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十二

稗编卷十二<子部,类书类,稗编>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三《明唐顺之撰》春秋三论三传　　　　　　　　刘知几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専用公羊，宣皇已降，糓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自朋党，防笼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茍以专精为主，至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也。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綂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必扬防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按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文不足观也。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诸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杜预释例，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所问以辩义之精者，曲以所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本，诸称凢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刋之书，着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按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之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旣躬为太史，博緫羣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覩。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逺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史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而与亲见者争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辩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

岂是子长藁削，孟坚雌黄所称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録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臣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带，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季札观乐而谈国风，其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逺古则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徴近代则循环可覆【如吕相絶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晋士渥浊谏杀荀林父引说，文公败楚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犹无城下之盟，祝它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类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胷。臆夫，自我作古，无所凖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薨”，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羊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輙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按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輙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防，奬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太半失实，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録付之丘明，用使善恶必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滛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左传所録，无媿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杜预释例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执，皆时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防，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着本状，以明其得失也。

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儒者茍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隠、桓、昭、襄四君之▯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代成聋瞽者矣。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慿。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隽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堂【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其哭于阳门，介夫乃止【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出《公羊传】襄牛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正，大夫皆执国权【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焉【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出《刘向七録】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出《史记·扁鹊传】栾书仕于周室，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顔直言【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棊申诫【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曽无所疑，及《左传》旣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宏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寖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冡获书，全同左氏【汲冡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语》《师春》在焉。案《纪年》《▯语》载春秋时事，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筮者繇辞，将左氏相校，遂无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寳借为师范【事具干寳《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録，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曽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防，传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茍徴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冡而后信者乎？以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三传得失议　　　　　　　啖　助古之解説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説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着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毎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防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緫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縦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畧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亦以原情为説，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末释者，抑为之説，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公羊》《谷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传中犹称谷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宻于《左氏》。《谷梁》意深，《公羊》辞辩，随文解释，徃徃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駮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中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详内以畧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谷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説之。且列国至多，若盟防、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慿告命，従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尔。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尔。何名修《春秋》乎？故谓二者之説俱不得中。

赵氏损益议　　　　　　　赵　匡啖先生集三传之善以説《春秋》，其所未尽则申巳意，条例明畅，真通贤之为也。惜其经之大意或未标显，传之取舍或有过差，盖纂集仅毕，未及详省尔。故古人云：「圣人无全能，况贤者乎？」予因寻绎之，次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旧説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着权制也。故凡郊庙【郊庙常事悉不书之】丧纪【卒丧之外杂丧事皆记非礼也】朝聘【变文者皆讥非礼也，杞伯姬来朝其子之类是也】搜狩昬取【此二礼常事亦不书】皆违礼则讥之【据五礼皆依周礼】是兴常典也【明不变周】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谓变例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权衡所以辨轻重，言圣人深见是非之理，有似于此】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辞。然则圣人当机发防，以定厥中，辩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或曰：「若非变周之意，则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礼典者，所以防乱耳。乱既作矣，则典礼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则养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则养生之书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针药尔。故《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相助救世，理当如此，何云变哉？」若谓《春秋》变礼典，则针药亦为变，养生可乎哉？问者曰：「若《春秋》亦变周之意，则帝王之制莫盛于周乎？」答曰：「非此之谓也。夫改制创法，王者之事，夫子身为人臣，分不当尔。若夫帝王简易精淳之道，安得无之哉？」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僣，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纎芥，如斯而已。」观夫三家之説，其▯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贬差品所中无几。故王崩不书者三，王葬不书者七【春秋》时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见于经者，三传悉无贬责】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无义説【三传亦不言其意】盟防侵伐，岂无褒贬，亦莫之论【三传无义】略举数事，触类皆尔，故曰：▯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惩劝，乖经失指，多非少是。啖氏虽已裁择，而芜秽尚繁。于戯！圣典翳霾，千数百年，理当发挥，不可以已。岂茍駮先儒哉？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所谓体者，其大槩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防，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増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亦史册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谓十者：一曰悉书以志实【朝聘用兵之类，一切书之以着事实】二曰畧常以明礼【祭祀婚姻等合礼者皆常事不书】三曰省辞以从简【经文贵从省，触类尽然，诸前目后凡帅师不言君使之类是也】四曰变文以示义【但经文比常例变一字者，必有褒贬之义】五曰即辞以见意【谓不成例者，但于辞中见褒贬之义，公追齐师至酅，齐人来归公孙敖之丧之类是也】六曰记是以着非【书子同生及葬诸侯之类是也】七曰示讳以存礼【内恶事皆隠避其文，以示臣礼】八曰详内以异外【内卿卒皆书，被伐皆言某鄙之类是也】九曰阙略因旧史【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十曰损益以成辞【如郑输平，若言郑伯使人来输平，即不成言辞，此损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书，为获麟故。书西狩，此益文也】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尔。或曰：圣人之教，求以训人也，微其辞，何也【怪其辞意深微，人难晓解，不可以训】答曰：非微之也，事当尔也。人之善恶，必有浅深，不约其辞，不足以差之也【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称盗之异，来盟有书名、书字、书官之异，必假一字以示善恶浅深也】若广其辞，则是史氏之书尔，焉足以见条例而称《春秋》乎？辞简义隠，理自当尔，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晓也；县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圣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彚，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资，欲勿学而能，此岂里巷之言，茍尔而易知乎？

论三传经文同异　　　　　马端临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以为蔑，公谷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谷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郿乎？曰微乎？防于厥愸，公谷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愸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误耳，其事未尝背驰于大义，尚无所关也。至于「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夘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谷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余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于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于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见増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谷尊其师授而増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増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増益者，搀入之后世诸儒，复据其见于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于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分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増损于其间。茍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説与经文防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谷梁直以其所作传文搀入正经，不曽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后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増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于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依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于此。然则既续之于获麟之后，宁保其不増益之于获麟前，如公谷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论三传所长所短　　　　　吕大圭学《春秋》者，舎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抵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説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深于理。盖左氏曽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公谷出于经生所传，故虽深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然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公谷虽曰言理，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盖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世故，徃徃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论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强谏楚子，临之以兵，而谓鬻拳为爱君；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汉东骎骎荐食上国，齐桓出而攘之，晋文再攘之，其功伟矣。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岂能骤举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党与，而后攘之，易尔。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晋文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于侵曹、伐卫则曰“为观浴与块故”。此其病在于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纪年，徃徃类此。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也。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者，非丘明，盖有证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证也。若夫公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传闻。又不曽见国史，故其事多谬误。略其事而观其理，则其问固有精到者，而其害于理者亦甚众。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辩之也。公羊论桓隠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谷梁论世子蒯瞆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借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谷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逐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生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説，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僣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人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説，而説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略举其一二，而何休之谬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从为之説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羣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兄而薄于父子之枝叶者，未必不斯言启之。《公羊》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説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防戎」之文，则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谓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赗」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隠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过曰：「记异也。」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诸侯初僣。」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过曰：「记灾也。」而休则曰：「先是桓簒隠，与专易朝宿之地，隂逆与怨气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类，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考验其为异之应。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説。《春秋》纪灾异，初不説其应，曽若是之▯碎磔裂乎？若此之类，不一而足。凢皆休之妄也。愚观三子之释传，惟范▯差少过，其于谷梁之义有未安者，辄曰「▯未详」，盖讥之也。而何休则曲为之説，适以増《公羊》之过尔。故曰：「范▯、谷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三传各有得失　　　　　　郑　樵【后同】或问三子传经各有得失，孰优孰劣？曰：公谷曰传，而左氏则笔録也。公谷解经，而左氏则记事也。体制不同，详畧亦异，未可以优劣判也。或谓左氏得之亲见，公谷得之传闻，非也。或谓左氏有三长，公谷有五短，亦非也。大抵党左氏者，以左氏为大官，以公羊为买饼家。尊公羊者，以公羊为墨守，以左氏谷梁为膏肓废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义背经，属缀不伦，非一人所为。右谷梁者，以为文清义约，多所发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则曰：左氏善于礼【范▯】公羊善于防，谷梁善于经。均取其失者，则曰：左氏失之诬，谷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尽废三传者，“春秋三传束高阁【卢仝】三传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异而通之，作为《春秋调人》七万余言，以平其得失【晋刘兆云，如《周官》有调人私怨之官】是数説者，皆不足以尽三家之学也。大扺三家之传，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论其短，以“王正月”为“王鲁”，是公羊之害教；以“获麟”为成文所致，是谷梁之附防；以“尹氏”为“君氏”，是左氏之误文也。所短者若此之类是也。若论其长，则三子之长非一端。经日蚀不书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唐人以厯追之，俱得朔日，则日蚀之义，左氏为长。公如齐观社，左氏曰：“非礼也。”公羊曰：“盖以观齐女也。”谷梁曰：“非常曰观，致曰有惧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齐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观之也。”则观社之义，公羊为长。经书盟于葵丘，左氏曰：“齐侯不务德而勤逺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谷梁曰：“陈牲而不杀，盖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载书而不防血，初命曰无易树子。”则葵丘之义，谷梁为长。三子之长如此者众也。至于三家背经以作传，犹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经于鲁隠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于晋灵公之事，书赵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也。」其所以异乎经者，盖经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鲁人也，因鲁史以成经，固不必论也。然官为正卿，返不讨贼；位居冡嗣，药不亲尝，非二子之罪而谁欤？三家之传，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取其长而舍其短，学者之事也。大抵有《公》《谷》，然后知笔削之严；有《左氏》，然后知本末之详。学者不可不兼也。使圣人之经传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汉时《公》《谷》既作，凢董仲舒、公孙▯之徒，皆引以断大狱，饰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左氏》既作，凢太史公、刘向之徒，著书立言，首尾倒错，皆不得捆摭而自见，其有功于世，又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学者非圣人之经，茍能合三传而观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议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辩刘歆曰：「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曰：「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班固《艺文志》曰：「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序左传》亦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详诸所説，皆以左氏为丘明无疑矣。至唐啖助、赵匡独立説以破之。啖助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为丘明，非也。」赵氏曰：「公谷皆孔氏之后人，不知师资几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贤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惟啖、赵立説以破之，未有的论。然使后世终不以丘明为左氏者，则自啖、赵始矣。」况孔氏所称左丘明，姓左丘，名明，断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传质之，则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諡，则是书之作必在赵襄子既卒之后。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今左氏引之，此左氏为六国人，在于赵襄子既卒之后，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孝公之后，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郑氏、蔡邕皆谓腊于周，即蜡祭，诸经并无明文，惟吕氏《月令》有腊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惠王之后，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诞，而称帝王子孙。按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始之运，其语不经。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齐威王之后，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三家分晋之后，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辰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苏秦之后，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絶秦，声子説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説之士，捭阖之辞，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秦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沈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又问：「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欤？

左氏喜言诗书易予爱左氏所载春秋赋诗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赵衰赋河水始。诗所以言志，赋诗所以见志。然有一言不酧，一拜不中，而两国之为暴骨者；有赋诗不知，又不答，终有必亡之祸者，则学者乌可不知诗之为寓意乎？又爱左氏春秋列国之事，其引书据义者三十九：援虞书者一，援夏书者十三，援商书者十，援周书者十有五。真得古圣贤之用心，不胶不泥，不立新説，而事之大者悉取断焉。予又爱左氏所载言易者二十：庄一，闵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余则连山、归藏与占筮者之繇辞尔。予非取其占筮之竒中也，取其通变而不滞也。吾于敬仲之筮得互体之説焉【庄二十二观之否】又于毕万之筮得变卦之説焉【闵元屯之比】有卦无辞，于穆姜之筮得动以静为主之説焉【襄九艮之随】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险之説焉【昭十二坤之比】于秦伯之筮得繇辞之异于今文者之説焉【僖二十五大有之暌】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经优于公谷，而又善言诗、书、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谷二传【师承】或问公谷二家师承所始，曰：吾何以论其始乎？刘歆，汉人尚不能知，况后人乎？公羊本齐学，后世有以为名高者，有以为子夏弟子者，有以为汉初经师者；谷梁本鲁学，后世有以为名赤者，有以为名俶者，有以为秦孝公时人者，皆无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载乐正子之视疾，则公羊必出于乐正子之后；谷梁虽载尸子之语，或出于汉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传矣。二家初皆口传，非如左氏之笔録。然左氏之传又不如谷梁之质也。公羊之书有所谓昉于此乎，有所谓登来之者，有所谓代者为主，代者为友，皆弟子记其师之言，防其语音以録之也。有所谓公羊子曰，则其书非公羊所自为，可知矣。谷梁之书有所谓或曰，有所谓传曰，有所谓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有所谓谷梁子曰，皆弟子记其师之説，而杂以先儒之言，则其书又非谷梁之所自为，可知矣。此谷梁必出于沈子、尸子之后，或者疑以为汉初人也。尝合三传而考之，左氏之笔録必出于焚书之前，公谷之口传实出于焚书之后，何也？左氏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无所不备，其载卜筮杂书与汲冡师春正同，则作于焚书之前，明矣。公谷设同左氏之时，二百四十年事，犹当十得四五，不应尽推其説于例也。此公谷作于焚书之后，明矣。或曰：左氏之传既作于焚书之前，何故隐而不宣？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具于左氏之传，隠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犹有存者，非尽隠也；公谷、邹、夹之学不与左氏合，非尽宣也。惟其隠而不宣，此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谷、邹、夹之学。邹氏无师，夹氏有録无书，故不显于世，惟公谷独盛。自左氏兴而公谷之学又微矣。然亦终不可得而废也。汉兴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学于景帝时，先立学官，而申公亦传谷梁学，受之瑕丘。江公故公谷之学，独盛于汉。善乎范▯之言三家之学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武帝好公羊，公孙▯又好之，而公羊之学遂兴。卫太子好谷梁，宣帝又好之，而谷梁之学遂兴，此兴废由于好恶也。瑕丘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此盛衰继于辨讷也。呜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论罢而谷梁兴，严氏之学冺而左氏彰，杜预之传晦而啖赵起信矣。夫论左氏解夹漈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顔师古注《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顔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顔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

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顔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厯地理。当其顔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厯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顔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于星厯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顔氏于训诂之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春秋传授谱序【春秋之▯四变】吴莱【后同】春秋之道，本于一，离为三家之传，又析而为数十百家之学，学日伙，传日凿，道益散。天下后世，岂或不有全经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氏没，七十子言人人殊，公谷自谓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谓古学，宜立诸老生，从史文传口说，递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学一变，主公羊者何休，主谷梁者范▯，主左氏者服防、杜元凯，或抒己意，或博采众家，盖累数十万言。自是学再变，公谷微，左氏乃孤行不絶，说者曾不求决于传，遂专意于训诂。江左则元凯，河洛则防。自是学三变，间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长，列朱墨之同异，力破前代专门之学，以求复于先圣人义理之极致，咸曰唐啖赵氏。自是学四变，呜呼！言《春秋》者至于四变，可以少定矣。予尝观汉初传《公羊》者，先显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传《谷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于国师刘歆，求立博士，故▯之尚少，而东汉为盛。东汉以降，学者分散，师説离析，非徒舍经而任传，甚则背传而从训诂，哓哓讙咋，靡然趋下。夫学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异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遗经，悲千古之絶学，发明三家之传，而去取之者谁欤？然予悉得而谱是者，四变之极也。四变之极，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赵氏，盖尝有是志矣。继之者又谁欤？古之人不云乎：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谂之，古之人有与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没世而无闻者多矣，显焉者谱于此也。盖昔唐韦表微曽着《九经师授之谱》，且以讥学者之无师。呜呼！人师难逢，经师易遇，然今经师犹有不可得而遽见者矣。

则吾是谱之作，又岂徒在表微之后乎？春秋释例后题【杜服注左氏】春秋左氏，汉初本无传者。刘子骏始建明之，欲立学官，诸儒莫应。然传之者亦已众多。贾景伯、服子慎并为训解。及晋，而杜元凯又作经传集解三十卷，释例四十卷，且歴诋刘贾之违，独不言服氏，岂或不见服氏书乎？亦不应不见也。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国图，长厯本之刘洪。乾象厯，世多言其天文星厯为长，然説经多依违以就传，似不得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永嘉旧冩。华隂徐生徃读之，遂择《春秋》义章以教学者。是永嘉时犹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骥，世传其业，故齐地亦多习之。坦，元凯之▯孙也。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説。刘兰、张吾贵之徒，则又櫽括两家，同异义例无穷。呜呼！汉初习经者专门，而今河洛习传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凯矣。晋刘兆始取公谷及左氏説，作《春秋调人》。而今兰、吾贵又防服杜之説矣。圣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颖达《春秋正义》，一用杜氏，非徒刘贾之説不存，服义亦不尽见。固不若两存之，以见服杜之为孰愈也。

春秋举传论序黄子读《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尝着《春秋举传论》一编，屏除专门，摉剔传疏，使之一归于是，然后止。盖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咸断之于圣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辞赞焉。公羊、谷梁乃谓得之子夏，文多琐碎，语又龃龉。要之，二氏皆未成书，特相授受于一时，讲师之口説者，谓孔子当定、哀世，多微婉其辞，复秘不以教人，故诸弟子言人人殊异。然自孔子后，一废于战国嬴秦之乱，汉初学者区区收补，意其焚残亡脱之余，不藏之屋壁，必载之简册，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数万，独以口相授受，庸讵知不有讹谬者乎？济南伏生治《尚书》，上使掌故晁错徃受之，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语，世谓生齐人，齐语多艰澁，故今书文亦难属读。然古人之作书，非齐人也，奈何若是？是则公羊齐学，谷梁鲁学，非二氏误也，学二氏者误也。且孔子又何尝当定、哀世，多微辞哉？茍曰微辞以避祸，《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见之世也，自所闻、所传闻之世，一切褒之、贬之，且及其父祖、当世而辄微之，吾恐非圣人意也。圣人岂避嫌者哉？不然，乱臣贼子仅诛其既死篡弑夺攘，无惧于当世，是又岂吾圣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论语》、《礼记》诸弟子之问答，殆无一言以及之，得其义者盖寡矣。然而左氏约经以作传，下讫鲁悼、知伯之诛，序《春秋》后也。若其説晋王接，则谓别是一书，意者当西汉末与公、谷二家争立博士，故又杂立凡例，广采他説，以附于经，是岂左氏旧哉？今黄子举之皆是也。昔者晋刘兆尝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乃取《周官》调人之义，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夫调人之职，掌司万民之雠而谐和之，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雠，将天下之理不恊于克一，而后世之议且容其潜藏。隠伏于胸中也，何以调人为哉？故唐啖助、赵匡，近世刘敞，于传有所去取，咸自作书；而今黄子又嗣为之，可谓闻风而兴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长，去其所短则见其所长者，固可取也。不然，尽去三家之传，而独抱圣人之经，且自以为必得圣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则黄子之意也。论因事实以考书法。黄泽【赵汸师説】春秋以事实为先，以通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覈三传，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络则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以为《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説，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辩》，又以为説《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泥圣人酌时宜以取中。此实义也。贵王贱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义。然人自为学，家自为书，而《春秋》迄无定论。故一切断以虚辞。作《笔削本防》，尝曰：“説《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説自然退听矣。”其但以为实録而已者，则《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为知圣人也。其説《易》有常变，而《春秋》则有经有权。《易》虽万变，而必复于常；《春秋》虽用权，而不逺于经。各以二义贯一经之防。尝曰：“《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畧相似。茍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取物类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神圣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时，取一二立辞以明教。自九▯之法亡，凡▯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隠微，遂为歴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歴世不通之义矣。先生所谓废失之由有相似者，盖如此。

看春秋须立三节　　　　　郑　樵郑樵曰：「看《春秋》须立三节。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五霸，桓公为盛。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则桓公之有大功于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纲解纽，强凌弱，众暴寡，当时之人思大国之正已也，如《褰裳》之诗。此时桓公出来，统集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岂非有大功于当时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遗风余泽犹有存者。伯主一兴，则天下之人见霸者之功，而无复见先王之泽，岂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业相为消长。《春秋》之始，齐僖谓之小伯，见于《春秋》经传，与诸侯会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末东迁，未尝无方伯、连率之职，然当时尚禀王命，故不谓之伯。东迁以来，王者自无总合系属人心道理，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来防盟，此伯之名所以立。然当僖公之始，当时之势亦不易做得，所以凡书盟不过三四国而止。到威公时，大国言齐、宋，逺国言江、黄，其余莫不尽从。伯业盛处，便见王道消亡。」东迁之初，去三代未逺，故春秋左氏所载隠桓间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谏郑庄公封叔段于京，所谓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见得成周筑城之遗制犹在。如石碏之谏卫庄公，所谓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见得先王教子家传之法犹在。如师服之谏晋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国，故天子建侯，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犹见得三代制度名分等衰纎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乱。」此春秋初老师宿儒所传先王之典法未冺，学者须当深考。到后来春秋中与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间若左史倚相之于楚，叔向之于晋，子产之于郑，才能言当时，便谓之圣贤博物君子。

世变【附黄震论】　　　　　　　　吕大圭读春秋者，先明大义，其次观世变。所谓世变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刘知几云：「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盖书之终，春秋之始也。」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隠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报，而其命文侯之辞曰：「汝多修扞我于艰，患已弭矣，用赉尔秬鬯一卣，功已报矣。其归视尔师，宁尔邦国，无复事矣。」即此一编观之，已无兴复之望，然而圣人犹不忍絶也。盖迟之四十九年，而无复振起之意，圣人于是絶望矣。由是而上，则为西周；由是而下，则为春秋。此独非世道一变之防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犹时有胜负也。盖至于获麟之前岁，而吴以被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两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犹未至于窃位也。盖至于获麟之岁，而齐陈常弑其君，齐自是为田氏矣。在鲁则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之政尽在三家，而鲁君如赘旒矣。在晋则自赵鞅入绛之后，晋国之政尽在六卿，而赵籍、韩防、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国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国东方之鲁，而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诸侯犹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竞，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日以扰扰，而无一息宁矣。故自获麟之前，其世变为春秋；自获麟之后，其世变为战国。此又非世道一变之防乎？是春秋之所终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经观之，则有所谓隠、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时，庄之十三年而防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听于一邦矣。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无有也。僖之元年而齐迁邢，二年城卫，四年伐楚，五年防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权，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兴，诸侯无所统也，而天下犹知有王，故隠桓之春秋多书王。伯主之既兴，诸侯有所统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后之春秋，其书王者极寡。伯主之兴，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独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国无霸者十余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于是中国之伯，昔之在齐桓者，今转而归晋文矣。晋襄继之，犹能嗣文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继悼公再伯而得郑驾楚，尚庶几焉。自是而后，晋伯不竞，盖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防，晋楚之从交相见。昭之元年，而虢之防，再读旧书，于是晋楚夷矣。四年，而楚灵大防于申，实用齐桓召陵之典。

晋盖不预中国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虽曰再主夏盟，而晋之防诸侯由是止。鄟陵以后，参盟见矣。参盟见，而后诸侯无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无伯，非细故也。天下之无伯，而春秋终焉。故观隠、桓、庄、闵之春秋，固已伤王迹之熄；观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伤伯业之衰。此特其大者尔。其他如荆人来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后则名字着于经矣。无骇挟卒，诸侯之大夫始未有书字也，于后则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诸侯盟诸侯，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始也诸侯自相盟，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诸侯僭天子，于后则大夫僭诸侯矣。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经观之，大抵愈趋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之极，不至于秦不止。后之作编年通鉴者，托始于韩、赵、魏之为诸侯，其亦所以继春秋之后欤？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观世变，以研事之实，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黄震曰：「晦庵先生尝云：『圣人欲率天下以尊齐、晋，且谓楚在春秋时非桓、文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此盖尚论其世者也。圣人能与世推移，世变无穷，圣人之救其变者亦无穷。春秋之世，王室微，诸侯强，故其始抑诸侯以尊王室；及诸侯又微而夷狄横，则又抑夷狄而扶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诸侯，亦所以为尊王地也。圣人随时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动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议论所以繁多。圣人书法甚简，随字可以生説，此议论所以愈见其繁多，宜褒贬凡例之説得以肆行其间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圣人之心，则思过半矣。」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窃取之。」春秋世变图序【春秋之势】吴莱古之言《春秋》者，自汉至今，亡虑数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以理断之而已。犹未有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而权之者也。虽然，孔子尝论之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然后诸侯大夫得以专而用焉。逆理愈甚，则其失之世数愈速。此非通论天下之势也，《春秋》之势然也。而欲论《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盖深有得于理势之相须，且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而汉之学者特昧昧焉，乃设孔子高、曽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治乱。《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而权之者也。盖昔陈恒之弑君，孔子请讨之。左氏记其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盖谓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与国以讨之。

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耳，岂计鲁人之众寡哉？夫以理言，鲁为齐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鲁之未必胜也，务明君臣之大义，以讨天下弑逆之大恶，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复兴乎？若以势言，周室衰矣，晋霸微矣，鲁又弱国也。陈氏世掌齐政，民私其德，此处人伦之大变，天理之所不容。于是举吾全鲁以继之，齐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贼，法所必讨者，正也；专国之奸，势亦有所未易讨者，然必有以权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于智谋之末也。」圣人不如是也。呜呼！自王政之不纲，而后有霸；自霸图之无统，而后无霸。人情事变，虽未尝出于一定，惟理则无有不定。此古之学《春秋》者，所以率论理而不论势也。自今观之，天下之势在是，《春秋》之理则亦随其势之所在者而见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逺，王室犹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齐、晋二霸相继而起，则霸主从而托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专政是战国之萌也，而世变亦于是乎极。公羊子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盖深有得于理势之相须者此也。汉之学者且曰：隠桓逺矣，孔子则立乎定哀之间耳。逺者乱，近者治，圣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岂求其説不得而强为此论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后世得以推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与夫圣人之权者。先儒盖曰：有隐桓庄闵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岂非公羊子之遗説哉？然则予之所以图是者，非私见也，非凿説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