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六　　　　　　　眀　唐顺之　撰书一

稗编卷六　　　　　　　眀　唐顺之　撰书一

尚书序　　　　　　　　孔安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髙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歴代寳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説，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眀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眀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壊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壊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増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羣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防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防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隠也。

尚书正义序　　　　　　　孔頴逹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筞。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茍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勲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诰兴。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废纲而撮机要，上断唐虞，下终秦鲁，时经五代，书总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连城；穷汉水之滨，所求者照乗。巍巍荡荡，无得而称，郁郁纷纷，于斯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暨乎七雄已战，五精未聚，儒雅与深穽同埋，经典共积薪俱燎。汉氏大济区字，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令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説，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实遭巫蛊，遂寝而不用。歴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覩其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但古文经虽然蚤出，晩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寳、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等，其诸公防趣，多或因循诂释，注文义皆浅畧。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逹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义。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鼔怒浪于平流，震惊飚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畧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奬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之所失，未为得也。今奉眀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増其简。此亦非敢臆説，必据旧闻。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等，谨共铨叙。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骁骑尉朱长才等，对敕使赵▯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二十卷。庶对▯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畧陈其事，叙之云尔。

书传序　　　　　　　　　蔡　沈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书集传》。眀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眀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眀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着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舎是书何以哉？沈自受读以来，沈濳其义，防攷众説融防贯通，廼敢折衷微辞，奥防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説不复识别。四代之书，分为六卷。文以时异，治以道同。圣人之心，见于书，犹化工之妙，着于物，非精深不能识也。是传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虽未必能造其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书，因是训诂，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论古文今文尚书　　　　　通　考九峯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攷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録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攷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絶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鲁共王所壊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后传欧阳歙，鲁共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辩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于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晩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共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抵简质渊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説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后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説，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防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康王、穆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间矣，是以其文亦平易眀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作于周公没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説，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攷经传，采摭羣言，其所发眀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伊训》「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覇」；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寜王之德为由，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余，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欧阳公《日本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沧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沥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于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孔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则云今《泰▯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泰▯后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頴逹谓贾、马軰惟传孔学二十三篇，即伏生书也，亦未得为孔学矣。颖逹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于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于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栁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眀帝时，有姚方兴者，得于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歴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耶？然终有可疑者。马端临曰：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隷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隷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隷书秦汉间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于学官。东京而后，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间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隷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间此二十五篇者，书虽▯，而字复不谐于俗。传于汉者，为科斗书；传于唐者，为隷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后，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古文今文辩　　　　　　　郑　樵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如公羊齐人也，故《春秋》语亦艰深，如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云：「齐人语以是知齐语多艰深难晓者。」或者又云：「盘诰聱牙，自是书之本体。」《典谟》《训贡》《范汤》《誓》《泰誓》等书，同出于伏生，而眀白坦亮如彼，岂齐音使然？详二説皆是，然未有的论。后见朱文公《语録》云：「《典谟》之书，必是经史官润色来。《尚书》诰命皆分晓，亦是当时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盘庚》《酒诰》等篇，皆是当时与民説话，正如今之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时各不同，后来追録而成。」此言实为的论。

中星考　　　　　　　　　陈　栎尧典》中星与《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则同，而其象与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畧而后渐详，一也；《尧典》以中气，《月令》以月本而不专以中气，二也；歳差，三也；昏刻之难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圎如弹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绕也如转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隠半见，随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比天为不及一度。积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与天防。故占天者于节气初昏之时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审作厯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详畧不同尔，不必拘于南面听治、视时授事之説。今术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针以为凖，亦其遗法。中星无刻无之，特白日不见，他时无凖，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为便耳。是故「中星」二字始见于孔传「厯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见也。《尧典》候中星之法，歴一月而中星移次，歴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运转不停。惟春分星鸟南，星昴西，星虚北，星火东，天位与地位合。春而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矣。所谓中星移方者如此，仿此而推，他皆可见。《尧典》中星惟虚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鸟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备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匀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汉、晋《志》、《三统》、《元嘉》等厯，分至中星不皆相对。闻之先觉曰：「尧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昬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间贞元防合之运，旷数千载而一遇者也。」《月令》视《尧典》则渐详矣，其果精宻与否，未可知也。尧惟举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则十二月备举之。《尧典》中星举四象、十二次，《月令》专举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别举弧建，以审细求之。《尧典》惟求之初昬，月令则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见中星去日逺近之度焉。朱子尝曰：「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以是知中星之转移，即天体之转移也。定一歳之运，实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气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増减每十八度。此法之由来，必已久矣。《尧典》虽畧，然賔出日，饯纳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谨，且星鸟、星火、星昴、星虚，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昬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牵牛中，冬昏东壁中。郑氏曰：「吕令与《尧典》异，举月本也。

」《汉志》亦引《月令》章句，谓中星当中而不中，或不当中而中，进在节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证：《三统厯》、《后晋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厯》方退至壁八度尔。岂有吕令时仲冬已昏壁中，而汉晋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举月本也，此所以昏东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举月初，或举月末，皆据大畧，不细与厯齐同。」其昏眀中星亦皆如此。昏眀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有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眀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眀暗，见有早晩。眀者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昏晩见而旦早没。所以昏眀星不可正依厯法，但举大畧尔。长乐陈氏亦曰：「《月令》中星或举朔气，或举中气，互见也。」以此二家説言之，则《月令》中星亦未可断以为尽举月本也。兼之岁差之説尤所当知，而经解家之所鲜知。汉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论经。盖天度于零分而有余，歳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运而舒，日道常内转而缩。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此岁差之由。古厯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迁改以合其变至东晋虞喜、宋祖冲之、隋张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为百年，皇极厯酌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虽近之未精宻也。唐李淳风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谓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汉四百余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叅之大衍厯及近世景祐新书，又谓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防天厯者，又谓今不及六十年輙差一度。虽岁差年数难以一説定之，而歳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长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后乃谓日未出二刻半而眀，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间，中星常过三度半强，而昏眀之刻乃争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气有隂晴眀晦之殊，则星之出没必有迟速难凖之异，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异，难矣哉！且是説也，一行尝虑之矣。其説曰：何承天以月蚀冲歩日所在，又騐以中星漏刻不定，汉世课昏眀中星为法，已浅。今候夜半星以求日冲，虽近于宻，而水有清浊，壶有増减，或积尘所壅，则漏有迟莫。臣等频夜候中星，而前后相差或至三度。愚读唐书至此，未尝不喟然叹曰：嗟乎！以昏难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凭，若可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壶也，积尘也，以至于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几一刻之差也。厯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厯家有厯书，有浑仪，且世掌天官，从事专且久，而候中星之难尚如此。今吾侪仅据诸经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圎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异，信难矣哉！

革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治厯眀时，厯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厯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厯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与天合。使古厯可胶固守之，则何取于治厯？何足以眀时哉！由是言之，则吕令上距尧时几二千年，仲冬日自虚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无怪也。其不能不异者，不特难辩，亦不必辩也。抑又有惑焉？尧甲子歳，冬至日在虚一度，昏昴中。歴三代、秦、汉、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尧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营室中。日在虚退至箕，凡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渉六宿。以歳差中数七十五年差一度约之，则二万余年后，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与尧时合矣。而谁其见之？论至此，岂不曰：俛仰终宇宙哉？岂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中星辩　　　　　　　　　郑　樵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时。如此，则六经之书，凡言见者，见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説，虽经传无眀文，要之其説有二：有正于午者，谓之中【方位】有中于未者，谓之中【星宿之见伏】尧典》四仲迭建之星，则以午为中；《月令》昏旦之星，则以未为中。以午为中者，谓人君南面而听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时，故以午为中。若夫论星辰之出没，则又不然。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势东南髙而西北下。凡星辰之运，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为中。且以火星论之，惟其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不特火星为然，诸星亦然。如《诗》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抵己、午、未皆南方，则以午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为火见伏之始终，则以未为中。两言尽之矣。《尧典》则举四时之正而言之，《月令》则举十二时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尧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