昊，无暇同契丹争战，所以不敢以死力争；臣哪里敢接受这种赏赐呢！” 庆历三年三月，朝廷于是任命赵公为枢密副使，他更加用力辞谢。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七月，又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赵公说：“契丹既已通好，议论的人便说没有事情了，边防逐渐松弛；契丹万一破坏盟约，臣即使死了也有罪。不只是臣不敢接受这个职务，也希望陛下想到夷狄轻视侮辱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记修明政事。”于是把这些话写入奏书呈到皇帝面前，仍被罢免。过了一个多月，又重新任命他为原职。当时赵元昊的使者辞行，群臣在紫宸殿门排列站立。仁宗等赵公进入枢密院官员的班列后才坐下，并且让宰相章德象告诉赵公：“这是朝廷特意任用你，并不是因为出使契丹的缘故。”赵公不得已才接受任命。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和赵公任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任谏官，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鲁地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逐一颂扬群臣，都符合事实。其中说：“仲淹、富弼，是一夔、一契。”天下人都不认为过分。赵公既然以社稷为己任，而仁宗又要求他和范仲淹成就功业，希望在一月之内实现太平，多次亲自下诏督促他们列举具体措施。仁宗又打开天章阁召见赵公等人。赵公等人坐下，皇帝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写出自己想要实行的事情，又派两名中使轮流前往督促，并命范仲淹主管西部事务、赵公主管北部事务。赵公于是与范仲淹各自上奏当世政务十多条。赵公又亲自上奏河北安边十三策，大致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制止侥幸、革除积弊为根本，想逐步更换各路监司中没有才干的人，使他们清理淘汰所属的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高兴了。赵元昊派使者带着国书来，称自己为男而不称臣。赵公说：“契丹已经使赵元昊称臣，而我们却不让他称臣，那么契丹就会成为天下无敌。不能答应。”于是退回了他的使者，赵元昊最终称臣。庆历四年七月，契丹来告知宋朝，说要出兵讨伐赵元昊。十二月，诏令册封赵元昊为夏国主，使者将要出发时却暂且停止，等待契丹使者到来。赵公说：“如果契丹使者到来之前就派使者出发，那么这件事的恩惠出自我国；契丹使者到达后再派出使者，恩惠就归于契丹了。”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契丹在云中接受宋朝的礼物，并且准备出兵。恰好赵元昊攻打呆儿族，距离河东很近。皇帝问赵公：“契丹会不会和赵元昊联合袭击我们？”赵公说：“契丹自从得到幽州、蓟州后，不再从河东入侵，是因为河北地势平坦、富饶，而河东险要、贫瘠，而且还担心我们从镇州、定州出兵，捣击燕州、蓟州的空虚之处。如今他们出兵没有名义，契丹是大国，决不会这样做。即使他们妄自行动，也应当出其不意，不应先在云中接受礼物。赵元昊原本同契丹约定互相配合来困扰中国，如今契丹背弃约定，同我国交好，独自获得丰厚岁币，赵元昊因此有怨言，所以契丹修筑威塞州来防备他。呆儿族多次杀死威塞州人，契丹怀疑是赵元昊指使的，所以发动这次战事，怎么能联合起来侵犯我国呢！”有人请求调发军队以作防备。赵公说：“契丹即使不来，也还想用虚假的声势困扰我们。如果调发军队，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臣请求承担责任。契丹如果入侵，臣愿承担欺骗皇上、误国的罪责。”皇帝于是停止了调发，契丹最终没有行动。赵公说，契丹将来制造祸难，一定会在河朔。赵公上奏十三策后，又请求镇守一个郡来实行这些措施。小人不断怨恨赵公，大臣中也有人用流言诬陷他。皇帝虽然不相信，赵公仍感到害怕，便借保州盗贼平定之机，请求任河北宣抚使以躲避诬陷。宣抚使将要返回时，赵公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郓州知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诬陷他的人仍不停息，于是朝廷罢免了他的安抚使职务。一年多后，诬陷没有应验。朝廷加授他为给事中，调任青州知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河朔发生大水，百姓流亡到京东。赵公选择辖区内丰收的五州，劝导百姓拿出粮食，共得到十五万斛，又用官仓粮食补充，按所在地储存起来。他找到官私房屋十多万处，分散安置流民，以便他们取得柴火和饮水。原先任过官、正在等待职缺以及寄居当地的官吏，都发给俸禄，让他们到流民聚集的地方去；又选择老弱病瘦的人给粮食。山林、河泊中有可以取用来谋生的资源，听任流民取用，其所有者不得禁止。官吏都把自己的功劳和所承担的期限写成奏章请求上报，以便日后按次序在朝廷受赏。每隔五天，赵公就派人带酒肉、干粮和饭去慰劳他们，完全出于真诚，人人都尽力工作。流民中死亡的人，便修筑大坟安葬，称为丛冢，赵公亲自写文祭奠。第二年麦子大丰收，流民各自按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来充当士兵的又有一万多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赵公，随即任命他为礼部侍郎。赵公说：“救灾是守臣的职责。”辞谢不接受。在赵公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集中到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在一起，往往造成疾病流行，又相互践踏而死，有的人等候数日仍吃不到东西，得到粥后反而全都僵倒在地，名义上是救济他们，实际上却是杀害他们。自从赵公制定出简便周全的办法，天下都把它当作准则，一直到今天，不知道已经救活了几千万人。王则占据贝州反叛，齐州的禁兵马达、张青和奸民张握等从妖师那里得到剑印，想要带领众人叛乱，将要屠杀城中百姓来响应王则。张握的女婿杨俊到赵公那里告发此事。齐州不属于赵公的辖区，他担心事情泄露而发生变化。当时中贵人张从训奉命到青州，赵公估计张从训可以办成此事，便把事情交给张从训，让他快马赶到齐州，派遣官吏士卒将他们全部捕获，没有一个逃脱。赵公又自行弹劾擅自派遣中使的罪过，仁宗嘉奖了他。朝廷再次任命他为礼部侍郎，赵公又恳切辞谢不接受。赵公升任资政殿大学士，因明堂恩典授任礼部侍郎，调任郑州知州。又调任蔡州知州，加任观文殿学士，任河阳知州，升任户部侍郎，任宣徽南院使，兼任并州知州、河东经略安抚使。至和二年，召回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受命。宣读任命诏书的那天，士大夫们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察知了这件事。欧阳修在殿上奏事，皇帝把情况全告诉他，并说：“古人寻求宰相，有时从梦兆和占卜中得到。如今朕任用两位宰相，人情竟然如此，难道不是比梦兆和占卜更贤明吗？”欧阳修叩头称贺。

译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进见，朝廷内外忧虑恐惧。文彦博与赵公等人径直入宫问候病情，内侍阻止他们，但他们没有听从。于是他们以监视、察看祈禳祷告为名，请求留宿内殿，宫中一切事务都在禀报之后才办理，禁宫之中肃然安静。嘉祐三年，加授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赵公做宰相时，遵守现成的法令，实行旧有的制度，同时辅以公议，不把私心夹杂其中，所以百官各司其职，天下太平无事。由于各地百姓的财力困乏，赋税劳役不均，他派使者分道巡视，裁减赋役，称为宽恤民力。又放宽茶叶禁令，以便利商人，减少刑狱案件，天下都感到便利。嘉祐六年，秦国太夫人去世，赵公服丧，仁宗下诏按照旧例停止春日宴饮。执政大臣遇到丧事都被起复，赵公认为，战事时期可以改变礼制，太平时代却不能这样做。仁宗依靠赵公来处理政务，先后五次派使者起用他，他最终没有听从命令，天下人都称赞他。英宗即位，任命赵公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户部尚书。过了一年，赵公因脚疾请求解除机密事务，上奏二十次，朝廷任命他为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河阳，封祈国公。赵公五次上章，辞去使相之职，并且说：“真宗以前，不轻易把这个职务授予人；仁宗即位初年，执政大臣想为自己留下地位，所以开创了这个先例。仁宗一朝终了，罢免的宰相、枢密使都被授为使相，即使不称职、犯罪的人也是如此，天下人都非议这种做法。如今陛下刚即位，希望从臣开始立下法度。”皇帝没有听从。神宗即位后，改任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郑国公又请求免去使相之职，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他赴朝。他因脚疾坚决推辞，于是又任河阳判官。熙宁元年，调任汝州，并下诏召他入朝觐见。因他脚疾，允许他乘轿到殿门，皇上特意在宫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命其子绍隆入内搀扶，又命他不必行拜礼。两人坐下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西斜，赐给绍隆五品官服。再次召见时，皇上想留他任集禧观使，他坚决辞谢，赴任郡职。第二年二月，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给一所甲第，他都辞谢不接受。又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到任以后，还没有进见皇上。有人在皇上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造成的，并非人事得失所致。他听说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敬畏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距离祸乱和灭亡就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推行邪说，所以先引导皇上，使皇上无所畏惧，让那些辅弼、规谏和诤谏的大臣无法再施展力量；这正是治乱的关键。我不能不赶快挽救。”于是立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说明这种说法绝对不对。群臣请求皇上上尊号并奏乐，皇上因为长期旱灾没有答应。群臣坚持请求奏乐，他又说：“按照旧例，发生灾变都要撤去音乐。我担心皇上因为同天节要接见契丹使者、接受祝寿，所以还没有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我认为，停止祝寿正是盛德之举，应当用来向夷狄表示，请一并停止祝寿。”皇上听从了他。当天就下了雨。他又上疏，希望皇上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疏远奸佞，亲近忠良。皇上亲自书写诏书答复说：“道义忠正，言语亲切；道理正确，文辞直率。如果不是出于爱护君主的心意、怀有维护王室的志向，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我岂敢不把这些话放在枕边，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自戒。更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指日而待了。”他上疏谢恩后，又不断重申劝戒，希望陛下对待群臣，不要因为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也不要凭喜怒决定任用或罢免。他第一次进见皇上时，皇上问边境事务。他说：“陛下即位之初，应当施行德政、广施恩惠，我希望您二十年内不要开口谈论用兵。”于是提出九件事作为劝戒。八月，他因病请求辞职，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河南判官。又因他的请求，改任亳州。当时正推行青苗息钱法。他认为，这种法律一旦施行，财富就会聚集到皇上手中，百姓却会离散于下；而且富民不愿借贷，愿意借贷的都是贫民，日后无法偿还，因此坚持不予推行。但提举常平仓赵济弹劾他身为大臣阻挠新法，说新法施行应当从贵近之臣开始；如果搁置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于是授他为左仆射，任汝州判官。他说：“新法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不能再治理郡事，希望回洛阳养病。”皇上答应了。不久他请求退休，授司空，又恢复武宁军节度使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退休。他虽然住在家中，但朝廷有重大利害之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进言的。交趾叛乱，诏令郭逵等人讨伐。他说：“海边山岭险远，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前进，希望诏令郭逵等人根据有利情况决定进退，以保全王师。”契丹来争夺河东地界，皇上亲自写诏书询问他。他说：“熙河各郡都不足以守住，但河东地界决不能答应割让。”元丰三年，官制施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已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说：“至和三年仁宗皇帝身体不适时，他的父亲尧臣曾与文彦博、刘沆以及公共同商定大计，请求确立储嗣，仁宗答应了。恰逢第二天病情好转，所以暂缓此事，没有人再知道。”王同老把他父亲尧臣所撰写的诏书草稿呈上。皇上拿这件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说与王同老所言相合。皇上赞赏公等人的功绩如此卓著，而他们始终没有自己谈及此事，于是下诏任公为司徒，并任他的儿子绍京为阁门祗候。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公在洛阳私宅的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亲手封好遗表，让儿子呈上，世人都不知道其中所说的内容。皇上听到讣告后震惊悲痛，停止临朝视事，从宫中取出祭文，派使者到灵前致祭，厚重地赙恤他的家属。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公的妻子是周国夫人晏氏，在公去世后四年去世。儿子三人：绍庭，官朝奉郎；绍京，官供备库副使，在公去世后十个月去世；绍隆，官光禄寺丞，早逝。女儿四人：长女嫁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冯京去世后，又让次女续为正室，封安化郡夫人；次女嫁承议郎范大琮；次女嫁宣德郎范大▯。孙子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务郎。

译公天性极其孝顺，恭谨节俭，喜好礼仪。他与人谈话，即使对年幼卑贱的人也一定充分表示敬意，神色和悦庄重，终身不曾显露喜怒。但他乘一辆车进入不可测的敌国朝廷，责问其君臣，使对方理屈口服、心悦诚服，没有一句话稍有屈服，这难道不是所谓大勇吗！他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大概出于天性。他常说：“君子和小人如同冰炭，决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如果把他们一并收用，小人一定会取胜，就像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最终必然变臭。”他担任宰相、河阳判官以及最后请求退休居家时，先后三次上章，都说：“天子的职事没有别的，只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并决定进退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君子和小人同时存在，形势上君子必然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保全自身而退隐，以守道为乐而不感到苦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会结党构陷、煽动是非，千方百计一定要取胜才罢休。小人再次取胜，必然放纵毒害善良的人，什么坏事都做；想求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 他写文章，善于辩析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二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振济策》三卷。他一生推荐的人很多，其中尤其知名的有十多人，如王质及其弟王素、余靖、张瑰、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р之、杜杞、陈希亮这一类人，都在世上有声望，世人因此认为他善于识人。元祐元年六月，下诏让公配享神宗皇帝的庙廷。第二年，又因明堂恩典，加赠太师。绍庭向朝廷请求说：“先父的墓碑还没有树立，希望能有恩典来荣耀安抚他。”皇上亲自为碑首篆书“显忠尚德之碑”，并命臣苏轼撰写叙述其事。臣谨行拜手稽首之礼，献辞说：世上从来没有不是贤人的时代。从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直到今天，有这样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臣子，所以仁宗、英宗直到神宗，都具有同一的德行，能够获得上天的眷顾，于是上天赐给他们像公这样光明伟岸、杰出卓异的人。考察公的事迹，体味他的一生，那么三位宗主的盛德，不必询问就可以知道了。古代臣子功劳越高，自身越危险；名望越重，诽谤越容易产生。因此，闻名一世的人，很少能始终凭功名而终老。臣看三宗对待公，使他的功名得以保全，并保护他善始善终，大概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当契丹请求割让土地时，皇上命宰相逐一询问近臣谁能替朕出使敌国，众人都以各种事情推辞。只有公慨然请求前往。出使完成后，皇上想任用公，公却迟疑退避，不敢接受；先前那些推辞不去的人，因为以自己未能出使为羞耻，便只怨恨公，结伙诽谤他，无所不用其极。等到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大臣们便像仇敌一样憎恨公，编造流言陷害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仁宗慢慢察究此事，完全辨明那些诬陷，最终任公为宰相。到英宗、神宗时期，公已经老了，但功勋载在史官记载中，德泽留在百姓之中。天子虚心听取公的意见，西戎、北狄都看着公的进退，把它作为中国国势轻重的标志。然而一个赵济竟敢动摇他，幸亏神宗具有日月般的明察，对公的了解更加深刻。公虽然请求退休，但有重大政事，皇上必定亲自下诏询问。又追论当年定策的功勋，向天下宣告，使恩宠延及他的子孙；此后小人不敢再议论，公从容进退，最终成为宗室重臣。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难道不是这样吗！公既然配享清庙，应该作颂诗，以昭示后世。诗辞说：五代有八个姓氏，十二位君主，四十四年间，局势纷乱如乱丝。把百姓当作嬉戏，把杀人当作轻快之事；战争遍及黄河以南、黄河以北，血腥气直冲上天。上帝厌恶这种情形，命我朝祖宗降临，把炉锤交给你们，前去销毁它的锋芒。谁说百姓远在天边？我听见他们的呻吟。请你们暂且忍耐，不要残害我的百姓。六位圣君承受天命，心志始终如一，告诫后代，承接上天的命令。不要割鼻断足地残害人，何况敢于喜好战争呢？一百三十年间，忌讳战争和刑罚。只有那北方戎族，说皇帝骄傲自大。皇帝听到这话，便摧折它的萌芽。上天特别降生了莱公，用尺杖鞭打它。它既已服从驯顺，便安抚而使之安定。堂堂韩公，与莱公相继而出。再次出使燕地，北方因此安宁。景德元年，才开始同契丹结盟。公正生于这一年，天命就是如此。公还在母腹中时，秦国夫人便惊醒不安；旌旗、鹤雁等祥瑞降临，充满她的庭院。有人说这是上天赦免百姓的征兆，不久公便出生了。上天想赦免百姓，公开启了上天的心意。北到燕然山，南到黄河，亿万生民都由公亲自抚慰。水灾和饥荒接连发生，百姓四散向东流亡；五十万人仰赖公供养。公在朝廷内部，恩泽从泉源流向边际；公在四方，恩泽从枝叶流向根本。百官都是治理百姓的人，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公辅佐我们三位宗主，使光明盛德相互协合。皇帝说公要来了，陨星落在他的厅堂。有一座高大的坟丘，难道公竟埋藏在这里吗？高山降下神灵，如今归去而不再停留。臣苏轼作颂，用来配合《崧高》。【赵康靖公神道碑（代张文定公撰写）】宋朝拥有天下一百二十五年，六位圣君相互承继，专门实行一种治国之道，就是仁，不夹杂其他权术。刑罚以不杀人为能事，军事以不动用为功绩，财富以不聚敛为富足，做人以不自作聪明为贤能。即使有超越常人的才干，如果德行没有达到要求，最终也不会得到重用。六位圣君一心一意，坚守这一道理而不改变。因此，自建隆以来直到今天，卿相大臣大多被称为长者。记住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失，容忍污垢、隐藏瑕疵，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把这作为常行的德行。所以四方百姓安定，战争没有发生，百姓拥戴宋朝，即使死也没有二心。自汉代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局面。这是六位圣君的德行，也是众多长者辅佐的结果。《易》说：“师贞，丈人吉。”《诗》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书》说：“如果有一位专一忠诚的臣子，诚实坚定而没有其他技能，但他的心宽厚和善，具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俊美圣明，他心里喜爱，不只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这样就能够容纳贤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因此，太子少师赵公侍奉三朝四十多年，他的德行符合《易》所说的“丈人”、 《诗》所说的“老成”和《书》所说的“一介臣”。

译公讳▯，字叔平，他的祖先是河朔人，迁居宋地虞城已经七代了。曾祖著，后唐国子《毛诗》博士，追赠太师、中书令。曾祖母刘氏，楚国太夫人。祖父惠，宋州楚丘县令，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韩国公。祖母李氏，燕国太夫人。父亲干，尚书驾部员外郎，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鲁国公。母亲张氏，鲁国太夫人；高氏，唐国太夫人。公七岁时父亲去世，他专心求学，靠自己努力。十七岁考中进士。当时知名人士刘筠、戚纶、黄宗旦都称赞他的文辞必将在当时显达；至于他的器量见识宏大深远，则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他将赴礼部考试时，楚州太守胡令仪凑集黄金赠给他，公不肯接受。天圣五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授将作监丞，任海州通判。他回乡拜见父老故交时，裹着便巾徒步而行，人人都到他家来。召入学士院考试，授著作郎、集贤校理，出任涟水军知军。公考进士时，邓馀庆任涟水太守，把他安置在官舍，来教自己的儿子。邓馀庆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公便辞别离去。几个月后，邓馀庆因贪赃败露。等到公任涟水太守，将要到任时，有人在他曾居住的地方题写“豹隐堂”，作赋的有三十多人。年成饥荒，公劝说诱导富民，得到一万石米，救活的人数不胜数。涟水有鱼池，收益归公家钱库，每年捕杀鱼十多万条，公开始将其废止，并在池边撰写《放生碑》。调任通州太守，入朝任开封府推官。他在殿中奏事，赐五品官服，皇上还想任他为直集贤院。宰相认为按惯例不能这样，于是出任洪州知州。属吏郑陶、饶▯把持郡政，肆意违法，前任太守都不能制服他们。州中有归化兵，都是原来的盗贼，发配流放后又选来充军的。▯与郡人胡顺之一起编造流言来动摇公，说：“归化兵得到的廪米陈旧恶劣，已经有怨言；如果不再给他们好米，恐怕会发生变乱。”公笑笑没有回答。适逢有归化士卒从容州戍所逃回，夜间犯禁，公立即斩首示众，并把郑陶收捕下狱，查出他的奸恶赃物；又上奏将▯调往歙州，全郡都战栗恐惧。城西南角正处在大江冲击之处，河水每年都给百姓造成灾害，公修筑石堤，高一丈五尺，长二百丈，使用石头九千段，并有计划地征取，百姓不以为劳苦。第二年夏天堤坝完工，洪水大涨，水面几乎与城墙齐平；依靠堤坝才得以保全，直到今天仍赖此堤。升任刑部员外郎、同知宗正寺，出任青州知州，改任直集贤院。赋税尚未到缴纳期限，诏令各县不得擅自催征。这一年，夏税提前一个月办妥，他因失察张诰而获罪，被削夺官职，罢官回乡。起用为监密州酒务，调任楚州粮料院；因郊祀赦令恢复官职，任滁州知州。山东大盗李小二经过境上，对人说：“我是东边人。公曾任青州，东边人爱戴他如同父母，我不忍心侵犯。”于是他侵扰庐州、寿州，像犬牙交错一样也不进入滁州境内。召入修撰起居注，朝廷想任用他修纂玉牒。过了很久，授欧阳修为起居注，朝廷想迅速任用欧阳修，却难以越过公而提拔。公听说后，便请求到外地任职以求方便。授天章阁待制，赐三品官服，负责纠察在京刑狱；升任兵部员外郎，随后任知制诰，主管三班院。适逢郊祀礼应当进阶封赠，并且可以任用一个儿子为京官。他请求把母亲封为郡太君。宰相对他说，公作为学士，很快就会拟定封赠诏书。公说：“母亲已经八十二岁，早晚都难以预料，希望趁现在让她得到荣耀。”皇上答应了。后来这便成为惯例。改任知审官院，兼判秘阁，与高若讷共同掌管流内铨。高若讷说，过去曾任知贡举，听说母亲病重却不能出京，几乎活不下去。公听后惊醒，立即请求到外地任职以便奉养亲人。宰相对他说：“早晚就会任学士，可以稍等一等。”公不听，于是授苏州知州。第二年，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召入翰林任学士，主持贡举，接待陪伴契丹泛使，随后作为回访使者出使契丹。恰逢在兴云山以西打猎，契丹请求公作诗。诗写成后，契丹君主亲自斟玉杯劝公饮酒，又把白绢扇交给近臣刘六符，让他抄写公的诗，放在怀中袖里。出使回来后，加任侍读学士，历任右司郎中、中书舍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奸人冷清假称皇子，被迁往江南。公说：“冷清所说并非虚妄，不能迁徙；如果是欺诈，也不能不诛杀。”皇上下诏让公与包拯共同审理，查明事实后，便诛杀冷清。李参任河北转运使，职事办理得好，升两级，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郭申锡任谏官，争辩说：“李参所办的是本来就应当办好的职事，没有功劳，不可以奖赏。”皇上发怒，想治郭申锡的罪。公说：“陛下当初亲自告诫郭申锡，不要当面顺从来掩饰我的过失。如今如果贬黜他，拿什么向天下人说明呢？”皇上于是作罢。以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身份任郓州知州，调任南京留守，授御史中丞。宦官邓保吉引领剩员董吉在宫禁中炼银，公极力进言说不可，于是将邓保吉等调出京城。他又说：“张茂实不应掌管禁卫军。”事情没有立即执行。适逢公任枢密副使，又再次提出此事，于是调张茂实出任曹州知州。授参知政事。当时皇嗣尚未确立，天下人都以此为忧。仁宗开始命英宗统领宗正事务，公说宗正之职还不足以显示尊重，于是与执政大臣共同进言，认为应当立英宗为皇太子。皇上听从了。英宗即位后，升任户部侍郎，又升任吏部侍郎。熙宁初年，升任左丞，这时公已经七十岁，请求辞去职位，皇上不允许。他多次上章请求，才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徐州；于是他不断请求退休，最终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他居住在睢阳十五年，仍然把读书、写文章、忧虑国事、爱护君主作为自己的职责。汇集古今劝谏争论之事，编成《谏林》一百二十卷，进呈皇上。皇上非常高兴，赐诏说：“士大夫请求退休离职，都把声名不传到朝廷当作高尚。得到你的奏书，才知道有怀抱志向、爱护君主的人，即使退休居住山林，也从未有一天忘记朝廷。应当放在座位右边，时时省览。”皇上在南郊、明堂祭祀时，常常召公陪祀；公总是以年老有病推辞，偶尔到京城来，也因脚疾推辞不入朝见。皇上下诏让中贵人慰问，二府到他所住之处设宴慰劳。官阶屡次升至特进，勋号上柱国，封天水郡开国公，赐号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丰初年，省去功臣称号；元丰三年，官制改革，解除特进。

译元丰六年正月十五日，公在永安坊的里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太师，谥号康靖。他生前撰写遗范来告诫子孙，细微详尽之处无不具备；按照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宋城县天巡乡，地点和日期都是公亲自占卜决定的。娶李氏，封汝阴郡夫人，比公早二十五年在郓州去世。儿子荣绪，殿中丞；敦绪，将作监主簿，都早逝；元绪，宣德郎；公绪，校书郎。女儿二人，长女嫁光禄寺丞王力臣，幼女嫁朝奉大夫程嗣恭。孙子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贤，试校书郎；嗣光，尚未授官。曾孙六人：к，太庙斋郎；其余尚未命名。公为人快乐平易而内涵深厚，是一位宽宏伟岸的人。他一生与人相处，确实没有怨恨愤怒，不只是没有表现在脸色上而已。他专心掩盖别人的恶行、宣扬别人的善行，以德报怨，出于至诚，并非勉强。天下人称赞他，差不多可以说是汉代刘宽、唐代娄师德一类的人。起初，欧阳修越过公任知制诰，人们以为公一定不能平心。后来欧阳修因牵连被押入诏狱，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只有公抗章说欧阳修无罪，是被仇人中伤，陛下不可以借天下的法令替仇人报怨。皇上醒悟，欧阳修因此得以保全。公年老后，欧阳修也退居汝南，公从睢阳前去与他交游，快乐饮酒十多天。苏舜钦任进奏院时，因为聚众饮酒获罪。公说，与会的都是一时名士，如果一概举发而弃置他们，就会失去士大夫的信望，不是朝廷的福分。张诰因贪赃败露逃到海上，公因他受到牵连而被贬多年，但对张诰的怜悯始终不减，间或派人到海上慰问并周济他。公代替冯浩任郓州知州时，属吏检举冯浩侵用公使钱三十万，应当用冯浩的职田租偿还官府。公说：“冯浩是我的同年，而且我知道他贫穷，不可以这样。”于是用自己的俸禄偿还。公所作所为大致如此。至于他厚重地尊重旧交、安葬死者、抚养孤儿，实在数不胜数。我与公是同乡，年轻时就友好；后来退居乡里养老，每天跟随公交游，对他的情况大概了解得很详细了。元绪请求我撰写墓碑铭文，按道义不能推辞。铭文说：古代的仁人，只谋求仁义。仁容易近于软弱，义容易近于迂阔；考察他们的功绩和利益，每年计算却都有余。在汉孝文帝时，正是施行政令的初期，想凭能说会道的人提拔啬夫。有位臣子释之，确实陈述了他的谋议。世人称长者的绛侯和相如，都不善言辞，仿佛有口却没有舌头，哪里会效法这个喋喋不休、巧言谄媚的人呢？皇帝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亲近老成之臣；清静无为，足以作为暴虐秦朝的鉴戒。历经四百年，世代承载着仁德。显赫的我宋，以圣君承继神明。仁厚肃穆的仁宗，如同春天一般，招揽朴实忠诚的人，屏退疏远奸佞之人；岂只是左右近臣受到影响，连百姓也都受到了教化。当时赵公含藏德行而不自我显露，如圭如璧，如金如锡。置之不用也不怨怒，任用他也不以此自喜。皇帝赞赏他的心志，认为他是长者中的杰出人物，于是授予他政权，历经三朝辅佐。帮助国家渡过艰难，不▯不跋。公在朝廷，安静恭谨而少言；不嫉妒，不贪求，谁能知道他的贤能？看他的容貌，仿佛有羞耻之心而能悔改。使浅薄的人变得敦厚，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如今他已经去世，我还能和谁共存？作这篇铭诗，来告诫后代。●卷八十八 ◎墓志铭二首 【范景仁墓志铭】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谈论天下贤人，一定说君实、景仁。他们的道德和风采，足以作为当世的师表；他们议论事情的是非可否，足以使天下人感到荣辱。两位公相互投合，关系极其融洽，都认为自己比不上对方，说：“我和您活着时志趣相同，死后应当共同流传。”天下人也不敢评定二人的高下。两位公既然约定互相作传，后来去世的人便为先死者志墓。因此君实作《景仁传》，大意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景仁的果断勇决，都是我所比不上的。”我苏轼有幸在两位公之间交游，对他们一生的事迹了解得很详细；大体说来，他们在任用和舍弃等大节上，都不谋而合。仁宗时议论确立皇嗣，英宗时议论濮安懿王的称号，神宗时议论新法，他们的话像出自同一个人之口，前后配合如同左右手。因此君实常对人说：“我和景仁是兄弟，只是姓氏不同罢了。”但说到钟律，两人却反复互相非难，终身不能取得一致。君子因此知道二人并不是苟且求同的人。君实去世后，我已经把他的事迹写好交给景仁，景仁为君实志墓，而我为他的墓道作表。如今景仁的墓，他的子孙都认为君实既已去世，除了您还有谁应当为他作墓志，而且您又是我们先父的益友，这怎么可以推辞呢！公姓范，讳镇，字景仁。他的祖先从长安迁到蜀地，六世祖隆开始葬在成都华阳。曾祖讳昌▯，曾祖母索氏。祖父讳▯遂，祖母张氏。几代人都没有做官。父亲讳度，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母亲李氏，追赠荥国太夫人；庞氏，追赠昌国太夫人。开府凭借文艺和节操品行，为蜀地太守张咏所知。有三个儿子：长子▯，最终任陇城县令；次子锴，最终任卫尉寺丞；公是幼子。公四岁时父亲去世，跟随两个哥哥学习。薛奎任蜀地太守时，途中遇到▯，询问有没有可以请来作宾客的士人，▯便推荐公。当时公十八岁，薛奎与他交谈后十分惊异，说：“大范恐怕不能长寿，他的幼弟将来会成为朝廷廊庙之臣。”薛奎回朝时带公一同回来。有人问薛奎入蜀所得，薛奎说：“得到一位伟人，将来应当凭文学闻名于世。”当时已故宰相宋庠及其弟宋祁名重一时，他们见到公都称赞他，宋祁还同他结为布衣之交。由此公名声震动科场，考中进士，成为礼部第一名。按旧例，殿廷唱名如果超过三人，礼部第一名一定要越次高声自陈，于是提升到上等。公不肯自己说明，直到唱到第七十九名才出来拜谢，退下归列，一句话也没有说。朝廷内外都感到奇异。脱去布衣任新安主簿。宋绶留守西京时，召他置于国子监，让他教导诸生。任期届满，又向朝廷推荐他，任东监直讲。因参知政事王举正推荐，召入学士院考试，授馆阁校勘，充任编修《唐书》的官员。按资历应当升为校理，宰相庞籍说公有非凡才干，却安于不求进取，于是特意授直秘阁，任开封府推官；又提拔为起居舍人，知谏院兼管句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