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二十三明唐顺之撰礼一【郊祀】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二十三明唐顺之撰礼一【郊祀】

论郊丘　　　　　　　　孔頴达【礼疏后同】先儒説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圆丘，圆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今具载郑义，兼以王氏难郑氏。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据其在上之体，谓之天，天为体称，故《説文》云「天颠也」。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为徳称也。故《毛诗》▯云「审谛如帝」。故《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寒暑时，帝若非天，焉能令风雨寒暑时？又《春秋纬》「紫防宫为大帝」，又云「北极耀魄寳」，又云「太防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黒帝曰叶光纪，黄帝曰含枢纽」，是五帝与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太皥、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属其义非也。又先儒以《家语》之文，王肃私定，非孔子正防。又王肃以郊丘是一，而郑氏以为二者。按《大宗伯》云「苍璧礼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牲用苍也。《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坛，用骍犊」，是牲不同也。又《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是乐不同也。故郑氏以苍璧、苍犊、圜钟之等为祭圆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骍犊及奏黄钟之等，以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肃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与圆丘同，配以后稷，郑必以为异圆丘，又以帝喾配。者，郑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鲁礼，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必知是鲁礼，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鲁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鲁礼，非周郊也。又知圆丘配以帝喾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禘喾在郊稷之上，稷卑于喾，以明禘大于郊。”又《尔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过于圆丘，故以圆丘为禘也。圆丘比郊，则圆丘为大，《祭法》云“禘喾”是也。若以郊对五时之迎气，则郊为大，故《大▯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称禘。”其宗庙五年一祭，比毎嵗常祭为大，故亦称禘也。以《尔雅》唯云“禘”为大祭，是文各有所对也。后稷配天，见于《周颂》，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喾配圆丘，诗颂不载者，后稷，周之近祖，王业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诗人颂之。喾是周之逺祖，为周无功，徒以逺祖之尊，以配逺尊天帝，故诗无歌颂。或古诗本亦有也，但后来遗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遗颂十二篇，至孔子之时，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诗有遗落也。

辨周鲁郊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説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正义曰：「王肃用董仲舒、刘向之説，以此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长日之至』，谓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长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阳气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对建寅之月，又祈糓郊祭，此言始者，对建寅为始也。郑康成则异于王肃。上文云『迎长日之至』，自据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据鲁礼也。言郊用辛日者，取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谓鲁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对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鲁于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注言：「日至周事。」正义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谓日体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阳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説非也者，谓日以周礼郊天之月而日至，阳气新用事，此等之説非也，谓董仲舒、刘向而为此説，所以非者，按周礼冬至祭天圆丘，不论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礼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礼玉辂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车，是车不同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用骍犊』，周礼苍璧礼天，牲从玉色，是牲不同也。尔雅曰『非人为之丘』，泰坛则人功所作，是圆丘与泰坛别也。以是知郊与圆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説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者，言此经『始郊日以至』，是鲁国之礼，必知鲁礼者，以明堂云『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杂记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鲁礼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鲁之郊祭，师説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説，以鲁冬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故《左传》云「启蛰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若依郑康成之説，则异于此也。鲁惟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故《谷梁▯云「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从，则止」。故《圣证论》马昭引《谷梁▯以答王肃之难，是鲁一郊则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则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也。

或用建寅之月，则《春秋左▯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但《春秋》鲁礼也，无建丑之月耳。若杜预不信《礼记》，不取《公羊》《谷梁》，鲁惟有建寅郊天及「龙见而雩」。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在鲁者，欲见经文实是鲁郊而为周字，故云因推鲁礼以言周事，误作周也」。从上説，郊是周礼，自此以下是鲁礼，为此周鲁杂乱也。按《圣证论》王肃难郑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长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以为迎长日谓夏正也，郊天日以至，▯以为冬至之日，説其长日至于上，而妄为之説，又徙其始郊日以至于下，非其义也。」▯又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则不能记斯礼也，茍其不愚，不得乱于周鲁也。」郑▯以《祭法》禘黄帝及喾为配圆丘之祀，《祭法》説禘无圆丘之名，《周官》圆丘不名为禘，是禘非圆丘之祭也。▯既以《祭法》禘喾为圆丘，又《大▯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按《尔雅》云：「禘，大祭也；绎，又祭也，皆祭宗庙之名。」则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圆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庙，而喾无庙故。知周人尊喾，不若后稷之庙重，而▯説圆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当称「昔者周公禘祀喾圆丘以配天」，今无此言，知禘配圆丘非也。又《诗》「思文后稷配天」之颂，无帝喾配圆丘之文，知郊即圆丘，圆丘即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丘。于郊筑泰坛，象圆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圆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圆丘与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阳气初动，天之始也，对启蛰又将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语》云「定公问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对之」，与此《郊特牲》文同，皆以为天子郊祭之事。如圣证论之言，王肃所据经▯分明，郑必别为其説者，按《圣证论》马昭申郑云「《易纬》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则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阳气始升，日者阳气之主，日长而阳气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隂气始盛，祭隂迎阳，岂为礼乎？《周礼》云「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则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无常处，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圆丘，其祀王服大裘而冕，乘玊辂，建大常。《明堂位》云「鲁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素车，龙旂，衣服车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诸侯之郊説天子圆丘？「言始郊者，鲁以转卜三正，以建子之月为始，故称始也。

」又《礼记》云「鲁君臣云未尝相弑，礼俗未尝相变，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妇人髽而相吊，儒者此记岂非乱乎？」据此诸文，故以郊丘为别，冬至之郊特为鲁礼。按《圣证论》王肃与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据《周礼》似用冬至之日，据《礼记》郊日用辛，则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张融谨按，郊与圆丘是一，又引《韩诗》説「三王各正其郊」，与王肃同。又鲁以转卜三正，王与郑▯同，《周礼》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语》服衮冕。《家语》又云：「临燔柴，脱衮冕，着大裘，象天。」临燔柴，辍祭，脱裘，着大裘，象天，恭敬之义，既自不通。是张融以《家语》及此经郊祭，并为鲁礼，与郑▯同。融又为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谷于上帝，及龙见而雩。此五帝之等，并是皇天之佐，其实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执事而卜日。」圆丘既卜日，则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张融之説。郑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当斋戒自新。」如郑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郑不同，故畧陈二家所据而言之也。按《圣证论》：「凡异义，皆同谷梁之义。」鲁转卜三正之内，一郊则止，而崔氏、皇氏以为鲁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郑义也。辨王肃郊祀义黄泽【赵汸师説】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説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即圜丘、方泽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谷也。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祖禘喾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总配五天帝也。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郑氏义也。」故《周礼》大司乐注以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盖天神、地▯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泽，宗次祖，皆常嵗所举之祭也。东迁土蹙财匮，大礼遂废，所脩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泽二禘，▯记亦罕言之，非浅闻所及矣。《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称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称旅。肃欲以圜丘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肃欲混之，可乎？《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

昆仑者，地之顶；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主昆仑、神州，非是。设此二祭，乃求神于二处，大地神灵莫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泽主昆仑，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见于经，误分为二。王氏由此并昆仑、神州为一祭，而遂谓北郊为方泽，可乎？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而不言及喾，又以为禘小于祫，此则其失也。故断之曰：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晋武，肃外孙也，故用其説，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歴代无所因袭，而《周礼》天神、地▯人鬼极。盛之祭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説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为立庙而祭，谓之閟宫。君子以为圣人之生异于常人，无异义也。况乎生民之初，气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传既乆，非纬书创为之説也。且河图、洛书、蓍防之数，皆纬文也，其可尽废乎？」

郊祀议　　　　　　　　　王　炎【文献志】郊祀，国之重事也。先王之礼，犹可以考之于经，而诸儒异论者，经之所着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号也，天地分合之异也，春冬时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谓之圜丘，《戴记》谓之南郊，又谓之泰坛。郑康成之説曰：“祀昊天于圜丘，谓之禘；祀上帝于南郊，谓之郊。而泰坛无説。”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阳，位于郊，故谓之郊。夫子尝有是言矣。王肃曰：“筑丘以象天体，是谓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谓泰坛。兆于国南，是谓南郊。”然则南郊也，圜丘也，泰坛也，其名有三，其实一也。天帝之异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为上帝，孔安国之説也。天为昊天，元天为上帝，五方之帝为五帝，郑司农之説也。孔郑之説质之于经，固已不合，而郑康成则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灵威仰，终于黒帝叶光纪也。”以纬乱经，虽不辨，可以知其无稽矣。于徧覆无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书》言“类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诗》《书》所载，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无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礼》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则张氊；案朝日，祀五帝，则张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类之先，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三也。吕不韦之《月令》尝言五帝矣：春则太皥，夏则炎帝，秋则少昊，冬则颛帝，夏秋之交则黄帝。不以五帝为天也。魏相之奏亦详言五帝矣：太皥乘震，炎帝乘离，黄帝乘坤，少昊乘兑，颛帝乘坎。亦不以五帝为天也。秦汉间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説必有所从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礼简则严，严则敬，是故事天所以报本尊祖，故以配天，严敬之义也。合上帝与五帝而谓之六天，则近于诬矣。天地分合之异，先儒考于经者未审也。《春秋》▯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尊天而亲地，隆杀固有辨焉。”犹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则必有大社，大社谓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

社祭土，主隂气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明地不可与天相并。”尊天之义也。《周官》论国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泽中方丘，此冡土也，此古人所谓大社者也。书谓之冢土，礼谓之方丘，而戴记谓之泰折，折则方矣。其名有三，其实亦一也。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説，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并配之説，则失先王之意益甚矣。虽然，莽之説因《周颂》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则曰：“此天地分祀之证也。”夫春夏祈谷，其诗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诗也。秋冬报，其诗为《丰年》，报有二祭，而所歌者《丰年》一诗也。《昊天有成命》之诗，可歌以祭天，岂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质之，武王东伐，吿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礼之意，则天地未尝合祭无疑矣。冬春时日之异，则戴记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长”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继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礼也；卜日用辛，鲁礼也。杂周鲁之礼，兼记之，而郊之时日紊矣。盖周人之郊有二，皆无所用卜。日至而郊，报本之郊也，故其礼行于一阳之初，复启蛰而郊，祈谷之郊也，故其礼行于农事之将兴。制礼之意，坦然明易。《戴记》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鲁之郊，而紊其时日也。诸儒异论，为礼经之蠧者多矣。去其异论之蠧，而究其礼经之正，经虽残缺，礼意则固可知也。己论周礼六天书　　　　　　赵　汸郑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纬书之説，岂特足下疑之？自王肃以来，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陈、陆、叶、林诸公，其攻击亦不遗余力矣。窃尝究观诸名家论著，于经防似犹有未尽者，于礼意似犹有弗类者。虽然，去古逺矣，岂易言哉？汸尝叹王子雍有髙才，好著书，又与典午氏为婚姻，势望赫然。茍非髙明博洽，真有所据，安能议其所短？而孙仲然独取圣证论驳而择之，其所辨证必有可观。陈史既复不作，志其善复不▯，千载而下无所镜考，可惜哉！经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类上帝，曰类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属职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间尊卑逺近亲疎隆杀异同分合有序有伦。

圣经简奥，无费辞，非后世文字比也。盖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别言，既非祀地，则「旅上帝」别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对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始以五帝对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防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犹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礼天地四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而诗曰：「来方禋祀」，以其骍黑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与天地通称。六帝日月星辰四望不与焉。大宗伯「以禋祀实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沉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烟以祭之名。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玉帛，燎而升烟，以报阳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乐「祀四望，祭山川各有乐」，而五帝乐无文，以其皆天神，同六变之乐也。又岂但与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虽然，五帝之非人帝可无疑矣。其总言「上帝」与専言「祀天」者，岂无别乎？其祭曰「旅」「曰享」「曰类」「曰类造」，其事曰「天子将出」曰帅旬曰：国有大故，以及曰祈谷，与大司乐。冬日至，祀天神于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方泽。孔子谓之大郊者，其于尊卑逺近亲踈隆杀之节，亦辨而详矣。若来书所谓天与帝为一，惟兼言分言有异，则经中神号祭名礼物徒异同而已矣。先王制为一代大典，岂为是辞费以来后世之纷纷乎？大宗伯礼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谓大小各从其类，决五帝为人帝，非经防也。夫五行之神为五帝，而太皥之属配焉，亦云帝。此孔子问诸老耼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将迎气于郊，而废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皥以降，虽有功徳，亦人鬼也。人鬼岂能司天时而布五气者乎？陈祥道、杨复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帝者气之主也。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朱子又谓凡説上帝者，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意与陈氏同。诸公虽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异也。足下岂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别也。《国语》曰：郊禘祭之牛角茧栗，谓郊为禘而牲无异文。此所谓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别不言祭天地，则韦昭注禘为圜丘，不诬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对举言之，与《国语》同，则四者皆大祭，而事体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后为次，则四大祭者轻重必有差矣。

王氏谓禘者宗庙之殷祭，而郊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则先庙而后郊；庙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实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轻所自出之帝，惟庙享也。又谓祖宗乃二庙不迁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庙言也。太庙之不迁，又非世室比。颛顼之于夏，契之于商，其庙视周文、武世室。亦可同伦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论礼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类，必不如是之舛驳弗伦也。六天之神，隂主化育，着为星象，下应人事。北辰中居，御极而五帝随天运转，以散精布气于四时。与开辟之初，五天之精感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见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防，昭布森列，不可诬也。况周人立閟宫以祭姜嫄，大司乐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则南郊祀感生帝，何必异乎？纬书焚于隋，《河图》《洛书》至宋始大显，使无陈、邵二公，亦妖妄之类耳。学者初不见全书，往往望风诋排。黄先生尝谓，恐尚有如图书蓍防之数在其中，可谓恶而知其善者矣。孙仲然逺矣，安得起陈、林诸君子而质之？然先生论宗庙之禘与郑氏三禘，亦不茍同，行状中可见其谓成王以殷礼祀周公，因诗言白牡，可以辨《明堂位》之诬也。足下廼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礼”之云，诬斯甚矣。鲁郊非礼，《春秋》所书非一端，但非成王赐之耳。其谓鲁禘文王于周庙者，因鲁言文王庙而辨于周公庙禘文王之僭也。喾无庙，主藏于稷庙也。鲁既有文王庙，安可虚而不祭，但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夸而不实矣。上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自车服旌旗以至乐舞庙饰，皆天子也，而独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礼以説鲁禘，其论起于唐末，而不兼羣庙之説。子程子、苏子由、陈祥道诸公皆无取焉。足下谓之古今通论可乎？向来尝惑杨信斋讥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肃，未知读书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虽信斋未可忽也。王肃亲注《家语》，而自废五天帝之説。茍无卓然之见，读书虽熟，犹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学者后世而傲视古人如此，毎谓读《仪礼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贵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则圣经贤▯与诸名家成书，歴代史志具在。区区废忘乆矣，何足辱下问乎？

天帝之辨　　　　　　　　陈祥道【礼书】周礼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则百神皆预；言昊天上帝，则统乎天者；言五帝，则无预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乐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总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统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异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亦如之，则五帝异乎大神也。肆师类造上帝，封于大神，则上帝又异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张氊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则上帝异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则上帝异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于天与昊天上帝，又不主于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对旅四望言之。"旅"者，防而祭之之名，则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礼所称帝者，昊天上帝与五帝而已。则上帝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明堂之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与五帝而谓之上帝，则《易》《孝经》之于《周礼》，其义一也。《周礼》明其祀之大小轻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诗》《书》之文，未尝有称五帝，而《书》亦未尝有称昊天上帝者。其称天及上帝，类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议《周礼》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汉以来，皆于五室以祭五帝。惟晋泰始及唐显庆中，尝议除之，后亦遂复。则明堂之祀五帝，其来逺矣。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及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説，皆与礼经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歴代不同。汉初曰上帝，曰太乙，元始间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后齐、后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郑氏以《星经》推之，谓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虽不同，其实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坛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离而两之也，宜讲求以正之。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犹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王。《周官》祀五帝之礼，有与天同以极其隆，有与天异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异也。郑氏之徒谓四圭之玉，黄钟大吕之乐，夏正以祀感生上帝于南郊；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冬日至礼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寳也；五帝，太防之帝也。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尝攻之矣。然肃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夫。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而已。果以是为五帝，则前此其无司四时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从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防。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与熈者，盖冬于方为朔，于卦为艮，于肾有左右，于器有权衡，于物有▯蛇，于色有青黒，则官有脩熈，宜矣。司马迁不纪少皥，以黄帝、颛顼、髙辛、唐、虞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髙辛、唐、虞为五帝，其説与四时五行之理不合，当以月令为正。五帝祀辨。马端临【通考后同】按五帝之祀见于《周礼》，五帝之义见于《家语》，其説本正大也。自秦汉间废祀天之礼，而以所谓郊祀者祀于五畤，名曰五帝。郑康成解经，习闻秦汉之事，遂于经所言郊祀多指为祀五帝，且据纬书为之名字：东曰灵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纪，中曰含枢纽。于是王子雍羣儒引经▯以排之，而谓五帝者太皥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杨复斋则谓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王亦未为得也。其説善矣，然杨氏之释五帝，则以为如毛公所谓元气昊大谓之昊天，逺视苍苍谓之苍天，程子所谓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之类，则五帝乃天之别名，而元未尝有所谓五帝之神也。愚谓若以为天之别名而已，则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于祀上帝之外别立祀五帝之礼乎？盖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犹五岳为五行之镇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谓五帝即昊天则不可；五岳不出于地之外，而谓五岳即后土亦不可。《家语》所言尽之矣。今因疑纬书灵威仰等名字，而谓五帝之本无；因疑五帝之本无，而谓《家语》之非圣言，亦过矣。如日月星宿、风伯、雨师，皆天神之见于祀典者，经▯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则以为各有名称，甚者或为姓字，其妖妄不经甚于纬书，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诸神之本无可乎？

郊从祀之神按礼经言郊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则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从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则郑氏注谓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汉以来，郊礼从祀之神渐多。晋太兴中，贺循言郊坛之上，尊卑杂位千五百神。唐圆丘坛位上帝配帝，以及从祀通计七百余座。然圆丘所祀者昊天，则从祀者天神而已，于地▯人鬼无预也。自汉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礼，魏晋以来则圆丘方泽之祀未尝相溷。宋承五代之▯，政一畨郊祀赏赉繁重，国力不给，于是亲祠之礼不容数举，遂以后土合祭于圆丘，而海岳镇渎山川丘陵坟隰原衍皆在从祀之列。于是祭天从祀始及地祗矣。至神宗皇祐二年，大飨明堂，盖以亲郊之嵗移其祀于明堂，而其礼则合祭天地并祀百神。盖虽祀于明堂，而所行实郊礼也。然既曰明堂，则当如郑氏之注及歴代所行，故以太皥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防五官神侑祀五帝。于是祭天从祀又及人鬼矣。中兴以来，国势偏安，三嵗亲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礼。然观仪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东朶殿自青帝至南岳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岳十二位，东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众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则比晋贺循所言才三之一，唐圆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晋唐未尝杂祀地祗人鬼，而位数反多，此则以圆丘方泽明堂所祀合为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岳以至于原隰，而位数反少，殆不可晓。然晋史唐史但能言从祀之总数，而不及其名位之详，故无由参稽互考，而不知其纎悉也。姑志于此，以俟博闻者共订焉。

论五畤之谬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义，祀典之首也。舜摄政之初，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汤代夏之初，用▯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然则其所祀者，天与六宗，地与山川而已，初无祀五帝之文。周颂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谷，曰报祭，曰类祃，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亦无祀五帝之乐章。而祀五帝之説，始于《周礼》。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以为五天帝者，曰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也。以为五人帝者，曰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颛顼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而亚于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国于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犹宋人之祀阏伯，晋人之祀实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误矣【自汉人既以祭畤为郊天，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实非也】继而诸畤并兴，或由梦蛇而为鄜畤，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寳，或由雨金而为畦畤。又继而有青帝、黄帝、炎帝之祠，俱以畤名之。盖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黄帝、炎帝，则非所祭而祭者也。至于鄜畤、陈寳之属，则皆秦中小人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秦人无知，亦为立畤，而同于诸帝之祠。汉人不考，复指四畤以为郊天之事。至髙祖立黒帝祠，以备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进祠，上不亲往。呜呼，安有郊见上帝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往往见其所祠者丛杂冗泛，是以姑诿之祠官脩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阳五帝之庙。孝武采缪忌之説，而建太乙天皇之坛，始亲祠矣。而皆谓之郊见。夫郊，事天之礼也。诸方士言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则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尔。以神为帝，以祀神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秦及汉初，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至武帝时，方士缪忌言太一贵于五帝者也，遂复以郊礼事太一，而五帝坛环居其下。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説，以为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盖异名而同体也。然其説终难通。盖方士之説至为诞谩，然犹言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终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创六天之説，何哉？窃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犹五岳四渎之在地也。谓岳渎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渎，亦不可。

谓已祭岳渎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盖秦襄所祠少皥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于子孙遂并青、黄、赤帝而祠之。至汉髙帝立黒帝祠，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盖其祠本不经，而诸畤之怪妄尤甚。髙祖明达者也，虽有重祠敬祭之诏，而卒不亲享，其亦有见于此矣。汉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贾生贤而知礼者也。亲承宣室鬼神之问，亦不能引经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后，郊畤祠礼之丰杀，毎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平诛，而帝怠于渭阳之祭。太一诸祠之郊拜也，以缪忌忌亡，而祠官领太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太乙、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髙祖创业之太祖，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岂不缪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髙，傍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髙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嵗修封，则祀太乙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髙皇帝祠坐对之服。防注曰：汉是时未以髙祖配天，故言对光武以来乃配之。盖汉时太一五帝之畤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嵗一亲祠，未尝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时所建，方有髙帝并祠，毎修封则祀之，终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后无幸泰山修封之事，则废其祭矣。然髙皇帝之所并祠者，太一五帝，不过天神之贵者，则非配天也。至成帝时，匡衡请徙甘泉祠于长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所载。汉兴之初，仪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黒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不宜复脩。天子皆从焉，及陈寳祠，因是皆罢，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后祀礼稍正，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严父配天之礼。而哀平之间，怵于祸福之説，南北郊与甘泉五畤互为罢复，卒无定制。至王莽秉政，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髙祖配，善矣；然复以髙后配地祗而共祭，则臆説不经为甚。盖莽将簒汉，故为是崇隂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或曰：匡衡之论正矣，然史载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壊甘泉竹宫，折防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而向以为不当革。上防无继嗣，哀平短祚，汉以中衰，议者惑焉。何也？对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则所举者未必▯福，而所废者祗以掇祸。

如诸畤之神虽不正，然汉代秦而兴，不能以礼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于事天。其祭之也，且歴世百五十余年，则其灵飨暴着也，乆矣，固未易遽絶也【汉之中衰，刘向、谷永固】尝预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运，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兴，建武郊天，即采用元始故事，而不复袭汉初之迹，甘泉诸畤未尝领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以来纷纷之议，则以其絶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链养之事，符箓之术耳，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陈后山作《白鹤观记》，言汉两刘校中书为七畧，其叙方伎，则有神仙；诸子则有道家，而老庄并焉。天地神祗，三灵百神，又皆出诸礼官，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箓，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且谓释老之学尽当毁废，纵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闗尹、庄、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而他百祠自当领于天子之祠官，而不当使道家预之，庶乎其可也。然观太史公《封禅书》，首叙帝舜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礼，然后及秦汉间不经之祠，且歴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説，共为一书。班孟坚遂取以作《汉郊祀志》。盖秦汉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典，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畤诸祠，其説多出于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然少君、栾大、公孙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诸説，本无闗于祠祀者，亦丛杂附见于封禅郊祀之书，何耶？如此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迁固儒者，而著书指意如此，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防其説，而启后山、晦庵之议也。要之，《郊祀志》只当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方伎》▯述之，乃为允当。道家以符箓役鬼之説，附防于天地百神，则迁固《封禅》《郊祀》之书实启之。以昊天上帝并立于所谓上九位天尊者，则郑康成六天之説实启之。

论鲁郊之僭按先儒论鲁郊祀之非，如林少頴谓三▯所讥，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其论正矣。然遂以为非出于成王之命，特汉儒见《春秋》所书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説。至蒋氏遂直以为出于恵公之请，则愚未敢以为然。盖春秋之际，虽诸侯不无上僭，然茍非如楚及吴越之流，介处蛮貊，自放于礼义之外者，则亦不敢偃然以天子之制自居。虽以五伯盛时，晋侯之请隧，楚子之问鼎，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不闻晋楚之君遽至于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于请隧问鼎矣。恵公当平王之时，王室虽弱，其陵夷不至于后来之甚，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孰谓恵公于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鲁由此而僣郊，则恵公之暴横无君，过于晋文、楚庄矣，决不然也。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后待鲁，而命以礼乐，特伯禽不当受，此説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勲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勲劳于天下，成王追念周公勲劳而欲尊鲁，故锡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如乐用宫悬，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于周公之庙，谓之尊周公可也。至于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则非诸侯之所当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尝及周公，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勲劳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劳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巳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劳之臣乎？先儒议此，但谓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礼运》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勲劳，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后待鲁。往往当时事情，亦是如此。愚尝因是而考论之，礼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为二王之后，俾之修其礼物，作賔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故许其用天子之礼。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契之庙，未必许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于禹、契之庙，而禹、契则配天之祖也，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叹也。至于鲁，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喾之祀元未尝废，无假于鲁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于周公之庙，而并效▯宋之尤，则不类甚矣。其后三桓遂至八佾舞于庭，岂无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鲁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牺象云云”。即此二言观之，可见当时止许其用郊禘之礼乐以祀周公，未尝许其遂行郊禘之祀。后来乃至于禘喾、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谓“穿窬不戢，遂至斩闗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乐名】荀防辞，荀偃、士匄曰：“诸侯鲁、宋，于是观礼。鲁有禘乐，賔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禘，虽燕享賔客，亦用之矣。

论祭日月　　　　　　　　陈祥道【礼书】古者之祀日月，其礼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东门之外。”祭义曰：“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乐乐六变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来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类。”四也。觐礼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五也。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类禜而祀之，与觐诸侯而礼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于东门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也。日言朝，则于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则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坛谓之王宫，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坛谓之夜明，以其昱于夜故也。其次则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其牲体则实柴，其服则▯冕、▯端，其圭之缫借则大采、小采，礼之之玉则一圭邸璧，祀之之乐则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玉藻十有二旒龙衮，以祭▯端，以朝日于东门之外，则龙衮、▯端皆言其衣也。衣▯冕之衣，则用▯冕矣。郑氏改▯端为▯冕，不必然也。虞氏释国语，谓朝日以衮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与张次设帟，一切杀于上帝，则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礼于掌次之次帟、案于典瑞之大圭、镇圭缫借，言朝日而已，则夕月之礼又杀乎此也。汉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则失东西郊之礼也。魏文帝正月祀日于东门之外，则失春分之礼也。齐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马郑用二分，卢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隂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隂气向长，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则融与康成得其义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此尤无据也。后周于东门外为坛以朝。日燔燎如圜丘，于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坛坎之制，广狭虽与后周差异，大槩因之而已。

明堂制　　　　　　　　　礼　疏明堂制，今礼戴説礼盛徳记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説云：明堂髙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戸，八牖，宫方三百歩，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説：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而祀之，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牕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防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礼孝经説：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谨按今礼古礼，各以其义説説无明文以知之。郑▯驳之云：礼戴所云虽出盛徳记，云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説者，盖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援神契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牕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防于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説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也。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数，如郑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説，礼戴説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礼孝经説以明堂为文王庙。又僖五年，公既视朔，遂登观台。服氏曰：人君入太庙视朔，告朔，天子曰灵台，诸侯曰观台，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庙竝与郑説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学，也不得与明堂同为一物。又天子宗庙在雉门之外。孝经纬云：明堂在国之阳。又此云聴朔于南门之外，是明堂与祖庙别处，不得为一也。孟子云：「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诸侯以下皆有庙，又知明堂非庙也。以此故，郑皆不用具于《郑駮异义》也。云「毎月就其时之堂而聼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处，是毎月就其时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者，路寝既与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寝亦如明堂，毎月异所。反居路寝谓视朔之一日也，其余日即在燕寝视朝，则恒在路门外也。

明堂【附马端临论】　　　　　　　王　炎郊以事天，庙以事祖祢，三代之达礼也。明堂以享帝，则非郊以享亲，则非庙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归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礼行于朝觐、耕借、养老之先，而严父配天之义。」夫子不属之武王而属之周公者，盖明堂之礼，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则周公明其义而为之也。夫义者，礼之质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而可以义起。周公达于义者也。其在《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之乐章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变者也。而周之王业实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则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虽然，《诗之国风始于《闗雎》，小雅始于《鹿鸣大雅始于《文王》，《颂始于《清庙皆文王之诗也。《闗雎》有王者之化，《鹿鸣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则受命作周矣。《颂始于《清庙则盛徳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于孟津，▯于牧野。其伐商而归也，告于羣后无不以文王为言。则王业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则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尝于庙则不足以明文王之徳。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义之所当然，礼之所从起，而非厚于其祢也。知此则周公制礼之义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记固尝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庙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寝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郑康成曰：「或举宗庙或举路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证而《考工》所记亦未可尽信也。其未可尽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无坛墠，则严父配天当在宫室之中矣。先王之礼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坛而不屋。汉文帝作庙以祀五帝于渭阳。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庙，人且议其非礼。况祀天帝之尊，乃即宫室行事，而谓周公为之乎？故曰：考工所记，未可以尽信也。夫《考工记》先秦古书也。且难以尽信，则诸家之异説纷纷，从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经。夫传记有之，经无之，不得已而从▯记可也。▯记有之，经亦有之，舍▯记而从经可也。舍经而从▯记可乎哉？此理至易晓也。二礼，周公之经也。《周官司仪》将合诸侯，则为坛三成，宫旁一门，此明堂之説也。然畧而未详。《仪礼》所载则详矣。诸侯觐于天子，为宫四门，为坛，其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设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礼月，祭天燔柴，此则明堂之坛，而祀神以为盟也。

既盟，王设几，即席，诸侯之驾不入王门，奠圭缫上，此则明堂之宫，而明诸侯以为朝防也。其盟防诏于明神，是故谓之明堂。郑康成曰：王廵守至于方岳，诸侯来防，亦为此宫以见之。康成虽知方岳之为此宫，而不知此宫之为明堂。是説也，吾于《孟子》有证焉。齐国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时，明堂尚存。赵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廵守朝诸侯之处也。是説也，吾于班史有证焉。汉武帝之东封也，泰山东北址有古时明堂处，则宫坛不存，而其址犹在也。虽然，郑康成、赵台卿知时防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诸侯、祀五帝之义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盖即其坛而祀之。辅成王负扆以朝诸侯，盖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与其礼典，晓然如指诸掌，可以决千载之疑议，摈诸家之异説矣。夫诸家之失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诞，或失之谲，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杂，皆非所以论周公之典礼也。吕不韦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与月迁徙以眡朝而布政，此失之诞者也。大戴之记则曰：「上圆下方，九室，毎室四戸八牖。」桓谭《新论》又从而广之，以为有四闼以法四时，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论，又以太庙、灵台、辟雍合为一区，此失之杂者也。《晏子春秋》所▯「茅茨蒿柱」，则陋而不中礼；公玉带所图「复道层楼」，则诡而不经。折之以二礼，其説盖不攻而自破也。大抵圣人制礼，必有大经，而寓于度数，则有节文。大经本也，议礼者之所当重；节文末也，议礼者之所当轻。明堂之礼，下则以朝诸侯，上则以事上帝，大经存焉。若夫坛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广狭，区区节文之末，酌其宜而为之，虽或异于古人，何病焉？自汉以来，儒者之议明堂，至今不决，而考礼经残阙之文，断以臆见，则僭矣。虽然，汉儒所▯，不敢尽诬以为非，亦不可尽信以为是，故详其义于礼经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马端临曰：「黄帝明堂之説制度，乃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上。杨氏《祭礼》明堂篇，以其不经而削之。然其所言茅盖通水，与《大戴礼》所记畧同。又《考工记》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概由质而趋于文，由狭而趋于广。以是推之，黄帝时无明堂则已，茍有之，则一殿无壁，盖以茅，正太古俭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谬诞者多假设黄帝之事以售其説，如所谓作五城十二楼，封名山，接万灵明庭，采首山铜铸鼎之类，皆矫诬古圣，张大其词，以迎合时主之侈心。独公玉带所上明堂之制，乃简朴如此，虽不经见，然岂不可稍规千门万戸之失？

固未可以其言之并出于封禅求仙之时，而例黜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