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七 眀 唐顺之 撰书二
稗编卷七 眀 唐顺之 撰书二
中星解 贝 琼中星见于作厯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无定位，各于四时攷之南方。而《尧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郑氏本于孔注互见之説，诸家无以异之。盖南言朱鸟，则知东为苍龙，西为白虎，北为▯武矣。东言大火，则知南为鹑火，西为大梁，北为▯枵矣。西言虚，北言昴，则知南为星，东为房矣。余求之经，而参之考亭所论，岂特以互见为文哉？天道至幽至远，而圣人察之至精至宻。春言星鸟，以二十八宿各复于四方，而星鸟适见于昬中，故举而言之。至于仲夏，则朱鸟转而西，苍龙转而南，而大火适见于昬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则▯武七宿之虚宿；冬之中星，则白虎七宿之昴宿。故于此独举一宿焉。大抵天以星为体，而有广狭远近眀暗早晩，惟中者则载之。故《月令》仲春昬弧中，旦建星中，余月皆举二十八宿，而此独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举弧、建以定昬旦之中，则知《尧典》所载，岂非以其中之所见而言乎？圣人考中星以正作讹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谓术不违天，政不失时者如此。然尧时冬至日在虚昬中昴，至朱子之时，则日在斗昬中壁，此见歳差之由，而歳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茍以为互见，其法无乃甚疎耶？吁！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而学者不之详也，故表而着之。附月令中星【惊蛰在雨水前】熊朋来尧典》四仲月中星如火、虚、昴，各指一星而言。中春星鸟，本是柳与星，而以鹑鸟言之。火虽心星，而氐、房亦皆大火之次也。《月令》中星：孟春月建寅，日躔亥，自有危、室、壁，而但言室，昬参旦尾，亦各举其一宿以记中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娄、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即躔奎。昬旦鬼、斗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但言胃。昬星旦牛中，亦不但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毕、觜、参、井，而但言毕，亦谓初入申在毕。昬旦翼、女中，则轸与虚、危以次中矣。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东井。昬亢旦危中，以次及余星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张，而但言柳。昬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则氐、房在焉。旦奎中，亦有娄、胃，随中气深浅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而言轸，此不以中气初过言，而究其在巳之末躔。昬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毕中，则以次觜、参中可知。中秋月酉日，在辰当躔轸末度，以及角、亢，而专言角，举中以见首末。昬旦牛、参中，不言参而言觜，三星附参中，举小以见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言房，犹中秋言角也。昬旦虚、柳，亦举一星为记。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记初入寅之度也。昬危旦星中，接上月虚、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言斗，入寅首躔入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昬壁旦轸中，接上月「▯室、翼」二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子有女、虚、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昬娄旦氐中，大抵太阳行度与昬旦中星，皆以中气过后言之，《尧典》、《月令》皆然。若专指一星而谓此一月专在是星，则固哉。其言星而证之天文，必有不合之处。俗儒谓《尧典》中星与《月令》差，又谓《月令》中星与今逐月中星复差，初不思中气有浅深，中星有推移，执《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谓是月专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按太阳以逐月中气后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昬旦中星，只当以月建对冲昬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昬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传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防法也。月令孟春之月言蛰虫始振，在东风解冻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华，则雨水宜为二月节。疏云：汉时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刘歆作《三统厯》，改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祝子经亦云：惊蛰本在雨水之前。攷《工记》注：冒鼔以启蛰之日，曰孟春中气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后。《周礼攷工记》注：启蛰正月中。《太▯卦气》亦以惊蛰在雨水前。旧圗于雨水下注云：律夹钟。今雨水在惊蛰前，未知刘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观《太▯卦气》旧説，疑刘歆欲改而未能，至后人始以其书而改之。十二月节气中气之法，亦始于秦汉以来。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简畧，止占中星而已。《尧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之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于是占法愈宻矣。
象刑説 程大昌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眀。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远，説者不一。荀况记时人之语曰：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也。汉文帝诏除肉刑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武帝之策贤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巾，犯劓者以赭着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象而划之，犯宫者▯，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凡此数説者，虽不能归于一，要其大致，皆谓别异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远古而譌传也。禹之称舜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特不杀不辜尔，未尝去杀也。怙终贼刑，刑故无小，是岂尝置刑不用哉？战国之时，未经秦火，已谓象刑者示辱而已，无所事于刀锯斧钺也。荀况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审其有无，特能推理以辩，而曰：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此数语者，虽尧舜复出，无以易也。▯雄曰：唐虞象刑惟眀，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则真谓尧舜之刑无刀锯斧钺矣。此盖汉世之所通传，故文武二帝诏语亦以为然也。肉刑之制，孔頴达軰集防传记，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刖防黥，苗民固己有之。帝舜斥数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于淫用尔，则肉辟所起，岂复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眀有所施，而此时未有笞杖徒，若无肉刑，其阅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之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论决哉？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扑挞。若谓象刑止于示辱，则是正丽五刑者反可以异服当刑，而恶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扑挞焉，是何其不伦也？然则象刑云者，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眀示民，使知愧畏而何？他求泛説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谓画象可以代刑，则人不信尔。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庄周曰：「匿为物而愚不识，皆咎世之敎饬无素者也。」盖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则既详矣，犹以为未也。则有执木铎以警者，执旌节以逹者，属民而读者，书五禁于门闾者，谕刑罪于邦国者，其上下相承，极其重复，正虑不知者之误触也。以此言之，则借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圣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魉，人固不愿与之相值也。然天地间不能无此，圣人范金肖物，着诸鼎以示之，则山行草苃者知畏而预为之避也。此其铸鼎象物之意，与画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谓衣冠之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实矣，而亦不无所本也。司圜掌收敎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眀刑焉。郑元因有「弗使冠饰」之文，而遂用以证实其语曰：「不冠而着墨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诸舜典，则在流赎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饰，质之司冦，顾在五刑纠慝之外。设使其制诚尝辅刑以行，则不过若毕命之殊异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也，汉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数，则安可以刑余之轻者而证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则，类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测浅深綦严宻，无不曲尽。而槩谓示耻可以去杀，固无惑乎后世之不信也。于是结绳理暴秦之绪，干戚解平城之围，遂为迂左者之口实。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则结绳虽简，岂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则干戚非武，亦岂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是画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画象之为刑助，其必循本以观，乃有得哉。
禹贡地理辩 郑 樵【后同】验星躔攷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穷禹穴，足以知地理乎？曰：疆场广邈，足迹难穷，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穷山经，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传闻之事，常多失实，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则地理终不得而知也？曰：歴代舆圗所述，先儒多论及之，皆不足以为据，所可据者，禹贡一书耳。然禹贡之书，实作于虞夏之际，而欲尽后世之地理，亦难乎防稽矣？何者？大贤如孟子，尝言地理之误矣，惟禹贡足以眀之。博洽如史迁，尝言地理之误矣，惟禹贡足以辨之。▯雄、班固皆相防于误者也，亦惟证之以禹贡而已，况汉而下诸儒之议论乎？何以知之？孟子曰：「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攷之禹贡，则曰：「沿于江海，逹于淮泗，」是江未尝有逹淮之理。盖吴王夫差掘沟以通于晋，而江始有逹淮之道。孟子盖指夫差所掘之沟以为禹迹也，眀矣。史迁之作河渠书曰：「厮为二渠，复禹旧迹，」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迹，河自龙门至于大陆，皆为一流，至秦河决魏都，始有二流。子长之论其误指秦时所决之渠以为禹迹也，眀矣。▯雄生于蜀而作蜀记，上记蚕丛、鱼鳬，以为秦之前未通中国，故李白谓：「蚕丛及鱼鳬，开国何茫然，迩来四万八千歳，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贡梁山之域【如岷嶓沱潜蔡之类】皆蜀地之山川，则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国」非也【禹贡已开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复开】班固述河源之经，疏逺穷葱岭、蒲类海，以为潜行地中而出为中国河，而不知禹贡止曰：「导河至积石。」唐人刘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国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贡一书不过数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抵牾，莫不于此取质焉，则后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为依据乎？禹贡一书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之言与才知之言异。禹贡之言，其深于道乎？书出于道，非后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系于方域，而系之山川。至后世，则有四至八到之説矣。山川小者系其州，大者条而出之。至后世，则一山跨数州，一水而见数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后世则京兆扶风与郡县同体矣。禹迹所及，东至莱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无不为之续叙而已。至后世则覊縻州郡皆入中国圗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复于终篇不过百言，遂能尽九州之田赋，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逺近，非深于道能之乎？
禹贡洪范相为用洪范》之数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鲧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陈五行而不畀《洪范》九畴？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锡之《洪范》九畴？彛伦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盖九畴之纲领在于五行，五行之纲领在于水。请以《禹贡》眀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为帝都在北方，属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属东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东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属南方，故次▯，次荆，皆南方也。▯、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属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属西方，故终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势观之，豫立天下之中，与徐、兖接境，自兖、徐既治之后，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次荆？何也？盖禹顺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观禹治水之先后，五行已得其序，则九畴可知，故天锡之者以此。鲧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鲧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陈五行”，五行汨陈，则九畴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见。《禹贡》、《洪范》之书相为用者，或曰九畴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畴乃天地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数，生成之数其体也，相生之数其用也。体用兼备，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数五十五，至于用则为五十，虚一为大衍，以揲蓍也。
洪范五行【附熊氏论】 叶 适按刘向为王氏考灾异，着《五行传》，归于切劘当世。而汉儒之言隂阳者，其学亦各有所主。然《洪范》之説由此隳裂，世乱不能救，其祸尚小；道壊不能复，其害尤大也。今畧举《洪范》本义，以证《五行志》。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天之所以锡禹也。”今寻《虞夏书》不载被锡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于先，而箕子乃独眀其所传于后，以是为唐、虞、三代之秘文，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大禹谟》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壊。”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详上文，则舜固尽以当时之治命禹，禹极心力以成天下之治。其功以水为主，而其效非独水也。水、火、金、木、土、谷则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则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则福极之分也。总而命之六府三事为九功，则与《洪范》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之言畧，箕子之言详。然则天之所锡，非有甚异而不可知者，盖事易惑而道难眀，以情为悖者多，而以理为顺者少耳。箕子劝武王修禹旧法，防别条叙，粲然如指掌。学者失其指，方以为奇计秘传，流转迷妄，沦于下俚，而非圣贤之所尝言。使私智臆测，开凿于后，既相与串习而别于其间，自为中庸。此大道之所为隠，而非有隠之者也。使河出圗而为《易》，果在伏羲之世；则洛出书而为《洪范》，乃在禹之时，前后悬絶。何昔为经而今始纬乎？《易》不知有《书》，《书》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义象；九畴兼政之细者，以类行。当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诸八物，安在其相表里也？且此特刘歆之言尔。后世学者尊奉古文，因而推于天人之际，以伪言伪是，乌能致其极也？五行无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五味者，养人之本，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圣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又并言谷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则禹稷以前，民盖未尽粒食矣。周人起家于农功，最着。武王非不知，然箕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顺天行而万物并育，不欲其私人力而一家独利耳。今汉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虽有德，而智与力不具，则亦无以致五行之功，尧之洚水是也。若夫仅救一身之阙，以冀五行之顺，已而不能顺五行之理，以修养民之常政，兴利而害輙随，除▯而利复壅，则汉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沦坠矣。按古人于德，未有枝叶，故书称尧、舜止于聪眀、文思、恭让、眀▯，而臯陶以言为谟。禹、汤之后，衍德渐广，又后则不胜其繁矣。五事者，人君廸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自尧、舜以来所由成圣者也。以吾一身视听言貎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矣。汉儒不识箕子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牵引周衰、春秋，以事徃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隂阳之书，至今千余年，终未有眀者，殆可为痛哭耳。「皇建其有极者，本无底止，而为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极者，人之所恶也。向者福之威者，极之古人之治止于是矣。人君有极，则能敛福以赐民，民亦能锡君以保极；人君不极，则与民同受六极之罚。此《洪范》之正义也。学者必学于古圣贤，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賛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见其词矣。髙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作《髙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其训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典祀，无丰于昵。」是古人因异以相警惧，先格王而以是正之，推之于《咸乂》、《原命》之书，犹是理也。若夫《洪范》初不为灾异而作，庶征所指，眀有效验，而学者乃以五行、五事聨附。为一春秋以来，凡有变兆，离析剥解，门类而户分之，以是为格。王正事则，委巷小夫、巫瞽之説，夫岂不然？而谓以笃学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当尔欤？熊氏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即如天乃锡王智勇之锡，汤武征伐皆称天▯征。吕刑亦托辞于天，尚书言必称天，此其常也。痴愚之人遂谓禹治水至洛得▯书，畀【阙】词人言之则可，而不可用于解经。孔子于河圗洛书但言圣人则之，非天以此分送羲禹也。或谓九畴中▯书该几字，皆惑于天锡禹之説，不思易中兼有河图洛书参伍错综，即洛书若专谓易为河圗，范为洛书，真俗儒之言也。
论舜渔陶 金履祥【后同】瞽叟之欲杀舜也，象之欲杀兄也。《史记》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然瞽叟特出于爱憎，而舜又非有大过恶，何至欲杀之哉？尝攷其情，则虞氏自幕，故有国至瞽叟，亦无违命，则麤能守其国者也。其欲杀舜，盖欲废嫡立幼；而象之欲杀其兄，亦欲夺嫡故耳。不然，岂以匹夫之微，爱憎之故，而遽欲杀之哉？然则舜固有国之嫡，而其为耕稼陶渔之事何也？曰：古之国家子弟，固非如后世之豢养。舜之为田渔，而人从之，又非必如今之渔人陶工也。或者见逐于父母，故劳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归扵田渔，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济时之穷。故杂书有谓舜见器之苦恶，而陶河滨；见时之贵籴，而贩负夏。孔子曰：「耕渔陶贩非舜事也，而往为之以救败耳。」此説虽出杂书，而实得圣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杀舜，在其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其克谐之后。《史记》反覆重出，而莫之辩，固也。然孟子当时亦不辩万章之失，何也？盖孟子不在于辩世俗传讹之迹，而在于发眀圣人处变之心，务使学者得圣人之心，以推天理人伦之至，则其事迹之前后有无，皆不必辩矣。
论虞氏谱系及宗尧史称黄帝之曾孙喾，喾之子尧，则尧黄帝之▯孙也。又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歴穷蝉、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则舜黄帝八世孙也。尧舜俱出于黄帝，则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嬻姓乱序无别己乎？昔者欧阳氏固论之矣。然则舜果何出乎？考之于书曰：「虞舜，曰嫔于虞。」是虞者有国之称也。叅之《国语》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恊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谷蔬以衣食人民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并契稷而言，则幕为有功始封之君，虞为有国之号，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尧舜之不同出黄帝，若前所云，固决矣。传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国语》之言，而又失之者。《国语》论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论其世也。故注者谓虞以上尚德，夏以下亲亲。戴氏《祭法》易其前后，故读者不觉耳。此朱子固尝言之矣。无巳，则又决之于书乎？书称舜格于文祖，即受终于尧之祖也；称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尧之庙也。其禘黄帝，其郊喾，即宗尧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孙犹郊尧而宗舜，以天下相传，则有天下之大统焉。有虞氏受尧之天下，则宗尧；宗尧则禘郊尧之宗祖。计尧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国语》固云禘、郊、祖、宗与报为五，则礼固有并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为之説者曰：「祖考来格，虞宾在位。」此有虞祭颛顼，报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国语》所谓「祖颛顼」与「有虞民报焉」者也。禘黄帝，郊喾，宗尧，书所谓「文祖」「神宗」，舜受尧之天下，故宗尧为宗，而祖尧之祖也【路史大意】大传所谓「帝入唐郊，以丹朱为尸」者也。祖颛顼，报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亲也，禘郊宗尧者，天下之公义也。然韶之为乐，正以绍尧而得名，则祖考来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谓，而虞宾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报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厌，而虞宾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传，则有天下之大统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与古异，而诸儒之论亦始谬矣。
论郊鲧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见于经传，盖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则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处其子于商，而禹复封之虞。古史谓服其服，礼乐如之，客见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谓舜宗祀尧，至舜之子孙，则更郊尧而宗舜。此据《国语》及韦昭之説也。舜郊喾，宗尧，则禹固当郊尧而宗舜矣。而乃以尧舜之祀归之舜之子孙，顾自郊鲧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圣以天下为公，则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孙以天下为家，则各祖其祖。舜之宗尧，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喾，禹之郊尧，亦一也。其郊鲧也，则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尧宗舜，则属之虞思之国矣。孔子曰：「▯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盖商周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则▯郊禹矣。杞而郊禹，则虞郊舜，而唐郊尧者，天子之事守也。
论伯益伯益即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字有四声，古多转用，如益之为翳，契【去声】之为卨【入声】臯之为咎【去声】君牙之为君雅，是也。此古声之通用也。有同音而异文者，如陶之为繇，垂之为倕，鲧之为鮌，虺之为儡，纣之为受，冏之为□，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见《书》《孟子》之言益也，则《五帝本纪》言益；见秦记之为翳也，则《秦本纪》从翳。盖疑而未决也。疑而未决，故于陈▯世家之末，又言垂、益、防龙，不知所封，则遂谬矣。胡不合二书而思之乎？夫秦记不烧，太史所据以纪秦者也。秦记所谓佐禹治水，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者乎？所谓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独以二书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尔，而姜姓则见于《书》《传》甚眀也。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见于《书》？又岂有驯服鸟兽者，加于伯益？虽朱虎熊罴，亦以类见。果又伯翳才绩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为伯益，则卨不得为契，咎繇不得为臯陶，倕不得为垂，鮌不得为鲧，他如仲儡不得为仲虺，纣不得为受，□不得为冏，君雅不得为君牙乎？《史记》本纪、世家及总序之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为然也。重黎二人而合为一，则楚有二祖也。四岳为齐世家之祖，而总序齐人伯夷之后，则齐又二祖也。此其前后必出于谈迁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罗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为二人，又以柏翳为臯陶之子，则嬴、郾、李三姓无辨矣。且楚人灭六之时，秦方盛于西，徐延于东，赵基于晋，使柏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为髙阳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启时，则二百有余歳矣。夫尧老而舜摄，舜耄期而荐禹，岂有禹且老而荐二百歳之益？以为身后之计乎？皆非事实，不可以不辩。
殷人立弟辩大纪论曰：太史公记汤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继而崩，然后伊尹立太甲，非其实也。何以知非其实？二帝官天下，定于与贤；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亲亲也。兄死弟及，非所以为敬宗尊祖，且本支乱而争夺起矣，岂亲亲之道哉？且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壊制，开后嗣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舎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欤？」孔子曰：「否，立孙。」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贤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贤者反之。以殷世攷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盘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岂有诸圣贤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阳甲之纪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则成汤未尝立外丙、仲壬眀矣。不然，是成汤首为乱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风通于小数，犹能逆知帝王世数；以邵康节极数知来，其作《皇极经世》史，亦无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歴数知其非者四也。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证义可也。若取事而无义，则虽无经史可也。
西伯戡黎辩商自武乙以来复都河北，在今卫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卫，计今地理三百余里耳。则黎者，盖商畿内诸侯之国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迁以文王伐耆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吿，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为至德，而传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戡黎之役，文王岂遽称兵天子之畿乎？然则文王固尝伐邢、伐崇、伐宻须矣，而奚独难于伐黎？盖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自文王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则西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专讨之。若崇、若宻须，率西诸侯也。自关河以东诸侯，非文王之所得讨，况畿内之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汉以南风化所感，皆归之尔。文王固未尝有南国之师也，而岂有畿甸之师乎？前儒谓孔子称文王为至德，独以其不伐纣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为之。诚如是也，则观兵王疆，文王已有无商之心矣。特畏后世之议，而于纣未敢加兵，是后世曹孟德之术也。乌在其为至德？昔者纣杀九侯而醢，鄂侯文王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而况于称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纣之悍，而于此反迟迟十有余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诸儒皆以为武王，然则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纣为黎之搜，则黎纣济恶之国也。武王观政于商，则戡黎之师，或者所以警纣耳，而终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师与。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防。”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故胡氏遂以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盖以其辞气观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则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谓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书，以商视周，盖西伯尔。殷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子夏谓殷王帝乙时，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瓒秬鬯之赐，果尔，则周之为西伯旧矣。非特文王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专征之命尔。武王之未伐商也，袭爵犹故也。故传记武王伐纣之事曰：「西伯军至洧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而问曰：『西伯将焉之？』曰：『将伐纣。』」然则武王之为西伯，见于史传者有自来矣。
微子不奔周辩读《西伯戡黎》防子之书，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辞，在于警纣，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诸公，在于叹纣之必亡，而未尝忌周之必兴。盖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武王、周公皆大圣贤，其于商周之际，皆可谓仁之至、义之尽，其有以知纣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审矣。诸子岂舍理而论势？武王岂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间哉？然观微子之所自处，与箕子之所以处微子者，不过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説，何微子叛弃君亲而求为后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传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説，是尤传之讹也。夫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则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説，则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説，则微子面缚请降矣。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纵其时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业已伐商，无复拘废昏立眀之节；然宾王家备三恪，何不即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见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谓“面▯衔璧”必武庚也，后世失其传也。武王为生民请命，其于纣放废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颈也。既而入商，则纣已自焚矣。武庚为纣嫡冡，父死子继，则国家乃其责，故面缚衔璧、衰绖舆榇，造军门以听罪焉。武王悼纣之自焚，怜武庚之自罪，是以释其缚、焚其榇，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絶纣也。若微子则遯于荒野，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获也。逮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日“奔周”之説，毋乃躁谬己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谏，比干偶逢纣之怒而杀之，箕子偶不见杀而囚之为奴耳。囚而为奴，如汉法髠钳为城旦舂，论为鬼薪是也。而説者又谓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传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将生以传道，则异日▯雄之美新，拟《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岂知它日之必访己，而顾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余载间诬罔圣贤之论，故予不可以不辩。
论三监武王、周公伐殷诛纣，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管叔以殷叛，虽孟子亦认为周公之过，而苏氏又盛称武王之疎。以成败之迹言之，过则诚过，而疎则诚疎矣。而圣人正其谊不谋其利，眀其道不计其功，于此畧可见。然以处事之理言之，固亦未为疎也。君臣之际，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汤伐桀，则放之；武王克殷而纣死矣。武王为天下除残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圣人恶恶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诛絶其子孙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论之，诛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复反乎？虑其反而不立，与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之监，以监之。夫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亦殷礼也。况所使为监者，又吾之懿亲介弟也。武庚何得为乱于其国？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挟武庚以叛哉？圣人于此亦仁之至，义之尽矣。不幸武王则既防，成王则尚幼，而天下之政则周公摄之，是岂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国家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彼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为之兄而不得与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实嗾之，于是倡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归而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矙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实借之，于是始为浮言以诱三叔。既而三叔与之连，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乗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间周公；淮夷非乗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御之。故邦君御事有艰大之説，其艰难之势诚大也。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説，是欲闭关自守也。《大诰》一书，朱子谓其多不可晓。以今观之，当时邦君旧人，固尝与于武王吊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当黜也，特以事势之艰大，故欲违卜自守耳。是以《大诰》一篇不及其他，惟释其艰大之疑，与其违卜之説。自「肆予冲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释其违卜也。「尔惟旧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曷其极卜」以下，释其违卜也。若夫事理，则固不在言矣。抑《大诰》之书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畧而不详，何也？盖不忍言也。不忍言，则亲亲也。其卒诛之，何也？曰：亲亲、尊尊，并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亲亲焉，于国曰君臣焉。象之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无诛，则天下后世之为王懿亲者，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可以乱天下而无死，则天下之乱相寻于后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义也；诛管、蔡，亦天下之公义也。夫茍天下之公义，圣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论处殷民殷自中叶以来，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货慢令，风俗浸不美。盘庚一尝正之，歴髙宗诸贤君，风俗固尝正矣。至纣，又以淫酗骄奢倡之，一时风靡，而又为天下逋逃主，聚诸亡命，是崇是长，凡亿兆之心，如林之旅，计皆是物荡无亷耻。一旦周师至，则倒戈迎降之不暇。尔武王入殷，固己虑之，曰：“若殷之士众，何？”太公亦已有诛斥之意矣。独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气满，终不若在纣之日，故其后从武庚以叛，于是分迁畿甸而处之，而诱之亦殊劳矣。昔子王子谓：“迹商民之所为，自秦汉言之，坑戮诛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为周家之忠厚也。然观于《多士》《多方》《君陈》《毕命》诸书，大抵殷民之为顽，自其染纣之恶，于是有淫放之习；自其从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习而行思商之心，奚为其不乱也？周公之时，洛邑虽迁，而思商未释也。君陈以后，思商之念释，而化纣之习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释，故《多士》《多方》开谕之辞详；化纣之恶未除，故《君陈》《毕命》简别之政肃。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防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迁、保厘之册，汲汲于余风之殄。噫！是特为风俗人心计耳。前儒谓东迁之后，卫之俗淫，郑之俗诽，魏之俗啬，齐之俗诈，独东周之民忠厚之风，歴数百年而不▯。及其亡也，九鼎寳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东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殷民叛周论 周洪谟或问武王之伐商也，书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是言王者无敌也。又曰：「篚厥▯黄，绍我周王。」是言人心悦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国殷民扇乱不已？虽化训三纪之久，而闲之犹艰。故先儒谓《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皆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谓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御也。由是观之，则所谓倒戈执篚于吊伐之日者，不防于虚文乎？圣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盖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敌，执篚而来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纣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弃之犂老也。其后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纣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奸回也。何以眀之？书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又曰：「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则商臣之党纣虐民者，皆天下之奸回罪人，不可谓不众也。故孟子谓武王驱飞亷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而朱子以为皆党纣虐民者也。然灭之云者，岂噍类无遗哉？不过殱其渠魁，而余孽之犹存者，不知几千万人，诛之不可胜诛也。既不之诛，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仆念其国统之絶者，愤怨不已，故乗三监之隙而胁其民以叛也。今夫盗蹠一呼，聚党数百，犹能糜人之国，其故何哉？胁之而已矣。岂有纣党之在渊薮者犹众，而不能胁四国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皆谓商民为所胁者众，故寛宥之而不加诛也。虽以「四国民命」为言，而曰：「商王士曰：『尔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则实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毕命》曰：「毖」殷顽民亦指殷之余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兹殷庶士，席宠惟旧，则极数殷士之恶，而无一语以及殷民也。数千载之下，读者不得其意，乃谓殷民既怨殷而归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谓周之顽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纣子武庚及其余党耳。使诚以为叛周者非纣余党，乃前日涂炭之民，则圣人伐暴救民之意，终无以暴白于天下后世，而乱臣贼子得以借口矣。予故为详辩之。
金縢非古书 王 亷予读书至金縢，反覆详究，疑其非古书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却二公穆卜，以为未可戚我先王矣，隂乃私告三王，自以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为也，而谓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则为不知命矣。且滋后世刲股醮天之俗，周公元圣，岂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达孝者矣。又曰：“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盖卜册之书藏于宗庙，啓之则必王与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为坛墠，则不于宗庙之中眀矣。不于宗庙，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庙金縢之匮？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则为挟冡宰之权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説。”周公册书宜不在宗庙金縢之匮，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东二年而归，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恶有朝廷六年无事而不启金縢之匮，至今乃启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详究，颇疑是编非古书也。旧传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为之説释之加详矣。相传既久，固非迂论之所能夺，然于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周公居东二年辩 汪 叡余读《金縢》之书，言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诗传》《鸱鸮》篇，从汉孔氏説，弗辟之辟，音辟，谓致刑辟而诛杀之也。郑氏注《诗》，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则读为辞避之辟。蔡氏注《书》，则从郑説。愚读《诗》《书》，三复致疑，而未能决，因合《诗》《书》之经，反覆求之，始信郑説为是，确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间王室，然未眀其何所由起，则一时是非犹昧，周公未宜遽兴师问罪，故曰「我之弗辟，则无以吿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东都二年，然后是非眀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盖得罪人之情实也。既曰居东，则非东征可知矣。意者公虽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将带侍从防卫之人以自随，非如后世大臣贬黜，不得一人自随比也。其作《鸱鸮》之诗，极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预防，劳勚为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辞促其情哀，盖避居之时所作，非兴师问罪所发之情辞也。苟非成王复感风雷之变而迎之，则《大诰》何由作？东征之师何由而出乎？奉命东征，陈师鞠旅，方率友邦冡君、卿士、司马偕行。然前日从以居东卫士，未尝易也。观《大诰》一篇，参以《豳风》数诗观之，可见矣。夫以王师出征，三监诛武庚，以周公之神圣才艺而将之，以讨有罪，名正言顺，必不久淹歳月，不过半年期月间事尔，必不再劳师征三年之久。窃惟周公避居东都二年，罪人斯得，于是《大诰》、东征又一年，为三年。王感风雷而迎周公，必轻身奔赴，军士居东或未偕行，虽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军士随往。武庚既诛，归劳东征之士，则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惟公退让而避居东都，故再言「公孙硕肤」以賛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变，是非之实未眀，輙假王命以兴师旅，将孰知而孰信从之乎？诗人安得有「狼跋疐尾」之况？故朱子晚年亦从郑説，其答蔡仲黙书可。考也。
三宅三俊説 程大昌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国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谓三宅也。正直刚柔三德，如《洪范》所陈，是其所谓三俊也。然《立政》一书，颛为用人而作，虽以司宼谨罚终，竟其文，要其丁宁庶狱，特居凖人职事之一尔。三代本末有叙，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后刑。安有未及用贤而遽饰刑罚，恐非圣人彛叙，亦非《立政》任人本防也。王氏必谓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顺饰本文而别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则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践此位，则为三俊。此于经文无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称成汤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犹谓三俊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见谓为俊拔而显之，不知其将处之何地？若眀命其才实试以职，则当并已用未用而数之，且将参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试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职业可以程品，岂容虚并三宅而假立称谓也哉？详复考之，皆不安惬，故予尝反求诸经而推知其实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陈此三宅，固云夏创，而其时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汤文武而后，甫曰「克用三俊」，灼见三俊。详求其故，盖事牧凖三官也。人君处以此职，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则随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凖」。如尧以百揆处舜，则曰「纳于百揆」；舜以处禹，则曰「使宅百揆」，「纳」也，「宅」也，皆自上处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职，而总其见处者之地，则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后世三公六卿正为官称，非如自上处下初语矣。此「宅事」「宅牧」「宅凖」所从命名以为三宅者然也。三宅既为官称，则随其职业所能胜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并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国求其説而不得，顾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无义民一语尔。夫吁俊而训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国因以大竞者也。合三职而一无义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致于荒坠厥绪者也。其宅同，其所从宅者异，故治乱由此乎分。经意明甚，何有几微以及用刑也哉？
顾命冕服辩 苏 轼成王崩，未▯，君臣皆冕服，礼欤？曰：非礼也。谓之变礼可乎？曰：不可。礼变于不得已，嫂非溺终不援也。三年之防，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传，既传不可以防服受也。曰：何为其不可也？礼曰：以防冠者，虽三年之防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将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之防，则因防服而冠，冠吉礼也，犹可以防服行之。受顾命，见诸侯，独不可以防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于次，诸侯入哭于路寝，而见王于次，王防服受教谏，哭踊答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始死方殡，孝子释服离次，出居路门之外，受干戈虎贲之逆，此何礼也？汉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仆奉迎，以显异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纷纷也？《春秋传》曰：郑子皮如晋▯晋平公，将以币行。子产曰：防安用币？子皮固请以行。既▯，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防礼未毕；其以防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见诸侯，而又受乗黄玉帛之币，曾谓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侯，召公、毕公不如子产、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为此。然则孔子何取于此书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间，教戒深切着眀者，犹足以为后世法。孔子何为不取哉？然其失礼，则不可以不论。论《君牙》、《伯冏》、《吕刑》三书，郑樵【后同】夫子定书，自周成康后，独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吕刑》三书。欲知穆王用人与其训刑之意，如是眀审，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文武成康之风烈矣。韩退之作《徐偃王庙碑》，乃曰：「偃王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时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龙骑之，西宴王母于瑶池。防归诸侯贽于徐庭者三十六国。」如退之説，则夫子所取三篇可以无传。夫乗八骏，觞王母，出于列御冦，谓西极之仙人与穆王同游，以至于瑶池。此特御寇驾言以神仙人之术，大槩诡怪如此。后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传》，以广孟浪之説。此退之取以为据也。退之名为信吾道、排异端者也，而反溺于异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诞之説，而戾夫定书之防，致徐偃之伪名，诬周王之大恶。退之一碑之失，万世不能赎也。今观穆王三篇，其命君牙为大司徒，则自谓守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渉春冰，必赖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其命伯冏为太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防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饬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则歴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书皆无实之言，所任之人亦不当，则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见命伯冏为太仆正，则曰：「穆王好马故也。」读《吕刑》「穆王享国百年，耄荒」，则曰：「王老而荒怠，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説传于左氏，以及于韩子。信韩子之説，必至此也。据《书》曰：「王享国百年，耄言时已老矣，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诘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义，与「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训夏赎刑乎？
读书当观其意典谟训诰▯命，孔安国以为书之六体。由今观之，有一篇备数篇之体。如大禹谟曰：“禹乃防羣后▯师”，则是谟亦有誓也。説命曰：“王庸作书以诰”，则是命亦有诰也。以至益稷、洪范本谟而不言谟，旅獒、无逸本训而不言训，盘庚、梓材本诰不言诰，▯征不言▯，君陈、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论书之文，不可论书之防。大抵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乱兴废之所由者，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也。有世不得以为治，君不足以为贤，而有取其言以传逺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类是也。有取其事者，▯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记其时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劝者，费秦▯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风俗淳厚，初未有奇杰可録之事故，史官所存不过君臣之间忠言嘉谟与夫国家兴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为无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后世之君读其书，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则为尧舜禹汤文武矣。有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则为启、中宗、髙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强而行之，则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极于危亡，则为太康、桀纣矣。其所示劝谕告戒之言，与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贬者无以异也。唐李翺曰：“其读春秋也，若未尝有诗；其读诗也，若未尝有易；其读易也，若未尝有书。其知六经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