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论十首

译从前百姓刚刚产生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只能击打、搏斗、拉扯、撕裂，同禽兽争夺一天的性命，战战兢兢，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着，忧虑死亡都来不及，所以巧诈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知识。后来圣人厌恶人类没有区别，又忧虑百姓无法生存，于是制造器具和用具，耒耜、弓箭、船车、网罟之类无不齐备，使百姓乐于生活、行动便利，役使驾驭万物来满足自己的心意，百姓这才有条件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器具锋利、使用便利，巧诈便产生；求取欲望得到满足，心志便开阔。圣人又担忧百姓变得桀骜狡猾、反复欺诈而难以治理，所以制定礼制使人回到原初。礼，是用来返本复始的。圣人不是不知道像箕踞那样坐着、不作揖就吃饭更合人情，也更适合身体的安逸；但他们一定要让人习惯迂曲宽缓、难以实行的礼节，穿着宽衣博带，佩戴玉饰，穿着鞋履，使人回旋从容而不能快跑。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凡是用来规范耳目所见所闻的制度，没有不显得迂缓繁琐的。衣服上绘有黼黻文采，饮食使用笾豆▯簋，耕地实行井田制，进取和选举依靠学校，治理百姓采用诸侯制度，婚嫁、死亡、丧葬无不有法；又用鬼神来使人敬畏，用四时来加重约束，使百姓自尊自重而不轻易作奸犯科。所以说，礼接近人情，并不是礼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在升降揖让之间细心经营，反复叮咛而不敢使它失传，正是世俗所谓迂阔之处；人们却不知道圣人权衡治理的关键本来就在这里。五帝、三代相互承继，一直不敢破坏这种制度；到了秦国拥有天下，秦始皇帝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诸侯，自以为智谋和权术有余，认为禹、汤、文、武都不知道这样做。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制，凡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一概追求便利，不以没有礼制为羞耻；决意毁坏圣人设置的藩篱，把锋利的工具公然展示给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天下人只知道用来求生避死的工具，却把礼看成无用的赘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求得生存并不需要礼。假如求生不需要礼，那么凡是能够求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了。唉！这大概就是秦朝的祸患延续到今天仍未止息的原因吧！从前刚开始有文字契刻时，用蝌蚪形的字体书写；后来才有用规矩描摹成形的笔画，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大篆、小篆。到了秦代又改成隶书，后来一天比一天变革，重视迅速完成而遵从简易；又创制纸张来替代简策。因此天下的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不能彻底查究，奸人便有了活动手脚的机会。假如当今仍使用古代的篆书和简策，即使文书想要繁多，按其条件也无法做到。由此看来，凡是使天下便利的措施，都是开启欺诈伪造端绪的东西。唉！秦代已经无法追赶了。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追求便利，那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走向欺诈，真可悲啊！【汉高帝论】向君主进言的人，如果根据君主的资质来提出说法，所费的力气就少了。人只要喜欢善行、追求名声，就可以用仁义诱导他前进，用不义威胁他退却。像汉高帝这样从民间起兵，徒手高呼而取得天下的人，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和战争的胜负，哪里知道所谓仁义呢？观察他的天性，本来也有合于仁义的地方，只是不喜欢仁义的说法。这就像小人整天做不义之事，却有人偏偏拿不义来劝说他，他也会愤怒。所以当时善于进言的人，从来不敢对他说仁义和三代礼乐教化，只说这样做有利、那样做有害，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然后高帝选择有利和可行的去做，大概也从未迟疑过。天下平定以后，高帝因为宠爱戚姬而想改立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等人竭力争辩，仍不能改变他的想法，靠留侯的计策才勉强保住太子。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不长叹，认为高帝是最容易劝解的人。只要有人用合乎他心意的话劝说他，他没有不听从的，为什么不告诉他：吕后和太子跟随皇帝从平民起兵，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希望以太子为君；即使太子不肖，大臣们的心也都拥护他。等到皇帝百年之后，谁肯向北面侍奉戚姬的儿子呢？所谓爱他，只是在给他带来祸患。唉！难道没有人把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亡的道理告诉高帝吗？叔孙通等人不能知道天下的大计，只提出废嫡立庶的说法，想凭这一点阻止高帝；这本来就是高帝所轻视的。人心本来会有不平，如果让如意做天子，让惠帝做臣子，绛侯、灌婴等人环视四周而起兵，如意怎么能够拥有天下呢？让如意保全安稳、不失去做王的利益，和让他做天子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如意封王却不能免于死亡，也就是高帝的过错。高帝没有稍稍压制、疏远如意，以此平息吕后的不平之气，反而又厚厚封赏他，这种谋划不是太疏漏了吗？有人说：吕后强悍，高帝担心她发动变乱，所以想立赵王。这也不对。只从高帝当时的角度说，推算吕后的年龄，她应当死在惠帝之后。吕后虽然强悍，也不忍心夺走自己儿子的帝位交给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产生邪恶的谋划；这出于她无所事事而生的欲望，高帝哪里能够预先知道呢？况且侍奉君主的人，不能使君主明白其中的道理、乐意接受自己的建议，却想凭借权势强行夺取君主的决定，这也已经很危险了。按照留侯的计策，高帝只是看到戚姬悲歌而不忍心，特意因为形势上不得不听从，因而还想勉强为赵王谋划，让周昌辅佐他。这说明他的内心还没有明白，以为一个刚强正直的周昌就足以抗衡吕氏、保护赵王，却不知道周昌反而会激怒吕后，加速赵王的死亡。古代善于推究人情、深刻认识天下形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高帝；然而到了这件事上仍然迷惑，也没有人能够劝告他。真可悲啊！【魏武帝论】世人所谓的智者，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审察谋略的得失，不过如此罢了。这种智慧仍然有其穷尽之处。只看见天下有利的事情就去做，只看见有害的事情就不做，这样有时会陷入困境，也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利益。古代所谓大智慧的人，知道天下利害得失的谋略，又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因此，有人冒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最终却成就大功；这是因为他根据人的情况作了权衡。轻视敌人的会失败，过分重视敌人的又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利益。如果做事一定要等到万无一失，就必然有所阻碍。所以，知道我用什么战胜别人，而别人不知道我用什么战胜他，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

译从前晋国的荀息知道虢公一定不能任用宫之奇，齐国的鲍叔知道鲁君一定不能任用施伯，薛公知道黥布一定不会采取上策；这三件事都是危险的道路，他们却直接冒险去做。对方不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也不知道采取我们所忌惮的办法，所以我们可以冒着祸害去取得利益。三代灭亡以后，天下凭欺诈和武力互相兼并，政治、权术、教化没有谁超过谁，而有能力的人便取得天下。汉朝衰落时，豪杰同时兴起图谋天下，袁绍、袁术二人以及董卓、吕布争相施展强暴；孙权、刘备又局促于一隅。他们用兵制胜的本领本来不足以抗衡曹氏，但天下最终还是分裂了，直到魏代结束，也未能统一。我曾经试着谈论过这件事。魏武帝曹操长于判断事情，却不长于判断人。因此，有些事情过分重视，反而丧失了成功的机会；有些事情轻率行事，终于导致失败。刘备有盖世的才能，却没有应付突然变故的机变。他刚刚攻破刘璋时，蜀人还没有归附，一天之内惊扰四五次，即使杀人也不能制止。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取蜀，后来就终于终身不敢再出兵了。孙权勇敢而有谋略，这不是可以靠声势恐吓而取得的。魏武帝不利用中原军队的长处，却同孙权在水上争胜，一天一夜行军三百里以争夺有利形势。带着这两个失败的因素去攻打孙权，所以在赤壁丧失军队，反而成就了吴国的强盛。况且，刘备可以趁其危急迅速取胜，却不能从容谋取。当他处在危疑之际时，卷起铠甲迅速进攻他，虽然是兵法所忌，也可以取得成功。孙权则可以用计谋取胜，却不能靠声势击破；魏武帝却想凭借刚刚归附的荆州士卒，乘胜攻取孙权。他并非不知道这很困难，只是想侥幸利用孙权不敢抗拒的心理。这种做法用在刚刚建立的蜀地，才可以得逞。所以魏武帝对刘备过于重视而丧失成功机会，对孙权轻率行事而导致失败，这不正是长于判断事情、却不长于判断人的过错吗？唉！事情的利害、谋略的得失，天下有才智的人都知道；知道了却不能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那么也只会纷纷出现有时胜、有时负的局面，争着逞强称雄，却没有看到谁真正能够统一天下。【论伊尹】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有天下最重要的气节；能够树立天下最重要气节的人，必定把天下看得很轻。天下如此广大，却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那么天下的大节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成的了。如今普通男女都知道清白、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使他们果真清白廉洁、忠诚守信，那么他们的智虑未必比王公大人差。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一筷子饭、一碗羹，而一筷子饭、一碗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内心，那么他们的智虑自然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一筷子饭、一碗羹，如果不合乎正道就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没有谁敢用不正当手段冒犯他，却不能办理一乡事务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由此推而广之，他不肯取的东西越大，那么他所能办成的事情就越远大。把天下让给别人，与把一筷子饭、一碗羹让给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乡，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有些人不能做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不过是由一筷子饭、一碗羹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不过是由一乡逐步推广开来的。不是拥有千金的人，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贩夫贩妇得到一金便不知如何处置，并不是他们的才智低下，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卑微。孟子说：“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如果不是合乎正道、合乎义，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因此他的才能是完整的。凭借完整的才能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会慌乱。古代的君子，必定有超出世人的行为，并不是只求故意显得与众不同。卿相的地位、千金的富贵，有些东西他不屑一顾，是想借此使自己的心胸扩大，让困厄、显达、利害不能成为心中的芥蒂，以保全自己的才能，然后希望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种志向；但得失扰乱了内心，荣辱夺去了外在的操守，因此忙忙碌碌直到老死都没有闲暇，也实在可悲。孔子叙述《尚书》到舜、禹、皋陶互相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不长叹的。以朝廷的尊贵，却实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取法它什么呢？取法的只是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能够使天下人的心真正受到感化罢了。太甲被废黜这件事，天下从来没有过，而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人却不认为惊异。以臣下放逐君主，天下人不认为这是僭越；放逐之后又重新拥立，太甲也不认为伊尹专擅。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素所不屑于追求的东西，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他把天下看得渺小，认为不足以动摇自己的内心，难道会忍心借废黜、放逐君主来谋求私利吗？后世的君子拘守常规、习惯旧例，战战兢兢地害怕不能免于天下人的非议；一旦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笑他。他们不知道考察一个人平素的操守，却认为古今情况不同，有些事情有时就是不能做，这也太错误了。【论周公】谈论周公的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处在圣人遭遇不幸的处境，谈论者的说法不同是应该的。周公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不得已而已。如果可以不做却仍然去做，那么周公怎么会这样做呢？成王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周公掌握他的权力，以成王的名义赏罚天下，这就是周公不得已的情况，不过如此。

译如今儒者说：“周公登上天子之位，称王并使诸侯朝见。”那么这难道不是可以停止的吗？《尚书》说：“周公任太宰，整治百官。群叔散布流言。”又说：“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师，辅佐成王，成为他的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又说“周公说”“王这样说”，可见周公从未登上天子之位并称王。周公若称王，成王应当怎样称呼？也称王吗？还是不称王？不称王，就是被废黜；称王，就是两个王。周公将怎样安置这种局面？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儒者的弊病，在于名分和实际不相符合。因此也有人把文王说成称过王，这是把圣人看成后世那些僭越的君主、急于称王的人。天下即使混乱，只要还有真正的王存在，自己却擅自称王，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天下归服。从前汉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继拥立他为帝，他还以自己没有德行加以推辞。只有陈胜、吴广才喧嚷着急于自立为王。难道说文王也这样做了吗？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在牧野会合，他向诸侯宣布先君的命令时，所称的也不过是“文考”罢了。到了《武成》篇所记载的时期，武王已经用柴祭、望祭向上天报告，百官奔走办事，接受周的命令，然后他称说：“我的文考文王，能够完成他的功业。”由此看来，武王不敢有一天妄自尊称自己的先君，更何况文王自己称王呢？《诗经》说：“虞国和芮国争讼得到裁决，文王使他的事业振兴。”这也只是追述时的称呼罢了。《史记》说：“姬氏采摘芑草，回去吧，田成子。”田常那个时代，怎么知道当时已经称他为成子呢？所以凡是把文王、周公说成称王的，都是错误的。这是在给后世篡位的君主提供借口。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派管叔监视商地，管叔却凭商地反叛。明知如此还派他去，是不仁；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智。”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按照孟子的说法，那么周公也不能免于有过错。管叔、蔡叔的反叛，并不是大逆，只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深入了解周公罢了。周公诛杀他们，并不是厌恶他们，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诛。因此管叔、蔡叔不算所谓的大恶。既然是兄弟亲属，又没有大恶，按道理就不得不封他们为诸侯。管叔、蔡叔受封，是在武王时期；武王时期，还没有周公、成王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假如没有周公、成王的事情，管叔、蔡叔凭什么反叛？周公又凭什么诛杀他们？所以说，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处在圣人遭遇不幸的处境。【论管仲】我曾读《周官》《司马法》，了解到军队编制中什伍的数量；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了解到《管子》改变周代制度的办法。大概王者的军队，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为了求得战胜敌人。因此它制定的法则，主要只求能够不被击败。到了齐桓公、晋文公时期，不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无法确定霸业，所以他们的法则在于必胜。繁复曲折，是为了保证不被击败；简明直接，是为了取得必胜。周代的制度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中有二千，二千中有五百，这些数字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知道它的制度为什么繁复曲折。如今天的度数是三百六十，平均分为十二辰，每辰三十度，这是整数部分；五日又四分之一天，这是余数。假如天的度数没有余数，那么千百年的日数，即使妇女儿童也都可以坐在那里计算清楚。正因为有余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精于历法的人也有不能完全计算的地方。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制定章、会、统、元等法来穷尽它的数目，推究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队；二百五十人中抽取三十人为奇兵，其余七十人为正兵；四个奇兵、四个正兵，八阵便由此产生。”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分在八阵之中，自然会有奇有正而不整齐，所以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其数目，推究其变化。彼此钩连盘曲，各有条理。因此，三代兴盛时，治理兵制、农事和军赋，都要经过几十、上百年才取得天下。自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有三代的规模。后来诸葛孔明独自认识到三代阵法的遗制，认为可以用它取得天下；然而双方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孔明也始终没有取得一点功业。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保证不被击败的，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争取胜利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至于管仲制定军制，可以说截然分明而容易理解。他把国家分为三部分，编成三军。五人为轨，每轨设轨长；十轨为里，每里设里司；四里为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乡，每乡设乡良人；三乡设一帅，一万人编为一军。齐桓公统率其中一军，高子、国子统率另外两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穿的绳子，像画出的棋局，疏通畅达、清楚明白，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处施展巧计。因此他的法令简明统一，人民有余力来拼死作战。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精通兵法。三代的制度到了列国时期仍有保存，像小小的郑国，鱼丽阵、鹅鹳阵都见于书中。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孤竹，九次会合诸侯，威震天下，然而他的军营和阵法却几乎完全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用岁月使天下归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制定这种简略而迅速取胜的军制，因此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具体阵法。后来吴、晋在黄池争夺霸长，王孙雒教夫差用三万人压向晋军营垒列阵：百人为一行，百行为一阵，阵列全都排成直行，没有隐藏遮蔽；举起鼓槌击鼓，勇敢的和怯弱的全都响应，三军一片喧哗，晋军大为惊骇，最终取得了成功。由此看来，不简明直接，就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深思后世不懂得繁复与简略各自适宜的道理，因而招致失败灭亡。三代什伍编制的数目，以及《管子》用来治理齐国军队的方法，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接近繁复曲折的，可以用来坚守，接近简明直接的，可以用来决战，那么大概就能不被击败，并取得必胜。【论士燮】

译判断敌军势力的强弱，知道军队胜负，这是将帅的才能；不求一时的功劳，以德行爱护君主，保全君主的宗族后嗣，这是国家的重臣。鄢陵之战时，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列阵。诸将请求迎战，只有范文子不想作战；晋军后来战胜楚军，楚共王眼睛受伤，子反丧命。范文子当时好像显得怯懦而没有谋略。然而不到一年，三郤被诛杀，晋厉公被弑，胥童身死，栾书、中行偃也几乎不能免于祸乱，晋国大乱。鄢陵之战的功劳，实际上正造成了这些后果。有非同寻常的人，才会有非同寻常的功劳。非同寻常的功劳，是圣人最为畏惧的。夜光珠、明月璧，无缘无故来到面前，普通人尚且有时会按剑戒备，更何况非同寻常的功劳呢？所以圣人一定反省说：这是上天要厚待我吗，还是上天要降祸于我呢？因此即使有大功，也不忘记戒惧。平庸的君主急于建立功业，忽视上天的警戒，天天寻求战争，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上天想保全他，就一定折断他的萌芽、挫伤他的锋芒，使他知道悔改。上天想灭亡他，就用美好的利益诱使他得志，使他因有功而骄傲轻慢将士，轻视敌人，侮辱百姓，直到亡国丧身仍不觉悟，这是上天要断绝他。唉，小民之家一旦得到千金，不是有大福，必定有大祸。为什么呢？他们终日辛劳，所得不过几金；所得少，所以使用时范围狭窄。无缘无故得到千金，难道不会使他的志气骄纵而丧失原有的操守吗？由此说来，拥有天下的人，如果取得天下艰难，失去天下也不容易；取得天下既然容易，失去天下也会同样容易。汉高皇帝取得天下时，亲自冒着箭石同秦、楚争战，辗转作战五年，始终没有得志。天下安定以后，又有平城之围。因此汉高帝终身不经营远方的谋略，百姓也没有受到劳苦。继位的汉文帝、汉景帝不谈用兵。唐太宗起兵于晋阳，击败窦建德，俘获王世充，所经过的地方都攻下了，容易得像劈竹子一样。然而天下刚刚安定，他便对外排除四夷，讨伐高昌，击破突厥，终身军队不曾解散，几乎导致天下动乱，这是因为他亲眼见过取得天下的容易。所以战争的胜负不足以说明国家的强弱，却足以成为国家治乱的征兆。大概有因战胜而灭亡的，也有因失败而兴盛的。越王勾践栖身会稽，后来凭此称霸；夫差会盟黄池，后来因此灭亡。这其中是有原因使它如此的。从前虢公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的卜偃知道虢国必定灭亡，说：“这是上天夺去了它的鉴戒之心，反而加重了它的病势。”晋国果然灭掉了虢国。这就是范文子不得不进谏的原因。进谏而不被采纳，又偏偏立了功，难道还敢逃避死罪吗？假使他不死，晋厉公逞意妄为，必定先图谋范氏；赵盾的事情就是明证。赵盾虽然免于一死，却不能免除恶名，那么范文子的智慧就远远超过赵宣子了。【论孙武上】古代善于谈论军事的人，没有超过孙子的。利害相互权衡，奇兵与正兵相互生成，作战、守御、进攻、围困的方法，大概有上百种，即使想再增加，也不知道还能增加什么。然而他的短处在于，智谋有余，却不知道智谋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这难道不是他最大的缺陷吗？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却要预先设置应对的形态；胜利没有固定的地方，却要多方面创造取胜的条件。因此他的论说屡屡变化而不相同，纵横曲折，目的在于避开祸害、趋近利益，把各种方法杂然列出，听凭使用者自己选择。所以使用它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选择。选择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向西锐利进攻，却忘了东方；只看见其中的利益，却看不见它的穷尽之处；得到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运用智谋的困难吗？智谋本来不是用来教人的，凭智谋教人，是君子急于求功。外表上玩弄变化诡诈，内心却没有操守，那么五尺高的儿童也都想这样做；使人勇敢却不自知，使人贪求而不顾后果，以至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深山大泽中有天地的珍宝，不存心求宝的人反而能得到它。驾船在河中行驶，船的逆顺以及水流的曲折，只有忘掉船和水本身的人才能看清。因此，只有天下最廉洁的人才能做到贪取，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做到勇敢，只有天下最诚信的人才能做到诡诈。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受利益役使。不受利益役使，他的观察就明澈；观察明澈，他的行动就果断。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看到它的危害，然后看到它的利益；先看到它的失败，然后看到它的成功。他的内心闲定而没有私事，所以能够如此明察。否则，战争还没有交锋便先一心想着获胜，那么临事时就会迷惑，即使有很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够看见呢？圣人却不是这样。他让天下人处在贪求的位置，而自己处在廉洁的位置，所以天下贪求的人都可以任用；他让天下人处在勇敢的位置，而自己处在沉静的位置，所以天下勇敢的人都可以役使；他让天下人处在诡诈的位置，而自己处在诚信的位置，所以天下诡诈的人都可以驱使。天下人想在这件事上立功，却又把自己置于与他们相同的位置，那么功业就不能成就。所以君子处在幽暗之处来驾驭明亮，明亮的事物便全部显现；处在阴处来驾驭阳，阳气便全部归附。这样以后，孙子的智谋才可以得到运用。《易经》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就行动。守正则吉。”君子在事情尚未发动时，坚定得像石头一样，仿佛准备终身如此；等到行动时，不到一天便立即施行。所以说：不受利益役使，观察就明澈；观察明澈，行动就果断。如今世俗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用兵是诡诈之道。不贪求就无法夺取，不勇敢就无法得到，不欺诈就无法成功。廉洁、沉静、诚信的人，是不能用于用兵的。”唉！如果世俗的说法流行，天下就会纷纷像鸟兽互相搏斗、婴儿互相殴打那样，强者受伤，弱者被废弃；天下的混乱又从哪里停止呢？【论孙武下】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只知道替吴国谋划罢了。因此，用他来担任将领可以，用他来作为君主的谋略却不可以。他的书有十三篇，内容小到部曲、营垒、草料、粮食、器械，大到攻城、夺取国家、使用间谍，也不过止于这些方面。天子的军队和天下的大势，是孙武没有涉及的。

译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这是为君主而说的，也只有这一点。我私下认为，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天下的大势，没有比使天下人乐于作战却不喜好战争更重要的。天下的祸患不在盗贼，也不在敌国，而在将帅没有能力，却借盗贼、敌国的势力在国内要挟君主。因此，将帅越多，敌国反而越强；用兵越多，盗贼反而越顽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权力越重，爵位赏赐就不得不增加。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祸患，将帅却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将帅却以此为幸。凭借百倍的力量，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堵住自己的责难之口，并向上索取利益；这样做而天下还没有灭亡，只是因为还有某种条件在支撑罢了。从前唐朝的动乱始于唐明皇。唐肃宗收复两京以后，却不能乘胜集中力量彻底消灭河北的盗贼；唐德宗收复潞州、博州，几乎平定魏地，却不能在田悦困穷之时将他斩杀。到了唐宪宗，天下大体平定了，但那些余党仍然不能全部除掉。唐朝之所以屡次兴盛，最终却始终不能振兴，是什么原因呢？是将帅之臣养寇自重，以便为自己封官加爵。所以说，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驾驭将领的方法，是用他们所贪利的东西诱导他们，同时把他们所忌惮的东西交给他们掌握。这就像良医使用药物，鸟喙、蝮蛇之毒都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任意施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给了它们所畏惧的制约。唐宪宗将要讨伐刘辟时，认为除高崇文之外没有可用之将，而刘氵雍是高崇文所忌惮的人，所以告诉他说：“如果刘辟不能取胜，就让刘氵雍代替你。”因此高崇文决战，不回头便擒获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领的方法。使天下人乐于作战却不喜好战争，为什么呢？天下人不喜欢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事于危急之中；喜欢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事于安定之中。从前秦人的法令，使官吏和士卒自己去作战，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夺得的东西，立即归他们所有；使百姓用来养生送死的东西，除了杀敌之外便没有其他取得途径。因此秦民凭借好战而兼并天下，也凭借好战而灭亡。秦始皇虽然已经毁坏名城、杀戮豪杰、销毁兵器，而百姓好战的心却喧嚣不止，所以不能同他们休养生息，终于灭亡。至于王者的军队，关键在于使士卒知道爱戴君上、仇视敌人，使他们知道君上驱使他们作战，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乐于作战，甘愿牺牲。到了作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求获取财物；赏赐从公室发出，在宗庙中颁行，使利益不在于杀人。所以百姓不把好战作为志向。这样以后，才可以在安居中发动他们，在争夺时让他们休息；可以同他们共处安定，也可以同他们共赴危难，却不能同他们陷入混乱。这就是天下的大势。【论子思】从前孔子的文章，并不是有意要写成文章，所以从未特意建立论说。能够拿来谈论的，只是他的言论最终都归于最恰当，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孔子的道，可以遵循却不能完全知晓，可以言说却不能任意评议。正因为他不争着建立琐碎的论说，不打开是非争端，所以他的道独能流传不废，成为天下后世仁义礼乐的根本。孔子去世以后，各家弟子想写书流传后世，意图都在写成文章，急切地唯恐自己的思想湮没而无人知晓，所以都喜欢建立论说。论说一经建立，争论便随之兴起。自孟子以后，直到荀卿、扬雄，都致力于提出互相攻击的学说，其余不足称道的人也在天下纷纷争论。唉！孔子的道不幸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从外部攻击它，天下正要因此迷惑，却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方面。为什么他的弟子门人又在内部互相攻击，始终不能解决呢？千年以后，学者越来越多，而孔子的道反而更加隐晦不明，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吗？从前三家的争论，是由孟子引起的。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扬子又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孟子既然认定本性为善，所以荀子不得不从本性为恶说起；人的本性不过有善恶两面，二人既然各自占据一面，所以扬子也不得不提出善恶混杂的说法。建立论说不求精确，却专门务求与别人不同，那么纷纷杂陈的学说，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况且孔子从未明确谈论人的本性，大概也曾谈到过，但没有形成确定不移的论断。孟子所谓性善，都出自他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都是圣人精微的言语和笃实的论说；孟子得到它，却不能善加运用，能够说明其中的道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用“性善”这个名目来表述。把天下这样广大的范围，偏偏用性善的论断来概括，明白地自以为向天下树立了靶子，使天下所有认为它有过错的人，都想拉弓来射它。所以荀子、扬子提出不同论说，都是孟子的过错。子思的论说却不是这样。他说：“普通夫妻中的愚昧者，也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到了它的极致，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夫妻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实行其中的道理；到了它的极致，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圣人之道，从普通夫妻能够实行的事情开始，而达到圣人也不能完全知晓的极致。从普通夫妻能够实行的事情开始，所以天下没有不能学习的；达到圣人也不能完全知晓的极致，所以学习的人不知道它的尽头。这样说来，同情怜悯可以成为仁，但仁并不止于同情怜悯；羞耻憎恶可以成为义，但义并不止于羞耻憎恶。这不正是孟子所谓性善的论说吗？子思论圣人之道出自天下人能够实行的事情，孟子论天下人都可以实行圣人之道，这二者没有不同。但子思把确定性寄托在圣人之道上，孟子把确定性寄托在天下人身上。因此后世的异议都出自孟子，而子思的论说，天下人都认同，没有谁反对。这样以后才知道子思善于建立论说。【论孟子】

译从前孔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搜集三代遗留下来的旧闻；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他穷尽一年也不能探究完其中的义理。孔子对子贡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学习很多、能够记住它们才这样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把它们贯通起来。”天下人苦于这些道理艰难而没有谁能够运用，却不知道孔子有贯通它们的根本。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度礼乐刑政，以及当世贤人君子和百家著作、百工技艺，九州以内、四海以外、九夷八蛮的事情，还有荒诞模糊而无法考察的内容，都纷纷汇集在胸中，却有卓然独立、不可混乱的条理，这本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根本把它们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他博学却不混乱，深思却不迷惑；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曾经从六经中探求这个道理，读到《诗经》和《春秋》时，才知道圣人之道从始至终、从根本到枝末，各有条理。王道教化的根本，开始于天下人容易实行的事情。天下人本来就知道有父子，父子之间不互相残害，就足以称为孝了；天下人本来就知道有兄弟，兄弟之间不互相争夺，就足以称为悌了。孝悌具备，王道就完备了；这本来不是深远难见、辛苦难行的事情。因此《诗经》的教化，使人歌舞安乐，几乎无所不至，关键只在于不失去正道罢了。虽然如此，圣人本来有极其畏惧的事情。一次容貌举止失当，是礼制由此废弃；一次言语失当，是义由此消亡。君臣互相侵夺，上下互相残害，天下大乱，没有不是从这种途径开始的。因此《春秋》在极细微的差别上极力辨析，在似是而非的地方深刻辨明，截然规定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做。不考察《诗经》，就无法看见王道的容易；不考察《春秋》，就无法知道王政的艰难。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各自根据所听闻的内容著书，却都没有得到其中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统一的纲要。像孟子，可以说是深得《诗经》之意而长于《春秋》之道的人。他的学说从极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而连毫厘之间也一定计较。它极其宽广而不可触犯，极其严密而令人喜悦，其中必定有坚守的原则，只是后世也许没有看见。况且孟子曾经说过：“人能够扩充自己不想伤害别人的心，仁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人能够扩充自己不想做盗贼的心，义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士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话，这是用言语去诱取人；可以说话时却不说话，这是用不说话去诱取人。这些都属于盗贼一类。”正因为不做盗贼，义才达到无穷无尽；正因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可以说话时却不说，他的罪过才终于达到盗贼的程度。所以说，他的学说从极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而连毫厘也一定计较。唉！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吧！后世观察孟子，不必从别处观察，也只需观察这一点罢了。●卷四十三 ◎论十一首 【论孟轲】从前孔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搜集三代遗留下来的旧闻；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他穷尽一年也不能探究完其中的义理。孔子对子贡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学习很多、能够记住它们才这样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把它们贯通起来。”天下人苦于这些道理艰难而没有谁能够运用，却不知道孔子有贯通它们的根本。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度礼乐刑政，以及当世贤人君子和百家著作、百工技艺，九州以内、四海以外、九夷八蛮的事情，还有荒诞模糊而无法考察的内容，都纷纷汇集在胸中，却有卓然独立、不可混乱的条理，这本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根本把它们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他博学却不混乱，深思却不迷惑；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曾经从六经中探求这个道理，读到《诗经》和《春秋》时，才知道圣人之道从始至终、从根本到枝末，各有条理。正教化的根本，开始于天下人容易实行的事情。天下本来就知道有父子，父子之间不互相残害，就足以称为孝了。天下本来就知道有父子，父子之间不互相残害，就足以称为孝了。” 天下本来就知道有兄弟，兄弟之间不互相争夺，就足以称为悌了。孝悌具备，王道就完备了；这本来不是深远难见、辛苦难行的事情。因此《诗经》的教化，使人歌舞安乐，几乎无所不至，关键只在于不失去正道罢了。虽然如此，圣人本来有极其畏惧的事情。一次容貌举止失当，是礼制由此废弃；一次言语失当，是义由此消亡。君臣互相侵夺，上下互相残害，天下大乱，没有不是从这种途径开始的。因此《春秋》在极细微的差别上极力辨析，在似是而非的地方深刻辨明，截然规定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做。不考察《诗经》，就无法看见王道的容易；不考察《春秋》，就无法知道王政的艰难。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各自根据所听闻的内容著书，却都没有得到其中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统一的纲要。像孟子，可以说是深得《诗经》之意而长于《春秋》之道的人。他的学说从极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而连毫厘也有所计较。它极其宽广而不可触犯，极其严密而难以察觉，其中必定有坚守的原则，只是后世也许没有看见。况且孟子曾经说过：“人能够扩充自己不想伤害别人的心，仁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人能够扩充自己不想做盗贼的心，义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士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话，这是用言语去诱取人；可以说话时却不说话，这是用不说话去诱取人。这些都属于盗贼一类。”正因为不做盗贼，义才达到无穷无尽；正因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可以说话时却不说，他的罪过才终于达到盗贼的程度。所以说，他的学说从极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而连毫厘之间也一定计较。唉！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吧！后世观察孟子，不必从别处观察，也只需观察这一点罢了。【论乐毅】知道自己可以实行王道而实行王道的，是三王；知道自己不能实行王道而实行霸道的，是五霸。有人说：“谋求王道没有成功，其结果还可以实行霸道。”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做商汤、周武王所做的事，那么他们只怕求得灭亡还来不及，虽然想称霸，难道能够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