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叙二十五首

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跟随太守沈公在吉祥寺僧人守▯的园圃中观赏花卉。园中有一千株花，品种有数百种。酒喝得尽兴，欢乐兴起，州中人都聚集来了，拿着金▯、彩篮向座上献花的，共有五十三人。饮酒欢乐极盛，平日不饮酒的人也全都醉了。从舆台、皂隶起，都插着花跟随出行，观看的人有数万人。第二天，沈公拿出他所搜集的《牡丹记》十卷给客人看，凡是传记中记载的牡丹，以及栽植、培养、剥治的方法，古今吟咏的诗赋，下至怪异奇特的小说，全都收录其中。我既观赏了花卉极盛的景象，与州人共同游玩的快乐，又得以看到这部书精深详尽、广博完备，认为这三件事都值得记载，而沈公又请求我写文章置于篇首。大概这种花受到世人重视已有三百多年，妖冶极盛、艳丽至极，独占天下可观赏的美景；近年以来又变化百出，专门追求新奇来迎合时俗爱好的，更是数也数不清。这真是草木中聪明机巧、善于逢迎的一类。如今沈公年老而德高，我又愚钝迂阔，举世没有与我们相同的人，那么对于这部书来说，难道我们不都是不合适的人吗？然而鹿门子常常奇怪宋广平的为人，料想他心如铁石，却作《梅花赋》，竟清新流丽、艳丽奔放，具有南朝徐、庾的风格。现在以我看来，凡是故意托称朴拙来炫耀世人的，又哪里值得相信呢？我虽然不是合适的人，还是勉强替沈公记下此事。沈公家中藏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到事情就能写成文章，并不只是能写牡丹。《送杭州进士诗叙》以上《登彼公堂》四章，每章四句，是太守陈公的诗。苏轼说：士人求取仕进，是希望有所获得；做官却不希望有所获得，是虚伪。假如只希望有所获得，却不遵循正道，观察时势升降而改变自己的学业，说“我只期望得到官位罢了”，那么凡是可以用来获得官位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这可以吗？从前齐景公田猎，用旌旗招呼虞人，虞人没有来。孔子称许他，说：“招呼虞人应当用皮冠。”旌旗和皮冠，在礼义上并没有什么损益，尚且不可混用，何况让他放弃所学，去学习不合正道的东西呢？熙宁五年，钱塘士人到礼部参加贡试的有九人，十月乙酉，在中和堂设宴，陈公作这首诗勉励他们说：水流去而不回头，是水的特点；不随时令变化的，是松柏的特点。说到水又说到松柏，是对于活动的事物，希望它们不要轻易前进。万世不改变的，是山；时而飞翔、时而停息的，是鸿雁。说到山又说到鸿雁，是对于静止的事物，希望它们能够及时行动。陈公对于士人，可以说是周全了。《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得到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报偿。”你们诸位将用什么来报答陈公呢？《邵茂诚诗集叙》贵贱、长寿、夭折，是上天所决定的。贤能的人必然显贵，仁厚的人必然长寿，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但人的愿望恰好与天意相合，实在很难，譬如匠庆在山中得到成器，难道是可以常有的吗？因为偶然相合便要求它成为常态，这就是人们多有怨恨而不能通达的原因。至于文人，他们困穷本来就合乎情理。他们劳心耗神，意气旺盛而触犯世俗，未老便衰病，没有恶行却获罪，很少有人不是因为文章而遭遇这些。天与人的相合既然困难，而人又这样自我损害，即使想不困顿，做得到吗？茂诚名迎，姓邵，和我同年考中进士。过了十五年，我在吴兴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他，他拿出自己的诗数百篇，我读了整整一个月也不厌倦。他的文章清新温和、精妙艳丽，像晋、宋之间的人；他的诗尤其可爱，咀嚼起来很有意味，间杂着江左和唐人的风格。他为人笃实好学、记忆力强，恭敬节俭、孝顺友爱，并且通晓法律，处理吏事敏捷。他的形貌仿佛承受不起衣服，言语和气息仅仅相连。我本来就怜悯他承担众多艰难事务而使身体劳瘁，又怀疑他将会生病。过了一年，茂诚去世。又过一年，我经过高邮，他的丧事还在那里。我进门哭他，只见破败的帷帐和瓦灯，尘埃冷落萧然，不禁为他流泪长叹。原宪贫穷，颜回短命，扬雄没有儿子，冯衍不得志，皇甫士安身患重病，他们各自只遇到其中一项，人们至今还为之悲哀。而茂诚兼有这些遭遇，难道不是命运吗？所以我记录他的文章，悲悯他却不怨恨，这也是茂诚的心意。《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从前翟公被罢免廷尉，宾客没有一个来拜访。后来他重新被任用，宾客想要前往，翟公在门上大写道：“一死一生，才知道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态；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世人把这件事当作口头谈资。然而我曾经轻视翟公的为人，认为宾客固然鄙陋，而翟公用来对待宾客的态度，难道不也很狭小吗？所以太子少师欧阳公喜爱士人，是天下第一。士人有一句话合于道，他不远千里去求取，超过士人求见欧阳公的急切。因此他招致天下豪杰俊才，即使普通平庸之人因他而显名于世的也很多。然而士人辜负欧阳公的事也时常有。他曾慨然长叹，认为人心难以了解，把这作为好士者的戒鉴。我以为欧阳公对士人从此会稍感厌倦；但他退居颍水之上养老时，我去拜见他，他仍然谈论贤能的士人，只怕他们不能闻名于世。至于辜负自己的人，他却说：“这是我的罪，不是他的过错。”翟公的宾客在生死、贵贱之间辜负了他，而欧阳公的士人却在转瞬之间背叛了他。翟公责怪宾客，欧阳公责怪自己，因此与士人更加亲厚，远比古人贤明。欧阳公不喜欢佛教和老氏之学，但他的门徒中有治理诗书、学习仁义之说的人，他一定引荐并提拔他们。佛门僧人惠勤跟随欧阳公游历三十多年，欧阳公常称赞他聪明、有才智、有学问，尤其擅长诗歌。欧阳公在汝阴去世，我到他的房中哭祭。后来再见到惠勤，只要谈到欧阳公，他没有一次不流泪哭泣。惠勤本来无求于世，而欧阳公又并没有给惠勤什么利益；他之所以流泪哭泣而不能忘记，难道是为了利益吗？我这才更加知道惠勤的贤能。假使他能够列身士大夫之间，从事功名事业，那么他不辜负欧阳公是确定无疑的。熙宁七年，我从钱塘将要赴高密，惠勤拿出他的若干篇诗，请我写文章使它们流传于世。我认为诗歌并不需要依靠文章来流传；至于惠勤为人的大概情形，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传述了。《晁君成诗集叙》

译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张汤就是这样。张汤本来不应当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名声的人没有后代，扬雄就是这样。扬雄本来应当有后代。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因此我知道遮蔽贤能的人不会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名声的人没有后代，因此我知道有真实才德却推辞名声的人会有后代。贤能之人，是百姓赖以生存的；遮蔽贤能，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名声，是古今通达之人最尊贵的东西，比富贵还重要；窃取名声，就是欺骗上天。断绝百姓、欺骗上天，没有后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说，通达贤能的人和有真实才德却推辞名声的人，都有后代。我常常这样诵读它。从前我在杭州任职时，杭州新城县令晁君，名端友，字君成，是一位君子。我和他交游三年，只知道他是君子，却不知道他能写文章和诗；晁君也从未说过一句涉及这些的话。后来他已经在京师去世，他的儿子补之拿出父亲的诗三百六十篇。我读后惊叹说：唉，诗的旨趣虽然幽微，但它的优劣高下，尚且有可以用语言传达、用意旨看出的地方。至于人的贤能或不肖，其深远迷茫、难以了解，实在比诗更甚。如今我尚且不能知道晁君擅长写诗，那么我所谓知道他是君子，果真能够完全了解他吗？晁君凭进士身份得官，所到之处百姓都安乐地拥戴他，只怕他离开。然而他从未用一句话向别人求取什么。他总共做官二十三年，后来改任官职而去世。由此看来，不只是我不了解他，天下人也没有谁了解他。晁君的诗清厚、宁静、深沉，正像他的为人；每篇都能写出新意和奇警的语句，理应为众人共同喜爱。照这样看来，如果不是晁君深深地掩藏自己，人们一定会知道他。然而他的儿子补之，对于文章没有什么不能写，博学善辩、俊伟出众，远远超过常人，将来一定会显名于世。因此我更加知道，有实际才德却推辞名声的人，必定会有后代。从前李▯担任汉中候吏，汉和帝派两名使者微服进入蜀地，住在李▯那里。李▯根据星象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三年后，使者做了汉中太守，而李▯仍然只是候吏，没有人知道他；他博学而隐德的报应，确实体现在他的儿子李固身上。《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神明所慰劳的。” 《凫绎先生诗集叙》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缺漏文字的时代。有马的人借给别人乘坐，这种事如今也没有了吧。”史官不再缺漏文字，和有马的人不再借给别人乘坐，难道对世道有什么损益吗？然而孔子尚且记下这些，是因为世上的君子长者一天天远去了，后生再也看不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因此日益趋向于机智巧诈、逢迎谄媚，却没有人能够阻止。史官缺文和借马这两件事，虽然不足以损益世道，但君子长者的恩泽在其中，所以孔子还要记下它们，更何况那些足以损益世道的事情呢？从前我的先父到京师去，和卿士大夫交游，回来后告诉我说：“从今以后，文章会一天天精巧，而道却将要散失了。士人仰慕遥远的东西而忽视眼前，崇尚华丽而轻视实际，我已经看见这种征兆了。”他把鲁人凫绎先生所作的十多篇诗文给我看，说：“小子，你记住它。几十年后，天下再也没有写这种文章的人了。”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作为而写，精悍、确实而沉痛，所说必定切中当世的过失，明白确凿，像五谷一定可以解除饥饿；坚定有力，像药石一定可以医治疾病。那些把漫无边际的清谈当作高明、把枝蔓浮词当作观赏之美的写法，先生一句也没有。此后二十多年，先父已经去世，但他的话还留存着。写文章的士人，没有不超然脱离形器之外，谈幽微之理、发高明之论，已经鄙视汉、唐文章的；但像先生文章那样反复论辩、正直发言而不避讳的作品，世上却没有人看重。苏轼因此对孔子的话感到悲伤，又怀念先父的遗训，更加寻求先生的文章，终于从先生的儿子颜复那里得到，于是抄录收藏。先生名太初，字醇之，姓颜，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七世孙。《徐州鹿鸣燕赋诗叙》我听说，凭德行举荐贤能，标准太高而无法考察；凭射御选取士人，又太低而不能实行。长久思考三代以来的制度，没有比我们宋朝更盛大的。开始于乡试，大抵采用韦、平所传的一经；终止于廷试策问，差不多可以比得上晁错、董仲舒的三道。环顾这房心星宿所对应的地域，实在是孝子秀士汇聚的渊薮。元丰元年，三郡士人都在徐州参加乡举。九月辛丑晦日，众人聚会于黄楼，修习旧日礼事。庭中陈列祭品百种，进献龟以排列在先；乐工三次歌唱、拜礼，取义于食苹之鹿。这一天，天空高远，气候清爽，水落而石头显露；抬头看四面山色的〔字词有误〕，低头听两道洪水怒吼。回头眷顾这些景物，实在有足以欢乐的地方。于是讲习废置已久的礼仪，排斥郑声；部刺史劝请宾客驾临，乡里的先生列于位次，群贤全都聚集，隐逸之士也来会合。认为古人在宴饮时可以谈论，君子会见朋友则以文章相交，于是写下诗文，来助兴于酒席。容色喜悦，笑声不断，和泮水宴饮相同；一杯酒一首诗，也不愧于山阴兰亭。这真是礼义的遗风，也是太平盛世的盛大节日。大夫、庶士不嫌弃我，嘱托我写这篇文章，以举行这项礼仪。我在嘉祐末年以进士身份入京，过去所进献的是偶俪之文。扬雄虽然后悔年少时所作，钟仪又怎敢废弃南方的乡音。把这篇文章赠给各位故人，你们一定不会讥笑我。《王定国诗集叙》太史公评论《诗经》，认为“《国风》描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分，《小雅》有怨愤讥刺却不至于混乱”。依我看，这只是认识了变风、变雅，哪里看到了《诗经》的正声呢？从前先王的恩泽衰微，于是变风从人的情感中产生；虽然衰微却没有耗尽，所以仍然止于礼义，只能说比毫无节制的诗好罢了。至于发自真情而止于忠孝的诗，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古今诗人很多，但杜子美居于首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一生流离、饥寒交迫，始终不被任用，却连一顿饭也不曾忘记君主吗？如今王定国因为我的缘故获罪，被贬到海上三年；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于家中，定国自己也病得几乎死去。我料想他非常怨恨我，不敢写信告诉他消息。可是定国回到江西后，把他在岭外所作的数百首诗寄给我，全都清和平易、丰润融和，蔼然有太平盛世的声调，他的言语和志向与得志行道的人没有不同。他当然也有幽忧、愤懑、叹息之作，只是担心死在岭外，无法报答天子的恩德，使父祖蒙羞罢了。孔子说：“不怨天，不责怪人。”定国尚且不怨恨我，难道会怨恨上天吗？我这才放下诗卷叹息，悔恨自己了解人的浅薄。

译又想到从前定国在彭城遇到我，停留十天，来往之间作诗几百多篇。我苦于他的诗太多，害怕他的敏捷，却佩服他的精工。有一天，定国和颜复长道游览泗水，登上桓山，吹笛饮酒，乘着月色回来。我也在黄楼上置酒等候他们，说：“李太白死后，世上已经三百年没有这样的快乐了。” 如今我老了，不再作诗，又因为生病而停止饮酒，闭门不出。门外几步就是大江，我竟整月不到江边，▯毛▯毛地真像一个老农夫了。而王定国的诗更加精妙，饮酒的兴致也没有衰减，所到之处尽情游览山水胜景，并不因困厄、穷困和衰老而改变操守。从今以后，我所敬畏佩服王定国的，不只是他的诗了。《圣散子叙》从前我曾读《千金方·三建散》，书中说：“风冷痰饮、症癖AA51疟，没有不能治的。”孙思邈特意为此写论，认为这个方剂用药的节度不近人情，但到了救急的时候，疗效尤其奇异。由此可知，神奇药物发挥效验，不拘泥于通常的制度；至高的道理开启人的迷惑，并不是才智所能理解的。如今我所收藏的《圣散子》，大概就是这一类吧？自古以来论治疾病，只有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以及应当发汗、应当攻下之类，稍有毫厘差错，往往就无法挽救；但使用《圣散子》的人，一概不必过问这些。凡是阴阳二毒、男女相互传染，病状达到极度危急的，连续服用几剂，立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能增加，精神气色完全恢复；不必再使用其他药物，连续服用便可痊愈。其余较轻的病症，只是心窝和额头微微出汗，止于此便无恙了。药性略微温热，而像阳毒发狂之类的病人，服下后却立即感到清凉，这实在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解释。如果时疫流行，清晨在大锅中煮药，不论老少贵贱，各服一大盏，立即可以使时疫之气不能进入家门。平时没有疾病，能够空腹服一剂，饮食就会比平常增加一倍，各种疾病也不会发生。真是救济世人的药具，是家庭的宝物。这个药方不知道出自何处，是从眉山人巢君谷那里得到的。巢谷博学而喜爱方术，秘密珍惜这个药方，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传授。我苦苦求取，才得到它。我被贬居黄州时，接连几年发生时疫，配制这种药散发给人，救活的人多得数不清。巢谷当初传给我时，约定不传给别人，还指着江水发誓。我私下认为这样太狭隘，于是把药方传给蕲水人庞安时。安时以医术高明闻名于世，又擅长著书，想把它传给后代，所以我把药方授予他，也使巢君的名字和这个药方一同永垂不朽。《田表圣奏议叙》这是故谏议大夫、追赠司徒的田公表圣的奏议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他尽情进言而不避讳，大概从敌对者以下的人都能承受，只是有人不能忍受，何况君主呢？因此我知道二宗是圣明的。从太平兴国年间以来直到咸平年间，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千载难逢的时代了。然而田公的言论却常常好像有无法预料的忧患，近在朝夕之间，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君子，必定在天下太平时忧虑，在明主当政时警惕。明主有超越常人的资质，而太平之世没有值得畏惧的防范。君主有超人的资质，就必然轻视臣下；世道没有可畏惧的防范，就必然轻视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恐惧的事。当汉文帝时，刑罚搁置不用，战争兵革也没有发动，但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息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减少对汉文帝的评价，也不因此过分苛责贾谊。由此看来，君子所处的情势，是遇到太平之世而侍奉明主，本来就应当如此。贾谊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他所说的事情大略已经施行；不幸早逝，功业却没有在当时显现。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受封地，汉文帝来不及采用，经过汉孝景帝直到汉武帝时，主父偃实行了这一办法，汉室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言论十条中还没有采用五六条，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举用施行呢？希望把这部书广泛流传于世，一定会有人与田公的见解相合；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心愿。《乐全先生文集叙》孔北海志向远大、议论高明，功业没有显现于世，但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成为当时人所尊崇的对象。他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慨然具有刚烈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我标榜，但他洞察事物、成就事业的姿态，综合考察名与实的思想，都显现在言语之中。至于《出师表》，简洁而完备，正直而不放肆，言论多么伟大啊！它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不是秦、汉以来把侍奉君主当作乐事的人所能达到的。我常常遗憾不能看到这两人的完整文章；如今我的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大概可以与他们相近吧！唉，士人不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已经很久了。言语并不是不精巧，政事和文学也不是不敏捷博洽；但一到面对大事，很少有人不忘记本心、失去操守，这是因为器量狭小。张公还是平民时，已经有高大挺拔、可任公卿辅弼的声望。自年轻出仕直到年老归隐，他从未用言辞迎合外物，也没有用脸色取悦别人。即使面对君主，也一定先认同其道理才发言。毁誉不能动摇他，得失看得一样，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以道侍奉君主的大臣。时代久远，道术散失，即使有志之士、仁人，有时也稍稍降低操守以求被任用，唯独张公凭借勇往直前的气概，实行正大之言，说：“任用我就施行道，舍弃我就隐藏道。”他在上不求迎合君主，所以虽然显贵却没有被充分任用，即使被任用也没有用尽其才；在下不求迎合士大夫，所以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然而说到天下的伟大人物，就一定把张公列为第一。张公穷尽本性、知晓天命，体察自然，顺着不得不如此的情势行事，并不是想靠文字在世上成名。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四十多年间，他和君主讨论天下大事，见于章疏的很多，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但都以礼义为根本，合乎人情；是非在前代有考据，成败在后世有验证。至于他的其他诗文，也都清新高远、雄健华丽，读者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他确实很像孔北海、诸葛孔明。苏轼二十岁时，以诸生身份在成都拜见张公，张公一见面就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张公对我的启发、培养和成就，已经多到极点；可是我始终没有为张公效劳一分一寸，只是寻求他的文集，亲手校订后收藏在家中，并且评论其大略，以等待后世的君子。从前曾鲁公曾对我说，张公在君主面前讨论大事，别人整天反复陈说仍然不能说尽的，张公几句话就能决断，清楚明白地写成文章，全都可以书写下来诵读。他的言论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用，但庆历以来的名臣中，被君主敬重的，没有谁比得上张公。张公今年八十一岁，闭门谢客，整日端正危坐，将要与造物者一同遨游于无何有之乡；今后连他的言论也不可能听到了，何况是他的文章呢？全书共有若干卷，诗若干首。《范文正公文集叙》

译庆历三年，我刚刚束发进入乡校，有一位从京师来的人，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乡里的先生看。我从旁偷偷观看，便能够诵读熟习诗文，问先生诗中歌颂的十一人是谁。先生说：“童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如果他们是天神仙人，那么我不敢知道；如果也只是人，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先生觉得我的话奇异，便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又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考中进士，来到京师，范公已经去世。安葬以后，墓碑立起，我读碑文读到流泪，说：“我了解他的为人了。”大概相隔十五年，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难道不是命运吗？这一年我登第，开始被欧阳公知遇；通过欧阳公认识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说：“遗憾你没有认识范文正公。”此后三年，我经过许州，才认识范公的次子，如今的丞相范尧夫。又过六年，才在京师见到他的叔父彝叟。又过十一年，终于和他的幼弟德孺在徐州成为同僚。每个人只一见面，就像旧日相识。他们又把范公遗留下来的稿本托付给我，请我写序。又过十三年，我才得以写成。唉，范公的功德本来不需要文章便会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便会流传。然而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杰出人物都能够跟随范公交游，唯独我没有见过他，把这当作一生的遗憾；如果能够在他的文字中留下姓名，借此把自己寄托在门下士的末席，难道不正是我往日的愿望吗？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这一类人，他们称王称霸的谋略，都在田野之中已经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在汉中拜见汉高帝，议论刘邦、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仿佛指点手掌一样清楚；等到辅佐汉高帝平定天下，汉中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兑现。诸葛孔明隐居草庐时，和先主谋划对付曹操、孙权，筹划夺取刘璋的土地，凭借蜀地的资力来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是只凭口头传授、耳朵听闻，尝试着做一做，侥幸希望偶然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家为母亲服丧时，就已经有忧虑天下、实现太平的志向，因此写成万言书送给宰相，天下人争相传诵。后来被任用为将领、擢升为执政大臣，考察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这篇万言书的。如今他的文集共有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态度，大概就像饥渴的人对于饮食一样，想片刻忘记也做不到；像火的热、水的湿一样，原本就是他的天性，不得不如此。即使是戏弄笔墨的游戏之语，率意写成，也必定归结到这些道理。因此天下人相信他的真诚，争相拜他为师、尊奉他。孔子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并不是另外有言论，而是道德从口中发出来。又说：“我出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并不是说善于作战，而是道德显现在愤怒之中。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六一居士集叙》有些话意义宏大却并非夸张，通达的人相信它，众人却怀疑它。孔子说：“上天将要毁灭这些文化，后世之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禹平治洪水，孔子作《春秋》，而我抵制杨朱、墨翟。”大概是把自己用来与禹相配。文章事业的成败，和上天有什么关系？可是禹的功绩与天地并存，孔子、孟子却凭空言论与他相配，难道不是太夸张了吗？《春秋》一作，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孟子的言论一流行，杨朱、墨翟的学说就废止了。天下人认为这本来就是如此，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去世以后，出现了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背离正道而趋逐利益，残害百姓来使君主富厚；这种学说极其鄙陋，士人却凭它欺骗君上。君主又侥幸于一时的功效，纷纷跟从，于是世上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的伟大贤人，推究事情的本末，权衡祸福轻重，来挽救他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得以流行。秦朝因此丧失天下，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祸乱，死者十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灾害，大概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秦尚未得志时，假如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即使在心中产生、在政事上造成危害、在施政上造成危害，也一定不会达到这样惨烈的程度。假如杨朱、墨翟在天下得志，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小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与禹相配，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讲黄帝、老子的学说，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晁错不值得称道，贾谊也曾这样做；我由此知道邪说能够改变人的思想。即使豪杰之士也有不能免于它的，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门下，而扰乱天下的人却很多。晋朝因老子、庄子的学说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五百多年以后才有韩愈，学者把韩愈与孟子相提并论，大概差不多可以了。韩愈以后又过了三百多年才有欧阳修，他的学问推本于韩愈、孟子而上达孔氏，阐明礼乐仁义的实质，以符合大道。他的言论简洁而明白，真实而通达，援引事物、连类推理，把它们归结到最高的道理上，使人心悦服，所以天下人一致奉为老师、尊崇他。自从欧阳修在世以来，世上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喧闹着攻击他，能够使他困顿，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不约而同地说：“欧阳修，是当今的韩愈。” 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生活富足而又受到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了极盛，可是文化事业终究比古代有愧。士人也因此安于浅陋、固守旧习，议论卑下，气势衰弱。自从欧阳修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炼，把通晓经学、学习古人为高尚，把挽救时弊、推行正道视为贤能，把冒犯君主的威严而接受劝谏视为忠诚。士人不断成长成就，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欧阳修的功劳是很大的。唉，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做到呢！欧阳修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学习新学说，有人担忧佛、老学说似是而非，会扰乱周公、孔子的真正见解。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科举取士之法，鼓励、督促学者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之后风俗才发生变化。考察师友学术渊源的来源，又重新知道诵读学习欧阳修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修议论大道像韩愈，议论政事像陆贽，记叙事情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评价。”欧阳修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八境图后序》

译南康的江水年年冲坏城墙。孔宗翰任太守时，才开始修筑石城，至今还依赖它。我任胶西太守时，孔君正好来接替我；临行时，他拿出《八境图》，请我写文章和诗，留给南康人，使他们刻在石上。那以后十七年，我南迁经过南康郡，才得以遍览所谓的八境，才知道从前的诗文连它万分之一都没有说到。南康的士大夫共同来请求我说：“诗文从前曾刻在石上，有人拿走了，如今已经没有了。希望重新书写并刻下来。”当时孔君已经去世，我不忍心违背他们的请求。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圣散子后叙》《圣散子》主治疾病，功效不止一种。去年春天，杭州百姓患病，靠这种药得以保全性命的，多得数不清。所用的都是中、下品药，大略计算每一千钱就能得到一千服，救济的人已经达到一千人。由此积累起来，它的利益非常广大。凡是想施恩而力量能够独自办理的人，尚且有所限制；如果集合众人的力量，那么人人都能得到善利，这项事业也可以长久。如今招募诚信之士到楞严院修制药物，从立春以后开始施药，一直到来年春夏交替之时；愿意登记姓名的人，直接把钱和药送到本院。从前薄拘罗尊者把诃梨勒施给一位患病的比丘，因此获得果报之身，身体常无众病。施舍不论多少，按照自己的力量助成因缘。疾病面前一定要相互扶持，功德哪里有界限呢？仁慈的人有恻隐之心，应当重视善因。吴郡秀才陆广施舍这个药方和药物，是从智藏主禅月大师宝泽那里得到的；宝泽是乡里的僧人。陆广如今正在京城施舍药方和药物，住在麦曲巷。《送人叙》士人不能凭自己成就事业，祸患在于世俗的学问。世俗学问的祸患，在于扭曲人的才能，堵塞人的耳目，背诵老师传授的造字之说以及世俗的文章，才不过数万字，他作为士人的学业就到此为止了。学习是为了明白礼，文章是为了表达志向，思考是为了贯通所学，气势是为了发扬文章。古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扩大见闻，是为了学习；端正志向、充实气节，是为了言说。王氏的学问，正像脱离刻板的椠木，只按它的形模制作出来，不需修饰便成为器物罢了；想把它做成桓璧、彝器，难道可以吗？《送水丘秀才叙》水丘仙夫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用来创作歌诗，与扬州的豪俊交游。他头骨高耸突出，具有古代大丈夫的风度。他作词吐气，也常常使世俗震惊。我知道他一定会有用处。仙夫可要珍惜自己啊！如今读书求取官职的人，都屈曲委婉，弯腰低头，以符合规矩准绳，竟不能伸展自己的嘴。仙夫以不能这样做为耻辱，将要经过琅琊，前往会稽，泛舟沅湘，逆流而上经过瞿塘，登高眺望远方，摇桨游入深水，以使自己适合于自己的志趣；经过我这里，告诉我他的行程。我说，古代的君子，有超脱世俗而高尚的，有选择适宜之地而安泰的，只要内心常常满足罢了。坐在朝廷上，君臣相互唱和，与那些靠着稿梧、敲击朽枝而发出铿然声响的人相比，不知道他们内心的快乐有什么不同。他处在困厄时，能知道舍弃；处在通达时，能知道任用。我由此推测仙夫会回来，仙夫努力吧！如果只是学习却不去实践，前往那里而独自落后，那么仙夫的鞋子就可以向南走了。《猎会诗叙》雷胜是陇西人。凭勇敢应募而得到官职，任京东第二将。他的武力超过常人，骑马射箭敏捷精妙。军队在徐州校阅时，徐州人想观看他的本领，便在城西举行小规模狩猎。又有殿直郑亮、借职缪进，都骑马跟随，弓箭、刀、长矛无不精熟；驻泊黄宗闵举止像个读书人，穿戎装骑轻骑，出马奔驰，超过所有人。宾客都惊讶、欢笑，十分快乐。这天小雨刚停，土地湿润，风调和，观看的人有几千。曹子桓说：建安十年刚平定冀州，AA52貊进贡良弓，燕代献上名马。那年春天，勾芒主持时令，和风吹拂万物，弓干燥，手柔软，草木茂盛，野兽肥壮；我和兄长子丹在郑地以西打猎，亲手捕获獐鹿九只、狐兔三十只。奔驰驰骋的快乐，对于边地人和武官来说，天天都习以为常。像曹氏父子那样横持长矛、赋诗，并把它流传于世，才是值得高兴的事。众位宾客各自写完诗后，我于是把这些话写在末尾，留作将来一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讲田友直字叙》韩城人田益，字迁之，黄庭坚认为这个字不足以配合他的名，于是改为友直。有人说：“益有三种朋友，为什么只取友直这一种？”我说：直，是刚正者中最优秀的。千百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诤谏。确实能够和直士相处，他不会掩饰你的过错，而会同你切磋琢磨，使你成为金玉般的人，使你每天知道自己的不足。不过，选择直友，还有四种情况：有本来正直而又在正直上修养的，有本来正直却陷入曲邪的，有本来曲邪却盗取正直名声的，有本来曲邪却最终成就正直的。“国家有道无道都像箭一样直”，这是正直而又修养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却出来作证”，这是正直却陷入曲邪的人。“有人来借醋，却向邻人求取”，这是曲邪而盗取正直名声的人。“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是曲邪却成全正直的人。前两种可以希望，后两种不可希望，这是替你选择有益的朋友，曾经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观察。《送张道士叙》古人赠送别人言语，即使对方没有向自己求取，也还是要给他开药治病。何况有些人虽没有向我求取，却确实等待我给他开药。以我朋友的贤能，这又何必求取呢？不过我反过来请求他：我同朋友交心相知，已经将近三年，并非短暂相交。如今就要分别，难道竟默默无言吗？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教诲的呢？难道没有可以教诲的事情吗？将要始终周旋，笼络遮掩，而有所吝惜吗？唉，我的才智实在浅陋，而朋友却常常过分爱护我，难道这是真的吗？停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还是有尚未达到之处，应当努力呢？我自知明白如何对待自己，却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我不能这样，却至死不肯喜欢它，所以讥笑谩骂随之而来，这值得忧虑吗？将要从容地同它相合吗？身体将要老了，家境将要贫穷了，日益同外物相抵触，而前途又很遥远，将要像草上的萤火虫一样忽明忽灭吗？像水中的鱼一样浮沉不定吗？陶工能使器物圆却不能使它方，造箭的人能使箭直却不能使它弯，我将要成为陶器还是箭呢？山中有蕨薇可以煮食，野外有麋鹿可以制成腊肉，一根丝可以做衣服，一片瓦可以安居，诗书可以娱乐，父子兄弟妻子儿女可以一起游乐，我将要辞别世俗道路，去适应自己所适宜的生活吗？还是要以富贵声名来偷取梦幻般的快乐呢？是出行还是停止？是迟缓还是迅速？我的朋友啊，你是可以教诲的；默默无言，不是我对朋友的期望。《江子静字叙》

译友人江君以自己的名字保存下来，请求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为子静。人的行动，以宁静为根本。精神凭宁静安住，内心凭宁静充实，志向凭宁静安定，思虑凭宁静明察。宁静有它的道理：守住自我就宁静，追逐外物就躁动。以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昼夜的气息、呼吸出入，从未不同；然而有时保存本性，有时丧失本性，是因为动静不同。后来的学者，刚开始学习就被做官牵累，做官以后又被求进牵累。得到职位就高兴，失去职位就忧愁，这是忧乐系于仕进。天刚亮起床，整天同事务接触，合乎我意就高兴，违背我意就恼怒，这是喜怒系于事务。耳朵喜欢五声，眼睛喜欢五色，口喜欢五味，鼻子喜欢芬芳气味，这是爱欲系于外物。以微小的身体，却有这样多的牵系，行动流转迁徙，日渐月变，那么平日所培养的本性还能保存吗？丧失了所保存的本性，还怎能明白自己的是非以及外物的真伪呢？所以君子学习以辨明道，道是为了求得本性；本性端正就宁静，宁静就安定，安定就虚静，虚静就明察。外物到来，我没有增加什么；外物离去，我没有减少什么，难道还会因为它产生喜爱、厌恶而损害自己的正直吗？你年少而才思敏锐，学习是为了等待出仕，正将要走出自身而应对外物，所谓以宁静保存本性，是不能不牢记的。如果能够获得自己的本性而不使它失去，保持它在自身之内，那么住在哪里会不自在呢！《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天以一成水，地以六成水，天地一与六合起来，水就可以显现。即使有神禹，也不能知道哪一部分是一、哪一部分是六。子思说：“由诚而明叫作性，由明而诚叫作教。诚与明相合，道就可以显现。”即使有黄帝、孔丘，也不能知道哪一个是诚、哪一个是明。佛家说：“戒生定，定生慧。”难道智慧单独不能产生定吗？伶玄有句话说：“有智慧就通达，通达就流散。”这哪里知道真正的智慧呢？醉了就狂乱，醒了就停止，智慧产生定，通达而不流散，这是明白无疑的。所以有眼睛而能自己行走，就会提起衣裳快走，常常走在大路上；没有眼睛而跟随别人，就会扶着车轮拖着脚跟，常常跌入坑阱。智慧产生定，比定产生智慧更快。钱塘僧人思聪七岁时善于弹琴，十二岁放下琴学习书法，书法已经精工；十五岁放下书法学习诗歌，诗中有奇警的语句。云烟葱茏，珠玑的AA53，识者认为属于画师一流。思聪又不自我满足，于是诵读《华严》等经，进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九岁，老师和老儒都敬爱他。秦少游取《楞严》中文殊菩萨的话，给他取字闻复。假如思聪每天不断进步，从闻、思、修一直达到道，那么《华严》的法界海慧，都将成为蓬草茅屋，何况书、诗和琴呢？不过，古人学习道理，没有从虚空进入的。轮扁砍削车轮，驼背老人承接蝉，假如能够由此发挥自己的技巧和智慧，万物就没有卑陋的。思聪如果能够得道，琴与书都将对他有助力，诗尤其如此。思聪若能像水镜一样，以一物包容万物，那么他的书法和诗歌应当更加奇妙。我将观察这些，作为判断思聪得道深浅的征候。《观宋复古画叙》（此文就是卷十九《破琴诗》的引文，这里删去。） ●卷三十五 ◎记十三首 《清风阁记》文慧大师应符住在成都玉溪之上，建了一座楼阁，名叫清风阁，寄信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他来信五次，态度更加勤恳，我无法推辞，便戏拟佛家话语问他说：应符，你所谓的身体，是你寄托自身的地方；你所谓的楼阁，是你寄托所寄托之物的地方。身体和楼阁都不是你能够真正拥有的，名号又施加在哪里呢？既然名号无处施加，又何必写记呢？不过，我替你放下心思、遗弃形体，勉强这样说，你也放下心思、遗弃形体，勉强这样听。树木生长在山中，水流入深渊，山和深渊尚且不能占有，人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不是很迷惑吗？天地相互摩擦，虚空与有形之物相互推荡，于是风由此产生。想抓住它却抓不着，追赶它又赶不上；你建造房屋而以风命名，我又替你写记，不也是大大的迷惑吗？不过，世上所谓自己拥有而不迷惑的东西，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就可以算作拥有，那么即使说你拥有这风也可以；即使把楼阁建成房屋而以风命名，我又替你写记，也可以，并不是迷惑。风从苍茫之间生起，在山泽间徘徊，在城郭道路间激荡高鸣，舒缓地流动荡漾，吹拂着你的轩窗、栏▯、帷幔而不离去。你倚着几案观察它，难道也有所领悟吗？力量产生于所受到的激发，却不把自己当作力量，所以不劳累；形态产生于所遇到的事物，却不把自己当作形态，所以没有穷尽。请试着用这个道理来观察它。《喜雨亭记》给亭子用“雨”命名，是为了记载喜悦。古人有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周公得到嘉禾，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汉武帝得到宝鼎，用它命名自己的年号；叔孙胜了狄人，用它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喜悦有大小不同，但表示不忘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修治官舍，在厅堂北面建亭，在南面凿池，引水流、种树，把那里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降雨于麦田，占卜认为会有丰年。后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正因此忧虑。过了三月乙卯日，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认为还不够；丁卯日下大雨，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庭院中共同庆贺，商人们在市场上共同歌唱，农夫们在田野里共同欢呼；忧愁的人变得快乐，患病的人得以痊愈，而我的亭子恰好也建成了。于是我在亭上举杯，邀请宾客并告诉他们说：“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没有麦子。”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没有禾苗。”没有麦子、没有禾苗，一年将接连遭受饥荒，诉讼大量兴起，盗贼也更加滋长猖獗；那么我和你们几位，即使想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难道还能做到吗？如今上天没有遗弃这些百姓，刚开始干旱就赐给他们雨水，使我和你们几位能够共同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的，都是雨水的恩赐。这又可以忘记吗？” 亭子命名以后，我又为它作歌说：“假如上天下的是珍珠，寒冷的人不能把它做成短衣；假如上天下的是美玉，饥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原文“ム”字疑误，意为‘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不把功劳归己；把它归给天子，天子说不是；把它归给造物主，造物主也不自认为有功；把它归给太空，太空幽深冥冥，无法为它命名，所以我用‘喜雨’来命名我的亭子。” 《凤鸣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