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记十四首

译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放弃乘船的安适，承受车马奔波的劳苦；离开雕饰墙壁的美观，住进用粗木椽搭成的房屋；背对湖山的景色，行走在种桑种麻的田野。刚到任时，接连几年收成不好，盗贼遍野，诉讼充斥，斋厨空空荡荡，每天只吃枸杞和菊花，人们自然怀疑我不会快乐。住了一年，我的面容反而更加丰满，头发中白的部分也一天比一天变黑。我既喜爱这里淳朴的风俗，官吏百姓也安于我的笨拙，于是修整园圃，清洁庭院房屋，砍伐安丘、高密的木材来修补破败之处，作勉强完备的打算。园子的北面，依着城墙建台，原来已经有了。我稍加修葺，使它焕然一新。时常和大家一起登台游览，放开意趣，尽情抒发心志。向南望去，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若近若远，或许那里有隐居的君子吧？东面是卢山，是秦人卢敖隐遁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像城郭，师尚父、齐桓公遗留下来的功业还在那里。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然长叹，思念淮阴侯的功勋，又哀悼他未能善终。这座台高而安稳，幽深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下雨下雪的早晨，有风有月的晚上，我没有不在这里的，客人也没有不跟随我来的。采摘园中的蔬菜，捕取池里的鱼，酿造黏高粱酒，煮脱壳的粗米来吃，说：“游玩真快乐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好在济南，听说这些事后作了一篇赋，并且给这座台取名为“超然”，用来表明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快乐，大概是因为我能超脱于外物之外而游。《雩泉记》常山在东武郡治所南面二十里处，不算很高大，却向下俯临城中，好像城在山脚下，城墙、楼台仿佛都可以数清。从城中望它，又好像城在山上，日常起居、睡眠饮食，无论到哪里都看得见山。山神以这里的百姓为食，本来就应当如此。东武靠近海边，多风，沟渠水道不能蓄水，所以常常苦于旱灾。百姓向这座山祈祷，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百姓因为相信它而依赖它，大概是因为它有恒常的德行，所以称它为常山。熙宁八年春夏发生旱灾，我两次到这里祈祷，都像回声一样得到应验。于是重修山神庙。庙门西南十五步，有一眼泉水，水面宽阔，曲折回旋像车轮，清凉、顺滑而甘甜，冬夏都一样；余水溢出流走，通达山下。这座山之所以能够恒常施行德泽，兴云降雨，取得百姓信任，我想原因大概就在这里。然而泉水没有正式的名号，治理也不严谨，农民轻视它。于是雕石砌成井，深七尺，宽为深度的三分之二。在井上建亭，命名为“雩泉”。古人把叹息呼号来求雨叫作“雩”。如今百姓为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叹息，为自身的疾病痛苦而呻吟，也很多。官吏若有能够听见并怜悯他们，答复他们的请求，像常山雩泉那样值得信赖和依靠，岂不是很好吗！我因此对山神感到惭愧，于是作《吁嗟》诗，送给东武百姓，让他们歌唱此诗来祭祀山神，也借此勉励官吏。叹息啊常山，是东武所仰望的山。并不是因为岩石高峻，而是因为德行恒常。叹息啊雩泉，是常山的滋养。正是这水使山有了聪明灵性，也是我民叹息求告之处。我在泉边歌唱《云汉》，有谁来主持祭祀呢？泉水涌流而出，正好应合时节。堂堂在位的官员，有呼号却听不见。我内心惭愧，拿什么来向神明呼告？神若主持祭祀却昏昧不明，我的职责却必须彰显。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神明不会抛弃你们。斟取山泉，采摘蔬菜，跪下献给神明，愿神明享用这些祭品。《醉白堂记》已故魏国忠献韩公在自己宅第的池塘上建了一座堂，命名为“醉白”。取白乐天《池上》诗中的意思，作为醉白堂的歌。似乎是对乐天有所羡慕，而又觉得自己不如他。天下士人听说后都感到疑惑，认为韩公既然已经无愧于伊尹、周公，却还羡慕白乐天，这是为什么呢？我听说后笑道：韩公难道只是羡慕白乐天吗？他正是想做一个平常而不为人知的人，却又不能做到。上天降生这样的人，将要让他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寒冷的人向他求衣，饥饿的人向他求食，凡是没有得到的东西都向他求取。只要他有所供给，求取的人就会多得应付不完。因此他一生处在忧患的境地，行走在利害交错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忠献公既然已经辅佐三位皇帝、安定天下，正要浩然归老故里，天下人却共同挽留他，没有谁肯放他离去。当时他羡慕白乐天，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如果拿白乐天一生所拥有的东西来和韩公比较，考察他们所得的厚薄深浅，究竟谁有、谁无，那么后世的议论便不会欺骗我们。文治使天下太平，武力平定乱局，谋划使宗庙安定，却不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功劳。他急于任用贤才，轻视爵位俸禄，士人却不知道感念他的恩德。他杀伐果断，而六军安定服从他。四方夷蛮都希望听到他的声名风采，天下把他的身家性命看作安危所系。这些是韩公拥有而白乐天没有的。韩公在身体强健时便请求退职，退居十五年，每天和朋友作诗饮酒，尽情享受山水、园林、池塘的乐趣。官府有多余的丝帛，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家中又有歌舞伎乐供奉。这些是白乐天拥有而韩公没有的。忠言嘉谋在当时得到施行，文章才华在后世显露；无论生死、困穷还是显达，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道德高于古人。这些则是韩公与白乐天共同拥有的。韩公既不因自己拥有的东西多而自满，也不因自己没有的东西少而自卑，正要推重他们共同拥有的品德，以此寄托自己。他暂且把身体寄托在一场醉酒之中时，便把得失看平，把祸福忘却，把贵贱混同，把贤愚等量，与万物相同，和造物者一起遨游，并不只是把自己比作白乐天而已。古代君子对待自己宽厚，取名声却很谦逊，所以实际远远超过名声，世人诵扬他们的美德也不会厌倦。孔子那样圣明，却自比于老彭，自认为和左丘明相同，又认为自己不如颜渊。后世君子实际成就达不到，却都有骄矜自大的心理。臧武仲自以为圣人，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司马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张子房，但世人最终没有一个肯承认他们。由此看来，忠献公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过去韩公曾告诉他的儿子忠彦，准备请我写文章作记，却没有来得及完成。韩公下葬以后，忠彦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认为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哭泣着写下了这篇文章。《盖公堂记》

译从前我住在乡里时，有人患寒病而身体〔原文“▯”字疑误〕，去询问医生，医生认为是蛊病，不治疗就会死人。医生收取他一百金给他治疗，让他服用治疗蛊病的药，攻伐他的肾肠，烧灼他的皮肤，还禁止他吃美味的食物。一个月后，各种疾病一起发作，体内发热而怕冷，原来的病仍未停止，身体瘦弱，真像患了蛊病一样。他又去求医，医生认为是热病，给他寒凉药，早晨让他吐药，晚上让他泻下，于是他开始不能进食。他害怕了，返回去求治，医生又把钟乳、乌喙等药杂乱地一齐用上，疮疡、痈肿、疥癣、头晕昏乱等症状，无所不至。三次更换医生，病反而更加严重。乡里的老人教导他说：“这是医生的罪过，是药物的过错。你有什么病呢？人的生命以元气为主，以饮食为辅助。如今你整天药不离口，外来的气味扰乱身体，体内百毒交战，劳伤了元气，又隔绝了饮食，所以才会生病。你回去休息，谢绝医生，停用药物，进食自己喜爱的东西；元气恢复，食物香美了，那么好的药只需服一次，就可以见效。”他听从了。一个月后，病就完全好了。过去治理国家的人也是这样。我看秦国从秦孝公以来直到秦始皇，制定法律、反复更改制度，用这些来刻削磨炼百姓，可以说做到极点了。萧何、曹参亲眼见过秦法摧残百姓的祸害，于是在百战之后收拾安抚百姓，知道他们厌恶苦难、憔悴困顿、无所作为，不能再让他们有所作为，因此一切都让他们休养生息，于是天下安定。曹参开始任齐国相国时，召集长老和各位先生，询问使百姓安定聚集的方法。当时齐国原有的儒生有数百人，每个人说法都不相同，曹参不知道该采纳哪一种。他听说胶西有位盖公，善于研究黄老之学，便派人请他来。盖公说，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会安定；并推演这一原则，详细说明治理方法。于是曹参避开正堂，让盖公居住在那里，采用他的话，齐国便大治。后来又用治理齐国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贤能。我任胶西太守，知道盖公是这里的乡贤，想寻找他的坟墓和子孙，却没有找到，因而感慨地怀念他。我学习他的言论，想象他的为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像盖公这样的人。我在黄堂北面修建新的厅堂，改变它的破旧简陋，疏通它的堵塞遮蔽，重重门扇全部敞开，城南城北尽收眼底，彼此相望，像用墨线牵引一样，于是命名为“盖公堂”。我时常带着宾客和僚属在其中游息，却不敢把它据为己有，等待像盖公那样的人到来。曹参是汉朝的宗室重臣，而盖公又做过他的老师，可以说是盛大之事。但史书没有记载盖公最后的结局，难道他是古代得道而不死的至人吗？胶西东面连接大海，南面延伸到九仙山，北面连接牢山，其中有很多隐居的君子，有的可以听说却见不到，有的可以见到却请不来，怎么知道盖公不会往来其间呢？我哪里足以见到他呢！《李氏山房藏书记》象牙、犀角、珍珠、美玉以及奇异珍贵的物品，能够使人的耳目愉悦，却不适合实际使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等六类材料，适合实际使用，但使用它们就会损耗，取用它们就会枯竭。能够悦人耳目，又适合使用；使用它不会损耗，取用它不会枯竭；贤能与不肖各自能够得到的，都依据自己的才干，仁者和智者所见到的，都随各自的资质而不同。才干资质虽不相同，却能使人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只有书吧！孔子这样的圣人，求学也一定从读书开始。在那个时代，只有周王朝的柱下史老聃藏书很多。韩宣子出使鲁国以后，才见到《易象》和《鲁春秋》。季札出使中原诸国以后，才得以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人，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困难了。然而他们都熟习礼乐，深通道德，这不是后世君子所能赶上的。自秦、汉以来，著作越来越多，纸张和字形书写日益简便，书籍也越来越多，世上没有不拥有书的；然而求学的人却越来越苟且简略，这是为什么呢？我还来得及见到一些老儒先生，他们说自己年轻时想求得《史记》《汉书》却不可得，幸运得到后，全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只怕来不及。近年来，书商相互翻刻诸子百家的书，每天流传上万张，求学者得到书如此之多、如此容易，他们的文章辞采和学术，应该比古人强几倍；可是后来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起来不看，进行没有根基的空谈，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卢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舍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思念他，便指着他居住过的地方称为李氏山房。那里收藏书籍九千多卷。公择已经涉览这些书的流脉，探究它们的源头，采撷剥取其中的精华，咀嚼其中的滋味，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些都表现在他的文章和行事中，使他闻名当世。而书籍本身仍然完好如初，从未稍有损耗。他将把这些书留给后来的人，供他们无穷无尽地求取，使每个人都得到与自己才分相应的收获。因此他不把书藏在家中，而藏在自己过去居住过的僧舍里，这正是仁厚之人的心意。我已经衰老而且多病，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在数年之内把自己尚未见过的书全部读完；而卢山本来是我想游览却一直不能去的地方，大概将要在那里终老了。我要把公择收藏的书全部打开阅读，拾取其中被遗漏的部分来补益自己，希望能够有所裨益吧。公择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于是我写下几句话，使后来的人知道过去的君子见到书很困难，而今天的求学者有书却不读，是多么可惜。《宝绘堂记》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即使是微小的物品也足以使人快乐，即使是珍奇之物也不至于成为祸患；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即使是微小的物品也足以成为祸患，即使是珍奇之物也不能带来快乐。老子说：“五色使人眼花，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味败坏，纵马驰骋、田猎使人心志狂乱。”然而圣人并没有废弃这四类事物，也不过是姑且把心意寄托在它们上面罢了。刘备具有雄才，却喜欢编结髦饰；嵇康通达，却喜欢打铁锻炼；阮孚放达，却喜欢给木屐涂蜡。这些东西难道有声色香味吗？但他们终身喜爱而不厌。凡是可喜爱的东西，足以使人愉悦，却不足以改变人的本性，没有比书和画更好的了。然而一旦把心意滞留在它们上面而不能放下，造成的祸害就说不尽了。钟繇甚至因此呕血、盗掘坟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甚至因此彼此嫉恨；桓玄的走舸、王涯的复壁，也都因为把玩物当作儿戏而危害国家、使自身遭祸。这就是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的祸害。

译起初我年轻时，曾经喜爱书画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唯恐失去；别人拥有的，唯恐不肯给我。后来我自己笑道：我轻视富贵却看重书，轻视生死却看重画，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了本心吗？从此不再沉溺其中。后来见到可喜爱的东西，虽然有时还会收藏，但即使被别人取走，也不再感到可惜。把它比作烟云掠过眼前、百鸟的鸣声传入耳中，难道不是欣然接受，离去以后却不再挂念吗？这样一来，书画两样东西常常能给我快乐，却不能给我带来祸患。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身处外戚之家，但穿戴遵循礼义，学习诗书，常常和寒门士人相互较量。他平时摒弃膏粱厚味，远离声色，专心从事书画，在自己宅第东面建造宝绘堂，收藏自己所有的书画，请我写文章作记。我担心他不幸像我年轻时那样沉溺其中，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希望他能够保全书画带来的快乐，远离它们带来的祸害。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眉山远景楼记》我们州的风俗，有三点接近古代。士大夫尊崇经学而重视氏族，百姓尊敬官吏而畏惧法律，农夫结伴成双互相帮助。这大概保留了三代、汉、唐的遗风，是其他郡所不能比的。起初朝廷凭声律考试选取士人，在天圣以前，学者还沿袭五代的弊病，只有我们州的士人通晓经学、学习古道，把西汉文章辞采作为师法。当时四方都指责他们迂腐空疏。至于郡县中的胥吏，也都带着经书、执笔办公，在应答进退方面有值得观赏之处。大家族和显贵人物以门第宗族互相较量，排列甲乙等次，都有固定等级，称为“江乡”。不是这一族的人，即使尊贵富有，也不能与他们通婚。百姓侍奉太守县令，像古代臣下侍奉君主；官员离任后，百姓总要画像祭祀他，其中贤能的，还记录他的事迹作为谈资，四五十年都不会忘记。富商和小民常常储存善良美好的物品，特别收藏起来，等待官吏有所需求。家中收藏法律条文，往往熟读背诵而不认为这是过分的事；即使是轻微刑罚和小罪，也有人终身不敢触犯。每年二月，农事开始。四月上旬，谷苗尚幼而杂草茂盛，除草的人全部出动。几十人、上百人编成一组，立表计时，击鼓召集众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从他们中选出两名为众人所敬畏信服的人，一人掌管击鼓，一人掌管漏刻；开始、停止、前进、后退，全听从这两个人。击鼓召集却不到，到了却不努力，都要受罚。丈量田地、计算功劳，事情结束后统一核算；田地多而劳动力少的，就出钱补偿众人。七月十六日以后，谷物成熟而杂草衰败，就放倒鼓、倒掉漏水，取出罚金和补偿众人的钱，买羊、猪、酒浆来祭祀田祖，奏乐饮食，喝醉吃饱后离去，每年都把这作为常规。他们的风俗大致如此。所以这里的百姓都聪明有才智，致力于农业而努力劳作，容易治理却难以使其屈服。太守县令刚到任时，只看他们的言语举动，便能了解他们的为人。遇到明智能干的官员，他们就不再拿事情来试探，整天安静无事。如果官员不按正确的方法治理，他们便陈述道理、坚持法令来讥刺责问他，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这里难以治理。如今的太守黎侯希声，是我先父的朋友。他简朴而有文采，刚正而仁厚，明察而不苟且，众人都认为容易共事。任期届满将要由人接替时，百姓不忍让他离去，便相继挽留他，皇上也没有夺去他们的请求。留任三年以后，百姓更加信任他，于是相安无事。黎侯于是依着官署北墙增筑楼台，建成远景楼，每天和宾客、僚吏在楼上游乐相处。我当时正在徐州，家乡的人不断写信往来，从未不说黎侯的好处，并请求我写文章作记。唉，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所谓远景楼，虽然能够想见它所在的地方，却不能详细描述它。然而州人之所以为这座楼建成而高兴，并且希望我作记，难道不是因为上面有容易共事的长官，下面有容易治理的风俗吗？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所缺漏而不强行记载的时候；有马的人肯把马借给别人骑。如今这种风气已经没有了啊。”这两件事对大道并没有很大的损益，尚且还要记录。如今我们州接近古代的风俗，唯独能够世世代代保持而不改变，大概是老年人和古代贤人留下的和乐恩泽，也是贤能太守县令不断抚慰教导的力量，难道不值得记录吗？至于登临远望的乐趣、山川风物的美好，等我回乡养老，在故乡山丘间穿布衣戴幅巾，跟随州郡长官登上这座楼，酒意酣畅、乐声响起时，再提笔为它作赋，歌颂黎侯遗留下来的恩爱，也还不算晚。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滕县公堂记》君子出仕，是用自己的才干换取天下对他的供养。才干有大小，所以供养有厚薄。只要对百姓有益，即使使百姓劳苦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因此饮食必须丰足，车马服饰必须舒适，宫室必须壮丽，供使役的人必须充足，使人们轻视离开自己的家而看重离开自己的国家。假如衣食粗劣简陋，还不如我自己的私有物；宫室破旧狭窄，还不如我的茅舍；供使役的人朴陋不足，还不如我的僮仆，那么即使君子自己能够安然接受，也没有什么不可，但人们之所以离开父母、丢下祖坟而远行，难道是厌恶安逸、想念劳苦吗？至于宫室，大概是从前人那里接受下来，还要传给无穷后世，并不只是为了供养自己。今天不修治，后日所需的费用必定加倍。可是近年来，各处都务求俭陋，尤其忌讳土木营造的功劳，房屋倾斜腐坏，却一代代交付下去，不敢擅自更换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滕县是一座古邑，位于宋、鲁之间，号称难以治理。官署庭院极其简陋，没有人修葺；不只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没有空闲。自天圣元年起，县令太常博士张太素才开始改建。过了五十二年，赞善大夫范纯粹由公府属官贬为县令，又把它全部翻修一新。公堂和吏舍共有一百一十六间，高大明亮、宽阔壮观，配得上子男诸侯国君的居所。但寝室还没有修治，范君并不是嫌弃供养自己，而是说：“只是我的力量还没有空闲顾及罢了。”从前毛孝先、崔季珪掌权时，士人都改变车马服饰来求取名声，只有徐公不改变常态，所以天下人认为他宽裕大方。后来世俗日益奢侈靡费，徐公仍然自若不变，所以天下人又认为他吝啬。君子的尺度本来是一样的，只是时代不同而已。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事苏轼记。《庄子祠堂记》庄子是蒙地人，曾经担任蒙地的漆园吏。去世一千多年了，蒙地还没有祭祀他的人。县令、秘书丞王兢才开始修建祠堂，请我写文章作记。

译谨按《史记》记载，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但根本上归于老子的学说。因此他写下十多万字的著作，大多都是寓言。他作《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阐明老子的学术。这只是了解庄子的粗略看法。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在帮助孔子，只是终究不能把他的话当作法则。楚国公子改换服装出逃，守门人阻拦他。他的仆人拿着戈骂道：“奴才办事不力！”守门人这才放他出去。世上本来就有行为颠倒、做法相反的事情。若说仆人不爱公子，不可以；若说这是侍奉公子的正确方法，也不可以。所以庄子的话，实质上全都赞成孔子，表面文章却不赞成；表面上排挤孔子，暗中却帮助孔子，他直接说出的正面言论其实没有几句。至于诋毁孔子，也没有一次不隐约显露出他的真实心意。他评论天下各种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等人，一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成一家，却不把孔子列入其中，这正说明他尊崇孔子到了极点。然而我曾经怀疑《盗跖》《渔父》两篇，似乎确实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陋而不合于道。反复观察后，我领会了《寓言》的意思，其中说：“阳子居西行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那样傲慢自得，你那样张目自大，你还能和谁相处呢？最洁白的东西好像受到玷辱，盛大的德行好像还不足。’阳子居惭愧地改变了脸色。他去的时候，寄宿的人要把全家迎出来，主人亲自拿席子，妻子亲自拿毛巾和梳子，其他寄宿者都为他让开席位，烧火的人也给他让开灶台；他回来时，寄宿者却和他争席位。”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拿来和《列御寇》篇合在一起，其中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返回，说：‘我惊讶了，我在十家卖浆的人那里吃饭，竟有五家先送饭给我。’”这样以后才明白并笑道：“这本来就是一章啊。”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就把它割裂拼凑，塞进他的言论中。我不能不加以辨析。凡是分章、命名篇目，都是后世俗人的做法，不是庄子的本意。〔原文“西AA54于秦”有乱码，译文按“西行到秦”理解。〕 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 《放鹤亭记》熙宁十年秋天，彭城发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水淹到了半扇门。第二年春天，水退了，他把居所迁到原住处的东面、东山的山脚下。登高远望，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境地，便在上面建了一座亭子。彭城的群山四面环合，隐约像一个大圆环，唯独西面缺了一处，而山人的亭子正好对着这个缺口。春夏交替之际，草木高耸接天；秋冬雪月之时，千里景色一片相同；在风雨昏明之间，俯仰四望，景色千变万化。山人有两只鹤，十分驯顺而且善于飞翔。早晨便对着西山的缺口放鹤，任它飞到想去的地方，有时停立在池塘田野，有时翱翔在云层之上；傍晚则〔原文“亻素”字疑误〕回到东山。因此把亭子命名为“放鹤亭”。郡守苏轼时常带宾客和僚吏来拜访山人，在这座亭子里饮酒并以此为乐，便向山人作揖，对他说：“你知道隐居的乐趣吗？即使是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拿它来交换。《易经》说：‘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子鹤应声和鸣。’《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大概鹤这种动物，清雅高远、悠闲放逸，超然于尘世污垢之外，所以《易经》和《诗经》作者都把它比作贤人君子。具有隐逸德行的人，亲近并玩赏它，似乎应当有益而无害。然而卫懿公喜爱鹤，却因此亡了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诗告诫人们，认为荒淫迷惑、败坏混乱，没有比酒更严重的；但刘伶、阮籍一类人却借酒保全真性，并在后世留下名声。唉，面南而王的君主，即使像鹤一样清雅高远、悠闲放逸，也尚且不能喜爱；一喜爱它就会亡国。而山林中逃避世俗的隐士，即使像酒一样荒淫迷惑、足以败坏混乱，也还不能对他造成伤害，更何况是鹤呢？由此看来，他们所得到的快乐，不能相提并论。”山人欣然笑道：“确实如此。”于是作《放鹤》《招鹤》歌说：鹤飞去了啊，飞向西山的缺口；高高飞翔，向下俯视，选择适合自己的去处。忽然翻转，收拢翅膀，婉转地将要落下；忽然看见了什么，又矫健地振翅飞起。独自在整日山涧峡谷之间，啄食青苔，脚踏白石。鹤飞回来啊，回到东山的北面。山下有一个人，戴着黄冠，穿着草鞋和葛衣，正在弹琴。他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多余的粮食便拿来供你吃。回来吧，回来吧，西山不可以长久停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思堂记》建安章质夫在公堂西面建了一所房子，命名为“思堂”。他说：“我将早晚都在这里，凡是我要做的事，一定思考之后才行动，请你替我写篇记。”唉，我是天下最不善于思虑的人。遇到事情就立即发作，没有时间思考；事情尚未发生时思考它，往往还没有发生；事情已经发生后再思考，又来不及了。我终身如此，竟不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话从心里产生，冲到我的嘴边，说出来就违逆别人，咽回去又违逆自己的心。我认为宁可违逆别人，所以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君子对于善行，就像喜爱美色一样；对于不善，就像厌恶恶臭一样。难道还要到了事情面前才思考，盘算它的好坏，然后决定回避还是趋就吗？因此，面对合乎义的事情却思考利益，义行一定不能果断实行；面对战争却考虑生存，作战一定不会尽力。至于困穷或显达、获得或丧失、死亡或生存、灾祸或福分，那都是命，我自有定数。年轻时我遇到一位隐士，他说：“小孩子，你已经接近道了；少思虑，少欲望。”我问：“思虑和欲望，难道是同样的吗？”他说：“思虑比欲望更有害。”院子里有两只大缸用来蓄水，隐士指着它们说：“这只缸有蚂蚁造成的漏洞。”我问：“每天取一升水倒掉，哪一只会先干？”他说：“一定是有蚂蚁洞的那只。”思虑害人，细微而无孔不入。隐士的话与我的内心相合，我便实行了。况且，不思虑的快乐，是无法用言语命名的：心境空明，专一而通达，安宁而不懈怠，不执着于外物却能安静，不饮酒也像醉了一样，不闭眼也像睡着了一样。若要用这些话来记述“思堂”，不也是错误的吗？虽然如此，各种说法各有适当之处。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各种道路并行而互不冲突。以章质夫的贤能来看，他所说的“思”，难道是世俗之人忙忙碌碌地进行思虑吗？《易》说“不思考，也不作为”。我愿意学习这种境界。《诗》说“思无邪”。质夫正是以此为意。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游桓山记》

译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日月底，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我跟随几位朋友到泗水岸边游览。登上桓山，进入石室，让道士戴日祥弹奏雷氏琴，弹奏《履霜》留下的曲调，说：“唉，悲哀啊，这是宋国司马桓▯的墓。”有人说：“在墓前弹琴，合乎礼吗？”我说：“合乎礼。季武子死时，曾点曾倚着他的门唱歌。仲尼像日月一样光明，而桓▯却以为可以加害于他。况且死后还要用石头做椁，三年也没有建成，真是古代的愚人。我将凭吊他的墓藏，可是他的骨头、毛发、爪子、牙齿，已经化成飞尘，荡成冷风了，何况石椁呢？何况那些陪葬的臣妾、饭含用的贝玉呢？假使桓▯没有知觉，我即使弹琴唱歌也没有关系；假使桓▯有知觉，听到我弹琴唱歌，知道哀乐不可能永恒、万物变化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他的愚昧难道不会稍有减轻吗？”几位朋友感慨叹息，于是唱道：“桓山之上，只有岩石高峻参差啊。司马的罪恶，却和岩石一样不会磨灭啊。桓山之下，只有流水浩荡绵延啊。司马的坟墓，也将随流水一同逝去啊。”歌唱完便离开了。同游的共有八人：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王肄、苏轼的儿子苏迈、舒焕的儿子彦举。《灵壁张氏园亭记》从京师向东走，水路漂浮在浑浊的水流上，陆路奔走在黄色尘土中，池沼田野苍茫无边，行人疲倦厌烦。走了八百里，才在汴水北岸得到灵壁张氏的园林。园外修长的竹子森然挺立，高大的树木蓊郁幽深。园中凭借汴水留下的水流修成池塘，又取来奇异的山石，堆成岩石山丘。蒲草、芦苇、莲花、芡实，带有江湖的意趣；椅树、桐树、桧树、柏树，带有山林的气息；奇花美草，具有京洛的风姿；华美的厅堂高大的房屋，具有吴、蜀建筑的巧妙。这里幽深得可以隐居，丰盛得可以养活人。果蔬可以供邻里吃饱，鱼鳖、竹笋、野菜可以馈赠四方宾客。我从彭城调任吴兴，取道宋地登船，三夜后到达园林附近。乘肩舆敲门，见到了张氏的儿子张硕。张硕请求我写篇文章记述它。张氏家族世代都有显达之人。从他的伯父殿中君和他的先父通判府君开始，才在灵壁安家，建造这座园林，并修建兰皋亭来奉养父母。后来他们出仕朝廷，名声一时显赫，便拿出多余的力量，每天增修治理它，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园中树木都粗达十围，岸边山谷隐约可见。园中的各种事物，没有一样不合人的心意，确实可以知道他们用力既多又久。古代的君子，不一定要出仕，也不一定不出仕。一定要出仕，就会忘掉自身；一定不出仕，就会忘掉君主。这好比饮食，只求适合饥饱罢了。然而士人很少能够履行这种义理、坚持这种节操。隐居的人安于旧习而难以出仕，出仕的人习惯于利益而忘记返回。于是便有了违背亲人、断绝世俗交往的讥讽，也有了贪恋俸禄、苟且偷安的弊病。如今张氏的先君为子孙谋划得长远而周全，所以在汴水、泗水之间，在舟车往来、冠盖云集的交通要冲，建造房屋和园林，使他们早晚的奉养、宴饮游乐，不求也能具备。让他的子孙打开门出去做官，走几步就是朝廷和市朝；关上门回来隐居，俯仰之间就是山林。在这里养生修性、实行义行、追求志向，无论选择什么道路都没有不可。因此，他的子孙出仕的，都有循吏和良能之士的称誉；隐居的，都有守节之士和廉洁退让的品行。这大概就是他们先君子的恩泽吧。我在彭城任职两年，喜爱那里的风俗。将要离开却舍不得，彭城的父老也没有谁厌弃我，所以我打算在泗水岸边买田养老。向南望去就是灵壁，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都能听见；我将戴着幅巾、拄着手杖、穿着鞋履，逢年过节往来于张氏园林之间，和他们的子孙游玩，这一定会有机会的。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竹子刚开始生长时，不过是一寸长的芽罢了，但竹节和竹叶都已经具备。从像蝉腹、蛇腹那样的幼竹，直到像拔出的剑一样高达十寻的竹子，这些形态都是生来就有的。如今画竹的人却一节一节地描画，一片一片地堆积，哪里还是真正的竹子呢？所以画竹一定要先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拿着笔仔细观察，才能看见自己想画的竹子，立即起身追随心中所见，挥笔直画，追赶眼前的形象，就像兔子跃起、鹘鸟落下那样迅疾，稍一迟缓，形象就消失了。文与可是这样教我的。我不能做到这样，但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已经在心里明白其所以然，却不能亲自做到，是内心和外在不一致、心与手不能相应，是没有学习的过错。所以凡是心中有所领会而手上不熟练的人，平时自己看来明明白白，到了做事时却忽然丧失它，难道只有画竹是这样吗？子由写《墨竹赋》送给文与可说：“庖丁是解牛的人，养生之道却从他的技艺中得到启发；轮扁是砍削车轮的人，读书的人却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如今先生把道寄托在这竹子上，我因此认为其中有道，这难道不对吗？”子由从来没有画过竹子，所以只是得到其中的意义罢了。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只是得到其中的意义，还同时得到了其中的方法吗？文与可画竹，起初并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贵重。四方的人拿着丝绢来请求他作画，脚挨着脚地聚集在他门前。文与可厌烦这件事，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它来做袜子。”士大夫把这件事传开，当作谈笑的材料。后来文与可从洋州回来，而我正在徐州任职。文与可写信送给我说：“最近我对士大夫说，我的墨竹画派如今就在彭城，你们可以去那里求取。做袜子的材料应当都聚集到你那里了。” 信尾又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打算拿一段鹅溪绢，扫画出万尺长的寒竹枝梢。” 我对文与可说，竹子长达万尺，应当用二百五十匹绢；我知道您已经厌倦了笔砚，只是想得到这些绢罢了。文与可无法回答，便说：“我的话荒唐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于是把这件事坐实，答他的诗说：“世间也有千寻高的竹子，月亮落下、庭院空寂时，竹影竟有那么长。”文与可笑着说：“苏先生辩论确实很有道理。不过二百五十匹绢，我要拿它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送给我，说：“这竹子只有几尺长，却有万尺竹子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文与可曾让我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是其中之一。我的诗说：“汉川的修竹卑贱得像蓬草，斧头何曾饶过竹中之龙。料想那清贫而贪吃的太守，渭水边千亩竹林早已装在胸中。”这一天文与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玩，烧竹笋作晚饭，打开信匣得到这首诗，忍不住笑起来，把饭喷得满桌都是。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文与可在陈州去世。这年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晒书画，看见这幅竹画，便丢下书卷，失声痛哭。从前曹孟德的《祭桥公文》中有“车过”“腹痛”这样的说法，而我也记载文与可往日的戏笑话语，是为了表明文与可和我的亲厚无间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卷三十七 ◎记十三首 《胜相院经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