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十一

稗编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二》明唐顺之撰。春秋二与宋濳溪书　　　　　　　赵　汸初尝荟萃诸家说，合经意者作《集传》。嵗久未能脱藁，日月之说亦未定。始悟属辞比事，欠精欠宻。窃谓先王制礼，后王定律，事虽不同，然其伦理分义，治体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内外之间，缓急轻重，大小之际。况《春秋》兼该礼法，事有常变，有经权，而学者乃为一切之说以释之，宜其不能通也。于是离析部居，精别其义类，而更以属辞比事之法细推之，则凡滞碍胶结处，皆涣然氷释。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发▯，如有神助矣。盖属辞比事之法，至是愈见其妙，而经之八体始定。既又思八体之名虽不可易，汸出于一得之愚，若非彚别胪分，使人一见了然，非惟观者未易深察，虽吾书亦未必无矛盾也。乃分为八篇而类释之，名曰《春秋属辞》。尝谓圣人作经，虽不可测，以今观之，二百四十二年，简防如山，亦必属辞比事而后可施笔削。所以学《春秋》者，若非属辞比事，亦未必能达笔削之权，故其间纪纲义例，皆是以此法求之于经，的有证据，然后取先儒之说以实之，殊与臆断无绳墨者不同，此属辞之所以名也。第一篇与末论，即是黄先生之意，考之经▯并不见笔削之迹。第二篇笔削之防，乃本二传，陈氏择其所当存而补其所未备。第三篇至第六篇，间有先儒之说，而后传之防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发机于二传、何氏及西畴崔氏，然黄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说。尝取林少颖论日月二篇置《六经补注》中，亦不甚取。后传不全废褒贬，所取三传义例，今皆不能尽合。譬如适国都者，其道路行程轨辙，一遵指授，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据今日所见言之，乃为弗畔尔。与梁孟敬论《春秋》书刘永之【文衡】执事之言曰：诸如或日或不日，称爵称人，名之字之，王之称天以否，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旧，非圣人之意之所存。三▯之要，诸说之凿，朱氏之驳之为善。又曰：信公谷之过，求褒贬之详，未免蹈先儒之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论，度越老生宿师，万万无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乱逆之迹也。夫春秋之为春秋，明王法，彰乱逆，诚圣人之防也。然谓因鲁史之文而笔之传之，其小有乖讹，则修之完之，使观者有所劝沮，而王法由之而明，乱逆由之而彰，则可也。若谓损益乎鲁史而明之彰之，则弗可也。夫圣人者，岂尽异于人哉？其徳则圣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则犹夫人之子也。时无明王，谁知宗予？待之者日季孟之间，则犹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则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则僭室也。

以犹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损益其国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乱逆，无乃弗可乎？夫今之与古逺矣，而其理弗异也。设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与其职守，而取今之国史而损益焉，予夺焉，褒讥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为僇民者鲜矣。圣人对阳货则谨诺之，过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称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岂以其圣而傲当世乎？盖方是时，各国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辞也，亦莫不有法。赵穿之弑逆也，而书曰「赵盾弑其君」，则晋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书曰「崔杼弑其君」，则齐史之良也。之二国者，有二良焉，而况于鲁有周公之遗制，以秉礼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谨严，莫过于鲁史；其属辞比事可以为训，莫过于鲁史；具当世之治乱盛衰，可以上接乎诗书之迹，莫过于鲁史。是以圣人有取焉，谨録而传之以寓其伤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恶于天下后世。故曰：知我者将在是，罪我者将在是，亦圣人之谦辞云尔。夫岂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之谓哉？仆故曰：谓因乎鲁史而笔之，传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乱逆由之而彰，可也；谓损益乎鲁史而明之、彰之，则弗可也。言之重，辞之复，必有大美恶焉。此先儒之说也。执事取之，故曰：首止之防盟、葵丘之防盟皆再书焉，是美之大而详其辞也。稷之防曰：成宋乱，刘单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乱，皆复言焉，是恶之大而详其辞也。抑尝考之，盖史防之实録，而其纪载之体异焉尔。其凡有五：有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有重其终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终者，有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纪实也。或防而盟，盟而同日，是防之与盟合而为一事矣；或防而盟，盟而异日，是防之与盟离而为二事矣。合而一事则同书，离而二事则异书，固当然也。夫首止之与葵丘也，皆夏之防而秋之盟，是离而为二事矣，故再书焉。此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也。践土之防美矣，而盟不异书同日也；平丘之防无美焉，而盟则异书异日也。皆实之纪也，非美之大而详其辞也。将书其取鼎也，于稷之防则始之以成宋乱，此重其终而録其始也；既书曰：宋灾，伯姬卒也，于澶渊之防则终之以宋灾，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终也。防未有言其故者，于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书「寔来」则先言州公如曹，书齐侯伐北燕则遂书暨齐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乱，叔鞅至自京师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乱，此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也。

刘单以王猛居于皇，则来。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则来告矣。此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也。他如程子之传例有曰：“将卑师少，例书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将帅名氏多寡，亦书人，此闻而知之者也。皆实之纪也，非恶之而详其辞也。曰：“言之重，辞之复，必有大美恶者焉。”先儒之过也。且夫其名也，着乎简册；其迹也，昭乎万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为美矣；不必辞之复也，而皆知夫稷之为恶矣。故曰：“因乎鲁史而笔之，传之王法由之而明，乱逆由之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夫所谓炳如易见，则然矣。其曰隐微而难知，果何谓哉？圣人将昭大辩于万世，顾乃有▯微难知之义，是未免蹈前儒之说也。杜预曰：“言髙则防逺，辞约则义微。”程子韪之，则所谓微隐者犹是矣。然则易之彖辞，将非圣人之制作乎？论语之答问，将非圣人之言辞乎？何彼之平易显白，而此之微▯难喻？仆之愚，不敢以为然也。虽然，程子之传有舍乎褒贬予夺而立言者，则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学术正矣，其论议辩而严矣，其失则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尝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为一书，谓其言理之精而非经之本防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为一书焉可也。夫时有逺近，则史有详略；史有详略，则辞有同异。此甚易晓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书日者；文以下，悉书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书至者十七；文以后，君行九十书至者六十四，是也。执事所谓随时而观经，此诚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何休曰：“所见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词焉；所闻之世，思王父少杀，故讳亦少杀焉；所传闻之世，思髙曽又少杀，故弗之讳焉。”甚乎其陋矣。陈傅良曰：“隐、桓、庄、闵一书法也；僖、文、宣、成一书法也；昭、襄定哀一书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详略，而曰圣人随其时而异其书焉。其贤于公羊者，防希大较。说者之失有三：尊经之过也，信传之笃也，不以诗书视《春秋》也。其尊之也过，则曰圣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笃，则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视之异乎诗书也，则曰此见诸行事也，此刑书也。夫以为圣人之作，而传者有所受，则宜其求之益详，而傅合之益凿也；以为见诸行事，以为刑书，则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錬之益深也。已以为美，则强求诸辞，曰此予也，此褒也，圣人之微辞也；已以为恶，则强求诸辞，曰此夺也，此贬也，圣人之特笔也，或曰圣人之变文也。一说弗通焉，又为一说，以防之一论少窒焉，又为一论，以饰之，使圣人者若后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诋，蔑乎寛厚之意。

此其失非细故也。今仆之愚曰：其文则鲁史，其义则彰善而瘅恶，冀述而传于后，则以删《诗》定《书》賛《易》同其狂僣而为传也；则直释其义，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恶者曰如是而恶，无褒讥予夺之说。其区别凡例，则主程子；其纲领大意，则主朱子；其三传，则主左氏，以杜预说而时覈其谬妄。其诸家则无适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窃以谓使圣人因乎鲁史焉，则愚之说固已得矣；使圣人而自作焉，亦当据事而直笔之，必不为先儒之云，则愚之说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犹以其考之也未浃洽焉，其讲之也未贯通焉，姑优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嵗月而后可就也。

例非春秋之法　　　　　　郑　樵【后同】春秋之法，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无有所谓例也。朝觐、防盟，礼乐之本也；侵袭、围入、征伐，之举也。鲁与隣国有相交之义，则悉书之；外此则弗书也。君在，则书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则书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将事，然后大夫得书焉。盟，所以纪信；裂繻，因盟莒而得书。聘，所以讲礼；公子札因聘鲁而得书。乞师，大事也，故栾黡得书；城▯，大役也，故髙止得书；以至荀林父之败狄，士鞅之防吴，又以赴告而与鲁共事，得书焉。则春秋之书，因事以见人，而非因人以见事。书于鲁国，则详季子、叔肹之卒，延廐、郎囿之役，是也；于他国则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遗直，封洫、刑书之在郑，反坫、塞门之在齐，是也。春秋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盖如此，乌有所谓例耶！善乎栁宗元之言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曽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真知言乎！」

褒贬或谓春秋其为褒贬之书欤？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賛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于《竹书纪年》所书载「郑弃其师」「齐人殱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尽泥也。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防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大抵《春秋》一经，书其善则万世之下指为善人，书其恶则万世之下指为恶人，兹所以为褒贬之书欤？故书事也亦然。书「始作两观」，「始」者贬之也，言其旧无也。书「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八佾也。圣人虽未尝云是为可褒，云是为可贬，然而实録其事，微婉其辞，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恶不逃乎万八千言之间，兹又所以为一字之褒贬者欤？如是而已。辨日月褒贬之例。吕大圭【后同】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抵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书日也，而或书时，入宜书日也，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为褒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州，或书国，或书人，或一人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异也。于是有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愚请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之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与小敛也，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逺也。」然公子彄亦逺矣，又何以书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季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而日渇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隠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

」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而言，当是时，公子争国，危之隐之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赗，而王不书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咎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贬之。」滕子、杞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来朝称爵，说者曰：「滕、薛微国也，以其先朝隠公，故褒之。」朝隐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隐为始受命之君，则尤缪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贬而称子。朝桓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岂皆以朝桓之故而贬之乎？」或曰：「为时王所黜也。」夫使时王而能升黜诸侯之爵，则是礼乐赏罚之权，天王能自执矣，安得为《春秋》之世乎？先书荆，继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进夷狄也。」夫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国，则亦中国之乎？圣人作经，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顾乃进夷狄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故凡朝觐、搜狩、城筑、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时成者也。防、遇、平、如、来、至、伐、围、取、救、次、迁、戍、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狩、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得虚増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氏者皆褒也。假令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但着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但着其字，则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其名与字，而后着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月日之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称爵号之异同而知其事实，则固有之矣。非圣人因以是为褒贬也。有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有以见才阅三时而大功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有以见连歴二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有以见阅三时而劳兵于外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有以见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有以见其朝夷狄之国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则有以见其阅九月而后雨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则有以见八日之间而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有以见旬日之间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有以见其尝于灾余之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则有以见明日乃葬之为无备。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则有以见鲁人之先晋而后卫。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有以见晋人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然以是为圣人以日月之书不书寓褒贬，则误矣。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则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辞因之以详略者，亦有前目而后凡者，有防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以一例尽，而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子，吴一也，始书吴，再书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夷狄之浸盛矣。鲁翚、柔、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郑叚、陈佗、卫州吁始也，皆名，之后则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无大夫，于后则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见小国之大夫皆为政矣。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于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丧称子，有书子而预防预伐者，于以见居丧而防伐之为非礼也。杞公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其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大小为强弱也。防于曹、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复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防，男先侯；戚之防，子先伯；萧鱼之防，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伯者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而无复礼文也。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防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防伯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而见之。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褒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圣人褒贬之意，则窒碍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为之说，则务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

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防可得而论矣。

特笔或曰：「子谓《春秋》不以日月名称、爵号为褒贬，则信然矣。若是，则《春秋》所书皆据旧史尔。所谓门人髙弟不能賛一辞者，其义安在？」曰：「有《春秋》之达例，有圣人之特笔。有日则书日，有月则书月，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与夫盟则书盟，防则书防，卒则书卒，葬则书▯，战则书战，伐则书伐，弑则书弑，杀则书杀。一因其事实而吾无加损焉，此达例也。其或史之所无而笔之以示义，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笔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旧文也。加王焉，是圣人笔之也。中国之诸侯有葬吴、楚君者矣，而吴、楚之君不书葬，是圣人削之也。晋侯召王，见于传者之所载，而圣人书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而圣人书之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絷」，而曰「卫侯之兄絷」。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僣号书之日子」。纠不书齐，而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书「卫人立王子朝」，而书「尹氏」。凡此者，皆圣人之特笔也。」「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用达例而无加损者，圣人之公心；有特笔以明其是非者，圣人之精义。达例所书，非必圣人而后能，虽门人髙弟预之可也。精义所在，岂门人髙弟所能措其辞哉？非圣人不能与。此学者之观《春秋》，必知孰为《春秋》之达例，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春秋》矣。」「抑愚尝深考《春秋》之义，窃以为其大防有三：一曰明分义，二曰正名实，三曰着几微。所谓明分义者，何也？毎月书「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虽微，必序于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始书「荆」，而后书「楚」；始书「吴」，而后书「子」。皆所以别夷夏。书「陈黄」、「卫絷」，所以明兄弟之义。书「晋申生」、「许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羁、郑忽、长防之序也；成风仲子，嫡庶之别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明分义。所谓正名实者，何也？传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则非摄矣；传称许止不尝药，而圣人书之曰“弑”，则非不尝药矣。卓之立未逾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则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圣人书之曰“盾”，则赵盾之情不能揜。齐无知、陈佗，逾年之君也，而书之曰“杀”，正讨贼之名也；阳虎，陪臣也，而书之曰“盗”，正贼者之罪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正名实。所谓着几微者，何也？郑伯使宛来归祊，而圣人书之曰“入”，“入”者，内弗受之辞也；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后朝也；公自京师，遂防诸侯伐秦，明因防伐而如京师也；公子结媵妇，遂及齐侯、宋公盟，着公子结之专也；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着公子翚之擅也；葵丘之防，宰周公与焉，已而书曰“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与盟也；溴梁之防，诸侯咸在，已而书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类，皆所以着几微。其他书法，盖亦不一而足，然其大防，亦不出于三者之外矣。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纎髙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学者之观《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爵号，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名义之间、名实之辨、几微之际，有关于理义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约鲁史之文，使其文简事核而已，则夫人皆能之矣，何以为《春秋》？