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奏议四首

译臣请逐一说明。想要兴起德行，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影响万物，慎重对待好恶以表率风俗，正如孟子所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谁不正义。”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天下人都会跟随。若想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那么就是教天下人一起作伪。上面以孝来选人，勇敢的人就割断衣服，胆怯的人就为父母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来选人，就使用破车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君主意旨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德行的弊病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从文章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来说，诗赋、策论全都没有实际用处。明知它们没有用处，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只是因为设置法令来选取士人，不过如此而已。难道只有我朝祖宗这样，自古尧舜也是如此。《尚书》说：“广泛进言，再以政绩明确考察。”从尧舜以来，进用人才何尝不是依据言论，考察人才何尝不是依据功绩呢？议论者一定要用策论来决定贤愚、判断能否，臣请拿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谁超过杨亿。假如杨亿还活着，他也是忠诚清正、刚直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研究古代的，没有谁超过孙复、石介。假如孙复、石介还活着，他们就是迂腐空疏、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把这种人用于政事呢？从唐代到今天，以诗赋闻名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却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世士人编集经史、缀辑时务，称为策括。对考试所列条目，他们几乎搜罗殆尽，到临考时便剽窃抄袭，改换首尾，用来迷惑主管官员，而官员无法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成功；没有声律、病句和对偶的限制，所以难以精细考察。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考察的官员，其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有弊病的制度。它虽然有按名声取人的做法，能够压倒众议中的美誉，却也有贿赂公然流行、权贵请托的祸害，甚至使恩宠脱离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了唐中叶，终于形成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哪里值得推崇呢？各科取士，大多出自三种途径：善于作文的已经改变身份成为进士，明晓经义的又都离去成为明经，剩下的都是质朴鲁钝、未受教化的人。至于人才，各有一定的分量，一旦用于政事，能干与否自然会显现。如今进士日夜研治经传，又把子书、史书附带学习，贯通驰骋，可以说是博学了。至于临政办事时，何曾用到其中一两分呢？回头看看过去所学，已经成了空洞的器具；却想让这类人分辨注疏，粗略懂得大义，并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疏远了。所以臣说：这几种意见都是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只希望陛下留意长远而重大的事情。若一定要提拔贤俊、贬退庸邪，统览众多人才，经略天下事务，那么在于陛下和几位大臣，下至各路职司以及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区区学校、贡举之法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有过分忧虑的事情，怎敢不把它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逐渐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治，直到今天还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因为认为懂得它的人很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能听到。”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没有听到，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种情况难道可以相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看作圣人，在市场上卖书的人，若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却没有实际内容，无法穷尽；看他们的仪态，超然无所执着而不可测量，难道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吗？大概只是中等人的本性安于放纵、乐于荒诞罢了。假如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齐同生死、混同毁誉，轻视富贵、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来磨炼世道、砥砺愚钝者的名位、器物、爵禄，也就废弃了。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呢？更何况那些人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取他们的话来欺骗世人。臣希望陛下明确敕令主管官员，用合乎法度的言论来考察士人，用实际学问来选取士人。广泛通晓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入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就会稍稍淳厚，学术接近正道，大概可以得到忠诚质实的人，不至于踏上衰败末世的风气，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谨此记录上奏，恭候圣旨。【谏买浙灯状】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上奏：臣先前蒙受召见，在便殿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陛下认为，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替朕深思国家的治乱，指出政事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从那以后，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不向他们说明陛下这番话的；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盛大的德行，也是希望朝廷之中像臣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因身份疏远、地位卑贱而隔绝废弃他们的言论，共同献出所听闻的意见，来辅助完成太平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先要求别人，不如自己有实际行动而使别人自然受到劝勉。要知道陛下是否真正能够接受臣下的意见，没有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办法了。所以臣愿意以自身先行，在天下人面前从小事试验它：对上可以稍微补助圣明，对下可以替贤能之士预先判断此事是否可行。即使因此获罪，死一万次也没有悔恨。臣下私下看到，宫中使者传达诏令，命府市司购买四千多盏浙江灯；有关部门把实际价格具文上报，陛下又命令压低价格收买。如今灯已全部拘收，禁止民间私自购买，等待上面的命令。臣起初听说此事，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是替陛下痛惜这样的举动。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陛下留心经术，举动效法尧舜；即使穷尽天下人的嗜好，也不足以换取陛下的快乐；用尽天下的珍玩，也不足以解除陛下的忧虑，难道陛下会把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使二宫欢喜，从而把天下供养长辈的礼数做到极致罢了。然而最大的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百姓不可能家家都明白其中深意，都会说陛下为了耳目所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了他们口粮衣物所必需的资财。卖灯的百姓，通常都不是富豪人家，都是借债并支付利息，积存了一整年，衣食生计就指望这十来天。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只能加价高价收买，怎么可以减价低价付给他们呢？这件事虽然极小，涉及的体统却非常重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同这些小民争夺这点微末利益吗？难道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却花费太多吗？如果知道它没有用处，何必再索取？如果嫌花费太多，那就不如不要购买。况且内廷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本来就少，也没有拘收督促逼迫的严厉，花费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臣希望收回先前的命令，一切恢复旧例。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平日所受恩德已经很厚；怨恨〔字样疑误〕却很容易产生，难道能不谨慎吗！难道能不畏惧吗！

译近来小人妄造谣言，士人有延长科场年限的说法，商人有在京城实行榷酒的议论，官吏担心减俸，士兵担心减廪。虽然这几件事朝廷绝没有决定实行，但造成这些纷纷议论，也可以看出陛下勤勉体恤百姓的德意尚未被下民信服，而有关部门聚敛财物的意图，或许已经显露在民间。正应当责备自己，反省求改，以消除进谗邪说者的口舌；可是台官又劝陛下用严刑悍吏逮捕并杀戮他们，损害圣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加上买灯这件事，使他们可以借此作为造谣的口实，臣实在为此痛惜。如今各种冗杂事务还没有革除，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库财物，不使用大司农的钱，但内库所储存的，哪一样不是民力所供养的呢？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度上，哪里比得上留存起来，等待匮乏断绝时使用呢？所以臣希望陛下今后放灯，以及凡是游观苑囿、宴饮享乐、赏赐之类，都命有关部门务必从俭节约。前些时候诏令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明断的做法，是深谋远虑、割舍私爱来为百姓着想。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不能不对陛下略有期望：只应当痛下决心，自我刻意节损，以身作则，使人知道人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样不只是节省费用，也可以消除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献上他所养的名鹰，李大亮不答应，唐太宗却十分赞许他。诏书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集▯▯，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论奏此事，反而把使者遣返。明皇又命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任浙西时，诏令制造二十件银▯子妆具、织绫二千匹，李德裕上疏极力论奏，也因此罢免了这件事。假如陛下身边的台谏官中有这样几个人，买灯的事情就一定会极力进言；朝廷外的有关部门中有这样几个人，买灯的诏令就一定不会奉行。陛下聪明睿圣，追踪尧舜的事业，而群臣不拿唐太宗、明皇时的事情来劝谏陛下，臣私下曾深深责怪他们。臣忝居府中属官，亲眼见到这件事，如果又不说，臣的罪过就大了。陛下如果赦免臣而不杀，那么臣还有比这更超越职分的话，怎么能不为陛下全部说出呢？如果不赦免，这也是臣应当承受的。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陛下下诏。《上皇帝书》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冒万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不自量愚昧卑贱，擅自上密封奏章谈论买灯的事情。自知冒犯天威，罪不可赦，便在私室中铺着草席，等待斧钺诛杀，同时侧耳等候了十多天，却没有听到威严的命令。向府司询问，才知道买灯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才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臣惊喜过望，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听从善言如同水流归下，这是尧、舜、禹、汤勉强自己而努力实行的事情，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顾念买灯这样微小如毫发的过失，哪里能够累及日月的光明呢？可是陛下立即改变命令，片刻也没有耽搁，这就是所谓智慧超出天下，却能听从最愚昧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向一个匹夫屈尊。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同尧舜相比，可以同汤武相比，可以同陛下使百姓富足而停止刑罚，也可以同陛下使军队强盛而降服戎虏。拥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再顾及其他事情。此前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买灯更大的，却偏偏把这件事作为首先进言的对象。大概在尚未取得信任时便进谏，圣人不会赞许；交往浅而言语深，是君子所戒惧的。因此臣试着先谈论小事，而那些大事本来要等到取得信任之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这就是已经允许臣进言了。既然得到允许却不说，臣便有罪，所以希望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只希望陛下凝聚人心、厚重风俗、保存纪纲罢了。人没有不有所凭借的：臣下凭借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凭借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人主所凭借的又是谁呢？《书》说：“我面对亿兆百姓，心情战栗，就像驾驭六匹马拉着一辆由朽烂缰绳控制的车。”这是说天下没有比人主更危险的了。百姓聚合起来就是君民，离散开来就是仇敌；人心的聚散之间，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因此天下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人主所凭借的只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人主，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灯没有油就会灭，鱼没有水就会死，农夫没有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穷；人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不可逃避的灾祸。它的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喜好灭亡，疯狂失去理智，那么谁敢放纵自己的胸怀意气，轻易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贿赂伯石来安定卿大夫之家，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子夏也说：“取得信任之后，才可以使唤百姓；尚未取得信任，就会被认为是在虐害自己。” 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人们的议论，虽然能够迅速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使他的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取得天下，也很快就失去了。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没有免祸，背负罪名出逃，诸侯不肯接纳他，后来被车裂示众，秦国人也没有为他哀痛。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因为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因为得到众人而强大。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行为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内心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诸桓未必正确，但众人乐意，国家便因此安定；庾亮召用苏峻未必错误，但形势上有所不可，反而造成危辱。从古到今，没有同众人和易相处却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却不危险的。

译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并不喜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自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历经一百年，从未耽误过事情。如今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司，号称“制置三司条例”。让六七个少年在内日夜研究，让四十多名使者分头到外地经营办理，开端规模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惑不安。贤能的人想求得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不免忧虑；小人则根据这些意图揣度朝廷，因而加以诽谤。有人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论财利，说执政身为天子的宰相却治理财货；商人不敢经营，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繁。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将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深山应当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田产，有人说要减削士兵、官吏的廪禄，这一类说法多得无法尽述。更严重的甚至认为朝廷想恢复肉刑。此话一出，百姓就要惊恐戒备。陛下和二三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没有人理会，只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是真的，但只要有相似的迹象，就足以招致诽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人一定贪财，然后别人才能怀疑他偷盗；人一定好色，然后别人才能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司，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这样的工具，却讳言它所做的事情；有了这样的名称，却推辞它的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为自己辩解，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求取财利的名目；六七个少年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取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进入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开鹰犬，野兽自然会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丢掉网罟，人们自然会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邪、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创设这个司的原因，不过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罢去它便不能兴利除害，那就不要罢；如果罢去它而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又何苦不罢呢？陛下想除去积弊、制定法令，必定应当让宰相详细商议后再实行。事情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令不能不经过中书省、详细商议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司，岂不是多余而且没有名义吗？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书·纪》中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大事；唐代房玄龄、杜如晦时期，《传》中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劳，但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推重文帝、景帝，谈论贤能的人都推重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因为事情已经树立成功，却看不见留下的痕迹；功劳已经成就，却没有人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岂只是用兵，事情无不如此。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还没有成功一分，而踪迹已经传播天下，像泥地里争斗的野兽一样明显，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选择三司官属和漕运使、副使，由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勤勉研究，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除去，而百姓不会知道。只是担心立志不坚定，中途废弃。孟子说：“前进得过于急迫，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来，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急于求快就不能达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书》说：“谋划要同卿士商议，直到普通百姓；大家完全同意，才达到大吉。”如果违背多数而听从少数，安静时会吉利，行动起来就会凶险。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而不愿办理，外面的议论也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用此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然承受这个名声而不推辞，这不是臣的愚见所能理解的。君臣辛劳忧惧，已经将近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了五千多人罢了。用这样的办法，谁不能做到呢？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好的法令。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同汉文帝、景帝相比，当时只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办事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直到萧齐仍未革除此弊。因此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说，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情态还不同；晚上住进村县，威势和恩惠便立即施行，驱赶邮传，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疲劳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使，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摄御史，分头巡行天下，招徕流散户口，核查责问漏报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皇甫▯、杨相如都认为不便，相继被罢黜。虽然查得八十多万户，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上意，把主户说成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让百官在都省集中议论，而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试取他的《传》来读一读，看看他所做的是对还是错？近来均税宽恤，官员车盖接连不断，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的错误，但天下至今仍把它当作诽谤的口实。还不到几年，是非就清楚可见了。臣担心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况且如今所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地位低而权力重。地位低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从，有时会招致轻慢而发生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功劳，必定要制造事情来敷衍责任。陛下即使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通常心情，是不只听从命令，还要揣摩并迎合君主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同意而厌恶异议，意向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担心陛下的赤子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年岁了。

译至于要实行的事情，过路的人都知道它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用它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好几斗；一边灌溉一边施肥，使我的禾黍长大。”什么时候说过使我的粳稻长大呢？如今想筑堤拦水使它清澈，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的堤塘来蓄水，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满了。陛下突然相信这种说法，即使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陛下有意兴修水利，上面耗费内库和国家仓廪，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天下长久太平，人口物产不断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寻访水利，正所谓没有虞人引导却去追逐鹿，不仅徒劳，必定还会造成极大扰乱。凡是有人规划利害，不论什么人，小的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根据才能加以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也一并从重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原宥。如果才能力量不足以办理兴修，便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各色人等如果妄自陈奏，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办工程，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轻浮庸俗、轻率妄为、游荡奸诈的人，就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成功就有奖赏，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即使知道方案疏漏，难道能立即压制并退回吗？各地追集老少百姓，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所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被扰得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定暂且兴起役事。为什么呢？阻挠的罪过重，而错误兴工的过错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会这样。况且古代的陂塘废堰，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经过年月已同永久产业一样；如果想兴复，必定要全部追收，人心或许会动摇，这很不是善政。又有喜欢打官司的党徒和多有怨恨的人，妄说某处可以修筑陂渠，企图毁坏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别人的旧业，说成官陂，冒充佃户的诉讼一定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明白朝廷本来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偏要实行呢？自古以来役使人力，必定要使用乡户，正如吃饭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丝麻，渡河必定要用舟楫，行走陆地必定要用牛马。即使其中偶尔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最终也不是天下能够长期实行的。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用役夫，就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掉五谷，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又想由官府出售各地的坊场，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役，也完全没有酬劳。长役所得本来就少，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状况衰颓，就可想而知了。士大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到四方做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得到一些娱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困乏得太厉害，厨传供应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一点，一定不会肯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治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跑更严的：禁军逃跑三次，厢军逃跑五次，大多都处死。然而逃军常常遍及天下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同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跑，又该怎样治罪？这种惩罚势必比逃军轻，那么逃跑一定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岂不是更难办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多雇人服役，然而所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役。这样，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而实行两税法，取大历十四年各种赋税征收的数额来确定两税的额度，那么租调和庸役已经都包括在两税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还想再征庸钱呢？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要替后世考虑，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另立税名呢？万一不幸，后世有贪多的君主，又有帮助他聚敛的臣子，庸钱不废除，差役仍旧实行，使天下产生怨恨〔字样疑误〕，追究它的来源，必定会有承担罪责的人。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同乡户平均服役，让品官和有势力的人家同普通百姓一起服事。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说：“《周礼》规定，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不种植桑麻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开口的理由。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了他们田地却不耕种，劝他们务农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如今百姓没有办法谋生，离开农业去做商人，这是形势所迫，为什么还要以服役的名义役使他们呢？况且一年戍守边疆，不过三天，三天雇役的工钱是三百。如今世代三大户的役，从公卿以下没有人可以免除，它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事事都有旧例可援；如果百姓不喜欢、习俗不安定，即使有经典中的明确文字，也不能弥补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无疑会产生怨恨。女户和单丁户，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困穷的。古代的君王首先致力于体恤他们，而如今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虽有男丁但还年幼。假如宽免他们几年，他们一定会长成成年而服役，直到老死都被官府役使。陛下拥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呢？

译孟子说：“第一个制作土偶来陪葬的人，大概会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作丘甲”“用田赋”，都是因为特别重视最初给百姓造成祸害的事情。青苗钱放贷，自古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经常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强行摊派吗？将来天下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明文法令，有关官司又常常执行，可是买绢从来没有不折成盐的，粮草从来没有不折成钞的；由此可知，青苗钱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比如治平初年，拣选刺配义勇，当时诏旨安慰晓谕，明确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像盟约一样。到今天才过了多少日子，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用它代替还回东军，有人想用它抵换弓手；禁约难以凭信，这不是很明白吗？即使这项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愿意申请的人家，必定都是孤贫而无力自济的人。家中如果本来有余财，何至于同官府交易？这些人被鞭打逼迫得更急，就会接着逃亡；逃亡之后，又会把负担均摊给邻近的保甲。事情的趋势必然会这样，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所守的条款简约，而所能救济的范围很广。假设有一万户的县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就会平稳。一个市场的价格平稳，一个地区的粮食自然充足，没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改成青苗，每户借一斛，千户以外的人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一部分用于借贷，那么能收购多少粮食呢？由此可知，常平和青苗在形势上不能并立，损坏那个而成就这个，损失反而更多，既亏害官府又伤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来得及吗？臣私下估计，陛下想考察实际情况，必定也会询问别人；人们知道陛下正想强力推行，必定会说这项法令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怕不能凭信。怎样可以证明呢？臣前些时候在陕西，见到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曾亲自巡行，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返回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服从。自古以来迎合上意、求取容悦就是如此。否则，山东的盗贼，汉二世怎么会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明皇怎么会不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也希望陛下慎重听取罢了。从前汉武帝时期，财力耗尽，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导致动乱。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依从民意而把它废止，天下归心，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这种说法还很浅近，只说把贵地的货物运到贱地，把近处的货物运到远处。然而大量设置官属，支出许多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朝廷虽然没有明说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变易，既然实行变易，却不与商人争利，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商人的经营，曲折而难行：买进时要提前付款，卖出时要过后收取货款，各方面互相接济，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润由此取得。如今官府买这些货物，必定要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文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厚；不是优良货物不收，不行贿就办不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一定比民间贵。到出售时，弊病又同从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竟拿出五百万缗钱交给他们。这笔钱一旦发出，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即使其中稍有所得，征收商税的数额所受损失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却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获得却指称为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说成青苗的功劳，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的利益，同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陛下洞察天机，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知道吗？陛下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陛下立场不一、任用人不能有始有终，所以迟疑拖延岁月，希望万一能够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势力，想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印。后来听到留侯的话，又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称赞好主意还没有多久，接着就转为斥骂；刻印、销印，简直像小孩子游戏。这哪里损害了高祖识人的智慧？恰好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做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开始，所以劝陛下坚决坚持、不顾一切，一定要实行。这不过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劳的人所说的冒险侥幸之论。陛下如果听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浮夸的高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持守空洞的名声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的凝聚人心，就是说的这个。

译进言的士人已经不少了，是否也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过陛下呢？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力量的强弱；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财富的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强大而富裕，也不能挽救短促灭亡。人主知道这一点，就知道轻重所在了。因此古代贤君，不因为国家弱小就忘掉道德，不因为贫穷就损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人的国家，也用这个道理来考察。齐国强盛至极，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弱小至极，季札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打败楚国、攻入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何曾知道晋朝将要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房乔知道隋朝不能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朝见呼韩邪，功劳多于汉武帝、汉宣帝，却偷安享乐而使王氏的祸患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河湟，力量强于宪宗、武宗，却消减兵力而使庞勋之乱兴起。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厚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劳而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裕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是有功可以；但国家能延续多久，却不在这些事情上。国家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体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元气还存在，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使用药物，就选择品级上等、性质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无害的药物，使五脏调和、寿命延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嫌弃吐纳导引的迟效，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来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空虚，倒毙只是早晚的事。天下的形势同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深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忠厚之人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似乎迟钝；然而最终不肯用前者取代后者，因为知道得到的少而丧失的多。曹参是贤相，说要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笑谢安只会清谈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掌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追求迅速办成事情，逐利的一群人互相仿效，渐渐成为风气。德宗初即位，提拔崔▯甫为宰相。崔▯甫以道德宽厚的原则，推广皇上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片和谐，天下人都寄予希望，几乎可以赶上贞观。到卢杞为相时，劝说皇上用刑名法术整顿天下，逐渐造成风俗浇薄，最终导致皇帝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持法极为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章。然而考察他的成效，有人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也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存。但只是因为他的德泽留在人心，风俗使人知道义理。所以仁祖升遐之日，天下人如同失去父母，社稷能够长久延续，最终一定要依赖他的德政。这样看来，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如今议论的人没有察觉，只看见仁祖晚年官吏多有因循、事情没有振作办理，便想用苛刻明察来矫正，用才智技能来整齐他们，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谋求一切事情迅速成功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了。况且大的时势不可能完全整齐，人谁能没有过错？国君如果贪求污垢，无限明察也不会有同道之人。如果陛下从多方面包容，人才就可以逐步任用。若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都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难道也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命虎圈啬夫，释之认为他只是口才锋利，会损伤风俗。如今如果因为口舌敏捷善辩就选取士人，因为应答迟钝就斥退人才，因为虚浮夸诞而没有实际就认为善于文章，因为矫激而不肯做官就认为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要逐渐消散微薄了。

译自古任用人才，必须让他们经历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一定要有已经完成的功劳：一方面使他经历变化而知道艰难，办事不轻率；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从前先主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不合适，认为黄忠的名望一向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一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以黄忠豪勇的资质、先主君臣之间的契合，尚且还要考虑这一点，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一件深深遗憾的事。臣曾推究其中的意义，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担任属国官，想用此牵制单于，那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从前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在平城受困，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像贾谊这样的人吗？他所说的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很疏漏，而想用它来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轻易，正像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几乎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历艰难，也一定会自己悔恨当初的言论；等到晚年再施行，他的办法必定精密，只是不幸早死，事情没有发展到他预想的地步。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灌婴难道是蒙蔽贤能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汉文帝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贤相申屠嘉因此愤懑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难，晁错的办法也穷尽了。汉文帝、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体说来，名位、器用、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以后才升迁，以表明它需要长期努力而且难以得到，这样人人就能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多开设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那么公卿侍从的职位，走几步就可以谋求；已经得到的人不肯把自己说成是侥幸，未得到的人却必定都把自己沉沦失意当作怨恨。假使天下循常升迁的人都因此产生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呢？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荐举并经历多重艰难，计算考核精细到丝毫。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情不顺，常常终身被弃置。如今却因为一句荐言，举荐上去就授给官职，还唯恐不够相称，章服随即送到。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久次才得到官职的人，凭什么能够心服呢？循常升迁的人，不是担任守就是担任令，官员多而职位少，早已是他们的忧患，不能再开设许多门路来让投机取巧的人晋进。如果巧诈的人侵夺得太厉害，朴拙的人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适从；利害相互对照，不得不加以察看。因此近些年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而巧佞的人越来越多。只希望陛下重视他们、珍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来三司献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们提前按次序指名占取职位来酬劳，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提前占据空缺，循常候补的人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此外，负责发运、均输，巡按农田水利，已经振动了监司的体制，各人都怀着求取升用的心思；转对的人希望凭迎合圣意而突然升迁，奏课的人希望评为优等而迅速升进，彼此用力量争胜，用言语争高，名分和实际就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本心，使奸邪没有可乘之机，使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臣所希望的厚重风俗，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牵制，轻重彼此制衡。像周、唐那样，是外重而内轻；像秦、魏那样，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定有强大诸侯觊觎天子之位的忧患。圣人在国家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病。我恭敬地思考祖宗深谋远虑、预先防备的用心，本来不是小臣所能臆测而全部知道的。然而只看任用台谏这一点，就可见圣人防范过度的深谋。遍览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而死的人大概有几百个；自建隆以来，却从未因一句话治罪过人，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越级升迁。允许根据传闻进言，却不设官长统属；所关乎的声望，不问尊卑。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就等待治罪。所以仁宗时期，议论者讥笑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风旨罢了。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台谏官固然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折断奸臣刚刚萌发的势头，挽救内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出现时，用台谏来折服他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势力，再用武力取缔就不够了。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向上体察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替子孙建立万一的防备吗？朝廷的纪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译臣从小所记得的，以及听年长者谈说的，都认为台谏所说的话，通常会随着天下的公论。公论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论所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庙初年，开始提出尊亲的议论，这本来不是人主的大过错，也没有礼典中的明文，只是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论不答应，当时的台谏甚至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交集，公论所在，也可以看出来了，但台谏却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很失望。弹劾的威势积累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发振作；风采消磨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起的。臣担心从今以后，这种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至于人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的时候，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之后，又担心得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起初读到这段话，怀疑它说得太过分，认为鄙夫担心失去，不过是想保住职位、苟且容身罢了。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于是拥立二世，终于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他的罪恶，于是误导德宗，导致天下再次发生动乱。他们的心本来只是产生于担心失去权位，祸患却终于达到亡国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以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常有不顾自身、冒犯君颜的人，这样到了危难之时，才或许有以义赴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到了危难之时，又凭什么要求他们为守节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而不盲目相同，小人盲目相同而不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相同就像水流汇合。孙宝曾说：“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召公是极贤能的人，尚且彼此不愉快，这件事在经典中有记载，但两人谁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他每次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赞说好，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得完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假如说的话没有不同意见，心意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只是一人先唱、众人相继附和，那么谁还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处在其中，人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希望保存纲纪，正是这个意思。臣并不敢逐一诋毁新政，姑且提出异议。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缮完备器械、检阅操习鼓旗，这些都是陛下谋划极其明察、意志刚健而果断的表现，既然舆论已经赞同，臣怎么敢再有言辞。至于臣所进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都认为有问题的事情，谁会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荡。”舜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酗酒。”成王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人君都没有因此治罪他们，反而把这些话写入史册，认为是美谈。假如臣所进的三句话，朝廷从来都没有这种情况，那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幸参与其中。假如有万分之一与之相似，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然而臣这样谋划，可以说是愚蠢了。凭蝼蚁一般的性命，去试探雷霆般的威严；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哪里能够多次获得赦免？严重的话会身首异处、家门破败，轻的话也会削除名籍、流放荒远之地，流离在道路上。不过，陛下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以前参与讨论学校贡举的事情，首先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预料自己会被放逐，哪里敢指望保全自身。而陛下唯独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召臣入对，和缓地谈了很久，甚至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有生而知之的天性，上天赋予您文武才略，不必担心您不明察，不必担心您不勤勉，也不必担心您不果断，只担心您求治过于急切，进用人才过于锐利，听取意见过于广泛。”陛下又让我详细说明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你所进的三句话，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才有，陛下容忍臣已经很久了。难道会在开始时容忍臣，到了最后却不赦免臣吗？臣凭借这一点进言，所以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讽刺责臣的人已经很多，怨恨仇视臣的人确实不少，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周纳的手法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无法做到，那岂不是危险吗？臣不怕死亡，只担心天下把臣作为戒鉴，从此再没有人进言。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地写作，奏表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好几次。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说出了这些话。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忠心，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至极之情。【再次上皇帝书】

译熙宁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冒着万死恭敬拜上书给皇帝陛下。臣听说，益告诫禹说：“任用贤人不要怀疑，除去邪恶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看是否合适，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丧师，悔恨痛苦并且发誓自戒，孔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自古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能像流水一样接受劝谏，不怕改正过错，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帝王中最杰出的。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圣贤的举动，明白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情，有对有错。是非邪正，不过这两方面而已：正的就任用，邪的就罢去；对的就施行，错的就破除。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就像饿了必然要吃饭、渴了必然要喝水一样，难道还能另外产生一套道理，曲意粉饰，而欺骗天下吗？《尚书》说：“与治理同一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做同样的事，没有不灭亡的。”陛下从去年以来所施行的新政，都没有与治理走同一道路。设立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施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之人都怨声叹息。从宰相以下，人人都知道这些做法不对，却不敢争辩。臣愚昧，不懂忌讳，先前已经上疏详细议论过了，只是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故相、旧臣、藩镇和侍从官纷纷争相说不便，其中台谏的两三个人，本来就是与他们结交、彼此唱和、内外呼应的人，却仍然不能不说一句这些做法的不是，难道不是因为舆论沸腾、形势紧迫，已经无法停止了吗？如果不是见利忘义、身处其中而不肯怀疑的人，谁肯始终固执，不自己洗刷清白呢？像吴师孟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担任检详之职，仿佛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人情畏惧厌恶，竟到了这个地步。近来朝廷内外喧传，陛下已经有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彼此庆贺，如同受到厚重赏赐，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恩德诏令，洗除错误偏颇，追回使者，并且罢去条例司。如今暗中听察陛下的作为，大概不过是让监司核实抑配而已，比起尚未悔悟时，差别有多少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哥哥的手臂不能[疑字]，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邻居的鸡不能偷，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能像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这项法令可以先在三路试行。臣认为，这项法令就像医生使用毒药，以人的生死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却可以拿毒药来试验吗？如今的政事，小规模施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规模施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强力推行而不停止，混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臣并非敢故意提出危言来耸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依靠的，不过四种人：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有一种失去人心，就足以产生变乱。如今陛下一举而同时触犯了四者。青苗法、助役法施行，农民就不得安定；均输法令颁布，商贾就无法经营，百姓开始忧虑了。裁并各军，逼迫驱逐老弱病残，甚至使戍兵的妻子与士卒杂居其中；贬低削弱军队的等级和待遇，几乎等同于把他们降为配军；迁徙到淮甸，几乎像流放；年龄接近五十岁，人人心怀忧虑，于是军队开始怨恨了。朝廷内部不向元老大臣和侍从官谋划，却专门任用新进的小官生员；朝廷外部不责成守令、监司，却专门任用青苗使者，又设置许多闲散机构来排斥老成之人，于是官吏开始离心了。陛下在殿前选拔士人，天下称为龙飞榜，却首先削去一名进士的旧日恩典，以表示不再任用进士。被削去恩典的不过一人，但士人没有不怅惘怨恨的，因为他们认为陛下有厌弃轻视进士一类人的意思。如今执掌政事的人又想逐渐消除进士，完全选取明经科的人。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法令，但小人们招揽权势，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彼此煽动摇惑，说这件事一定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了。如今进士遍布天下，从二十岁以上的人开始，就不能背诵注疏义理，学习明经科的学业；如果法令一改变，士人都会担心被废弃，而人才的长处短处终究不在这里。过去秦朝禁止百姓携带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乡，胜、广等人相继出力而使秦朝灭亡，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失去职业、无处归依罢了。因此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还有比这更大的祸乱根源吗？如今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一旦有紧急情况，愿意舍命效忠的人一定会很少。到了那时，不知那些迎合苟容的人，能不能替陛下挽救动荡、阻止土崩瓦解呢？去年各军开始裁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人心中乐于裁并的情况报告给陛下。近来释放停职的军人李兴，他告发虎翼军官吏收钱行贿以求不被裁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乐意裁并。那些谄媚的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往往都是这样。所以凡是说百姓乐意请求青苗钱、乐意缴纳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抑配确实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而且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不收回，州县官吏就不能免除责罚；如果这些钱确实不实行抑配，那么自愿请求的人家以后一定很难催收。前面有禁止抑配的规定，后面又有收不回来便获罪的处罚，作为陛下的官吏，岂不是很为难吗？所以臣认为，既然施行青苗钱，就不应当禁止抑配，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够迁善改过、修治邪恶，从而达到太平；可是近来的事情，竟有替过错文饰、任由错误继续的风气，这正是臣愤懑长叹、不能自已的原因。过去贾充掌权，天下忧惧，庾纯、任恺竭尽力量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没有不彼此庆贺的，屈指计算日子，盼望革新政治。可是冯忱一类人却互相告诉说：“贾公被远远放逐，我们这些人就失势了。”于是共同献计，使贾充又被留下。晋朝的祸乱，就由此造成了。自古以来，最难除去的只有小人。为什么呢？除去一个人，他的党羽无不随之破坏，所以替他们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的贤能之人，也将以这件事观察陛下，作为决定进退的依据。如果再次失望，那么懂得先兆的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他们都像臣等这样，偷安恋禄而不忍离开吗？臣狂妄无礼，已经多次违逆陛下，不敢再指望宽恩，只能俯伏伸长脖子，等待诛杀。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陈述。●卷五十二 ◎奏议六首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