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二◎解一首

译四次营数构成一变，三变构成一爻，六爻就是十八变。三变的余数用四去除，得到九的是老阳，得到六的是老阴，得到七的是少阳，得到八的是少阴。所以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这是取老数来说的。凡是九、六属于老，七、八属于少，这种说法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说：阳数在九达到极点，其次是七。达到极点的称老，其次的称少；那么阴应当在十称老、在八称少。又说：阴不能超过阳，所以十不用；既然十不用，就应当在八称老、在六称少。又有人说：阳顺势向上，其成数在九达到极点；阴逆势向下，其成数在六达到极点。从下向上，阴阳是均等的，在子午最弱，在巳亥最盛，从复、姤开始，到乾、坤结束；阴仍然同于阳，哪里曾有阳进阴退以及顺逆的区别呢？况且自然难道会有间隔而控制取舍吗？只有唐代一行的学说不是这样。他认为《易》本来已经说过了，十八变而成一卦，八卦而小成；这样看来，十八变之间包含八卦，人们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开始变时，有多少之分。第一变，不是五就是九。第二变和第三变，不是四就是八。八和九属于多，五和四属于少。“多少”是奇偶的象征。三变全是少，就是乾卦的象。乾之所以是老阳，是因为四除余数得到九，所以用九来命名。三变全是多，就是坤卦的象。坤之所以是老阴，是因为四除余数得到六，所以用六来命名。三变中少数只有一变，就是震、坎、艮三卦的象。震、坎、艮之所以是少阳，是因为四除余数得到七，所以用七来命名。三变中多数只有一变，就是巽、离、兑三卦的象。巽、离、兑之所以是少阴，是因为四除余数得到八，所以用八来命名。因此七、八、九、六，是根据余数来命名阴阳；至于阴阳为什么有老少之分，并不在余数本身，而在三变之间所形成的八卦之象。这就是唐代一行的学说。◎《说》七首 【《仁说》】孟子说：“仁者好比射箭，发箭没有射中，就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曾经学习射箭，开始时心志专注于靶心，眼睛盯着箭靶，手随着心眼发箭，十箭有九箭射失，只有一箭射中，是侥幸。有位善于射箭的人教我回头从自身寻找原因：手要掌握权衡，脚要踏合规矩，四肢百体全都有法度。一种方法没有修习好，就会随之产生一种毛病。毛病全除，方法全备，那么心里不必刻意追求命中，眼睛也不必死盯箭靶，十箭就能十箭射中。四肢百体有一处不合法度，偏差在这里虽只有毫厘，到了那里却会失之寻丈。所以说，孟子所谓“仁者好比射箭”，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君子立志求仁，尽力追求而没有得到，就退回来从自身寻求原因，没有比自我克制更好的办法。自我克制而返回礼制，一天就足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妨害仁的因素都被除尽了。妨害仁的因素一旦除尽，仁就可以无穷尽地发挥作用。所以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有一件事不合礼，在我自身看来或许很微小，却可能使百姓不得善终。不合礼的危害，甚至导致杀害无辜；不仁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刚说》】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这种人很少有仁德。”所喜爱刚强的人，并不是喜爱他的刚强，而是喜爱他的仁德；所厌恶巧言令色的人，也不是厌恶他的巧诈，而是厌恶他的不仁。我一生多难，常常亲身验证这一点：凡是使我免于困厄的，都是平日里令人敬畏的人；把我推入险境的，都是过去令人喜爱的人。因此我知道刚强的人必定仁厚，巧佞的人必定不仁。建中靖国初年，我从海南归来，见到故人，询问他们的生死，追述平生所见的刚强之人，其中有些已经不幸去世了。像孙介夫君，名立节，真可以说是刚强的人。起初我的弟弟苏辙任条例司属官，因为意见不合而辞去。王荆公对他说：“我的条例司正应当得到像您这样开明敏达的人。”苏辙笑着说：“您的话过奖了，应当寻找胜过我的人。像我们这类人，也不会愿意在条例司任职。”王荆公没有回答，径直起身走进屋里，苏辙也快步离开。孙君任镇江军书记时，我任钱塘通守，往来于常州、润州之间，曾在京口见到他。当时新法刚开始推行，监司都是新进的年轻人，管束属吏像捆扎湿物一样严厉，不再以礼对待士大夫，却唯独敬畏孙君，说：“这就是那个抗拒丞相、不肯到条例司任职的人。” 谢麟负责经制溪洞事务，州守王奇与蛮人交战而死。孙君任桂州节度判官，奉诏审讯有罪的吏士。谢麟于是把大小使臣十二人收押交给孙君一并审理，并且想把他们全部斩首。孙君坚持认为不可以。谢麟用话语侵凌他。孙君说：“审理案件应当根据实情，官吏应当遵守法律。迟疑拖延、不能前进，是各位将领的罪过，他们既然已经伏法，其他人难道可以全部杀掉吗？如果一定要违法杀人，那么就由经制司自己去做，与我有什么关系？”谢麟上奏说孙君抗拒，孙君也上奏揭发谢麟侵扰审狱之事。刑部判定应当依照孙君的话处理，十二人都没有被杀，有的还因此升了官。我因此更加知道刚强的人必定仁厚。不仁的人，能够用一句话让十二个必死之人活下来吗？孔子在世时，可以说君子很多，却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正说明这种人难得到了如此程度。可是世人竟说“太刚就会折断”！士人只怕不刚强罢了；既然要长期培养造就，还担心力量不够，难道反而要忧虑他太刚强而害怕折断吗？折断还是不折断，是天命，不是刚强本身的罪过。说这种话的人，是鄙陋而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人。孙君一生值得记述的事情很多，我只记下这两件，留给他的儿子勰、<虑力>，说明刚强的人必定仁厚，以此证明孔子的说法。【《稼说》（送张琥）】

译你可曾观察过富人的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沃而且多，粮食充足而且有余。田地肥沃而多，就可以轮流休耕，土地因而能够保持完好；粮食充足而有余，播种常常不会错过时令，收获常常等到成熟。因此富人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谷少而果实多，长久收藏也不会腐烂。如今我十口之家，共有百亩田地，每一寸土地都要榨取，日日夜夜盼望它有收成，锄头、镰刀和斧钺等工具接连不断地使用在田地上，像鱼鳞一样密集，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了。播种常常赶不上时节，收获常常不等到成熟，这样怎么还能有好庄稼呢？古代的人，他们的才智并没有大大超过今人；他们平日用来涵养自己、不敢轻易施展、等待成熟的心情，忧勤谨慎，就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弱小的，培养到刚强；空虚的，培养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仕，五十岁以后才受爵，在长期屈抑中建立信用，在力量极其充足之后才任用；才能在已经盈满之后流露，在持守盈满的最后才发用。这就是古人远远超过常人的原因，也是今天的君子不及古人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志于学习，只是不幸早早就和您同年得中，您的成就也不能说不早。我现在即使想自认为不足，众人也已经妄自推许我了。唉！您还是离开这种过早显达的道路，专心致力于学习吧。广泛观察而简约取用，厚厚积累而谨慎发露，我能告诉您的只有这些。您回去经过京师时来问一问，有个叫苏辙、字子由的人，是我的弟弟，也把这些话告诉他。【《文与可字说》】“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据此判断。”“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据此判断。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良的人厌恶他。”“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良的人厌恶他，这足以成为君子吗？”回答说：“还不行。孔子这是针对提问者所说的，只是认为这种情况比提问者所问的更贤而已。君子居住在乡里，善良的人会因他受到劝勉，不善良的人会因他感到羞耻，哪里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君子不厌恶别人，也不被别人厌恶。子夏对待人，可取的就亲近他，不可取的就拒绝他。子张说：‘君子尊敬贤者，也容纳众人；赞美善人，也怜悯无能者。’如果我非常贤能，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如果我不贤能，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怎么能拒绝别人呢？子张的意思，难道不是说亲近可取的人，而不可取的人自然会远离吗？”“假使不可取的人果真远离了，那就是拒绝得很厉害了；子张为什么厌恶拒绝呢？”回答说：“厌恶的是存心拒绝别人。”“如果当真存心拒绝，那么天下人就会相继离开他，我同谁居处呢？这样说来，孔子对孺悲，难道不是拒绝吗？”回答说：“孔子是把不屑于教诲作为一种教诲，并不是拒绝。” 如果确实没有存心拒绝，那么可取的人就亲近他，孔子、子张都是这样。我的朋友文君名同，字与可。有人说：“他是做子夏那样的人吗？”我说：“不是。他取子夏亲近可取者这一点，不取子夏拒绝不可取者这一点；他是做子张那样的人。”与可为人，守道而忘却权势，行义而忘却利益，修德而忘却名声；如果要让他参与不义之事，即使给他千乘的俸禄，他也不会顾惜。虽然如此，他从未对人怀有恶意，别人也没有厌恶他。因此说：与可是做子张那样的人。【《杨荐字说》】杨君以自己取的名“荐”来请我为他取字。我为他取字“尊”，过了一会儿又告诉他说：古代的君子佩戴玉饰，穿着▯服；戴着冕，垂着旒；举行一次献礼，宾主拜上百次，弯腰行礼之后才进食。人们饮食，是为了吃饱；穿衣，是为了取暖。如果直说只是为了饱暖，那么古代的君子岂不是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了吗？其实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产生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如果这样就足以满足了，却还一定要制定礼节仪文。因此，他们用来养护自身的方式非常周全，安置自身的标准也极高而令人敬畏，凛然像闺中的少女，战战兢兢像怀抱千金玉璧行走。正因为如此，不仁的人不敢走到他的墙边，不义的人不敢经过他的门。若一个人所做的只停留在满足温饱的范围内，别人也会轻慢他，并把不义的事情加在他身上。由此看来，世上所谓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的礼节，都是君子用来尊重自己的方式。《易》说：“用白茅铺垫，没有灾祸。”孔子说：“如果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用茅草铺垫，能有什么灾祸？地面并不是不能放置物品，却一定要用茅草作垫子，这就是君子借过度的礼节来尊重自己。我希望杨君借“过”来尊重自己，所以根据他的名字“荐”，取《易》中的意思为他取字。杨君有出众的才华，聪明果断超过常人，我唯一担忧的，只是他用来珍爱、尊重自己的方式还不够罢了。【《张厚之忠甫字说》】张厚之，字忠甫，是乐全先生的儿子。他才华优美而喜爱学习，信奉道义而意志坚定。先生给他取名“恕”，他的门客苏轼，字子瞻、和仲，推究先生的用意，为他取字“厚之”，又取字“忠甫”。并且告诉他说：有些事情看似浅近而作用深远，有些话简约而意义广大；口渴一定要喝水，饥饿一定要吃饭，吃饭一定离不开五谷，饮水一定离不开水。这是普通男女都共同知道的道理，也是圣人的智慧不能改变的道理。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就是“恕”。仁者得到它之后才成为仁者，智者得到它之后才成为智者。把它施用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无论用到哪里都没有不适宜的地方，这就是饥渴饮食的道理。所以曾子说：“先生的道，就是忠恕罢了。”孔子也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假如他骄傲而且吝啬，其余也就不值得看了。”骄傲而吝啬，难道不就是不能推己及人吗？人若能做到恕，即使是孔子也可以希望达到；人若不能做到恕，即使是周公也不值得看。先生留给儿子的道理已经极其完备，我不能在上面增加丝毫。然而曾子称它为忠恕，诗人称它为忠厚。依我看来，忠、恕、厚这三个词，是圣人所说的同一道理。有人称它为谷，有人称它为米，有人称它为饭，难道这是三种东西吗？可是称谷为米、称米为饭，就不可以混为一谈。因此我希望您把这三个词贯通起来，同时佩戴在身上。将要做一件事、将要说一句话时，一定回过头来问自己：“我还没有做到恕吗？还没有做到厚吗？还没有做到忠吗？”反省自己，已经恕了、厚了、忠了，然后再去做、去说。这就是孔子、曾子、诗人的意思，也是先生的意思。【《赵德麟字说》】

译宋朝拥有天下一百多年，凡是与皇帝分掌天工、治理百姓事务的人，都从疏远、旁支、地位卑微的人中选取，而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因此宗室中贤能的人，还没有谁能以功勋和名声闻名。神宗皇帝才真正开始慨然发奋，想把宗室的英才推出，与天下共同使用，于是增加并建立教育、培养、选拔、荐举的制度，用来培植琢磨他们，办法十分完备。实行二十年后，文武人才渐渐显露，济济可观。元祐六年，我从翰林院出任汝南太守，开始同越王的孙子、华原公的儿子签书君令▯交游。了解他的为人后，知道他博学有文才，笃实守行而刚强，诚信地奉行道术，且敏于处理政务。我认为他有栋梁之才和瑚琏之贵，必将显名天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公子而已。从前汉武帝到雍地祭祀五▯，获得白麟献给上帝，作《白麟之歌》；可是司马迁、班固在书中说“获得一只独角兽”，“大概就是麟吧”。“大概”这个词表示怀疑。兽类而有一只角，本来就是麟，两人为什么还要怀疑呢？难道是因为他们追究汉武帝而没有看到他招致白麟的原因吗？汉朝有一个汲黯，汉武帝却不能任用，反而把白麟、赤雁当作祥瑞；司马迁、班固并不是怀疑这件事，而是认为它浅陋。如今先帝建立制度来选拔宗室贤才，而当今皇帝虚心尽力接纳臣下，求贤唯恐不及，四方的祥瑞都压下不让上报，这才是真正获得了麟。麟本来不求被人获得，只是不幸具有这样的德性和形貌，这正是麟的忧患。如今您学习道术、观察玄妙，淡泊自守，把福禄尊贵看作浮云；可是您的文章议论又载着美名传播四方，已经有了麟的忧患，又怎么能够逃脱呢？我恭敬地取“德麟”为您的字，并为此写下这篇说。◎《评史》四十六首 【尧不诛四凶】《史记·舜本纪》说：“舜回来向帝尧报告，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使他改变北狄的风俗；把驩兜放逐到崇山，使他改变南蛮的风俗；把三苗迁徙到三危，使他改变西戎的风俗；把鲧流放到羽山，使他改变东夷的风俗。”太史公读过许多先秦古书，所以他的话有时可以考证，用来纠正汉代以来儒者的错误。四族如果全都是极其奸恶的人，就一定会在尧的时代被诛杀，不会等到舜时才诛杀，这是明白的。屈原说过：“鲧刚直而不顾自身。”那么鲧大概是刚强而触犯上级的人。如果四族果真都是小人，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去改变四方夷族的风俗呢？由此看来，四族所谓“诛”，都不是诛杀至死，也不是废弃不用，而只是把他们迁到远方，做要荒之地的君长罢了。像《左氏传》所说的那些，都是后世流传造成的错误。如果尧的时代有大奸臣在朝廷而不能除去，那么尧就不配称为尧了。【伊尹五就桀】圣人所能做到的、远远超过常人的事情，不可以用通常的情理去怀疑它有没有发生。孔子任鲁国司寇时，毁掉后阝、毁掉费，三桓并不怀疑这是损害自己的事。不是孔子，谁能做到呢？伊尹离开亳地到夏，既然认为夏朝可耻，又返回亳地。后来伊尹在商朝执政，既已背离夏朝；以夏桀的暴虐残酷，却能容他执政而不怀疑他，让他往来两国之间，商人还奉他为父师。不是圣人，谁能这样呢？因此，伊尹废黜太甲，太甲不怨恨；伊尹又让他复位，太甲也不怀疑，这些事都不能用常情来判断有无。后世只有诸葛亮近似这样。刘玄德临死时的话是真实的。假使诸葛亮占据刘禅的帝位，蜀人难道会有异议吗？我读柳宗元《五就桀赞》，从头到尾都在说伊尹往来两国之间，难道是有意教诲夏桀、保全夏国吗？如果不是这样，商汤应当称王已经很久了，伊尹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夏桀能够改过而免于诛杀，也许还可以希望；能够任用伊尹并在天下实现志愿，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不会如此。柳宗元这样说，是想借此为自己跟随王叔文的罪过辩解。【曾参曰唯】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的。”曾子说：“是。”孔子出门后，有人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先生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老师和弟子之间回答问题，没有不说“是”的；但曾子的这个“是”，却独独记载在《论语》中。只凭一个“是”，口和耳就一同失去了作用，而门人还想追问其中含义；这种人不过是捕风捉影之流，哪里值得实际告诉他呢？【宰我不叛】李斯上书劝谏秦二世，大意说：“田常是简公的臣子，对下施惠布德，取得百姓拥护；对上取得群臣支持，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上杀死宰予。”这说明宰予没有跟随田常作乱，也没有被灭族。太史公却记载宰我任临淄大夫，和田常一同作乱，因此被夷灭宗族，孔子以此为耻。李斯曾师事荀卿，距离孔子时代不远，应该知道事实。大概是传闻者妄说。我曾经忧虑太史公说宰我与田常作乱、被夷灭宗族，使先师门下竟然有了叛臣。天下共同祭祀的先贤中容有叛臣，这难道不是千百年来未被清除的迷惑吗？近来我让儿子苏迈查考旧书，追究事情的缘由，便知道宰我没有叛乱，证据十分明确。太史公固陋而承袭疑传，使宰我蒙受千年冤屈，也使我的老师连带蒙受诟辱；从此一并洗清，实在是古今一大快事。【管仲分君谤】宋国国君夺取百姓的农时来修筑高台，百姓非难他，却没有忠臣替他掩饰过错。子罕辞去相职而任司空，百姓非难子罕，却称赞他的国君。齐桓公宫中设有七处市场，女闾七百所，国人非难他，管仲于是故意营造三归之家，来替桓公掩饰。这是《战国策》中的话。苏轼说：管仲是仁人，《战国策》的话大概接近事实吧！然而世人没有认为这话正确。即便如此，管仲爱护君主的方式也浅陋了些：不劝谏君主的过错，却只顾替他分担诽谤。有人说：“管仲是不可劝谏的。”苏轼说：国君任用我，我就施展才干；不用我，我就退藏。劝谏而不听，不过是不再任用罢了。因此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 【管仲无后】《左氏传》说：“管仲世代享受祭祀是应当的啊！”这是说他有礼义。可是管仲的后代后来在齐国再也没有出现。我读他的著作，发现他大抵只是用鱼盐贸易使齐国富强。这样我才知道，管仲之所以在齐国没有后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又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靠兵车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像他这样的仁人啊！像他这样的仁人啊！”孔子称赞他的仁，左丘明称赞他有礼，却仍不能挽救他没有后代；利益不可以同百姓争夺，竟到了这种地步。桑弘羊被灭族，韦坚、王钅共、杨慎矜、王涯这些人，也都没有逃过祸患；孔循被杀死，也是有原因的吧。【楚子玉以兵多败】

译叔孙贾评论子玉，说兵车超过三百乘就一定会失败；而郤克自认为不如先代大夫，请求八百乘。究竟是想以兵少取胜，还是认为将领多就贤能呢？像淮阴侯所说的“越多越能办事”，使用众多兵力也并不容易。古人因兵力太多而失败的，不可胜数，像王寻、苻坚、哥舒翰这样的人很多。子玉刚强而无礼，如果少给他一些兵，也许能使他戒惧而不败吗？【司马穰苴】《史记》说：“司马穰苴，是齐景公时代的人。”他的事迹极其伟大，可是《左氏传》没有记载，我曾经对此怀疑。《战国策》说：“司马穰苴，是执掌政事的人；齐闵王杀了他，大臣们因此不亲附。”这样看来，他距离齐景公时代已经很远了。太史公采纳《战国策》写入《史记》，应当以《战国策》的记载为可信。凡是《史记》记载的大事而《左氏传》没有记载的，都可以怀疑，像程婴、杵臼一类事情就是如此。穰苴的事不可能全是诬妄，也可能不在春秋时代，应当再慢慢考察。【商君功罪】商君的法令，使百姓致力于根本、努力务农，在公战中勇敢，在私斗中怯弱，粮食充足、军队强大，从而成就了帝王事业。但他的百姓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最终因此灭亡。所以说，使秦国成就帝业的是商君，使秦国灭亡的也是商君。他活着时享有君临天下的福分，已经足以报偿他使秦成就帝业的功劳；死时遭受车裂之祸，大概也仅仅足以抵偿他使秦灭亡的罪罚。道理和形势自然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后来的君子，有商君的罪过却没有商君的功劳，享受商君的福分却还没有遭受他的祸患，我为他们感到恐惧。元丰三年九月十五日，读《战国策》。【王翦用兵】善于用兵的人，攻破敌国应当像小孩换乳牙一样，逐渐使牙齿松动，然后再拔取；虽然有一点疼痛，却能够承受。如果不逐渐进行，一下子把牙齿拔下来，拔牙反而足以杀死孩子。王翦用六十万人攻取荆地，正是一下拔牙的办法。秦国也因此疲惫了，到二世便灭亡，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孟尝君以宾客礼遇盗狗者】孟尝君所用宾客，甚至包括盗狗之徒，都用宾客的礼节供养他们；他取用人才的做法也太浅陋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他几乎不能逃脱死亡。当时即使是有道德、懂礼义的人，也没有用处。但有道德、懂礼义的人，本来应当在事情还未危险时救助他；到了这种时候，也同样用不上这类人。【田单火牛】田单让人每次进食都一定祭祀，以招来乌鸦和老鹰；又故意装作有神师。这些做法都近似儿戏，对事情本身没有益处。大概是先把似是而非的说法放进齐人的心中，那么夜里看见身上画着龙纹、带着火光的牛，就足以使他们惊骇振奋，取得一时的胜利。这才是他的本意。【历代世变】秦朝因为暴虐，焚烧《诗》《书》而灭亡。汉朝兴起后鉴于秦的弊病，必然崇尚宽厚仁德，尊重研习经术的人，所以儒者很多。虽然未必都懂得圣人之道，但以经师为宗，有许多人懂得义理。因此王莽作乱时，有许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后，不得不废弃经术，褒奖崇尚名节的人。因此东汉的士人多重名节；懂得名节却不能用礼来节制它，于是发展到苦守节操。苦守节操的人，有把死看得像回家一样的。苦节发展到极端，所以晋、魏的士人转而变得旷达放荡，崇尚浮华虚无而丧失礼法；礼法既然消亡，就同夷狄没有区别。因此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经严重到极点，必然有英雄出来平定，所以隋、唐统一天下。隋朝不能说真正统一了天下，只能说完成了驱逐和扫除。唐朝拥有天下，在贞观、开元年间，虽然号称太平治理，但也带有夷狄的风气。三纲不正，没有父子、君臣、夫妇应有的关系，其源头始于太宗。因此后来他的子孙都不可任用。玄宗刚任用肃宗，肃宗便叛乱；肃宗刚任用永王璘，永王便反叛。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所以藩镇不服，权臣跋扈，逐渐造成五代的混乱。汉朝的治理超过唐朝，因为汉朝纲纪端正。因有客人问我“十世以后的事是否可以知道”，于是推演并论述了以上这些道理。【秦穆公汉武帝】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的北门钥匙，如果暗中派军队前来，就可以取得郑国。”秦穆公向蹇叔询问此事。蹇叔说：“使军队劳苦，去袭击遥远的国家，这不是我听说过的办法。军队疲惫，力量耗尽，远方的国君有所防备，辛劳却一无所获，必然产生反叛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没有听从。召见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外出兵。蹇叔哭着送他们，说：“孟明啊，我只看见军队出发，却看不见你们回来。”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懂什么？你活到中寿，连你坟上的树都已经合抱了。”蹇叔的儿子也随军出征，他拿着器物为儿子送行，说：“晋人一定会在崤山抵御军队，崤山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地，北陵是周文王曾在那里避风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死在那里，我将在那里收拾你的尸骨。”汉武帝违背韩安国的意见而任用王恢，最终却杀了王恢。这是有秦穆公违背蹇叔的罪过，却没有任用孟明的恩德。【汉武帝巫蛊事】汉武帝忌讳巫蛊之事，痛恨它如同仇敌。于是夫妇、君臣、父子之间都惶恐不安，无法生活。然而《史记·封禅书》说：“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人，用方术祭祀诅咒匈奴、大宛。”汉武帝自己已经成了巫蛊之事的首倡者，又凭什么责备臣下呢？这实在最可笑了。【穆生去楚王戊】【《何苓之名说》】罗浮道士何宗一把他的侄孙收作童子。那孩子相貌肥黑、矮小，何宗一曾经戏称他：“这是罗浮山的茯苓精。”俗语说：“地下有茯苓，地上生兔丝。”于是给他取名叫苓之，字表丝。并且嘱咐老何好好待他；他长大以后，不是平庸之辈。【穆生去楚王戊】

译楚元王敬重礼遇穆生，每次置办酒席，常常专门为穆生设置甜酒。等到王戊即位，起初仍然这样，后来有一次忘了设置。穆生退下来说：“可以离开了。甜酒没有设置，说明楚王的心意懈怠了。楚人将要把我钳制在市场上。”于是称病躺下。申公和白生强行扶他起来，说：“难道不念先王的恩德吗？如今楚王偶然失去一次小礼节，怎么值得做到这种地步？”穆生说：“君子见到事情的苗头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先王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统还存在。如今忽然轻视礼节，就是忘掉道了。忘掉道的人，怎么可以长期相处？难道我是为了区区礼节吗？”于是以病为由辞去。申公、白生独自留下。王戊渐渐淫乱暴虐，同吴国暗中谋反；二人劝谏而他不听，便给他们穿上赭色囚衣，让他们在市场上舂米。申公感到羞愧，回到鲁国讲学，闭门不出。后来赵绾、王臧向汉武帝进言，武帝又用安车蒲轮召请申公；最终申公因王臧的事情获罪，称病免职而死。穆生在祸患尚未萌发以前就远远引退，申公却在事情已经令人后悔以后仍然留恋。认为祸福全由天定、不可躲避或趋就的人，未必正确。这件事可以写在座右，作为士君子终身的警戒。【郦寄幸免】班固说：“在汉孝文帝时，天下人都认为郦寄出卖朋友。所谓出卖朋友，就是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如果郦寄的父亲是功臣，而郦寄又捕捉并劫持吕禄，摧毁吕氏势力，以安定国家，那么只要心存君主和亲人，也可以说得通。”我说：当时的情势下，郦寄不得不出卖朋友。罪过在于郦寄身为功臣之子，却同国贼交游，并且彼此交情深厚。石碏的儿子石厚同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他，他不听，最终石碏杀了他。君子没有讥刺石碏，只说“大义灭亲”。郦商的贤能不如石碏，所以郦寄得以免死，是古代的幸运之人。可是班固又替他洗清出卖朋友的污名，班固在义理上也太浅陋了。【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司马长卿起初因为品行污浊而被蜀人看不起，后来凭借辞赋得到天子的宠幸，却没有建立一丝一毫的善行来赎清自己。反而开辟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迎合君主的恶意，使自己父母的故乡遭受祸患；又炫耀自己车服旌节旄头的华美，让国君背着弓在前面开路。这哪里符合诗人对桑梓表示敬意、万石君父子在乡里门下谦下的道义呢？卓王孙是暴发致富、迁徙而来的俘虏，所以见到这些炫耀便惊羡高兴。鲁国多君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司马相如回到临邛，县令王吉故意装作恭敬，每天前往拜访相如；相如称病，让随从向王吉辞谢。等到卓氏准备酒席，相如又称病不去。王吉亲自前往迎接相如。看王吉的意思，不过是想同相如举行募钱的宴会罢了。相如却于是偷偷带着卓文君私奔，实在很可笑。他的《谕蜀父老》说是用来讽谏天子的。如今看来，不但不能讽谏，几乎成了劝进。谄媚奉承的心意，到死也没有停止，临死还写《封禅书》。像司马相如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小人了！【窦婴田▯】窦婴、田▯都喜好儒雅之士，推举赵绾、王臧，迎请鲁国的申公，想设置明堂，让列侯返回封国，撤除关禁，以礼制作为服饰制度，想借此兴起太平。恰逢窦太后不高兴，赵绾、王臧被交给官吏审讯，窦婴、田▯也都被罢免。看窦婴、田▯所做的事，他们的名声确实不错。然而窦婴已经沾沾自喜，田▯又专门从事奸诈牟利，太平难道可以仅凭文章礼制而成就吗？申公起初不能听从穆生的话，被楚人侮辱，也可以算得到一点惩罚了。晚年却又替窦婴、田▯出面起用，更可以令人一笑。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乌鸦老鹰即使想弹射也无法赶上，这话确实不是虚言。【王韩论兵】王恢和韩安国在皇帝面前讨论攻打匈奴的事，到了第三次才又返回。韩安国起初坚决主张不可攻打，后来却说：“或许有其他奇特巧妙的办法，可以擒获他们，这就不是臣下所能知道的了。”韩安国揣摩出皇帝心中的倾向，所以故意屈服自己的意见来成全王恢。否则，韩安国所论说的，几乎是天下国家存亡的大事，难道能用“奇特巧妙的办法”来计议吗？韩安国稍稍贬低了自己的主张，结果战争接连、祸患相结，汉朝几乎灭亡，足以作为后世君子的警戒。【霍光疏昌邑王之罪】看昌邑王与张敞的谈话，昌邑王真是一个狂妄而不聪明的人，哪里能够作恶呢？废黜他也就罢了，何至于把他的属官二百多人都杀掉？依我看，这些属官中一定有人谋害霍光，霍光知道这件事，所以才拥立刘贺又废黜刘贺，并不只是因为淫乱。二百多人将要被杀时，在市中号哭，说：“该断时不断，反而遭受这种祸乱。”可见他们确实有谋害之事。只不过事情秘密，无法查得。记载这件事的人，也只是想让后人隐约看出其中的意思。周武王数说纣王的罪行，孔子尚且对此有所怀疑。霍光等人列举刘贺的罪恶，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赵充国用心值得敬重

译起初我读到赵充国谋划对付先零、匈奴的策略，评论说：“多么明智啊！”后来又读到他派遣雕车在羌人中巡行宣谕，阻止辛武贤先攻打罕、开二地，主张守住有利形势而不出兵；又提出屯田的十二条好处，专心依靠恩德和信义积聚粮食、招降敌人，认为这是一种从容地凭借义理用兵的办法，和那种逞强欺诈、想用一战使疲惫之人屈服的做法截然不同。最后，我读到他对将校说：“你们都只会迎合文书、谋求自保，并不是替国家作忠实的打算。”他对郎中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我本来就要以死守住它。”他对浩星赐说：“我已经老了，难道会嫌这是眼前的小事，因而欺骗明主吗？老臣若不拿余生为陛下说明这件事，最终死去以后，谁还会再说呢？”最终，他把自己的意见全部告诉了皇上。唉！假使有职位的君子都能像赵充国这样用心，那么古今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我曾向内观察，听见公卿士大夫议论说：“按法律本来就该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向外观察，听见将领议论说：“诏令既然这样，就不应违抗诏令。”凡是涉及自身的事，一进一退，都没有停止和阻挡。偶尔有人能够进言一件事，意见没有被采用，便向别人夸耀说：“某件事我曾经说过，只是皇上没有采用我；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 他们始终不肯再冒犯皇上的脸色，反复争论，何况是以死坚守原则而不欺骗，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那些靠余生接受俸禄和官位的人，却肩并肩地站着。难道只是才能比不上赵充国，忠心也不如他而已吗？实在可叹。赵充国这样的用心，本来就是臣下应当遵循的常道。然而与赵充国同时在汉廷的人，没有听说都能这样，只有赵充国能这样，所以值得敬重。唉，今天的人远远比不上过去的人，那么赵充国就更加值得敬重了。我既因读赵充国而感慨今日之人，又读到汉宣帝与他上下讨论政事，排除众人的疑虑而任用他，终于不必劳师动众便平定羌人之乱；不知道赵充国能成就功名，是因为才能，还是也因为遇到了知人善任的君主。唉，汉宣帝和赵充国都值得敬重，何况三代君臣之间呢？臣下不肯欺骗君上，君上难道还会容许其中有隔阂吗？可是看扬子云的赞语，却没有谈到这些，只是评论一些小小的功劳。功劳难道古今没有更大的吗？不如推究他的内心，用来勉励臣下侍奉君主。班固也没有说出其中的道理。山东一带的风气习俗就是这样，所以写下这些话。直不疑买金偿还失物 乐正子春说：“如果从我的母亲开始就不使用我的真情，我还在哪里使用我的真情呢？”所以，不合乎真情的行为，是君子非常厌恶的。即使看起来像是孝悌之人，也仍然是不赞同的。用恩德报答怨恨，是行为中的美德；然而孔子不取法它，是因为它不合人情。直不疑买金子赔偿丢失的金子，却不为自己没有调戏同僚之妻辩白，也算是士人的高尚行为了。然而这并不合乎人情。他之所以蒙受污辱、承受诬陷，并不是不求名声，而是求名声求到了极点。太史公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在赞语中说：“塞侯有些机巧，周文处处逢迎，君子讥笑他们，是因为他们近于谄佞。”直不疑蒙受污辱来求取名声，周文留下污秽的事迹来求取利益，两者都被认为是谄佞。所谓“佞”，本义是聪明机巧。太史公的评论，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因此加以疏解。杨雄谈许由 巢父、许由不接受尧的禅让，并不妨碍尧、舜成为最高的德行之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也不妨碍商汤、周武王成为最高的仁人。孔子没有废弃这种说法，他说：“武王的乐舞尽善尽美，但还没有尽善。”扬雄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废弃这种说法，说：“真正明智的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这件事的分量重大，就不比许由轻了。”这话浅陋啊。假使伯夷、叔齐没有经过孔子的评说，扬雄也将要废弃他们了。天下的君主如果真的知道禅让之水尚且会玷污牛的肚子，那么战争中取得的粮食，哪里能够玷污伯夷、叔齐的口呢？由此可知，圣人把君位看作器械，把天下看作牢狱，这样或许就不会轻慢士人了。西汉的风俗谄媚 西汉的风俗谄媚，能够不被流俗改变的，只有汲长孺罢了。司马迁已经非常刚直简约了。然而他作《卫青传》，不称卫青的名字，只称他为大将军；贾谊是什么样的人，他却说贾谊“受到河南太守吴公的宠爱”。这类话很可鄙，司马迁却不知道，实在是习俗使然。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也有这种风气，直到现在还没有衰退。我曾在学士院主持发策，询问两汉灭亡的原因，题目故意使难易相反，意图就在这里。回答的人不能全部说出，我也曾在皇上面前谈论过这件事。邳彤是汉朝的元勋之臣 王郎在河北反叛时，只有钜鹿、信都替世祖坚守。世祖得到这两个郡后，议论的人认为可以凭借两郡的军队护送自己返回长安。只有邳彤不同意，认为如果采取这个计策，“哪里只是白白丢掉河北，必定还会惊动三辅。您如果不再有征战的打算，那么即使是信都的军队，也仍然难以会合。为什么呢？您既然向西去，邯郸的军队就不会舍弃父母、背弃城池的主人，跋涉千里护送您，他们必然会离散逃亡。”世祖被他的话触动，于是停止了这个计划。苏轼说：这是东汉兴亡的决定性关头，邳彤可以说是汉朝的元勋之臣。景德年间讨伐契丹时，群臣都想避开敌人，退往江南、西蜀。莱公不同意。武臣中只有高琼与莱公的意见相同。莱公极力争辩后，皇上说：“你是文臣，哪里能够完全懂得用兵的利弊？”莱公说：“请召高琼来。”高琼来到后，竟说避开敌人是方便的办法。莱公大为惊讶，以为高琼改变了主意。过了一会儿，高琼慢慢说道，避开敌人固然安全，只是恐怕护卫皇上的士兵在半路逃亡，到时没有人愿意跟随皇上向西南而去。皇上于是大为震惊，这才决定北征。高琼的话，大致与邳彤相似，都是一代的雄杰。朱晖不同意张林实行均输

译东汉肃宗时，粮价昂贵，国家经费不足。尚书张林请求用布帛缴纳租税，由官府自行煮盐，并且实行均输法。只有朱晖、字文季认为不可。事情已经搁置后，进言的人又认为可以实行，皇帝很赞同。朱晖再次独自上奏说：“按照王者的制度，天子不谈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与百姓争夺利益。如今均输法和商贩没有区别。盐的利润归于官府，百姓就会贫困怨恨；用布帛缴租，官吏就会多行奸盗。这些都不是英明君主应当实行的。”皇帝正认为张林说得对，发怒而严厉斥责各位尚书。朱晖等人都自己戴上刑具入狱。三天后，皇帝下诏把他们释放，说：“国家乐于听取反驳的意见，白发老人并没有过错，是诏书错了，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入狱？”朱晖等人于是称病很重。尚书令以下都惶恐不安，对朱晖说：“如今张林已经获罪，您为什么还要称病？这祸患可不小！”朱晖说：“我活到八十岁，蒙受恩宠得以身居机要职位，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心里知道不可行，却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声附和，就是辜负臣子的道义。如今我的耳朵和眼睛什么也不听见、看见，只伏在这里等待死命。”于是闭口不再说话。各位尚书不知如何是好，便共同弹劾朱晖等人。皇帝的怒意消解了，于是把这件事搁置。几天后，皇帝下诏让直事郎询问朱晖的起居状况，派太医诊视疾病，又让太官赐给他食物，朱晖这才起身。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然读《后汉书·朱文季传》，感慨不已。肃宗号称长者，诏书既然已经承认过错并向朱文季道歉，各位尚书为什么还恐惧得如此厉害？朱文季在这种时候勉强坚持原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倒是各位尚书实在可笑。他们说“这个祸患不小”，却不知道把什么当作祸患，大概认为皇帝不高兴、此后不再重用自己，就是最大的祸患吧。可悲啊！曹操与袁绍的兴亡 魏武帝战胜乌桓后说：“我之所以能够取胜，是侥幸。先前劝阻我的人，提出的是万全之策。”于是奖赏那些劝谏的人，并说：“以后不要再难以进言。”袁绍在官渡失败后说：“众人听到我失败，一定会同情我，只有田别驾不会这样；幸好他的意见应验了。”于是杀了田丰。替英明的君主谋划而不忠，不仅没有罪，反而会得到奖赏；替平庸的君主谋划而忠诚，奖赏固然得不到，灾祸反而会随之而来。现在我知道孟德、 本初兴亡的原因了。周瑜的雅量 曹公听说周瑜年轻而有出众的才华，认为可以用游说来打动他。于是秘密下令到扬州，派九江人蒋干去见周瑜。蒋干仪表堂堂，以才智辩才闻名，在江淮之间无人能比。于是穿着布衣、戴着葛巾，假托私下出行，前往拜访周瑜。周瑜出来迎接他，站着对蒋干说：“子翼真是美好的人啊，远涉江湖而来，曹公是派你来做说客的吗？”蒋干说：“我和您是同州之人，中间隔着很久没有见面，远远听说您的美好声誉，所以来叙说阔别之情，并且观览您的高雅风范；您却说我是说客，岂不是把我看成了预先行诈的人吗？”周瑜说：“我的才智虽比不上夔、师旷，但听到琴弦的声音便能辨赏乐曲，完全知道什么是雅正的曲调。”三天后，周瑜请蒋干一同观看营中的情形，巡视仓库、军需物资和兵器装备完毕，回来后设宴饮酒，又把侍从的服饰和珍玩器物给他看。于是对蒋干说：“大丈夫处世，遇到知己的君主，表面上以君臣大义相托，内心里结下骨肉般的恩情；说什么、做什么、谋划什么都得到采纳，祸福共同承担。即使苏秦、张仪再生，郦食其、陆贾复出，我也只会拍着他们的背、驳斥他们的言辞，哪里是您这样年轻人所能动摇的呢？”蒋干笑而不答，于是称赞周瑜气量高雅，志趣高远，不是言辞所能离间的。中原人士因此大多称许他。苏轼说：曹孟德所任用的人，全都是受他驱使的人。他把张良那样的待遇给了荀文若，最终却仍然免不了杀害他，哪里能够容纳周公瑾这一类超出常格的人呢！管幼安比荀文若、孔文举贤能 曹操得势以后，士人纷纷归附他。像荀文若这样声名显赫的人，尚且替他经营谋划，只因有一次意见稍有不同，曹操便策划杀害他；程昱、郭嘉一类的人，更不值得一提。孔文举奇特超逸、博学多闻，志向很大而才干不足，他每次提出建议，恰好都符合曹操的心意，何况他未必肯被曹操使用，最终也免不了一死。桓温对孟嘉说：“人不可以没有势力，我才能驾驭你。”桓温的才能百倍于孟嘉，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性情阴险狠毒，不足以和高人胜士相提并论。管幼安怀抱才德而避世，前往海外安闲度日；在他看来，曹操父子不过是真正的穿墙小偷和斗筲之人罢了。既然不能得到他的任用，难道还能够杀害他吗？我认为管幼安远比荀文若、孔文举贤能。绍圣二年十二月，我和客人饮酒，醉得很厉害，回来坐在雕堂西阁，脸伏在桌案上。睡了很久惊醒过来，已经三更了。残烛仍然明亮，偶然取出一册书来看，原来是《管幼安传》。正好有所感触，不知不觉写下这些话。眼睛昏花，手也无力，字再也写不成了。唐彬 唐彬和王浚讨伐吴国时，担任先头部队，所到之处都投降了，估计孙皓一定会投降。还没有到建邺二百里左右，他却称病不再前进。不久，先到的人争夺财物，后到的人争夺功劳，当时有见识的人无不称赞唐彬这一举动。我读《晋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长叹。然而《唐彬本传》却说：晋武帝想任用唐彬和杨宗做监军，便询问文立。文立说：“唐彬贪财，杨宗嗜酒。”皇帝说：“贪财可以满足，嗜酒却不能改变。”于是任用了唐彬。这些话前后没有根据。难道有像唐彬这样的人还会贪财吗？假使他确实贪财，那就远不如嗜酒，怎么可以任用呢？文立究竟是什么人，怎么知道他不是遮蔽贤才的人呢？阮籍 “世人所谓的君子，只知道遵守法度，只知道克制于礼。手里拿着玉圭玉璧，脚下踩着规矩准绳。行为希望成为眼前的规范，言论希望成为无穷的准则。年轻时在乡党中获得称誉，年长后在邻国也有声望。上面想谋求三公之位，下面也不失去九州牧的职位。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群虱处在衣缝之中吗？它们逃到深缝里，藏在破絮中，自以为是吉祥的住所。行动不敢离开缝隙，活动不敢离开衣裆，自以为得到了规矩准绳。然而烈火烧遍山丘，火势流过原野，烧焦城邑，毁灭都城，群虱处在衣缝中却不能逃出。君子处在天下之内，和虱子处在衣缝中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阮籍的胸襟和本意。阮籍从来不评论人物，口中不谈世事，然而那些讲究礼法的人却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只是依靠司马景王保护他罢了；他离死也没有多久了。照这样说，他也不过是虱子，在衣缝之间进出往来罢了，哪里能够嘲笑藏在衣缝中的虱子呢？所以我写下这些，给后来的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孟嘉与谢安石相似 晋代士人浮华空虚，没有实际用处，然而其中也有不同的人。比如孟嘉一生没有做成什么事，但桓温对孟嘉说：“人不可以没有势力，我才能驾驭你。”桓温一生轻视殷浩，难道会随便赞许人吗？由此可知，假如孟嘉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成为谢安；谢安如果没有遇到机会，也不过像孟嘉一样。

译庾亮没有听从孔坦、陶回的意见 庾亮召苏峻入朝。孔坦和陶回一起劝说王导：“趁苏峻还没有到，应当赶快切断阜陵一带的道路，守住江西当利的各个关口。他们人少而我们人多，一战就可以决定胜负。假如苏峻还没有来，可以前往逼近他的城池。如今不先去，他一定会先进入，这是夺取先机的意图。”王导认为他们说得对。庾亮却认为苏峻如果直接来，就是袭击朝廷空虚之处，因此没有听从。等到苏峻将要到来时，陶回又劝庾亮：“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驻守，不敢直接南下，一定会从小丹阳南面的道路步行而来。如果设置伏兵迎击他，就可以一战擒获。”庾亮又没有听从。事情见于两人的传记。苏峻果然从小丹阳经过秣陵，却迷失了道路。遇到郡中百姓，便抓来作为向导，夜间行军也没有严密编制。庾亮听说后，深深后悔。我认为召苏峻入朝本来就是错误的计策；但即使听从孔坦、陶回二人的意见，也不至于使国家覆亡，几乎灭亡。晁错削夺七国的封地，大体也与此相似。周亚夫尚且能够迅速驰援，进入梁、楚的郊野，所以汉朝没有失败。我曾经认为，晁错如果能容忍七国，等事情发作后再发兵，固然是上策；如果不能忍耐，决意要先发制人，也可以召吴王刘濞入朝，同时派大军跟随他。吴王如果不来朝见，就可以立即进军讨伐，便会快得像迅雷来不及掩耳。吴国一旦被攻破，诸侯就会服从；又应当只列举吴国的罪状，不牵连其他诸侯。比如李文饶发布辅车相依之类的诏令，或者分别派遣使者征发各国的军队，各国即使有所怀疑，也不可能在一日之间联合起来一同反叛。晁错明知吴国一定会反叛，却不在削地之前预先作好防备，等叛乱发生以后才调运军队和粮食，又在一日之间削夺七国，以致使诸侯联合起来，这真是荒谬平庸的人。郗方回与郗嘉宾父子的事情 郗嘉宾死后，留下一个箱子，里面是他和桓温秘密谋划的书信。他嘱咐门生说：“如果我父亲的饮食起居大为减少，就把这些书信拿出来。”郗方回看到后，说：“这个孩子死得还算晚了。”于是再也不去考虑这件事。我读到这里，悲叹道：士人最看重的，是名声；但世上没有什么爱能超过父子之爱。如今郗嘉宾因为父亲的缘故，公开了自己的恶名；郗方回因为君主的缘故，不顾念自己的儿子。郗嘉宾可以说是孝子，郗方回可以说是忠臣。可悲啊！有人说：郗嘉宾和桓温谋反，而你却称他为孝子，可以吗？我说：“采葑采菲，不能因为它的根部不好就把它全丢弃。”郗嘉宾不忠的罪行，不用等到诛杀断绝，也已经很明白了；难道他的孝行可以因此废弃吗？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想把女儿嫁给桓温。王述愤怒地推开王坦之说：“你真痴呆吗？竟然想把女儿嫁给兵祸。”王坦之因此没有遭受桓温带来的祸患。假使郗氏父子也能这样做，我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晋、宋两代的君主与臣下争夺美名 君主不应当和臣下争夺美名。同列之臣争夺美名，尚且被认为是嫉妒；怎么可以凭借君父的身份去嫉妒臣子呢？晋、宋之间，君主甚至同臣下争着作诗、写字，所以鲍照的诗中多有累赘的句子，王僧虔用拙劣的笔法写字来避祸。可悲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汉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贾生，自以为超过了他；如今才知道还比不上他。”这不但没有损害汉文帝，反而正是汉文帝盛德的表现。然而魏明帝竟不能忍受，于是提出汉文帝胜过贾生的说法。这不只是想胜过自己的臣子，甚至是在和异代的臣子争夺美名。哪里只是没有君主的气度，正像嫉妒的妇人不仅禁止丈夫亲近别的女子，竟然还嫉妒别人家的妾。齐高帝想让金和土的价格相等 齐高帝说：“我应当使金和土的价格相同。”他的用意固然很好，但万物哪里有这种道理呢？孟子说：“物品有贵贱不齐，是物品的本性。大鞋和小鞋价格相同，人们难道会这样做吗？”可是孟子自己也忘了他关于粮食应当像水火一样平常易得的说法。金不可能贱得像土一样，正如土也不可能贵得像金一样。尧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获得封赏，桀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被诛杀。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尧时的诸侯就遍满天下，桀时的死刑犯就遍布四海了。王景文 宋明帝下诏答复王景文，大意说：“有意避祸，不如无心而听任命运。千仞高的树木，尚且会被斧头砍倒；一寸高的草，也会因践踏而枯萎。晋国将领毕万，七次作战都取得俘获，最后却死在<片庸>下；蜀国将领费▯，从容坐着谈论，最后却死于刺客。因此，甘愿处在危险之中，未必会遭遇祸患；顺从心意处在安逸之中，也未必能保全福分。”这些话接近通达之人的见解。然而宋明帝最终还是杀了王景文，可悲啊！王景文将死时，诏书说：“我并不认为你有罪，但我不能独自去死，请你先死。”诏书送到时，王景文正在和客人下棋，棋局结束后，他把棋子收拢放进棋盒，慢慢对客人说：“有诏令，赐我死。”酒送来了，还没有喝，门生焦度在旁边，拿起酒把它摔在地上，说：“大丈夫怎么能坐着接受死亡？州中的文武官员，可以奋力一搏。”王景文说：“我知道你的真心。如果你还顾念我，就替我考虑全家人的性命。”于是对客人说：“这酒不能互相劝饮。”便仰头把酒喝了。苏轼说：死和生也是人生的大事，王景文却能安然面对，难道他是贪恋权势、窃取国柄的人吗？宋明帝可以说是不了解人的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唐太宗借隋朝官吏之手杀害兄弟 唐高祖在汾水、晋地之间起兵时，当时他的儿子李建成、李元吉以及楚哀王李智云都留在河东守护家属。高祖起兵后，秘密召他们前来；隋朝急忙悬赏捉拿他们，李建成、李元吉能够从偏僻道路逃到太原，李智云年幼，不能逃走，被隋朝官吏杀害。高祖难道不能因为父子之情，稍稍延缓义军几天，等待李建成等到来吗？由此可知，他是受到秦王李世民的逼迫，高祖又被裴寂扰乱宫廷的事情逼迫，已经没有空暇再为三个儿子的性命考虑了。唐太宗在这时本来就打算借隋朝官吏之手杀害兄弟，他的意图非常明显。《新唐书》《旧唐书》都曲意替唐太宗粉饰杀兄弟的事情，但很难欺骗后世。李建成、李元吉的恶行，也就是孔子所谓下等愚人的归宿吧？褚遂良把飞雉进入宫中当作祥瑞 唐太宗时，野雉多次聚集在宫中。皇上拿这件事询问褚遂良。褚遂良说：“从前秦文公时，有个童子变成雉，雌雉在陈仓鸣叫，雄雉在南阳鸣叫。童子说：‘得到雄雉的可以称王，得到雌雉的可以称霸。’秦文公得到雌雉，于是使诸侯中秦国最强。光武帝得到雄雉，从南阳起兵，拥有天下。陛下本来受封于秦地，所以雌雄二雉一同出现，是上天用来告示您的明德。”皇上高兴地说：“人不能没有学问，褚遂良真是所谓见闻广博的君子啊。”我认为所谓秦地的雉，其实是陈宝，哪里是普通的野雉呢？如今看见野雉，就把它称作宝物，正如得到白鱼便自比周武王一样，这是谄媚奸佞到了极点，是使君主昏昧无知，而唐太宗却喜欢他，史书也不加讥刺。野鸟无缘无故多次进入宫中，这正是灾异。假使魏征还在，一定会像当年劝谏高宗把鼎耳视为祥瑞那样进谏。褚遂良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舍弃鼎耳的警示而选取陈宝的说法，不是忠臣。李靖、李▯是唐朝心腹之患

译从前袁盎评论绛侯周勃，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这话当然是有所针对而说的。然而功臣和社稷之臣的区别，不可不明察。汉朝所称的社稷之臣，如周勃、汲黯、萧望之这一类人。三个人都没有特别突出的才能。周勃凭借稳重厚道安定刘氏天下，汲黯凭借忠义平息淮南王的谋划，萧望之坚定不移，不被恭显等人夺去志向，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以道义侍奉君主的大臣吗？我曾说，社稷之臣好比人的腹心，功臣好比人的手足。人即使砍断一根手指或一只脚，也还不至于死亡；腹心有病，就会成为沉积在膏肓的重病，无法医治。李靖、李▯可以说是功臣，始终是唐朝的元勋。然而他们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卫青、霍去病、韩信、彭越一类的人。边疆的事务、夷狄入侵，他们能够以少击多，使敌人望而畏惧，这些事情确实足以胜任。至于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们、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他们两人却大概全然不懂。唐太宗想讨伐高丽时，李靖已经老了，却主动请求统兵，以坚定唐太宗穷兵黩武的志向，几乎造成不能收敛而自取焚毁的祸患。高宗立武后时，李▯说陛下的家事不应询问外人；后来武氏造成的祸患，甚至殃及襁褓中的孩子，唐朝宗室延续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这样看来，这两个人成为腹心之患，实在太严重了。张释之劝诫啬夫关于言辞的争辩，使汉文帝终身成为长者；魏元成驳斥封伦的议论，使唐太宗没有失去施行仁义的行为。孔子所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难道不是这样吗？白乐天不想讨伐淮、蔡 吴元济以蔡州反叛，侵犯许州、汝州，使东都震惊，这是不能不讨伐的。当时议论的人想要搁置此事，当然不是好计策。然而如果没有李愬、裴度这两位杰出人物，事情也不容易办成。白乐天难道是平庸之人吗？可是他的议论也像是想要搁置此事。他有一首题为“海图屏风”的诗，可以看出他的心意；而且诗下注说：“当时正讨伐淮、蔡叛军。”我因此知道，仁人君子对于战争，大概就是这样不忍轻易使用武力。对淮、蔡尚且想用德行来感化，何况要损耗自己所依靠的力量，去从事没有用处的战争呢？可悲啊，这种道理不容易和世俗之士谈论。韩愈胜过扬雄 韩愈也可以说是近世的豪杰之士。比如《原道》中的言论，虽然有缺点，但自孟子以后，能够把这样宏大的见识拿来探求古人，自己也实在难得。看他最后断言：“孟子纯粹而又纯粹；荀子、扬雄有所选择却不精当，谈到了却不详尽。”如果不是他有见识，哪里能在一千多年以后作出这样清楚的判断？比如扬雄认为老子关于道德的言论有可取之处，只不过如此；至于老子主张捶打、提挈仁义，彻底灭绝礼乐，他认为没有可取之处。假如把老子所说“剖开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争，圣人不出现，这是为了挽救时弊、返归根本”的话认为没有可取之处，还可以原谅；可是老子又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这已经不懂得道，却还说他关于道德的言论有可取之处。扬雄自己也没有看见这一点，他和韩愈相差太远了。刘禹锡掩饰过错而不悔改 刘禹锡失败以后，写信为自己辩解，说：“王叔文确实精通治理之道，能够凭口才改变人的想法；等到得到任用以后，他所施行的事情，人们却认为不恰当。太上皇长期患病，宰相和掌权的人不能进见。宫中的事情秘密，拥立顺宗、建立顺宗的功劳归于显贵之臣，所以我和他一起被贬。”《后汉书·宦者传·论》说：“孙程有拥立顺帝的功劳，曹腾参与了拥立桓帝的谋划。”曹腾和梁冀共同舍弃清河王而拥立蠡吾侯，这正是汉朝灭亡的原因，怎么能和广陵王监国的事情相提并论呢？刘禹锡竟敢把二者相比，由此可知小人作奸，即使已经失败，仍然不会悔改，怎么还能再把他放在重要职位上呢？因读《刘禹锡传》有所感触，写下这些话。评论《文选》四首 文彦先编选取舍不当 在船中读《文选》，遗憾它编排没有法度，取舍也不恰当。齐、梁时期的文章已经衰落浅陋，萧统尤其卑弱，《文选引》一书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李陵写给苏武的书信和五言诗，都是伪作，他却不能辨别。如今看陶渊明的文集，其中可喜爱的作品很多，他却只选了几首。由此可知，其他人的作品也有很多被忽略和遗漏。陶渊明作《闲情赋》，正符合《国风》所说的“好色而不淫”；即使比不上《周南》，和屈原、宋玉所陈述的又有什么不同？萧统却大加讥刺，这真是小孩子强作聪明、装作懂事！刘子玄辨析《文选》刘子玄辨析《文选》所收李陵写给苏武的信，认为不是西汉文章，大概是齐、梁之间的文士仿作的。我因此悟到，李陵与苏武互相赠答的五言诗，也同样是后人拟作。今天读《列女传》所载蔡琰的两首诗，辞意明白而感慨深切，很像世间流传的《木兰花》诗；东汉时期不可能有这种格调。建安七子尚且含蓄收敛、不把锋芒完全显露，何况蔡邕的女儿呢？再说，蔡琰的流离失所一定在她父亲死后。董卓已经被诛杀，蔡邕才遭遇祸患。如今这些诗却说她被董卓驱赶、掳入胡地，更可知不是真作。大概是拟作者疏略，范晔又荒浅，于是把它载入本传，实在可以一笑。李善注《文选》李善为《文选》作注，本来就不够详备，但极其可喜。所谓“五臣”，实在是浅陋粗俗的儒生；世人却认为他们胜过李善，也很荒谬。谢瞻《张子房》诗说：“苛慝暴殇。”这是说《礼记》中上殇、中殇、下殇。意思是暴虐的秦朝无道，杀戮甚至连累幼小的子女。然而五臣却引用“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的父亲、儿子、丈夫都因此死去”，说丈夫和父亲是夭折者，这难道不是浅陋粗俗的儒生吗？像这样的错误很多，不值得细说，所以不再说了。五臣注《文选》

译五臣给《文选》作注，大概都是浅陋愚蠢的儒生。今天偶然读嵇中散的《琴赋》，看到：“间辽故音庳，弦长故微鸣。”所谓“庳”，就像今天俗话说的“先攵声”（“先攵”读作“鲜”，见《羯鼓录》）；两根弦之间距离远，就会有“先攵”声，所以说“间辽则音庳”。所谓“微鸣”，就是今天所说的泛声；琴弦虚悬而不接触琴面，才可以按奏，所以说“弦长则微鸣”。五臣全都不懂，胡乱作注。又说：“《广陵》《止息》《东武》《大山》《飞龙》《鹿鸣》《▯鸡》《游弦》。”其中《广陵散》就是一曲，又名《止息》，只是这一支曲子；他们却注说是八曲。其他浅薄荒谬、可笑的地方极多，因为不值得说，所以略过。姑且举出这一例，使后来的学者不要凭信这些愚儒的注解。五臣既然如此浅陋，甚至萧统也属于这一类。宋玉《高唐神女赋》从“王曰唯唯”以前全都是赋文，萧统却说是序，大可笑了。司马相如的赋开头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个人互相辩论，难道也算序吗？其余谬误浅陋之处不止一处，姑且只举这一例。卷九十三 书后二十八首 题写在王奥所藏太宗御书之后 太阳运行在天空，把光明普照万物之上；光气所到之处，有的流动成为祥云，有的凝结成为丹砂，这起初难道是有意的吗？太宗皇帝凭借武功平定祸乱，凭借文德带来太平，上天赋予他的才能，充溢在笔墨之间，铺陈在尺素之上，挥写在团扇之中，流传到人间的作品有多少啊！三槐王氏得到的尤其多，子孙世代守护，于是成为稀世之宝。文正的孙子、懿敏的儿子王奥拿出来给我看。臣苏轼恭敬地拜手叩首，在卷后题写这些话。题写在诸公送周梓州诗之后 我从元祐初年起，充任从官，每天和正孺交游。三年后，我已经有了归隐江海的想法，正孺也感慨地发出归去的叹息，于是请求任梓州知州，获得了任命。我当时作诗为他送行，有“扫棠阴”“踵画像”等话。不久我出任杭州知州两年，回到朝廷，年老多病日益严重，才上奏请求任郡守，说：“正孺已经任满，是不是可以去接替他，最终回眉山养老呢？”有人说：“不行。梓州人安于正孺的治理，离开正孺，就像离开父母，您忍心夺走他吗？”于是我停止请求，不敢再乞求。梓州人愿意再次借留正孺几年，皇帝下诏答应了。后来大丞相吕公主持编修实录，看到熙宁年间正孺任御史时所上奏的事情，感叹说：“真是君子啊，这个人。”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皇上，任命正孺为直秘阁。士大夫根据才能和议论来评定一个人，迎合一时的需要，是可以做到的；但让人经过十年以后，慢慢观察他的作为，仍然心悦诚服而没有异议，这样我也不感到惭愧，就很难了。正孺来信，想把诸公送行的诗刻在石上，请我写跋尾，于是我记下听到的事情送给他，也让梓州人知道我前一首诗末章的意思：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题写在《孟德传》之后 子由把《孟德传》的事情写信寄给我。我听说后觉得奇异，认为老虎害怕不惧怕它的人，这个道理似乎可信。然而世上没有见到老虎却不害怕的人，因此这句话究竟是真是假，始终没有办法验证。从前我听说忠州、万州、云安一带多有老虎。有个妇人白天把两个小孩放在沙滩上，自己到水边洗衣服。老虎从山上奔来，妇人慌忙沉入水中躲避。两个小孩却在沙滩上自如地玩耍。老虎长久地仔细看着他们，甚至用头去碰触，希望其中一个会害怕；可是孩子痴呆懵懂，竟不知道奇怪，老虎也终于离开了。我猜想，老虎吃人，一定先用威势使人恐惧；如果人不害怕，威势就无处施展了吧？有人说老虎不吃醉酒的人，一定坐在那里守着他，等待他醒来。其实不是等他醒来，而是等他害怕。有人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门口蹲着一个东西，以为是猪狗之类，便用棍子打它，它立即逃走。到了山下有月光的地方，才看清原来是老虎。这个人并不是有能力战胜老虎，而是他的气势已经压过了老虎。假使人的不恐惧都像婴儿、醉人以及尚未知道那是老虎时一样，那么老虎害怕他们，也没有什么奇怪。因此写下这些作为末尾，来证明子由的说法。题写在《六一居士传》之后 苏轼说：六一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人说：六一居士不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不凭借外物也能安然；六一居士对于五种东西，是抛弃世俗所争逐的，拾取世俗所遗弃的，怎么能算有道呢？苏轼说：不是这样。依靠五种东西以后才安然，是迷惑；舍弃五种东西以后才安然，也同样是迷惑。况且外物本来不能牵累人，轩车、官服、圭璧、印绶尚且不能成为牵累，何况这五种东西呢？外物之所以能够牵累人，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属于自己。我们和万物都是不得已而在天地之间受形而生的，谁能够真正占有它们呢？可是有人把外物认为是自己的，得到它就高兴，失去它就悲伤。如今六一居士自称为“六一”，就是把自身和五种外物同等看作一体。究竟是他拥有外物，还是外物拥有他呢？六一居士和外物都不能真正占有，又有谁能够把得失放在他们之间呢？所以说，六一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虽然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五种外物，仍然可以看见六一居士；把自身和五种外物合为六者，就看不见六一居士了。六一居士大概要隐去了。题写在琅琊篆书之后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最初兼并天下。二十八年，亲自巡视东方海滨，登上琅琊台，观看日出，喜爱这里而忘了回去，于是迁徙黔首三万家到台下，并刻石颂扬秦的功德。二世元年，又在旁边刻下诏书。如今颂诗已经亡佚，随从大臣的姓名只剩下少数还存在，而二世的诏书完整地保存着。从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到如今熙宁九年丙辰，共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蜀人苏轼来任高密知州，从民间得到旧纸本，与今天所能见到的相比，仍然保存得较为完整，由此知道它现存的部分也将很快磨灭。正好庐江人文勋因事来到密州。文勋喜爱善于篆书，领会了李斯用笔的意趣，于是把它摹刻在石上，放置在超然台上。秦朝虽然无道，但它所建立的事业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它的文字工巧，后世也没有能够超过的，都不可以废弃。后来的君子还可以借此观看。正月七日甲子记。题写在鲜于子骏《楚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