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八◎墓志铭二首

译他上疏论说百姓力量困乏，请求把祖宗以来的官员和军队数量加以约束，斟酌取其中一个数目作为定制，以今天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来防备水旱等非常灾害。又说：“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朝由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或兼判户部度支。现在中书省主管百姓，枢密院主管军队，三司主管财赋，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财赋已经匮乏，枢密院却无穷无尽地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不停地搜取财物。请让中书、枢密院共同了解军队、百姓和财利的大计，与三司一同制定国家用度。”温成皇后去世后举行安葬。太常议论礼仪，先前称为园，后来称为园陵。宰相刘沆先前任监护使，后来任园陵使。公说：“我只听说执法官玩弄法律，还没有听说礼官玩弄礼制。请责问他们前后议论异同的情况。”又请求停止焚烧埋葬锦绣珠玉，以减轻国家用度，皇上采纳了。当时有诏令规定，凡是宫中直接下达而不合律令的命令，都令中书、枢密院及其所属机构坚持上奏驳正。还不到一个月，宫中内臣无故改任官职的，一天就有五六人。公请求追究大臣接到诏令却故意不坚持上奏驳正的罪责。石全斌因为护送温成皇后安葬，被授观察使；凡是办理葬事的人，都升两级。公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太后的葬礼，推恩都没有这种先例，请追回石全斌等人的告敕。”文彦博、富弼入朝任相，百官到郊外迎接。当时两制官不得到宰相住宅拜访，百官也不得私下进见。公说：“用虚礼来尊崇他们，不如用至诚来开通他们；请停止郊迎，解除拜谒禁令，以沟通天下人的情意。”议论减少任子以及每年取士的数量，都是公首先提出的。他又请求让宗室中关系疏远的成员到外地任官。仁宗说：“你的话是对的，只是恐怕天下人说朕不能和睦宗族。”公说：“陛下甄别其中贤能者而显著任用，不埋没他们的才干，这才正是和睦宗族。”虽然当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最终完全如公所说。仁宗性情宽容，进言的人却以揭发他人隐私来求取名声，有时甚至诬陷他人的隐私。只有公着眼于大体，略去细小过失。当时陈执中任宰相，公曾经评论他没有学术，不具备宰相器度。后来陈执中的宠妾鞭打婢女致死，御史弹劾，想把陈执中赶走。公说：“如今阴阳不调，财物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日益猖獗，监狱充满囚犯，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罪责。至于闺门内部的私事，不是用来责备宰相的理由。”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仁宗即位三十五年，还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仁宗患病，朝廷内外惊惧忧虑，不知如何是好。公独自奋发说：“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吗？”立即上疏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的公心。周王去世后，真宗把宗室之子接入宫中抚养，这是天下最大的深谋远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意，实行真宗的旧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使他的礼遇和待遇不同，并让他试行政事，以此系住天下人的心。”奏章多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闭门请求治罪。适逢出现星变，占辞说将有紧急战事。公说：“国家根本尚未确立，如果仓促发生变故，灾祸就无法预先料定，什么兵事能比这更紧急呢？如今陛下得到臣的奏疏，不把它留在宫中而交给中书省，是想让大臣奉行此事。臣两次到中书省，大臣都设法推辞拒绝臣，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筹划，而大臣不想这样做。臣私下推究他们的心意，只是担心施行后陛下中途改变罢了。中途改变的祸患不过是死，而国家根本没有确立，万一出现天象所预告的紧急战事之忧，那么灾祸难道只是死一个人而已吗？中途改变的祸患，死去也没有愧疚；紧急战事的忧患，即使死去也还要承担罪责。希望把这些话告诉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并慎重处理。”听到的人都因此股战恐惧。授兼侍御史知杂事。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坚决推辞不接受。执政大臣对公说，皇上身体不适时，大臣们曾经提出过这个方案；如今间接反对的话已经传入皇上耳中，再做起来非常困难。公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事情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当计较它的难易。迅速施行就能成功，迟缓就来不及，这正是圣贤看重时机的原因。诸公说今天比以前困难，怎么知道以后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每次见皇上，公当面陈述了三次。公哭泣，皇上也哭泣，说：“朕知道你忠诚，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公共上章十九次，等待治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朝廷最终不能使他改变。于是罢免他的知谏院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判流内铨，修起居注，授知制诰。公虽然被免去言官职务，却没有一年不谈论储嗣之事。因为仁宗年纪越来越大，他每逢有事便提到此事，希望感动皇上的心。等到任知制诰，在正礼谢恩上殿时，当面进言说：“陛下答应臣如今再等三年，希望早日确定大计。”第二年，又借着合祭献赋来讽谏。后来韩琦去世，才决定策立英宗。升任翰林学士，充任史馆修撰，改任右谏议大夫。英宗即位，升任给事中，充任仁宗山陵礼仪使。因误将宰臣升迁而获罪，改任翰林侍读学士，后又任翰林学士。中书省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下交两制官议论，认为应当称皇伯，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尊荣达到极致；这不合执政大臣的意思，于是又交尚书省集体议论。不久台谏官争相进言说不可，于是下诏停止议论，命礼官核查详定典礼后上奏。公当时任太常寺判官，率领礼官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辈，那么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但议论者仍然非难，认为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把仁宗当作父亲，又把濮安懿王当作父亲，那么错误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所犯的那种了。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建立寝庙、讨论昭穆，都不正确。”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儒的议论、魏明帝的诏书，写成五篇奏上。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出任陈州知州。陈州发生饥荒，公到任三天便发放仓库钱三万贯、粮三万石，先行借贷而未及上奏，监司急切地依法绳治他；公上书自劾，皇上下诏宽免。这一年大丰收，所借钱粮全部归还，陈州百姓至今还思念他。神宗即位，升任礼部侍郎。召回朝廷后，重新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句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公说：“按照旧例，门下省封驳诏敕、审查章奏、纠察违法和积压，都写在所授敕书中。后来这些内容被删去，所以原有职掌逐渐废弛，请恢复它，使官员知道应当遵守的职责。”皇上采纳了。他又负责纠察在京刑狱。

译王安石执政后，开始变更法令，把常平法改为青苗法。公上疏说：“常平法起于汉朝盛世，根据谷物价格的贵贱来收发储存，以便利农民和商人，最接近古法，不可以改动。青苗法在唐朝衰乱时实行，不值得效法。况且陛下憎恨富民多取利息，便少取一些，这正如相差百步与五十步罢了。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做买卖，一个人压低价格来排挤夺取另一个人的生意，人人都知道这是可恶的；怎么能由朝廷来实行市场交易中人们所憎恶的事情呢！”奏疏上了三次，没有得到答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步〕 在迩英阁进读时，他与吕惠卿在皇上面前争论，因而谈到旧法中预买绸绢也属于青苗法一类。公说：“预买也是弊法。如果陛下亲自实行节俭，府库有余，应当连预买也一并废除，为什么反而把它拿来作比较呢？”韩琦上疏极力论说新法的危害，王安石让人送到条例司，由条例司写奏疏驳斥。谏官李常请求停止青苗钱，王安石命李常分析说明，公把相关诏令都封还。诏令下达五次，公仍像最初一样坚持。司马光被授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施行，不敢就职，皇上下诏允许他辞免，公再次把诏书封还。皇上知道公的意见不可改变，便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不经过门下省。公上奏说：“由于臣无能，使陛下废弃法令，有关官署失职，请求解除臣的知银台司职务。”皇上答应了。适逢下诏选举谏官，公推荐苏轼应诏，但御史知杂谢景温弹劾苏轼有罪。公又推荐孔文仲为贤良。孔文仲应试对策，极力论说新法的危害。王安石发怒，罢免孔文仲，让他回到原来的官职。公上疏争辩，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公六十三岁。立即上言：“臣的言论不能实行，已经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退休。”奏疏上了五次，最后指责王安石凭喜怒行赏罚，说：“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提出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办法。”王安石大怒，亲自起草诏书极力辱骂公，削去翰林学士之职，以本官退休。听到的人都替公担心。公上表谢恩，大意说：“虽然说是请求退身离去，怎敢忘记忧虑国事的心情。”又说：“希望陛下汇集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铲除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士作为腹心，以培养和平的福分。”天下人听到后都为他壮胆。王安石虽然深深辱骂他，人们反而把这当作荣耀。公退居以后，专心以读书写诗自我娱乐。有客人来，便置办酒宴，尽情欢乐。有人劝他称病闭门不出，公说：“死生祸福，是上天的安排。我又能把上天怎么样呢！”同天节时请求随班上殿祝寿，皇上答应了，后来便把这写入法令。过了很久，他回到蜀地。与亲友故旧快乐饮酒，救济施舍给贫困者，满一年后才回来。苏轼获罪，被关入御史台狱，朝廷急切搜求公与苏轼往来的书信文章。公仍不断上书营救苏轼。朝廷有重大事情，他总是进言。官制施行后，改任正议大夫。今上即位，升任光禄大夫。当初，英宗即位，迁奉仁宗神主而尊奉僖祖；神宗即位时，又恢复奉僖祖而迁奉顺祖。张公上言：“太祖起兵于宋州而取得天下，与汉高祖相同，僖祖不应再迁回原位。请下令让百官讨论。”没有得到答复。到今上即位，张公又上言请求迁奉僖祖，以纠正太祖神位面向东方的位置。这时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了。韩维上言称，张公“在仁宗朝，首先提出建立太子储君的建议；后来大臣们接连上奏，先帝追念并记录他的话，不论在世还是去世都给予恩典，而张公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没有人替他宣扬。即使颜子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介之推不谈论禄位，也不能超过他。”于是把张公的十九篇奏疏全部上呈。授任端明殿学士。特别下诏任命长子清平县令百揆改任宣德郎，并起用张公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诏书中说：“西伯善于供养贤人，二位老人前来归附；汉室降低言辞相邀，四位大臣入朝侍奉。请为我勉强起身，不要畏惧辛劳。”张公坚决推辞，不肯出仕，天下人更加敬重他。改任提举嵩山崇福宫。张公二哥的孙子祖禹任著作郎，请假到许州探望张公。于是朝廷再次赐诏，并赐龙茶一盒，慰问得十分优厚。几个月后，张公又请求告老，晋升银青光禄大夫，再次退休。当初，仁宗命李照改订大乐，采用王朴的乐律三律。皇▯年间，又派胡瑗等人考订修正，张公和司马光都参与其中。张公上疏论述制定律尺的方法，又与司马光反复辩论，前后共有数万字，自认为在心中独有所得。元丰三年，神宗诏令张公与刘几制定乐律。张公说：“制定乐律应当先校正律管。”皇帝说：“对。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觉，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张公制作了律尺以及龠、合、升、斗、豆、区、釜、斛等量器，准备绘图进呈；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黍子来确定黄钟律管。但刘几立即采用李照的乐律，增加使用四个清声，奏报乐律已经制成。诏令撤销制乐机构，并加倍赏赐。张公谢恩说：“这是刘几的乐律，和臣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张公提举崇福宫，想要制作乐律进献，又觉得自己参与其中有所嫌疑，于是先请求退休。获准致仕后，他请求用太府寺的铜来铸造乐器，过了一年才制成。它比李照的乐律低一个律而略有余分。二位圣驾在延和殿召集执政大臣一同观看，下诏嘉奖，把这套乐律交给太常寺，并诏令三省、侍从和台阁大臣都前往观看。当时张公已经患病，乐曲奏了三天便去世了。实为元▯三年闰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岁。讣告传来，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忠文。张公虽然凭高寿而获得尊贵显赫的地位，父亲在家中去世，自己也没有什么遗憾；但士大夫们惋惜他以道德侍奉明主，经历三朝，都因为刚正方直而难以与人相合，所以虽然被任用，却始终没有尽展其才。到今上即位，求贤如同唯恐来不及，以厚礼起用张公，但他已经年老，对世事也没有兴趣了。因此听到他的死讯，人们无不悲痛哭泣。张公清明坦荡，内外通达，待人诚恳，恭谨节俭而谨慎少言，从不在口头谈论别人的过错。到了面对重大节义、裁决重大议论时，他神色平和而言辞壮烈，常常打算以死来继承自己的主张，即使在万乘之君面前也毫不屈服。他笃实践行义理，上奏请求补官时先推荐本族人，后推荐子孙；乡里有人无力办理婚丧之事，他总是替他们主持；寄居在他家中的客人常有十多人，即使租住在简陋小巷，也让大家席地而坐，饮食一定平均分配。他的哥哥▯死在陇城，没有儿子。听说哥哥在外面有遗腹子，张公当时还没有做官，便徒步到两蜀之间寻找，过了两年才找到，说：“我哥哥与常人不同，身上有四个乳头，这个孩子也一定如此。”后来果然如此。给他取名百常。凭借张公的恩荫，如今任承议郎。张公年轻时曾向乡里的先生庞直温学习。庞直温的儿子▯死在京师，张公便娶他的女儿为孙媳，终身抚养她和她的孩子。

译他的学问以六经和仁义为根本，从不在口头谈论佛、老、申、韩以及异端之说。他的文章清丽简约而意味深远，求学者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他三次入翰林，主持嘉▯二年、六年、八年以及治平二年的贡举，门生遍布天下，其中显贵的人多得数不清。奉诏修撰《唐书》《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篇》。凡朝廷有重大著述、重大议论，他没有不参与的。契丹、高丽都知道诵读张公的文章和赋。年轻时他曾作赋，写有“长啸却胡骑”之句；后来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宰相指着他说：“这就是‘长啸公’。”后来他的侄子百禄也出使契丹，契丹首领首先询问张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功勋累积至柱国，屡次加封为蜀郡开国公，食邑增加到二千六百户，实封五百户。娶张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长安郡君。儿子五人：长子燕孙，未取名便去世；次子百揆，任宣德郎、监中岳庙；次子百嘉，任承务郎，比张公早一年去世；次子百岁，任太康主簿，比张公早六年去世；次子百虑，任承务郎。女儿一人，曾嫁给左司谏吴安诗，后来回到娘家后去世。孙子十人：祖直，任襄州司户参军；祖朴，任长社主簿；祖野、祖平，任假承务郎；祖封，任右承奏郎；祖耕，任承务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孙女六人，曾孙女三人。张公晚年居住在许州，许州人爱戴并敬重他。他去世时，乡里人都流下眼泪。元▯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州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夫人李氏附葬。张公起初凭诗赋闻名而成为进士，后来任馆阁侍从，又以文学著称。他虽多次进谏争辩并议论储君之事，朝廷相信他的忠诚，但事情相当隐秘，世人也没有完全知晓。后来议论濮安懿王的称号，他坚守礼制而不回避，声名更加显著。到议论熙宁新法时，他与王安石、吕惠卿辩论，直到被罢职不用，此后天下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无论贵贱贤愚，都称他为景仁而不敢直呼其名；有人做不义之事，一定害怕被张公知道。张公获准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您虽然退居，声名却更加显著了。”张公神色忧伤，并不高兴，说：“君子若能使自己的言论被听从、计策被采用，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自己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我偏偏不能做到这些，大概是命运吧。假如天下受到祸害，而我却享有声名，我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呢！”苏轼因此惭愧于张公。铭文说：万物的生成，没有什么比名声更能成为负累。人们偏偏追逐它，把负累当作荣耀。神人没有名声，想要知道他们的人很少；人们偏偏为此忧虑，把稀少当作悲哀。熙宁以来，谁独自掌握了这种器识？唉，先生啊，名声不能安置在您身上。君实在洛阳，您在颍昌；你们都想忘掉百姓，百姓却不会忘记你们。君实来到这里后，逃回洛阳；人们把他拘留下来，想维系住他，却没有谁能使他逃脱。您替上天辅佐君实，替君实治理百姓；道路遥远，年岁流逝，最终以自身践行到底。唯独您坚定地卧居，三次下诏也不起身，于是解脱了上天施加的刑罚，终于因乐于道义而死。世人都说您看重自身而轻视名声，谁知道您的功业正是圣人的清明。贪婪的人因您而变得廉洁，懦弱的人因您而立定。不把功劳据为己有，也就没有失去或得到。君实受到任用，出仕而及时施展才能，如同水火，能够解除口渴和饥饿。您虽然没有被任用，却也辅佐了他的事业，如同山川，彼此相望而共同出云。您本是蜀人，却葬在汝州；子孙不会忘记您，还要把这些告诉后来的人。《张文定公墓志铭》。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罗天下豪杰，多得数不清。他既然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股肱心腹，敬重并采用他们的意见，使天下达到太平；对于那些任重道远的人，又把他们留下来，作为三世子孙、百年国家的依靠，直到今天仍受其恩惠。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天下从来没有一天没有士人，但仁宗一朝特别多贤士，是因为他的胸襟广大。贾谊感叹小德细行险微，知道凤凰不会降临；怜惜沟渠狭窄平常，知道大鱼无法容纳；他悲伤当时没有这样广大的器量来容纳自己。因此我曾私下议论过这件事。天下是巨大的器物，不具备兼容万人的力量，谁能举起它呢？如果不是仁宗的胸襟广大，谁能容纳天下这些英才呢？仁宗即位八年，便以制策取士，第一次考试就得到富弼，第二次考试又得到张公。张公姓张，名方平，字安道。他的祖先是宋地人，后来迁居扬州。高祖张克，唐末任亳州刺史；曾祖张文熙，任亳州军事推官，追赠太师，娶苏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父张峤，以进士及第，太宗曾召见答问，选任为郓州知州，赐给亲笔诏书，享有全俸，最终任尚书都官员外郎；娶刘氏，追封沛国太夫人。父亲张尧卿，生来端正沉默、少言寡语，有出世之意；因父亲命令勉强娶妻，并非出于本意。父亲去世后，他便独居一室，家人有十七年不能见到他的面。父亲与祖父都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并都封为魏国公。娶嵇氏，追封谯国太夫人。张公十三岁时，进入应天府学。他聪颖机敏，远超常人。家里贫穷没有书，曾向别人借阅三史，十天便归还，说：“我已经了解其中的详细内容了。”凡是书，他都只读一遍，终身不再重读。写文章从来不先打草稿。宋绶、蔡齐见到他后说：“这是天下奇才。”他与范讽都以茂材异等被推荐。景▯元年考中，授任校书郎、昆山县知县。蒋堂任苏州知州时，得到张公所写的《刍荛论》五十篇，便把它上呈朝廷。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名义推荐张公，他在射策中考取优等，升任著作佐郎、睦州通判。

译当时赵元昊想要叛乱，却还没有借口，于是写檄书请求大名，以此激怒朝廷，谋求获罪断绝关系，借机激励他的部众。张公认为：“朝廷自景德以来，既然同契丹订立盟约，天下便忘记防备，不懂军事，士卒不知道作战，百姓不知道服劳役，这样已经三十年了。如果突然动用他们，必然有损失军队、挫败将领的忧患。战争接连不断、百姓疲惫，必然还有盗贼及意外祸患。应当忍受耻辱、隐藏瑕疵，顺应他的意图，使他还没有借口发难，争取一些岁月，在此期间选择将领、磨炼士卒、加固城池、整治器械，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来等待他。虽然元昊最终必定叛乱，但如果出兵没有名义，官吏士卒不会认为上级正当，就难以取得胜利。小国用兵三年而看不出胜负，不能挫败对方就会被击破；我方保持完整，等待控制其后路，这是必胜的方法。”当时士大夫看见天下全盛，认为元昊不过是小丑，都想出兵诛杀他，只有张公和吴育持相同意见。议论者没有深入考察，把二人的主张看作姑息，终于决定用兵，天下因此骚动。张公进献《平戎十策》，大意是说：边境城池绵延千里，我方兵力分散而敌人集中；即使屯驻几十万军队，敌人到来时也常常能以一击十，这必然是失败之道。失败以后再谋划，就会使军队疲惫、财力耗费，已经不可行了。应趁百姓力量尚未耗尽，在河东屯驻重兵，以此显示形势。敌人入侵，必定从延州、渭州进攻兴州；他们巢穴的守备必然空虚，我军从麟州、府州渡河，不到十天就可以抵达。这就是所谓攻击敌人必然救援之处，利用形势使其受到制约的方法。宰相吕夷简见到后，对宋绶说：“您能为国家得到人才了。”然而最终没有采用他的策略。召入应对，赐给五品官服，任直集贤院。升任太常丞、知谏院。他首先论述说，祖宗以来，虽然分设中书、枢密院，但三位圣主的英明武略都是独自运筹，最终归于一体。如今陛下谦逊，依靠二府来成就政事，不能不使二府合一。仁宗称许他的意见。恰逢富弼也论述此事，于是命宰相兼任枢密使。赵元昊叛乱时，禁军都调往西方，而各路守军中又有许多人被选调赴京，郡县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征调额外弓手。张公在睦州，分条上奏八件利害之事。到这时，朝廷下旨派使者到陕西、河东、京东、京西各路，搜取弓手编为宣毅、保捷指挥。张公接连上疏，极力争辩，朝廷没有听从。宣毅十四万人，保捷九万人，都是市井之人，不能作战；宣毅尤其骄横，在各地成为盗寇。从此民力大困，国家费用耗尽。有见识的人都把不听张公之言视为遗憾。当时夏竦兼管四路，刘平、石元孙、任福战败，都贬黜了主帅，唯独夏竦没有被追究。敌人包围麟州、府州，诏令夏竦出兵牵制。夏竦停留不出，使敌人攻平丰州、夷平灵远城后离去。张公极力进言。诏令撤销夏竦的节制权。从此四路各自可以专门上达军情，人人都尽力效命，边防修整完备，敌人到来便一无所获。到庆历元年，西方用兵已经六年了。皇帝已经厌倦战争，敌人也困顿疲惫，无法耕种、放牧和休息。敌境中一匹布的价格达到十余千钱，元昊想要自行通好，却没有途径。张公慨然上疏说：“陛下如同天地父母，难道要同这些犬豕豺狼较量胜负吗？希望趁今年郊祀赦免之时，承认过失以表示诚信，给他打开改过自新的道路，并告诫边境官吏，不要断绝他的善意。如果他仍不悔改，也足以使我们愤怒而使他懈怠；即使天地鬼神，也一定会诛罚他。”仁宗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命令张公把奏疏交给中书。吕夷简读后拱手说：“您能想到这一点，是国家的福气。”这一年，赦书依照张公的意思发布，晓谕元昊。第二年，元昊开始请求投降。自元昊叛乱以来，张公的谋划没有一项遗漏，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西方军队解除戒严，张公是有功劳的。任修撰起居注，代理起居舍人、知制诰，出使契丹。契丹君主早已听说张公的名声，便与他的母后、族人一起微服出行，在范阳门外观看张公。到设宴时，他亲自来到张公面前，斟玉杯劝饮，回头对左右说：“有这样的臣子，真好啊！”又骑马在张公面前击球，把自己所骑的马赐给张公。朝廷得知此事，从此凡是契丹使者带着事务来到，便总命张公接待。不久召回考试，任知制诰，升任右正言，赐三品官服。他起草的诰命简洁严整，四方都传诵。兼任史馆修撰。章得象主管国史时，发现日历从乾兴到庆历年间废置未修，便把这项工作交给张公。于是日历资料重新完整而鲜明。代理主持开封府。府中事务极其繁多，历任府尹都把事情写在木板上来记忆，唯独张公不用木板，默默记住几百人的事务，按次序处理遣发，一丝一毫也没有遗漏。官吏百姓大为惊异，以为他神明，不敢再欺骗他。授任翰林学士，兼领群牧使。群牧事务长期没有治理，张公开始整顿。元昊派使者请求通好，已经到了边境；这时契丹与元昊发生矛盾，契丹使者前来约定联合，请求拒绝元昊的使者。当时议论者想立即接纳元昊，所以拟写答书说：“元昊如果完全遵守约束，那么按道理难以拒绝。”仁宗把答书给张公和宋祁看。张公上奏议论说：“这封书信的措辞，是拒绝契丹而接纳元昊；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失去长久和好的强大契丹。假如已经册封元昊，而契丹使者再次到来，难道能始终不听从契丹吗？如果不听从，契丹的怨恨必定从此开始；如果听从而断绝元昊，则中原将不再有信义，也永远断绝招抚怀柔的道理。这是一举而同时失去两个敌国。应当赐给元昊诏书说：‘朝廷接受卿的诚心归附，本来是因为契丹的请求。如今听说卿招诱契丹边境百姓，失去了舅甥之间的和好，契丹派使者来说明此事，卿应当慎重处理；只要嫌隙在早晨消除，册封的诏令晚上就可以施行。’这样对于西北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精明见识。授任谏议大夫，任御史中丞。朝廷内外的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没有不进言的；至于宫妾、宦官滥受恩宠、横加赏赐的事情，他也都极力争辩加以裁抑。不久主持贡举。当时士人正把游移浮华的言辞、险僻的语句看作高明。张公上疏，认为文章风气的变化，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不能任其长久发展。诏令根据张公的意见告谕学者。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育在皇帝面前激烈争辩。张公将要应对时，贾昌朝派人约他，想让他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吴育。张公愤怒地斥责来人说：“这种话为什么要传到我这里来！”应对时，他极力评论二人的邪正曲直。然而吴育最终还是被罢免，由高若讷代替。

译当时将举行郊祀，但费用还没有准备齐全，朝廷内外都以此为忧。宰相想借此使张公陷入危险，又授任他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张公任三司使不久，便因办事有成而闻名，仁宗非常高兴。直到今天，三司先在郊祀前奏报费用准备完毕，大概就是从张公开始的。此前三司使王拱辰请求专卖河北盐，法令已经制定，却还没有下达。张公见皇帝时问：“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是什么原因？”仁宗惊讶地说：“只是开始制定法令，并不是再次实行。”张公说：“周世宗专卖河北盐，违反禁令的人动辄处死。世宗北伐时，父老拦在道路上哭诉，希望把盐税平均并入两税钱中，同时放宽盐禁，世宗答应了；如今两税中的盐钱就是这件事，难道不是再次实行盐专卖吗？况且现在还没有实行专卖，契丹却常常偷运贩卖不止。如果实行专卖，盐价就会上涨，契丹的盐会更加畅销，这是替我们聚集怨恨而让敌人获利吗？契丹盐越来越多，非用兵不能禁止。边境一旦发生嫌隙，所得利益能够补偿用兵的费用吗？”仁宗恍然大悟，说：“你和宰相共同把这件事停止。”张公说：“法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百姓已经家家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废止，不能由有关官署自行发布。”仁宗非常高兴，命张公秘密起草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继到澶州拜迎诏书，并举行七日佛老法会，以报答皇帝的恩德。并且把诏书刻在北京，直到今天，父老经过刻石下面时，一定叩头流泪。南京鸿庆宫建成，安奉三圣神像，朝廷应当派遣执政大臣，却特意命张公担任礼仪使，乡里都以此为荣。仁宗于是想任用张公，但张公以眼疾极力请求离职，于是加授端明殿学士，让他回到本院，兼判尚书都省，并兼领银台司、审刑院、太常寺的事务。庆历年间，卫士夜间翻越宫墙作乱。仁宗早晨把这件事告诉二府，认为贵妃张氏有护卫皇帝出行的功劳，枢密使夏竦倡议应当寻求尊崇贵妃、使她异于常人的礼仪，宰相陈执中不知如何处理。张公见陈执中，说：“汉代冯婕妤曾亲身挡在猛兽面前，也没有听说因此有特别尊崇的礼制；况且皇后尚在，却尊崇贵妃，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如果真的实行，天下的毁谤议论必定集中到您身上，您终身也无法洗清。”陈执中惊惧醒悟，敬慎地听从张公的话而停止此事。张公修订宗正寺的玉牒，补缀散失残缺，编成数百卷书。自从在陕西以西用兵以来，公私都困乏，士大夫争相谈论增加财富、节省费用的方法，但大多没有抓住要害。张公从任谏官、御史中丞到三司使，都为皇帝精细地说明这些问题。一天，仁宗驾临资政殿，召见两府和侍从，赐座，并亲自下诏询问天下事务。张公退朝后在禁林值班，这天有诏令封闭院门。张公起草制书后，又分条答复皇帝所问的数千字，半夜时与制书一同上呈。仁宗惊异，又亲自下诏单独策问张公。第二天，张公再次写出数千字，大意说：“太祖平定天下，用兵不过十五万人；如今有一百多万，却还说军费不足。自祥符以来，各项事务逐渐废弛，专门采取姑息政策，渐渐丧失祖宗旧制。取士、任子、磨勘、迁补等制度已经败坏，任用将领、供养军队，也都不合旧有法度。国家费用既然困窘，政令便一味从权，大商人和奸民乘机谋利，茶、盐、香、矾等专卖制度也因此混乱了。这些是国家治乱盛衰的根本，不能不赶快治理。”张公既熟悉历代制度的损益变化，又完全了解祖宗的法度，详细陈述其始末以及盈亏形成的原因，并说明当今应该补救和施行的方略。文章末尾又论述说：“古今治乱，在于上下之间的离合。” 近年来，朝廷颇多引用轻浮险僻的人，把他们安置在谏诤言论的职位上；违背正道以求声誉，把能言善辩当作贤能。朝廷内部有台谏，朝廷外部有监司，下至胥吏、僮仆，都可以构陷危害自己的上司。将相公卿等资历深、地位高的人，全都争相屈身来收买后辈的礼遇；有不这样做的，诽谤毁谤便随之而来，他们惴惴不安，只怕不能免祸，哪里还有时间舒展心志、为国家建立功业呢？这种风气不改变，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时候。”皇帝更加惊异，写下“文儒”二字赐给张公。一个多月后，皇帝驾临迎阳门，召见两制和近侍，又赐下问题说：“我的过失、国家的奸邪蛀虫、朝廷中的奸佞谄谀，都要直言说明它们的情况。”唯独把张公引到御榻附近，秘密询问他，并且透露将要重用他的意思。张公叹息说：“揭露别人的隐私，把人逼入险境而乘机夺取利益，我不做这种事。”最终没有说什么。张公刚直简约而自信，不顾毁誉，所以小人想方设法要中伤他。恰逢三司判官杨仪因有所请求而获罪，张公因为与杨仪交情深厚，便被牵连罢职，出任滁州知州。不到几个月，皇帝醒悟过来，恢复他端明殿学士之职，任江宁府知府。第二年，加授龙图阁学士，升任给事中，任杭州知州。张公一生学习道术，内心虚静专一，所以所到之处都不用多言便能治理好。离任后，人们必定思念他。张公在杭州遭逢太夫人丧事，服丧期满后，凭原职回朝。任判流内铨。他上言说京畿赋税太重，不是用来向天下示范的办法。这一年郊祀赦免时，减免京畿赋税三分之一，于是成为定制。秦州叛羌截断古渭路，统帅张▯发兵讨伐敌人，副总管刘涣却不接受命令，二人都被罢免。授张公为侍读学士、秦州知州。张公极力辞谢，不肯接受任命，说：“刘涣与张▯之间有等级关系，如今二人互相申诉却一并罢免，统帅就无法任职了。”张▯因此得以不被罢免。任张公为礼部侍郎、滑州知州，改任户部侍郎，调任镇守西蜀。当初，李顺在甲午年叛乱，蜀人一直记得这件事，到这时才因此忧虑。转运使代理州府事务，西南夷中有邛部川首领，胡乱说蛮贼侬智高在南诏，准备来侵犯蜀地。代理州事的是个妄人，听到后大为惊恐，调兵驻守边郡，又增加征调额外弓手，发动百姓筑城，使他们日夜不得休息。百姓非常惊扰，争相迁入城中居住；男女婚嫁不再按年龄，低价出售粮食布帛换取金银，然后把金银埋在地下。朝廷听说后，调陕西步骑兵戍守蜀地，兵器军队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诏令催促张公出发，并允许他便宜行事。张公说：“南诏距离蜀地二千多里，道路险阻不通；其中各族杂处，彼此并不隶属，怎么能发动大军让侬智高来侵犯我们呢？这一定是妄言，臣应当用镇静来安定局势。”途中遇到戍卒和军械，他便把他们遣返回原境。又下令给邛部川说：“敌人来了我自会抵御，妄报此事的人处斩。”于是把所有屯驻边境的军队召回，遣散弓手，停止筑城工程。恰逢上元节观灯，城门全部开放，夜里也不关闭，蜀地于是大为安定。后来查出邛部川中最先策划此事的译人，将他处死并把首级悬挂在边境，把其余同党流配到湖南，西南各族大为震动。在这以前，朝廷俘获了侬智高的母亲和儿子，留着没有杀，想借此招降侬智高；到这时才依法处死。

译又以三司使的身份召回京城。他上奏请求废除蜀地横加的赋税四十万，减少铸造铁钱十余万，蜀人至今还记载这件事。当初张公主管京师财政时，京师有三年的粮食储备，马粮还超过这个数量。到这时，马粮只够一年，粮食也减去了一半。于是他上言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说的陈留，是天下四通五达的要冲，不像雍、洛那样有山河险要可以依靠，只是依仗重兵来建立国家。军队依靠粮食，粮食依靠漕运。汴河控制连接江淮，南海的物资利益都由此汇集。天圣以前，每年征发百姓疏浚汴河，所以河道能够在地中通行。有个张君平，因为疏导京东积水，开始停止征用汴河纤夫。后来浅薄妄见的人争相把削减费用和劳役作为功劳，河道一天比一天淤塞。如今仰头看这条河，已经不是祖宗时代的样子了。”于是绘制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在皇帝面前读张公的奏疏，直到白天漏刻结束十刻，侍卫都疲惫得斜倚而立，仁宗长叹称善。富弼说：“这是国家财政的根本，不是普通奏疏。”所有建议都依照所奏施行。富弼退下后对张公说：“自庆历以来，关于食货的公议已经很详尽了，朝廷每当有所损益，必定把您的奏疏作为议论的依据。凡是任命主管财政的人，从来不敢先于您。”后来不到一年，京师便有了五年的储备。升任吏部侍郎，又以眼疾请求外任，升任尚书左丞、南京知府。不久以工部尚书身份任秦州知州。当时亮祚正骄横僭越，检阅士卒战马，在筚篥城以西筑堡，压迫秦州边境，所属百姓都逃入山林躲藏。张公立即挑选整顿将士，声称要出塞，实际上只是检阅军队并未行动。敌人最终没有到来，进言者便借此弹劾张公，说他没有敌人却轻率出兵。宰相曾公亮在朝廷上公开替他辩护，说：“军队没有出塞，怎么能说是轻率出兵？张公难道是轻率的人吗！敌人所以没有到来，是因为我方有防备。有了防备而敌人不来，却反而以轻率出兵罪责他，那么边臣从此就不敢事先做好防备了。”议论者这才心服。当初任命张公为秦州知州时，有诏令让他连任，并准备授任宣徽使。议论者想借此阻挠他，张公笑说：“我对于死生祸福，从来没有选择过；宣徽使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极力请求解除任命，再任南京知府。封为清河郡公。英宗即位，升任礼部尚书、陈州知州。经过京城时，留任判尚书都省，请求任郓州知州。辞别皇帝时议论天下事务，英宗叹息说：“学士难道可以离开朝廷吗！”张公极力请求出任，于是加授侍读学士，调任定州，又请求回乡奉养母亲，改任徐州知州。英宗多次想召张公回朝，但身边没有替他说话的人。一天，英宗对执政大臣说：“我在藩邸时，见过他的《刍荛论》和应对策问的文章。近来的代皇帝起草诏令之臣，从来没有符合我的心意。如果让他担任掌管典诰的职务，也是国家的光彩。”执政大臣这才开始奉诏授张公为翰林学士承旨。皇帝询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要领，张公以简易、诚实、明达回答，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皇帝不知不觉靠近座席说：“我过去奉召入朝时，远望侍从大臣，认为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如今却不是这样。听了学士的话，才知道朝廷中还是有人才。” 胡宿被罢免枢密副使后，皇帝想让张公代替他，但执政大臣请求任用郭逵。英宗把这件事告诉张公。张公说：“自庆历以后，提拔任用二府大臣，必定要同中书省共同议定，臣只知道侍奉君主而已。”于是升任刑部尚书。英宗身体不适，学士王圭本应值班却没有被召见，皇帝召张公到福宁殿。皇帝倚着几案不说话，赐张公坐下，拿出一幅纸，上面写着八个字：“来日降诏，立皇太子。”张公高声说：“一定是颍王，他是嫡长子而且贤能，请把他的名字写上。”皇帝强忍疾病，亲自写好交给张公。张公起草诏书后，不久又充任册立皇太子的礼仪使。神宗即位，在侧门召见张公。张公说：“仁宗去世，安葬过于厚重，超过礼制，公私都因此骚扰，请求减省。”皇帝说：“奉祀先帝的事可以减省吗？”张公说：“遗诏本来就说要按照先帝的遗志办理，这才是天子的孝道。”神宗叹息说：“这正是我的心意。” 张公又上奏说，百官升迁品秩，恩典已经过于优厚；如果赏赐又采用嘉▯年间近来的惯例，恐怕国家财力不能支撑，请求只追用乾兴年间的成例就够了。皇帝听从了，节省费用十分之七八。升任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参知政事吴奎与他争辩，皇帝想罢免吴奎。张公恰好入对，皇帝说：“吴奎被罢免后，应当由你代替。”张公极力推辞。皇帝说：“你历经三朝，从不阿谀依附，左右近臣没有人为你事先引荐，可以说是独立杰出的人了。先帝已经想任用你，如今又为什么推辞呢？”张公说：“韩琦长期请假在家，本意是保全吴奎；吴奎免职后，韩琦一定不会再起用。韩琦的功勋属于王室，希望陛下恢复吴奎的职位，并亲自下诏晓谕韩琦，以保全君臣始终的情分。”皇帝长久叹息，随后拿出一张小纸说：“吴奎身为执政，却弹劾中书省，竟把朕的手诏说成内批，拿着三天不肯下达；不把他罢免，可以吗？”张公又像先前一样论说。皇帝听从了，赐给韩琦诏书，内容依照张公所言。过了很久，韩琦坚决请求离职，皇帝夜里召张公商议。张公再次申述先前的意见。皇帝说：“韩琦的志向不可改变。”张公于是建议应当用两镇节钺加以优宠，并且空置府署以表示还要重新任用韩琦，皇帝采纳了。皇帝当面任命张公为参知政事，张公以母亲患病为由辞谢。皇帝说：“接受任命来安慰母亲的心意，也许她的病会好转。”这天晚上，皇帝又诏令知制诰郑獬到内东门别殿，告诉他任用张公的意思，制诰的文辞全都出自皇帝旨意。诏书发出后，张公因母亲患病请假，皇帝召他应对，命人押送他到中书省。御史中丞一职空缺，曾公亮想任用王安石，张公极力论说王安石不可任用。没过几天，魏公去世，皇帝叹息不止，命近侍及内司宾每天前去慰问，并空出职位等待张公。不久下诏起用张公，他上了四道奏章才获准免除。服丧期满后，因为王安石对他不满，授任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入朝觐见时，请求在南京任留台。皇帝想任命他为宣徽使、修国史；不行，又想任命他提举集禧观、判都省。皇帝想方设法挽留张公，张公都极力推辞，于是任陈州知州。当时正设置条例司，推行新法，大体上是想增加财富、强化军队。张公在辞别皇帝时，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言辞都深切而严厉。他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军队就像火，不加节制就会自焚。如果不停地推行新法，最终必然有倾覆船只、自我焚毁的忧患。”皇帝一向敬重张公，并不因他的话而恼怒，说：“能不能再留一段时间？”张公说：“退朝后我就要出发了。”皇帝也感到惆怅。

译到达陈州时，陕西正用兵，庆州士卒叛乱，声势震动关辅。京西漕司发文，命捕盗官带兵会合所属州县，白刃横陈于野外，百姓大为惊恐。张公扣下这道文书不执行，并上奏朝廷。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守臣不应当这样吗？遇到事情才看得出人的品格。”诏令京西军队各自回到原来的驻地。当时官吏正把苛刻察究当作能干，稍有不合心意，便设立机构审讯治理；一个州甚至有几起案件，追捕押解数千里，死者很多。张公把这件事上报。诏令制定条约，下达各路。当时监司都是新进之人，迎合时势、兴办财利，长官起初也不能参与其事。张公说：“我老了，向来不能奉承侍奉别人，还是回去吧，以保全我的志向。”于是极力请求留台职务后退休归去。不久，又任陈州知州。闲暇时坐在西轩，听到外面修筑墙垣的声音很大，便问：“百姓在修筑嘉应侯张太尉的庙。”张公说：“巢贼使天下动乱，赵▯凭一座孤城奋力作战，保卫这个州、抵御大患；这样的人如果不祭祀，那么张侯又算什么呢！”于是命人夷平嘉应侯庙，在佛寺中建立赵侯祠。不久改任南京知府，并且命令入朝觐见。张公没有等待次序，便在前殿应对。他说：“先帝曾说，卿不结交朋党，退朝后关闭门户，终日没有一个客人。”皇帝命他坐下，赐茶。不久授任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尉，判应天府。张公说：“宣徽使不是寄禄或虚衔，不会轻易授予；臣请求到乡郡任职以求便利，却得到这个职位，恐怕会开启侥幸求进的道路。”皇帝说：“朕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改任判青州，张公请求免任。皇帝在延和殿赐张公坐下，问：“祖宗抵御外族的策略，哪一种最好？”张公说：“太祖不劳心于长远的谋略，像夏州的李彝兴、灵武的冯晖、河西的折御卿，都依靠当地酋豪，允许他们世袭，所以边境没有事变。董遵诲守卫环州，郭进镇守西山，李汉超保卫关南，都有十多年；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放宽文书法令的约束，而很少派遣军队。各位将领财力充足，威令能够施行，间谍精明审慎，官吏士卒听从命令，敌人进入的地方总能预先知道，便集中兵力抵御，没有一战不胜。因此用十五万人取得了百万人的功效。太祖一世，边境没有震动，天下安乐。到了太宗平定并州，想要接着夺取燕、蓟，从此每年都有契丹的忧患。曹彬、刘廷谦、傅潜等数十次交战，各自损失士卒十余万。又把李彝兴、冯晖的族人迁入内地，继迁发生变乱，三边都受到骚扰，朝廷这才开始废寝忘食。真宗礼待赵德明接受归附，以及澶渊之战取胜后，便同契丹订立盟约，直到今天百姓都不知道战争，可以说是盛大的德政和功业。祖宗的事情，大略如此，也可以作为鉴戒。近年边臣提出开拓疆土的主张，都是行险求侥幸的人，想把天下安危押上一注来试验；事情成功，他们自身得到利益，事情失败，却由陛下承担祸患，不可听从。” 皇上说：“庆历以来的事，你知道吗？元昊最初称臣时，应当怎样对待他？”苏公说：“臣当时任翰林学士，起草誓诏、封册，都是臣的职责。”于是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始末。皇上惊讶地说：“你那时已经是学士了，真可以说是有旧德的老臣啊。”当时契丹派遣泛使萧禧来朝，皇上问：“虏人的意图在哪里？”苏公说：“契丹自从同中国通好，安于接受供养，官吏士卒骄惰，实际上不想用兵。从前萧英、刘六符来时，仁宗命二府在殿庐设宴，与他们交谈。萧英很是泄露了契丹的内情，刘六符用眼色示意他。萧英回去后，最终因此获罪。如今萧禧是狡黠的虏使，希望依照旧例，让大臣同他商议，但不要降低皇帝的尊严，同虏人当面争辩。”皇上说：“我想到庆历再次议和以后，中国不再作充分的善后准备，所以整治军备，只是为了应付战事罢了。”苏公说：“所谓应兵，是说兵祸已经形成之后才用兵；在事变尚未形成时消除它，才是最好的办法。”苏公每次告辞，皇上总是拖延挽留，三次更改他的归期。后来下诏让苏公回翰林院供职。萧禧到来后，借河东边疆之事为由，皇上又拿这件事询问苏公。苏公说：“嘉▯二年，契丹使者萧扈曾经说过此事，朝廷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皇上命馆伴使王洙责问萧扈，萧扈不能回答。王洙把相关条目记录下来，交给萧扈带回去，并把王洙的文稿上奏给皇上。萧禧将要辞行时，傲慢地躺在驿馆中不起身，执政大臣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苏公的班次在二府之后，便在朝见时对枢密使吴充说：“萧禧不立即离开，就让主管官员每天给他送供给，不要过问；同时让边境官吏把原因檄告契丹境内，也就可以了。”吴充上奏采用了他的建议，萧禧当天便离开了。授任中太一宫使。入朝进对时的礼仪和班次，完全同执政大臣相同。苏公在朝中虽然没有具体职务，却常常提出建议。皇上几次想废除或改易汴渠，苏公说：“这是祖宗建立国家的根本，不能轻率议论。漕运道路一旦阻塞，军队靠什么取得粮食？那样朝廷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若不是老臣，谁敢说这样的话？” 自从王安石执政，开始解除铜禁，奸民每天销熔铜钱铸造成器物；边关和海舶也不再查禁铜钱外流。因此中国的铜钱日益损耗，而西南、北方三国的铜钱都堆积如山。苏公极力论述其中的危害，请求责问王安石：“把历朝累积的法令典章中那些用来保卫国家、便利百姓的制度，一旦全部削除，究竟是什么用意？” 有彗星出现在轸宿，皇上下诏征求直言。苏公上疏论述导致灾变的原因，人人都因此恐惧战栗，皇上都宽容接纳了这些意见。苏公请求离职更加坚决。皇上说：“你在朝中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好恶吗？为什么急着要离开？”苏公说：“臣一生从未同人结仇，只是想回乡养老罢了。”皇上知道不能留住他，于是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判应天府。皇上说：“我起初想让你和韩绛共事，但你们论政意见不同；又想任命你为枢密使，但你在军事问题上的意见又不同。你接受先帝临终的任命，最终竟没有办法符合我的心意吗？”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并赐给他与曾任宰相者相同的腰带。

译高丽使者经过南京，地方长官按例应当迎送。苏公说，臣的班次同二府相当，不可为陪臣降低身份。皇上下诏只派少尹前往，使者见到苏公后惊恐战栗，不敢抬头仰视。朝廷出兵征讨安南，苏公认为，调集西北的壮士和健马，抛弃在那里不用而投入南方，后患将多得说不尽；即使是社稷之福，也会使老弱士卒疲惫、耗费钱财，最终无功而返。于是他论述交趾的风俗同其他夷族不同：自建隆以来，吴昌文、丁部、黎桓、李公▯四次改换国姓，都是凭借大将篡位建立政权，有唐末五代藩镇互相倾夺的风气；这是可以谋划攻破的。于是分条上奏九件事。熟悉蛮族事务的人都佩服他的精细简练。军队回来后，果然如他所说。新法已经把坊场、河渡卖掉，司农寺又把祠庙一并出售；官府得到钱后，任由百姓把庙宇当作商铺。庙中侮慢神灵、污秽践踏，无所不至。苏公说：“宋朝是王业的根基所在，又以火德为王；阏伯封在商丘，主管大火；微子是宋国最初的封君。这两座祠庙，难道唯独不能免于出售吗？”皇上震怒，批示说：“慢待神灵、辱没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天下的祠庙都不得出售。苏公想到自己将要老去，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皇上，论事更加恳切；谈到军事、甚至引发狱讼时，尤其反复深切地进言，说：“老臣将要死去，到了地下见到先帝，也就有话可以交代了。” 皇上因此受到感动。到了永乐之败时，很是想起苏公当年的话。苏公不断请求告老，授任东太一宫使，退居私第。他又上奏章数十篇，授任太子少师，以宣徽使身份致仕。官制实行后，宣徽院被废除，唯独命苏公仍按旧制兼领宣徽使。今上即位，执政大臣便罢免了苏公的宣徽使，以太子太保身份致仕。元▯六年，皇上下诏恢复设置宣徽使，于是命苏公复任南院使；他上四道奏章辞谢，不接受任命，皇上用玺书嘉奖他。这一年十二月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讣告传来，皇上停止临朝视事一天，特意追赠司空，在苑中为他穿丧服，并授予他的五位亲属官职。太皇太后面对辅臣赞叹他的忠诚正直。苏公遗命不要请求谥号，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求，皇上下诏命有关部门议定谥号为“文定”。他娶马氏为妻，马氏是太常少卿马绛的女儿，追封为永嘉郡夫人。四个儿子：邦彦任大理评事；邦直、邦杰任太常寺太祝，都在苏公之前去世；恕如今任右朝散郎、通判应天府，诚信厚重、敦厚勤敏、专心求学，朝廷几次想任用他，但因为苏公年老，不忍让他离开身边，便下诏听任此事。三个女儿：长女嫁殿中丞蔡天申，次女嫁右朝奉郎王巩，最小的已经出嫁又回来了。孙子四人：钦咨、钦亮、钦弼、钦宪。孙女三人，都还年幼。苏公晚年自称乐全居士，有《乐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乐书》一卷。神宗曾亲笔赐书说：“你的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的风范；其中书写典诰的文章，无可超越，西汉的文章也比不上。” 同他交往的人有范仲淹、吴育、宋祁三人，都敬重又畏惧他，说：“像山一样不可动摇，安道也有这种品格。”晚年他同苏轼的父亲苏洵交游，谈论古今治乱以及当时的人物，意见都不约而同。苏轼和弟弟苏辙因此都得以出入他的门下。苏轼曾为他编次文章并评论说：“孔北海志向远大而议论高明，功业没有显现于世，但那种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成为一时人的宗仰。他评论盛孝章的文章、写给郗鸿豫的书信，慷慨激昂，具有刚烈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我标榜，但他洞察事理、成就事务的才姿，综合考察名分与实际的用意，都自然显现在言语中；到了《出师表》，文辞简约而意尽，直率而不放肆，言论多么伟大啊！它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侍奉君主为说的人所能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看到全部，苏公大概可以同他们相比吧？唉，士人已经很久不肯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了！他们的言语并非不精美，处理政事、从事文学也并非不敏捷博学；然而到了面临大事时，很少有人不忘掉自己的原则、失去自己的操守，这是因为器量狭小。苏公还是布衣时，就已经高大挺拔，具有公卿辅弼的声望。从年轻出仕到老年归去，他从未用言语迎合外物，也未曾用脸色向人求取，即使面对君主，也一定在意见相同之后才进言；毁誉不能动摇他，得失看得一样，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大臣以道事君’。世道久远，道术离散，即使志士仁人有时也稍稍降低志节以求被任用，唯独苏公凭借勇往直前的气概，实行正大之言，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舍弃我，就退藏不出。’ “他不寻求迎合君主，所以虽然尊贵却没有被充分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能尽展其才；他也不寻求迎合士大夫，所以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然而一旦谈到天下的伟人，就一定把苏公列为第一。”世人认为苏轼说得知晓事情的真相。苏公刚任谏官时，推荐刘夔、王质代替自己，二人当天就得到提拔任用。贝州军队叛乱时，皇上想派苏公出征，他推荐明镐代替自己，皇上立即任命明镐为将，贝州于是平定。熙宁年间，苏轼将要到陈州去拜见苏公，宰相曾公亮对苏轼说：“我受到张公的知遇，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位，是张公的恩德。”苏轼把这话问苏公，苏公惆怅了很久，说：“我秘密推荐曾公亮，没有人知道，难道是仁宗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吗？”苏轼由此知道，苏公虽然不被世俗所容，但君主信任他，原来就是这样。苏公的性情同大道相合，领会了佛、老之学的精妙。他临终那天，神色凛然，和平日一样；有星星坠落在北窗外。去世时，红色的气从寝室升起，乡里人望见后都惊异不已。元▯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县永安乡仁孝里。他的儿子恕拿着王巩所写的墓志状来请求铭文。铭文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士人以自重为贵。是别人来求取我，不是我去求取别人。自秦汉以来，士人卑贱而君主放纵。区区仆臣，只把能够取得职位当作喜事。追逐功名利禄，以躲避诽谤毁谤为务。我看他们的自身，就像在夏日田畦中劳作。纷乱琐碎，千年来一模一样。上天怜悯下俗，于是异人出世。生下了我家苏公，有龙的文采、凤凰的姿态。他如鸟飞翔于千仞高空，世人却要挽留他。浩然正直地向前，有阻碍就停止。放开来如江河奔流，汇聚起来如池沼深广。三位圣主庄严肃穆，如天高远，如渊深沉。前席相接只为谈论义理，见到狄仁杰便加以冠礼。难道是不任用苏公吗？是他的道同君主不相契合。他只显露出余绪，就已经惊动世人。苏公的才能，我不敢说自己能够了解。愿他乘云驾风，同浩瀚无边的天地相约。唉，上天何时再生出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作这篇铭诗，用来告示王国。” ●卷八十九 ◎墓志铭十二首 【已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代张文定公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