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四明唐顺之撰春秋四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四明唐顺之撰春秋四

即位谨始例　　　　　　　胡安国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当国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策。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缘民臣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于是改元，着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防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夀受其父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褒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由是不睦。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也。又特于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防诸侯，以列国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奉承王命，不与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国本不摇，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髙之势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圣人莫能修之。」谓此类尔。

辩嗣君逾年即位　　　　　章俊卿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逾年即位为正，非也。不知圣人所书正以讥非礼，且启祸乱之门也。在礼，天子崩七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称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诸侯薨五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称公，以示一国之有主也。观《书》《顾命》及《康王之诰》曰：「乙丑，王崩。齐侯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毕公率四方诸侯执壤奠，羣公既已听命，相揖逊而出。王释冕，反丧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礼也。夫成王崩，齐侯必逆元子钊入翼室，居忧以为天下宗主。及既殡，遂麻冕黼裳称王，受册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诸侯之奠贽，作诰报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释吉凶之服，行丧礼。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间，已行即位之礼，斯周公之旧典。夫子定《书》，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岂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为未可哉？盖以大位奸邪之窥，名号不早正，则窥伺夺嫡之祸作矣。岂惟天子则然？方周公薨丧未逾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称公以兴师，盖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礼丧乱，始有逾年即位之制。其未逾年也，天子不称王，诸侯不称公，名之为子。故平王以隐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来求赙奠，虽逾三时，不称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来求金，虽逾年，犹不称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犹称子，则异乎康王嗣天子之礼也。鲁庄公薨于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称子；文公薨于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称子；襄公薨于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称子。其他列国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説卒，其夏襄公称子防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卫侯燬卒，其冬成公称子盟于洮。如此之类，异乎伯禽嗣诸。侯之礼矣！呜呼！一人之家，不幸丧其主父，不有家督以为之主，则豪奴悍婢与其他人窝其私藏，谋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无君乎？方先君不幸，逾年而后正嗣君之位号，何以絶觊觎之望，塞祸乱之门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庆父得以立闵而弑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弑赤，鲁以大乱。春秋之多变故，盖始于此也。使从周公之典，名位早定，岂至是乎？圣人于《春秋》所以书其逾年即位及嗣君称子者，皆着其变《周礼》而啓乱源也。近世苏氏读书《顾命》，康王之诰，反据汉儒记礼之説与《春秋》列国之制，谓康王以嘉服见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币为非礼，且曰：「使周公在，必不为此。」夫周公制礼，成康之君，召毕之臣，相与守之以为常制，岂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毕乃行之乎？行之非礼，夫子定《书》，乃取之乎？不知《书》之所以存《顾命》者，正以见《春秋》之非尔。盖苏氏不究《春秋》之防，故误为之说也。

论改元　　　　　　　　【欧阳脩吴　莱】欧阳脩曰：「呜呼！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古不以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昬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逺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亦未尝有法，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自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正伪纷杂，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吴莱曰：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闻改正朔矣，未尝闻改元也。然则商训称「元祀」，春秋书「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纪述之常体耳，将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为重事也。后之説春秋者，乃欲以改元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鲁隠公又改称元年。借令重在改元，何不袭称王者之年，傫数而明诏于人哉？抑鲁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茍或僭改，必宜诛絶于夫子之笔削，又反从而书之，独非拨乱反正之道乎？盖自古未尝有改元为是説者，特出于战国、秦、汉之间。周之既衰，秦与列国争称王，其初即位时，犹以诸侯之爵行国中国人皆称之曰「公」。及后以王自称，史官欲少异之，明其称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岂班班然播告于其国者哉？徒以书之载籍而已耳。何则？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称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称王，而汲冡竹书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后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称王也。此殆为史官者自志其国之事，犹春秋之于鲁史也。求其説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谓西伯在商纣世，亦尝称王，亦尝改元，其兆特因战国之秦、魏。秦、魏岂果以改元为王者之重事哉？説者恒曰：为国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庙以临羣臣，然后改元。然以之言告庙则可，临羣臣则可以，之言改元则未可。国君嗣位，定于初丧先君之终，即嗣君之始。若曰縁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丧自称曰「子」，国内民人之心系之久矣。将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庙之际，乃次第以书之。如太甲「祗见厥祖」，而「元祀」之文着于商训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书之以年则又系于一国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纪述之常体耳。然则何以变一为元？杜预曰：「人君即位，欲其体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説善也。而后之説《春秋》者自异焉，亦不合于《春秋》矣。

正朔总论　　　　　　　　郑　樵【后同】或问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厯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则汤武何以独异之也？曰：殷周之所以异其建者，上以明厯数之归已，下以示诸侯之从违也。汤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国之多，八百国之众，其从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违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独以正朔之异，尚以承天命之归已，以示人心之从违。是故服则缵禹政，则反商，独于正朔微有更易尔。初非各出其术以求异也。然则何以谓古之厯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详；五帝以来，岂无可传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防于天厯之营室，是颛帝之厯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则无非建寅矣。尝观《豳风·七月》之诗，述公刘后稷之事实，当虞夏之际，其劝相农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厯建寅之明验也。至汤建丑以首事，复建子以起数，而厯元亦不以立春为节，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与厯若与夏异矣。然《商书》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礼》曰：“正岁十有二月”，虽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厯修祠举事，仍按夏时，皆不自用其制。秦汉之建亥，亦犹是也，朝贺典礼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尝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尝建丑矣，未几而复建寅。唐肃宗亦尝建子矣，未几而复建寅。岂汤武能易之后人独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汤武易之为是耶？胡为不能以逺传？以汤武易之为非耶？胡为可亦行之一代而遂止也？盖尝论之，编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纪年始于汉之武帝。自武帝立年号以纪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万世而下，汤武复兴不能易也。何者？汉非用夏也，盖用古厯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为年号，有年号以明厯数之归已，以示天下之从违，虽易代之法不过如此，又何必复建子、建丑以为赘乎？此新莽、曹魏、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也。吁！孰谓武帝之智，犹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年号之意。汤、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创造子、丑。

六经正朔图夏正，寅正月【尧舜禹皆以建寅为正】周易》兊，正秋也。临【二阳】至于八月有凶。七日来。

复【一阳】书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尧】正月上日【舜】正月朔。

旦【禹】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涤塲【七月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大东诗】六月北伐【六月诗】十月之交，正月繁霜【注：以夏四月、八月非也。二诗出小雅，何以独用周正】春秋，以夏正记月，巡守烝享，用夏正。《▯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获礼记》月令季冬【十二月】待来岁之宜。周礼》凌人：正岁十有二月斩氷。正岁，简稼噐，修稼政。上春献种，中春始蚕。仲春以木铎修火禁【司烜氏：以为周正则不合时】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隂木【山虞】夏颁，秋刷【凌人】春搜，秋狝【大司马，皆夏正】▯人，筮人。汉武帝大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三祀十有二月朔，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汉正，以其年十二月朔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候，则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复建寅，三国魏明帝以黄龙见为得地统正，当建丑，遂以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复改建寅，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谏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注：为周正】十一月十二月。

亦可为夏正书一月【子】戊午【泰誓】一月壬辰【武成】四月哉生明【武成】为十有三年春，建子为春。春秋。春无氷。秋无麦。十月陨霜杀菽。皆周正也。以周正纪事。以夏时冠周日【先书春后书王正月】秋大熟未获【夏正】廵守烝享。用夏正【▯云云十月之交】诗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阳生于日，故曰日。此取七日来复之义也。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用周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乃夏正】周礼》《周礼》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冬、斩阳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为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时未尝改，岂有《周礼》不改四时，而夫子作《春秋》从而改之乎？正月之吉，始和【太宰，内宰，小宰】岁终【十月，亥正，岁月十二月，丑】唐肃宗上元二年十一月，以建子月为岁，不以数纪月。至明年建巳月，复称四月。秦正亥冬十月【月令季秋为来歳受朔】汉书》：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汉高、文、景、武之元年，朝贺典礼皆首十月。汉仍秦建亥，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书正月。凡史书冬十月为岁首，后九月为归余者，皆秦法也。

月令　有二来岁之文　季秋【九月】百县为来嵗【亥十月】受朔日则举秦建亥为岁首　季冬以待来岁之宜则明夏岁得四时之正七月诗有改岁卒岁之语，七月于一之日、二之日之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用夏正也矣。又于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用周正也【周礼旣记子以为正月，复杓寅为正岁】七月作于周，虽述夏正，终不忘周；月令作于秦，虽言夏正，终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大意也。左氏。左氏记《春秋》，犹班固之记《汉书》。周本建子，巡守烝享，皆用夏，与前代无异。但首事以建子月，左氏以《春秋》书「春王正月」，以为周正建子之月，则非也。汉用秦正朔，朝贺典礼，皆首冬十月。班固误记奏七月，五星聚东井，以为夏十月，则非矣。晦庵取《孟子》《尚书》之文以为据，又疑《诗》中月数不改，曰：“某向者疑其并行，若尚有疑，则不若缺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説，可知胷中亦无的论矣。”观当时必有两等语，一等以夏月记之，一等从当时便称，如《七月》周人之诗，纯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亥月也】乃周正；秦人月令之书，纯用夏正，又云“季秋为来岁受朔”，乃秦正。

周正考【时月皆周正】　　　　　　赵　汸春秋虽修史为经，犹存其大体。谓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皆从史文。传独释「王正月」者，见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则时亦周时。孔氏谓月改则春移，是也。后于僖公五年春，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记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又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皆以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啓闭之候，则仍夏时。其经书「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氷」「二月无氷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皆为记灾，可知矣。汲▯《竹书》有《周月解》，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其言损益之意甚明。经书「冬烝」「春狩」「夏搜」，以此盖三正之义备矣。而近代説者，徃徃不然。夫以左氏去圣人未逺，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战国之际，中国无改物之变，鲁未灭亡，传于当时，正朔岂容有差，而犹或有为异论者，何也？盖尝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据《商书》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曰「夏时冠周月」者，则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尝欲行夏之时也。按太史公记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盖「正」谓正月，「朔」谓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为岁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为岁首，而别用夏时数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详。《汉书·律厯志》据《三统厯》，《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书辞有序，皆与伪孔氏《书·伊训》篇语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则事在。即位后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庙见祖，而后正君臣之礼。今即位后未逾月，复祠于先王，以嗣王见祖，此何礼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是日宜见祖而不见，又何也？所谓古文《尚书》者，掇拾傅会，不合不经，盖如此。説者乃欲按之以证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后九十五岁，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余分。《春秋》歴，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岁，为武王伐纣克殷之岁，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

”其説皆与传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厯其在立冬、小雪则曰：“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唐人大衍厯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谓殷周不改月乎？陈宠曰：“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盖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有微着，三正皆可言春。此亦厯家相承之説。所谓夏数得天，以其最适四时之中尔。孰谓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颜子“为邦”之问，则与作《春秋》事异。盖《春秋》即当代之书，以治当代之臣。子不当易周时以惑民听，为邦为后王立法，故举四代礼乐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当也。如使周不改时，则何必曰“行夏之时”？使夫子果欲用夏变周，则亦何以责诸侯之无王，议桓、文而斥吴、楚哉？何氏《哀》十四年传注曰：“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以行夏之时，説《春秋》盖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为周之春，但疑春不当言狩，而妄为之辞。至程子门人刘质夫则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则遂疑建子不当言春。此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説所从出也。先儒见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防无传，惟斟酌四代礼乐为百王大法，遂以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阳吴仲迂曰：「若从胡传，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何氏之失，又异于此。故子朱子以谓恐圣人制作不如是之纷更烦扰、错乱无章也。薛氏又谓鲁厯改冬为春，而陈氏用其説于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鲁史也。」是盖知《春秋》改周时为不顺，而又移其过于鲁尔。然谓鲁有厯，实刘歆之误。按《律厯志》言刘向所总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厯为六厯，自周昭王以下无世次，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自焬公至缗公冬至，殷厯每后一日，则由厯家假鲁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号鲁厯非鲁人所自为，明矣。《宋书·礼志》又言六厯皆无推日食法，但有考课疏宻而已，是岂当代所尝用者哉？刘歆惑于襄、哀传文，遂谓鲁有司厯，而杜氏因之谬矣。然説者亦自病「夏时周月」不当并存，故直谓《春秋》以夏正数月，又疑若是则古者大事必在岁首，隐公不当以寅月即位，其进退无据如此，固不足深辩。而或者犹以为千古不决之疑，则以《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言时月不能皆合故也。

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国史记，书王正以表大顺，与颁朔、告朔为一体。其所书事，有当系月者，有当系时者，与他经不同。《诗》本歌谣，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书》乃王朝史官记言之体，或书月则不书时，或书时则不书月。况伪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书，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论。于《春秋》《周礼》所书正月正岁皆夏正也。诸官制职掌实循二代而损益之，其着时月者又多民事与廵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时以存故典。见因革盖非赴告策书，定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则又不可论于《春秋》矣。若论语言，莫《春》亦如《诗》《书》，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辞也，不可据以为周不改时。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后，则周改月犹自若。《竹书》又记晋曲沃荘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隠公之元年正月也。《竹书》乃后人用夏正追録旧史，故与《春秋》不同，然亦未尝辄以夏正乱《春秋》之时月也。盖殷周改时月与所损益只是一理，如尚齿之由贵德而贵富而贵亲，亲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类，皆是迭进法，所以顺天道通世变，在当时自不为异，故孔子以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观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后之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赵而后学者徃徃习攻《左氏》，而王周正月为甚，以其尤害于经，特详着焉。熊朋来曰：“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见于答颜渊问为邦者然也。至于因鲁史作《春秋》，乃当时诸侯奉时王正朔以为国史所书之月为周正，所书之时亦周正。经传日月自可互证，而儒者犹欲执夏时之説以弃之。譬如孔子言车，岂必止言殷辂哉？”《小戴记》孟献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礼记》尚然，况《春秋》乎？证于《左传》可见已。若拘夏时周正之説，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书之，即建子之月书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经十四年春正月无氷，若夏正春正则解冻矣。惟建子之月无氷，故纪异而书。成元年春二月无氷，襄二十八年春无氷，皆可为证。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夏正秋八月而书冬也。若建亥之月，则陨霜不为异，而亦无菽矣。大抵周人虽以夏时，并行豳诗周礼则然，惟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隂生于午，即为秋。

学者惑夏时之説，谓至朔同日仅见于传而经无有也。不思经传所书日月参考相同，试以僖五年经传言之：正月辛亥至朔同日，左氏欲以见分至之例，故书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证者，经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传书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又书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数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朔，鲁闻晋难必在正月，故经以春书也是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夘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围上阳，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两小月，该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夘，且后逼闰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夘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谓冬十二月者，以周正书之。以经传月日参考，可无疑矣。或谓昭二十年己夘传亦书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为失闰。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经于此月有辛夘乃初七日也。闰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相证，正同。观僖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二十一年「梓愼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夘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闰月逼其后。昭二十年闰在八月，注者以为失闰，谓其闰当在日南至之前，则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説于理为近。自僖五年丙寅数至二十四年乙酉为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为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为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为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为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为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夘，适当一章，宜至朔同日，不当在二月朔。所以然者，闰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后也。左氏据当时月日而书，以见失闰，故于僖五年、昭二十年互举其例。是以《三统厯》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至闰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三正説【改时改月】　　　　　　　史伯璿书《伊训》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传谓：「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按月数之説，朱子以为改，蔡氏以为不改。然以诗七月篇攷之，则凡七月、九月之类，是自寅月数起，夏正也。观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见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自子月数起，盖周之先公巳用此纪候，故周有天下，遂定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发、栗烈之气候騐之可见矣。夏正、周正同见一诗之中，可见月数之未尝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説，恐不如朱子之的当。近代唯陈定宇、张敷言之论最为分晓，故备其説于后，以俟知者之折▯焉。陈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説，遂谓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于周而改，春随正而易。证以春秋、左传、孟子、后汉书、陈宠传极为明着。成十年六月丙午，晋侯使甸人献麦，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时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书，可见十二月丙子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岂非夏十一月乎？经有只书时者，僖十年冬大雨雪，盖以酉戌为冬也。使夏时之冬而大雪，何足以为异而记之？襄二十八年春无氷，盖以子丑月为春也。使夏时之春而无氷，何足以为异而记之？春秋祥瑞不录，灾异乃载，惟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氷，当严寒而不严寒，故异而书之耳。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鲁虽按夏时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此所谓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鲁虽按夏时之春，于夘辰之月乃春田之搜，夫子只书曰「夏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书五月大搜于比蒲亦然也。陈宠传尤明白曰：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间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阳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传》不敢谓「王正月」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谓以夏时冠周月，皆考之不审。安有隔两月而以夏时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时之正，适冬寒春暖之宜，则惟夏时为然。夫子欲行夏时，盖答顔子，使得为邦则宜如此耳。岂可但知有夏时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

一阳、二阳、三阳之月，皆可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为岁首。以一日论，子时既可为次日，子月岂不可为次年？观此，则三代皆不改月数与「冬不可为春」之説，陷于一偏明矣【此辩见《书·泰誓》「十有三年春」下】按陈氏此説援引的当，已无可议。但《商书》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説之张本。陈氏既不于彼处辩之，及至此处辩论，又无一言及彼，岂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説，故遂不敢牵动之耶？惟张敷言之説，可以补陈氏之缺，今存于后。张敷言改月数议曰：「或谓三代改正朔无异议，月数之改，诸儒议论不一，学者病焉。亦尝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逺无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谓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征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周诗甚明。谓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征之？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无氷』之类是也。然则无定论乎？曰：有。间者伏读《春秋》至『春王正月』，窃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后世史书书正月，即时王之正月也，何假称王？窃意必其别有所谓正月者，故称王以别之。及读僖公五年，晋献公伐虢，以克敌之期问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谣星象之验，皆是夏正十月，而其传乃书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实其年，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称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载。攷之老人所歴正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当尽丑月癸未，其传乃书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则对君，一则对执政大夫，其岁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时王之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哉？听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诘，即知为寅月起数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笔之于史册者，即用时王正月月数，其民俗岁时相语之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如后世者自若也。而《春秋》书王正月以别民俗为无疑，周人之诗、孟子之书，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録，终不能晓然相通，以祛学者之惑。曰：周以子月为正为一月，信矣。以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号，新民之耳目。」以权一时之宜，非谓冬必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谷上帝矣，便可牺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时”矣。周公作礼，正月之后不复曰正岁矣【凌人正嵗十有二月，令斩氷，最可攷。

既以寅月为正嵗，则子月为权宜得矣】説正嵗者，不谓夏得四时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复以子丑之月为正者矣【唐武氏虽尝以子月为正，却未尝改时月。肃宗以子月为嵗首，斗建纪月，但行一年耳】曰：子谓必其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月月数。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则嗣王只见及太甲篇之嗣王奉归举不在正月乎？曰：后世嗣王冕服考之顾命，固有常仪，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当复辟，尤不须于正月也。况正月但书十二，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汉而下例之，殷不其独无正乎？曰：秦以亥正，犹称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谬，安足取法？盖秦于寅月书正嵗首，十月其制又异，不若殷之全无正也。曰：或者谓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则又何説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后，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献公之世，是时▯国日浅，二军始备，晋文未兴，齐桓尚在，虽尝灭霍灭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纳贡之不暇，亦何敢毁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则愚之所见为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辞，今古诸儒不敢轻议者，固着明矣。按张氏此説与陈定宇之説互相发明，甚善。至于商书再言十二月之辩，尤可以补陈氏之缺，故备録于此云。或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为嵗首，而书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只见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商虽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愚切以为蔡传推之，固是如此，然张敷言之説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张氏，故及之】崩年改元，乱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礼证夏商则然耳。然三代之礼至周大备，乌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当在尧舜既崩三年之后，不知逾年改元之礼，将朱均行之乎？将虚其年数，俟舜禹即位而后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礼有不如周之大备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质，逾年改元之礼亦至周之文而后备，事固未可知也。苏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犹顾命中推春秋之礼以议召公者相似。召公亲与周公同僚，为周公所敬信，知礼乃不得如苏氏耶？正恐苏氏以后推前，皆未得为至当耳。蔡氏引春正为不改月数之证，亦是以后推前，其得失张敷言已辩之矣，愚奚容赘。或又谓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周东迁以后则然。《春秋》所书时月，以时考之，的是子月起数。

意者平王于迁洛之后，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以合之焉。愚窃以为蔡氏主不改月数之説，而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为此説，盖欲为蔡氏剔拨此碍，防诸经而定为不刋之説也。但此事须得先秦古书为据，方可以决数千载之疑，而取信于来世。今皆无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发其端，殊未得为定论也。且以夫子之圣，能言夏殷之礼，尚以▯宋无征而不敢从，况今并▯宋之属无之乎？然则虽有夫子之圣，复生于今，若无证据，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见其独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来儒者有此等议论，皆是臆度附防，不足引以为据也。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传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书，谓改年始朝贺，皆以十月起数矣。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矣，安在其为建亥乎？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当是时，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礼乐已不自天子出，号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间私称已皆是以寅月起数。周既亡矣，则建子之正既不得为时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谓周正者乎？然则秦所谓冬十月者，是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无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説自不相碍，不足以为防也。不知识者以为然否？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传云云。又按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盖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辩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尤为无义，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固不待辩而明矣。或曰：郑氏笺《诗》“维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曰：此汉儒承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麰，将受厥明，盖言暮春则当治其新畬也。今如何哉？然麰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矣。麰麦将熟，则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义，则其考之固不审也。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圣人奉天之政乎？按四时改易，冬不可以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辩，但以夫子「行夏之时」之一言证之足矣。夫「时」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数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时而言，甚明。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矣。颜子问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时，则是当时所行未必是夏时也。未是夏时，非周之时而何？「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

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以异于「夏时」者，则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时」为哉？余则陈定宇之言备矣。至于郑氏笺《诗》，盖亦不知民间私称只是夏时，而例以时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误耳。蔡氏非之，诚是也。若以张敷言「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二説例之，则不待多辩而自解释矣。盖《诗》为咏歌之辞，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数者，不特《臣工》一篇为然，正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郑氏必欲抝以从子，固误；蔡氏又欲援以为不改月数之证，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余则前辩已详，更不再述。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传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曰一月也。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为子月，蔡氏不从其説。窃意一月便是子月，无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时方举事，商命未改，时王正在丑。周家虽因国俗纪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书前事，亦不容因后改前失，传信之意也。与《七月》诗「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书》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见者，亦非一处。若如皆以寅月起数，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则是惟夏为有正，殷同虽改正朔，而皆无正月之名。乌在其为「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也？陈定宇又曰：愚按蔡氏传，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为建寅之月，与二孔之説不合。必证以前汉《律歴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师初发，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夘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以惊蛰为寅月中气，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以节气证之，则《武成》以周正纪月数，而非夏正，不辩而明矣。按汉志虽非先秦古书，然终是近古可信。较之陈宠传，则此尤为近古，皆非唐宋以来诸儒臆度附防，无所证据之比。读书者宜有取焉。窃尝又按《易》临卦彖辞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为自子月起数，当是今六月遯卦，虽本义兼存或説，是今八月观卦之説于右，终是不如主前説之力，况前説胜后説，又朱子平日解经之通例乎？兼语録答学者之问，又只主周正，可见愚窃以为临彖“元亨利贞”与“有凶”皆主阳言，以二阳上进，凌逼四隂，故其亨在阳将来，诸爻尽变，则二隂长而四阳遯，故其凶亦在阳。

况临、观与遯三卦，皆就阳爻取义，名卦阳浸长则为临，阳退避则为遯，阳在上示下则为观。然则退遯可以有凶言明矣。观虽亦是隂长阳消之卦，然圣人扶阳抑隂，固已别取义名卦矣，不应于此又指为有凶也。然则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辞是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数者，亦犹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纪数也。右正朔月数改与不改之説，自孟子以来，千五六百载，诸儒无有定论。近代陈定宇、张敷言之説，议论援据，似觉平正确实，虽未得为定论，犹为彼善于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辩诘纷然，酬答不暇。近得《月数因革观》之，则知乡也同志所辩诘者，尽在此矣。暇日裒集诸説于一处，仍疏已见于后，以就有道而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