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策断三首

译过去敌国的祸患，起因在于索求太多而我们不能满足。供给的一方会厌倦，而索求的一方没有止境；以有厌倦的一方应对无止境的索求，却想长久安定无事，天下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因此两个敌国的祸患，只是有远近之别，但归根到底必定会发展到战争。请问现在之所以作战，难道不是因为仓促发生，只能临时准备吗？况且军队平时没有确定的准备，临时出动，在危急、疑惧、扰乱之中，我们不能确信自己一定能取胜，于是权力便落在敌国手中。权力在敌国手中，我们想作战却不能，想停战又不行；进不能战，退不能休，那么计策便会转向求和。由我们主动求和，那么用来讲和的条件必然很重。战事之后又接着重金求和，国家的费用便不足；国家费用不足，就要向百姓增加赋税；增加赋税仍不能解决，就不得不把各种强行征取、豪夺的办法施用于当今社会。天下一有动荡，变化便无从预料，国家最大的忧患一定会在这里。我曾听说，用兵有权宜之势，权力所在的地方，国家才能取胜。因此国家无论大小，军队无论强弱，有些小国弱兵却受到天下畏惧，只是因为权力在它手中罢了。重达千钧的牛，却受制于三尺高的儿童，低下头来服从，竟还不如猿猴在山林中奋力跳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权力在人手中。我想战就战，不想战就防守；作战时天下没有谁能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窥伺。过去秦国曾经这样做。打开关塞，出兵攻打诸侯，诸侯无不愿意割让土地求和。诸侯向秦割地求和，秦人从不急于得到割地的利益，往往不得已才答应。所以诸侯常想求和，而秦国常想作战。这样，权力本来就在秦国手中。况且秦国并不一定比天下诸侯强大，只是秦国能够确信自己，而诸侯不能。因此天下局势虽百般变化，最后却都归于秦国。诸侯的利益本来在于合纵，早晨听到陈轸的主张便联合实行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便解散合纵而改行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主张连横的人想实行连横，主张合纵的人想实行合纵，秦国都让他们自己选择并慎重处置。诸侯彼此观望，始终不能确信自己的决定，那么权力在秦国手中，不也是理所当然吗？过去宝元、庆历年间的河西战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开始时，是不得已之后才作战；最后却预先揣测敌人的意图而同他们讲和，又随即厚重地馈赠财物，唯恐有一天再次发生战争。这样，敌人常常想作战，而我们常常想求和。敌人并不是能够经常作战，只是保持想作战的姿态，利用我们想求和的形势，屡次使用这一手段而屡次得逞；因此中国虽然广大，权力却不在我们手中。想使天下安定，不如让权力掌握在中国手中；想使权力掌握在中国手中，不如先发制人然后再停止。向敌人表明不畏惧，显示出善于作战的姿态，这样天下的权力才会有所归属。如今平庸之人的议论会说，不要成为祸患的开端。古代英雄般的君主，难道喜欢祸患、喜好杀戮吗？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仍然年年出兵，处理与夷狄有关的事务；直到晚年仍不厌倦，奔波暴露在千里之外，亲自攻打高丽两次。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争先出击而占据强势地位。当时群臣不能深刻理解他的意图，认为敌国没有挑衅而我国却主动发动战争。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让别人防备自己，权力就在我方；如果让自己防备别人，权力就在对方。唐太宗时期，四方夷族都像狼一样回头防备中国，所以中国的权力很重。假如不先发制人，对方或许就会因此掌握权力；而我们又小心翼翼地厌恶战争、喜欢停止，使敌国知道我们的忌讳，并凭借这一点要求我们必定满足它。这样一来，即使拥有天下，我们又怎能治理它呢？唐朝衰落时，正是因为厌恶军队、害怕战争，一有失败，便战战兢兢地缩头退去，所以奸臣得以掌握权力来要挟天子。到了宪宗，奋勇而不顾惜，即使遭受小的挫折也不因此沮丧。在这个时候，天下的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讨伐它足以树立威势，放弃讨伐足以显示恩德。所以我说：先发制人然后停止，权力就掌握在我方了。【策断中】我听说，用兵有的可以预先谋划几十年的大计，有的事情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一天之内变化百端，还要认为这样都算笨拙；这就是早晨不能谋划晚上的事情。古代想谋取别的国家的人，一定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计策。勾践夺取吴国，秦国夺取诸侯，高祖夺取项籍，都掌握了最高明的计策并坚定地执行。因此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变化百端而情况各不相同，但他们确定的根本计策从来没有改变。勾践夺取吴国，只是设法使吴王骄傲；秦国夺取诸侯，只是离间并瓦解诸侯的合纵；高祖夺取项籍，只是离间疏远项羽的君臣。这些最高明而不可改变的计策，即使经过百年也可以看清。如今天下安定，没有出现将要用兵的迹象，但我认为最终一定会发展到战争；那么进攻防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本来还不能预先议论和主观断定。然而到了用兵时，哪些大计应当坚定执行而不能改变，请允许我预先说明。西戎、北胡都是中国的祸患。但西戎的祸患小，北胡的祸患大，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管仲说：“攻打坚固之处，薄弱处也会变得坚固；攻打薄弱之处，坚固处也会变成薄弱。”所以这两者都足以成为忧患。不过我认为，军队施加攻击，应当先从西方开始。因此先讲控制西戎的大致办法。如今邹国和鲁国交战，天下人无不认为鲁国会胜，这是因为大小双方的形势不同。然而形势一旦受到激发，大国就会失去它之所以成为大国的条件，小国也会忘记它之所以成为小国的条件，所以也有邹国战胜鲁国的情况。大国有它的短处，小国有它的长处；土地广阔而防备多，防备多则力量分散；小国力量集中而大国力量分散，强弱的形势就可能反转。大国的人，譬如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自我看重而且多疑；小国的人，计策已经穷尽又无所凭借，于是拼死作战而不顾自身。因此小国常常勇敢，大国常常怯懦。依仗强大而不加戒备，便轻率作战而屡屡失败；知道自己弱小而自我警惧，便深思熟虑而一定能够取胜，这也是其中的道理。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也不逃离，是因为君臣上下正处在和谐相得的状态。国家大，君主尊贵而上下不相交；将军地位显贵而不亲近官吏士卒；法令繁多而百姓手脚无所适从。小国的百姓却截然像一家人，有忧患就相互救助，有紧急情况就相互奔赴。这些都是小国的长处、大国的短处。假使大国不使用自己的长处，总是暴露在自己的短处之中，那么即使百战百败，也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译而且大国本来确实有自己的长处，只是长于进攻作战而不长于防守。防守，是因为力量不足才采取的办法。譬如物品，体积大却不能使用，便容易腐败；所以凡是攻击、搏击、进取，都是用来发挥大国的优势。孙武的法则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两倍于敌就分散它的力量，势均力敌就能与它作战，兵力少于敌就能逃跑，不如敌人就能避开。兵力超过敌人时，从来没有不作战的；兵力超过敌人却不作战，就是以有余的条件采取不足的计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长处。大国所凭借的，是我方能够分兵，而敌方不能；我方能够多次出兵，而敌方不能应付。譬如千金之家每天拿出财物来网罗市场上的利益，小商小贩终究没有谁能同它竞争，并不是才智不如它，而是财力少。小商小贩即使有桀骜狡黠的才能、超过常人的智慧，形势也不得不使他们屈服并归附于千金之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长处无法同千金之家比较。西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小国。过去只是没有使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聚集军队多年，最终仍不能使它臣服。现在想使用我国的长处，不如多次出兵；要多次出兵，不如分散兵力。我所说的分兵，不是分兵屯驻，而只是把留守的人和出征的人分开。现在河西的戍卒，只担心人数太多却没有适当的用途，所以最便利的办法不如分兵。让十分之一的士兵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兵十次；让十二分之一的士兵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兵五次。十分之一的士兵出征十次，十二分之一的士兵出征五次，也就是每个人一年出征一次。我们一年出兵一次，而敌人一年要十次遭受出兵侵扰，那么人数多少不相称、劳逸不相等，也已经十分明显了。用兵一定要从敌人无法应对的地方出手。我方强大而敌方弱小，所以我方能分兵而敌方不能。这难道就是吴国用以疲惫楚国、隋朝用以驯服陈国的办法吗？抵御戎狄的办法，不能预先知道每个细节，但其大略，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了。【策断下】其次请让我谈谈北狄的形势。古代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口，然而之所以能够同汉朝抗衡，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君臣上下朝觐会同的礼节，他们的百姓也没有种植谷米、栽种丝麻、耕作纺织的劳苦。他们以口头约定作为法令，所以没有文书、符传等繁琐事务；他们以追逐水草为固定居处，所以没有城郭、城邑、聚落和守望的辅助；他们的毡衣、皮裘、肉食和乳酪，足以作为养生送死的用品。因此作战时人人自行搏斗，失败时赶着牛羊远远迁徙，无法彻底击破他们。这不只是古代圣人的法度无法施加于他们，也是他们天性所安适的生活方式，就像不能让猿猴穿戴衣冠，不能给虎豹套上羁绊一样。所以中行说教导单于不要爱惜汉地物品；所得的丝帛和棉絮，都拿到草棘中奔驰，使衣物破旧撕裂，以表示不如毡裘坚固美好；得到汉地的食物也都丢弃，以表示不如乳酪便利美味。由此看来，中国凭借法度取胜，而匈奴凭借无法度取胜。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精心修治自己的法度并谨慎守护，修筑城郭，挖掘沟池，扩大粮仓，充实府库，明确烽火和燧火的制度，派斥候到远方，使百姓知道鸣金击鼓时进退、起坐、作止的规矩；胜利时不争先，失败时不落后。这就是谨慎守护法度而不敢丢失它的原因。一旦丢失法度，就不如没有法度那样便利。因此各自顺应自己的本性，使各自的生活安定，那么中国和胡人本来不能互相侵犯。只是实际并非如此，所以双方都各有可以制服对方的办法。胡人不能遵从中国的法度，就像中国不能遵从胡人的无法度一样。如今佩戴玉饰、穿着▯冕、垂着旒的人，这是宗庙祭祀所穿的服装，是用来登降、作揖、辞让、转身、俯仰以表现仪容的，却不能用来骑马射箭。蛮夷如果采用中国的法度，难道能够完全像中国那样吗？如果不能完全像中国，却又夹杂采用中国的法度，那就如同佩玉、穿▯冕、垂旒，却想用来骑射一样。过去吴国的先人剪断头发、身刺花纹，同鱼鳖龙蛇杂处了几十代，诸侯仍不敢窥伺它。后来楚国的申公巫臣开始教他们乘车、射箭、驾车，使他们出兵侵犯楚国；阖庐、夫差又放纵无止境的欲望，开挖沟渠、疏通水道，同齐、晋争强，在黄池之会强行穿戴中原衣冠。吴人承受不了这些弊端，最终被越国攻入。吴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正是它后来灭亡的原因。为什么呢？凭借蛮夷的资质，却贪图中国的美好，当然就容易被人谋取了。西晋灭亡时，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纷进入中国，其中豪杰接连兴起，成为他们的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这一类人，都凭借极其奇异的资质，驱使驾驭一时的贤能俊杰；强盛的甚至拥有天下大半，然而最终仍相继覆亡。远的不过传了一代、两代便灭亡了，为什么呢？他们的内心本来安于没有法度，却被中国的法度束缚；中国人本来安于法度，却苦于没有法度。君臣互相乖戾，上下彼此厌恶。因此即使建立都邑、设立宗庙，他们的内心仍惶惶不安，常常像寄居其中一样，又怎能长久呢？况且人如果抛弃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和分际，从来没有不灭亡的。契丹从五代时向南侵扰，乘石晋动乱之机，突然到达京城，看见中原的富庶华丽以及宗庙、社稷、宫殿、楼阙的壮观，便喜欢上了这些，知道自己不能留在这里，所以回去后暗中学习。山前诸郡既然被他们吞并，中国士大夫便有在他们朝廷中任职的了。因此，他们朝廷的礼仪、百官的名号、文武官员选举的制度、都邑郡县的建制，直到衣服饮食，都杂取中国的形式。然而他们父子聚居、尊重壮年而轻视老年、贪图所得而忘记失去、胜利时互不谦让、失败时互不救助的习性仍然存在。他们内部不能改变犬羊豺狼般的本性，外部又受华人法度牵制，这就是他们自己投进陷阱罗网的原因。可是中国人还说今天的匈奴已经不同于古代，他们的安排谋划都不再有蛮夷之心，认为不能谋取他们，这也是错误的估计。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深谋远虑、暗中策划的人。过去先王想谋划大事、建立奇功，如果不是这类人，便没有人能同他们共同完成。梁国的尉缭、汉朝的陈平，都曾在酒宴之间控制敌国的命运。这也是王者的心愿，只是希望解除天下的祸患罢了。

译契丹有三种可以利用的形势，而中国没有想到，这也实在令人惋惜。我看他们朝廷百官人数众多，中国士大夫交错其中，其中本来就有贤能俊杰、慷慨不屈的人；但侮辱甚至施加到公卿身上，鞭打扑击也施行于殿阶之下，贵为将相却免不了囚徒般的耻辱，当然会有怨恨愤懑、郁结不平而想要改变现状的人，只是还没有途径罢了。这些情况都可以用来取得他们的心，即使不能使他们为我所用，也可以借此离间疏远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就是由余进入秦国的原因。幽燕一带，自古以来就号称多有英雄豪杰，在图籍史册中有名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自宋朝兴起以来，各地贤能俊杰如云聚集、响应号召，无论远近，都想洗刷砥砺自己，来见识上国的光辉；只有这一地区独自陷于异族之手。过去太宗皇帝亲自征讨幽州，没有攻克便班师，听间谍说：幽州士民谋划着想要捉住他们的统帅，以城投降；听到皇帝车驾返回，没有不流泪的。而且胡人认为各郡百姓不是自己的族类，所以加重赋税、虐待役使他们；那么他们想归附中原的心，哪里还需要深谋远虑去诱导呢？这又足以作为谋取他们的条件。使他们上下互相猜疑，君主和百姓彼此不信任，然后就可以进攻了。俗话说：老鼠不能容纳洞穴，是因为嘴里衔着窭薮[原文疑有误]。他们僭越建立四座都城，分别设置守臣和地方长官，粮仓、府库无不齐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这些反而足以成为自己的牵累，守又守不住，抛弃又舍不得；华人和夷人杂居，也容易产生变乱。这样一来，中国的长处就足以发挥作用了。然而事情还不只是这样。中国不能谨慎守护自己的法度，契丹仰慕中国的法度，却不能纯粹实行，所以双方胜负相持不下，始终没有决定。蛮夷凭力量进攻，凭力量防守，凭力量作战，只要力量不够便逃走；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防守依靠形势，进攻依靠声势，作战依靠士气，所以百战之后力量仍有余。所谓形势，是有所不守，却使敌人无不顾忌；所谓声势，是有所不攻，却使敌人无不疲惫；所谓士气，是有所不战，却使敌人无不畏惧。假如去掉这三种条件而只同他们较量力量，中国本来就不是对手了，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希望国家留意这些大事，为此作出谋划；其中较小的事情，我还不敢说。◎杂策五首 【大禹疏通水道的方法】从大禹以后直到秦朝，一千多年间，住在河边的百姓，即使头发斑白，也不知道水淹没脚的祸患。从汉朝以后直到今天，几千年间，黄河造成的灾害绵延不断。难道圣人的功业到了汉朝就消失了吗？战国时期各国用兵，建国于河之ヂ者，以三晋最多。魏文侯时，白圭治理水患，功劳最大，但孟子讥讽他把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从此以后，有时决开河堤来进攻，有时开沟渠来防守，新的堤防不断兴起，旧的河道却随即失去。可是圣人的遗迹，仍然可以向年高的老人访问。秦朝没有及时治理黄河，把祸患遗留给汉朝；汉朝的办法又不足以守住。大禹时代，四条大河中只有黄河最难治理；面对难以治理的水，却采用不值得守护的办法，所以历经几千年仍不能使水患停止。圣人怜悯百姓，在朝廷上向左右辅弼大臣谋划，又向平民百姓访求意见；只要有人有所思考，谁敢不全部说出？大概住在陆地上的人不会驾船，而不会游泳的人即使从未见过船，也不会一接触便能操纵它；亲身遭受水患的人，了解它应当最详细。如今不如向海边的老百姓访问，并兴起天下的水利学。古代将要进行堵塞决口的工程，一定让通晓经术的大臣计算利害，又让治水工匠巡行察看地势；不能得到合适的工匠，就不能成功。所以三十多年之间，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兴办水利，是因为这门学问已经失传。《禹贡》的说法，不能算详尽了。然而地势高低的形势、先后次序、水量大小、蓄水泄水的适宜程度，以及需要投入力量的多少，仍然可以大略看出来。大体上先治理高处，后治理低处；从北方的冀州开始，向东到青州、徐州，向南到荆州、扬州，向西到梁州、雍州一带。长江、黄河、淮河、泗水治理平定之后，衡水、漳水、洚水，以及伊水、洛水、▯水、涧水之类，也随之得到治理。疏通小沟和大沟，疏导九条河川，使水汇聚在大野，筑堤蓄积九泽，于是蓄水和泄水的形势就便利了。兖州治理水患用了十三年，水土已经大致平治，所以用力多少，各有适宜的安排；这就是总的原则。孟子说：“大禹治水，是让水沿着地势流行。”这就是大禹疏通水道的方法。我私下认为，治理黄河的关键，应当推求其中的道理，并根据人情斟酌办理。黄河水势湍急凶猛，虽然也有水性本身的原因，但如果不是堤防阻挡激荡而造成这种情形，水势不会达到如此程度。古代黄河两岸没有居民，放弃土地作为水流汇聚之处；如今却修筑堤防，让百姓在堤上建屋居住，这就是所谓爱惜眼前尺寸之地，却忘记千里大患。所以说，减少堤防，水患就会减弱，道理就是这样。【修复废置的官职，荐举隐逸的贤人】

译古代百姓聚集并归附君主，君主选择臣子来教化百姓，开始时大概非常简约。唐尧、虞舜以来的情况，大体可以看见。经过夏、商直到周朝，法令日益增多，官职也随之增加，所以官职数目达到三百六十，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书经》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一百。”又说：“夏、商的官职增加了一倍，也能够任用贤能。”这是说官职虽然比古代多，但天下也因此得到了治理。周朝衰落时，宣王振兴它，号称中兴。但重黎的后代丧失了职责，成为司马氏；逐渐衰落到孔子时，周公的典章大概已经败坏了。卿世代为卿，大夫世代为大夫，贤能的人却无法进用。孔子慨然叹息，想修复废置的官职、荐举隐逸的贤人，以归拢天下人的心，推行政令于四方；《春秋》也讥刺世代享受禄位的臣子，大概是对时局伤痛到了极点。秦朝改变三代的制度后，官职品秩发生了一次变化；汉朝沿袭秦制，往往又增加设置，历代沿袭下来直到今天，于是官职制度极为完备。我担心冗杂的机构耗费百姓，却还不知道废置的官职是否可以恢复。然而古代官职中，名目还存在而实际职能已经消亡的很多。司农卿不以钱粮收入的虚实盈亏来责问，尚书令不以百官政绩优劣来追究，这难道不正是王体所应当重视的事情吗？国家自天圣年间起，诏令天下以研习经术和古文为务。从此，博学的君子无不纷纷到有关部门求进取；然而朝廷用来礼待他们的礼数还不完备，所以那些清白廉正而难以屈身求合的士人，仍未能全部出仕。如今提高礼遇，那么天下的遗逸之士就都会到来了。况且山岩林谷中的士人，虽有豪杰之才，本来却不知道簿书和吏务；他们刚强果断、直言无忌，不懂得避讳禁忌，所以先王把他们置于拾遗补阙的职位之间，这就是任用他们的办法。唉，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世上的君子安于自己的富贵，不再想到天下还有废置而没有修治的官职、逃散而没有举用的民众。如今皇上明白地提出策问，郑重地访求他们，以此发扬孔子千年来的长久忧虑，这是天下的幸事。天子六军的制度 《周礼》所说的田赋、夫家、车乘和徒卒的数目，是圣王的制度。它所说的五等诸侯以及封国大小，并不是圣人的制度，而是战国时增饰的文辞。为什么这样说呢？按照郑氏的解释，武王时周的土地狭小，所以诸侯的封地到百里便停止了。周公征伐不服从者，扩展了中原的疆域，因此大规模分封诸侯，诸公的封地达到五百里。我不知道武王时有哪个国家不服从，又不知道周公所征伐的是谁。东征的战事见于《诗经》《尚书》，难道他扩展土地千里，而史书竟不记载吗？这实在很可疑。周朝初年，诸侯有八百个；到春秋时期，存留下来的还不到几十个。郑国子产说过：“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如今晋、楚拥有万辆兵车；如果不是侵吞小国，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子产博闻多识，他的话应当可信。先儒有的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阴谋家所作的书，也不是没有道理。《王制》说：公、侯的封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的说法也如此。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制度。鲁国有千辆兵车，是僭越。《春秋》记载“大搜”“大阅”，都是用来讥刺它的。说它兵车太多、徒卒太众，并非鲁国应当拥有的，所以称为“大”。周朝的制度是四丘为一甸，每甸出长毂车一乘；鲁国没有一千甸那么大的封地，这也很明白了。然而《诗经》中又见有公车千乘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解释《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辞句的意义，也不要因为辞句而损害诗的本意。”天子的马不过养在十二间马厩中，而《诗经》却有“騋牝三千”的话，是赞美其富足，并非讥刺其僭越，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诗。千乘的总数，虽说可供七万五千人使用，但其中有一半是余卒。因此三万人只是公室的徒卒罢了。鲁襄公十一年，才开始设置三军；僖公时代，还没有达到三万人。我又怀疑诗人把数字夸大了。停战已经很久了，国家却更加困窘 中国有夷狄的祸患，就像人有手脚的疾病一样。如果不能忍受药石的苦楚和针砭的创伤，等到病流入骨髓，我恐怕它的痛苦就不只是药石所能治的程度，创伤也不只是针砭所能造成的程度了。中国把两个敌国看作禽兽，所以每年都用丰厚的财利供给它们，使它们受约束羁绊。圣人爱护中国、不愿残害百姓的心意，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然而夷狄贪婪，渐渐不能再助长其欲望；它们一天比一天富足、一天比一天骄横，时间久了也难以制服。因此自宝元以来，赋税征敛日益繁多，虽已停战十多年，百姓却正因此而困苦，这种损耗是暗中发生而人们没有察觉的。从前先皇帝震怒，发大军向匈奴问罪，军队出动不久，丑恶的敌虏便接受盟约。西夏战事中，边臣整顿军队、振作军旅，不到几年，西夏也随即解甲。那时的军费，与如今无休止的贿赂相比，不能相提并论。天子恭谨节俭，超过汉文帝、汉景帝；百官奉行法令，没有人敢逾越僭妄，而两个敌国实际上正在残害我们的百姓，这正是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捶胸叹息的原因。况且动用天下这样大的力量去诛讨几个县的敌虏，所以朝廷上下都感到满足，内外没有不欢欣的；舍弃有限的财物去填塞无底的欲望，所以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越来越多，而国库储藏得越来越急迫。这是天下人都明白而容易理解的道理，只看在上位的人是否真正谋划它。关陇游民私自铸钱和江淮漕卒成为盗贼的原因

译夏、商、周三代用来养育百姓的办法是完备的。农民努力耕种来获得食物，工匠制造器物供人使用，商人借此资助流通，使它们通行天下。百姓所吃的，没有不合乎义的食物；所用的器物，没有不合乎义的器物；商人使它们流通，也不是用不合乎义的东西来资助百姓。饮食器用的利益都凭义取得，于是使百姓想求取利益时，若不合乎义便无从得到。后世赋税征取没有限度，货币制度没有法则，义理穷困而欺诈得势。三代的百姓并不是真心喜好义，只是天下的利益都从义而出，百姓自然没有不喜好的。后世使百姓求取利益，除了欺诈便没有别的途径。因此法令一天比一天增多，弊端也更加繁杂；刑罚禁令十分严厉，奸邪却无法停止。唉，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治理根本问题，早晨下令，晚上就能顺从；补救末端弊病，却经历百世也不能改变。私自铸钱的弊病，起因于钱币太轻；如果钱币的价值能像黄金的价值一样，即使奖赏，人们也不会私铸。如今秦、蜀一带又把纸撕开来制造货币，加上符信，便能把泥土草芥变成金玉，怎么能要求百姓不奔向它、不仿效它呢？喜爱生存、厌恶死亡，是天下最真实的情感。我姑且用死刑拘束他们，然而仍有人接连不断地赴市受刑，是饥寒在内心驱逼他们，而他们又没有办法自行生存。有人说：“反正都是一死，只是有人或许能够免死。”漕卒的过错，产生于贫困而无处申诉：一家人住在船上，子孙长久生活在江淮之间；粗布短衣破旧不全，粗劣的食物也供应不足；严冬大雪，水道干涸，手脚冻裂溃烂，连续多年不能轮换。如果稍微提高他们的供给，让他们能够轮换劳作，大概盗贼之患也会逐渐平息。见到利益却不动心，是伯夷、叔齐的事情；处于穷困却不做不义之事，是颜渊的事情。拿伯夷、叔齐、颜渊的操守去要求没有知识的百姓，也已经过分了。所以廷尉、大农所忧虑的，并不是百姓的罪过，也不是士兵的罪过，而是上位者的过错。●卷四十九 ◎策问二十三首 私试策问八首 问：君主没有不想使国家安定生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他的国家常常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为什么呢？他所忧虑的，并不是导致混乱和灭亡的因素；而导致混乱和灭亡的因素，常常出现在他没有忧虑的地方。请借汉代来说明。过去汉高帝时期，天下已经平定，当时所忧虑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而已。这四位诸侯都没能活过高帝一朝，相继覆灭，封国也不再延续。到了吕氏之祸时，仍然只是异姓的问题。吕氏已经灭亡，而吴、楚的忧患又几乎导致汉朝亡国。当韩信、彭越和吕氏之祸发生时，只怕同姓诸侯不能繁衍昌盛。可是等到同姓诸侯发动变乱时，其祸患又远远超过异姓诸侯。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认为只要把诸侯分割削弱，汉朝就可以百世无忧。到了汉武帝时，诸侯的祸患稍稍衰减，匈奴的祸患却正盛，于是又以为天下的忧患只在这里。到了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期，诸侯王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匈奴又被击破灭亡，臣服于汉。然而汉朝最终中道衰绝而无法挽救，原因却是没有考虑到王氏。世祖建立东汉之后，对上吸取韩信、彭越的教训，中间鉴戒七国之变，下又哀痛王氏之祸，于是把诸将全部封为侯，却不让他们掌握政事；裁减同姓诸侯的封地，削弱三公的权力，以为前代的弊病都已经除去了。等到东汉衰败时，宦官的权势兴盛，党锢之祸发生，士大夫彼此捶胸而清谈，认为天子只要有一天诛杀宦官、解除党锢，天下仍然可以无事。于是他们从外面召来诸将，在内部胁迫皇帝。宦官被诛杀得一个不剩，而董卓、曹操之流也因此使汉朝灭亡。汉朝所忧虑的事情一共发生了六次变化，它的混乱和灭亡总是出现在没有忧虑的地方，最终也无法防备。由此看来，国家治乱存亡的趋势，难道都是自己招致的吗？还是像江河迁徙那样，其中的势力自有相互激荡的原因，只是自己并不知道呢？又或者可以用道理推究、用力量挽救，而没有人去做吗？如今如果总是等事情发生才应对，等祸患到来才谋划，那么天下的祸患将无法全部防备，政治教化也将无法应付不断的变化。这样岂不是早晨还崇尚文治，晚上就改崇武力；忽然宽缓，骤然严猛吗？想来是否有一种可以长久遵守而不改变的原则，即使有小的祸患也不足以忧虑？希望借论说汉代，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问：古代三代之时，有些公卿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担任此职，也有士人到老都不能升迁。官职有固定的人选，人也有恒常的心志。所以担任周朝公卿的，不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就是王室的子弟。出身田野、起自平民而做到公卿宰相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罢了。士人终身勤苦学习，讲习道艺，修养品行，希望取得乡里的声誉，不过是希望被乡大夫列入贤能之书。他们经过选举升进，最多不过成为一命之士；其中杰出的人做到大夫，也就到头了。周朝时期，诸侯主持政事的卿，都是世代大臣的子孙；那么平民出身的士人，他们仕进大概也有一定的界限。当时士人都安于自己的学习，乐于自己的身份，不因小官而疲倦，并且相互扶持去治理，所以民政得以修治，世代事务得以举办。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使天下士人纷纷进用、轮番任职，即使是平民中的贤者，也能突然进入朝廷，于是士人开始产生无止境的欲望。官府的事务不能修治，民政不能整顿，并不是他们不能做，而是不屑于做。先王任用人才，希望人人都能自得其乐，终老也不疲倦，因此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如今人的才能本来平常，又加上已经厌倦任事的心态，这种弊病哪里说得尽呢！如今州县的官吏，有的因为某种缘故不能改任他官，便滞留在州县不能离开；时间久的，不过任为职官、令、录来登记名籍。仕途通达的人，从县令做郡里的通判，再从郡通判做到郡守；做到郡守而没有其他才能的，又滞留在太守任上而不能离开。由此看来，职官、令、录和郡守这四类职位，成了国家弃置人才的储存处，也是仕途不得意者滞留而无所作为的地方。太守职位如此重要，职官、令、录又如此接近百姓，却拿弃置的人才来任用，使不得志的人滞留在这些职位上，这难道是先王使人不感到疲倦的本意吗？唉，大概也是形势所迫而不得已。处在今天的形势下，怎样才能使天下士人各自安守本分，不轻视小官？怎样才能使这四类职位中的人不断流动而不感到疲倦，又不至于产生无所凭借、无聊自弃的心情？请把这些都写在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