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南省说书十道

译回答：《诗经》中，只有周代的诗最为完备；周代的兴盛和衰败，在《诗经》中记载得最详细。周道起始于闺门父子之间，施行到君臣关系，并推及天下的内容，保存在《二南》中。后稷、公刘、文王、武王创业的艰难，以及幽王、厉王逐渐失道的情形，保存在《二雅》中。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礼乐文章完备的情形，保存在《颂》中。周道日益衰微削弱，最后降到与诸侯相等的情形，保存在《王·黍离》中。周道的盛衰，大体都可以在这里完整看见。《小雅》说的是王政中较小的方面，同时也兼叙周道盛衰的时际。幽王、厉王虽然失道，但文王、武王的事业还没有坠落，宣王又继而使周室中兴，所以诗中虽有怨刺一同兴起，却没有列入《国风》，因为还认为王政仍然存在。因此说：《小雅》兼有周代盛衰的内容。从前的论说者各自只说到了一个方面，还不完备。季札观看周乐，演唱《小雅》，说：“忧思却不背离正道，有怨恨却不直言发泄，这大概就是周道衰微的表现吧？”《文中子》说：“《小雅》怎么会衰微？这正是周道盛大的表现吧！”季札所说的衰微，是因为他当时亲眼看见周道衰败，却没有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盛况。文中子所说的盛大，是说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功业，经历数百年还没有被忘记；虽然他们的子孙已经衰微，天下仍有一些人尊奉周室。所以说，这两个人都只得到了一个方面，还不完备。太史公说：“《国风》爱好美色却不放纵，《小雅》有怨恨诽谤却不导致混乱。”在周道衰微的时候，即使君子也不能没有怨恨，关键只在于不至于造成混乱。《文中子》把它看作周代完全盛盛，不是说得太过了吗？所以贯通这两个人的说法，《小雅》的义理就完备了。谨此回答。【左传三道·问君子能补过】回答：圣人对待天下人，是多么通达而宽恕啊！早晨还像盗跖，晚上已经成为伯夷，圣人也不抛弃他。孟僖子犯了过错，他悔悟得也太晚了；即便如此，圣人仍不抛弃他，说：还胜过到死都不知道悔改的人。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孔子年轻时地位卑微，天下没有人知道他是圣人。鲁国人说：“这是我东边邻家的孔丘。”又说：“这是邹人的儿子。”楚国的子西、齐国的晏婴，都是当时所谓的贤人君子，他们却说：“孔丘的道理迂腐空疏，不能实行。”何况在三桓之间，又有谁知道孟僖子有这样的贤能呢？孟僖子病重时，告诉他的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先祖正考甫三次受命做官而更加恭敬。弗父何拥有宋国，却把它让给厉公。华父督作乱，弗父何无罪却在宋国断绝了后代。此后一定会有圣人出现。如今孔丘博学而又喜好礼，大概就是这个人吧？你一定要去拜他为师学习礼。”唉，孔子在鲁国任职三个月，齐人就害怕鲁国称霸。以孟僖子的贤能，既然知道孔子是圣人，假如他未死时把政权交给孔子，那么鲁国就会成为东方的周朝了。所以说，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即便如此，孔子之道能够充满天下，还是从孟僖子开始的。敬叔向孔子学习，请求鲁君给孔子车马，使孔子到周地去观览礼制，圣人的事业从此才完全具备。孟僖子的功劳，虽然不能在孔子未死以前任用他来建立功业，却仍然能够在自己死后挽救这件事。左丘明担心后世不知道孟僖子的功劳，所以反复称说，把他看作能够补救过错的君子。从前仲虺称说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圣人尚且不把没有过错称为能干，却把改正过错称为善，那么能够补救过错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同类吗？孟僖子就是圣人的同类。谨此回答。【▯梁四道·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回答：《春秋》三传关于“侵”“伐”的条例，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左氏》说：“有钟鼓声叫作伐，没有钟鼓声叫作侵。”《公羊》说：“粗略的行动叫侵，精细的行动叫伐。”《▯梁》说：“把人民包围起来、驱赶牛马叫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伐。”我认为，有了嫌隙叫侵，有了正当理由叫伐。齐桓公侵蔡，是因为有嫌隙；蔡国溃败后，于是伐楚，是因为有正当理由。司马掌管九伐的法则：负险固守而不服从，就侵伐之；残害贤者、伤害百姓，就伐之。这样看来，负险不服接近于有嫌隙，残害贤民接近于有正当理由。周道衰微时，诸侯相互吞并，先王划分土地、修治城郭的制度大概已经败坏了，所以对于侵伐之间的区别，孔子尤其谨慎地记载。古代有分土地而没有分人民，诸侯侵占土地尚且不能容于《春秋》，何况还要把人民包围起来、驱赶牛马呢！桓公侵蔡，却不记载所侵占的地方，是因为这次侵伐没有正当理由。楚子进入陈国，在乡里掠取一个人，称为夏州。《春秋》略去不记，是认为驱赶人民是不正当的。唉，春秋时期，不只是诸侯互相侵夺，晋侯还夺取天子的田地，阳樊人不肯服从；我由此又知道，《春秋》大概是不忍心把这件事写出来吧。谨此回答。【▯梁四道·问鲁犹三望】

译回答：先儒论说《春秋》记“犹”的含义，认为到此就可以了。我认为不对。《春秋》记“犹”有两种情形：一是本来已经如此却仍然如此，是加重语气的说法。“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龠”就是这样。二是本来没有做到这样却仍然做到这样，是庆幸的说法。“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就是这样。孔子痛惜周道衰微，礼乐文章败坏，却没有人挽救。因此他小心地拾取那些残存和失落的礼制，因为周礼完整的形态已经无法看见，能看见一两项也就可以了。所以“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是怜悯其不告月，同时庆幸它还到宗庙朝拜；“不郊，犹三望”，是痛惜其不举行郊祭，同时庆幸它还举行三望。郊祀是先王的大典，而孔子不能亲自在周地看到这种礼制，所以借鲁国所实行的郊祀礼来详细说明。《春秋》记载三望，都是因为没有举行郊祭而记的。有的说“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有的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 于是不能举行郊祭，仍然三望”；有的说“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改卜郊祭用牛，鼷鼠又吃了它的角，于是释放此牛。不郊，犹三望。”《▯梁传》说：“‘乃’是已经失去某事的说法；‘犹’是本来可以不做却还做了的说法。”鲁国虽然不举行郊祭，却还保留三望，这正是孔子保存周代遗留礼制的用意。如果说三望本来可以废止，那么周代的遗留礼制就断绝了。有人说：鲁国举行郊祭是僭越，那么孔子为什么还保存它呢？回答说：鲁国举行郊祭确实是僭越，但孔子不加以讥刺。孔子所讥刺的，是应该承担罪责的人。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的是成王，接受天子礼乐的是伯禽。《春秋》如果讥刺鲁国郊祭，上面就会讥刺成王，其次就会讥刺伯禽；成王、伯禽都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孔子又能讥刺谁呢？所以说“犹三望”，是为了保存周代遗留的礼制。范宁认为三望是海、岱、淮；《公羊》认为是太山、河、海；杜预的说法最为完备，说：分野中的星宿，以及国境内的山川，都因郊祭而举行望祭。这个说法应当可以采用。谨此回答。【▯梁四道·问鲁作丘甲】回答：先王治理天下，不用百姓所不做的事情来要求他们，不强迫百姓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百姓安闲自得而且容易满足。周朝盛盛时期，向百姓征收赋税，都有一定法度，因此百姓不感到劳苦，而国家也不缺乏用度。到了周道衰微，诸侯任意妄为，向百姓征收赋税只凭自己的欲望，刑罚也随之而来，所以百姓到了困穷而无处申诉的地步。百姓本来从事农业，却要求他们制造兵器，就如同让住在山里的人制造船桨一样。鲁成公制造丘甲，《春秋》因此加以讥刺。《▯梁传》说：“古代农民和工匠各有职分。甲胄不是每个人都能制造的。按丘征发甲胄，不合正道。”杜预却认为，古代四丘组成一甸，一甸出长毂战车一辆、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鲁国让每丘都出这些。四丘以后才成为一甸，鲁国即使加重征敛，怎么会达到四倍征取呢？哀公实行田赋，说‘即使按二倍征收，我还觉得不够’。孔子讥刺他残害百姓太过，却没有说他按四倍征取。况且改变古制、变更常法，是《春秋》所讥刺的。所以记载“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都是为了讥刺政令由此发生改变。可是《▯梁》和杜氏的说法如此相互抵牾，怎么能不辨明其中的错误而使它归于正理呢？所以我认为，《▯梁》的说法是正确的。谨此回答。【▯梁四道·问雩月何以为正】回答：举行雩祭，只是先王用来保存爱护百姓之心罢了。上天回应君主，是根据他的德行，而不是根据他的言辞。君主修养自己的德行，使内心无愧，又何必祈祷呢？即便如此，遇到年成干旱，圣王不忍安坐旁观百姓无处求告，所以替他们举行雩祭。雩祭，只是先王用来保存爱民之心罢了。传《春秋》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却发表纷纷的是非之论，也很可笑。《▯梁传》说：“按月份举行雩祭，是正当的；秋季大雩，不正当；冬季大雩，也不正当。按月份举行雩祭为什么正当？因为时令已经到了极限，人的力量也已经用尽，如果这个月还不下雨，就来不及了。雩祭一定要等到时令穷尽、人的力量用尽，为什么？因为雩祭是为旱灾祈雨。古人重视请求，认为这并不是谦让。”唉，作为百姓的父母，怎能眼看百姓危急，却说草木的生机还没有耗尽、人的力量还没有用完，而实行那一点小小的谦让呢？我认为凡是《春秋》记载雩祭，都是记载旱灾。一月的旱灾，所以雩祭记月份；一季的旱灾，所以雩祭记时令。记载雩祭的条例，只记时、月而不记日。只有昭公末年，七月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举行雩祭。而昭公时的雩祭，并不是因旱灾而举行的雩祭。《公羊》认为“又雩”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这样看来，因旱举行雩祭的条例也可以看出来了。《传例》说：“凡灾异，经历一日的记月份，经历一月的记时令，经历一时的加记日期。”又说：“雩祭，是记旱灾；旱灾，是记灾害。”所以我把这些作为条例。谨此回答。【公羊三道·问大夫无遂事】

译回答：《春秋》记载“遂”只有一个字，但其中包含善恶，君子只需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利害产生于一时，却要在千里之外制定处理办法；在这种时候不果断办理，君子认为是固执拘泥。上不能有利于国家，下不能有利于百姓，本来可以回报命令后再请示；在这种时候却擅自办理，君子认为是专擅。专擅固然应当贬责，固执拘泥也同样应当讥刺。所以说，《春秋》记“遂”只有一个字，但有善恶之别，君子只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子结陪送陈国人的妇女到鄄地，随后又和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陪嫁之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它有‘遂’事。大夫不得擅自办理，这里为什么说‘遂’？大夫出了国境，只要有能够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公子遂到周，随后又到晋。《公羊传》也说：“大夫不得擅自办理。这里为什么说‘遂’？因为国君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同样记一个“遂”字，善恶却相差如此之远，难道可以不考察事情的实际吗？《春秋》是后世学习做臣子法则的依据。若认为凡是‘遂’都不应讥刺，我担心后世做臣子的会流于专擅。若认为凡是‘遂’都应讥刺，我又担心后世做臣子的会拘泥固执。所以说，只看当时的实际情况。西汉的法令中有矫诏之罪，但当时的名臣都曾以此作为依据。比如汲黯打开粮仓赈济饥民，陈汤发兵诛杀郅支，这类事情，可以专断办理；否则就会获罪于《春秋》。谨此回答。【公羊三道·问定何以无正月】回答：在君位承接交替的关头，《春秋》最为谨慎。没有事情而记载年初时令，事情发生在二月而记作“王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而记作“王三月”，这是通常的条例。至于国君即位的第一年，即使已有二月、三月的记载，却又特意记载正月。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公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这是为了彰明天子的正朔，并确定诸侯即位的开始。《公羊传》说：“顺应百姓臣子的心情，不能一天没有君主；顺应始终相承的道理，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君主；不能让一年空缺君主。”所以诸侯都在先君去世后的次年即位，并记载正月。定公元年记载说：“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对此感到疑惑，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现在试着论述它。《春秋》有十二位鲁公，能够得到始终相承的正统、完备地举行即位礼的有四位，即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以摄政身份即位，不能完备举行即位礼的有一位，即隐公。先君没有按正常礼法终止君位，因而自己不能完备举行即位礼的有六位，即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先君没有按正常礼法终止君位，而且又在国外的有两位，即庄公、定公。在国外过了一年以后才回国的有一位，即定公。况且，先君虽然在国外且没有按正常礼法终止君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过了一年才回国的情况，因此二百四十二年中从未有一天没有君主；而定公元年，鲁国的君统从正月至六月才重新接续。正月，是为了确定君主。昭公尚未回来，定公尚未即位，季氏主持国政，那么天子的正朔将由谁来确定呢？这就是定公没有记正月的原因。《公羊传》说：“正月，是确定即位；定公没有正月，是因为在即位之后；定公、哀公的记载多有隐微的言辞。”何休认为，昭公出奔，国家的君统应当断绝，定公不能继承君位、奉行正朔，所以用隐微的言辞加以避讳。唉，昭公的君统断绝，定公又不能即位，这样鲁国就终于没有君主了。《▯梁》认为，昭公没有正常结束君位，所以定公没有正常开始君位。看庄公元年记载正月，就不言自明地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谨此回答。【公羊三道·问初税亩】回答：古代称公田为“藉”，“藉”就是借，意思是借用百姓的力量来耕治公田。《诗经》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百姓一定先耕治公田。《传》说：“私田庄稼长得不好，不能责怪官吏；公田庄稼长得不好，不能责怪百姓。”意思是君上一定要体恤私田。百姓先顾公田，君上又体恤私田，所以百姓不劳苦而国家的用度充足。宣公没有给百姓恩惠和信用，百姓不肯尽力耕治公田，所以他巡行田地，选择其中肥沃的田亩来征税。《公羊传》说：“税亩是什么意思？就是踏看田亩而征税。”百姓不尽力于公田，是君上的过错。宣公不责备自己、悔改过错，反而选择肥沃田亩来征税，百姓自然要诽谤他而且灾异也会发生。征收田亩税的第二年冬天，▯彖生。《公羊传》说：“▯彖生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庆幸它，还可以说是接受了这件事。君上改变古制、变更常法，上天便以灾害回应；那么大概就应该在这里改变了。”何休认为宣公害怕灾害而恢复古制，所以后来获得大丰年。我认为不是这样。按《春秋》记载“作三军”，后来又记载“舍中军”；记载“跻僖公”，后来又记载“从祀先公”。事情恢复正常，从来没有不记载的。宣公如果果真恢复古制，《春秋》就应当有“不税亩”的记载。所以何休的说法，我不相信。谨此回答。◎迩英进读进读八首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苏轼认为，汉高祖、唐高祖都是开创基业的贤明君主，季布、屈突通都是一时的刚烈丈夫。正因为是刚烈丈夫，所以能够以自身殉主，至死不改变。正因为是贤明君主，所以能够推行至公之心，不因个人怨恨杀害士人。这可以作为万世君臣的法则。【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苏轼认为，古代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不分内外、轻重，所以即使杜延年是著名卿士，也免不了出任边地官吏。治理没有成效，就诘问责备；已经有成效，就褒奖赏赐。用这种办法反复考验人才、考核政绩，大致就是如此。汉孝宣帝的治理优于汉孝文帝，原因就在这里。马周劝谏唐太宗，也曾把这一点作为言论。治理天下的人不可不知道。【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译苏轼认为，叔孙通制定礼制，虽然不能达到三代的程度，但也能顺应时势、采取适宜办法，对世道有所补益。鲁国的两位老先生非难他，他们的话未必全都正确；叔孙通认为他们不懂时势变化，也有道理。然而谨按扬子《法言》说：从前齐、鲁有一位大臣，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有人问：“为什么说他伟大呢？”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的礼仪，聘请齐、鲁的先生，不能请来的有两个人。”由此看来，大臣应当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这样才可以在中途托付六尺之孤、寄托百里之命。若是随时势上下变化，随他人俯仰，虽然有时适用于一时，又哪里足以称为守护社稷的大臣呢！【狄山论匈奴和亲】苏轼谨按，汉代制度中，博士的秩禄都只是六百石而已。然而朝廷有大事，一定要同丞相、御史、九卿、列侯一起讨论可否。大概是亲近儒臣、尊重经术，不因官职低微就废弃他们的意见。所以狄山能够在皇帝面前同张汤争论。这是臣子最难做到的事，也是君主最希望听到的意见。皇帝应当温和地接纳他们，以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即使这样，尚且担心他们不敢进言，何况像汉武帝那样变脸发怒，把进言者置于死地呢？所以张汤掌权，竟使盗贼遍布天下，汉室几乎陷入混乱，大概就是从不能容纳狄山开始的。【唐太宗梦虞世南】（或题作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苏轼说，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直臣难得、忠言难闻，所以臣子在世时尽力任用，死后仍思念他的言论，想见他的面貌，甚至在梦中见到他，可以说是喜爱贤才、崇尚德行的君主。汉武帝才略雄伟，不比唐太宗逊色。汲黯的贤能超过虞世南。虞世南已经去世，唐太宗还思念他；汲黯仍然活着，汉武帝却厌弃他。所以唐太宗治理天下，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而汉武帝时期盗贼遍布天下，原因就在这里啊！【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苏轼看到唐文宗阅览贞观时期的事情，思念魏郑公的后继者，也有意于实现良好治理。即便如此，唐王室逐渐衰败，不容易重新振兴；如果没有高才伟人，就不足以谋划振兴之事。而李训、郑注的狂妄阴谋，几乎使宗庙社稷覆亡，实在可叹。至于唐文宗极力奖励魏谟直言极谏，希望自己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这也是贤明君主的用心。【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牛仙客】苏轼私下认为，士大夫磨炼名节，严肃正直地立身朝廷，不追求随声附和来保全俸禄地位，这不只是臣子个人的道义，也是天下国家赖以安定的依靠。假如名节一旦衰败，忠诚诚信之言听不到，动乱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迅速得如同影子随形。西汉末年，敢于直言的只有王章、朱云二人；王章死后，朱云被废弃，于是公卿只顾保持俸禄、保全妻子儿女，像张禹、孔光这一类人一样。因此王莽凭着斗筲般狭小、穿窬般卑劣的才能，夺取神器竟像反掌一样容易。唐开元末年，大臣守正不改的，只有张九龄一人。张九龄既然违逆圣旨而被罢免宰相，唐明皇便不再听到纠正过失的意见，终于导致安禄山之乱。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苏轼认为，古代任用人才，不分内外、轻重，所以即使汉宣帝急于求贤、萧望之得到君主信任，也还要反复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然后才得到重用。这不只是为了反复考验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四方局势，使内外力量均衡。唐开元、天宝年间，重视京官而轻视地方官，当时公卿名臣若不是因犯罪受责，很少出任郡守；即使是藩镇的将帅，也自认为比不上寺监属官，所以郡县往往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安禄山叛乱时，河北二十四郡一旦都投降了贼军，只有一个颜真卿坚持抗拒，而唐明皇起初并不认识他。这种重内轻外的弊病，不可以不引以为鉴。●卷五十一 ◎奏议四首 【议学校贡举状】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上奏：奉诏研究学校和贡举的利弊，命令我们各自写出议状上奏。臣以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成效。假使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才能，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即使胥史皂隶之中也从来不缺人才，更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也认为已经足够。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才能，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还担心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事物都有适宜或不适宜的时候，也都有兴盛或衰败的时候。正当它适宜存在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它已经令人厌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发生变化，法制也会随之变化。譬如江河迁徙，顺着它想要流行的方向加以治理，就容易取得功效；强行让它回到不愿流行的方向，就难以施力。假如三代圣人重新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办法，何必一定要依靠学校呢？况且天下本来已经设立过学校。庆历年间，认为太平可以期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德行、有道艺的人，要求他们完成九年教育的大业，那么就要改变今天的礼制，改换今天的风俗，还要征发民力修建宫室，收取民财供养游学之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学校，诉讼在这里审理，军务在这里谋划；又要按时考察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把他们放逐到远方，终身不得与士人交往。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困苦吗？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却希望它对时局有益，那么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如今的学校只须因循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起初并不是由它造成的。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与今天相比，哪一种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种更优秀？所得的文武长才与今天相比，哪一时期更多？天下的事情与今天相比，哪一时期办得更好？比较这四项，长短的争论就可以判定了。如今议论者想要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乡里应当推举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选取策论，废除诗赋；有人想采用唐代制度，兼取声誉和声望，废除封弥；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实学问，不采用贴经、墨义，而考察经书大义。这几种意见都是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