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论十一首

译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各部门不知道上面想做什么，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喜欢做大事的人想称王，喜欢权势的人想称霸，苟且偷安的人想休息。文吏所到之处，就治理刑狱；聚敛之臣，则把搜求财物当作最紧要的事。百姓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等到发布一项政令，就说“姑且试行罢了”，至于能否成功，本来还不知道。先前的政令还没有看出利弊，后面的政令又发布了。如今凡是所谓新政，听它开始时的议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令人喜悦吗？然而颁布到天下，最终却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预先确定规划。任用和罢免取决于个人好恶，政令的废止和兴起决定于赞成者多寡。因此，完全有利的事情因为一点小小的不便而废止的，有过；关系百世祸患的事情因为一点小利而不顾的，也有过。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的责任，所发布的政令没有成效。这就好比要走一千里路却不准备粮食，途中向路人乞讨；又好比治病却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药，把各种药都试一遍，侥幸希望其中一种有效。想要除去三种祸患，是不可能的。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到了几十代以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政策专一，所以局势本来就有条件使结果如此。管仲辅佐桓公，从开始执政直到成就霸业，他所安排的事情都有方法。等到成功以后，人们都知道成功的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考察。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晋文公、勾践曾经想使用他们的百姓，两位大臣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等到他们认为可以使用百姓时，就击破楚国、灭掉吴国，好像把东西寄放在邻居家再取回来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看得明白，谋划成熟。如今的世道，也不过是让明智的人周密谋划罢了。士人争相说：这样做财物就可以充足，这样做军队就可以强大，这样做官吏就可以选好。我采纳其中可行的，制定规划，用勇气发动它，用专一来守持它，用强力来推行它，日夜求得符合预定规划，而不致力于超出规划之外。做事的人专心，施行的政令统一，却不能成功的，从来没有。财物不能充足，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好，这三件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源，也是天下的大事。对于天下的大事，假如有一个人独自包办并同时发表意见，那么他治理这三件事的方法究竟得失如何，本来还不能知道。虽然不能知道具体得失，却可以知道这三件事决不能不治理。因此不能没有方法。方法不是难在懂得，而是难在被听取；不是难在被听取，而是难在实行；不是难在实行，而是难在收取成效。孔子说：“善于谋划而且能够成功。”如果善于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世上有一个喜爱宝剑的人，聚集天下的精良金属，铸造三年才完成，以为自己的剑天下无敌；剑铸成后却弯曲、残缺、折断，不能使用。为什么呢？这是只知道铸造，却不知道收取成效。如今世上做事的人，即使事情很小，想要使它成功的常常不过几个人，想要破坏它的却常常数也数不清。可以成功的功业往往难以显现，不可成功的样子却常常先显现出来。上面的人正在眼花心乱而不能自信，又哪里有闲暇顾及收取成效呢！古代的人，有的敢于触犯最困难的事情而谋求最远大的目标，他们究竟有什么方法呢？而且并不只是圣人才如此。商君改变秦国法度时，触犯万人之怒，排斥全国人的议论，形势如此逆反。苏秦实行合纵时，把天下各国的不同联合为相同，把六国之间的疏远联结为亲近，谋划如此迂曲。淮阴侯向高帝请求三万人，愿意向北攻取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截断楚国的粮道，向西在荥阳会师。耿弇也对世祖说，想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再回头收取富平，向东攻下齐地；世祖认为这件事零散而难以会合。这四个人都是越过别人的都城去谋取别人的国家，功业的规划如此疏阔。然而四个人实行起来却像很容易。他们从口中说出，就在手中完成，认为既然已经答应君主，就要亲自把它拿回来。如今我们凭借自己所有的天下，实行自己所认为应当做的事；这件事又不是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也不是要等待别人具备条件以后才能完成，就像有财物便自己使用，有儿子便自己教育一样。然而政令在天下发布，有发布却没有成效，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只知道发布而不知道收取成效吗？不是不知道收取成效，也许是规划空泛而无从收取成效吗？所以我为此写道：先确定规划，然后再办事。事先确定下来，就可以谋划对付别人；事先不确定，连谋划自己的事往往都来不及，更何况谋划对付别人呢！况且如今的社会风气，还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士大夫对朝廷的信服不够深厚，却都喜欢发表议论，专门非难君上，使人被是非弄得迷惑，不知该听从谁。听从他们，事情一经提出就没有什么可办；不听从他们，他们所推行的事情又常常多有变故而容易失败。事情多有变故而容易失败，是因为每个人都抱持自己的私见来破坏它，而在下面争论、又幸灾乐祸地盼望它不能成功的人很多。富人谋求利益，往往能够成功，世人以为这是福气，其实不然。那些富人，平素就深得人们信任，平素也受到人们厚待；他们要做什么，没有人加以妨害，他们想要什么，没有人非难，事情还没有办成，众人已经先替他们办成了。事情推行有形势，事情成功有气势。富人不过是乘着形势，承接着气势罢了。想使事情容易成功，就要先治理使天下人信任服从自己的根本。天下的事情，不能靠力量取胜。力量不能取胜，就不如顺从众人。所谓顺从众人，不是听从众多人的口头意见，而是顺从众人不说出来却共同认可的东西，这才是真正顺从众人。众多人的口头意见并不是真正的众意，只不过是传到我耳边、出现在我面前的声音罢了，没有一种不是他们自己的私说；对我来说是多数，对天下来说却是少数。众人不说而共同认可的东西，是众多口头意见全都不喜欢的。若因为众多口头意见所不喜欢，就抛弃众人不说而共同认可的东西，那么喜欢它的人就少，不喜欢它的人反而多了。古代的人，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得到天下人的心；后世的君子，却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失去天下人的心。他们不知道，古代人所顺从的不是众人的口头意见，而是众人共同认可的东西。怎样说明这一点呢？世人所说的违逆众意、招来怨恨而不能实行的事情，没有比减省任子制度更明显的了。然而不顾众议而实行它，已经五六年了，天下却从未有过一句非难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只是众人口头上不喜欢，心里却共同认可的事。按照众人心中共同认可的东西去实行，即使仍有人议论，也可以不必忧虑。所以我为此写道：用勇气发动它，用专一守住它，用强力使它通达。如果懂得这三点，就不只是治理我国而已，即使向北夺取契丹也可以。《正统论三首·总论一（至和二年作）》

译正统，究竟是什么呢？是名分吗？是实际吗？关于正统的说法是：“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之处的；统，是用来使天下不统一归于统一的。”不幸的是，有天子的实际，却没有天子的名位；有天子的名位，却没有天子的德行。这两种人同时立于天下，那么天下怎样能有正、有统一呢？正统的论说也就可以判定了。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一个人既得到这个名分，又有这个实际，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天下本来就有没有实际却取得名分的情况，圣人在这里不得已，只是不让实际损害名分。而名分终究不能损害实际，所以名分轻而实际重。不让实际损害名分，所以天下不争夺。名分轻而实际重，所以天下趋向实际。天下有不肖之人自称贤者，却没有卑贱之人自称尊贵。天下的争端，是从自称贤能而不肖开始的；圣人为此忧虑，不敢扰乱贵贱的秩序，所以天下知道贤能不能夺去尊贵。天下尊贵的人，圣人没有不尊重的，因为他仰赖其中有贤者和不肖者的区别。把尊贵轻易给人，却把贤能郑重地给人，天下这才知道尊贵不如贤能，也知道贤能不能夺去尊贵，于是就不争了。知道尊贵不如贤能，所以趋向实际；使天下不争而趋向实际，这也就够了。正统，不过是名分所归之处罢了。名分虽有所归，却不能给那个人增加什么好处，于是名分就轻了。名分轻了，实际才显得重要。我想使天下的实际受到重视，正是从这里开始使名分变轻。听任正统自行取得的，有十个：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认为可以取得正统而保留其名分、用来保存教化的，有六个：魏、梁、后唐、晋、汉、周。这样，尧、舜和三代之君之所以比后世君主贤明，就都不在于正统。因此后世君主即使不按他们的正道而取得正统，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同尧、舜和三代相比的。正是在这里，实际受到重视。《正统论三首·辩论二》正统的论说起于欧阳子，霸统的说法起于章子。对于二人的论说，我赞同欧阳子，所以不得不与章子争辩，以完整保存欧阳子的学说。欧阳子的学说完整了，我的学说也因而更加明白。章子的说法是：“把秦、梁列入正统，得到正统却未必妥善；把魏列入正统，是错误的。”这是章子不知道名分和实际各自所指的地方。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只是名分而已。正统果然是名分，又怎么能知道实际呢？只看天下共同承认谁为君主而加给他，又怎么能知道其他情况呢？章子认为，魏不能统一天下，不应给予它正统。魏虽然不能统一天下，但天下也没有像魏这样强大的；吴虽还存在，却没有形成两方并立的形势，为什么不把正统给魏呢？章子不完全排斥五代，也不过是因为天下没有能与它抗衡的而已。如今排斥魏，魏怎么能没有话说呢！正统，是因为天下不能没有君主而创立的。因此天下虽未统一，却还没有达到两方并立的地步，君子就不忍心把它断定为无君。况且德行相同而力量相等，不臣服也可以。如今天下不幸不能统一，德行既没有谁超过谁，弱者又不肯臣服于强者，于是因此不给任何一方正统，这只是看重天下的不幸，反而帮助那些不肯臣服的人罢了。章子说：“乡里人尚且以同盗贼为伍为耻，圣人难道能同篡夺君位的人使用同一个名分吗？”我将要说：这个乡里人和这个盗贼，百姓都是百姓，士人都是士人，大夫都是大夫，难道也要同他们一起坐席吗？如果形势确实不得不与他们同席，那么乡里人又有什么可耻的呢？圣人取得天下，篡君也取得天下，只是形势不得不与他使用同一个名分，圣人有什么可耻的呢？我将说，圣人以篡君为耻，而篡君又哪里能使圣人蒙羞呢！章子说：“君子应当处在正统的位置，却让不正的人处在正统位置上，这说明正与不正之间还没有相差太远。”那么章子所谓的“正”，究竟是什么呢？是把一个人的正当看作正吗？还是把天下有君主看作正吗？一个人的正，是天下的私正；天下有君主，是天下的公正。我不取那种私正。天下没有君主，篡君出来控制天下；汤、武已经死去，我还到哪里去取得正呢？所以篡君也只是当时的正统而已。章子说：“祖父和孙子即使相差一百岁，而父亲只有五十岁，那么父亲不能算长寿。汉和晋虽然取得天下，但魏不能统一天下，所以魏不能算有正统。”我将说：如果他的哥哥四十岁就死了，那么他的弟弟五十岁就算长寿；弟弟相对于哥哥可以算长寿，魏相对于当时也只是算拥有正统而已。章子把它比作媳妇称公公宠爱的妾为婆婆。我将说，公公既然把她当作妻子，媳妇独独为什么不能把她当作婆婆呢？把妾当作妻子，是公公的过错；媳妇称她为婆婆，大概不是媳妇的罪过。把天下交给魏、晋，也只是汉、魏的过错罢了。给予它们正统的人，独独有什么罪呢？虽然如此，欧阳子的论说仍有不同于我学说的地方。欧阳子所赞同的，是我所赞同的；但欧阳子赞同它的理由，不是我赞同它的理由。欧阳子重视给予它正统，我只是轻视地给予它正统。而且他说：“秦、汉以后，正统多次断绝，取得正统的很少。正因为取得正统的很少，所以这个名分非常尊贵而重要。”唉，我并不赞成以稀少为可贵。幸好取得正统的少，所以有理由尊重这个名分；如果不幸所有人都取得正统，欧阳子难道还敢有所不赞同吗？况且他看重正统，那么把正统施加给篡君，确实好像有些过分，所以章子才有机会提出他的学说。如果文王终身没有取得正统，而魏、晋、梁却取得了；如果取得正统果然是尊贵的事，那么文王将要对魏、晋、梁感到惭愧了。一定要使正统不能成为圣人的盛大节操，那么取得它也就没有益处。取得它没有益处，所以即使把它给予篡君，也不算过分。使文王没有取得的、魏、晋、梁取得的，都是我所轻视的东西，那么魏、晋、梁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文王惭愧，文王也没有什么可对魏、晋、梁惭愧的了。《正统论三首·辩论三》始终取得正统、天下归于统一，这两件事，必定是依靠正道取得的吗？还是也有不依靠正道取得的呢？有人不依靠正道取得它，我以为这是可忧虑的，于是就把它归入名分之中。欧阳子说都属于正统，是从名分上说的；章子说有正统，又说有霸统，是从实际说的。欧阳子从名分上说，完全拘泥于名分；章子从实际上说，却没有穷尽实际。

译章子的意思是，霸统看重实际，却不知道实际之所以被轻视，正是从霸统开始的。假如天下的名分都不能超过实际，这本来是章子的意思；但天下的名分果真都不超过实际，那么我就认为章子超过了圣人。圣人不得已时，尚且不能让实际损害名分，章子却能这样做。难道我不知道处在正统位置就是正统——例如魏从汉那里接受正统，晋从魏那里接受正统——不如至公大义才是真正的正吗？只是也有不得已的情况。按照章子的说法，我将把它求得完整：尧、舜凭德行，三代凭德行和功业，汉、唐凭功业，秦、隋、后唐、晋、汉、周凭力量，晋、梁凭弑君。（不说魏，是因为依据章子的说法同他辩论。）若从实际说，德行加功业不如单纯的德行，功业不如德行加功业，力量不如功业，弑君不如力量；那么尧、舜以后取得正统的，经过了四层逐渐降低的标准，才到了晋、梁。而章子却认为，天下的实际已经穷尽在正统和霸统之间了。欧阳子完全拘泥于名分，所以不知道实际的底线在哪里；章子把名分和实际混杂起来，所以即使晋、梁弑君的罪行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恶，他所说的实际反而不过是霸统。那些人最初取得正统的虚名，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实际罪行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章子就告诉他们：“你们是霸者。”既然弑君取得天下仍不失为霸者，那么章子的学说本来就便利于篡夺者。章子哪里是说弑君者的实际罪行只到霸者为止呢？不过是已经把他的实际归入这个名分，虽然还想再加罪于他，却已经做不到了。王者死后，霸者对天下有功，我认为这适用于汉、唐。如果不得已而把正统给秦、隋、后唐、晋、汉、周，我尚且有所遗憾，怎么能把它一并给予弑君的人呢？唉！我并不吝惜名分，却珍惜实际。霸者对于王者，好比弟弟对于父亲。听说天下的父亲中曾有叫尧的，却说一定要像尧才配称父亲；稍微不如尧就降为兄长，那么瞽、鲧恐怕要降到仆妾一类了。天下将会有把父亲降到仆妾地位的事，也就不足为怪了。遵从章子的学说，它的弊端确实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说：不如完全从名分上说。完全从名分上说，因此晋、梁取得天下，名义上称为正统；至于它们弑君的实际罪行，只由天下和后世去加以惩处，我不替它们规定同等的尺度。这样一来，晋、梁的恶行在天下受到的诛责反而不会减少，实际在这里反而不会被看轻。章子说：“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夏称氏，商、周称人，古人对君主有这样区别轻重的说法。”他用这来支持自己的霸统说。拿圣人的一个片段来替自己助言，那么还有什么说法不能成立呢？我也可以说：孔子删定《书》，而虞、夏、商、周都称为《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都称为《誓》。我用来支持正统说，谁能说不可以呢？圣人对待实际，是先不让它损害名分，然后才顺从实际；帝也是天子，王也是天子，氏也是人，人也是氏，这又损害了什么名分呢？至于章子所谓的霸统，是损害名分而丧失实际。《大臣论上》能够以义理匡正君主，又不危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没有明君，让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无不想奋臂攻击他。然而小人必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来巩固自己在天下的地位，所以不能贸然攻击。攻击而不能取胜，自己身死，祸患只限于一身；攻击而取胜，君臣彼此不能安宁，天下必然灭亡。因此《春秋》的法则规定，不等君命便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称为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而叛乱，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扶助衰败、挽救危局，就必须先考虑后果，谋划能够长期维持的功业；事情能不能成功是天命，所以功业成功后天下才能安定。如今小人君主不诛杀而我去诛杀他，这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所得功业也不能长久。已经侵犯君主的权力，却还能面向北方处在人臣的位置，使君主不怀疑自己，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国家有小人，就像人身上长瘿。人的瘿一定生在颈部并附着在咽喉上，因此不能轻易除去。有卑贱的人，忍不住愤怒而强行割除它，结果因此虽然除掉了疾病，却招致死亡。汉朝灭亡、唐朝覆灭，都是这个原因。自桓帝、灵帝以后直到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不能容于朝廷，退不能容于民间，天下的愤怒可以说到了极点。当时议论的人以为天下的祸患只在宦官，除掉宦官天下就无事了。然而窦武、何进等人攻击他们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攻击他们而取胜，汉朝于是灭亡。唐朝衰落时，情形也大致相同。自仇士良、鱼弘志以后，天子的废立听从宦官；当时士大夫的议论，也只是要除掉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到了崔昌遐攻击宦官并取得胜利，唐朝也因此灭亡。在宦官还没有被除掉时，它只是颈上的瘿罢了；等到已经除掉，便溃裂四散，接着导致死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侵犯君主的权力，所得功业不能长久。况且作为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一次决战上，只为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太危险了。所以成功了就是袁绍、崔昌遐，失败了就是何进、窦武、李训、郑注。既然这样，忠臣义士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呢？窦武、何进死去，天下为之悲痛，认为是不幸；但他们没有成功，也未尝不是幸事。假如他们成功了，这两个人将怎样自处呢？所以说：能够以义理匡正君主，又不危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大臣论下》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攻击他们，不毁掉自己，就会毁掉君主。既然如此，这种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不是才智有所不同，而是所处的形势使然。古代用兵的人说，包围敌军不可过分逼迫，穷途末路的敌人不可逼得太紧，确实是怕他知道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兵众很多也无从发挥。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吴越两国的人也可以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一样。”小人自己知道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赦自己，于是将日夜谋划，防备突然发生而无法预料的祸患；如今君子又跟着憎恨逼迫他，因此他的谋划不能不更加深密，结交不能不更加紧密。关系紧密而谋划深密，那么他们发出的毒害就会愤怒暴戾，无法化解。

译所以天下的一切祸患，都是由小人兴起，却因君子催促逼迫而成就。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主人还没有发动，客人先发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是理直的，而君子的行动势必近于不顺。理直就可以欺骗众人，不顺就难以号令部下。因此过去那些起事的人，常常在中途众人便离散，最终导致失败；其中的道理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至于有智谋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在内加强君子之间的交结，厚积自己的势力；在外表面上浮泛应酬，不违逆小人的意图，以等待可乘之机。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亲近迁就他们，使他们不疑虑我；用利益诱惑他们，使他们的智谋昏乱；顺着他们的意愿，使他们的愤怒消退。然后等待他们发动而乘其空隙，推动已经坠落的势力，挽救将要断绝的局面。因此用力少，却没有后患。不替他们首先发动，所以君主不发怒，形势也不逼迫。这样做，功业成功后天下便会安定于此。如今小人一受到逼迫就联合起来，一受到宽待就离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他们见到利益不能不争夺，见到祸患不能不躲避，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骗，没有礼义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有间隙，党羽很容易瓦解。可是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等待变化，反而逼迫他们使其结成同党，也已经错了。君子和小人混杂相处，胜负尚未决定；替君子谋划，不如同他们深入交往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能深入交往而不采取行动，小人就会倒拿着权柄，乘我方的空隙。过去汉高祖死时，把天下托付给平、勃。高后临朝后，擅自封吕氏诸人为王，废黜刘氏。平日里他们纵情饮酒而一言不发，等到采用陆贾的计策，用千金同绛侯结交欢乐，最终因此诛灭诸吕，安定刘氏。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将相之间忙于互相攻击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他的说法是：将相和谐调和，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即使天下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做大臣了吧！《续欧阳子朋党论》欧阳子说：“小人想要掏空一个国家，必定先提出朋党之说。”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灾祸没有比权力转移到他人手中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结成朋党更危险的。有了朋党就必定争斗，争斗起来小人必定取胜，权力也就归于小人，君子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依靠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定敬重他却疏远他；小人只迎合君主的话，君主没有什么话不听从，必定亲近他。被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间。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而退隐，以乐道为乐，不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必然取胜的原因。我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君子好比嘉禾，培植它十分困难，除掉它却很容易；小人好比恶草，不播种也会生长，除掉后又会重新繁茂。世上从来没有不除掉小人便能得到治理的情况，然而除掉他们最为困难。斥退一个，援助他的人就很多；把他们同类全都除尽，众人对这样做的怨恨就很深。小的重新被任用便大肆逞威，大的得志便窃取国家。善人为他们扫清道路，世上的君主为他们屏息。譬如砍断蛇却没有杀死，刺伤老虎却没有刺毙，它们伤害的人反而会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就是这样。齐、鲁两国掌权办事的人，没有不是田氏、季孙的党羽；经历了几位君主仍未忘记诛除他们，最后齐简公被弑，鲁昭公、鲁哀公失去国家。小人的朋党不能除掉，就是这样。汉代的党锢之狱、唐代的白马之祸，使忠义之士被斥退而死，一个也没有剩下。君子的朋党容易被消灭，也就是这样。假使当世君主知道容易被消灭的朋党值得警戒，知道不可轻易除掉的朋党值得畏惧，政治就有救了。况且君子，在世上没有像这样多；小人，也没有像这样多。凡是有才智、锐意追求功名而热衷进取的人，只看被谁任用罢了。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这些人未必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成为门人中的优秀者；跟随季氏，就成为聚敛财富的臣子。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假使没有陷入王叔文的朋党，他们的卓越才华和绝世学问，也足以成为唐朝的名臣。过去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奔；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那是栾氏的勇士，我能得到什么呢？”王鲋说：“您如果让他们成为您的栾氏，便也成为您的勇士了。”唉，范宣子早听从王鲋的话，哪里只是得到两人的勇力，而且哪里还会有曲沃的变乱呢！我认为，治理之道不过是去除过分严重的部分。假如罢黜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的人不失去富贵，无才的人也没有留下怨恨，那么我们将来任用他们还来不及，又哪里需要报复他们的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衣食不足罢了。农夫和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但衣食既然充足，盗贼难道没有不能重新成为农夫和市民的吗？所以善于除盗的人，是打开他们获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业；善于除小人的人，是用富贵的道路诱导他们，使他们瓦解自己的朋党。靠武力取得威势和胜利的人，大概没有不反过来被它吞噬的。曹参治理齐国时说：“务必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狱讼和市场，是奸人得以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一点，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善于治理了。奸邪固然不可使它滋长，但也不能完全不容纳它。如果奸邪无处容身，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办法吗？牛党、李党遍布天下，而李德裕凭一己之力，想把他们一类人全部追究并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人祸患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落。靠武力取得威势和胜利，果然不可以吗？我因此续写欧阳子的学说，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戒鉴。《屈到嗜芰论》屈到喜欢吃菱角，患病时召来宗族中的老者，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祥祭，宗族老者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君子说：“屈建违背父命却合乎道义。”唐代柳宗元非难这件事说：“屈建依据礼的末节，忍心断绝他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况且《礼》说：‘斋戒的日子，要想想他所喜爱的，想想他所嗜好的。’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说合乎道义呢？” 柳子见识浅陋，实在太厉害了。子木是楚国卿大夫中贤明的人，难道会不知道做儿子的道理、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吗？何况对于父亲临死前反复叮咛的话，抛弃而不采用，难道人情能够忍受吗？一定是有更加不能忍受的重大理由，压倒了他的私情。对于死生的关头，圣人是十分严肃对待的。死在正寝，不死在妇人的手里；至于临终结好帽带、使手脚舒展这一类小事，也不敢不努力做到。圣人对于死生的变化看得如此重大。父子平日的话，可以用亲情掩盖义理；到了死生这样极其严肃的关头，难道能容许以私情损害公义吗？

译曾子病重时，称说君子所看重的道义有三件事。孟僖子临死，让他的儿子向仲尼学习礼。管仲病重，劝桓公除去三位嬖臣。这几位君子的言论，有的以国家社稷为主，有的致力于道德，有的教训自己的子孙，虽然所趋向的不同，却都如此笃守大义，不偏私自身。如今赫赫的楚国，若敖氏的贤能闻名于诸侯，屈到身为正卿，死时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他的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照此办理，楚国人传诵它，太史把它记载下来，天下后世不知道屈子的贤能，只听到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所以说：一定是有更加不能忍受的重大理由，压倒了他的私情。然而《礼》所谓“想想他所喜爱的，想想他所嗜好的”，说的是做儿子追念父亲的方式。曾皙喜欢吃羊枣，曾子便不忍心再吃羊枣。父亲去世后不能阅读父亲的书，母亲去世后不能拿用母亲的器物，都是做儿子的自然感情，难道要等父母留下遗命吗？如今进献菱角这件事，如果出自屈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若是根据他父亲的遗命去做，反而显得浅陋。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缘故，使父亲成就最大的浅陋吗？曾子卧病时，曾元对更换竹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爱人，是用道德去爱；小人爱人，只是姑息迁就。”如果认为柳子的说法正确，那么曾元就是孝子，而曾子却在病势危急时只顾礼的末节而更换竹席，反倒成了极不仁的人了。中行偃死后，眼睛仍不能闭合，范宣子洗手后抚摸着他说：“侍奉吴国，难道敢不如同侍奉君主一样吗？”他的眼睛仍然睁着。栾怀子说：“如果主人最终能安息，我若不继续侍奉齐国，有如黄河。”中行偃这才闭上眼睛。唉，范宣子知道侍奉吴国是忠于君主，却不知道以报答齐国来成就中行偃忧国的美德；他的忠诚就更加伟大了。古人把偏爱和厌恶比作美好的砭药和石针，说：“石针尚且能使我活命；砭药中越美好的，毒性往往越多。”由此看来，柳子偏爱屈到，正是砭药中的美好之物；子木违背父亲的遗命，却是药石。《龙虎铅汞论》人的生死，没有不是由坎、离决定的。坎、离相交就生，分离就死，这是必然的根本道理。离代表心，坎代表肾；心所认为正确的，没有不正的，即使桀、跖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成为桀、跖，是因为内心看轻而对外物看重，所以总是实行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事情罢了。肾气强盛而外溢，就会产生欲念，即使尧、颜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成为尧、颜，是因为内心看重而对外物看轻，所以总是实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罢了。由此看来，心的本性合乎法则而正，肾的本性淫荡而邪，水火的性质本来就是这样。子产说：“火猛烈，人望见它就害怕；水柔弱，人就亲近玩弄它。”通达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龙属水，就是汞、精、血，出于肾而由肝收藏，是坎的东西。虎属火，就是铅、气、力，出于心而由肺主持，是离的东西。心一动，气力就随之发动；肾气外溢，精血就随之流出。正如火有烟一样，烟没有再返回柴薪的。世上不学习道术的人，他们的龙总是从水中出来，所以龙飞而汞变轻；他们的虎总是从火中出来，所以虎奔而铅枯。这是活人的常理。顺从这个道理就会死亡，违逆这个道理就能成仙。所以真人说：“顺着运行就成为人，逆着运行就成为道。”又说：“颠倒五行的法术，是龙从火里出来；不按五行顺序运行，是虎向水中生。” 有位隐士教我说：“人能够端正坐好，闭目调息，握固手指使心神安定；呼吸微弱时便慢慢闭住呼吸。（达摩的胎息法也必须闭息；如果像佛经所说，等待呼吸自行停止，恐怕最终不能达到。）虽然心中没有念头，却要卓然精明、毅然刚烈，如同不可侵犯的火。呼吸到了极限，就稍微放开；呼吸微弱时再闭住。（正当放开时，也只限于一息；这一息归入下丹田。）这样做，推算次数，以多为好，以持久为功；不过十天，丹田就会湿润，水气向上运行，时间越久越温热，几乎像沸腾；向上运行如水，茂盛如云，蒸腾到泥丸宫。离，就是丽，附着于物体而显现火的本性。我的眼睛被色彩吸引，耳朵被声音吸引，口被滋味吸引，鼻被香气吸引，火便随之附着。如今我寂静无物从外界牵引，火无所附着，又将到哪里去呢？水是它的配偶，何况是它的配偶呢？水火相合，火便不炎烧，水自然向上，这就是所谓‘龙从火里出’。龙从火中出来，龙就不飞，汞也不干涸。十天以后，头脑充实而腰脚轻快；闭息时，就漱炼津液，必须满口后再咽。（如果尚未满口，暂且留在口中，等下次再咽。） 仍然用空气把它送到下丹田，常常用意念温养，时间久了就化为铅。这就是所谓‘虎向水中生’。” 这个说法奇异而通达，精妙而简明，确实值得相信。然而我有一个大忧患：平生发起这种志愿已有百十次了，都荒诞虚浮而没有成就。我料想这条道路如果不舍弃身体去奔赴它，不剖开内心去承受它，不用尽生命去守持它，就不能成功。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处蛮夷之地，北归没有日期，区区世间滋味，也可以知道了。如果再在这件事上荒诞虚浮，真是连别人也不如。所以这几天来，我另发誓愿。譬如古人躲避灾难进入穷山，有的被流放到绝域，咬草吃雪，他们是什么人呢！我已经让人准备一张禅榻、两张大案，在明亮的窗下，专心想研究这件事；还做了乾蒸饼一百枚。从二月一日开始，完全断绝人事。饿了就吃这些饼，不喝汤水，不吃其他食物，细细咀嚼以产生津液，或者只喝少量酒。午后略睡。一更便睡，三更才起，坐着等待天亮。有太阳就采太阳之气，有月亮就采月亮之气，其余时间不是数息炼阴，就是练习现在所说的龙虎诀。这样坚持一百天，或许会有所成就。不读书，不写文章，暂且全部搁置，等待将来；不游山玩水，除了见道人以外不接待客人，不参加宴饮，因为这些都没有益处。我深怕自己容易流于改变，不能最终履行这些话，所以先写信告诉你，希望将来对弟弟感到惭愧，便不敢改变。此事非常困难，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不感到惭愧？这封信既是用来坚定自己，也是想把这种志愿传给弟弟。把舌头卷起来舔舐悬痈，最近得到这个方法，起初非常秘密地珍惜它。这就是禅家所说的“向上一路，千金不传人”；所见虽可笑，却极有功效。只是实行数日之间，舌头和下颚会略感紧痛，应当逐渐适应。若舌尖果真能够触到悬痈，使华池之水产生，没有比这更快捷的了。又有人说：“这个方法名叫‘江炉上一点雪’。”暂且应该保守秘密。

译《上张安道养生诀论》近年来我很留意养生。读书并延请、接纳方士已经很多了，他们的方法有数百种，我选择其中简便易行的，间或实行，往往都有效。如今这个方法尤其奇妙，才知道神仙长生不死并非虚妄之言。它初见效时并不明显，但积累一百多天，功效就不可估量。它初见效时并不明显，但积累一百多天，功效就不可估量。与服药相比，力量大百倍。我很久想把它献给您左右；其中的妙处，不是语言文字能够形容的。不过可以说出它的大概。如果相信并实行，必定有很大益处，具体如下。每天夜里子时以后（三更三四点到五更以来），披衣起身（只在床上拥被坐着也可以）。面向东，或面向南，盘腿而坐，叩齿三十六次，握固（用两手拇指握住第三指，或用第四指握住拇指；两手放在腰腹之间）。闭住呼吸（闭息是道家的关键妙处。首先必须闭息并排除杂念，扫除坐相，使心境澄澈宁静，诸念不起；自己感觉出入呼吸调匀后，便闭定口鼻）。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常找一幅五脏图挂在墙上，使心中熟悉五脏六腑的形状）。接着想象心如炎火，光明洞彻，照在丹田之中。等腹中气满、呼吸达到极限，便慢慢呼气（不能让耳朵听到呼吸声）。等出入呼吸均匀调和，就用舌头接触唇齿，内外漱炼津液（如果有鼻液，也必须漱炼，不要嫌它咸，炼得久了自然甘美；这是真气，不能丢弃）。不要咽下。再按前面的方法做：闭息内观，把心神收纳于丹田，调息漱炼津液，都依照前法。这样做三遍，津液充满口中和鼻腔时，便低头咽下，用气送入丹田。必须用意专注而有力，使津液和精气发出咕咕的声音，径直进入丹田。又依照前面的方法做。总共闭息九次，咽津三次便停止。然后用左右手把两脚心搓热（这里是涌泉穴，上通头顶，是气诀的妙处），以及脐下、腰部和脊背之间，都使它们热透（慢慢地按摩，使身体微微出汗也不妨，但不能喘息）。接着用两手摩擦熨热眼睛、脸部、下颏和颈部，都使它们极热。仍然按捏鼻梁左右各五七下，用梳子梳头一百多下，然后睡下，熟睡到天亮。以上方法极其简便，关键在于长久坚持而不废弃，才能有深厚功效。先试行一二十天，精神自然会与从前不同，会觉得脐下充实温热，腰脚轻快；长久坚持下去，离成仙也不远了。但应当练习闭息，使自己逐渐能够持久。按脉来计算，五次脉搏跳动为一息。近来我闭息能够逐渐持久，每闭息一次一百二十次脉搏跳动后才放开，大概已经能闭二十多息了。又不可闭息太久，使气息错乱，或突然冲出，反而会造成危害。务必谨慎！务必谨慎！还必须经常节制晚饭，使腹中宽松空虚，气才能回转。白天无事时，也要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并咽下，摩擦熨热耳目，以帮助真气。只要清静专一，就容易见到功效。神仙的最高法术，有三种人不能学习：一是忿怒急躁，二是阴险，三是贪欲。您气量高雅、品德清正，没有这三种毛病，我私下认为您可以学习。所以献上这点微薄心意，请您坚定地相信并努力实行；将来相见时，我再陈说其中的妙处。书籍和口诀大多使用枝蔓的文辞和隐晦的说法，最终看不到下手的直接路径。现在姑且直指精要，可以说是至理而不烦琐，是长生的根本。希望您深加珍藏保密，不要让庸俗妄诞的人窥见，以免泄露最高的道术。《续养生论》郑子产说：“火势猛烈，人看见它就害怕；水势柔弱，人就亲近它、玩弄它。”翼奉论述六情十二律，谈到水火时说：“北方人的性情偏好，喜欢做贪婪狠毒的事；南方人的性情厌恶，厌恶做廉洁正直的事。廉洁正直，所以成为君子；贪婪狠毒，所以成为小人。”我参合这两人的学说，替他们作解释说：火猛烈而水柔弱，猛烈产生正，柔弱产生邪；火属于心，水属于肾。所以五脏的性质，心正而肾邪。肾没有不邪的，即使是上等智慧之人的肾也属邪。然而上等智慧的人通常不放纵，是因为心这个主官端正，肾听从心的命令。心没有不正的，即使是下等愚人的心也正。然而下等愚人通常放纵，是因为心不能主持，而由肾作主。懂得这一点，就懂得铅汞龙虎的说法了。什么叫铅？凡是气都叫铅：有时奔走，有时跌倒，有时呼气，有时吸气，有时握持，有时击打。凡是运动的东西都属于铅，肺实际主持它的出入。肺属金，是白虎，所以叫铅，又叫虎。什么叫汞？凡是水都叫汞：唾液、鼻涕、浓血、精液、汗液、大小便，凡是湿润的东西都属于汞，肝实际储藏着它。肝属木，是青龙，所以叫汞，又叫龙。古代真人论述内丹时说：“五行颠倒的法术，龙要从火中出来；五行顺行时，虎要在水中产生。”世上还没有人懂得这话。五行顺行时，龙从水中出来，虎从火中出来，这都是死亡的道路。心不能主持而由肾作主，外界的声色诱惑，内在的邪欲淫念便发生，壬癸之精华向下流入人体，或成为污浊腐败之物。这就是汞龙从水中出来。喜怒哀乐都发自内心：喜悦就随之抓取攀援，愤怒就随之殴打攻击，悲哀就随之捶胸顿足，欢乐就随之手舞足蹈。心在内部发动，气就在外部响应，这就是铅虎从火中出来。汞龙从水中出来，铅虎从火中出来，难道有能出来后再返回去的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死亡的开端。

译真人教人用逆行的方法，说：“应当使龙从火中出来，使虎从水中产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思无邪。”凡是有所思虑就可能有邪念，完全没有思虑却又会像草木土石一样。怎样才能做到有所思虑而不邪、无所思虑又不成为草木土石呢？大概必须有一种无思之思。无思之思，端正而严肃，仿佛面对君主和老师，从未有一念放纵散漫；然而最终又无所思虑。这就像乌龟的毛、兔子的角，并不是造作出来而无本来性质；无所作为，这就叫作戒。戒能产生定，入定后出入的呼吸自然停止；出入息停止，心火便不再向上炎烧。火在《易》中属于离卦。离卦，就是附丽；它必定有所依附，从不独立存在，而水是它的配偶。火既不向上炎烧，就会顺从它的配偶。水火相合，壬癸的精华便向上流入脑部，滋益玄膺，像鼻涕一样却不咸，因为它不是从肾中出来的；这就是汞龙从火中出来。长生的药物、内丹的萌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阴阳开始交合时，天一生水；凡人开始形成形体，也都是水，所以五行第一是水。得到温暖之气以后才生长，所以第二是火。生长以后才有骨，所以第三是木。骨生成后一天比一天坚硬，凡是坚固强壮的东西，都是金气，所以第四是金。骨坚硬以后才生长肌肉，土代表肌肉，所以第五是土。人在母腹中时，母亲呼吸他也呼吸，口鼻都闭着，只通过脐部相通。因此脐部是生命的根本。汞龙从火中出来，流入脑部，溢到玄膺，必定回归根心；火不向上炎烧，就必定顺从它的配偶，所以火始终在根部。壬癸的精华得到火的温养而日益坚固，通达四肢，浸润肌肤而日益强壮，发展到极致，就是金刚般的身体。这就是铅虎从水中产生。龙虎产生，内丹就炼成了。所以说，顺行就成为人，逆行就成为道；道还没有完全成就，也可以说是长生不死的法术。●卷四十五 ◎制策二首 【御试制科策（并问）】皇帝这样说：我承继祖宗的大统和先帝的功业，深思自己孤陋昏昧，尚未明白事理；志向虽勤勉而道路遥远，治理并没有进一步的成效。我早起晚睡，到如今已经三纪。我自身的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政治上的缺失还很多，和谐之气有时受到扰乱。田野虽然已经开辟，百姓却大多无所依靠；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政收入已经竭力搜求，额外耗费却越来越多；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办，礼乐却没有完备；百姓中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诉讼尚未止息，成王、康王时还没有做到把刑罚搁置不用的原因。我认为，在位者没有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大多被文法束缚。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该躲避什么；法令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接连多年以来，灾异屡屡出现。六月壬子，在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决口，百川奔腾泛滥。我长久思考这些过失，深知责任在我，内心十分痛切。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由于政事而起。五事的失误、六▯的发生，是刘向所传述、吕氏所记载的。怎样修治五行，才能使它们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时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治灾变，这合乎经典吗？正值盛夏时节，审理囚犯、上报重罪，这在古代有依据吗？京师是天下诸夏的表率，是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的过度奇巧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等级、逾越法度。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做起，有人说，为什么要治理京师？政事在于治理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狱讼和市场。推究前代，考察治绩。孝文帝崇尚老子，天下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却不同？王政的由来，表现在《诗经》的义理中。周公的《豳》诗写的是王业，却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记在《小雅》中。周朝用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朝让宰相兼管度支。钱粮是国家的大计，军队是众多人员的大事。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洪质却说不宜让宰相兼任？货币制度中，轻重相互调节；官员品秩的差别，使虚实相互补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边疆防守御敌的方法；圜法有九府的名目；乐语有五均的意义。这些都是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重视，平息灾害、招致祥瑞，改变薄弱而归于厚实的办法。它们都是前代的当务急政，也是当今的重要事务。各位大夫，请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不要顾虑日后的祸患。臣恭敬地回答：臣听说，天下没有事情时，公卿的话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情时，普通人的话重如泰山。这不是智力有所不能，也不是见识有所不察，而是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非常信任他的臣子，管仲也深得国君信任，在握手叮咛之间，面对将死者深深悲痛的言语，却仍不能除掉身边区区三个小人。等到事情发生而且紧急时，即使唐代宗庸弱，程元振掌权，柳伉地位卑微又被疏远，他的一句话也能被采纳，不到一天就除去皇帝心腹的疾病。在无事的时代进言，足以促成改变，却常常担心不能被信任；在有事的时代进言，容易得到信任，却常常担心来不及实行。这正是忠臣志士深为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祸乱相继发生、世上的君主却不能醒悟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长期安定的时期，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天下人都仰慕归附；您稍微改变容色，海内就震动恐惧。即使有一件事情做得失常、一件物品没有获得，本来都不足以使陛下忧虑。所谓亲自策问贤良之士，不过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难道会认为臣的话真能感动陛下吗？即使如此，君主既然要用内心来求取意见，臣下就要用真实情况来回答。陛下既然为了这个名义而设问，臣怎敢不为这个名义提供真实内容。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念及祖宗和先帝大业的重大，陛下却自处于孤陋昏昧之地，认为“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治理没有进一步发展”。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已经经历三纪，经历的事变更多，对人情真伪看得更清楚，不能说还不成熟。然而所谓“治理没有进一步发展”，即使臣也对此感到疑惑。但如果说“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那么即使臣极其愚昧，也不敢认为这符合陛下的明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