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奏议九首

译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女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色的人必然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战的人必然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时享有安全的福分，失败时也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已经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所以胜利时祸变来得迟而且祸患大，失败时祸变来得快而且祸患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切戒惧用兵的祸害。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倒毙在道路上的人而几乎有七十万家受害。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穷困。饥寒逼迫，后来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愁怨，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的报应。对上，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对下，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全都由用兵造成。至于最先倡议发动战争的人，冥冥中的谴责尤其严重。这是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充满，必定要有人承担罪责。因此圣人对此畏惧而看重，若非不得已，不敢用兵。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武力，因失败而灭亡的，多得数不清，臣如今不敢再说。请允许臣为陛下说说那些取胜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出兵攻伐吴越，戍守徭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便怨恨叛乱；秦二世遭害，子婴被擒，这种灭亡的惨烈，自古从未有过。假使当初曹操逼迫袁绍，袁绍既不能一举荡平，如果因为害怕而修明政事，任用田丰并扶立袁谭，那么成败就未可知了。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讨伐袁尚、袁熙，袁尚、袁熙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乘势平定他们。曹操说：他们一向害怕袁尚等人，我们如今逼迫他们就会联合，放缓攻势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形势就是这样。于是领兵返回。他又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可以说是善于用巧计灭亡国家。灭国是大事，不能操之过急。譬如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了小孩还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一下子拔掉，拔牙反而可能杀死小孩。因此臣希望陛下取得西夏，如同曹操取得袁氏那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他们都把建立功业作为志向，并不是因为不得已才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王室日渐衰败，国势危如一线而未绝。大概用兵的祸患，事物的规律难以逃避。否则，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待人、克制自己而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了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的境地，然而传位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仅仅得以保存；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为他们谋划的错误而悲伤。假使这四位君主当初刚开始用兵时，随即遭到失败，警惕戒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发生应当不会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每次出兵都获胜，所以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因此臣说：胜利则祸变来得迟而且祸患大，失败则祸变来得快而且祸患小。不可不仔细体察。从前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并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苟且，兵器铠甲朽坏钝劣，元昊乘隙突然发动袭击，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损失动辄以万计，但国内仍然安定。战争停止、事情结束后，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留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相信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因此如今陛下天赐勇略智慧，志在富国强兵。即位以来，修治铠甲，整顿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看出这种意图，大多谈论用兵。起初，掌握国命的辅政大臣，没有深谋远虑；主持国政讨论的枢密大臣，没有审慎考虑利害、持重处理困难的见识；担任台谏官职的人，没有提出劝善纠错、纳忠进谏的意见。事情从细微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祸患的阶梯。后来薛向提出横山谋略，韩绛提出深入进攻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合力，军队损失惨败，财用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上天震怒、百姓怨恨，边军背叛，京城骚动，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发动战争的开端，是陛下造成的。因此官吏将士虽没有怨恨敌人的意思，却不能不归罪于陛下。幸亏祖宗积累的根基深厚，皇天保佑深切，所以使军队出征没有成功，从而使圣意有所醒悟。然而见识浅薄的人，正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取胜利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酿成祸患，章▯在横山制造衅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事。但这些人都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俘获老弱和困乏之民，攻取空虚无用的土地，把这些当作武功。使陛下接受这种虚名而忽略实际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倒毙于运输途中，资财、粮食、器械没有遇到敌人便全部耗尽。本以为用兵的意图一定会稍微衰减，然而李宪的军队又出兵洮州了。如今军队获胜，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想法。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害怕。

译况且战争胜利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奉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场面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屠杀，筋骨因运输粮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以及熏瞎眼睛、折断手臂、自缢等情状，陛下必定看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必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剖割鱼鳖做成美味佳肴，吃的人觉得美味，看到食物制作过程的人却非常痛苦。假使陛下看到他们在刀枪下号哭，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扔下筷子不忍心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锐强健，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那样，胜利之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还来不及挽救，更何况如今各处将吏疲弱平庸，与古人相比远远不及。况且这些年来公私困窘贫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余，州郡征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勉强才能接续，南郊赏赐长期尚未办妥。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没有办法善后。况且饥荒和徭役之后，各地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其严重。如果军事行动一兴起，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形势若不发展成大盗，就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激烈，内部祸患又兴起，那么陈胜、吴广的局面将会在这里重演。这就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临食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臣还听说：凡是发动大事，必须顺应上天的心意。上天所向着的，依靠它办事就会成功；上天所背弃的，依靠它办事就会失败。上天心意的向背，表现在灾祥、丰歉之间。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上天心意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决然不顾，发动事情不停。这就像儿子得罪了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反省、引咎自责，才希望一年之后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责骂奴婢，任意施行鞭笞，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因此得到父母赦免的。所以臣希望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踪迹，深刻审察上天心意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界、和睦邻国，安静无为，确立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得到朝夕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兆百姓的性命。这样，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于是拥有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祭祀配享上天。然而到了白登被围，就商议和亲；西域请求设置官吏，就发出谢绝的言辞。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用兵，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更加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议论征伐，老臣愚笨懦弱，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劝他停止，事情容易办；迎着君主正盛的锐气去折服他，想要成功就困难。凡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之意。正当意气旺盛时，即使平民卑士也有不可夺取的志向；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通达、度量超过常人，就没有能在勇猛奋发之中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只听从义理的人。如今陛下用武的意气正盛，形势不可挽回，臣不是不知道。然而仍不断进献言论，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能够听取采纳而不疑惑。因此不敢以常人争强好胜的心态来要求陛下，并且想到陛下将来亲自用兵的祸害，必定会悲痛悔恨，追究身边大臣从未进一言的罪责；臣也将老死之时到地下拜见先帝，还可以有话作为凭据。惟愿陛下哀怜并明察。【代滕甫论西夏书】臣一向没有学问，年老后也不读书。每当想要竭尽愚忠，向圣明补益万一时，总是心力枯竭，终于没有什么可说。近来因病求医，偶然悟到一件事，推及政事，似乎可以施行，惟愿陛下裁察。臣近来患有积聚，医生说：按照病情，应当用峻下之法，一个月便可痊愈；如果不用峻下之法，半年可以痊愈。然而人到中年以后，每泻下一次元气就衰弱一次，积累衰弱的祸患会成为终身忧患。臣私下盘算，终究不愿以一个月的痛快换取终身的忧患，于是听从医生的话，使用良药慢慢调治，半年后病愈。起初并不损伤元气，体力反而更加完备。由此臣悟到，近来臣僚进言想要向西方用兵，都像医生想用峻下之法，求得一个月痊愈的人。那样做势必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下深爱君父、希望采取万全之策的办法。凭陛下的圣明、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向哪里去不能取胜？然而臣还认为那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井下，先把自己系在一根大木上，再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观看。这话虽然粗俗，却切合事情的道理。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不只是像彭祖爱惜自己的身体那样。兵器是凶器，一动就关系存亡；它使人陷入危险，比井还可怕。因此臣希望陛下用兵时，像彭祖观看井一样谨慎，然后才算得当。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操。他灭亡袁氏，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臣试着为陛下分析。袁绍凭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自己逃脱。曹操收兵而不追赶，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放缓对袁绍的逼迫，使他的国家内部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士相继被杀，嫡子庶子一起争斗，不到八年，袁氏就没有留下一个后代。假使当初曹操急于逼迫袁绍，袁绍既不能一举被荡平，如果因害怕而修明政事，任用田丰并扶立袁谭，那么成败就很难预料了。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讨伐袁尚、袁熙，袁尚、袁熙逃到辽东，有人劝曹操乘势把他们一并平定。曹操说：他们一向害怕袁尚等人，我们现在逼迫他们就会联合，放缓攻势他们就会自相图谋，形势自然如此。于是带兵返回。他又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可以说是善于用巧计灭亡国家。灭国是大事，不能急于求成。譬如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而小孩还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一下子拔掉牙齿，换牙反而可能杀死小孩。因此臣希望陛下取得西夏，像曹操取得袁氏那样。当元昊强盛时，谋臣猛将竭尽才智力量，十年也不敢逼近。如今西夏君主软弱而臣下强盛，国内发生内乱。陛下派一支偏师出击，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会等州，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上天把消灭这个贼寇的时机交给陛下了。兵法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会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如今秉常虽然被母族篡夺了权力，按情势推测，那些世家大族也未必肯低头连手、屈身为这个母族效力。如今他们却联合起来，坚守壁垒、清空野外，以抵抗王师，就像左右手一样。这正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兵法应当放缓逼迫。

译如今天威已经震动四方，臣希望陛下选用那些一向为贼寇所畏服的大臣、宿将，让他们兼任五路统帅。在边境聚集重兵，号称百万，集中补充士卒，牛和酒每天送到。金鼓之声传播数百里，表面上造成必定讨伐的声势，实际上却不出境。多拿金帛派遣间谍和辩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都不吝惜，一个百姓我都不占有。有人能够带着土地和众人投降，就立即封赏他；有人敢抢夺土地、掠取百姓，一律斩首。不出一年，必定会有势力相当、力量相敌而内部互相猜疑的人。人情相去不远，人人都想求得保全，趁王师尚未出兵，争着先行投降，以求获得重赏。陛下于是分裂他们，任用其中的首领豪强，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错落对峙，务必让他们互相仇视，如同汉代封呼韩邪、打通西域的旧事。只在要害处修筑一座城，屯驻数千人，设置一名将领保护各部，就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朝廷、保卫边境，不必劳烦筑城防守和运输粮饷，难道不是最万全的计策吗？臣希望陛下在心中决断，深思熟虑，作长远谋划。臣下为人臣谋划，和君主为国家谋划不同。臣下如果不夺取土地、献上首级和俘虏，就没有办法建立功劳；替陛下谋划，只看天下是否安定、社稷是否稳固罢了。陛下神圣英明超过古人，一举一动全都是功德。只要能够使国家安如泰山，与天地同样长久，那么史册就记录不尽，尧、舜、禹、汤也不能超过您。议论的人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争着急于求取功名，冒险犯难，使圣上忧劳，臣私下不赞成。古人说：减少功劳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上天以不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老子说最高明的辩说好像言语迟钝，庄子说最高的道理没有文辞。况且记得太多会损伤心神，说话太多会耗损元气，心气在内损耗，形神在外劳累，开始虽未察觉，后来必然成为负担。应当为了社稷爱惜自己。臣下爱君主，没有像刘洎这样深厚真切的，臣私下仰慕他。臣虽然被贬谪在外，不应妄加言说，但想到自己是旧臣，譬如老马，筋力虽然已经衰弱，不能走远，却经历过险阻，大致认识道路，只愿陛下哀怜我的愚拙而体恤我的心意，臣就十分幸运了。【代滕甫辨明诽谤、请求任郡状】臣听说，人情无论贤能愚笨，没有不敬畏上天、尊重父亲的。然而疼痛时就呼喊父亲，困穷窘迫时就呼叫上天，这是感情从内心发出，言语没有选择。难道能因为呼喊的缘故，就说他没有尊敬畏惧之心吗？如今臣所遭受的，不只是在疾病中的疼痛，所忧虑的又超过穷困窘迫；如果不向君父呼喊，又将奔向什么人呢？伏望圣上慈悲，稍加怜悯明察。臣谨致谢。臣本来没有学问，也没有才能，只怀有忠义之心，并且生来就以此自许。从前季孙说过：看见有人对他的君主有礼，就侍奉他，如同孝子奉养父母；看见有人对他的君主无礼，就诛杀他，如同鹰▯追逐鸟雀。臣虽然不肖，确实遵行这句话。只是臣相信道义，直向前行，便把别人也看得和自己一样。既然已经深受圣主知遇，哪里还肯再借助众人的交情呢？任凭自己愚蠢，终于积成仇怨。自从离开陛下身边，十二年间，浸润式的谗言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甚至说臣暗中勾结反叛者、故意放纵罪人；如果让这些话得逞，臣死了也不能抵偿罪责。臣私下伏地想到，宣帝是汉代的英主，仅凭一句话就诛杀杨恽；太宗是唐朝兴盛的君主，仅凭一番话就杀死刘洎。自古忠臣烈士，遭逢合适的时代、遇到知遇自己的君主而能免于祸患的，哪里数得清？唯独臣始终蒙受皇帝陛下的明察、爱护和保全，那么陛下的圣明气度已经超过宣帝、太宗，而臣的遭遇也是古人未曾有过的。日月在上，还有什么忧虑呢？只是想到世上憎恨臣的人很多，而臣的命运极其薄弱，累积的诽谤足以销蚀骨骼，巧言足以熔化金属，三个人一说便会形成“市有虎”的谣言，反复传言便会使曾参之母投杼而起；倘若因为疑似之事，又不断听到人言，到了那时即使想自我辩明，陛下也难以屡次赦免臣。因此趁如今无事的日子，略微陈述几句危苦之言。晋王导是王敦的弟弟，却不妨碍他成为元老重臣；崔造是源休的外甥，也不妨碍他成为宰相。臣与反叛者在道义上如同路人，却偏偏在宽大的朝廷中成为臣终身的牵累，这也同样令人悲痛。如今凡是出外做官的士人，只要和权贵近臣有一点亲属关系，或有一面之交，所到之处便受到特殊待遇，别人也不敢互相攻击。何况臣在陛下中兴之初受到知遇，在众人尚未得到任用时为朝廷效力，如今却被肆意诋毁、毫无顾忌地践踏；臣个人倒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有辱天子的恩宠。这就是臣流泪自伤的原因。如今臣既然住在安稳的地方，又忝列清贵的官班，并不敢另有侥幸求取，也不再谋求录用。只是患难之后，积累的忧愁伤害心神；风波之中，恐惧畏惧积成疾病。臣斗胆希望陛下怜悯臣余生已经不多，追究往日特别的恩典，或许请求把臣调到淮浙之间的一个小郡，稍微靠近祖坟，逐渐谋划归老休息。将来如果还能凭借枯朽残余的身体，仰望天日的威仪，然后退居田野，自称老臣，追述自己从始至终的遭遇，让乡邻父老惊异，微小的心愿就永远在这里完成了。伏愿陛下怜悯臣的志向，明察臣的愚拙，赦免臣的罪过。臣感恩、知罪、激切、惶恐至极，实在无以任受。【代李宗论京东盗贼状（元丰）】右臣伏见，向来河北、京东常常苦于盗贼，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有穿墙入室、偷开箱箧、打洞盗墓的奸徒，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一方、僭越仿效帝王的野心。近来的李逢党徒、青州徐州的妖贼，都在京东。凶悍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形成风俗。自古大盗兴起，必定有诱发事端。如今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而这些人常常存有不轨之意，大概是土地、风气、习俗造成的。不可不察。汉高帝是沛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其余历代出自京东的豪杰，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凶悍愚昧的人常以此作为借口，而他们的才能、力量、心志、胆略实际上也超过常人。加上近年来更改贡举条制，扫除腐朽弊端，专门选取学术之士；那些优秀百姓和贤士已经改换行业，而那些质朴鲁钝、强悍难以教化的人，抱着自己无用的书，各自怀有不得志的怨恨。朝廷虽然命令有关官司另立名额，用来收取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认为世代传承朴学，无法再进入科场，老死乡里，不能被选用，于是私下发出怨言，幸灾乐祸，伺机而动。臣每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

译扬雄说过：驾驭得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能成为使者；驾驭失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成为敌人。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一类人，说他们都有极其非凡的资质，可惜没有纳入道德之道，反而放纵在末流之中。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如果驾驭得当，先前的奸猾之徒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您在太平朝廷是能臣，在乱世就是奸雄。假使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祖，与盗贼又有什么不同？臣曾私下替朝廷谋划，认为穷尽力量铲除他们，不如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为什么呢？他们的党徒无法全部清除，而他们的才能自然有可用之处。从前汉武帝曾派绣衣直指使督捕盗贼，所捕之人依军法处置，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了。然而盗贼并没有因此减少，是因为他们的党羽本来就无法全部铲除。如果朝廷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盗贼自然消失，而豪杰之士也可以得到驱使。请用唐朝的事情来说明。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僭越作乱，即使唐宪宗英明威武，也不能平定。看看那些主帅，都是军伍出身的庸才，却能在六七十年间同朝廷抗衡，只是因为喜欢作乱、乐于祸患的人，以及背弃公义、死心结党的士人共同出力辅佐他们。到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的祸乱，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于是把军中有资历的将领和有名望的豪杰，如朱克融一类人，全都登记下来，推荐给朝廷，希望优厚地给予他们爵位，使北方人羡慕并向往进身，改变他们作乱的心思。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颖都是平庸之人，没有长远考虑，认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就没有事情了。朱克融等人长期留在京城，始终没有得到任用，饥寒无处申诉，怨愤而想要作乱。适逢张洪靖赴任镇守，朝廷便把他们遣回幽州，于是朱克融等人作乱，河北再次失守。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室过去的过失，收服京东、河北豪杰的心。臣伏见近日沂州百姓程▯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臣私下听说，程▯的弟弟程岳是李逢的党羽，被配流在桂州；他的豪侠、武勇、强健，又超过程▯。京东各州郡像程▯、程岳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抛弃他们不用，他们就会成为盗贼；收纳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捕捉盗贼。道理非常明白。臣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军，京东西两路的职司，以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各州知州，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搜求辖区内豪强狡猾的人，有的武力强，有的多权谋，有的通晓术数、熟悉兵法，有的家中富有而喜欢施舍；凡属这类人，都召来劝导奖赏，让他们以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登记姓名上报朝廷，所捕获盗贼按罪行轻重酬赏。如果捕获真正的盗魁大奸，立即录用；如果只是寻常劫贼，就按捕获人数累计，酬给一个官职。使这些人羡慕这种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擢用几个人，一路之内自然会争相效仿。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目，那么先前被遗弃的人才全都能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啸聚，也自然没有党徒。只要每州搜罗到一二十人，就能使耳目遍布各地，盗贼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了。历来考察古代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一类人，都出身于盗贼之中，改恶从善，也不妨碍他们成为贤人。何况以捕捉盗贼作为出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朝廷根据才干考察任用，将来抗击戎狄、建立功名，未必不能从这条道路上产生。若不是陛下神圣英武，就不能果断实行这个策略。臣虽然不在其职，但受恩深厚，有所见闻，不敢沉默。谨此录奏上报，伏望降下圣旨。【代吕大防请求录用吕诲子孙札子（元▯元年）】臣私下看到，故御史中丞吕诲忠于先朝，极力陈述正直的意见，以至于触犯当时的宰相，后来死于外藩。臣等都曾与他同官，充分听闻他的议论，一切都出于至诚，而且有不屈不挠的气节。即使身处闲散之地，也没有一天忘记朝廷。忧伤、愤懑、疾病，最终导致死亡。临终之日，他召司马光来托付后事，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的家事，只说朝廷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希望您再竭尽力量。纵观前后进谏的大臣，忠勤忘身，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如今他的家境非常贫困，几个儿子都只担任常调官。希望圣上慈悲，特加怜悯，优厚地追加赠官典礼，录用几个儿子中有才能的人，以此表彰名臣之后。请圣上裁决。（奉圣旨：吕由庚授太常寺太祝。） 【代吕申公初即位上书论治道二首·道德】君主以至诚作为道，以至仁作为德。守住这两句话，终身不改变，就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至诚之外再实行其他道路，全都不是正道；至仁之外再建立其他德行，全都不是正德。什么叫至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内至亲戚，外至四夷，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不能有丝毫虚伪。这样一来，四海之内的人会像亲近父子一样亲近君主，像相信自己的心和眼睛一样相信君主。从来没有父子之间互相算计、心眼之间互相欺骗的；如果这样天下还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这种道理。丝毫的虚伪一旦萌发于心，就像人生了病，先表现在脉象上；像人喝了酒，先表现在脸色上。声音和脸色在极细微之处有所流露，猜疑阻隔就会在千里之外发生；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怨民。四海之内就会像盗贼憎恨主人、鸟兽害怕弋猎一样，于是君主孤立，危亡就要到来了。什么叫至仁？把臣下看作手足，把百姓看作婴儿，停止用兵，减少刑罚，按时役使百姓，减轻赋税，实行这六件事罢了。祸患没有比喜好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欢兴起狱讼更大的，灾害没有比兴修土木更深的，毒害没有比夺取民利更深的。这四件事，是陷害百姓的坑阱，也是伐灭国家的斧钺。除去这四件事，实行那六件事，仁德就无穷无尽了。《传》说：至诚能够感通神明。又说：至仁便没有敌人。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实行，就应当获得四种福分。以人事来说，就是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以天道来说，就是享有长寿，卜问所得的国运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古今已经验证的效果。

译距离圣人越来越远，邪说日益炽盛；厌弃常道而追求奇异的法术，用文饰过的奸邪言论来帮助暴行。学习申不害、商鞅学说的人说：君主不能不学习权术数术。君主是天下人的父亲，做父亲的却对自己的儿子使用权术，可以吗？学习庄子、老子学说的人说：圣人没有仁爱，把百姓当作草扎的狗。想要穷兵黩武的人说：我要用威势震慑四夷、安定中原；想要滥施刑罚、多杀人的人说：我要用这些来禁止奸邪、保全善人；想要虐待役使百姓、加重赋税的人说：我要用这些来强化兵器、诛灭暴乱，虽然看似不仁，最终却归于仁。这些全都是亡国之言，秦二世、王莽曾经采用过，都是用经术来附会他们的说法。《书》说：只有君主可以制造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这是说威权和福赏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想要使威权和福赏不转移到臣下手中，不如舍弃自己的偏见而听从众人；众人认为对的，我就同意，众人认为不对的，我就废弃。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君主是天下公议的主持者。这样一来，威权和福赏将归到哪里呢？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不能不自行施加威福，于是违背众人而采用自己的意见。君主自己的耳目终究不能遍及天下，必然要依靠别人；这些人的爱憎喜怒各自按照私意行事，于是浸润式和肤浅直接的谗言就流行了。然后君主跟着它们进行赏罚，虽然名义上说是君主的威福，实际却是身边人的私意。奸人窃取君主的威福，把它拿到外面出卖，那么权力就和君主相等了。《书》说：威势胜过私爱，事情才能成功；私爱胜过威势，事情就不会成功。所谓威，是指使人敬畏威势；所谓爱，是指怀有私心。管仲说：敬畏威势如同厌恶疾病，是百姓中最高的境界；顺从私爱如同水流，是百姓中最低的境界。敬畏威势的心胜过私爱，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应当使威刑胜过恩惠和爱护。这样一来，给予不如剥夺，生存不如杀戮，尧也不如桀，那么幽王、厉王、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反而可以长久拥有天下。这一点不可不辨明。【代吕申公初即位上书论治道二首·刑政】《尚书》说：“面对下属要简约，统御众人要宽厚。”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从前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制定法令九篇而已。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刑罚几乎搁置不用。历经魏到晋，法条越来越繁密，判罪所依据的条文竟达到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但奸邪反而越来越多，百姓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唐朝及五代只采用律令，本朝初年又加上注疏，法理和文辞算是完备了。如今《编敕》不断颁行，动辄多如牛毛，人的耳目无法周全听见看见，思虑也无法全部照察，法律因此就产生弊病了。臣以为，应该认真商议，适当放宽法令。君主面前垂着旒，遮蔽视线；耳中塞着纩，阻隔听闻，耳目所能听见看见的事情，尚且不敢认为都能了解，更何况要察知耳目之外的事情呢？如今御史实行六察，专门致力于查考文书、追究细小过失，从三公九卿开始，都忙于补救过失而无暇他顾。对于小事过于详尽，必然会忽略大事；法令文书越是繁密，实际治理必然越是疏漏。所以近年以来，水灾旱灾、盗贼四起、四民流亡、边境不安，都不归罪于宰相，尚书各曹却文书繁重，穷尽一天的力气，连在纸尾签字都来不及，这些都是苛细察究造成的过错，不能不改变。《周易》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义。”先王治理财货，必定先端正言辞；言辞端正，取得财货才合乎义。三代君主不过是征收租税来供给衣食罢了，所以名义正当，百姓也服从。自汉代以来，盐、铁、酒、茶的禁令，以及对借贷、专卖、贸易所取的利益，都是心里知道不对却强行推行，因此名义不正，百姓便成为盗贼。如今想用严刑和滥赏来除掉盗贼，不如放弃这些利益而把它们还给百姓；衣食充足，盗贼自然会停止。靠兴办利源来聚敛财富，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不是国家的福祉；节省费用来蓄养财力，是国家的福祉，不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是残害百姓的东西。兴办利源以聚财，必然先使刑法烦苛来残害百姓，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而那些进言求利的臣子却先得到奖赏。近年以来，宫室城池的营建，南蛮、西夏的用兵，以及车服器械的费用，粗略计算也不下五千万缗；追究它所补益的地方，最终又在哪里呢？如果把这些钱用来积蓄粮食，那么沿边地区都能有九年的储备，西夷和北边的敌人远远看见就不敢接近了。赵充国曾说：“湟中粮食每斛八钱。我认为买进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了。”不必烦扰刑法、残害百姓，边境就可以安定。然而按照臣下个人的打算，这样便没有功劳可以赏赐。因此，凡是臣下想兴办利源而不愿节省费用的，都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筹谋。君主不察，竟把国家的深重忧患用来迁就臣下的私计，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代宋选奏请封太白山神状】臣恭敬地看到，本府▯县的太白山雄踞一方，记载在国家祭祀典籍中。查考唐天宝八年，诏令封山神为神应公。到了本朝，才改封为侯，并加上“济民”的称号。自去年九月以来没有下雨，直到冬末和春天，农民束手等待饥荒，粮食将要断绝，盗贼也将兴起。臣从道路上访察，听父老们说，都认为此山旧有湫水，若试着加以祈祷请求，必定会得到回应。不久便命令选择日期斋戒，派官员前往迎取。臣和几千名百姓在郊外等候，风云气色惨然变化，从东南方吹来，隆隆猎猎，仿佛有神灵驱遣引导。到了迎取之日，阴沉的威势凛然，浓云盛起，起初像车盖一样，整天都不散去，终于弥漫四方，化成大雨，没有一处不获得充分滋润。它在骄阳最盛时破除炎热，使将要枯死的早麦晚麦重新生长。鬼神虽然幽隐，报效却十分明显。臣私下认为，功效实在太大，现有封爵不能相称；让他从过去的公爵降为今日的侯爵，等于由我们使他降等，按照人情实在令人不安。而且此山高大，足以比拟五岳；如果赐封公爵，尚且还没有达到王爵的名位。比较它所建立的功劳，实在并不过分。恭请朝廷再下诏给有关部门，详细斟酌是否可行，特赐裁决。●卷六十七 ◎表状三十三首 【密州谢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