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论十一首

译王道不能小规模地施行。大规模施行就能成王业，小规模施行就会导致灭亡。从前徐偃王、宋襄公曾经实行仁义，最终却使自己丧身、国家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仁义不足以充实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有取得天下的方法，却没有夺取天下的私心，才可以同他谈论王道。范蠡、留侯虽然不是商汤、周武王的辅佐，却也可以说刚强坚毅、果断勇敢，卓然独立而不迷惑，能够坚定地做某些事情。吴王被困在姑苏台上，向勾践哀求赦免、请求保全性命，勾践想赦免他，唯独范蠡认为不可以，击鼓进兵，最终割断了他的脖子。项籍败退向东而去，汉高帝也想停止用兵回到国都，留侯劝谏说：“这是上天要使他灭亡，赶快进攻，不要错失机会。”这两个人认为，区区仁义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计。唉！乐毅是战国时代的雄杰，却没有懂得大道，只是偶然听到一些道理，也足以使自己丧失性命罢了。评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中了反间计，用骑劫代替乐毅为将，终于使乐毅败走；认为他不能成功，是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的过错。然而即使当时昭王还在，反间计没有实施，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三晋的利益。如今凭借百万军队，进攻两座城中的残余敌军，却数年不能决胜，军队在外疲惫，必定会有乘虚而入的人。诸侯从内部进攻，齐军从外部反击。在这种时候，即使太公、司马穰苴也不能不失败。然而乐毅凭借百倍的兵力，数年不能攻下两座城，并不是他的智力不足，大概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迅速进攻，才到了这种地步。齐人苦于齐湣王的暴虐，假如乐毅暂且退兵休整，整治政令，减轻赋税劳役，使百姓返回田里，安定老人和孩子，让齐人不再有战斗的意志，那么田单又能同谁作战呢？为什么却凭借百万军队彼此相持而不能决胜呢？这正是给了齐人从容筹划的机会。战国时代，凭借强兵互相吞并的，难道只有我们燕国和齐国吗？用燕、齐的军队压迫城池，迅速攻打它，灭掉它以后再吃饭，谁能说不可以？唉！想称王就称王，不想称王就要慎重选择自己的处置方式，不要两方面都失去而被天下人嘲笑。【论荀卿】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没有不合乎规矩的地方；他不敢放言高论，说话一定称引先王。由此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道理广大得仿佛不知道边际，却并不是遥远；浩瀚得仿佛不知道尽头，却并不是深奥。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事情；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情。唉！这样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践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如果不能，也不过是不失为少犯过错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辩才、冉有的智慧，这三种才能，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得而可贵的。然而这三个人，常常不受孔子的喜爱。颜渊默默无言，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仿佛与众人没有什么不同，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要看他说了些什么吗？也不过是观察他的心意趋向罢了。孔子认为，后世一定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学说，也一定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来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实、浅近而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迎合人心的言论，关键在于不可更改。从前我常常奇怪李斯曾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著作，大大改变古代圣王的法度，对待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如今读了荀卿的书，这才知道李斯用来侍奉秦国的那一套，都是从荀卿那里来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学说而不肯退让，敢于提出高深的议论而不顾忌。他的言论足以使愚人惊骇，使小人欢喜。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自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的人这样众多，仁人义士这样多，荀卿却独自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所具有的，是人的本性；尧、舜所具有的，是人为的矫饰。”由此看来，想来他的为人一定刚强而又傲慢自负，自我评价过高。那个李斯，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如今小人做坏事，尚且还必定有所顾忌。因此夏、商灭亡时，虽然有桀、纣的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达到完全灭绝、无从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了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那个李斯，却独自奋然妄为而毫不顾忌，焚烧孔子的六经，消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依仗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罪过，来证明自己的愚见正确，认为古代圣王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不过是为了快意一时而发表这种言论，而荀卿也不知道它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必定还会去抢劫。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而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荀卿那些高谈阔论和奇异见解，对此确实起了激发作用。孔子、孟子的言论从来没有标新立异，可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为什么要追求奇异呢！韩非论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并竭力排斥它，不是因为异端本身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祸乱由它产生。从前周朝衰微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这些人，轮番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推演他们狂放游荡的学说，纷乱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的道路，便会心神放荡，不能把握恰当的准则，因此忘却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作平等；这正是那些在天下不得志、想要超越世俗远走高飞的人放纵心志而无所忧虑的原因。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心，本来对天下也没有什么恶意。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术更高明的；等到秦国采用了它，最终导致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刑法有余，秦朝因而断绝祭祀，天下人都遭受它的毒害。后世的学者只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

译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妻、父子、兄弟彼此相爱的关系；礼法、刑政的根源，出自君臣上下彼此戒惧的关系。彼此相爱，就有不忍伤害对方的心；彼此戒惧，就有不敢逾越的心。不敢与不忍的心合在一起，然后圣人的道才能存在其中。如今老聃、庄周论说君臣、父子的关系，空泛得像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相遇罢了。因此，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也不值得戒惧。不戒惧君主，不爱父亲，仁就不足以使人归附，义就不足以使人受到勉励，礼乐也不足以教化人。这四者都不足以使用，却想使天下归于虚无。虚无，难道真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求得这种学说却没有完全做到，只得到轻视天下、把万物等同看待的方法，所以敢于残忍行事而毫不疑惑。如果不忍心杀人还不足以称为仁，而仁也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而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整个天下都只任凭我去做，刀、锯、斧、钺，又有什么地方不能施用呢？从前孔子从来不敢有一天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是天下微小的事物，也没有不有所畏惧的。如今他们把天下看得微不足道，仿佛不值得治理，这难道就是他们轻视杀人的原因吗！太史迁说：“申不害拘泥琐细，施用于名实之间；韩非依据绳墨来衡量，切合实际事务，辨明是非；他的极端之处残酷苛细而少有恩惠，但都源自道德的意旨。”我曾经读到这段话并思考，事情本来有彼此没有谋划却互相感应的。庄周、老聃之后，祸患就成为申不害、韩非。从三代衰落直到今天，凡是扰乱圣人之道的因素，其弊病本来已经很多了，却还不知道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来制止它呢！留侯论 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能够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具有大勇的人，突然遇到事情而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侵犯而不发怒，这是因为他的胸襟抱负极其宏大，志向极其深远。子房在桥上接受老人传书这件事非常奇怪，但又怎么知道秦朝时期不是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看他借此隐约显露出的用意，都有圣贤之间互相警戒的意义。世人不能察觉，把老人当成鬼怪，也太过分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上。韩国灭亡时，秦国正日益强盛，用刀锯鼎镬来对待天下的士人，那些平日并无罪过却被夷灭的人，数也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地方施展才能。法律执行得过于严急，锋芒不可触犯，但到了末端却可以乘隙而入。子房不能忍受愤懑不平之心，想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当时子房能够不死，间隙小得连头发也容不下，实在已经十分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值得珍惜，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因此送命。子房具有盖世的才能，却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计策，侥幸求得不死，这本来就是桥上老人深感惋惜的地方。因此老人故意傲慢无礼，深深挫折他。子房能够有所忍耐以后，才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老人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 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庄王说：“他的君主能够向别人屈服，必定也能取得百姓的信任。”于是放过了他。勾践在会稽困窘，回国后在吴国做臣仆，三年之久没有懈怠。一个人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人屈服，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的才能有余，却担心他的气量不足，所以狠狠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意气，使他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呢？一个人与自己平生素不相识，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去做仆妾所做的事情，他还能欣然接受而不感到奇怪，这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气度。看汉高祖之所以取胜、项籍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能忍耐和不能忍耐之间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全部锋芒，等待对方疲敝。这是子房教给他的。当淮阴侯攻破齐国想要自立为王时，高祖发怒，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由此看来，高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势；如果不是子房，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怀疑子房一定身材魁梧奇伟，可他的相貌竟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正是他成为子房的原因吗！贾谊论 有才能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把才能用在恰当的地方。可惜贾生本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君子所谋求的目标长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事业重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的贤人，都有足以成就事业的才能，最终却不能施展其中万分之一的，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罪过，也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生的议论，照他说的，即使是三代，也有谁能够远远超过它呢？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能被任用而死去。这样说来，难道天下没有尧、舜，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仲尼是圣人，曾经周游天下、接受各国试用，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国家，都想勉强扶持它，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将要去楚国时，先派子夏前去，又派冉有去申明自己的意愿；君子想得到他的君主，就是这样勤恳。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停留三夜才出城，还说：“齐王大概会召我吧。”君子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就是这样深厚。公孙丑问：“老师为什么不高兴？”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的才能，就是这样极其深切。像这样努力却仍不被任用，然后才知道天下果真不值得共谋事业，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生这样，并不是汉文帝不任用贾生，而是贾生不能运用汉文帝。

译绛侯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几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力量的胜负；他们又都是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之间的相互契合，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之亲吗？贾生不过是洛阳的年轻人，却想让文帝在一天之内完全抛弃旧有的一切而谋求革新，也已经很难了。作为贾生，应当在上取得君主的信任，在下取得大臣的支持，像绛侯、灌婴这些人一样，从容渐进，和他们深相交结，使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然后举天下之事任凭自己施展，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愿。哪里有刚刚站着交谈几句，就突然使人痛哭的道理呢？看他经过湘水，为屈原作赋凭吊，内心郁结愤懑，显露出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自伤而哭泣，以至于早夭。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厄的人。一次谋划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被采用呢？他不知道默默等待时机变化，却自我摧残到这种地步。唉，贾生志向很大而器量很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的人有超越世俗的才能，必定也会有不合世俗而造成的牵累，因此如果不是聪明睿智、能够不受迷惑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才能。古今都称道苻坚从民间得到王猛，立即把旧臣全部斥退，和王猛共同谋划。那时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却大体拥有了天下的一半，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我深深悲悯贾生的志向，所以详细评论他。也希望君主即使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也知道他有孤高耿介的操守，一旦不被任用，就会忧伤、困顿、沮丧，不能重新振作；而作为贾生，也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晁错论 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名义上说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实际上却存在无法预料的忧患。坐看事态变化而不采取措施，就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起来勉强处理它，天下人又习惯于太平安定的生活，不会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和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替天下承担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本来不是那些想在一两个月内勉强求成、只为求取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时，无缘无故引发大难的开端，是我发动的；我能够收拾残局，然后才有理由向天下人解释。事情发生以后，却慢慢想把它推掉，让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一定会聚集到我身上。从前晁错竭尽忠诚为汉朝办事，谋划削弱崤山以东的诸侯。山东诸侯一起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名。天子却没有察觉，反而把晁错交出去作为说辞。天下人悲叹晁错因为忠诚而遭受祸患，却不知道晁错也有自取祸患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华，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水流入大海。当工程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洪水溃决、泛滥冲击等可怕的忧患；只是他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必然趋势，事情来到时不害怕，慢慢设法处理，因此能够达到成功。凭借七国的强大力量而突然削弱它们，出现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没有在这时舍弃自己的生命，站到天下大难的最前面，掌握吴、楚的命运，却制定保全自身的计划，想让天子亲自统兵，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发动七国之乱的，是谁呢？既然自己想求取名声，怎么能逃避它带来的祸患？把亲自统兵的极端危险留给别人，把留守的极端安全留给自己；自己成为制造灾难的首倡者，却选择最安全的位置，把最危险的处境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慨不平的原因。当时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能免祸。为什么呢？晁错想要留守，却让君主亲自统兵；按情理说，天子本来就已经为难了。再加上重重违背他的意见，所以袁盎的主张才能在其中得以实行。假如吴、楚反叛，晁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面向东方等待敌人，使他们不至于牵累自己的君主，那么天子将依靠他而不感到恐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够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想要谋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致力于制定保全自身的计划。假使晁错亲自统兵攻打吴、楚，未必不能立功。只是他想保全自身，反而使天子不高兴，奸臣得以乘虚而入。晁错用来保全自身的办法，难道正是他招致祸患的原因吗！霍光论 古人中，只有汉武帝可以说最懂得识别人才。他一生所任用的文武将帅、郡国边地的臣子、身边侍从、精通阴阳律历和博学之士，直到管理钱粮的小吏、审理刑狱的人、出使远方异域的人，没有谁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并且各自适合自己的职位。然而这些人都曾经受到考验，他们的功效显著，天下人共同知道并信服。至于霍光，事先没有丝毫功劳，才气和谋略也没有明显超过群臣之处，武帝却把他从众人中提拔出来，把关系天下和后世的事情交给他。霍光又能够忘却自身，专心辅佐幼主。在废立皇帝的关键时刻，他的举措非常从容而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想要在天下建立事业，凭借攻击、搏击和进取来谋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一定要有卓越而显著的才能，然后才有希望成功。至于捍卫国家、托付幼主，这件事的困难不在才能，而在节操；不在节操，而在气度。天下本来有能够办成这类事情的人，但才能高、地位重，就会产生侥幸心理，想凭一时的功劳换掉万世的祸患，所以说“不在才能，而在节操”。古人中有失误的，司马仲达就是这样。天下也有忠义之士，可以把生死关头托付给他，而他不忍心辜负托付。然而他们孤高廉洁，不肯做不义之事，轻视死亡却没有谋略，能够牺牲自己，却不能保全国家，所以说“不在节操，而在气度”。古人中有失误的，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霍光才能不足而节操、气度有余，这正是武帝取用他的原因。《尚书》说：“如果有一个臣子，专心诚实，没有别的才能。他的心宽大包容，仿佛无所不容。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俊美圣明，他内心喜爱，不只是从口中说出来，而是真心如此，这就是能够容纳人才，可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唉，这说的不就是霍光吗！假使霍光还有别的才能，他的心怎么能够宽大安闲地容纳天下的才士，喜爱天下俊美圣明的人，不嫉妒、不压制，仿佛人才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呢？才能，是争夺的开端。只有圣人在上位，才能使天下人各自奔赴自己的职务，争相发挥自己的长处。假如凭借人臣的地位处在朝廷之上，捍卫年幼的君主，却凭自己微小的才能同天下人争强，那么奸臣小人就会有机会乘虚而入，夺取他的权力。霍光以一个普通人的微末身份掌握生杀大权，威势超过君主，尊贵震动天下。他之所以历事三位君主，终身没有人能同他争权，是因为他没有别的才能，而武帝也是因此取用他的吗？扬雄论

译从前论述人性的有很多人，却不能统一意见。起初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扬子认为善恶混杂。韩愈又取三人的学说，用孔子的言论加以驳正，把人性分为三等，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或向下改变，而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笨的人不会改变。”他认为三人的说法都只说到了中等资质的人，遗漏了上等和下等的人。天下人认为正确的，多数是韩愈的说法。唉，这是还不知道所谓人性是什么，却拿才能来谈它。人性和才能相近而不同，它们的区别不只是像黑白的差异。圣人与小人共同具有、谁也不能逃脱的，才是真正所说的人性；至于才能，本来就会有所不同。比如树木，得到土壤才能生长，受到雨露风气滋养而舒展茂盛，这是各种树木共同具有的，是它们的本性。至于坚硬的木材做车毂，柔韧的做车轮，高大的做栋柱，小的做椽子；椽子不能做栋柱，车轮不能做车毂，这难道是它们本性的罪过吗？天下谈论人性的人，都把才能混杂在里面谈，所以纷纷扰扰而不能统一。孔子所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或向下改变，而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笨的人不会改变”，说的是人的才能。至于谈论人性，孔子从未断定它是善还是恶，只说“人的本性相近，后天习染使人相差很远”罢了。韩愈的说法则更进一步，把人性分开说成情感，又把才能合起来说成人性。因此他的论述始终不能贯通。他认为所谓人性果真是淡泊寂静、无所作为的吗？如果这样，就不应再有善恶之说。假如人性有善恶，那么所谓情感就是我所说的人性。人生下来没有不有饥寒的忧患、男女交合的欲望的。如今告诉人说：饥饿时进食、口渴时饮水，以及男女欲望，都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可以吗？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人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凭借成为圣人的条件；小人如果没有这些，也没有凭借成为恶人的条件。圣人驾驭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使自己走向善；小人也驾驭这七种情感，却使自己走向恶。由此看来，善恶是人性所能达到的方向，而不是人性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况且谈论人性，怎么能把善恶当作人性的本体呢？即使如此，扬雄的说法本来已经接近了。他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其中的善，就成为善人；修养其中的恶，就成为恶人。” 他的说法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人性本身不能具有善恶，却认为善恶都出自人性罢了。远古之初，本来没有善恶的议论，只有天下人共同安适的事情，圣人指出来称为善；而一个人独自享乐的事情，就称为恶。天下人本来会顺着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去做，谁知道圣人只是认为一个人独自的快乐不能胜过天下人共同的安适，所以才有善恶的分别呢？诸子竟然认为善恶是圣人个人的私说，不是太疏远事理了吗！韩愈又想依据经书流传下来的古人事迹，来驳斥三人的学说，竟拿后稷幼年聪颖、周文王不懈怠，以及瞽、鲧、管、蔡的事迹来说明它。圣人论述人性，是要穷尽万物的天理，并用众人共同知道的道理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韩愈却想凭一个人的才能确定天下人的本性，而且他说：“如今谈论人性的人，都混杂了佛教、老子的学说。”韩愈认为人性与情感无关，喜怒哀乐都不是人性，这正是他流入佛教、老子学说而自己不知道。诸葛亮论 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朝；用欺诈和武力取得天下、用欺诈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朝；用秦朝取得天下的办法来取得天下、用周朝守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的，是汉朝。把仁义、欺诈、武力混杂使用来取得天下，这是诸葛孔明失败的原因。曹操趁天下衰乱、局势危急而乘机施展奸谋，孔明以此为耻，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当时曹公威震四海，东面占据许、兖，南面统治荆、豫，孔明凭借来战胜他的，只有自己微小的忠诚信义能够激发天下人的心。天下那些廉正有节操、慷慨赴义而死的人，本来并非心服曹氏，只是被他的威势胁迫而勉强臣服；听到孔明的声望，理应在千里之外就有响应。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立足之地，天下也本来会供他驱使。况且即使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取得天下，也有不肯做的事，然后天下的忠臣义士才乐意为他而死。刘表死时，先主在荆州，孔明想袭击杀死他的遗孤，先主不忍心。后来刘璋以友好的态度迎接先主到蜀地，不到几个月，先主便扼住他的咽喉，压住他的后背，夺取了他的国家。这与曹操的做法相差已经很少了。曹、刘力量不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论军队，不如曹操多；论土地，不如曹操广；论作战，不如曹操善战，却有一样能够胜过曹操，那就是微小的忠诚信义。孔明驱逐刘璋以后，已经失去了天下义士的希望，才开始整顿军队，振作军旅，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向东长驱，想让天下响应，大概也很困难了。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承帝位。当时本来可以用计谋击破曹氏。为什么呢？曹操临终时，召来曹丕，把曹植托付给他；他未尝不以袁谭、袁尚的事情告诫曹丕。然而曹丕和曹植最终竟然彼此残害到这种地步。父子兄弟尚且成为仇敌，更何况怎能取得天下英雄的民心呢？这种可以离间的形势，只需拿出几十万金，让他们的大臣、骨肉在内部彼此残杀，然后出兵攻打他们，这正是高祖消灭项籍的方法。孔明既不能保全自己的信义来使天下人心服，又不能施展智谋来斩断曹氏的手足，难怪他屡战屡退了！所以，敌人有可以离间的形势却不去离间，汤、武这样做是大义；不是汤、武而这样做，就是错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的大患。吕温认为孔明继承桓帝、灵帝之后，不能强迫百姓思念汉朝，应当把这些道理传告天下百姓，并且说：“曹氏使你获利，我就侍奉他；曹氏损害你，我就诛杀他。”他不知道蜀国和魏国，果真有哪一点大大超过对方吗？假如没有大大超过对方，而又决不肯侍奉魏国，天下人怎么肯被空话震动呢？唉！这是书生的议论，可以说，却不能实行。韩愈论 圣人的道，有人趋向它的名声而喜爱它，有人安于它的实际内容而以此为乐。珍珠、美玉、犀角、象牙，天下没有人不喜欢。奔走尽力，争斗抢夺，对它的喜爱不能说不达到极点。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它。至于粮食、蔬菜、肉类、桑麻、布帛，天下人把它们吃进嘴里，就知道它们为什么美味；穿在身上，就知道它们为什么舒适。这不是只因为它们的名声而被役使。

译韩愈对于圣人的道，大概也只知道喜欢它的名声，却还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为什么呢？他的议论很高深，对孔子、孟子极其尊崇，对杨朱、墨子、佛教、老子又极其严厉地排斥。他所用的力气，也不能说不大。然而他的论述达到义理层面却不精密，支离散漫，往往自己违背自己的学说而不知道。从前宰我、子贡、有若相继称颂自己的老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伟大，即使尧、舜的贤德，也比不上他。他们尊崇圣道、喜爱学习，也已经达到极点。然而君子不认为这样可贵，说：宰我、子贡、有若，只是智慧足以知道圣人的细微过失罢了。至于颜渊，难道也会这样说吗？他只是说：“老师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由此看来，圣人的道果然不在于把它张扬扩大。韩愈就是知道喜欢它的名声，却还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的人。韩愈的《原人》说：“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山川草木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既然是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没有尽到作为主宰的道理。因此圣人一视同仁，亲厚亲近的人而举荐疏远的人。”圣人与墨家的不同，正在于圣人有所区别罢了。如今韩愈说“一视同仁”，那么就是用对待人的道理对待夷狄，用对待夷狄的道理对待禽兽，这可以吗？教导人使他有才能，感化人使他有知识，这是对待人的仁；不菲薄他们的礼节而使他们表达真情，不责怪他们来得少而厚待他们的到来，这是对待夷狄的仁；在适当的时候杀戮禽兽，使用它们有所节制，这是对待禽兽的仁。怎么能把这些完全等同呢！儒家和墨家的相反，不只是像胡地和越地那样遥远；然而在似是而非的地方，两者相差又不到一根头发。韩愈把它们认为相同，也就不足为怪了。孔子说：“广泛地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仁者所亲近的人有区别，这说明孔子并不是兼爱。孔子说：“祭祀祖先时要如同祖先在面前，祭祀神明时要如同神明在面前。”神明不可知，而祭祀者的心认为神明仿佛存在，这说明孔子并不是不明白鬼神之事。儒者的弊病，在于论述人性时，认为喜怒哀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人性所具有的。人有喜悦和愤怒，然后才有仁义；人有悲哀和快乐，然后才有礼乐。如果认为仁义礼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人性，就是带领人们一起背叛圣人的教诲。老子说：“能够像婴儿一样吗？”如果喜怒哀乐不出于人性而出于情感，那么就是带领人们一起成为老子所说的“婴儿”。儒者有人把老子和《易经》并论。《易经》难道是老子一派的吗？而儒者竟有人用老子的学说解释《易经》，这就是把人性分开说成情感，这种弊病本来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唉，君子做学问，只知道一个人的长处，却不知道他的弊病，难道能说是善于学习吗？卷四十四 论十一首 思治论（嘉▯八年作） 现在天下究竟有什么忧患呢？开头没有确立，最终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结果更加不能确立。一般人的心理，一次行动没有功效就会怀疑，第二次就会疲倦，第三次就会放弃。如今世上的士人之所以彼此观望，没有人肯去做，并不是他们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们的才干、技艺、谋略不如别人，问题在于苦于事情难以成功，于是不再确立目标。他们不知道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罪过就在于没有先确立目标。假如先确立目标，就能成功。如今世上有三种祸患，始终不能除去；它们产生的根源，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自从修建宫室、兴办祷祠的事务兴起，钱币、茶、盐的制度败坏，又加上战争，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财物。五六十年间，下面的人游谈聚议，上面的人变更政令来求取充足的财物，数也数不清，但财物最终还是不能充足。自澶渊之战以来，北方的敌虏虽然求和，却始终不能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又加上西羌的变乱，边境不得安宁，两个国家更加骄横。用战争不能取胜，用防守又不能稳固，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强兵。五六十年间，下面的人游谈聚议，上面的人变更政令来求取强兵，数也数不清，但军队最终还是不能强大。自从选举人才的标准严密以后，官吏受法律拘束，不以功名为志；考核功绩、督察官吏的制度败坏，贤能的人没有得到勉励，不肖的人没有受到惧怕，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好官。五六十年间，下面的人游谈聚议，上面的人变更政令来求取可选择的官吏，数也数不清，但官吏最终还是不能选好。财物不能充足，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任，这难道真的是不可做到的吗？所以说：“开头没有确立，最终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结果更加不能确立。” 先确立计划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预先确定规划。古代的君子先确定规划，然后开始做事，所以应对事情时有预期，成功时有形迹。众人认为这茫然而不可知，君子却认为这是事理的必然，就像煮东西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因此用力少而成功快。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施政如同从事农事，要日夜思考它，思考事情的开始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都去实行，实行时不要超越原先的思考，就像农田有田界一样。”子产认为不思考就行动，以及一切超出思考范围的行动，就像农田没有田界；开始时虽然勤劳，最终一定会放弃。如今富人营造宫室，必定先估量财物的丰足或不足，以此确定宫室的大小；内心决定以后，再选择技艺高明的工匠，任用其中一人，必定告诉他说：“我将建造多少间房屋，估计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役夫？几天能够完成？土、石、木材、芦苇，我到哪里去取？”技艺高明的工匠必定回答说：“某处有木材，某处有石料，需要多少材料和役夫，某日可以完成。”主人大都听从他的安排。到了期限房屋建成，既建成又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因为事先已经确定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