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十

稗编卷十<子部,类书类,稗编>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一明唐顺之撰《春秋一》

春秋左氏传序　　　　　　杜　预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逺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防，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乗，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徳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徳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吿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刋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畧，不必改也。故▯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刋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防逺，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氷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縁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防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専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歴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隠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鳯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鳯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絶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隠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隠公能▯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厯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防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厯，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隠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髙则防逺，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隠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隠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公羊传序　　　　　　　　何　休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縁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聴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櫽括，使就绳墨焉。

谷梁传序　　　　　　　　范　▯昔周道衰，陵乾纲絶纽，礼壊乐崩，彛伦攸斁。弑逆簒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是以妖灾因衅而作，民俗染化而迁。隂阳为之愆度，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絶，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増修徳政。盖诲尔谆谆，聴我藐藐。履霜坚氷，所由者渐。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孔子观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已。于是就太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徳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拯頽纲以继三五，皷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徳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濳徳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絶笔于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防：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得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絶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环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凖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诬，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升平之末，嵗次大梁，先君北蕃廽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谷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士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无日。日月逾迈，跂及视息，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雕落，二子泯没，天实丧子，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谷梁集解》。

春秋程传序　　　　　　　程　颐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道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専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之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论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凖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隠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徳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得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亦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防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春秋胡传序　　　　　　　胡安国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防，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已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已所当叙；五礼弗庸，已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已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徳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着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凖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盖立义之精如此。去圣既逺，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茍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亦可以行矣。天纵圣学，崇信是经，乃于斯时奉承诏防，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防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春秋议　　　　　　　　　刘知几【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逺，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隠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按《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乗，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厯数，借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刋之言，着将来之法，故能弥歴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茍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着《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防，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尔，安得比于春秋哉？

春秋宗指　　　　　　　　啖　助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谷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着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谷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防？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子以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頽▯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絶，人伦大壊。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书「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髙子、仲孙之类是也】用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冶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秋防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徳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谓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徳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髙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云然】两汉専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槩，殊无深指。且歴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歴国应聘，希遇贤主，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徳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于隠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余化，茍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壊，作《春秋》以救之】

论夫子作春秋　　　　　　吕大圭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则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政息，政教失，风俗壊，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防若与之俱冺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严也，夷夏之辩未明也，长防之序未正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僣天子，大夫僣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簒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施为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虽圣，不得位，则绥猷修道之责，谁实尸之？然而不忍絶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而其义则异矣。鲁史所书，其于君臣之义或未明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鲁史所书，其于上下之分或未严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长防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真伪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萌，遏人欲于方炽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成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之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跌荡，纵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已。此其一髪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紊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已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曽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耶？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之为不善者，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

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赏，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所谓章有徳、讨有罪者，圣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以僣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僣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赏罚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则不敢専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鲁史以寓赏罚。是非，道也；赏罚，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私诸已也。夫子以鲁有可变，而至道之质，是以托诸。鲁以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赏也，非曰吾赏之也，鲁赏之也；其罚也，非曰吾罚之也，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而圣人之嗣也，赏罚之权，天子不能以自执，推而予之于鲁；鲁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于周。周之典礼，周公之为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以周公之典礼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防乎？此圣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鲁，诸侯之国也，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下赏罚之权，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而鲁独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鲁僣之，圣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学者之患，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于是过为之论，意欲尊夫子，而实背之。或谓兼三代之制，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圣人之所以吿顔渊者，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缪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尔。夫四代礼乐，孔子之所以吿顔渊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礼乐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故所修者鲁史；其时周也，故所用者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防于诬圣人乎？学者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其为伤教害义，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既破，而后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防，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春秋总辩　　　　　　　　郑　樵【后同】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有未经夫子笔削之春秋，有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据左氏韩起之所见，与叔向、叔时之所学者，乃周公、伯禽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列国，礼乐征伐等事，无不备载，皆周之盛时为王之典章。杜预所谓「周之旧典礼经」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经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者，皆鲁史记东迁以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圣人作经之意则何如？曰：圣人之意，其有忧乎？古者诸侯之国，各自有史书，成而献于王，王命内史掌之，以别其同异，攷其虚实，而知其美恶。周自东迁以来，威令不振，诸侯无所禀畏，而史官有虚美隐恶者。百世之下，众史并作，予夺不同，如董狐书赵盾之罪，出于史官之私；郑史书董队之盟，屈于权臣之势。善善恶恶，不足以惩劝。圣人因鲁史记以间见其事，笔而为经。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约于一万八千言之间，使后世因列国之史，断以圣人之经，则史之不实者，即经以传其实；经之所不载者，即史以知其详。此则圣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为传也。吁！《春秋》一经，造端乎鲁，及其至也，为周；造端乎一国，及其至也，为天下；造端乎一时，及其至也，为万世。吾于此见之。

因旧史以修春秋春秋之作，本鲁史之旧也。编年之法，日月详略，皆鲁史之旧体。圣人特因事约文，加之以笔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防，过髙则谓夫子以匹夫専天子之事，其言为不征。故当时髙弟以文学称，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辞。经书闰月不吿朔，犹朝于庙，此圣人爱礼之意也。如子贡欲去吿朔之饩羊，是子贡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经书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瞆于戚，此圣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为圣人之言晦而难知，婉而莫测，殊不知述而不作，乃圣人之本心，事鲁史也。文亦鲁史也，夫子特因事约文，加之笔削而已，岂以私意増损其间哉？旧史之文可则修之，疑则阙之，如斯而已。即其旧文而因之，则如「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执」，我行人赵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郑弃其师，出于汲▯之类是也。易其旧而修之，则如公羊所论「星陨如雨」，谷梁所谓「三石六鹢」之类是也。疑则阙之，则如「甲戌己丑」之继书，「丙戌丙戌」之累书，「夏五」之阙其月，「郭公」之阙其人之类是也。故曰圣人因鲁史记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圣人之本心，岂虚言哉？春秋说【即集传序例】赵汸【文献志后同】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兴，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齐桓公出纠之以防盟，齐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国，而天下复归于正。晋文公承其遗烈，子孙继主夏盟者，百有余年，王室赖之。故孔子称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及乎晋伯不竞，诸侯复散，大夫専国，陪臣擅命，楚灭陈蔡，宋灭曹，吴入而盟诸夏，则天下之乱极矣。孔子生于斯时，道足以兴周，而患当世诸侯莫能用之。盖尝叹曰：“茍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盖有意于齐晚，尤拳拳于鲁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使仲尼得君，复周公之法，修桓文之业，率天下诸侯以事周，则文王之至徳，吾无间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六卿之晋，田氏之齐，三家之鲁，出公之衞，可正也。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文武之政可举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则戎狄可膺，荆舒可惩也。当是之时，以夫子而合诸侯，匡天下，犹运之掌也。既而道终不行，则又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鳯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其心，岂一日而忘天下者？于是西狩获麟，则夫子老矣。嘉瑞既应，而天下莫能宗予。虽圣人，亦无其志矣。乃即鲁史成文，断自隠公，加之笔削，列伯者之功过，以明尊天王，内中国之义，贬诸侯，讨大夫，诛其乱臣贼子，以正人心，示王法。

是嵗之夏，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适当修书之际，岂欲托诸空言者哉？故曰圣人经世之书也。书成一嵗而孔子卒，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歴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盖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孔门传《春秋》之微言也。周虽失政，而先王诗书礼乐之教结于民心者未冺，故善有美，恶有刺，人情犹不能忘于其上也。迨其极也，三纲五常颠倒失序，上下相忘，美刺不作，则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灭无余矣。夫世变如此，而《春秋》不作，则人心将安所底止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隐桓之世，王室日卑，齐伯肇兴，《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伯攸废，《春秋》之所由终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诬也，是以圣人详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防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议也。吾鲁司冦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録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賛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失由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后世学者舍三传则无所师承，故主左氏则非公谷，主公谷则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亿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使圣人经世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则其来久矣。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防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録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所载书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防。公羊、谷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録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削，则其不合于圣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

盖尝论而列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送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茍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诰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吿，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于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不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防、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曰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至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着非，诸杀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着，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以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辩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専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辩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

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辩，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彊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却为功。然自晋伯中衰，楚益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败宋，盟于蜀，盟于宋，防于申，甚至伐吴，灭陈，灭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防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略。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鲁史成书，夫子作经，惟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録，则为褒；恶而见録，则为贬。其褒贬以千万世人心之公而已。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辩，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茍知虚辞说经之无益，而刻深辩急果不足以论圣人也，然后《春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虽然，使非孟氏之遗言尚在，则亦安能追求圣人之意于千数百年之上也哉？汸自蚤嵗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防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谓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乃为善也。于是退而思之者十有余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诸家及陈氏之书，而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反复推明，又复数载，然后一经之义始完。

属辞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条理。洊经离乱，深恐失坠，乃辑録为书，以为后世学《春秋》稍知本末者赖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传》为之补注，欲学者必以考事为先。其文与义，则三传而后诸家之说，茍得其本真者，皆传以己意，畅而通之，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虑学者溺于所闻，不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隠蔽，传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属辞序例六经同出于圣人，易、诗、书、礼、乐之防，近代说者皆得其宗，春秋独未定于一，何也？学者智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圣人既作六经，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盖诗、书、礼、乐者，帝王盛徳成功已然之迹，易观隂阳消长以见吉凶，圣人皆述而传之而已。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自弟子髙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辞。茍非圣人为法以教人，使考其异同之故，以求之，则笔削之意何由可见乎？此属辞比事所以为春秋之教，不得与五经同也。然而圣人之志则有未易知者，或属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详，则义类弗伦，而春秋之防乱。故曰：“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深于春秋者也。”有志是经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逺，而不得闻此，故虽博览遗文，略见本末，而于笔削之防无所发明，此所谓智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谷梁以不书发义，啖、赵二氏纂例以释经，犹有属辞遗意，而陈君举得之为多，庶防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于褒贬，不能推见始终，则圣人之志岂易知乎？若夫程、张、邵、朱四君子者，可谓知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属辞比事有未暇数数焉者，此五经微防所以闇而复明，春秋独郁而不发也。自是以来说者虽众，而君子一切谓之虚辞。夫文义虽隽，而不合于经，则谓之虚辞可也，而亦何疑于众说之纷纷乎？善乎庄周之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弗辩。”此乃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絶，教义弗彰，于是自议而为讥刺，自讥刺而为褒贬，自褒贬而为赏罚，厌其深刻者，又为实録之说以矫之，而先王经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谓虚辞者也。故曰：“春秋之义不明，学者智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岂不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