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策别十七首

译国家近年以来，官吏多而职位少，往往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在任的一人，离任的一人，等候补缺的又一人；这就等于一个官职有两个人无事可做却领取俸禄。而且他们任官的日子短，闲居的日子长，用任官所得作为闲居时仰赖供养的资财，因此贪官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这是用人的大弊病。古代任用人才，选取时极为宽广，任用时却极为严格。选取得宽广，所以贤能之人不会被隔绝；任用得严格，所以不肖之人没有容身之处。《礼记》说：“司马辨别、评议官员的才干，评议进士中贤能的人，把结果告诉君王，并确定评议等级。评议确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发给俸禄。” 既然这样，那么被选取的人未必都会被任用。如今的进士，从二人以下都要经过试用授官。所谓试用，难道是说一经试验便确定了吗？本来就是要有所淘汰和留用。国家选取人才，有制策科、进士科、明经科、词科，有任子，也有府史等杂流；这些途径虽然很多，并没有害处。决定他们终身升降的关键，在于召见改官之时；这一关尤其不能不爱惜并慎重对待。如今议论的人不过说，应当增加资历考核年限，并要求他们达到举官的数目。这样他们只能勉强应付；资历年限达到要求，举官数目也达到标准，便会拿着文书来要求我一定照办，即使成百上千人一起提出，也没有人敢不全部给予。臣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正是在于过分任用成法。因此制定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使天下人可以按年按月必然得到官职，实在太可惜了。如今最便利的办法，不如规定官吏任职经过六次考核以上，都可以把姓名报给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的长短、举荐官员的多少，排列他们的名次，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办理，再参照他们才干器识的优劣，确定等级，年终上奏，请天子决定罢免或任用。估计天下官吏每年因死亡、犯罪免职而空出的名额有多少人，就相应增减录用人数；按照上奏的等级补足名额，达到数目便停止。这样，授予和剥夺也会在贤能与不肖之间交错进行，而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天下官吏便不敢存有必然获得的心思，而会自行奋发磨炼，以求在当时获得声誉。先前所说的用人弊病，也将不用费力便自行消除。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法令不固定，而按照才能优劣区别对待，这就会为个人好恶打开方便之门。臣认为不是这样。法令本来是用来保存大纲的，至于具体的变通出入，本来就要交付给人来办理。过去唐朝拥有天下时，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成群结队来到主管部门的门前。唐朝的制度，所依靠的只是主管部门的信实。因此主管部门能够搜罗天下贤能俊秀，熟悉地了解他们的为人。至于一天之内的考试，本来就不是唯一取舍的依据。唐朝得到人才，在这里最为盛大。如今把姓名报给吏部的，每年不过几十到一百人；让两三位大臣能够访问、参考来考察他们的才能，即使有所遗漏，大概也已经很少了。如果一定说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天下人必定都不可信，那么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我也不知道果真不能被人用来作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策别三】第三是解决闭塞蒙蔽。朝廷清明、天下太平之所以可贵，是什么呢？天下人不必申诉便没有冤屈，不必请托便能得到所求，这是尧舜时代的盛况。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一定得到审察；不能没有请托，但请托一定得到省察。要使远方卑微的官吏不知道朝廷高不可攀，使一个普通小民不知道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如今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和两只手。身体各处发生疼痛、苦痒，即使很轻微而不足以成为祸患，手也会随即到达那里。手的到达，难道是每一件事都听从心的指令吗？是因为心平素深爱自己的身体，手平素又熟悉听从心意，所以不等到发出命令，便突然自行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百官众多、四海广阔，要使它们的关节脉络彼此相通，成为一个整体；一经叩击就一定能听见，一有触动就一定能回应。这样，天下便可以成为一个身体。使尊贵的天子和卑贱的士民能够彼此相爱，使忧患能够共同承担，使缓急能够相互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而申诉冤屈，就像把冤屈诉说给上天；有不得已的事情而请托以求所愿，就像向鬼神祈求。公卿大臣不能查究详细情况，便把事情交给胥吏办理，所以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晨请托，晚上便能得到；空手而来的人，终年也得不到结果。至于按照惯例本来就应当得到、毫无疑问的事情，也无不故意拖延，等待请托。天下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没有金钱就无法办成。过去汉、唐的弊病，是担心法律不明确，施行得不严密，使官吏能够凭借空泛、无所依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便利用无法可依来作奸。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施行得极为严密，天下人只知道法律。想排斥的人，即使只有一点不合乎法律，也可以指为瑕疵；想帮助的人，即使行为有所乖违，也可以借法律作为辩解。因此小人反而利用法律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情繁多，难道真是事情本身太多吗？官吏想要借某事获利而尚未得逞，于是新旧事务相互承接，纷纷扰扰不能决断，这就是王道教化所以闭塞、不能施行的原因。过去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自履行职务，不等候教令便能办妥；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求见主管官吏。王猛治理秦国，事情即使细微详尽，也无不办理，而人们不认为烦扰。史书记载：麻思回到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出发吧。”到傍晚诏符便下达。等到他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收到诏符。命令一发便执行、禁令一下便停止而没有拖延的事情，即使细微之处，也无不如此。苻坚出身戎狄，最终成为霸王，兵力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境地，这本来就是王猛治理的结果，理应如此。如今国家太平，大官奉行法令，不敢顾及私情；但府吏、书吏之类却操弄权力、出卖法令，长官心里明知却不追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种弊病不过有两方面罢了：事务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想要除去这种弊病，不如减少事务、振作精神；减少事务不如任用得人，振作精神不如由上面率先示范。如今所谓最繁杂的地方，天下事务集中于其中，申诉的人多、请托的人多，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严重的了。天下事务分给百官办理，而中书却要听取并干预各项政务的要领；郡县的钱财由转运使管理，而三司又接受并核算账目。这本来似乎不至于繁多。然而中书不等候考核上报来决定官员的升降，却插手干预事务，这就是不信任主管官员。三司的官吏推究分析盈余亏空，细到毫厘，以此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不如任用得人。

译古代圣明的君王珍惜时间来求得治理，天刚亮便上朝视事；如果稍微安逸一会儿而到了太阳升起时才上朝，那么整天都办理不完政务。姑且少说一些，一天废弃一件事，一个月便可以知道废弃了多少；一年下来，积累的事务就数不胜数了。想使事务不繁多，就一定要在开始时辛劳，到后来才能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结束；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宅安歇。宰相到了太阳西斜还不退朝，百官无不震恐敬畏，竭力办理王事，不敢宴饮游乐。这样，细小隐微的事情无不被处理。天子求治的勤勉超过先王，而议论的人不称道王季晚些上朝，却称道舜无为而治；不谈文王太阳西斜仍理政，却谈秦始皇亲自批阅文书。这怎么能用来率领天下的懒惰者呢？所以我说，振作精神不如由上面率先示范。这样，闭塞蒙蔽就能解决了。【策别四】第四是专一任用。官吏和百姓的关系，就像工匠手中所操持的器具。更换器具再去操持，开始时没有不磕绊、不顺手的。因此即使有才干出众、能力非凡的人，早晚便调离，也不如平庸之人长久任职而熟练。自汉代以来，谈论吏治的人都推重孝文帝时期，认为任用官吏不能仓促，不能急于要求成效。又因为三年一迁，官吏无法作长远打算，所以他们所施行设置的一切都出于苟且简略。这是天下士人争相议论的事，但我知道它还不能立即实行。天下的官吏，只是弊病很多，却还没有办法处置，所以才纷纷扰扰成了如今的局面。如果让他们五六年或七八年以后才调迁，那么将会有人十年都不能调任。朝廷正要减少任子、清理冗官，因此实行此事应当有所等待。但我认为当今的弊病中，有一种尤其不可容忍。京兆府，是天下人观望而接受教化的地方，也是王政由此开始的地方。它处在四方交通的要冲、两河交汇之处，是舟车商贾聚集、金玉锦绣汇聚的地方，所以这里的百姓不知道耕种和织[字样不清]的劳苦。受到富贵迁移，受到货利迷惑，所以不知道恭敬、节俭、廉洁、退让的风气。把抄写计算的本领看作终身的能力，把府吏、卑贱官吏看作乡里的荣耀，所以这里的百姓不知道儒学讲习的贤能。正因为如此，案件诉讼日益繁多，奸邪不能止息；治理的人更加苟且，也无暇顾及教化。四方看到这种情形，使风俗日益浅薄败坏，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担任京兆的人，戴着星星出门，见到灯火才进门，案牍和笞[字样不清]交错摆在面前。拱手等待命令的人，脚跟相接地站满庭院；拿着诉状求取申诉的人，肩膀相互摩擦挤满门口。人影纷纷，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审问一次便让他们离去，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获罪的原因，无罪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无罪的事实。这样，刑罚不能使人心服，赦免也不能使人悔改，案件诉讼的繁多便没有停止的时候。大司农，是天下财物盈亏由此核算、外地财计由此接受命令的机构。财赋的收支、簿书的错综，纵横变化，足以让人作奸，却难以推究查明。上面的人不能全部了解，便交给官吏办理。分掌其中事务的官吏有几十、几百人，他们的耳目能够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此有能力的人也只能粗略知道大纲，却不能完全听任官吏。贿赂交错于大司农门前，四方有所求的人聚集在他们家中。天下最大的弊病，没有超过这两处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臣私下认为，如今中书、三司等省府地位重要，选择人才应当精当，任用人才应当长久。如今各种弊病，都是因为选择不精、任用不久造成的。为什么呢？天下的贤才不可能很多得到；即使在贤才中，寻求能够治理繁杂事务的人，也不可能人人都做得到。幸而有这样一个人，却又不久便离任。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制定长远计划，那么他的成效不可能在早晚之间显现，开始似乎迂阔，最终一定会有值得观赏的成果。如今任职一月不能报告政绩，朝廷便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做事的人，不等他完成便将他罢去；而那些很快获得众人称誉的人，又被认为有功，提拔进入两府。这样看来，担任省府官员的人，无论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都不能长久任职。省府事务繁杂，终年不得休息，朝廷既急急忙忙地让他们离任，他们本人也无不急于求去。胥吏都在自己的职司中老练起来，并且让子孙长期处在其中。让急于求去的人来管理世代盘踞其中的胥吏，他们彼此相看，就像客人与主人一样；这样，奸弊不能除去，也是理所当然的。省府的职位并不卑微。如果有能力的人在这里任职到老，也不能说是没有得到任用。古代任用人才的人，知道他们长久辛劳于职位，便时时给予赏赐、劝勉和奖励，以激励他们的心志，却没有听说突然调迁他们而夺去其成效。如今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能一概长期任职而不调迁，至于省府官员，也不可以仓促调离。官吏知道自己会长期居任而不被调走，那么欺诈本来就会逐渐减少；而任职的人也能在其中深思熟虑、周旋经营，不过十年，一定会有卓然可观的成效。【策别五】第五是不要责难。所谓不要责难，是将要有更加深入的责求。过去圣人制定法令，使人可以有余而不能不足。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人的要求，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天下如果有人能够做到众人做不到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而做不到的人也不至于犯法。像这样仍然有人犯法，然后才可以严厉惩处并坚决罢黜他。由此说来，圣人之所以不责求人做不到的事，正是要深入责求人所能做到的事。后世制定法令却不是这样，责求人做不到的事，而对他所能做到的事又不严格要求。因此法令不能实行，事情也不能建立。一件事情不能同时建立两个标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有所取，就必有所舍；有所禁止，就必有所宽容。宽容某些方面，禁令才能真正止息；舍弃某些方面，所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如今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人人都被了解，所以让长官举荐他们；又怕长官出于私情举荐而得不到合适的人，所以让长官对他们负责。日后发生坏事，便实行连坐；过错严重的人，处罚一律相同。而且人的品行难以预知，连尧舜都为此忧虑。今天行善，明天作恶，尚且不能保证，何况十几年以后，幼者已经壮年，壮者已经老去，却还执着于他一时的言论，让同批被举荐的人一起承担罪责，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人做官而没有得志时，没有不勉强行善以求被举荐的；唯独已经改任官职、没有忧虑之后，便放纵无所不为。当他在州县任职时，长官亲眼见到他的廉洁、谨慎、勤勉、干练，势必不能不举荐他；长官又怎么知道他终身将会做什么呢？所以说，如今的法令责求人做不到的事，说的就是这个。

译一县的长官，考察一县的属官；一郡的长官，考察一郡的属官；职司长官，考察所属郡县的官员。这三类长官，属下并不多；他们贪婪还是廉洁，宽缓还是严厉，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不能说不知道。如今如果有人牧放牛羊，却不知道牛羊肥瘦，难道还可以再让他做牧人吗？做长官却不了解属下，这本来就可以罢免，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如今属官犯罪，长官不立即上报，日后有人告发，长官不过被说成失察；而被罢官的人，又因为不承担连坐。失察，是天下最轻微的罪过。职司考察所属郡县，郡县各自考察属下，这并不是人做不到的事，处罚却如此轻，也很奇怪。如今这个时代之所以重重追究贪赃官吏，为什么呢？贪官开始时一定假装廉洁来求得举荐，而举荐他们的都是王公贵人；地位较低的举荐者也属于卿大夫之列，以自身来为他们担保。任官的人没有不爱护与自己同类、地位相等的人，所以他们根基牢固而无法动摇。实行连坐时常常牵连六七人，严重的达到十多人；这就像盗贼劫持良民作为人质来求得自己苟且免罪一样。法令的弊病达到如此地步，也可以改变了。如果按照我的策略，应当用职司、守令的罪来治举荐官的罪，用举荐官的罪来治职司、守令的罪。如今让举荐官与被举荐者所犯罪过相同，即使再加重处罚，举荐官也无可奈何，终究不能预先知道一个人终身廉洁之后才去举荐，最多只是把责任推给幸运或不幸罢了。如果用被举荐者的罪来治职司、守令的罪，他们确实会受到形势驱使而监督考察。臣知道这样一来贪官小人将没有立足之地，又何必还要把举荐官弄得如此为难呢？【策别六】第六是不要阻碍善行。过去先王治理天下，一定使天下人欣欣然始终怀有无穷的进取之心，努力实行而不知疲倦，没有自暴自弃的念头。只有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才特别狠毒而无法挽救。因此圣人畏惧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能力的人，使天下人都能踊跃自奋，攀援而来。只是因为才干达不到、力量不足，所以最终不能进入其中，并不是圣人堵塞他们的门、断绝他们的道路。正因为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吏、闾巷中的平民，无不奔向善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休息；这是圣人用办法驱使他们如此。天下如果有罪恶深重而不可忍受的人，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就把他屏弃到远方，终身不与他同列。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他，他将有一天纵情发泄怨毒，残害我们的百姓。因此，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断绝。既然已经断绝，又重新任用他，就是把他赶向不善，又把作恶的工具借给他。对善行没有希望、对作恶没有顾惜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对没有希望的人责求他行善，对没有顾惜的人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治理，那么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上的贤者，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奴仆和卑贱之人，甚至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儒生贵族，是世人所希望成为君子的人，却有的放纵肆意、行为不轨，还不如小民。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在他们最初入仕时就预先决定，而是逐渐观察他们试任后的成效，使天下没有必然得到官职的途径，也没有必然绝对得不到官职的道路。天下知道官职不可以必然得到，才会勉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并非必然得不到、可以努力争取，才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内心，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使天下人每天受到教化却自己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办法吗？后世治理政事的人却不是这样：给人以必然得到的希望，又使人绝望于必然得不到。他们的本意是提拔贤能、黜退不肖，然而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策考试达到等级、进士考取高等，都在一天之内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富贵。这些不过是一时的文章辞藻，却还不知道他遇到实际事务时能否胜任；这样任用他，难道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因任用方式而把人断绝仕进之路的情况。州县官吏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并非不可再用，那么其他犯法的人都可以让他们竭力行善来赎罪。可是如今的法律，一旦陷入罪过，终身不能升迁，使他们无所凭借、痛恨百姓，放纵任意行事而毫无顾忌。这些人起初未必是小人，只是不幸陷入这种境地，前途穷尽而无路可走，于是便自暴自弃。府吏、卑贱官吏，治理国家的人知道他们不可缺少，所以年头久了便补授为外任官；但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又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地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最终也不能列入士大夫之列。人出身任官，是为了求得显贵；显贵无法得到，便会只求财富，这是形势使然。这样一来，即使施加鞭打、笞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因此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干脆抛弃，就应当稍微给他们以机会。用钱财捐纳入仕的人，都可以补授郡县官吏；他们知道终身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无所不为。既然确实不能让他们升迁，那只是任用他们的过错罢了。所以臣说：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断绝。说的就是这三种情况。【策别七】安定万民，分为六项。第一是敦厚教化。圣人治理天下，所依靠来使天下稳固而不可动摇的，在于天下百姓可以共同为善，却不能共同作恶。过去夏、商、周三代的百姓，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见到利益也不忘义理。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前面有爵位赏赐来劝诱，后面有刑罚来驱迫，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安于行善，对不义感到不安，所以有所不为。百姓知道有些事不能做，天下便没有什么可以与之抗衡，铠甲兵器不能威胁他们，利益俸禄不能诱惑他们；可以杀戮、羞辱、使其饥饿、使其寒冷，却不能诱使他们叛乱。这就是三代享有国运长久而不可动摇的原因。

译到了秦、汉时代，百姓见到利益就忘记义理，遇到危难也不能献出生命。法令禁制所达不到的地方，便巧诈虚伪、反复欺骗，无所不做；他们痛恨地看待长官，幸灾乐祸地盼望长官遭祸。再加上水旱灾害，又有盗贼侵扰，于是天下空虚，已经没有天子的百姓了。世上的儒者常常说：“三代时教导百姓的办法，非常详细而严密。学校的制度，射礼、飨礼的节度，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范，灿然完备，无不有法。到了后世，教化之道衰落，又把这些办法全部废弃，所以才这样无耻。”然而世上的儒者也曾经试图用这些办法来教导天下百姓，最终却没有效果；使百姓喜好文饰而更加偷薄，装饰欺诈、彼此以此自高，这种情况倒是有的，这也是儒者的过错。臣愚昧地认为，这些都是喜好古代却没有办法，只知道有教化，却不知道名与实应当存在哪里。实，是使名得到信实的东西；名，是用来寻求实的东西。有名而无实，名就不能施行；有实而无名，实也不能长久。如今儒者所谈论的，全都是名。过去武王已经战胜商朝，便散发财物、开仓发放粮食，使天下知道他不贪；以礼礼遇贤能俊秀，使天下知道他不骄；封立先圣的后代，使天下知道他的仁；诛杀飞廉、恶来，使天下知道他的义。这样一来，他用来教化天下的实际内容，本来已经建立了。天下人肃然起敬，都有了忠信廉耻之心，然后再用礼乐加以文饰，用学校加以教导，用射礼、飨礼使他们观摩，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使他们谨慎；百姓因此亲眼看见而心中明白，安稳地实行并知道所得。到了秦、汉时代，专门任用执法官吏督责百姓，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百姓却一天比一天贪婪逐利而不知羞耻。儒者这才开始拿三代礼制所谓的名来约束他们！他们看见上下进退、作揖谦让、盘旋俯仰的仪容，便捂着嘴暗自发笑；听到钟鼓管磬希夷[字样不清]缓的声音，便惊讶回头而不感到快乐。这样还希望他们迁善远罪，不是太难了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先讲求实际，后讲求名目，选择接近人情的事情先行实行。如今百姓不知道诚信，就不能和他们长久安居；百姓不知道义理，就不能和他们共同处于危难之中。平时便欺骗官吏，遇到紧急情况就背叛君主。这是教化的实际内容没有达到，天下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大变乱，不过是侥幸罢了。想使百姓懂得诚信，不如致力于使言语切实可信；想使百姓懂得义理，不如努力除去他们的贪欲。过去河西用兵，家中的子弟都登记为军人。开始时，官府告诉他们这是权宜之计，并非长期服役，事情结束后应当恢复原业。不久却全都在额头上刺字，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自宝元以来，各道以战争兴起为借口增加赋税，直到今天都没有予以免除。像这样，又用什么来禁止小民欺诈呢？县官之所以可贵，在于他凭借天下的财富，而不去争夺锥刀尖端那样微小的利益。这样对待百姓宽缓，取利也从容。古代圣人不得已而取利时，总要选择适当的时候有所设置，以表明自己并不贪求。为什么呢？小民不懂其中的道理，却只知道贪利。如今鸡刚叫就起床，各种工匠纷纷劳作，普通人进入市场，手持短尺小量的器具，官吏还要跟在后面征税，扼住咽喉、拍打脊背，搜取丝毫之利。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使百姓富足；如今设置官职，却是为了压服百姓。赋税征收有固定期限，却把提前征收看作贤能；出纳有固定数额，却把多收利息看作能干。天地之间，只要可以取利的地方，没有不加禁令的。求取利益的范围太广，使用法令又太严密，所以百姓一天比一天趋于贪求。臣愚以为，难以实行的言论，应当有必须实行的；可以取得的利益，也应当有不去取得的。这样来教导百姓守信，并向他们显示义理。如果说“国家用度不足，还不能实行”，那么臣恐怕这样做所失去的会多于所得。【策别八】第二项是劝导亲睦。百姓彼此亲爱和睦，是王道的开始。从前三代的制度，把土地划分为井田，使比、闾、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难时互相周济，有喜事时互相庆贺，遇到死亡丧事互相救助，患病时互相养护。因此，百姓安居无事时，往来欢欣，诉讼不会发生；有盗寇而作战时，同心协力，紧急或缓慢都不相离。自秦、汉以来，法令严峻急迫，使百姓违背了亲爱欢欣的本心，形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揭露的风气。富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就外出居住，穷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就出赘。一国的风俗，家家各有自己的规法；一家的规法，人人又各有自己的心思。纷纷扰扰，离散混乱，彼此不相联系，所以礼让的风气消失了，争斗的案件增多了。天下无事时，便专门欺诈倾轧，以求自我发展；天下发生变故时，便流离逃散、彼此抛弃，只求自己活命。唉！秦、汉以来，天下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而难以治理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不爱惜自身，所以轻视犯法；轻视犯法，王政就不能实行。想让百姓爱惜自身，不如使他们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妻子女相互友爱。百姓抬头侍奉父母，平行处与兄弟和睦，低头则体恤妻子儿女。这样，他们所依赖以生存的亲情就很深重，便不忍轻易拿自己的性命去犯法。三代的政治，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译如今想教导百姓和睦亲爱，道理一定要从宗族开始。臣想恢复古代的小宗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不亲属之人的心。古代有大宗，也有小宗。所以《礼》说：“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嫡子作为宗；继承祢的作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以后就迁移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以继承别子所出之人为宗，就是百世不迁的宗；以继承高祖之人为宗，就是五世以后迁移的宗。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的卿大夫，以及最初建立家族的人，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大宗。族人奉他为宗，即使过了一百代，宗子死了，族人还要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以继承别子所出之人为宗，就是百世不迁的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以后便不再服丧。继承祢的，同胞兄弟为之服丧；继承祖的，从兄弟为之服丧；继承曾祖的，再从兄弟为之服丧；继承高祖的，三从兄弟为之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到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穷尽时，就改换宗属。所以说：“以继承高祖之人为宗，就是五世以后迁移的宗。”小宗有四种：有继承高祖的，有继承曾祖的，有继承祖的，有继承祢的；连同大宗，就是五宗。古代建立宗族的办法是，嫡子既然成为宗子，他的庶子的嫡子又各自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制度形式上止于四代，但实际推行起来没有穷尽。自秦、汉以来，天下不再有世代承袭卿大夫之职的制度，大宗的办法无法恢复。但能够收拢天下亲属关系的，还有小宗制度保存着，却没有人实行，这是非常可惜的。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族人却没有宗子。有族人而没有宗子，宗族就无法团结；宗族无法团结，即使想亲近他们也没有途径。族人彼此不亲近，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如今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世代长久地维持家族，是因为宗族离散，忘记了祖先。所以不如恢复小宗制度，使族人相互率领，尊奉宗子。宗子死了，就为他加重服丧；冒犯宗子，就按照应服的丧服治罪。贫贱之人不敢轻视宗子，富贵之人也不敢借势压过他。行冠礼、婚礼一定要告知宗子，丧葬一定要前往。实行这些并没有什么难处。如今善良百姓之家、士大夫宗族，也未必没有孝顺兄长、彼此亲爱的心，只是宗族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纠合率领，因而形势上不能彼此亲近。所以世上的人有亲属关系尚未断尽，却互不往来；举行冠礼、婚礼互不告知；有人死亡也不前往，而无知的百姓甚至发展到父子分居、兄弟相互诉讼。这样，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致力于长远的见识。古代圣人团结宗族的办法，近乎迂阔，但实行一两个月，就希望看到它的好处。所以小宗制度并不是难以实行，而在于能够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想要忠厚、和顺、柔善而容易治理，就一定应当说从实行小宗制度开始。【策别九】第三项是均衡户口。中国的土地，足以养活中国的百姓而且有余，但百姓常常苦于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土地没有迁移变化，百姓却有聚集和离散；聚集时就在不足之中争夺，离散时又把有余的土地抛在外面。因此天下常有未被利用的利益，而百姓的生活却不足。从前三代的制度，丈量土地来安置居民，百姓根据各家成年男子多少，从官府接受田地；一夫授田百亩。百姓不能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土地也不能多容一个普通百姓，所以人口均衡而土地有余。周代时，四海之内有九个方圆千里的地区，京师占其中之一；有田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里巷，除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的土地。再把上田、中田、下田三等折合计算，以两年一易为标准，那么王畿之内足以养活三百万人的粮食。以九州计算，就是二千七百万夫的土地；按照下等农夫一夫的土地养活五人计算，就是一万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依靠其中的出产生活。成王、康王刑罚废置不用以后，人口最兴盛时，九州户籍不过一千三万四千多夫。土地有十倍之多，人口只占其中十分之一，所以粮食常有余，土地的生产力也没有耗损。为什么呢？因为均衡人口有办法。井田制度废除以后，天下百姓迁徙不定，只要他们喜欢哪里，就聚集到哪里形成市镇，肩挨着肩、脚跟着脚跟，在狭小的地方争夺生活；携带妻子、背负儿女，只为分得一升一合的粮食。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也没有余蓄，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弱者就辗转死于沟壑，强者则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土地并不是不够，百姓也不是增加得太多，只是没有均衡安置百姓的办法罢了。百姓不均衡，其弊病有两种。上面的人轻视农业而重视工商，忽视旧有的地方而重新看重新聚集的地方，百姓就会失去均衡。务农的百姓没有不看重迁徙的，他们的坟墓、房舍、桑麻果蔬、牛羊和耒耜，全都是为子孙百年的打算。只有各种工匠技艺、不必种植耕作的人，以及游手好闲、依靠供养过活的人，才可以带着少量财物，走遍自己想去的地方。因此上面的人轻视农业而重视工商，农民就放下耒耜，游走四方，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这是第一个弊病。人的常情，是对长久安定感到懈怠，却对新近聚集格外谨慎。水旱灾害以后、盗贼祸乱之后，人们无不减轻刑罚、减少税收、节省劳役，以招徕逃亡的百姓；而那些长期安定、没有变故的地方，却不肯无缘无故增加抚恤。因此上面的人忽视旧地而重视新地，百姓就逐渐离去，聚集到受到重视的地方，直到人口太多而无法容纳，这是第二个弊病。臣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开辟两种有利条件，以使百姓均衡安置。从前圣人兴办事业，必定顺应人的常情，所以容易成功；必定顺应时势，所以容易用力。如今若无缘无故迁徙安居的百姓，把人口多的地方分到人口少的地方，怨言诽谤的源头、盗贼发生的端绪必定由此而起，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就先遭受了祸害。臣愚以为，人的常情没有不留恋故土、看重离乡的；只有士大夫出身而做官的人，习惯于迁徙的乐趣，才忘记自己的乡土。从前汉代的制度，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都迁徙到诸陵地区。为今天的打算，可以规定天下官吏做到某一官职的，都迁徙到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如今士大夫没有不乐意居住在那里，只是担心单独前往而不能成功；如果他们看见同类、同等身份的人都在那里，那么他们离去只怕还会落在别人后面。这就是所谓顺应人的常情。

译天下不可能年年丰收，必定有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的地方。百姓正处在困急之时，父子尚且不能互相照顾，又怎么会知道离开故乡是可悲的呢？在这个时候，招募愿意迁徙的人，并让他们经过各地时都得到粮食供给，费用并不太大，而百姓也乐意出行。这就是所谓顺应时势。然而这两种人都要授给田地，借给他们耕种器具，并放宽他们的租税，然后才可以坚定他们迁徙的意志。这样一来，天下百姓大概就会逐渐得到喘息、减轻负担的机会了。【策别十】第四项是核定赋税和劳役。自从两税法兴起，根据土地的宽狭、肥瘠来制定赋税，根据赋税的多少来制定劳役，起初大概非常均平。赋税厚重，就要求财力足以供给；劳役繁重，就要求体力足以承受。为什么呢？赋役的轻重厚薄，完全取决于土地，不能任意改变。户没有固定的赋税，以土地状况作为赋税标准；人没有固定的劳役，以赋税数额作为劳役标准。因此贫穷的人卖掉田地，赋税就减轻；富有的人增加土地，劳役就加重。这既是估量百姓力量所能承受的程度，也是为了打破兼并的门路、堵塞侥幸获利的根源。到了后世，时间久了，小民逐渐作奸犯科，估量官吏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有法律禁令，也公然实行而不顾忌。如今一户人家的赋税，官府只知道它赋税多少，却不知道它有多少土地。这样一来，增减出入全凭他们的意愿。官吏即使精明，法令禁令即使严厉，形势上也无法制止和断绝。而且他们作奸犯科，常常发生在土地交易之时。卖田的必定是穷困急迫的人，而买田的必定是富裕有余之家。富人仗恃财力，向卖田者压价；穷人迫于饥寒，只求尽快卖出。所以富人取得的土地越来越多，登记的赋税却越来越少；穷人的土地日益减少，赋税却没有减少。还有些奸民想用计谋逃避赋役，就把数亩土地割出一部分，给它加上数倍赋税，却只收取其中很少一半的价钱；有的人也贪图这点微薄的价钱而买下它。因此几十年来，天下赋税大都混乱。有兼并土地的家族，赋税却很轻；有贫弱之家，却不能免除沉重劳役，以至于家产破败、四处流徙，不知道去向；土地的赋税还在，而原来的人已经逃亡死亡，这种情况天下到处都是。天下不可以存在侥幸。天下有一个人侥幸逃避赋税，就必定有另一个人不幸承担由此产生的弊病。如今天下侥幸逃避的人这样多，那么不幸承担弊病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知道了。三代的赋税，以十分之一为轻。如今的法令，本来没有达到十分之一的征收程度，然而天下百姓都哀号，把赋税征收当作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年代久了奸弊滋生，负担偏重而不均，才到了这种地步吗？即使如此，天下都知道这是祸患，却不能除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如今若巡视核查土地的宽狭、肥瘠，重新制定赋税多少，那么奸吏就会借此打开受贿的门路；土地的宽狭肥瘠，也将全部取决于他们一时的喜怒，祸患反而更加深重。因此士大夫畏惧而不敢议论，臣却认为这是最容易看清的，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凡是买卖田地，都必定有契约；契约必定写有价钱数目。具备价钱数目，就一定能知道土地宽狭肥瘠的实际情况；官府也必定根据契约上的价钱数目，征收所交易田地的赋税。因此想知道土地的宽狭肥瘠，可以从赋税反推出来。年代久远的事情无法再知道了，但近几十年之内的情况都足以推考比较，到旧档案中查找，还可以看见。假如赋税多，就知道价钱高；价钱高，就知道田地多而且肥美。这样，如果它的赋税反而少、劳役反而轻，那么人亡而赋税仍存的情况就可以得到均衡。卖田的人都按照田价多少缴纳赋税，并严加禁止，使他们不敢把不实的价钱写入契约，那么从今以后，在土地交易时作奸犯科的人就会逐渐减少。总之，要知道各种土地的价值、各种赋税应当收取的多少，再用赋税加以参照。这样，一个掌管筹算的官吏坐在账簿前，就足以在几个月内全面了解四境的虚实，而百姓也能够稍微得到苏息。否则十几年以后，将无法承受这些弊病：负担重的日益变轻，负担轻的日益变重，却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策别十一】第五项是教导作战和防守。当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乐却不能劳苦。这种祸患现在还没有显现，将来必定会显现。如今不替他们筹划，后来将会出现无法挽救的情况。从前先王知道兵事不能废除，所以天下即使太平，也不敢忘记战争。秋冬农事间隙，让百姓进行田猎来讲习武事，教他们进退、起坐、行动的法则，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混乱，使他们的心志习惯于砍杀攻伐之际而不恐惧。因此即使发生盗贼变乱，百姓也不至于惊慌溃散。到了后世，采用迂腐儒生的议论，把废弃兵备当作王者的盛大节操；天下安定以后，就把铠甲卷起收藏。几十年以后，铠甲兵器全都破旧，人民一天比一天安于太平的逸乐。一旦有盗贼的警报，便彼此恐惧，传播谣言，不战而逃。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只是百姓安于太平之乐，沉溺于游戏、酒食之中，刚强之心和勇武之气逐渐消耗、衰钝、衰弱，再也振作不起来，所以小小的安禄山一出现就乘机侵袭，四方百姓像野兽奔逃、鸟雀飞散，连乞求做囚虏都来不及，天下分裂，唐室也因此衰微了。试着评论这件事。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条件，难道不是很周全吗？可是他们平时常常苦于多病。至于农夫小民，终年劳苦，却从未称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变化，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农夫小民盛夏辛勤劳作，严冬又暴露在外，他们的筋骨经受寒暑冲击，肌肤浸染风霜，轻视霜露而习惯风雨，所以寒暑不能成为他们的毒害。如今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房屋中，出门就乘车，刮风便加穿皮衣，下雨便使用车盖，各种防备祸患的器具没有不准备周全的。他们过分害怕寒暑，保养得过度，稍不如意，寒暑就会侵入身体。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应当使身体既能安逸又能劳作，使步行、快走和各种动作都让四肢习惯寒暑的变化，然后才可以刚健有力，涉险而不受伤。

译百姓也是如此。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天下人骄惰而脆弱，像妇人和小孩一样不出闺门；谈到战斗的事情，就缩着脖子、双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声，就捂住耳朵不愿听。士大夫也从未谈论兵事，认为这是制造事端、扰乱百姓，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滋长。这不也是过分害怕战争、保养得过度吗？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料之外的祸患。愚昧的人看见四方无事，就认为变故没有由来，这也不对。如今国家每年供奉西北的敌虏，数以百万计；供奉他们的财物有限，而他们的索求没有满足，这种形势必然会发展到战争。战争，是必然的形势。不是由我们先发动，就是由他们先发动；不是从西方发生，就是从北方发生。所不能知道的，只是早晚远近，但总之无法避免。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而又不逐渐训练，到了安乐无事之中突然让百姓离开家乡、踏入死地，所造成的祸患必定不可测度。所以说：天下百姓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乐而不能劳苦。这就是臣所说的大祸患。臣想使士大夫尊重、崇尚武勇，讲习兵法；让在官府任职的平民学习行军布阵的节度；让负责捕盗、服劳役的百姓学习击刺的技术。每年年终就在郡府集合他们，按照古代都试的办法，有胜负，也有赏罚；实行时间久了，还要按照军法办理。但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无故劳动画民，又用军法使他们恐惧，于是百姓将不得安宁；臣却认为这正是使百姓安宁的办法。天下果真不能废除兵事，那么一旦发生战争，就要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无故劳动画民，虽然会造成一时的小恐惧，但同一旦发生战争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如今天下驻扎聚集的军队，骄横豪强、怨气很多，欺凌压迫百姓而向上级邀功，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自己。如果让平民也都熟习兵事，他们知道自己有了对手，就已经足以破坏他们的奸谋、挫伤他们的骄气。在利害关系上，难道不是非常明白吗？【策别十二】第六项是除去奸民。自古以来，天下的动乱必定产生于太平安定的日子；国家休养生息时，奸民得以隐藏其中，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待天下出现空隙。一旦时势有所激发、形势有所可乘，便四处溃裂，不到一天，毒害就流布天下。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严明法令禁令，督察官吏，负责查察天下的奸民并把他们除去。大乱的根源必定从小奸小恶开始。正因为它小而不值得畏惧，所以一旦发展起来，常常达到扰乱天下的地步。如今世人担忧并认为可怕的，必定说是豪侠和大盗。这是不懂得变化规律的说法。天下没有小奸小盗，豪侠大盗就没有凭借。况且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使想做大盗，又能在哪里容身呢？他们残忍、贪婪、凶暴的心没有地方发泄，于是也时时出来做盗贼，聚集赌博，成群在市肆饮酒，在郊野呼喊。小的呼朋唤伴、斗鸡逐狗，大的杀牛掘墓，没有什么不做；抛弃父母，丢下妻子儿女，彼此结伴游荡。这些人全都是小盗。天下出现空隙时，拿着锄▯、棘矜等器械，相互结伴抢掠的人，都是从前的小盗。从前三代的圣王果断而不迟疑，诛杀、清除、击退奸恶之人，不留下同类，用来保护善良百姓，使他们安居。到了后世，刑法一天比一天深严，但铲除奸民的办法反而比不上三代。为什么呢？是等到罪行败露，奸人自己落入刑法之后才除掉他们。作恶而没有触犯刑法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有的人终身做不义之事，却无法指明其罪名而附合于法律；有的人巧妙规避，抓住官吏的短处，使人无法追究；又有的人因机缘侥幸而获免。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自己落入刑法，那么所能除去的恐怕没有几个。从前周代的制度，百姓有罪恶尚未触犯法律，却已经危害州里的人，就给他戴上刑具，关押在嘉石之处；重罪服役期限长，次轻的依次减少。罪最轻的服役三个月，由州里负责监管，然后宽赦释放。那些教化不能使其服从、威势不能使其改正，苦害乡里百姓而尚未达到五刑程度的人，称为罢民。凡是罢民，不让他们戴冠束带，并施加明刑，交给他们事务去做，使他们在乡党中没有社会地位。由此看来，周代盛时，日夜整顿治理人民，铲除他们的不善。就像猎人整天在草丛中奔走践踏，搜寻并捕捉藏伏的兔子，而不是等兔子自己投入网罗后才捕取。这样以后，小恶不能容于乡里，大恶不能容于国家；礼乐之所以容易教化人，法令禁令之所以容易实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天下长久安定，天子以仁慈宽恕为心，士大夫一概以宽厚来迎合皇上的心意；懦弱无能的人又心存侥幸，专门设法释放罪犯，对外借此邀取平反冤屈的赏赐，对内则等待暗中积德的回报。因此臣知道天下颇有应当诛杀却没有诛杀的奸人，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应当明令天下官吏，按时查察凶恶之民，把其中最无良的人迁徙，不必等他们自己触犯刑法；并且间或命令使者巡视郡县，有不孝父亲的儿子、不敬兄长的弟弟、喜好诉讼而屡次犯法的人，都诛杀而不赦免。诛杀一乡的奸人，一乡人就会高兴；诛杀一国的奸人，一国人就会高兴。总而言之，诛杀少数人而使多数人高兴，即使是尧、舜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有三种祸患，蛮夷之忧不包括在内：有内部大臣的变乱，有外部诸侯的叛乱，有普通百姓成群起事的祸患。这三者的形势常常彼此牵制。内部有权臣，外部诸侯就不叛乱；外部诸侯强大，普通百姓群起的祸患就不会发生。如今内部没有权臣，外部没有强诸侯，但万世以后，最值得忧虑的就是奸民。所以臣说要除去奸民，用此作为安定百姓的最后办法。【策别十三】充实财货有两方面：一是节省费用。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物。过去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百里；他们接受天命时，四方的君长接连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动，征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担忧没有财物。当时关卡和市场不征税，山林湖泽不加禁令，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过十分之一，财物却有余。到了周朝衰落时，内有千里土地的租税，外有千八百国的贡赋，却还不够使用。由此看来，财物难道有多少的固定标准吗？

译君主治理天下，降低自己的姿态去迁就百姓，就容易成功；仰仗百姓来帮助自己，就难以施展力量。因此广泛征取来供给用度，不如节省用度，以较少的征取来使百姓归附，这样更容易。臣请从普通百姓之家推论此理。百姓正处在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财物；计算衣食费用和妻子儿女的供养，在十金之内支出，仍然宽裕有余。等到有一天逐渐积蓄起来，衣食已经充足，心中的欲望就一天比一天扩大，收入增加得更多，欲望却更加不能满足。不知道应当责怪自己用度不节省，反而认为是追求得还不够。所以越富有越贪婪，要求越多而财物越不能供给；这种迷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回到起初想一想呢？从前难道能够受寒而不穿衣、挨饿而不吃饭吗？如今天下急切地把财物不足当作祸患，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国家创业初期，四方割据，中国的土地非常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向南夺取荆楚，向西平定巴蜀，向东攻下并、潞，其费用之多，显然又是今天的百倍。但天下士人从未思考当初的情况，反而惴惴不安地担忧当今用度不足，这也太迷惑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计策。古代每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按三十年总计，就可以积存九年的粮食而不发生饥荒。每年的收入足以使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储蓄常常闲置而不动用。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百姓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困难。这样，天不能使它遭灾，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顿，这就是万世之计。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一年的收入刚好足以支付一年的支出，天下的产物仅仅够供天下使用；平时虽不至于虐取百姓，但有急事时就免不了加重赋税。因此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静而不能动荡，可以安逸而不能劳作，这也是一时之计。至于最下等、没有谋划的办法，是估量支出来制定收入；用度不够，就取得更多。天下安然无事、没有大的祸难，却完全采用衰世苟且的办法，不知道一旦有急事将用什么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是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计策。如今天下的利益没有不全部搜取的，山陵、林麓没有不加禁令的；关卡有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实行专卖，酒有酒税，茶有茶税，那么衰世苟且的办法已经无不使用了。把它比作人的身体，年轻壮盛时丰健勇武，然后才可以希望没有疾病，活到长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兆却已经全部显现而没有遗漏；如果到了八九十岁，又将拿什么应付以后的日子呢？然而天下人正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扩大求利的门路。有人如果不思考，就会认为费用已经不能再节省，假如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的税收，国家难道就不能维持吗？臣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天下的费用，本来有些去掉非常容易而没有损害，保留却十分困难而没有益处。臣不能全部知道，请举出自己听闻的事例，其余的可以类推。没有益处的费用，名义重大而实际作用很小；把不急迫的事务赋予极大的名目，所以人们疑虑而不敢废除。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郊祀后实行大赦，大赦后给予赏赐，这是县官有不得已之处。天下官吏士人，几天之内便等待赏赐，这确实不能一下子废除。至于高级官员，他们是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共同分担忧乐，难道也有不得已而畏惧的地方吗？天子已有七庙，如今又修饰老佛之宫，为它们建立祠庙，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以使者身份管理，每年供给数以巨万计的钱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天下的官吏已经不少了，只是担忧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办好；凡是百姓的祸患，没有不除尽。如今黄河泛滥成灾，却不让滨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察看灾情，反而责令他们提出救灾办法，只是另设都水监。四方的水患，难道能由一个人坐在京师筹划，便把利害全都处理好吗？天下有转运使就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设发运使，俸禄赏赐丰厚，供役士兵众多，这种费用哪里计算得尽？我曾听说，乡里有蓄养马匹的人，担心牧人欺骗自己、偷盗马的草料，于是又派一个人做厩长；厩长一设，马反而更加瘦了。如今治理政事不寻求根本，只治理末节，由此推论，天下没有益处的费用，必定不在少数。臣认为，凡是这种费用，都应当每天查求并加以废除；从极微小的数目开始，没有一项不产生益处。只要不要轻视细小数目而让它们积累，天下大概就可以稍稍得到休息了。【策别十四】第二项是确定军队制度。自三代衰落、井田废除以后，军队和农业分处，军队不能休息转为民众，民众也不能卸下负担而不再从事兵役，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千多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三代的制度已经不能恢复追及了；至于汉、唐，仍有可以谈论、借鉴的地方。军队没有战事却要供养，就不能让它聚集；军队聚集起来，就不能让它无事而白白供养。这两件事互相矛盾，不能同时实行，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如果有百顷闲田，就足以放牧千匹马，却不知道需要多少费用；聚集千匹马，再运输百顷田的草料，费用就是前者的百倍，这是容易明白的。从前汉代的制度，有轮番服役的士卒，却没有屯田的军队；他们虽然都出身于农夫，但一旦成为士兵，就不再从事农夫的事情。因此郡县没有常驻军队，京师也不过有南军、北军、期门、羽林罢了。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是凭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事情结束、军队休息后，便各自散开，恢复原来的生活。所以汉代军队虽不从事农业，天下却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长期聚集。唐代拥有天下，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的府有八百多处，驻扎在关中的甚至有五百处；但没有战事时，他们都努力耕种并积蓄粮食，不仅用来供养自己，还能够增加县官的储备。因此唐代军队虽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无事而白吃粮饷。如今天下的军队不耕种，却聚集在京畿三辅，数量以几十万计，全都仰赖县官供给。它有汉、唐的弊病，却没有汉、唐的好处，把两者偏颇的一面兼用，所以两种弊病一起承受，反而无法分开。天下的财物，近的从淮甸，远的到吴、蜀，凡是船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运送的地方，没有不全部搜取而运回京师。天下安然无事，赋税征收却厚重到不能再增加，三司的用度仍然苦于不足。这些弊病都起源于不耕种的军队聚集在内地，却消耗四方的贡赋。

译还不只是这样，又有军队循环往来、驻扎在各郡县。从前国家建立初期，各地分裂割据，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奋力作战而取得这些地方。降服了当地君主，登记了他们的疆土，但原来的根基和残余势力仍有存留。上面的人看见天下难以统一，担心他们再次发动，于是派出禁军驻守；大的地方到藩府，小的地方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师派来的军队。由此看来，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亲自派兵守护的。这种制度能够长久不变吗？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又没有比出征行军更大的。如今派禁军驻守郡县，远的有时达到数千里；除每月粮饷、每年供给之外，每天还要供应草料粮食。三年迁调一次，出发的人纷纷不断，前来的人接连不绝；虽然每批不过几百人，但总的算来，和几十万军队每三年出征一次没有区别。农夫的力量怎么能不耗尽？负责运输粮饷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如今天下从未发生战斗，武夫悍卒没有战功可以向上级邀功，却都不能成为休息闲居、无所事事的军队；他们心里认为自己是在替天子戍守。因此他们要求美衣丰食，打开府库，搬运金帛，好像国家亏欠了他们；只要稍微违逆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想要成群起哄叫喊。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已经是一家，而且已有几十年、上百年。百姓拥戴君主，直到海边，与京畿地区没有不同，也不必因为怀疑四方军队而只信任禁军。从前蜀地发生均贼之乱，以及近年贝州的变乱，未必不是禁军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臣愚以为，郡县的土兵可以逐渐训练，并暗中削弱禁军的权力；这样禁军就可以逐渐减少而不再有用。天下勇武强健的人，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山川环境使他们习惯，风俗气候使他们受到熏陶，四方百姓本来是一样的。从前战国时期曾经使用过这种办法。蜀人怯懦，吴人体格矮小，却都曾经凭此与中原大国抗衡，哪里一定要有禁军才可以使用呢？如今土兵之所以迟钝破败、低劣弱小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见郡县都有禁军，待遇又有等级差别，于是自甘处在低贱的役夫行列中，将领和官吏也不训练他们。假如禁军可以逐渐减少，并把原来供给禁军的粮饷更多地用于优待郡县土兵，那么他们本来就会因为出乎意料的优厚待遇而欢欣踊跃，感戴上面的恩德，愿意贡献力量，又怎么会很快不如禁军呢？土兵一天比一天增多，禁军一天比一天减少，除了天子随从和守卫城池之外，便没有其他用处。这样，内部没有驻军聚集、仰赖供给的费用，外部没有军队迁徙、供应接济的劳苦，所节省的费用已经超过一半。【策别十五】训练军队有三项内容：第一是储备人才和器用。如今所忧虑的军队软弱而不能振作，难道是士卒太少、不足以使用吗？是器械破旧、不足以使用吗？还是城郭不足以守卫吗？是粮饷不足以供给吗？这些都不是。可是军队之所以软弱而不能振作，是因为没有人才和器用。国家拥有人才，就像山泽中有猛兽、江河中有蛟龙：它们潜伏在其中，威势显现在外，使人肃然，不敢轻易冒犯。至于鳅▯元盘踞的地方、▯羊豚放牧的地方，即使山高千仞、溪深百寻，人们也容易轻视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显露在外的力量不足以使人畏惧。天下这么大，不能说没有人才；朝廷这样尊贵，百官这样众多，也不能说没有才能的人。然而凭区区两个敌虏，集合数州的兵力，进逼中国，抗拒天子的威严，触犯天下人的愤怒，而他们的气势从未稍有衰减，言辞从未稍有挫折，这说明他们心中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君主忧患，臣子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如今朝廷之上不能说没有忧患，大臣却安然处之，从未提出拒绝敌人的谋议；不是他们不想拒绝，而是没有可以用来应对的办法。这说明朝廷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边境百姓向西张望而战栗，牧马的士卒不敢拉弓向北。官吏士卒尚未交战，便先预期失败，这说明百姓轻视他们的上级。外面的蛮夷无所畏惧，内部朝廷没有可凭借的力量，百姓又自己轻视上级，这样还足以说是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缺乏人才，所忧虑的是求取人才的方法不能达到目的。古代圣人借助没有实际功用的名声，来招致天下有实际才能的人；又用可以看见的实际功效，来考核天下徒有虚名的人。这两者相互配合使用，不能偏废。所以在开始时，天下人无不纷纷奔走，投身其中；到了最后考核时，不肖之徒便无法欺骗上级。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先看名声，后来才考察实际。如果不先看名声，只求实际才能，那么前来的人就少；前来的人少，就无法有所选择。因一时的紧急需要而任用没有选择过的人，这就是不先看名声的过错。天子所关注的地方，就是天下人奔赴的地方。如今孙、吴的兵书，读它的人未必能够作战；善于言谈、喜欢谈论军事的人，未必能够实际运用；通过武举选拔，又用骑射来考核，天下的奇才未必都会到来。然而如果要寻求天下人的实际才能，那么除了这三种办法，便无法招致人才。因为认为它们未必有效就抛弃它们，那么那些确实有效的人才，最终也无法被发现。过去西部战事兴起时，开始是因为没有凭借虚名广泛招致天下人才并加以选择，以等待一旦有事时任用。所以军队兴起之际，四面张望，惶恐迷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设置武举，征求作战方略，招揽勇猛强悍的人，并放开发表狂妄的言论；不吝惜高官厚禄，以求得强兵的办法。在这个时候，天下人喧闹不已，无不自以为懂得军事。前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言论也越来越没有根据；到了临事之时，最终都不能任用。执掌政务的大臣也于是厌弃这些人，知道这样做没有用，所以战事停止后，便把这些办法全都废除了。现在议论的人认为，武举、方略之类的办法，只足以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而天下真正有才能的人最终仍然无法求得。这两种看法都有过错。既然已经利用天下徒有虚名的人，却不以实际才能考核他们；等到弊端显现，又把这些名目一概废除，使天下士人不再凭借兵术求进，也同样是过错。

译天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仅凭武力考核，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出来。但战争不能随便拿来试验，所以应当通过训练军队来观察。子玉在▯训练军队，整天便训练完毕，只鞭打了七个人，刺杀了三个人而已。▯贾观看后，认为他刚硬而没有礼法，知道他一定会失败。孙武刚开始被召见时，用妇女来试验军法，尚且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使阖闾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观察将帅是否有才能，没有比训练军队更不能作假的办法了。如今新招募的士兵，骄横豪强而难以号令，勇猛强悍却不懂得作战，这正足以用来观察天下人的才能。用武举、方略之类的方法招来他们，再用新兵来考验他们。观察他们神色平和，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气度；号令约束坚定明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威严；坐、起、进、退都各得其当，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才能。这些表现都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先用没有实际功用的虚名招致人才，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表现考核他们。这样或许就可以得到能够任用的人才。【策别十六】第二，讲训练军队的实际力量。夏、商、周三代的军队，不用挑选便很精良，原因是什么？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额而没有固定的个人；国家有事时，只要按一家出一名正卒的办法准备，就这样而已。因此，年老的人能够得到赡养，患病的人可以成为闲散百姓，而服役于官府的人，无不都是家中健壮的子弟。所以没有战事而进行田猎时，从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征而供应粮食时，也从不供养没有用处的士卒。这样使他们的脚足以轻快地通过险阻，手足以熟练地使用器械；聪明足以察觉旗鼓的节奏，强健锐利足以进入生死搏斗之地；即使是千乘之众，人人也都足以自我防卫。因此杀人少而功效多，费用节省而士卒强健。大概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吞并，天下经历了数百次战争；经书和传记中所见称为失败的战事，如城濮、鄢陵之战，都不过是侵犯了对方的偏师，追逐其游动的士卒，然后收兵退去，从来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出现尸体横陈百万、鲜血流入江河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推举家中强壮的人充当士兵，所以形势不允许大量杀人。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已经分离，士兵不能重新成为百姓，于是开始有了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充当士兵，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房屋住所也已经托付在军营之中，他们的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的名册里；出行不能经商，居家不能务农，只能依靠官府供养，直到衰老也无处可归，那么这种道路确实不能抛弃。因此无用的士卒，即使减少他们的资粮，也都终身供养。凡是百姓的一生，从二十岁以上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勇猛、锐利、强健有力，足以冲击坚固阵地、冒着刀刃作战的气力，不过二十多年。如今却终身供养他们，这就等于每个士卒有二十年无所作为却吃官府的粮食。由此推算，供养十万士兵，就等于有五万人可以裁去；屯驻军队十年，就等于有五年是在作无益的花费。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物是百姓赖以生活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这叫作抛弃财物；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作战，这叫作抛弃百姓。我看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残破败亡的情形呢？弊病全都起源于把百姓分离出来充当士兵。军队不能休息，使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作战的士卒束手待死。所以有时凭借百万人的军队，却被几千人的军队屠杀。那些优秀的将领善于使用他们，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三代衰败以后，百姓无罪而死去的，数也数不清了。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极多，过去陕西战事时，把名册上的平民全都当作士兵。后来又遇到明道、宝元年间，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接着是近年青州、齐地的饥荒，以及河朔的水灾，百姓困急而充当士兵的，每天都在增加。把名册调出来核查，近代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比今天更多的了。然而这些人都年老体弱，又没有受过训练，不能抵得上古代士兵的十五分之一，而衣食供养的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能够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充当士兵的百姓，其中大多不是良民。他们正值年轻力壮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随后才愿意舍弃自身。等到稍稍衰老、意气消沉时，大概也会后悔，但已经无法恢复平民身份了。我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恢复平民身份的人，应当听任其请求；从今以后，百姓愿意充当士兵的，都在三十岁以下才收取，限定服役十年，期满便注销军籍。百姓三十岁入伍，十年后重新归来，他们的精力和思虑仍然可以用来养生送死，安排终身的生活。让他们在应募之日就心里知道服役不过十年，并为这十年作打算，那么到期注销军籍时便不会怨恨。把终身供养无用士兵的费用用来重赏招募，响应的人一定会很多。这样，县官长期不会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能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便能重新成为平民，于是会爱惜自身，慎重对待犯法之事，不至于呼号耍赖，自暴自弃而沦为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忧患，在于百姓不懂得军事。所以军队常常骄横强悍，而百姓常常怯弱；盗贼进攻他们，不能抵御；戎狄掠夺他们，不能抵抗。现在如果让百姓轮换服役成为士兵，让士兵又能返回成为百姓，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会增多，盗贼和戎狄将有所顾忌。然而仍有人会说，十年轮换一次，旧士兵已经离去而新士兵还没有训练好，那么遇到缓急就会来不及应付。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同时离去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去的，也有正当轮换的；新旧士兵混杂在一起训练，那么遇到缓急便可以不用忧虑了。【策别十七】第三，讲激发勇敢。我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气势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士兵，所以激发勇气是有办法的。使人产生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倡导之中，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这两种方法，是用兵中隐微的权术，是英雄豪杰用来暗中施行而不向人明说的办法，别人也往往察觉不到。

译请允许我详细说明。所谓倡导，是什么呢？就是士气的先导。每个人都有勇敢和怯懦，三军也有勇敢和怯懦。若逐个人比较，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就像细茎和大柱一样悬殊。至于三军整体的勇怯，却常常只在反复变化之间产生，只在毫厘的差别之间转变，所以这种关键在将帅和君主手中。有人本来能够空手搏击猛兽，出入刀刃之中而脸色不变；也有人见到小蛇、蜥蜴便退走，听见钟鼓声便战栗。这说明人的勇怯不齐，竟达到这种程度。然而乡里的小民争斗嬉笑，在突然之间，有时也会杀人。他们发作时，心意突然改变，脸色勃然变怒，好像无法停止；即使天下的勇士，也没有超过他的。这并不一定是勇敢的人，只是气势乘上心头，便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了原来的心意。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利用这种突然奋发、勃然发怒而尚未后悔的时刻；不善用兵的人，却挫败这种突然奋发、勃然发怒的心情，助长他自己后悔的念头。这样便是不战而先自行失败。所以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同样都是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同样的事情；天下有紧急情况时，如果有一个人奋勇争先，甘愿赴死，那么突然奋发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交相射击，刀剑相互搏击，胜负的形势还没有确定，而三军将士都注视着一个人率先登城，那么勃然而起的人就会接连出现。天下虽然广大，却可以用名声来劫制；三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可以用士气来驱使。俗话说：“一个人善于射箭，百人便会决意拿起弓箭。”如果能够把这种勇气激发出来，在他们突然奋发、勃然振作的时候利用他们的锋锐，这就叫作倡导。倡导之中，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懦的有一百个，勇敢的只有一个，这说明勇者难得；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踏入刀刃之中，这是勇者难以做到的事。让难得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一定要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一定有自己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也一定有自己私下厚待的士兵；看见勇敢的人，便暗中优厚地对待他。人有特殊才能，即使还没有功劳，内心也无不自以为与众不同。如果他自认为与众不同，而上级却不认为他与众不同，那么遇到缓急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遇到缓急而肯率先倡导的人，一定是他的上级认为他与众不同的人。过去汉武帝想向四方夷族显示军威，以满足自己没有止境的欲望；不吝惜通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向天下发出号召，寻求奋勇出击的人，但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又允许他们以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不得已的人奔驰在九死一生的地方；因此将领投降，军队败坏，天下几乎陷入不可预测的局面。为什么呢？事先没有把任何人视为特殊人才，却希望他们出来倡导，这不是太困难了吗！私下厚待，是天下人所厌恶的事。然而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私情而厚待他，那么这种私情便不能使用；如果是因为他比别人贤能而厚待他，那么不采用这种私下厚待的办法就无法成功。大概有些人没有功劳也可以赏赐，有了罪过也可以赦免，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并责成他率先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陷入困境而自行停止。西戎叛乱时，天子并非不想显赫地讨伐它，但将帅大臣谨慎守卫边界，收敛目光只顾自身，没有一个人率先奋勇赴死，士卒也规规矩矩地不肯尽力；不得已出兵时，争着先退回来。所以西戎得以肆意猖狂，而我们无法应对，形势便不得不重重送上财物来求和。祸患起因于天子没有共同担忧祸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心腹之士。西部战事停止，已经十多年了；法律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却越来越艰难，贤能的人没有得到特殊对待，勇敢的人没有得到私下厚待，天下人只求奉行法律、遵守命令，做到合乎格式便停止。我不知道遇到缓急时将由谁来率先倡导呢？●卷四十八 ◎策断三首 【策断上】两个敌国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深重而久远。天下的谋臣、猛将和豪杰之士，想在西北施展才能，已经很久了。我听说兵法说：“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过去我愚昧地认为，西北很难出现可以取胜的形势，而中国还没有不可战胜的准备，所以曾私下认为可以专门设置一个官职，让他独自承担这项责任；执政大臣则可以专门治理内部事务。如果天下的弊病全都去除，纲纪修整清明，粮食充足而军队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知道爱戴自己的君主，显然具备不可战胜的条件，那么我本来就要详细论述并竭力进言了。天下将要兴盛时，其积累必定有源头；天下将要灭亡时，其祸患的发生必定有门户。圣人只是知道这扇门户，并把它堵住。古代使天下灭亡的情形有四种，天子无道并不包括在内。有的是诸侯强大逼迫而导致灭亡，周、唐就是这样；有的是平民横行而导致灭亡，秦就是这样；有的是大臣掌握权力而导致灭亡，汉、魏就是这样；有的是蛮夷侵入内部而导致灭亡，西晋、东晋就是这样。（司马氏、石氏。）假使这七代的君主都能预先知道自己灭亡的门户，并把它堵住，那么国家延续到今天也不会衰败。只是他们忌讳谈论灭亡而不作准备，或者虽然准备却没有找到门户，所以灾祸发生后便无法挽救。天子的权势盘结于天下，并深深维系在民心之中，所以它的灭亡一定先有很大的裂隙，然后一天天溃败。敌人窥伺它非常困难，夺取它也非常隐秘，要经过长时间的相持，随后才可能找到可乘之隙；大概不是突然在一天之内便发生无法挽救的祸患。因此圣人一定在国家完整安定、最为强盛的时候，堵塞导致灭亡的门户。我认为，当今的忧患，外部可怕的是西戎、北狄，内部可怕的是天子的百姓。西戎、北狄不足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忧患，但它们一有行动，便可能招来内部的祸患。内部的百姓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存亡的权力，只是不能独自发动；他们发生变乱时，一定要等待外部出现变化。先由戎狄发动，再由我们的百姓接续而起，我所说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