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三◎书后二十八首

译鲜于子骏创作《楚词·九诵》拿给我看。我读后茫然沉思，长叹不已，说：唉，这种声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即使想创作，又有谁来听呢？拿音乐来说，声律变乱到了极点，而到了今天，世俗所使用的全都是夷人的声调和乐器；想求得所谓郑、卫之音尚且不可得，何况雅正的音乐呢？学者们正想陈列六代的乐器，弹奏三百零五篇《诗经》，声音杂乱得像敲击锅灶、撞击坛罐，没有人不是坐着打瞌睡、暗自讥笑。喜欢它而想学习的人找不到老师，懂得它而想传授的人找不到弟子，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只有子骏独自漫步吟咏、静坐思考，日夜沉浸在千年以前，追随古代的屈原、宋玉，在幽冥寂寞之中与他们结交，使将要坠落的微末学术得以延续，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观览的人不知道它多么可贵，这大概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一定要曾经从事于此，之后才知道它的艰难和精妙；那些不学习的人，只会认为这不过是随便做成的罢了。元丰元年四月九日，赵郡苏轼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题写在《游汤泉诗》之后 我所听说的汤泉有七处，其中五处是今天三位所游览的，以及秦君赋中所说的匡庐、汝水、尉氏、骊山；另外两处，是我所见过的凤翔骆谷和渝州陈氏山居。它们都被弃置在深山之中，是山僧、乡野之人洗浴，麋鹿、猿猴饮水的地方。只有骊山处于往来交通的要冲，建有华美的厅堂、玉砌的台阶，独为胜景。然而它却因为唐明皇的牵累，被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玷污，使那些逞口舌的文士提笔唾骂，把它看作亡国遗迹，受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惠济泉独独被三位这样吟咏赞叹，难道不是因为它处在偏僻遥远之地，不被当权者所知晓，后来才成为高人逸士、与世俗趣味不同者所喜爱的吗？有人说：唐明皇的牵累、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的玷污，泉水哪里知道厌恶呢？既然如此，那么对幽远偏僻之地的叹息，也不是泉水所患的事情。泉水本来不知道荣辱，只是按照人的心意推想它罢了；这可以作为那些怀有才具、希望得到任用，却不选择处所之人的鉴戒。元丰元年十月五日。《书写欧阳公黄牛庙诗的后面》这是一首欧阳文忠公任峡州夷陵县令时所作的《黄牛庙》诗。我曾听欧阳公这样说：“我过去任西京留守推官，充任馆阁校勘，当时同年丁宝臣字元珍正好来到京师。我梦见和他同船逆江而上，进入一座庙中，在堂下拜见神灵。我位次在元珍之下，元珍坚决推辞，我不答应。正要拜时，神像站了起来，在堂上鞠躬，并派人邀请我上去，和我低声说了很久。元珍私下想：神也像世俗之人对待馆阁官员那样，竟然行这种特殊的礼节吗？出了庙门，只见一匹马，只有一只耳朵。我醒来后告诉元珍，我们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过几天，元珍被任命为峡州判官。不久，我也被贬为夷陵县令。后来我天天和元珍相处，便不再记得从前的梦了。有一天，我和元珍逆峡江而上，去拜谒黄牛庙，进门后茫然若失，梦中所见的一切竟都在那里。我是县令，职位本来就在元珍之下，而庙门外刻石作马，果然缺了一只耳朵。我们相视大惊，于是把诗留在庙中，其中有‘石马系祠门’一句，大概是私下记下这件事。”元丰五年，我贬居黄州，宜都县令朱君嗣先来拜访我。我们谈到峡中的山水，偶然说起此事。朱君请我把这件事和诗写下来：“应当刻在庙中的石头上，使人知道人的进退出处，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像石马只缺一只耳朵这样的事情，和公事有什么关系，却也预先注定了，何况更大的事情呢？欧阳公既然受到神灵礼敬，却仍称它为淫祀，可见他正直刚强、不肯阿附，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感到朱君的话很有意味，所以替他记录下来。正月二日，眉山苏轼书。《书写蒲永升画作的后面》古今画水，大多画成平远的景象和细密的皱纹；其中画得好的，也不过能够画出水波起伏罢了。甚至使人用手去摸，觉得仿佛有凹凸，便认为精妙至极。然而论其品格，也只是在毫厘之间同印板上的水纹和纸上的水纹争论工拙罢了。唐广明年间，隐士孙位开始别出新意，画奔腾的急流和巨大的波浪，使水势随着山石的曲折而变化，顺应物象赋形，把水的各种变化都表现出来，被称为神妙超逸。后来蜀人黄筌、孙知微，都学得了他的笔法。当初，孙知微想在大慈寺寿宁院的墙壁上画湖滩水石四堵，筹划经营了一年，始终不肯下笔。有一天，他匆忙进入寺中，急切地索要笔墨，挥动衣袖如风，片刻之间便画成了。画出水轮倾泻、跳跃奔蹙的形势，汹涌得仿佛要冲塌房屋。孙知微死后，笔法中断了五十多年。近年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情与绘画相契合，开始画活水，领会了孙位、孙知微二人的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都比不上他。王公富人有时凭势力强使他作画，蒲永升总是嘻笑着离去。他遇到自己想画的东西，不论贵贱，片刻便能画成。我曾和他临摹寿宁院的水景，画了二十四幅；每到夏天，把它们挂在高堂白墙上，立即有阴冷的风袭来，使人的毛发都竖立起来。蒲永升如今老了，他的画更加难得，而世上能够辨识真迹的人也很少。像从前的董羽、近来的常州戚氏所画的水，世人有时把它们当作珍宝。像董羽、戚氏这一类人的画，只能说是死水，不能和蒲永升相提并论。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临皋亭西斋戏写。《书写〈乐毅论〉的后面》《魏氏春秋》说：‘夏侯玄撰写《乐毅》《张良》以及《本无肉刑论》，文辞和旨意通达玄妙，流传于世。’但依我看来，燕国军队攻打齐国，还没有达到齐桓公、晋文公兴师的程度，却认为几乎可以比拟商汤、周武王，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当初，夏侯玄喜爱老子、庄子的道德之言，和何晏等人都有盛名。但最终还是陷入曹爽一党之中，夏侯玄也没有逃脱李丰之祸。何晏以《易经》所谓深奥来评价夏侯玄，夏侯玄则以神奇来评价何晏。等到他们遭遇祸患时，所谓深奥和神奇又在哪里呢？一群年轻人胡乱制造名目，彼此刻意品评，大多都是这样，足以引发千年之后的一笑。《书写韩魏公黄州诗的后面》

译黄州的山水清幽旷远，地方风俗淳厚善良；百姓欲望少而不争，士人安静而有文采，质朴却不鄙陋。即使是街巷中的小民，也知道尊敬、爱戴贤人，说：‘我们州虽然偏远而狭小，但王元之、韩魏公都曾屈尊居住在这里。’并以此向四方来人夸耀。王元之从黄州调到蕲州，死在蕲州，但世人称说王元之时，一定说黄州人；黄州人也说‘这是我们黄州的王元之’。魏公离开黄州四十多年，黄州人仍思念不忘，以至于写诗追怀。贤人君子，是天下留给百姓的，也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但黄州人却独自把他们视为荣耀，难道是他们尊崇德行、喜爱道义的风尚独异于其他地方吗？还是两位公与这里的百姓从前有宿世的缘契，这就无法知道了。王元之任郡守时对百姓有恩，百姓怀念他而不忘，本来是应该的。魏公只是因为家中有丧，跟随兄长居住在这里，百姓怎么会知道呢？《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啊，如同金和锡，如同圭和璧。’金、锡、圭、璧所在之处，连瓦石草木都蒙受它们的光泽，何必一定要拿来使用呢？奉议郎孙贲字公素，是黄州人，寄居在韩公门下。韩公深知他的才能，大概就是所谓教授书记者。我也是韩公的门人，贬居黄州五年，治理东坡，修筑雪堂，大概将要老死在这里了，那么我也算黄州人了。于是我们共同摹写韩公的诗，刻在石上，作为黄州人无穷无尽的思念。我们两个人，也或许可以借此使自己的姓名和情谊不被忘记吧？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书写李伯时〈山庄图〉的后面》有人说：‘龙眠居士创作《山庄图》，使后来进入山中的人能够放心行走，自然找到道路，就像看见自己梦中的景象，像悟知前世之事；看见山中的泉水、岩石、草木，不必询问便知道它们的名称；遇到山中的渔夫、樵夫和隐士，不必询问姓名便知道他们是谁。这难道只是因为记忆力强而不会忘记吗？’我说：‘不是这样。画太阳的人常常怀疑太阳是饼，并不是忘记了太阳。醉酒时不能用鼻子饮酒，梦中不能用脚趾捕捉东西，这是天机与万物相合，不用勉强便自然记住。居士身在山中时，不滞留于任何一物，所以他的精神能与万物相交，他的智慧能与各种技艺相通。虽然如此，还是有道和艺的区别：有道而没有技艺，事物即使在心中形成，也不能在手上表现出来。我曾看见居士创作华严诸相，都是凭意境创造，却与佛理相合。佛和菩萨用言语说出，居士用绘画表现，仿佛出自同一个人；何况是画自己所见到的景物呢？’ 《书写唐氏所藏六家书法的后面》智永禅师的书法，骨力气韵深沉稳健，字体兼具众多妙处；精熟到了极点，反而显得疏朗淡远。读陶彭泽的诗也是这样，起初好像散漫舒缓、不能收束，反复体会不已，才知道其中的奇趣。如今法帖中有‘不具释智永白’的字样，误收在王逸少的部分中，但那也不是智永禅师的书法。所谓‘谨此代申’，只是唐末五代流行的俗语罢了，书法也不工整。欧阳率更的书法妍美紧劲，超出众人，尤其擅长小楷。高丽派使者来求购他的书法，高祖感叹说：‘他们看他的字，便以为他是魁梧奇伟的人。’这并不是懂得书法。凡是书法都能表现书写者的为人。欧阳率更容貌寒瘦丑陋，聪敏颖悟，远超常人；如今看他的字，刚劲险峻、刻厉严整，正好与他的相貌相称。褚河南的书法清秀旷远，萧散疏朗，略微杂有隶书体势。古代评论书法的人，也兼论书法家的平生；如果不是品德相称的人，即使书法工巧，也不值得珍贵。褚河南本来是忠臣，只是有诬陷杀害刘洎这一件事，使人感到不满。然而我曾考察事情的实际情况，恐怕刘洎晚年性情偏狭而多忿怒，确实说过伊尹、霍光一类的话，并非褚遂良诬陷他。若不是这样，马周明明说刘洎没有这些话，唐太宗却只杀刘洎而不追问马周，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大概是武则天朝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捏造诬陷，而史官不能辨明罢了。张长史的草书，颓然任性，自然天成，虽然略有点画之处，但意态自足，被称为神妙超逸。如今世上称为擅长草书的人，有的却连楷书、行书都不能写好，这是极其荒谬的。楷书产生行书，行书产生草书；楷书如站立，行书如行走，草书如奔跑，从来没有不能站立、行走却能奔跑的人。如今长安还保存着张长史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字形简洁旷远，像晋、宋之间的人所写。颜鲁公的书法雄健秀美，独树一帜，一变古法；正如杜子美的诗，格调和力量出于天然，几乎兼有汉、魏、晋、宋以来的风流，后来的作者大概很难再下手。柳少师的书法本来出于颜鲁公，却能自出新意，所谓一字价值百金，并非虚言。他说心正笔就正，不只是借书法来讽谏，实在是合乎道理。世上的小人，字虽写得工巧，但神情终究有瞪视、侧媚的姿态；不知道这是人的性情随着思想而显露出来，像韩非所说的那个丢斧子便怀疑邻人的人一样，还是本来确实如此呢？然而如果竟使人看见他的字仍然憎恶他，那么这个人的为人也就可知了。我贬居黄州时，唐林夫从湖口寄书给我，说：‘我家有这六人的书法，请你替我略加评论，并写在它们后面。’林夫的书法远胜过我，却反过来向我求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又是无法解释的了。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书写〈篆髓〉的后面》荥阳郑〔字迹有误〕方，字希道，撰写《篆髓》六卷、《字义》一篇。古今关于字义的学说，以及班固、扬雄、贾逵、许慎、李阳冰、李斯、徐铉、徐锴等人的学问，其中精粹的部分都收录在内。间或有尚未完备之处，便用新意加以阐发，但都有考据根据，不凭主观臆断，也不采用曲解之说；对于疑惑之处，大概就阙而不论。凡是学术的邪正，要看学者的为人。郑君确实是忠厚的君子，他的话应当可信。我曾经说过，学者有《说文》，就像医生有《本草》一样。草木金石各有本性，但医生使用它们时，配合不同，寒、温、补、泻的功效也随用法而各不相同。可是自汉代以来，学者常常凭一个字考释经书；字相同而意义不同，他们却都想把它们解释成同一个意思，雕琢文辞、采摭文义，务必使自己的说法成立。因此六经中充满了不同的解释，使学者产生疑惑。孔子说：‘所谓有闻之人，是表面上取法仁德，行为却违背仁德，安居于这种状态而不自觉。’这里的‘闻’是指小人。而《诗经》说：‘诚信而美好的君子啊，真正成就广大。这个人出征，声名远播。’这里的‘闻’又是指君子。又说：‘君子周全而不偏私结党。’这里的‘比’是恶。可是《易经》说：‘地上有水，卦名为比；依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这里的‘比’又是善。有子说：‘只知道调和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它，也是不能实行的。’这里所说的‘和’，只是相同罢了。但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苟同。’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礼记》说‘丧事希望快些使人贫穷，死亡希望快些使尸体腐朽’，这是用八个字组成的文句，尚且不能把意义强行统一，只能说各句话都有其适当的含义，何况想用一个字来统一所有解释呢？我喜爱郑君的学问简明而通达，所以私下把这些话附在他的书后。《书写吴道子画作的后面》

译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有能力的人继承发挥，没有哪一件事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君子治学，百工从事技艺，自三代历经汉代直到唐代，已经完备了。因此诗歌到了杜子美，文章到了韩退之，书法到了颜鲁公，绘画到了吴道子，古今的变化和天下的各种技艺就都达到尽头了。吴道子画人物，就像用灯光摄取影子一样，人物迎面而来、背向而去，从旁边显现、从侧面突出，横斜平直，各种线条彼此配合消减，取得自然的规律，一点也不差；在法度之中创造新意，在豪放之外寄托精妙的道理，正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古今大概只有他一人罢了。我看其他画，有时不能确定作者是谁；至于吴道子的画，远远一看便知道真伪。然而世上很少有真迹，像史全叔所收藏的，我一生大概只见过一两次。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书写朱象先画作的后面》松陵人朱君象先，文章写得好，却不求科举；擅长绘画，却不求出售。他说：‘文章用来表达我的心意，绘画用来满足我的情趣罢了。’从前阎立本起初凭文学而取得官位，最终却蒙受以画师为人的羞辱。有人因此替朱君担忧，我认为不是这样。谢安想让王子敬书写太极殿的匾额，便用韦仲将的事情暗中讽劝他。王子敬说：‘韦仲将是魏国大臣，按理必不会这样做。如果竟然这样，就可以由此知道魏国的德业不能长久。’假如阎立本具有王子敬那样的高尚品格，谁敢把他当画师使用呢？阮千里擅长弹琴，无论贵贱长幼都为他们弹奏，神气冲和，心思全不在对方的身份上。他的内兄潘岳让他弹琴，他从早到晚也没有一点不悦之色，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是不受荣辱影响的。假如阎立本具有阮千里那样的旷达，谁能用画师的身份来羞辱他呢？如今朱君对世俗没有任何企求，即使是王公贵人，又能用什么办法驱使他呢？当他解衣盘腿而坐作画时，即使是我也可以在他身旁任意观看。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东坡居士书。《书写〈楞伽经〉的后面》《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过去佛所说的经，微妙第一，真实而彻底地阐明义理，所以称为佛语。禅宗初祖达磨把它交给二祖时说：‘我看震旦所有的经教，只有《楞伽经》四卷可以印证心法。’历代祖师相传，把它作为心法。它就像医生有《难经》一样，句句都是道理，字字都是法则；后世通达的人，能够神妙地领会并阐明它，如珠子在盘中转动、盘子随珠子转动，无论怎样运用都没有不可行的地方。如果另出新意而抛弃旧学，认为旧学没有用，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狂妄罢了。近年学者各自尊奉自己的老师，专门追求简便，得到一句话、一个偈子，便自以为已经证悟；以至于妇女儿童拍掌嬉笑，争相谈论禅悦。高明的人借此求名，低下的人借此求利，流传下来的余波无所不至，于是佛法衰微了。这就像民间庸医不依据经论，直接传授药方，用来治病，偶尔也并非没有奏效；但若遇到各种疾病都能立即应对，随意断定生死，那就不能和通晓经典、学习古法的人同日而语了。世人只看到他们偶然有一项功效，或者比古人见效更快，便说不学《难经》也可以，难道不是错误吗？《楞伽经》的义理幽深精微，文字简约古奥，读者有时连句读都不能分辨，更何况要舍弃文字而得到义理，忘掉义理而明了本心呢？这就是它在世上寂寞冷落、几乎废弃而仅仅保存下来的原因。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之心获得清净觉悟。庆历年间他曾任滁州知州，有一次到一所僧舍，偶然看见这部经，拿到手时恍然若有所获，像得到旧日的物品；打开经卷还没有读完，往昔的障碍便如冰消解。他仔细看那些笔画，发现正是自己的手迹，悲喜交集，长声叹息，从此悟入佛理。他常常用经首的四首偈来阐明心要。我游学于张公门下已有三十年。今年二月，路过南都，在他的私宅拜见他。张公当时七十九岁，幻妄已经全部消尽，智慧之光浑然圆满；而我也在忧患中衰老，种种念头都已冷却。张公认为我还可以教导，便把这部经交给我，又拿出钱三十万，让我在江淮之间印刷布施。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说：‘印刷布施终究会有尽头；如果书写下来再刻成木板，就可以流传无穷。’于是我替他书写，了元又让他的侍者晓机赶往钱塘，寻找善于刻板的工匠把它刻成版，遂作为金山寺的常住之物。元丰八年九月某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书写黄鲁直〈李氏传〉的后面》如果没有厌弃、出离之心，凭什么能够出世？如果没有欣喜、仰慕之心，凭什么能够入道？欣慕到了极点，就像失去孩子的人看见父亲一样。厌离到了极点，就像雏鸡从热汤中逃出一样。不达到极点、不达到至诚，心地就不能清净。这就像饭中有沙子，沙子和饭一起煮熟；如果不含混吞下，就必须吐出，把沙子和饭一起丢弃。善哉，佛子啊，做清净的饭吧！淘米去沙，终究不能完全淘尽。不如就用自己本来种下的米：本来就没有沙子，这米自然没有沙子。它也不是拒绝沙子，而是没有可以容纳沙子的地方。《书写正信和尚塔铭的后面》太安杨氏世代都有著名僧人。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中一人名叫仁庆，曾任眉山僧正；一人名叫元俊，曾任极乐院主，就是今天的太安治平院主。他们都有高尚的品行。表公的修行和见解尤其超然，晚年以静觉自居。三人都和我的祖父职方公、父亲中大夫交游，彼此友善。熙宁初年，我服丧期满，将要入朝，表公正好卧病在床，我进室向他告别。他头发已经白了寸余，目光清澈明亮，瘦得骨骼全都显露出来，像画中的须菩提像一样，令人敬畏。我徘徊不忍离去。表公说：“走吧，在哪里不能相见呢？” 我说：“您能够不远千里来跟随我吗？” 表公笑着说：“佛说生在正信之家；若有正信，千里跟随您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我大概还不能做到。” 后来他果然没有病故，到第六年才圆寂。这一年我在钱塘，梦见表公像是来向我告别。又过了十五年，他的弟子法用把他所作的偈、颂以及塔记拿给我看，我便在末尾写下这些话。《书写晁无咎所作〈杜舆子师字说〉的后面》《易经》说：‘君子得到车乘，是百姓所承载的；小人剥落屋舍，最终不能任用。’君子得到车乘，是因为下面已经完备，而上面尚未完全具备；小人剥落屋舍，是因为上面虽然强壮，下面却已动摇。下面完备而上面尚未完全具备，我可以安睡在其中，百姓将来会承载我；上面强壮而下面动摇，就应赶快逃走，不敢回头看，还怕屋子压下来。如今您修养自身，行为又能修治家庭，只是禄位还没有得到，这已经是下面完备了，所以我用这个意思给您取字。这个意思和无咎的本意并没有不同，只是他的文章简约，含义浅近，不足以阐发您的志向。像无咎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言辞丰富而义理精妙了。《书写〈东皋子传〉的后面》

译我整天喝酒，不过五合，天下不能饮酒的人，没有比我更差的了。然而我喜欢看别人喝酒，看见客人举杯慢慢饮下，我胸中便为之浩荡开阔，疏放舒展，酣畅舒适的滋味，反而超过客人。闲居时没有一天没有客人，客人来了，也没有一次不置办酒席。天下爱好饮酒的人，也没有谁比我更甚。我常说，人的最大快乐，莫过于身体没有疾病、内心没有忧虑。我却没有这两样。但如果有这两样快乐的人来到我面前，我怎么能让他充分享受呢？所以我所到之处，常常储存好药，有人需要就给他；又特别喜欢酿酒来招待客人。有人说：‘您没有病却储存很多药，自己不喝酒却酿很多酒，辛劳自己来成全别人，为什么呢？’我笑着说：‘病人得到药，我便替他身体轻快；饮酒的人被酒醉倒，我便替他感到酣畅舒适，这本来就是专门为了我自己。’东皋子任待诏门下省时，每天供给酒三升。他的弟弟静问他：‘任待诏快乐吗？’他说：‘任待诏有什么快乐？只是每天有三升美酒，实在值得留恋罢了。’如今岭南法律不禁止饮酒，我既然可以自己酿酒，每月用米一斛，酿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位太守，也间或把酒送给我。大略计算我所得到的酒，几乎超过东皋子了。然而东皋子自称五斗先生，每天供给三升酒，连满足自己饮用都来不及，怎么能招待客人呢？像我这样，每天有二升五合，已经进入乡野之人和道士的腹中了。东皋子和仲长子光交游，喜好修养性情、服食养生，并预先刻定死亡日期，亲自撰写墓志。我大概是在千年之后把他当作朋友，或许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吧。《书写黄子思诗集的后面》我曾评论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笔迹萧散简远，妙处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今笔法并充分发挥出来，把书法的变化推向极致，天下人一致把他们尊为宗师，而钟、王的法度反而日益衰微。诗歌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成，曹植、刘桢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大概也已经达到极致了。到了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才姿，凌驾百代，古今诗人几乎都被压倒了；然而魏、晋以来那种高远绝尘的风气，也稍稍衰落了。李、杜以后，诗人接续创作，虽然间或有高远的韵味，但才华赶不上意境，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在简约古朴中表现细微深远的情致，在淡泊平静中寄托最高的滋味，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唐末司空图处在兵乱之中，而诗文仍然高雅，还保留着太平时代的遗风。他评论诗说：‘梅子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的美味常常在咸、酸之外。司空图大概把自己诗歌在文字外有所领悟的地方，列成二十四韵，只可惜当时没有人认识它的妙处。我把他的话反复读了三遍，为此感到悲哀。闽地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以擅长文章著称。我曾听前辈诵读他的诗，每当遇到佳句妙语，便反复吟咏几遍，才懂得其中的深意。这确实印证了司空图所说的，美味在咸、酸之外；能够一唱三叹，余味无穷。我曾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得以看到他家的诗集；至于黄子思品行笃厚、志向高远，做官有非凡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已有详细记载，我不再评论，只这样评论他的诗。《书写柳子厚〈牛赋〉的后面》岭外的风俗都轻视杀牛，海南尤其严重。客人从高化运牛渡海，一条船装一百头，遇到风势不顺，牛因饥渴互相依靠着死去的数不胜数。牛登船时都悲哀地鸣叫流泪。到了海南，耕牛和供屠杀的牛常常各占一半。有人生病不服药，只杀牛祈祷；富裕人家甚至一次杀十几头。死了的人就不再说了，幸而没有死，便把功劳归给巫师。把巫师当医生，把牛当药。偶尔有人服药，巫师便说：‘神灵发怒了，这病再也无法医治。’亲属都替病人撤去药物，禁止医生进门，直到人和牛全都死了才罢休。当地出产沉水香，换取香料必然要用牛和黎人交易。黎人得到牛，全都拿去祭鬼，没有一头能够逃脱。中原人用沉水香供佛，焚香祭天求福；这其实都是在烧牛肉，哪里能得到什么福呢，真可悲啊！我无法救他们，所以写下柳子厚的《牛赋》，送给琼州僧人道〔字迹有误〕，让他用来劝告当地有见识的人，希望这种风气能够稍稍减弱吧。庚辰三月十五日记。《书写若逵所写经书的后面》楚怀比丘把若逵所书写的两部经拿给我看。经分为若干品，品分为若干偈，偈分为若干句，句分为若干字，字又分为若干笔画，数量无穷无尽。然而这些字的笔画却平等如一，没有高下、轻重、大小的差别。怎么能够做到一样呢？因为忘却了自我。如果不能忘我，那么一画之中已经显现出两种差别，何况有许多笔画呢？它们就像海上的沙子，有谁去磨平它们呢？却自然均匀平整，没有粗细之分；又像空中的雨，有谁去挥洒它们呢？却自然疏散落下，没有疏密之别。楚怀、若逵啊，如果你们能够在一念之间领悟这个法门，那么在刹那之间便能转读八十藏，任何一句、一个偈子都不会忘记。东坡居士说完这个法门，便把经还给他们。《书写孙元忠所写〈华严经〉的后面》我听说世间凡是富贵之人，以及诸天、龙、鬼神中拥有巨大威力的，修行无上道很难，造作各种福业却容易。他们刚发菩提心，随即又忘掉它，就像吃饱的人厌弃饮食一样；所造的福业，只要动一念便能成就，就像一滴水流入世间，立即成为江河。因此佛说这类人实在可畏：一念错失，便会在万劫中堕落败坏。一切龙族，无论地上行走的、天空飞翔的；佛依靠佛，佛成就依靠僧，也都是这个缘故。镇阳平山有子龙，灵异变化不可测，常常依止觉实、觉性两位大比丘。有位大施主孙温靖公，确实能够招致龙来，和它们以宾友相待。下雨还是放晴，都只听从孙公的意愿。孙公以及这两位大比丘、这两条龙，一定共同奉事佛法，都将受佛授记，所以能够在未来世各自凭愿力来成就佛事。我看孙公的奏疏，他本来想为龙修建庙宇，又担心血食祭祀会增加龙的罪业，所以上奏请求度僧，以奉祀庙宇。孙公爱龙就像爱自己，只让它们积福，不让它们造业。由此推及世间，对待万物如同对待自己，对待自己如同对待万物。我知道这个人与佛没有不同。觉实既已圆寂，孙公也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元忠亲自为父亲书写《华严经》八十卷，累计数万字，没有一点一画显出懈怠的样子。人如果能够收摄心念，一念专一清静，便会产生无量的感应。元忠把这样的心贯注在八十卷经中，自始至终始终如一。我知道诸佛都已经看见、听见了这件事；如果把这部经置于这座山中，那么孙公、两位高僧和两条龙，无论在哪里，都应当能够彼此相见，共同度化众生，没有穷尽。我和元忠也应当参与其中。《书写柳子厚〈大鉴禅师碑〉的后面》

译释迦牟尼用文字教化众生，他的教法翻译到中国，必定要借助善于写文章的儒者，才能流传久远。所以佛教大乘诸经直到《楞严经》，其中曲折详尽、精微完备、卓然超出的地方，是因为房融执笔记录的缘故。柳子厚被贬南迁后，才开始深入研究佛法，所作曹溪、南岳诸碑，精妙绝伦，超过古今；但《南华》至今没有刻石。长老重辩师兼通儒、释两家，道学纯正完备，认为从唐代到今天，歌颂、叙述祖师的人很多，却没有像柳子厚这样通达明亮、简约端正的。因为他推究佛法言论的根本，和孟轲的学说相合，难道不应当让学者白天看、夜里诵读吗？所以他备办石材，请我书写碑文。《唐史》记载：元和年间，马总由虔州刺史升任安南都护，又调任桂管经略观察使，入朝任刑部侍郎。如今根据碑文考察，他大概是从安南调任南海，并不是桂管。韩退之《祭马公文》也说：‘从交州持节到番禺，曹溪的谥号，决不是桂帅所应当请定的。’由此知道《唐史》记载有误，应当以碑文为正。绍圣二年六月九日。《书写〈金光明经〉的后面》我的幼子苏过，他的母亲同安郡君王氏，名闰之，字季章，享年四十六岁。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她死于京师，灵柩停放在城西惠济院。苏过还没有服完丧，就跟随我迁往惠州，每天都因为离母亲的灵柩越来越远而感到遗憾。他想到将要除去丧服，却没有办法表达无穷的哀痛，因此亲自书写《金光明经》四卷，亲手装订整理，送入虔州崇庆禅院新建的经藏中，希望借此资助母亲往生。他哭着对我说：‘书写经书的功劳很小，不足以祈求丰厚的报答；必须口诵经文、心中通达，手上书写、身体践行，才能感通佛祖、超度神明。可是我愚昧，不知道这部经所说的都是真实话，还是寓言？应当怎样理解，又应当怎样实行？’我说：‘问得好。我常听张文定公安道说：佛乘没有大小，佛所说的话也不能简单分为虚假或真实，只在于我们的见解如何。万法归于一理；如果我有所见，寓言就是真实的话；如果我没有见解，真实和寓言全都不是。因此《楞严经》说：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我终究不在这里取涅槃。如果诸位菩萨急于度人而不急于成佛，直到三界众生都已成佛，我才取涅槃。’ 如果诸位菩萨觉察到这个身体自无始以来都只是众生之相，那么对冤家亲人一概拒绝接受，分别内外、设置障碍保护自己，就是卵生之相；破坏他人来成全自己，损害别人来增益自己，就是胎生之相；贪爱染着、流连不舍，附会执着于有无，就是湿生之相；一切事物都不改变，把自己当作主宰，就是化生之相。这四种众生之相，和我一起流转生死，人们却不能觉察、不明白，辛苦修行，反而使虚幻之力得以成就。由于这四种相，压制、降伏我的各种根性，便以为这是涅槃之相。凭这种做法成佛，是绝不可能的。上面所说的两位菩萨，都是具有正见的人。由此可知，佛语既不是单纯的寓言，也不是拘泥于字面的实话。现在你如果能够像流水长者那样，以大愿力取得无碍的法水，救济你所遇到的、流浪而干渴的鱼儿；又能够观察世间万物，虽然十分可爱，却虚幻无实，终究不是我所有的，你就应当舍离它们。像萨埵王子舍弃自身那样，虽然自己的身体十分可厌恶，但被业力驱迫的众生实在值得怜悯，你就应当布施自己。像萨埵王子把身体施给老虎那样去实行舍施，如同饥饿时寻找食物、口渴时求取饮水，那么道就可以得到，佛就可以成就，母亲也可以超拔了。’苏过拜了两拜，叩头行礼，希望把这些话写在经卷末尾。绍圣二年八月一日。《〈金刚经〉跋尾》听说从前有个人受持各种经典，收摄心念，专一精妙。他常常用手指作出握笔的姿势，在虚空中书写各种经法。这个人离去以后，他写经的地方自然庄严清净，雨水也不能将它打湿。凡是看见、听说这件事的人，谁不赞叹这件稀有的事情呢？有一位比丘独自拍掌说：可惜这个经藏只有一半。由此才知道，心中只要存有一念，便已经成为尘劳，更何况还可以用声音去寻求、用形色去观察呢？如今这位长者谭君文初，因为思念亲人，示现进入各种形相。他取黄金屑书写《金刚经》，凭四句偈悟入本心，使各种根性受到法水灌润，六尘都清净了。到了这个时候，连经都看不见，何况是经上的字呢？字既然不可见，又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金呢？我看谭君孝顺慈爱、忠诚守信，内在的品行纯正完备。他以这些众善庄严这部经，在色相之外光明显耀。世间众人的眼睛如果不具备正见，就会使这部经法显得残缺不全。因此我说，应当这样来看它。东坡居士说完这个法门，便把经还回去。《书事四首》《记述刘庭式的事》我过去任密州知州时，殿中丞刘庭式任通判。庭式是齐地人。我的弟弟子由任齐州掌书记，听到他的乡里传闻后告诉我说：‘庭式通晓礼学，尚未考中进士时，曾商议娶同乡女子为妻，已经订婚却还没有交纳聘礼。庭式考中进士后，这女子因病双目失明。女家亲自耕种，十分贫穷，不敢再提婚事。有人劝庭式迎娶她的妹妹。庭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答应她了。她即使失明，难道我能辜负当初的心愿吗？’最终还是娶了盲女，和她白头到老。’盲女在密州去世，庭式为她服丧；过了一年，悲哀仍未减退，也不肯再娶。我偶然问他：‘悲哀产生于爱，爱产生于容色。您娶了盲女，和她白头到老，这是义；可是爱从哪里产生，悲哀又从哪里产生呢？’庭式说：‘我只知道我失去了妻子。有眼睛的是我的妻子，没有眼睛的也是我的妻子。如果我因为容色而产生爱，又因为爱而产生悲哀，那么容色衰退、爱意消失，我的悲哀也就会忘掉。这样说来，凡是挥袖倚立在市场旁，以眼色挑逗、用心意招引人的女子，都可以做妻子了吗？’我深深感动于他的话，说：‘您将来一定是功名富贵之人。’有人笑我这话说得过分，我说：‘不是这样。从前羊叔子娶夏侯霸的女儿，夏侯霸叛变投奔蜀国，亲友都劝他和妻子断绝关系，只有羊叔子安然与她共同生活，恩爱礼敬反而更加深厚。’ 君子因此知道羊叔子的尊贵，他后来终于成为晋朝的重臣。如今庭式也差不多如此；如果不能显贵，也一定能够得道。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茫然不信。昨天有人从庐山来，说：‘庭式如今住在山中，主管太平观，面色光彩焕发，隐隐有紫气；能够在陡峭的山坡上上下行走，往返六十里快如飞行；不吃五谷，已经好几年了。这难道不是有所获得才会这样吗？’我听了非常高兴，自己认为从前的话并没有说错，于是写下这些话寄给密州人赵杲卿。杲卿和庭式友善，而且都曾听过我的话。庭式字得之，如今任朝请郎。杲卿字明叔，是乡贡进士，也有品行义行。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东坡居士书。《记述狄武襄的事》

译狄武襄公本来是农家子弟。十六岁时，他的哥哥狄素和乡里一个不知姓名、号称铁罗汉的人在水边斗殴，直到把对方淹死。乡里的保伍正要把狄素捆起来，狄武襄恰好给田里送饭，看见后说：‘杀死铁罗汉的人是我。’众人便都释放狄素而捆住狄武襄。狄武襄说：‘我不逃避死罪，但请等我救治铁罗汉，也许他还能活过来。如果他确实死了，再捆我也不晚。’众人听从了他。他默默祈祷说：‘如果我将来富贵，铁罗汉应当苏醒。’于是抬起尸体，使他出水数斗，竟然活了过来。后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狄武襄去世后，他的儿子狄谘、狄咏护送灵柩回西河安葬，父老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我和狄咏一同住在馆舍接待北方来客，夜间谈话时说到这件事。眉山苏轼记。《外曾祖程公逸事》公的谥号是仁霸，眉山人。他凭仁厚取信于乡里。蜀地平定后，中朝士大夫害怕到偏远地方任职，官职有空缺时，便选当地有品行道义的人代理。公代理录参军。眉山县尉抓到一个偷芦菔根的人，此人确实偷盗了，但所持的刀误伤了主人。县尉希望得到赏赐，便把案件上报为劫盗案。狱掾收受贿赂，严刑逼供，把罪名坐实。太守将要审察囚犯时，囚犯坐在廊下哭泣，衣服全被泪水浸湿。公恰好经过那里，知道他是冤枉的，便斥责盗犯说：“你是冤枉的，为什么不自己申诉？我替你伸张。”盗犯果然称冤，于是案件被移交审理。公已经为他洗清了罪名，但县尉、狱掾争执不休，案件又被移交，最终还是杀了盗犯。公因放走囚犯获罪，被罢官回乡。不到一个月，县尉、狱掾都突然暴毙。三十多年后，公白天看见盗犯拜伏在庭下，说：“县尉、狱掾还没有伏罪，等着您来裁决。此前地府想召您暂时来对案，我叩头争辩说：‘不能因为我的缘故惊扰公。’所以拖到现在。公的寿命今天终了，我替您挑担子前去。暂时来对案，立即就能转生天界，子孙长寿富贵，朱紫官服充满门户了。”公把这番话全部告诉家人，沐浴、穿戴整齐后就寝而死。轼小时候听说过这件事。后来外祖父活到九十岁。舅父开始显贵，活到八十五岁。曾孙都做官而有声望，同时担任监司的有三人。玄孙的仕途和学业更加兴盛。然而县尉、狱掾的子孙却衰微了。有人说，盗犯感念公的恩德很深，不忍烦劳公，暂时对案是可以的；但案件长期不能判决，难道主事者也借此来折磨县尉、狱掾吗？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惠州，读陶潜所作的外祖父《孟嘉传》，其中说：“对母亲和故乡的思念，确实集中在他的心中。”想到这里，我悲伤不已。于是记下公的逸事，留给程氏，希望也能表达渊明的心意。●卷九十四 ◎赞三十七首 【延州来季子赞（并引）】鲁襄公十二年，吴王寿梦去世。延州来季子是他的幼子，因为谦让国君之位而闻名于诸侯，那时已经不是儿童了。到了哀公十年冬天，楚国令尹子期攻打陈国，季子前去救陈，对子期说：“两位君主不致力于施德，却用武力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请让我退兵，以成全您的名声；您应当致力于施德，使百姓安定。”于是退兵。当时距离寿梦去世大概已经七十七年了，季子还能统率军队跋涉千里，可见季子多么长寿而健康。然而他的死却没有记载在《春秋》中。哀公元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击败越国，句践派大夫文种通过太宰▯向吴国求和，吴王答应了；伍子胥进谏，夫差不听，于是吴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季子在鲁国观看乐舞，能在百年以前预知各国的兴衰。等到他救陈时，距离吴国灭亡只有十三年，却说季子不知道，怎么可以呢？阖庐自立为王时说：“季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黜我。”可见季子的德行取信于吴人，他的话在吴国能够实行。况且他率军救陈，不交战便退兵，把成全敌国名声当作自己的行为；这样看来，季子对于吴国，大概也并没有多少专断权。救陈的第二年，伍子胥死了。季子知道吴国必然灭亡，却始终没有对夫差说一句话，是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伍子胥辅佐阖庐成就霸业，夫差却像杀奴仆一样杀了他，难道这只是季子一人难以进谏吗？唉，真可悲啊！因此我知道夫差不行正道，竟到了使季子也不敢进言的地步。苏轼说：延州来季子、张子房，都是没有真正死去的人。江东一带的人喜欢谈论子房、季札的贤能，是有道理的吧。这些话可以同有见识的人谈，却难以同世俗之人说。于是作《延州来季子赞》：泰伯的德行，集中在先生身上。抛弃国位如同丢弃遗物，脱离尘世而去。坐看春秋更替，差不多经历了五分之二。古代的真人，虽有变化却没有死亡。【孔北海赞（并叙）】孔文举凭借英伟而冠绝天下的资质，成为海内的师表；他所意欲褒贬的，天下人都跟随他，这真是人中之龙。而曹操阴险狠毒，只不过是鬼蜮之中的雄杰罢了。他们的形势绝不可能两立：不是孔公诛杀曹操，就是曹操加害孔公，这是常理。可是前代史书却说，孔公恃才傲物，志在平定祸乱，但才疏意广，最终没有成功；这大概是当时奴婢小人议论孔公的话。孔公没有成就，是天意。假如上天还不想使汉朝灭亡，孔公诛杀曹操就像杀狐狸兔子一样，有什么值得说的！世上称为豪杰的人，才气各有高下，但都把临危不惧、谈笑赴死看作豪杰。曹操却因病而死，子孙围绕在身边，他咿咿呀呀地哭泣，留恋妾妇，分发香料、出售鞋子，安排衣物；他一生的奸诈虚伪，临死时显露了本性。世人按照成败评论人物，所以曹操得以列入英雄之中。可是孔公却被说成才疏意广，难道不可悲吗？曹操一生畏惧刘备，而刘备因为孔公知道天下有自己这个人物而感到高兴。假如上天要保佑汉室，孔公任用刘备，刘备诛杀曹操并不困难。我读孔公所作《杨四公赞》，感叹道：当曹操要加害孔公时，又有鲁国一位男子慨然为他争辩，孔公差不多就不会死了。于是作《孔北海赞》：晋朝有个羯族奴仆，是盗贼中最卑劣的。像曹操一样欺凌孤弱，也是羯族人所不齿的。我书写《春秋》，把他同齐豹并列。文举在天上，虽死犹生。我的宗族中若有这样的人，千年之后也应当奉他为友。看孔公如同看龙，看曹操如同看鬼。【王元之画像赞（并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