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制策二首

译其实不是志向不勤勉，而是道路并不遥远。陛下如果确实知道勤勉，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清楚明白，没有一件不被办成，又何必来询问臣呢？如今还把道路遥远当作叹息的理由，这就是陛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勤勉。臣请谈谈勤勉的道理。天依靠太阳运行，所以刚健；日月依靠太阳的运行，所以光明；水不断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经常运动，所以没有疾病；器物经常使用，所以不会蛀坏。天下是一个大的器物，长期放置不用，就会衰败废弃，只会日益趋于弊坏罢了。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是忧劳勤勉而不停止吗？臣不得而知。是安逸宴乐而无所作为吗？臣也不得而知。然而臣之所以知道“道路遥远”的叹息是由于陛下不勤勉，确实是因为看见陛下面对天下这样大的事情，想减轻赋税却苦于财用不足，想威服四夷却苦于兵力不强，想兴利除害却苦于没有这样的人才，想敦厚世道、砥砺风俗却苦于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是遵循旧例，小臣不过是谨守文书，上下相安，只求苟且度过岁月。这就是臣冒昧说陛下不勤勉的原因。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奏事，陛下不加诘问，只是直接答应罢了。臣起初听到这件事非常害怕，认为不可信；等退下来观察实际效果，臣也不敢说它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话一出口，四方传播，比风雨还快。所以太祖、太宗时期，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话，把它们作为震动人心的凭据。如今陛下震怒而加以谴责的，是什么人？符合圣意、受到引荐而进用的，是什么人？朝夕与您讨论政事、深入进言的，是什么人？越级破格召来询问的，是什么人？这四类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冒昧说陛下不勤勉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把天下的事情逐条列出，其中大的事情有多少件，可以使用的人才有多少。某件事还没有治理好，某个人还没有任用，陛下应当鸡鸣时就起身，说：“我今天要办理某件事，任用某个人。”过些日子又说：“我所办理的某件事，果然办成了吗？所任用的某个人，果然有才干吗？”像这样勤勤恳恳，内心始终不懈怠，摒弃声色享乐，疏远善于柔媚逢迎的人，亲近贤能通达的人，广泛考察古今，这些都是勤勉的实际表现，道路又怎么会遥远呢！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早起晚睡，到如今已经三纪。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政治缺失还很多，和谐之气有时受到扰乱。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大多无所依靠；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政收入已经竭力搜求，额外耗费却越来越多；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办，礼乐却没有完备；百姓中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诉讼尚未止息，成王、康王时还没有做到把刑罚搁置不用的原因。恐怕在位者没有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大多被文法束缚。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躲避；法令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 这些陛下所忧虑的几十件事，臣都能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详细说明。然而臣还不敢对陛下说出。为什么呢？陛下如果确实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并坚持实行，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都可以交给大臣去处理，而自己不必亲自参与。如今陛下偏偏把先前的几十件事作为自己的忧虑，这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谓贤能的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他们尚未被任用时，常常好像才力有余；一旦任用，就常常好像才力不足。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才的君主，日夜深入地考察、督策他们。武王任用太公，君臣相互问答有一百多万字，今天的《六韬》就是这些问答。桓公任用管仲，君臣相互问答也有一百多万字，今天的《管子》就是这些问答。古代君主反复追问、彻底考察臣下，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听任他们去做，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办成。古代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估量自己说：“我能办成这件事吗？”估量自己能够办成，又说：“我的君主能忘掉自己而信任我吗？能不让小人从中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忘掉自己而任用我，也能不让小人离间我，然后才接受任命。已经接受任命，就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而不推辞，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惭愧。如今的人，内不估量自己，外不估量君主，轻率地接受任命。接受以后，众人却不支持他，他就引身请求退职。陛下又用美好的言辞遣送他，加给他优厚俸禄来安慰他。这种引身请求退职的人，并不是真的廉洁守节、谦让退避。这是用退职来要挟君主以巩固自己，是表明留任并非自己的愿望以逃避毁谤，是不能办成事情却把祸患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还要听信他们呢？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这确实是实际做得不到位。施行德政，必须有办法显明德政的形态；施行教化，必须有办法显示教化的情状。德政的形态，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情状，没有比停止杀戮更显著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所以说，确实是实际做得不到位。选举任用如此重要，却不取用有才干品行的人；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升降；农民和工商业者相互倾轧，却不建立平价收购的法令；贫富相互役使，却没有限制占有田地的数量。天下政治上的缺失，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这样一来，和谐之气怎么能不受到扰乱呢？“田野开辟”，是百姓富足的道路。百姓所以无所依靠，是官吏政治造成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一处而分布不均。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口。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开辟。拿吴、蜀与荆、襄相比，那些饥寒交迫的百姓最终不能离开狭窄之地而迁往宽广之地，世人认为是他们留恋故土、看重迁徙，不是这样的。迁徙的人没有可以相互结伴的条件，就不能迁徙；居住的人没有可以相互交往的条件，就不能安居。如果有这类条件来迁徙饥寒交迫的百姓，他们没有不听从的。

译“边境已经安定，却不能撤军”，只是有安定的名义，而没有安定的实际。臣若把话说得浅些，自己就感到惭愧；若把话说得深些，世俗又会认为可笑。臣请大略陈述。古代制服北狄，从来没有不打通西域的。如今不能打通西域，是因为夏人阻隔在中间。朝廷把灵武置于规划之外，已经几百年了。议论者认为那里是遥远的异域，连靠近都不敢，何况要夺取它呢！然而臣认为，从形势看，有不得不夺取的理由。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盛就没有尽头。但灵武之所以难以夺取，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抵抗我国，而是我国自身困乏，不能出兵举取。我国自身困乏、不能出兵的原因，是用不能增殖的财物养活不耕种也不作战的军队，孤立无援地像一个患病的巨人，并非身体不大，而是手脚不能自己支撑身体。想除去这种疾病，不如舍弃秦地把它交给秦人，使秦人彻底恢复战国时代的状态，不等待中原援助，而中原也像从来没有秦国一样。这样就有战国时代的全部利益而没有战国时代的祸患，夏人就可以被举取。最便利的办法，是把边境附近不能战守的百姓稍稍迁到空闲土地上，再把他们原来的土地用来招募百姓实行屯田。屯田的军队逐渐增加后，原先驻守边境的士卒就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以后，边境附近的百姓全都成为既耕种又作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去困扰他们，总要使他们厌恶战争而不能支撑下去，这样他们就会转而归附我国。如此，北狄才开始有可以制服的趋势，中国才开始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否则连调集军队都来不及，又怎么谈得上撤军呢？所谓“财政收入已经竭力搜求而额外耗费越来越多”，臣私下认为，外部有两个不得已要应付的敌国，内部却有本来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后宫。后宫的费用不低于一个敌国，制作金玉锦绣的工役每天不停，早晨制成，晚上就毁掉，务求互相翻新。掌管国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金上等丝帛，把它们分别收藏、标记异同，以等待仓促的命令，这样的耗费哪里数得清呢？如今不努力除去这些，却想广泛开辟求利的门路，臣知道所得一定不如所失。所谓“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论述过，说这是将领不足以依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足以依靠，便用大量军队拥护他；如果不搜查清除其中无用的人，多设军队反而正是失败的原因。所谓“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论述过，说这是审官院、吏部以及各职司没有法度的过错。审官院和吏部，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黜陟的机构；如今却只以任职年月作为标准。现在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可以大略区分各郡县，不按远近区别，而按事务难易分等，排列出各人所能胜任的等级，分别对待。才干的人通常任职于困难的地方，不才的人通常任职于容易的地方。到了应当升迁时，任职困难地方的人通常升迁较快，任职容易地方的人通常升迁较慢。不过实行这种办法本来还需要有相应条件。应使审官院、吏部与外部各职司经常相互沟通；职司不能只举发有罪者，还要考察有功者。必须让各职司完全评定属吏所能胜任的事务，报告给审官院和吏部；审官院和吏部经常从内部评定任职的难易，职司经常从外部评定人员的优劣。这样，才干者常被任用，不才者常被闲置，冗杂的官员就可以澄清了。所谓“学校兴起而礼乐没有完备”，臣认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起之后用来施行教化的地方，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地方。如今礼乐鄙陋而不完备，学校不知道应当教什么，又凭什么兴起礼乐呢？在这种情况下，却要求达到可以封爵的风俗，责求彼此谦让，还想用来止息诉讼、搁置刑罚，这是倒退着走却想达到前进的目的。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向；何况还跟着奖赏它呢？上面所背弃的，下面就会离开；何况还跟着惩罚它呢？陛下责备在位者不致力于教化，而治理百姓的人大多拘泥于文法，臣不知道朝廷用来施行赏罚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莫非有的人因为实行教化而获罪，许多人却因为拘守文法而受赏吗？禁令防范并没有繁多到极点，百姓却不知道躲避，这是官吏把它当作交易工具。法令条文并没有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这是不论才能高下，只论任职时间长短。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都是这个原因。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连年以来，灾异屡屡出现，于是六月壬子在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决口，百川泛滥。我长久思考这些过失，深知责任在我。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由于政事而起。”这难道不是陛下厌恶听到诸儒牵强附会的说法，而想听听自然现象本身的解释吗？臣不敢再引用《洪范传》《五行志》来作答，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推求。日食，是阳气不能通过险阻的表现。什么叫阳气不能通过险阻？臣听说，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个月行一次交会，交会恰逢朔日就发生日食。所谓交会，就是运行道路上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有弱。如今两个人一起行走，遇到雾露，生病的必定是较弱的那个人，不生病的必定是较强的那个人。道路的险阻相同，而阳气的强弱不同。所以太阳的食，并不是到了发生日食的那天才开始被食，它亏损已经很久了，只是遇到险阻才显现出来。陛下不要因为尚未发生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已经发生又复原就认为已经免除灾咎。臣认为还没有免除，只是刚好越过了险阻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流散而不能收敛的表现。诸儒有人认为这是阴气旺盛，臣请允许用道理来驳正。阳气向外运动，在人身上表现为呼气；呼出的气温暖而成为湿。阴气向内运动，在人身上表现为吸气；吸入的气寒冷而成为燥。由一个人的情形推论天地，天地的道理就可以看见。所以春夏，是天地的一次呼气；秋冬，是天地的一次吸气。夏天河川湖泽水势充盈，冬天水泉收缩，这是燥湿所产生的效果。因此阳气流散融化而不能收敛，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就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如今陛下用极其仁慈柔和的政策使天下归服，军队骄横却更加厚重地赏赐它，戎狄桀骜却更加提高对它们的礼遇，完全采取同天下嬉笑温暖的政策，使万事懈怠败坏，却始终没有威严的刑法来使它们坚固凝聚，也像人只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这就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的用意、阴阳消长复归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个解释了！而制策又说：“五事的失误，六▯的发生，是刘向所传述、吕氏所记载的。怎样修治五行，才能使它们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时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治灾变，这合乎经典吗？正值盛夏时节，审理囚犯、上报重罪，这在古代有依据吗？”这是陛下畏惧上天、恐慌求取灾变根源时产生的过失，流入了迂腐儒生的说法；这些都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来却不采用的东西。

译五行相互造成的灾异，本来不至于有六种。所谓六▯，是诸儒想把六极分别配属五行，于是开始把皇极附加进去，成为六种。皇极，是五事全都合宜；不合极，则五事全都失误。它本来不应与五事并列而另成一种。所以既说有▯毛又说有蒙，既说有极却没有福，称为“五福都应验”，这也说明其说法自己知道疏漏。吕氏所说的时令，柳宗元的论述已经很完备，认为其中有可实行的，也有不可实行的。可实行的都是天时之事，不可实行的都是人事之事。至于祭▯社、击鼓，本来并不能真正有益于救灾，只是表达尊重阳气的意思罢了。《书》说：“到了季秋月的朔日，辰星没有会合在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由此说来，又何必一定要等到正阳之月才击鼓救治灾变，如《左氏》所说呢？盛夏审报囚犯，先儒本来已经论述过，认为仲尼诛杀齐国优伶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没有疑问的事情。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京师是天下诸夏的表率，是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的过度奇巧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等级、逾越法度。”这大概只要陛下亲自率先实行就行了。后宫有穿着大练的节俭装饰，天下人就会以穿罗纨为羞耻；大臣有吃脱粟粗粮的节操，四方就会把吃膏粱视为污浊。即使没有禁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做起，有人说，为什么要治理京师？政事在于治理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狱讼和市场。”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可不加考察。看见其中一面就立即拿来立论，那么天下的说法就数不胜数了。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应当说：“治理内部正是为了治理京师，不扰乱狱讼和市场正是为了治理奸邪。”如果不扰乱狱讼和市场反而妨害治理奸邪，那么曹参就是包庇逃亡者的首领了。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推究前代，考察治绩；孝文帝崇尚老子，天下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空虚耗损。道本身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不同？”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孝文帝做得对的地方，是略微采用了儒术；他虽有所得却没有做到尽善的地方，是采用儒术而不纯粹；而他所以有过失，则是因为采用老子之学。为什么这样说？孝文帝采纳贾谊的主张以后，对待大臣有礼，对付诸侯有办法；至于兴起礼乐、使单于臣服，却说还没有空暇。所以说是“略微采用儒术而不纯”。至于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确实存在。他起初因为小小的仁慈，破坏三代以来的肉刑，改用髡刑和笞刑；髡笞不足以惩罚中等罪，又于是杀掉罪犯。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况且孝武帝也不能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招纳方士，大肆兴建妖妄的祠祀，大规模营造宫室，并且一心满足于对外进行远征。这难道是儒者教给他的吗？如今有国之君只知道追随名义而不考察实际，看见孝文帝使天下富足，就认为是老子之学的功劳；看见孝武帝使天下空虚耗损，就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就错了。这正是唐明皇沉溺于安逸享乐、撤去禁令防范，最终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王政的由来，表现在《诗经》的义理中。周公的《豳》诗写的是王业，却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记在《小雅》中。”臣私下听说，《豳》诗说后稷、公刘，是在说明造成王业的艰难。他们的后代历经多代，才到了文王。文王时王业已经大为成就，他的诗作成为《二南》。《二南》的诗尚且列在《国风》中，至于《豳》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季札观赏周乐，认为《大雅》曲折而有正直的体制，《小雅》忧思却不变节，怨恨却不直言。曲折而有正直的体制，是宽厚而不流于放纵；忧思而不变节、怨恨而不直言，是范围较窄却不逼迫。由此看来，《大雅》和《小雅》之所以不同，在于取其文辞的广狭，并不在于取其事情的大小。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周朝用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朝让宰相兼管度支。钱粮是国家的大计，军队是众多人员的大事。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洪质却说不宜让宰相兼任？”臣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但对于钱粮和军队，当然应当掌握其盈亏利害。陈平所谓应当责成内史，只是因为宰相不应当亲自处理簿书上具体数量的事务。从前唐朝初年，任用郎官掌领度支，职事因此得到治理。到兵事兴起以后，才设立使职名额，参佐既多，簿书更加繁杂，各种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都靠剥削下属、讨好上级，终于迎合时世而掌权。让宰相兼管度支，确实是防止奸弊的关键。韦洪质的主张，大概只是认为这样会使权力过重吧？所以李德裕认为卑贱的臣子不应议论政令，臣常常认为他颇有宰相的气度。臣恭敬地看到制策中说：“货币制度中，轻重相互调节；官员品秩的差别，使虚实相互补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边疆防守御敌的方法；圜法有九府的名目；乐语有五均的意义。”这六件事，也是当今应当讨论的。过去召穆公说：“百姓忧患在于货币过轻，就多制造重币来推行；如果不能承受重币，就多制造轻币来推行，但也不能废弃重币。”轻币可以改变，重币却不可废弃。不幸而有过失，宁可失之于过重。这就是货币制度的本意。命令，是君主所专擅的，从口中发出而没有穷尽；品秩，是百姓劳力所供给的，从府库取用而有定限。用无穷的命令供养有限的财力，就是虚实相互补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不如恢复隋、唐的义仓制度。边疆守御的方法，不如依照秦、汉的更卒制度。周官中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称为九府，是太公实行以致富的制度。古代天子征取诸侯的士人，用来调节国家物价，于是市场上没有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始终均平，这叫五均，是献王制定为法的制度；这些都是用来使百姓均平、使国家富强的。凡是陛下策问臣的内容，大略就是这些。

译制策末尾又策问说：“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重视；平息灾害、招致祥瑞，改变薄弱而归于厚实。这些都是前代的当务急政，也是当今的重要事务。”臣因此知道陛下的圣意，认为先前策问臣子的内容各自指向具体事务，恐怕臣不能把话说尽，所以又提出这些大体问题来概括询问；又担心问题不能切中要害，因此再次下诏说：“把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不要顾虑日后的祸患。”臣因此敢于再次进献狂妄的言论。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来主持罢了。陛下念及祖宗事业的重大，想到百姓的可敬可畏，想进用一个人，就应当与天下人想进用他的愿望相同；想罢退一个人，就应当与天下人想罢退他的愿望相同。如今每进用一个人，人们便相互毁谤说：“这是出于某人，是某人的愿望。”每罢退一个人，人们又相互毁谤说：“这是出于某人，是某人所厌恶的。”臣不敢把这些话完全当作事实。然而导致这种话传出的，必定有原因。如今无知的人相互在道路上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不能完全受到他的恩泽，是因为便嬖小人依附在左右，内宫的女谒又很盛行。”说这种话的人固然荒谬。然而天下有些人为什么把它当作事实呢？只是看见谏官、御史的进言艰难阻滞，难以传入，以为一定有人从中阻隔；又只是看见蜀地的精美锦缎、越地的奇异器物，没有经过方物贡纳的程序，却进入了官府。这样看来，先前所说的当务急政和重要事务，陛下哪里还有空闲去实行呢？臣不胜愤懑，谨把这些意见列在篇末。希望陛下宽恕臣的万死之罪，臣万分庆幸，万分庆幸！谨此回答。【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臣奉宣命，奉派到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臣私下看到，陛下刚刚改革旧制，用策论考试众多士人，厌恶听到无益的诗赋之言，想求取山林隐士那样朴实正直的议论；圣明的听察广博，朝廷内外都欢喜。然而参加考试的举人不能推究皇上的本意，都只考虑得失，不敢指陈政治缺失；而阿谀奉承、顺从圣旨的人反而最终占据高等名次。陛下求取人才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切，而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况却如此，臣私下深感悲痛。科场文章关系着社会风俗，所录取的人，天下没有不把他当作榜样的；所淘汰的人，天下没有不把他当作警戒的。从前祖宗朝崇尚辞章声律，诗赋之士就把技巧发挥到极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策论便盛行于世，而诗赋几乎消失。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开始用策论取士，而甲科中的士人，多数靠谄媚奉承取得名次。天下观望形势，谁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彼此仿效成为风气，即使是以直言取士的科目，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无法恢复；正直之人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再是诗赋、策论交替兴废那样的事情了。因此臣不胜愤懑，退下来拟写了一篇进士回答御试策的文章。臣学术浅陋，不能完全知道当今最紧迫的事务，只把听闻到的写下来：对上，可以用来推广圣上的言论，希望多少能有一点补益；对下，可以用来开示四方，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风俗即使已经败坏，仍然可以稍稍挽救。所撰写的策文，谨慎誊写后投进，冒犯天威，臣战栗恐惧、等待治罪的心情，实在无法承受。问：我的德行不够相称，却托身于士人百姓之上；我用来等待天下得到治理的，只有求取四方贤能之士，详细地把他们召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这难道只是考察各位大夫所学，也正是为了扩大我的见闻。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百官都各得其职，万事都各得其序。有所不做，做起来就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改革，改革它就没有人不服从。田地开辟，沟渠水道得到治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性。国家的富足足以完备礼仪，和谐足以扩充音乐，治理足以达到刑罚公正。各位大夫认为应当施行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拯救它们的方法一定有本有末，施行的适宜次序也一定有先后，这是各位大夫应该知道的。自从有百姓以来，所谓至高的治理，一定说是唐虞、成周时代，《诗》《书》中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见。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智慧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没有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也一定有可以说明的地方。请详细写出来，我将亲自阅览。回答：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论，下达明确的诏令，把天下安危的最大计策拿来向平民士人询问；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恳切，喜爱听取意见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办法接受这些意见。《礼记》说：“甜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染彩。”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诚的言论和重要的计策才能进入心中。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入为主的言论已经充满内心，邪正两党的成见已经使您的听察分裂，功利的说法已经动摇了您的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替您谋划，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心中，何况臣这样疏远、愚昧、浅陋的人呢？这就是臣大为恐惧的原因。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来祸患，触犯禁忌而不顾性命，那都不是臣所忧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秩序。”臣认为陛下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所作所为才会如此颠倒失序。假如确实明白，为什么不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并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原则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罚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有秩序，难道是圣王逐件加以整顿安排的吗？不过是根据能力任用官员，依据官职办理事务罢了。官员有固定的职守，叫作‘职’；施行事务有先后次序，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又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治理。刑狱方面沿用的旧法，不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却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旨；边疆的重要事务，不责成统兵大臣负责，却听从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是失去了各自的职守。君王应当先施行的是德，后施行的是刑；应当先重视的是义，后重视的是利。然而陛下却把次序颠倒了，万事可以说都失去了秩序。这还只是较小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中书省失去了它的政权。宰相的职分，古代是用来讲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却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处理文书罢了。从前邴吉任丞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调，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宣帝却认为他把丞相看得太轻，终身都轻视他。如今政事堂中相互愤怒争吵、辱骂的事情，流传于都城，成了人们谈论的笑柄，这让天下人怎么看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省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秩序，就会依次恢复了。

译圣策说：“有些事不应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不应改革，一旦改革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提到这句话，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是在事情尚未具备成功条件时就去做，在人心尚未服从时就强行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而不在于权势；使人服从要靠真诚，而不靠言辞。道理所在，实行它就能成功，禁止它就会停止，用赏赐就能使人受到鼓励，以言辞说明就能使人相信。古人能够鼓舞天下，使人接受安抚就来归附，受到感召就和顺响应，大概只是因为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借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胁迫人们把事情做成！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缺，柴却仍然劈不开。所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一定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一定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缴纳利息，同商人争夺利益，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它不能成功呢？《礼》说：‘微小的事变得显著，真情实况无法掩饰，就是这样啊！’陛下如果真心是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也不会有人相信；如果真心是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人们也不会服气。况且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欺骗世人：官吏收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一定称之为贪赃；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一定称之为盗窃。只要确实有那种事实，就不敢推辞那个名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凡人做了善事，不自己夸耀而由别人来称誉；做了恶事，不自己诋毁而由别人来诋毁。假如做善事的人必须自己说明之后别人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奔命了。如今天下人认为是谋利的事，陛下却认为是合乎义的；天下人认为是祸害的事，陛下却认为是仁政；天下人认为是贪婪的事，陛下却认为是廉洁。纷纷扰扰说不完，于是就让二三位臣子把巧妙的辩说发挥到极致，替这些事情回答千千万万人的质疑。他们附会经典，编造文书，用来晓谕四方百姓。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和鸟兽一样，可以用漂亮话和小伎俩来迷惑吗？况且事情尚未具备成功条件就去做，弊端最终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人心尚未服从就强行改革，弊端最终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就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出动就多半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就会屡次施行而屡次成功，不仅别人会信任您，陛下自己也会因而更加自信、一天比一天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就会每次举动都失败，不仅别人不信任您，陛下自己也会越来越不自信、一天比一天胆怯。唐文宗当初任用李训、郑注，难道他的志向会很浅薄吗？可是经历一次大变故后，他便忧愁沮丧、意气消沉，再也不能振作起来。文宗也不是品德有亏，只是喜欢轻举妄动而缺少谋划罢了。慎重的人开始时好像胆怯，最终一定勇敢；轻率的人开始时好像勇敢，最终一定胆怯。近来横山一带的人，未曾有一天忘记归附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攻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贸然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妥善安排后续措施。最近边臣不考虑后果，仓促发动进攻，一次进攻没有成功，内府的费用就以数百万计，关辅百姓又被飞挽运输困扰，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哪里还敢再做这件事呢？既然做它本来就不可以，又哪里还敢再提起它呢？由此看来，横山之功，是边臣急于求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的青苗法、助役法、均输法以及并军搜卒的命令，突然轻率地发动，比前一天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祸患，在于喜欢因循守旧而害怕改革。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天赐勇气和智慧，这正是万世难逢的时机。可是群臣不能用慎重来辅助陛下，不能用敦厚朴实来涵养陛下，就像乘着轻便的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赶路，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下缰绳、喂饱马匹，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的大道上慢慢行走，现在还远没有晚。圣策说：“田地得到开辟，沟渠得到治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没有不各自顺应天性的。”这些是百工和有关部门的事务，哪里值得使陛下劳心呢！陛下掌握关键，治理根本，恭敬地处己而无为，那么万物没有不充分依循自然规律，生长或死亡的。至于百工和有关部门的事务，宰相都不屑于亲自办理，何况陛下呢！

译圣策说：‘财富充足，足以完备礼制；和谐充足，足以扩大音乐；治理得当，足以施行刑罚，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即使只有兔头、瓠叶，也可以举行礼仪；即使扫地设祭，也可以奉事上天。礼仪不完备，不是贫穷的过错。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乐于归附。’刘向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就在田野间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是不和了。它的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头探求根本，却想用力量压服它。力量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了。古代刑具摆在面前，鼎镬放在后面，士人尚且敢于触犯刑法；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要消除众人的议论，不过是斥逐持不同意见的臣子而另行用人。陛下必定不忍心实行秦朝禁止聚众私语的禁令，也不会兴起东汉党锢之狱，那么众多士人还有什么害怕而不敢说话呢？臣恐怕被斥逐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论的人反会越来越多，纷纷的言论互相攻击，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大音乐，岂不是很疏远目标吗？古代求得治理，是为了废置刑罚；如今陛下求治理却想达到刑罚的极致，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了。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了，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异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社会应当刑罚严重，也就合乎他的观点了。然而那些主张严刑的人又认为，《书》称颂唐虞的盛世，说刑罚即使没有小罪也施用；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允许我对此加以诘问：夏禹时期，判处死刑的罪名有二百种；周公时期，判处死刑的罪名有五百种，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施行法律牵连三族，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混乱吗？把刑罚推到极端的说法，如果天下有幸没有得到治理，假如有一天天下太平，陛下将要改变今天的刑罚而把它施行到极端吗？天下人还有多少不会反叛呢？仅仅听到这种说法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迷惑误导陛下到这种地步。况且‘宽宥过错，即使大错也如此；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小罪也不放过’，这是使用刑罚的一般原则，直到今天仍应遵守。难道这只是唐虞盛世和周朝盛世才这样吗？之所以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是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罢了。如今法律所谓‘夜间聚集、天明散去’，后世如果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句话，就把所有夜间相互来往的人都抓来杀掉，可以吗？人与人相聚饮酒便一概杀掉，即使夏桀、商纣那样暴虐，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策说：‘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救治它们的方法，必定有根本和枝节；施行的方法，也必定有先后。’臣请谈论它的根本以及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请陛下加以选择。当今救治弊病的道路，必须先树立事业。树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措施的适宜次序，应当先考察大臣是否有识人的明见。古代想要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见。如果没有识人的明见，就只能遵循规矩、按照准绳行事，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能力，并安于自己的才分。道理可以通过讲习来了解，德行可以通过努力来达到，只有识人的明见不能靠学习获得，必定出于天资。像萧何识别韩信，这难道是有什么固定方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来说，在识人方面也有他的短处，所以在马谡身上失误了。诸葛孔明也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皇帝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一概交给法令办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概交给公众评议。事情已经见到成效之后才施行，人已经经过考验之后才任用，始终不追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参与识人的明见。古代的医生，听声音、察气色，洞察五脏，所以他们治疗疾病时，甚至有剖开胸腔、剖决脾脏、洗涤胃肾这样奇异的治疗。如果没有那种医术，就不敢施行那种治疗。如今没有识人的明见，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束缚、放弃准绳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同拿刀杀人相差无几。房▯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今仍被人当作笑谈。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他们是善于识人呢，还是不善于识人呢？近来提拔任用的众多人才，都是曾经登门拜访、握手交往的人，结交关系审慎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大概是认为这些人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坐稳席位，公开攻击他们的人便像猬毛一样纷纷冒出。陛下以此检验他们，那么他们不善于识人也已经很清楚了。幸而今天下无事，意见不同的议论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如果边疆发生警报，盗贼突然作乱，成败在俯仰之间，形势在呼吸之间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合忽散，遇到事情便瓦解，无法再辨识，那么岂不是会误害国家吗？华佗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但天下从未因此废弃医学；萧何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但天下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识人之明的辅佐者。假如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能下诏让身边的臣子安守本分、遵循法令罢了。

译圣策说：‘自有人民以来，称得上治理最完善的时代，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时期。《诗》《书》所称道的事迹，可以看得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臣子，相互忧劳勤勉，共同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概括他们所成就的功业，也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请详细记述它们。’臣认为这些事多得说不完。它们施政设制的方法，各随时代不同，无法尽知。能够知道的，必定是敬畏上天，必定听从众人，必定取法祖宗。所以古语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是明察的，天命是不容易承受的。’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又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诗》《书》所称道的，大体就是这些。从未说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时，樊世、仇腾、席宝都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施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意、独断专行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为借口。陛下所谓贤明、忠诚、有智慧的人，难道不是指这类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再到今天寻找类似的人：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利吗？魏郑公难道曾经借钱收取利息吗？况且那些不高兴的人，不过是几个人，本来并不妨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在怨恨，有言论的人在诽谤；古代君臣相互忧劳勤勉、共同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聚集在一起，没有不公正的议论。’何况是整个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非议这些事，而陛下却不回头改变，臣不知道还要把车驾停在哪里了。《诗》说：‘好像那漂流的船，不知道要到哪里。心中充满忧愁，连暂时闭眼休息也没有时间。’这片微薄的忠心，只有请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答复。●卷四十六 ◎策略五首 【策略一】臣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一定的形势规律。因此天下即使混乱，圣人仍认为没有什么难以处理的，是因为应对它有办法。水灾、旱灾、盗贼、百姓流离失所，只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可以了；乱臣割据、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可以了；权臣专制、擅自制造威福，只要诛杀他们就可以了；四方夷狄相继侵扰、边疆不安，只要驱逐他们就可以了。这几类事情对于残害百姓、蛀蚀国家，危害都不浅。然而它们造成危害都有具体情状，所以救治它们也各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祸患为何发生却任其发生更大的了。不知道原因却任其发生，就是拱手等待混乱。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几百年了。天下有太平的名声，却没有太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显露出来的忧患，这正是它有尚未被察觉的隐患。当今天下，并没有水灾、旱灾、盗贼和百姓流亡的灾祸，但百姓叹息怨愤，常常像不能安居乐业；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但休养生息的状况常常像不足以支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的弊病，但上下不相交往，君臣不相亲近；并没有四方夷狄相继侵扰、边疆不安的灾难，但中原惶惶不安，常常有外部忧患。这就是臣深感疑惑的原因。现在医生治疗疾病，切脉、观察气色、听声音，就能知道疾病由何处发生，说‘这是寒证，这是热证’，或者说‘这是寒热相搏’，以及其他病症，没有不能诊治的。如今如果有一个人神情恍惚、闷闷不乐，问他哪里难受，他又不能自己说清楚，那么他所患的病一定深重而难以测知。他的言语、饮食、起居、行动，本来都与常人没有不同，这正是庸医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而扁鹊、仓公一望便惊异的情形。疾病发生的根源既然深重，那么治疗它当然不是鲁莽、因循、苟且的办法所能消除的。然而天下的士人现在还在拾取三代留下的文章，修补汉、唐的旧事，认为凭这些琐细的议论就可以救济世道，岂不是太疏远实际了吗！按照当前的形势，如果不能洗涤振作、焕然一新，并卓然建立一番事业，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曾观察西汉衰败时的情形，那些君主都没有暴虐残忍的行为，只是因为懒惰怠慢、废弛政事，沉溺于宴饮安逸，害怕几个月的劳苦，而忘记千年的忧患，所以一天比一天走向灭亡却自己不知道。君主，就像天一样。孔子赞《易》，称说天的德性是‘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由此看来，天之所以刚健不屈，是因为它运行不息。正因为运行不息，所以万物纷然各得其职而不混乱；它的光明成为日月，它的文采成为星辰，它的威势成为雷霆，它的恩泽成为雨露，这一切都产生于运动。假如天不知道运行，那么它那僵然不动的形体将会腐朽败坏，连自身也不能维持，何况还能统御万物吗！假如天子有一天赫然振奋，施展刚明的威力，让天下明确知道君主想要有所建立，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出生命，即使纵横驰骋、反复变化，也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假如君主不先在内心作出决断，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那样的人才，也无可奈何。所以臣特别把君主亲自决断、决心有所建树作为首要之事，然后再讨论建立事业的关键。【策略二】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凭天子的仁德圣明，他想有所建树，以此为子孙万世谋划，心情应当非常迫切。只是因为担心一旦发动而不合节度，天下可能因此受害，所以坐在朝廷上叹息，已经好几年了。大约从近年开始，才任用二三位大臣掌握政柄，天下人都洗心涤虑，等待朝廷的作为；然而几年之间，最终没有什么足以大大满足天下希望的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两个敌国的重大忧患还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就无法进行。我曾听老师说：‘应付敌人都来不及，就不能保全自己；连保全自己都来不及，就不能有所建树。’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有敌国相持的忧患，派遣将领、出动军队，在外面交战，而在内部却没有失去立国的根本。因此即使军队可以战败，国家也不能动摇；即使力量可以屈服，士气也不能被夺去。如今天下归于一家，两个敌国还没有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却终日惶惶不安，忙于应付而没有空暇，臣私下认为执政者这样做是不对的。从前大臣商议国事，不作长久的谋划，却采用最下策，所以每年拿出数十万、上百万的金帛，去喂饱两个敌国；这是已经过去的过错，也是无法追回的悔恨。如今议论者正要深究当时的过失，却不谋求日后的办法，也没有益处。臣虽然不才，还是私下谈论当今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