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奏议六首

译熙宁七年十一月某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河北、京东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到冬，方圆数千里之内，麦子无法播种，臣私下料想明年春夏之间，盗贼作乱造成的祸患会比今天更加严重。因此冒昧陈述愚昧的意见，希望能够有一点补益。臣谨考察，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腹心和根本之地，它与中原的分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过去秦国兼并天下，首先夺取三晋，于是其余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死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动突骑，席卷天下；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没有敢与他抗衡的。宋武帝凭借英伟超人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隋文帝凭借庸常之人的穿墙打洞般的智谋，窃取帝位数年便统一天下，也是因为得到了河北。所以杜牧论说，山东之地，王者得到它就能称王，霸者得到它就能称霸，狡猾的贼人得到它就能扰乱天下。自唐天宝以后，奸臣在山东僭越割据，历经十一代，竭尽天下的力量，最终也不能夺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世贺德伦率魏博投降后唐，梁朝因此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后汉因此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毫无疑问在河北。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之间，还没有措施能够消除这种重大灾异。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没有事故，也应当经常使当地百姓安定富足强盛，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子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疑字]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然而近年来公私都匮乏，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命运。如今百姓流离、饥荒，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要分散出售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家拿出粮食。盗贼纵横，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要增加告发和奖赏的渠道，严格执行缉捕的法令。可是都还没有看见成效。常平仓的粮食多次用于赈济，剩下的已经很少，而饥寒交迫的百姓到处都是。每个人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官府却要耗费如山的财物。有积蓄的人家通常也都困乏，穷人没有得到好处，富人却先遭受灾祸。过去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求，即使奖赏盗贼，他们也不会偷窃。”由此可知，上位者不把所有利益都占尽，百姓就有办法谋生；只要有办法谋生，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凶残的党徒，喜欢制造祸乱而不悔改，就必须严明法令、加重刑罚，杀一人来警戒百人。如今中等百姓以下，几乎都缺粮，触犯法律做盗贼就会被处死，害怕法律不做盗贼就要挨饿；饥寒和弃市处死，都是死亡，只是借着犯罪而死与忍饥而死，祸患有迟有速。大家相继做盗贼，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形势也一定不会停止。如果不是陛下极其明察圣明、极其仁慈，比较得失哪一种更多，权衡祸福哪一种更重，特别在财利上稍作舍弃，使衣食谋生的道路一旦开放，深厚如骨髓的恩惠遍及众人，然后做到赏罚分明，以威势胜过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害而扰乱法令，像这样百姓之心仍不改变、盗贼仍不减少，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将这些事情分条列举如下。一、臣所管辖的密州，从今年秋季发生旱灾以来，不能播种小麦，直到十月十三日才下了几寸雨雪；土地寒冷，难以播种，即使播下也不能生长，与往年相比，十成中只能种下二三成。臣私下听说河北、京东一般都如此。平常核查并减免灾伤赋税，依法必须查验已经出土的禾苗，根据情况确定减免的比例。如今两种麦子根本没有播种，也就没有禾苗可以查验，官吏如果拘守法律，便没有理由直接减免。如果夏税一概不免，百姓一定会逃亡迁徙。平常逃亡，还有追逐丰收而去的地方；如今数千里都没有麦子，逃到哪里去呢？只怕良民全都变成盗贼。况且天上没有雨，地下没有麦子，有眼睛的人都看见了，有耳朵的人都听见了，绝不是欺骗朝廷，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减免吗？希望请求在河北、京东两路分别选派一名臣僚，核实情况后减免赋税，不再检视禾苗。如果不想这样施行，那么请求把夏税的斛斗数额，取此前五年中处于适中水平的一年实际数额，命令三等以上的人户选择方便，缴纳现钱或正色；四等以下的人户，暂且停缓征收。因为如今麦田空闲，如果春雨调匀，就可以广泛种植秋季庄稼。等到秋收成熟时，再把秋税折合缴纳夏税。如果已经播种了麦苗，确实遭受灾伤，仍然按照条例检验后减免。缺少麦子的地方，官吏和各军的俸给，暂且发放白米或现钱。这样做贵在使小民不至于大段失去生计。

译一、河北、京东一向由官府不专卖盐，百姓依靠贩盐来谋生。近日臣僚上奏，动辄想要禁止盐的贩运，幸亏朝廷体察情况，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两路官民无不互相庆贺。然而臣查考近年的盐课，日益增加；原来两路祖额是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到熙宁六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余贯，熙宁七年也达到四十三万五千余贯。显然是刑法日益严峻，告发捕捉日益频繁，导致百姓更加难以兴贩。朝廷本来把这两路看作根本之地，而煮海所得的利益，是上天用来养活百姓的，因此不忍把这些利益全部收取，以此救济鳏寡，暗中消除盗贼。过去孤贫无业的人，只专心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很少。那时告发捕捉的赏钱从未超过省钱，只是催促犯人缴纳，差役按数支出。如今盐课数额巨大，告发检举多如麻，贫民贩盐，不过有一两贯钱的本钱；偷税则赏钱很重，纳税则利润很薄。想做农夫，又遇上灾年；如果不做盗贼，就只有忍饥挨饿。所以五六年来，盐课日益增加，盗贼日益增多。臣查考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加了二万贯，却支出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尚未捕获的盗贼还很多。这样比较，利害得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希望特地下令两路，凡贩盐的小商贩，三百斤以下的，一律暂时免收盐税；仍由官府发给盖有印章的空白关子，交给灶户和持长引的大商贩，让他们把小商贩的姓名、斤两等逐项登记在历簿上，并在十天内填写日期、姓名、斤两，过期不得再使用。如果有人敢借他人名义夹带、分减盐货，允许各色人等告发，重定赏罚。等到将来秋收之日恢复旧制，并把原先下达的敕榜明白说明这是出自圣意，命令各地雕印，散发到乡村。人不是木石，难道不会感动吗？一饮一食，都会称颂圣恩。这样一来，过去贫贱的人、近日饥寒的群体，不用驱赶督促，就会全都归向贩盐，争先奔走，哪里还有空闲做盗贼？人情相距并不远，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安稳谋生的道路，而走向触犯法律、危及性命的地方。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今用度不足，如果实行此法，盐税必然大亏，一定会导致财政缺用。臣认为不是这样。凡是小商贩本钱少、力量弱，不过只能走两三程；超过两三程，就必须依靠大商人贩运，绝不是三百斤以下的小商贩所能运输的，不会无缘无故大量流失。而且平日大商人所苦恼的，是盐积压而无人购买；百姓所苦恼的，是地方偏远而难以得到盐。如今小商贩不缴税钱，各地就会争相来分买；大商人既然不再积压盐货，就会轮流贩卖，收取的税一定很多。而乡村偏远地区，没有不吃盐的，所卖的盐也会扩大。增损相互补偿，必定没有大亏的道理。即使有所亏损，也不过退回到只得到原来祖额的钱罢了；当时官府还会有什么财政缺用呢？假如朝廷拿出十万贯钱，使两路百姓不去做盗贼，所得到的利益就多了。如今假使朝廷因为两路饥荒，特别拿出一二十万贯现钱，分给各家各户，每人得到一贯钱，也只够救济二十万人；而一贯现钱，也不能挽救他们的性命。如果特别免除三百斤以下盐货半年的税，那么两路百姓人人都能得到恩赐，贫民有衣食的道路，富民没有盗贼的忧虑，这种利益哪里说得尽呢？如果使小民没有办法谋生，全都成为盗贼，那么朝廷的忧患，恐怕不是十万贯钱所能解决的。何况支出的捉贼赏钱，也未必少于损失的盐课。臣所说的“比较得失哪一种更多，权衡祸福哪一种更重”，就是针对这件事而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一、臣查考各地的盗贼，大半是经过审讯后因灾伤而减等、免除死刑的人，他们逃回原来的地方，怀恨报仇，造成的祸害最严重。盗贼知道自己不会被处死，便轻视犯法；百姓又担心他们重新回来，不敢告发捕捉，于是盗贼公然横行。臣仔细考察他们在审讯时的自供，都是理屈词穷、势必不能免罪的人，本来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偏偏独独对他们从轻处罚！同党之中，只有他们免于死刑。关于灾伤地区，敕令虽然没有下达，实际也与下达相同，盗贼和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只要没有伤害变主，免死就没有疑问。况且没有伤害变主的人，情理未必比偶然伤害变主的人轻；有的聚集许多党徒，有的广泛置备兵器，有的标示特殊服饰，有的劫持变主，有的驱赶掳掠平民，有的贿赂贫民，让他们充当耳目，有的书写道路和店舍的情况，使官府和私人都受到惊吓。这些人即使偶然没有伤人，情理也极为严重，绝不只是缺粮的人姑且谋求粮食而已。希望今后盗贼的赃证尚未明确，只是经过拷打后才开始承认的，一概不得按照审讯情形减等。对于灾伤地区，责成当地长吏衡量案情轻重；其中情理严重的，依法施行。这样贵在使凶恶之民稍有畏惧，而使良民敢于捕捉告发。臣所说的“衣食谋生的道路一旦开放，深厚如骨髓的恩惠遍及众人，然后赏罚一定要兑现，以威势胜过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就是针对这件事而言。以上谨慎地把情况全部陈述如前。自古制定法令、设置刑罚，都把盗贼视为紧要之事。盗窃不停止，必然发展为强盗劫掠；强盗劫掠不停止，必然发展到战争攻伐；有的人还会成为豪杰起兵的资本，造成胜、广之乱的开端。何况京东百姓的贫富，关系到河北的安危；河北的治乱，又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臣个人的说法。愿陛下深切察看！此事极其重要，所舍弃的小利极其轻微，请陛下亲自裁决，坚决施行这个策略。臣听说天圣年间，蔡齐任密州知州。当时东方发生饥荒，蔡齐请求放宽盐禁，先帝听从了他，一方百姓便没有感到饥荒旱灾的困苦。臣愚昧而且卑微，虽然不敢期望达到蔡齐的程度，但陛下圣明，远远超过尧、禹，难道不能施行这件小事，使先朝感到惭愧吗？所以臣越职进言，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恭敬希望圣慈察知臣区区的心意，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责。臣实在承受不住惶恐待罪的至极心情。谨将奏文记录上报，恭候敕旨。【上皇帝书】元丰元年十月□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冒着万死恭敬拜上书给皇帝陛下。臣凭着平庸的才能，充任史馆中的空缺职位，出任两郡长官，所管辖的都是东方的重要地区，私下认为只是遵守法令、处理文书、赶赴期限会集，不足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于是冒昧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以及陛下应当知道的事情，得到其中一二点，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

译臣先前任密州知州时，曾上言说，自古河北与中原的分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京东之地，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而且京东百姓喜欢做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严重，因此替陛下谋划对待盗贼的策略。等到调任徐州知州，观察山川地势，考察当地风俗所崇尚的方面，再查考史籍，之后又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的地方。过去项羽进入函关，烧掉咸阳后向东归去，把都城建在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愿，由此可以知道。臣观察那里，三面有山，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引敌深入，精锐士卒和骑兵突然出动，真像从屋顶上倾倒瓶中的水一样顺势而下。那里适宜种植豆类和麦子，一次成熟就足以吃用数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下面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这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广阔一百步；如果处于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木材、炮石等一切攻守器具，使它与城池内外相互配合，并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使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当地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和力量超过常人，喜欢抢掠；稍有不合心意，就有飞扬跋扈的心思，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他们都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这些人以此自负，凶暴桀骜的气息积累下来，逐渐形成风俗。魏太武帝以三十万人进攻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着士卒出身的平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他。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人民士卒勇猛强悍吗？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就是管理铁业的地方，商贾聚集于此。当地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炉，冶户都是大户人家，藏有数万巨额钱财，常常被盗贼窥伺，但兵力守卫很少很弱，简直同儿戏一样。臣半夜想到这些，便不寒而栗。假使凶猛的盗贼有十多人拼死作战，在白天进入市场，那么守卫的人都会弃守逃走。当地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如果分散掠取冶户的财物，用以招呼聚集无赖之徒，那么乌合之众数千人所需的兵器，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顺流向南而下，辰时出发，巳时便可到达，徐州就有守不住的忧患了。假使不幸盗贼有超人的才能，像吕布、刘备一类人，得到徐州而实现自己的志愿，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进入河北，朝廷采纳了。过去楚人丢失弓，还不能忘记弓属于楚国，孔子尚且认为这种心胸狭小，何况天下本是一家，东北两地的冶铁都在为国家兴利，却要夺此给彼，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有失业的忧虑，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炉，每炉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多是饥寒交迫、亡命而又强悍凶猛的人。臣想让每座冶炉的冶户各自挑选有才能、有力量而忠诚谨慎的人，保举任用十人，把姓名登记在官府，授给他们短兵器、刀、矛，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到知监的庭院集合，检阅试验，把他们的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来时使用；不得役使这些人，违犯者按违制论罪。冶户长久以来就被盗贼窥伺，百姓都知道这一点，让各冶出十人来保卫自己，是百姓所乐意的；官府又替他们解除近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地听命，奸猾之徒也会胆寒而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缓急情况不能守卫。如今战兵只有一千人，臣希望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这些人原本就是徐州人，曾经驻屯于徐州，营垒所需的材料和石头都已经齐备，只因后来迁到南京；过去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畏惧运输粮饷的劳苦，所以把他们迁往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调动没有什么损益，却足以增加徐州的力量。城下数里之内出产大量优质石材，而奉化厢军现在缺额数百人，臣愿意招募石工来补足人数，不再派他们出差，使这数百人常常采石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整个徐州就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徐州就会平安；徐州平安，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之人的藏身地，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没有才能，希望再让我守徐州三年，并且兼任沂州兵甲巡检公事，臣一定能够有所效力。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亡的军人。逃亡军人做了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刑法严重。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抗，刑法严重就会使人拼死，这种形势本来就是如此。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治军政，士卒都精锐，却仍然免不了逃亡，臣曾经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从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的人，都不再派差役，而是派禁军。军士接到押送文书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不借取利息钱就无法办理，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即使借了也无法再收回，只有所辖的将校才敢借出有息钱给他们。回来后又从他们的粮饷中刻扣偿还，因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修治，赌博饮酒，无所不为；穷困无聊，就逃走做盗贼。臣到徐州以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钱的一百余千，另行储存。凡是要押送罪犯的，根据路程远近酌量取用，限定三个月刻期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有敢借出有息钱的，一律严厉依法处治。然后严格整治军政，禁止饮酒和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吃饱穿暖，技艺训练熟练，按等级成为各郡中最优秀的。陛下派遣敕使巡视检阅时，所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得到修治，逃亡者就会减少，也算是除去盗贼的一种办法。

译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说过：“孝文帝时，二千石的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偷安的意思。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相互催促逼迫，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就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遭到危害，稍微不合心意就产生离叛的心思。从前山阳逃亡的徒众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到了危难时，没有人肯守节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平素的威权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紧急情况，就要依靠二千石办理；二千石受到尊重、不容易被危害，才能使下属效力。”用王嘉的话来考察今天的情况，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已经被平白剥夺了。上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有官吏百姓掌握他的长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问，调任替代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求取一文钱来使用人员，也不可能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罪情严重而法令规定较轻，守臣动辄把他们发配流放，却会使所在地的司法官复查案情，弹劾守臣量刑过重。如此战战兢兢，凭什么能够得到官吏士卒拼死效力，破坏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成他们办好大事而略过小过；凡是京东盗贼很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慎重选择守臣，听任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还应当多赐给他们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不过缗钱赐得多了就难以长久，赐得少了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修缮捕捉盗贼，可以用酒赏给他们；敢于把这些钱用于其他用途的，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得到数百斛酒，也足以驱使人员了。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小事，其中更大的事情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又私下想到自己有幸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睿、超群卓异的君主。如果有所保留而没有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所以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辞藻进身。考察被选取的人，大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聚集的地方；那里的人深沉勇悍，可以任用办事，但如果想让他们治理声律、研读经义，和吴、楚、闽、蜀的士人在细微文字上争较得失，那么他们只能不出来做官罢了，所以从那里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干有余的人困顿于没有仕进的门路，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的士人另开一条仕进的道路。汉朝的制度是：郡县把秀异的百姓推举选拔为官吏，根据孝行察举廉洁之士，依次升迁补任，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后成为公卿。古代不专门凭文章辞藻选取人才，所以得到的士人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由啬夫被选拔，丙吉出身狱吏，其余名臣、良吏由此晋升的，不可胜数。唐朝自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列校掌管牙兵。[原文“啬是时”疑有脱误]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凭科举显达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位，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的也从其中产生。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人，从中得到的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就像江河，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汇聚，蛟龙也由此产生；等到江河离开流向别处，鱼鳖就没有地方安置身体，而鲵、鳅之类反而可以控制它们。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成了奴仆般的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如今想任用胥史、牙校，但胥史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粮，势必不能废除鞭打刑罚；鞭打一旦实行，豪杰就不会从他们中间产生。所以凡是受到刑罚的士人不能任用，而可以任用的人又不能施以刑罚。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用唐朝的旧法，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来补充牙职，都选用有才干的人。那些心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参加科举的人，可以按现在的庸钱给他们俸禄，并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除公罪杖刑以下的罪，听凭以钱赎罪。依照将校法，使长吏能够推荐其中有才能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记明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比照任子，而不以流外官的限制束缚他们的升迁。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提拔任用几人。这样，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途径中出现，而奸猾之徒也可以借此网罗。具体条目很繁复，臣不敢全部陈述，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各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认为不可。皇帝见到他的奏议，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啊！”却没有采纳。到了永宁年间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服他们，山涛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天下无事之时，屡次以盗贼为言，自己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确实太过分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讥笑；如果天下始终无事，臣受到讥笑倒也可以。否则，等事情发生后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当不赦。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陈奏。【请求给患病囚犯治病状】元丰二年正月□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上状奏报。臣听说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法令规定，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恢复健康。这是先帝所重视的事情，但官吏还没有尽到职责。如今被拘押的人，有的因拷打逼供而死，有的因饥寒、疾病而死在狱中，这是什么用心，竟违背人道！朕对此非常痛心。应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在押囚犯中因拷打、鞭笞或疾病死亡者的罪名、姓名、县、爵位、里籍，由丞相、御史考核治绩优劣后上报。”这正是汉朝的盛时，也是宣帝的善政。朝廷重视、珍惜人的生命，怜悯各类狱囚，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了。

译囚犯因拷打、鞭笞而死，法律规定的处罚很重；唯独因疾病死亡没有相应法律，官吏上下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只要按时上报，检查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所以即使接连死去数百人，也没有人获罪。他们饮食供应失时，所用药物又不对症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如果本来所犯罪行应当处死，还不值得深切哀怜；但那些因轻罪被拘押而死的人，同杀死他们有什么区别？这些冤屈和痛苦积累起来，足以感伤阴阳的和气。因此，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帝亲自下诏说：“监狱，是百姓性命所系之处。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考核天下奏报，而因疾病死在狱中的人很多。我私下担心狱吏和犯法者相互勾结作奸，检查有时不明，使我的百姓无故遭受这种祸害，实在令人怜悯。《尚书》不是说过吗：‘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今后各处军巡院、州司理院所拘禁的罪人，一年之内在狱中病死达到两人的，推司、狱子都按杖六十定罪；每增加一人，加重一等，至杖一百为止。若是辖有五县以上的州，每院一年死到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一年死到七人，就依照上述死亡两人的办法定罪，加等也同样办理。掌管监狱的官员，推鞫案件两次发生这种情况，就治本官之罪，并按违制、失入罪论处；县狱也依照上述条文办理。如果辖有三万户以上，就依照五县以上州军的条文办理。凡有养护、治疗不依条令执行的，自然依本法治罪。还应命令开封府和各路提点刑狱，每到年终，汇总死亡人数上报，由中书门下负责核查。如果死亡人数过多，即使官吏已经受罚，也应斟酌加重贬黜处分。” 这项法令实行还不到几年，朝廷内外的臣僚便争相说它不便。到熙宁四年十月二日，中书札子交详定编敕所上状，请众官共同审议说：狱囚不是因疾病而死，或者不给医药饮食，以至受到非理的残酷虐待，或被谋害致死的，自有逐条规定。至于捕盗、受伤、斗殴，确实因疾病而死的，就不是狱官的罪过。何况有时不幸遇到瘴疫，死者可能很多，却使狱官滥受贬罚，也不恰当。如今请只实行旧条，以上所说狱囚病死的条文不再施行。奉圣旨，依照所奏办理。臣私下认为，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亲诏，是陛下爱惜生命的仁德，远可与汉宣帝相比，正应当无限推行。可是郡县的庸俗官吏不能深刻理解圣意，只因其中有些小的窒碍，便随意提出驳议；有关部门又不能补救其中的缺失、疏通其中的障碍，竟然把它整个废止了，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愚昧地认为，狱囚病死便让狱官获罪，确实不妥。为什么呢？狱囚的生死，不是人所能完全保证的；拿官吏无法保证的事情来责罚他们，官吏又害怕获罪，就会想尽办法求得免罪。囚犯稍有疾病，便责令保门看守，不再给他治疗；如果没有亲属，或者虽有亲属却住在远方，他因被弃置、瘦弱而死，必定比在狱中还严重。臣谨按：《周礼·医师》说：“年终考核医师的医疗事务，以此决定他们的俸禄。十人中全部治愈为上等，十人中误治一人为次等，误治二人为再次等，误治三人为又次等，误治四人为下等。”臣愚昧地想请求：军巡院和天下各州司理院各选派衙前一人、医人一人；每县各选派曹司一人、医人一人，专门负责治疗患病囚犯，不得再充任其他差役，以一年为考核期限。根据本州、本县囚犯的多少确定佣钱，从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中支给，并且先从应给的三份中支给一份；期限届满后进行考核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殴致死者不计入外，每十人中误治一人以上为上等，误治二人为中等，误治三人为下等，误治四人以上为下下等。上等全额支给，中等支给二分，下等不给，下下等定罪，从杖六十到杖一百为止，并且不区分首犯、从犯。上等、中等的医人期限届满后愿意继续主管此事的，听其自便。每人发给历子，记载考核等第。如果医博士、助教有空缺，就把历年考核等第中最优的人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尽心尽力；如果像治疗自己家人一样治疗囚犯，因而得以活命的人一定很多。况且人的生命最为重要，是朝廷极其珍惜的；宽剩役钱和坊场钱各处堆积如山，所费很少，却可以使无辜之人保全性命，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感动人心，符合天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只是有一个弊端：如果死亡人数稍多，所选派的衙前、曹司、医人就可能和狱子串通，让囚犯假称有病，以增加统计人数。臣认为，如果这种办法的责罚不涉及狱官、县令，狱官、县令就没有理由愿意和这些人串通欺骗。臣请求每有患病囚犯，便命狱官、县令具结保证，明确申报州府，由监医官和本辖有关官吏负责察看。如果假称有病，狱官、县令都处杖六十，并区分故意和过失，分别按公罪、私罪论处。伏望朝廷详细斟酌，早日赐予施行。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请求撤销登州盐业专卖状】元丰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苏轼上状奏报。臣私下看到，登州地近北方敌虏，号称极边之地，敌境中的山川隐约可见，顺风扬帆，一会儿就能到达城下。自本朝以来，这里常年驻扎重兵，训练水战，早晚传递烽火，以沟通紧急警报。每年四月，派兵戍守▯▯基岛，到八月才回来，以防备意外。自景德以后，驻兵通常不少于四五千人。除本州各军外，还从京师、南京、济、郓、兖、单等州调拨兵马驻扎。到庆历二年，知州郭志高认为各处调来的兵马编制不一，军政不严整，便谋划上奏请求创建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与原有平海两指挥合计四指挥，一并训练水军，以防北方敌虏，作为京东一路的屏障。敌虏知道这里有防备，所以从未发生警报。议论此事的人见这里长久安定，便说没有什么事情。近年才开始调平海军六十人，分驻密州的信阳、板桥、涛洛三处；去年本路安抚司又调澄海军二百人到莱州、一百人到密州驻扎。查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的圣旨指挥，其中规定今后宣使抽调本城兵士到各处，只能在威边等指挥中调拨，不得抽调平海兵士。澄海兵士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调出，但原先创建时，本来就是为了替代各州调来的兵马，哪里有反而允许调往各处的道理？显然不应调拨。不仅兵力分散削弱，会启发敌人的野心，而且这四个指挥轮番调出，没有地方学习水战，武艺也会荒废，遇到紧急情况就会误事。

译伏请朝廷详细斟酌，明确下达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的兵士，一律不得调往别州驻扎。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论以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礼部郎中苏轼上状奏报。臣私下看到，先帝最初实行役法时，规定征收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用来准备灾荒；但有关部门执行过度，合计天下数额竟达到十四五分。然而实行了十六七年，钱财常常积存而不用，直到三千余万贯石。先帝的圣意本来另有所在，可是愚民不明白，便说朝廷以免役为名，实际上想要重重征敛，这种话流传开来，不能留给天下后世看。臣认为这些钱本来出自百姓的劳力，按理应当还给百姓使用。不幸先帝驾崩，圣意所要实行的事情，百姓并不知道，只看见钱财积聚，却没有看见它散给民众。这正是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应当追寻体察先帝本意，把钱从役法中散给百姓，以堵塞愚民无知的流言，并兴起长久无穷的利益。臣又看到，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田也包括官田，例如退摊户、户绝没纳等田。后来又用宽剩钱购买民田，招募役人，大致如同边郡的弓箭手。臣任密州知州时，亲自实行过这种办法，先招募弓手，百姓感到非常便利。不到半年，这种办法又被废止。臣从道路上听说，这本来出于先帝的圣意，但左右大臣只想迅速办成，又贪图把宽剩钱拿去作别的用途，所以互相驳难，最终没有实行。臣认为实行此法，大概有五项好处：朝廷如果仍旧实行免役法，每招募一人，就省下一人的雇钱；把省下的钱积累起来，继续购买田地、继续招募，几年之后，所需雇钱就会很少，役钱也可以大幅减少，这是第一项好处。如果实行差役法，每招募一人，就省下一项色役；色役减少，农民自然宽松，这是第二项好处。应募的百姓与弓箭手没有不同，全家人的衣食都出自官田，平时重视守法，紧急时也不会逃亡，这是第三项好处。如今谷价低贱而损害农民，农民卖田，常常苦于无人购买；如果官府替他们购买，田价、谷价都会提高，农民可以稍稍得到宽解，这是第四项好处。钱积聚在官府，常常造成货币过重；如果把钱分散用来购买田地，货币流通就会稍微均衡，这是第五项好处。这种办法实行后，百姓享受到它的好处，就会回过头来明白先帝征收宽剩钱，完全是为了给我们使用；疑虑和诽谤便会消除，先帝的恩德也会显明，这是第五项好处。只是有两个弊端：贪婪的官吏、狡猾的胥吏会同百姓作奸，用贫瘠的田地交入官府，雇一个游手浪荡的人暂时应役，过一年半载就抛弃田地逃走，这是第一个弊端。愚昧的百姓缺少远虑，见到利益便忘记祸患，听说官府买田募役，就争着把田交给官府、以自身充役；产业不离开主人，起初没有损失，反而立即得到官钱，必然争相这样做。但充役以后就永远没有休息，祸患还会牵连子孙，这是第二个弊端。只应设法防止这两个弊端，而先帝的法令决不可废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岁〕 如今既然打算完全废除宽剩钱，将来便没有继续的财源；而官田地数量又不多，现有宽剩钱虽有三千万贯石，但自从兴兵以来，借支了将近一半。臣现在谋划，想从内帑的钱帛中拨还兴兵以来所借的钱粮，使三千万贯石恢复完整，只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边境地区实行给田募役法，使五七年之间役数减少大半，农民富足起来，以备缓急之需，这是无穷的利益。如今弓箭手中有甲马的，给田二顷半，以身命报偿官府，尚且可以招募；那么其余各项色役，招募起来也不会困难。臣认为，良田二顷可以招募一名弓手，一顷可以招募一名散从官，那么三千万贯石便足以使用。谨把应当实行的事项逐条列在下面。一、给田募役后，不再出租；仍旧缴纳两税，免除支移、折变。一、如今虽然以一顷、二顷作为标准，但如果当地田地不够肥良，就临时察看，增加田亩数，务必使招募能够实行。不过，役人所得稍微优厚一些，这项法令才能稳固长久而不被破坏。一、如今如果立法，便命令三路官吏推行；如果没有赏罚，官吏就不会承担责任，敷衍草率，结果有名无实。如果有赏罚，官吏又会有所趋避，有的强迫买田，有的招募游荡之人，有的多买贫瘠田地，有的只求一时办成而不顾后患。臣现在谋划，想选拔三名才能干练、朴实厚道的知州，命他们自行选任属县县令，每路先在一个州推行；要求一年之内大体形成规制，一个州形成规制后，一路便可以推行；仍委托转运、提刑官常常严格督察。如果督察不力，或者推行方法错误，朝廷察觉后，便从重给予处分。一、应募役人，大多是州县百姓；所购买的官田距离州县太远，长久以后就难以招募。因此请求规定，所买田地必须距州若干里、距县若干里以内。一、张榜告示百姓：卖田如果在规定的距州县里数以内，并且达到规定的顷亩数；或者两户、三户相邻合计达到规定的顷亩数，也可以。必须先申报官府，由令、佐官亲自查验，确实是良田，才准收买。如果官价太低，就听任卖给其他人家，不得强行压买。如果因为购买贫瘠田地，导致长久以后无法招募，就把官吏一并按违制罪区分故意、过失定断，并且不因离任、赦免、减罪而免除或减轻。一、预先列明所给田地的顷亩数，张榜招人报名应役。第二等以上的人户，准许充任弓手，仍依旧条拣选人才。第三等以上，准许充任散从官。其他色役，不再使用保人。如果等第不足，就招第一等一户，或者第二等两户为其作保。如果充役七年以内逃亡，就勒令原来作保的人承佃田地并充役。一、每买到田地，在尚未交付钱款以前，先招报名的人承佃田地并充役，然后才可以拨付钱款，仍不得强迫。一、田地卖给官府后，必须把产业交给应募人承佃，不许本户中的丁男承佃充役。一、募来的役人如果年老、患病、逃走、死亡，或犯徒刑以上的罪，就必须先勒令本户丁男充役；如果没有丁男，才另行招募。一、应募人接收产业、承佃田地后，给假半年，让他修整治理田产。一、退摊户、户绝没纳等官田，以后不许卖出，也不再限制距州县的里数；仍根据土地肥瘠、高下评定顷亩数，务必使招募能够实行。一、官田如果已有百姓承佃，先询问现有承佃人；如果没有丁男可以应募，或者本人不愿充役，才可以另行招募。

译以上所陈述的五项好处、两项弊端，以及应当实行的十二条事项，伏请朝廷详细议论施行。不过，议论者一定会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招募不能实行，二是认为想留下宽剩钱粮以备其他用途。臣请求对此作出回答。富裕人家把三二十亩田分给佃户，以此取得利益，役使佃户，和奴仆差不多。如今官府拿两顷、一顷良田，只有税而没有租，百姓却不肯应募，哪有这种道理？何况弓箭手已有成法，没有什么可疑的。宽剩役钱本来不是经常性赋税收入，也不是非等到它充足后国用才够用的财物。如今交给有关部门逐渐支用，最终不能显著办成一件大事，建立无穷的利益，就像火烧柴薪一样，一天天减少、一天天消亡。如果用来买田募役，就譬如私人把金银变成田产，这是长久而稳妥的办法。臣深愿朝廷趁这些钱还没有散尽，办成这件事；几年之后钱用尽了，事情却没有办成，实在令人痛惜。臣听说孝子，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完成先人的事业；武王、周公之所以被万世称颂，只是因为能够实行文王的志向。从前苏绰替西魏制定征税法，号称烦琐而繁重，后来叹息说：‘这还像张弓一样，后来的君子，谁能够把它解开呢？’ 他的儿子苏威侍立在身旁，听到这话，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后来苏威侍奉隋文帝，任民部尚书，上奏请求减轻赋税徭役，正如苏绰所说，天下百姓都感到便利。苏威作为臣子，尚且能够成就父亲的志向；如今给田募役正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应当大力完成武王、周公所做的事业，何况苏威只是一个臣子的孝行，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臣承蒙先帝知遇和保全之恩，又蒙陛下破格提拔，思念感激而流泪，不知怎样报答，只得冒昧进献此计。伏望陛下怜悯裁察。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卷五十三 ◎奏议二十七首 【缴词头奏状六首·范子渊】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状奏报。本月八日，收到吏房送来的一道词头，内容是任命司农少卿范子渊知兖州。臣谨按：范子渊现在正被殿中侍御史吕陶弹劾，罪名是修筑堤坝、开挖河道耗费巨万，以及护堤、压埽的人溺死无数；从元丰六年兴工到七年，工程没有成功，罪行比吴居厚、蹇周辅还重，请求废黜放逐。如今却派他知兖州，臣想撰写责降词；但吕陶的奏状已经进呈，并没有另行处分，而且兖州又是节镇，向来属于监司以上的差遣，并不是因获罪而责降的去处。臣若不撰责降词，又因范子渊无故罢去司农少卿、出任外郡，看起来似乎是由于上述弹劾。臣对此有所疑惑，请求明确下达指挥，究竟应不应该撰写责降词。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缴词头奏状六首·吴荀】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状奏报。本月十六日，收到吏房送来的一道词头，内容是任命朝散郎吴荀为广东运判。臣听说孟子说过：“观察远方来的臣子，要看他所推崇、所主张的人。”近来朝廷提拔监司，完全凭举主。像吴荀这样，声名事迹都没有听说过，而举荐他的三个人竟是吕惠卿、杨汲、黄履。黄履为人，朝廷舆论不把他当作正直之人；至于吕惠卿、杨汲，都是极其奸邪、罪恶累积的人，不用臣说也应知道。如今却提拔他们所举荐的人，让他巡视按察一道，臣实在不明白其中道理。所有告词，臣不敢撰写。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缴词头奏状六首·沈起】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状奏报。本月二十二日，收到刑房送来的一道词头，内容是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授予沈起叙朝散郎、监岳庙。臣看到，熙宁以来，王安石当权，开始谋求边功，和四夷结下嫌隙。王韶因熙河之功得到进用，章▯因五溪之事受到任用，熊本因泸夷之事奋起效力，沈起、刘彝听闻后也仿效他们，和交趾、蛮夷结怨，战争接连、灾祸不断，死者达数十万人，苏缄一家也因此遭到屠灭。直到现在，二广地区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先帝起初想杀掉这两人，以向天下谢罪；王安石等人却极力庇护，使他们保全首领，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圣旨说，沈起所犯罪行深重，永远不再叙用，天下传诵，都认为极其恰当。这是先帝不可更改的话，不是今天陛下可以凭即位恩典赦免的。沈起和刘彝各自背负天下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即使终身废黜禁锢，也仍不足以抵偿罪责。近来只因稍微任用了刘彝，沈起便不自量力，竟敢上诉，妄图把罪过一并归给刘彝，攀援牵连、强词夺理，期望一定得到起用。臣认为，安南之战，是沈起实际首先挑起，刘彝继而助成。法律还有首犯、从犯的区别。刘彝懂得吏事和学术，还有可取之处；至于沈起，才质低下，平素行为奸险。庆州军队叛乱时，沈起镇守永兴，刚听到流言，便披甲登城，惊动三辅，几乎造成大变乱。他所到之处，治理政绩都被人当作笑话。任杭州知州时，处置尤其荒谬，使遭受灾伤的百姓死亡人数比其他郡多一倍。他还和张靓等人违法宴饮、私下交往，没有什么坏事不做。朝廷任用刘彝，已经不合公众议论，何况沈起，绝对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如今只授给他一个朝散郎、监岳庙的职务，实在不值得计较；臣私下哀痛先帝极其明白、恰当而不可更改的话，竟被轻易改动，实在不忍下笔起草词命。这样一来，四方的小人暗中互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也会渐渐有重新起用的机会，造成的祸害不小。伏望圣明深切考虑先帝永不叙用沈起的诏令，不可改动；数十万人的性命之冤，也不可忽视。请明确诏令有关部门，今后有敢为沈起这类人请求叙用的，治其罪。所有告词，臣不敢撰写。谨将此状录上奏闻，恭候诏旨。【缴词头奏状六首·陈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