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记十三首

译起初我在丙申年考中进士，经过扶风时，向馆舍主人请求住宿；进去以后，发现不能居住，便出来住在旅店。六年以后，我任府中属官。过了几天，我到馆舍拜访客人，看到客人居住的地方以及一切供给使用的物品，像官府，像寺庙道观，又像几代富人的住宅；四方来的人，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快乐得忘了离开。将要离去时，车已经驾好，即使马也回头看着马厩嘶鸣。我召来馆吏询问。馆吏说：“这是如今太守宋公新建的。宋公从辛丑年八月开始到任，到任一个多月后兴工，五十五天建成。役夫三万六千人，木材按根计算，竹子按竿计算，瓦、砖、坯、钉各按枚计算，秸秆按石计算，共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而百姓起初没有人知道。”我听了，心中赞许此事。第二年，县令胡允文备好石料，请我把这件事写下来。我认为其中有值得记载的地方，于是写道：古代君子不选择居处也能安定，安定就快乐，快乐就喜欢做事；假如人人都喜欢做事，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值得治理的呢？后世君子常常有自己不屑做的事，让他居住在自己不屑之处，他就会躁动；否则就会懒惰。躁动就会妄为，懒惰就会荒废；既妄为又荒废，那么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常常就出在这里，也不足为怪。如今宋公计算自己经历的资历，累积他的勤劳，如果他在世上没有遇到龃龉，那么现在将做什么，又怎么还会做这个官呢？然而他从未有过不屑之心。他治理扶风时，看见▯О者便安置、栽培它们，寻找蒙茸者便加以疏理，不只是传舍如此；事情即使比修缮传舍更小，宋公也从未不尽心。习惯吃肉食的人难以改吃蔬菜，习惯穿锦绣的人难以改穿布衣，习惯做大事而不屑做小事，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所谓和乐平易可贵，难道不正因为他们不选择居处而安定，安定而快乐，快乐而喜欢做事吗？修建传舍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但通过修建传舍，可以看见宋公不选择居处而安定、安定而快乐、快乐而喜欢做事，那么这才真正值得记载。《凌虚台记》凌虚台建在南山脚下，按理说起居饮食似乎都应同山相接。四方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邑中靠近山的地方，没有比扶风更近的。以最近的地方去求最高的山，地势必然能够得到。然而太守的居所，却从未知道有山存在。虽然这并不是事情得失的关键，但事物的道理有不应当如此的地方，这就是修筑凌虚台的原因。当它还没有修筑时，太守陈公拄着手杖、穿着鞋，在山下悠闲漫步，看见山峰从林木上面露出的部分，重重叠叠，像人在墙外行走而露出发髻一样，说：“这里一定有奇异之处。”于是让工匠在台前凿方池，用挖出的土筑台，台高到超过屋檐便停止。这样以后，登上台的人恍惚间不知道台有多高，反而以为是山在跳跃奋发、迅猛地冒出来。陈公说：“这里应当命名为凌虚。”便把这话告诉属官苏轼，请我写文章作记。我回答陈公说：“事物的兴废、成毁，是无法预知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田，被霜露遮蔽，狐狸、毒蛇潜伏；当那时，哪里知道会有凌虚台呢？兴废成毁循环不止，台又重新变成荒草野田，也都无法知道。请试着同您登台远望：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北面是隋代的仁寿宫、唐代的九成宫。计算它们一时的盛况，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难道只比这座台大百倍吗？然而几代以后，想寻找它们的仿佛痕迹，破瓦颓垣都没有留下，早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田亩，何况这座台呢？台尚且不能依靠来长久存在，何况人的得失，忽然到来又忽然离去呢？有人却想凭它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有足以凭恃的东西，但不在于楼台的存亡。”对陈公说完后，我退回来为它作记。《中和胜相院记》佛道很难成就，说起来使人悲伤、酸楚、忧愁、苦闷。刚开始学习它的人，都进入山林，踩踏荆棘和毒蛇，赤身露体地经受冰雪霜露；有的▯割屠脍，焚烧烹煮，把肉拿来喂虎豹、鸟兽、蚊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含辛茹苦，经过百千万亿年以后才成就。不能做到这些的人，还要抛弃骨肉亲情，穿麻布衣，吃草木果实，白天用力劳作，以供给柴薪、饮水、粪除之事；夜晚拿着灯火、焚香，像侍奉活人一样侍奉老师。务必使身体苦瘦，自身的身、口、意无不有所禁戒，大略有十条，详细内容无数。终身想着这些，睡觉吃饭都能见到它们，这样才仅仅可以称作沙门比丘。虽然名义上是不耕种而食，然而他们的劳苦卑辱，却远远超过农夫和工匠。计算其中的利害，这不是侥幸求便的小民所乐意的；如今为什么抛弃家庭、毁坏衣服、剃除毛发的人这样多呢？难道心中也有贪图便利之处吗？” 寒天耕作，暑天除草，官府又召集他们服役劳作，凡是百姓所忧患困苦的事情，我全都免除了。我的老师所谓戒律，是为愚昧而未通达的人设置的，像我这样的人何必采用它呢？▯刂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此罢了，还喜爱它的名声。研究他们荒诞的学说，整理衣服登座，问答自如，称作长老。我曾经究察过他们的言论，大抵只是务求让人无法知晓，设置机巧来应敌，隐藏形迹以防失败，困窘时就推入▯漾之中，使人无法捉拿，仅此而已。我游历四方，见到他们就反复折服、困窘他们，估量他们逃遁的方向，预先堵住道路。他们往往面颈发红，然而既然已经以此为业，势必不能用恶声相对，于是笑着说：“这是外道魔人。”我对僧人的轻慢、侮辱和不信任就是这样。如今宝月大师惟简竟然拿他所居院落的始末，请我写文章作记，难道不是荒谬吗！” 然而我从前刚游历成都时，见到文雅大师惟度，他器宇不凡而令人喜爱，是个浑厚的人。他能够讲述唐末、五代传记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因此我同他交游，关系很熟。惟简是他的同门好友。他为人精明敏捷，超过常人，处理佛事、管理众僧，谨慎严整得像官府一样。两位僧人都是我所喜爱的人，而这座院里又有唐僖宗皇帝的画像，以及他的文武随从官员七十五人。他们奔走而导致国家丧失，以及国家将要灭亡却没有终于灭亡的原因，已经足以令人感慨叹息；画又都精妙绝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我勉强为它作记。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到第六代才有惟度和惟简。惟简姓苏，是眉山人，是我的远房宗亲，如今主持这座院子；惟度已经去世。《四菩萨阁记》

译起初我的先父对外物没有什么嗜好，闲居时像斋戒一样，言语笑谈都有一定时候。不过他曾经喜爱绘画，弟子门人没有什么能够使他高兴的，就争相把他所喜爱的东西送来，希望能够使他稍稍展颜。所以他虽然是平民，所得到的画却同公卿相等。长安有一座旧藏经龛，是唐明皇帝所建，四面都有门，八块版面上都是吴道子的画，正面画菩萨，背面画天王，共十六尊。广明之乱时，被贼人焚烧。有个僧人忘了姓名，在兵火中拔出其中四块板逃走；后来因为太重无法背负，又被贼人逼迫，担心不能保全，于是凿通其中两块板作为扁担承受负荷，向西逃到岐地，最后死在乌牙的僧舍中，这些板在那里留了一百八十年。有人用十万钱买到它们，拿来给我看；我归还了钱，取板献给先父。先父所喜爱的物品有一百多种，从此却把这四块板列为第一。治平四年，先父在京师去世。我从汴京进入淮水，逆流进入长江，带着这四块板回去。服丧期满后，曾同我交往的僧人惟简，诵述他老师的话，教我把先父最爱而我最不忍舍弃的东西施舍出去。我采用了他的话，想到先父最爱、我又最不忍舍弃的东西，没有比这四块板更合适的了，所以最终把它们送给惟简，并告诉他说：“这是唐明皇帝都不能守住、最终被贼人焚毁的东西，何况是我呢！我看天下收藏这种东西的人很多，有能传到三代的吗？他们起初求取它时唯恐得不到，得到以后又唯恐失去，而子孙不能靠它换取衣食的，很少。只是我自己料定不能长久守住它，所以送给你。你将用什么来守护它呢？”惟简说：“我用身体守护它。我的眼睛可以霍，我的脚可以▯，但我的画不能被夺走。这样足以守护它吗？”我说：“还不够，只能足以守到你这一生。”惟简说：“我又向佛发誓，并让鬼神守护它。凡是取走它的人，以及凡是把它送给别人的人，都按法律治罪。这样足以守护它吗？”我说：“还不够。世上有不信佛而蔑视鬼神的人。”“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守护它呢？” 我说：“我把它送给你的原因，只是把它作为对先父的施舍。天下难道有不尊敬父亲的人吗？谁忍心取走它？如果有人听到这些话仍不悔改，不仅想看一看，还一定要取走它才感到痛快，那么这种人的贤愚，和广明年间焚烧这些画板的贼人是一样的。想使他的子孙保全都很难，何况能够长久拥有它呢！况且不可以取走它，在于你；取不取走，在于别人。你努力吧，只要做到使它对你不可被取走，其他的又何必知道呢。” 把画板送给惟简以后，惟简用一百万钱估计建造一座大阁来收藏它们，并在阁上绘制先父的画像。我资助其中二十分之一的钱，约定第二年冬天建成楼阁。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墨君堂记》凡是人们互相称呼，尊贵的称作公，贤能的称作君，再往下就称尔、汝。即使公卿地位尊贵，天下人表面敬畏而内心不服，面对他时称君、称公，退下后称尔、称汝的人也很多。唯独王子猷称竹为君，天下人随之称君，没有不同意见。如今与可又能用墨来描绘竹君的形貌，建堂让竹君居住，并嘱托我写文章来赞颂竹君的品德，那么与可对于竹君，确实情意深厚了。与可为人端庄安静而有文采，明智通达而忠诚；士人中修身洁行、博学多闻、早晚磨炼修治自己，以求同与可交往的，不止一个人。然而他唯独这样厚待竹君。竹君又疏朗简淡、挺拔刚劲，没有声色气味可以娱悦人的耳目鼻口；那么与可厚待竹君，一定是因为认为竹君贤能。世上那些能够使人因寒暖而改变情绪的东西，它们的气势也还没有达到雪霜风雨刺入肌肤的程度，但士人很少不因它们而喜忧，丧失自己的操守。从植物来说，四季变化也很大，但竹君独不顾惜。即使没有与可，天下又有谁不认为竹君贤能呢？然而只有与可能够深刻理解竹君，知道竹君之所以贤能的原因。他从容谈笑，挥笔迅疾，把竹君的全部品德表现出来：幼嫩、壮盛、枯槁、衰老的形态，披散、折断、俯偃、仰起的姿势；用风雪猛烈来表现它的操守，用崖石崎岖来表现它的气节。得志时就繁茂而不骄傲，不得志时就憔悴而不受辱；群居时不依附，独立时不畏惧。与可对于竹君，可以说是领会了它的真情而充分表现了它的本性。我虽然不足以了解竹君，却愿意跟随与可，寻求竹君兄弟子孙、宗族亲属、朋友的形象，收藏在我的屋室里，把这里作为竹君的别馆。《净因院画记》我曾经评论绘画，认为人物、禽鸟、宫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状；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有固定的规律。固定形状画错了，人人都知道；固定规律处理不当，即使懂得绘画的人也有不知道的。所以凡是可以欺骗世人而取得名声的，必定寄托在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上。不过，固定形状画错了，只限于错在那一处，不能损害整体；如果固定规律处理不当，就会使全体都失败。正因为形状没有固定不变的样式，所以它的规律不能不谨慎对待。世上的工匠，有的能够曲尽事物的形状，但至于其中的规律，不是高明之人和超逸的才智就不能辨明。与可对于竹、石、枯木，真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规律：这样生长，这样死亡，这样弯曲蜷缩、瘦削紧蹙，这样舒展繁茂；根、茎、节、叶，芽、角、脉、纹，千变万化，从来不彼此重复，却都各得其所。符合天然造化，又使人意满足，大概正是通达之士寄托心意的地方吧。从前曾在净因院的方丈室画过两丛竹子，后来我出任陵阳太守向西去时，我和他一起向长老道臻告别，又在他东斋画了两枝竹梢和一株枯木。道臻正整治法堂四壁，请求与可作画；与可已经答应了，所以我一并替它们作记。一定要有明白其中规律并深入观察的人，才知道我的话没有说错。《墨妙亭记》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人孙莘老从广德调任吴兴太守。第二年二月，他在府第北面、逍遥堂东面建造墨妙亭，把境内自汉代以来的古文遗刻全部收集来充实其中。

译吴兴自东晋以来就是美好的地方，号称山水清秀幽远。当地百姓依靠鱼、稻、蒲、莲的利益生活富足，需求少而不争斗。宾客若不是因为有事到那里，通常不会前来。因此凡是任郡守的人，大都把清雅游乐、吟诗、投壶、饮酒作为事情。自从孙莘老到任，正好遇上大水，所有上等田地都没有收成，湖州人发生严重饥荒，将要相互结伴逃亡。孙莘老大力开仓赈济，劝富户分财，亲自安抚慰劳百姓，出于至诚。富有余粮的人都争相拿出粮食来帮助官府，救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当时朝廷正在变更制度、建立法令，使者来往频繁，认为孙莘老应当整天处理文书、赴约会，不可能再像往常那样从容自得。然而孙莘老反而更加喜欢宾客，作诗饮酒为乐；又利用闲暇，搜罗散失的作品，得到前人的赋和诗数百篇，编成《吴兴新集》。那些刻好的书还保存着、却倒伏残缺在荒坡野草之间的碑刻，也都收集到这座亭中。这年十二月，我因事情来到湖州，周遍游览后感叹不已，孙莘老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有人对我说：凡是有形之物最终都归于毁灭，依靠形体来求坚固，尤其不能长久。即使金石坚硬，也很快会变坏；至于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反而能够保存得稍久一些。如今却把前者托付给后者，这是能够长久保存的，反而求助于容易毁坏的东西。这既是古人的迷惑，孙莘老又将建造深檐大屋把它们封存起来，推究这种想法，岂不是近于不知天命吗？我认为懂得天命的人，一定先尽到人的努力，然后道理完备而无所遗憾。事物有成就就必然有败坏，正如人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国家有兴盛就必然有灭亡。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君子保养身体时，凡是可以延长生命、推迟死亡的事情无不采用；治理国家时，凡是可以使国家存续、挽救灭亡的事情无不去做，直到实在无可奈何才停止。这才叫懂得天命。这座亭子建与不建，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但其中的道理却不能不辨明。因此我详细记载这个说法，并把它的名称和物品列在下面。《墨宝堂记》（有的版本题作《张君宝墨堂记》） 世人共同喜爱的，不过是美味饮食、华丽衣服、喜好声色罢了。有人自以为高雅，嘲笑这些人，弹琴下棋，收藏古代法书图画；客人来了，就拿出来夸耀观赏，自以为达到最高境界。于是又有人嘲笑他说：古人之所以在后世显现自己，是因为有言语文章；这有什么值得喜爱？而豪杰之士又相互嘲笑他们，认为士人应当凭功名闻名于世；如果只是施之于空言，却不能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那是不得已之人的作为。他们所谓的功名，从亲自取得一个官职，逐级向上，直到伊尹、吕尚、后稷、契所经营的事业，刘邦、贡禹、商汤、周武王所争取的功业，达到极点了。然而有人还免不了嘲笑，说：这些区区小事曾有什么值得说的？许由却辞让它而认为困难，孔丘了解它而认为博大。由此说来，世上的相互嘲笑，难道有止境吗？”},{ 士人正专心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即使只是微小之物，也有人会舍弃身体、忘记亲人，飞奔去追求它。因此，有人喜爱书籍却得不到获得书籍的方法，便捶胸呕血，几乎丧命而仅能活下来，甚至发展到剖掘坟墓、砍开棺材来寻找书籍。这难道是声音、容貌、气味和滋味之类的事物，足以动摇人的心志吗？当他正以此为乐时，即使自己的嘴也不能说出这种快乐，更何况是别人呢！人只因为自己不喜欢某种事物，就嘲笑别人对它的喜爱，那就错了。毗陵人张希元，世代喜爱读书，所收藏的古今人物遗迹极多，全都刻在石上，建屋收藏，请我为此作记。我是蜀人。蜀地有句谚语说：“学习书法耗费纸张，学习医术耗费人命。”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世上有些热衷功名的人，凭借自己尚未验证的学问，突然把它施行于政事之中，这样耗费人命，哪里只是医者所能相比的呢？如今张君有胜过常人的才干，职位却与他的才华不相称，整年悠闲度日，没有什么可以役使他的心智，于是以读书自我娱乐。然而依我看来，张君难道会长久闲居吗？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必定将把它充分施展在政事上。张君知道治理政事耗费人力远甚于行医，那么希望把我说的话作为借鉴。《钱塘六井记》潮水避开钱塘，向东冲击西陵，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低湿盐碱的土地，变成了种桑种麻的区域，后来又逐渐成为城邑聚落；如今州境内的平地，全都是江水过去流经的地方。这里的水苦涩恶劣，只有靠山凿井，才能得到甘泉，但能供应的范围并不广。唐代宰相李长源开始修建六口井，引西湖水来满足百姓的用水需要。后来刺史白乐天治理西湖、疏浚水井，在湖上刻石记载，到现在人们还依赖这些设施。起初李长源所建的六井中，最大的一口在清湖中，叫相国井；它的西面是西井，稍向西再向北是金牛池；再向北向西、靠近城墙的是方井；又有白龟池；再向北向东，到钱塘县治所的南面，是小方井。但金牛池废弃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太守沈文通又在六井以南，截断河道向东到美俗坊，修建了南井。从涌金门出来，沿湖向北，有三座水闸；通过石沟贯穿城中向东的水，就是南井、相国井和方井的水源。至于西井，是相国井分流出来的水。白龟池和小方井都由暗沟连接湖底，不需要设置水闸。这就是六井的大致情况。熙宁五年秋天，太守陈述古刚到任，便询问百姓有什么疾苦。大家都说：“六井没有得到治理，百姓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南井的沟渠低而井口高，水在地下流行，通常不能顺利流通。”陈公说：“唉，太严重了！我在这里，难道能让百姓想求水却得不到吗？”于是命令僧人仲文、子圭办理此事。仲文、子圭又召集同门如正、思坦来帮助自己，凡是由官府出力的共有二十多人。于是挖开沟渠，更换坏砖，修补缝隙漏洞，相国井的水大量涌来，水坑很快灌满并溢出，向南流入河中，千艘船接连运载，片刻之间就有百斛水。因为方井靠近污浊恶水，便向西稍稍迁移，没走五步，就找到了它原来的井基。父老们惊讶地说：“这就是古方井。百姓李甲把它迁到这里，已经六十年了。”又疏浚涌金池，分为上池、中池、下池，使洗衣、洗马的水不能流入上池。在门外设置两道水闸：一道通向池中并泄入河里，另一道把水收进石槛，用竹子编成五根管子让水流出，沿河向东，穿过三座桥进入石沟，流入南井。由于水源地势较高，南井常常水满。共设置四座水闸，全都用围墙和门锁加以保护。

译第二年春天，六井修缮完毕，恰逢这一年大旱，从江淮到浙右，井水全都干涸，百姓甚至用瓦罐陶缶储水，彼此馈赠，像馈赠酒浆一样。而钱塘百姓肩挑脚运所能承受的、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向南直到龙山，向北直到长河、盐官和海边，都可以用这些水饮牛马、供人洗浴。当时，汲水的人都诵念佛号，祝祷太守。我要说，水是人最急需的东西；旱灾导致井水干涸，并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事。正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常有，就忽视人最急需的东西，这是天下普遍的弊病，难道只有水一件事吗？所以详细记述这些话，告诉后人，即使年代久远、设施废坏了，也仍然有可供考察的依据。《仁宗皇帝御飞白记》要考察天下的治乱，必定要看当时的人；要考察人的贤能与不肖，必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考察。《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合抱的大树，不会生长在一步高、八尺高的小土丘上；拥有千金的公子，也不会出自两个普通人家的集市。我曾经亲身侍奉仁宗皇帝，我的愚钝不足以推测圣德达到的境界，只是私下观察了四十多年间，皇帝左右前后的臣僚，其中重要的那些人，本来就已经光明俊伟、深厚雄杰，难以窥测和比较；而其中地位较低的，也还能够敦厚朴实、和乐平易、安静恭谨、持重稳健，被称为长者。在那个时候，天与人和谐相应，上下都满怀欢悦。才智虽然没有完全施展，道德却十分充足；功业难以名状，福禄却无穷无尽。仁宗升遐以来，已经十二年了，无论臣子还是子民，无论内地还是外地，下至深山穷谷中的老妇幼童，外至四海边远之地的夷族君长，只要见到当时的人、听到当时的事，没有不流泪叩首的。这难道只是皇上的恩泽吗？朝廷中的所有人，也都出过力啊。太子少傅安简王公，名举正，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本人，却了解他的为人。他流传下来的风尚和遗留下来的习俗之所以值得称道，正是通过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而知道的。熙宁六年冬天，我因事到姑苏，他的儿子王诲拿出庆历年间皇帝赐给王公的端敏二字飞白笔一枝给我看，并且要我为此作记，将它刻在石上流传后世。我任职太常，职责属于太史，按法令可以记载此事。而且我认为，拥有乌号弓，不如收藏这枝笔；珍藏曲阜的鞋，不如流传这篇文章；考察追蠡来讨论音律，不如推究笔画来了解皇帝使用它时的心意；保存昌蜀的乐器来追寻皇帝的嗜好，不如通过褒贬来想见皇帝所任用和亲近的人。有的把它藏在名山之中，有的让它流传四方；凡是见到这些的人，都应当肃然振作，就像望见旄头扬起的尘土、听到皇帝属车的声音一样，彼此勉励去做忠厚之人，以浮薄为可耻，也许有的人会因此而改变吧。《大悲阁记》羊肉猪肉用来制作菜肴，五味用来调和，黏高粱和稻米用来酿酒，用酒曲来制作，这是天下共同的做法。材料相同，水火的调配相同，寒暖燥湿的条件也相同，但由两个人来制作，味道却有美有恶，并不一样。难道其中使味道美好的原因，不能用数量来把握吗？然而古代制定方法的人，从来没有遗漏数量。能干的人依照数量便能得到精妙之处，不能干的人遵循数量也能得到大概。它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只是有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于是精粗便显现出来。人们看见二者的差别，就想在数量之外寻求精妙，抛弃具体方法而追求妙境，说：“我懂得酒食美味的原因了。”于是忽略配比，舍弃尺度，把它认为不在这些方面，而一概凭意想制作，那么不被人呕吐丢弃的东西就很少了。如今我们这些求学者的弊病也是这样。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室宗庙、服饰器物、冠礼婚礼、丧葬祭祀的制度，《春秋》所取所舍的原则，礼所允许的事情，刑法所禁止的事情，历代兴废的原因，以及人物的贤能与不肖，这些都是求学者应当竭力学习的。可是有人说：“这些都不值得学习，应当学习那些不能写在书中、只能口头相传的东西。”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到的，可以称得上好学了。”古代求学的人，他们所不知道的和所能做到的，都可以一两件一两件地列举出来，并且日积月累地看见进步。如今世上的学问，他们所不知道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所能做的究竟又是什么呢？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问题，没有益处，不如学习。”由此看来，废弃学习而只是空想，是孔子所禁止的，却是当今世俗所推崇的。不只是我们这些求学者如此，至于修佛的人也是如此。斋戒守戒，讲说诵读佛经，修饰佛塔寺庙，这些正是佛教日夜教导人的事情。然而有些佛门弟子认为，斋戒守戒不如没有杂念，讲诵佛经不如不说话，修饰塔庙不如什么也不做。他们心中没有念想，口中不说话，身体也不做事，只是吃饱了饭嬉戏罢了，这就是用大话欺骗佛法的人。杭州盐官安国寺的僧人居则，九岁出家，十年后得了重病，病得将死，便向佛发誓，愿意终身守戒，并且塑造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像，诵念观世音名号一千万遍。后来力量和财物都不够，他便节衣缩食三十多年，一点一点积累，直到完成。佛像高九仞，他建造四重高屋来安置它。于是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曾经把这些话告诉东南的士人，大概只有少数人听从。唯独我喜爱居则勤苦地从事于有为之事，志向坚定，守节不改，年老而意志不衰，不同于那些说大话欺骗佛法的人，所以为他作记，也借此勉励我们这一类士人。卷第三十六 记十四首 《超然台记》凡是事物都有可以观赏的地方。只要有可以观赏的地方，就都有可以使人快乐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奇异瑰丽不可。〔原文“▯糟啜漓”字样疑有OCR误〕都可以使人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吃饱。由此类推，我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人之所以求福而避祸，是因为认为福值得喜爱、祸值得悲哀。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能够满足欲望的外物却有限。美与丑在心中争斗，取舍的选择又交错呈现在眼前，于是值得快乐的事情常常很少，值得悲哀的事情常常很多。这就叫作追求祸患而躲避福分。追求祸患而躲避福分，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外物蒙蔽了人的心。那些人只在外物之内游走，却不在外物之外观察。外物本来没有大小之分，从外物内部去看，没有什么不是高大壮观的。外物凭借自己的高大来压迫我，我就常常眼花缭乱、反复不定，就像从门缝里观看两人争斗，又怎么知道胜负究竟在谁呢？因此美丑横生，忧乐也由此产生，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