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奏议五首

译一、查核本州常平仓斛斗，现存粳米三万四千余石，折算原来收买的价格，每斗一百一十八文有余；绿豆一万三千余石，折算原来收买的价格，每斗七十二文有余；小麦二万五千余石，折算原来收买的价格，每斗五十四文有余。上述三种粮食都是按高价收买的，即使依照条文酌量减价出售，也不能大幅降低市场价格；何况流民迁徙失所，必然没有钱购买官米。即使依条文允许借贷给百姓，又因为流民不是本地人，将来没有办法催收；条文还允许用常平仓斛斗招募饥民服役，并允许按照救济乞丐的标准给米，但不得超过规定数额的两倍。臣现在考虑，饥民身体羸弱，聚散不定，不适合服役；而且常平仓斛斗制度本来只用出售和收买来平抑市场价格，如果把粮食用于招募工役以及依照乞丐标准发放，那就是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回，以后常平仓的本钱会日渐耗损，终有耗尽之时。臣任杭州知州时，看到浙西发生饥荒，全靠常平仓出售粮米，救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由此可知，常平仓的官本只能增加，不能耗损。臣曾多次奏请立法，常平仓的钱米除买卖粮食外，不得支用。虽然已经蒙准施行，但本州现存的常平仓斛斗，臣始终不敢因为流民的缘故擅自请求动用，要留下来准备明年春天斛斗价格飞涨时出售，以救济本州百姓。贴黄。若只是下令户部，不过是查照常平条贯，酌量减价出售粮食，招募饥民服役，并依照救济乞丐的数额发米下令，这些都只是空文，对实际事情没有益处。乞请朝廷亲自详加斟酌，特别裁决。又贴黄。元丰以前，常常用常平仓的钱米招募饥民服役，虽然有所耗损，却可以用官府多余的利息钱补足。如今常平仓的官本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如果不立法禁止杂项支用，几天之内就会耗尽，实在可惜。乞请查照臣以前的奏章施行。一、查核本州现存封桩的陕西军兵请受及禁军缺额粳米三千七百余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麦三万三千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绿豆二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五十五文；粟米三百余石，估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淮南条文允许按估定价格出售。除查核本州军粮粳米按年计算不足，如今准备把转运司的钱换买上述封桩粳米充作军粮外，其余小麦、绿豆、粟米、豌豆，可以奏请筹划钱物，全部换买，准备赈济流民。贴黄。各色粮食所估定的价格，都是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如果蒙准施行，乞请依照如今估定的价格换钱购买。以上臣伏望圣上慈悲，怜悯淮南、浙西连年遭受灾害，明年春夏必然会有流民。而颍州正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万一流民扶老携幼聚集境内，按道理难以驱逐。如果他们饿死在道路上，尸臭弥漫，百姓也会一起遭受瘟疫灾害；弱者既然转死沟壑，强者必然聚集成为盗寇。乞请特别赐给度牒一百道，委托臣出售，将所得钱换买上述小麦、粟米、绿豆、豌豆四种粮食，封存储备，等有流民到州时，分批发放赈济。如果到时候没有流民，就应当封存这些粮食，度牒所得价钱另听朝廷指挥。谨抄录奏闻，恭候圣旨。贴黄。臣如果不预先筹划陈奏请求，那么仓促之间必定难以办理；如果不秘密详细地奏报，等到事情临近时声息先行泄露，又恐怕招引饥民一同来到本州，官府物资有限，中途断绝，那么死者必定很多，反而造成更大的祸害。因此这次亲自书写奏状，贵在避免泄露。臣因为眼睛昏花，书写不够谨慎，伏乞恕罪。如果蒙准施行，乞请不要发下有关司，只交付臣办理。又贴黄。臣所奏濠州、寿州等州灾害、盗贼的情形，查问所得都有根据和原委，并不是道路上传闻的话。臣深怕本路以及各州都各自有已经检验核减赋税却尚未奏报的事情，导致朝廷不相信臣的话。臣在杭州任职时，亲眼见到监司、州县官吏一概隐瞒灾害。就如今年苏州、湖州的水灾，可以说严重到了极点，而台官贾易等人还想追究此事，处置进言者。苏州积水还没有退到土城门，知州黄履却已经奏报秋种有希望。像这样蒙蔽上情，已经习以成风。伏望圣上慈悲，姑且采纳臣的话，提前做好准备，那么一方百姓就非常幸运了。《乞将合转一官与李直方酬奖状》

译元祐七年正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奏报：臣到任以来，访察得知本州过去出现过恶贼，从元祐二、三年间起，管三等人聚众啸聚为寇。不久又有陈钦、邹立、尹荣、尹遇等人，也结成团伙抢劫杀人，屡次发展到同捕盗官吏对抗。当时朝廷访闻其姓名，派人捕捉这些人，不久已经捉获并凌迟处斩，只有尹遇一人漏网逃脱。他不改前非，又结集陈钦的弟弟陈兴、郑饶、李松等数人，不停地惊扰抢劫百姓。尹遇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郑饶称“侥三”，李松称“管四”，乡村百姓畏惧，不敢说及此事。即使被抢被杀，也不敢申报，以致被杀之家，父母妻子都不敢声张举哀。百姓蔡贵、莫▯、董安三人，只因偶然提到尹遇等人，立即被杀；其中董安还被用尖刀割断脚筋，其余有人被割去头发，遭杀伤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每次抢劫，都穿着用金纸贴成的铠甲，其他兵器、弓弩也全部齐备。他们屡次与捕盗官吏对抗，其中一次还射杀了弓手。此外近来寿州境内强盗很多，抢劫魏家、谢解元、施助教等家，往往有一二十人，白天骑马在镇市中抢劫行人。尹遇等人听说这些情况后，立即想要互相联络响应，居民都很忧惧。臣估量形势紧迫，立即派职员监督督促捕盗官吏，限定期限责令捕捉。有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来有才干，亲自拿出家财，招募人员侦察缉捕，探知各盗贼巢穴所在。其中陈兴、郑饶、李公等人，现住在寿州霍丘县开顺场；尹遇一人住在寿州霍丘县成家步，比陈兴等人的住处更远二百里。李直方认为，众贼之中只有尹遇最为凶悍狡猾、难以捕捉，而且他的巢穴离州界最远，于是分派弓手去捕捉众贼；而李直方亲自率领五名弓手，直接前往成家步捕杀尹遇。李直方的母亲年九十六岁，家中只有李直方一个儿子。临行时母子哭泣告别，往返五百余里，骑死了一匹马。李直方又步行一百余里，装扮成贩牛的小商人；到了当地，众人都害怕而不敢上前，只有弓手节级程玉等二人与李直方持枪大喊，推门闯入。尹遇惊醒起身，张弓搭箭准备发射，李直方径直上前亲手将他刺倒，众弓手一同进入，这才把他擒获。李直方原本与弓手分头捕捉众贼，其中陈兴、郑饶、李松三人因为距离较近，先九日被捕。只有尹遇一人因为距离遥远，难以捕捉，由李直方亲自前往，所以晚了九日才捕获。捕获之后，远近的人都感到痛快。有城郭、乡村的六百一十七户人家到臣这里申状，详细说明这些盗贼凶恶，多年来为害百姓，人人不敢说；如果不依法彻底审究，万一只是减死刺配，他们一定会逃回来重新聚众啸聚，祸害会更加严重。由此可知这些盗贼凶悍狡猾到极点，是众人所忧惧的；如果不及时捕获，遇上饥荒，就必然会成为王冲、管三一类的祸患。李直方以进士及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却能够因忠义激励自己，亲手搏击刺杀，以除一方祸患；与寻常捕盗官偶然捕获十几个饥寒百姓便称作劫贼的情形相比，不能同日而语。那些人都可以依据规定获得奖赏，而李直方却得不到表彰优待，那么具有忠义、胆略、决断和谋略的臣子就没有什么可以受到鼓励的了。因此必须奏报此事。臣查照《编敕》有关条文：“凡官员亲自率领众人捕获盗贼一半以上，并能派遣人员在三十日内捕获其余党徒的，按总人数计算，与亲自捕获者适用同等规定。”如今李直方因为看到众贼中只有尹遇是最为积年奸猾的老盗寇，巢穴深远，众人不敢接近，所以必须亲自出州界捕捉，因而后来才捕获。既然捕捉尹遇必须亲自前往，那么陈兴等三人就必须派人捕捉，李直方没有办法亲自前去。如果李直方先为自己谋取赏典，就应当亲自先到近处捕捉陈兴等三人，然后多派弓手，在三十日内接着捕捉尹遇一人，这样反而可以符合上条，与亲自捕获者适用同等规定。只是李直方忠义激发，以除恶为首要任务，没有闲暇计较恩赏，所以亲自出界专门捕捉尹遇一人，导致所派弓手反而先捕获陈兴等三人，于是与上条不相符合，在赏格上受到妨碍。考察法条本意，显然是条文没有说尽。伏望朝廷详细斟酌，只因李直方先公后私，导致先后捕获人数不完全符合条文，乞请比照上条，合并计算人数，允许与亲自捕获者适用同等规定，列为第三等。如果下交刑部裁定，那么有关部门必定会拘泥文字，逐分逐厘计算，李直方就没有机会获得第三等恩赏。只希望圣上恩典体察，如果尹遇等人不及时捕获，必然会聚众成为盗寇；李直方作为儒者，能够舍弃自身性命奋勇而行，忠义十分可嘉，乞请特别下达指挥。臣又担心朝廷吝惜这项恩例，恐怕今后有人妄自攀援。查核臣如今依法应当转任一官，臣情愿不改变升转，把这项恩例给李直方，按资历作为酬劳奖赏。因为李直方的母亲年九十多岁，家中只有一个儿子，是臣督促逼迫他，他才哭泣告别母亲出发。如果万一被贼人杀害，使他的老母失去依靠，臣岂不惭愧地面对同僚。因而臣愿把自己应当升转的一官拿来给李直方作为奖赏，这不但稍稍酬答他的劳苦，也使臣以后能够用人，不至于只是空口说话而没有实际结果。这对臣也是最大的幸运，并且可以避免后人援引此例，或许朝廷也容易施行。臣不胜恳切。谨抄录奏闻，恭候圣旨。贴黄。臣所奏论的事情，都有真实情状可以复核。本来应当等尹遇等人结案后再奏报，又担心朝廷没有完全把臣的话当作可信，所以还应当下令监司查问各盗贼凶恶的事实，以及李直方舍身奋勇的情状，因此在盗贼尚未处死前先行奏报，希望可以复核后施行。“侥三”是管三团伙中有名的强盗，“管四”是管三的弟弟。这两个盗贼想使远近的人畏惧服从，所以假称这两个人的姓名。又贴黄。奏请为汝阴县尉李直方捕获强恶盗贼一事，乞请依照《编敕》第三等给予酬赏。恭候圣旨。《乞赐光梵寺额状》

译元祐七年二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奏报：臣伏见本州颍上县白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大约四五十间，原来没有敕额。父老相传，佛陀波利本是西域僧人，唐仪凤年间游历五台山，礼拜文殊师利，遇见一位老人，老人让他返回西域，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听从老人之言，往返数万里，于永淳年间取经回来，至今仍在流传；佛陀波利后来在颍上去世，当地人共同把他的身体漆饰成像，建塔供养，时常有光出现，颇为显灵应验，其中情形不敢全部陈述。臣在各处见过唐人所立《尊胜石幢刊记》的始末，与所听父老传说颇为相合。今年正月，大雪过多，农民受冻挨饿，向境内各庙祈祷都没有应验。听说父老提到佛陀波利，臣立即派人带着香火前去祈祷请求，随即天晴，人心一致归向，来到臣这里申状，愿意乞请臣代为奏报，请求赐给一块敕额，希望这样可以使寺院永远不至于废毁。因而必须奏请。以上谨将情况如前具奏，愿圣上慈悲，曲意顺从百姓的愿望，特别赐给本院一块敕额；如果蒙准许，请以“光梵”为额。谨抄录奏闻，恭候圣旨。《荐宗室令▯状》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奏报：臣听《诗经》说：“怀有德行便能安宁，宗室子弟是国家的屏障。”宗室中有人才，是国家的光荣，也是社稷的卫护。周朝强盛时，那些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不是君王的伯叔父，就是君王的子弟。到了两汉，河间、东平二王的德行，刘歆、刘向的文章，天下人都把它们传诵称道。唐朝宗室中，武略如李道宗、李孝恭，文章如李白、李贺的，不可一一计数；而以功名做到宰相的，也有九人。自建隆以来，历代圣主坚持谦逊，不偏私亲属；在干预国政、治理百姓方面，不让宗室子弟参与，即使有文武方面的特殊才能，也终身没有得到任用。神宗皇帝才真正开始慨然想要选拔其中的英俊人才，使他们与天下人共同任用，所以增设了教育培养和选拔举荐的制度。制度实行二十年，宗室子弟出任内外官职，逐渐得到器重任用，但还没有看到有人卓然显著、名声远播，以符合先帝的意旨。难道是没有人才吗？大概是朝廷还没有采取足以大力激励他们的办法。臣伏见承议郎、佥书颍州节度判官厅公事令▯，侍奉父母十分孝敬，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处理吏事通达敏捷，文采俊美，志向节操端正明亮，议论英迈焕发，各种才能兼备，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合他。臣曾经看过他所作的文章，笔力高雅劲健，博览贯通诸子百史，实在是宗庙中珍贵的瑚琏，明堂中有用的杞梓。如果他出生在偏远之地，尚且应当提拔任用，何况他是皇亲近支，又已经蒙受试用呢？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考察，召入馆阁，培养他的杰出才能，使他成就长远事业，以此影响激励宗室，劝勉示范天下，完成先帝的意愿。不要因为臣地位卑微、言辞分量轻而废止臣的请求。如果以后他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接受朝廷的典法。谨抄录奏闻，恭候圣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奏报：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作战了。”百姓先富裕起来再接受教化，然后才可以参战；古人所谓善人，比圣人相差还很远。如今二位圣上临朝统治，已经八年了，仁爱、孝道、慈惠、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国库仓库一天比一天困乏，农民一天比一天贫穷，商贾不能流通，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凭借圣上的资质，却没有达到善人的功效，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臣到各地都访求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问其中缘故，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没有其他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就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倒下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空闲抬头振臂，谋求一日三餐以外的生活呢？如今大姓富家，从前号称无比富有的户，都被市易法弄得破败，十家中已经剩不下一两家。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守令，守令督促吏卒，公文每天送到百姓家门，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人，也会被逼得变成柴门陋室之人。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赦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然有侵盗行为但本户和伍保人都没有家产的，一律免除。祖宗也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罪的弊端，只是因为百姓已经穷困竭尽，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松追逼，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过急，就会给盗贼提供凭借。因此把积欠一概免除，天下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会想要作乱。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

译自二位圣上临朝以来，每次都把施行宽免债负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随事下达指挥，都采取宽厚的办法。如今所催收的积欠，十之六七都是圣意已经宽免的了。然而官吏刻薄，和圣意相违背，玩弄文字，巧加诋毁，使本来应当免除的不能免除。监司把催收积欠当作职业，守令上面受到监司逼迫，下面又被胥吏驱使。大体上，一个县如果有监催数百上千户，县中胥吏便个个高兴，因为当天就能有所收获；一旦积欠免除，这些人就冷清清地没有所得。除非是有势力的人家纳赂行贿，谁肯替他们举行宽免恩典？而那些有积欠的人都接近贫寒饥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再也无法蚕食的人，县中胥吏就教唆他们牵连普通百姓，有的说是暗中私自购买、抵押产业，有的即使并非暗中私买，也说买价不当；像这一类事情，牵连追扰，先从甲户牵到乙户，再从乙户牵到丙户，没有穷尽。每次期限到来，百姓都空着身子到官府，有时经过三五次期限只能缴纳一二百钱，称作“破限”。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吏索取却几乎没有一天落空，俗话称这些人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贩卖货物，通常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交易，就没有利息可得，必须今年追收去年赊卖的货款，明年追收今年赊欠的货款，然后互相结算，交易才行，双方才能彼此周济。如今富户已经先行破败，中等百姓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无法流通，所以酒税等课利一天比一天减少，城市里的房屋店铺也一天比一天空。各路连年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困于财用，照例不肯核减税额，即使核减也不完全按实际情形办理。虽然没有明文指挥，却用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因此各县照例都拖欠两税，考察其所欠数额，与按照实际灾情核减没有什么不同；对官府完全没有益处，百姓却承受追逼鞭打的痛苦。近来诏旨规定，凡积欠都分为十等催纳，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但有关部门却说，有诏旨只是指倚阁的积欠才能依照十等办理，其余一概同时催收。即使完全依照十等办理，吏卒索取钱物，也一定不肯分等少取。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会始终存在；即使分成一百等，也和分成一等没有区别。臣以前任杭州知州，又任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死亡过半。而欠籍不予勾销，导致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业和商业都受到损害，公私一同困乏。由此推想，天下大体都是如此。臣从颍州调往扬州，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州，所到之处麻麦如云。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都面带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荒年。天灾流行时，百姓虽然缺少粮食，缩衣节食，还可以活下去；如果丰收年大举催收积欠，胥吏在门口，枷锁棍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想求死都不能。”说完便流泪，臣也不知不觉流下眼泪。又到各地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官府大举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常常不相信这句话，如今看来，几乎还有超过它的。水灾旱灾杀人，是老虎的百倍；而百姓害怕催收积欠，竟比害怕水旱还严重。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以天下计算，就是经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怎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查察本州积欠作为要务。其中已经有条文规定应当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立即下令本州一面予以免除。其余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还没有明文规定的，臣暂且命本州暂停催收，听候朝廷指挥。至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现将各种利害逐项具奏，请求圣旨，谨列如下。

译一、据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令条文：“凡通过实封投状承买场务，在第五界以后现欠未缴的净利过日钱，也允许比照第四界以前三界中的某一界小数催促缴纳。”上述条文只是因为过界时有人承买场务，可以分界计算，能够找出数额最小的一界，免除现欠；其中界期已满、无人承买场务，只责令现有开沽人承认缴纳过日钱数的，就没有办法分界，找出小数，所以不适用上述免除条文。朝廷认为无人承买场务比有人承买的更为败阙，难以缴纳，却反而不适用上述条文免除，在道理上不公平。因此元祐六年春天颁布的条贯中，另立一条：“凡场务界期已满而尚未交割的，暂且仍依旧承认缴纳课例及过日钱；如果确实因为事情败阙，或者一年内无人投状承买，由县自陈申报州，本州派官员在二十日限期内查实，酌减确定净利钱数，令承认缴纳；仍须把减定的钱数张榜公布，限一个季度招人承买。如果无人投状，本州再派官员减定数额并张榜；期限已满仍无人投状，依照前例再次减定并张榜。” 如果减到五成以上，仍无人投状承买，就申报提刑司，派官员与本州县官共同酌量，再按次减价，并照前例张榜。若减到八成以上，仍无人投状承买，确实难以收支而获得净利钱，就由所派官员和本州县官出具保明，申报提刑司审察，保明后暂且停阁，另行奏报。从本界期满到停阁之日，凡现仍开沽的人，只按减定后的净利钱数缴纳。臣如今详细考察，朝廷制定这两条，圣恩宽厚，敕令说得详备；不论有没有人承买场务，都应依条按最小数额缴纳，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只是官吏大多把刻薄聚敛作为用心，又不仔细查考条令，所以各处原来只执行逐界通比、按最小数额催缴的指挥；至于界满无人承买，只按减定的净利钱数缴纳这一条，往往不执行。臣仔细考察上一条，既然说‘自界满至停闭日，现仍开沽的人只按减定的净利钱数缴纳’，就是明白指定应依临近停闭日所减定的最小钱数缴纳。虽然每次减定的钱数不同，但因为始终无人承买，不免一再减价，最终并没有固定数额；既然已经取得临停闭日所减定的数额，怎么能反而追用前面逐次减定的虚数作为定额呢！臣已经下令本州通知所属各县：凡界期已满、场务衰败而无人承买，但由开沽人承认缴纳的，都依照上条，只以临停闭日所定的最小钱数作为数额催缴；其中在停闭以前有人承买的，就依照上条，各以当期限内所减定的钱数作为数额催缴。以上如有欠负，就把此前已经多缴的钱数扣除；如已经缴清而没有欠负，就把剩余的钱退还。本州已经依此施行完毕。臣深恐各路也有类似执行不尽的地方，乞请圣旨将此事备录下发。一、依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廷诏旨：‘凡大赦以前现欠的蚕盐钱和买青苗钱物，原属冒名而无法催理的，或全家逃徙、由邻里承担的，或原本没有主户、连同有关人员都受到牵连的，一律特予免除。’如今查核江都县人户积欠的青苗钱斛，共二万四千九百二十贯石，其中四千九百贯石，是大赦以前欠负后逃徙的，臣已经指令本州依照上述朝旨免除。一千五百二十五贯石，虽然是大赦以前的欠负，却是在大赦以后逃徙的，没有明文规定免除，如今又无处催理，只好不断下乡查核，徒然造成骚扰。臣已经指令本州不再下乡催办，想请圣旨指挥：凡大赦以前欠负蚕盐钱和买青苗钱、但如今已经逃徙而无处催理的，由本县官吏出具保明，一并免除。贴黄：上述朝旨经过了两年，仍未予免除，臣到如今才开始施行。臣深恐各州、军也有类似的大赦以前欠蚕盐钱和买青苗钱、因逃徙而应依圣旨免除却被官吏不予执行的人户，乞请再行下诏，免除有关官吏的罪责并准其改正。一、查照《熙宁编敕》：‘凡主持仓库而欠折官物、承买场务且少欠课利、原本没有欺弊的，其产业虽已估价倍数缴入官府，准许用所收的子利折算归还原欠官钱；数额足够后，就退还产业，或贴补缴纳所欠钱数，兼行收赎；如果超过十年不赎，依照填补欠负田宅的条法施行。若是十保干系人的产业，虽然欠负者有欺弊，也同样依此办理。’这本是祖宗的法令，即使是熙宁新法，也允许折算欠数，数额足够便予退还。只是因为元丰四年十二月间，两浙转运司上奏说，承买场务的人多有作弊，拖欠应缴的课利，必须等官府催逼紧急时，才请求依条把产业拘收在官，用所得子利折还原本抵充的田产物业。逐年所得的利息很少，最终补不满所欠官钱。臣详细考察，承买场务都是人户自愿封实投状、承担承办的，课利依条本来就应逐月缴纳，这同公人主持仓库而欠折官物、由本人赔填的情况不同。如今酌量，乞请在《编敕》中删去‘买扑场务少欠课利’八字。因此规定：凡主持官物而欠折、没有欺弊的，其产业估价缴入官府，用所收子利折抵欠数，等数额足够后退还产业；或者贴补钱数收赎；超过十年不赎的，依照填补欠负田宅的法令办理。若是十保干系人的产业，虽然原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缴纳的产业及其子利折抵欠数，合计达到应补数额后退还抵充的产业；此前的欠负也同样办理，其中多缴的钱数仍应退还余数。

译一、依元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书》节文：‘开封府界及各路人户，现欠元丰元年以前的夏秋租税，以及沿纳而不论分数的各项钱物；又二年以前误支的雇食、水利、罚夫、承买场务出限罚钱；以及免役钱、常平息钱，一律特予免除。’当时转运司向中书申报说，现欠丁口盐钱，以及盐博绢米和和预买绸绢，都是人户领取官本所办，不应一概免除。中书批状说：查核赦书，其中没有现欠丁口盐钱、盐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已领取官本而免除的文字，因此州县反而催促追理。到元丰八年登极赦书，也只是免除两税及沿纳的钱物。后来尚书户部仍援引元丰四年中书批状的指挥，逐年对蚕盐钱绢和和预买绸绢等，凡已领取官本的，一概不予免除。臣如今详细考察，其中蚕盐钱绢一项，盐本身价值极轻，折算的钱绢却很重。比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折绢一尺；六两盐原价足钱一十文五分，而一尺绢的价格却是足钱二十八文一分。其中支盐缴钱的，每盐五斤五两缴钱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同按原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相比，已经多出一百八十三文足。又把钱折成麦，所估的麦价非常低；还加上仓省加耗、脚乘等费用，一文钱最终要缴纳四五文。如今既然不予免除，就必须催缴绢麦折色钱，因此人户更加感到困苦。臣如今详细考察，丁口盐钱绢既然属于有官本的部分，难以议论免除，就应当只按照实际支取的盐斤两和实价催缴，怎么可以把折色绢麦所增加的钱数全都算作官本？这显然按道理应当免除，而条文中却没有明文。臣已经指令本州：凡登极赦以前现欠的丁口盐钱及盐博绢米之类，只根据当时支取的官物实际价值作为官本催缴；因折色而增加的钱数，暂且停止催理，听候朝廷旨意。伏望圣慈特赐指挥，依此免除。

译一、依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书》：‘凡内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律特予免除。’随后又依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状：‘知郑州张某札子奏称，臣恭读《明堂赦书》节文，各路人户现欠市易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律特予免除。’臣到州以后查得，本州过去属于开封府界管城县时，本县市易抵当所于元丰二年五月以后，分次依市易上界牒、太府寺牒支领下来的疋帛、散茶，命令加息出卖。按条文，本州本应允许人户用货物等抵偿领取，或用现钱变易；但本州却赊卖给人户，而且没有让他们结保，致使二百九十八户除去已缴部分外，共拖欠官钱一千九百余贯文。虽然查得每户名下现欠都只是二百贯以下，但本州原来主管的官司违法赊散，没有依太府寺关于加息出卖的指挥，导致人户也没有用货物抵偿领取；这同市易旧法中允许人结保赊领金银物帛、欠缴官本的情形不同，因此不敢引用赦令免除。这些人户所欠的是物帛价钱，原本是由于官吏违法赊给造成的，人户当初并不知道其中有这种违法障碍。伏望圣慈加以怜恤，特许依赦免除，使贫民都能受到圣恩。户部详细审议后说：停止赊领以后，后来违法赊散的钱物，以及府界各县人户抵当而亏本的糯米，都同停止以前依条赊领的情形不同，如今查核，难以依赦免除。都省批状说，依户部申报的文字办理。随后又依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令：查核内外现欠市易钱、并非违法赊领的人户，已经下令，二百贯文以下免除；至于外路属于违法的，不应免除。只是这些人户原本就是因为官司违法赊卖，如今若不给予酌情免除，显然唯独不能沾受恩泽，也应当议定指挥。十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命户部指挥各路查核：凡官私违法而应予免除的人户，准许把息钱、罚钱充作折抵，此外现欠钱二十贯文以下的，一律免除。又依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转运司牒文：‘依尚书户部符，据淮南转运司申报，查核本路市易欠钱，除依条赊借以及原本就是经官司违法赊欠、已经依上述赦敕和朝旨办理的以外，原有在元丰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下令停止赊借以前，以及以后由人户向市易务派出的经营变易人员等名下赊借的钱物，现欠不满二百贯及二十贯以下的，如今详考所下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敕》，只说市易欠钱人户现欠二百贯文以下免除；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也只说官司违法赊借现欠二十贯文以下免除。如今前项人户从一开始就是直接向市易务派出的经营人员等名下赊欠，本司有所疑虑，所以不敢一概免除，申报户部。’ 本部详细审议，《明堂赦》说内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二百贯以下免除；近来下达的朝旨，也只是说官私违法赊放的人户，准许把息钱、罚钱充作折抵，此外现欠二百贯以下免除，并没有像这种名目的明文规定。如今根据所申报的公文，本司主事者详察此事，完全依照前后下达的朝旨施行，不要造成违误。臣如今详细考察，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书》只说：‘凡内外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律免除。’赦文简明，本来没有区别人户是向官司请领，还是直接向经营人员名下分别请领，也没有加以限制。无论官司依条赊卖，还是违法散给；无论有无抵当、结保、搭息等情形，只要是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就应当依赦免除，再没有疑虑。推究圣上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市易务钱本来就是奸臣贪图功劳、希求赏赐而设法陷害百姓，百姓无知，被利益蒙蔽，所以在即位改元、亲自祭祀明堂、开始朝见上帝的日子，亲自发布恩诏，特予免除。皇天后土，确实听见了这番话。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嫌免除得不够宽；既然知道小民是被官府法令陷害的，又何必吝惜不全部免除，还要另立二百贯的限制呢？然而当时欠负的穷民，没有不欢欣鼓舞、流泪感泣、感戴恩德的。还不到半年，就有刻薄的臣僚强行制造枝节，割裂文意、曲解赦令，妄自提出申请，导致后来下达的圣旨和都省批状规定：凡官司违法赊借的，只免除二十贯以下；至于在派出的经营人员名下赊领的，一文也不免除。这样一来，宗庙祭祀时发布的赦文反而成了空话，不仅失信于百姓，也失信于上帝。事情关系极大，而庸俗官吏和小人却从不替朝廷珍惜这一点，只知道斤斤计较眼前小利，实在令人痛惜。臣私下揣想，二圣至仁至明，既然已经发布恩诏，免除二百贯以下的欠负，哪里会有故意刻薄的臣僚凭自己的意思加以阻挠、追改而不予施行的道理？一定是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欠钱的人可能假造私下赊买者的姓名，分割钱数，使每笔不满二百贯，侥幸得到免除，因此又劳烦朝廷，另立上述条约，以防止作弊；作为一时的指挥，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如今时间已经很久，人户各自遭受监禁催逼、戴枷、鞭打，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是自己确实欠债，哪里肯被监禁七年而不申诉请求免除？由此看来，如今所有欠户都是实际欠负的人，绝不是彼此串通、替人分割数额的人，这一点很明显。伏望圣慈特予施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书：凡内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不论官私、违法与否，也不论人户是向官司请领，还是直接在经营人员名下分别请领，一律免除。这样就可以使穷困垂死的百姓重新得到救济，使宗庙祭祀时赦书中的话稍微落到实处，以答复上天和人心的意愿。

译一、依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府界及各路人户，凡现欠各类欠负，以十分为标准，每年随夏秋两料各带纳一分；此前和后来多次下达的催缴欠负、分料、展阁等指挥，一律不再施行。’臣如今详细考察上述指挥，明白说凡现有各种欠负都分作十料催缴，原本没有区别是否属于因灾伤而分料展阁的数额；圣恩宽大，诏语明白，只要是欠负，没有不应适用的。只是因为户部在收支方面吝啬，又另生枝节，称作申明。其大意说：‘本部详细考察，人户如今被催缴的、逐年拖欠的夏秋租税、赃赏、课利、省房、没官等钱物，如果不是因灾伤而准许分料展阁办理缴纳的数额，自然不适用上条。’于是尚书省八月三日批状指挥依其申报施行，却没有另行请取圣旨。臣曾说，二圣即位以来施行的宽大政策，大多被有关官司巧言曲解，务求设置障碍，使已经颁出的命令不能完全施行，反复收回成命，都是这一类情形。又查核元祐敕令节文：‘凡因灾伤暂缓征收的租税，到丰收之日，分作两年四料缴纳；如果尚未缴足又遇灾伤，暂且停止催理。’ 如今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圣旨指挥，虽然分作十料，比旧制稍宽，却又被（缺）擅自改动；此前和后来关于分料、展阁的指挥，即使遇到灾伤，也仍须催缴。遭受水旱灾害的百姓，当年的租赋尚且不能缴纳，哪里还能再缴旧欠？显然由于这一指挥，反而更加难以执行。希望特降圣旨：凡各类欠负，都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的指挥，分十料办理；每逢灾伤，依元祐敕令暂时停止催理。其中人户拖欠两税、但不属于因灾伤而展阁的，也分两年作四料缴纳；尚未缴足又遇灾伤的，也准许暂时停止催理。户部的申明、都省批状及指挥，请求一概不予施行。贴黄：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如果这样施行，以后百姓都会不肯按期限缴纳两税，侥幸等待分料。臣认为不是这样。《编敕》明明规定，催税到了最后期限仍未达到应纳分数的，官吏按等级处罚；令佐要冲替，录事、司户要调任小处，典押要勒停，孔目、管押官要降资，条文规定极为严厉，谁敢违慢？如果不是灾伤之年，检查、减免又没有做到实处，怎么会有过多拖欠？如果朝廷不加体恤，必须一概催缴，那么人户只有逃徙，绝不可能缴足。一、臣以前任杭州知州时，在元祐五年上奏说：‘臣从前曾经具奏，朝廷极其仁慈，宽免旧日欠负；已经施行的命令，却被有关官司阻挠，使君王的恩泽不能下达民间，这样的事情有四件。’第一件是：‘现欠市易钱、已经登记并收取产业的，圣恩一律允许退还，或贴补钱数收赎；但有关官司妄自另出新意，创立登记、折纳的办法，使十户中有八九户不应获得退还和收赎。’第二件是：‘积欠的盐钱，圣旨已经允许只缴纳产业抵充盐场监官的原本价钱，其余一律免除；但提举盐事司拘泥文字而违背本意，说不是贫乏人户便不在这个数目内。’第三件是：‘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业抵当酒钱而欠负的，也应依盐抵钱的办法，只缴纳官本。’第四件是：‘元丰四年，杭州挑出不堪作为上供的和买绢五万八千二百九十匹，又强行摊派给百姓出售，不停鞭打催缴直到如今，尚欠八千二百余贯，也应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免除。’然而臣上奏这些事情，至今已经一百零八日，仍未蒙下达回复指挥，乞请查核前奏的四件事，早日下达施行。尚书省向各处取证后，却说从未收到上述奏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一百八日〕 十二月八日，三省一同奉圣旨，命苏轼另行具奏。臣已经在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将原奏全文抄录，连同奏状一并进呈，至今已经五百余日，仍旧没有蒙准施行。又乞请查核前奏，一并下达施行。以上谨将情况列述如前。如今所陈的六件事以及以前所陈的四件事，只是臣在扬州、杭州所见到的情况。臣私下估计，天下这么大，类似这六件、四件事情的必定很多。如果今天不加治理，几年以后，百姓会更加困苦紧急，流亡、盗贼的祸患将多得无法尽数。伏望圣上特别留意，深切诏告左右大臣，早日果断下令施行。臣看见各地转运司、提刑司都把催缴欠负作为首要事务，不再以体恤百姓为意。这大概是因为弓和箭各有不同用途，所处职位使然。臣愚昧地请求将本状和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的四件事备录，下达各路安抚钤辖司，责成各司从所辖官员中选派一两人，不妨碍本职，设置专司，取索各州正在催缴的各种欠负、利名户的名册以及原欠缘由，限一月内逐项具报，不得遗漏，并出具保明供申；还要备录现行有关欠负的敕条，张榜晓示。如果州县不依条免除，允许人户到各司自行陈述，限各司在一季内审查完结；其中依条应当免除而州县有遗漏、不予执行的，准许免罪改正后上奏。至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尚无明文，或按条文有所妨碍的，暂且停止催理，奏请朝廷裁决；另请朝廷派三五名官员设置专局审查，限期办结。这样一来，一年之间，疲困的百姓还可以看到生存的希望，富裕人家得以恢复，商贾逐渐畅通，酒税增加，公私都宽裕安泰，一定可以从这里开始。臣身处远方，所言又关系重大，罪当万死；但感念恩德、遵循道义，不能默然不言，谨将这些事情记录上奏，伏候敕旨。贴黄：本州近来接到转运司公文，依据户部符文说：‘臣僚上言，去年遭受灾伤的人户，如今农事刚刚兴起，生计稍有恢复，正应当加以惠养，帮助他们休养生息。伏望圣慈允许：去年检放不尽、原本只收取三成或二成以下秋税的人户，既然本户已经遭受七成或八成灾伤，如今如果缴钱后仍有欠负，一定是缴纳不及时，乞请特别免除。其余已经缴钱但仍有欠负的人户，也乞请特别减免三成；如果仍有欠负，以及上述两类人户不能一概减免的，就一并特别展限，等今年秋收成熟后，随秋料缴纳。’这番话非常恳切，不久便蒙圣恩下达户部。户部却只查引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令中关于灾伤带纳欠负的条文，至于臣僚所请求的免除、宽减事项，根本没有酌量可否。显然是圣上想施行臣僚的请求，而户部不愿意；虽然已经下达，与没有下达相同。臣如今所论，如果不是朝廷特赐指挥，户部一定没有施行的道理。

译又贴黄：臣如今所说的六件事以及过去所说的四件事，都关系民心和国家根本，关系国家安危，而且其中每一项都有许多利害关系，伏望圣慈暂时放下清闲之事，特别加以详细阅览。又贴黄：依照条文，检查、减免灾伤税租，只是由本州派官员会同令佐检查，并没有转运司另行派官员复核的指挥。臣在颍州时，看见各州检查、减免以后，转运司又隔州派官员复核虚实，显然是在法令之外施行，使官吏有所畏惧，不敢如实尽量检查、减免。近来淮南转运司因为看见各地流民特别多，而所减免的灾伤大多不到五成，贫困粮食又有限，担心民情不能安定，所以请求在法令之外拨给救济；如果能够如实尽量检查、减免，流民本不应有这么多。与其等流民已经出现之后在法外救济，为什么不如依法在他们逃徙之前进行检查、减免？这是道路上人人都知道、事情本来不能欺骗的道理。臣忝居侍从，不敢不把实情详细上奏。又贴黄：京司所设置的专局，是因为命令它审查京畿以内的欠负。●卷六十二 ◎奏议八首 【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札子奏：臣已经把积欠六件事以及过去所论四件事具奏上报。臣听说孟子说过：‘用不忍心使人受苦的心，施行不忍心使人受苦的政治。’如果陛下本来没有这样的心，那么臣也不敢一定希望施行这样的政治；既然多次进言而多次不被采纳，也就可以停止了。然而臣还这样勤勉地强行絮叨而不停止，是因为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却被臣下阻挠破坏了。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天下震动，都希望在一年半载之间达到太平。如今已经八年，百姓却更加贫困，这是什么道理？希望陛下深思其中的原因。如果不是积欠压迫所致，自古以来哪里有施行仁政八年而百姓不能苏息的呢？臣前面所论四件事，不能说不切中要害，但经过一百多天，完全没有施行。臣既然不断上奏，执政大臣才开始上奏说，起初根本没有看见臣的这份奏疏，于是奉圣旨命臣另行抄录上奏。他们原以为这份奏疏早上呈上、晚上就会施行，如今却又过了两年。由此可知，关于积欠的事情，大臣并不想施行。如果不是陛下留意，痛下指挥，只把它当作日常公文下发，又重新作为熟悉的事务进呈，依旧按惯例送户部详看，那么绝无施行的道理。臣地位卑微、言语轻微，不值得计较；所可惜的是陛下的百姓日益困苦紧急，已经没有生存的办法。臣又私下料想，大臣一定会说，如今西边正在用兵，急需财利，不能施行此事。臣认为，户部所掌的积欠，数目虽然不少，实际上却似乎不值得可惜。如果真的计算各州县催收到的数目，经过多年积累，户部的积欠即使累积起来也不过是微小数目，哪里足以对军费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希望圣明的君主特别作出英断，早日施行。臣访闻浙西饥荒和疫病大规模发生，苏州、湖州、秀州三州，死亡人数超过一半；虽然积水稍稍退去，露出了泥田，但都没有土可以修筑田埂，有田却无人耕作，有人却没有粮食，有粮却没有种子，有种子却没有耕牛；在饿死者之外，活着的人瘦弱如干腊尸。臣私下估计，这三州的百姓，即使朝廷加意惠养，并且官吏得人，也还要十年以后才可能恢复。《尚书》说：‘在天下尚未乱时制定治理办法，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浙西的灾患，如果在一两年前上下同心忧虑，及时共同救济，那么劳费、残破和弊害一定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严重。臣任杭州知州时，预先上奏请求下达发运司，多买粮米，以备来年救济饥民；圣明察知此事，拨赐缗钱一百万，让他们收购粮米。可是发运使王觌坚持说米价贵，不肯收购。当年米价虽然稍贵，但同第二年春夏相比，仍然非常便宜；即使以较高价格收购，也总胜过没有粮食。然而王觌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收购一粒米，致使第二年救济时没有准备；上下都知道此事，却没有追究。小人见识浅薄，只知道替朝廷吝惜钱财，不知道替君父怜惜百姓，大多都是这样。淮南东西各郡，多年遭受灾伤，近的已有十年，远的已有十五六年。如今夏田获得一次收成，百姓在几乎死亡殆尽之中稍稍有了生机，监察官司却争相催缴欠负，使百姓又想起灾荒年月。怨恨叹息之气，必定又会招致水旱灾害。希望圣慈在还可以救济的时候救助他们，不要等到像浙西那样到了无法救济之后才救助。臣冒死请求内降手诏说：‘听说淮南、浙西积欠最多，多年遭受灾伤，流民和饿死者接连不断；如今淮南才收获了一季麦子，浙西还不能保证丰歉。凡淮南东西、浙西各类欠负，无论新旧、有无官本，一律特别暂缓催理一年。’使长期困苦的百姓稍稍知道吃饱的快乐。还请另行颁赐指挥，将臣所说六件事、四件事下达各路安抚钤辖司，推究类比、认真办理，使天下疲困的百姓彻底洗除疮痍，那么几年以后仍可希望天下太平。臣恭读诏书，得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使皇室宗族延续百世，这是天下的大庆。《孟子》说过：‘《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早赶着马匹出发；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之下；于是和姜女一同前来察看居处。”在那个时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就是周朝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如今陛下承受这样的盛大庆典，难道还不能想到那些积欠的百姓吗？他们流离在道路上，家庭不能保全，卖掉田地、抵押儿子来缴纳官府。若陛下亲自发布恩诏，竭力施行此事，所保全救活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人。上天的鉴察并不遥远，这一定会成为子孙无穷的福泽。臣不胜拳拳孤忠，冒死进言一句。请陛下裁决。【论仓法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