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行状二首

译起初，至和三年，仁宗开始患病，国嗣尚未确定，天下人忧惧而不敢进言，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此议。公当时任并州通判，听说后也继而进言。上疏说：‘《礼》说：大宗没有儿子，小宗就作为他的后嗣。作为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希望陛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暂时代理储君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再退居藩国；否则，就让他掌管宫廷宿卫、治理京城，也足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奏疏三次上呈，一份留在宫中，另外两份交给中书。公又写信给范镇：‘这件大事不说就算了，一旦说出来，怎么可以再收回？希望您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进言更加有力。后来公做了谏官，又上疏，并且当面说：‘臣过去任并州通判时，所上三章，希望陛下果断地实行。’当时仁宗沉默寡言，即使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公的话，他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公说：‘臣说这件事时，原以为一定会死，没想到陛下竟能开怀采纳。’皇帝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样的事。’于是命公把所说的话交给中书。公说：‘不可以。希望陛下亲自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宰相。’ 这一天，公又谈到江淮盐政，前往中书说明。宰相韩琦问公：‘今天又说了什么？’公默默思量，这件大事不能不让韩琦知道，又想扩大皇帝本来的意思，于是说：‘所说的是关于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明白了其中意思，便不再追问。十多天后，有诏令让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共同详定行户利害。陈洙私下对公说：‘前些日子举行明堂大飨，韩公代理太尉，我任监祭。韩公从容地对我说，听说你同司马君实友善，君实近来建议立嗣，可惜没有把他的意见送交中书；想提出这个议题，却没有自行提出的办法。行户利害之事，并不是要劳烦公，只是想让你见到公时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这是嘉祐六年闰八月的事。到了九月，公又上疏并当面进言：‘臣先前进说时，陛下欣然接受，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我以为立即就会实行。如今却寂然没有听到消息，这一定是小人说陛下年纪正盛，子孙应当有千亿之多，为什么急着做这种不祥的事。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促危急之际，扶立自己亲厚友善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立嗣都出于左右近臣的意愿，甚至有称作“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皇帝大为醒悟，说：‘送交中书。’公到中书，见韩琦等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确定议论，将来某一天半夜，宫中传出一张纸，指定某人为嗣，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都唯唯答应，说：‘怎敢不尽力。’一个多月后，诏令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坚决推辞，不肯就职。第二年终于立为皇太子。英宗称病不入朝。公又上疏说：‘普通人争夺丝毫的利益，尚且会彼此争斗；如今皇子推辞无法估量的富贵，竟三百多天不接受任命，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有见识的人听到此事，足以知道陛下圣明，能够为天下选得人才。然而臣听说，父亲召唤，儿子不得推辞；君主召唤，不等车驾备好就要行动；使者接受君命，只传达命令而不接受推辞。皇子不应推辞回避，使者也不应只是空手返回。今后凡召见皇子，内臣都请求责罚降职，并且用君臣父子的大义责备皇子，应当一定让他入朝。’ 英宗于是接受了任命。兖国公主嫁给李玮，以骄纵任性闻名。公上疏说：‘太宗时，姚坦任兖王翊善，兖王有过错便一定进谏；左右近臣教兖王假装生病。过了一个多月，太宗召见兖王乳母，询问起居情况。乳母说：“王没有病，只是因为姚坦，忧郁成病罢了。”太宗怒道：“王还年少，不懂得做这种事，是你们教他的。”于是杖打乳母几十下，又召姚坦慰勉。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的女儿、真宗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却谦恭守礼，天下都称赞她贤德。希望陛下教导儿子以太宗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以献穆大长公主为榜样。’不久，公主在李家住得不安，诏令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公主入宫居住，李玮的母亲杨氏则归还给她的兄长璋，并遣散了李家的家人。公说：‘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所以让李玮娶公主。如今却使母子离散，家产事务流落，难道陛下独独没有感受雨露恩泽的情怀和凄恻怜悯之心吗？李玮既然被责罚降职，公主也不能没有罪。’皇帝醒悟，于是诏令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对李氏的恩礼不减。任判检院，代理判国子监，授知制诰。公竭力辞谢八九次，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任知谏院。上疏说：‘经略安抚使可以便宜行事，起因于战争兴起时的权宜制度，并不是万世不变的法令。等到将相大臣掌管州郡，往往凭借尊贵骄横自恃，轻视侮慢转运使，使他们不能履行职务。朝廷一味想减少事情，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以至于胥吏喧哗驱逐御史中丞，抬轿的官吏悖逆傲慢而逼退宰相，卫士凶暴叛逆而案件不能穷究；奸邪之人得到的恩泽超过旧例，军人辱骂三司使，而司法官却认为不算冒犯等级，执法方面疑惑不清。其余还有，一个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朝廷便为他改变法令、推施恩惠的事也多了。这些都是衰败的渐进征兆，不能不纠正。’ 充媛董氏去世，追赠婉仪，又赠淑妃；停止朝会，百官穿丧服慰问，议定谥号并举行册礼，安葬时还给卤簿。公说：‘董氏原本品秩很低，到了病危之日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只有皇后有谥号。卤簿本来是用来赏赐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到卤簿。到了韦庶人才开始规定妃嫔、公主下葬时都给鼓吹，这不是正规的制度，不足以效法。’当时有司刚制定后宫封赠制度，规定皇后与妃都追赠三代。公说：‘区分嫌疑、彰明细微，妃不应与皇后相同。袁盎让慎夫人退坐，正是为了这个道理。天圣年间亲自郊祀，太妃也只追赠两代，何况妃呢！’

译主持嘉祐八年的贡举。仁宗去世，英宗因哀伤过度而致病，慈圣光献太后共同听政。公首先上疏说：‘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进用贤能、斥退奸邪，对赵氏有大功，只因亲近任用外戚小人，所以背负天下的诽谤。如今太后刚开始摄政，大臣中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粹、像鲁宗道那样刚正、像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人，应当信任重用；像马季良那样鄙陋猥琐、像罗崇勋那样谗媚奉承的人，应当疏远，这样天下才会服从。’又上疏给英宗说：‘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始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从平民起兵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代，也没有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只有哀帝、安帝、桓帝、灵帝，都是从旁支亲属入继大统，追尊自己的父祖，天下人都非议他们。希望陛下把这作为鉴戒。’ 当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的珍珠、黄金，价值一百多万钱，他与同僚先后三次上章说：‘国家遭逢大丧，内外都困乏，不能一味沿用乾兴年间的旧例。如果遗赐确实不可辞谢，那么应当允许侍从以上官员进献金钱，来帮助修建山陵的费用。’皇帝没有答应。公于是把所得珍珠作为谏院的公用钱，黄金送给舅氏，按道义不把它收藏在自己家中。英宗的病痊愈后，皇太后还政。公上疏说：‘修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言辞切直恳挚，都是母子之间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有司制定法令，皇太后有所取用，须由有司奏报复核，得到皇帝御宝后才供给。公极力论说认为不可，应当直接下令，让合同司移文所属机构供给；皇太后取用完毕后，再列明数目奏报太后，以防止伪造。曹佾被授为使相，两府官员都升迁。公说：‘曹佾没有功劳却得到使相之职，这是陛下为了安慰母亲的心意。如今两府都升迁，却没有名义。如果把还政当作功劳，那么掌管宿卫的将帅、内侍小臣一定都会有所觊觎。’不久，都知任守忠等人果然都升迁。公再次争论，并且说：‘任守忠是大奸人。陛下还是皇子时，不合任守忠的心意，他阻挠破坏立嗣大计，百般离间，幸亏先帝没有听从。等陛下继承帝位，他反复变脸，挑拨两宫，是国家的大贼、人的巨蠹。请在都城街市斩首，以向天下谢罪。’诏令把任守忠降为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天下人都感到痛快。当时有诏令要在陕西刺面征募民兵，号称义勇。公上疏极力论述其危害，说：‘康定、庆历年间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不久又刺面编为保捷指挥，百姓深受其害，军队最终也不能使用。遇到敌人便首先败逃，正规军跟随其后，常常导致全军崩溃。县官知道他们只是白吃粮食而没有用处，便淘汰遣散、让他们回乡务农；但其中懒惰游荡的人不能重新回到田地，强壮的成为盗贼，弱小的辗转死去，父老至今还流泪。如今义勇与此有什么不同！’奏章上了六次，皇帝没有听从。公请求罢免谏官之职，也没有获准。王广渊被授为直集贤院。公说：‘王广渊奸邪，不可接近。从前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见身边近臣饮宴，只有卫绾称病不去；等景帝即位后，礼遇卫绾更加优厚。周世宗镇守澶渊时，张美任三司属吏，掌管州中的钱粮，世宗私下有所借求，张美都竭力满足；等世宗即位，却认为他为人薄劣，不再任用。如今王广渊在仁宗一朝，私下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希望罢黜他，以警戒天下。’ 执政大臣提出，濮安懿王德望盛大、地位尊隆，应当给予尊崇礼遇，诏令太常礼院与两制官员议论。翰林学士王圭等人面面相觑，不敢先提出意见，只有公奋笔写成议文：‘作为后嗣的人就是作为他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如今尊奉濮安懿王，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予最高的官位爵禄，使其极尽尊荣。’议文完成后，王圭立即命令属吏把公的手稿作为定案依据，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朝廷内外纷纷争论，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人都相继进谏，先后被降职罢黜。公上疏请求留下他们，没有获准，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贬谪。起初，西戎派使者来致祭，延州指使高宜负责陪伴，却傲慢对待使者，侮辱西戎国主。使者向朝廷申诉，公与吕诲请求加重高宜的罪责，没有获准。第二年西戎侵犯边境，杀掠官吏士卒，赵滋任雄州知州，专门用凶猛强硬的手段治理边境，公也上书论说不可。到这时，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无能，选择将领替代他。公说：‘国家在戎狄归附顺从时，喜欢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他们桀骜不驯，又反过来姑息迁就。近来的西戎祸患，起因于高宜；北狄的嫌隙，起因于赵滋。朝廷正认为这两人贤能，所以边臣都把制造事端当作能干。如今如果选将领替代李中▯，后来的人一定会把赵滋当作榜样，把李中▯当作戒鉴，渐渐形成不可助长的风气。应当命令边境官吏，遇到疆场上的小事，慢慢用文书往来解决；如果轻率地动用弓箭刀兵相加，就治罪。’ 京师发生大水，公上疏论述三件事，全部直言不讳，没有隐瞒。授任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任右谏议大夫，主持治平四年的贡举。神宗即位，首先提拔公为翰林学士，公竭力辞谢，皇帝不许。皇帝当面对公说：‘古代君子，有的有学问却不善文章，有的善文章却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兼具二者。卿有文学，为什么推辞？’公说：‘臣不能写四六文。’皇帝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就可以。’公说：‘本朝的旧例不可。’皇帝说：‘卿能够考中进士并取得高等，却说不会四六文，为什么？’公快步退出，皇帝派内臣到阁门，强迫公接受诰命。公拜受诰命，却不肯接受官职。皇帝催促公入内谢恩，说：‘朕坐在这里等卿。’公入内，来到朝廷中。皇帝把诰命放进公怀里，公不得已才接受。于是公任御史中丞。起初，中丞王陶论说宰相不上常朝班是对君主不臣，宰相不接受，王陶极力争论，于是被罢职。公接替他后，说：‘宰相不上班，是小事，王陶议论它确实过分。然而爱惜礼制、保存旧规，是不能停止的。近来宰相权力很重，如今王陶又因言论被罢，宰相一旦不满，中丞便不能再任职。臣希望等宰相上班之后，再就任。’皇帝说：‘可以。’王陶出任陈州知州后，谢恩章中仍不停诋毁宰相。执政大臣商议再次贬黜王陶，公说：‘王陶确实有罪，但陛下想要扩大言路，已经屈己容受王陶，难道宰相却独独不能容忍吗？’于是作罢。

译公上疏论述修养身心的要点有三：仁、明、武；治理国家的要点有三：任用官员、赏赐有信、惩罚必行。他的论说十分完备。又说：‘臣过去任谏官时，就把这六句话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如今献给陛下。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全都在这里了。’公在英宗时，曾与吕诲一同论述祖宗制度：‘勾当御药院，通常任用供奉官以下官员，到了内殿崇班，就要调出。近年居此职位的人，都暗中积累官资，领取俸禄，并非祖宗本意。又按旧例，年未满五十岁，不得任内侍省押班，如今任用张茂则时，他只有四十八岁，不可。’到这时，公又提出此事，因而又论述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远远贬谪。奏章上了五次，皇帝于是把所有寄资内臣都罢免，高居简也调到外地任职。不久，皇帝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再次争论。又说：‘近来王中正前往陕西，任泾州知州，刘涣等人谄媚侍奉王中正，而▯延钤辖吴舜臣违逆他的心意。不久刘涣等人升迁，吴舜臣降黜，权力归于王中正，诽谤却归于陛下。这是除掉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皇帝亲手写诏书询问公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公说：‘臣从宾客那里听来，不是一个人说的。事情有没有，只有陛下知道。如果没有，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万一确有其事，就不可不察。’ 诏令任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阁门祗候。公说：‘国家初建，国运仍然艰难，所以即位之初，必定任用身边的旧人为心腹耳目，称为随龙，这不是平时的制度。阁门祗候对于文臣来说相当于馆职，怎么能让仆役来担任呢？’ 英宗安葬山陵时，公任仪仗使，赐黄金五十两、银三百两。公三次上章辞谢，皇帝答应了。边境官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想率领横山的部众，夺取谅祚后归降。’诏令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公上疏极力论述，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侥幸战胜了，灭掉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一定会带着部众归附我国，又不知道如何安置他们。臣担心朝廷不仅会失信于谅祚，还将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剩余的部众还很多，向北回不去，向南又不接纳，困穷无所归依，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皇帝没有听从，派将领种谔发兵迎接他们，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兼任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一名尚未婚嫁的女子，谋杀丈夫，使丈夫受伤但没有死亡。司法官怀疑她，审问后她立即认罪，知州许遵审理此案。有司判该女子绞刑，皇帝下诏宽免她。许遵上呈议论，依据法律，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作为原因的罪；女子应减刑三等，不应处绞刑。皇帝诏令公与王安石共同议论此事，王安石认为许遵的议论正确。公说：‘谋杀仍然就是故意杀人，都是一件事，不能分成两件。如果把谋划作为原因、杀人作为另一件事，那么故意杀人与杀人也可以分成两件吗？’从宰相文彦博以下，都赞同公的议论。然而最终采用了王安石的意见，直到今天天下人仍然认为不对。代理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公负责答复诏书。公上疏说：‘先帝亲自郊祀时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先帝晚年有人进言，说国家同契丹有往来书信，契丹有尊号而我国独自没有，认为这是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时上尊号。从前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另加大名号给他。希望陛下追随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非常高兴，亲手写诏书答复公：‘不是卿，朕就听不到这些话。好好写答词，使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朕出于至诚，并不是欺骗众人、邀求虚名。’于是终身不再接受尊号。执政大臣以黄河以北遭受灾害、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今年举行亲郊时，两府不赐金帛，并把此事送到学士院请示。公说：‘两府所赐，按匹和两计算不过二万，不能救济灾害；应当从文臣两省官、武臣、宗室、刺史以上官员开始，全部减半。’公与学士王圭、王安石一同答对。公说：‘救灾节约用度，应当从尊贵近臣开始，可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王安石说：‘常衮辞去赐食，当时议论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当辞官位，不应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公说：‘常衮辞去俸禄，仍然胜过那些贪恋俸禄、固守职位的人。国家用度不足，正是最急迫的事务。王安石说得不对。’王安石说：‘国家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公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征收、像簸箕一样搜刮，耗尽百姓财物。百姓贫穷而成为盗贼，并不是国家的福气。’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能使上面用度充足。’公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 这正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示汉武帝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汉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天下大乱。如果汉武帝不悔恨由此造成的祸患，昭帝不改变这种法令，汉朝几乎就要灭亡了。’两人争论不止。王圭进言说：‘救灾节约用度，应当从尊贵近臣开始，司马光说得对；但所费并不多，恐怕会损伤国家体统，王安石说得也有道理。只有请圣明的君主裁决取舍。’皇帝说：‘朕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准许来答复。’正好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令，于是引用常衮的事情责令两府官员，两府也不再辞谢。兼任史馆修撰。皇上问司马光谁可以担任谏官，司马光推荐吕诲，吕诲便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主持谏院。皇上下诏命司马光和张茂则一同察看二股河及土堤的利害。司马光采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的计策，请求在二股河以西修筑土堤，约束水流向东。如果东流日渐加深，北流自然变浅，柴草也逐渐准备充足，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的下游，以缓解恩州、冀州、深州、瀛州以西地区的水患。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司马光在皇上面前反复论辩，十分困苦，最终皇上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事情果然都如司马光所说，皇上下诏奖赏并嘉勉他。

译王安石开始执政，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策，设置四十多名提举官，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天下，称为新法。司马光上疏，预先陈述它们的利害，说：“以后一定会这样。”新法实行十多年，没有一件不如司马光所说。天下人传诵此事，把司马光看作真正的宰相；即使农夫村老，也都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字是君实。在迩英阁进读时，讲到萧何、曹参的事情。司马光说：“曹参不改变萧何制定的法令，懂得守成的道理。因此孝惠帝、吕后执政时，天下安定，衣食日益丰足。”皇上说：“汉朝遵守萧何的法令，不加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流传到今天也仍然可以。周武王攻克商朝后说：‘要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依照旧制。’这样看来，即使周朝也采用了商朝的政令。《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制度。’汉武帝听信张汤的话，取高祖的法令纷纷改易，结果盗贼遍布天下。汉元帝改变宣帝的政令，汉朝从此开始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几天以后，吕惠卿进讲，因而说道：“先王的法令，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开始和洽，便在象魏公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改变一次的，巡狩时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改变一次的，‘刑法随时代而有轻重’就是这样。有百年不变的，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就是这样。前天司马光所说不对，他的意思是借此讽刺朝廷，而且讥讽我担任条例司官员罢了。”皇上问司马光：“吕惠卿说得怎么样？” 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公布的是旧法，怎么能说是改变呢？如果每年四季第一个月的初一召集百姓宣读法令，难道就算按时改变、按月改变吗？诸侯有改变礼制、变易乐制的，天子巡狩时就诛罚他们，天子自己并不改变。新建的国家使用宽缓的刑典，动乱的国家使用严厉的刑典，安定的国家使用中等的刑典，这叫刑法随时代有轻重，并不是改变。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理，不是彻底毁坏就不重新建造。房屋彻底毁坏而重建，如果没有良工美材就不能成功。如今这两样都没有，我恐怕连风雨也遮挡不了。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不称职而罢免他可以，却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事。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用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知道依照条例办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吕惠卿无法回答，便诋毁司马光说：“司马光身为侍从，为什么不说话？说了而不被采纳，为什么不离职？”司马光起身回答：“这是我的罪过。”皇上说：“你们只是相互讨论是非，何至于这样！”讲读完毕，皇上赐他们在户外坐下。将要出去时，皇上命令把座位移到户内，左右侍从都退了出去。皇上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都惶恐不安，这是为什么？” 王圭说：“臣地位低微，身处宫阙之外，朝廷的事情不能全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听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皇上说：“听到了就说出来。”司马光说：“青苗钱放贷收息，普通百姓尚且会因此逐渐侵蚀下户，直到他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何况还有县官法度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取就给他，不愿意借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偿还债务的祸害；不仅县官不会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臣听说，在宽缓的环境下制定法令，弊端尚且会趋于贪婪；在贪婪的环境下制定法令，弊端将会怎样呢！从前宋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米每斗十多钱，一捆草八钱，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没有停止，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皇上说：“陕西实行这项法令很久了，百姓并不认为它是祸害。”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祸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本来不曾允许这样做，但主管官吏尚且能够借此使百姓受害，何况立法允许它呢？”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说：“不妥。皇上已经停止了这件事，实在太好了。” 皇上说：“还没有停止。”司马光说：“京师有七年的储粮，但钱常常不足。如果坐仓所用的钱更加缺乏，米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得到一百万斛米，就可以省去东南一百万的漕运，用省下的钱供应京师，还担心没有钱吗？”司马光说：“东南钱币荒缺而米粮过剩，如今不运输米粮却漕运钱币，是舍弃那里有余的东西，取那里缺少的东西，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细小事务，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人才来任用；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对。《尚书》说，文王没有什么不察，兼听众多言论，审理众多案件，谨慎处理众多事务，只依靠有关官员和牧守。”司马光快步退出。皇上说：“你莫不是因为吕惠卿的话而不高兴吧？”司马光说：“不敢。”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害处，皇上受到感悟，想要停止这项法令。王安石称病请求离职。适逢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奏章竭力推辞，前后达到六七次。他说：“皇上如果确实能够撤销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也已经得到很多恩赐了。否则，臣终究不敢接受任命。”皇上派人对司马光说：“枢密院主管军务，官员各有职守，不应当拿其他事情作为推辞的理由。”司马光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于政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王安石起身处理政务，青苗法最终没有废止，司马光也最终没有接受任命。司马光便写信劝告王安石，往返三次，劝说开导十分恳切，仍然希望王安石能够听从并改正。他还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面色的人，很少有仁德。那些忠信之士，在您掌权时，即使意见不合，也可以暂且容忍；以后必定会逐渐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些谄媚奉承的人，现在确实有顺从逢迎的快意，一旦失去势力，必定有人出卖您来求取自己的显达。”他暗指吕惠卿。司马光面对宾客，总是指着这件事说：“颠覆王氏的，一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就是因利益而结合，形势倾覆、利益改变后，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过，只要能够颠覆王氏，没有什么不做的。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司马光的先见之明。司马光请求到外地任职，皇上仍想任用他，司马光不肯。于是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入朝辞行时进殿应对，他仍请求免除本路的青苗法、助役法。

译宣抚使下令，把义勇分为四番，想要轮流戍守边境；选拔各军骁勇之士，招募乡里的恶少作为奇兵；征调百姓制作干粮炒饭，即使内地郡县不临边境，也都修筑城池、楼橹，规格如同边郡；还派士兵到长安、河中、▯州就地取粮，三辅地区骚动不安。司马光上疏极力说：“现在正逢灾荒年，公私都困顿，不可以兴办这些事情。而永兴一路的城池、楼橹都不是急务，干粮炒饭过去曾经制造，后来没有用处，只能腐烂丢弃。宣抚司的命令，臣都不敢遵从。如果因此缺乏物资，军队发生问题，臣愿承担罪责。”于是永兴一路唯独得到免除。不久，诏令调任他为许州知州，他没有赴任，于是请求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以此归居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加授上柱国。到了熙宁七年，皇上因为天下发生旱灾、蝗灾，下诏求取直言。司马光读诏时流下眼泪，想沉默却不能忍心，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一是青苗，二是免役，三是市易，四是边事，五是保甲，六是水利；这些尤其危害百姓，应当先行废止。他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天子如此仁慈圣明，而您却不说话，为什么？”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上言语艰涩的疾病，自己怀疑将要中风，于是预先写好遗表，大体按照六件事而更加详细完备，怀着感慨亲自书写，封好放在卧室里。将要去世时，准备把它交给好友范纯仁、范祖禹，让他们上奏。他一共居住在洛阳十五年，两次担任留司御史台，四次担任提举崇福宫。官制实行后，改任太中大夫，加授资政殿学士。神宗去世，司马光赴京临丧。卫士看见司马光进来，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拦在道路上呼喊：“您不要回洛阳，请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下去。”所在之处都有几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了，正好得到免除推辞的机会，便径直回到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管此事的人，派使者慰劳司马光，并询问应当首先办理什么事。司马光说：“近年以来，士大夫以进言为忌讳，民间百姓在下忧愁困苦，而上面不知道；贤明君主在上忧劳勤政，而下面却没有申诉的地方。这罪过在群臣，而愚昧百姓不知道，把怨恨归于先帝。应当下诏首先开通进言的道路。”太皇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张贴在朝堂。但当时有人不愿意这样做，便在诏书中设置六条限制来阻塞直言，说：“如果暗中怀有私意，越过本分进言；或者煽动摇撼机密政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向上窥测朝廷意图以侥幸求取进用，向下迷惑流俗人情以求得虚名，像这样的人，一定严惩不赦。”太皇太后把诏书草稿封好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一开口就会被归入这六条了。”当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都奉诏议论政事，有人想借此二人以‘以非本职而进言’的罪名惩罚天下进言者，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详细论述其中实情，并请求改写诏书，向天下施行。太皇太后采纳了。于是四方官吏百姓中，进言说新法不便的有几千人。司马光正在草拟应当施行的事项，太皇太后已经下旨，遣散修筑京城的役夫，停止或减少皇城内的侦察人员，停止御前工程，驱逐三十多个行为不端的近侍，告诫朝廷内外不得苛刻暴敛，废除导洛司物货场，以及宽限百姓所养户马、保马的期限；这些措施都出自宫中，大臣们并没有参与。司马光上疏谢恩说：“当今的急务，陛下已经大略实行了。小臣迟缓怠慢，罪该万死。”诏令授司马光为陈州知州，并让他经过京城入朝觐见。使者慰劳问候，前后相望于道路。到京后，拜授门下侍郎。司马光极力推辞，皇上不许，多次亲自下诏说：“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年幼，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却要辞去职位吗？”司马光不敢再推辞，因覃恩升任通议大夫。当初，神宗皇帝凭借英伟超群的资质，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天下，威严气象几乎超过汉宣帝、唐太宗。然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度，急于求取功利，小人得以乘隙进入，吕惠卿一类人因此得志，后来的人仰慕他们，争相超过彼此，天下百姓便受了祸害。先帝英明圣断，独自察觉其中不对，把王安石调出任金陵，天下人欣然，以为法令一定会改变，即使王安石自己也后悔遗憾。等王安石离去后又被起用，他想稍作改变，但吕惠卿一类人害怕法令改变而自身危险，坚持不肯改变。然而先帝始终对他们存疑，于是罢退王安石，八年不再召用；吕惠卿也两次被驱逐，不再任用。元丰末年，天下多事。到哲宗、太皇太后两位相继执政时，百姓日夜伸长脖子等待新政，而进言的人却拿‘三年不改父亲的道’来作说辞，只想略微减轻最严重的弊端，逐条列举几件事来堵塞人们的议论。司马光慨然争辩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如果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制定的法令给天下带来祸害，并非先帝本意，就应当改正，应该像抢救火灾、拯救溺水一样，只怕还来不及。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被砍去右脚的人处死弃市，被笞打五百下的人大多死亡；汉景帝元年就立即改正了。” 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汉昭帝废止了它们。唐代宗纵容宦官，宦官公然索取贿赂，在客省设置机构拘留滞留四方的人；唐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废除了这些做法。唐德宗晚年实行宫市，五坊小吏横暴，盐铁使每月进献羡余；唐顺宗即位后废除了它们。当时人们都欢喜服从，后世也称颂，没有人认为这些改革不对，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策。”众人的意见于是确定下来。司马光认为：“治理与混乱的关键在于用人。邪正一经分明，消长的趋势自然确定。每次议论政事，必定把人物放在首位。凡是任用和罢免的人，都符合天下人所认为的当然之理，然后朝廷才会清明，君主才能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于是废止保甲团教，依照义勇法，每年检阅一次。保马不再购买，现有的保马归还监牧，分给各军。废除市易法，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利息，百姓所欠的钱一概免除利息。京东铸造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以及福建的茶法，都恢复旧制。只有川、陕茶法因为边境军需，暂时没有立即废除，派使者相互察看，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户部左右曹的钱粮事务，都由尚书统领。过去三司使所掌管的事务，有的分散隶属于五曹及寺监的，都归还户部，使尚书全面知道数目，量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说：“这才是先帝的本意；如果不是先帝的儿子，就不能实行先帝的意旨。”当时只有免役、青苗、将官三法仍然存在，而西戎问题还没有决定。山陵工程完毕，司马光升任正议大夫。司马光认为自己没有参与顾命之事，不敢接受，皇上下诏不许推辞。

译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开始患病。皇上下诏允许他与尚书左丞吕公著参加朝会，只需和执政大臣分班再拜，不必行舞蹈礼。司马光病情更加严重，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除掉，我死也不能瞑目。”于是勉强支撑病体上疏论述免役法的五种祸害，请求直接下敕废止，全部采用熙宁以前的法令；其中有不便之处，允许州县监司逐级上报，作为一路、一州、一县的具体办法。诏令当天施行。他又论述西戎事务的大略，认为与西戎和好为有利，出兵为错误。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司马光却更加坚持。后来太师文彦博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合，众人的意见不能胜过他们。他又论述将官法的害处，诏令各将所统兵马都隶属于州县，军政事务交给守令共同处理。他又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把它的事务归于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司马光说，监司大多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专门务求严苛急切，天下人深受其害，请求从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的官员中，由郡守推荐转运使、提点刑狱，由通判推荐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设为十科，搜求天下遗才；命令文臣升朝官以上，每年荐举一名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人，作为进士中的优选。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拜授左仆射。病情稍有缓解，将要起身处理政务，皇上下诏免除朝见，允许他乘肩舆，每三天进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不见君主，就不能处理政务。”皇上下诏让司马光乘肩舆到内东门，由儿子司马康扶着进入小殿应对，并且说不必行拜礼。司马光惶恐地进入延和殿应对，仍然拜了两拜。于是废止青苗钱，专门实行常平仓粜籴法，以每年上等、中等、下等丰熟分为三等：谷价低而年成属于下等时，就提高价格买入；谷价高而年成属于上等时，就降低价格卖出；中等年成则不这样做；属于下等而不买入、属于上等而不卖出的，都要治罪。当时两位圣人恭敬节俭、慈爱孝顺，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虚心听取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知道什么都尽力去做，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几个月后又患病，于九月丙辰朔日，在西府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皇上也感动流泪不止。当时正亲自祭祀明堂，礼仪完成后不举行庆贺；两位圣人都亲临他的丧礼，哭得十分悲痛，停止临朝三天。追赠太师、温国公，赐给一品礼服入殓，赙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并赐龙脑、水银用于入殓。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宫，命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归葬夏县，授予他的亲族十人官职。司马光忠诚信实、孝顺友爱、恭敬节俭、正直端方，都是出于天性。从年轻到老年，说话从未虚妄；他爱好学习，就像饥渴的人贪恋饮食；对于财利和奢华，就像厌恶恶臭一样；他的诚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信服他。他退居洛阳，往来于陕州郊外，陕州、洛阳之间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以他的学问为师，以他的节俭为准则；有不善之处，就说：“司马君实难道不知道吗？”他博学多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法、算术，都达到极高境界。晚年尤其喜好礼制，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制度，适合古今的情形。他不喜欢佛教、道教，说：“它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所读的书，它们荒诞的说法我不相信。” 他不经营产业，在洛阳买了一所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后，便典当田地来安葬她。他一生都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他自认为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自己的言论都能被听取、计策都能被采用，便想以自身为天下尽力，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昼夜不舍。宾客见他身体瘦弱，说：“诸葛孔明连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亲自处理，因此得病，您不能不引以为戒。”司马光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于是更加努力。病情危急时，他还在谆谆说话，自己已经察觉不到了，像梦中说话一样，但所说的全都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他去世后，他家里找到遗奏八纸，献给皇上，都是他亲笔写的、议论当时重要政务的奏札。京城百姓画他的像，刻印后出售，家家都供奉一本，饮食前一定为他祝祷。四方都派人到京城购买，当时有画工因此致富。著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他的文章像金玉、谷帛、药石一样，一定有适合实际使用的地方。没有益处的文章，他从未说过一句。当初，司马光担心历代史书繁多厚重，学者不能综合掌握，何况君主更难掌握，于是把战国至秦二世的历史简略编写成左氏体例的《通志》八卷进献。宋英宗喜欢这部书，命司马光续写，设置机构于秘阁，以他一向认为贤能的刘▯、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全书共十九年完成，上起周威烈王，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对于其中是非和疑似之处，都有辨论。同一件事有几种说法的，一定考察并核对异同，归结为一种说法，另作《考异》记录。神宗尤其重视这部书，认为它胜过荀悦所作之书，亲自撰写序文，赐名《资治通鉴》，下诏让迩英阁进读这部书，并赐给司马光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书成后，拜授资政殿学士，赏赐金帛非常丰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四百二卷〕 娶张氏为妻，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为清河郡君，先于司马光去世，追封温国夫人。儿子三人，司马童、司马唐都早年去世，司马康现任秘书省校书郎。孙子二人，司马植、司马桓都任承务郎。司马光历事四朝，都受到君主敬重。然而神宗最深知司马光。司马光思考如何报答神宗，常常摘取《孟子》的话说：“向君主指出困难叫作恭敬，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叫作尊敬，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叫作贼。”因此即使司马光的议论违逆皇上，神宗也了解他的用意，待他更加厚重。等到拜授资政殿学士，大概是有意重新任用司马光。重新任用司马光，难道会是无缘无故的吗？一定是要实行他的主张。司马光也明白神宗的用意，所以执政时自信而不疑惑。唉！先帝可以说是真正知人，他了解司马光是深的；司马光也可以说没有辜负知遇，他的报答是大的。苏轼跟随司马光交游二十年，对司马光一生的事迹知道得最详细，所以只记录其中重要的部分作为行状。其余不是天下治乱安危所关涉的，都不记载。谨此具状。《苏廷评行状》

译司马光名序，字仲先，是眉州眉山人，他的先祖大概是赵郡栾城人。曾祖父名钅斤，祖父名▯，父亲名杲，三代都没有做官，却都有隐逸的德行。自从父亲品行高尚、乐于施舍，才开始在乡里有了声望；到了司马光，声名更加显著，但他们都自认为比不上父祖。祖父出生在唐末，死于后周显德年间。当时王氏、孟氏相继在蜀地称王，祖父始终不肯做官。他曾因事到成都游历，有个道士见到他，把他叫到一旁说：“年轻人有纯正的德行，除了我没人知道你。我能够用药使万物变化。当今世道正乱，你可以凭此保全自己。”于是把面粉变成蜡。祖父笑着说：“我不愿意学。”道士说：“我走遍天下，从未把这些话告诉别人，自己认为已经达到极致。你又有能力却不肯学习，远远超过我。”说完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出现。司马光小时候疏放通达，不受拘束。读书只要大略懂得其中大义，便放下不再读。他谦逊而乐于施舍，救济别人的急难，比处理自己的事情还要急迫。衣食稍有余裕，便立即花用，有时送给别人，很快就用尽。因此多次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但始终不后悔。不久又有余财时，便说：“我本来就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真的使人贫困。”于是更加不再爱惜。灾荒年间，他卖掉田地来救济饥民。年成丰收后，人们准备偿还他，他说：“我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卖田，并不是因为你们才卖的。”无论对方认识或不认识，他都径直与人欢笑交往到底，把财物输送、散尽于官府仓库。小人有时欺侮他，他最终也不惩罚，别人也无法揣测他的心意。李顺反叛，进攻围困眉州。司马光二十二岁，每天手持兵器登城防守。恰逢父亲病逝，而贼军的包围更加紧迫，城中居民面面相觑、流泪哭泣，再也没有求生的念头。只有司马光独自办理丧事、遵守礼制，像平日一样尽哀。太夫人忧虑得很，司马光勉强作出轻松的样子安慰她说：“朝廷终究不会抛弃我们，蜀地的贼军很快就会被攻破。” 庆历年间，开始有诏令要求州郡设立学校，士人欢喜地说朝廷将要凭借学校选取人才，争相愿意到学校任职。司马光笑着说：“这只是好看的事情，卿相们把它当作装点门面的东西罢了。”他告诫子孙，不要同别人争着进入学校。郡中官吏一向暴虐苛刻，借此机会大肆扰民，司马光作诗讥刺他们。后来因儿子苏涣登朝，授司马光大理评事。庆历七年五月十一日，司马光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庆历八年二月某日，葬在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祖坟旁。屡次追赠职方员外郎。娶史氏为夫人，早于司马光十五年去世，追封蓬莱县太君。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淡，不做官，也先于司马光去世。次子名涣，凭进士身份取得官职，所到之处都有美好的声誉；离任后，人们常常思念他，有人把他比作汉代的循吏，最终官至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狱。幼子就是苏轼的父亲，名洵，最终任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涣曾任阆州知州，司马光前去看望，见他的规划安排很好，便留了几天。他会见当地父老和贤士大夫，阆州人也为此感到高兴。司马光晚年喜好作诗，能够自然抒发心意，敏捷而成，不刻意追求精工。有想说的话，全都发抒在诗中。到他去世时，留下诗数千首。女儿二人：长女嫁杜垂裕，幼女嫁石扬言。孙子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轼、辙。据说，自五代崩乱以来，蜀地的学者日渐减少，而且都眷恋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司马光开始命令儿子苏涣入学，在劝导和成就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等到苏涣凭进士身份取得官职返回蜀地，父老们纵情观看，以此为荣；教导子孙的人都以苏氏为榜样。从此眉州求学的人日益增多，达到一千多人。然而苏轼的父亲年轻时独自不学习，已经成年，仍然不识字。司马光从不询问。有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他，司马光不回答，过了很久才说：“难道我儿子应当担心他不学习吗？”后来苏洵果然自己发愤努力学习，最终在世上显达。司马光精于识见、具有远大器量，在家庭中施行、在乡里闻名的事情就是这样。假使他稍微得到机会参与世事，他的功名难道会少吗！不幸的是他沉沦埋没，老死而当时没有声名。然而古代的贤人君子，也有不建立功名而流传后世的，只是因为世上有了解他们的人罢了。司马光没有流传，不只是因为他偏僻自放、终身如此，也是因为他的子孙没有把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因此我分条记录他一生行事的大略，来告诉当世君子。谨此具状。●卷九十一 ◎祭文四十一首 《祭欧阳文忠公文》悲痛啊！您降生在世上，共六十六年。百姓有了父母，国家有了蓍龟，斯文有了传承，学者有了老师，君子有所依靠而不恐惧，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好比大河高山，看不见它们运动，却无法计算、无法完全知道它们给万物带来的功利。如今您去世了，幼小的百姓没有了仰赖庇护的人，朝廷没有了可以考察疑难、决断大事的人，斯文变成了异端，学者甚至要向夷狄学习。君子认为无所作为就是善，小人却洋洋得意，自以为遇到了得意的时机。好比深渊大泽，龙消失、虎离去，便会有各种怪异纷纷出现，泥鳅鳝鱼起舞，狐狸号叫。从前您尚未被任用时，天下把它当作忧患；等您被任用后，又嫌您行动迟缓；等您解除职位离去时，没有人不希望您再次被任用；等您请求告老还乡时，没有人不惆怅失望；而且还寄希望于万一，只庆幸您的身体还没有衰老。谁能想到您再也无意于这个世界，忽然一去，竟没有人能够挽留您。难道是厌恶世道混浊，洁身而去吗？还是百姓命运不济，上天不愿留下您？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能而隐居避世，若不是您，就没有人能够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能，因机缘出入您的门下，接受您的教诲，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听到您的丧讯，按道义本应匍匐前往吊唁救助，可我贪恋俸禄而不能离开，愧对古人，只能扭捏惭愧。把祭文封好寄往千里之外，聊以寄托一点哀痛罢了。上面是为天下悲恸，下面也是为我个人哭泣。悲痛啊！《祭魏国韩令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