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奏议十三首

译元▯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我先任颍州知州时，因为有剧贼尹遇、陈兴、郑饶、李松等人，他们都是积年奸恶的大盗，成为一方祸患。汝阴县尉李直方原本是进士及第，母亲年九十多岁，只有直方一个儿子，母子相依为命；但他能够奋不顾身，亲自拿刀刺倒尹遇，又能拿出许多家财，侦知余党的所在，分派弓手，前后捕获他们，功效十分显著。直方先公后私，导致他所派的人先捕获陈兴等三人，而直方亲自出手，后来只捕获尹遇一人，与赏格略有不相符合。我随即具明事情原委上奏，请求把我应当转任朝散郎的一官特意给直方，依照第三等循资予以酬奖。后来朝廷诏旨只给直方免试。私下考虑，选人免试，是恩例中很轻的一种，其中凭借极细微的功劳得到这种恩例的人很多，恐怕不能用来激励那些舍身除患的人。恭望圣上慈恩，特意查考我前次奏章，另行给予推恩；并请求准许我不再磨勘，转任朝散郎一官。这样可以使其他人难以援引作为先例。请圣上裁夺。《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札子》元▯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我听说，粮食太便宜就会伤害农民，太昂贵就会伤害商人。因此法律不对五谷征税，使丰收地区的商人争相收购，以抬高过低的粮价；灾害地区则让船车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以压低过高的粮价。自先王以来，从未改变过这个办法。但近年的法令开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再流通，农民和商人都受到伤害。废弃历代百王不可磨灭的法典，却实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弊法，使百世以后记载在青史上说：‘征收五谷力胜税钱，是从皇宋某年开始的。’臣私下认为这是圣明时代的耻辱。我先前在黄州时，亲眼看到连续几年粮食丰收，农夫连车装米运到市场，却连盐茶的费用也卖不够；而积蓄粮食的人家却日夜祈祷，希望遇到饥荒。后来又在浙西连续几年亲眼看到水灾，普通人家有钱却没有粮食，穿着衣服、佩戴珠金，仍然饿死在市场上。这些都是官府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导致商贾不流通的过失。我听说，用物品给予别人，物品用尽就停止；用法令使人活下去，法令一经实行便能产生无穷的作用。如今陛下每逢灾害，就拿出金帛、发放仓粮；自元▯以来，所费大概已有数千万贯、数千万石，但饿死者和流亡者并没有稍稍减少。比如去年浙西发生水灾，陛下命令江西、湖北雇船运米，来救济苏州、湖州的百姓，所运大约一百多万石。又计算买粮本钱和水脚所用的官钱，数额不可估量；而被差雇的客船都失业破产，无处申诉。与其让官司这样耗费、造成这样的危害，何不删去近来制定的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实行《天圣附令》免税的指挥？这样丰收和灾荒地区可以互相救济，农民和商人都有好处，即使发生水旱灾害，也不会有大的饥荒；眼下虽然稍微损失一些课利，但灾害地区不必像近年这样事事烦劳陛下拿出钱粮。如今《元▯编敕》虽然说灾害地区即使按旧例应征也免税，但粮食的来源一定是丰收地区，沿途如果不免征税，商贾仍然不会运输。有人想立法规定，一路发生灾害，邻路就免税；一州发生灾害，邻州也照办。虽然比现在的法律稍微宽通一些，但隔着一路一州之外，丰收和灾荒仍不能互相救济，还不是良法。必须全部删去近年制定的弊法，专门采用《天圣附令》的指挥，才是真正通济。谨将各条列在后面。《天圣附令》凡商人贩运斛斗粮食，以及用柴、炭、草、木交换购买粮食的，都免除力胜税钱。凡出售旧房屋材料、柴、草、米、面等物，以及出售木料、铁料制作农具的，都免收税。出售各种布帛，不足一匹而要运出城，以及从陂池取鱼贩卖的，也依此办理。《元丰令》凡商人贩运粮食，以及用柴、草、木交换购买粮食的，都免除力胜税钱。（原来征税的地方，依旧例办理。） 凡出售旧木材、柴、草、粮食、面，以及出售木料、铁料制作农具的，都免税。布帛不足一端一匹，以及捕鱼但不是为了交易的，也依此办理。《元▯敕》凡兴贩斛斗粮食以及用柴、炭、草、木交换购买粮食的，都免纳力胜税钱。（原来征税的地方依旧例办理；即使灾害地区按旧例应征，也一并免税。）凡出售旧木材、柴、草、斛斗粮食、面以及出售木料、铁料制作农具的，都免收税。布帛不足一端一匹，以及捕鱼但不是为了交易的，也依此办理。以上我私下认为：如果实行我的意见，税钱也一定不至于大幅亏损，为什么呢？五谷不征税，商贾必定会大为流通；他们不运载现钱，就一定会带回货物。现钱和回货都各自有税可征，所得未必少于力胜税钱。而且灾害地区和丰收地区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容易救济，官司也能节省费用，其利益不可胜计。如今大赦将近，如果能把这项内容附在赦书中颁下，更能显现圣上的德政，收拢民心，实在是无穷的利益。请圣上裁夺。《奏报宫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元▯七年南郊祭祀时，苏轼任卤簿使，负责导引车驾。宫中有十多辆朱红色车子，其中有张着红色车盖的，在乾明寺前争抢道路、杂乱行驶。苏轼在车中草拟了这篇奏章。奏章送入时，皇上正在太庙，便赶快派人把奏疏内容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中使传达命令，要求有关官司申明敕令、严格整顿仪仗卫队；从皇后以下，都不再在道路中间迎接拜谒。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谨按，汉成帝到甘泉、泰▯、汾阴、后土举行郊祀时，赵昭仪常随行在属车之间。当时扬雄任承明待诏，作赋进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前来祝寿啊，屏退玉女而拒绝ж妃。’意思是妇女不应当进入斋祀的场所。臣如今任职夏官，职责在于掌管卤簿。按照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乘舆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奏乐，返回宫内；然后后妃一类的人才在道路中间迎接拜谒，这本来已经不合典礼。何况如今祭祀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宫中的妇女怎么可以处在勾陈、豹尾之间呢？我私下看到二位圣人崇敬地举行大祀，严肃恭敬、谨慎畏惧，超过古今，四方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如今车驾正在太庙斋宿，宫中车子却不避让仪仗卫队，争道乱行，我愚昧地恐怕这会损害天下人的观瞻，所以不敢不奏报。请求赐予约束，并请求追问随行中主管此事的人员，依法施行。请圣上裁夺。《再次推荐宗室赵令▯札子》

译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报：我先任颍州知州时，曾经论述并推荐本州佥判、承议郎赵令▯。他的儒学和吏治才能都超过常人，恭敬节俭、行为笃实，像出身寒门的人一样。我本来希望朝廷特意提拔任用他，以此为宗室作出榜样，完成先帝教育宗室的志愿，但至今没有得到施行。赵令▯如今已经任满替代回京，如果仍按以前的办法给他外任差遣，我私下很为他可惜。请求查考我前次的奏章，详细斟酌施行。请圣上裁夺。《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日接到都省批下国子监的文状，称：“据馆伴高丽人使所递文书说，人使想购买国子监的文字书籍，请详细批示，印造后供其在本处交割。本监查得元祐法令规定，各外国进奉使购买书籍，须列明书名件数申报尚书省。如今不敢发卖，承蒙都省送礼部审看。”臣随即指示本部申报都省；除可令其收买所列书名外，关于《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不敢立即准许购买，恭请朝廷详细斟酌后下令。不久接到都省批文说：“查考上次高丽人使入关时，已经允许购买《策府元龟》和《北史》。这次国子监及本部都没有查核有关体例，凡人使请求购买的书籍，正月二十七日已送礼部下令，准许收买。有关经办人员应登记在册。”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次入贡，朝廷以及淮南、浙西两路所赏赐的馈赠、送行、宴饮、慰劳费用，大约十余万贯；修饰亭馆、扰动市场、征调人夫船只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除官吏能够得到少量馈赠外，没有丝毫益处，却有五种害处，不能不陈述。所得贡物都是玩赏之物，没有实际用途，而所花费的却都是国库储藏和百姓膏血，这是第一害。所到之处差借人马器物，扰乱市场，修整亭馆，民间实际上还要暗中补贴，这是第二害。高丽所得赏赐，如果不分给契丹，契丹哪里肯听任它来进贡？这显然是借兵器给强盗、送粮食给盗贼，这是第三害。高丽名义上说是仰慕大义前来朝见，实际上是为了利益；推测它的本心，最终必定会被契丹利用。为什么？因为契丹足以控制它的生死，而我们却不能，所以如此。如今使者所到之处，描绘山川险要，窥探虚实，难道还会有善意吗？这是第四害。庆历年间，契丹想要毁弃盟约，先以增设塘泊说中原有过错；如今却招引它的盟国，使它年年来进贡，这种过错比增设塘泊更严重。幸而现在契丹恭敬顺服，不敢生事；万一将来有奸黠的敌虏以此为借口，不知朝廷将用什么来回答呢？这就是第五害。臣心里知道这五种害处，所以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因高丽馈送的文书中不称本朝正朔，便退回了它的物品；等它改换文书、称用本朝年号后，才接受，并且催促它立即启程，不让它停留。近几年出任杭州知州时，又退回它进献的金塔，没有上奏朝廷。等到制定沿途接待事务的统一办法时，也不让接待超过限度。又奏请把狡猾的商人和奸猾的僧人编配流放，并请求依照祖宗《编敕》规定，杭州、明州都不许发船前往高丽；违者徒刑二年，没收财货充作赏赐。还请求删除元丰八年九月新制定的“允许海舶客人擅自附带外国人入贡及商贩”一条。以上各事，都蒙朝廷逐一施行。这些都是臣一向想稍稍裁减有关事务，希望高丽逐渐不再前来，为朝廷消除长远的祸害。如今臣既然充任礼部官员，这些就是职分之内的事情。近来看到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请求令相国寺的所有行铺搬入馆内铺设，以供人使买卖；这不仅会迁移市场、惊扰众人，而且用这种做法奉承小国的陪臣，有损国体，同时还会压制京城的商铺，给吏人广泛索取财物提供方便，弊害不小。因此臣具文申报都省，请求不要施行。对于其中违背法令、假公作弊的官吏，都没有承蒙都省稍加追问。如今只因陈轩等不等候申请，直接发文给国子监，要求收买各种文字书籍，其中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和敕式。国子监知道这样不妥，申报都省，送礼部审看。臣谨按《汉书》记载，东平王刘宇来朝，向皇帝上疏请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当时大臣认为：“诸侯朝见聘问，是为了考察文章、匡正法度；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能提出。如今东平王幸而得以来朝，不思考如何节制自己、谨守法度以防止过失，反而请求这些书籍，不合朝聘的礼义。诸子书中有的违背经术、不是圣人之言，有的宣扬鬼神、相信怪异；《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诡计、汉兴初年的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地形险要等内容，都不适合收藏在诸侯王府中。” 不可以给他。”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皇帝的至亲，只因为身为藩臣而居其位，尚且不能赏赐这些书，何况高丽是海外的边裔，又是契丹的心腹呢？臣听说河北榷场禁止书籍流出，法令十分严格，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如今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如果可以给高丽，那么榷场的法令也可以废除了。臣又私下听说，过去高丽使者请求赏赐《太平御览》，先帝曾命馆伴以东平王的旧事为理由拒绝；近来它又请求，诏令再次以先帝遗旨为由不予赏赐。如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太平御览》有什么不同？臣虽然知道上次曾允许购买《策府元龟》和《北史》，但私下认为上次本来就不应当给；如果径直把它作为惯例，上违先帝遗旨，下又与这次不赐《御览》的圣旨相矛盾，实在很不妥。因此臣申报都省，只是请求详细斟酌后下令，并没有做过分之事，却立即承蒙下令把经办吏人登记在册、作为罪过！臣私下认为，自己没有罪可记；即使登记在册、稍加责罚，也不过是极小的事情，对臣没有丝毫损害。臣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才上奏争辩，所可惜的是，对这个不知满足的小国，凡事都曲意顺从；官吏苟且顺着它的意愿，即使扰众害物，也不认为是罪；稍有裁减节制的意思，便遭到诘责。这样一来，以后便没有人敢违背它的请求。使者的愿望得到满足，它来的次数会越来越多，祸患也会越来越深。所以必须极力论奏，并把这次应当处理的几件事列在下面。

译一、臣任杭州知州时，奏请明州、杭州今后都不得发船前往高丽，已经承蒙朝廷立法下达施行。如今高丽使者却搭乘闽商徐积的海船入贡。等到追查时，便说这是在法令颁行以前发出的船。臣私下认为，法令已经施行数年，海外没有不知道的，而徐积仍拿着法令以前的公凭，庇护私商往来海外；虽然表面上有法令，实际上等于没有。请求特地下令，在福建、两浙以及沿海州县张榜，限半年内让人缴纳法令以前发出的公凭；期限届满仍不缴纳而敢于执用的，允许他人告发捕捉，依法处理。贴黄：据陈轩所奏的语录来看，高丽已经知道这条禁令。如今高丽使者想购买历代史、《策府元龟》和《敕式》，请求一概不许收买。贴黄：按照都省批文的指示，人使要购买的书籍中有《敕式》。如果让外国人收买，事情很不妥。都省审看时本来针对的是《策府元龟》和《北史》，因为上次已有成例，便把礼部没有查核成例作为罪过；却不知道《敕式》有什么成例，为什么要一概命令准许购买？一、近日馆伴申请求为高丽使者购买价值一百贯的金箔，想在杭州装饰佛像，臣不敢准许，已经申报都省。私下担心都省又以此为罪。金箔本来就是禁物，人使却以装饰佛像为名，想长期停留杭州，扰乱公私。臣听说近年西蕃阿里库请求购买金箔，朝廷对这件事十分慎重，分次酌量供给。如今高丽使者朝辞的日期已经临近，请下令给馆伴，以“打造不出来”为说辞，今后不要再让其收买。一、近来据馆伴申报，请求给高丽使者抄写曲谱。臣认为郑、卫之声流传海外，并不是用来显示德政的。如果特意奉朝旨为其抄写，更加不妥。该申状臣已经扣住，没有执行。贴黄：臣以前任杭州时，不接受高丽进献的金塔，虽然曾秘密奏报，但元本只作为臣个人的意愿加以拒绝。此外，向来馆伴使臣遇到人使有所请求而不能答应时，应当一面向其说明不能实行；如果事情重大，就等拒绝之后秘密奏报。如今陈轩等凡事都曲意顺从，立即替其申请；如果不予施行，就显得是朝廷不允许，使臣因此悦于自己而怨恨朝廷，实在很不合馆伴的体制。以上是申报都省的文状。其中历代史、《策府元龟》和《敕式》请求详细斟酌下令一事，都是臣个人的意见，与同僚和吏人无关。如果朝廷认为有罪，请求由臣独自承担责罚，所有吏人请不要登记在册。请裁决。贴黄：臣谨按《春秋》记载，晋国是盟主，郑国是小国。晋国执政韩起想从郑国商人那里买玉环，子产始终不给，说：“大国有所求，如果没有礼义加以节制，就是轻视我们。”又，晋平公派臣子范昭到齐国观察政事，范昭请求齐景公的酒杯为自己祝寿，晏子不给；范昭又想演奏成周的音乐，太师也不答应。范昭回去对晋侯说：“齐国还不能攻伐。臣想扰乱它的礼制，晏子知道；想扰乱它的音乐，太师知道。”如今高丽使者是契丹的党羽，又是我们的陪臣，却敢向朝廷请求购买违禁物品，传写郑、卫曲谱，亵慢得太过分了。怎么知道这不是契丹故意安排这件事，来试探朝廷处理事情的深浅难易呢？而陈轩等凡事替它请求，只怕失去它的意愿，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又据陈轩等的语录，高丽使者说海商擅自前往契丹，本国国王把他们捉住送交上国，请求再赐予约束，恐怕不妥。陈轩却回答说：“是风向不顺，漂流过去的。”这就是替闽中狡猾商人巧妙地寻找说辞，允许他们越过边界。私自前往北界，禁令极其严重；海外陪臣尚且知道遵守申报，陈轩却把罪过归咎于风，把罪行说得很轻，难道不是极其乖谬、颠倒是非吗？臣有幸充任侍从，事情关系到利害，不敢不奏报。《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二）》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日上奏论说高丽使者所购买的书籍和金箔等事，接到尚书省札子称，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已经收买过的书籍，准许依照成例收买；金箔特别准许收买；其余依照臣的奏请办理；吏人免于登记在册。臣之所以小心论奏，本来是因为高丽与契丹是盟国，不能把书籍借给它们，并不只是为了吏人登记在册一事。如今唯独免除了吏人的登记，书籍仍准许收买，臣私下对此疑惑。查考《元祐编敕》，凡以熟铁和文字等禁物同外国使者交易，情节较轻的也处徒刑二年。审看这条法令，只要涉及文字，不论有无妨害，便处徒二年，可见其立法本意。它认为文字流入各国，有害而无利，所以制定重法，以防意外祸患。此前允许购买《策府元龟》和《北史》，已经是错误。古人说过：“一次已经太过，怎么可以再来一次？”如今竟废弃现行《编敕》的法令，采用一时错误的成例；日后再来请求，成例会越来越固定，即使购买千百部，有司也不敢再坚持，那么中国书籍就会堆积在高丽，像云一样传播到契丹了。臣不知道这件事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妥当。过去齐景公田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没有来；改用皮冠召唤，虞人才来。孔子认为虞人这样做是对的，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职守。”旌旗和皮冠本身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危害，尚且要坚守区别。如今买书的利害如此，《编敕》的条文又是那样，与皮冠和旌旗相比，差别更大。臣应当谨慎坚持此前的意见，不避讳再三论奏。恭请圣上早日赐下指示。请裁决。贴黄：臣查点馆伴使公案，其中下发承受所收买文字的数目中，有一项是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然实际上还没有卖给它们，但高丽的意图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又贴黄：臣已经命本部抄录《编敕》的条文，发文给高丽人使经过的州郡，约束并施行完毕。这件事也应当奏报知悉。《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

译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再次具札，奏论高丽购买书籍的事情。如今接到敕令节文，查考《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经赏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以及《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照以前下达的指示办理。臣前面所论高丽入贡会给朝廷造成五种害处，事理十分明显，已经不是小事。近来又查考现行《编敕》，再次具奏论述，却没有承蒙朝廷详细斟酌其中利害并执行《编敕》的法意，只是查考《国朝会要》曾经赏赐过，便允许继续收买。臣私下考虑，臣所论奏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本来并不是因为有没有成例才提出。事情确实无害，即使没有成例也可以；如果有害，即使有一百条成例也不能采用。何况《会要》这部书，是朝廷用来备查的，并不像《编敕》那样每一条都应当执行。臣只请求朝廷详细讨论此事，究竟应当遵行《编敕》吗？还是只应当查照《会要》执行？臣所忧虑的是，文书积聚在高丽，又流传到契丹，使北方人完全了解山川险要和边防利害，造成的祸患极大。即使以前曾经赏赐过，也是过去的错误；从今以后停止，仍然胜过继续允许购买、完全没有禁令。再说，高丽人入朝，往往都能得到所想要的东西，年年频繁前来，逐渐造成五种祸害。类似这些事情，都没有承蒙朝廷省察，臣深深担心高丽人再次到来，最终形成固定成例，所以不得不再三论奏。何况这次高丽人已经出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施行的了。请裁决。贴黄：如今的朝旨，只因为高丽过去曾经得到过这些书，便又允许继续收买。譬如《编敕》禁止把熟铁与外国使者交易，难道是因为外国完全没有熟铁吗？如果说它们已经有了，反而不再禁止，这实在是极其不可取的。《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前连元祐七年十一月札）》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听说感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文饰；感动百姓要靠实际施行，不在于言语。去年臣随从皇帝到南郊，亲眼看到百姓父老仰望圣上的容颜，欢呼鼓舞，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都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见到仁宗皇帝。臣随即与范祖禹一起奏报了这种情形。臣私下揣度圣心，必定有向下采纳百姓意见、向上继承祖宗遗志的意思。又奉圣旨催促范祖禹编纂仁宗旧事，不久已经进呈。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既然想继承仁宗的事业，就必须施行仁宗的实际政事，才可以感动百姓。去年十一月七日，臣曾奏请免除五谷力胜税钱，是因为这件事出自《天圣附令》，是仁宗一代盛德之举，深入人心，惠及万物，希望陛下主持并决断此事。不久承蒙下发三省，继而送户部交转运司审度，却说一定没有实行的道理。臣冒着万死之罪，再次抄录先前札子缴进呈上。愿圣上特别加以审阅。如果认为所减免的数额小而百姓得到的好处大，可以恢复仁宗的圣政、慰藉百姓之心，就请只以圣意批示施行；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就请留在宫中，不再发出，以免烦劳审查。请裁决。贴黄：臣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万一符合圣意、可以施行，希望从宫中发出指示，大意可以说：祖宗旧法本来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来才著令准许依例收税，因而导致商贾无利可图，货物有无不能流通；丰年则谷价低贱而损害农民，灾年则终于造成饥荒。今后无论是否有旧例，都不得收取五谷力胜税钱，并且在税课中剔除这一项。臣冒死奏闻，惶恐战栗、等待获罪至极。《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元祐八年三月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等郊礼完毕后，召集官员详细讨论祭祀皇地祇的事情，以及郊祀之年宗庙飨礼的典制，令有关人员奏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享受祭祀并给予回应，确实承蒙吉祥的感应。既然如此，圆丘合祭天地，确实符合天地之心，不应当再有改动。

译臣私下认为，主张改变祖宗旧制的人，不过是说圆丘祭天而不祭地，是因为冬至在南郊祭天，属于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属于阴时阴位，按类别寻求神灵，既然是阳时阳位，就不能用来寻求阴神。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从的。古代秋分在西郊祭月，也可以说是阴位；但祭祀上帝时，却在冬至于南郊一同祭月，议论者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圆丘合祭，却偏偏认为不可以，这是过分了。《尚书》说：“于是举行类祭告上帝，燔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祭的，难道唯独不告地祇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周武王攻克商朝，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柴祭是祭上帝，望祭是祭山川。在一天之内，从上帝祭到山川，必定没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却唯独略去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因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也一同祭祀地祇。如何证明呢？《诗经·周颂》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 这正是天地合祭的经典明文，解说者却把它比作秋冬丰年报祭，说：“秋冬各自报祭，却都歌咏《丰年》；那么天地各自祭祀，也都歌咏《昊天有成命》。”这大错特错。《丰年》诗说：“丰收年多产黍和稷，也有高大的粮仓，粮食多得以亿和秭计算；酿成酒和甜酒，蒸熟献给祖先，使各种礼仪和谐，降下的福祉非常多。”秋天歌唱可以，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上天已有成命，文王、武王承受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建立上天宽厚深密的命令；继续光明昌盛，竭尽他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只说到天而没有涉及地。颂诗是用来告知神明的，从来没有祭祀不歌唱它、歌唱不祭祀它所指对象的道理。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天而不歌地，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祇也在其中。歌颂天而不歌颂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郊祀天地。”《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祭的次要形式。”解说者说：“三望，是泰山、黄河和大海。” 有人说：“是淮河、海。”又有人说：“是分野所属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是诸侯，所以郊祭的次要形式，只涉及本国分野的山川罢了。”周朝拥有天下，那么郊祭的次要形式，难道唯独不包括五岳四渎吗？五岳、四渎尚且可以随从祭祀，地祇却唯独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书，经籍散失，学者只能凭自己的意思类推。王肃、郑玄、贾逵、服虔一类的人，未必全都得到真实含义。臣用《诗》《书》《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认为不足以效法。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因为人的品行而废弃正确的制度。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制定郊祭坛兆。修筑八级台阶的圆坛，中央又修筑重坛，天地的神位都设在上面，面向南方，以西为尊。”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按《水经注》：“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圆丘东面，这里是大魏郊天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修筑八级台阶的圆坛，中央又修筑重坛，天地神位都设在上面。”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郊祭与宗庙祭祀都有禘祭；在宗庙禘祭，祖宗在太祖庙合食；在郊祭禘祭，地祇和群望都在圆丘合祭。以始祖配享，大概是有事时的祭祀，不是常规祭祀。《三辅故事》说：‘在圆丘祭祀，上帝、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方。’这样看来，汉代曾经合祭。其时褚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说得对。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享献，必须亲自参加；朕不亲自祭祀，礼制将有缺失。皇地祇应当像南郊一样合祭。”这年二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在圆丘举行祭祀，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者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认为这是采用《周礼》。臣请说明《周礼》与今日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享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享宗庙四次，共十五项，都是天子亲自祭祀。此外还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也都亲自举行，这才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命，开始建立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祭，先享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必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遍享太庙，然后祭天地。这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天子亲祭如此繁多，每年实行却不认为困难；如今的礼制，亲祭如此少，三年实行一次却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缘故？古代天子出入，仪仗器物不繁多，兵卫很少，花费有节制；宗庙又在宫门以内，朝见诸侯、颁爵赐赏，必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时令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方圆千里的王畿，只要整齐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够守住这一点，天下就会归服，所以年年实行，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四海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帝，政务的繁杂比古代多了亿万倍，每天的精力已经不能应付。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一天比一天增多，只增加而不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祭，不是《周礼》；郊祭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祭后大赦，也不是《周礼》；优厚赏赐诸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也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涉及地祇时说《周礼》不应在圆丘祭地，这是什么道理？

译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视四岳，五月正炎热时向南到衡山，十一月正寒冷时向北到常山，也是今天这样的寒暑；后世的君主能够做到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视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却说今天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礼制的繁简却不同。因此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些不能实行；夏商的礼制，周代有些不能采用，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不得已；况且尹吉甫担任将领，周宣王并没有亲自出征。如今要确定一代的礼制，作为三年常行的法式，难道可以拿六月出兵来作比吗？” 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夏至不能亲自举行礼仪，那么派官员代行祭祀，也有旧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周礼·大宗伯》说：“如果王不参加，就代替王居于祭位。”郑玄注说：“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有事故，是说王生病以及遭逢哀痛惨祸，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看来，摄代祭祀不是在安宁吉祥时举行的礼仪。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有司代行，渊源已经很久；如果在亲自郊祭的年份反而派官员代行，就是无故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又一定会说：“省去繁琐的文饰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祭。”臣将回答说：“古代把天子亲自郊祭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琐文饰。今世把亲自郊祭看作大礼，繁琐仪文有些不能省略。若用帷幕、城垣、幔帐和屋宇遮蔽，盛夏就有风雨侵袭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宫到郊外，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停宿，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齐备，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能够承受的。王者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地，不能偏废。侍奉天周备，侍奉地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差别，难道可以说是繁琐末节而一概删去吗？国家养兵不同于前代，自唐代以来，即使还没有军赏，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能简省，大辂一动，必定要有赏赐。如今三年一次郊祭，已经耗尽国库，仍担心不足；郊祭赏赐之外，难道还可以再增加吗？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应？如果分开赏赐，人情难道不会失望吗？” 议论者又一定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祭已经太疏远，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重视祭地而更加疏远祭天。自古没有六年祭天一次的道理。这样一来，典礼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祀，这不是礼制应有的做法。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用十月祭神州来替代夏至在方泽的祭祀，就可以避免炎热时兴办大礼的忧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讨论这种办法，是想采用《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道这是《周礼》的经常之制，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之法？如果变通礼制、顺应权宜可以，那么圆丘合祭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种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皇上不亲自郊祭，而是举烽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指山川在境内却不在四郊，所以从远处望见而祭祀。如今所在地俯首就能看见大地，却说要望祭，难道是说京城反而看不见大地吗？这六条议论，决定的就是天地是否合祭。汉代的郊祭礼尤其与古制相违，唐代也不能完全如古；本朝祖宗尊敬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增减，并不是不知道圆丘、方泽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所以斟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胜过汉、唐。天地、宗庙的祭祀，都应当每年遍行；如今不能年年遍行，所以在三年一次郊祭的年份遍行。又不能在一年之内举行两次大礼，所以集中在三天内完成。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并祭祀并没有失去亲自祭祀，而北郊却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却派官员代行，就会长期不能亲自祭地。三年中轮到祭地的郊祭年份，如果因暑雨不能亲自前往而派官员代行，那么天地都不能亲自祭祀。分祭天地，决不是今世能够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想在举行郊祭的年份，把天地、宗庙的祭祀分成三次。分成三次有三件不可行的事：夏至这天不能发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建国以来，天地、宗庙始终只享用这种祭祀，历代圣祖相承，也始终采用这种礼制。这正是神祇所享受、祖宗所安定的礼制，不可轻易变动；一旦变动，就可能有吉凶祸福，不能不深思，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反复筹算，没有一条可行。因此恭请沿用旧制为宜。从前西汉衰落时，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建议，改变郊祭神位，都遭遇灾祸，史册记载得很清楚，前人的教训十分明显，令人寒心。希望陛下详细审阅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天地合祭是古今的正礼，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首次郊祭的年份应当施行，实在是永远不可废改的典制。只希望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庙享，以安定上下神祇；仍请求把臣这篇奏章下发，交给有司集体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明确反驳，解说臣所陈六议，使它们都能被驳倒，上合《周礼》，下不造成当今军国的忧患。不可固执己见，更不要只争论当今是否可以施行。贵在严肃确定祭祀大典，尽早按时决定。请裁决。贴黄：唐代制度规定，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时，先朝见太清宫、朝享太庙，也与如今的礼制相同，即先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享祭太庙；然而议论者或许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臣谨按：周武王攻克商朝，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两者相隔三天。这样看来，先祭宗庙后祭郊天，也正是三代的礼制。《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译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报：臣近来上奏论说圆丘合祭天地，不仅适合时宜，也自然上合三代和六经，是万世不可废弃的典制；然而臣不敢断定一定正确，所以提出六条议论，以开启不同意见的端绪。希望圣旨下达，命主张不同意见的人与臣反复诘难，把这六条议论的是非全部讨论清楚，取其通达正确的意见，这样论断才能确定。如今奉到圣旨，只说命集议官集体讨论奏报。臣私下担心，议论者各自伸张自己的意见，却互不诘难，那么是非可否终究无法决定。即使圣明的皇上必有所取舍，但人人各自形成一条议论，只想坚持自己先前的说法，难道是圣朝考订礼制的本意吗？臣如今请求，在集议之日，如果所见不同，就必须逐条驳难臣的六议，明确写出可以或不可以的情形，不得只坚持一说而互不诘难。臣不是敢于自以为是、求取胜利，只是希望取长补短、选取通达的意见。如果议论不能成立，臣难道不敢放弃先前的说法而听从众议吗？请裁决。《乞改居丧婚娶条状》元祐八年三月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状奏报：臣伏见元祐五年秋季颁布的条令规定，凡平民百姓家中，祖父母、父母年老有病（指按照法律应当赎免的人），没有人供养侍奉，而子孙正在服丧的，听任尊长自行陈述，经查验属实后可以婚娶。臣认为，子女为父母服丧，不得嫁娶，这是人伦的正道、王道的根本。孟子论说礼与男女情欲的轻重，不应以重视的事情迁就轻视的事情；服丧三年，实际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推迟二十五月，这是轻微的情欲。刚除丧就婚会，接近禽兽之行，这是礼制的重要方面。先王的政令，也有适应时势、顺应实际的情况；然而不应制定居丧嫁娶的法令，因为它造成的损害很大。近世才开始制定女子为父母服丧以及为丈夫服丧、贫困不能自立的，可以在百日以后嫁娶的法令。这已经损害礼制、伤害教化了；但有时还可以作为权宜，冒险实行，是因为女子柔弱、不能独立，恐怕有流离失所和意外祸患。如今又让男子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男子到了应当娶妻的年龄，即使没有第二个人侍奉，也足以供养父母。如今让他除丧后立即婚会，简直是让百姓因为男女情欲而废弃礼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秋》是记载礼制经常与变通的经典，记录礼制变更时，一定说是从某人开始。如果秉持直笔的史官写道：“男子居父母丧可以娶妻，从元祐开始。”这难道不会成为当世的弊病吗？臣谨按，这条法令本来是因为邛州官吏胡乱提出请求，当时法官失于考察论议，便制定成法。臣充任宗伯之职，前些日子又因在迩英殿进读时谈到此事，不敢不奏报。恭请圣上特别下令，删除上面那条规定，稍稍端正礼俗。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卷六十四 ◎奏议十首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元祐八年四月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奏：依照太学条令，三舍学生凡有进献文章以及给有官位者写书信、贽见之文，都必须先经过太学长官和副长官审看，决定可否，违者逐出学籍。礼部审查此事认为：各色人等只要对公事、私事的利害有所见解，都可以上状，准许直接投送所属官司，并没有规定必须先让官吏审看可否才能投进；这是为了使上情下达、防止蒙蔽，是古今不变的原则。原来只是因为国子监生员单独因本监请示，才制定了上述条文，曲意设置防禁。至于投献书信、文章以求知于公卿，正是举人的常事。如今却让本监长官、副长官先行审看，违者一概赶出学堂。若是议论朝政得失，所说合乎道理，固然是君主愿意听到的；即使不合道理，也是君主应当容纳的。如今却先让有关官司审看决定取舍，实在很不符合子产不毁乡校、魏相撤去副封的用意。去年九月，太学内舍生马澈上状，论说《礼部韵略》有疏漏未尽之处，朝廷将此事交给礼部办理。我恭敬地考察马澈所论，文辞典雅纯正，考核经史，也都有依据。这正是内舍生员中优秀的人，主管教养的官员本应爱惜他；而他所论之事，也应交给有关官司详细议定，决定增删施行。礼部不久将此事交给本监查勘，得到回报后，已在十二月间援引上述条文，马澈也已被逐出学堂。由此明显可见，上述条文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希望朝廷详细斟酌，特予删除，不再施行；仍请依旧让马澈充任内舍生。他所进的奏状，也请交给有关官司审看，如有可取之处，请予施行。谨此抄录上奏，恭候圣旨。乞请校正陆贽奏议并进呈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